一 期货核心之一
耐心，如果你真的有耐心，做到耐心等待，那你基本上就离成功很近了！80％的人亏的原因，是盘中不够耐心，随手开仓造成的！
二 期货核心之二
纪律. 纪律是建立自己的规则然后无条件遵守它，这个规则不用想一步到位，因为随着时间和交易的经验，会不断完善的！纪律是走向稳定盈利的法宝
三 期货核心之三
心态，我要说的心态主要是指，不要想挣所有行情的钱，不要急着在短时间赚很多钱.投机这行业就是人越想挣钱，越挣不到钱…所以要沉下心来，放远一点
四 期货核心之四
技术，我一直认为技术不是重要的，因为从各个指标据分析，都能做到大部分行情，你只要专注一两个指标研究一阵，稍稍精练一下，基本都是可以盈利的！
不用把所谓的技术神秘化，技术无非是种规则，没有最好，只要适用大部分行情，你就坚持执行吧，再好的技术也不可能十完十美，不完美的地方就用止损来控制
上面四点做到，你就是高手，完全可以稳定盈利！
以我的体会，最难的应当是耐心等待机会.没办法，人性的弱点，不过，随着你的规则（也就是有些所谓高手称的操作系统）越来越细化
耐心等待属于自己的行情，做起来并不难. 很多人做不到，是因为你的规则没有具体化！

如果你试图成为一个成功者，那么你和大多数人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交易，唯一的追求就是价差。
未来的行情谁也无法预测，你唯一用到的东西就是规则，一致性的交易规则，它让你站在这场概率游戏的大数一侧。
真正的交易者，只关心两件事：1、我开仓后行情证明我对了怎么办；2、我开仓后行情证明我错了怎么办；
盈利不是靠你预测行情的胜率来获取的，而是依赖“你做错的时候你尽可能少亏，你做对的时候你尽可能多赚”，这就是trader和分析师的最大差别。
当你处于有利的时候，必须贪婪。当你处于不利的时候，心存恐惧。
任何时候的行情都是拿自己的筹码赌出来的。
只有收盘后才知道是震荡或单边，交易中如果要去考虑这些问题，很多时候会让自己不知所措。不符合我的行情的时候，我尽可能少亏，符合我的行情的时候我尽可能多赚，我从来不奢望任何行情都能赚到钱。
有时候交易事实就是在赌博，用确定代价赌不确定的利润，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走，只不过当致命的风险远离的时候，未来值得一睹。
交易的原则可以始终如一，但应对行情的策略需根据走势做一些调整，没有包治百病的招数。
任何时候，持有盈利单都是最安全的交易行为。
你可以控制亏损，但无法决定盈利，盈利需要行情，有时候还需要点运气。
任何开仓都逃离不了时间积累的经验辅助，独立客观的开仓信号根本就不存在。
我从来就不认为开仓在交易中占据多大的作用，只有追求微利的炒单才追求开仓，波段交易过于注重开仓会得不偿失，会损失更多的机会。
交易是一件经常自相矛盾的事情，所以基于逻辑上追求的对错并不一定会有预期的结果。
永远不要去学别人，交易是一件独一无二的工作。
为了活得长久一点，有些放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
我开仓没有特别的原因，K线走势，交易量情况，经验记忆。。。。
我从来不奢望平在最高或者最低点。
连续的亏损是为了等来一次像样的盈利，我们能做的无非也就如此，预测和分析只是应对无聊的时间，谁也不知道行情会走成什么样，只有等待。
我开仓一向没有成文的理由，说白了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记忆去赌。
亏损一侧是自己可以控制的，盈利则需要行情的支持，不符合自己行情的时候就尽量控制亏损，等待符合自己的行情狠赚一笔，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来不会追求完美的交易，我的结算周期是月，不是天，任何时候我都不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真正的交易，从定义自己的结算周期开始。
任何交易模式你都要考虑到这种策略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内是不是能实现资金权益的增长，而不是拿孤立的几个交易日来支撑自己。
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处理单子的一致性原则，盈利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有时候需要运气，这就是交易的魅力所在。
在任何时候只要不让资金走势出现大幅回撤，同时在自己的周期内敞开盈利，市场迟早会奖励你的。
很多人之所以在整体上无法实现资金的增加，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他无法承受浮盈的回撤，其实浮盈根本不是你的利润。
所谓一致性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按照自己的规则做，行情和外界对你毫无干扰，除非出现了规则内大幅度的亏损。
一致性的定义就是只要你坚持自己的，不被别人和行情所左右，市场就迟早会奖励你的。
人总认为交易有独到的秘诀，其实没有，即使最赚钱的交易策略也早就是公开的，烂大街的。
这就是交易，不要总以为赚钱的人有什么独门秘籍关着门数钱，这个市场存在了上百年，任何可行或不可行的盈利方法早就是被研究透的，你再也找不出任何哪怕一丁点前人没有探究到的东西，所以不要认为你有什么新发现，那更多时候是自我编织的陷阱。
如果基本的执行力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很难成功，不仅仅是期货，看看你身边那些成功的人，无论他们是打工还是创业，绝对拥有值得信赖的执行品质，这是一种生存态度。
不要总用自己局限的认知来约束自己的思维，放开一点，很多东西没那么复杂。
交易就是这样子，行情总是不断地诱惑你放弃自己的原则，放弃机会比把握机会重要得多。
赌行情方向的水平，大家都差不了太多，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谁能拿住单子。
持有盈利单的好处并不仅仅在于可能获取不确定的暴利，还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1、减少开仓次数降低整体资金风险；2，有效地回避资金大幅度回撤。
如果你打算以交易为生，一定不要因为几次行情的错失而丢掉你生存的原则。
为了抓住10万盈利级别的行情，你就必须学会放弃1-2万级别的行情。如果你认为10万级别的行情太少了，而1-2万级别的行情很多，那么你就去抓1-2万级别的行情，对10万级别的行情就不要带有奢望，“原则”没有什么优劣好坏，只有恪守的程度。
为什么要坚持一致性？很大一部分就在于你这样做之后不会永远站在不利的点位上，有有利的时候也有不利的时候，相互可以抵消，盈利主要依赖于整个策略的状况，如果随机交易，运气不属于你的时候，可能连续都站在最差的点位上。
绝大部分时候，你设计的开仓时机一定会出现的，你缺的是耐心，而不是策略，更不是技术。
不要希望永远都开在最完美的地方，不可能每次开完仓行情就沿着有利的方向走，止损的目的就是给行情一个运行的空间。
你要想赚钱，就必须能忍受浮盈的回撤，这是无条件的。浮盈的回撤和资金的回撤不是一回事，而某种意义上忍受浮盈的回撤是为了保证资金不出现大幅度回撤。
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出现什么行情，但你必须知道：出现什么样的行情后你会亏损，出现什么行情后你会盈利。
如果开仓在你的交易中占据了很关键的位置，那么说明你根本不知道交易策略为何物，你甚至不理解行情走势是怎么产生的。
你之所以把开仓看得那么重，无非就是以下几个原因：1、你没有基本的开仓入场耐心；2、你总是希望开在最精确的点位上，开完就有盈利，无法忍受价格的正常回调；3、你总是希望高估低渣；4、你认为止损就是灾难，所以你总是把止损设得很小；5、你总是不相信自己。
任何一次利润的获取你都要考虑清楚会不会以资金权益大幅度回撤作为代价，如果是，那这样的利润千万不要去兑现。
一个交易者，不是在为某一天交易，你违反规则的情况下即使做到了当日利润最大化，但从长期来说，你将严重的损害你规则的概率优势。
长K线总是对应着长的成交柱，既然看了K线，为什么还要去看成交量？至于持仓量，我自始至终认为它对行情走势没有半点影响。
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
交易世界里很多事情永远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真相，所以不要去寻找确定性的答案，这就是交易。
你之所以不相信别人能做到是因为你自己做不到。
想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再去做交易也不迟——你打算赚什么样的钱？你是来赚生活费的吗？那么很简单，你就按照生活费标准去做单就可以了，按照每天赚几百块钱目标去做，你的交易就是追求相对稳定式的微利。你是把期货当着事业，来赚大钱的吗？那也很简单，你追逐的是那种大行情大波段，微小的波动你可以视而不见。缺乏目标和方向是你止步不前的最根本原因，你设想一下，如果大钱小钱都被你赚到，你很快就会是世界首富了，而你，显然办不到！
作为交易者，任何时候你都要明白盈利是需要耐心的。大部分交易者未能盈利不在于他看不准方向（其实谁又能看准方向呢？），而在于他身处正确的方向时却恨不得及早离开，盈利是需要耐心的，将正确的头寸多坚持一分钟，成功的可能就多一分，尽管很多时候这份耐心并不一定100%会收到好的结果，但失去这份耐心，你的结局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的，你还在那些细枝末叶上努力什么呢？等有一天你明白了交易的结果跟你是否预测准方向无关的时候，你就是一名交易者，否则你都只是在做跟交易者无关的工作。

我的第一个习惯就是，没有盈利的单子，如果要隔夜一定要做好仓位管理，因为没有安全垫，风险暴露在外面，有盈利的单子我会拿到地老天荒，因为此时进入无风险的状态，只需要控制好盈利回撤就行了。

我的第二个习惯就是，永远不会让大盈利的仓位变成亏损，盈利减仓对我来说就是对利润最好的保护，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把赚到的钱揣到口袋里，心里才不会慌。

我的第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用任何指标，只看裸k线，因为所有的市场行为都在k线上反映出来了，再去研究指标就是本末倒置，我只用K线的周期共振和价差共振两种手法，也就是市场力量最大的时候下单，这就是我们赚大钱的时候。

我的第四个习惯就是从来不用止损，只用盈利来保护亏损，如果你是用割肉来保护亏损，最后账户只会越割越瘦，控制风险的方法有无数种，止损是最差的策略。

我的第五个习惯就是，宁愿做错也不愿错过，对我来说试错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先把底仓推起来，即使看错也只会损失底仓，如果一旦错过的话，可能要等好多天，时间成本太大了，因为真正好行情少之又少。

我的第六个习惯就是，只要有灵感就下单，就是验证自己的盘感，也是为了跑数据，从来没有说不敢下单，允许自己有10%的时候是乱做单，就是为了激发自己的灵感，不要让规则把自己约束死，操盘本身就是一个艺术活，做交易最怕的就是把自己困住，越做胆子越小，找不到灵感和突破自我。

我的第七个习惯就是，永远不会在阴线做多阳线做空，散户是没有资格左侧交易的，如果你在阴线做多，行情还没见底，你先去抄底，跑得比主力还快，这就说明时机不对，一定要在阳线做多阴线做空，慢市场半拍，然后紧跟一步。

我的第八个习惯就是，一定要有敢于决战的勇气，看准的行情一定要重仓推进去，不然的话很难实现翻倍效果，最好是博一把就退休，如果看准的和没看准的行情，都用相同的仓位，那就会被概率吃掉，最后玩了个寂寞。

我的第九个习惯就是，加仓一定要慢，减仓一定要快，加仓一定要反复确认，因为一旦加错，前面的利润就会被吃掉，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盈利减仓一定要快，把盈利先揣到口袋里，做到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我的第十个习惯就是，从不研究啥基本面，研究这些玩意无非就是在研究方向，在技术上方向问题早就解决了，看一眼就知道，再研究就是脱裤子放屁，而且基本面也不能帮你解决进场和出场，最后还是要回到技术面，而且同时做十几个品种也研究不过来。

我的第十一个习惯就是，当市场出现风险事件和突发消息，第一反应是利用消息，而不是被消息利用，观察全天的行情有没有受消息面的影响，如果行情没有波动，说明是无效消息，如果有剧烈波动，说明消息有效，然后顺势跟进。
我的第十二个习惯就是，一定要有反手策略，因为大部分单子都会走反向，这是行情特性决定的，反手策略不是简单的锁单，而是调整交易方向，符合资金博弈结果。

我的第十三个习惯就是，永远只记录盈利的单子，这样看着舒服，亏损的单子其实是非常厌恶的，尤其长时间横盘不动，出现浮亏的单子一般及时就走了，盈利的单子会拿得长久，记录持仓过程的心路旅程，所以日志上记载盈利的单子更有意义。

我的第十四个习惯是，小资金永远不要分仓，大资金一定要分仓，小资金要想翻倍，只能把资金集中到一个获利的行情上，让利润奔跑，大资金不能重仓压一个品种，风险太大，一定要学会分散对冲风险。

我的第十五个习惯就是，只要有大盈利，就会出金10%用做风险准备金，因为经常都是重仓推，说不定哪天就爆仓了，留有准备金，以便日后东山再起，曾经有上亿大佬跟我说过，爆仓算什么？只要给他十个W，依然可以再赚他个小目标。

我的第十六个习惯是，一定要有过滤系统和共振系统，过滤系统清除市场杂音，可以用k线过滤或者是开盘价过滤，共振系统是重要的入场信号，当大小周期同频共振的时候，此时力量最大胜率也是最高的。

我的第十七个交易习惯就是，每周定时优化交易系统，因为行情时刻都在进化，你今天用这个方法赚了钱，对手盘只会上一次当，他不会上第二次当，对手一定会修改他的交易方法，所以要不断优化系统，用不同的策略循环交易，才能保持交易系统的生命力。

我的第十八个交易习惯是，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千万不要离开盘面，行情转瞬即逝，成败就在毫厘之间，当你觉得应该没什么机会的时候，就是主力发动攻击的时候，特别是周五和周一这两天，一个是主力平仓日，一个是主力建仓日，一定要特别关注。

我的第十九个交易习惯，交易是反人性的，要通过刻意练习，才能做到截断亏损，让盈利奔跑，交易本身也是竞技游戏，包括加仓，减仓，反手，开平仓，所有动作都需要大量的练习，训练你的逻辑思维和条件反射，我还没有见过不需要练习的奥运冠军，大佬成功之前都是劳模，每天都是几百个来回的操作，只有那些亏货才会告诉你，新手做交易要耐心等待机会。

第二十个交易习惯，做交易一定要长短相结合，因为无法确定波动的幅度有多大，如果是小幅波动，肯定就是短线参与，巨幅波动肯定就要拿长单，市场上什么菜，我们就要吃什么菜，千万不要主观交易，一定要跟随市场的波动。

我的第二十一个交易习惯，对市场始终怀有敬畏之心，学习之心，谦卑之心，市场为王，我们是市场的跟随者，而不是引领者，他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亏损时就是回报市场，盈利时就感恩获得，永远保持饱满的学习状态，市场不断在进化，我们也要不断的学习，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任何人都是我的老师，向顶尖高手学习理念，像失败者学习教训，最后送给大家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太平洋战争．一，山雨欲来

第一章　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

同途殊归：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公元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之后不久，中国被迫先后与英、法、俄、美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一时期，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仍然处于闭关锁国状态。

好景不长。就在十几年后的1853年，马休·佩里准将率领的一支只有4艘军舰组成的美国舰队，也一样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由于这4艘军舰通身漆黑，航行中冒出滚滚黑烟，所以历史上把这次事件叫作“黑船来航”。

这并不是一支多么强大的舰队。佩里准将的旗舰“萨斯奎汉那”号排水量只有2450吨，驱逐舰“密西西比”号也仅仅1692吨，其余两艘武装帆船“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也就1000吨左右，舰队的大炮加起来也只有65门。但就是这样一支不很起眼的舰队，最终改变了日本的命运。

1854年3月12日，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通称《神奈川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开放通商口岸、美国在日本设立领事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一句话，闭关锁国长达600年的日本和平开国。和中国被枪炮武力开国相比，日本的遭遇不算悲惨，但结局类似。

西方列强恰似一群苍蝇，闻到美国在日本摊上了这般好事后，立即蜂拥而至。在之后短短几个月里，日本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等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幕府政府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立即与日本签署了类似条约。1866年，日本又与上述国家签署了《改税议定书》。可以说，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西方列强在日本取得了之前在中国通过武力所获得的几乎所有权利。

就这样，当时亚洲远东地区仅有的两个独立国家中国和日本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与西方列强的妥协，使得当时的日本幕府政府成为日本广大民众的众矢之的。在民间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尊王攘夷”运动，继而发展成武装暴动。在巨大的压力下，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1863年6月25日、7月8日和7月11日，日本著名强藩“长州藩”的武士就先后炮击了美国、法国、荷兰的商船和舰队，这些举动无疑立即遭到这些国家的武力镇压，是为“下关战争”。

随后，1863年8月，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英国与日本另一强藩“萨摩藩”之间爆发了“萨英战争”。以往一贯所向披靡的英国舰队在小河沟翻了船，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英国军舰被重伤一艘、轻伤两艘，舰长、副舰长以下阵亡63人，而日军连伤者加起来才17人。当时的世界巨无霸大英帝国大失面子。率先开炮击中英舰的那名炮手后来大大有名，他就是日本陆军第一位元帅大山岩。给他搬炮弹的两个人名气也不小。一个叫山本权兵卫，公认的“日本海军之父”。另一个叫东乡平八郎，后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部长等职，在随后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都属于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虽然最后还是以日本认输赔款了事，但是这些强藩已经意识到，在日本当时的条件下，“攘夷”之路似乎并不可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尊王”吧。打铁还须自身硬，先把内部的事情做好再说。

在外有列强和内有“尊王”的双重压力之下，腐败恰如清政府的幕府政府被迫声明尊崇天皇敕令“攘夷”，日本天皇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其实在幕府统治的晚期，西方列强有什么事都直接找幕府，根本不知道在幕府背后还有一个叫天皇的日本人。

在日本长达数百年的幕府时期，天皇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万世一系，是大和民族的象征乃至现身人间的神；另一方面他并不掌握权力，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据说明治天皇他爹孝明天皇有一次心血来潮，想作一幅画，竟然买不起画画用的宣纸，其窘迫状由此可见一斑。

内忧外患之下，日本一些强藩，如前面提到的萨摩藩和长州藩，开始联合谋划倒幕。1867年1月，孝明天皇暴毙身亡，年仅14岁的睦仁即位，此即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明治天皇。“明治”一词取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含义是天皇很早就起床上朝听政了，取“奋发有为”之意。

1867年11月，明治天皇向萨摩、长州和安艺三藩下达讨幕密敕，倒幕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到1868年4月，倒幕军队和平接收江户，延续265年的德川幕府就此覆灭，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宣布引退，不再过问政治。不问也好，庆喜一直活到1931年才离世，足足活了77岁，是所有幕府将军中最高寿的一位。

此时的日本，呈现出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施展才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维新三杰”。当时西乡隆盛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木户孝允34岁，都年富力强，正值当打之年。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举行了祭天仪式，宣布了《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随后的谕示中，睦仁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历时30余年的明治维新就此拉开序幕。明治维新提出的三大口号是：“殖产兴业，文化开明，富国强兵。”

与此同时，在海的那一面，历经了太平天国、捻军之乱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痛的清政府也似乎意识到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如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也开始尝试革新祖宗之法，史称“洋务运动”。

这两场长达数十年的革新运动，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此处就简单的数据和事例做一些浅显的解释。

明治维新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殖产兴业”。

其实早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幕府政府就曾经进行过一些工业化改革的尝试，如开办兵工厂等。幕府主持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与清朝洋务运动创办的实体非常类似，两者的企业都是官办，且均以军事工业为主。从这个角度而言，中日两国近代工业的基础相差不大，双方的起点差不多。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0年12月成立了工部省，总管全国的工业化建设。除了投资铁路和矿山之外，工部省兴办的大部分是具有军事意义的重工业，这一时期也成为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建和起步期。通过对横须贺制铁所、横滨制铁所、石川岛造船厂、鹿儿岛造船所、敷根火药制造所等军工企业的合并、改造、重组，到1880年前后，日本已经建成了两大陆军工厂——东京、大阪炮兵工厂，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海军工厂和横须贺海军造船厂。

东京炮兵工厂主要生产步枪，该厂1880年制造的村田步枪后来成为日本陆军规定样式的步枪。主要生产火炮的大阪炮兵工厂1872年就造出了法式山炮，次年造出野炮，1882年又制造出钢炮。筑地海军工厂主要修理军舰和生产武器，1882年还开始了西式炼钢。横须贺海军工厂的任务则是建造海军舰船，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闻名遐迩的名舰就诞生于此，1880年，日本自己设计建造的军舰“磐城”号就在这里下水。比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军舰“恬吉”号晚了整整12年。

这些军工企业兼有部分民用功能。如横须贺海军造船厂除制造军舰外，还制造官用、民用船只。1869年，横须贺海军造船厂为生野矿山研制出几十种采矿机和800多种生产工具。1880年，又为爱知纱厂等纺织企业研制了水车动力涡轮。大阪炮兵工厂为1883年创建的大阪纱厂生产了大量机床、齿轮和其他工具。军事工厂为民用企业提供生产设备，对日本近代民用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治政府在大力兴办官营企业的同时，还积极对民办企业进行扶植。为了改变过去工部省偏重于发展重工业的实际状况，1873年11月，日本又设立了内务省，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和海运业等为主。特别是1880年以后，明治政府决定除军事、铁道、电信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之外，其他官办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处理价格极其低廉，有些基本属于免费赠送。1882年至1893年，政府出售官营企业25处，其中金、银、铜、铁、煤矿11处，其余还有造船、纺纱、玻璃、水泥、酿造等企业，出售价格连原价格的1/4都不到，还可以不计息缓付。比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厂，连同4.4万日元库存，以9.1万日元卖给了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厂打1折，以5.9万日元卖给了川崎；投资18.9万日元的品川玻璃厂，以8万日元25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了西村。像三菱、三井、川崎、住友等这些未来日本的巨无霸财团，起步发展的第一桶金大多来源于此。据统计，1873年至1881年，明治政府发放的贷款总额达5300万日元，贷款对象多为特权商人和新兴的财阀。

海运业的主力三菱就是靠政府扶植和保护发展起来的民办企业。明治政府于1896年10月开始实施《航海奖励法》。在这一法令的刺激下，日本航海业得到迅猛发展。明治政府把侵略台湾时委托给三菱管理的13艘轮船无偿转让给三菱，此外还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艘轮船同样无偿交给三菱。当时从横滨到长崎的上等船票是30日元，三菱背后有了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就直接开价8日元。在此期间，政府还给了三菱81万美元的贷款支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就这样，上边有人的三菱迅速击败了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开始独家经营日本沿岸以及到中国上海等地的航运业务。1893年至1896年，三菱还先后开辟了日本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已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1872年，日本就开通了火车，比中国早了整整25年。在政府扶植下，日本的铁路建设也逐渐由原来的官办向民办转变，出现了私人营建铁道的高潮。由政府鼓励扶植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也是明治时期发展最快、成效最大的行业之一。1879年，明治政府花费22万日元从英国购进10台2000锭纺纱机，以无息10年偿还的优惠条件出售给民间，又用政府垫付纺纱机价款的方式创建了10多座纺织厂。

虽然日本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迟实施产业革命的，但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大力扶植私人资本，加速了日本产业革命的进程，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强国。

相对于明治维新的大刀阔斧，大清的洋务运动可谓“老奶奶小脚走路”，举步维艰。身居京城的皇亲国戚与官员士子不肯相信世界已经大变，依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大学士徐桐有过一段“精彩”的言论：“所谓西洋各国，除意大利真有其国外，其余都是汉奸捏造出来吓唬人的。”徐大学士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他真就愚蠢到连《南京条约》是清廷跟谁签的都不知道吗？

早在同治年间，就有两个英国人。一个是海关税务司赫德，另一个是驻华公使威妥玛。两人就联名上书要求清廷进行改革，其宗旨是“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看看清廷诸大员对提议的反应。湖广总督说：“指手画脚，包藏祸心。”江西巡抚言：“自强之道不待外求，祖宗之法不可变，洋人教导听不得。”类似言论不一而足。连洋务派主将左宗棠都迫于保守派的压力，顾左右而言他：“洋人的电报属于奇巧之器华而不实，美观而不实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洋务运动几乎每一项改革举措都会招致非议：修铁路会让庄稼不长，鸡不下蛋，办电报则电气会冲撞地脉，惊扰祖宗。被骂作卖国贼的李鸿章虽然较早认识到大清所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也只能在饱受非议中，缓慢推进军工、铁路、电报、造船、纺织、采矿等近代工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用来生产洋枪洋炮，拉开了晚清洋务运动的序幕。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苏州先后建立了洋炮局，其中苏州洋炮局于1864年自英国购进第一批机器，成为第一个使用外国近代机器的军火工厂。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金陵制造局，使用进口自英国、德国、瑞士的机器生产火炮、子弹等。同年，洋务运动的“招牌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设立。总局通过大量购置机器，到1867年已经发展成拥有机器、铸铜铁、轮船、锅炉、枪炮等各分厂的综合性工业企业，工人也达到了1300多人。

但是受工业基础薄弱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的军工企业效率之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江南制造总局从1867年至1873年，只造枪6477支，仅占同期大清陆军购入枪支的1/20，根本不够实际使用。效率低下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居高不下。从美国购入一支步枪需要纹银12两，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枪成本是24两，天津机器局更是需要40两。就这还没有考虑质量因素。

中国也曾经尝试自己造舰。1868年7月，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军舰成功下水。曾国藩亲自为该舰命名为“恬吉”号，寓意为“四海恬波，厂务安吉”。这艘船长56米，排水量600吨，火炮9门，耗银8万两。之后江南制造总局每一年几乎都有一艘新舰下水，其中就包括即将在甲午战争中出场的悲剧战舰“操江”号。舰只中最大的是1872年下水的“海晏”号，船长91米，排水量2800吨，航速达到12节，火炮26门，耗银35万两。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大多是已经落伍的无防护舰只，其造船业务远远赶不上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创建了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从1875年开始先后有19艘战舰下水。其中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1887年下水的“平远”号，都是或者部分是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铁甲舰。“平远”号还是北洋舰队主力“八大远”之一，在之后的甲午海战中曾有惊艳的演出。左宗棠原计划用300万两白银打造舰船16艘，可5年之后才造出来6艘，就超预算花掉了340万两。由此，保守派开始吆喝“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急功近利却很会算账的清政府认为，造舰慢，花钱也多，不如买来得快，还省钱。目光短浅的大清从此走上了购舰之路，造成中国的造船事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很快掉队、落伍。

造舰成本过高，除了工业基础薄弱之外，也存在诸多人为因素。如规模并不大的福州船政局，仅冗员就达6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在短短46年的历史上，总共换了19名总办。张之洞曾说：“江南局积弊，在于每换一次总办，必填心腹三四十人，陈陈相因，有增无减。”

大清对于军事工业的发展也缺乏统一的布局规划。各个企业分属于不同的洋务集团，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官员的私有财产。大家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大清旅顺和威海卫军港，俘虏了北洋水师的4艘主力舰和许多辅助舰只。日军统计后惊讶地发现，大清陆上炮台各种火炮型号达到84种，军舰上舰炮的型号也有70种之多。这么多的型号，别说战斗力，连炮弹都不好配。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俾斯麦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他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后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造船业务上，基础并不比中国强多少的日本却一直坚持走引进和自主研发并举之路。虽然最初走了一些弯路，但在与大清的竞争中，很快赶上并超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最大的铁甲舰，排水量4278吨的“三景舰”之一“桥立”号，就是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杰出作品。

中国对于枪炮的仿造也始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到了清末，江南制造总局仍未能自主研发出一款适合自己使用的步枪。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在1880年就研制出了适合本国人体结构的村田步枪，1888年开始在全军统一装备，给枪支的维修和子弹补给带来了极大便利。1891年，日本人发明了下濑火药，1892年又开发制造了47毫米的速射炮和新式鱼雷，这些都成为随后甲午战争中“克清”制胜的利器。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制造的“汉阳造”，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三八大盖”。

与日本相反的是，对于民间资本的利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就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企业都由国家控制，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操办并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连管理方式都是专制衙门式的。生产出的制品也要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场出售。这就导致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以棉纺织业为例，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但由于有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政府明令“不准另行设局”，中国在那10年间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在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都想到了“借力”，用今天的时髦语言就是“引进来，走出去”，但由于双方思路、方法不同，结果迥异。

日本无论发展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不引进外国资本，主要原因是忌惮外国资本控制本国工业。但日本意识到，通过引进外籍人员，也就是“借鸡下蛋”来引进技术，是没有风险的，于是开始高薪聘请外籍人员。

1857年，荷兰海军士官哈尔德斯带领10名荷兰技工进入长崎造船所，揭开了近代日本使用外国技师历史的第一页。1868年至1875年，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就达到2497人，其中仅1875年这一年，就聘请了530人。日本明治政府给予这些外来专家丰厚的待遇。当时日本最大的官叫“太政官”，后来改名叫内阁总理大臣或者首相，月薪才800日元，一般政府部长的月薪也就500日元左右。可外聘专家的薪水基本都在1000日元以上，个别关键人物甚至超过2000日元。

明治政府聘请的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语言、管理技能等工作，有的甚至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政府在利用外籍技术人员问题上的一贯做法是“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一再强调，雇用外籍人员时必须重视管理，切不可大权旁落。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通过努力培养本国技术人员来逐渐取代外籍技术人员。明治时期日本派出的留学生总计超过2000人。仅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总数就有683名，其中学人文科学者269名，学自然科学者414名。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技术人员的逐渐成才和留学生的陆续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开始发挥主要作用。举一个例子，日本1870年修建第一条铁路时，所有测量、设计、监理、技师甚至火车司机都是洋人，仅仅8年之后的1878年，在修筑京都到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自行设计。又过了几年，铁路上就只有两三个洋面孔了。

中国在此期间也派出了一些军事留学生，如后来出任北洋舰队管带（舰长）的大部分将领，甚至包括段祺瑞这样的武备学堂学生。和中国1993年派遣健力宝少年队赴巴西学足球类似，1872年开始，中国也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到美国求学，学习时间是15年，听起来决心蛮大，也怪吓人。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学童并未完成学业，1881年全部撤回，只有两个人拿到了耶鲁大学的毕业证，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詹天佑。

看完派出去的，再看聘进来的。中国请的洋人也不少，在洋务派所办的企业里几乎都少不了洋大人的身影。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这些中国企业里，设计施工、购买机器、安装调试、生产控制、技术传授等环节完全依赖于洋匠，一切唯洋人是听。这就导致企业大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如江南制造总局，从总局到所属的一些重要工厂，如造炮、造枪、造弹厂等，厂长甚至几任厂长都是洋人。与对方交易、论价、订货，都是洋大人说了算，中国人最多就在旁边听听而已，估计也不一定能听懂。轮船招商局在1872年至1930年，近60年的时间里，从总船主到下边的主要关键岗位，统统雇配洋人充任，甚至连行政权都归于洋人。张之洞的汉阳炼铁厂外籍人员多达40余名，全厂从总工程师以下10个部门的24名主要技术负责人中，只化铁炉有一个中国工程师。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从兴办到1907年，先后招聘了三批外籍人员，有名字可查的就有92人，还未包括23名家属，就这也没把造舰成本降下来。

数据说明一切。1866年至1873年，日本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32.2％，同期英国是3.3％、美国5％、德国3.8％。1874年至1890年，日本平均增速为12.1％、英国1.7％、美国5.2％、法国2.1％、德国3.5％。老酒（笔者自称，下同）没有查到中国这方面的数据。咱中国人历来重“实干”，不重统计。

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年间，中国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不到60家，总投资5300万两白银。而同期国力远远不如中国的日本，每年平均设立225家新企业，创办企业总数达到了5600多家，总投资折算达到20800万两白银。产业工人人数达到38万，铁路也建成了3200公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银行在1879年就达到了153家。可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改造，到日俄战争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行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产业化，实现了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产业革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强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列强80年才走完的路，速度之快、成效之高，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

面对汹涌而来的近代化工业大潮，中日两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试图引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持旧帝国统治秩序的大清，在工业化竞赛中，完败给一心脱胎换骨，一心“脱亚入欧”，全面拥抱近代化的日本。甲午战争大清的战败，不过是这个竞赛结果的具体体现而已。

说完经济说教育，那就是明治维新提出的“文化开明”。日本经济能取得让世人瞠目的发展速度，教育是最坚强的后盾。可以说，对于教育，中日双方做法不同，结果自然就不言而喻。

关于教育，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与李鸿章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这个李提摩太后来创办过山西大学堂，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和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很铁的哥们儿。

“洋”李：“中国每年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进行教育制度改革。”

“国”李：“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洋”李：“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

“国”李：“何时方能见效？”

“洋”李：“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国”李：“很抱歉，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依然是传统的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西方教育。洋务运动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较出名的有1866年创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的广州水师学堂、1892年的京师同文馆等。各式新学堂按学习内容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学习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全国洋务学堂算起来不超过30所，其中不少还属于短期办学的速成班。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读书人，宁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愿去报考这些新式学堂。为了能招到素质高的学生，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提出，让年龄30岁以下的举人、优贡（清制，每三年各省学政于府、州、县在学生员中选拔文行俱优者，与督抚会考核定数名，贡入京师国子监，称为优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报考，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在这些封建士大夫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那些所谓的天文、算数、机械等雕虫小技，纯属不务正业，甚至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改革派的奕就此与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倭仁的观点是：“西人学天文算学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王闿运也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还有人提出：“学了洋文就是降了洋鬼子。”

这样的学术辩论最后一般都会不了了之，却导致想学西学的人越来越少。优秀人才都去参加科举，因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举考取功名无望的人才会退而求其次去尝试学学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学。

以京师同文馆为例，第一期报考的98人本来素质就不高，最后仅录取了30人，其中的20人很快又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也只有5人毕业。很多学生中途转行或者毕业后再去考科举。比如大翻译家严复，就是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去考了几次科举。还好都没考上，要真考上了，我们就看不到严大师精彩的翻译作品了。

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西学学生也依旧要纳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1888年，这些西学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学非所用的现象颇多。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派去总办学堂。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

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中日双方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海国图志》是著名学者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著的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文化、科技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该书1842年成书之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到1862年甚至已经绝版。与之相反的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之后，却被奉为“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该书在日本连续出版22次还脱销，一时间“东京纸贵”。

与中国人的潜意识排外相反，日本人想尽一切办法吸纳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近现代诸多的军事著作中有两部被大家公认为跨时代的纲领性文献。一部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就是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二战盟军领袖美国总统小罗斯福15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他叔叔老罗斯福总统寄的《海权论》。1896年，《海权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打电话说：“发财了，一天之内就卖出去了几千本。”马汉自己也说：“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

再看咱大清朝。清末思想家、教育家黄遵宪利用自己曾经在驻日使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花费整整8年时间，苦心孤诣，于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套共分12志、40卷、50万言的巨著，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他先后将书送给了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改革派大腕都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推荐给了总理衙门。不过，此后就如肉包子打狗，再也没了回音。8年之后，该书终于辗转出版，可惜已经是1896年了，甲午战争头一年就打完了，该书终于成为大清总结败因的“马后炮”。梁启超为该书写了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

与大清零星举办洋务学堂相比，日本的“文化开明”就截然不同。睦仁天皇最初提出的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境界上就比大清的“西为中用”高了不少。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学问乃立身建业之本，务使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全国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在学校里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的要求分三个层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师范教育，课程仿效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为社会培养大批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第三，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学制》发布的第二年，1873年，日本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仅28％。10年之后，1883年，小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2％。1901年，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变成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大隈重信曾经说：“教育于维新之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40万人，维新之后普及于全民。”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3万所。有人说：“日本学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鸦片烟馆。”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曾经说，打败俄国最应该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几乎都受过小学教育，而俄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老酒的家乡估计也达不到日本1907年98％的小学入学率。老酒的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老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老酒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父亲回老家过年，最忙的就是给村里乡亲写对联。写不过来，每家只能写大门上那一副。到除夕晚上，还没排上队的乡亲，就只好在门上贴上红纸，用黑木炭在上边画上一些类似文字的怪符号。今天，在我国乡村到处都有那幅气势恢宏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不久前看过一则报道，离贵州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小七孔桥景区五公里之外的荔波县瑶山乡菇类村，全村1200人中，有1100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从1907年到2016年，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

从1877年到1895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相继创办。到1918年，日本已拥有大学和各类专科学校118所，这里面包括下面重点介绍的日本陆军大学、日本海军大学等几所军事院校。18年间，日本培养出各类大学生23100人。反观中国，1895年，中国最早的工科院校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才创办。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1898年才创办。至于莘莘学子心仪的清华大学，还要等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来创办，那时候已经是1911年了。教育体制改革，更是要等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谈起。相比较而言，双方的差距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

日本明治维新三大举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富国强兵”，这才是讨论的重点。与“殖产兴业”和“文化开明”相比，“富国强兵”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

日本在炮舰逼迫下和平开国，原因就是在武力上无法与西方列强抗衡。因此，明治维新运动的那一代领导人一致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中央集权，明治政府一开始就致力于打造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当时世界上海军是大英帝国最强，陆军是法国最牛。善于向最强者学习的日本起初提出的口号就是“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后来，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败给德国，下半句马上就变成了“陆军学普鲁士”。日本建军始终以世界第一为目标。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取消原来武士阶层的军事特权，宣告了封建兵制的结束。《征兵令》规定，凡年龄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及预备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兵源。

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日本在与大清的角力中失利。之后，日本陆军计划在3年内将兵力扩充至28个步兵联队、7个野战炮兵联队、7个骑兵大队、7个工兵大队、7个辎重兵大队，都是7的倍数。这就是最早的7个常备师团。这7个精锐师团就是后来日本庞大陆军的“种子”。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中，日军的图谋再次被大清挫败。此后，日军再度改革军制并建立起具备紧急应战和快速反应的征兵体制。1890年，日本军队改革基本完成，陆军拥有现役常备兵力5.3万人。日本还通过仿效欧洲的预备役、后备役制度设立第一后备军、第二后备军，后备军人数达到25.6万人，使得战时可用的兵力迅速膨胀数倍。军队的装备也基本实现了近代化。

1886年11月，日本还制定了《警备队条例》，在对马海峡设置了警备队。这些人员也可以在战时迅速转变成正规野战部队。

关于日本海军的建设，后文再做详细叙述。

在此期间，日本国家财政始终给予军备与军队建设最大的保证，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军费开支通常占到财政总支出的1/4，军费开支始终放在政府支出的首要位置。甲午战争之前，为了赶超北洋舰队，日本海军加紧造舰、购舰步伐，军费开支甚至超过了财政总支出的30％。

为了改革军队的管理体制，日本在1869年2月就设立了兵部省，统辖陆海军事务。短短三年之后，兵部省又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其长官就是后文将经常提到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简称“陆相”和“海相”。在倒幕战争中，出了大力的两大强藩——长州藩和萨摩藩成了日本陆海军的核心中坚力量。大体而言，萨摩藩掌控海军，长州藩主宰陆军，带有明显的地域和宗派色彩。虽然名义上陆海军是并列关系，实际上陆军在决策中经常会起到主导作用。

1872年12月，原陆军省下属的参谋局被改组为“陆军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军令、侦察、参谋等事务。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头一年，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海军军令部”成立。日本陆海军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宿仇，历来尿不到一个壶里，抢夺有限的战争资源是他们永恒的主题。后文可以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形，陆军提出的方案海军一般看不上眼，海军提出的计划，陆军即使心里认可，行动上也照样站出来反对。在联合舰队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与英美作战，剩下的三分之二用来对付陆军”。太平洋战争时期，联合舰队第三任司令长官丰田副武海军大将经常称陆军为“马粪”，并多次刻薄地说，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那些家伙。航空母舰是海军的作战主力，陆军在战争期间也曾谋划建造属于陆军的航空母舰。你建航母在陆上运炮弹哪？就连后来对原子弹的研究，也是陆海军各自一套班子分别进行，互不通气，老死不相往来。

陆军叫“陆军参谋本部”，为什么海军不叫“海军参谋本部”呢？这正是陆海军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海军认为那样叫就有拾人牙慧之嫌，所以才别出心裁起名为“海军军令部”，连一个字都要理论清楚。其实两者职能都一样，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

在陆军眼里，海军算个鸟，你有了军令部，那我陆军一定要比你多点啥才行。这样，在1893年，陆军就增设了教育总监，负责陆军的教育和训练事宜。除此之外，海军还有一种战时编制，后来逐渐成为常设机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联合舰队。但实际上联合舰队长年停泊海上，平时基本不参与大本营的决策。这样陆海军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三驾马车”——

陆军：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

海军：海军省，军令部，联合舰队。

战争时期，这些机构往往会联合办公，这就是后文经常要说到的“军部”或“大本营”。“军部”和“大本营”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比如后来的关东军等驻外机构也都隶属于军部。

相对而言，大清在军事上根本谈不上改革，所采取的举动基本属于换汤不换药。连最有见识的李鸿章都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也。”如此这般，你还能指望大清会有脱胎换骨的变革吗？海军仅仅用白银搭建了一支貌似唬人的“北洋水师”（下一章详叙）。陆军更惨，只是通过购进一些洋枪洋炮告别冷兵器时代，在制度改革上毫无所为。

大清陆军号称“百万之众”，如果放在冷兵器时代，还可以说对日本占据绝对优势。但当时的战争已经不能仅依靠人数来预测胜负，鸦片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人发展到了70万人。其中八旗兵25万人，绿营44万人，这些大部分是旗人，属于吃国家财政的正规军。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清兵衣服上打着“兵”或“勇”字，这个“兵”就是所谓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那些“勇”就是临时招募来的地方部队，大致包括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等。“兵”和“勇”加起来总数98万人，说百万人也不算夸张，但不是“百万雄狮”，而是“百万绵羊”。如果遇见群狼的话，一万只绵羊和百万只绵羊都没有取胜的可能。

作为正规军的八旗和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时期更是逢战必败。甲午战争之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入关之时的古老战术：骑马、射箭、长矛、大刀。腐朽的八旗、绿营已经不能担当战争的重任。实际上，在大清陆军中，能够担纲的正是曾国藩、李鸿章手下那些吃地方财政的“勇”。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真正能打仗的不是野战军、正规军，而是武警、派出所民警和协管、城管。

英国海军情报处曾给予日本陆军很高的评价，称其“装备精良，组织完善，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斗志高昂，随时能战”。对于军种的评价是：“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如果与中国军队比较，英国称差距“就像19世纪的文明军队和中世纪的军队一样”。

《德国新报》也有过这样的报道：日军操练方法均模仿德国，其实力与德国劲旅已没有明显差别。如果中日交战，日本必操胜算，“若中国之兵非数倍于彼，恐难期制服也”。后来，事实也验证了以上说法。

通过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日本和大清可以说都穿上了西装。远看光鲜照人，似乎“帅”且“酷”。但近前一看，日本西装里边是衬衣、领带、蝴蝶结，下边是袜子雪白、皮鞋锃亮。咱大清西装里边还是原来的肚兜、长袍、马褂，下边赤脚穿着尖口布鞋，不伦不类，咋看咋别扭。

如果把危难中的国家比喻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洋务运动最多属于保健型，就是往太阳穴擦点风油精，在脚底板抹点清凉油之类，最多也只算吃点治标不治本的草药而已，药劲过去之后，痼疾依旧。而明治维新无疑是剖肚挖肠之类的外科手术，看起来鲜血淋漓，痛苦无比，结果却是脱胎换骨，效果明显。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话，前者为“鱼”，后者则为“渔”。表面上，就少了三点水，实际上差之千里。

日本军国主义初具雏形

对于“军国主义”一词，《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相比于《辞海》的惜字如金，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曾有过更为明晰的解释：“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组织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势力都附从于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组织都附从于军国组织之下。”两者虽用词不同，但基本含义一致。相对于他们的“文绉绉”，老酒用“打油诗”表示：国事军人说了算，一切围绕军事转；经济建设让一让，主要任务是打仗。

如果想更便于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类似“军国主义”盛行的年代，老酒以为最著名的就是秦和蜀汉。尽管秦始皇的雄才伟略以及诸葛孔明的运筹帷幄，老酒都极端崇拜，可不幸的是，这两个政权都很快败亡，之后日本的盛极而衰也印证了这一点。

用历史的观点去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一个因素，独具特色的天皇制。

经过20多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大家后来称为“明治宪法”，宪法首先明确了天皇在国家权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最高权力之外，更为上述权力罩上了一种神权的色彩，成为维系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基石。

《明治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第十三条“天皇决定宣战和议和”，第十四条“天皇宣布戒严”等，给予天皇在军事上绝对的统治权，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属于天皇。我们习惯称日本兵为“鬼子”，但他们自己和汉奸都自称或尊称为“皇军”，就是这个道理。

《明治宪法》第五十五条说，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承担其责”，也就是说各大臣不对首相和议会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第十条还说，行政上的官制由天皇任命文武官员，因此首相不能罢免大臣。一定要罢免时，必须以内阁意见不一致为由实行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任命新首相重新组阁。战前首相近卫文麿排除外相松冈洋右，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日本还通过宣传忠君思想来神化天皇。日本极力鼓吹民族主义，自诩他们的历史比任何民族都要久远，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和“万国之本”，自恃“大和民族最优秀”。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岛国当成是日出之岛，宣称这里是大地的中心。而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子孙”。长期以来，日本国民对天皇始终是惶恐有加，顶礼膜拜。这样的“神”还被奉为陆海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首长”。这样军队自然就成为“神”的皇军，军队的军国主义行为也就成了按神的旨意行事的“合法”“神圣”行动。

天皇在日本军队和国民心目中到底有多“神”，理论上很难说得清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例子来窥视一二。

1876年至1880年，为了树立天皇在国民中无与伦比的“神”之地位，日本政府安排明治天皇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巡幸。日本学者木下尚江在自传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在雨中，从十里、二十里的山中，成群结队的人抱着婴儿，搀扶着老人一起来参拜天皇。一旦允许自由通行，道路两旁的男男女女就会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互相冲撞、互相推挤，他们拼命争抢的是马蹄踢起或者马车溅起的沾满泥土的小石块。在老百姓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如果拿到天皇走过的砂石，就会全家安宁，五谷丰登。”

在东京，有轨电车在驶经皇宫时，所有的乘客都要脱帽致敬。这还不够，后来干脆规定司机必须停车，让每个人对着皇宫庄严地鞠躬致敬。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的1941年9月，一篇文章获得了日本全国作文大赛的第一名。作文内容大意是，一个在中国前线阵亡的日本士兵手中紧紧攥着一块鹅卵石。那块鹅卵石来自皇宫，很可能被天皇看到，甚至踩到过，用一句类似的话，就是“那是开过光的”。

在日俄战争中，两个儿子都相继战死的乃木希典在日本被誉为“军神”。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因尿毒症病死，乃木希典一直为其守灵。就这还不过瘾，同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悲伤至极的乃木为报恩和教育世人，偕夫人双双自杀追随明治天皇而去。这件事在日本被广为传诵，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经典素材。日本媒体称乃木为“人间模范”“国之忠臣”，并为其搞国葬、造神社、塑铜像，使他成为近乎“神化”的九千岁。

日本陆军平时最高的常规编制是师团，其规模和中国以及西方部队中的师基本对应，可能稍大一些。师团之下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别对应旅、团、营、连、排。至于后文要经常提到的军、方面军、总军，基本上属于战时临时编制。实际运作中，天皇除了不参与直接军事战术指挥之外，其余如师团长的任命、联队军旗的授予都属于其分内之责。

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因横扫马来亚和新加坡被盟军惊呼为“马来之虎”，为人飞扬跋扈，“你只能说‘yes or no’”的经典话语就出自他口。山下奉文有一个习惯，每换一个服役地点，他的办公桌都会随即转动，转动的目的是要始终朝向那一个方向：日本天皇所在的皇宫。

日本陆军在濒临绝境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焚烧军旗，因为那是天皇亲自授予的。军旗若在，即使人死光了，部队的编制也可以保留，军旗不在，部队番号随之取消。军旗为敌人缴获，被视为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

陆军有尊重天皇的习惯，海军自然也有自己有别于陆军的规矩。日本每一艘战舰都“供奉”有天皇的“玉照”，作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精神武器。在作战中如果一艘军舰被击沉或濒临沉没，舰长的首要任务不是救助士兵，而是先派出最强壮、水性最好的士兵负责向其他军舰转移天皇的“玉照”。至于此举有多少实际意义，为此要死去多少人，都是不用考虑的事。天皇是“神”，即使是“玉照”也不能下海游泳。虽然天皇作为杰出的海洋生物学家，游泳水平可能并不低。

“二战三大元凶”之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有着这样的座右铭：“以吾皇为吾行动之借鉴。”他曾经在否认自己的政权是独裁政权的一次演讲中说：“叫作东条英机的这个人只是一介卑微臣民。我与你们唯一的不同点是，我被天皇授予首相的责任。我只是沐浴于陛下的光辉下才显得出众。要不是这种光辉，我不过是路边的一块小卵石而已。正是得到陛下的信任并担负我目前的职务，才使我显得出众。这使我与欧洲那些众所周知的独裁统治者完全不同。”事实的确如此，1944年，塞班岛失守后，天皇的一句“不信任”就让东条英机主动乖乖地卷铺盖回家。

日本有个首相叫田中义一，“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就出自他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人，天皇的一句训斥，就让他吓得赶紧辞职，回家之后，很快郁郁而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有许多日本军人孤零零地守卫在太平洋一些荒凉的海岛上，他们要为天皇而战，死而后已。在塞班岛，一个名叫横井庄一的日军小队长，坚持战斗到1972年。他说：“日本军人接受的训示是宁可战死疆场，也绝对不能投降，我是为日本天皇和日本精神而战的。”两年之后，1974年，在丛林里顽抗了29年的最后一个日本兵小野田宽郎，在接到他当年的上级——已经做了书商的原陆军少佐谷口义美的投降命令之后，在菲律宾的卢邦岛向当地警察局投降。在小野田打游击藏身的山洞里，石壁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小野田坚持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与横井和小野田一样，日本士兵认为，在天皇面前任何生命都微不足道，对天皇的效忠重于泰山，而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一个日本战士的最高荣誉就是为天皇战死。

对天皇宣誓效忠的，不仅是陆海军军人，还包括几乎全体普通国民。就在盟军最后逼近日本本土的时候，所有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幼，都参加了抗击盟军登陆的军事编队训练。由于缺乏武器，他们使用的甚至是原始时代削尖的竹竿。因为天皇告诉他们，“誓死不降”。他们的标语是，“万众一心，视死如归”，人人都唱的一首歌是《亿万灵魂为天皇》。

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专家，叫埃德温·莱顿博士，他曾经在终战之前告诉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如果他让所有的妇女剪掉头发，或者叫国民倒立起来用手走路，所有人都将照办不误。甚至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掉睾丸，99％的人都会从命。”美国人因为恐惧日本最后的殊死抗击，才同意日本保留国体，也就是保留天皇。

天皇居住的皇宫，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地”。1941年12月8日，南云忠一机动部队袭击珍珠港之后，日本举国上下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在皇宫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络绎不绝，男人高呼“天皇万岁”，女人也身着节日的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跪拜。相反，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之后，东京有数万人再次来到二重桥，无数家庭的全家老小叩头遥拜，面对皇宫痛哭不已。其中竟然有全家老少三代集体自杀。横滨的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的录音之后，校长带着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

看看战后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甲级战犯的表现。1946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45岁生日，在监狱的楼道里出现了一幕诡异的场景，东条英机等一群死不悔改的战犯朝着皇宫方向遥拜，合唱《君之代》，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万万岁”。纳粹德国上绞架的甲级战犯在临刑前，没有一个人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日本7个判绞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他们在上绞架前高呼的都是“天皇万岁”，而且是连续大呼三声。

第二个因素，军政分离，军“主”，政“从”。

对于一个健康稳定的国家来说，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军事战略服从于政治战略。军队的任务在于保卫国家的安全，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在今天，一旦听说某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成立了军人政府，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国家不稳定，至少是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要去旅游的人一般就会退票改变计划。相对于政治家而言，军人往往崇尚通过武力解决问题，自然就会缺乏相对理性的判断力。对于日本而言，军人主宰国家达几十年之久，连年征战也终于把国家带到了灭亡边缘。

前文简单介绍过日本的军制，它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所有的军事机构、军事力量都直接隶属于天皇，政府对军队的行动无权干预，到最后，干脆军人反过来主宰了政府。

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纽伦堡审判和远东东京审判的结果就可以见端倪。德国判处绞刑的12人中，文官居多，真正的武官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说明德国的侵略主要是政治家发动的。而日本被绞死的7人中，6人是陆海军大将，唯一的文人广田弘毅还有凑数之嫌，说明战争的发起者主要是军人。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民主派代表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曾指出：“直属于天皇的机构中，属于文官者只有4个，而属于武官者竟达41个之多。”

总体来看，日本天皇总揽统治权，内阁作为行政机构对天皇负责。与内阁一样，军部同样是独立的，也一样直接对天皇负责。政府和军队分离，造成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同等重要和不分主次。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第一个矛盾——“军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除了客观上实力差距较大之外，老酒觉得有一个主观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内部存在几大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一是政府和军部的矛盾；其二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其三是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其四是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互相制约，成为日本最终战败的部分原因。

真正使内阁政府最终成为军部附庸的，是日本特有的“两权一制”。

根据日本宪法，天皇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这种统帅大权即军令权的行使，由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辅佐，这就是所谓的“独立统帅权”。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军政机构，其大臣既是内阁成员，又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一起拥有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的“帷幄上奏权”。根据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幕僚全部由陆海军将佐组成。内阁首相不得参与大本营一切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具体作战指挥事宜。这样就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军部的“独断”权力。

由此可见，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二重政府”。内阁是一套，军部是另一套。之间虽有交叉，陆海军大臣既属于内阁成员，也属于军部，但陆海军大臣不需要对内阁大臣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样一来，陆海军大臣就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他们作为国务大臣有资格参与内阁事务，同时作为军事行政的主管大臣，还就统帅权的行政事项，承担辅佐天皇之责，具有双重身份。

在统帅权方面，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职权不可小觑，可直接向天皇上奏，即上边提到的“帷幄上奏权”。为了缓冲“中间地带”的矛盾，也规定陆海军大臣在行使“帷幄上奏权”时应当将其上奏事项通报给首相。用一个现代词语表示，就是“主送天皇”“抄送内阁”。等于说有关军事方面的决策，首相知道了就行，不需要表态或批示。一个明显的例子，中途岛之战日本海军遭受重创的消息并没有人告诉首相东条英机，他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战斗中损失了帝国海军最精锐的4艘重型航母。东条的后任小矶国昭更惨，陆海军的所作所为他这个当首相的基本上啥都不知道，纯粹靠边站，看不见。

由于能得到“抄送”的文件，似乎内阁通过陆海军大臣也能知晓一些军部的事情，还算说得过去。但正是这个陆海军大臣后来成了内阁的死穴，这就是更为著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其核心内容是，内阁成员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须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

换句话说，不是现役的陆海军将领就不能出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而陆海军将领却可以担任陆海军大臣以及之外其他各省大臣甚至内阁首相。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在1900年确立。1913年，“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之后，为了对付陆军随时可能实施的倒阁行为，曾经短期内废除过这一制度，将“现役武官”改为“退役的也可以”。这一改变仅仅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此之后并没有出现过由退役武官出任陆海军大臣的情形。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逼迫下再次恢复“现役武官制”，标志着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国家大权。此举也是广田弘毅战后成为唯一被绞死文官的主要罪证。

这样的变态体制必然导致内阁残缺不全，相对于军部来说十分脆弱，因为只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即告垮台，军方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新内阁就无法成立。军部唯一有求于政府的，就是要求拨给扩军与作战的经费，就算政府反对军部，也可以以搞垮内阁相威胁。如果这样还无法达到目的，军部往往通过挑起战争，以“帷幄上奏权”获得天皇批准，从而迫使内阁承认既定事实，九一八事变就是最好的例证。

说了半天绕口令，老酒再举几个例子，读者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比如，“军阀毒杀内阁”。1913年，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整顿财政，削减开支，同时陆军以“维护满蒙权益和殖民地治安”为由要求增设两个师团，遭到内阁拒绝。结果“陆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导致西园寺内阁集体歇菜，由陆军出身的元老桂太郎继任首相。这次事件被称为“军阀毒杀内阁”。

又如，宇垣一成组阁失败。1937年，广田弘毅下台后，宇垣一成曾受命组阁。宇垣虽然是陆军大将出身，但因为之前主持过著名的“宇垣裁军”，裁减过陆军的4个师团，在陆军中被看成叛徒，备受敌视。因此有“昭和第一兵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串通陆军闹“罢工”，拒绝向内阁推荐陆军大臣人选。最后弄得宇垣组阁失败，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再如，米内光政黯然下台。1940年，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受命组阁。当时希特勒在欧洲所向披靡，日本陆军提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积极推动德、意、日三国同盟。海军内部以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组成的“三驾马车”害怕因此诱发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坚决反对同盟，导致陆军大为不满。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使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他的印章逼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此举直接导致米内光政内阁垮台。不过，米内光政在1946年东京审判时，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

这样的结果导致政府逐渐被军部左右，发展到后来，军部直接就成了政府。这一现象在1931年之后更加明显。看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31年4月14日到1945年8月17日，从若礼次郎内阁开始，之后的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东久迩宫，短短14年时间里，日本换了17届内阁。这么多首相中，只有犬养毅、高桥是清、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和近卫文麿5人为政客、官僚或贵族出身，其余9人清一色的陆海军大将。

第三个因素，别具一格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

毋庸置疑，军国主义教育是日本推行军国主义路线、对外实施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80年发布的《教育令》中，就已经出现“尊皇爱国”的字句。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教育敕语》，使得日本国民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接受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教育敕语》虽然只有200余字，但从颁布之日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内，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就有六七百种。从1891年到1907年的16年里，解释《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就重印了31次。

思想的教育还不够，形式上也必须身体力行。在日本，每逢重大节假日庆典活动，所有学校的师生都必须集体对天皇的御像鞠躬行礼，山呼万岁。由校长奉读《教育敕语》，全体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聆听，其间还要演奏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歌曲《君之代》，制造浓厚的宗教氛围。

对军人的洗脑和军国主义灌输更加严格。日本于1878年颁布了《军人训诫》，以“忠实”“勇敢”“服务”作为军人的根本精神，禁止士兵谈论天皇，议论朝政。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颁授了《军人敕谕》，敕谕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帅权。在宣布“朕是尔等军人之大元帅”的同时，也提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辱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军人不仅在学生时期接受了《教育敕语》的严格教育，在部队仍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谕》。

1941年1月，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颁布了《战阵训》，其执笔者就是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首席”，当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的今村均中将。《战阵训》通篇是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其中说：“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正因为此，投降被日本士兵视为终身耻辱。战死的军人是神，而一个被俘或投降的士兵在他家乡和家人的心目里已经死亡，名字也会从户口册上划掉。日本《军人手册》上写道：“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第四个因素，“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全民“尚武”的基础。

几十年如一日对外穷兵黩武的日本，可谓全民“尚武”。“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海面。我们愿为天皇而死，誓不回还。”如果听到一个人在唱这样血腥的歌词，你的第一判断是这人肯定不正常。但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军歌《到大海去》。

相对而言，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老酒小时候读书读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我们的历史源远流长”时，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长大后慢慢才知道，“地大”，可西半边没多少人住；“物博”，但石油不够用。小时候老师说中国有了大庆油田，从此告别了“贫油国”的帽子，今天才知道，我们不但“贫”，还不是一般的“贫”。我们勤劳，善良，不尚武，我们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我们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正是对外防御敌国入侵的最好见证。“止戈为武”，文字上的表现也如此。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支部队，如岳家军、杨家将、戚家军等，任务基本都是防守。郑和倒是坐着船出去遛了几圈，但只扬威不打仗，我们推崇的是“以德服人”。

前段时间看到评选中国古代十大酒局的文章。项羽、刘邦的“鸿门宴”，曹操、刘备的“青梅煮酒”，周瑜、蒋干的“群英会”都曾上榜。但老酒认为，这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都远远比不上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那一杯酒之后，中国逐渐走上了“文尊武卑”“文主武从”之路，扼杀了中华民族本来就不多的血性。“中国原来也是有武士的，但是在宋朝之后消失了。”说这句话的不是老酒，而是前文提过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民国第一战略家的蒋百里。

20世纪，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过两起惊天动地的暗杀。第一次是1909年10月26日，地点是哈尔滨火车站，日本前首相、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被安重根枪杀。第二次是1932年4月29日，地点是上海虹口公园，日本阅兵庆祝天皇生日，一个叫尹奉吉的人向主宾席投掷炸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驻华公使重光葵和第六师团植田谦吉中将各被炸断一腿，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目。安重根和尹奉吉后来都被处决。大家可能已经从名字上看出，他们都是朝鲜人。要是中国人，该多解气。

在中国，一般说“工农商学兵”。而在日本，这一次序是“士农工商”，这个“士”，不是士大夫，而是“武士”。幕府时期也只有武士才能接受教育，可见军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

从明治、大正直至昭和时期，日本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习俗，男人长大从军或入军官学校，女人则做医护或报务员，一言以蔽之，“参军光荣”。在幕府时代的日本，只有武士阶层才有资格接受教育和成为军人。在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之后，大多数下层的老百姓将能够参军视为地位得到提高的标志，对于成为军人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

皇室也为平民做出了表率。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皇室男性自动成为陆海军军人。裕仁天皇8岁之前被寄养在海军中将川村纯一中将家，长达4年多，之后先后由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直接担负其启蒙教育，可以说早与军人融为一体。裕仁12岁成为太子时军衔是少尉，14岁是中尉，之后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最终成为陆海军大元帅。除了裕仁，战前日本皇室所有男子必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都进入军队任职。

传统的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自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开始，武士阶级就成为日本的统治阶级，该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后来让人闻之色变的“武士道”，核心内容就是“效忠君主，以武为本，崇尚武勇，重名轻死，杀身成仁”。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虽然消失，但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之路，武士道精神也被赋予新的内容，成为日本军人拼死搏杀的精神支柱。

一般人对生命执着、眷恋，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才是真诚的。武士标榜精神上的优越，提出要在心理上先战胜自己，才能去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然后才能“要别人的命”。日本以“樱花”比喻武士，他们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盛开，而在凋零之时。花期不长的樱花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凋零，没有一朵残留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最高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不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日本人眼里，“武士道是对死的一种觉悟”，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武士最理想的归宿。

对于一个用武士道精神武装的日本军人来说，他的终极目标就是为天皇战死。战死会为他的家人带来无上的荣誉，本人的灵魂也会得到拯救。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兵个个都是“超人”。有位美国观察家指出，日本的伤兵尽管身上受伤，仍有活力，被子弹打穿了头部、颈部、身躯、手臂或腿部，照样能走，对自己的伤势毫不在乎。他们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正是有了“武士道”作为精神武器，才有了后来的“万岁冲锋”“玉碎”“神风特攻队”“剖腹”等一系列违反人伦和道德的组织或行为。至于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宿于肚腹之中，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时就选择剖腹。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时，东京的大街小巷四处充斥着嘲笑德国人的声音，人们纷纷大骂德国人无耻，没有一点武士道精神。在马来亚战场，一个英国将军曾经感慨地说，我们天天要求士兵战斗到最后一人，可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对面那些我们的敌人。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经验》中也提到，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是因日本之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

由于轻视生命的价值，所以日本军人也绝不会去看重战俘的生命。他们曾自豪地宣称，欧洲战场结束之后，在欧洲的美军士兵对于和日本人作战存在着很大的厌战情绪。相比德国人来说，日本人更加残暴无情，他们蔑视生命，视生命如草芥。盟军士兵如果当了德军的俘虏，活下来的希望很大，因为德国战俘营俘虏死亡率只有2％~3％。一旦当了日军的俘虏，那等于一只脚已踏进了鬼门关，死亡率一下子就上升到30％以上。

日本女性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梁启超曾说，日本人将送家人上战场视为莫大的荣誉，就像中国人中举人一样。入伍军人会被赠以“祈战死，勿生还”几个字，出征的士兵还会带着“千人针”。这种千人针是由出征士兵的女性家属，比如母亲或姐姐，拿上一件饰物，到街头或者公众场所祈求路过的女性在饰物上缝上一针，等凑够千针之后让出征者带上用于辟邪。几乎所有接到这种请求的女性都会毫不犹豫地应邀上前缝上一针，给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祈福”。战争期间，日本艺伎也会捐钱捐物资助战争。1938年1月，日本出台《母子保护法》，公开打出“努力繁殖，努力生育”的口号。开战之前的1941年7月，日本又开始实施《国民优生法》，对15岁至21岁的女学生进行千米赛跑等体力测试考试，提出在整个日本培养“军国女性”，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军国母子”。

在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的濒死出击中，舰队司令伊藤整一海军中将的太太伊藤千岁把丈夫送出家门时，最后一句话是：“打了败仗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日本战败后，陆军元帅杉山元每天都会多次听到夫人冷冰冰的声音：“日本已经战败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怎么还不剖腹？”

第五个因素，大力兴办高等军事院校，培养对外侵略扩张的“精英人才”。

日本人做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始终把对人的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发展经济如此，扩充军事力量也不例外。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先后建立了几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可以断定在半个多世纪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参战的陆海军将佐几乎都出自这几所军事院校。

首先出场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其前身为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后根据1874年《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创立。该校在思想上极端重视对学生实施军国主义教育，在军事技术上注重学员的综合发展，为日本陆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撤销。其间共开办61期，培养中高级军官36900名。后文在介绍出场人物时经常会说“陆士某期”，意思就是“陆军士官学校某期毕业”，“陆大”“海兵”“海大”也类似。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受到“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的影响，很多中国有志青年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其中也包括蒋介石，不过蒋委员长当时上的是东京振武学堂。当时“陆士”是中国军人的首选，在“陆士”学习过的中国著名军人包括蒋百里、蔡锷、孙传芳、阎锡山、何应钦、汤恩伯、朱绍良、程潜等。后来中国有了黄埔军校，青年学生才开始转向国内，“陆士”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线。

比“陆士”高一级的就是日本陆军大学，简称“陆大”。1872年12月，陆军参谋本部成立后缺乏合格的参谋人才，所以“陆大”可以说是为了培养参谋军官专门成立的教育机构。位于东京的“陆大”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刚开始十几届每届只有学生10人左右，到了1899年的第十三期（其间因为甲午战争停办两期）才达到40人，后来招生人数逐渐增加。在日本，只有“陆大”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当参谋。“陆大”开办的64年间，共有3485名毕业生。

“陆大”的报考资格为“陆士”毕业，在部队服役两年以上，未满30岁的中下级军官，可以说是对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年轻军官进行理论充实。“陆大”教育时间为步兵、骑兵三年，炮兵、工兵二年。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陆大”是唯一由陆军参谋本部直接管理的学校，“陆大”学生毕业后由参谋本部直接安排工作。

与“陆士”不同的是，中国学生到“陆大”学习的人屈指可数，名气大的也不多。

在这里介绍“军刀组”。“军刀组”是对每届“陆大”毕业生中前六名的称谓，因为这六人能够获得天皇御赐的军刀而得名，又称“恩赐组”。其中前六名中的第一名被称为“首席”，前文提到的《战阵训》，其起草者今村均就是“陆大”第二十八期的“首席”。“首席”往往能获得觐见天皇的特别奖励，这在日本军人中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军刀组”成员往往在军队中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很多人马上就能进入陆军参谋总部最重要的作战部。除此之外，他们往往还享有一项特权，可以优先公派出国留学。这些精英大部分选择的出国方向是陆军最强的德国。

“陆大”第一期首席叫东条英教，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父亲。我们可以随便列出一些军刀组成员的名字：武藤信义、宇垣一成、谷寿夫、荒木贞夫、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松井石根、西尾寿造、畑俊六、永田铁山、梅津美治郎、安藤利吉、山下奉文、今村均、本间雅晴、田中静一、下村定、石原莞尔、小畑英良、铃木宗作、武藤章、栗林忠道、辻政信、濑岛龙三等。这些人都将在之后的正戏中出场。可以看到，号称“昭和三大参谋”的石原莞尔、辻政信和濑岛龙三，无一例外都是“军刀组”成员。

陆军有陆军的学校，海军也必须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于1869年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简称“海兵”。“海兵”的含义是培养海军的用兵之道，而不是培养士兵的学校，就像《孙子兵法》是讲述用兵之道，而不是当好士兵的方法一样。“海兵”最初的名字叫海军兵学寮，在1870年1月11日举行了首届学员的开学典礼。同年11月4日，“海兵”首批选拔了15名少年生和29名成年学生。在这15名少年生中，就有前边提及的“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1888年，“海兵”从东京迁往江田岛，使得之前默默无闻的弹丸之地江田岛从此名扬天下。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南端，与日本著名的吴军港隔海相望，地形临海抱湾，环境优越，利于高级军官的专业培养。为了保持良好的教育环境，在迁校以前海军就同当地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在江田岛附近指定范围内不能开设娱乐场所，以防止海校学员萎靡堕落。

建校之初，“海兵”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学习的精神十分强烈，连建造学员宿舍用的红砖都是千里迢迢从英伦三岛高价运来的。学校主要培养海军战斗指挥官，同时设有其他专业培养课程，其教育、训练模式几乎全部仿效英国。

一位英国教官在谈到“海兵”时写道：“在日本青年中选择那些出类拔萃者，在这里接受世界上严酷无比的艰苦训练，他们的身心在经过只有十分顽强的人才能经受住的锻炼后，被培养成具备古代武士道德的现代海军军官。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和祖国，他们都不惜一死。”

“海兵”面向全日本招生，学生录取年龄为16岁至19岁，无特殊应考资格限制。在日本帝国海军发展的鼎盛时期，考入“海兵”是成为海军高级将领的必要条件。军人能进入该校往往被视为一种骄傲。同日本陆军的土黄色军装相比，“海兵”学员纯白的海军服格外耀眼。据说“海兵”学员在回家省亲时，其乡里往往引以为荣并举行欢迎会来招待。因此，虽然管理极端苛刻，“海兵”依然是当时日本青年竞相报考的学校，号称比东京帝国大学还难考。

经过持续的努力和提高，“海兵”最终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国达特茅斯海军学院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海军高校。太平洋战争自始至终都有“海兵”学生的身影。战后有史学家戏称，太平洋战争其实就是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和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之间的战争。

从1873年11月毕业的第一期的2人，到1945年10月毕业的第七十八期4028人，“海兵”共毕业学员12433人。这其中有1313人成为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将官，包括64位海军大将、387位海军中将、862位海军少将，将军比例超过了总人数的1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四任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丰田副武、小泽治三郎，是清一色的“海兵”毕业生。后文将提到的永野修身和井上成美被称为“海兵”最杰出的两任校长。战争期间，“海兵”也成为一些海军高级将领的避难地，莱特湾大海战的责任者栗田健男就是“海兵”的最后一任校长。

如果按照晋升将军的比例计算，“海兵”第十二期居首，19名学员中有15人成为将军，占到学员总数的79％。论诞生将官人数的话，当属第四十期最多，一共有65人成为将军，其中就包括后文经常要提到的一些人，如宇垣缠、山口多闻、大西泷治郎、福留繁等。但是，第七期、第十五期、第二十一期、第三十九期这4期，都诞生了4位海军大将。其中第七期的4位大将中，更是有两位晋升为海军元帅，实在是牛。

陆军有“陆士”有“陆大”，那么在海军除了“海兵”之外，也必须再有点什么，这样就有了海军大学，简称“海大”。这可不是老酒工作上经常有联系的海南大学。

“海大”于1888年7月建校，用的就是“海兵”从东京搬到江田岛之后空出来的老地儿。“海大”只招收“海兵”毕业生，规定只有“海兵”成绩排名在前20％的人才有资格报考，军衔至少也要是大尉或少佐，这一点比“陆大”高了一级。“海大”一开始的培养目标就是海军高级将领。如果说“海兵”算本科生的话，那“海大”就是研究生院，培养的是硕士、博士。

“海大”很难考，但日本海军高级军官很多人都读过“海大”。山本五十六、黑岛龟人、小泽治三郎这些日本海军的精英都有“海大”的经历。高须四郎、南云忠一、小泽治三郎、及川古志郎、伊藤整一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名将，都担任过“海大”的校长。日俄战争之后的几年被誉为“海大”的黄金时代，日本海军的三大理论家同时在这里任教：秋山真之讲授海军战略学，佐藤铁太郎讲授海军史，铃木贯太郎传授鱼雷战术。这都是日本海军史上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

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上日本对外不间断的侵略战争，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深化。我们来看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多少次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1939年诺门坎日苏之战，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发动过如此多侵略战争。可以说，从1894年开始，日本的战争车轮基本就没有停止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以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之后以国运为赌注对外豪赌，前期每赌必赢。国虽富，军虽强，但长赌必输，多战必亡。日本军国主义也在不断淬火、磨砺之后，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

第二章　甲午战争

“牡丹社事件”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与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类似，日本急需对外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和云南差不多大小，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日本国内本身就市场狭小，资源匮乏，为了对外抢占早已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的市场，也为了转嫁国内因为维新带来的诸多矛盾，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逐渐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急于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寻求出路。

日本在亚洲的位置与英国在欧洲的位置极其类似，不同的是前者四个岛，后者只有三个岛。但与英国一直致力于建设海权国家不同，日本从根本上选择的还是一个大陆国家的思路。站在日本四岛往外看，东边是太平洋，还挺辽阔，以日本当时刚刚起步的孱弱海军劳师远征，极不现实。往北看是传统强国俄罗斯，虽然此时北极熊已略显疲态，但瘦死的狗熊比狼大，沙俄在日本人眼中，还是不能轻易去惹的巨无霸。往西看，海那边就是朝鲜，这是个可以捏的软柿子，可惜身后有亚洲第一强国大清做后盾。往南看，台湾也属于大清的地盘。盘算一番的结果是，不管往西还是往南，都必须与大清为敌。

老酒以前一直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始自甲午战争。其实早在甲午战争前20年，明治维新之初，羽翼未丰的日本就已经开始尝试对中国进行侵略，第一次的目标是宝岛台湾。

凡事皆需理由，即使没有，也要想办法编造一个出来，方显师出有名。对于强盗而言，这样的理由俯拾皆是。这次日本找到的理由出自琉球，现在名字叫冲绳，日本的对外侵略也就从这里开始。80多年后的1945年，在这里爆发了美日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一场血战——冲绳岛之战。冲绳岛也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攻占的最后一个岛屿。起于冲绳，终于冲绳，也许这就是冥冥中的轮回。老酒能坚持写完这套书的话，读者诸君再次看到冲绳岛出现时，基本上已经是快结束了。

早在中国隋朝时期，羽骑尉朱宽奉隋炀帝之令出海，见到这一岛屿“地界于万涛之间，蟠旋蜿蜒，若虬龙浮于水中”，随即将之命名为“流虬”，唐朝时更名为“流求”。明太祖朱元璋再次改名为“琉球”——石之有光为“琉”，磨圆的玉石叫“球”，意思是海中发光的美玉。1372年，朱元璋对琉球中山王察度发布诏谕，喻示着从那时候开始，琉球已成为明王朝的藩属，从此琉球就开始向中国进贡，琉球历代国王也都接受中国册封。1646年，琉球使节再次来华觐见大清顺治皇帝，从此琉球与清廷往来不断。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庆贺。1663年和1756年，康熙和乾隆分别赐印给琉球国王，乾隆所赐之印写有“琉球国王之印”字样。以上历史事实童叟无欺，如假包换。

日本将这一区域叫作“冲绳”。日语中“冲”是海上的意思，“冲绳”的含义就是排列的岛屿像漂浮在海上的一根绳子。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年代里，这个群岛也是中、日、朝几国之间贸易交往的重要桥梁。因此，日本一直对琉球抱有觊觎之心，但还允许其居于相对独立地位。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武力迫使琉球王国向日本屈服，等于琉球王国同时向中国和日本称臣进贡，一个姑娘有了两个婆家。日本一直想让琉球王国跟中国离婚，单独跟他们过，以最终完全吞并琉球。可惜一是实力还不够，二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琉球往南就是台湾。清政府当时没有给予台湾充分的重视。1683年，清政府将台湾纳入版图之中，但对台湾的治理局限于已经开发的区域。对尚未开发区域以划分界线的方式限制人们越界开垦。这一短视行为竟然成为后来日本出兵台湾的借口。

1871年12月，两艘琉球贡船在归国途中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端。其中一艘名为“八重山”号，船上45人全部获救。另一艘“太平山”号触礁沉没，船上69人，溺死3人，有66人幸运登陆。后来，他们闯入台湾少数民族住地牡丹社、高士佛社，双方发生冲突。冲突中，船上人员54人被杀死，幸存的12人则在当地汉人帮助下前往台南府城，然后转往福州，辗转归国。在信息闭塞的当时，这一纠纷并未立即引发国际争端。

1873年，大清同治皇帝大婚亲政，邻国日本也派来了祝贺使团。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在总理衙门官员例行会见时，出人意料地提起两年前发生在台湾的那次事件，要求清政府就此给出一个说法。当值官员毛昶熙说：“琉球是中国的，台湾也是中国的，这是中国内部纠纷，跟你没啥关系，一边歇着去。”但日本人岂肯就此罢休，双方开始争执不下。被日本人纠缠得不耐烦的毛昶熙最后以“台湾生番为化外之民”为由进行搪塞。化外之民，意思是虽然在我地盘上，但不是我的人——至少日本人是这样理解的。这成为日本人出兵台湾的最好借口，既然不是你的人，那就好办了，你不管我来管。其实当时大清从骨子里看不起蕞尔小国日本，也根本想不到日本据此就敢闹事。

日本人说到做到，不放空炮，马上就开始着手向英、美等国租用轮船，雇用美国军事顾问准备对台湾出兵，征讨那些被清廷认为不是自己人的“化外之民”。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远征军。最初，西洋诸国驻日使节对日本出兵台湾的做法没有提出异议。但到出发前夕，英、美等列强顾及自己在台湾的利益，忽然转变态度表示反对。英国驻大清公使威妥玛甚至将日本准备出兵台湾的消息告诉了李鸿章。李大人对此的态度是，根本不可能，再给它个胆它也不敢。

日本内部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顾忌大清的实力以及西方列强的态度，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也就是后文要多次提到的裕仁天皇内大臣、甲级战犯木户幸一的爷爷，就坚决反对对中国台湾用兵。之后，日本政府向台湾远征军下达了“出兵延期，等待后令”的命令。

这里就发生了日本军方的第一次“下克上”事件，尽管这之后还要发生无数起。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远征军司令西乡从道海军中将。西乡根本不顾政府的命令，他购买英国商船“高砂丸”为旗舰，率领“日进”号、“孟春”号、“明光”号、“有功”号、“三邦”号5艘军舰，于1874年5月7日拔锚出征。

战争过程非常简单，1874年5月10日，日军入侵中国台湾。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奋力抵抗，不敌身亡。日军分三路扫荡抗日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地的少数民族，诸社纷纷投降，战争很快宣告结束。日本在中国台湾建立了都督府，开始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向民众分发日本国旗，试图久踞。

清政府得知日军果真侵犯台湾的消息后，怒不可遏，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这个沈葆桢是清末名臣，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后来官拜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他还身兼林则徐外甥和女婿之职，沈的母亲为林则徐七妹。就是说沈葆桢的婚姻属于标准的近亲结婚。

接到命令的沈葆桢，立即于1874年6月14日带领“安澜”号、“伏波”号、“飞云”号3艘军舰赴台。随后，“扬威”号、“振威”号等军舰也开往澎湖列岛进行威慑，刹那间，战云密布。

沈葆桢到达台湾后，立即采取了两手策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向朝廷提出纵横外交和实力备战相结合的对日方针，即一边与日军交涉，一边积极备战。沈葆桢首先把历年来洋船漂台事件及日本入侵中国台湾的前后经过，分别摘要照会各国公使，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孤立日本，利用国际舆论逼迫日本退兵。其次是分批次向台湾增兵。从大陆抽调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队十三营到台湾布防，第一批2000人、第二批2500人在沈葆桢抵台后很快到达，还招募广东兵勇2000多人随时待命。此外，从天津调运的新式洋炮和从福建调拨的数万公斤火药也先后抵台。沈葆桢的调兵遣将使得双方实力发生了根本变化。面对实力不足可能带来的战争失利，加之日军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日军士气极其低落，日本政府认为军事占领台湾的办法暂时无法实施，于是被迫采用外交手段来解决。

在英国的斡旋下，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保久利通开赴天津与李鸿章开始谈判，多轮谈判无果。大保久利通背后向英国公使威妥玛道出了实情：“本次事件我方死伤较多，花费很大，在本国国内无法交代。再说我们在台湾盖了房子，也修了路，如果大清能给点经济补偿的话，撤兵亦无不可。”威妥玛试探要多少钱时，大保久利通狮子大张嘴，开价白银500万两，随后就感觉这根本不可能，主动降价到200万两，至此不能再减。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1874年10月31日，军事上占尽优势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40万两。12月20日，日军从中国台湾全部撤走。50万两白银对于当时还是穷酸的日本来说，不啻一笔巨款——这也是日本对外侵略挖到的第一桶金。

区区50万两白银对于动辄赔几千万两的大清天朝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但是这一事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北京专条》承认日本这次的侵略是“保民义举”，变相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专属统治地位。

随后，1876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琉球国王尚泰及皇太子中城相继作为人质被掳到东京。琉球北部数岛并入鹿儿岛县，南部诸岛设为冲绳县。

1879年10月，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门口来了三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个个跪地磕头，痛哭不止，他们就是已经亡国的琉球国使者林世功、向德宏和情报官毛精长。三人历尽艰辛，辗转来到这里，就是请求大清派兵救援，赶走强敌，重返家园。泱泱大清大方异常，给了三人足足300两白银的盘缠让他们自行回去。11月20日，林世功将最后一封“以死乞师”的书信呈送总理衙门之后自杀身亡，时年38岁。死前所写的一首诗云：“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

朝堂之上也有一些大清官员感慨于林世功的忠义，自发募集纹银200两，将林世功葬在京郊通州的张家湾。

世界第九之北洋水师

大清被西方列强欺负是早已习惯的事。赵太爷打头咱忍了，可现今连你王胡和小D也来撒泼，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清一贯看不起的日本竟敢贸然侵台，还借机敲竹杠的事实，在清廷立即激起了轩然大波。于是群臣纷纷上奏，提议发展海军加强海防，这引起了老想有所作为但又说了不算的光绪帝之高度重视。

虽然没什么实权，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由此在光绪帝的主持下，大清开展了一场关于海防战略的大讨论。在此过程中，文华殿大学士、首辅、直隶总督李鸿章高屋建“瓦”地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近在肘腋，伺我虚实，将永为中土之患。”

综合各方面意见，1875年5月30日，清廷决定分别成立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任命李鸿章为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北洋水师，沈葆桢为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南洋水师。

朝廷议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建设的军费，由南、北二洋分配使用。当时大清海军共分四支：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福建水师负责福建、南海，另外还有广东水师。作为南洋大臣的沈葆桢认为，400万两白银打造一支舰队都不宽裕，“与其同创同弱”，倒不如优先发展北洋水师，因为相比较而言，北洋水师的作战区域京畿重地更为重要。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清廷采纳了沈葆祯的建议。初步设想是等北洋水师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

1875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受命创设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前面提到的原因，建军之初的北洋水师就走上了对外购舰之路。

1879年11月，北洋水师向英国米切尔船厂订造的第一批军舰——“镇东”号、“镇西”号、“镇南”号、“镇北”号4艘蚊炮船——回国，两年后回国的还有“镇中”号和“镇边”号。名字听起来那是相当吓人，等于把四面八方全给镇住了。一看数据就知道完全是两码事，这6艘船的排水量都只有440吨，航速10节。一分价钱一分货，每艘也只花了15万两白银。据说这种蚊炮船块头虽小，但战斗力不弱，能让人像被蚊子咬那样难受。可惜几只蚊子一般咬不死人，这些小船当然不能作为舰队的主力舰只来使用。

1881年，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撞击型巡洋舰“扬威”号和“超勇”号加入北洋舰队。这两艘舰排水量1350吨，航速15节，每艘造价65万两。北洋舰队终于有了像样的主力舰。也就在这一年，李鸿章的亲信，以勇猛著称的淮军提督丁汝昌入主北洋舰队。

在此期间，李鸿章发现从英国订造的军舰价钱偏高，还存在不少缺陷，因而转向造舰质量更高、价格更加低廉的德国订造军舰。1880年12月，大清与德国伏尔锵船厂签订了一个大合同：斥巨资340万两打造两艘巨型铁甲舰，这就是后来威震远东的“定远”号和“镇远”号。同时花费68万两白银订造了一艘巡洋舰“济远”号。难得的是，这次大清还派出了由后来北洋舰队副司令刘步蟾带队的监理队伍，全程监督造舰，防止偷工减料，附带还派出一个学习队伍随舰实习，看起来真像是那么一回事。

1881年11月，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号顺利下水。第二年11月，“镇远”号下水。再一年的12月，“济远”号下水。本来这些舰只1884年就应该交付大清使用，但当时由于中法战争爆发，而德国是中立国，不能交付战舰，所以一直到中法战争结束之后的1885年11月，三艘主力舰才一起回到天津大沽港。

1885年，李鸿章再次以170万两白银向英国订购“致远”号和“靖远”号，以174万两向德国订购“经远”号和“来远”号。1887年，北洋水师将领邓世昌、林永升、叶祖珪、邱宝仁出洋接舰，秋天回国。至此外购军舰全部到位。

战舰有了，人才也不能缺。早在1887年，大清就先后派出38人去英、法等海军强国学习。可以说，除了丁汝昌之外，北洋水师的主要军官、主力舰舰长是清一色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其中大部分还是从英、法回来的海归派，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纯粹的国际化人才。更有不少人还在当时最牛的英国舰队实习过，也算是有知识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来看一下这些后来下场凄惨的悲剧性人物。

丁汝昌，52岁出任北洋水师提督，相当于舰队司令，对应西方的军衔相当于海军中将。

刘步蟾，右翼总兵，也就是舰队副司令，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定远”号舰长（当时大清叫管带），海归。

林泰曾，左翼总兵，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镇远”号舰长，海归。

邓世昌，“致远”号舰长。

叶祖珪，“靖远”号舰长，海归。

方伯谦，“济远”号舰长，海归。

林永升，“经远”号舰长，海归。

邱宝仁，“来远”号舰长。

黄建勋，“超勇”号舰长，海归。

林履中，“扬威”号舰长。

杨用霖，“镇远”号继任舰长。

林颖启，“威远”号舰长，海归。

李和，“平远”号舰长。

萨镇冰，“康济”号舰长，海归。

主力舰“八大远”中除了“平远”号由福建船厂建造之外，其余全是英、德建造的新型舰只。

在大力购舰的同时，大清还斥巨资在黄海附近修建了三大海军基地：威海卫、旅顺和大沽口，这三个基地也在1890年前后陆续完工，可谓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1885年10月，清廷下令设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奕总理海军衙门事务。这个奕来头可不小，他是当今皇上光绪帝他亲爹，当权派慈禧太后的小叔子。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颁布《北洋水师章程》正式宣告，舰队司令部设在威海卫军港之内只有3.15平方公里的刘公岛。

粗看起来大清的这种定位非常高明。威海卫与旅顺“势成掎角，互为声援”，扼守渤海通道，拱卫京畿重地，其目标是“收海口、保津沽、卫京师”。但是仔细一思量，就知道这是一群没出息的货色。从战略定位上看，这样强大的舰队一开始就定位在了看家护院之上，任务就是防守型的看大门，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李鸿章曾自豪地形容他的北洋舰队：“以之攻人尚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相反，基本同期建军的日本海军崇尚进攻，追求的是制海权。仗还没打，北洋水师在气势上已经输了不止一筹。

远东的大清和日本都在花大力气建设海军，这不能不引起西方各国的关注。1888年，《美国海军年鉴》破天荒地将北洋舰队排在了世界第九位，前八名分别为“英、法、俄、普、西、奥、意、美”。1891年，英国《武备报》评选大清海军装备实力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而日本海军排名世界第十六。美国同时认定大清陆军稳居世界前三，不清楚是不是在故意忽悠人。面对这些言不由衷的赞誉，清廷大员也是得意扬扬，有关奏报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吾大清快枪快炮之多，甲乎天下！”

这样的虚名同样使李鸿章意气风发。可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李鸿章权倾朝野，还受到当权派慈禧老太的信任，因此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弹劾之声不绝于耳。他的北洋舰队同样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普遍的说法是，打击北洋舰队，就是打击李鸿章。

和明治天皇麾下群臣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相反，大清国朝廷内部可谓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光绪皇帝虽没有实权，但屁股还占着皇帝的位置。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帝师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那就叫“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当年大清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曾经参过时任安徽巡抚翁同书一本，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个翁同书和翁同龢有关系。不错，就是他亲哥。这一本，导致翁同书被免职流放，一下子气死了翁同龢他老爷子翁心存。执笔写出奏章的就是当时还在曾国藩手下当差的李鸿章。对于翁同龢来说，和李鸿章那是有杀父欺兄之仇，不共戴天之恨。加上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后党首领李鸿章和帝党掌门翁同龢简直到了家仇国恨一起算，见面就想掐脖子的地步。1888年，时任户部尚书，也就是财政部长的翁同龢，借机以筹备慈禧大寿庆典为名，大幅度削减北洋水师经费，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

相对于陆军的发条枪就能打仗，打造海军基本跟烧钱差不多。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令北洋水师处境尴尬，举步维艰。首先是燃煤问题。北洋水师的用煤来自开平煤矿，开平煤矿最好的是第五工作面所生产的五槽煤，“质量最好，西人有用其煤者，谓此乃上品，烟少火白，为他国所罕有”。但开平煤矿总办张翼只给北洋水师提供最糟糕的八槽煤，五槽煤被张翼理直气壮地留着卖到国外赚钱。丁汝昌曾向张翼写信求助，张翼根本不予理会。张翼的理由很充分，北洋水师由于经费短缺，经常无法按期付款。你赊账还想要好东西？门儿都没。加上北洋水师报价太低，也根本买不起优质煤。最重要的原因是，张翼和朝廷大员多有瓜葛，朝中重臣很多都是开平煤矿的股东，光绪帝他爹醇亲王奕就是张翼的直接后台。除此之外，据说张翼多次“捐”钱给老太后修颐和园，慈禧因此很高兴地批示“此人很会办事”。所以别说丁汝昌这种舰队司令之类的“小喽啰”，连李鸿章拿张翼也无可奈何。

随之而来的就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维修锅炉，但局限于户部削减经费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操作性。由于缺钱，无法对外购买，无奈的李鸿章只能通过天津机械局的兵工厂给北洋水师生产、供应炮弹。这些炮弹大多是实心弹，“穿而不炸”已经见怪不怪，且多有尺寸不合格、无法使用者。

1890年，海战的又一进攻利器速射炮问世。日本为了缩小与北洋舰队的差距，开始在军舰上大量加装速射炮。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和清廷速射炮的比例是192∶27。1894年初，丁汝昌多次打报告要求在舰上加装速射炮，其中“定远”号和“镇远”号各添置120毫米速射炮6门，“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各添置2门，总计18门，预算费用是白银613040两。户部的答复是：“恕难以筹措。”最后日本战胜北洋舰队的第一利器恰恰是速射炮。战后的统计数据是，大东沟海战，中日双方10分钟发炮的数目是33∶185。真没有钱吗？大清国以孝治天下，为了让慈禧老太太高兴，仅在颐和园到紫禁城沿途建造的戏台、牌楼、龙棚等所谓“点景”就耗去白银240万两，换成炮就是72门。

除了速射炮，北洋海军另一个重大弱点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抗衡的快速巡洋舰。当时北洋水师平均航速是14节，而日本联合舰队是16节，有2节以上的差距。“攻击力、防护力和机动性”是检验海军舰只性能的三大要素，这个机动性主要就指航速。当时军舰的航速较慢，所以这2节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明显，在战场上无疑是致命的。可是没办法，日本都是新造的少年舰和青年舰，当然跑得快。而大清基本属于大叔舰或者老爷舰。人家年轻还烧好煤，真的没法比。

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时间差问题。相对于陆军武器的发展而言，海军的装备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这也正是打造海军如烧钱的主要原因。北洋舰队的购舰时间基本集中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而日本则在19世纪90年代中前期。也就在这几年间，高温高压锅炉问世，使得舰船的速度提高了3节到4节。前文提到的速射炮也正是在北洋舰队结束购舰后出现的。

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了一部分大米和煤炭。开战之后曾有人建议李鸿章停止继续供货，李鸿章却说“订货在失和之先”，坚持履行合同，于是30000吨优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样发往日本。换句话说，日本联合舰队就是吃着李鸿章的大米，烧着这些优质煤炭，把李大人的北洋舰队送入海底的。放在今天，如果评选“重合同，守信用”模范，李鸿章列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对于早已腐败透顶的清廷来说，花这么多钱打造海军，中间没点贪污那才叫不正常。1881年到1890年的10年间，清政府为了购舰，共拨款4600万两。除去购舰的直接费用，就有1580万两白银不知去向。连李鸿章都说，大清之银能真正用到关键地方的不足1/10。如果拿这些失踪的银子去买“定远”的话，一艘170万两，能买8艘。其实别说8艘，就是再有两艘，日本就根本不敢开战。

李鸿章的势力被称为淮系。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主要手段，除了处处制约北洋舰队之外，还包括点对点重点打击淮系的文武大员。淮系将领除聂士成等极个别人之外，几乎皆遭弹劾，如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卫汝成、龚照屿、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李经方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在马上开始的甲午战争中领衔主演的重要人物。御史李念兹大人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后方有人戳屁股，前方打胜仗几无可能。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北洋海军内部也一样矛盾重重。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高级将领均来自福建船政学堂，自然以福建人为主。官职仅次于丁汝昌的刘步蟾对于陆军出身的外行领导指挥自己甚为不满，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闽党。刘步蟾在香港还利用“撤旗事件”逼走了水师教习，被水兵称为“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英国总教习琅威里。丁汝昌曾试图改变被架空的现状，摆脱闽党控制，但势单力孤，始终无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闽党之首刘步蟾是实际的舰队司令，连邓世昌都因为不是福建人而备受排挤，“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甚忌之”。

不仅如此，北洋舰队还通过弄虚作假去博得上司的欢心。李鸿章检阅北洋舰队时，刘步蟾等人在靶船上事先埋好火药，等舰炮一响，便点燃火药以示命中，真是百发百中。见此情形的李鸿章大悦，立即赞叹：“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中十五也。”“中十五”的原因，估计可能有一堆火药没点着。如果真有这样的成绩，那么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华盛顿”号战列舰在实战中创下的世界纪录差距就太大了，今后也真没必要费老鼻子劲儿去发明导弹了。事实上，大东沟海战之后的统计是：日本每艘舰中炮11.2发，中国107.8发。

在北洋舰队常年停泊的基地刘公岛，规定是除了提督丁汝昌外各级军官必须常年住在舰上，不得在岸上购买房产。但这条纪律基本上形同虚设。比如“济远”号舰长方伯谦就在威海、烟台、大沽、上海等拥有多处房产。丁汝昌不仅在刘公岛上盖了自己住的房子，还修建了大批商铺用于出租。方伯谦发现了这个发财机会，也搞了不少自建房出租。于是，两位房东因为争抢租客问题发生过多次争吵。

在刘公岛北洋舰队司令部的周边，有一排排设施豪华的娱乐场所，包括赌馆、鸦片烟馆、茶楼、妓院等，当时没有KTV，要不然肯定也会有。70多家娱乐场所，家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回头看看日本海军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建校之初就与地方政府划定方圆多大范围不能出现娱乐场所的做法，我们就已经看到北洋舰队的最后命运。

陆军的情况在前文已经做过介绍，那就是百万陆军中的正规军不能打仗，打仗基本靠地方武装。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陆上力量，其主力不过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全部陆军的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人。在威海卫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地方部队绥军、巩军却只有7000人，最后大都战死殉国。

这边清廷厉兵秣马，那边日本人自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与大清相比，日本海军的建军气魄就高多了，其目标就定位在明治天皇维新之初就提出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当时还仅仅是海军省主事的山本权兵卫大佐就极具战略眼光地指出：“无论陆军如何精锐，如用兵海外，海军不能取得海上的绝对安全，则必归于败降。海军之主要任务就在掌握制海权。”其定位就比北洋水师的看家护院高了不止一两个档次。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

早在1875年，日本从英国订购的三艘主力舰3717吨的铁甲舰“扶桑”号、2250吨的“金刚”号、“比叡”号就已经下水服役。之后的1885年，3709吨的“浪速”号、“高千穗”号高速巡洋舰相继回国，日本海军初具雏形。之后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大大加快了日本海军的建设步伐。

1886年7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教习英国人琅威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超勇”“扬威”两舰在海参崴待命，其余“镇远”“定远”“威远”“济远”4艘军舰前往位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维护、检修，开展对日本的“亲善访问”。这也是大清铁甲舰队首次访问日本。其实大家都清楚，说好听了是“亲善访问”，说不好听了就是威胁和震慑，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烧包”“显摆”。

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日本长崎港，码头上挤满了前来观看大清铁甲巨舰的长崎市民。望着大清黄龙旗高高飘扬在威风凛凛的铁甲巨舰上，日本人脸上浮现的就只有“羡慕嫉妒恨”。8月13日，日方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购物。几个水兵就跑到当地的娱乐场所去找乐子。由于去的地方生意太好，嫖娼小分队只好在外排队等候。其间竟然看到有VIP用户不排队，径直进入，于是就上前质问老板，随后发生争执，继而发展成打斗。接到报警的日本警察到达后，将大清闹事水兵带回警察局审查。消息传回北洋舰队，舰上几百水兵蜂拥而出，直扑警察局。“定远”“镇远”舰上305毫米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嫖个娼就动用这样的巨炮也真够威风的。面对坚船利炮的威胁，日本人只好乖乖放人。

事情看似已经平息。8月15日，北洋舰队放假一天，丁汝昌大度地批准450名水兵登岸自由购物观光。傍晚时分，数百名日本警察、浪人对大清水兵发动突然袭击。由于事先没有防备，加上丁汝昌明令禁止水兵执械上岸，这次北洋水兵可是吃了大亏。早有预谋的日本警察、浪人将大清水兵分割包围，街边市民也配合开展了石块攻击。事后统计显示，大清水兵5人死亡、44人受伤、5人失踪。日本警察也被打死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亦有很多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定远”等4艘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再次对准了长崎市区，总教习英国人琅威里甚至主张立即对日开战。李鸿章得知“长崎事件”后的反应颇耐咀嚼：“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对内没有丝毫的责怪之意，似乎嫖娼也是为国争光一般。可对外李鸿章还是毫不含糊，当即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严厉威胁：“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11月24日，大清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要求断交撤使。

当时日本海军的实力尚非大清北洋海军的对手，气势自然就弱了不少。大清方面由于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也不愿很快再度卷入战争旋涡，双方战意都显不足。1887年2月，中日双方就“长崎事件”达成协议，对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大清52500日元，大清赔付日本15500日元，长崎医院的医疗费2700日元由日方支付。日方所支付的抚恤金数大大超出了清廷，也就等于变相向大清进行了赔款。真不容易，嫖个娼净赚回来3万多日元，挺划算的。不过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说嫖个娼，嫖丢了北洋舰队也丝毫不为过。

“长崎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人。在他们看来，外国水兵在本国肆意妄为，寻衅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简直是岂有此理。究其原因，是人家有“定远”和“镇远”，而咱们没有。由于日本新闻媒体添油加醋地大肆宣传，日本国内群情激奋，民间的反华、仇华、排华情绪都被煽动起来。“中国威胁论”立即成了当时的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也成了举国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镇远’”更成为日本海军的口号和奋斗目标。当时在日本小孩儿中开始流行一种游戏，那就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游戏主旨就是围攻“定远”“镇远”。日本的反华情绪很快变成大建海军赶超北洋舰队的精神动力。

“长崎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明治天皇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睦仁立即从自身做起，拨出皇宫经费30万日元作为海军的补助金，连天皇的老娘阿巴桑都捐出了自己的私人首饰资助海军建设。很快，新的敕令发布，在此之后，6年之内皇宫每年均拿出30万元作为海军的购舰经费，全国文武官员拿出1/10的薪水全部作为购舰、造舰费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四处发表演说，号召全体国民节衣缩食，为海军建设捐款捐物，日本为此还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随后著名的“三景舰”——“严岛”“松岛”“桥立”（分别取名于日本的三个著名风景点，类似于中国的桂林、黄山、丽江）马上纳入购舰和建造日程。这三艘舰的主炮口径320毫米，其比较参照物就是“定远”“镇远”的305毫米主炮。

三景舰的前两艘“严岛”“松岛”由法国建造，1892年加入日本海军，而“桥立”号更是由日本横须贺造船厂自主建造。前文提到，对于海军的建设，中国和日本一开始都准备走“买造并举”的道路。可惜急功近利的大清很快就抛开了“造”，单选了“买”，日本从“买造并举”，逐渐发展到“自主建造”。1891年，排水量4238吨的“桥立”号下水。这预示着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的造舰技术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世界水平。

看看海对面的大清，全国人民都在提前为慈禧老太太即将到来的六十大寿忙活。可笑的是，日本天皇节衣缩食支持造舰的消息传到国内，就变成了“日本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省钱给海军”。同样可悲的是，这一传言换来的不是警觉，而是一通狂笑：“毕竟是东洋小国，这样干也不怕别人笑话。”看看咱们老佛爷，过个生日花几千万白银都不当回事。

也曾有人对日本大建海军的举动忧心忡忡，提出建议停止或缓建颐和园，将经费转用于海军建设。据说听到建议的慈禧老太脸马上黑得像李逵一样：“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1891年，日本在英国订造的2439吨巡洋舰“千代田”号回到日本。

1893年，由英国设计，日本自主建造的3150吨巡洋舰“秋津洲”号驶出日本横须贺造船厂。

1893年，时速达到23节的世界第一快舰（当时）“吉野”号加入日本舰队。

北洋水师从1888年成军到甲午战争开战的1894年，没有添置一艘军舰。与此同时，日军却加速造舰、购舰，双方实力迅速拉近。如果把20年的军备竞赛比喻成万米长跑的话，可以说，在前9000米大清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在最后的1000米，大清停下来，吃蛋糕过生日去了，日本却勒紧裤带，咬紧牙关，冲过了终点。

1888年，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为69000吨，日本为39000吨。在之后的6年里，北洋舰队停滞不前，日本新增舰艇12艘，吨位为18000吨。到甲午战争真正打起来时，日军参战的主力舰只为37000吨，北洋水师只有30000吨。日本一线主力舰都是新舰，航速快，火炮数量特别是速射炮的数量、弹药威力都远远超越了北洋水师，仅仅几年时间内强弱易位。

在战争指挥上，日本也明显强于大清。日本于战前一年，也就是1893年，就成立了海军军令部，开战之前就将所有的海军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联合舰队，日军还设立了集陆海军参谋和决策为一身的统帅部——大本营，天皇在战前亲赴前线统一对陆海军进行指挥。

反观大清，海军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互不统属，从宣战到罢兵清廷始终未设立统帅部。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水师各自为政，互不来往。相对于海军主力北洋舰队而言，其余三支水师虽实力较弱，但如果使用得当至少可以起到一些牵制或掩护作用。事实上，在历时大半年的战争过程中，除广东水师“广甲”“广乙”“广丙”3艘军舰随北洋水师一起作战外，大清其余水师均一边冷观，坐视北洋舰队覆没。这3艘军舰参战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李鸿章亲哥，支援出于私人关系。另一种说法是这3艘军舰北上参加演习，正好碰上了打仗这种“倒霉事”。

因此，甲午之海战，实乃“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祸起弱邻

中国传统纪年称为“甲午”的1894年，在世界历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重要年份。就在这一年，西方世界的头把交椅悄然换位——美国经济总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北方，那个国土最辽阔的国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在东方，那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国，即将迎来她的实际领导人慈禧老太的六十大寿。大清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安静祥和的喜悦气氛之中。孰料就在此时，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然走近。

要说这慈禧老太也真够邪门，每逢她大寿，必有大灾难发生。1874年同治帝驾崩，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1904年在中国的国土上又发生了日俄战争。还好这老太死得早一些，要不真无法预料1914年在中华大地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自古半岛多劫难。灾难的发源地还是邻国朝鲜。夹在中、俄、日三个大国之间，弱小的朝鲜势必成为几方角力的目标。

1853年，日本在美国的逼迫下开国。之后不久，1875年，日本通过“江华岛事件”同样逼迫更加弱小的朝鲜敞开了国门。当时作为朝鲜宗主国的大清，李鸿章提出的意见居然是“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换句话说，就是不管，你自己看着办。

在朝鲜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甲申政变”中，作为朝鲜宗主国的大清，已经与日本有了两次面对面的交锋。第一次，由于李鸿章丁忧在家，代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张树生派遣提督吴长庆率3000精兵入朝与日军的2000人对峙，最后日本被迫妥协，第一回合大清完胜。第二次，本来已经占据绝对上风的日本，被横空出世的一位年轻人搅局逆转，再次功亏一篑。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年轻人，因处事果断，后来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他就是乱世枭雄袁世凯。

“甲申政变”之后，当时已经稳占优势的李鸿章却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专条约定，一旦将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其中一国要派兵的话，应提前告知对方，事情解决之后要立即撤回。这一约定等于变相承认了日本和大清在朝鲜具有同等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也为后来的进一步争斗埋下了伏笔。

就在全国共祝慈禧老太万寿无疆的当儿，不争气的邻居朝鲜又出事了。这次出事的名称叫“东学党之乱”。1894年6月1日，暴动的起义军已经攻占了全州，下一步马上就要直捣王京。无奈之下，朝鲜只好再次死乞白赖地向大清求援。

收到朝鲜的求援信号，大清立即责成李鸿章妥善处理。1894年6月6日，在“超勇”号护航之下，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领1500名清兵前往朝鲜。同日，清政府按照《天津会议专条》的要求照会日本政府。叶志超所率部队6月9日在朝鲜牙山登陆，随即加入征讨“东学党”叛军的活动。

得到大清出兵的消息，日本可谓是大喜过望，恰似正瞌睡，有人给递上一个枕头。日本当即宣布出兵。鉴于前两次兵力不足没有占到便宜，这次日本可谓是孤注一掷，准备倾国而出，与大清一决雌雄。1894年6月5日，明治天皇宣布成立战时大本营，并于6月7日进行全国陆海军总动员。

日本统治集团非常清楚，要争夺远东的霸权与大清早晚必有一战，因此早就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早在1882年，日本就将头号假想敌由俄国变为大清。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花费4年时间制定了“征讨清国策”。1893年，山县有朋又制定了“军备意见书”和“战时大本营条例”。到1894年前夕，日本对中国陆海军兵力和作战能力情况已了如指掌，甚至对各省能派出多少兵力参战都进行了专题研究。对可能的作战区域，日本提前派出大量间谍进行实地考察，绘制了极其详尽的大比例作战地图，图上甚至连行军路线上可供军队和战马饮用的水井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对于大清的国情，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说：“大清国从中央到地方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不可救药的地步。”此言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大清国的时弊。对于大清天朝来说，敌人可谓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日军第一批参战部队1500人选择的登陆地点是仁川——朝鲜半岛的死穴。半个多世纪之后麦克阿瑟选择的登陆点也在此处。6月12日，登陆的日军进入汉城。6月16日，第二批3000人的部队携带大批军火再次登陆仁川。至此，在朝鲜的日军兵力已经大大超过清军，局势骤然间剑拔弩张。

7月19日，根据海军军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提出的方案，日本第一次组成了“联合舰队”，伊东祐亨海军中将被任命为首任司令长官。7月23日，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军港出发，第二天傍晚到达仁川，列阵以待。

看到大清和日本都来了这么多的人，很会来事的东学党马上偃旗息鼓，与朝鲜政府达成和解，局势很快恢复平静。朝鲜政府当即照会中、日两国：没事了，你们各回各家吧，谢谢，再见。

正在筹备寿宴的大清本无战意，立即答应与日本同时撤兵。但是，日本这次可是做好了扩大事态的准备，根本不可能如此轻易撤兵。非但不撤兵，日军新的增援兵力仍源源不断地登陆朝鲜。

显然这时候再用“协助平叛”的借口已不成立，日本马上找到了新的理由，要帮助落后的朝鲜进行内政改革，还真抛出了一个改革方案。驻朝日军已经接到了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指示，想尽一切办法促成中国和日本的直接冲突。

在如此紧张的形势面前，通常情况下是军人主战，政府特别是外交官会冷静地寻找更稳妥的解决途径。陆奥宗光这种急不可耐要求开战的态度，也只有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的松冈洋右可与之媲美。

还真别说，这个身为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还真有做军人，甚至是特工的素质。早在6月22日，陆奥宗光就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提交了一份长篇外交公文，特意让自己的翻译译成中文后送达中国使馆，公文中陆奥宗光故意提出很多汪凤藻权限内无法答复的问题。愚蠢的汪凤藻果然上当，第二天就将这篇公文用密电的形式发回国内进行请示。日本军信课长佐藤爱磨第一时间就截获了这封电报。经过一番并不复杂的比对，断定其内容就是陆奥宗光交给汪凤藻的那封函件，从而摸出了大清电报密码的排列规律。

蒙在鼓里的清政府仍然在使用这套密码。8月1日宣战之前，还以密电的形式再次向汪凤藻拍发了宣战文书。日本根据先前找到的规律，结合截获的电文以及随后公开发表的宣战书进行对照，发现结果竟然完全一致。日本情报部门立即开始破译截获到的大清国军政电文，大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密电已经完全被日本破译。

戏要做就做足。后来，在中国第二个议和代表团张荫桓和邵友濂抵达日本请求和谈时，日方还装模作样地强烈要求两人必须交出电报密码才能向国内发报，让中国确信自己的密码安全无虞。就这样，战争中，大清的作战计划、兵力调动以及今后谈判中的底牌，对于日本已毫无秘密可言。就像打麻将，你牌都铺开来打，焉能不输？

战后，日本授予立下大功的佐藤爱磨三等勋章和大笔奖金。佐藤爱磨有个儿子叫佐藤尚武，后来曾官至日本外务大臣。值得提出的是，后来，就是这位时任日本驻苏大使的佐藤尚武，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手中接过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对日宣战书。

书归正传。此时万分着急的除了陆奥宗光，还有在“甲申政变”中表现优异，被日本人恨之入骨的袁世凯。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步步紧逼之下，智略过人的袁世凯也没了招数。他只有一次又一次给国内发电请求增援。在一封电报中，袁世凯甚至用上了近乎粗鲁的语言：朝鲜就像我们的老婆，现在正在被人强奸，“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可是本来就不想打仗的李鸿章依然按兵不动。焦急的袁世凯只有装病，于7月19日秘密回国，沿途还受到日本人的多次追杀。

李鸿章的心思是，这个节骨眼上要尽量避免与日本的冲突，无论如何让老太太过好生日再说。为了达到避战的目的，李鸿章积极请求英、俄两国进行调停。

此时的英、俄可以说各有各的小算盘。英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想方设法阻挠俄国势力南下，正试图利用日本以牵制和孤立俄国。开战前夕，1894年7月16日，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在伦敦签订了《日英航海通商条约》，英国不但满足了日本多年以来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表明了不支持大清，不干涉清、日开战的态度，一定程度上等于倒向了日方。

至于俄国就更不用提。对大清和日本都不怀什么好意的俄国正想借机削弱双方，以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实现其下一步在远东大肆扩张的计划。表面上俄国似乎在积极调停，但暗中却唆使日本不要撤兵，心里恨不能双方马上就打起来。

得到了英、俄默许的日本，于是态度更加强硬。7月20日，日本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在48小时之内对日本提出的改革方案进行答复，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新政，废除与大清签订的一切条约，令清军全部撤走”等。在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7月23日，日军悍然闯入皇宫，劫持朝鲜国王李熙，“请”出李熙的父亲大院君“重出江湖”，组织傀儡政府。7月25日，朝鲜“新政府”发布公告：废除之前与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不再承认与大清的宗藩关系，要求在牙山驻扎的清军和丰岛海面上的北洋水师舰只立即撤离，授权日本驱逐在朝鲜的所有中国军队。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面对如此的公开挑衅，即使是要过大寿的清廷也已忍无可忍，光绪帝严令李鸿章立即备战。主战派的帝党甚至叫嚣：“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之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坚信大清国可以轻松打垮小日本。”迫于压力的李鸿章也开始在7月中旬增兵入朝。

丰岛海战

增援刚开始还算顺利。由马宝贵率领的6000人、马玉昆率领的2000人先后由旅顺登船，在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左宝贵和聂桂林的6000人、丰升阿的1500人也跨越鸭绿江，从陆路入朝。四路大军陆续在8月上旬进驻平壤。

李鸿章当然不会忘记驻守在牙山的亲信叶志超。牙山靠南，走陆路太远，交通也不便利，只能通过海上增援。到了真正要使用的时候，李鸿章才忽然发现，大清竟然缺少运兵船。无奈之下，只好让江自康带领2500人租用英国轮船“高升”号、“爱仁”号、“飞鲸”号前往牙山。担任护航的就是北洋舰队“济远”号、“广乙”号和“威远”号3艘战舰。

本来丁汝昌的意见是由北洋舰队集体出动护航，但一心避战的李鸿章害怕出动这么大的兵力会刺激日本人，所以只允许派这几艘舰去。牙山的复杂地形并不适合部队大规模登陆，因此增援部队先后分3批出发。

凡是有中国军队与敌交兵的地方，就不会少了这样两种人：一种叫“汉奸”；另一种叫“跑跑”。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当时是天津军械局的总办，其家中的书吏刘树芬早已被日本间谍石川伍一重金收买。石川从刘树芬处获得了大清舰队增援的详细情报并立即电告日军。随后，石川和刘树芬被抓获并斩首。

得讯后的日本联合舰队马上派出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第一游击舰队“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3艘快速战舰出海拦截。7月25日清晨，日本舰队来到了牙山湾之外。当时的丰岛水域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海上能见度良好，正是交兵的好时机。间谍和汉奸的情报异常准确，日舰很快就发现远方有两艘军舰冒着黑烟缓缓驶近，这就是北洋舰队的“济远”号和“广乙”号。

本来是3艘护航舰只，护航编队司令方伯谦发现“威远”号速度太慢，就安排其提前返回。方伯谦在“爱仁”号、“飞鲸”号卸载完毕之后，准备回头去迎接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出牙山湾就迎头遇上了3艘日本军舰。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是——

清廷：“济远”号，2300吨，速度15节，最大舰炮为210毫米；“广乙”号，1000吨，速度16节，最大舰炮为120毫米。

日本：“吉野”号，4216吨，速度23节，最大舰炮为152毫米；“浪速”号，3709吨，速度18节，最大舰炮为260毫米；“秋津洲”号，3150吨，速度19节，最大舰炮为250毫米。

上午7时45分，“吉野”率先向“济远”打出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济远”马上开炮还击。随后，“浪速”和“秋津洲”号也围了上来，三舰同时炮击“济远”。陆奥宗光期盼已久的战争终于如愿打响。

眼见“济远”陷入重围，“广乙”马上冲上来助战。“浪速”和“秋津洲”马上回过头来联手收拾“广乙”。片刻之间，孱弱的“广乙”就在日本炮火的轰击下伤痕累累，失去战斗力之后撤出战场，冲到朝鲜西海岸十八家岛附近搁浅。舰长林国祥见军舰受伤太重，为了免于被日军俘虏，遂下令纵火烧船。随后，林国祥带领水兵登岸前往牙山，准备加入叶志超的陆军部队。可惜叶志超早已弃城逃跑，无奈，林国祥只好率兵乘英国军舰“亚细亚”号辗转回国。

打跑了“广乙”，“浪速”和“秋津洲”马上回过头来与“吉野”合围“济远”，战场惊险异常。日本三舰恰如“刘关张”，可惜“济远”并不是吕布，最多只能算华雄。瞬间，“济远”上死伤已达57人。眼见不敌的方伯谦立即下令军舰全速向中国方向撤退，日本三舰穷追不舍。就在此时，远方海面又出现了两艘舰只的身影，这就是大清的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和运输武器、饷银的运输舰“操江”。

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少将马上对三舰进行了分工：速度最快的“吉野”负责追击“济远”，“浪速”拦截“高升”，“秋津洲”对付“操江”。

自身难保的“济远”已经无力保护自己护航的舰只，方伯谦在向“高升”和“操江”打出“自行逃命”的信号后，率先独自逃窜。眼看着速度更快的“吉野”越追越近，无可奈何的方伯谦先在“济远”上挂出白旗，随后又挂出日本旗，同时继续高速逃跑。方伯谦的一系列怪异动作搞得日本人一头雾水。“吉野”舰长河原要一大佐看到“济远”没有停下来而是狂奔，就继续加速追赶，同时频频炮击。12时38分，“吉野”距离“济远”仅仅剩下2500米。逃跑中的“济远”突然用尾炮连续反击，四发炮弹有三发打中“吉野”。猝不及防，“吉野”的桅楼、前主炮被击中。受伤的“吉野”不敢独自继续追击，掉头返航，“济远”继续狂奔，逃过一劫。

后来对于“吉野”停止追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受伤。二说是担心驶离战场太远，靠近北洋水师驻地太近，怕中援军的埋伏。三说是当时水越来越浅，“吉野”吃水太深，担心搁浅。四说是担心另外两艘日舰对付两艘中国船不宽裕，怕中国运兵船逃脱，所以回去支援了。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济远”是跑掉了。

逃回威海卫基地的方伯谦称打了胜仗，“击伤倭船，击死倭提督并兵员数十人”。李鸿章和丁汝昌虽然有点怀疑，但觉得方伯谦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还能成功把船开回来也不容易。况且方舰长是自己人，开战之初能有胜绩也会鼓舞士气，所以仍积极为方伯谦请功。随后清廷颁谕，以“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朝中甚至有人提议“改由方伯谦接管丁汝昌所带之船”。

“浪速”和“秋津洲”的任务是对付“高升”和“操江”。“高升”是英国商船，“操江”是木质炮船，现在的功能是运输舰，两舰都几乎没有战斗力。如果说“济远”勉强还算得上是华雄的话，那么这两艘船最多只能算糜竺和简雍，明摆着就是对方案板上的烧鸡，仅剩点骨头不好切而已。

“操江”在13时50分被“秋津洲”追上。请读者留心一下这个“秋津洲”的舰长上村彦之丞海军少佐，在后文的日俄战争中他还要出场领衔主演。舰龄超过20年的木质炮船“操江”上，当时有包括舰长王永发在内的水兵82人。在船上丹麦专家的劝说下，王永发挂出了降旗，随后被“秋津洲”押解到日本佐世保军港。

被俘官兵上岸后遭到了非人道的凌辱。日本人将这些被俘士兵排成两排游街示众，并敲锣打鼓号召市民前来围观。这些人之后被关入监牢。除了丹麦人被释放之外，所有人都被关押到了战争结束。“操江”上20万两饷银、20门大炮、3000条步枪及大量弹药落入日军之手。

最后看看故事最多的“高升”。负责对付“高升”的是日舰“浪速”。“浪速”的舰长就是后来被誉为军神的东乡平八郎。10年前，老酒的一个朋友在谈判中和东乡平八郎的曾孙有过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交锋，还大占上风，让老酒敬佩不已，为此特意多敬了他三杯酒。“浪速”追击“高升”，简直就像刘翔追老酒一样容易，“高升”很快被“浪速”控制。日本人派出小艇搭载临检官见善五郎大尉等人登上“高升”。“高升”英国舰长高惠悌强调，此船乃英国商船。日本人不予理睬，宣布“高升”已经被俘，必须马上跟着“浪速”走。

日本人离开“高升”后，随即打出了“随我前进”的信号。船上的清军士兵立即涌入舰长室，对着高惠悌拔刀怒吼：“敢跟日本人走，小心此刀。”“高升”上北洋舰队聘请的军事教习、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也告诉高惠悌：“中国人宁愿死，也不会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看着“高升”迟迟不动，“浪速”马上派人过来催促。高惠悌告诉日本人：“中国人不愿意当俘虏，他们要求退回大沽口。我们是英国船，你们两个国家还没有宣战。”

双方僵持了三个小时。12时30分，东乡平八郎下令：“欧洲人全部离舰。”但是船上的小艇已全部被清兵控制，欧洲人想走也走不了。

13时，东兴平八郎悍然下令开炮。炮弹命中“高升”动力汽罐，蒸汽和煤烟滚滚喷出，接着船体多处着弹发生倾斜。船上绝望的清军士兵只能徒劳地用步枪向“吉野”射击。13时46分，“高升”在海面上消失。即使在沉入水中的一瞬间，桅杆上的一个清兵还射出了最后一发子弹。东乡充分显示了日本人的兽性，他下令继续对漂浮在水面上的清军士兵进行扫射，刹那间海面泛起一片片血红。

“高升”上清兵1116人、工作人员74人（其中7个英国人）全部落入水中。事后，在附近观战的法国军舰“利安门”救出42人，德国军舰“伊力达斯”救起112人，英国军舰“伯布斯”救出87人。有两人被日军俘虏，另有两名士兵游泳漂泊到孤岛上，40天后获救。除了被救出的245人，其余871名大清士兵全部殉国。

74名工作人员中，包括船长高惠悌在内的3名英国人被“浪速”派小艇接走（后来高惠悌得到赔偿金2000日元，大副田泼林1500日元，导航员800日元）。法国军舰救起3人，德国军舰救起6人。其中德国专家汉纳根身体素质最好，自己游到了岸边，被德国军舰接走。其余5名英国人和57名船员葬身海底。

丰岛海战结束后，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中将宴请作战归来的坪井少将和几位舰长。仍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东乡平八郎大呼“我成功了”，旁边的“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讥讽道：“你可真是个乱暴的家伙！”看来，即使自己人也不都赞同东乡野兽般的做法。

战后双方都宣称对方先开炮，甚至为这一问题争辩了许久。其实这是一个根本无须争论的问题。明显居于劣势的大清舰只不可能主动去招惹实力强大的日本舰队。就好比老酒在大街上遇上泰森，冲上去先动手和泰森打了一架，这可能吗？第一，咱素质高还热爱和平。第二，本人没有挨揍的爱好，也不想失去耳朵，即使仅仅是一部分。

“高升”是大英帝国的商船。要知道当时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现在的美国还牛。小小日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那还了得？世界老大的商船被击沉，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国内也是群情激奋。曾在北洋海军担任过鱼雷艇部队教官的英国远东舰队舰长罗哲士甚至主动请缨要求出战，为挂着大英帝国国旗的“高升”报仇，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也是怒不可遏。英国政府8月3日召见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并发出照会：“有关‘高升’被击沉一事，日本政府应做好负全部责任的准备。”

得知英国国内的情况之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马上启动危机公关活动，承诺详细调查，一旦查清责任在己，则全额赔偿。日本内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向英国有关方面进行贿赂。外务省指示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向西方主要媒体行贿1600英镑，先堵住媒体的嘴巴再说。在青木周藏向陆奥宗光汇报的行贿名单中，英国《每日电讯》《泰晤士报》，德国《科隆报》《大陆报》都赫然在列。同时重金贿赂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韦斯特莱克对日本进行技术点拨：那就是抓住“高升”轮船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诡称“高升”的英籍船长已经失去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性质就变成日本只是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而已。

从7月25日世界舆论大哗、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照会开始，到中日正式开战后一周左右，西方舆论已经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发生逆转。《泰晤士报》8月6日刊登牛津大学教授、法学博士霍兰德的意见：“许多报纸的愚蠢社论仍然充满‘海盗行为’，‘不宣而战’，‘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严惩日本军官’等浮躁文字，实在不可想象。”这些所谓的“专家”论点平息了英国国内的一些反日舆论。

英国当时的策略是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俄国，所以并不想真正与日本闹翻。加之日本人“认罪”态度良好，1894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英国海军海事审判庭上，得到了国内授意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做出了“东乡行为正当”的证言。法院最后判决，对于“高升”被击沉一事，日本没有过错和责任，英国受到的所有损失由大清承担。大清赔了夫人又折兵，可谓窝囊到了极点。

平壤战役

海上炮声隆隆，陆上也很快枪声四起。就在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挑起丰岛海战的同一天，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日本混成第九旅团开始向驻守牙山的清军发起进攻。之前叶志超、聂士成因牙山无险可守，已经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聂士成部2000余人赴成欢后立即分左右两翼构筑防御工事，叶志超则率1000余人退守公州作为后援。本来就不多的人马还分兵两处，导致防守力量更加薄弱。

1894年7月29日，成欢之战打响。激战一日，清军左右翼阵地皆失，被压缩在成欢驿街道附近四面受敌。大清悍将聂士成不得已率众退至公州与叶志超合兵一处，成欢失守。

叶、聂盘算后认为日军势大，双方实力悬殊，于是决定不战而撤。为避免撤退途中与日军遭遇，叶、聂率军进行了长距离迂回。在沿着朝鲜半岛东海岸进行了20天的酷暑行军之后，叶志超率众奔入平壤城，与左宝贵、卫汝贵等驻守平壤的清军主力会合。这次长途奔逃中，叶志超已经显示出一个“跑跑”所应具备的良好潜质。

成欢之战虽然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役，但影响极大。汉城附近已无大清军队的踪影，日军之后便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倾力北上，进攻平壤附近的大清主力。

海上遭受重大损失，陆军初战又告失利。7月30日，清廷驻日本使馆及领事馆官员全部下旗回国。当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各国驻东京公使发出通报：“大日本帝国与清国已处于战争状态。”

8月1日，清廷正式下诏对日宣战。明治天皇随即也发布敕令宣战。西方列强除了俄国之外纷纷表示中立，终于可以坐观两个东方大国的对掐了。

对这场东方战争未来的走向和胜负结局，西方世界在最初普遍看衰日本。有专家分析认为大清在海上战场可能不是日军的对手，在陆地上可能会先小败，但最终将凭借巨大的资源优势压倒日本，反败为胜。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专家全都看走了眼。

叶志超率牙山败军到达平壤与诸将会合后，驻平壤的大清兵力达到了15000人。本来在牙山打了败仗，但叶志超谎报战功，饰败为胜，吹嘘牙山“大捷”，谎称歼灭日军1700余人，随后再夸大至2000余人，骗得朝廷嘉奖赏银2万两。

当此大战即将爆发之际，驻朝鲜平壤的大清陆军竟然长时间没有任命主帅。朝廷初选的名将刘铭传托病不出，次选的“白发将军”宋庆因为不是李鸿章的嫡系而遭李大人弃用。实在没人了，牙山之战的败将叶志超竟然鬼使神差地坐上了平壤陆军总指挥的宝座。

要说这个叶志超年轻时也曾是一员悍将，当年镇压捻军的时候，的确是一把好手，立下不少战功。但此时多年不打仗的老叶早养得脑满肠肥，人送外号“叶大呆子”。关键是经历了牙山之败的叶志超早已成惊弓之鸟，毫无斗志。诸军会合后，清军既不南下进攻，也不择险分屯，而以大部兵力聚守平壤城内外。老叶每天就是和诸将饮酒作乐，坐待日军来攻。

9月1日，日军将第三师团、第五师团合编成第一军，任命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军司令官，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攻势作战。山县有朋眼见清军不断通过水陆两路增援平壤，于是决定不等第三师团来到，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率先发动平壤战役。

对平壤的进攻，日军采取了“分进合击、四面包围”的战术。进攻兵力共分四路：由大岛义昌少将率混成第九旅团3600人自汉城出发到达大同江南岸，以牵制、吸引清军；第五师团本队5400人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领，自汉城发兵进攻平壤西南面；由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领第十旅团2400人亦由汉城出发渡大同江绕攻平壤东北；元山支队4700人渡大同江进至平壤西北切断清军向义州的退路，并与第十旅团一起担当平壤北面的攻击。

从总体战役形势来看，清军可以说并不据劣势，甚至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第一，清军驻守平壤的总兵力计步、马、炮约15000人，拥有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日军参战部队16000余人。按照进攻部队一般要2倍到3倍于防守部队的原则，清军防御部队明显居于优势。

第二，平壤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第三，清军储存有足够全军一个月食用的军粮，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日军几路部队只有几天的给养，往来的告急电报中甚至出现“除粗米饭外，副食毫无，仅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之食”的字样。

第四，清军以逸待劳，日军劳师远征，长途奔袭1000公里，已成强弩之末。

第五，朝鲜官民也大力支持清军。清军入驻平壤后，朝鲜居民“箪食壶浆，馈遗不绝”，积极协助清军作战，连在汉城被日本扶持的大院君傀儡政府也暗中向清军传递情报。清军可谓占有人和之利。与清军相反的是，日军所到之处，朝鲜居民纷纷躲避，被强征的劳役也寻机逃跑，甚至不断袭击行军中的日军。

面对日军的四面来袭，叶志超严令各军坚匿平壤，龟缩不出。日军则利用清军收缩的有利时机，从容完成了对平壤城的包围。9月14日，平壤战役率先在城北打响。清军初战不利，退入城内。

仗还没真正打起来，叶志超已经是惊慌失措。当天晚上，叶志超也不喝酒了，开始组织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始，老叶就提议弃城逃跑。当时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总兵左宝贵坚决反对逃跑，恳请叶志超“同心合力，共济时艰”。为了防止叶志超逃跑，会后左宝贵甚至派出亲兵暗中对之进行监视。

9月15日，为了便于就近指挥，明治天皇宣布将战时大本营从东京前移至广岛。

也就在这一天的清晨，日第一军按计划发动总攻。战役在三个方向同时展开，那就是大同江南岸战场、玄武门战场和城西南战场。

凌晨3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分兵抗拒重创日军。日军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攻陷了清军左右两翼的堡垒。但随即遭到清军的步炮协同夹击，毙命官兵140余人，伤290人，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也被击伤。

玄武门为主攻方向，因此日军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和佐藤正大佐的元山支队担任主攻。8时30分，牡丹台陷落。正在玄武门指挥作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为表示誓与平壤共存亡的决心，左宝贵换上了御赐黄马褂，亲燃大炮连发36弹。混战中，左宝贵身中两枪仍不退却，最后不幸中炮牺牲。14时，玄武门终被日军攻陷。日军乘势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后，只得退守玄武门。

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于早上7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实施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迅疾进行反击。战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原驻地。

14时，平壤三个战场的基本形势是：大同江南岸战场马玉昆所部毅军击退了日军的进攻，略占上风，西南战场胜负未分，只有城北玄武门失守，但日军尚未入城，战场处于僵持状态。对清军来说，战事犹有可为。当时平壤开始下起大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极为困难。

但玄武门失守以及左宝贵阵亡使得清军主帅叶志超魂飞魄散，他立即与众将商议决定弃城逃走。众人之中，除了马玉昆提出异议之外，其余皆赞成叶志超之议。16时，叶志超打出白旗表示停止抵抗。日军料定清军夜晚必北逃，便在清军可能经过的路线上预先设下伏兵。

9月15日，20时，清军开始撤退。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撤退的清军很快变成溃军，随后就一窝蜂地进入日军预先设定的伏击圈，遭日军枪炮袭击死尸遍地，血流成渠。仅仅一夜之间，清军逃跑路上被击毙者达1500多人，另有683人被俘。清军被日军俘获的军火、弹药、粮食及其他各种物资不计其数。平壤日军本来只剩下两天的补给，叶志超的逃跑使得日军获得了足足一个月的粮草弹药。

9月16日晨，日军元山支队和第十旅团跃马而入平壤城，山呼“天皇万岁”。城中不仅已无清兵一兵一卒，当地朝鲜居民也纷纷逃散。

逃离平壤之后，叶志超的“跑跑”能力得到了尽情的发挥，马不停蹄，一路狂奔五百里，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均弃而不守。安州有清兵马步军八营可以接应，聂士成劝阻叶志超“安州地备险奥，可固守”，惊魂未定的叶志超根本听不进去，脚步不停，直奔鸭绿江。21日，叶志超率残部“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到9月24日，驻朝清军全部退入中国境内。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

恬不知耻的叶志超竟然还向朝廷谎报“敌军有三四万之众，苦战五昼夜，弹尽粮绝退出平壤”。清政府一度听信了叶志超的虚假战报，甚至降旨慰勉。之后真实情形被揭露，清廷震怒，11月21日下令将“叶志超先行革职以肃军纪”。1895年2月18日，叶志超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归家乡，于1899年病死——死有余辜！

一跑牙山，二跑平壤，按道理，老酒“十大跑跑排行榜”应该赏给叶志超一个位置，但甲午战争发生的年代早了一点，加之名额有限，宝贵的位置不能给你，请老叶原谅则个。

清军另一年近六十的老将卫汝贵以“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克扣军饷，纵兵抢掠”之罪名被处斩于北京菜市口。日军曾经缴获了卫汝贵的一封家信，信里卫汝贵的老婆说，你从小打仗，现在官也不小了，咱家里钱也不少，你年龄大，要注意保护自己，遇到打仗别往前边去。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作为反面教材，写入了日本的教科书。

在平壤战役中，壮烈殉国的回族将领左宝贵被光绪帝追赠太子少保衔，赐谥号“忠壮”。

9月16日，日本明治天皇赐谕嘉奖平壤大捷。日第一军继续向前推进，前面就是鸭绿江，江对面就是大清国的国土。

当年踌躇满志的枭雄丰臣秀吉梦断于此，这次的日本人可不想就此打住。

大东沟海战

在牙山、丰岛，大清陆海军接连失利，朝廷震怒。1894年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迫近威海卫，已经欺负到家门口来了，光绪皇帝严厉斥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作战不力。无奈之下的李鸿章不得不命令北洋舰队赴黄海巡航，以平息皇帝之怒，缓解舆论压力。9月12日，北洋水师主力从威海卫军港出发，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护送陆军登陆支援平壤作战。

与北洋水师在战略上“保船制敌为要”不同，日本海军在战争前就制订了以舰队决战夺取黄、渤海制海权为目标的作战计划。当联合舰队护送援军登陆仁川的行动完成后，9月13日，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舰队开赴鸭绿江口附近海域，搜寻北洋水师主力决战。

9月15日，北洋水师主力在丁汝昌率领下，护送5艘运兵船到达大连湾。运兵船上有铭军4000人、马400匹、炮80门。晚上，船队在大东沟外20公里处下锚宿营。

9月16日，北洋水师抵达鸭绿江口之大东沟。部分舰艇担任警戒，其余10艘主力舰在20公里之外的大鹿岛东南下锚。9月17日8时，运兵船卸载完毕，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准备返航。

自丰岛海战以来，北洋舰队全体官兵士气高昂。当时任“镇远”副管驾的美国退休海军少校马吉芬在日记中写道，舰队官兵渴望与日本舰队决一死战，“以雪‘高升’和‘广乙’之耻，士气旺盛，莫可言状”。

9月17日上午10时23分，联合舰队第一游击舰队率先发现了因使用劣质燃煤而冒出滚滚浓烟的北洋水师，迅疾发出“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的信号。上午11时30分，北洋水师“镇远”的桅楼上的瞭望哨也发现了逐渐逼近的日本舰队。

12时05分，联合舰队以“吉野”为首，第一游击舰队在先，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鸭绿江口外海大鹿岛海域集中了远东两支最大舰队的几乎全部主力舰艇，空气骤然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12时20分，北洋水师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横阵。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形梯队，类似倒“V”字形。主要原因是位于阵型左右翼的战舰“济远”“广甲”“超勇”“扬威”都是航速缓慢的老舰，跟不上大队的节奏。在阵型尚未完全展开的情况下，战斗已经打响。

12时50分，北洋水师旗舰“定远”首先开炮，联合舰队第一游击舰队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向左转弯，航向北洋水师右翼，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的炮火打击之下。

12时53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始发炮还击。“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可以说，从大东沟开始，一直到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幸运之神一直眷顾着日本。随后，日俄战争中的黄海海战、对马海战，日军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得敌方主帅阵亡或负伤，失去指挥舰队的能力。

遗憾的是，丁汝昌事先竟然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使得整个战斗过程中，北洋舰队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乱战状态。直到海战即将结束时，“靖远”的舰长叶祖珪才主动升旗代为指挥。不知道在后面几小时的战斗中，连东乡平八郎都敬佩不已，远远见了都要敬礼的舰队二把手刘步蟾、三把手林泰曾都干什么去了。

当双方舰队进至相距约3000米时，日本第一游击舰队4艘快速战舰一面以猛烈炮火射击，一面加快速度左转舵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两艘弱舰。

此时，日本舰队本队其余六艘舰只恰好驶至北洋舰队倒“V”字形的前方，北洋舰队各舰舰首恰恰指向敌舰船腹。于是北洋舰队各舰以舰首主炮猛烈轰击敌本队六舰。由于“比叡”“扶桑”“西京丸”“赤城”等几艘速度较慢的舰只落后，日舰队被北洋舰队拦腰截断、分割为二。“定远”“镇远”及右翼各舰发右舷炮火猛轰敌主力舰“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左翼“致远”“靖远”等舰则发左舷炮火截击“比叡”“赤城”等后续各舰。此时除了右翼“超勇”“扬威”之外，北洋舰队主力各舰均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并全力开炮。

落在最后的“比叡”“赤城”遭到北洋舰队的痛击。“比叡”被打得走投无路，冒险闯入北洋舰队阵中，企图在“定远”和“靖远”之间500米的间隙中穿过，走小路与大队会合，结果陷入“定远”“镇远”“广甲”“济远”等舰的包围之中。北洋舰队平时表演被李鸿章称为“十六中十五”的神奇射术，这时在战场上却消失得无影无踪。4艘大舰围着一艘近在咫尺的小舰猛轰，仍然让受到重创的“比叡”在熊熊烈火中冲出重围。幸运脱离险境的“比叡”迅即打出了“本舰退出战列”的信号逃离战场。

北洋舰队左翼各舰又以800米近距离猛轰“赤城”。正在舰上观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八郎太海军少佐被击中头部，鲜血及脑浆喷洒在海图台上，当场毙命。随后，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也被击伤。在弹雨中，舰上军官几乎全被击毙。“赤城”仓皇逃出作战区域，宣布退出战场。注意，这个“赤城”可不是半个世纪之后南云舰队的旗舰航空母舰“赤城”，那个横行霸道的“赤城”绝对不至于如此窝囊。

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侥幸活命，后来成为日本海军第一战略家，和秋山真之一起被称为“海军两参谋”。他所著的《帝国国防史论》一书，成为日本早期海权战略的代表作，他后来还长期担任海军大学的校长。

除“比叡”“赤城”外，日本其他舰只“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西京丸”也先后中弹，损伤并不严重。在这一阶段，北洋舰队稍占上风。

但是右翼两艘弱舰“超勇”和“扬威”却在日军第一游击舰队的攻击下渐渐不支。14时23分，“超勇”没入海中，舰长黄建勋落水。大清“左一”鱼雷艇冲上去扔出了救援索，黄建勋甩开绳子，拒绝援救，自沉于海。随后，“扬威”也在敌舰的密集炮火下沉没，船上65人被鱼雷艇救起，舰长林履中投海自尽。

此时，原停在大东沟口外的“平远”“广丙”两舰及众鱼雷艇也应召前来助战，驶到北洋舰队右翼后方时恰好与日本本队相遇，各舰立即向日舰发起攻击。14时34分，“平远”的炮弹先后命中日军旗舰“松岛”，随后又发炮击中“严岛”。但“平远”亦被日舰击中起火，被迫暂避，“广丙”也随之退出战场。

这时，日舰本队已驶过北洋舰队右翼，继续向右转舵，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舰队形成对北洋舰队的夹击之势。度过了艰难开局阶段的日本舰队开始逐渐占据上风，北洋舰队被迫处于内线作战，腹背受敌，转趋不利地位。

虽然形势不利，但北洋舰队广大官兵毫不畏缩，反而愈战愈勇。提督丁汝昌重伤不下火线，裹伤后坐于甲板上鼓舞士气。日本临时改装的武装商船“西京丸”接连中炮，需要人工操舵才能勉强行驶。蔡廷干驾“福龙”鱼雷艇抵近“西京丸”在40米的距离上发射鱼雷，这几乎相当于把枪抵在脑袋上射击，“西京丸”已在劫难逃。在船上督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中将已经闭上了眼睛：“吾命休矣。”谁知因为距离太近，鱼雷竟然从舰下穿水而过。桦山资纪死里逃生。后来桦山资纪心有余悸地对伊东祐亨说：“鱼雷冒着气泡钻到船底下那情形，真的是比什么都恐怖呀！”

日军第一游击舰队在击沉“超勇”和“扬威”之后，也加入了对北洋舰队主力的围攻。激战中，“定远”的前部被日舰“扶桑”击中，燃起大火。见此情景，日舰立即群起向“定远”扑来。“镇远”“致远”立即上前掩护，为“定远”争取灭火时间。

早已伤痕累累的“致远”以一敌四，炮弹几乎耗尽。这时，“致远”恰与日舰“吉野”相遇。舰长邓世昌当即下令直冲“吉野”，准备与之同归于尽。日本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15时30分在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舰上官兵除7名遇救外，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邓世昌坠海后，随从刘忠跳入海中，以救生圈援救，使之浮出水面。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其爱犬“太阳”游至身边，“衔其臂不令溺”，世昌挥之不去，并以口衔其发辫，邓世昌用力按犬首于水，自己也沉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这一天，正好是邓世昌45岁的生日。

邓世昌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国内，光绪帝大受感动。当即亲笔书写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赐予其“壮节”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甲午战争结束后，山东民众自发集资在荣成成山头始皇庙为邓世昌塑像并修建祠堂，每年都举行祭祀活动。百年后，1996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将一艘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命名为“世昌”号，以示纪念。

“致远”沉没后，附近的“济远”和“广甲”立即成为日舰的重点打击目标。“济远”的舰长方伯谦见势不妙，立即打出“本舰受重伤”的信号旗，迅速逃离战场。“广甲”与“济远”编为一队，舰长吴敬荣见方伯谦撤退，随之跟着逃跑。因为害怕敌舰追赶跑得太快，慌不择路的“广甲”在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吴敬荣弃舰，率领舰员登岸逃命。

海战结束之后，丁汝昌派“济远”拟将“广甲”拖回港内，但当时几艘日舰也即将赶到，“济远”急忙退回大连湾，“广甲”被日舰发炮击沉。但也有说法，“广甲”是被“济远”主动炸毁的。

值得一提的是，“广甲”登岸逃命的水兵中有一个“二管轮”。甲午战争结束后，北洋舰队随之被解散，失业的“二管轮”无奈弃船登岸，转去投奔老领导张之洞。树挪死，人挪活。“二管轮”之后飞黄腾达，步步高升，最后竟然当上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黎元洪。

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开始集中火力围攻“经远”。“经远”以一敌四，很快中弹起火。舰长林永升临危不俱，指挥全舰奋勇抗御。炮战中，林永升“突中敌弹，头裂阵亡”。16时40分，“经远”舰首向东，左舷倾覆，最后在庄河黑岛南老人石海礁附近沉没。全舰除16人获救外，200多人壮烈殉国。

在这一阶段，北洋舰队的“超勇”“扬威”“致远”“经远”4艘舰先后沉没，“济远”“广甲”相继遁逃，共失去6艘舰，战斗力大减。日本方面虽然“比叡”“赤城”“西京丸”退出战斗，但这三舰均系弱舰，不仅对舰队战斗力影响不大，反而使日本主力舰队无须再分散力量保护弱舰，实际上等于减轻了负担，得以轻装上阵。这样，日本由第一阶段的劣势转为优势，战局的发展变得对日本极为有利。

在最后阶段的海战战场上，北洋舰队坚持战斗的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4艘舰。日本则尚有“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等9艘舰。日本以本队围攻“定远”“镇远”，以第一游击舰队围攻“来远”“靖远”。

“来远”“靖远”在围攻下相继起火。为了摆脱包围和灭火，两舰一直冲到大鹿岛附近，依据有利位置背靠浅滩进行防守。日舰尽管占尽上风，一时竟也无可奈何，战局暂时陷入僵持状态。

在原来的主作战海域，日本本队像一群野狼一样围住“定远”“镇远”猛攻。但由于出色的德制装甲保护住要害部位，两艘巨舰虽然身中无数炮弹，上层建筑的非装甲部位被打得如同蜂巢一般，却仍是巍然屹立，奋勇反击。日军官兵无不变色。15时30分，“镇远”的主炮击中日军旗舰“松岛”，造成“松岛”的舰体倾斜，烈焰冲天，甲板上血肉横飞，当场死伤达84人。情急之下，伊东祐亨甚至将军乐团的乐手都拉出来充到战斗岗位。由于“松岛”基本丧失了战斗力，伊东祐亨被迫将旗舰转移到“桥立”上。

17时，“来远”“靖远”扑灭大火之后，恢复了战斗力，并召集“广丙”“平远”以及鱼雷艇队重返主战场，北洋舰队气势益盛。战至17时30分，日落西山，伊东祐亨面对怎么打也打不沉的“定镇二远”，也逐渐丧失了信心。加上看到日舰基本上也是伤痕累累，又害怕鱼雷艇趁着夜色进行偷袭，随即下令全速向南退却。

此举等于放弃了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最佳时机。伊东祐亨这种“没见好就收”的痼疾，整整传染了半个世纪，染病的包括后来的东乡平八郎、南云忠一、三川军一、栗田健男等海军名将，后文详叙。

“靖远”的舰长叶祖珪知道“定远”桅楼被毁，丁汝昌已经无法指挥，遂主动代替旗舰“定远”升旗集队。眼看日本舰队开足马力，“向西南一带飞驶遁去”，刹那间已跑出去很远，支离破碎的北洋舰队也只好收队，驶回旅顺口。至此，大东沟海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甲午海战”，宣告结束。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的速射炮以及航速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当时如日中天的战略家马汉后来评论，中日大东沟海战就像是步兵和一支没有步兵保护的炮兵在作战。步兵在摧毁了敌人大量炮兵之后，主动撤出战场，而炮兵却因为缺乏机动性无法追赶。

历时5个多小时的大海战中，北洋水师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来远”受重伤，伤亡官兵600多人。日舰队“松岛”“吉野”“比叡”“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伤，伤亡239人。尽管损失比日军为大，但“定远”“镇远”尚在，可以说北洋舰队实力尚存。可惜的是，在李鸿章“力主避战保船”的指导方针之下，北洋水师先是退回旅顺，继而转向威海，从此不再出战。等于拱手向日本海军让出了黄海的制海权。

之前早就开跑的“济远”早于大部队4个小时回到旅顺军港。方伯谦称军舰上的所有火炮均已损坏，不能战斗。丁汝昌派洋顾问戴乐尔登船检查，戴乐尔的回话是，“济远”的火炮不像被火炮击伤，而像是用炮锤自行砸坏的（据说目前保存在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济远”舰主炮上相应部位确实存在砸痕）。此举彻底激怒了李鸿章和丁汝昌，立即下令将方伯谦革职逮捕下狱，收押看管。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对其严加处置。

“镇远”的舰长林泰曾念在多年的同学面上，还想联合刘步蟾为方伯谦说情，被刘步蟾断然拒绝。起初方伯谦还觉着没事，因为他是总兵职务，在大清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种高级职务被判死刑的。等到死刑判决书下来之后，方伯谦才慌了。他甚至托人让远在东北的老将宋庆为他求情，谁知道宋庆听到后说：“可惜我没有海军的生杀大权，要是有，7月份早就把你个兔孙宰了，还能让你误国到现在？”1894年9月29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

一跑“丰岛”，二跑“大东沟”，本来方伯谦也具备竞争一个“跑跑”榜位置的基本条件，但是宝贵的位置依然不能给他，理由同叶志超。

大东沟海战的失利使得李鸿章和丁汝昌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自觉脸上无光的李鸿章只得上奏朝廷，引咎自责。光绪帝和翁同龢虽然恨死了李鸿章，但值此用人之际，除了李鸿章，还真没人能够支撑危局。光绪帝只好下令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

与此相对应，大东沟海战胜利的消息传回日本，举国欢庆。明治天皇除了颁布诏书嘉奖之外，还亲自作歌《黄海大捷》，以示勉励。看来这睦仁会的还真不少啊。

鏖兵辽东

早在8月1日正式向中国宣战前，日本大本营就对战争的进程做出了各种设想，并据此制定了“作战大方针”。方针的要点就是整个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派陆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同时出动联合舰队寻求与中国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夺取黄海及渤海制海权。第二阶段作战视第一阶段之海战结果而定，又分为三种方案。

第一，如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即运输陆军在渤海湾登陆，于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

第二，海战结果虽不能夺取制海权，但也使中国舰队不能驶进日本近海时，派陆军前进驱逐在朝鲜的清军，扶植朝鲜“独立”。

第三，若海战失败，制海权为中国海军所夺取，则加强在朝鲜的防守，击退大清陆军的进攻。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大东沟海战虽然日军占了上风，可北洋水师主力尚在，实质上胜负尚未明朗，日军应该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案。但北洋舰队的龟缩不出，给了日军实施第一种方案的有利条件。

平壤战役之后，山县有朋率领日军第一军经过短暂休整，9月底就开始向着鸭绿江边的义州进发。到10月中旬，日军在义州集结完毕，对面就是中国的九连城。

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约28000人。清朝任命已经74岁的“白发将军”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可惜的是，大清国当时的军队体制仍停留在30年前打太平军和捻军的水平上，参战各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路清军实则并不服从调度。平壤、大东沟相继战败，导致各军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28000人看着不少，但是鸭绿江也不算短，胡椒面一撒，就觉着哪里都是漏洞，似乎哪里都守不住。

日军进攻部队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计超过30000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日军接连取胜，士气正旺。作为进攻一方，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在某一点上形成突破之后，迅速展开。站在鸭绿江边的山县有朋踌躇满志，仿佛看到了300年前丰臣秀吉那落寞的背影，他将要完成当年丰臣秀吉都无法完成的“伟业”。想到此，山县有朋在马背上扬鞭赋诗：“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也真能吹，三万人就敢冒充百万。

10月24日，日军先头部队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渡江成功，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毫未觉察。10月25日晨6时，越过浮桥的日军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顽强抵抗，终因势单力孤遭受重大伤亡后撤出阵地，日军占领虎山。其他各部清军听到虎山失陷之后，纷纷不战而逃。

10月26日，日第一军攻打九连城，守军主动献出城池。当地一些居民居然还拿着猪、鸡、粮食等物去犒劳慰问日军，有些人主动提出为日军效力，大清之民心涣散，由此可见一斑。随后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安东县。仅仅三天，清朝近三万重兵驻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这边山县有朋志得意满，那边日本国内明治天皇正在亲自为新组建的第二军送行。第二军军长，就是前面“萨英战争”出过风头的猛人大山岩。在日本军界一向有“陆之大山，海之东乡”之称。当时的乃木希典还仅仅是大山手下一个小小的少将旅团长。从天皇手中接过军刀，乃木希典激动得眼泪哗哗直流，拿盆接都接不住。乃木当即赋诗一首：“肥马大刀无所酬，皇恩空沿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

如果说山县有朋的第一军是渡江作战的话，那大山岩的第二军就是典型的登陆作战。10月24日，就在第一军向鸭绿江进攻的同时，第二军24000余人在日本联合舰队的掩护下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开始登陆。为确保登陆安全，伊东祐亨还派出航速最快的“秋津洲”和“浪速”分别驶往威海卫和旅顺口，监视北洋舰队的动向。但可悲的是，主力尚存的北洋舰队躲在旅顺军港内纹丝未动。

日军在花园口的登陆行动，前前后后整整持续了14天，清军竟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打扰，登陆日军犹似在自家门口散步一般，这也创造了大规模登陆作战史上的一大奇迹。在日本军舰附近，甚至还有乞丐前来讨饭，弄得日本人哭笑不得，也算上战争中的奇观了。

日军登陆如此轻松的原因有四：一是清兵实行的是重点防御，这里不是重点；二是大部分兵力用于蹲坑据守，根本没有机动部队；三是情报不灵，反应迟钝；四是即使知道了也无兵可调，能战斗的兵都调到鸭绿江边防守去了。真不知道被美国称为世界第三陆军的那百万人马都干什么去了。

11月1日，轻松登陆并从容编队的日军杀向金州。11月6日，日军击溃清军连顺、徐邦道等部进占金州。

11月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是李鸿章的铁杆亲信，人送外号“赵不打”。在日本进攻之前，赵怀业正在忙着把贪污的大量军粮、军服运到烟台去卖，至于那些枪炮、弹药，估计买家不好找，就交给日本人算了。被日本人缴获的武器就有炮129门，步枪620多支，其他物资不计其数。仓皇逃走的赵怀业甚至连海中水雷的分布图都大方地留给了日本人，使得联合舰队轻而易举地清除了附近海域的水雷。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前面就是北洋舰队停泊的军港旅顺口。

也就是11月7日大连失守这一天，北京城内却是另外另一番欢乐景象。慈禧老太六十大寿庆典如期进行。宫内唱戏三天，所有机关单位停止办公。估计赵怀业也是生气了，你们都不办公去看戏，凭什么要老子在前边撅屁股打仗？

大连湾失守，旅顺危急。同样在11月7日这一天，李鸿章电令丁汝昌速速将北洋舰队残余舰只撤至安全地带威海卫。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南端，背山面水，港阔水深。港内建有船坞、电报局等诸多军事设施，这里是清廷经营十多年的北洋海军三大重要基地之一。黄金山、老虎尾雄峙口门，筑有炮台12座，炮70余门。在旅顺侧后依山凭险筑有炮台17座，炮近80门。“铁打的旅顺、纸糊的刘公”由此得名。但是清廷判断鸭绿江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原旅顺守军大部分被调往鸭绿江防线，接防的多为新募之兵，守军各部互不统属，这就给了日军以可乘之机。

日军在大连湾休整10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日军原本认为进攻旅顺必是一场血战，事先已经组织了1500人的敢死队。18日，日军前锋进军土城子，徐邦道的拱卫军顽强抗击，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但终因力单势孤而落败。次日，总帅道员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独自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仅仅一天，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陷落。

占领旅顺口之后的日军兽性大发。第一师团野兽师团长山地元知中将下令屠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大屠杀持续了整整四天，整个旅顺尸横遍野，全城3万民众只留下负责掩埋尸体的36人。这些人被日军在帽子上贴上“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以幸免。

“旅顺大屠杀”再次让世界舆论大哗。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再次紧急展开“沉静化”外交工作，避免事件在欧美诸国进一步扩大。政府严厉要求国内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回避血淋淋的虐杀情节，还规定了就此事件对外统一的答辩要领。11月26日，第二军下达“尽快打扫战场，迅速处理清国人尸体”的命令。在清廷软弱外交的背景下，日本一系列善后工作取得了成效，西方世界的谴责战没有持续下去，国际社会似乎很快淡忘了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件。

日军当然不会忘了大肆掠夺，旅顺几乎被夷为平地。旅顺港大清刚刚购自欧洲的4000吨优质铁轨也被日军抢走，原封不动地铺设在东京的铁路上。

北路日军第一军在占领鸭绿江沿岸后，兵分两路直取奉天。东路进攻日军遭到清军聂士成部的顽强阻击，在摩天岭两军陷入僵持，往来拉锯达两个月之久。聂士成不愧为大清为数不多的悍将，率军在局部进行反攻并收复连山关，得到清廷明令嘉奖。东路日军转为守势。

12月初，第三师团在桂太郎中将率领下从安东出发向前挺近。13日，辽东重镇海城陷落。眼看李鸿章的淮军独力难支，湖南巡抚吴大瀓主动请缨提请率湘军北上拒敌。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吴大瀓和宋庆被任命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

奉天锁钥在辽阳，辽阳锁钥在海城。1895年1月至3月，清军组织实施了五次反攻海城之战。从1月起，清政府调集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陆续率兵赶到，会同宋庆军，对海城守敌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1月17日，清军兵分两路反攻海城。在日军顽强阻击并得到强有力的增援之后，东路长顺部和西路依克唐阿部均无法继续前进，被迫收兵。

1月22日，依、长两军又向海城守敌发动了第二次反攻。因日军炮火猛烈无法前进，战至下午再次被迫收兵。

2月16日，清军又发动了第三次反攻。这次反攻除依、长两军外，又增加了徐邦道的拱卫军和李光久的湘军，进攻兵力达3万多人。战至17时，终因日军“放炮死拒”无功而返。

四攻海城是清军在辽南战场上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反攻从2月21日到25日，持续五天，依然无果后退。

1895年2月27日，清廷再次敕令三路人马第五次反攻海城。在清军集中力量围攻海城之际，日军开始进犯鞍山、辽阳。清政府电令长顺、依克唐阿率部北援辽阳，魏光焘等西援牛庄，由此海城之围自解。

需要指出的是，清兵第四次、第五次反攻海城都是以60000人之众围攻日军6000人。尽管战场上清兵也表现出罕见的英勇，但10∶1的兵力优势换来的依然是失败，可见双方战斗力差距之大。

2月28日，日军变守为攻从海城分路进攻，清军败退。3月4日，日军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野津道贯下令将田台庄烧成一片焦土。至此，辽南所有重镇均被日军占领。大清陆军精锐湘军、淮军锐气尽失，无力再战。

仅10天时间，清朝6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那一年，威海卫的冬天特别冷

早在日本第一军进攻海城之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提出，要尽量避免在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决战。伊藤博文的观点是，凭日本的力量单独吃掉中国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吃下，西方列强也不会置之不理，反而很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对中国的目标不是吃掉，而是谋取最大的利益。如果日军攻下了北京，很可能导致中国暴乱四起，万一清政府因此垮台，找谁谈判要地要钱去？伊藤还指出，此时渤海湾已进入冰冻期，交通和补给越来越困难。伊藤博文提出下一步的目标是进攻威海卫，彻底歼灭北洋舰队，并伺机占领台湾。

恰在此时，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提出了进攻山东半岛，全歼北洋舰队的建议，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战后日本的史学家曾说，甲午战争是由政治家掌舵的战争，作为文官的伊藤博文从政治策略的观点出发，给日本指明了方向，军事被放在有利于政治策略的位置上，这才有了甲午战争的完胜。可惜的是，日本之后逐渐背离并放弃了这条道路，最终走向万劫不复。

11月7日，北洋舰队剩余主力舰只匆忙离开即将陷落的旅顺军港，前往威海卫避难。伊东祐亨没有试图从海上拦截仓皇出逃的北洋舰队而让其顺利地逃进了威海卫军港。拦不拦是态度问题，拦不拦得住是能力问题。伊东此举的危险不言而喻，当时已遭重创的北洋舰队虽无战意，但完全可以远走他乡，去往青岛、上海，甚至福建、广州，休生养息并会合福建、广东水师后，卷土重来。

可惜北洋舰队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龟缩在威海卫军港内等死。北洋舰队和丁汝昌当时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港外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在日记中纳闷地写道：“已经不可能有援军了，绝望的北洋舰队还在等待什么呢？”

北洋舰队不战、不降、不走，只是在绝望中等待着灭亡的命运。

屋漏偏逢连阴雨。巨舰“镇远”在进入威海卫军港时，不慎触礁重伤，已经无法出海作战。“镇远”的舰长林泰曾因此负疚自杀，时年44岁。这个林泰曾是林则徐的堂孙，前面提到的南洋大臣沈葆桢的外甥，也属于北洋舰队的杰出人物之一。

威海卫地处山东半岛顶端，港湾呈半圆形，有刘公岛、日岛横列湾内，形势险要。早在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抗击倭寇，就在此地设置了卫所。此时，港湾南北两岸及刘公岛、日岛建有10余座炮台，配备新式大炮100余门，火力交错，防御坚固，成为北洋海军的主要基地和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在旅顺稍事休整的北洋海军主力全部泊聚于此。

除了来自海面的威胁，北洋舰队还必须防备来自背后陆路的攻击。丁汝昌多次请求调天津等地的兵力加强威海卫陆路的防守。朝廷认为京畿地区比起山东半岛更加重要，断然驳回了丁汝昌的请求。丁汝昌也请求调南洋舰队、福建水师、广东水师的舰船前来支援，照样未果。

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率领日本第二军3万余人，在联合舰队25艘军舰、16艘鱼雷艇的掩护下，从山东半岛的荣城湾开始登陆。可悲的是，一千年前日本派来的遣唐使，恰恰也就是从这里离开返回日本的。当时带走的是文化与和平，今天送来的是战争和杀戮。

和在辽东花园口类似，日军的登陆活动整整持续了五天，随后从容整军向威海卫进发。由于清廷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重兵集中于奉天、辽阳和京津一带，山东半岛防御相对薄弱。即使那些并不强大的防守力量也分散在半岛各地，因此日军虽遭遇零星阻击，还是很快攻临威海卫城下。

当时负责防守威海卫北面的是戴宗骞的4000人，南面是刘超佩的3000人。在刘公岛上还有李鸿章外甥张文宣的北洋护军2000人。1月30日，日军对威海南帮炮台发起了总攻。联合舰队也从海上封锁港口，正面炮击威海卫。不到一天的时间，南帮的陆路炮台和海岸炮台陆续失守，统领刘超佩逃至北岸。陆路摩天岭炮台被日军占领后，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陆军少将得意地摆出pose等待随军记者拍照留念，被北洋水师军舰精准的炮火击中，这个“旅顺大屠杀”中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刽子手，马上魂归西天。大寺安纯也是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

2月1日，北帮炮台清兵哗变，全部溃散，主帅戴宗骞左右仅剩19人相随，炮台随即落入敌手。第二天，丁汝昌派小艇载戴宗骞至刘公岛，是夜，自知难逃追究的戴宗骞吞鸦片自杀。为了避免日军利用陆上炮台轰击港湾之内的北洋舰队，心急如焚的丁汝昌派出敢死队，将北帮炮台连同弹药库一起炸毁。

2月2日，日军进逼威海卫城，城内清兵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日军再次不战而得空城。

至此，陆上三面都被日军占据，出海口是凶神恶煞的联合舰队，北洋舰队陷于日本陆海军的四面夹击之中。丁汝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四面楚歌”，“等死”，“置之死地也可能不生”这些词句的真正含义。

日军从已经占领的南帮炮台以猛烈的陆上炮火狂轰日岛，同时派出18艘舰艇分四批轮番向日岛进攻。“康济”的舰长萨镇冰指挥岛上士兵利用8门炮坚守了8天之久。最后，岛上的弹药库被日军击中发生剧烈爆炸，丁汝昌无奈只好派出舰艇将岛上人员接回刘公岛，日岛失守。

在此期间恰好萨镇冰夫人前来探望，得到消息的萨镇冰让人转告：让她回去，就说我死了。

自2月3日开始，日舰及占据南帮炮台的日军水陆合击北洋海军。炮战第一天，日舰“筑紫”“葛城”反被击伤。夜间，日军开始用鱼雷艇进行偷袭。一艘鱼雷艇冒死冲坏了由水雷组成的“栏坝”，第三鱼雷艇队六号艇干脆就乘着一个大浪冲到港里去了，随后多艘鱼雷艇冲入港内大放鱼雷。六号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导致“定远”的舰底进水、舰身倾斜，为了避免沉没，不得已冲上刘公岛东部浅滩搁浅，“远东第一巨舰”变成了固定的死炮台。

这个六号鱼雷艇的艇长，就是后来日本海军三大理论家之一，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部长，被称为“不死之鬼贯”的日本终战时的首相，当时的海军大尉铃木贯太郎。

第二天，从望远镜里看到“定远”搁浅的伊东祐亨大喜过望，那让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的“定镇二远”终于都歇菜了。伊东随即下令舰队向港内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的炮战，日本舰队还是无法冲进港口。

强攻不行，就来智取。当晚，日本鱼雷艇再次冲入港内进行袭击，“来远”“威远”以及布雷舰“宝筏”被相继击沉。据说当时“来远”和“威远”舰长邱宝仁、林颖启都在岸上嫖妓未归。老酒稍稍有点怀疑，不在舰上是可能的，但是在炮火连天的特殊时期，岛上的妓院还能开门营业吗？

2月7日，日本陆海军再次发起猛攻，这天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北洋舰队鱼雷艇头领王平、蔡廷干密谋逃跑，自告奋勇要出击袭击日舰。结果12艘鱼雷艇一起冲出，不是去进攻，而是一起趁势往外逃跑。慌乱中，这些鱼雷艇不是触礁，就是被日舰击沉、俘虏，只有王平驾驶“左一”艇侥幸逃到烟台。这一卑劣的逃跑举动，严重打击了北洋舰队的士气。

2月8日，“靖远”被击沉。当天夜里，日军用炸药炸毁了400米长的水雷拦坝。刘公岛已经陷于一片混乱。士兵开始鸣枪过市，大批官兵齐聚海军公所门前，哀求丁汝昌放条生路。绝望的丁汝昌下达了炸沉“定远”和“镇远”的命令，却无人执行。

10日下午，刘步蟾亲自率领水雷营的士兵登上了“定远”。炸药埋好后，刘步蟾迟迟不愿意下达命令。丁汝昌一直在海军公所内等待那一声巨响。响声久久没有传来，丁汝昌无奈策马前来催促，刘步蟾这才忍痛下令将“定远”炸沉。

这天的刘公岛上，飘起了漫天飞雪。刘步蟾，这位22岁就出任舰长、36岁就担任北洋舰队副司令的北洋海军杰出将领，冒着大雪看望了移居到各处的“定远”的官兵，和他们一一告别。当晚，刘步蟾吞鸦片自杀，时年43岁。刘步蟾以死践行了其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

1896年，日军打捞出“定远”，运回国内。在今天的日本福冈，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叫“定远馆”，其建筑设施除了砖瓦之外，所有材料均取自“定远”舰。据说不远处的光明禅寺还有一张刻着“定远”二字的方桌，有人说，那就是刘步蟾当年的办公桌。

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和丁汝昌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他请在附近观战的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向丁汝昌转交了劝降书。收到劝降书的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同时将劝降书电告李鸿章以明心迹。之后丁汝昌曾告家人：“吾身已许国。”

11日晚，丁汝昌接到了来自烟台“全力突围”的密电，知道援军已经彻底无望。丁汝昌提议大家合力突围，多数将领表示反对，纷纷散去。当天晚上，万念俱灰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吞鸦片自尽，年59岁。

早在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已经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这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才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处置。

已经是戴罪之身的丁汝昌知道，即使自己能够侥幸活到战后，结局也同样是被处死。心知必死的丁汝昌，事先请六名工匠为自己专门打造了一口棺材，还亲自躺进去试试是否合体，也算是未雨绸缪。丁汝昌死后仍然受到政敌的大肆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也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才为丁汝昌平反昭雪。1912年，丁汝昌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终于入土为安。

北洋舰队一部分洋员及道台牛昶昞等，推举“镇远”继任舰长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被杨用霖严词拒绝。同晚，刘公岛护军统领、李鸿章的外甥张文宣，连同杨用霖相继自杀身亡。杨用霖并没有采取传统吞鸦片的自杀方法。在吟诵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命诗之后，他将长枪对准自己的喉咙用脚趾抠动扳机，打出了北洋舰队在威海卫作战中的最后一枪。鲜血从鼻孔喷出，导致衣襟一片赤红，连身后的墙壁上都溅满了血迹，其状惨不忍睹。

道台牛昶昞会同一些洋员很快假借丁汝昌的名义起草了投降书。2月12日，“广丙”挂上白旗，在舰长程璧光的带领下，前往日军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乞降。

双方谈完投降事宜之后，牛昶昞还向伊东祐亨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说“广丙”并不属于北洋水师，人家是广东水师的，只是临时来参加演习遇上了这倒霉事。你们是跟北洋水师打仗，人家广东水师也没招你惹你。再说了，你看程舰长大老远跑来投降多不容易，如果没有了军舰回去，也没法向领导交代，还望高抬贵手，放回该舰吧。老牛的一番谆谆教导，说得伊东祐亨差点笑得哭出来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牛道台的请求。随后，牛昶昞交出了威海卫清军的投降名册：陆军2040人，海军3084人，合计5124人。

战后，牛道台将投降的罪名全部推到自杀的丁汝昌身上，致使丁汝昌蒙冤达15年之久。而他自己因隐瞒了事实的真相，只受到轻微的革职处分。

1894年2月17日，请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上午10时30分，在西方诸多媒体记者的现场目击下，日本联合舰队鸣炮21响，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威海卫军港。北洋海军残余舰船“镇远”“济远”“平远”“广丙”4艘舰以及“镇东”等6艘炮艇，降下了大清黄龙旗，正式被收归联合舰队。大清花费巨资，苦心经营21年，号称世界第九的北洋舰队，就此灰飞烟灭。

当天下午4时，被拆除了武装的练习舰“康济”点火起航。一片肃穆之中，在舰长萨镇冰的带领下，船尾低垂黄龙旗的“康济”踉踉跄跄驶出威海卫军港前往烟台。“康济”的甲板上停放着6具棺木，他们是：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戴宗骞，沈寿昌（“济远”的副舰长），黄祖莲（“广丙”的副舰长）。

不远处，日本联合舰队所有舰只下半旗鸣炮致哀。伊东祐亨带领日本联合舰队全体官兵集体向“康济”上那些已经失去生命，但他们依然十分敬佩的同行致以军礼。

逝者长已矣，生者更难受。北洋舰队随后即被解散，剩余将领叶祖珪、邱宝仁、林国祥、程璧光、萨镇冰连同牛昶昞全部被革职。

值得一提的是“康济”的舰长萨镇冰。被解职之后的萨镇冰回家不久，老婆就死了。家计维艰，连两个子女也无法抚养，只好到官绅家庭当塾师挣钱糊口。后来，萨镇冰在张之洞的推荐下再次出山，于1903年升任北洋海军统领，1909年出任大清海军大臣和水师提督。辛亥革命之后，萨镇冰先后担任民国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等重要军职，还曾代理过国务总理。萨镇冰经历了清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等各个历史时期，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1年，当听到第三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进汉城的消息时，93岁的萨镇冰掩面而泣，老泪纵横。

马关之耻

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率领世子及文武百官参拜汉城宗庙，宣布了“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庄严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千年之久的宗藩关系就此结束。

1895年新年一过，清廷的败局已经注定，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全部闭上了嘴。无奈之下的清政府只有想办法屈膝求和。

其实从1894年10月开始，清廷便不断通过欧美列强斡旋向日本求和。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人物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将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早已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10月初，原来就主张对外国屈服的奕亲自出面请求英、美、俄、德、法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加上日本的强力拒绝，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894年11月初，日军入侵辽东，战火已烧进中国国土。清廷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再次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的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试探议和的条件。德璀琳到了日本后，日本人以其并非中国大员拒绝谈判，同时要求清政府派出真正“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其实，此时日本也已经骑虎难下。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1894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国家支出总额的69.31％，1895年的军事开支也达到国家预算的65.32％。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百姓的负担。1894年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亦很重视西方国家的态度，明确反对军部直捣北京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原因前面已经讲过。

旅顺失守之后，慈禧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求和的欲望更加强烈。老太太不顾光绪皇帝的反对，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军事上的胜利导致日本气焰极为嚣张，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这两个人官太小，在广岛将二人羞辱一番之后驱逐回国。同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1895年2月2日通过清廷代表团中的伍廷芳向清政府提出，和谈可以，只有恭亲王奕和李鸿章才有资格充当全权代表。1895年2月17日，就在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当天，日本又通过美国人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之必要条件，否则无须派代表前往日本。

之前三次求和，其中两次派使被拒，导致清政府惊恐万分，慈禧老太实在是坐不住了。得知日本的要求后，慈禧立刻电召李鸿章火速入京，准备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之前李鸿章和丁汝昌一样背着处分。2月13日，朝廷下旨撤销对李鸿章的一切处罚，官复原职，并希望李鸿章能看在时局危恶和朝廷久恩的分儿上，以社稷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前往日本和谈。

早已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清楚，在接到慈禧宣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注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知道自己想要拒绝承担此项和谈的使命，绝无可能——恭亲王作为皇族，绝对是不可能去丢这人的。

李鸿章也明白议和这样的大事当然是慈禧说了算，入京以后就径直先去找慈禧。慈禧太后虽然昏庸，却并不傻，这可不是出风头的时候，她以自己肝气发作导致臂疼、腹泻为由，拒绝接见李鸿章及群臣。这还不止，老太太还故意扔出来一句话，“一切遵上旨可也”。这下子，所有的耻辱和骂名都归傀儡小光绪了，跟她无关。

慈禧太后称病不出，光绪皇帝只好硬着头皮接见了李鸿章。1895年2月22日，紫禁城乾清宫的气氛比办丧事还肃穆。光绪皇帝黯然而坐，面无表情。左边跪着一群军机大臣，右边跪着李鸿章。李鸿章肯定要有光绪的承诺才敢去。有人提出效仿早年俄国皇帝迁都，最后打败拿破仑的做法，当即遭到激烈反对，被斥责为放弃国家宗庙社稷的逃跑主义。

最终只剩下割让领土一案。李鸿章坚持不可割地，若议割地，立即归国。李鸿章提出：“割地之事，不敢承担，假如赔款，户部恐无此银。”之前连买炮弹都不想给钱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立即插嘴：“只要不割地，即使多赔点钱，也能凑出来。”当时买舰、配速射炮，买炮弹的时候，怎么就没钱呢？花5000块就能堵住的安全漏洞，非要等死人了，被罚款50万？郁闷无比的李鸿章立即反将一军，请求管钱的翁同龢老先生一起去日本议和，现场办公。吓得翁同龢面如土色，双手摆得跟黄飞鸿的无影脚一样，当即表示不懂外交，绝对不能“以生手办重事”。

其后，李鸿章又拜会了各国公使，乞求干涉，均无结果。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授权不可。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酌情以商让土地之权”。

李鸿章出发前向朝廷提议，为减轻和回避战败国在媾和中的不利地位，防止日本漫天要价，清廷需要联合美、英、法、德、俄、意等列强干涉和谈，对日本施加压力。此举虽然系引狼入室之举，但针对清廷当前的最大利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良策。

1895年3月13日，大清国钦差头等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时年73岁高龄的李鸿章，以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从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和“礼裕”号从天津大沽港出发，悲壮出航东瀛。

3月19日，经过五昼夜海上奔波的李鸿章一行到达马关，下榻引接寺。会谈的地点选在了春帆楼，这是马关最有名的一家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而名闻天下。

3月20日，宾主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见。中方是全权大臣李鸿章，还有李鸿章的养子（也是侄子）参议官李经方，日方参加谈判的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双方都是明争暗斗多年的老熟人了。握手寒暄，互致亲切问候之后，李鸿章即席发表重要讲话。长篇大论的文言文十分拗口，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诚挚恭贺日本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第二，日本的成功将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榜样作用；第三，咱们都是黄种人，东亚兄弟，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西洋鬼子。

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这个老酒相信。据说还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总统格兰特一起被称为19世纪世界最杰出的三大政治家，这个老酒有点不信。但是，不止五个以上的版本都这样说，老酒也只好信了。看上边这三条，李鸿章那也真不是浪得虚名。打了败仗，还能把话说得如此气宇轩昂，不愧“老姜”也。对面坐的要是老酒的话，听了如此动听的赞美诗，估计都要感动得站起来，握手表示感谢了。可惜对面坐的不是老酒，而是同样老奸巨猾的伊藤博文。

从1895年3月21日到24日，双方进行了前三轮谈判。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没，但辽东战场激战正酣。日本在谈判前的3月16日成立了所谓“征清大都督府”，以陆军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都督，准备进驻旅顺指挥“直隶平原作战”，直捣北京。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占领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地为“地质”，驻军军费由大清支付。在24日的第三轮会谈中，李鸿章向日方索要具体议和条款，伊藤只是说下星期给你。就在头一天，3月23日，日本舰队已经占领了澎湖列岛。日本军事上威胁、外交上讹诈的火候，可谓炉火纯青。

3月24日，第三轮谈判结束，李鸿章乘轿子返回住地引接寺的途中，发生了意外。日本老百姓听说大清国的风云人物李鸿章来了，纷纷前来围观。突然人群中窜出一条大汉，直奔轿前，掏出手枪照着李鸿章的左脸就是一枪。中枪后满脸是血的李鸿章还算冷静，在日本警察的协助下，急急回到住地才昏厥在地。

凶手是日本无业“爱国”愤青小山丰太郎。小山认为，李鸿章来此，势必影响日本全部占领中国的宏伟计划，就对李鸿章下了毒手。其实之前小山早就想去天津刺杀李鸿章，由于船票太贵买不起才作罢。最后，小山被判处无期徒刑，到监狱里喝了整整12年的黄面汤，一直到1907年才被假释。

节骨眼上出了这样的事，的确让日本十分难堪。伊藤博文闻讯后勃然大怒，声称宁愿自己挨枪也不要加害李鸿章——那不是老李头，那是摇钱树啊！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日本的谈判优势骤然锐减。日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万一李鸿章借机一拍屁股，走了怎么办？

别说伊藤博文，连一介武夫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也拍着桌子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明治天皇也被惊动，亲自派出御医给李鸿章看病，皇后也亲手制作绷带给李鸿章裹伤。陆奥宗光立即把广岛大本营的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惪和佐藤进两人火速送到马关，石黑和佐藤二人以其精湛的医术取得了李鸿章的信任。李鸿章回国后，甚至特意奏请清廷，赏赐石黑和佐藤勋章。

国际舆论又是一片哗然。欧美各大国纷纷出面谴责日本，同情中国，积极表示不能坐视不管。俄国表现尤其突出，上蹿下跳，比自己亲爹被打了还伤心，还气愤。迫于压力，日本主动承诺双方休战。3月30日，双方休战条约签订。听到停战的消息后，满脸缠满绷带的李鸿章，眼中也显现出一丝欣慰的神情——老李也真是不容易呀！

李鸿章下榻的地方引接寺，距离春帆楼只有300米，是一座修建于1560年的古刹。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日本专门沿着左边山腰修了一条只供李鸿章行走的小路。据说，现在这条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路，一面是山体和春帆楼的水泥围墙，另一面是悬崖边的水泥栏杆。山路边竖着这条路的路牌，白底蓝字写着“李鸿章道”。老酒没有去过日本，以后也不会去，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条小道。

刺杀风波平息后，日方代表继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军事威胁，外交讹诈”。日本人可谓用心良苦，连大清谈判代表的座位都被安排成面朝大海，为的是让李鸿章等人随时能看到窗外日本舰船那黑洞洞的炮口。在1895年4月1日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日方终于抛出了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主要包括：朝鲜独立，赔偿白银三万万两，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等。

早在马关谈判之前，日本国内就开始出现大量谣言，宣称大清国准备赔偿日本白银5亿到7亿两，另外还准备了2000万两准备抚恤战死日军将士的家属。这些满天飞的谣言使得西洋各国的驻日使节也一头雾水。英国驻日公使在给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的报告中称，中国将向日本支付不少于5亿美元（折银6亿多两）的赔款。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也认为，日本将向中国索赔20亿法郎（折银5亿两）。这些说法也并非毫无出处，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就致电外相陆奥宗光，建议索赔1亿英镑（折银6亿两）。这些人比起大藏大臣，即财政部长松方正义，差距可就大了，松方提出的要求竟然是赔款10亿两，真是黑到家了。

所有的人都无比狂躁，唯有首相伊藤博文静如冰封。老谋深算的伊藤清楚，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如果下手太黑的话，欧美列强肯定会出面干预。伊藤也知道清廷的支付能力，如果逼得太狠了，可能导致清廷危机，甚至发生国内暴动。挤牛奶把奶牛挤死了，奶也没喝上，那才叫不划算。经过周密的计算，伊藤提出的赔款数额是3亿两，底线是2亿两。这就是开口索赔3亿两的来历。

李鸿章对日本的狮子大张嘴极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采取拖延战术，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之后在日本的要求下，清廷改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李鸿章一起议约。伊藤博文在4月8日约见李经方，警告他一旦谈判破裂，“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逼迫清廷尽快接受日方要求。

4月9日，清廷将条约修正案交予日本，修改内容主要是将赔款减为1亿两和缩小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4月10日举行的第五轮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日本最后修正案，其中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这是日本根据西方国家的态度做出的让步。

老酒认为，在19世纪末的远东地区，俄国的维特、大清的李鸿章、日本的伊藤博文是三大杰出的政治家。对于2亿两的赔款数额，李鸿章当然不会立即答应。来欣赏一下伊藤和李鸿章对话的精彩片段——

鸿章：“又要割地，又要赔款，连打带罚，太黑了。”

伊藤：“这不是对等的谈判，是你打败了，实在没办法。”

鸿章：“就像养孩子，又要让他长，又不喂奶，不死才怪呢。”

伊藤：“中国又不是小孩子。”

鸿章：“请给予赔款数额一定的减免。”

伊藤：“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鸿章：“太多了，负担不起。”

伊藤：“中国地大物博，财源甚广，这点钱根本不算啥。”

鸿章：“那请你去中国当首相吧？”

伊藤：“你快跟你们皇上说说，我很愿意去。”

鸿章：“……”

伊藤：“一个月后交割台湾岛。”

鸿章：“台湾不急，已经是你们的口中之物。”

伊藤：“还没吃下去，已经饿得受不了啦（尚未下咽，饥甚）。”

老酒终于明白了，半个世纪后在新加坡，山下奉文面对英国司令帕西瓦尔中将关于投降问题的解释，说出的那句“你只能说yes or no”原来就是跟伊藤大爷学的。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在《马关条约》签订15年后，1909年10月26日，伊藤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此乃后话。

前面已经说过，大清的密电已经被日本破译。其间李鸿章给国内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国内也会给予批示，这些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其间慈禧太后曾给李鸿章密电这样的屁话：“辽东和台湾只能给一个。实在不行了，才能两个都给他。”伊藤由此完全掌握了清政府的底线，肯定拒绝做出让步。

伊藤非常清楚，拖延谈判时间对日本十分不利，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清廷则一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束手无策。几番折冲后，看见事情已无回旋余地，清廷于4月14日电谕李鸿章，大意是，再争取争取，不行就算了吧。

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六轮谈判。会谈从14时30分一直持续到19时30分。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最初要求从赔款20000万两中，削减5000万两，不行再要求减少2000万两，到了最后，甚至向伊藤哀求能不能稍微减一点，当作老哥回家的盘缠。说实话，李鸿章也真是尽力了，但他的要求，无一例外遭伊藤的断然拒绝。

1895年4月17日上午10时，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称“下关条约”）。签完条约的李鸿章心力交瘁。后来他曾经回忆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条约签订后，受尽凌辱的李鸿章一日也不愿多留，当天15时30分就乘船离开了马关。李鸿章发誓终生不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一年后，李鸿章访问美国时途经日本，果然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最后没有在日本上岸。

《马关条约》主约共13款，另约3款，2800多字。说说主要内容。

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

那边李鸿章还在回家的路上，这边伊藤博文4月18日就在春帆楼举行了大型答谢宴会，热烈庆贺《下关条约》的签署。伊藤博文在演说中志得意满地说：“今天我们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下关条约》。在诸多外国势力的关注下，我陆海军仰赖天皇陛下的威严，取得了古今未曾有过的殊荣。它在世界上壮大了日本的名誉和国威，此乃国家之喜、民众之幸，请诸君永远记住今日在下关诞生的历史荣誉。”

以战争的方式赚取外汇，这让紧追西方大国的日本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从此被视为民族英雄。后来，在春帆楼之前的空地上，塑起了这两人的青铜雕像，两人表情坚毅，目光如炬，仿佛在为天皇和日本开拓着万里波涛。

《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公愤。全国18个督抚中，10个反对签约，朝霞林院侍读奎华等155人也联名上书反对朝廷签约。此时恰好北京正在进行会试，各省举人群聚京城。文人打仗不行，道理很懂，大家立即推举康有为上万言书，提出“迁都练兵”三策。倡议迁都洛阳再战日本，这就是史称的“公车上书”。前线的宋庆、李秉衡等将领也纷纷上书要求拒约再战。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傀儡光绪皇帝于5月2日批准了和约，并于11日下《罪己诏》。

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也就是今天的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早在开战之前的1894年6月，就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上书李鸿章，指出仅仅器物上的改变不足以战胜西洋，必须改革制度。1895年2月，在广州爆发了一场武装暴动，史称“广州起义”。起义的组织团体叫“兴中会”。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王朝的腐败没落和不可救药，准备以武力来推翻大清，建立共和政体。他们的“带头大哥”就是那个上书李鸿章的年轻人，姓孙，名文，字逸仙，他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孙中山。

1895年6月2日，大清全权代表李经方与刚刚晋升为大将的台湾总督，也就是在大东沟海战中死里逃生的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外海面的“千代田”号巡洋舰上完成了台湾的交接手续。之后，桦山资纪率领日本近卫师团等陆军30000多人直扑基隆。从这一天起，日本占据美丽的宝岛台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军民与日军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895年10月。

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胜利让日本国内一片亢奋。各政党以“举国一致”的名义煽动和支持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表现自己的存在价值。知识界高唱“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义战”，连国民都沉醉于侵略朝鲜和中国，成为优越者和胜利者的欢喜和夸耀之中。战争的胜利还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

相对而言，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信心丧失殆尽，清廷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自此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我们来看看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的净收益。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使得中国拿出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这样，日本一共勒索中国23000万两白银（折算35000万日元）。当时日本政府年度财政收入才8000万日元，之前，“亿”这个词对于日本来说，仅仅是字面上的含义。无怪乎外相陆奥宗光激动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5000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顿觉无比富裕。”

实际上，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的所得，远远不止此数。后来日本在库平银上大做文章，“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日方还要求中国在伦敦银行用英镑支付，“镑亏”一项日本又多得1494万两。清廷还需要每年向日本支付在威海的“驻军费”白银50万两，三年总计150万两。日本掠夺的舰船、武器、物资、金银货币等最少8000万两，合计34000万两，折合48000日元，等于日本6年的财政收入。以此为契机，日本顺利过渡到金本位制。可以想象，一个正处于高速上升期的国家凭空得到6年的财政收入，那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此，在春帆楼前竖起了一块石碑，上边写道：“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

1896年，日本很快就实施了第二轮扩军计划。陆军由7个师团增加到13个师团，常备军由5万人增加到15万人，战时兵力由20万人增加到60万人。海军更是有大幅度的增长。可以说，没有中国赔偿之银，日本根本不可能在10年之后打败沙俄。

仅仅16年之后，大清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发起的甲午战争，提前为一个没落的东方王朝敲响了丧钟。10年后，还要再次为另外一个没落王朝掘下坟墓。

皇帝急，太监更急

甲午之败，郁闷的不仅仅是中国人。

早在开战之初，北方的沙俄就企图借刀杀人，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削弱中国，为自己下一步在远东的扩张创造条件。战争后期，沙俄还试图引日本南下，公开提出“俄国对日本占领台湾，当无障碍”。但到了1895年3月，得到日本要求大清割让辽东半岛的消息后，俄国大惊失色。外交大臣罗巴诺夫立即上奏沙皇，声称“日本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作战，日本人在占领南满之后绝不会就此止步，势必向北推进”。罗巴诺夫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干涉。俄财政大臣维特更是叫嚣：“日本的行动是针对我国的，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于我们将是极大的威胁。”维特提出马上对日本采取军事干预。

当时俄国独自在远东对日本开战还没有必胜的把握。俄国在这一地区尚无合适的海军基地。由于海参崴每年有5个月的封冻期，因此俄国早已对中国的旅顺军港垂涎三尺。从彼得大帝开始几百年来，在远东寻找一个深水不冻港，已经成为俄国多少代人的梦想。就陆军而言，贯通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刚刚开工，俄国的陆军主力远在欧洲，在远东开战运兵和补给都存在不少困难。

俄国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盟友法国。正好法国也准备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势力，法国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台湾。有着共同美好愿望的俄、法可谓一拍即合。

俄国还觉得不过瘾，还想把英国和德国拉进来。英国的主要利益在长江流域，《马关条约》增开口岸对英国有利。加上英国很清楚俄国对远东的扩张野心，正想借日本的力量来牵制俄国，日本在华得到的利益可以有效地阻止俄国向南扩张。鉴于此，英国对俄国表示，你玩你的，我兴趣不大。

出乎俄法意料的是，德国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原因很简单，在德国统一并很快强大后，世界基本被瓜分完了，有劲也没处使。中日开战初期，德国反应冷淡。但后来德皇威廉二世眼见日本很快要打败清军，就觉得这正是德国染指远东的好机会。德国的算盘是，让俄国和日本闹出矛盾，可以在亚洲牵制俄国，提高德国的安全系数。同时，德国也想浑水摸鱼，在远东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最合适的地方肯定是中国。

可以说，各怀鬼胎的俄、德、法三国联合出面干涉，并不是出于公义，而是出于私欲。

就在《马关条约》签字当天，俄国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对德、法两国驻俄公使说：“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我们的计划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将考虑三国联合在海上对日本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本国间的一切交通。”德、法当即满口答应。德皇威廉二世甚至立即下令，派出装甲舰和巡洋舰各一艘开往远东。

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一起来到日本外务省，递交了备忘录，向日本提出“友善劝告”：“今天日本国割占辽东，既有危害中国首都之虞，也让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有碍维持远东之永久和平，故今劝谕贵国确认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三国限定日本必须在15日之内做出答复。

此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因为肺结核正在休养。值班的是外务次官林董。面对突如其来的“友善劝告”，林董不知所措，无言以对。俄国公使希特罗沃进而解释道，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可能会引起冲突。德国公使哥特斯密德更牛，马上做出了公开威胁，日本必须做出让步，如果与三国开战，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

刚刚战火平息的远东刹那间再次风声鹤唳。俄国命令其太平洋舰队立即开始在黄海、日本海一带游弋，并将在远东的5万陆军部队全部集结到海参崴，做出一副马上进攻的架势。德、法两国的军舰也开始频繁活动。俄国甚至唆使大清政府延迟对条约的批复，给日本施加更大的压力。

其实这个结果，有一个日本人早就预料到了。让人惊讶的是，这竟然是一个军人。他就是前文多次提到的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早在大东沟海战刚刚结束之时，山本就向首相伊藤博文报告，俄、德、法三国在频繁接触，恐怕对我军不利。这样的事情，连外务省都没有警觉，作为一个军人的山本却预见到了，不能不让人为之侧目。山本还清醒地告诉首相：“总理，日本现在没有和这三国对抗的实力，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只能忍。”事实证明，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在山本的预料之内，可见此人能成为“海军之父”也绝不是浪得虚名。

慌了手脚的日本人立即召开御前会议研究对策。其实不用开会就清楚，日本与三国开战毫无胜算。不算欧洲，仅当时俄、德、法在远东的军舰总吨位就达12万吨，内含铁甲舰4艘。而日本联合舰队加上刚刚俘获的大清军舰总数才不过8万吨。况且日本海军已经在海上作战了近一年，大部分舰只伤痕累累，士兵也是疲惫不堪，与三国开战必败无疑。

情急之下，日本幻想拉拢英美对抗俄德法。但英美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对他们也没什么利益可言，为这点事犯不着去得罪那三个瘟神，因此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英国发给日本的照会说：“英国对日本抱有最诚笃之友情，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不能应日本之请而援助日本。”

陆奥宗光终于明白，在实力面前，外交竟是如此孱弱。他无奈地向内阁提出，只能接受三国提出的条件。陆奥宗光在后来的外交回忆录《蹇蹇录》中说，如果不那样做的话，“有逐两兔而不能得一兔之虞”。

1895年5月4日，日本内阁及大本营、重臣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向三国提交以下复文：“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忠告，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以上内容于5月5日告知三国公使。

俄、德、法三国，乐开了花。

日本随后的附加条件使得俄国大为不悦，日本要求大清以1亿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德、法认为，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乃是对俄、德、法三国的让步，并非对中国的让步，因此不能再对中国提要求。俄国还算“善良”，认为日本开价太高，1000万两到1500万两就行了。中国的领土，像大妈买菜一样被双方讨价还价。日本后来降到5000万两，经过清廷的力争和俄国的斡旋，最后以3000万两“成交”。

1895年11月8日16时，李鸿章和日本外务次官林董签订了《辽南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让与日本国管理的奉天省南部地区及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奉天所属诸岛屿，永远交还中国；二、中国支付3000万两酬报费，于1895年11月16日交清；三、酬款交清后，三个月以内日本军队从该交还地一律撤回。

从1895年11月30日开始，大清逐步收回海城、金州、大连湾、旅顺，到1895年年底，辽东半岛全部“光复”。

作为回报，1896年6月，李鸿章专程访问俄国，双方签订了《中俄密约》。密约商定，大清答应俄国修建一条通过中国东北的大铁路（就是后来的中东路），日本要是入侵俄国的远东或者中国、朝鲜，中国所有的口岸都对俄国开放。自此开始，中国东北变成了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山东爆发了“巨野教案”，德国借机抢占胶州湾。次年3月，德国强迫清廷签下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租借胶州湾99年。山东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1898年3月，俄国军舰驶入了旅顺口，以“替清政府守地”为借口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借条约》。

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期限99年。

1898年5月，日军按照《马关条约》的约定从威海卫撤走。7月，英国与清廷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强行租走威海卫。

回头再说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相当于把吃到嘴里的肥肉再吐出来，对于日本这个刚刚崛起的新帝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一直怀恨在心的日本于是开始卧薪尝胆，十年磨剑，伺机复仇。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

第三章　日俄战争

狗咬狗，狼围观

沙皇俄国，现在的名字叫俄罗斯，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叫苏联，是世界上国土最辽阔的国家，中国北方一个并不善良的邻居。看到过一则报道，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关起门来就能实现自给自足，不用说，那肯定是本章的主角俄罗斯。单单一个贝加尔湖就蕴藏着超过世界1/5的淡水。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的领土已经扩张到228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7％。要不是因为招呼不过来，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它的领土还要更大些。1904年的统计显示，当时俄国总人口为1.41亿人。

这就是沙皇俄国，绝对配得上“地大物博，人口不多”一词。

尽管拥有无垠的国土和丰饶的资源，但此公却是个地地道道的饕餮之徒，永远对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充满觊觎，几百年如一日地奉行着“只有索取，绝不付出”的铁原则。俄国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名臣谢尔盖·维特曾经说过：“俄罗斯不需要外交，需要的只有武力。”对于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具体数目，老酒查阅能找到的资料，发现有十多种版本，面积从200万平方公里到800万平方公里不等。

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最后瓜分世界的斗争加剧。沙皇俄国为了打破孤立，利用德、法两国的矛盾开始加强与法国的关系。1895年又通过划定与阿富汗的边界线，暂时缓和了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冲突。1897年，沙俄又与奥匈帝国达成维持巴尔干半岛现状的协定。这个时期对俄国来说，欧洲处于相对平静之中，不甘寂寞的北极熊立即把目光转向了远东。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逐渐衰落的中国已经沦落为列强掠夺的重点对象，俄国当然也不甘落后。北极熊的首要目标就是吞并中国的东北，在中国沿海寻觅梦寐以求的常年不冻港。尼古拉二世曾经公然声称：“俄国无疑必须领有终年通行无阻的港口，此一港口应在中国大陆上，并且必须与我们以前领有的地带相连。”

沙皇俄国扩大在远东影响的重要手段就是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动脉，是19世纪90年代初期经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修筑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曾说，这条铁路修成后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运去干什么呢？维特没说，但肯定不会是去旅游观光。

除了军事意义之外，这条铁路也将俄国的欧洲部分同中国、朝鲜、日本4亿6000万人口的巨大市场联系起来，经济意义也无比巨大。为了完全控制这条铁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俄国政府断然拒绝了来自本国和国外的任何投资，所有的费用都由俄国国库承担。在12年的预计工期内，每年计划投入3000万卢布的巨款，总预算3.5亿卢布。但仅仅在1891年到1901年的10年间，投入就达到14.6亿卢布。

当时的沙俄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深深被维特的“东进”理论吸引。为了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为了自己登基后的未来实现“东进”梦想，尼古拉决定亲自前往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铁路的开工仪式，顺便考察远东的情况，为将来的扩张做准备。1890年11月，22岁的尼古拉率领3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前往远东的长途旅行。队伍中还包括他的好朋友希腊王子格奥尔基。他们先访问了埃及，然后乘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历经印度、锡兰、新加坡、爪哇、暹罗、中国。到中国后，俄国皇太子受到了大清的盛情款待。一行人先到广东，之后由邓世昌率“致远”号等军舰一路护送到江苏，随后又沿长江上溯，往内地游历。1891年4月23日，尼古拉完成了对中国的访问，前往日本长崎，这也是他东方之行的最后一站。

在尼古拉一行起程之前，日本政府就已经接到驻中国领事的电报通知。日本当时虽然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但仍不足与欧美列强抗衡，尤其对军事强国沙俄更是心存畏惧。大清的“定远”号和“镇远”号只有7000多吨，就把日本吓得半死，尼古拉乘坐的旗舰“十二使徒”号战列舰排水量更是达到了8500吨，那简直是要吓死人的。日、俄两国隔海相望，多年来关系一直紧张微妙，正愁无法改善。沙俄皇太子的来访简直是天赐良机，日本政府决定以最高规格接待尼古拉二世，希望借此契机改善两国的紧张关系。

日本政府特地派出20余名官员，专程到长崎迎候尼古拉一行。政府下令港内商船一律不准停泊，其余舰船高悬俄国国旗以示欢迎。为了确保尼古拉皇太子的安全，日本除了严密警戒之外，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还与俄国公使约定：万一发生加害沙俄皇太子的行为，将按日本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加害皇室之罪”惩治，就是说，皇太子你就是我们的家里人。其规格不可谓不高也。

1891年4月27日，尼古拉一行到达长崎。从踏上陆地的那一刻起，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就引起了皇太子无尽的好奇心。那些衣着怪里怪气、足蹬木屐的日本人给尼古拉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5月11日，尼古拉从京都乘人力车来到大津城。大津城虽然不大，却是通往京都的交通咽喉，市场繁华，商贾云集。期间尼古拉一行来到街上购物，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出于好奇，买了一根当地制造的竹拐杖。正当尼古拉和格奥尔基乘人力车在狭窄的街道上观光时，尼古拉突然感到右耳上方连续挨了重重两击，一摸，一手鲜红。他惊恐地转过头去，看到一个日本警察正举着军刀向他挥舞。到底是年轻人，尼古拉的反应还算迅速，他用手捂住流血的伤口，边喊边跳下人力车，企图躲入人群中逃命。

刺客紧追不舍，并在一个胡同的拐角处截住了尼古拉。正当刺客准备再次挥刀砍杀之际，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及时赶到。不知道这个希腊王子是否修炼过中国武术，他用刚买的竹拐杖一杖把刺客打倒在地。随后赶来的日本警察迅速将刺客制服，尼古拉终于逃过一劫。随行医生赶紧给尼古拉包扎、止血。幸运的是，虽然挨了两刀，尼古拉并没有生命危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凶手竟然是负责尼古拉安全保卫的警察津田三藏，其行为属于典型的监守自盗。津田三藏是一名极端仇俄分子，他认为尼古拉来访，就是想打探日本的虚实，为将来进攻日本做准备。为了表明对日本皇室的忠心，津田三藏实施了刺杀沙俄皇储的疯狂行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津事件”。由于出事地点离日本著名的景点琵琶湖很近，因此又称“琵琶湖事件”。

“大津事件”传出之后，举世震惊，国际舆论纷纷指责日本“野蛮不开化”。明治天皇闻讯更是大惊失色，立即派出御医前往调理，后来又亲赴停泊在神户港的俄罗斯军舰上温言慰问尼古拉皇太子，表达不胜痛惜之意。日本外务省立即向俄国发表公开道歉声明，承诺按两国约定严惩凶手，为俄罗斯皇太子出气。

日本举国上下同感震撼，国民异常羞愧。在电报“寸字寸金”的情况下，全国各地向尼古拉皇太子以及远在圣彼得堡的沙皇发去的慰问道歉电报就超过了一万封。日本政府还下令国内各庙宇、教会为皇太子尽快痊愈祈祷。5月20日，为了平息俄国人的怒气，日本千叶县女子畠山勇子在京都府厅前留下道歉遗书后刺喉自尽，勇子因此被日本人誉为“烈女”。

行刺案发生后，日、俄两国本来就不怎么样的关系刹那间降到冰点。尼古拉的老爷子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扬言，日本如果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则不惜兵戎相见。一时间，远东空气骤然紧张，战云密布。

为挽救濒于破裂的日、俄关系，日本首相松方正义（在甲午战争后提出向大清要10亿两白银赔偿的那个大藏大臣）立即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会上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以“大逆”罪名处决津田三藏。没料到，这一决定竟然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坚决反对。经最高法院的据理力争，最后按照普通杀人未遂罪判决津田三藏终生监禁。从此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司法已经具备了相对的独立性。

事件直接导致外交大臣青木周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法务大臣山田显义引咎辞职。至于刺客津田三藏本人，则于同年9月29日病死狱中，死因是急性肺炎。至今仍有人认为津田很可能死于政府的谋杀。

事前态度强硬的俄国苦于国力日衰、战争准备不足等原因，最后只能吞下苦果。俄国托词皇太子尼古拉伤势不重、天皇亲自看望、政府多次诚恳道歉等，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悻悻离开日本的尼古拉皇太子只能私下痛骂：“日本人真是一群不开化的东方猕猴！”

东方之行对尼古拉二世的一生影响巨大。回国后的尼古拉发誓要扭断日本人的脖子。三年之后，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登上沙皇的宝座，史称尼古拉二世。脸上两条长达8厘米的伤疤似乎预示着尼古拉未来的不祥——作为末代沙皇最后遭布尔什维克灭门。后来的事实证明，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后，日、俄关系就急转直下并最终引发战争。

1891年5月31日上午10时，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和宗教祈祷仪式在俄国远东重镇海参崴正式举行。头缠纱布的尼古拉皇太子为这条铁路打下了第一颗道钉，并亲手倒空了第一辆装满石渣的手推车。

西伯利亚大铁路总长9288公里，是世界上最长最壮观的铁路，没有之一。铁路纵贯欧亚大陆，欧洲的起点是莫斯科，途中穿过辽阔的松树林、跨过乌拉尔山脉，穿越西伯利亚冻土带最终抵达太平洋彼岸的海参崴。这条跨越了8个时区和16条欧亚河流的大动脉，被称为俄罗斯的“脊柱”。

西伯利亚铁路建筑施工时间长达13年。之前华工因为修建美国太平洋中央铁路出了名，俄国多次派人在中国的河南、山东及东北招募工人，铁路东段的桥梁和隧道工程基本都是华人完成的。铁路的修建对当时的远东包括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的沙俄一直觊觎朝鲜和中国的满洲地区。对于东方人而言，通过冰冷的铁轨往西方望去，北极熊那毛茸茸的黑影已经渐渐变大，乃至清晰可见。

西伯利亚大铁路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火车的轰鸣声中，原本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迅速繁荣起来。第一个变化就是人口的迅速增长。1863年，西伯利亚人口仅为286万人，到1914年，已达962万人。大量移民的到来，有效地缓解了西伯利亚地区劳动力严重匮乏的状况。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在铁路沿线两侧众多的中小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随后就有了甲午战争，接着就有了俄国牵头组织的“三国干涉还辽”。历史无数次证明，这样的卖力表现之后，往往包藏着更大的祸心。因干涉还辽“有功”，俄国迅速俘获了清政府的“芳心”。1896年6月，脸上还带着枪伤痕迹的李鸿章，作为大清钦差头等大臣出使莫斯科，参加脸上同样带着刀伤痕迹的尼古拉二世之加冕仪式，不知道两人互看伤疤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尴尬表情——那伤疤都拜日本人所赐。赴俄期间，李鸿章秘密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共同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条约规定，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双方应该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条约有效期15年。

初看起来，这俄国人真是大公无私，可接着条件就来了，俄国提出，为了便于运输军队，俄国要在中国境内修建一条通过黑龙江和吉林到海参崴的铁路，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命名为“东清铁路”（后又称“中东铁路”）。1898年，东清铁路动工修建，俄国中东铁路工程局进驻松江平原上的香坊田家烧锅，这里后来成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点。由于叫田家烧锅实在有点不好听，这里最后有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哈尔滨。

传闻俄国人为此给了李鸿章300万金卢布的贿赂，后来证明纯属子虚乌有。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个人回忆录中对此事给予否认。

事实上，李鸿章确实是带了200万金卢布回来的。为了给大清一点甜头，沙俄慷慨地承诺东清铁路的收益要给清政府分红，无论盈亏每年分红25万，先给200万压住心慌再说。李鸿章的200万就是这么来的，估计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从列强那里往家里拿钱吧。

1897年11月，德国抢占胶州湾。一个月后的1897年12月15日，来自海参崴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以德国人同样的方式驶入大连和旅顺口。俄国人进驻的理由体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由于之前德国人对胶州湾采取的贸然行动，作为中国最大公无私的好朋友，俄国人有义务协助清政府保护其领土。此举让俄国在远东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常年不冻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几百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说了半天，忘记了夹在中间的朝鲜。甲午战争的结果以及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让朝鲜发现，日本打败了大清，证明日本肯定比大清牛，俄国人就没打，吆喝吆喝，日本人就下了软蛋，看来俄国人比日本人更牛。谁牛听谁的，因此，朝鲜采取了日益亲俄的对外政策。当时朝鲜实际上是国王李熙的闵妃在掌权。在闵妃的支持下，俄国先后在朝鲜开办银行，派遣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等，这自然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在日本的授意下，1895年10月8日，朝鲜爆发“乙未事变”，有日本背后支持的暴乱分子冲进皇宫，砍死闵妃并焚烧尸体，之后亲日政府很快组建。朝鲜国王逃入俄国驻朝使馆避难。

当时，大清早已没了在朝鲜发言的权利，在这一舞台上唱戏的主角，变成了俄国和日本。“乙未事变”之后，俄国与日本达成妥协，约定两国一致对朝鲜进行改革，俄国取得了在朝鲜驻军的权利。这和甲午战争之前的情形有几分类似，只是中国变成了俄国。说实在话，那时候的朝鲜，几乎还相当于蛮荒之地。随后，由于俄国将注意力逐渐移向油水更大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实际上控制了朝鲜。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慈禧老太一怒之下，创世界纪录地对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宣战，给了列强入侵中国的大好借口。俄、德、英、美、法、意、奥、日八个国家互相勾结，决定出兵镇压。8月初，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是为“庚子事变”。

北京那边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借此机会，俄国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征调16万大军分六路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远征军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公然叫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当时，清廷京畿危急，根本顾不了东北，东北仅有的9万余兵力根本无法抵挡沙俄的多路进攻。1900年8月3日，俄军占领哈尔滨。8月29日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10月1日占领沈阳。10月4日占领锦州。10月6日，各路俄军在铁岭会师。至此，东北三省全部为俄军所控制，11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沦丧敌手。

相比日本人的凶残，俄国人一点都不逊色，著名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占领中国东北的俄军依然赖着不走，图谋永远独霸这一地区，实现其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先后提出“正义抗议”，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不得单独与俄国达成协议。最激动的毫无疑问是日本，他们慷慨地承诺，日本将在任何情况下，帮助清政府促使俄军“及时、全部”地撤出满洲。要说这次俄国确实也太过分了，连盟友法国也对俄国的举动表示不满，提出如果俄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不撤兵的话，法国将削减甚至取消对俄国的贷款。

沙皇俄国可谓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02年4月8日，沙皇政府不得不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同意分三期从东北撤兵，一年半撤完。说一套，做一套，就在撤兵期间的1903年8月，俄国又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接着又重新占领奉天。俄国甚至声称不惜为此一战，摆出一副独占中国东北的架势，其矛头无疑是针对日本。

欧洲另一强国德国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身边有个强大的邻居自然不是什么好事，德皇威廉二世（也是尼古拉二世的表哥）试图通过让俄国对外战争来削弱俄国的实力，于是开始暗中唆使日本对俄国开战。如果日、俄之间能够打起来的话，俄国就会调开德俄边境的军队，从而间接削弱俄法同盟对德国的压力，此就是所谓的“引祸水外流”。纯粹两面派的德国同时积极怂恿沙俄对日本强硬。在一次与尼古拉二世的会晤之后，威廉二世在乘坐的皇家御船上打出了一条挑衅性的标语：“大西洋上的海军上将向太平洋上的海军上将致敬。”

素来与俄国不睦的英国由于在之前的布尔战争中元气大伤，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一贯骄傲自大的英国竟然愿意折节下交，主动提出与日本结成同盟。1901年7月15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伯爵在伦敦向日本驻英国公使林董提出了两国结盟的建议。对于日本来说，能攀上这样的富亲戚当然是求之不得，一个愿娶一个愿嫁，按道理这样的事情应该像西门庆遇见潘金莲那样一拍即合的。

事实上，日英同盟并没有马上达成，阻力不是来自英国，竟然来自日本内部。领头反对的就是一贯亲俄的伊藤博文。伊藤清楚，与英国结盟就预示着同俄国开战——就像太平洋战争之前与德国结盟就预示着与英、美为敌一样。伊藤不愿意日本被英国人当枪使。为了缓和与沙俄的矛盾，1901年11月，伊藤博文决定亲赴俄国进行斡旋。

此时的伊藤博文已不再担任日本首相，但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远赴俄国的伊藤受到了近乎耻辱的冷遇，在宾馆里住了整整一个月，都没人搭理他。在终于见到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后，伊藤提出，以承认俄国在满洲控制权的同时，换回俄国对日本控制朝鲜的承诺。拉姆斯多夫很爽快地回答了“不”。俄国人说，满洲是我的毫无疑问，但朝鲜也不是你的。最后拉姆斯多夫强调，俄国永远都不会让日本吞并朝鲜。

伊藤听完这些话后，沉默良久，黯然回国，从此不再反对日英结盟。1902年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和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共同签署了《英日同盟条约》。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当英国和日本分别对第三国作战时，另一方保持中立；如果有第三方加入对手的阵营，则中立者参战。说白了，英国人就是说，日本你放心和俄国打，我旁边帮你看着；如果俄国的伙计法国参战的话，我就打法国。条约有效期五年。也就是说，日本必须在1907年之前完成与俄国的战争。

虽然当时最有钱的是美国人，但在大家眼里，美国不过是个幼稚的暴发户而已，大英帝国才是真正的大哥大。在条约签署的当天，日本国内举行了大规模的提灯游行，举国庆贺。用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的话来形容就是：“高兴得就像是一个穷孩子被过继给了一个大财主当养子似的。”

被大家看作土老帽儿和暴发户的美国当然也不会“自甘堕落”，有钱人想争取的当然是与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地位。自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也几度想插足中国东北，都被俄国野蛮地拒之门外。为了打破俄国对满洲的垄断地位，美国政府已经悄然站在了日本和英国一边。有了英国和美国的支持，日本至少有了一条保证，那就是不用再担心像在甲午战争之后那样，辛辛苦苦抢来的“胜利果实”被更大的强盗掠走。

法国与沙俄是盟友。1902年3月12日，俄、法两国在圣彼得堡发表声明，声称两国对于将来远东或中国发生变化时，为保护两国之利益，保留自由行动的余地。听起来好像什么都没说，实际上就是把法俄军事同盟从欧洲推广到远东，矛头直指英日同盟。法国内心里并不希望俄国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远东，这样势必减轻俄法同盟在欧洲对德国的压力，法国对俄国远东政策的支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就这样西方列强在远东问题上逐步形成了两大集团：一个是英日同盟，以美国为后盾；另一个是法俄同盟。德国在欧洲反对法国，在远东则支持俄国。至此，日俄战争的国际条件已经初步形成。

早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就已经超越大清，成为日本的第一号假想敌。日本人早已开始着手对俄战争准备。《马关条约》从中国掠夺的赔款也大部用于战备方面。1896年以后，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计划。日本的国家开支，在1893年至1894年为8400万日元，到1897年增至2.4亿多日元，其中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了一项陆海军军备计划，所需款项总额达5.16亿日元，这项计划到1901年时基本完成。日本陆军的常备军人数已经达到13个师团，平时编制为17万人，战时编制为60万人。海军的船舶吨位也从1895年的6万吨增加到了1903年的27.9万吨，被称为“六六舰队”（六艘战列舰、六艘装甲巡洋舰）的海战主力已经形成，标志着日本已经基本做好了对俄战争的准备。

日本确信，在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之前尽快发动夺取朝鲜和中国满洲的战争对自己最为有利。尽管国内也有部分人士反对战争，但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制止战争的爆发。就日本内部而言，发动战争已经成为必然。

1890年以后，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暴乱不断，沙皇也企图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转移本国人民的视线。俄国内政大臣普列维甚至说：“为了避免国内的革命，我们需要一次小小的但是结果须为胜利的战争。”

俄国内部在与日本争夺中国满洲和朝鲜的问题上高度一致，但在与日本开战方面却存在着两派主张，其分歧主要在策略方面，我们姑且称为理智派和冒进派。

理智派以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等人为代表。他们看到俄国国内危机四伏，国际上也是困难重重，因此主张不要轻易发动对日战争，而应对日本做出某些让步，取得暂时的妥协。同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充分做好战争准备。待西伯利亚铁路贝加尔湖段通车，运输能力提高，旅顺及其外围要塞竣工之后，再伺机开战。

冒进派以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等人为代表，主张对日强硬。他们和当年的大清一样，过低估计日本的力量。认为蕞尔小邦不堪一击，“扔个帽子就可以把它压倒”。陆军大臣阿列克塞·库罗帕特金大将认为，一个俄国兵至少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俄国只需要14天就能够在满洲集结40万大军，这已经是击败日本所需人数的3倍了。将来要发生的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一次远东旅游散步而已。他计划以现有兵力坚持6个月的防御作战，直到集结足够的兵力之后进行反攻。最后的目标是在日本登陆，击溃日本本土部队，占领东京，生擒日本天皇。

沙皇尼古拉二世也知道俄国当时准备不足，希望能够推迟战争。他认为“时间是俄国最好的盟友”，“每一个年头都会加强我们的实力”。可惜的是，尼古拉认为推迟战争的最好办法是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因为“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这样他实际上是支持了冒进派的主张。1903年5月，沙皇排斥了财政大臣维特对远东事务的干预，逐渐开始重用别佐勃拉佐夫。与此相呼应，俄国的宣传机器也开始掀起一片战争叫嚣，呼吁人民“流血牺牲保卫祖国”，大造战争舆论。看起来吆喝得很起劲，实际上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俄国的战争准备情况并不理想。

此时的远东，各方关注的焦点还是俄国从中国满洲的撤军问题。根据1902年4月8日俄国与大清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军队要分三批全部撤出。在完成第一次撤军之后，俄国迟迟不履行第二次撤军，要求修改条约。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今后不经俄国同意，中国的满洲不能让与其他国家，不得开放满洲的城市和港口，不得聘请其他人参与行政等。一句话，满洲的事就是我说了算，别人都少沾。

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之后，眼看国力日渐衰弱，根本无力对抗列强的李鸿章采取的是一种新的对外策略：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借力打力来保护自己。俄国的无理要求很快被大清故意透露给西方列强，并立即遭到各国的一致反对。世界舆论纷纷谴责沙俄“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903年4月30日，有了列强撑腰的清政府断然拒绝了俄国的修约要求。

蹦得最高的当然还是日本。日本媒体在对俄国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甚至已经公开宣称日俄战争即将爆发。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也就是后来太平洋战争南方作战的总司令寺内寿一的爹，已经把各师团的师团长召集到东京，开始制订对俄具体作战计划。

1903年7月28日开始，日本与俄国开始了就满洲和朝鲜问题的最后谈判。日方的谈判底线就是伊藤博文的“满韩交换论”：满洲是你的，朝鲜是我的。但是俄国提出，满洲当然是我的，这个不要再提了，朝鲜单独说。具体要求是，日本不能把朝鲜用于军事目的，39度线以北为中立区，日、俄都不能派兵入内。

谈判陷入僵局，谁都能看出俄国人在故意拖延时间。因为西伯利亚铁路已接近完工，将会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1903年12月28日，日本颁布了紧急敕令，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联合舰队也开始动员。巴黎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已开始出现混乱，有关俄国的公私债券被纷纷挂牌抛售。

1904年1月6日，俄国抛出了最后的底线。除了建立租界之外，可以保障其他国家在满洲的利益，但在朝鲜问题上决不让步。对于日本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日本迅疾发出最后通牒，俄国必须明确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权。

日本很清楚，“每拖延一天甚至一小时都会增强俄国取胜的机会”。1904年2月4日清晨，彻夜未眠的明治天皇破例在卧室召见了伊藤博文，征询伊藤对开战的意见，问他日本是否能打败俄国。一向亲俄的伊藤博文已经下定了对俄开战的决心，他告诉天皇，“我们能够在朝鲜边境上抵挡俄军一年，同时请美国出来调停”。伊藤还补充说，俄国国内政局不稳，战争准备也不充分，日本是全国一致支持开战。实际上日本并不是和整个俄国交战，而是和位于远东的俄国军事力量交战。碍于西伯利亚铁路目前有限的运力，俄国根本无力将其位于欧洲的庞大人力和物资调运至远东。就局部而言，日本的军事实力强于俄国。伊藤最后强调，最关键的是国际社会普遍同情和支持日本。

伊藤博文的话坚定了明治天皇开战的信心。当天，也就是2月4日下午，日本御前会议做出了对俄开战的决定。

身患糖尿病的明治天皇已经52岁，他的双肩已略显佝偻，早已没了10年前对大清开战的信心和勇气。相比孱弱的大清国而言，俄国实在是太强大了。睦仁知道大清宅心仁厚，当年的甲午战争就是日本打败了，也不过是不要朝鲜，退回去而已，甚至连赔款都不用。睦仁清楚俄国人的凶残，此次一旦战争失败，日本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晚上，信心动摇的睦仁一度曾有直接给尼古拉二世拍电报求和的念头，但是被侍从武官劝阻。

战争前夕，俄国总人口达1.41亿，陆军常备军总兵力105万，后备役军人达375万。但其中90％的兵力部署在欧洲地区，远东只有正规陆军部队9.8万余人。俄国海军拥有200余艘战舰，其中太平洋分舰队拥有60余艘作战舰艇，总吨位19.2万多吨。

尽管数目听起来挺吓人，但俄军的装备较差。陆军中有线电报电话只装备到军和集团军，师以下作战单位一律采用徒步或骑兵通信。西伯利亚铁路环贝加尔湖段没有修通，每昼夜只能对开三列军车，从欧洲到中国满洲需要将近6个星期的行程。后勤保障混乱得惊人，当前线最需要炮弹的时候，部队领到的却是一车一车的神像。俄军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刺刀白刃战上，崇尚一百年前库图佐夫对付拿破仑的作战方法。对俄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旅顺要塞工程尚未完工，海军十年扩军计划也未完成。

相对而言，日本总人口约4400万，战时最多可动员200万后备兵员。陆军火炮，其中37％为山炮，适于东北战场的地形特点。海军是日本建军的重点，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有战舰约80艘，多数是在英国建造的新型舰只，性能良好，规格统一。

日本陆军为即将开始的战争已编组为四个军，所有海军舰艇已经统一整编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就是大名鼎鼎的东乡平八郎海军中将。

1904年2月6日深夜，随着一铲接一铲的“威尔士无烟煤”被毫不吝啬地填进战舰的炉膛，联合舰队所有舰只都开始喷出浓烟，秩序井然地驶出了佐世保军港。

两艘失去控制的大船同时渐渐地向对方靠拢，即将发出惊人的相撞！

不宣而战

1904年2月8日，是西方东正教传统上的“圣烛节”，也是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塔尔克海军中将夫人的生日。尽管已经接到日俄即将开战的战争警报，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斯塔尔克中将还是准备在旗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上举办大型舞会来欢庆“双节”。最风光的无疑是斯塔尔克夫人，她无疑才是舞会的一号主角。除此之外，她还要借此机会替她众多的干女儿挑选如意郎君，特令舰队所有的年轻军官必须到会。这是一个多么温馨、浪漫的夜晚！

早在2月6日，日本驻俄公使栗原慎一郎就照会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宣布两国断交，同日俄国驻日公使也奉命回国。从奉天通往旅顺的电报线已经被切断，日俄即将开战，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2月8日白天，一艘英国汽船驶进了旅顺军港，日本驻旅顺领事馆开始撤侨。这样明显的征兆竟然没有引起阿列克塞耶夫、斯塔尔克等高级将领的重视，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威特赫夫特少将还坚持认为“战争打不起来”。正由于此，2月8日19时，音乐响起，庆祝“双节”的大型舞会在旗舰上隆重召开。

在圣彼得堡，只有很少人意识到战争即将到来，喀琅施塔得港口司令马卡洛夫海军中将就是其中之一。他于当天专门致函海军部，提请注意驻旅顺舰队的危险处境，建议将舰队开进内港。马卡洛夫说，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则我们将被迫于首次夜间遭突袭之后才这样做，那就要为这个错误付出重大代价了”。马卡洛夫的建议照例被那些官僚当作耳旁风。

直到日军开始攻击时，俄国舰队仍然停泊在旅顺外港，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俄国官兵仍处于麻痹状态，舰艇警戒仍执行“平时规定”。命令已经下达要采取加强警戒的补充措施，但要到2月10日才开始执行。夜间不打开防雷网，只以军舰上的探照灯把内港的出入口照得通明。

作为舰队司令的斯塔尔克中将绝对不会昏庸到毫无警觉的地步。为防意外发生，他亲自派出了两艘驱逐舰出港进行巡逻。可惜伴随这一英明决策之后的，却是另一个无比浑蛋的命令：“万一发现不明身份的舰艇，一定要在核实对方的身份后再通报，不得随意开炮射击。”后来，这两艘驱逐舰一出港口，还真就发现了日本的偷袭舰队。

联合舰队对旅顺俄国舰队的进攻方式照例是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这已经成为日本人惯用的伎俩。担任夜间突袭任务的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三个驱逐舰分舰队，总共11艘驱逐舰。在前往偷袭的途中，他们很快被斯塔尔克派出的俄军两艘驱逐舰发现。俄国人是执行命令的模范，在无法上前核实对方身份的情况下，这两艘俄舰果真没有开炮，而是选择尽快跑回去向领导汇报。

日军第一驱逐舰分队率先发起攻击。凌晨零点30分前后，他们先后向几艘轮廓较大的敌舰发射了鱼雷。俄军的探照灯发现了日军的偷袭舰只，俄舰很快发起了反击。但由于日舰冲得实在太靠前，俯角不足的俄军舰炮都呼啸着从日军驱逐舰的头顶飞过去了。第二驱逐舰队的三艘驱逐舰在路上就因事故失去了两艘。尽管如此，剩余的一艘驱逐舰“雷”号还是勇敢地发起了进攻。逃跑的过程也很惊险，后来“雷”号舰长三村锦三郎少佐夸张地回忆道：“敌人的炮弹就从我们的头皮上飞过去，近到连头顶的头发都被烤焦了。”第三驱逐舰队随后抵近进攻，连掉队的“涟”号最后都没有放弃进攻的机会，在近藤常松少佐的带领下，这艘驱逐舰单枪匹马实施进攻后全身而退。

接二连三的巨响传来，旗舰上还不知道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司令部查问，下面回答说是实弹射击。直到黎明时发现港口附近被击中的舰只才恍然大悟。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日本人发射的16枚鱼雷中有3枚击中了目标，他们是战列舰“皇太子”号、“列特维赞”号以及巡洋舰“帕拉达”号，三艘主力舰搁浅在外港的锚地上。

好在这三艘主力舰搁浅的地方水都不深，所以军舰都没有沉没或倾覆，可以在随后进行打捞修复，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早上8时8分，由出羽重远海军少将率领联合舰队第三战队的四艘巡洋舰来到旅顺口外向俄国人问早安。他们的目的是引诱俄国舰队出港作战。俄国人当然不会贸然出击，出羽少将由此判断昨晚驱逐舰的偷袭收到了奇效。

上午11时，联合舰队主力到达旅顺口外36公里的位置。上午11时35分，东乡平八郎在旗舰“三笠”号战列舰上发出了“攻击敌主力舰队”的命令。11时55分，“三笠”号前主炮率先开火，在8000米的距离上开始轰击俄国战列舰“胜利”号，随后日舰相继开火。俄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波尔塔瓦”号、“胜利”号先后中弹，有些炮弹甚至打到了岸上。一发跳上岸的炮弹打中了陆地上的一个茅厕，将两位在里边出恭的俄国士兵吓得拉着裤子跑了出来。

俄军岸炮、舰炮迅速进行反击。一枚炮弹击中了“三笠”号的右舷，更有一发炮弹直接扯断了悬挂战斗旗的绳索，联合舰队旗舰的旗帜落入海中，这似乎不是一个吉利的征兆。备用旗帜很快升起，但很快又被炮弹洞穿，破破烂烂地飘扬在风中。俄方岸上炮火之猛烈，出乎东乡的想象，“三笠”号之外的日军其他舰只也纷纷中弹，港内俄国海军舰船却一点没有出动的迹象。东乡想起了英国名将纳尔逊的名言：“只有傻瓜才会拿军舰去和炮台搏命。”12时20分，东乡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初濑”号和“敷岛”号上各有20多人和10多人的伤亡。

就在东乡率领主力舰队在旅顺口攻击未果，撤退之前，在朝鲜的仁川，另一场颇具戏剧性的小规模海战已经打响。

日军原来在仁川港驻扎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济远”号，就是在威海卫被俘虏的原北洋舰队的舰只。开战之前，1903年12月，朝鲜木浦发生了日本侨民与当地朝鲜人冲突的流血事件。为了威慑当地居民，“济远”号奉命离开仁川前往木浦，来仁川顶替“济远”号的就是大家可能也不生疏的“千代田”号。联合舰队出征时，连“济远”号都接到了集结的命令，“千代田”号得到的命令却仍是驻守仁川。

由于日俄关系不断恶化，早在1903年12月29日，俄国巡洋舰“瓦良格”号就从旅顺出发来到了仁川港，比“千代田”号仅仅晚到了11天。随后1904年1月8日，俄国炮舰“高丽人”号也来到了仁川，两艘俄国军舰一左一右将“千代田”号夹在了中间。

双方一旦打起来的话，形势对日舰来说，几乎是绝望的。“千代田”号排水量只有2439吨。抛开“高丽人”号不论，“瓦良格”号排水量6500吨，配有153毫米火炮8门，航速23节，是俄国海军最新锐的战舰，对付“千代田”号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千代田”号舰长村上格一海军大佐大为恐慌，他绞尽脑汁想要寻找的就是怎样能从不利态势下逃跑而又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恰在此时，他接到了来自佐世保军港的密电，命他想方设法与瓜生外吉少将指挥的第四战队会合。

2月7日23时55分，“千代田”号等四周完全黑下来之后，便开始悄悄行动，两艘俄舰竟然一点也没发觉，黑暗中的“千代田”号从两艘俄舰的夹缝中成功脱险，并在贝克岛附近与瓜生少将的第四战队会合。为了对付“瓦良格”号，日本联合舰队之前特地调来了装甲巡洋舰“浅间”号以加强第四战队的实力。

事实上，俄舰“瓦良格”号和“高丽人”号当时还不知道日本已经与俄国断交，也没想到马上就要打仗，俄国人情报上的拙劣由此可见一斑。2月8日16时20分，“高丽人”号从仁川港启航前往旅顺，一露头就遭到港外日军第四战队的攻击，被迫立即返回港内。瓜生战队的首要任务是护送三艘运兵船上的陆军在仁川登陆，对仁川港内的俄国舰艇留待之后再解决。日本登陆部队就在敌舰的眼皮底下开始登陆，登陆完全结束后，已经到了2月9日的黎明时分。

掩护登陆的主要任务完成后，瓜生外吉这位1881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被海军战略家马汉誉为日本最杰出留学生的舰队司令，向“瓦良格”号舰长鲁德涅夫上校发出了战书：9日中午以前必须驶出仁川港向日军投降，如不出港将被就地击沉，届时仁川港和在场其他各国军舰如遭到损失，一切后果由俄国负责。

当时在仁川港停泊有英、美、法、意军舰各一艘。各国军舰害怕自己受到误击，纷纷催促“瓦良格”号和“高丽人”号出港。“瓦良格”号舰长鲁德涅夫上校愤然道：“未经战斗就屈服或者炸毁自己的军舰是一种耻辱，我们绝不向黄猴子低头。即使是有去无回，俄罗斯帝国海军的尊严也不容践踏。”面对日方的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绝境下的两艘俄舰毅然选择了出港作战。

2月9日上午11时20分，俄国水兵关闭了军舰的舷窗和水密门，扔掉了一切易燃物，“瓦良格”号高挂战旗，率先冲出，站在舰桥上的鲁德涅夫上校一脸镇静。“高丽人”号紧随其后出港作战。几艘英、法、意军舰上的官兵被俄国水兵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动，纷纷跑上甲板向俄舰高呼“乌拉”，同时奏起了“上帝保佑沙皇”的音乐，俄舰上也奏响了俄国国歌。不远处的美国炮舰“维克斯堡”号甚至钦佩地挂出了“祝好运”的信号旗。

但精神终究不能战胜物质，随后的战斗毫无悬念。半小时炮战之后，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舰队很快就迫使弹痕累累的俄舰返回港内。俄军阵亡31人，受伤91人。海战中，日军也有3艘巡洋舰被重创，1艘驱逐舰被击沉。

16时30分，港内传来一连串雷鸣般的爆炸声。“瓦良格”号、“高丽人”号以及锚泊在港内的俄国轮船“松花江”号全部自沉，俄国海军仁川支队就此覆没。俄国那些英勇的水兵被英、法、意等国军舰救走并辗转回国。

此后，“瓦良格”号被作为俄国海军宁死不屈的象征大肆宣扬，还特意为此创作了《“瓦良格”号巡洋舰之歌》代代传唱。苏联时期在海参崴和图拉分别为“瓦良格”号和鲁德涅夫舰长建起了纪念碑，“瓦良格”号也成为苏俄海军不断传承下去的英雄舰名。它的最后一艘，就是现在中国的航母“辽宁”号。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方打捞起“瓦良格”号将其拖回国内修复，改名为“宗谷”号，于1916年归还了俄国。当时日、俄已经同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阵营。

和甲午战争类似，这次战争，日本人采取的仍然是卑鄙的不宣而战。可是俄国人的名声已经坏到即使挨了打也换不来同情而只能换来一片幸灾乐祸笑声的地步。德国《新自由报》刊文提到，在1877年俄土战争中，俄国就是这样不宣而战的，言外之意当然是说恶有恶报、罪有应得。当年被日本收买，在《泰晤士报》上声称日本击沉“高升”号合理合法的英国牛津大学国际法专家霍兰德博士，再次站出来美化日本，声称“宣战书并非战争所必需，日本并未破坏战争的基本法则”。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沃尔西公开声明：“在日本攻击俄国军舰的行为上，背信弃义和不正当的评价是不合适的。”舆论一边倒地倾向于不宣而战的人。

遗憾的是，霍兰德和沃尔西这些所谓的专家都没有活到1941年12月7日。老酒真想让他们多活些年，看看他们看到日军不宣而战奇袭珍珠港和马来亚后，会写出如何妙语连珠的“精彩”评论。

2月9日，俄国正式对日本宣战。10日，日本也同样对俄国宣战。后来被史家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主要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腐朽透顶、懦弱无力的清政府在2月12日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两军“交战区”，严令地方军政长官对民众“加意严防”，“切实弹压”。战争期间，日俄两军在建筑炮台、挖掘战壕、修筑道路时，拆毁民房，砍毁树木，驱使民工，这些举动无一不使东北民众遭难。俄国军粮的85％取自中国东北，总数达到90多万吨。战争期间，死于战火的中国人超过2万人，财产损失折算白银高达6900万两。

名义上宣布中立的清廷，内心还是希望日本能够打败沙俄。尼古拉二世公开宣称，如果俄国在战争中取胜，对于自己最好的战利品就是正式而隆重地吞并满洲。清廷没能力也不敢对抗沙俄，因此希望借助外力来制约他们。与其让沙俄独占满洲，还不如再来一个势力，让两派乃至多派势力在东北形成对峙，才对自己更有利。战争期间，有许多中国人给日本人或者俄国人打工帮忙，其中就有先为俄国效力，后来又听命于日本人的怪杰张作霖。鲁迅先生也是在日本看了关于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之后，毅然弃医从文，走上精神救国之路的。

初期取得一些战果的联合舰队并没有完全掌握日本海、黄海的制海权，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尚在，对日方海上交通线造成致命的威胁。对付港内俄国舰队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它们引出来彻底消灭掉。为此，联合舰队多次引诱俄太平洋舰队出海作战，人家就是乌龟不出头。无奈之下的联合舰队只能采取另一种办法，那就是把俄国舰队堵在港口里边，让它们彻底无法出动。

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马汉的亲传弟子秋山真之海军大佐曾经观摩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对美国海军封锁西班牙舰队的做法感触颇深。结合旅顺内外停泊场之间航道最窄处仅宽273米，大型军舰只能在航道中央91米范围内通行的实际状况，秋山大佐率先提出了“闭塞”作战思路。具体的作战计划主要由联合舰队参谋有马良橘中佐制订。这一计划很快被东乡平八郎采纳，呈送海军军令部后很快得到批准。于是从1905年2月至4月，日军对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实施了三次“闭塞”作战。

2月23日，从2000多名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77名海军官兵，在行动计划制订者有马良橘海军中佐的带领下，分乘5艘老旧的运输船对旅顺港实施了第一次“闭塞”作战。23日16时，闭塞船队在日本圆岛东南32公里海面上集结，随后一字排开向旅顺口挺近。24日凌晨，船队到达老铁山南海面后开始加速向旅顺口突入。行进中的船队很快被俄军要塞探照灯发现，岸炮随即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闭塞船队。“报国丸”冒着炮火冲到老虎尾灯塔前自爆沉没，有马良橘指挥的“天津丸”在老铁山东海岸触礁沉没，“武扬丸”“仁川丸”和“武州丸”先后重伤自爆沉没。

在闭塞船队后边日本派出了水雷艇队，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搭救幸存的船员。由于天气的恶劣和俄军炮火的攻击，水雷艇队在没有完全救出幸存队员的情况下径自撤退。其中“仁川丸”和“武州丸”的部分幸存者在海上漂流了整整四天之后，才被路过的中国帆船救起并送回。

第一次“闭塞”作战并未成功。尽管如此，日本国内还是开足马力进行宣传，专门为77人创作了歌曲《决死队》，这首歌当时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仔细看看歌词还真是写得情景交融：“两千人中选出的七十七勇士，五艘军舰冲向死地，送行的人和出发的人无言地握手，深夜的桅杆顶上闪烁着颗颗寒星。”

日军很快就组织了第二次“闭塞”作战。参加过第一次作战的幸存者纷纷报名，但是东乡大将为了避免下级官兵因为再次经历恐怖的生死场面导致精神崩溃，所以只保留了5个人，其中就包括有马良橘中佐和广濑武夫少佐。这次是由65人分乘4艘闭塞船出发执行任务。

3月27日凌晨2时30分，在闭塞船到达老铁山南方海域时，行进在最前面的“千代丸”被俄军海岸探照灯发现，岸上炮台开始猛烈炮击。“千代丸”在黄金山前水面抛锚，船首向右自爆沉没。二号船就是广濑武夫指挥的“福井丸”，绕过“千代丸”的广濑在稍稍向前开进了一段距离之后投锚准备自沉，杉野孙七上等兵曹跑下船舱去，点燃自沉用的炸药。这时候，俄国雷击舰“坚决”号突然出现在该船后方，突发一枚鱼雷将“福井丸”击沉。森初次大尉指挥的“弥彦丸”在“福井丸”左侧投锚自爆沉没。正木义太指挥的“米山丸”从“千代丸”的左侧冲入港口航道，航行到航道中央靠近左岸沉没。

在撤退过程中，已登上救生小艇的广濑武夫发现杉野孙七兵曹失踪，于是返回“福井丸”寻找。就在他返回小艇时，一发炮弹击中了广濑武夫的头颅，广濑武夫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只剩下一点点的血肉溅落下来。部下把他的残余肉末搜集起来，只够装进一个饭盒大小的木盒。战死的广濑武夫年仅36岁，因其表现出营救战友的勇气和骑士精神被尊为“军神”。

广濑武夫曾经担任过日本驻俄国使馆的武官，在俄罗斯生活达10年之久，和后文提到的明石元二郎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酷爱普希金小说的广濑武夫甚至和一个俄国女人有过一段浪漫的异国恋情。这次之所以被选拔出来参加“闭塞”作战，正是因为他在当使馆武官时曾参观过旅顺军港，熟悉那里的地形。

出发之前，他身边的杉野孙七就问他：“听说水雷长很喜欢俄国，是这样吗？”

广濑很爽快地答应道：“是的，我很喜欢俄罗斯，我还有很多俄罗斯朋友。”

“那么，就是这样也要跟好朋友作战吗？”

“这并不是对他们作战，这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战争，不能从个人友谊来考虑。”广濑大义凛然地回答，他坚信日本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俄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海军中将曾经是广濑的老师，舰队里也有很多军官是广濑的好友。基于骑士精神，俄太平洋舰队为广濑这位战死的敌国军官举行了俄罗斯海军战死者规格最高的葬礼——“海军葬”。

当时海军军令部参谋小笠原长生少佐在向媒体介绍前线的战况时，将广濑武夫视死如归、勇救战友的情节添油加醋地大大描绘一番，之后高呼：“那个人就是军神！”在小笠原长生的煽动下，日本所有媒体狂炒广濑武夫。仅仅三个星期，就出版了《日俄战争实记——军神广濑》一书。广濑的葬礼在东京水交神社举行，不仅海军省、军令部高官毕至，连明治天皇也派出特使出席，真可谓风光无限。日本民间经过六年募捐，在东京神田最享盛名的万世桥为广濑造起了一座大铜像。一曲《广濑中佐》不仅流传全国，还选入小学音乐教材。在广濑的母校——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广濑1889年从这里毕业），广濑中佐的肖像也被高高挂起，成为“海兵”精神的象征。2004年3月27日，在广濑战死一百周年之际，一个由原首相中曾根康弘任名誉会长的“广濑武夫百年祭及战没者合同慰灵祭”在大分县广濑神社举行，参拜者多达1000余人，其流毒百年不衰。

第二次“闭塞”作战仍未成功。秋山真之认为，前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投入的力量不够。东乡大将立即向军令部发出电报，要求进行第三次“闭塞”作战。此时军令部也已经骑虎难下，日本陆军很快要在辽东半岛登陆，来自海上的威胁远未解除，大本营无奈之下也只好同意了东乡的请求。相对于前两次的5艘和4艘船，第三次日本可谓投入了血本，一次性派出了吨位较大的12艘闭塞船。

第三次“闭塞”作战定于5月2日夜间进行，参战队员人数也达到214人，由林三子雄中佐担任行动总指挥。5月1日17时，闭塞船队朝着旅顺口出发。2日中午，海面上刮起西北风。到了傍晚时分，风越来越大，闭塞船队已经完全丧失了预定的编队顺序。行动总指挥林中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战以及之后对人员的收容都将受到较大影响，甚至无法进行。22时30分，他用灯光向各分队发出了“中止行动”的命令。

气候原因，大多数船只并没有看到林大佐发出的指令。除了4艘船随着林大佐留下来之外，其余8艘船依然义无反顾地冲向了自己的墓地。

5月3日凌晨2时，“三河丸”一马当先，率先突入，航行到航道中央后投锚自爆。紧接着，“佐仓丸”冲入港口水道后自爆沉没，乘员无一幸免。后边的船只就没有前面两艘那么幸运了，在俄军陆上炮台和水面舰艇炮火的集中打击下，大部分船只没有达到预定地点就被击沉或被迫自沉。

值得一提的是“朝颜丸”。本来看到行动中止信号的“朝颜丸”已经开始返回，但看到有8艘船坚决地驶向死地之后，舰长向菊太郎马上决定再次改变航向前往旅顺口。由于起步稍迟，当“朝颜丸”到达外港时，前面已经看不到任何一艘日本船只的踪迹。单枪匹马的“朝颜丸”还是孤注一掷地冲入港内。羊入狼群的“朝颜丸”很快被一片弹雨淹没，这艘3550吨的商船很快就消失在黄金山附近的海面上，船上人员无一生还。

第三次“闭塞”作战结束后，东乡大将给大本营发去电报，称“第三次闭塞作战基本成功”。但实际上，俄军军舰的进出虽然受到一些影响，却仍能继续自由出入旅顺港。

三次效果并不明显的作战使日军总计损失闭塞船18艘，合计吨位为46532吨，相当于当时日本商船总吨位93万吨的5％。这对于当时日本的航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904年2月17日，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塔尔克海军中将终被免职。3月，俄海军部任命马卡洛夫海军中将为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官。马卡洛夫是举世公认的俄罗斯海军中屈指可数的杰出将领。

3月8日，通过尚未完全贯通的西伯利亚铁路，被称为“擅谋略不擅谋身”的马卡洛夫到达旅顺，摆在他面前的是个几乎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几艘受重创的主力舰正慢吞吞地进行维修，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战力。官兵看起来都是懒洋洋的，目光呆滞，毫无战意。连船厂和码头那些雇来的俄国、中国工人都在罢工。他们听信了很多优惠条件的许诺后，被骗到这里，到了才发现，不但原来的承诺都不存在，甚至连简单的住处都没有。

马卡洛夫的到来让死气沉沉的旅顺基地为之一振。甚至那些懒懒散散的士兵都因为他的到来而兴奋不已，主动抖擞精神投入战备。马卡洛夫让老酒想起了38年后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的美国名将哈尔西，但哈尔西的命运可比他好多了。

马卡洛夫迅速罢免了一群无能的领导者，他打破俄海军只看资历提拔任用军官的陋习，将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迅速提拔到关键岗位。巡洋舰“诺维克”号能力出众的舰长艾森中校立即被任命为“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舰长，并被破格晋升为海军上校。“巴扬”号舰长沃伦虽然能力出众，但言语刻薄，因为喜欢体罚士兵而遭到马卡洛夫的当众斥责。马卡洛夫的关心甚至波及岸上的普通搬运工。他努力提高船厂和码头工人的待遇，给予他们海军士兵的军粮，为他们安排了合适的居所。可以说，在来到旅顺直到战死的36天时间里，马卡洛夫做完了他的前任几年都没有完成的工作。

马卡洛夫加强了旅顺俄舰队的行动。他改变原来的拖船使用办法，使得舰队出港时间从12个小时一下子缩短到3个小时。他下令在辽东半岛沿海地区布雷，加紧修复被打坏的舰艇，还经常派遣舰队出海活动，组织击退了联合舰队的多次夜袭。这还不够，他还电令驻海参崴的分舰队在日本海积极袭扰日军海上交通线，减轻日方对旅顺的压力。

马卡洛夫的工作不仅局限于海军，他还协助海岸炮兵完善了火炮控制系统，在黄金山的山顶设置了信号杆，组织海军和陆军进行协同训练。所有的官兵，即使那些曾被马卡洛夫训斥过的人都积极认真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从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情商”，也就是“执行力”。马卡洛夫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的一句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好人不长寿，王八活千年。4月12日的夜晚，一次偶然事件竟然决定了马卡洛夫的命运。这天晚上，日本布雷舰“兴隆丸”在鱼雷快艇的掩护下，于旅顺港外布下了一片新的雷区。当晚，出港和日军布雷舰作战的俄驱逐舰“可怕”号在大雨中误入日军编队，天亮后被日军发现并击沉。发现“可怕”号失踪之后，马卡洛夫立即派出巡洋舰“巴扬”号和“狄安娜”号出港接应。两艘巡洋舰很快遇到了日军装甲巡洋舰“浅间”号和“常磐”号率领的四艘防护巡洋舰，双方开始相互炮击，俄巡洋舰“阿斯科利德”号和“诺维克”号立即出港接应。

早上7时15分，闻讯的马卡洛夫立即坐镇“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率领“波尔塔瓦”号、“胜利”号出港应战。看到俄军的战列舰出动，深知不是对手的日本巡洋舰很快掉头逃逸。马卡洛夫下令追击。追了没多远，马卡洛夫发现远远的海面上又出现了一支舰队，他认出了东乡旗舰“三笠”号战列舰的桅杆，随即下令舰队返航。

日本人开始猛烈追击，并在8500米的极限距离上放了几炮之后戛然止步。他们发现，俄国舰队已经驶进了前一天晚上“兴隆丸”布下的雷区。

悲剧很快发生。1904年4月13日上午9时45分，马卡洛夫上任的第三十六天，在距离旅顺港3公里之外的地方，马卡洛夫乘坐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撞上了水雷，弹药库立刻被引爆，旗舰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飞上了天。舰上有31名军官和超过600名水兵阵亡，只有7名军官和73名水兵得救。遗憾的是，在这80人中没有发现马卡洛夫。

旁边的“胜利”号战列舰随后也触雷受伤。“胜利”号上有人看到，马卡洛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跪在舰桥上向上天祈祷，后来派出的搜索舰艇在出事地点只找到了马卡洛夫的一件外套。

可笑的是，与马卡洛夫一起出航的还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弟西里尔亲王。这个纨绔子弟却安然无恙，第二天就狼狈地离开了旅顺，乘火车一口气跑到了数万公里之外的圣彼得堡。对此，曾被马卡洛夫当众训斥的“巴扬”号舰长沃伦上校刻薄地说：“黄金总是沉入水底，飘在海面上的只有马粪。”

作为一个海洋学家、发明家和杰出的海军将领，马卡洛夫之死举世震惊。他的遗孀收到了众多的唁电，他们中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法国外长德尔卡塞，还有英国和德国的海军大臣。他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日本政府也发来唁电说，“沉痛悼念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科学家”。

虽然马卡洛夫是旧沙皇时代的海军将领，但在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马卡洛夫一直都作为民族英雄而永被铭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向中方提出，在旅顺的黄金山上为马卡洛夫和之后阵亡的陆军少将康特拉琴科建一座纪念碑，所有费用由苏方负担。这一提议被周恩来总理婉言拒绝。

马卡洛夫生前安排在港外布雷的措施也使日本联合舰队遭受了重大损失。1904年5月14日清晨，借助浓雾的掩护，俄布雷舰“阿穆尔”号在驱逐舰的掩护下驶出旅顺军港。舰长伊凡诺夫灵机一动，决定不按平时的规定布雷。本来安排的布雷区域是离旅顺港15公里，这次伊凡诺夫擅自将布雷区域往前推了5.5公里，据说回到港内的伊凡诺夫因此受到上司的训斥。但是第二天发生的事，让他从违规者一下子变成了英雄。

5月14日，联合舰队通报舰“宫古”号触雷沉没。但相比之后的灾难，这不过是毛毛雨而已。

5月15日上午11时，在老铁山附近海面，第一战队“初濑”号战列舰首先触到俄舰布设的水雷，当同行的舰只准备采取救援措施时，再一次触雷的“初濑”号弹药库发生剧烈爆炸。几分钟内，这艘巨大的战列舰就沉入了海底。

几分钟后，厄运再次降临。“八岛”号战列舰也很快触雷。虽然“八岛”号经过紧急抢修之后还能勉强航行，但是舰身逐渐倾斜。触雷6个小时后，20时，“八岛”号沉入旅顺口东面32公里处的海底。

一天之内损失两艘战列舰，对于联合舰队来说，不啻沉重打击。两艘舰的沉没使得日本的“六六舰队”变成了“四六”舰队。由于害怕如此重大的损失因此影响到官兵及国内民众的情绪，联合舰队对外只公布“‘八岛’受伤，正在修理中”。日本海军直到对马海战取得胜利之后，1905年6月1日，才正式对外公布丧失“八岛”“初濑”的消息。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同样在5月15日这天，在丰岛海战和大东沟海战中猖狂无比的“吉野”号被自己的战友“春日”号巡洋舰拦腰撞沉，舰上413名官兵中只有99人被其他军舰救起，其余都同“吉野”号沉入了它多次侵入的中国黄海。当年邓世昌驾驶“致远”号没有完成的任务，现在被“春日”号代为完成。

三天后，5月18日，炮舰“大岛”号被“赤诚”号撞沉，驱逐舰“晓”号也触雷入水。不到10天的时间，损失这么多军舰，其中还有两艘绝对主力的战列舰，这一星期随之被日军称为“恶魔一星期”。

当“八岛”和“初濑”的两位舰长惊慌失措地向东乡平八郎汇报时，东乡很平静地端出了一盘蛋糕，亲自为两位倒霉的舰长倒了两杯威士忌，说：“辛苦了。”两位舰长还没有醒过神来，东乡又加了一句：“别放弃，仗还是要打下去的。”这就是东乡，一个舰队司令官的素质。

为了补充第一战队的实力，日本只好将开战时刚刚从意大利购入（原来是阿根廷订购）的两艘装甲巡洋舰“日进”号和“春日”号编入第一战队，勉强凑够六艘之数。但排水量不到8000吨的这两艘舰战斗力，连第二战队的几艘装甲巡洋舰都比不上，更无法与真正的战列舰相比。

马卡洛夫阵亡之后，他的继任者威特赫夫特海军少将不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和当年的丁汝昌一样闭门等死。当时一个英国海军专家对俄国太平洋舰队的表现大惑不解，特意在《泰晤士报》上刊文。文章提出，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实力相近，开出去决战，哪怕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也将因此遭到惨重损失，变得根本不是正在东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对手。文章最后写道：“俄远东舰队还有没有军人的尊严？”

但是，威特赫夫特要比丁汝昌幸福得多，他身后的旅顺军港驻守着强悍的俄罗斯陆军。

辽阳战役

在俄、日舰队争夺制海权的同时，日本陆军已经在朝鲜半岛陆续登陆。

1904年3月21日，日陆军第一军42000人在黑木为桢大将率领下，首先在朝鲜镇南浦登陆北进。4月中旬，日军长驱直入，未遇任何抵抗到达鸭绿江边。在对岸防守的是扎瓦里奇中将率领的俄“东满”支队25000人。与甲午战争大清鸭绿江防线类似，俄军部队也是分散配置在宽大的正面，占总兵力约半数的预备队配置在10公里以外的纵深地带。4月30日夜间，日军发起渡江作战，企图迂回到俄军左翼。5月1日，双方在九连城展开激战，俄军以炮火和反突击抵抗日军的进攻。由于担心被迂回包围，俄军随后被迫向辽阳撤退。日第一军立即前出凤凰城地区，准备向辽阳方向追进。

鸭绿江之战后，在英国开始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大约可以获胜，“至少不至于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这一作战还带来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日本在伦敦金融市场进行的战争融资活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5月4日，由奥保巩大将指挥第二军38500人在旅顺口北面60公里处的南貔子窝登陆，竟然也没有遭到俄国陆海军的任何阻拦。5月5日，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乘坐豪华列车，仓皇离开旅顺，逃入奉天。5月7日，日第二军已经完全控制了狭窄的金州地峡。

日第二军试图从北面攻占旅顺。5月底，第二军开始进攻金州。在该地区担任防御的俄第四步兵师在进行了短暂的抵抗之后，径直向旅顺方向撤退。5月26日，日军占领金州。31日，攻克大连。开始步步向旅顺逼近。由于旅顺地面部队司令康特拉琴科少将坚持利用旅顺外围有利地形设防，日军才被阻击于旅顺以北25公里到30公里一线。

初战俄军节节败退，这让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十分不爽。他严令远东俄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立即发动攻势，“要对旅顺的命运负责”。库罗帕特金勉强派出什塔克伯格的西伯利亚第一个军南下支援旅顺。6月14日和6月15日，日俄双方在得利寺、瓦房店地区展开激战，俄军再次败退，什塔克伯格丢下17门大炮和3000多伤兵仓皇北逃。自此，旅顺与东北俄军主力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完全变成了一座孤城。

1904年6月20日，日军成立“满洲军总司令部”，以大山岩陆军元帅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各部日军。

当时的战场态势是，只要旅顺仍然在俄国人手中，俄太平洋舰队就可能随时出动，威胁在南满登陆日军的后方补给线。不占领旅顺，北面日军陆军主力就因为后顾之忧无法在东北平原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随着乃木希典大将指挥的第三军、野津道贯大将指挥的第四军先后在辽东半岛登陆，“满洲军总司令部”决定，日第二军、第四军立即北上参加辽阳会战，攻克旅顺的任务由乃木希典的第三军来承担。

乃木在甲午战争时只是一个少将旅团长，当时就参加过攻克旅顺的作战，本次可算是“故地重游”。包围旅顺的日第三军总兵力达6万人，火炮400门，机枪72挺。同时，东乡的联合舰队封锁了港口，旅顺已经变成了10年前的威海卫。为了尽快攻克旅顺要塞，日第三军所配属的火炮大部分属于攻城炮。

1904年6月下旬，日军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共三个军开始向辽阳方向攻击前进，在占领横山等制高点后转入防御。7月，第三军恢复对旅顺的攻势，旅顺外围俄军节节败退。到7月30日，旅顺外围俄军全部撤进要塞。

由于所有外围守军全部入城使得旅顺的防御力量有所增强，守军人数增加到4万人，炮646门，机枪62挺，港内还有海军舰艇38艘。唯一不足的是物资储备稍有欠缺，不足以应付日军的长期围困。负责旅顺防务的常败将军斯捷塞尔从金州失守之后就强烈主张放弃旅顺外围一切要地，退入要塞等待增援。连同样无能，已经逃跑的库罗帕特金都感到此人比自己更无能，不宜继续担任指挥，发出命令让他将指挥权交给斯米尔诺夫将军。斯捷塞尔竟然对斯米尔诺夫隐瞒了电报，以致后者直到战争结束才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司令。接任马卡洛夫的舰队司令威特赫夫特也强调敌强己弱，始终龟缩港内，拒绝出海作战。

8月7日，日第三军攻占了旅顺要塞外围前沿制高点——大孤山和小孤山。8月19日，日军对旅顺要塞发动首次强攻。激战持续了整整五天，日军虽然夺取了一些前沿工事，但伤亡达到了惊人的2万人，防守俄军仅仅伤亡3500人。至此，日军被迫放弃了迅速攻占旅顺的企图，改取长围久困之计。

南面乃木希典所部日军强攻旅顺的同时，北边大山岩的日军主力也在积极筹备辽阳会战。旅顺打成了持久战，大山岩原拟等第三军攻克旅顺后北上参加辽阳会战的战略意图无法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援军将从欧洲源源不断地赶到，推迟辽阳会战对整个战局非常不利。为此日军必须抓紧时机，在俄国援军到达之前，以现有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一举歼灭集结于辽阳地区的俄军重兵集团。

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扬言“宁死不从辽阳后退”，他决定依托前沿工事抗击进攻的日军，并伺机转入反扑。辽阳地区俄军防御阵地分为三道。第一道防线长75公里，位于辽阳以南和东南约30公里。第二道长22公里，距辽阳约8公里。第三道防线紧靠辽阳城，全长15公里。这三道防线特别是第一道纵深小，侧翼暴露，防御工事也没有最后完成，无法有效抗击日军的进攻。

8月23日，俄军按计划进入防御阵地。右翼南部集团是扎鲁巴耶夫指挥的三个军，左翼东部集团是比尔德林格指挥的两个军，辽阳以东还有几个军，另外两个军作为预备队。进入防御阵地的各个军又分别以40％~50％的兵力作为预备队。这样一来，实际上投入一线战场的俄军兵力就大打折扣。

相反，日军却不留任何预备队，孤注一掷，把全部兵力一次性投入战场。虽然在总兵力上处于劣势，却在局部的俄军两翼形成了拳头。日军计划由第四军从正面进攻牵制俄军主力，同时第一军、第二军两个军分别从东西两面迂回俄军左右两翼，以右翼为主攻方向。这无疑是一个以少数包围多数的大胆计划。8月24日，日第一军对俄军东部集团实施两翼迂回，企图把俄军注意力吸引到左翼，迫使俄军预备队左调，从而削弱其右翼，为日军第二军、第四军两个军主攻俄军右翼创造条件。8月26日，日第二军、第四军开始进攻。中间突破受阻之后，日军开始迂回俄军右翼。库罗帕特金担心俄军有被全部包围的危险，下令全线撤至第二道防线。

撤至第二道防线的俄军仍保持原来的部署，将大部兵力作为预备队，一线展开的兵力不过40％，打法也仍然是坐等日军进攻。8月30日，日三个军全部兵力同时发起进攻。俄军以机枪、火炮和刺刀顶住各路日军的进攻。双方激战一整天，攻击不利的日军被迫后撤。正面受阻的日军于30日夜间派第一军18000人，于31日晨迂回俄军左翼，同时加强对俄军右翼的进攻。

9月1日，俄军在左翼集结了三个军准备反击日第一军，反击定于9月2日开始。但9月1日夜间，日军迂回俄军左翼集团，占领了该方向时官屯、馒头山等一系列战术要点。库罗帕特金决定在实施全面反击之前首先夺回馒头山。为此分别从各个师抽出7个步兵团、154门炮的力量投入进攻。战斗于9月2日19时打响，俄军一度收复馒头山，日军随后展开反击，俄军失利。

库罗帕特金根本没有意识到当时日军已经投入了全部兵力且已遭到重大伤亡，尤其是日第一军单独与俄军强大集团对垒，因为处境极为不利，决定暂时后撤。就在日军准备撤退前两小时，库罗帕特金命令俄军放弃辽阳，退守奉天，这让日军得到了一个意外之喜。一直到会战结束，俄军大部分预备队都未投入战斗，兵力上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9月3日，俄军向奉天撤退时，同样筋疲力尽的日军也无力组织追击。直到9月4日，日军才小心翼翼地进入辽阳。10天的战斗使得担任正面主攻的日第二军、第四军伤亡23533人，消耗炮弹12万发，基本上属于弹尽粮绝。作为防守方的俄军，伤亡也超过了18000人。

辽阳会战后，日、俄两军大体上在奉天与辽阳之间的沙河地区形成对峙。到1904年9月底，该区域俄军达21万人，防线长90公里，而日军仅为13万人。为补充兵员，日本虽多次在国内进行了总动员，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兵力对比。居于劣势的日方决定在沙河地区转入防御，等待第三军尽快从旅顺解脱出来北上增援。同样，库罗帕特金虽然拥有兵力优势也不急于发动反攻，仍然是依托阵地等待日军来攻。

前线可以等，家里却不能。沙皇政府迫于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和辽阳会战失利后国民对战争的不满情绪，严令库罗帕特金发动积极攻势以解旅顺之围。无奈之下，库罗帕特金只好重新制订新的进攻计划。该计划是对浑河与太子河之间的日军实施攻击，占领太子河右岸。俄军分左右两个集团：左翼三个军由施塔克尔堡指挥，向本溪湖方向实施主攻；右翼两个军由比尔德林格指挥向沙河方向前进，任务是把主攻方向之敌吸引过来。另以三个军作为预备队。左右两集团的进攻正面50公里，进攻速度每昼夜不超过5公里。由于俄方进攻准备工作不够隐蔽，战略意图被日方及时察觉。加之日方从俄国阵亡军官尸体上搜出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俄军的进攻完全丧失了突然性。

日军统帅大山岩决定将计就计，首先以防御战消耗、疲惫俄军，然后投入新锐力量转入反攻，猛攻俄军中央和右翼，一举歼灭俄军主力。10月8日，俄军东部兵团出现在日军右翼并于10月9日发起攻击。部署在这个方面的日军只有梅泽道治少将指挥的近卫后备步兵旅团的8个大队，就这点力量，竟然顶住了俄军的集团冲锋。由于防守坚决，该部队后来被日军誉为“光荣的梅泽旅”。

大山于10月10日集中全军主力，向东北方向的俄军发起总攻，导致俄军于10月12日开始全面退却。日军立即利用这一时机全面转入进攻，一系列激烈的遭遇战持续到10月15日，日军进展不大，只在某些地段将俄军顶回沙河地区。补给严重不足的日军被迫再次在既得阵地上转入防御。

库罗帕特金决定10月16日在右翼再次发动进攻。15日夜间，日本第二军奥保巩部奇袭攻占了俄军左翼第一军地段内的制高点万宝山，形成了对俄军防御中心的威胁。库罗帕特金被迫放弃原进攻计划，令第一军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该高地。经16日、17日两日激战，俄军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夺回了万宝山。双方各自巩固既得阵地，加修工事，形成对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5年1月奉天会战为止。

在为期两个月的激战中，日、俄双方均伤亡惨重。俄方损失6万余人，日方损失4.5万余人。

在此期间，一直龟缩在旅顺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突围未果，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辽阳会战之后，几乎所有观战的外国武官都认为，俄国的失败已经由“可能不可能”变成了“早与晚”的时间问题。

沙俄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当俄国组建满洲第二集团军，准备将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的消息传出后，巴黎证券交易所所有与俄国有关的证券，狂跌不止。作为俄国最大的债权国，担心没处要债的法国首先希望停止战争。英国也表达了类似的意向，因为他的小弟兼打手日本财源也接近枯竭。战场形势有利的日本甚至破天荒地提出可以把旅顺留给俄国，条件是“不设防”。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德国和美国就希望战争能继续进行下去。参战的双方他们都不喜欢，甚至憎恶，最好让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两败俱伤才好，这样他们就会丧失在远东和其他地区扩张的能力。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就曾经对德国驻美国大使施特恩堡说：“从我们两国的利益来讲，我们希望战争能够长时间地拖延下去。这样日本就无法在胶州湾威胁贵国，也无法在菲律宾威胁我国。”

美、德的小算盘打得不错。如果那样的话，不但没有了“黄祸”，也避免了“斯拉夫祸”，岂不是两全其美？善哉善哉。

狼奔豕突

日军从陆上包围旅顺并展开围攻之后，躲在旅顺军港的俄太平洋舰队越来越感到危险的临近，10年前大清北洋舰队在威海卫就是这样全军覆没的。就在辽阳会战激战正酣的8月7日，旅顺俄太平洋舰队接到了由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转达的，来自圣彼得堡以沙皇尼古拉二世名义发来的谕旨：“分舰队迅速突围，驶往海参崴。”闻此消息，大喜过望的俄太平洋舰队于是开始计划组织突围。

除了随同马卡洛夫一起沉没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之外，突围的俄太平洋舰队还有6艘战列舰，包括新旗舰“皇太子”号、“列特维赞”号、“佩列斯维特”号、“胜利”号、“波尔塔瓦”号、“塞瓦斯托波尔”号。还有4艘巡洋舰，旅顺港内能出动的驱逐舰也有16艘，但要留下一半分担港口的防务，伴随主力舰队出动的只能有8艘。除了这些战斗舰艇之外，舰队里还有一艘不伦不类的医疗船“蒙古”号。8月9日，许多太平洋舰队军官的太太小姐已经开始蜂拥登上这艘本该作为医疗船的辅助舰。这些人也绝不会空手，大包小包，细软一大堆。突围舰队由威特赫夫特海军少将统一指挥。

要知道，在经历“恶魔一星期”之后，日本联合舰队也只剩下4艘战列舰，以俄太平洋舰队如此强大的力量，就是直接冲出去和联合舰队对掐，都不一定落在下风。

前一天晚上，俄国军舰锅炉纷纷点火所产生的浓烟已经被旅顺口外一艘日本鱼雷艇观察到，艇长直接向联合舰队旗舰“三笠”号做了汇报。觉察到俄舰队突围企图的联合舰队主力，马上提前赶到辽东半岛以外的黄海海面封锁住外主航道。由于之前两艘主力舰触雷沉没，舰队主力第一战队只剩下“三笠”号、“敷岛”号、“富士”号、“朝日”号4艘战列舰以及临时充实进来的装甲巡洋舰“春日”号、“日进”号，战斗力已大不如前。除第一战队外，日本还有8艘防护巡洋舰、18艘驱逐舰、30艘鱼雷艇，统一由东乡平八郎指挥。两个月前，6月6日，东乡已经由海军中将晋升为海军大将。

1904年8月10日凌晨1时，旅顺西港区内亮起了一盏信号灯，随后要出港突围的舰只上也纷纷亮起了信号灯和照明灯。在旗舰“皇太子”号战列舰上，俄太平洋舰队的乐队奏起了《上帝颂》，6艘战列舰全都升起了俄罗斯海军军旗。在岸上，陆战队的军乐团奏响了俄罗斯国歌，这些属于海军的陆战部队被命令留在旅顺协助陆军防卫要塞。码头上除了军人，还有很多工人前来观看舰队出航的壮观场景。岸上不知是谁高呼了一声“光荣的海军万岁”，立即招来一片雷鸣般的欢呼声。这些人当然不知道，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出港的任务不是“光荣”地作战，而是“屈辱”地逃跑。

早上4时30分，几艘扫雷艇率先驶出港外进行扫雷，随后出港的是“诺维克”“狄安娜”“帕拉达”“阿斯科利德”等几艘巡洋舰，开出港口的巡洋舰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以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敌舰。巡洋舰之后，驱逐舰也相继出港，最后出动的才是那六个大家伙——威风凛凛的战列舰队。他们离开的地方叫“旅顺”，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随后的“旅途”一点都不顺。

中午12时09分，东乡的主力第一战队远远发现了从西面开来的俄国舰队。6分钟后，也就是12时15分，正在吃午餐的俄国人也发现了日本舰队。此时俄舰队航向几乎正东，航速13节。日舰队航向西南，航速16节。双方均呈单列纵队相距18500米，日舰队在俄舰队东北约30度位置。东乡的企图是，从前方横越俄国舰队占领“T”字阵位，以集中火力攻击俄旗舰，迫其失去指挥而退回旅顺。

当俄舰队发现本身处于不利位置后，立即采取了回避交战的方针，试图机动突围。12时10分，俄舰队向左转，以约70度航向朝北与日舰队相对航行，此时双方舰队相距14000米，均未进入有效射程。

12时30分，东乡发现如保持目前的航向，日舰队将到达俄舰队南侧，失去与俄舰队直接接触的机会，遂立即下令向左大回转，取与俄舰队几乎平行的航向。10分钟后，日舰队为保持与俄国舰队的接触再次向右做大回转，恢复与俄舰队相反航向260度。日舰队完成两次回转后，双方距离拉近到8300米。

13时左右，双方开始交火。稍后俄舰队转向至正东略偏北，突破日舰的封锁与日舰队脱离了炮火接触。此前的交战因为距离较远双方火炮的命中率都不高，也都未受到大的损伤。东乡想抢占俄舰队的“T”字阵，但威特赫夫特适当的左转弯使得日舰失去了机会，俄国舰队成功突破了日舰队的包围向东南方向快速逃逸。

到这时候，东乡平八郎才明白过来，俄国舰队不是来决战而是准备逃跑的。双方距离已经拉大到28000米以上，凭借微弱的航速优势，日舰队根本无法在天黑之前追上敌人。东乡心里歼灭敌人的希望正渐渐远去，但心有不甘的他依然下令开足马力全力追赶。

正当东乡感到绝望的时候，16时30分，奇迹出现。早已从视野里消失的俄舰队，居然又出现在海平线上。东乡的运气真好，原来正在全速前进的俄太平洋舰队突然出现了问题。三天前，俄战列舰“列特维赞”号在旅顺港内被日本舰炮击中过吃水线以下部分，只是临时采取一点补修措施就跟出来搏命。在这节骨眼上，“列特维赞”号的修补处突然发生漏水，速度一下子降了下来。可悲的是，愚蠢的维威特赫夫特竟然为了等待这一艘军舰，让舰队所有舰只都降低速度，等待“列特维赞”号进行紧急抢修。

其实早在出动以前，就有人提议将所有舰只按速度分为两部分，速度低的分队先出动吸引日军注意力，高速分队就可以趁机溜走。如果真是逃命的话，这样“丢车保帅”也不失为一种恰当的策略，但威特赫夫特没有采纳这样的合理化建议，他的理由是沙皇命令他“将每一艘军舰都带回海参崴”。

还好“列特维赞”号的漏洞很快堵住，但当俄舰队准备继续加速逃跑时，联合舰队已经追上来了。上帝给你机会你没有抓住，剩下的只能是厄运。

双方开始在8000米到9000米的距离上进行炮战。俄舰队的集中打击，使得日旗舰“三笠”号严重受创，舰长受伤。17时40分，意外再次出现，日舰一发305毫米炮弹命中了俄旗舰“皇太子”号的舰桥，猛烈的爆炸不仅摧毁了信号台，连舰队司令威特赫夫特少将和身边的几名军官也都在一瞬间不复存在。更糟糕的是，“皇太子”号因操舵装置被毁，向右无控制偏转闯入自己的编队，导致整个舰队阵形大乱。

东乡平八郎的舰队立即从东北面包抄过来，借着俄国舰队队形混乱之际，在5000米近距离猛烈开火。像当年的丁汝昌一样，威特赫夫特事先也没有指定代理人，俄舰队就此失去统一指挥，在日舰的猛烈攻击下开始溃散。傍晚时，东乡认为俄舰队会继续逃向海参崴，遂命令驱逐舰和鱼雷艇准备夜袭。出乎预料的是，大多数俄舰都选择了向南逃回旅顺口，毕竟去海参崴路途遥远。

最后的结果是，战列舰“佩列斯维特”号、“胜利”号、“列特维赞”号、“塞瓦斯托波尔”号、“波尔塔瓦”号以及巡洋舰“帕拉达”号成功逃回了旅顺港。旗舰“皇太子”号以及三艘驱逐舰逃往青岛，被德国人解除武装后扣留，在战争其余时间里作为俘虏无所事事。

随巡洋舰“阿斯科利德”号出征的巡洋舰分队指挥官雷岑斯坦因少将在出发前就发誓说，“不论死活，我都不愿意看见旅顺这个臭水洼了”。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阿斯科利德”号带着一艘驱逐舰逃进上海港后同样被解除了武装。

最勇敢的是巡洋舰“诺维克”号，它先是跑到青岛补充了燃料，然后于12日出港，向库页岛方向驶去。在遭到两艘日巡洋舰的拦截攻击后，在库页岛南端触礁搁浅。最能跑的是巡洋舰“狄安娜”号，此舰一路狂奔，竟然跑到了越南的西贡。

俄舰队在海战中损失了包括舰队司令在内的343人，日方伤亡226人。由于俄舰队的火力集中射击日旗舰“三笠”号，该舰严重受伤，舰上官兵死32人，伤78人，几乎所有的火炮都被打哑。

这就是史称的“黄海海战”。尽管海战中俄国人没有损失一艘军舰，但他们彻底丧失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大部分退回旅顺的俄舰再也没有尝试过突围，战舰的火炮被拆下来，安装在陆地上作为固定炮台，水兵则被编进陆军守备部队，和当年的北洋水师一样进入等死状态。

就这样人家也比北洋水师强，人家毕竟尝试了一次突围。北洋舰队进入威海卫军港之后就没再出来过。也不完全对，残余舰只再出来时已经由黄龙旗变成了太阳旗。

黄海海战失利之后，尼古拉二世仍然对俄国最终取胜坚信不疑。他对母亲说，上帝会保佑俄国人打赢这场战争。玛利亚皇太后一贯喜欢的是幼子米哈伊尔，当初尼古拉二世即位时她就拉长了寡妇脸不乐意。她刻薄地告诉尼古拉二世：“尼基，你和上帝的关系很奇怪，上帝凭什么保佑你？好像上帝是少将，你是他手下的上校一样。”

说了半天辽东和旅顺，还没有提到俄国远东另一个海军基地海参崴。如果想在已经阵亡的马卡洛夫之外从俄国海军中再找一位能拿得出手的将领的话，此人就非俄国海参崴分舰队司令耶森少将莫属。

除了旅顺的主力舰队之外，在海参崴基地还有一支不很起眼的分舰队，由三艘装甲巡洋舰“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留里克”号为基干组成。就在双方公告开战的当天，这支还算英勇的舰队就在耶森少将的率领下积极出击，在日本周围海域开展破交作战。耶森的频繁出击给日本海上运输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从后来的战绩来看，这支小舰队取得的战果，绝对不逊色于不思进取的旅顺分舰队和无能的陆军取得的战果总和。

2月11日，耶森舰队在津轻海峡击沉了日本1084吨的“奈古浦”号货船。5月25日，在元山附近击沉了600吨的“五洋丸”和3967吨的“金州丸”。大家知道，带“丸”字的一般都是日本的运输船。

6月12日，海参崴分舰队再次出击。15日早上9时，他们在下关附近拦截了3299吨的“和泉丸”，俘虏了船上的104名船员后将其击沉。11时20分，分舰队逮到了一条大鱼，他们在对马海峡附近击沉了6172吨的运兵船“常陆丸”。“常陆丸”上运载的是近卫师团的一个步兵大队，1252名陆军士兵中的1215人葬身海底。为防止被俘，大队长须知中佐等人在焚烧军旗后剖腹自杀。“常陆丸”让人想起了10年前的“高升”号，真可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除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外，日军还损失了“常陆丸”上18门280毫米攻城重炮，这些重炮正是旅顺前线的第三军急需的。

之后分舰队继续前行，又击沉商船“佐渡丸”。当担任海峡警备任务的日第二舰队赶到现场时，俄舰队早已飘然而去。趁着第二舰队出击后方空虚的有利机会，耶森舰队继续沿日本本州岛西海岸向北扫荡，又击沉3艘，拦截4艘并俘虏2艘货船后扬长而去。

日本举国哗然。第二舰队司令上村彦之丞中将的名字大家可能似曾相识。不错，他就是当年丰岛海战中俘虏大清“操江”号的“秋津洲”号舰长。由于近海频频遭到耶森舰队的骚扰，倒霉的上村彦之丞被愤怒的日本民众讥讽为“露探（俄国间谍）”，住宅也遭到老百姓袭击，家里的玻璃被砸得满地都是。上村的老婆孩子也不敢在家里住了，只好回娘家避难。日本的政客一直试图将上村送上法庭。有人甚至给上村寄去短刀，要求他为自己的“不称职”和“无所作为”剖腹谢罪。

其实早在4月下旬，耶森和上村两支舰队就曾经擦肩而过，海上的浓雾让他们都没有发现对方。上村要是知道了，估计能后悔得拔刀自宫。

6月28日和7月17日，海参崴分舰队两次出击。他们穿过津轻海峡沿日本东海岸南下，途中击沉了多艘货船，甚至出现在东京湾附近海域，京畿震动。日本集结大规模兵力围追堵截，耶森率舰队再次平安返航。上村气得把耶森家的女性家属问候了无数遍。

耶森舰队的袭扰甚至影响到几十年后的山本五十六。他在提出奇袭珍珠港作战时的一个充分理由就是当年这支耶森舰队。山本提出，容留一支能够接近日本本土的舰队，那将是多么可怕。

8月9日晚上，耶森少将接到了一封从奉天转过来的奇怪电报：“分舰队已出海，正与敌军激战，命令向朝鲜海峡派遣巡洋舰分队接应。”由于通信不畅，耶森根本不清楚黄海海战的结果，只能按照命令准备出海。当时以煤为燃料的军舰仅仅做好出发准备就需要几乎一天的时间。10日晚上，耶森舰队鬼魅般驶出了海参崴。前面那支主力舰队已经溃散，威特赫夫特少将业已阵亡，耶森永远也不可能接应到自己的友军。

由于比旅顺分舰队晚出发了15个小时，耶森认为自己可能帮不了主力舰队多少忙，但他还是想努力做好能做到的一切。根据对两支舰队的航速进行分析判断，耶森认为他的舰队应该在13日午后在日本海与威特赫夫特会合，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的状态。

到8月14日，耶森舰队在海上已经悄悄行进了三天半的时间，位置已前出至对马海峡，也早过了和主力舰队预想中的会合地点。在这段时间里，这支幽灵舰队成功地躲过所有巡逻的日舰。当8月14日太阳升起的时候，耶森对与主力舰队会合已不抱任何希望。可是尽职尽责的耶森还不想走，会合在理论上还存在可能，万一主力舰队遇到阻击，耽误了行程呢？到现在还没有被敌人发现，运气实在还不错，耶森想。可惜他的好运到此为止。

俄军能想到的，东乡平八郎当然也能想到。他已经预料到海参崴分舰队很可能南下接应，这可是打掉这支分舰队的大好机会。他命令被耶森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上村彦之丞率领第二舰队四艘装甲巡洋舰“出云”“常磐”“磐手”“吾妻”以及防护巡洋舰“浪速”“高千穗”等舰只出海，在耶森舰队可能出现的海域铺开大网实施拦截。

14日凌晨4时35分，日、俄舰队在釜山以东80公里的海面上狭路相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此时双方的位置对于日舰非常有利。由于是从背后突然杀出，当时日本舰队正好位于俄舰的北方，处在俄舰逃回海参崴的必经之路上。5时20分，日旗舰“出云”号主炮率先发出怒吼，俄军随后反击。日舰在数量、火力、航速等方面均占据绝对优势，俄舰唯一的优势在于续航力，但在此时的战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明知不敌的耶森试图竭力突破日舰的拦截向北逃逸。

5时52分，俄国人的灾难降临。日舰“磐手”号的一发203毫米炮弹命中了位于末尾的“留里克”号左舷。炮弹穿透装甲钻进一号锅炉舱爆炸，“留里克”号瞬间丧失了1/4的动力，航速下降到不足15节，开始渐渐从17节速度航行的队列中落后。

“留里克”号舰长特洛索夫上校17岁就加入了俄国海军，已服役近40年。这位年迈的海军军官，对比他年轻的耶森和马卡洛夫充满了敬意。他在挂出了“舵机失灵”的信号后，缓缓离开了俄舰的队列。在之后两个多小时里，耶森多次往返，拼命试图给“留里克”号和特洛索夫争取一些时间修理损伤，并带着他们一起离开。

最终耶森绝望了。他的任务是把能带回去的人和舰带回去。8时30分，伤痕累累的“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通过不断机动突破日舰的堵截北返，日军留下两艘防护巡洋舰对付“留里克”，其余日舰全力开始追击。逃跑中的俄舰当然不会忘记反击。“磐手”号中炮受伤先行返航，“吾妻”号发生故障。在经过四个半小时的激战之后，日舰最终放弃了追击。

遗留在战场上的“留里克”号已经在劫难逃。舰长特洛索夫上校、副舰长赫罗多夫斯基中校先后阵亡，代理舰长泽尼洛夫上尉重伤，临时舰长伊万诺夫看到“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为了搭救自己，多次折返，久久不肯离去，而自己已注定不能返航，为了使主力舰队尽快脱身，也避免自己成为日舰的俘虏，只有中尉军衔的伊万诺夫毅然下令打开所有的通海闸自沉。

10时42分，这艘顽强的老舰沉入海底。在场的日本人都为俄国水兵的勇气所震撼，开始像抢救自己人那样卖力地打捞落水者。“留里克”号全舰官兵有625人获救，其余224人阵亡。

由于日本军舰上有外国的观战记者，所以上村积极搭救俄国水兵的事件，很快全世界都知道了。舆论一下子变成了赞叹之声，上村马上从“露探”变成了智勇双全、富有骑士精神的“民族英雄”，后来还有人专门为此谱写了一首《上村将军之歌》。

失意的耶森少将凭借冷静和勇气保全了他的大多数力量，“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踉踉跄跄地驶回了海参崴军港。激烈的海战使得两艘舰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上层建筑，远远看去，好像是两艘没有舰载机的小型航母。

对于日军来说，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只击沉了一艘敌舰而让另外两艘伤痕累累的舰只成功逃脱，在战术上算不上成功。但俄军在抢占旅顺之后就将建设重点放在了那里，海参崴几乎被忽略，导致这里的基地设施根本无法对耶森的受伤舰只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维修。就这样，一直到战争结束，耶森分舰队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日军在战略上取得了胜利。

上村彦之丞的孩子终于不用住在姥姥家了。

旅顺鏖兵

海上激战暂时告一段落，主战场再次转向陆地。此时日俄双方的形势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俄国增援部队正从欧洲源源不断开往远东，对于日方而言，兵力不足的劣势越来越明显，战争如果进入持久战，势必使日方愈发不利。对于日本陆军来说，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攻占旅顺，把围困旅顺的第三军解脱出来，同时解除后顾之忧，并以第三军北上充实陆战主力，集中所有力量与俄军决战，以期尽快结束战争。

相比俄国陆军的不断增援，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从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基干力量组成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已经开始组建。这支舰队如果东调，与躲在旅顺港内的第一太平洋舰队残余力量会合，实力将远远超过日本联合舰队。摆在联合舰队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趁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尚未到来之际，彻底解决港内的俄军残余力量。从海上实施强攻已经尝试多次未果，所有的焦点集中在必须尽快占领旅顺。日本大本营会议研究决定，利用沙河会战后俄国陆军按兵不动的有利时机，将全部后备力量投入对旅顺的攻击，力争尽快夺取旅顺，盘活全局。

说着容易做着难。旅顺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沙俄在占据这个梦寐以求的不冻港之后，就开始大兴土木，决心把这里打造成牢不可破的东方堡垒。从1901年开始，6万多中国劳工和沙俄技术人员利用4年时间修建了40多座堡垒群和70多座炮台，所有的堡垒和炮台都用铁丝网、陷阱、地雷以及大量的步兵掩体来保护。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战争提前爆发，到1904年1月以前，552门火炮中只有116门准备就绪。

旅顺沙俄守军包括福克中将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康特拉琴科少将的第七师等，总计陆军41780名，另外太平洋舰队的水兵有12000名，还拥有646门大炮和64挺重机枪。逃回港内的太平洋舰队随即被用来参加要塞的防御，对陆军进行火力支援。舰队的大部分人员、284门火炮和大量弹药都被用以加强陆军。固若金汤的旅顺港被俄军称作“东方的塞瓦斯托波尔”。阿列克谢耶夫夸口说，别说是“黄猴子”日本人，即使是欧洲最强悍的陆军，打下旅顺口至少也要3年时间。

早在1904年8月，首次强攻旅顺受挫之后，日军就加强了第三军的兵力。参加旅顺攻坚战的部队超过了60000人，火炮386门，其中配备的280毫米炮更是成为之后的攻城利器。

8月16日，乃木希典致信俄军要塞司令斯特塞尔中将：“放下武器，避免无所谓的牺牲。一旦水陆并进，要塞指日可破。”斯特塞尔答复道：“这种与俄军荣誉和尊严毫不相容、同目前要塞状况极不相符的建议，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看来双方文化程度都不低，话说得也蛮有水平。

8月19日，日本第三军投入超过40000人的兵力，对俄军阵地发动了强攻。俄军准备充分，不仅在日军可能发起进攻的各个要点筑有坚固的堡垒，还在阵地前沿布置了铁丝网和高压电线，使得首批冲锋的日军士兵很快触电倒毙。日军火炮抵前炮击，摧毁了俄军的铁丝网。但很快再次陷入俄军的交叉火力之中。激战持续到8月24日，第三军伤亡已经超过了15000人。巨大的伤亡使得大本营误认为报上来的数字后边多了一个“0”。日军在个别地方楔入要塞守卫部队的防线之后，基本丧失了进攻能力，战线仅仅向前推进了300米。无奈之下，日军被迫放弃第一次进攻，开始整顿兵力筹备新的强攻。

久攻不克的乃木希典在日本国内受到强烈谴责。像上村中将一样，乃木希典的住宅也不时遭到民众的袭击，玻璃窗和屋顶上的瓦片时常被石块砸碎。惊人的伤亡使乃木收到了超过2400封信件，有些人质问他居心何在，更多的人要求他辞职或剖腹。

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对乃木也逐渐失去了信心，但明治天皇认为乃木“纯忠至诚”，“一意奉上”，依然对其信任有加。闻听此信的乃木感激涕零，为自己和参加作战的儿子胜典、保典准备了三口棺材，声称要“三典同葬”，以报天皇知遇之恩。

其实早在攻打金州南山的战斗中，乃木的长子胜典已经阵亡，得到儿子阵亡消息的乃木悲痛欲绝。他的夫人静子听到儿子阵亡的消息后，若无其事地给乃木发电报说：“我为胜典壮烈战死感到欣慰。”前往旅顺的作战途中，乃木在路过南山时曾经专程去儿子的墓前祭悼并赋诗一首：“山月草木转荒凉，十里血腥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9月19日，日军发起第二次强攻。这次的进攻方向位于北面，主要目标是可以俯瞰城内和港湾的“203”高地。“203”高地本来标高是206米，被炮火整整削下去3米，才变成了“203”。战斗异常激烈，漫山遍野的日军士兵像蚂蚁一样向山顶爬去，一轮接一轮，毫无间隙，双方都已分不清冲击波的批次。山坡上尽是倒在大炮、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火力下的日军士兵，更多的人则踏着同伴的尸体和伤兵不停歇地前进。血肉横飞，伏尸累累。乃木希典命令炮兵连续不断地炮击俄军工事，甚至不惜伤及正在接近敌人工事的己方士兵。

防守“203”高地的是在战争过程中俄国陆军唯一值得肯定的康德拉琴科少将（前文说过，赫鲁晓夫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在黄金山修建纪念碑的，除了马卡洛夫，就是这个康德拉琴科）。这次攻击前后持续了4天，到了9月22日晚上，所有进攻的日军都回到了出发的地方。第三军伤亡达7500人，攻击再次无功而返。

此时坏消息再次传来，10月15日，新组建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从欧洲拔锚起航，已经成为乃木的催命符。来自欧洲媒体的评论是：“日本到此为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在俄国舰队到来之后土崩瓦解。”

11月2日，乃木下令发起第三次攻击，尝试在东线取得突破。遗尸千具之后，乃木组织了3000人的敢死队试图在夜间进行偷袭，但先头部队意外踩到了俄军的地雷，偷袭再次变成强攻。在交叉火力的打击下，率先突入俄阵地的敢死队全军覆没，后续部队仅有900人侥幸逃回。看看此时在占领地上顽强抵抗的俄国人，不由让人想到10年前在自己国土上作战的大清陆军。

11月29日，日军再度组织敢死队对“203”高地发起冲锋，这次冲锋甚至一度冲到了山顶。俄军炮兵连同港湾内的军舰一起，向高地进行无差别炮轰，在一起厮杀的无数俄、日士兵倒毙在炮火中，日军再次败退。30日，身为师团传令兵的乃木保典受命向前线传达“撤出战斗”的命令，在传令路上中弹身亡。得到消息的乃木竟然当着众多部下的面号啕大哭起来。三口棺材，两口都“名棺有主”，就差“老典”就满员了。

实在没有办法，1904年12月1日，满洲军司令官大山岩元帅在保留乃木面子的情况下，悄悄派出了被誉为“丰臣秀吉再世”“明治时期第一智将”的儿玉源太郎总参谋长，带领第八师团第十七联队前来支援乃木。还好儿玉来得及时，乃木已经组织了两个大队，挥舞着战刀准备亲自带队进行决死冲锋。儿玉要是晚来一天，估计三口棺材就满了。

儿玉源太郎与乃木也是老伙计了。看到气急败坏的乃木儿玉什么都没说，上前劈头就给了乃木一记响亮的耳光，勒令他立即交出指挥权，由他亲自督战第四次总攻旅顺。儿玉对炮兵的运用远远强于他这个只会用步兵冲锋的好友，他首先下令将指挥部往前推（之前乃木的军司令部始终躲在敌人炮弹打不到的后方，完全看不清楚前线的状况），并对炮兵的使用进行了调整。其次，把东正面的280毫米重炮队一天之间全部集中到西正面，完成了炮兵火力的集中。最后，儿玉改变了炮兵、步兵轮番进攻的固定模式，命令在步兵突击时，炮兵不准停止射击，使得山头的俄军失去了通常模式炮击后占据阵地组织防御射击的时间，也无法动用预备队支援受威胁的阵地。当有人提出这种办法很可能造成大量的误伤时，儿玉源太郎面无表情地回答：“多死点人没关系。这是日本赌国运的一战，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这句话让老酒想起辽沈战役中同样冷若冰霜的林彪：“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原来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样来的。

攻守双方再次围绕“203”高地进行殊死搏杀，日、俄士兵的断臂残肢被炮弹的巨大气浪抛得漫天飞舞，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终日不绝，这里已经变成了吞噬生命的人间地狱。俄军工事前铺满了受伤、阵亡的日、俄官兵，后继部队踏着同伴的躯体冲锋陷阵。在枪炮声、爆炸声以及垂死者的哀号声中，日军的进攻依然如排山倒海、汹涌澎湃，这种近乎疯狂的“万岁冲锋”，换来的是令人心悸的尸山血海。几乎没有一具死尸是完整的，在炮弹弹片和破碎刀枪的堆积中，到处夹杂着零碎的肢体和头颅。由于双方士兵尸横遍野并迅速腐烂，“203”高地上恶臭熏天，俄军士兵只能用沾过樟脑的毛巾捂住鼻口，才能勉强坚持作战。

12月5日13时30分，日军一个中队终于登上了“203”高地的俄军巨型堡垒。他们发现堡垒里只有一个俄国人还活着——那是一个被爆炸震昏过去的士兵。

接着，日军在“203”高地上与其他俄军工事里冲上来的俄军士兵展开了白刃战。士兵用刺刀、枪托、石头甚至是牙齿和双手进行撕打。由于东西方人体格不同，拼刺刀，五个日本兵都打不过一个俄国人。直到17时左右，日军才真正占领了“203”高地，防守高地的6000名俄国士兵全部阵亡。

看到眼前的一片猩红，乃木希典再次诗兴大发，即席赋诗一首：“尔灵山险岂难攀，男子功名期克难。铁血覆山山形改，万人齐仰尔灵山。”

在这一次强攻中，又有11000名日军官兵伤亡。双方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居然与“203”主峰等高。要知道，当年甲午战争，日军攻克旅顺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伤亡280多人。乃木随即将“203”高地改名为谐音的“尔灵山”，借以祭奠战死在这里的日本将士。一位参战者事后写道：“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人与钢铁、炸药和尸臭的斗争！”在日本的俗语中，从此也多了一句话：“还有比攻打‘203’高地更麻烦的事情吗？”

即便在得胜班师回朝的喜庆时刻，乃木希典面对迎接人群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杀汝父汝夫汝兄的乃木！”人群顿时哭声一片！

12月6日，日军在“203”高地上建立观察哨校正炮兵射击，以280毫米大口径攻城炮轰击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指挥校正弹着点的就是后来的海军大将、元帅、甲级战犯、日美开战时的军令部总长，当时的海军大尉永野修身。当天，俄太平洋舰队“波尔塔瓦”号和“列特维赞”号战列舰被击沉。7日，“胜利”号战列舰和“智神”号巡洋舰沉没，“佩列斯维特”号重伤后被迫自沉。剩下的“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趁着夜色移动到白狼湾。12月9日，旅顺分舰队的最后一艘巡洋舰“巴扬”号被击沉。

12月15日，被俄国人称为旅顺俄军防御“灵魂”的康德拉琴科少将在视察东鸡冠山炮台时中炮身亡。一贯主张投降的福克将军被任命为陆防司令，预示着旅顺的陷落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

12月18日，经过艰苦的土工作业，埋在东鸡冠山堡垒下边的2300公斤炸药被引爆，摧毁了这个几乎无法攻克的堡垒。

12月29日，旅顺俄军举行了军事会议，大部分参会者表示要继续战斗。可惜决策者并不这么想。1月1日，1905年新年的第一天，旅顺防区司令斯特塞尔中将和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少将派人向乃木递交了请降书。1月2日19时，俄国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旅顺守备部队共32500人成了日本人的俘虏。斯特塞尔最后被俄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旅顺分舰队的水兵不顾斯特塞尔“不准破坏任何东西”的命令，凿沉了“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以及“骑士”号、“强盗”号等其他舰艇。雷击舰“勇敢”号等10艘雷击舰、快艇在要塞投降时勇猛冲出日本舰队的包围圈，逃向中国的港口，1000多名水兵随舰突围。

为期329天的旅顺战役至此结束。俄国阵亡23000人，日军先后投入了136000人，伤亡高达62000人，也算是对10年前旅顺大屠杀的报应吧。

旅顺会战是世界上首次现代化要塞围攻战，被认为是1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规模堑壕战的预演。

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迈克尔·兰宁在军事著作《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场战役》中，将旅顺之战排在了第七十八位，排在第八十位的是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旅顺陷落在本已危机四伏的俄国引起轩然大波，到处都充斥着愤怒的火焰。1905年1月22日，15万圣彼得堡工人、妇女、儿童和老人走上街头，他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口中吟唱着赞美诗，蜂拥来到冬宫向沙皇“小爸爸”请愿，要求结束日俄战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给予公民更多的政治权利。游行从中午开始，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已经多次领导过罢工的戈邦神父。神父身穿法衣，手持十字架，率领游行队伍向冬宫进发。即使看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游行者依然继续前进。无数次类似的场面说明，游行者是多么幼稚可笑，他们根本不相信士兵会向自己的同胞开枪。

其时沙皇并不在冬宫，尼古拉二世此前早已躲到了位于乡下的行宫。冬宫卫队面对如潮的人流，感到无比惊恐，开始鸣枪示警。但排在前边的人根本无法停住脚步，士兵开始向前排的人开枪，从而酿成了一场人间惨剧。300多人被打死、踩死或挤死，1000多人受伤。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流血星期日”。

发生血案的消息很快从圣彼得堡传播开来，酿成一场波及全国的大风暴。除了罢工、示威游行之外，芬兰、波兰、高加索等地区甚至爆发了民族起义。从1905年1月到10月，大小规模的武装起义就超过了2700次。在俄罗斯广袤的乡间，无数地主庄园被烧毁，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都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的身影。

俄国在国际社会素来孤立，西方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口诛笔伐的绝好机会，就连俄国的盟友法国这次也加入了讨伐者的队伍。1月22日14时，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巴黎，沙俄政府本来就不高的信用更是一落千丈，已经认购了俄国战争债券的人纷纷退单。法国媒体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开始强烈抨击暴虐的沙皇政府。无奈之下，在之后一年里，俄国只好以“广告费”的名义，每月付给法国各大媒体25万法郎的“封口费”，拿了钱的法国人，果然乖巧了许多。

日、俄双方除了陆上和海上的激烈厮杀，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此处推出另一位传奇人物。老酒一直有“寻找第一”的情结，20年前，当第一次看到山本五十六被称为“第二个被摩纳哥赌场谢绝入内”的出色赌徒时，就一直想，那排名第一的人该有多牛啊。经过多年寻寻觅觅，老酒还真找到了这位牛人。他就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驻俄国使馆武官，后来的陆军大将，被称为“天才特工”的明石元二郎。

在日俄开战之前，美国一位研究远东国际问题的智囊官员即向日本驻美大使金子坚太郎建议，日本应尽快设法使俄国腹背受敌，分散其军队力量，煽动分散在北欧各国的俄国不满分子在国内进行扰乱工作。在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上，明治天皇明确指出，一旦开战无法避免，要用非常手段促成俄国国内反战、反政府的颠覆活动。1904年2月，战争爆发之后，接受这项艰巨任务的就是明石元二郎大佐。明石和前文提到的“军神”广濑武夫曾经是同事和好友。

根据陆军参谋本部的指示，明石立即根据俄国的局势写出了一篇题为“落花流水”的专题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一、俄国皇室的腐败及其国民反抗历史；

二、俄国农业制度的特殊性及农奴状况；

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起因及活动；

四、俄国异议分子特质及其活动状况；

五、革命党重要人物志；

六、与革命党的联络及扰乱工作的开始；

七、谍报活动的大概及暗号制作；

八、有关谍报活动苦心谈；

九、俄国革命成功及帝俄沙皇必然崩溃。

不用看详细内容，光瞅这些大标题，就能看出明石的苦心孤诣。

为完成敌后策反的艰巨任务，明石大佐破天荒地向参谋本部要求活动经费100万日元。这数目放在今天不算什么，老酒砸锅卖铁也能凑得出，但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折算下来，相当于750公斤黄金。很多人不明白，就办这点屁事，怎么能花那么多钱。幸运的是，明石得到了参谋次长长冈外史中将的完全信任。长冈力排众议，不但如数拨给明石100万活动经费，还慷慨表示，不过问这些钱的具体花销。也就是说，你总经理、会计兼出纳，自己看着随便花。别说增值税发票，一般发票都不要，更不用审计。

毕业于“陆士”第六期和“陆大”第五期的明石在校学习期间并不显山露水，相反，学习成绩差到不能再差，只能算勉强混了个毕业证。由于性格怪异且邋遢至极，一般人都无法和他正常交往。陆大毕业后明石先后多次到过中国、菲律宾、印度支那、法国、德国、俄国、瑞典等地，竟然学会并精通了8门外语，为他之后的特工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还只是陆军大佐军衔的明石果然不负众望。1904年，他在瑞士日内瓦找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导师和舵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列宁同志。明石见到列宁后，开门见山地提出：“大日本帝国基于公义，愿提供巨额资金援助俄国布尔什维克发起反沙皇的起义。”到底是革命领袖，列宁觉悟的确很高，一开始以“在战争时期接受敌国资助属叛国行为”表示拒绝。不过明石元二郎继续对列宁游说道：“罗曼诺夫的沙皇是斯拉夫人，您是鞑靼族的加梅部落人（列宁的祖母是鞑靼人）。少数民族借助友邦的力量推翻号称民族监狱的罗曼诺夫王朝才是最大的爱国。”看看人家明石下的功夫，连列宁奶奶的祖籍都查清楚了，不用说列宁的妈妈肯定也查过。于是，列宁委托托洛茨基用这笔钱做活动经费，进行了一系列颠覆活动。1904年，沙俄内政部长被暗杀，上边提到的“流血星期日”，6月3日战舰“波将金”号哗变的“六三”政变，其中都可以瞄到明石的魅影。除此之外，他还布置情报通信网，策反俄国军官，煽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会见芬兰独立领袖，阻碍俄军兵力运输，秘密偷运武器给反俄武装组织，与英国政府密切合作引导欧洲舆论对日友好等，工作量及困难度超乎想象。

孤军作战的明石自然受到了俄国反间谍人员的跟踪，时时处于危险之中，在恶劣的环境下能取得如此“成就”，殊为不易。四处奔波的明石还抄写了许多汉诗以表心境：“今夜不知何处宿，明朝晴雨喜忧间”；“功名何心望王公，雄心足伸千里风。成败任天天若墨，白帆一片惊涛中”……要不是老酒几大排行榜的榜上人物基本都要到正戏才出场，此人铁定上榜。

给了明石100万日元的参谋次长长冈外史，后来说：“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相当于十个师团。”德皇威廉二世也说：“明石元二郎一人的成果超过了日本满洲20万大军。”后来日本史学家总结道：“没有乃木希典大将，旅顺也拿下来了；没有东乡平八郎大将，对马海战也能赢，但要是没了明石元二郎大佐，日本绝不能赢得日俄战争。”

明石的诡异，估计连后文将要出场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山本五十六的“仙人参谋”黑岛龟人都望尘莫及。明石反应敏捷，特别注重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没事就喜欢逛赌场。在赌场里，他看着圆盘上的指针疯狂地旋转，脑子也跟着飞速运算，每每都能正确指出指针对着的数字，最后赚得盆满钵满，并因此被摩纳哥赌场谢绝进入。摩纳哥赌场开办300年，只有两个人“享受”过如此待遇，一个是明石，另一个是后来的山本五十六。明石不拘小节，不爱洗澡，衣服不穿到破不换，身边永远带着一只小猫。明石的不修边幅，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据说，一次明石去向山县有朋元帅汇报工作，谈着谈着想撒尿了，憋又憋不住，这位坐在那里就开撒了，尿随地奔流，一直把山县元帅的鞋都弄湿。后来山县元帅问他干吗不去厕所，他的回答居然是：“那不太麻烦了吗？”

联想到石原莞尔捉了虱子放在文具盒里玩，黑岛龟人赤条条在甲板上游荡冥思，身后留下一道烟灰，老酒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像老酒这样看着老板的脸色、规规矩矩穿着工作服，按点上下班、连话都说不利索的人，注定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奉天会战

旅顺陷落以及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被歼，不但使位于奉天附近的日军主力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也使联合舰队暂时取得了制海权。当前日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这一有利形势集中陆军主力围歼东北俄军主力于奉天地区，胜利结束战争。日军统帅部迅速将第三军北移至奉天，同时国内紧急动员组建的新编第五军也快速向奉天开进。

到1905年2月，日军在奉天地区长达100余公里的战线上集结了5个军，共27万人，此外还有1082门炮和200挺机枪。大山岩元帅的作战计划是：以新到的第三军、第五军分别迂回俄军两翼，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以正面进攻牵制俄军于沙河地区，保障第三军、第五军的迂回运动，主攻指向俄军右翼，由刚刚攻克旅顺要塞的第三军担任。

此时沿沙河一线集结的俄军有三个独立集团军：右翼为考尔巴斯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正面25公里；中央为比尔德林格指挥的第三集团军，正面20公里；左翼为李涅维奇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正面45公里。暴露的翼侧由独立部队掩护。俄军总兵力33万人，炮1494门，机枪56挺。双方对比，日军在机枪上占优势，俄军在兵力和火炮方面占优势。

在沙皇政府一再催促下，库罗帕特金准备在日第三军和第五军到达之前发动酝酿已久的攻势，在沙河一线击溃日军主力，一举扭转颓势。黑沟台战役随之爆发。

1905年1月25日，俄国骑兵支队侦察到日军左翼一个骑兵旅团位置突出，库罗帕特金立即下令第二集团军10万人担任突击，首先占领位于奉天西南40公里的小村庄黑沟台。这个日军阵线实力薄弱的突出部仅由骑兵第一旅团秋山好古部的8000人警戒宽大的正面。兵力上的巨大优势使得进攻俄军很快形成了对日军包围。1月25日，被围日军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了机枪，把冲锋的哥萨克骑兵打得尸横遍野。大山总司令官紧急调动位于后方第八师团立见尚文部奔赴增援，同时从各路抽调一切可能抽出的兵力编成临时预备队进行反击，以缓解黑沟台方向的巨大压力。

1月26日至28日，日军西翼各部队都在浴血奋战。由于弹药几乎耗尽，已经60岁的立见尚文中将率第八师团残余部队约10000人在第五师团的援助下全体以刺刀进行突击，成功解除了10万俄军对自身和秋山好古部的包围。这一胜利也成为大兵团“白刃突击”的成功战例。库罗帕特金又一次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战机。由于担心俄军第二军可能遭到分割包围，俄军没有积极扩大黑沟台方面的战果，不但停止进攻，还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日军渡过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随着日军第三军、第五军的陆续到达，日军参战的五个军已悉数到齐，大山岩随即决定集中兵力展开大规模攻势。2月23日，日军右翼第五军川村景明部率先从太子河上游地区北进，在第一军支援下，开始迂回俄军第一集团军右翼。此举完全出乎库罗帕特金的意料，他立即将右翼预备队调去加强左翼，这又正中日军的调虎离山之计。

2月27日，日本第二军、第三军两个军开始迂回俄军右翼实施突击，这一变着使俄军立即陷入了困境。库罗帕特金又仓促决定把预备队从左翼调回右翼。部队来回折腾，疲于奔命，还没开打就已经累得半死。

3月4日，日本第三军已经接近奉天以北的铁路线，战况紧急。在此期间，日军从3月1日起对俄军左翼也加强了进攻，但在俄国第一集团军的顽强阻击下进展不大。3月7日，库罗帕特金命令左翼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放弃沙河阵地撤到浑河以北，企图缩短战线抽出部队加强右翼，以新的反突击防止日第三军前出至奉天以北的铁路线。可俄军3月9日对日第三军的反突击没有奏效，同时放弃沙河阵地的俄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也来不及在浑河上构筑坚固阵地。在这种情况下，3月9日，日军突破俄第一集团军防线开始从左翼迂回奉天。同日，日第三军从右翼迂回出现在俄第二集团军后方，俄军面临被全面包围的危险境地。

面对危局，3月9日夜间，库罗帕特金下令放弃奉天，全军向铁岭撤退。这道撤退命令下晚了整整一昼夜，俄军撤退时在奉天留下了难以数计的大炮、枪械、弹药和刚刚运来的大量军需品。奉天城内外一片混乱，骑兵先于步兵和炮兵撤退，辎重堵塞了道路，失去指挥的部队又屡屡遭到日军炮击，以至于在场的俄国高级军官都以为库罗帕特金三天之内就会向日军求和。

3月10日，日军昂首开进奉天，日本后来将这一天定为“陆军纪念日”。3月11日，日本第一军、第三军在浑河地区会师。此时，俄军主力已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随后在四平稳住阵脚。补给几乎断绝的日军也已筋疲力尽，再也无力发动进攻，在前进到昌图一线后停住脚步。这样双方近70万大军隔着20公里的中立地带形成对峙，一直僵持到战争结束。

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陆军会战。俄军损失89000人，日军损失70000人。俄军的惨败导致库罗帕特金被撤职，降为满洲第一集团军司令，远东陆军总司令职务由李涅维奇接任。

由于奉天会战获得胜利，几周后日本就以四厘五的优惠利率从英、美募集到3000万英镑的战争公债，要知道一年前的利率还高达六厘。俄国也早已财源枯竭，无奈，只好求助于盟友法国。作为盟友的法国也借机落井下石，贷款60000万法郎的同时，要求俄国必须高价购买法国的军火和工业品，否则不给钱。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策夫曾经抱怨说，德国克虏伯榴霰弹每发只需要17.5卢布，而法国类似的炮弹要23.8卢布，仅此一项俄国就需要多支付150万卢布。

早在奉天会战结束之前，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就已经开始进行调停活动，试图使俄国在输光老本之前结束战争。罗斯福认为俄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日本人获得全胜，就意味着将来他们会把注意力从俄国移开同我们进行战争”。老罗斯福的建议得到了法国的附和。因为俄国人欠法国人的钱太多，万一俄国被打趴，找谁要钱去？

对于美、法两国的斡旋，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审慎地等待更好的时机。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认为：“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和奉天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俄国是不会提出任何和平建议的。”为了给美法一个面子，日本故意提出了一套俄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方案：日本获得在俄国经营商品的优惠权，海参崴为中立商港，俄驻军撤退到哈尔滨，俄国代替日本偿还战争借款，南满铁路交给中日经营，交出海参崴分舰队和逃到其他国家的舰只，召回俄第二太平洋舰队。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将俄国当作战败国来对待。俄国当然不会接受，因为他们还有希望，还有梦想，那希望和梦想来自海上。

全世界的眼睛再次转往海上，注目那支万里之外奔赴远东的强大舰队——它现在的名字叫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

倒霉的远航

旅顺陷落终结了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奉天会战之后的俄国陆军同样也陷入困境，俄国挽救败局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于由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了。目前，这支庞大的舰队已经绕过好望角，驶过印度洋，朝着远东猛扑过来。

不久之后将要爆发的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东乡平八郎之间的生死对决，将决定俄、日两国的命运。当时美国的一家媒体精辟地分析道：“这是一场决定两国国运的决战。”如果日本获胜，则日本就奠定了赢得日俄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一跃进入世界一流强国之列。如果俄国获胜，就可以夺得日本海的制海权，切断满洲日本陆军的补给线，俄国就将挽回颓势并反败为胜，使其日益衰落的国运重新获得复苏。

早在黄海海战刚刚结束的1904年9月，后被称为史上最倒霉、最窝囊的舰队——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就已经在组建之中。这注定是一支命运多舛的舰队。最开始，舰队司令官人选就难产。第一个被选中的是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彼里吕耶夫中将，可是这位大腹便便、年过花甲的海军中将拒绝出任。明眼人不用戴眼镜就能看出，远东是个烂摊子，未来的行程肯定是凶多吉少。彼里吕耶夫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疾病缠身，统率舰队力不从心。不过彼里吕耶夫也算够哥们儿，他大度地表示，所有波罗的海舰队的舰只，只要你们看中的，都可以随便挑。

第二个被推选出来的就是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海军参谋长、仪表堂堂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少将。虽然维特对他的评论是“很难找到像罗杰斯特文斯基这样的笨蛋”，也有人对罗杰斯特文斯基没有实战经验提出质疑，但实在已经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最关键的是，尼古拉二世信任罗杰斯特文斯基。少将当舰队司令，军衔低？不要紧，我一句话不就中将了吗？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罗杰斯特文斯基倒是与1941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普斯中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参谋长出身，都是第一次领军，都是长途奔袭，都是结局悲惨。有两点不同：罗杰斯特文斯基高大魁梧，菲利普斯身材矮小；菲利普斯最终战死，罗杰斯特文斯基只是战败当了俘虏。

初看上去，这支远征舰队的实力还算强大。舰队主力第一战队由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亲自担任司令，下辖“苏沃洛夫公爵”号、“亚历山大三世”号、“博罗季诺”号、“鹰”号四艘战列舰，第二战队也有“奥斯利雅维亚”号、“伟大的西索亚”号、“纳瓦林”号三艘战列舰和“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装甲巡洋舰，实力的确是不容小觑。

但事实上这支新舰队的内部却是危机四伏。第一战队的三艘主力舰都是刚刚完工，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战斗力。“鹰”号战列舰连完工都算不上，只好带上一群技术工人一起出行，边走边补。在执行“挑选精锐”的命令时各执行单位也大打折扣，那些毫无经验的新手、老兵油子、背着各种处分的闹事分子，甚至很多有着布尔什维克嫌疑的水兵和军官都被一股脑充实进这支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简直成了问题人员的收容所。只有很少的水手是从俄国沿海和从事航海工作的地区征集来的，其余绝大多数只是一群粗野的农民。因为波罗的海有很长的冰冻期，他们只受过很简单的训练。一位英国海员这样形容他们的俄国同行，“他们是一群臭气熏天、粗鲁、不修边幅但却很快乐的家伙”。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的一位军官这样描述他的炮手：“要教给一半人所有的知识，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教另一半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东西。但如果他们的确记住了一些什么的话，那么都已经过时了。”这支舰队在私下里被称作“第二太平洋劳改团”。

从出发地芬兰湾到旅顺港之间，没有俄国的军事基地，而中立国和俄国的盟友法国都没有对其开放港口。整个航行过程中所需的多达50万吨煤炭、超过30次的加煤基本上都要在公海上进行，想起那漫长的未来旅途，连罗杰斯特文斯基都感到不寒而栗。

出发这天就不顺利。一艘巡洋舰的锚丢了，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另有一艘驱逐舰撞上了战列舰，被迫返回去维修。但不管如何，1904年10月8日，这支匆忙组建、貌似强大的舰队还是拔锚起航了。

出航不久就出了大麻烦。来自一位俄国间谍的情报说，北海到处都是“日本人的雷击舰和鱼雷艇”，这一传闻马上导致舰队陷入草木皆兵的恐慌之中。10月21日夜间，在途经英国北海赫尔海区的多格尔水洲时，这种精神紧张就让舰队误将英国的打鱼船当成了日军的战斗舰只。还没等罗杰斯特文斯基下令，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上一名精神过度紧张的水兵就打出了第一炮。所有的军舰看到旗舰开炮也不甘落后，纷纷开火。激烈的“海战”持续了12分钟，舰队重新整队又花费了20分钟，海面上才慢慢恢复了平静。幸亏俄国炮手射术欠佳，打出的296发炮弹只击沉了1艘英国渔船，打伤3艘，打死渔民2人。当然战果还不止这些，“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挨了自己人5发炮弹，舰长也受了轻伤，舰上的神父也被打死，成了远征军第一个“烈士”。这就是史称的“多格尔沙洲事件”。德国《柏林日报》如此写道，俄国的指挥官肯定是失去了理智。这次“事件”也为俄第二太平洋舰队赢得了“疯狗舰队”的美名。

当时的英国海军是地地道道的“大哥大”。自己的渔民被俄国人的军舰欺负，真是岂有此理。一家英国媒体甚至竭力呐喊要求英国立即对俄国宣战！作为日本盟友的英国正愁找不到借口，这下正好有了理由，驻扎在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已经升火待发。愤怒的英国人立即向俄国佬发出了战争威胁，要求俄国舰队立即停航。英国本土海军舰只开始耀武扬威地出现在“远征军”的周围，摆出不同的战斗队形。英国海军部下达命令准备随时封锁黑海和波罗的海。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关键时候还得求助于盟友法国。10月28日，在俄国的请求下，法国驻英国大使康邦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康邦毫不客气地告诉侯爵，法国人在俄国有大量的投资，谁都知道法国和俄国是结盟的。如果英国要对俄国开战的话，是否先征求一下伦敦金融中心那些财界巨头的意见。由于此前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人当时欠法国人的债务高达1.5亿英镑。有钱是大爷，欠钱是孙子。康邦最后威胁道：“布尔战争还未完全结束，如果法国抽回资本，英国的金融将陷于崩溃。”迫于法国的压力，英国无奈，只好放行了“远征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也不想真打。即使这样，俄国还是向英国渔民赔偿了65000英镑并把相关“肇事人”留下来接受英国法庭审判才算了事。

厄运这才算刚刚开始。在到达西班牙维戈港后，西班牙官员告诉罗杰斯特文斯基，由于西班牙是中立国，俄国舰队不能在这里接受补给。无奈，罗杰斯特文斯基只能尽快向国内汇报。经过俄国大使馆以及圣彼得堡方面的努力，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他的舰队幸运地获得了豁免：可以在一天时间内给每艘战列舰加400吨煤，其余舰只按比例减少。俄罗斯水兵马上忙碌起来，在一天里实际加了远远超过一倍的煤。

11月2日，俄舰队停靠法属北非的丹吉尔港。法国是盟国，终于可以在这里放开膀子地加煤了。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他的参谋部在这里将远征军一分为二，舰队副司令福克山少将率领吨位较小、能够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舰只径直取道该运河前往印度洋，主力舰队由罗杰斯特文斯基率领环绕非洲大陆，双方约定的会合地点是非洲东海岸的法属马达加斯加。

11月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的主力舰队开始前往法属西非的达喀尔。达喀尔法国当局许可了俄国人的加煤请求。可是仅仅半天之后，英国和日本的抗议就来了，港务局只好下令停止加煤，提出要向巴黎请示。罗杰斯特文斯基这次可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煤仓已经没有多少煤了，不加连路都没法走了。36个小时之后，巴黎的命令终于来了，从即日起禁止一切俄国军舰在法属领海内加煤。

然而，命令来晚了，俄国军舰已经利用这点时间加满了煤仓——舰上能够放东西的所有地方都堆满了煤。如“亚历山大三世”号是1100吨的最大容煤量，加了1700吨的煤，连舰长的桌子下边都塞满了煤包。在达喀尔，疲惫不堪的俄国水兵甚至得到了近乎大赦的两天假期。

离开达喀尔后的第一站是法属殖民地加蓬伯维尔。前面的原因，舰队只能停在港口之外32公里远的地方，由港内的煤船开出来进行海上加煤。

一路上又经过不少磕磕绊绊，罗杰斯特文斯基主力舰队终于来到了马达加斯加。本来计划停泊的地方是苏亚雷斯港，但英国和日本联合抗议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在这里驻足。法国与俄国的协议是4个月之前已经签订的，法国人又不能违约赶走俄国人。无奈之下，法国军舰只好带着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另一处泊地贝岛。在这里，也就在1904年12月29日，罗杰斯特文斯基会合了通过苏伊士运河赶来的福克山分舰队。

舰队需要补充炮弹，因为在多格尔沙洲与英国渔民的“战斗”中已经浪费了不少。当罗杰斯特文斯基翘首以盼的供给舰来到时，才发现并没有带来他们急需的炮弹。在非洲炙热的阳光下，他们收到了12000双毛皮靴子和大量的冬用大衣。

倒霉的事情还不止这些，新的坏消息很快从圣彼得堡传来：旅顺失陷，旅顺港内的俄第一太平洋舰队已经不复存在。

原计划他们在这里准备停泊到1905年1月14日，实际上出发时已经是3月15日了，反正旅顺的那支舰队已经没有了，早走晚走都无所谓。在这里，俄国人讨论了是否还有必要去走那剩下的路程。罗杰斯特文斯基表示，如果我们不把舰队开到远东的话，俄罗斯帝国的颜面何在？我们还有何面目回去见江东父老？罗杰斯特文斯基最后还说了句“皇恩浩荡”，于是大家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上路，去迎接那即将到来的厄运。

3月15日，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在贝岛北面排好了队列准备出航。此时又传来一个不知道是好是坏的新消息：临时从波罗的海舰队又凑出来的4艘老爷舰，将由涅鲍加托夫海军少将率领前来充实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力量。涅鲍加托夫少将接到的命令令他啼笑皆非：“你去加入罗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这支后来被称为第三太平洋舰队的编队，不但不会对罗杰斯特文斯基有所帮助，反而只能拖整支舰队的后腿。舰队的旗舰是战列舰“尼古拉一世”号，还有3艘海防舰“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号、“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听名字好像威风无比，一个皇上带了3个海军上将，牛得很。其实这些都是只能跑出10节航速的老爷舰。3艘海防舰的干舷之低，令人可笑。其满载时，水兵伸下腿就可以在海中洗脚。但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说了，“有炮的船就有战斗力”。

目前，涅鲍加托夫的舰队还远在埃及，罗杰斯特文斯基可不愿意再等。这天早上，他下达了横越印度洋的命令。一个俄国水兵在日记中写道：“在辉煌的太阳之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美丽、闪耀着金光的大海——这是一条壮丽的路，我们正循着它步向死亡。”

在俄国舰队东调的过程中，日本联合舰队也进行了决战的充分准备。东乡先是对舰艇进行维修保养，然后让水兵休假以养精蓄锐。2月，全体人员归队，紧张的训练演习随之展开，每天的炮术操练往往持续四五个小时，仅实弹演习就安排了八次。玩命的训练使得开战至今所消耗的炮弹已经超过了日本国内炮弹储备的半数。

3月中旬，日本人接到了英国海军大臣费舍尔爵士的电报：急告，今获悉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已经从贝岛出发，事态紧急，望贵军速作万全准备。

于是，日本人的训练变得愈发严酷。东乡平八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练兵宗旨——“百发百中的一门大炮要胜过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

以逸待劳的联合舰队由3支主力舰队组成。他们分别是由四艘战列舰“三笠”“富士”“敷岛”“朝日”和两艘装甲巡洋舰“春日”“日进”组成的第一战队；由6艘装甲巡洋舰“出云”“吾妻”“常磐”“磐手”“八云”“浅间”组成的第二战队。第三支主力舰队说出来有点让大家笑话，这就是由3艘老式防护巡洋舰和一艘老式铁甲舰组成的第五战队。四艘舰都是老熟人了，名字分别叫“桥立”“松岛”“严岛”，还有一艘叫“镇远”——估计日本人是想羞辱大清，俘虏过去，连名字都没改。

与日本人相反，由于缺乏弹药补给，俄国人在航行中只进行了两次空弹演习。艰苦的生存环境成就了俄国人的一项特殊技能，那就是加煤速度。“苏沃洛夫公爵”号在印度洋曾经创下1小时加煤120吨的世界纪录，比之前英国海军创下的纪录整整多了18吨。

4月8日，穿越了印度洋的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到达新加坡。坏消息再次传来，俄国陆军在奉天会战中再次败北，这意味着中国满洲的南部已经被日本占据。俄海军部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们在金兰湾等待第三太平洋舰队的到来，然后联合北上击败东乡的舰队。罗杰斯特文斯基知道，他所率领的这支舰队已经成为俄罗斯帝国扭转战局的唯一希望。

4月1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抵达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但是随后就由于英国和日本的抗议被赶到了芽富湾。5月初，涅鲍加托夫少将率领的第三太平洋舰队终于姗姗来迟，打架的人手终于凑齐。5月10日，翘首以盼的煤炭也终于从新加坡运来了，紧张的加煤作业随之展开。5月1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率领由38艘舰艇、14000名水兵组成的俄罗斯舰队离开芽富湾北上，奔赴最后的葬身之所。

前面并非坦途。由东乡率领的拥有40艘军舰、18000名水兵的已经休整9个月的日本联合舰队，早已严阵以待。

对马海战

根据俄国舰队补给供应情况以及长途奔袭30000多公里，急于进入海参崴军港的迫切心情，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大将判断，俄国舰队很可能将通过对马海峡直趋海参崴，因此率日舰队主力在对马海峡附近集结待机。东乡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俄国舰队可能经过的一些海上通道上布雷，其次派出大量的警戒舰只组织监视，形成一个庞大的预警网，其纵深达225公里以上。1905年5月20日，东乡下令全部舰只进入战位，厉兵秣马，恭候俄国舰队的到来。

5月23日，罗杰斯特文斯基遇到了他出征以来的最大劫难——身体肥胖的舰队副司令福克山少将病亡。对此，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做法是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影响军心。连第二顺位指挥官涅鲍加托夫少将都不知道，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舰队的副司令。后来的事实证明，罗杰斯特文斯基这一做法带来的恶果是致命的。

5月25日晚上20时，就在中国长江出海口以东的海面上，罗杰斯特文斯基命令各舰队进行了最后一次加煤作业，所有舰只都加载了远远超过装载标准的煤炭，连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的舰长室，甚至是炮塔内都堆满了煤炭，这样必然会导致军舰行驶不稳，航速降低。随后，罗杰斯特文斯基传令所有非战斗舰艇，除了四艘补给舰及两艘医护舰外，一律驶离战列。

分别的时候就要到了，目送那些运输船队渐渐远去，罗杰斯特文斯基也感到无比怆然。“苏沃洛夫公爵”号的舰桥两侧同时打出了两面信号旗，意思分别为“告别”“感谢”。对于大部分舰只来说，这不是告别，而是永别。

就在罗杰斯特文斯基下令加煤之前，5月25日，联合舰队首席参谋秋山真之和他的同学、第四驱逐舰队指挥官铃木贯太郎在吃饭时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秋山：“真不知道俄国人去了哪儿，如果走对马海峡的话，他们应该来了。”

铃木：“不会那么快，你估计他们的速度是多少？”

秋山：“10海里。”

铃木：“不可能，带了那么多老爷船，路上可能会出机械故障，还要加煤。依我看，有7海里的速度就了不起了。”

后来事实证明，铃木的判断无比正确，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速度没有超过8海里。

所有的疑问很快就将解开。5月26日午后，从中国上海发来一封这样的电报：“今日午时有六艘俄罗斯运输舰进入上海港。”发来电报的是一名只有25岁的外交官，他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以及与苏联签署《日苏中立条约》的松冈洋右。这条情报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俄国舰队连煤船都放弃了，其舰上有限的燃煤将使得他们只能走路程最近的对马海峡；二是他们很快就要到了。

5月27日凌晨2时45分，在深夜中行进的日本辅助巡洋舰“信浓丸”发现了海面上一艘船只上的灯光，这就是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医疗船，这艘船行驶在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末尾。随着天色渐明，大惊失色的“信浓丸”发现四周全是黑洞洞的炮口，他们竟然行驶在俄罗斯庞大舰队的中间，相当于骆驼群中窜进来一只绵羊。

其实俄国舰队早就发现了“信浓丸”。对于闯入舰队的这位不速之客，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命令是“别管他，继续前进”。他不愿为了这样一艘只挂了两门小炮的改装商船花费时间。“信浓丸”舰长成川揆大佐就这样夹在俄国舰队中间，不断向东乡现场直播俄国舰队的行进速度和方位。6时05分，“信浓丸”再次发出电文：“俄舰队航向不变，正直航对马。”在后来的日本海军史料中，这封电报被称为“至关重要的电报”。得到信息之后，在镇海湾外整队的东乡立即率队直奔对马海峡。

上午9时，俄舰队发现了位于左舷，由片冈七郎海军中将率领的日本第五战队和第六战队，这两个实力很弱的舰队位于俄国舰队的左后方，正在全力追赶俄国舰队。罗杰斯特文斯基知道激战在即，下令抛弃舰上的所有易燃物。那些航行了33000公里的俄国水兵，此时已经是衣衫褴褛，很多人穿着用烂布条编成的鞋子，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有，打着赤脚。尽管很多人都是新兵，尽管很多人平时牢骚满腹，但在强敌面前，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俄罗斯第三海军强国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11时左右，速度较快的日本第三战队也赶了上来。一只雄狮的周围几个狼群开始逡巡，厮杀即将展开。

11时30分，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可能是紧张过度，海防舰“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突然在9000米的距离对日军第三战队开火，随之不明就里的很多俄舰纷纷开火，看起来煞是热闹。这样的距离，谁都知道除了浪费弹药和制造声势之外，毫无其他作用，几分钟后炮击停止。

除了这次小失误之外，俄国舰队看起来一切都还正常。但是新的意外马上来到，这次的主角换成了日本人。就在正午12时，速度超过俄舰队一倍以上，位于俄舰队左前方的日军第四驱逐舰队的四艘驱逐舰，突然在铃木贯太郎海军中佐的带领下快速右转，在俄舰队前方来了个横切。铃木贯太郎一向是胆大包天，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利用自己高达29节的速度优势，从前面更好地观察俄国舰队，不料他这一匪夷所思的古怪动作竟然收到了奇效。此时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想起了马卡洛夫，他认为日舰这样做，肯定是在前面俄舰队即将通过的水域布下了水雷。

罗杰斯特文斯基马上下令整个舰队一起右转，准备行驶一段后再左转，以躲过日军的鱼雷阵。简单的命令执行起来却十分糟糕，紧随旗舰之后的“亚历山大三世”号把一起转理解成了跟在后边转，后边的两艘战列舰也跟着“亚历山大三世”号进行了同样的转向。作为主力的第一战队全错了，而第二战队和第三战队却理解正确，完成变阵的俄舰队立即呈现出一个两纵队前进的奇怪阵形。

13时39分，东乡的主力舰队与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开始互相出现在目视范围之内，一分钟后，双方的战斗警报同时拉响。东乡对罗杰斯特文斯基的怪异阵形感到大惑不解，他马上命令12艘主力舰全部转向西北，准备在俄舰队的前方实施拦截。同时旗舰“三笠”号上挂出了“Z”字旗（这面旗帜随后要多次提到），其含义是“帝国兴衰在此一举，全体将士务必全力奋战”。据说，“Z”的寓意是英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后边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背水一战，没了退路。此时双方的距离还有1200米。

可是东乡的行动早了，日本主力舰队过早地越过了俄舰队前方，形势一下子变得对罗杰斯特文斯基十分有利。14时05分，东乡被迫进行第二次转弯，以便再次赶在俄国舰队前边，日本舰队这一举动导致拐弯的那个位置成为俄舰集中攻击的绝好点。现在开始罗杰斯特文斯基不理解东乡了，他想东乡一定是疯了，怎么能做出如此怪异的举动？罗杰斯特文斯基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他立即发出信号：“向敌舰拐点全力射击。”

14时08分，所有俄舰都开始向着拐点猛烈射击，日本主力第一战队、第二战队通过这个拐点，需要大约15分钟。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将成为俄国舰队练习射击的活靶子。

旗舰“三笠”号马上淋了两分钟的弹雨。这两分钟对于“三笠”号的炮术长安保清种（后来官至海军大将、海军大臣）来说，漫长得似乎超过了两个世纪。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两分钟”。

每一秒钟都有炮弹落下，四面爆炸声此起彼伏，所有暴露在外的人都本能地缩起了脖子。只有身高1.59米的东乡毫无遮拦地站在舰桥上，静若处子，面无表情。这一形象成为他之后被誉为“军神”的象征。一枚弹片打中东乡腿部，使他失去了独自站立的能力，参谋长加藤友三郎马上带领几名参谋把东乡架进了有重装甲保护的司令塔。14时10分，逃过一劫的“三笠”号开始发出怒吼。

随后，“敷岛”号、“富士”号、“朝日”号3艘战列舰也相继完成了转弯，接着是上村彦之丞的第二战队。14时20分，所有日舰都完成了拐弯。尽管中了不少炮弹，好在12艘主力舰均无大碍。经历了痛苦磨难的日军逐渐柳暗花明——日军已经占据了有利的“T”字头。

日舰的命中率显然远远高于他们的俄国同行。“苏沃洛夫公爵”号和“奥斯利亚维亚”号在10分钟内连续被命中。俄第二战队福克山少将已经病亡，可他的旗舰“奥斯利亚维亚”号上还悬挂着他的将旗。这艘军舰和“苏沃洛夫公爵”号马上成为日舰集中攻击的目标。14时40分，在日舰的持续攻击下，“奥斯利亚维亚”号开始起火，前后主炮很快陷入沉寂，只有几门副炮还不服气地进行象征性的反击。14时55分，这艘战舰再也无法坚持下去，打出“祝好运”的信号，向右离开了队列。

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头脑还很清醒，现在首要任务是冲向东北方向。一旦冲过日军舰队的尾部，就可以顺利地进入日本海腹地。尽管他的旗舰防护力要远远高于“奥斯利亚维亚”号，但经受的却是日军四艘战列舰的集中攻击。14时43分，“苏沃洛夫公爵”号舵机被毁。14时58分，又一个意外发生，就在罗杰斯特文斯基挂出“所有舰只左转90度”的命令不到30秒，“苏沃洛夫公爵”号连中3发305毫米炮弹，大口径炮弹的连续爆炸引发了大火，旗舰驾驶台被炸得粉碎，罗杰斯特文斯基司令官身受重伤，俄舰队指挥系统瞬间瘫痪，“苏沃洛夫公爵”号刹那间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关键时刻，战列舰“博罗季诺”号挂起了“随我来”的信号旗，遵循着之前的号令向东北行驶，后续战列舰“鹰”号以及第二战队其余舰只也都驶向东北。

15时，根据“三笠”号的命令，日第一战队各舰再次左转90度，向东北航行约6分钟后再左转。不料这时候俄国舰队却突然转向东南，和日本第一战队形成了背道而驰。双方的全速行驶使得双方的距离很快拉大到9000米以上，俄军舰队戏剧性地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让日本人庆幸的是，上村彦之丞中将的第二战队并未执行东乡的命令。这样上村第二战队的装甲巡洋舰就拦在了俄军主力战列舰的前面。上村的违令断送了俄国舰队摆脱困境的唯一机会，一场力量并不对等的战斗随之打响。上村的装甲巡洋舰在战列舰面前马上显得无比脆弱，“出云”号、“常磐”号、“吾妻”号等舰连连中弹，一发305毫米炮甚至直接切去了“出云”号前主炮炮管。15时16分，上村舰队再次改道西北，追随主力舰队而去，俄舰队也不愿意朝着海参崴的相反方向行驶，随后转而向西试图回到向北航行的正常状态。

16时，日军第一战队、第二战队会合后，平行驶向东北方向，恰好和俄军舰队平行行驶，双方在10000米的距离上再次展开炮战，距离太远使得双方都没有取得很好的命中率。由于几艘俄战列舰之前已经受伤，16时35分，俄舰队再次转向向南航行，东乡的舰队也随之转向。

除了主力舰队的厮杀，双方的辅助舰只之前已经展开了交锋，俄舰队明显处于下风，主力舰队的南下恰好解了辅助舰队之围。17时30分，由于上村舰队再次赶到，俄主力舰队再次转向北方遁走，俄巡洋舰队紧随其后。俄国主力舰队和巡洋舰队合为一处，东乡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后来联合舰队参谋长加藤友三郎回忆道，“正好把它们一股脑全部解决掉，省得像黄海海战那样四处去追”。

此时东乡第一战队和上村第二战队已经形成了对俄主力舰队的夹击之势，且战且退的俄主力舰队渐渐不支。太阳已经西下，主力舰队能够战斗的时间已经不多，这似乎对俄军不算是坏事。18时43分，灾难再次降临，一发305毫米炮弹穿透了“亚历山大三世”号的水线装甲，毁掉了它的锅炉舱，连续中弹的“亚历山大三世”号几乎变成了一片火海。19时07分，这艘英勇的战舰沉入海底，直到沉没时，还高挂着“跟我来”的信号旗。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十几分钟之后，19时20分，日舰“富士”号的一发305毫米炮弹击中了“博罗季诺”号战列舰的弹药舱，引发的大爆炸使得这艘战列舰仅仅几分钟后就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在此之前，17时，俄驱逐舰“旺盛”号靠上了已经重伤的“苏沃洛夫公爵”号，接走了同样重伤的司令官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晚上，“苏沃洛夫公爵”号再次被命中三枚鱼雷后，带着几百名水兵沉没在对马岛以东55公里处。在最后沉没之前，舰上最后一门尾炮还在朝着日舰顽强射击。舰上的水兵直到沉没之时，还在忠实执行着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的命令：千万不要降下我的将旗。

后来，在俄国军事法庭上，罗杰斯特文斯基曾经自比为“狗”，并称第二太平洋舰队的惨败是因为“让狗去干了马才能干的事”。

19时，天色已晚，东乡向主力舰队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把晚上的攻击任务交给了驱逐舰和鱼雷艇。这时候，俄舰队四艘新式主力战列舰只剩下受伤的“鹰”号，俄国残余舰队正在涅鲍加托夫少将的带领下趁着夜色向北方遁去。

涅鲍加托夫并没有收到任何让他接任第二太平洋舰队指挥官的指令。他看到了“苏沃洛夫公爵”号的沉没，却幸运地没有看见“旺盛”号把罗杰斯特文斯基接走，他认为罗杰斯特文斯基已经“光荣”。在这之前，他已经看见“奥斯利亚维亚”号也沉入了海底，看来福克山少将也很可能“殉国”了。他得出了一个似乎正确，似乎不完全正确的判断，此时他已成为这个无法收拾的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19时25分，涅鲍加托夫少将在“尼古拉一世”号上打出了信号：我已接任全舰队指挥。

20时，涅鲍加托夫下令全体舰船转向北23度偏东航向。主力舰队以“尼古拉一世”号冲在最前边，随后是“鹰”“伟大的西索亚”“纳瓦林”“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谢尼亚文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海军上将”等。第一巡洋舰队率领第一驱逐舰队残余的驱逐舰，在主力舰队的左侧护航，第二巡洋舰队率领第二驱逐舰队的三艘驱逐舰，护送着辅助船队殿后。整个编队以所能达到的最大航速12节航行，尝试利用暗夜逃出日本驱逐舰和鱼雷艇的包围圈。从多格尔沙洲就开始预防的日军鱼雷艇、驱逐舰这次是真来了。

日本人可不会那么善良，他们完全将5月27日的夜晚变成了一个杀戮之夜。21时，受伤掉队的老式战列舰“纳瓦林”号在四艘鱼雷艇的围攻下中雷沉没。28日凌晨2时，“伟大的西索亚”号中雷后奋力欲冲向陆地搁浅，最后在上午11时02分被围攻自沉。在此之前，“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已经在上午9时03分没入海中。

装甲巡洋舰“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白天已经中了两弹，在临近黄昏时收容了一艘掉队的驱逐舰后，继续向海参崴开去，随后，他们就遭到日军鱼雷艇的围攻。凌晨1时20分，相对笨重的巡洋舰被日军鱼雷击中，右舷中央被炸开了一个直径2米的大洞。舰长看到自己已经无法幸免，就命令驱逐舰独自逃生，自己在尝试搁浅的过程中伤重沉没。

巡洋舰“斯韦特兰娜”号和随行的驱逐舰“敏捷”号被联合舰队第三战队防护巡洋舰“音羽”号和“新高”号追上，俄舰死不投降。炮战一小时后，“斯威特兰娜”号沉没，“敏捷”号趁机逃跑，在日本驱逐舰“丛云”号的追击下，在朝鲜海岸搁浅。幸存的船员逃上陆地，躲入密林中藏匿，但随即被闻讯赶来的日本陆军部队俘虏。

5月28日清晨，太阳照样升起在海平面上。涅鲍加托夫少将看看自己的周围，一天前那支气势恢宏的舰队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了旗舰“尼古拉一世”号、“鹰”号、“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号、“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以及跟在后边的“绿宝石”号等几艘军舰落魄孤单的身影。他知道，这支单薄且大多受伤的舰队要想在白天突破日本舰队的重重包围，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远处的海平面上，位于西北方向的联合舰队第五战队已经出现。绝望的少将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保留少数人员值班，全体休息。既然已经没有逃跑的希望，那就赶紧睡一觉吧。

天气异常晴朗，海面上能见度极高，对于日本人来说，正是捕猎的好机会。上午9时10分，涅鲍加托夫看到正北的海平面上出现了战列舰那独特的桅杆，他数了数，不错，是10支。4艘战列舰各2支，2艘装甲巡洋舰“春日”“日进”是1支——东乡来了。

这还不是全部。9时30分之后，“尼古拉一世”号的舰桥上传来一份份的紧急情报，内容基本雷同：在某某方向再次发现敌某支舰队，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5只重伤的绵羊周围，四面八方都发现了逡巡的狼群，有将近30只之多，涅鲍加托夫似乎已经看到群狼那闪着寒光的利齿。

绝望的战斗于10时30分打响。对于这场几乎没有任何悬念的搏斗，涅鲍加托夫已不抱任何希望。12分钟之后，“尼古拉一世”号上升起了一面用白色桌布临时改制的降旗。

联合舰队首席参谋秋山真之在望远镜里看到了那面白旗。他转身对东乡司令官说：“阁下，他们投降了。”东乡歪着脑袋思索了几秒钟：“他们的主机关了吗？”秋山拿起望远镜又仔细观察了一阵，看到“尼古拉一世”号烟筒喷出的浓烟逐渐变得稀薄，他再次回头：“关闭了。”

就在大家认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再次出现一个小插曲。3100吨的巡洋舰“绿宝石”号突然全速逃跑，在日军的仓促炮轰中很快驶出日舰的射程之外。东乡下令第六战队负责追踪“绿宝石”号，主力舰队留下来接受俄军4艘大舰的投降。

“绿宝石”号并没有逃到海参崴，这艘军舰29日在靠近海参崴的圣弗拉基米尔海滩搁浅坐沉，船员炸毁军舰后，幸运逃回陆上基地，总算回到了自己的家。

回头看看主角罗杰斯特文斯基。由于“旺盛”号主机受损，罗杰斯特文斯基已经转到了驱逐舰“大胆”号上，和另一艘驱逐舰“响亮”号一起逃向海参崴。随后，他们遇到了日本驱逐舰“涟”号和“阳炎”号。日本人的分工是由“阳炎”号负责追击逃跑的“响亮”号，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追丢了。“大胆”号一点也不大胆，它向“涟”号发出了“船上有伤员”的信号。狐疑的“涟”号舰长相羽恒三海军少佐觉得，在这种场合，哪艘船没几个伤员呢？于是，派塚本克熊中尉带人上船检查，他们在船舱里发现了重伤的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中头彩了！

就在对马海战一周之后，尼古拉二世向日本方面拍去了慰问电报，希望能向被俘的俄军官兵特别是罗杰斯特文斯基转达。东乡平八郎破天荒地亲自出任了沙皇的信使，前去医院探望满身绷带的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东乡念完沙皇的慰问电之后，一周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泣不成声，他竭尽全力坐起来行礼，答谢沙皇的宽容和知遇之恩……

28日下午15时，掉队的海防舰“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从南面姗姗来迟，接近了上午涅鲍加托夫宣布投降的海域。突然出现的俄舰吓了日本人一大跳，上村马上派出了“磐手”号和“八云”号，在两艘装甲巡洋舰的攻击下，40分钟后，“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沉入了日本海。

不是每个人的结局都如此悲惨。巡洋舰队司令恩科维斯特少将率领“奥列格”号、“阿芙乐尔”号、“珍珠”号三艘巡洋舰一路南逃，最后跑到了菲律宾马尼拉的美军基地，随即被美军解除武装后扣留。“阿芙乐尔”号是必须逃出来的，要不怎么在今后成为炮轰冬宫的名舰呢？驱逐舰“快活”号独自逃走，驶入上海后同样被扣押。

那些辅助舰船也有喜有悲。“堪察加”号、“乌拉尔”号、“拉斯”号在27日沉没，“额尔齐斯”号搁浅，“高丽”号和“斯维尔”号逃入上海，医疗船“奥利约”号、“克斯特罗马”号被日军俘虏。最牛的是“阿娜德尔”号，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燃煤，竟然跨越印度洋，一口气跑到了马达加斯加。

一直到了28日傍晚，还有零星的战斗发生。17时50分，1885年服役的老式装甲巡洋舰“德米利特·顿斯科伊”号遭到日军为数众多的巡洋舰、驱逐舰围攻。这艘不屈的老舰像一头倔强的老牛，尽管被撕咬得鲜血淋漓，却一直坚持战斗到29日上午才沉入海底。

真正应该点赞的勇敢者是防护巡洋舰“钻石”号，它带领驱逐舰“英勇”号和“强大”号冲破了日本舰队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于29日驶入了海参崴军港。

20世纪第一场大海战——对马海战——至此拉下帷幕。这是海战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胜利之一。前文提到的迈克尔·兰宁《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场战役》一书中，对马海战排在第三十四位。

俄军战死人数达到5000多人，被俘6142人，突出重围的只有3000人左右。日军只损失了3艘鱼雷艇，其中1艘还是自己触礁沉没的，阵亡117人、伤587人。从此以后，俄语中的“对马”就变成了“滑铁卢”一样的代名词，5月27日也就此成为日本的海军节。37年后的这一天，山本五十六亲率联合舰队出征中途岛，最后折戟沉海。

对马海战的结局震惊了世界。自19世纪末开始众说纷纭的所谓“黄祸论”，至此终于有了定论。世界第六战胜了世界第三，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日本人赢得了看上去不可能取得的辉煌胜利，谁都看清楚了日本挑战世界的实力。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在面对反战派提出“美国实力太强不可能取胜”的质疑时，东条英机的话就是：“当年我们不是也战胜了看起来不可能战胜的俄国人吗？”

在一次海军大学的课堂上，学生向授课的佐藤铁太郎提出了一个问题：“日俄战争我们的胜因到底是什么？”

佐藤铁太郎沉思良久后回答：“40％是运气。”

学生接着发问：“那剩下的60％呢？”

“还是运气！”佐藤铁太郎这次回答得斩钉截铁。

佐藤铁太郎随后对两部分运气进行了精辟的解释：“前面40％的运气是纯粹的运气，比如马卡洛夫司令官刚上任就触雷身亡，黄海海战那一炮不偏不倚就正好击中‘皇太子’号的司令塔等，发生这几件直接影响战局的事件，仅仅是单纯的运气。后面60％的运气是俄国人失策或是日本人努力得来的运气。不管怎么说，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中确实运气很好。”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第一战队装甲巡洋舰“日进”号上，一个刚刚从“海兵”第三十二期毕业的21岁海军实习少尉就在黯然神伤，尽管之后他领到了350日元奖金和一枚六等功勋旭日章。在5月27日的大海战中，“日进”号装甲巡洋舰先后被俄军的两发305毫米和一发234毫米炮弹击中，死伤近百人。其中19时中的那一炮，不但炸掉了“日进”号前主炮的左炮，也把担任舰长传令兵的实习少尉挂在脖子上的记录板炸得不翼而飞。少尉同时身负重伤，左腿被弹片削去巴掌大一块肉，左手也失去了两根手指。不幸中的万幸，只是两根。日本海军规定，缺少三根以上手指的伤员必须退役，少尉因此才有幸能够继续留下。少尉也是个风流情种，之后经常出入风月场所。日本艺伎在为客人修指甲时，价格是一根手指一毛钱，由于少了两根手指，少尉可以少付两毛钱，因此落了个“八毛钱”的雅号。这个当时的海军实习少尉，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

打了胜仗，庆功宴会自然少不了。明治天皇特意在皇宫御花园举行了一个露天晚会庆祝胜利。皇宫花园里高朋满座，笑语喧天。摆了二三百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从旅顺缴获的俄国香槟酒。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自然是宴会的头号风云人物。吃一顿没啥意思的饭，本不属于此处讨论的范围，但宴会上发生的两件颇有意思的小事，可供刚看完紧张战斗的读者一乐。

其一，面对与会众人铺天盖地的马屁之声，一向沉默寡言的东乡平八郎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从腰间摸出自己的印章示与众人，上面写着七个字，“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个王阳明，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守仁。今天，他随着当年明月的名作《明朝那些事儿》迅速走红。现今随便走进一家书店，都会有介绍他的书籍。不算被借走的两本，老酒的书架上还有三本。

其二，由于是日本大胜，庆功宴会自然要邀请当时在日本的各国海军军官来参加，以彰显大日本帝国的军威。受邀者自然也包括当时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俄亥俄”号战列舰。舰上美国的高级军官对参加这种纯粹听日本人吹牛的宴会不感兴趣，于是就让六名年轻军官应付差事，顺便混个肚儿圆。不太清楚原因，美国这六个小伙儿还迟到了，只好坐在靠近出口的位置上。宴会临近尾声时，东乡平八郎大将准备离席退场。“俄亥俄”号上这群初出茅庐的年轻水兵乘着酒兴，决定邀请这位大名鼎鼎的日本大将与他们一起喝酒。这突发的奇想来自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德裔青年，这个小伙子也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拦截者。这不啻为一个大胆的念头，大将或许会对他们的冒失感到不快，更可能不接受邀请。出乎预料的是，兴致很高的东乡大将愉快地接受了美国小伙子的邀请。他与大家一一握手，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交谈，并和大家一同碰杯。

这真是历史性的一刻，两位史上最著名的海军上将举杯共饮：一位正如日中天，另一位则旭日初升。

东乡平八郎绝对没有想到，面前这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将在40年后埋葬他手下的那支无敌舰队。这个当时只有20岁的小伙儿，就是后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五星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

朴次茅斯和约：埋下仇恨的种子

对马海战惨败的消息传回俄国，举国哗然。宫廷值班侍卫雷泽夫斯基将军第一时间向尼古拉二世通报了这一噩耗。身穿海军中校军服的尼古拉二世面带微笑地听完了汇报，随后慈祥地问雷泽夫斯基：“天气真好，明天您想不想去打猎？”半个小时后，雷泽夫斯基发现，尼古拉二世竟然拿着气枪在后花园聚精会神地打鸟。

当天晚上，在圣彼得堡米哈伊洛夫斯基大剧院的贵宾包厢里，坐着已经被解职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舞台上正在演出芭蕾舞剧，主演就是阿列克谢耶夫挪用海军经费包养的情妇、法国芭蕾舞演员艾尔莎。剧院里所有人连同其他包厢里的沙俄贵族都发出了阵阵嘘声：“从俄国滚出去！你身上佩戴的不是钻石，而是我们沉没的巡洋舰和战列舰！”

战场上的失败导致国内的危机更加严重。6月27日，俄国黑海舰队两艘战列舰上的水兵发动了武装起义，沙皇的统治岌岌可危。从1905年1月19日开始，尼古拉二世已经不敢在圣彼得堡露面。远东战争再打下去，俄国爆发革命已势在必然。俄国的两个邻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甚至已经联合制订作战计划，一旦俄国爆发革命，双方联手帮助沙皇进行镇压。

和甲午战争的后期相似，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日本也早已精疲力竭。对于日本来说，独占朝鲜和将俄国势力赶出南满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到1905年8月底，日本在满洲的军队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37000人，相当于其常备军力的150％。为了满足前线的需要，日本已经将征兵的年龄由32岁延长至37岁，动员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很多工业企业因缺乏劳动力已经缩减生产甚至停工。在农村，由于年轻人很多奔赴战场，出现了大量的农田荒芜。其间深感无奈的明治天皇曾作诗感慨曰：“男儿意志刚，纷纷踊跃上战场，国事应共当。留下庭院寂无声，可怜孤老耕作忙。”

前线作战部队的反战情绪也开始不断出现。整整一个联队的士兵拒绝进攻，只得把他们撤下来修路。令人庆幸的是，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还不算很深，满洲军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和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都坚决主张停战，立即谋求缔结合约。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和事佬恰如其分地出现了。1905年6月8日，美国驻俄大使迈耶和驻日大使格里斯科姆分别向两国的外交部递交了劝告媾和的照会。两国也很识趣味，日本当天就答应了美国的请求。两天后，6月10日，俄国也照会美国愿意接受美国出面进行调停。

像十年前谈判前占领澎湖列岛一样，为了在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日军于7月1日派兵在萨哈林岛登陆，并于7月31日占领全岛。日本已经深刻理解并践行了“掠夺者有权占有已夺得之物”的道理。

对于即将开始的和谈，日俄双方都在争取对自己相对有利的“主场”。俄国建议将谈判地点选在盟国法国的巴黎，日本则建议在离自己很近的中国烟台。但是美国不愿意，想谈判，那就都到我这儿来，至少吃我的，住我的，还能挣俩饭钱和店钱。最后，和谈的地点选在了美国的朴次茅斯。

一直置身事外的清廷也不甘于只当朴次茅斯和谈的看客，曾经对日、俄及其他国家发出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扯大清国的内容，凡未经与大清商定的一概不予承认。清廷还提出参加会谈的要求，立即遭到日、俄的断然拒绝。双方在和谈期间，根本无视清廷的存在。

日本原来准备派出的谈判代表是老奸巨猾的伊藤博文。伊藤深知，这次谈判的难度肯定远远大于10年前和李鸿章的谈判，于是以“因病不能做长途航海旅行”为由婉拒。无奈之下，日本只好派出了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身材矮小的小村寿太郎因狡黠机诈，有“鼠公使”之称，以前留美期间曾经是老罗斯福的同学，老同学见面好说事。

俄国代表起初选定的是俄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大使，听到消息的两个人马上学习伊藤博文装病。已经赋闲在家的前财政大臣维特无奈重出江湖，去收拾当年和李鸿章面临的类似烂摊子。

运动员搞定出场，裁判长就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历史上称为老罗斯福。就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美国的那个小罗斯福的叔叔。

谈判漫长而持久。从1905年8月9日到9月5日，日、俄双方进行了十轮会谈。和谈的焦点就是割让萨哈林岛和战争赔款问题。双方唇枪舌剑，罗斯福开始和稀泥。他的方案是俄国割让南萨哈林岛而日本不用赔款，这样对美国才最有利，既可以让俄国今后不再涉足远东，又可以避免日本利用赔款迅速强大，反过来威胁美国。

日本在战争中消耗巨大，坚决要求赔款不放松。同样打了败仗的尼古拉二世却比当年的大清有出息得多，当即声称“一寸土地和一个戈比也不会给日本黄猴子”。8月18日，第七次会谈之后，气急败坏的小村寿太郎甚至已经回宾馆结账退房：老子不谈了，回去咱们接着打！

俄国的谈判代表维特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对于俄国来说，继续战斗下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于是耐心劝说尼古拉二世一定要接受让步。在老罗斯福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劝说下，尼古拉二世终于在8月26日同意割让南萨哈林岛，但是钱还是免谈，一个子儿都不给。

事实上，日本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8月28日，日本内阁电令小村，即使放弃割地、赔款，也要尽快实现媾和。8月29日，在第十次会谈上，日本不再要求赔款，双方开始草拟合约文本。

1905年9月5日14时，日、俄双方在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办公大楼签订了著名的《朴次茅斯和约》。合约共15条，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对朝鲜享有特殊权利，俄国从满洲撤兵，转让关东州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割让南萨哈林岛等。持续19个月的日俄战争至此宣告结束。

和中国甲午战争后的情形类似，日俄战争12年后，沙俄罗曼诺夫王朝亡国。1918年7月16日深夜或7月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皇后、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连同仆人，被看管他们的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用机关枪扫射，集体处决。唯一的儿子是年龄最小的，当时只有14岁。

一切似乎尘埃落定，可日本这边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整个日俄战争，日本军费支出高达18亿6000万日元，战争导致日本的国债从战前的6亿一下子上涨到24亿，仅每年支付的利息就达到1.1亿，国民人均税负从1903年的5日元升至10日元，翻了整整一倍。比照上次甲午战争日本获得的巨大收益，日本民众认为，日本至少要获得俄国全部萨哈林岛、海参崴、滨海省和堪察加半岛等土地，赔款数额最少不能低于20亿日元。

日本一个所谓的“七博士集团”，之前就提出了一个媾和方案：赔款30亿日元，割让包括萨哈林、堪察加在内的全部沙俄太平洋沿海地区。所谓“七博士集团”，是指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七名教授：户水宽人，福井政章，金井延，寺尾亨，高桥作卫，小野塚喜平次和中村进午。这七位全是留学西方的海归博士，故称为“七博士”。

谈判前线传回的消息让日本国民大失所望。除了因为赎回战俘让俄国人拿出来的45967620卢布12戈比（约合3067万日元）的住宿费、伙食费外，战争赔款一分钱都没拿到，搞了半天，这仗是白打了。1905年9月5日，就在《朴次茅斯和约》签署的当天，3万东京市民缠着黑纱集会日比谷公园，要求废止这一“耻辱”的和约，继续对俄作战。

与会群众和试图阻挠大会的警察，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狂热的市民捣毁了国民新闻报社。由于传闻此前曾经劝告天皇“见好就收”，内务大臣清浦圭吾的官邸也被付之一炬。混乱持续到次日，政府发布“戒严令”，宣布东京戒严，随后出动军队镇压。骚乱中，2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辆电车被烧毁或损坏。骚乱者被捕1700余人，后起诉308人、判刑87人。很快暴动从东京蔓延到大阪、横滨、神户等城市，反媾和运动波及全国各地。这场政治风暴直接导致主张签署合约的桂太郎内阁倒台。由于这次媾和是美国斡旋的，日本民众认为美国肯定偏向了同为白种人的俄国。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人已成为日本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仇敌。

透过这一事件不难看出，对于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日本民众所关心的只是掠夺他国的财富，根本无视可能对别国造成的伤害。这种自私、狭隘、不辨是非的极端民族主义，自然纵容了当权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他国伸出掠夺之手。

“七博士集团”的出现也具有特殊意义，从中可以看到日本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已经堕落。甲午战争开始前，以内村鉴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界、思想界精英分子是坚决支持战争的，他们认为那是一场争取朝鲜独立的“义战”。当得知《马关条约》的内容以后，这些人立即改变了看法，认为那只是一场“不义战”和“掠夺战争”，从而否认甲午战争。而现在，扩张和掠夺已经成为日本主流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追求目标。

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讲，日本还是在这次战争中收益颇丰。战后不久，1910年8月29日，日本宣布吞并朝鲜，开始了对朝鲜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从俄国人手里抢到的南满也成为今后侵略中国的基地。战争的胜利使日本真正跨入了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战后不久，西方各国纷纷取消之前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将驻日使节提升为大使级，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日益强盛。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里这样论述：“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意义，除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了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者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白人第一次被有色人种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希望。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可悲的是，在日本军队中也开始产生所向无敌、急躁、冒进的情绪。日本军人从此认为，所有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外交家从此被视为无用之物。谈判期间身患流感，发着40度高烧的小村寿太郎回国之后，被冠上“卖国贼”的称号。随着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广濑武夫一系列“军神”形象的不断涌现，日本军人阶层开始被国人奉若神明。武夫干政逐渐开始并不断深化，日本已经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表面上看，《朴次茅斯和约》签订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老罗斯福，他因此获得了1906年诺贝尔和平奖。事实上，后来的结果却令美国大失所望。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相反，日本随后在朝鲜和南满推行了极端的“关门”政策，导致美国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战后不久，原来敌对的俄国和日本也开始共同密谋对付美国。1907年7月30日，俄、日秘密签订协约，划分两国在外蒙古和满洲的势力范围，共同反对美国企图插足满洲的企图。一向自认为聪明的美国，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的海军实力从1903年的世界第三位，一下子跌到1905年的第六位，日本则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仅仅排在英、法、德之后。就在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日本海军就开始了新的打造“八八舰队”（八艘战列舰、八艘装甲巡洋舰）计划，陆军也提出了扩军至100万人的目标。放眼远东，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被日本打败，这庞大的军事力量要去对付谁呢？

谜底很快揭开。1907年4月19日，日本通过了“明治四十年帝国国防方针”——美国首次成为日本的假想敌！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远东

20世纪的前50年，注定要成为最令人难忘的半个世纪，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纪录不但空前，也肯定绝后，未来不大可能在半个世纪内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一位历史学家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究竟使用什么武器不敢断定，但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却可以提前确认，那就是原始的石块、木棒和拳头。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管从规模、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等方面，均逊色不少，主战场也基本局限于欧洲。涉及亚洲、俄罗斯远东以及太平洋地域的战事，其规模以及对主战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讨论的主题，此处只简略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远东和太平洋战场有关的部分。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继续沿着明治维新确定的方向不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在中国，尽管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国体，但实际上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的动荡时期。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夫妇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拥有巨大利益的英、法、俄、德、美等西方列强都被这场人类空前的战事缚住了手脚，无暇东顾。大家都希望此时在远东地区能够维持现状，确保自己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这一地区的唯一强国日本自然成了大家纷纷示好的对象。法国为了确保东南亚一带殖民地的安全，始终不敢反对日本的扩张野心。俄国最担心日、德联合让其腹背受敌，因此也极力拉拢日本。美国对于日本试图独霸中国极为不满，但美军还没有能力跨过太平洋同日本面对面较量，每当美、日矛盾激化之际，美国总是以妥协退让告终。英国对日本扩张虽有戒心，但两国之前早已结成同盟，在东亚问题上经常是沆瀣一气，互相利用。总之，日本在远东虽然有许多潜在的敌人，但表面上甚至事实上并没有强大的竞争者。

远东地区一时形成政治、军事上的真空状态，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的舞台。这对于已经近10年没有打仗，早已急不可耐的日本来说，不啻天赐良机。日本朝野上下为此欣喜不已，狂热的扩张欲望奔泻而出，“欧战机会论”的思维，无论在政界，还是军界，都占据主流地位。日本政坛元老井上馨在写给山县有朋和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就说：“这次欧洲之大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时代之天佑，日本必须立即举国一致，享受此上天之佑。”山县有朋则强调：“必须在今日之局势中创造亚细亚之未来和对华政策之基础。”

此前，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已因尿毒症“驾崩”，皇太子嘉仁即位。嘉仁以《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一句改元“大正”，成为日本第一百二十三代天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正处于相对平稳的大正时代。

瞌睡的时候，马上就有人递上枕头。作为协约国的英、法、俄一方，立即试图利用之前续签的《英日同盟》将日本拉到协约国阵营内，参加对德、奥等同盟国的作战。1914年8月3日，英国决定对德作战。8月4日，英国对日本表示：“如果战斗涉及远东，香港和威海卫如遭到袭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一定会给以援助。”同一天英国对德宣战。8月7日，英国正式要求日本海军搜索并歼灭在南中国海袭击英国商船的德国海军舰只。

作为同盟国的德国，此时占据着中国山东半岛的胶州湾，早已成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华“大业”的绊脚石。与日俄战争类似，虽然总体国力上德国强于日本，但在远东的局部却是日本稳占上风。德国的主战场在欧洲大陆，此时对于海外属地根本无暇顾及，远在东方的德国守军根本没有从本国得到救援的希望，完全变成了日军的香饵。日本当即决定抓住这一大好机会，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借口，拉开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序幕。

无独有偶，此时远在欧洲的德国也同样对日本有所期待。根据当时在日本驻柏林使馆工作的重光葵回忆，10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给德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许多德国人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日、德两国是反击俄国的天然盟友，德国人甚至痴想有一天“日本会从背后突然进攻俄国”。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立即向日本交割胶州湾，并限8天内做出答复，若迟至8月23日未接到满意答复，将“任由事态自行发展”。随着8月23日最后通牒期限的到来，日本顺理成章地对德宣战。这可能是日本人唯一的“先宣后战”。对于德国人而言，日本人已经从“潜在的盟友”变为“现实的敌人”。德国人对日本人的好感和热忱也在一夜之间被怀疑与冷漠替代。为了避免德国人的敌意与攻击，当时在德国的许多日本人，不得不在胸前别上中国国旗，冒充素来为他们所鄙视的中国人。

对付德国远东并不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根本无须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那样花很大的力气。这次日本派出的海军是第二舰队，舰队司令加藤定吉海军中将。陆军是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神尾光臣陆军中将，下有兵员23000人。英国也不能光说不练，象征性地派来了陆军2000人，外加战列舰和驱逐舰各一艘配合日军对德国作战。

尽管8月23日已经宣战，但直到8月27日，日本舰队才开始出动封锁青岛港。由于很清楚青岛根本没有守住的可能，此前由施佩海军上将指挥的德国远东舰队主力装甲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都已离开胶州湾，在浩瀚的大洋上开始了“破交战”，留在青岛的只有两艘轻巡洋舰和一些可以忽略的小炮艇、鱼雷艇，陆上兵力也只有海军陆战队700人和陆军3000余人。两相对比，强弱分明，战事未开，胜负已定。日军甚至在出发前就已经给德国士兵准备好了战俘营。

1914年8月27日，到达青岛附近海域，日本第二舰队迅速封锁了青岛海面。陆军第十八师团在师团长神尾光臣中将的带领下，于9月2日驶抵龙口附近海域，次日开始登陆。奇怪的是，以德军为攻击目标的登陆日军，不是直指青岛而去，而是沿山东铁路西进，欲扩大占领区的意图昭然若揭。尽管此前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中立，划定山东半岛潍县以东为特别行军区域，允许日本军队通行，但日军根本置之不理。袁世凯政府对于日军超过划定“作战区”一再交涉，提出抗议，皆无结果。日军先头部队山田支队先后占据黄县、莱州、平度、胶州等地，直抵即墨，随后沿胶济铁路向潍县以西进犯。十八师团主力登陆后，于9月19日到达即墨，崛内支队于9月18日开始在崂山仰口湾登陆。9月23日，英军两个营也在崂山湾登陆。9月26日，西进的金泽支队占领潍县车站，控制了胶济铁路。日、英联军完成了对青岛德军的包围。

10月31日，日、英联军对德国守军发起了总攻击，战斗持续了6个昼夜。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电令德国青岛守军，坚守“战至最后一人”。11月6日，德军弹药全部告罄，日军攻占了德军中央阵地。11月7日，德军残部挂白旗宣告投降。11月10日，神尾光臣中将与德国胶州总督华尔德举行了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移让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远东的唯一战役，就此结束。

这是一场几乎被遗忘的战斗，也许意义仅仅在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罪恶源的德国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曾经互掐过脖子。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和德军都开始在战斗中使用飞机。德国人只有一架用于侦察的飞机，而日本人将一艘在日俄战争中缴获的商船“若宫丸”改造成了水上飞机母舰，四架飞机除了侦察，还参与对德军阵地和舰艇的轰炸。这应该算是日本航空兵的处女秀吧。

日本以对德作战为借口占领了山东半岛。1914年11月18日，北洋政府向日本提出日本军队从中国撤军的要求，日本根本不予理睬。1915年1月7日，北洋政府第二次提出撤军要求。日本不但没有撤兵，反而不断地往山东增派兵员。攻占山东并不是日本参战的最终目的，小小的山东半岛也无法满足日本人的大胃口。前文提到的“特工英雄”明石元二郎这时候已经升任陆军参谋次长，他在写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中就说道：“胶州湾问题不过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而已。”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拜访了袁世凯，递交了名为“二十一条”的秘密文件，要求北洋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其中第五条尤其关键，要求在中国政府的军事与财政部门设日本顾问、日中合办中国警察、日本垄断中国军队的武器供应等，企图将中国全国的军队、警察、财政置于日本人的控制和支配之下。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作为一个保护国来对待。如果答应这些条件，中国就如之前的朝鲜一样，逐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最终被吞并。当这个条约摆在袁世凯面前时，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后来如此描述，袁世凯对日本顾问“以颇为愤慨的语气说道，日本应以平等友邦对待中国，为何常待之如猪狗、如奴隶”。

乱世枭雄袁世凯也有自己的办法，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前李鸿章大人的“以夷制夷”。他让外交部参事顾维钧故意将日本要求严加保密的内容透露给西方各国，得到消息的美、英、法对日本此举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不过日本很清楚，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根本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干预此事，所提的抗议也不过是吆喝吆喝而已，因此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甚至变本加厉地以武力相威胁。中国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对外求助无门的北洋政府也竭力据理力争。在日本大兵压境、求助西方列强未果的情况下，最终，北洋政府被迫在1915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第一条至第四条的要求，即后来的“民四条约”。双方于5月25日完成签字。悲愤交加的袁世凯下令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是为“五九国耻”。一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民四条约”中的特权才被彻底废除。

解决了驻山东的德军之后，日本打着应英国邀请的旗号先后组建了“第一南遣支队”和“第二南遣支队”，名义上是对付战争开始从青岛逃跑，进行破交战的德国远东舰队主力，保护从澳大利亚通往欧洲的交通线，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真正的目标是德国位于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早在战前，日本就针对“南洋诸岛”进行了充分的军事、经济调查工作。自1918年8月开始，在西太平洋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海军仅用了不到两个月，就以几乎和平接收的方式占领了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地方都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双方角力的主战场。

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军事、政治与经济扩张紧密配合。在占领这些岛屿后，日本立即在当地设立统治机构并大批移民。1922年，国际联盟将这些岛屿交由日本“托管”，日本政府随即在当地设立了“南洋厅”，还成立了“南洋兴发株式会社”。到20世纪30年代，当地居住的日本人已超过10万人。

需要提出的是，这些当时看似不很起眼的群岛在军事上意义重大，对于日本来说，意味着防御圈的突然扩大，也意味着进攻出发点的前移。这些群岛正好位于美国从夏威夷到关岛再到菲律宾连接线路的两侧。两个历史上很有名的大人物对此都有充分的警觉，海军战略家马汉告诉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长助理小罗斯福，日本占领德属岛屿将意味着他们在中太平洋取得了战略优势。

战争开始后，由于欧洲战场压力日益沉重，英、法、俄等协约国多次要求日本派遣陆军加入欧洲战场。日本对欧洲战场“绞肉机”般的残酷早已心知肚明，始终不愿直接派陆军助战。这种光说不练的做法，引起了英、法等国的强烈不满。

由于英、日之间的同盟关系，战争开始之后，英国海军部就向日本租借了大量商船，用于从远东或澳大利亚向欧洲运送部队、物资和中国劳工。为了缓和与盟友的关系，日本还向印度洋派遣了一支小型舰队为英、法等国的商船队护航，但一般只护送到苏禄海或者荷属东印度一带，最远到过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和南非。英国多次请求日本扩大护航范围，向大西洋和地中海派出主力舰队，日本同样没有答应。1916年年底，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杰里科海军上将在写给贝蒂海军上将的信中曾经说：“由于日本和美国互相憎恶，日本海军把主力部队都留在太平洋向美国示威，因此开战以来，日本海军对英国海军的帮助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

1917年之后，德国对外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给英国的航运造成了致命打击。杰里科海军上将向日本提出了租借“金刚”号和“比叡”号战列舰的请求，遭到日本断然拒绝。但应英国请求，日本海军开始前往地中海、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等区域对协约国的船队进行护航。至战争结束时，日本护航舰队共护送了788艘协约国船只，人员约70万人。日本海军在欧洲海域一直待到1919年5月才回国。英国马耳他总督曼瑟恩勋爵在送别日本舰队的欢送仪式上甚至高喊：“愿上帝保佑这段鲜血凝结的友谊！”可惜短短20年后，这鲜血凝结的“友谊”就化作刻骨铭心的“仇恨”。

在远东发生的另一件事，就是“西伯利亚干涉”。1917年11月，俄共夺取了政权，第二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退出战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红色布尔什维克政权，西方列强肯定要加以干预。英国与法国决定武装干涉苏俄革命，支援俄国白军重新夺回政权，以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由于深陷西线战场无力顾及远东，英、法积极拉拢美、日等协约国成员派遣军队干涉俄国。

1918年8月，由美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以及中国北洋政府联合派出的协约国军队开始在海参崴登陆。相比于其他国家装装样子派出的几百或数千人，日本竟然派遣了7万军队参加此次行动，数量之多，令其他协约国大惊失色。到1918年11月，日军控制了俄国远东所有港口以及西伯利亚铁路自赤塔以东的沿线城镇，扶持沙俄将军谢苗诺夫组成了“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0年6月，美、英等国军队陆续由海参崴撤出，就剩下日军依然赖着不走。1920年11月，日本扶持的谢苗诺夫傀儡政权倒台，日本转而继续支持在阿穆尔河到太平洋沿岸的阿穆尔沿岸临时政府。随着苏俄红军的进攻，以及英、美对日本觊觎西伯利亚的担忧，同时迫于战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日军只好在1922年10月全部撤走，同月，苏俄红军收复海参崴。

在这次干涉西伯利亚的过程中，日军有5000人阵亡或病亡，战争成本达到了9亿日元。最后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可谓得不偿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将俘虏的几十万关东军统统拉到这片荒野上，结结实实干了多年的苦工，也算是日军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中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战争期间，北洋政府多次提出参战请求，甚至表示愿意提供5万兵力与协约国一起围攻青岛，欲借机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然而请求遭到英国的拒绝。日本更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因为这将妨碍日本攻占青岛，进而控制山东的图谋。在英国的反对和日本的威逼蒙蔽下，加之云南爆发护国运动，袁世凯急于安内，也就不再考虑参战问题。后来中国多次要求参战，都因日本的坚决反对未果。

1917年，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也受到了威胁。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看到参战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借机于2月3日与德国断交，并于4月6日对德宣战。美国还号召“中立国和美国采取同一行动”，有钱人说话就是不一样，于是，出来助拳的国家争先恐后涌现，中国、巴西、希腊、古巴等12个国家先后加入了协约国阵营。

其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多次拜访黎元洪和段祺瑞，说服中国和德国断交并希望采取一致行动。这次日本态度大变，竟然大力催促中国与德国断交参战。其主要原因是袁世凯已经去世，中国政府实际上掌握在亲日派的段祺瑞手中。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可以通过段祺瑞增强其在华势力。再者，日本之前已经获得西方列强的许诺，由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赞成中国参战可以换取列强对此事的进一步承认。

1917年8月14日，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9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宣布愿意派兵到法国参战。由于日本没有向欧洲战场派去一兵一卒，因此也不想让中国派兵抢了风头。在日本的极力阻挠下，中国最终没有能够派兵参战。

好歹人家日本还派了海军去护航，中国没有派出兵力，因此被称为“宣而不战”。协约国方面有人嘲讽中国“参战不力”，是“理论参战者”。日本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更是指责中国“未出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前后都成他说的了。

但中国确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做出过贡献。大战期间，英、法两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募工合同，14万来自天津、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地的中国劳工被派往欧洲，从事后勤、建筑工事、清理道路、修建桥梁、抢救伤患等工作。后来大战变成堑壕战之后，他们开始协助挖掘壕沟，有名有姓死在战场上的华工就有9900人，总计有20000多人死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此外，中国还为协约国送去了大批的粮食和物资，这些难道就不算贡献吗？从后来巴黎和会的结果而言，中国并没有获得战胜国应有的尊重和待遇，是一个屈辱的参战国和战胜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就结果而言，美、日都称得上大赢家。美国1907年到1911年的国民收入只有289亿美元，到了1917年到1921年就猛增到703亿美元。1914年，美国与协约国的贸易额只有8.25亿美元，仅仅两年之后的1916年就攀升到32.14亿美元。战前美国还有3.2亿美元的对外债务，战后却一举拥有了100亿美元的债权，全世界共有20多个国家欠下了美国的债务。战后的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对外投资也从1913年约20亿美元增加到1930年150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大为增加，从1913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1921年的25亿美元，到1930年更增加到45亿美元，世界黄金储备的40％都到了美国人手里。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转向纽约，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英镑地位下降。大战也促进了美国国内工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军工业发展极快。美国作为世界新霸主的雏形已经初步显现。

日本无疑也是获利者之一。由于欧洲处于战火之中，使得欧洲各国原来输往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品几乎完全被日本取代，等于日本借机抢占了市场。同时，日本还拿到了来自欧洲交战各国的大批军需品和生活品订单，出口量大增。1914年，日本的出口额还不到12亿日元，到了战争结束之后的1919年就猛增到43亿日元。黄金储备也从1912年的3.5亿日元增加到1919年的20亿日元。日本从战前一个12亿日元的债务国一下子成为一个28亿日元的债权国。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真正成为一个工业国，正式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

大洋彼岸的两大新兴暴发户都互相盯住了对方。

战争打完了，打赢的一方肯定要在一起开个会总结庆祝一下，顺便批评和教育一下打败的，制裁和罚款那更是不在话下。在随后召开的分赃会——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要求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就一般法理而言，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战胜国收回原本就属于自己而被战败国在之前抢走的东西乃天经地义，但由于日本的野心和强烈反对，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复杂起来。

英、法、意主张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美国却不赞同，提出暂交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这一提议遭到了日本的断然拒绝，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最后被否决，国内由此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代表最终没有敢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讨论的只是欧洲的有关问题，为协调各国在亚太地区的未解决矛盾，才有了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到了那次会议才得到解决。

经济大佬美国早就想尽可能多地参与一些国际事务，但实际上主宰巴黎和会的主要是英、法两国。论经济能力，美国早已是世界第一，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还略显稚嫩。海军没有英国强，陆军没有法国强，以前不爱管事，真该管事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管。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法对美国这个新来的暴发户处处排挤，这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在会议上，美国方面无论是总统威尔逊本人，还是其他代表团成员，都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主张。在中国的要求被大会拒绝以后，美方代表团曾经全体离场以示抗议。当时中国因此一度对美国颇有好感，威尔逊总统也因此成为当时国人比较敬佩的“世界大人物”之一。在中国进步青年当中，威尔逊的威望仅次于列宁。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个今后要多次提到的名词“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在巴黎和会上宣布成立的。组建这一国际组织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这真是一个办好事的机构呀！美国总统威尔逊是成立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由于当时美国“领导世界”的霸主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在与英、法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失败，1920年1月19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及《国际联盟盟约》，美国最终并未加入国际联盟。所以，实际上国际联盟为英、法所操纵。

国际联盟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中国于1920年6月29日宣布加入国际联盟。虽然在鼎盛时期国联成员国曾达到58个，但在其存在的26年中，基本没有发挥什么明显的作用，到最后形同虚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终于被今天的联合国取代。1946年4月18日，国际联盟解散，其所有财产和档案移交联合国。

简单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大元凶国家在国际联盟中的出色表现。

日本作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由于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受到谴责，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意大利也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后来同样因为侵略埃塞俄比亚受到谴责，1937年12月12日宣布退出。德国于1926年9月8日加入国联，后英、法要求其限制军备，引起希特勒强烈不满，德国于1933年9月19日退出。

前面出场的德、意、日，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阵容的三大主力选手。这三家好歹还算主动退出的，还有一位仁兄的结局更出人意外。苏联于1934年9月18日加入国际联盟，后因攻入波兰，于1939年12月14日被开除。

小时候在老家读书，经常和小伙伴争论谁的官最大。有人说俺是公社书记，有人马上说俺是县长，接着就是省长、国家主席，当时老酒来了一句“俺是联合国主席”，所有的人都闭嘴。联合国主席多厉害呀，谁都得听他的。不过后来懂事了才知道，联合国根本没什么主席，只有秘书长。这个秘书长说话也基本没人听。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会费都收不上来。

华盛顿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表面看，和平已姗姗来到，但世界并没有因此风平浪静。随之而来的，就是列强各国为角逐海上霸权所掀起的军备竞赛。美、英、日三国在这场如火如荼的竞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憋了一肚子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军事实力还没有达到“会当凌绝顶”的地步。美洲大陆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东西拱卫，在美洲又没有谁敢打美国的坏主意，因此美国决定率先发展海军，其仰仗的就是自己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早在1916年8月，美国威尔逊总统就宣布，在3年内建造10艘超级无畏舰和6艘战列巡洋舰，打造一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造舰计划。此举也等于向世界海军霸主大英帝国发出了挑战书。威尔逊曾经这样说：“我想再去参加和平会议时，往口袋里塞进所有能装下的武器以赢得公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大消耗的大英帝国，此时已经是力不从心。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世界老大当然丢不起面子，英国立即不甘示弱地提出，要建造4艘超级战列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话说得似乎铿锵有力，但底气已明显不足。此时的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辉煌不再，再也不敢提保持海军的“两强”（即海军力量要超过排名第二、第三之和）优势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样发了横财的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也雄心勃勃地大力推进早已制订的“八八舰队”计划，即建立以八艘战列舰和八艘装甲巡洋舰（后改为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强大舰队，还提出主力舰每八年要更新一次。

有红花也就会有绿叶，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竞赛行列。一时间，各大海军强国的造船厂内叮叮当当、人声鼎沸，好一派繁忙景象。大家你造一艘，我造两艘，从大西洋、地中海到太平洋，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军备大战悄然兴起并愈演愈烈。

牛好吹，活难干。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发杆枪就能上阵，水兵的脚下是甲板不是陆地。一定程度上说，打造海军跟烧钱差不多。时隔不久，大家都逐渐尝到了军备竞赛的苦头。伴随着一艘艘战舰的下水，各国的军费开支陡然大增，财政纷纷捉襟见肘。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折腾得财力匮乏的英国首先就奉陪不起，现在硬撑着加入军备竞赛真是苦不堪言。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但国力最弱的日本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为了实施“八八舰队”计划，对海军的拨款已占到了整个国家预算的1/3以上。美国虽然财大气粗一点，但要真正压倒英、日也绝非易事。况且作为民主国家，来自国内民众的反军备压力巨大。列强的军备竞赛逐渐陷入了困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1921年7月，美国总统沃伦·哈定正式向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国发出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邀请，会议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限制海军军备；二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的秩序问题。为此，除由九国代表参加的大会外，还设立了由美、英、日、法、意五国组成的“缩减军备委员会”和由九国组成的“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委员会”。看上去，来的国家不少，真正说了算的不多。会议实际上是在美、英、日三国的操纵下进行的。

参会各国为了在会议上争得对己有利的条件，可谓煞费苦心。前文提到，日本1907年出台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除了将美国作为假想敌和打造“八八舰队”两项主要内容，还有一项就是：在战略上按照美国海军70％的标准保持实力。

有关日本海军必须保持在美国水平70％这一数据，是1907年由日本海军两大战略家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一计算的前提是，入侵的敌军舰队需要比日军的防守舰队拥有至少50％的优势，才有可能打赢战争。如果日本海军有美国70％的实力，相应地也就是美国有日本143％的实力，美国就不能确保对日本进行一次成功的进攻。如果日本只有美国60％的实力，则相应地，美国就有对日本166％的优势。日军如果按照70％的比例和美国开战，秋山认为日军获胜的概率在50％左右。佐藤则稍稍乐观一些，他认为日军稍占上风。综合结论是没有70％就没有绝对的安全。也就是说，60％和70％之间，仅仅是10％的差异将决定未来战争的最后胜负。

这一理念逐渐成为日本海军的共识：70％是最低安全指标，攻不足则守有余。为了验证这一数据，日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进行了无数次的兵棋推演和海上操练。我们之后多次要提到兵棋推演。1902年，秋山真之到海军大学任教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入美国先进的“兵棋推演”。可以说，70％这个数字折磨了日本海军足足30年之久，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

但这个70％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军的进攻必须从珍珠港出发。如果美国在关岛和菲律宾建成了大型海军基地的话，这个70％对于日本就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大洋彼岸那个最伟大的海军战略家、秋山真之的恩师马汉也认为，菲律宾距离珍珠港是3000英里，如果美国舰队从珍珠港出发，途中受到磨损、船底污泥、沿途敌人的侵扰、官兵士气不断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每前进1000英里，战斗力就会下降10％。等到了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就只剩下70％的战斗力和日本交锋，只能有“成败参半的机会”。高手不愧为高手，师徒也可谓是心灵相通，隔那么远都能想到一起。

日本对于华盛顿会议的准备，从1919年6月就已经开始，其主导者就是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海军大将。大家可能还有印象，他就是日俄战争时联合舰队的参谋长，关键时候曾经带领参谋把受伤的东乡平八郎抬进司令塔内。我们之后称为“大加藤”。从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开始，直到他担任首相的5届内阁，共7年10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或兼任海军大臣，时间之长，在历史上居第二位，仅次于斋藤实海军大将。难得的是，大加藤被誉为日本海军中最杰出的“将军政治家”，后来甚至被日本史学家称为海军中唯一的政治家。英国人也称他为“一个领先于世界的政治家”。

大加藤深知日本国力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作为“八八舰队”的主要倡导者，视野开阔的大加藤综合考虑了经济、政治、外交关系等诸多因素以及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现实需要，希望能够停止危险的军备竞赛，以此避免将来可能与美国的战争。作为一名温和派的海军官员，在接到美国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通知时，头脑清醒的大加藤认为这不啻一个“天赐良机”。

大加藤是幸运的，他得到了内阁首相的全力支持。当时任首相的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原敬成功地以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政治，他主政的年代成为日本“大正民主”的象征。原敬认为在战后国际社会中，与英、美特别是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他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日、美、英三国进行合作对国家的将来极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与美国关系疏远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为了减少与欧美各国间的摩擦，他把日中友好作为对华的基本政策，甚至表露出归还山东权益的意愿。考虑到日本的财政状况，始终坚持“政治应高于军事”的原敬认为大规模扩军是无益的，美国总统哈定呼吁召开裁军会议，正好给了原敬一个很好的台阶。

原敬当即对美国提出的裁军提案表示欢迎，同时认为，只有从海军实力派人物加藤友三郎出马才能说服海军方面接受可能签订的条约。由于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原敬首相肯定会无条件地支持大加藤。会前，原敬曾经向大加藤承诺，让他不要受任何国内政治派别的影响。可惜的是，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一周的11月4日下午19点多，原敬在东京火车站被铁路搬岔工中冈艮一刺杀，成为明治维新之后第一位被暗杀的首相。不辱使命的大加藤最后顶着巨大的压力完成了条约的签订，出色地完成了原敬交给的任务，也算告慰了原敬的在天之灵。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原敬和大加藤那样的觉悟。日本代表团的首席海军顾问就是海军大学校长加藤宽治海军中将，我们之后称之为“小加藤”。小加藤是“海兵”第十六期的首席，日本海军中首屈一指的炮术专家。作为一个纯粹的海军军官，小加藤强烈反对缩减军备。尽管当时职位并不太高，但小加藤代表的却是海军内部人数众多的反裁军队伍。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加藤、小加藤分别代表了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

纯粹从军事角度看待日本国防问题的小加藤素以强硬著称。曾经有人这样形容他，“他不是那种会耐心等柿子熟透掉下来，而是等不到柿子成熟就会一竿子打下来的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上武士”。与大加藤的理性和冷静相比，小加藤可谓是性情中人。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说小加藤是一个“头脑简单和冲动的人”，铃木贯太郎对小加藤的评价更绝，“任性、冲动、很难对付”。小加藤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军人干政”的危害性。后来的历史证实，正是这个莽夫用2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日本海军一步一步地带到了珍珠港。

能有如此“作为”的小加藤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他认为：“日美海军为争夺太平洋的支配权，以及日美两国围绕‘中国宝库’引发的经济战，必然最后导致日美海军之间的争霸战，而持久战对日本是不利的。美国工业实力雄厚，平时没必要保持庞大的军备，即使使用与日本同等或劣等的常备兵力，仍能在战争爆发后及时扩大生产扩充舰队来保持安全。而像日本这样在资源和工业上都居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平时不拥有强大的常备兵力，一旦危急就会无所依靠。”小加藤对70％立场的坚持已经超越了军事层面，其根源在于其“军备平等”和“国家荣誉”的概念。他声称，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本应享有与美国同等的军备，保持70％已是最大的让步，这已经损害了日本的“国格”。

1921年11月12日，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独立纪念馆，继巴黎和会之后又一次规范国际秩序的华盛顿会议胜利召开。近千名来宾济济一堂，各国代表、顾问、外国使节太太、国会议员和其他客人挤满了包厢。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举行的最大规格的外交会议。

为了渲染和平气氛，会场内装饰了许多棕榈叶，摆设了“U”字形的会议桌，桌上覆盖着绿色的台布。大会选举美国首席代表、国务卿休斯为大会主席，美国海军的首席顾问就是当时只有39岁的海军部长助理，后来的总统罗斯福。此时的罗斯福并不显山露水。

会议开幕第一天，美国就先发制人，国务卿休斯率先抛出了一个早已谋划好的有利于美国的限制海军军备方案：

一、一个为期10年的“海军假日”，所有国家停止建造主力舰；

二、以主力舰总吨位为标准计算海军实力，确定各国的比例，美、英两国的主力舰各为50万吨，日本30万吨，即5∶5∶3，辅助舰则参照主力舰的规定比例；

三、按照立即停建的原则，列出拆除舰只的详细名单和计划。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用这个方案确立对日本的海军优势，同时分享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

休斯的发言“一石激起千重浪”。据英国记者沙利文报道，当休斯提到英国应停止建造“乔治五世号”主力舰时，英国代表、海军上将贝蒂勋爵“在靠椅上向前一趴，活像一只躺在门口太阳下打盹儿的猛犬被一个粗鲁的过路人狠踢了一脚似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科洛内尔·雷平顿写道：“休斯先生在35分钟内击沉的军舰，要比全世界的海军将领几个世纪中所击沉的军舰还要多。”

美国海军部长助理小罗斯福一直在悄悄观察大加藤的表情。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大加藤“直视前方，脸上一动不动”。

脸不动不一定表明就赞成，美国的方案立即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11月28日，日本政府提出三个方案，密电指示日方代表在会上讨价还价。首先提出第一案，争取英、美同日本的主力舰比例为10∶10∶7，也就是前面提到的70％。如不行，则提出10∶10∶6.5的第二案，倘必须退至10∶10∶6第三案时，则要求各国保持“维持太平洋防务现状”。

日本这一密电被美国情报部门破译。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谈判时的尴尬角色，这次落到了大加藤头上。由于已经对日本的企图和底线了如指掌，11月30日，大加藤正式向大会提出10∶10∶7的要求时，立即遭到美国的断然拒绝。美国代表声称，如果日本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愿妥协的话，那么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用造四艘来回答，反正老子有的是钱。美国甚至威胁日本，如果会议达不成一致意见，美国将开始大规模的造舰计划，在五年之内日本海军力量将会远远低于美国的60％。

作为反击，12月2日，大加藤向休斯提出在夏威夷、关岛、菲律宾停止建设海军基地。休斯立即排除了夏威夷，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放弃的，同时认为“保持关岛和菲律宾的现状没有问题”。12月6日，英国首席代表亚瑟·贝尔福向日本提出了妥协案：日本接受10∶10∶6的比例，英国则不在西太平洋建设和加强海军基地，如香港等。对于英国的提议，美国随后也表示接受。

大加藤认为，英国是支持美国的，自己原来的盟友已经倒向了美国人。如果把同人种同语言的英、美算作亲兄弟的话，那黄种人的日本最多只能算是远房表弟而已。这样日本在与英、美的对抗中完全陷入了孤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2月15日，美、英、日三方达成了有关主力舰的协定，确定日本与英、美的主力舰比例为6∶10∶10。

美、英达到了限制日本海军力量的目的。作为对日本的让步，大家规定了美、英、日三国要维持太平洋西部区域海军基地现状，美、英承诺在该区域不再建设新的海军基地。每个国家对这条禁令都有例外。美国能加强它的本土基地、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包括阿留申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关岛被禁止加强或扩大超出签字日现存的规模。英国被允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造基地设防，但不包括香港。日本也同意在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上不设防。这一举措实质上承认了日本帝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区域统治地位。

关于不设防的条款意味着美、英不能在距日本本土5000公里以内新建或加强海军基地，特别是限制了美国在菲律宾和关岛加强防务，导致菲律宾和关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初就被日军占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雷斯特德曾经这样说，“从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海军在心理和物质上都出现了累累伤痕”。

红花唱完了戏，轮到绿叶登场。美、英、日三强主力舰比例刚刚敲定，法国和意大利又开始漫天要起价来，要求拥有超过日本标准的35万吨主力舰。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总算是打了个对折，可以拥有17.5万吨。

摆平了主力舰，海军五强又在限制潜艇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英国最忌怕别人的潜艇，英伦三岛所需的大量物资全靠海外供应，仅粮食一项就有超过60％依靠进口，保证海运的畅通极为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已经成为英国人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因此英国主张完全禁止潜艇。法国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声称如果不准海军弱国使用潜艇，就等于是把它们交给海军强国任意宰割，要求不应对潜艇做任何限制。

一方要求完全限制，一方要求全部放开，于是争吵再次展开。最怕法国独霸欧洲的英国代表气势汹汹地说：“英国决不能允许拥有80万陆军的法国再拥有头等的潜艇舰队！”法国代表反将一军：“如果英国愿意取消主力舰，那法国就同意立即取消潜艇。”这话基本相当于“你如果保证不吃饭，我绝对保证不吃肉”。

英国代表立即回击：“基地遍布世界各地的法国如果再拥有大量的潜艇，那对英国的威胁可能要比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大许多倍。”法国代表反唇相讥：“英国建造主力舰想必是为了打捞沙丁鱼？那么何不让可怜的法国也造几艘潜艇来研究研究海底植物呢？”美国见英、法“潜艇战”陷入僵局，赶紧出来打圆场。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限制潜艇问题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只好暂时搁置，以后再说。

经过近三个月的明争暗斗，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五国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国海军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强主力舰吨位比例为10∶10∶6∶3.5∶3.5。各国航空母舰吨位总量的限制是：英、美135000吨，日本81000吨，法、意各为60000吨。缔约各国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排水量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排水量超过10000吨的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406毫米，航空母舰、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炮口径不得超过203毫米。在西太平洋特定区域，美、英、日不能修建新的海军基地。

条约最后强调，十年内各缔约国不得动工建造新的主力舰，这就是史称的“海军十年假期”。

《五国海军条约》使得美国在未来和日本的战争中只能以夏威夷作为基地，在西太平洋向日本发起进攻变得十分困难。日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但显然也没有力量对美国进行跨洋攻击。之前签订的《四国条约》预先防止了英、美海军成为日本的对立面，这两个条约一道让日本海军成了远东水域的主宰者，这也算一个巨大的成功。

原敬被刺杀后，继任者是搞财务出身的高桥是清，高桥内阁批准缔结了华盛顿裁军协议。不过相比原敬而言，高桥的结局也好不了多少。曾经八次出任大藏大臣的高桥，由于竭力抑制军费开支，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在1935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杀。此乃后话，后文详叙。

华盛顿会议美国坐镇主场可谓取得了一次胜利。日本原来要求的比例在美、英的压力下只得屈从，肯定不那么舒服。英国也是失意者之一，被迫承认了美国与英国海军实力的平等地位，原来的一枝独秀变成了并驾齐驱。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对战后美国在全球势力的迅速膨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收获还远不止于此。除《五国海军条约》外，会议还签署了其他两个协议，分别是《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

《四国条约》由美、英、日、法四国于1921年12月13日正式签署。这一条约的关键点，在于拆散了自日俄战争开始之前就签订的《英日同盟》。对于日本来说，原来的“哥俩好”变成了“四季发财”，日本人吃了一个说都说不出来的哑巴亏。华盛顿会议之后，名义上日本似乎朋友多了，但是真正盟友英国的疏远，导致日本随后在国际关系上逐渐陷入了孤立的不利局面。

《九国公约》由与会国于1922年2月6日签署，其实质是确认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就山东问题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在尊重日本在该区域内既得利益前提下，恢复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前属德国人的煤矿由中、日合办，否定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这样，在巴黎没办成的事，美国在家门口办成了。

事实上，就国力而言，日本接受6∶10∶10的比例也属于现实的选择，日本政府包括军界一些头脑还算清醒的人士均持此观点。自1920年实施建造“八八舰队”计划以来，经济尚不发达的日本已暴露出国力难以承受的迹象。仅1921年度，政府拨给海军的费用就占国家总预算的1/3。如果再加上陆军的费用，总军费开支达到了国家预算的六成以上。日本代表团成员堀悌吉认为，“这一比例无论是从国际角度还是从国内经济角度上来说对日本都是合适的”。

这一比较现实的选择却遭到日本海军内部强硬派的激烈反对。以海军首席顾问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的小加藤，在会议期间就与大加藤有过无数次激烈的争吵，有时候，大小两加藤的辩论甚至通宵达旦。大加藤曾经回忆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他不时悄悄地留心小加藤所住的房间——他担心情绪激动的小加藤想不开而自杀。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小加藤真自杀了，对于日本倒真是一件大大的幸事。

在签署协议的那一天，痛苦万分的小加藤痛不欲生，掩面而泣，振臂高呼：“对美国的战争自今天开始，日本一定要对此进行报复！”即使回到国内，小加藤在见到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时，又禁不住失声痛哭。他沮丧地向元帅道歉，为自己没有完成70％的比例而羞愧难当。此时东乡应该还属于“条约派”，60％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是因为大加藤事先得到了东乡的支持。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加藤，东乡只好安慰道：“该条约没有限制演习，对吧？”

小加藤回国后，发表了坚决反对会议决议的观点，得到了海军中众多少壮派军官的支持。很多日本年轻军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把日本当作忠实的看门狗对待，战后在华盛顿会议上很快抛弃日本，投入了美国的怀抱，简直是猪狗不如，美、英那就是狼狈为奸。在他们的心目中，仇恨英、美的情绪开始逐渐滋生，蔓延。

这样，华盛顿会议就产生了一个副产品，日本海军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反对扩军备战赞成华盛顿条约的“条约派”，以及赞成扩军反对条约的“舰队派”。

大加藤是“条约派”的总瓢把子，他的支持者大部分在海军省，也就是被称为擅长行政工作，掌握着海军省要职的“案头官吏”。他们是赞同停止军备竞赛的稳健派，这一派别最后的思想变成了反对和美军开战。按照通俗的解释，他们属于“军政派”“鸽派”“亲英美派”或者“理智派”，后文按照通常的说法，称为“条约派”。在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后的一段时期，“条约派”稍占上风。但随着大加藤的去世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深入，“条约派”日渐式微，在海军中沦落为绝对孤立的少数派。大加藤的思想遗产传承到战前，已经变成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斗士在苦苦支撑，其中最杰出的，就是号称反对对美开战的“三驾马车”——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他们处境险恶，连高为海军次官的山本五十六都时刻面临被刺杀的危险。无奈之下，米内光政只好让他到联合舰队任职，这才有了之后的奇袭珍珠港之役。

以小加藤为首的反对华盛顿条约的一帮人，被统称为“舰队派”，大部分是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的少壮派军官。与“条约派”相反，他们认为日本迟早要和英、美作战，反对限制军备条约。相对应的解释就是“军令派”“鹰派”“反英美派”“激进派”，后文统称为“舰队派”。当时还是年轻少壮军官的南云忠一、山口多闻等，都属于这一派别。

并不是所有海军省的官员都属于“条约派”。曾经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是地地道道的“舰队派”，还组织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曾经的军令部部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铃木贯太郎，军令部次长、后来开战前美日谈判的“和平大使”野村吉三郎，就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派”。对于某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生变化。华盛顿会议之时，东乡平八郎就是赞成签约的“条约派”，之后由于受到小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的影响，逐渐成为“舰队派”的幕后中坚人物。还有一位大家更熟悉的，伦敦会议之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坚定的“舰队派”，为此差点打了赞成签约的大藏省官员、理财圣手贺屋兴宣耳光。但之后受到好友“条约派”的堀悌吉的影响，深具战略眼光的山本逐渐转变为铁杆的“条约派”。

可以说，目前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才刚刚形成。在1930年的伦敦会议之时，两派之间开始变得界限分明，两派的决战将因为伦敦条约而爆发。

原敬遇刺身亡后，接任的高桥是清首相很快辞职，多年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海军内享有很高威望的大加藤接任了首相并继续兼任海军大臣。大加藤立即按照华盛顿条约的约定，大幅度削减海军预算。日本海军预算占国家预算的比例，1921年是31.6％，1922年降为26.5％，到1923年更降至20.01％，1924年就到了15.8％。此后一直在15％左右的水平徘徊，一直到1933年才攀升至17.4％，1934年之后都超过了20％。预算减少使得国家财政避免了破产。

日本海军中止了6艘主力舰的建造。包括1700名中高级军官和超过5800名士兵被裁减，14000名海军相关工人失去了工作。当指定的战舰作为炮术和鱼雷训练的靶子被击沉时，那些曾经在舰上服役的军官和水兵含泪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当时军令部作战课的“舰队派”强硬分子高桥三吉海军大佐这样形容，“看到那些威风凛凛的高大战舰被我们自己动手击沉，广大官兵对英美的刻骨仇恨油然而生”。

即使作为“舰队派”的井上成美海军少佐也感到委屈，因为他很多的“海大”同学被迫离开了海军。1922年，“海大”的招生人数不到前一年的1/5，学校建议学生重返平民生活，趁回家过暑假的时候和父母商量此事。这对官兵的士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四名海军青年军官后来参加了1932年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他们都毕业于受到华盛顿会议影响的那一届，这绝对不是偶然。

陆军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军，从1923年（大正十二年）至1925年（大正十四年）共裁减了60000人，日本陆军著名的“宇垣军缩”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陆军很多部队还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的老武器。由于军费一再压缩，陆军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整个日本陆军的军官坐骑被削减到了10匹，以至于许多将官不得不徒步上下班。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里，日本陆军生产的弹药只能保证当年的训练演习，毫无库存。陆军士兵在演习时必须随手捡起地上的子弹壳，将其统一上交再送回兵工厂。这一习惯在陆军中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士兵在进攻中国军队时，仍时不时不由自主停下脚步，弯腰在地上捡起那些弹壳。

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并没有持续很久。出任首相的大加藤很快就被检查出患有大肠癌。1923年7月27日，加藤友三郎开完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倒下了，并于8月25日去世。大加藤死后，在重新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他倡导的不和美国作战的原则很快被否定，代之以小加藤与美国战争不可避免的方针。从此“舰队派”开始逐渐打压、驱逐“条约派”并成为日本海军的主流，最终将国家引向战争，引向毁灭。“条约派”的著名人物山梨胜之进海军大将曾经说：“如果加藤友三郎能够多活几年的话，日本很可能就不会陷入太平洋战争。”

根据日本帝国海军制订的“八八舰队”计划，日本最初作为“天城级”战列巡洋舰的二号舰已经于1920年12月在吴港海军船厂开工建造。由于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订，1922年2月5日，这艘舰被迫暂停建造。第二年，日本将这艘停建的战列巡洋舰改建成航空母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赤城”号。1928年12月10日，山本五十六海军大佐登上了这艘名舰，出任该舰第三任舰长。

同样道理，“加贺”号航空母舰也是华盛顿条约之后改建航空母舰的产物。它的出身比“赤城”号还要高贵，原始设计是一艘战列舰。“加贺”号可谓命运多舛，这艘根据华盛顿条约被迫停工的战列舰本来是准备解体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挽救了它。原来准备改造为航母的“天城”号因地震龙骨扭曲而报废，“加贺”号因此死里逃生，被免于解体并顶替了“天城”号，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叱咤风云的名舰之一。

你改我也改。美国同样根据条约，将1920年已经陆续开工的战舰进行改造，两艘进度最快的战列巡洋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分别改建成航空母舰，舷号为CV-2和CV-3。它们都成为开战之初美国海军的核心打击力量。

顺便说一下，CV-1的光辉排名并不属于什么名舰。它是美国的第一艘航母“兰利”号，1942年2月27日在支援东南亚盟军作战时受到日机攻击失去动力，后被护航的驱逐舰自行击沉。

伦敦裁军会议

前文说到，华盛顿会议规定了“海军五强”主力舰的比例，但并没有解决辅助舰的比例问题，这给各国加剧军备竞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会后，各国立即剑走偏锋，竞相投入到建造辅助舰的军备竞赛当中。到1927年，各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包括英国289艘合计610000吨、美国350艘513000吨、日本179艘347000吨、法国113艘225000吨、意大利75艘131000吨。不让养老虎，那养一群狼也行，关键时候也管用。辅助舰的无序扩张增加了各国海军军费在预算中的比例，加重了各国的财政负担。

正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1927年2月10日，美国总统柯立芝邀请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到日内瓦再次召开海军会议，商讨限制辅助舰的军控问题。由于法国和意大利拒绝参加，只派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使得原来的“五魁首”变成了实际上的“三国演义”。

此时的日本首相是若礼次郎，若内阁任命海军大将斋藤实为全权代表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会议上，日本仍然坚持的70％原则当然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联合反对。可笑的是，日本的问题还没解决，美国、英国俩亲兄弟先打起来了。英国在全球拥有众多的殖民地，海军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只需要大量的轻巡洋舰就能满足实际需要。而美国海外基地很少，需要能够做长距离跨洋航行的重巡洋舰，美、英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由于双方都拒绝妥协，最终不欢而散，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对于日本来说，在日内瓦至少勉强坚持了加藤友三郎的思想。

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大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和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2％，企业大批破产导致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主要国家的生产退回到20世纪初或19世纪末的水平，经济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就强调了军备缩减的必要性。同年6月，英国也由以亲美政策与实现军备缩减为选举纲领的麦克唐纳组阁。在日内瓦互不相让吵得一塌糊涂的英、美，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有着共同美好愿望的两国很快就达成了双方均等的协定。在此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0月7日由外交大臣亨德森向日、美、法、意四国发出关于在伦敦召开限制海军军备裁军会议的邀请函。接到邀请函之后，各国相继表示愿意参加伦敦海军会议。

1929年11月，日本参加伦敦会议的代表团正式宣告成立，带队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前首相若礼次郎。这个代表团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如山本五十六、丰田贞次郎、山口多闻、木村兵太郎、贺屋兴宣等人。尽管此时他们还只是跑龙套的匪兵甲，但都会在正场的太平洋战争中成为主角。

早在1929年6月28日，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就得到了内阁关于伦敦谈判的“三原则”：一是水面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70％；二是在10000吨级、主炮口径203毫米的重巡洋舰上也必须达到美国的70％；三是潜艇保持现有的78000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日本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和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就分别与美英双方就上述“三原则”进行磋商。前线传来的都是令人失望的消息。两位大使说，如果坚持上述原则不动摇的话，会议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彻底决裂。

加藤宽治现在已经去掉“小”字，升级为加藤，这时候已经荣升为海军军令部部长，职位的升迁使得加藤比以前更为强硬。1929年11月28日，他找到了当时的首相浜口雄幸，提出即使70％的比例也是不够的，这是事关海军和国家生死的底线，是“经历过无以言表的刻苦训练的海军士气之维系”，加藤强调日本即使退出条约，也比放弃70％好。之前的11月26日，加藤告诉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畑俊六少将，“甘冒放弃军令部部长的位置，也要坚持70％的比例要求”。加藤还抬出了一尊“神”，他告诉浜口首相和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已经83岁的东乡元帅是支持70％的。由于受到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等“舰队派”关键人物的影响，东乡已经逐渐由“条约派”转化为“舰队派”。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形势下，日本经济也同样举步维艰。此时的日本首相是作风雷厉风行、外号“雄狮首相”的浜口雄幸。浜口首相的首要任务就是财政紧缩和加强与英、美的合作，以图尽快改善经济状况。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缔结一项海军协议。浜口选择了曾两次担任大藏大臣、一次担任首相的若礼次郎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作为强有力的文官领袖，若之前就是华盛顿条约的忠实支持者。在即将到来的伦敦会议上，他认为“毫不妥协地坚持70％的比例是不明智的”。除了若为全权代表外，海军大臣财部彪、驻英大使松平恒雄、驻比利时大使永井松三也都是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最高海军顾问是“舰队派”的安保清种，排名第二的就是山本五十六，此时的山本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舰队派”。

日本庞大的代表团怀揣着政府与海军共同制定的原则，于1929年11月30日从横滨启程，应美国之邀先行赴美。12月16日，若在白宫同美国总统胡佛举行了会谈，重申了日本对美国70％的要求。由于正式会议还没开，美国方面对此并没有进行答复。随后代表团一行于1929年12月27日到达英国伦敦。

1930年1月初，美国、法国、意大利各国代表团也相继来到。美国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首席代表、国务卿史汀生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辈子见过的美国派出参加国际会议的最大代表团。”之前在日内瓦，主要是由于海军军官的争吵，会议毫无结果，胡佛总统一气之下，没有让海军军官参加代表团，只是让他们辅助提供咨询，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的诚意。

用史汀生的话来形容这两个同样庞大的代表团的最大区别是，“日本代表团内部充满了矛盾和争议，而美国代表团是一个和谐一致的集体，每个人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

1930年1月21日，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在英国上院画廊正式召开，当天伦敦的大雾仿佛也预示着前途的不可预测。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各国不以私利为重，永久消除文化发展中的障碍。随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美国全权代表史汀生、日本全权代表若礼次郎以及法国、意大利的代表都发表了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的参会感言，冠冕堂皇的语言中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所有人的讲话中都没带任何数字，不过是纯粹的外交辞令而已。

日本按计划抛出的提案立即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美国坚持非主力舰的吨位比例应按照主力舰的比例执行。于是又出现了10年前在华盛顿会议上的6∶10与7∶10之争。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走进了死胡同的会议几次濒于破裂。

美国代表史汀生警告若，如果日本不接受美国60％的标准，美国将继续扩充海军。不仅如此，美、英还暗示，如果日本不遵守华盛顿会议确定的比例，美、英两国将组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式迫使日本就范。

2月20日，若发电报给政府，说明会议如果按这种情况继续开下去的话，必然导致决裂。政府回复主张绝不能使会议决裂，务必努力促使其成功。为了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日本代表松平恒雄和美国代表里德开始在会下进行协调，以期能找到新的突破口。这两个人最后提出了非官方的“里德—松平协议”，答应给予日本总吨位69.75％的比例。在重巡洋舰方面允许美国18艘，日本12艘，也就是60.2％。为了使日本满意，美国接受了一个复杂的安排，18艘重巡洋舰中的最后3艘，分别在1933年、1934年、1935年开工建造，也就是在1936年、1937年、1938年完工。因此，日本将在1935年达到72.2％、1936年达到67.8％、1937年达到63.8％、1938年达到62％的比例。不过日本已经拥有8艘重巡洋舰，还有4艘接近完工，也就是说，日本在之后不能再建造新的重巡洋舰，而美国还可以建造14艘。关于潜艇，双方都可以建造52700吨，这意味着日本不能建造新的潜艇来进行更新。到1936年，日本潜艇吨位将从78000吨减少到52700吨。里德强调，这是美国的底线。

若对两人达成的协议表示满意，他认为已经基本满足了日本70％的比例要求。至于潜艇，他认为美国同意和日本在数量上持平已经是“美国做了很大的让步”。若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政府的指令和意图，“所以我认为现在可以签署条约”，他发给国内的电报里说。

在日本内部，以“条约派”为主的海军省山梨胜之进、堀悌吉、野村吉三郎、左近司政三等人认为采取妥协态度是迫不得已，但以“舰队派”为主的军令部却坚决反对，以加藤宽治、伏见宫博恭王、末次信正为主的“舰队派”要求坚决抵制美国。理由是该案对日本的两大重点即重巡洋舰和潜艇极力加以限制，将来一旦对美作战，日本的潜艇最少也要达到78000吨。来往于国内和谈判现场的电报开始穿梭进行。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到“条约派”和“舰队派”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同为海军的他们分别使用不同的密码系统，禁止自己的意图被对方知晓，防自己超过了防美国人。

在3月25日举行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浜口雄幸首相声明政府已经决定不冒打破会议和重开军备竞赛的风险，从军事、外交和财政的角度出发接受美、英提出的意见。浜口雄幸指出，他主张接受该条约最大的理由，是财政方面的考虑。一旦会谈破裂，美国重启造舰计划引发的军备竞赛将使日本的财政趋于崩溃。他还强调，如果不和英、美合作，日本在国际上将更加孤立，在处理中国问题上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日本就会在国际关系和其他方面处于无法形容的尴尬境地。最后浜口说：“即便是我失去首相一职，即便是我会失去生命，这一决定也绝不可动摇。”不料想，浜口一语成谶。

面对来自“舰队派”的巨大压力，3月27日，浜口觐见了裕仁天皇。天皇“尽力达成协议以为世界和平之利益”的指示，让浜口激动不已。对海军而言，这是天皇第一次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促成一件事情。此外，支持浜口的还有属于温和派的三大巨头——元老西园寺公望、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甚至说，“如果没有侍从长的身份，我愿意亲自出马去说服加藤”。在后来的“二二六事件”中，海军中被叛军刺杀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斋藤实全是支持伦敦条约的温和派领袖。

政府准备签约的消息对于强硬派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得到消息的加藤宽治声称要自杀，沮丧的加藤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直日夜不安，很多时候想到了自杀，但是我必须鼓起勇气。日本就像被美国绑住了手脚然后扔进了监狱。”温和派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对此一针见血地讽刺道：“那些四处吆喝要自杀的人，没有几个最后能真正做到的。”

4月1日，来自东京的指示到了伦敦。前线的所有海军军官都几乎痛哭流涕。当大藏省代表贺屋兴宣强调财政需要限制军备时，山本五十六大叫：“贺屋，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马上给你两个耳光。”有人回忆，当有人提到若礼次郎时，山本的表情好似恨不能马上就去杀了他。4月2日，山本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海军大臣财部彪发出了挑战，他说，“会议失败之后的海军大臣能够保持名誉的唯一办法就是以辞职相抗议，向日本国民证明海军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4月22日，《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国际条约》（《伦敦海军条约》）在圣詹姆斯宫签订。在重巡洋舰上，日本获得了60.2％的比例，允许日本在1936年之前拥有70％的比例，条约期限是1936年12月31日。相对于日本的愤愤不平，美国海军咨询委员会认为，在伦敦会议上，日本已经得到了“西太平洋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和“东亚事务绝对的支配权”，这种情况要持续到下一次的海军会议。

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即使合约已经签订，他们依然提出了强烈抗议。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认为，不待征求军令部部长的意见就上奏天皇，然后便发出签字的指示是干犯了天皇的统帅权。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日本著名海军记者伊藤正德称这次有关统帅权的争论是“日本海军史上最大的悲剧”。

当6月19日日本代表团回到东京时，迎接他们的是隆重的欢迎仪式和震耳欲聋的“万岁”声。山本五十六被这样的场景深深触动，开始冷静下来认真思索国家的前途问题，不久，他的态度就逐渐向支持军备限制方向转变。

回国之后的海军大臣财部彪很快辞职。军令部参谋草刈英治少佐企图暗杀财部未遂，为唤起国内右翼团体的注意剖腹自杀。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也向天皇递交了辞呈，并提交《弹劾浜口内阁上奏书》，要浜口对“统帅权干犯事件”负责。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中将和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随后也被免职。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边。11月14日，批准签订条约的浜口雄幸首相在东京车站被刺。凶手是一个叫佐乡屋留雄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他对伦敦条约的签订极为不满，暗杀首相的理由是浜口雄幸带来了“不景气和干扰天皇统帅权”。1931年8月26日，浜口去世。后来曾经有人说，浜口遇刺是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毁灭道路的转折点。浜口死后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缔结伦敦条约和随后的“干涉权”之争导致日本海军完全分裂。在海军省，那些属于“条约派”的军官嘲笑军令部是一群疯子。在军令部，那些“舰队派”的好战分子痛骂海军省的人全是叛徒。

在日本，海军在参与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影响力本来就只有陆军的1/3左右，现在由于内部分裂，开始减弱到1/4或者1/5。

日本海军走上战争之路

两次海军裁军会议给日本海军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伦敦海军会议直接导致了“条约派”和“舰队派”的决裂，也使海军省和军令部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此外，还产生了一种更加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在日本海军军官中反英、美和亲德的情绪越来越严重。

根据原来的传统，日本海军会选择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海大”“海兵”毕业生去英国或者美国深造。随着《英日同盟》的终止，日本派往英国的人员逐渐减少。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向德国派出了更多的造船工程师。到了30年代，德国已经取代英国、美国成为日本海军军官留学深造的首选国家。1936年，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日本海军派驻柏林的武官、助理和办公人员数量超过了在英、美类似人员的总和。这些人回国后立即成为海军省和军令部内亲德反美的中坚力量。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在德国工作或者留过学的人都亲德，这其中也不乏个别清醒者。好书成癖的米内光政曾经在德国待过两年半，他深刻意识到日本与德国亲近的危险。他研究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告诉那些亲德的年轻人，希特勒鄙视日本人，把大和民族看成是劣等的缺乏想象力的民族，这些话在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已经被刻意删掉了。同样清醒的还有井上成美，他指出“日本人绝对不能和德国人站在一起，因为那个国家在撕毁条约时毫不犹豫”。

亲德派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大后台，他就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从1933年到1941年担任了八年军令部部长的伏见宫博恭王。1886年4月，年仅12岁的伏见宫就进了“海兵”第十六期，可是当年9月就因受不了学校对皇族的特殊照顾毅然退学，之后远赴德国弗伦斯堡海军学院留学。伏见宫在德国可不是简单地镀金，而是实打实地接受德国的海军教育，在读完海军学院以后，还上了研究生班。日俄战争的黄海海战中，伏见宫是东乡平八郎的旗舰“三笠”号后炮指挥官第三分队长，激战中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负伤后的伏见宫拒绝军医救治，要求他们先去处理更重的伤员。这时候“三笠”号的炮术长上来把他硬抱了下去，这位炮术长的名字叫加藤宽治。据说在伏见宫“海兵”短暂的学习期间，加藤就是伏见宫的“官方伴读”。后来伏见宫先后出任“海大”校长、第二战队司令、第二舰队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1922年，47岁的他就晋升海军大将。升迁速度之快，在日本帝国海军中空前绝后。由于其父也曾经是日本陆军元帅，1932年，伏见宫进入元帅府后与其父成为日军中第一对元帅父子（第二对是寺内正毅、寺内寿一父子）。

伏见宫与东乡平八郎一起成为“舰队派”的两大后台。作为皇族的伏见宫打着天皇的旗号干了许多天皇不知道的事，在任内，1933年2月2日，成功地将海军军令部部长升级为和陆军类似的军令部总长。其漫长职业生涯的业绩，用后人的评价说，就是“连平庸都算不上”。由于是皇族，伏见宫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或错误承担任何责任，他因为没人敢惹而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在掌管日本海军期间，他主持撕毁伦敦条约，逼迫大角岑生将作战指挥权从海军省转移到军令部，解除大批“条约派”海军将领，推动日德海军合作，逼迫海军同意对英、美开战等劣迹，使得后来的日本史学家称他为“日本海军的毒瘤”。1941年开战前夕，昭和天皇顾虑到日本很可能在战争中失败，害怕最后追究皇族的责任才让其隐身幕后。这样，战后伏见宫连战犯都没混上，1946年病死。

伦敦会议之后，加藤宽治黯然辞去了军令部部长的职务。由于加藤先后出任过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海军炮术学校、海军大学的校长，在海军内部可谓“桃李满天下”。加藤从华盛顿返回之后，在有关美国强加给日本60％比例的演说中声泪俱下，成为每个“海大”毕业生心中永久的伤痛。他对于日本海军天下无敌的吹嘘，又使得那些年轻的海军军官如醉如痴。一定意义上，加藤依然是“舰队派”的教父和精神领袖。

1931年1月，“舰队派”的主力选手大角岑生在东乡、加藤的支持下出任海军大臣，然后联手在1932年2月成功扶持伏见宫登上军令部部长的宝座。1933年2月，又一位“舰队派”的骨干末次信正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官，至此“舰队派”完成了一统天下。

传统的海军是一个相当有序和团结的整体，组织战役战术归军令部，行政决策大权在海军省。在伦敦会议之前，海军省的地位一直高于军令部。伏见宫出任军令部部长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海军省夺权。伏见宫以“把海军省的权力压缩到最小”为目标，主持修改了“军令部令”，要求海军省把所管辖的武装规模、军事教育、舰队训练甚至人事权交给军令部。伏见宫滥用皇室的身份，迫使当时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范，成功夺取了上述权力。此举极大地削弱了海军省的力量，也预示着将来军令部在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时候，海军大臣已经没有能力来为战争踩下刹车了。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两任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岛田繁太郎面对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强势无可奈何的原因，就在于此。

一统天下之后，“舰队派”马上开始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此时仍然坚持加藤友三郎观点的“条约派”已经日渐式微，几乎失去了反抗力量。1933年到1934年间，“条约派”的高级军官被全体强迫退休或编入预备役，这就是史称的“大角清洗”。在大角的背后，是东乡、加藤、伏见宫几大“舰队派”的巨头。

这些被清洗的人，包括56岁的山梨胜之进大将、51岁的堀悌吉中将、55岁的左近司政三中将、52岁的寺岛健中将，等等。从年龄可以看出，这些人虽然当水兵是老了点，但作为海军高级将领都正值当打之年。要知道，日本规定海军大将的退休年龄是65岁，中将是62岁。这些人都是出身海军省的“条约派”要员。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对这次清洗造成的恶果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它摧毁了日本海军最优秀的领导层，打垮了海军内部的反战力量。同时使得日本海军走向战争变得畅通无阻。

被打入预备役的堀悌吉海军中将是山本五十六一生最要好的朋友，他被称为拥有“海军兵学校毕业生中最好的头脑”，有人甚至说他比秋山真之还聪明，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山本对此的评价是，堀悌吉的退役相当于日本海军损失了一支巡洋舰队。珍珠港事件之前，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后来回忆说，“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由堀悌吉来当海军大臣，他一定能应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就会走向战争”。类似的话井上成美也说过，“如果山梨胜之进和堀悌吉仍然留在海军的话，日本的历史将被改写”。

大清洗当然也会有“漏网之鱼”，有四位一流的海军将领戏剧性地逃过了这场劫难。除了之前多次提到的“反战铁三角”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之外，另一个就是山本战死之后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

顺便说一句，清洗了“条约派”的大角也没有取得善终。1941年2月5日，大角岑生海军大将乘坐大型运输机“微风”号在从广州飞往海南岛的途中，飞机失事坠落。大角岑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并由此获得侵华战争中被击毙日军最高海军将领的“光荣称号”。

第一次伦敦会议之后不久，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在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情况下，日本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日本在国际上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迎来了第二次伦敦裁军会议。

华盛顿条约虽然使日本的扩军计划受到一定限制，但英、美对日本做出了不在西太平洋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的重要让步，从而使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了巨大的优势。1930年，伦敦条约又使日本在非主力舰方面突破了10∶10∶6的比例，这无疑也是日本的胜利。按道理，日本应该满意了。但出于扩大侵略的需要，日本还是决心完全摆脱裁军条约的限制。

现在关键是必须找到退出条约的合适理由。此时由“舰队派”一统天下的日本海军很快提出了新的观点。大角海军大臣提出，随着海军技术的不断发展、舰船航速的加快以及航空火力的增强，太平洋上的战略空间已大大缩小，相对作战距离急剧缩短，美国进行跨洋作战变得更为快捷，70％的比例早已经不够了。为了在将来与美军的战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日本必须争取与美、英在实力上的完全对等。他们清楚英、美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这样的话，日本就可以做到比较体面的“被迫退出”。

在1933年10月16日的内阁五相会议上，海军大臣大角宣称：“基于国家的生存权和武装的平等权，实力对等是绝对必要的要求，为了完成足够的军备和坚决抵抗美国对远东地区的侵略，日本必须废除华盛顿条约。”当有人质疑废除条约会引发美、英的联合时，大角厉声反问：“难道不废除条约，美国和英国就不联合了吗？”还威胁说，“舰队的官兵为此而义愤填膺，除了实现对等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安抚他们”。会外的大角还有一句更加夸张的名言，“即便全体日本国民只喝稀饭也必须无限制地扩建海军”。

此时，日本的公众舆论已经与第一次伦敦会议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日本军界声称美国和英国分别在夏威夷和新加坡强化它们的基地，矛头自然是指向日本。在日本国内，政党政治已经被血腥的“暗杀政治”取代。华盛顿会议前原敬首相被杀，伦敦会议后浜口首相遇刺，犬养毅首相一年前也因为不赞成日本军部扶持的伪满洲国而被人明目张胆地在家里干掉。面对海军的步步紧逼，连裕仁天皇都感到无能为力。他只能告诉7月8日刚刚组阁的冈田启介首相，“至少华盛顿条约要以一种不激怒英、美的方式废除，日本人不能成为首恶”。1934年7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同意了海军提出的废约要求。

加藤很快得到了消息，他兴奋地说：“这是帝国海军重生的曙光。”

与日本相反，华盛顿会议和第一次伦敦会议之后美国的海军建设却降到了最低限度。不仅没有达到伦敦条约规定的限额，连华盛顿条约规定的数量也未达到。1922年到1933年，美国只建造了40艘战舰，而同时间，日本却建造了164艘，英国是148艘。在轻型巡洋舰上，英国拥有34艘，日本拥有18艘，美国海军仅有10艘。

1933年3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三十二任总统。这是一位与美国海军密切相关的政治家。面对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复苏问题。难得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罗斯福从未远离过海军事务。这或许是受到他15岁生日时从他叔叔老罗斯福那里收到的礼物——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对于海军，罗斯福总统有着持续的炙热的情感。很多人注意到，在他任职期间，罗斯福提到海军时都用“我们”，提到陆军时，却少有如此亲近的词语。

罗斯福入主白宫使美国海军战舰建造计划在经历没有任何拨款的四年后重新迈开步伐——胡佛政府四年从头到尾没批准建造哪怕一艘海军舰只。罗斯福总统主张，在美国海军建设上坚持维护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努力使美国海军达到这两个条约规定的标准。1933年6月，罗斯福从新政救济资金中拨款2.38亿美元，计划在三年内建造32艘战舰。在这批造船计划中，值得注意的是两艘航空母舰，它们分别叫“约克城”号和“企业”号。这两艘舰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双剑合璧，立下了丰功伟绩，在老酒的“十大名舰排行榜”上争得难得的靠前位置。1934年初，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法案，要求授权建造102艘舰只，以便至1942年，美国的海军建设达到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

对于大英帝国而言，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终结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使英国的海军力量再次遭到削弱。温斯顿·丘吉尔指责伦敦条约使英国成为“一个次等的海军国家”。英国在远东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这势必在未来成为欲称霸远东的日本的侵略目标。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在欧洲迅速崛起后，英国将同时面临东西方两大潜在敌人。相对于日本而言，德国的威胁更大更直接。在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召开之前，英国的双眼紧盯着欧洲。对于远东太平洋地区，英国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一些让步，以求得暂时太平。

伦敦条约和华盛顿条约的有效期，都止于1936年12月31日。1934年5月18日，英国提议在伦敦召开海军预备会议，得到美日两国的赞同。1934年10月23日，首先在伦敦召开了由英、美、日三国代表参加的海军预备谈判会议。鉴于此前文官在会议上的“拙劣”表现，这次日本选择了山本五十六海军少将作为会议的首席代表。会议上，山本提出在战舰总吨位上确定“共同的最大限度”，立即遭到了英、美的断然拒绝。随后，美、英共同达成协议，双方步调一致，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共同的最大限度”。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坦率地告诉山本，“如果日本妄想改变现在的实力对比，无论它想怎么干，美国和英国一定会比它造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预备会议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

尽管如此，山本五十六在伦敦的处子秀仍然赢得了“满堂彩”。在一次午餐会上，身高只有1.59米的山本机敏地嘲讽他的美英对手，“我虽然比你们个子低，但你们不会因此坚持只让我吃掉盘内3/5的食物，你们会让我按照我的需要去吃饭”。山本的话搞得美英代表哭笑不得，无言以对。伦敦新闻界大肆宣传报道，形容山本的笑容为“钢铁般的微笑”。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更是给了山本“伦敦之鹫”的光荣称号。由于山本的精彩表现，连德国的里宾特洛甫也热烈邀请山本在回国途中顺访柏林，后来山本在柏林火车站受到了里宾特洛甫和德国海军部部长的热烈欢迎。

1935年12月9日，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这就是史称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还是传统“海军五强”——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

这次日本派出的全权代表是加藤宽治的忠实门徒、“舰队派”骨干之一的永野修身。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早已抱定退出会议决心的永野就再次抛出了“共同的最大限度”的要求，当场遭到四国的断然拒绝。以后的几次会议上，永野继续执着地阐述日本的立场，英、美采取联合行动，坚决进行抵制。

谈判现场的形势是绝望的，其实本来也就没指望会取得什么结果，只是为体面地退出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已。1935年12月29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递交了废除华盛顿条约的通告，表明了日本对抗到底的决心。

1936年1月9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艾登告诉永野修身，西方国家决定先排除“共同的最大限度”问题，继续讨论交换造舰计划和质量限制。永野回答道：“那样的话，没事可干的日本只有退出会议。”在1936年1月15日的会议上，永野修身最后一次重申了日本的立场。在遭到其他四国的一致反对后，日本继1933年2月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再次宣布退出裁军会议。

此举意味着日本开始公开反对作为整个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合作框架的华盛顿体系。此后，日本将不得不为它的孤立付出代价。后来的太平洋舰队首任司令官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说，“这相当于为限制军备这样一种高尚的试验敲响了丧钟”。日本外务次长重光葵也说，“日本已经放弃了维护自己国际地位的最后一道防线”。至此，日本在国际社会已经是众叛亲离。为了摆脱这种举目无亲的尴尬局面，日本随后找到了臭味相投的“好朋友”——德国和意大利。

日本退出裁军会议后，英、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坚持与其他与会国就达成新的限制海军军备协议进行谈判。1936年3月25日，美、英、法等国代表签署了新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条约有效期到1942年12月31日。意大利由于不满国际联盟对它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行动进行制裁，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

条约的内容在这里已没必要详细叙述。因为日本和意大利都已经退出，实际上，现在是英、美、法等未来的协约国在作茧自缚。在德、意、日疯狂扩军备战的同时，美、英、法却在主动限制本国和今后盟友的海军军备，今天回头看，那简直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哀。

退出伦敦裁军会议后，从1937年1月开始，摆脱了裁军限制的日本海军进入了无条约时代。到1935年年底，日本海军舰船吨位就已经突破华盛顿和伦敦条约所规定的最高限额。由于美国并未达到上限，此时日本海军对美军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0％。1936年6月，日军统帅部第三次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明确规定“将美国、俄国作为主要对手，并要防备中国和英国”。根据这一方针，统帅部提出了陆海军所需要的庞大扩军计划。其中海军需要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战队6个、潜艇战队7个、基地航空兵部队65个飞行中队。1937年，海军制订了在5年内扩充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规定到1942年日本海军将再建72艘战舰。为了实现这一庞大的扩军计划，日本政府一再增加军费预算，1937年，陆海军直接军费就高达30.6亿日元。

早在第二次伦敦会议之前，1934年11月20日，航空母舰“苍龙”号已经在吴海军船厂开工。会议之后，众多大型舰船的建造纷纷在各大海军造船厂拉开帷幕，日本终于迎来了“大快人心的黄金建设期”。1936年7月8日，“飞龙”号航空母舰在横须贺海军船厂开工。1937年11月4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在吴海军船厂动工建造。一个月后，1937年12月12日，“翔鹤”号航空母舰开工于横须贺海军船厂。1938年3月29日，“大和”号姊妹舰“武藏”号开工。1938年5月25日，“瑞鹤”号航空母舰在神户造船厂开始建造。日本海军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拖拉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战车向前狂奔。

经济能力的不足导致日本不得不另辟蹊径，那就是同时开始为战争储备“航母预备舰”。日本政府鼓励民间航运公司建造大型轮船，以备战时征用改造为航母。凡是建造排水量在6000吨以上、航速在19节以上的客轮、油轮、货轮等，政府均给予一定的资助。1939年之后出现的“祥凤”“瑞凤”“龙凤”“云鹰”等航母，都是在原有大型舰船基础上改造完成的。1939年，日本又着手设计了大型航母“大凤”号。

回头来看看英国。1936年3月，《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签订后，英国内阁立即减慢了增加海军军费开支的速度。从日本海军的实际力量看，当时英国的计划仅仅是对付日本的“一强标准”。1937年至1938年度英国的海军军费开支，虽然比1935年至1936年度增加了70％，但德国同期增加了112.6％，日本增加了182.7％，相比之下，英国严重落后。海军部提出的造舰计划多次被内阁拒绝。在海军装备方面，英国也不如日本。以战列舰为例，英国当时建造的战列舰吨位不超过35000吨、最大主炮口径不超过406毫米，但当时日本已经在计划建造排水量达到70000吨左右、主炮口径为460毫米的“大和”级战列舰了。此外，英国海军的现代化程度也大大落后于日本和德国。

对美国来说，条约的限制也使美国海军发展的速度减缓。从1929年到1932年，海军军费始终在3.5亿美元到3.7亿美元之间徘徊，1933年降到了3.5亿美元以下，1934年更降为不到3亿美元。尽管来自德国、日本的战争威胁使罗斯福开始大力扩充海军，但仍未使海军规模达到两个海军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反战势力异常强大，使得罗斯福始终无法放开手脚。1937年2月，95％的受调查美国人不同意美利坚卷入欧战。甚至到了美日开战之前的1941年9月，仍然有87％的受调查人不认为美国应该对德宣战。在这样的压力下，直到1937年年底，罗斯福才决定扩大海军发展计划，1938年5月，国会终于授权大量增加海军舰只吨位。但即使这个计划获得实现，美国的舰队规模才第一次突破1936年的条约限制并仅仅增加了20％。陆军更惨，1933年6月，美国陆军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低点，只有士兵122000人，远远低于1920年《国家防御法》规定和平时期士兵280000人的最低标准，仅列世界第17位。

可以看出，当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日趋恶化，德、意、日大力扩军备战的同时，英、美对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不但没有做好相应的战争准备，相反，企图通过裁军来维护其原有优势和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了协约国阵营抵抗法西斯国家侵略的能力，到最后只能自食其果。

1934年5月30日，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病死于东京，终年87岁。半年后，12月22日，在埋葬东乡元帅的多摩墓地，来了一位全副戎装的海军大将。已经知道日本将退出华盛顿条约的大将在东乡墓前良久伫立，默默地告诉元帅，他生前的遗愿——废除海军军备条约已胜利完成，元帅在九泉之下终可瞑目了。

这个人就是加藤宽治。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

大帅命丧皇姑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已经有年头没有对外进行大规模战争了，这对于以军事立国，习惯于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来说很难得。20世纪20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以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国内的严重危机导致日本急于通过对外扩张来寻找出路。这次他们的目光瞄上了那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饱历了无数次苦难、战火、挣扎的黑土地——中国东北（满洲）。从一定程度上说，这里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源地。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结束了5年摄政，正式走上前台，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新天皇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取年号为“昭和”。名字听起来无比光明和谐，但正是这位裕仁，在不久的将来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即位当天，裕仁就雄心勃勃地昭告天下：“明治天皇以其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祖训，继承遗志。”其欲对外侵略扩张之心昭然若揭。

裕仁即位之后不久，1927年4月，推行对华“强硬外交”的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同年6月27日到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专门讨论中国局势问题的“东方会议”。会议认为，中国当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遭到了严重威胁，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此地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议结束之后不久，7月25日，一篇洋洋洒洒4万言的密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呈送给天皇，这就是《田中奏折》。

其核心内容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几句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其实后边还有，那就是“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其志真不在小也。

这个名闻天下的《田中奏折》，一直以来是真伪难辨。对于这样一份重要的奏折中国是如何得到的，坊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说张学良部下王家桢和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日本得来的，其盗取奏折的惊险细节堪称原始版的“谍中谍”。第二种是说诨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花钱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当年结婚时的证婚人。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交给中国人翻译公开。

日本人从头到尾就没承认有过这么一份文件，中日双方各自提出了一系列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一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公案，至今仍无定论。借用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东京审判时候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它到底是真是假，关键日本之后的行动就是按照那个说法一步一步实施的。”秦德纯是个粗人，但这句说得还算有点道理。这篇文章肯定不会是田中义一亲自写的，但也肯定不是中国人写的，它必定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一事实倒是连后来的松冈洋右和重光葵都不否认。

现今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篇文章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东方会议的参与者外务次长森络曾委托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的铃木贞一中佐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就找了两个人一起商量。这两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其中河本更是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东方会议”。

对于如何蚕食并最终占有中国满洲，日本国内存在两大不同的派别。以田中为首的政治家、外交官、商界人员组成的稳健派认为，应该通过商租权、兴办企业、修筑铁路等手段实现蚕食，最终将东北从中国逐步分离出来，实现和平侵占东北的目的。但以军部和关东军为主的激进派的观点则更加简单明了，那就是武装占领，不听话的统统干掉，又简单又快！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争议性人物，张作霖的确是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才控制了东三省。特别是在1925年11月，奉系著名将领郭松龄因为张作霖对南方革命军用兵不满而与冯玉祥约定起兵反张。当时奉军的精锐都在郭松龄手上，情急之下，张作霖只好向日本人求援，后在关东军的帮助下成功平定郭松龄。此举使自认为对其“有恩”的日本人更觉得张作霖应该听命于他们，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更是处处指手画脚。

其实张作霖并不甘心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他一反日本人“满洲保全”的主张，开始积极参与关内的军阀混战，其势力最大的时候甚至扩张到上海一带。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北洋军阀政权最后一任统治者。

羽翼渐丰的张作霖愈来愈对日本的横加干涉表现不满。明里不敢反对，暗地里却小动作不断，也就是俗话所说的“阳奉阴违”。更让日本人生气的是，这个土老帽张大帅竟然试图逐渐摆脱日本的控制，做出自建铁路，与英、美亲近等一系列的“不法”举动，在土地权等关键问题上更是装聋卖傻，毫不让步。日本对张作霖逐渐由希望变成不满乃至失望。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就开始多次向张作霖强索满洲地区的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田中的威逼激起了东北民众的反日怒潮。1927年9月4日，沈阳有两万人参加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此情况下，张作霖未能答应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更为日本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民众的反日活动均系张作霖幕后指使，对他恨之入骨的关东军从此开始密谋除掉张作霖。

在此之前，一直不显山露水的关东军开始逐渐走上历史前台。关东军被日本人骄傲地称为“皇军之花”，这支部队的历史要追溯到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之后，中国东北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被迫把南满铁路的权益交割给日本。这么长一段铁路，没人保护怎么行？日本马上以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为借口，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这就是后来关东军的前身。由此看来，这关东军起初不过就是个车站派出所，最多也就是个铁路公安处的货色而已。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才叫作“关东军”。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中国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历史。

最初，这支部队归关东都督府指挥。1919年，为了提升关东军的地位，日本撤销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与当时日本的朝鲜军、中国台湾军、中国驻屯军并列，其独立性也大大增强。由于当时的朝鲜、中国台湾相对稳定，只有东北最有可能闹出事来，在此工作可谓“前途远大”，因此致力于“解决满蒙问题”的许多日本少壮派军官就纷纷加入这支部队中。

文人做事，瞻前顾后，说了不做；武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了再说。针对张作霖所策划的暗杀事件，其组织者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名字念起来拗口，但这个河本大作确实也就是大佐的命。抗战结束后，逃脱了审判的河本跑到阎锡山手下效力，太原解放之后被解放军俘虏，一直到病死在战犯管理所军衔还是大佐，20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早在1928年初，河本便开始密谋刺杀张作霖。河本曾经说：“贯彻基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一生的夙愿，对于亲日的中国军阀能利用的时候就利用，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在4月18日写给挚友矶谷廉介的密信中，河本就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为此，他精心选择了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皇姑屯，并安排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第二大队队长神田泰之助中尉和朝鲜军桐原贞寿工兵中尉负责实施，以200公斤烈性炸药为张作霖布下了“必死之阵”。

1928年，北伐军蒋、冯、阎、李对奉系发起进攻，张作霖所部奉军全线崩溃。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乘坐曾经属于慈禧太后的豪华列车返回东北，行驶至皇姑屯时，关东军引爆了预先埋好的炸药。张作霖这位乱世枭雄被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

事发之后，东宫大尉等人将几具事先准备好的中国人尸体抛弃在铁路现场附近，伪装成“蒋介石派来的便衣特工”，试图借此掩盖事实真相。

张作霖被送到奉天的“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经抢救无效于6月4日上午9时30分死去，时年53岁。老张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这个小六子何许人也？他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集英雄、狗熊于一身，褒贬不一、备受争议的张作霖的大儿子张学良。

为防止日军乘机作乱，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密不发丧。大帅府邸依然是灯火辉煌，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日军不知道张作霖到底是死是活，因而一直未敢贸然采取行动。直至张学良从保定潜回沈阳后，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的死讯。自此，少帅张学良主政东北。

今天说起张作霖，一般认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地方军阀而已，但当时他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这样的人，肯定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就死了。田中义一一开始鉴于此事国际影响太大，在裕仁天皇询问此事时，向天皇如实反映此为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擅自行动所策划的事件，已经严重违反了日军军法，表示会召开军法会议严惩相关当事人。

田中这下子可算捅了马蜂窝，他的态度立即招致陆军各方的坚决反对。在此期间，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下奉文等人均采取维护河本的方针，坚决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少壮派军官的意见也得到了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以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人的支持，形成了陆军上下全体维护河本的强大阵势。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率先跳了出来，对天发誓说绝对没那回事，这简直就是对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诬蔑。

军方的“同仇敌忾”使得同样出身陆军的田中犯了难。惹不起陆军的田中只好再次觐见天皇，声称经过仔细调查原来真没这回事，张作霖被害确实是中国南方的革命军所为。勃然大怒的昭和天皇对着田中大声呵斥道：“何以前后所奏不一？”立即把田中轰了出去。之后，裕仁还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说，这个田中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以后他不要再来见我了。铃木把这话原原本本批发给了田中。田中这下可慌了，失去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蛋了。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总辞。

陆军对关东军的处理结果是，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被打入预备役，河本大作解除一切职务，之后也被打入预备役。违反军令擅自行动制造出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却只受到停职和编入预备役的轻微处分，这无疑给后来的日本军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今后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行动，闹出天大的事情也不过如此而已。

“壮志未酬”的河本大作“走马荐诸葛”，向关东军强力推荐由板垣征四郎继任自己高级参谋的职务。本来在此之前关东军已经有了新的接替人选，但由于河本被解职等于是替关东军背了黑锅，所以还是勉强接受得了河本的推荐。

比起河本大作，这个板垣征四郎大家可能更加熟悉。在未来漫长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这位板垣绝对属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风云人物，干下的坏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即使是这么厉害的“狠角儿”，板垣却是自己一个下属军官的忠实粉丝，这个更牛的人就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石原莞尔——这个人在板垣之前已经先到了满洲，当时的军衔还只是陆军中佐。

在日本少壮派军官中，石原和板垣分别以“善谋”和“善断”著称，这两个人“双剑合璧”，势必在那片黑土地上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

少帅主政

1928年7月3日，就在田中内阁宣布总辞的第二天，年仅27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我们想说一个人好的时候，往往是不遗余力，极尽溢美之词，把他形容得跟一朵花似的完美。而想说一个人坏的时候，那就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一无是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其两面性，坏人不是天生就是坏人，很可能也做过好事，好人也未必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正确，张学良也是如此。上任伊始，可能是迫于压力，也可能是想树立威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年少气盛的张学良迫不及待地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东北易帜”。

主政之后的张学良立即成为日本人和南方政府的争取对象。日本为把东北完全变为它的殖民地，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张学良在东北独立。为此，日本曾多次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同时，日军关东军在沈阳附近频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借此向张学良示威。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军则敦促张学良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蒋介石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但对张学良所处的环境表示理解，给予多次宽限，而且许以高位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借助英、美的势力对日本施加压力。在当时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迫于蒋、冯、阎、李百万大军压境的巨大军事压力，同时考虑到自己年纪轻轻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沈阳城头挂上了青天白日旗，此即为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张学良后来的所作所为，不可否认，“东北易帜”确实是张学良做的一件大好事。此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挫败了日本攫取东北的阴谋，也使民国政府第一次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第二件，通过一系列手段，巩固自己东北少帅的地位。

张学良接掌东北政局时还不到28岁，在大家眼中，俨然毛头小伙儿一个。当时东北的军政要人虽然表面上拥戴他，但仍有不少人持观望态度。个别和张作霖一起“创业”的元老重臣就根本不把“小张”当回事。这其中尤以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杨宇霆以及常荫槐两人为最。关系极为密切的杨、常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重权，张作霖在世时视二人为左右手。张作霖死后，二人对张学良俨然以教父自居，对其轻则教训，重则叱骂，张口“小六子”，闭口“大烟鬼”。当张学良向杨询问事情或发表主张时，杨经常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大脑袋”常荫槐对张学良也非常藐视，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张学良发表了两句不同意见，他竟当场指着张的鼻子辱骂道：“鳖犊子，你懂个屁！”杨、常二人结党营私，大事小事自作主张，很多事情都是先办，后再找张签字认可。东北地方官僚政客见杨的势力急剧膨胀，也对其极力巴结讨好，当时的杨公馆一时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到后来基本上所有的事务都被杨宇霆包揽了，老百姓戏称东北“只知杨皇帝，不知张少帅”。

就“东北易帜”之事，杨、常也是竭力反对，原因是一旦“易帜”，势必会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杨宇霆甚至公开拒绝参加“易帜”仪式的合影留念，以示不满。

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张学良在杨宇霆及东北官员眼中的地位。1929年1月7日，杨宇霆借为其父祝寿之机大摆宴席。这老杨面子也真大，担任门口迎宾的，竟然是原来的军阀巨头孙传芳，曾任国务总理的潘复也亲自跑到大连迎接京剧名角程砚秋到杨府唱堂会助兴。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等关内的实力派人物都派代表携重金前来祝寿，日本政界亦派了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为代表来凑热闹。作为东北名誉首长的张学良当然也不例外，他备了重礼亲往祝寿。当他步入大厅时，参加祝寿的东北高级官员正在赌钱，张的侍卫副官谭海高声喊道：“副总司令到！”少数人还略欠欠身子，多数人只是坐在原处瞄了一眼，接着旁若无人地高声嚷叫，继续赌钱。而当杨宇霆步入大厅时，那些文官武将则集体肃然起立，全场鸦雀无声，杨摆摆手示意众人落座时，这些人才规规矩矩地坐下。对张学良亲往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礼节待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吃过饭再走。”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张学良杀心顿起。

三天之后，1月10日，如少年康熙诛杀鳌拜，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借谈公务之机诛杀杨、常二人，此段逸事被老东北人戏称为“杨常而去”，老虎厅还因此成为今天游人到大帅府参观必看的一个景点。

第三件，“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原由俄国修建。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也就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也就是当时的苏联控制。早在1925年年底，奉军与冯玉祥开战之时，苏联因支持冯玉祥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已经与张作霖结下了梁子。1928年6月，南京国民民政府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和铁路权等。用张学良自己晚年的话来说，他所以想借机去挑战苏联，是因为“那时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想要通过这种办法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张学良把这一目标定在了老毛子控制的中东路上。

张学良自认为颇有几分胜算。他判断苏联当时正面临严重的饥荒，国内形势不稳，西方各国也仇视当时唯一的苏维埃政权，在外交上根本不承认苏联。这是收回中东铁路的绝佳时机。在同苏联进行了数轮谈判未果之后，他决定“武力吓唬一下苏联”，向斯大林发起了挑战。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派武装军警包围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拘捕有关人员39人。从7月开始，继续进一步驱逐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192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8月6日，苏联为准备可能到来的战争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官为瓦西里·布留赫尔，也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军事顾问，后来又在张鼓峰之战中重创日军的著名元帅加伦。苏军的总兵力有3万人。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虽号称有27万人之众，但真正能用来对苏作战的只有不到10万人。

1929年8月，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打响。在随后三个多月的战斗中，东北军遭遇惨败，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糟糕的战局让张学良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主动向苏军求和。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被迫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力，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协议签订后，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地。

“中东路事件”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远远超过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战争中双方人员伤亡相差悬殊，东北军自己的说法是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苏联一方的资料则显示中方被俘人数就达到了9500人。苏联自己公布的损失是阵亡281人，受伤729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事先答应给张学良撑腰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给予张学良实质性的帮助。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持反对态度，不予承认。作为象征性的安慰，南京只是给张学良、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990年，张学良曾向唐德刚口述自己的一生并由唐整理出版。该书涉及“中东路事件”的仅仅139个字。一定程度上说，这一事件也严重影响了几年之后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决策判断。

苏联借“中东路事件”强行占据了中国的黑瞎子岛。该领土争议一直持续到2004年才以协议方式解决，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岛的一半。2008年10月14日，黑瞎子岛西部174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从俄罗斯移交中国。

“中东路事件”中，有两个日本人自始至终冷静认真地观摩了整个战争进程，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完双方并非十分激烈的争斗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付张学良这种人，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用，仅用竹刀就足够了”。石原同时还做出了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的就是准备和等待，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原错了。他没有等足两年，日军占领奉天所用的时间也不是两天，而是仅仅12个小时。

“昭和第一兵家”

1946年的一天，在驻东京的美军占领军司令部出现了一个病恹恹的日本老头儿。老头儿个子不高，却目光炯炯，口气更大：“我是来自首的。本人认为只有我才最有资格作为甲级战犯，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我才是大东亚十五年战争的真正发起者。可惜日本战败了，如果当初由我来当参谋总长，根本轮不到你们在这里吆五喝六，耀武扬威。”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美国人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真以为遇到的是一个疯子。

纵观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日军始终缺乏明晰且能贯彻始终的总体战略。老酒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10年时间里，日本曾经先后出台各种“纲要”“要领”“指南”“方针”，有30多种。如此频繁的变动，正说明了日本对于战争并没有真正的战略指南。换言之，日本缺乏真正的战略家。

此言也不全对。就有这么一个人，始终对整个远东的战争进程有着异常清醒的分析和判断，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判断基本正确。他就是被称为日本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大脑”、昭和三大参谋之首、“昭和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另类和天才的谋略家，可以说，日本侵华“功劳”的一半都要算在他的头上。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其父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也就是当地的公安局局长，属于高级公务员类别。石原启介从小就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要勇敢而不惧艰险，还算不错的家庭环境也使年幼的石原养成了不信邪、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蛮横作风。后来石原的经历也表明，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任职，总是与顶头上司闹得很僵，这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板垣征四郎。

1902年，石原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1905年9月，转学到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并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学习过程中，石原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类书籍。石原尤其喜欢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天资过人的石原在考试时总能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成复杂的答题。世间大凡有天赋之人都会有些特立独行，也就是所谓的“智商爆棚，情商为零”。由于太多的与众不同，石原在同学的眼中也成为一个另类，被称为“七号”。“七号”在当时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代名词，类似于“二百五”。当时的学习成绩分为学科（理论知识）和术科（体育、马术、军事技能等），石原在学科上往往出类拔萃，在术科上却成绩一般，纯粹属于“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类型，这可能与他身体素质较差有关。

1907年6月，石原进入步兵第三十二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并于当年12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最后以第二十一期步兵课第六名的成绩毕业。按实际成绩石原是第三名，但因为与教官的关系恶劣，被评定为第六。据说，当时的前五名都能拿到天皇御赐的银手表，石原正好是第六名，拿不到。“陆士”毕业后，石原莞尔回到原来的步兵第三十二联队，但由于与联队长关系不佳，很快被一脚踢到了新成立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

从一定意义上，不能说石原天生就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其实石原也曾经非常同情中国并关注过中国的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时，石原当时在朝鲜的春川任职。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石原把手下的几个士兵带到一处小山上，对天鸣枪，喊出了“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年轻的石原觉得，同在东亚的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作为有色人种的代表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肯定是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强大起来，那么日本就算有了一个兄弟。

但后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军阀混战的乱局让石原莞尔大失所望，他的观点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中国逐渐由希望到失望，再到仇视。石原认为，既然你自己管不好自己，那就让我来替你管理吧。

在大学里，老酒不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但也不算很懒，学习成绩当然也一般。可就有那么一种人，你玩的时候他在玩，你学习的时候他还在玩，你听课的时候他打瞌睡或者根本就没听，他只在考前翻翻书就大摇大摆地进了考场。你刚答了一半就看见他晃晃悠悠地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你刚过线，他几乎满分。毕业的时候，你背着行李卷四处找工作，他还在挑人，看那几个都想招他当研究生的教授谁更合适。

石原莞尔就属于气死老酒的这种人，并且堪称这种人中的精英。1915年，石原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三十期。石原在“陆大”入学时的口试，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一边说一边比画着射击的动作。要知道，这是在飞机刚刚出现不久的1915年，不能不说石原的眼光独到。

当时“陆大”的功课相当重，学员通宵达旦学习属于家常便饭。可石原好像永远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绝对是个不修边幅的另类，和前面提到的明石元二郎一样常年不洗澡，还把满身的虱子捉起来放在铅笔盒中观赏。口才极佳、知识渊博的石原特能吹牛，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讨厌他的邋遢，喜欢听他侃大山。日本亲王梨本宫守正元帅检阅“陆大”时，特立独行的石原故意不穿正式军装，为的就是给学校抹黑。石原就是在大家的非议声中这样轻轻松松地从“陆大”毕业，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第二名，属于“军刀组”。实际上，石原应该是“首席”，但由于在校的恶劣表现，被剥夺了第一名的荣誉。要知道，第一名有机会见到至高无上的天皇，石原因此失去了觐见天皇的机会。后来在被问及为何在“陆大”只拿到第二名时，石原的回答是“陆大没有品行分”。

从“陆大”毕业后，“军刀组”的石原莞尔并没有被分到人人向往的参谋本部，而是到了并不很重要的训练总监部任职。到这里他仍然“恶习”不改，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再次交恶。训练总监马奈木敬信中将称，聚在石原莞尔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一样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至此，石原获得了“正常人无法与之合作”的坏名声。

1920年4月，石原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了收集信息，他甚至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劳工一起扛大包，现实目睹了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的最后一个铜板。也就是在这里，石原初步形成其“大陆扩张”的侵略思想，并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比起武力征服，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石原遇到了他后来在东北的黄金搭档板垣征四郎。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精英，两个人在满洲的合作可谓是天衣无缝。后来石原还推荐板垣出任陆军大臣，只是由于板垣资历不够才未能成功。卢沟桥事变之后，冷静的石原反对扩大对华作战，与板垣强力要求扩大侵华作战的意见南辕北辙，二人因此分道扬镳。

毕竟“军刀组”的成员都是日本陆军的精华，后来石原受命留学德国。当时，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誉为军事界的经典巨著。这本书，老酒的书架上也有，也看过不止一遍。说实话，每一个字都看得懂，每一段也看得懂，每一章似乎也看得懂，但是看完后把整本书合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什么都没懂，这就是素质。这本书类似于科学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真正能看懂的没几个。石原就是能够看懂《战争论》的两个日本人中的第二个。第一个叫东条英教，陆军大学第一期的“首席”，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东条英机他亲爹。

相比东条英教来说，石原更牛，他不但看得懂，还发展了《战争论》。结合对日本未来前途的思考，石原写了《最终战争论》一书。其实这本书只是根据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演讲的记录稿整理的。完整地体现了石原战略思想的是《战争史大观》，最早是石原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提纲，后来经他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在这些“著作”中，石原提出以下观点：

一、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的“最终战争”，以此来决定未来人类历史的走向。

二、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国土没有纵深，缺乏战略物资资源。为了打赢这场决定东方人命运的最终战争，日本急需找到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

三、石原经过思索，替日本找到了这个基地，那就是“满蒙”。这就是“满蒙生命论”的由来，也是《田中奏折》中“必先征服满蒙”的理论基础。

石原的“满蒙生命论”一出炉，由于与当时日本陆军的思路恰好吻合而被大肆吹捧，成为关东军后来策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指南。日本《每日新闻》曾连发30多篇社论为这一理论摇旗呐喊。

在《战争史大观》中，石原还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预测：他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指出原子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很可能应用在未来的军事战争中。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的突然出现也很有可能”。今天看这些话，我们可能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你能说出30年后人类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吗？果然是牛人，石原竟然一语成谶，后来果然有了原子弹，可惜挨上这种“弹”的恰恰是日本人。

石原还认为：“中国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但其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高度自给自足，这些都成为打持久战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则一定要速战速决，日本要尽快逼迫中国进行战略决战，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之屈服，绝对不能打成持久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志。”这就道出了石原对未来中日战争的担心。

“皇姑屯事件”4个月后，1928年10月，石原莞尔赴关东军出任作战主任参谋，很快板垣征四郎也来到满洲接任了河本大作离开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

刚刚上任的石原很快就提出组织所谓的“北满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由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正在等待“皇姑屯事件”的处分，石原的建议无法实施。新关东军司令畑英太郎到任后，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前后组织了三次“参谋旅行”演习。

三次旅行都是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主要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就是1931年7月进行的再次“北满参谋旅行”，研究课题表面定为“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地貌进行实地军事探测。经过三次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就开始初露锋芒。他向参加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土计划》。

这三篇论文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了解除日本国内的不安定要素，需要对外进出；二、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中国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中国，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

石原的三个观点简单明了。石原的第一点说的是实话，为了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脱困，日本也只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可以选择。石原的第二点则是所有侵略者的陈词滥调，将自己的行为美化成为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发动的战争。关于第三点这个“历史的观点”，石原自己也没有做详细说明。

1931年2月，为了给“历史的观点”寻找依据，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

石原：“从历史上看，满蒙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中国的。”

石原：“不能说是日本的吗？为了这块宝贵的土地，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我们付出了10万人的生命代价。”

内藤博士摇摇头：“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卫自己的生命线是当然的。但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文献都只能证明满蒙不是日本的领土。190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明东北疆域辩误》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篇论文在学术界得到的评价很好。”

石原：“是这样吗？那太遗憾了。”

内藤：“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的领土。但历史就是历史，是不可以随便歪曲的。”

乘兴而来的石原只好败兴而归。在这里，老酒真想为内藤博士点个赞。

也就是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当时的石原中佐对随行的关东军参谋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理论。在一边听着的板垣大佐十分钦佩，将石原的观点全部认真记录在笔记本上。回奉天后，板垣就找来石原再次认真研究。于是，一个小团队自发建立了，成员包括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几个雄心勃勃的少壮派军人开始定期碰头，专门研究占领并统治满洲的问题。

石原以三次参谋旅行为基础，制订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计划预计在1932年12月之前完成对满洲的占领。据他估计，张学良在东北的部队大约有22万，其中沈阳附近有2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先进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00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这个“以寡制众”的计划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尽管实力悬殊，几个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他们密谋之后所促成的“满洲事变”，中国人叫“九一八事变”，就是后来被称为昭和时期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其余两件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策划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实施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事件”，将在后文再做详述。

应该说，石原和板垣是在筹备一场豪赌，其出发点就源于在之前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中，他们已经看清了当时东北主政者张学良外强中干的本来面目。九一八事变后来被很多人看作是军事史上的奇迹，从而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英名”，都拜“张大少爷”慷慨所赐。

称石原是“昭和第一兵家”，就在于石原不仅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做好了充分细致的分析和判断。石原认为——

第一看英、美。对于日本抢占满洲，英、美不会直接插手。因为北方苏联红色政权的建立，英、美等国正担心赤色浪潮在亚洲的蔓延，如果由日本来控制东北，正好形成了一道赤色势力南下的屏障。

第二看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的东北虽然名义上归属国民党中央，但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对于这些面和心不合的异己分子，老蒋肯定不会真正大力支援，“中东路事件”中蒋介石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佐证。石原认为蒋介石很可能会袖手旁观。奉系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一股军阀力量，如果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或者削弱奉系的力量，对于中央军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看苏俄。石原判断苏联此时正在忙于国内的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建设，平复内战的创伤和巩固政权，一时还腾不出手来南进。况且之前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早把苏俄给得罪苦了，它不趁火打劫，屁股后边捅刀子就算烧高香了。

石原当然不会忽略国内的因素。对于关东军所采取的行动，虽然日本政府一直持谨慎态度，但军部一直是默许的。行动一旦能冒险取得成功，日本政府和军部是不会拒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的。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后来事实证明石原的判断完全正确。

光有这些似乎还不够，除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之外，石原还和陆军中枢机关的少壮派军官永田铁山、建川美次、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桥本欣五郎等人互通了消息，取得上层的支持或默认。但石原也知道一旦真打起来，这些人除了声援吆喝两声，不可能干更多的实在事。鉴于关东军万余人与张学良几十万大军的差距实在太大，石原很早就想串通离东北最近的朝鲜军在必要的时候越过鸭绿江，对关东军进行支援。最初，朝鲜军的司令官是胆小的南次郎中将，对于石原的请求大摇其手，表明没有上峰的命令不敢擅自越境。1930年12月，朝鲜军司令官换成了林铣十郎中将，这一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石原和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的积极游说，林铣十郎答应届时将日本驻朝鲜军调至朝中边境，在危急关头随时越过边境支援关东军。

在这里，石原的“善谋”与板垣的“善断”得到了尽情的发挥。相对来说，石原冰山一般的冷静更加可怕。九一八事变之后，在长春当地的一个日本牙科诊所，牙医小泽开作正在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起名。他太崇拜那两个“英雄人物”了，就从这两个人的名字中各选出一个字进行组合，作为新生儿的名字——这个婴儿叫小泽征尔。这个小孩长大以后，迷恋音乐，后来与印度的祖宾·梅塔、新加坡的朱晖一起成为东方三大指挥家。搞音乐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

目前对于板垣和石原来说，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本国内之前持续的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相比1929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3，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将近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不断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狂跌，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高达400万人。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也急需一场战争来缓解国内存在的诸多矛盾。恰在此时，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事件也为日本侵占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0年3月，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讨蒋之战。同年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一场大战随之爆发，史称“中原大战”。交战双方都对远在东北的张学良积极拉拢。在胜败局势未明的情况下，张学良对双方都若即若离，一直保持中立立场。到了6月，蒋介石曾派张群将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大印送到东北，劝张学良立即出兵入关助战，张学良以“德薄才庸”为由婉拒。随后在南京“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宣布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第二天，10万东北军精锐挥师入关，早已成强弩之末的反蒋联盟刹那间土崩瓦解，气势如虹的东北军迅速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张学良随后因“危难之时显身手”被蒋介石正式委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真可谓一人之下，无数人之上。年仅30岁的张学良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得少帅张学良名利双收。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主持行营工作。从这时起，一直到去世，张学良再也没有回到过东北。大批东北军精锐随张学良出关，导致关外防务空虚。

尽管当时名义上国家已经统一，但实际上全国各地依然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均告失利。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中央军”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蒋介石加紧“剿共”之际，南方两广再次出现意外。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了“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等人为委员，南方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蒋介石急令“剿共”前线转为守势，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外，其余各部分别转进“讨逆”。此时的中华大地，可以说是陷入一片混乱。

早在1930年年底，日军参谋本部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对未来将在满洲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行动方案：一是打破现状；二是建立亲日政权；三是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结合这一计划，陆军参谋本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准备。1931年4月，由北方士兵组成，原驻仙台的第二师团和原来驻扎在东北辽阳地区的第十六师团换防，以适应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7月，密令驻扎在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奉天一带集结，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准备随时渡江参战。为了对付沈阳的高大城墙，永田铁山在视察东北时承诺给关东军用于攻击北大营的两门240毫米重炮也专门从本土调运至满洲，配属给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8月，日军又进行了精心的人事调整。一直从事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原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本庄繁中将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在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中，有三个人被公认为“中国通”，简称“三通”。他们分别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从4岁起，日本字都不一定识，就开始由其祖父指导学习汉学。三人的“通”还各有侧重，土肥原贤二被称为“东北通”，矶谷廉介是“南方通”，板垣征四郎是“华北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土肥原贤二调到东北，谁都能预料到下一步肯定要有所动作。

凡事皆需借口，即使对于德国、日本、苏俄这样的侵略者。也就在这一时期，东北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纯属中、朝农民之间的民间土地纠纷。日本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最后在日本的引导下，朝鲜半岛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中村事件”相对复杂一点。1931年6月，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三个部下在兴安岭一带做军事侦察，返回途中被中国东北军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指北针、测绘仪器等物。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除重要文件留下上报之外，其余一律就地销毁。

也真该出事，处死中村之前，想逃跑的中村曾与团部的卫兵发生搏斗，中村佩戴的日本军官专用手表被打飞，正好被来送夜宵的第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悄悄捡走。后来李德保在外边嫖娼时没钱结账，就把手表押在了当铺。发现中村神秘失踪的日军沿着中村之前走过的路线寻找，得密报在当铺中找到的手表，就成了日本人的铁证。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谋财害命，杀死中村，威逼中国立即交出关玉衡等杀人凶手。最后东北军只好将关玉衡撤职。就这两事件引起的纠纷，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商议解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消弭东北的危机。

两次事件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内的军人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向日本各大城市发放传单，传单上画着插着日本太阳旗的中国东北地图，下边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板垣和石原马上意识到绝佳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决定以此为借口发起行动，行动的日期定在了1931年9月28日。关东军于是频频调动，弹药和武器也开始秘密发放。接到石原密报的神田正种已经擅自将朝鲜军悄悄调至鸭绿江边，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越境对关东军实施支援。

1931年8月“中村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命令外务省密切关注中国东北的局势。关东军在东北闹出这么大动静，外务省驻满洲的官员不可能不发觉。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随即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疑和抗议：“此种做法从根本上不符合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当时唯一健在的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也规劝南次郎要谨慎行事。此事甚至惊动了天皇，裕仁谕令南次郎下手整顿关东军军纪。

一向谨小慎微的南次郎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之前他任朝鲜军司令官时石原就找他联系过越境支援的事，当时他就没敢答应。南次郎立即找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问话。建川对于即将在满洲采取的行动也清清楚楚，对于陆军大臣的提问，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回了一句，“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闻听此言的南次郎大吃一惊，马上逼着建川部长立即动身前往满洲，传达东京旨意，阻止关东军乱来。

这位建川少将身高只有1.47米，据说后来在驻苏使馆当大使时，被个子并不高大的斯大林在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差点跌坐在地上，惹得斯大林哈哈大笑。个子小不代表没能力，这位建川也是陆军大学第二十一期的“军刀组”成员，能到参谋本部的人至少是牛C，能到参谋本部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的人肯定是牛B，能当上作战部部长的人那绝对就是牛A了。

建川部长内心里是支持关东军侵占“满蒙”计划的，满洲之行对他来说也是言不由衷。阳奉阴违的建川表面上按照南次郎的命令立即动身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暗地里却将消息透露给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心领神会的桥本接连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计划败露，建川出动，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土肥原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也许满洲合该有此一劫，收到电报的是正好是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刚调到此处担任土肥原副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很快得知了建川出动的消息。

9月15日，陪着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部长要来的问题。大家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万全之策。于是，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板垣一松手，铅笔往右倒了下去，那就是说计划应该中止。

但是，今田马上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叫道：“你们要是不干，我一个人干。”

一句话使得整个密谋现场的气氛为之一振。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都想说的话而已。板垣立即决定原计划提前10天，由原来的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至于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少佐就是，想办法用酒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

建川本身就是有名的“挺进将军”。前面提到，石原事先是和建川打过招呼的。本来就不愿意去的建川军令在身又不能不去，“陆大”的“军刀组”也绝不是浪得虚名，建川想出的招数就是磨洋工。从东京出来，建川也不坐飞机，先走陆路，然后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而来，就是为了给石原和板垣留下足够的时间。估计途中还在嘀咕桥本欣五郎是不是把消息发出去了。等他坐火车到奉天时，已经是9月18日的傍晚了。东京到奉天这段距离，从15日到18日，建川走了整整四天，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就这素质？

9月18日上午，一切看似都很平静，板垣陪同本庄繁司令官检阅关东军实弹军事演习。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部长，本庄繁则乘车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建川部长接风洗尘。看到这架势的建川部长马上意识到：马上就要动手了。建川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没让他去旅顺而带他来奉天一事不闻不问，反而主动端起了酒杯。几杯酒下肚，善解人意的建川部长很快“醉倒”。随后被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所开的菊文旅馆歇息，花谷还专程找来艺伎陪伴这位旅途劳累的将军——这差事不赖。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爆破专家、数月前刚刚调任柳条湖分遣队队长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7.5公里，离东北军重要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了42包小型炸药，损坏了一小段铁路。爆炸发生不久，一列从长春开来的火车从被炸地点顺利通过，只是车身稍有些颠簸。这一切都是关东军精心策划和计算的结果。后来花谷正说，“爆炸必须恰到好处，既将铁轨破坏一段制造出被炸的事实，又不能使交通运输瘫痪，这将影响之后的兵力调动”。同时，他们将3具身穿东北军军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了日军守备队。在那个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的消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开。

板垣征四郎大佐闻讯大喜，立即以本庄繁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一系列作战命令：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立即攻击北大营，第五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占奉天城。

事先早已布置好的两门240毫米大炮立即猛轰北大营。随后几百名红了眼的日本兵枪上膛，刀出鞘，嘶叫着向北大营冲去。

1931年9月18日当夜，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东北军事重地北大营此时竟然群龙无首。

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尚在北平，其当晚的去向之后详叙。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将黑龙江的军政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打理。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去锦州为其父治丧，军政大权交给了参谋长熙洽。在沈阳主持军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三经街公馆内忙着为其父庆寿。也就是说，事发当时，几乎所有的东北军政大员都不在岗位。至于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属下三个团长均不在军中，当时最大的领导是参谋长赵镇藩。仓促之下，赵镇藩立即向旅长王以哲家打电话请示，王以哲让他直接向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闻讯，慌忙打电话向北平报告了北大营情况，据说电话接通之后，张学良还未及说话就忽然中断。之前的9月6日，荣臻曾经接到过张学良发来的电报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由于当时得不到第一手的指示，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给惶恐中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随后又对赵镇藩强调，“这是命令，如果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就在次日，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时对日军进攻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

正是由于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北大营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迅速撤走，只有王铁汉的六二〇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后破围而出。因为王铁汉的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在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你做得很好！”北大营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多人，日军仅伤亡24人。

18日晚11时46分，奉天特务机关副长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19日凌晨零时28分，花谷正再次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之中，日军陷于苦战。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

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磋商。早已心知肚明的石原提出：“事已至此，请司令官立即下达全军出动的进攻命令。”根据当时陆军的规定，“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司令官要被判处死刑，所以本庄司令官对于这样重大且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犹豫不决。三宅参谋长也主张先和国内联系，看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石原“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的催促下，凌晨2时，本庄繁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各部立即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一个小时之后，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坐上火车，前往奉天。

别忘了大老远跑来的建川部长。在夜里的枪炮声中，奉命前来“阻止”关东军的建川部长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馆客房内，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这个“消防员”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屋子里，等待外边的“好消息”。第二天早上，建川酒“醒”，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此行的职责，开始找来石原等人大声呵斥，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石原的回答是“事变已经结束”。建川于是装出十分恼怒的样子，和石原大吵起来，做戏也必须做足。

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二十九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奉天城攻击。满铁沿线日军也已经接到了本庄繁司令官的命令，迅速向奉天集结，支援负责攻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惊慌失措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士毅多次打电话催问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军人擅自行动，领事无权限制，只好请示军事当局设法制止”。从19日凌晨1时至8时，日军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旅顺、四平、公主岭等地向奉天共发出13列军车，到达沈阳的各路日军迅即投入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来被称为“事变”而不是“战争”或“会战”，就在于事变期间根本没有发生过像模像样的战斗。和北大营一样，奉天城里同样是不抵抗。6000多军警除了极少数人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之外，其余乖乖地被日本人缴了械。到19日早上6时30分，城内所有的重要目标均落入日军之手。不到12个小时，东北重镇奉天沦陷。

日军冲进张学良的大帅府进行疯狂洗劫。府内的珍藏完全来不及转移，张氏父子20多年来积攒的家底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仅金条就有20多箱、银圆40多箱，古玩字画不计其数。张学良晚年曾经回忆说：“我从前没有别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我有一幅王献之的字，是当年花三万块银圆买的，二十九个字。现在这幅字在日本横滨博物馆。”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否已经忘记之前曾经说过自己这一生“唯爱女人”呢？

就在9月18日晚，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的消息后，立即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面见板垣，要求立即停止进攻，板垣当然不会接受。森岛还想再多说几句，旁边的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干预统帅权者杀无赦！”无奈的森岛只好悻悻而归。回到领事馆的森岛立即向总领事林久治郎做了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劝阻停火，板垣依然不听。林久治郎立刻将事变情况飞电外务省。

除了进攻奉天的日军之外，接到进攻命令的各路日军分别扑向各自的攻击目标。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进攻营口，第四大队进攻凤凰城、安东；第二师团第三旅团主力、骑兵第二联队、独立守备第一大队分别进攻长春、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20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占领吉林。

事变发生后，迅速接到消息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9月19日早上5时30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代理第一部长今村均（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出差满洲）等人。会议期间，再次接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电报，要求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采取紧急行动支援关东军的在满洲的行动，给予三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会议讨论的结果不是如何处罚那些违反军令擅自动武的人，而是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接着做出了增援关东军的决定。

之前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已经破坏了“越境攻击须经天皇许可，违者死刑”的军令，擅自调动朝鲜军下属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入中国东北援助关东军，就在9月18日当天深夜，两个大队的日驻朝鲜军已经渡过鸭绿江。

陆军的会议刚结束，上午10时，日本政府内阁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若礼次郎首相劈头就问陆军大臣南次郎：“本次关东军的行为真的是出于自卫吗？”南次郎强调是中国人率先挑衅，前线的确属于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会上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担心西方各国以《九国公约》为依据进行干预，提议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内阁会议确立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并上奏天皇。会议责成南次郎立即将东京的指示通知关东军。

14时，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再度召开碰头会，会议决定接受阁议“事态不扩大”的方针，金谷范三甚至提出了“恢复事件前状态”的建议。但三长官会议的决定立即遭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的强烈反对，今村均大佐公开跳出来叫嚣：“既出之矢，岂有中途返回之理，对前方军队士气实为大打击也。”极力反对恢复事变前状态。9月20日，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和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再度开会提出，支持少壮派军官的意见，反对关东军“旧态复归”。

同一时间日本内阁也在开会，会议再次重申不再扩大事态，立即采取行动约束关东军的行为。对于解决事态的具体方法，陆军大臣南次郎强硬主张维持现状进行和谈，而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主张解除对现有东北城市的占领再谈和平解决，内阁会议闹成了一锅粥。首相若礼次郎强烈怒斥前线这种无法无天的违纪行为，但陆军方面却极力维护，南次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辞职就意味着内阁的垮台。在陆军的巨大压力之下，内阁无奈做出了对关东军、朝鲜军之前的行动给予补充认可的决定。

9月22日，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芳泽谦吉恶人先告状，先于中国向国际联盟通报日本和中国在满洲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以避免这一地方事件升级。同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不管声明所言是否为其内心真实想法，至少说明日本政府在事变前后还是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

会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传达了内阁政府“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指示。可笑的是，在要求“停止行动”的同时，还高度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其含义不言而喻。深知军部用意的桥本欣五郎立即密电板垣：“参谋本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用意并不是要你们真正停止活动。”有了这样的内线，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开始四处扩大战线。

关东军在满洲的各路进攻可谓势如破竹。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随即反转枪口带领日军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守军击退。10月26日，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所部万余人顽强抵抗，蒋介石随即宣布去掉“代”字，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战至11月18日，由于日军不断增援，马部终因实力不济被迫弃守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

东北军主力撤到锦州一线之后，关东军迅速制订了进军锦州的作战计划。闻听此讯的东京陆军参谋本部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马上停住脚步，等待命令，最后一次甚至使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也担心攻占锦州会引发国际冲突。另一个原因就是参谋本部还认为关东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万一那个大少爷张学良犯神经带领集结在锦州的大军发起反攻的话，胜负还真难预料，关东军很可能马失前蹄。但此时，对于早已违反了军令的板垣和石原来说，早已没了退路。两人决定孤注一掷，放手一搏。

1931年10月8日下午13时40分，关东军出动12架飞机轰炸了锦州，其中6架飞机是刚刚从东北军缴获的战利品。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石原莞尔就坐在其中一架飞机里观摩此次轰炸。

关东军轰炸锦州的消息传到东京，内阁立即对军部进行了质问。陆军大臣南次郎再次对若礼次郎首相辩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我们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这谎言编得实在不太高明，谁都知道防空炮属于防守武器，难道中国人会抬着防空炮来你机场打你吗？随后前线的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地区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立即采取断然行动驱逐锦州附近之敌军”。

黑龙江沦陷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察觉到日军下一步很可能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于11月25日向国际联盟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锦州中立案”曝光后，这一委曲求全的做法立即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被迫于12月4日再次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锦州中立案”，同时表示日军如悍然进攻锦州的话，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做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关于对日军若发动进攻是否抵抗的问题，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东北老家都不愿意抵抗的张学良倾向于用和平方法解决，也就是准备“一到底”。张学良根本不顾及南京的指示，在与日方代表谈判的同时已经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大少）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2月5日，顾维钧再次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对各方的劝告均置若罔闻。

1931年12月7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八旅团，从朝鲜调第二十师团一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等部队增援关东军。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逐渐逼近锦州。12月28日，第二师团主力渡过辽河向锦州发起进攻。12月30日，日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攻大虎山。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宣布下野。12月25日、12月30日，接替蒋介石上任的孙科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上述命令均为张学良拒绝。1932年1月2日，张学良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同时下令东北军各部全部撤入关内。最后一批离开锦州的东北军官兵长跪在车站的土地上，面朝东北家乡的方向号啕大哭，久久不愿南去。让人想起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那片土地饱含深情”。

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军事重镇锦州。对于日军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他们本以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还事先集结了战车部队随时准备应付张学良的反击，板垣、石原再次赢得是盆满钵满。从此，日本也多了一句俗语：“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你关东军哪？”

锦州失守，关内和关外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此举使得东北各地自发的抗日力量彻底丧失了进一步抵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借此机会，北线各路日军也频频展开积极行动，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三旅团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二师团增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多月里，整个东北三省11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3000万同胞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被统治、奴役的痛苦历程。

这边，南京国民政府指挥不动张学良，那边关东军也不尿东京那一壶。面对前线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内阁已经无能为力。说起来有点可笑，张学良的不战而退，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军政两界。随着前线捷报频频传来，原来的谨慎派已经完全被强硬派压倒。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因“无力约束关东军”而双双引咎辞职，陆军大臣辞职导致内阁集体垮台。1931年12月11日，若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受命组阁。新首相犬养毅试图控制军队的好战倾向。1932年3月，犬养毅内阁拒绝承认关东军一手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两个月后，5月15日，一群少壮军官闯入犬养毅家中，不由分说将其乱枪“明杀”。后文详叙。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漫长过程中，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汉奸。在军事行动展开的同时，另一大人物当然也不甘寂寞，他就是“三通”之一的“东北通”土肥原贤二。由他策反的汉奸数不胜数，“奉天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奉天市市长赵欣伯，吉林省省长熙洽，黑龙江省省长张景惠等，纷纷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独立”。

一大群汉奸里，重点要提两个人。第一个是臧式毅。九一八事变后，大部分官员都乘车逃离沈阳，也有人劝臧式毅一起离开，臧式毅表示，“我是省长，是一省之父母官也，在这危难时候决不能走”。9月19日，臧式毅被日军带走后，一直软禁了3个多月，期间臧式毅还一度以绝食抗议，后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威逼利诱下变节投敌。在其任职伪奉天省省长的当天，其年迈的老母在家中上吊自杀。遗言是，“有了这样的汉奸儿子，再也无颜活在世上”。

第二个是熙洽。熙洽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熙洽，地地道道的正蓝旗满人，努尔哈赤亲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大清覆灭之后，熙洽就放言，“为恢复清廷的统治，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绞尽脑汁的熙洽终于找到了一条自认为是前途无限美好的锦囊妙计——投靠日本，借日本的力量“反民国复清”。当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重登伪满洲国皇位时，熙洽在大清先祖的遗像前三拜九叩，泣不成声。

对于东北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统治，日本国内以及关东军内部争议很大。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次性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石原莞尔则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在东北建立一个军人主持的总督府，实行类似于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统治方式。

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脱离中国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这一提案很快获得大家一致认可。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土肥原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些大汉奸“号召力”和“影响力”都不够，他提出的人选是废居天津的前清宣统皇帝溥仪。土肥原提出，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顺”之意。

要说这土肥原也真算是“深谋远虑”。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时，土肥原在溥仪最落寞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走投无路的溥仪就是土肥原亲自接到天津日本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的这一“义举”让溥仪感激涕零。土肥原自信能够说动溥仪出任新成立傀儡政府的名义首脑。

1931年10月27日，土肥原亲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土肥原“满怀深情”“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满洲”三千万人民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正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日本才“被迫”出兵自卫，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看到溥仪还在犹犹豫豫，土肥原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新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行使权力。他抓住溥仪一心想要复辟的急切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失良机，尽快回到祖先发祥地光复帝业。

园子里边，土肥原苦苦相劝；园子外边，土肥原还指使汉奸在天津租界发生暴乱，然后宣布日本租界戒严，切断交通，隔绝静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土肥原还派人给溥仪寄去了一个包裹，里边是东北兵工厂生产的两颗炸弹，吓得溥仪是魂飞魄散。在土肥原的软硬兼施之下，11月8日，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跟随土肥原秘密潜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地汉奸巨头齐聚奉天，一时间群魔乱舞。东北著名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粉墨登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了“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迎接溥仪回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新政府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会议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自主之政府。”2月23日，土肥原再次到抚顺会见溥仪，告知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也只能“委屈”接受。

3月1日，张景惠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定年号为“大同”。3月8日，溥仪在“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宣誓就职，同时任命各“院”“部”“委”的负责人。日本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犬养毅被枪杀之后，1932年9月6日，日本新内阁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伪满洲国。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在伪满洲国驻军并担负其“国防事务”。

伪满洲国迅即向美、英、法、德、意、苏等17国发出通告，希望获得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日本之外，无一人响应。出人意料的是，竟然有一个没有发出通告的国家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建交，这个国家就是美洲小国萨尔瓦多。究其原因，萨尔瓦多·马丁内斯军政府上台后，一直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对美国那是一肚子怨气。找不到其他报复美国的办法，就只好站出来跟美国唱唱反调，你不承认的，我偏偏就要承认。伪满洲国对此大喜过望，虽然个头小了点，但毕竟也算个活人——总算开张了，于是与萨尔瓦多欣然建交。伪满洲国军政大员还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出面推销友邦运来的大量咖啡。

看看最终还有哪些国家承认这个伪满洲国吧：日本、纳粹德国、维希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汪精卫”南京政府、中国外蒙古、梵蒂冈、苏联。苏联还以此为筹码，换得了日本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

除了梵蒂冈出于宗教意义之外，其余几乎没啥好东西。

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5日，九一八事变的大功臣板垣征四郎从满洲飞回东京，以小小大佐的身份破格觐见天皇，可谓风光无限。板垣向天皇和陆军参谋本部报告了关东军在东北的战况，随后又参与策划在上海引起纷争的行动计划。在东京，板垣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在上海策划事变，将西方目光转向上海。”

一贯以惹是生非为己任的田中隆吉接电后大喜过望，迅速找来日本女间谍，“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密谋策动骚乱。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两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三名日本信徒到三友实业社总厂闹事。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日方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此即谓“日僧事件”。田中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1931年1月19日深夜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又煽动1200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无理要求：就“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逮捕和处罚作案者，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消息传到东京，这次声称要在上海对中国进行“惩罚”的变成了大日本帝国海军。海军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早已急不可耐：“陆军在北边大显身手，这次南边轮到海军来表演了。”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海军中将发表恫吓声明，声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如果对松井所提四项要求不做出令日方满意之答复，日本海军将断然采取“适当行动”。同日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上海事件立取适当手段，由大角岑生海军大臣相机处置之”。

随后，日本海军就以保护侨民为由开始向上海调兵遣将。到1月28日，先后有三批增援舰船和兵力抵达上海，使得上海的日军力量达到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其余还有武装日侨4000人。同日，海军军令部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阿武隈”号等主力舰只从本土开赴上海。

战争日益迫近。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1932年1月23日，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主持下，召开了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大上海，同时向全军发出密令：“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再次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在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的形势下，中国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加之担心战火蔓延到整个富庶的长江流域，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28日下午，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复文表示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但日方进而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出闸北。还不等中方答复，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在坦克掩护下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第十九路军的坚决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一旦战争开始，只要他挥动手中的日本军旗，中国军队就会闻风而逃，4个小时之内，他就可以全部占领上海。然而盐泽失算了，中国人不都是张学良。1月29日，顽强抗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通电全国，“军人捍卫国土乃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亦绝不退缩，不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第十九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七十八师两个旅驻守上海。防守市区的第一五六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十六团主动配合下，打退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29日夺回了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败退租界，通过英、美等国出面“调停”，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自认为兵力不足的日军固守待援。

1月29日，之前因九一八事变而下野的蒋介石复出。同日，蒋介石制定对日应对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宣布迁都老酒的老家洛阳，但军委会和外交部仍留驻南京。随后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会议发布宣言，号召“全国军队应抱同一抗战之决心”，同时也提出要军事与外交相辅相成。蒋介石表示，一旦“超出忍耐之底限”，就要与日军拼个鱼死网破，这个底限就是不能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也在所不惜”。

至2月2日，日军从国内增调的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抵沪。蒋光鼐急调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参战。2月3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向闸北进攻，再次被中国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增派第三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团援沪，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中将因指挥不力被撤职，由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接替指挥。

2月7日，野村改变了攻击方法，以陆军久留米旅团进攻吴淞，海军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进行突破。第十九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蕰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师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蕰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再次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

鉴于上海战况不利，日本又急调陆军第九师团参战，改由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陆军中将统一指挥。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派出主动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率所部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十九路军统一指挥。迅速抵达的第五军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2月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后撤20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

2月20日，植田令日军发起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法，以第九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突入夹击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改为中止进攻。

面对僵局，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陆军大将任司令官统一指挥各部日军，至此日军已是三易统帅。1932年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的增援，总兵力增至7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实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处于劣势，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惨重，造成左翼浏河一带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白川指挥第九师团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三舰队护送第十一师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中国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3月2日，上海陷落。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淞沪抗战至此结束。

日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付出的代价是陆军阵亡620人，伤1622人；海军阵亡149人，伤700人。中国军方的损失是牺牲4270人，伤9830人。上海市民在日军的轰炸中死亡6080人，失踪10400人，财产损失高达16亿元。其中，中国现代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日军的轰炸中全部被毁，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的数百万卷书籍，包括10多万册宋版、元版古籍和清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也全部被烧毁或抢走。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等均遭到日机轰炸。日本人说，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先要从摧毁文化开始，其心不可谓不毒！

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不是东北的奉天，西方各国在这里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的80％、法国的90％、美国的60％都在上海，此地发生的争战让西方各国均感不安，纷纷出面进行调停。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必须维护。此前，2月16日，国际联盟已经发出呼吁，“凡任何侵害国联成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

在西方各国的调停下，1932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要求中国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恢复1932年1月28日之前的状态。

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4月29日，日军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及日军在上海取得的伟大胜利。朝鲜反日志士尹奉吉借机混入人群，向主宾席投掷炸弹。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身受重伤，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驻华公使重光葵均断一腿。尹奉吉后来被捕，被押解日本处死。

除了白川伤重毙命之后无法以僵尸身份出场之外，其余几位受伤者今后都还有不少戏份。野村吉三郎曾经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好友，后来作为日本驻美大使主持开战前的美日谈判。植田谦吉后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诺门坎战败被打入预备役。而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签署战败投降书的，就是在这里丢掉一条腿的重光葵。

借蒋介石2月电令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八军陈诚部驰援上海参战之机，中共发动了赣州战役，战役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到3月8日，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以红军的失败宣告结束。这场失败的战役，让调往上海参战的第十八军被拖住一个月之久，间接拖了淞沪抗战的后腿。

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使者去见四川军阀刘湘，被以“不保证使者安全”的理由拒绝。蒋派人去华北让张学良反攻东北牵制日军增援上海，张拒绝执行。蒋派人请广东军阀陈济棠出兵赣南应付红军，好让“中央军”得以回援上海，陈济棠置之不理。这些都成为蒋介石之后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要理论依据。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当即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迅速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使中国东北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9月30日，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务必于10月14日前从中国的东北占领区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对于这样的决议，日本根本置之不理。

由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实际上对日本采取的是纵容态度，在随后多次做出的决议中，连公开谴责日本都不敢，更谈不上去有效地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了。事变发生近三个月之后，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的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并向国联提出报告，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成员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因为团长是英国人维克多·布尔沃·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代表团允许中、日各派一名顾问参加：中国派出的是前外长顾维钧，日方的吉田伊三郎曾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

调查团临行前，国际联盟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之前日本多次坚称，鉴于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同时特别强调，这个政府不能保护外国在中国，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利益。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由法国起程前往远东。调查团的行程不是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去探询各个西方大国对事变的态度。他们先是到了伦敦和华盛顿，2月29日到达日本。日本对于调查团的接待工作十分“细致”。日本天皇、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夫等人轮流会见李顿等人，连日设宴盛情款待，并组织游览东京近郊及京都风景名胜。离开日本的代表团一直到3月14日才抵达上海。3月26日，李顿在南京先后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党国大腕会面，之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来了个中国“免费一月游”，4月21日才抵达事发地沈阳。

趁着调查团周游列国的这段时间，日本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并炮制出了伪满洲国。日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迫使李顿调查团以及国际社会承认既成事实。这样调查团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与撤兵同等重要的内容，即对伪满洲国的鉴定问题。

调查团进入东北也并非那么顺利。甚至有日本军官给板垣征四郎出馊主意，提出当调查团进入东北时安排“土匪”绑架他们，然后再由关东军出面于危难之时“英雄救美”，以此赢得调查团的“芳心”。听到这样的“高见”，板垣气得差点都哭出来了。为表明是独立国家，伪满洲国在日本指使下向代表团发出声明，拒绝中国顾问顾维钧入境，调查团当即警告日本，如中方顾问不能同行，调查团就准备撤走不再去东三省。日本这才假惺惺地出面为“双方”调解。经过日本的“外交斡旋”达成的妥协方案是，李顿等部分团员走陆路，而顾维钧等人则取海道从大连上岸进入东北。

调查团在东北先后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名义元首”溥仪及其他官员会晤，调查团当然不能忘了去看看九一八事变的现场。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外，为了使调查团难以看到事变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将要调查的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为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很大期望，各界人士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

李顿调查团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45天的调查，期间克服了日方的种种阻拦，从不同途径收集到各界投送的书函1550余件。调查团于6月4日离开东北，并于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报告书共分10章，长272页，约14.4万字，也算是费了不少笔墨纸砚。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条。

一、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

二、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根深蒂固”，不容否认。

三、东北的确有排日倾向。但说中国军队主动挑起事变不能成立，事变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四、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东三省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九一八事变之前也从未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所谓的“独立运动”完全是日军操纵的结果。因此，“现在的政体不能认为是由真正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的”。

就整体来讲，《李顿报告书》还算客观公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承认了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指出事变由日本挑起，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否定，揭露了日本欲利用调查团迫使国际联盟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

报告书最后建议，在满洲地区成立一个中国主权下的自治政府，由各国派出顾问加以维持指导，同时该地区列为非武装区。

1932年10月11日，国际联盟在总部日内瓦召开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提交的报告。日本代表团团长就是被称为“智力体操运动员”“五万言先生”的松冈洋右。我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要重点介绍这位风云人物。松冈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好像很面熟，不错，他就是九一八事变的“总策划”石原莞尔中佐。不，现在应该叫大佐。两个月前，8月，石原已经由于在满洲取得的“丰功伟绩”晋升陆军大佐。这次能作为松冈洋右的随员来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代表大会，也是对石原变相的褒奖，同时也是日本对欧美各国对日批判的一种示威：怎么样，你们批判“满洲事变”和不承认“满洲国”，我就把制造事变的“功臣”带过来，看你能奈我何？

此前，9月15日，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等于告诉松冈在国联会议上绝对不能妥协，松冈正是带着这一“尚方宝剑”前往日内瓦的。11月21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有被赤化的危险。大日本帝国这次在沈阳的军事行动，与1927年南京事件时英、美等国军舰向南京开炮是同样的道理。”言下之意就是，类似的事情当年你们英国和美国可以做，为什么今天我们日本就不能做？

实际上，《李顿报告书》的建议主要是英国的意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历来主张绥靖，所以不想让事态扩大，提出以国际共管的方式来取代伪满洲国。迫于四周一片谴责之声，12月14日，松冈洋右也向国内发出电文，建议接受英国的建议。

但日本国内此时对伪满洲国的建立一事正处于狂热状态，犬养毅因反对承认伪满洲国被激进分子枪杀，接任首相的是海军大将斋藤实。斋藤内阁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拒绝了松冈关于接受英国提案的建议。内田认为，接受这一意见必然会引起国内舆论的抨击，这对政府极其不利。他在1932年8月25日的一次演说时甚至叫嚣：“即使举国化为焦土，也要维护‘满洲国’的独立。”内田致电松冈，激励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在1933年2月7日召开的“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上，日本国民慷慨激昂地表示：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1月30日，松冈洋右再度提醒要“适可而止”，日本政府仍然置若罔闻，这么大一块肥肉岂能这么轻易地吐出来？！

2月初，国际联盟开始起草对日劝告声明，日本政府这才慌了手脚。因为国际联盟的决议一旦通过，日本很可能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这对正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日本来说不啻为一种灾难。于是日本政府匆忙间做出了一项饮鸩止渴的决定——退出国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无法对一个非加盟国采取经济制裁行动。1933年2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如果国际联盟通过《李顿报告书》，日本将立即退出国联”，同时将上述内容立即致电在日内瓦的松冈团长。第二天，也就是2月21日，日本已经决定召回出席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团。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做了不改初衷的最后演说。此后，由45国的出席代表对《李顿报告书》进行表决。记名投票的结果为，赞成42票，日本1票反对，当时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投票。会议主席宣布：“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

闻听这一结果，松冈立即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宣言书：“日本缔造了‘满洲国’，这对维护东方的和平至关重要。目前没有人看到其中的意义，但是三十到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日本是正确的。今天的日本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确信而且坚信，今后世界的看法一定会改变，就像世人今天理解基督一样，我们也会得到世人的理解。”发表完演说的松冈趾高气扬地率领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1933年3月8日，日本议会正式批准退出国际联盟。3月27日，日本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通知国际联盟秘书长，并颁布退出国际联盟的天皇诏书。日本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做法使得国联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刹那间成为一堆废纸。

事后，国联秘书长埃文诺对中国外交人员吴秀峰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一个国家被别人武装侵略的时候首先要自己奋起抗战，国联才谈得上给它撑腰主持正义。如果它自己都不抵抗，要指望国联为它火中取栗，那是不现实的。”不知道闻听此言的吴秀峰当时是怎样一副尴尬表情。

离开日内瓦后，松冈洋右率领代表团直趋罗马，他视这个法西斯国家为理想中的天国并对之无限向往。在这里他拜见了心中的偶像、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他对墨索里尼的崇敬之情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在随后一次演讲中，松冈说：“一人之去留而定国家之兴亡，这在过去只是传说，但是各位如果想看到现实的话，就请到意大利去吧！”日本代表团之后先到伦敦后又去了美国。在华盛顿松冈会见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4月27日，日本代表团终于抵达横滨。数千日本民众聚集在码头高呼：“万岁松冈，干得漂亮！”《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通讯，赞扬他为“凯旋的将军”。有12家报纸联合发出了“国际联盟各国没有认识到东洋和平之真正道路”的共同宣言，松冈也因此成为“国民英雄”，退出国际联盟的行动也被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如前所述，两年后，1936年，日本再次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从此自绝于国际社会，成为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此话也不确切，他们随后很快就找到了“好友”——德国和意大利。

是非张学良

东北丢了，伪满洲国也成立了，一切似乎暂时都已尘埃落定。但是老酒还有一些话要说。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如果说这位“诗人”做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有90岁，老酒肯定不相信，你也可能会怀疑。但这却是事实，因为他的作者不是像老酒这样的无名氏，而是本章的第一男主角张学良。

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对时局做出清醒的判断。张学良没读过多少书，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27岁时已经是东北军的首领，29岁更成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这个年轻人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其一生尤好美女。晚年他曾对人炫耀，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事实上，他年轻时的生活称得上糜烂腐朽，凡他看上的女人几乎都逃不过他的劫掠，一生中有过的女人，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仅其承认的情妇就有11个，可谓风流无限。按说，在那样的年代，这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键就在于他同时还是一个政治人物。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多年的军阀混战早已让他身心疲惫，心理压力过大的他从1927年就开始吸食毒品用来舒缓神经，以致后来成瘾，不能自拔。1933年2月17日，他陪宋子文去承德视察时，每行30里就得停车注射一次毒品。热河失守后，胡适曾批评道：“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阅历，都不是能够担当那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场面。”这种评语用于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可谓是恰如其分。

东北沦陷之后，当时中国的第二号风云人物张学良马上成了千夫所指。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两首名为“哀沈阳”的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的男主人公不用说肯定是张学良，其余在开头两句里，一下子就出现了三位女子。一是赵四，即赵一荻，大家熟悉的赵四小姐，当时是张学良的秘书。二是朱五，即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她在家排行第五，故称朱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第三位便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胡蝶。

这当时传遍大江南北的《哀沈阳》，是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时任广西大学校长，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并称为“北蔡南马”的马君武之诗作。

从诗作来看，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张学良在跳舞，舞伴至少有赵四、朱五和电影明星蝴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都是马教授的想象和杜撰。尽管没有总司令蒋介石名气大，但是副总司令的官也不小，张学良的行程肯定不会没人知道。前边说过，张少帅确实冤枉，他根本没有跳舞，而是看戏去了。

三位女士中，影星胡蝶与张学良终生未谋一面。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蝶正在天津，一周后才为拍电影《自由之花》抵达北平。《哀沈阳》见报后，有人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校长对质公堂。然而，胡蝶心态平和，不想做过多纠缠，她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重要的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在这件事上，最冤枉、最无辜的胡蝶表现出的冷静和胸怀令人敬佩。要是放在今天的艺人身上，估计早高兴得背过气去了——多好的炒作题材！说不定缓过气之后，马上飞奔而去，以身相许了。稍有嫌疑的是朱五与赵四两人。但据张学良自己晚年说，跟朱五小姐，他连一句玩笑都没开过。至于赵四，尽管不是夫人，可两人早在1926年已经公开同居，也似乎不应当作为新鲜事来炒作。

以前看过不少书籍，大都赞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不弃不离、矢志不渝的忠贞爱情。后才慢慢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张学良是有夫人的，他和赵四之间的关系，发生在像老酒这样的老百姓身上，就是道德败坏，第三者插足，甚至重婚罪。而到了张学良那里，就变成了伟大的忠贞不渝的爱情，这是什么逻辑？以张学良对于女人的一贯热爱，如果不是后来被蒋介石关起来，不能自由活动的话，估计还会有李五、王六、刘七，等等。蒋先生把他关起来也算变相做了一件好事，至少世间可以少几个光棍也。

一首文采并不十分出众的《哀沈阳》，因为切中时弊且通俗易懂而迅速传开，以致举国尽知，马君武也得意地称为民国版的《圆圆曲》，言外之意张学良就是吴三桂。不仅是马君武，当时全国舆论界也一致声讨张学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东北漆黑一团”的文章，文中写道：“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别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三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另有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嘲笑文章：“确息，一月以前，日人攻沈阳之久，某青年长官尚在看梅兰芳。至十时许，梅伶迟迟不出台，而沈阳之急电无已，长官为之顿足再四，悻悻而出。”《中国评论家》则刊登了一封致少帅的讽刺信，戏言张学良已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现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基督的追随者”。北平一些爱国学生编排了一出讽刺剧，剧名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剧中人物酷似张学良。甚至连日本人也赶来火上浇油，在报上大肆攻讦张学良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就像20世纪末前萨达姆对科威特一样。

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国人对张学良的仇恨程度。热河失陷之后，张学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之中被迫宣布下野。不过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还有人费尽心机地巴结他，这人就是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就在张学良到上海的第二天，所居住的公馆大门上就被挂上了炸弹。炸弹的引信已经被拆除并不会爆炸，和炸弹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封信：“请张学良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杜月笙闻讯大惊失色，张来上海由他出面招呼的事人人皆知，如果真出了事，他老杜今后还能在上海滩混吗？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此事的策划者就是号称“亚洲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能称作“第一杀手”前面还冠以“亚洲”，那肯定是不好对付的，杜月笙试图花钱消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不为钱，声明分文不取。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定要他的狗命。”后来杜月笙也是费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

历史不是拍电视剧，永远都只能是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推倒重拍。战争也不是打游戏，失败了可以保存，重新载入重来。但老酒还是想假设一下，如果当时东北军能够抵抗，中国抗战史乃至长达14年的东亚战争史是否会是另一番模样？从后来很多次露面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对当初的做法也是终生悔恨。一念之差竟成千古之恨，英雄与罪人往往就在一念之间。纵观其一生，也有如“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之类的壮举，但一百次局部的成绩，也难抵一次全局性的过错。

1990年，被幽禁长达半个世纪的张学良重获自由，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他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在1936年之后，他就已经死了。1991年3月10日，当张学良从中国台北桃园机场踏上飞美探亲之途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其中公开表示有回大陆探亲的意向，高层为此力促张学良回国。被选中具体联络的是曾任国家政协副主席的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吕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两人之间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吕正操等人于当年5月23日从北京直飞美国，5月29日在纽约拜见了老上司张学良，并提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看到大陆的诚挚邀请，张学良表示很想回去，但最后依然以“怕一回去弄得政治上很复杂”婉拒。

至于张学良不回大陆的原因，坊间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能飞到美国，就不能飞回大陆吗？大陆比美国还要远吗？第二种说法，是正准备回去呢，正好日本天皇访华，怕碰在一起尴尬，但谁都知道日本天皇是不会定居中国的。第三种说法，是赵四不让回去，张学良难道就这么听话吗？当初那么多命令要求他固守锦州，怎么就不听呢？这时候就听啦？第四种说法，似乎还有点道理，说是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李登辉制造了诸多障碍。

中国人的传统是“月是故乡明”，“叶落归根”，张学良真的就不想回来吗？老酒倒是认为未必。他不回来，更可能是无颜以对东北的乡亲父老。霸王项羽尚因兵败而“不肯过江东”，目睹世事沧桑且皈依基督的张学良回首九一八事变国耻，能无愧乎？对于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不能终老之前望一眼故乡，其情景何其悲惨？我们可以惋惜，也可以同情，但是历史只承认事实。

后来，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败退台湾，在总结大陆失利的教训时，往往归罪于张学良毁了党国的大业，他在日记中评价张学良道：“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去世，享年101岁。有人戏称，他坚持活这么久，是怕去那边见他爹。此乃气话，不提。

一跑沈阳，二跑锦州。比起战术性逃跑来说，战略性逃跑的含金量更高，此“两跑”跑出了长达14年的大东亚战争，让之前和之后的所有“跑跑”都黯然失色。

在老酒的“十大‘跑跑’排行榜”上，张少帅凭此而荣登榜首，实至名归。

第六章　“二二六事件”

“皇道派”和“统制派”

要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一根筋地走上军国主义之路的话，也不太确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也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民主政治时期，大致从1920年原敬内阁成立开始一直到1932年少壮派军官发动“五一五”事变为止。这一时期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日本历史上的“大正民主”。

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日本国内民主自由气氛浓厚。明治时代以来，日本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使得国民开始逐渐认识并接受民主政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内阁走上了历史前台。由政友会、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在日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大正前期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稳定期，在此期间乃至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没有对外发起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幸福的时光过得很快。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和200多万人无家可归，直接财产损失高达65亿日元。东京、横滨一带由地震引发的大火持续燃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打击。1926年12月，年仅47岁的大正天皇驾崩之后，刚刚即位的裕仁就再次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27年3月，短短一个月内，日本就有37家银行处于停业或倒闭状态。金融危机大大强化了日本工业产业、金融业的整合：在产业界形成了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在金融界则形成了五大垄断银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强强联合使得极少数的财阀控制了财界，财阀又通过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逐渐控制了政界。

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前所未有，使得尚在恢复中的日本经济再遭重创，随之而来是漫长的经济萧条。为摆脱危机，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开始大力推进军需产业优先的战争经济体制，为之后的侵略战争铺路。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不断加大的贫富分化使得民众逐渐对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之前一度蛰伏的军方势力借机再度抬头。可以说，经济危机在客观上再次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进程，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变成了一批少壮派军官。

19世纪末的一天，在东京幼年陆军学校的操场上，一位正在做木马训练的青葱少年被学校的一群恶少围攻。危急时刻，两位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少年冲入重围，拳脚相加，将之解救出来。从那时起，这三个人就开始惺惺相惜，成为情意相投的挚友。那个玩木马的少年名字叫冈村宁次，另外两个分别叫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

几年后，1904年，三人一起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再次一起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综合三人的毕业成绩，永田铁山是“陆士”第四、“陆大”第二，小畑敏四郎是“陆士”第五、“陆大”首席，冈村宁次为“陆士”第六、“陆大”第八。他们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天之骄子”。

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那三个已至中年的陆军精英在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院举行了一次秘密私人聚会。不久前，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引荐下，包括他们在内的一批少壮派陆军精英参拜了前来欧洲巡察的裕仁，并向皇太子宣誓效忠。这次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纵论时政，目的与七天后刺杀原敬首相的中冈艮一类似，那就是结束国内的腐败，让军人再次成为国家的主宰。冈村当时是作为参谋本部的巡回武官到欧洲考察，永田铁山是日本驻瑞士的武官，小畑敏四郎为驻莫斯科武官。三人中永田铁山是大哥，他被誉为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有人说他甚至比石原莞尔还要聪明不止一两个级别。这三人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中“三只乌鸦”之意。

三人一致认为，通过军人控制并治理国家才是日本今后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眼里，国内的腐败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中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之后海军长期由萨摩藩掌管，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几乎没有晋升到陆军高位的可能。

三个人很快制定了他们今后的行动纲领：一、确立日本举国一致的总体战体制，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二、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打倒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少壮派军官要联合起来，形成军部内的一股新势力，那就是昭和军阀。

其实参加这次巴登巴登聚会的还有一个人。第四个人就是第二天才赶来的“陆士”第十七期毕业生，当时驻德国武官，后来成为日本战时首相的东条英机。比起毕业于第十六期的三位前辈而言，此时的东条英机还只是个端茶点烟的小师弟而已。对于成绩平平，连续三年都考不上，最后靠老爹东条英教“首期首席”的威名才被照顾上了“陆大”的东条英机来说，那几个学兄简直是太出色了，端茶点烟也在所不惜。后来有资料说，东条英机第一天就来了，没资格参加讨论，那三个人密谋的时候，东条英机只能在门口负责把门望风，这应该是故意出息人的说法。

除了巴登巴登这4个人之外，“三羽乌”很快又从陆军少壮派军官中选拔了7个出类拔萃者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分别是驻瑞士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驻北平武官矶谷廉介。这些人几乎全是“陆大”的首席或者“军刀组”成员，也都是我们今后经常要提到的风云人物。11个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就此形成，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昭和军阀逐渐成为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力量。

巴登巴登聚会没有非常复杂的内容，但在日本近代史上却地位显赫。战后几乎所有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和这次短暂的聚会，聚会的1921年10月27日也被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谁也想不到，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羽翼将给未来的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几年后，他们先后回到国内，与他们经常在一起畅想革命理想的又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名字大家也不陌生，那就是未来在满洲闹出大名堂的河本大作和板垣征四郎。6人的小团队迅速扩大到19人，形成了一个表面上是联谊性质的小组织，取名“二叶会”。除了那6人之外，这些后来者名气也不算小，比如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冈重厚、冈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等。“二叶会”以“陆士”第十六期同学为核心，主要由第十五期到第十八期的人员组成。后来永田、小畑两人发生派系斗争，小畑被排斥，永田于是居于核心领导地位。

就在“二叶会”的大哥们频频聚会期间，永田铁山还示意“陆士”第二十二期的铃木贞一逐渐联络到第二十期到第二十五期的小弟23人，于1928年11月成立了另一组织“无名会”。成员包括铃木贞一、石原莞尔、土桥勇逸、武藤章、桥本群、横山勇、牟田口廉也、根本博、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等。这些人的名字也都将在后边的文字里逐次出现。

“无名会”第一次聚会由当时的陆大教官石原莞尔中佐讲述“空军作战”，第二次聚会就是热烈讨论所谓的“满洲问题”。聚会结束时，一帮小兄弟才突然发现后边多了个人，仔细一看，原来大家无比崇拜的永田铁山大哥不知啥时候来了，正坐在那里微笑着静听呢。慷慨的永田大哥马上自掏腰包带上兄弟去附近的酒店猛搓了一顿。

后来由于河本大作策划炸死了张作霖，为了团结起来一起保护他们亲密的战友河本大作，永田铁山把“二叶会”和“无名会”合并在一起，改称为“一夕会”，但形式上两会仍然各自独立存在。

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1930年，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成立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组成的“樱会”。“樱会”极力鼓吹“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强调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应不惜使用武力，后来逐渐吸收基层的军官参加，成员达到了60多人。就在这一段时期，日本一系列类似的右翼团体“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比较著名的还有“天剑党”“血盟团”“王师会”“行地社”等。到1933年，日本类似的团体数量已达500余个，总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这里几乎聚集了日本陆军所有蠢蠢欲动的少壮派精英——这是一群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但缺乏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青年军官。

有了“革命”的组织，还要有“革命”的思想，这样才能有进一步“革命”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的两大思想家应运而生。第一位就是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国家主义的倡导者、军国主义理论的鼻祖——北一辉。

要说老酒年幼时也曾是个抱有远大志向之人，自幼就对各种“家”无比崇拜，并立志长大后成为那样的人物。正如当下那句流行的名言，“小时候总是为了将来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而纠结，长大后才知道这种纠结根本不存在”。老酒后来也逐渐明白，那些“家”并不是像咱这样的愚鲁之人说当就能当的，也就彻底断了那些念想。话虽如此，但是对那些“家”的关注始终不减，也就逐渐在内心分出了层次。不管是政治家、数学家、文学家，还是化学家，咱至少还能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屠呦呦阿姨研究的青蒿素，虽然不懂，也大致知道是干啥用的，对他们，咱除了崇敬之外，还是崇敬。可还有一种少而又少的“家”，咱至今仍然懵懂并敬而远之——因为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这类人叫作思想家。

就在日俄战争激战正酣的1904年，所有日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战场，在位于日本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每天都会有一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到这里殚精竭虑地苦苦研读，风雨无阻。这个年轻人就是当时年仅21岁的北一辉。

艺术家不分国界，思想家不论年龄。仅仅两年之后，也就在23岁那年，北一辉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成书并自费出版。在书中，北一辉指出，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要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这次“社会主义大革命”。这本书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否定了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此虽然是自费出版，也很快被政府禁止发行，北一辉本人在日本也被全面封杀。

要说北一辉跟中国也的确有着不解之缘。在日本郁郁不得志的北一辉随后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13年的生涯。为此，他甚至写了一本叫“中国革命外史”的书，还把他的名字由原来的北辉次郎，正式改为大家熟知的北一辉。1911年，他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频繁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最后长期定居上海。由于有了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北一辉和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建立了很深的友谊。除了宋教仁，辛亥元老谭人凤的儿子也曾被北一辉收为养子，改名为北大辉。此外，国民党元老张群等人与北一辉也都有很多交往。“二二六事件”之后，北一辉被处死，张群就曾亲自为其墓碑题字。

令人不解的是，北一辉对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却大加批判。在他看来，孙中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无论行事和思考都是西方的模式，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开创革命事业，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因此，北一辉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了黄兴、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稳定中国局面的人并非孙中山，而是黄兴和宋教仁。1913年，宋教仁被刺，义愤填膺的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思想家不一定就有很好的执行力，他的调查最终未果。后来由于不择手段筹集经费，北一辉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以敲诈钱财的罪名勒令回国。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因为参与中国革命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驱逐出境三年。

三年驱逐期满之后，一心向往革命的北一辉再次来到中国。但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效力之处的北一辉，无奈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回日本。

依然寓居上海的北一辉，撰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这本书中，北一辉主张从下层社会起，以武力革命方式对日本进行彻底改造。他提出“革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而必须依靠军人，并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倡导由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军人作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由此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起了一条“绿色通道”。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崇尚暴力和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而且必需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依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造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他的理论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北一辉还指出，改造日本的核心就是铲除大财阀、大地主、大官僚，在天皇的号召下通过军人实施政变推翻现有政权。北一辉还设计了改造行动的具体措施：发动天皇大权在全国实行戒严令，三年停止宪法并解散国会，在政变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经济方面限制私有财产数量，个人私有财产不得超过300万日元，超过部分无偿交给国家。同时他认为，国家由于其自身发展，对于无视人类共存天道的他国具有开战的权利。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枯竭，只能走对外扩张道路。此时一贯支持中国革命的北一辉，思想上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提出“中国是日本实现振兴的天然基地”。

1926年，北一辉又撰写了《维新革命论》一书。看，人家写本书跟喝凉水似的，咱网上发个破帖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服不行啊！在书文中，北一辉提出，从明治维新的历史可以看出，维新的成功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颇频的暗杀决定。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这样，北一辉就补充了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的“维新”政变到底由谁来完成的问题，那就是青年军官。

北一辉的一系列理论在日本青年军官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也就开始慢慢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是后来日本陆军重要派别“皇道派”的基础。他们大部分是中下层的军官甚至士兵，北一辉可以说是“皇道派”的教父或精神领袖。

就在1919年8月1日，日本第一个军国主义组织“犹存社”成立。“犹存”两个字取自唐朝名臣魏徵的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犹存社”的政治纲领就是反对美、英对亚洲的渗透，彻底改变日本现状，赢得日本在亚洲更大的话语权。“犹存社”的组织者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另一大思想家、比北一辉小三岁的大川周明，大川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

这位大川周明我们可能更熟悉。因为北一辉死得早，大川却一直坚持到战后，并因在东京大审判时的演出而闻名遐迩。

刚刚成立的“犹存社”派出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去寻找那位大名鼎鼎的先驱者北一辉。1919年8月23日，大川周明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旧的烂房子里看到了江湖闻名的大侠北一辉。第一次见到北一辉的大川吓了一跳，他没有料到北一辉过得如此清苦，仅仅靠着吃米饭团、喝清水，撰写着八卷本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师兄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了大川师弟。

大川用了整整一晚上，读完了北一辉的前七卷作品。合上书后，大川只说了一句话：“就这么干。”之后，两个臭味相投的大思想家长谈了两天一夜，大川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前七卷回国。北一辉说，“你们等着我，写完第八卷我就回去”。他要在上海完成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北一辉回到日本并加入了“犹存社”。

作为一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大川周明被誉为“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与北一辉的穷困潦倒不同，大川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他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通晓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并成为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服刑时，大川周明每周七天都讲不同的语言：周一英文、周二日文、周三法文、周四中文、周五印度文、周六马来文、周日意大利文。真是不服不行，那时候估计还没有录音机，咱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

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日本最疯狂的宣传家和煽动家，大川周明极力鼓吹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民族主义学说。在大川的眼中，“日本是最好的，比西洋的一切都好”。大川一生“著述颇丰”，如《论独立后之满洲国应成为日本之附属国》《论日本国土之扩张对象是中国》《论英美在太平洋地区之主权应由日本取而代之》《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试论日本是亚洲之主宰者》，等等。这些作品无不是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粉饰、卖好的荒谬无耻之作。

与北一辉强调主要依靠青年军官的势力不同，大川周明认为应对内建立军部统治，通过逐渐与军部上层的幕僚将佐接近，用合法的手段逐步实现军部对国家的统治。他的说法得到了日本陆军中大多数中高层人士的认可，其言论逐渐成为另一大派别的理论基础，这一派就是“统制派”。在近卫文麿任首相期间，大川周明一度得到了近卫的赏识，很快成为近卫“智囊团”的中坚分子。

这样，与日本海军内部“条约派”和“舰队派”相类似，在日本陆军内部也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主要受到北一辉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现内阁政府来控制政权，由天皇实施亲政，依靠军队进行军部独裁统治，实行“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开战。由于他们开口闭口不离“皇道”“皇威”，故被称为“皇道派”。其总瓢把子就是曾任陆相的陆军大将荒木贞夫。“陆大”第十九期“首席”的荒木以擅长演讲著称，他曾经有过一句名言：“物资不足我们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所有列强都不在话下！”担任陆军大学校长时荒木能够亲自到火车站去接新生入学，因而在青年军官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他的官邸往往是年轻军官聚会的场所。荒木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的缜密思想使他俩并列成为“皇道派”的领袖。小畑敏四郎、山下奉文、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等陆军将领均属于这一派别。

“皇道派”成员多为那些没有地位，来自农村并对现实严重不满的青年，很多出自野战部队的尉级军官。他们认为政党政府是“隔断天皇和民众联系的误国奸臣”，所以要恢复“明治精神”，要“尊皇讨奸”“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佞小人，恢复“天皇亲政”。年轻人总是无所畏惧，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主张毫无组织纪律的恐怖活动。其中一部分人更是主张用发动政变和刺杀大臣的手段达到军事独裁之目的。

“统制派”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这一派的组成者多为裕仁天皇的亲信小集团成员，他们已经占据了陆军中上层的重要岗位。除了永田铁山之外，属于这一派别的还有后来接替荒木贞夫出任陆相的林铣十郎。冈村宁次、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东条英机等都属于“统制派”的骨干成员。他们认为血腥的军事政变不利于军队和政局的稳定，于是放弃以武力改造国家的计划，主张在军部的统制下以合法手段建立军部独裁，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在对外策略上，“统制派”提倡建立总体战体制，首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南北并进，做好同美国、苏联长期作战的准备。“统制派”强调必须联系上层官僚和新兴财阀，在政治、思想和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改组和统制。

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形容，那么“皇道派”的成员基本属于低层阶级。往往越是下层军官对皇室越关心，他们相信天皇他老人家“天纵英才”，事情坏就坏在那些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恨之入骨的那些“贪官污吏”，也就是所谓的中高层，当然还包括“统制派”提出要联合的那些财阀和政府官僚。随后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其实质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并利用上层阶级来试图打倒中层阶级，可惜功败垂成。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皇道派”和“统制派”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改造国家”，“建立军国主义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却高度一致，只是在具体方法、步骤方面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而已。

喋血“五一五”

1921年9月28日，深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爱国愤青朝日平吾刺杀了四大财阀之一、安田财阀的首脑安田善次郎，揭开了一轮疯狂杀戮的序幕。

生活贫困的朝日平吾之前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都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后来朝日从事贫民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几次企图组织社团以改变社会，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他遍访资本家募集资金，这些人几乎全部持冷淡态度，将朝日平吾拒之门外。对社会极度失望的他就此决定“诛杀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朝日平吾极度崇拜天皇，他认为是天皇身边的那些官僚、财阀等隔离了天皇和臣民之间的亲密联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刺杀成功之后，朝日平吾自杀，他在自杀前留下了《檄文》和《斩奸状》，内中思想与北一辉无异。公众的同情明显在凶手一边，朝日平吾的葬礼规模盛大，竟然有上千民众自发参加。

仅仅两个月后，强烈要求结束国内腐败、年仅19岁的中冈艮一在东京火车站刺杀了第一届正式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

前面提到，由于内阁政府先后签署了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日本海军的规模不断遭到限制，导致海军对政党政治的不满日益加重。特别是后一个条约迫使大量海军军官和水兵退出现役，更引起基层官兵的愤慨。长久集聚起来的怨气，使得海军部分中下层军官开始积极筹划反对政府和财阀的行动，一些人很快与井上日召所带领的“血盟团”搭上了线。

“血盟团”是日本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极端右翼恐怖组织，其创始人是“日莲宗”的僧人井上日召。井上日召同样倡导发起“昭和复兴”，并认为“铲除”政府首脑与财阀人物是必须要采取的手段。他的“血盟团”成员共有14人，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和在校学生。

井上计划大规模刺杀政界和财界的重要人物，提出的口号是“一人杀一人”，列入其暗杀名单的人员包括若礼次郎、西园寺公望、币原喜重郎、牧野伸显、床次竹二郎、铃木喜三郎、井上准之助、池田成彬、团琢磨等政界、财界要人20余人，日上试图以此“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军国主义制度。他要求每个“血盟团”成员必须在1932年2月11日前最少谋杀一个腐败的政界或财界要员，以庆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登基2592周年。

1932年2月9日，之前经常反对增加军费开支的银行家、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人行道上被“血盟团”成员小沼正击中三枪后毙命。3月5日，第二次谋杀在类似情况下发生。当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跨出车门时，“血盟团”团员菱沼五郎用手枪捅了一下他的后背，在他回头时扣动了扳机。团琢磨因为利用经济危机抢购出售美元获取巨额利润而被众人诟病。“血盟团”的暗杀活动在日本高层可谓是风声鹤唳，大恐慌的蔓延使得有些人穿上了避弹衣，有些人开始频繁更换居住场所。

警视厅很快破案并逮捕了“血盟团”全部成员。1933年6月，法庭对这些人进行公开审判。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审判却给日本公众提供了戏剧性的情节和宣传资料。比起那些被刺杀的受害者，杀人凶手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同情。在国民的心目中，他们是保护平民、反对暴虐、铲除腐败的勇士。1934年11月，首领井上日召以及直接杀人凶手小沼正、菱沼五郎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人员分别判处三年到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井上日召于第二年就被假释出狱。到了1940年11月，“血盟团”的成员已全部获释。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的若礼次郎内阁倒台，犬养毅受命组阁，出任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

这个犬养毅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怀有善意的日本人。早在20世纪初，他就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还在自己的家中为孙中山提供了庇护所，辛亥革命时，犬养毅甚至亲自到上海、武昌等地对孙中山表示支持。这一点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有点类似。当年一个叫蒋志清的中国青年留学日本时，就住在松井石根家里，这个小蒋后来改名叫蒋介石。

犬养毅和南京国民政府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当然也包括在东北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就曾给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抢走的私人财物，还在信中附上了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这封信后来落到军部手里，反而成了犬养毅被杀的罪名之一，那就是“接受敌国要人的贿赂”。

犬养毅担任首相时已是77岁高龄。上任之后的犬养毅，起用理财圣手高桥是清担任大藏大臣，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同时，新一届内阁政府对华外交政策也变得相对温和宽松，对军备的控制却更加严格。在军部的眼里，犬养毅这类国际协调主义的政客根本就是卖国贼。犬养毅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加上他的执政理念，使他很快成为右翼青年军官刺杀的头号目标。

犬养毅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萱野长知赴上海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试图达成妥协，但他的秘密和谈工作随后被媒体曝光，此举使得军队内部的激进派分子更加怒不可遏。更让军部气愤的是犬养毅内阁对伪满洲国的态度，他们竟然“吃里扒外”，拒绝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老子在前方拼死拼活抢回来的东西，换来的不是奖励却是不承认，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犬养毅对当时一些青年军官的激进做法也备感忧虑。他给陆军长老上原勇作写信，指出应该改变一下当时军队中的不良风气，同时上奏天皇，建议将30个问题军官免职。这犬养毅也真是老了，不中用，这一消息再次被军部得知。军部对其干涉军队内部事务的做法出离愤怒，认为犬养毅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天皇的“统帅权”。

1932年5月15日，一个晴朗的周日，一切看似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犬养毅在私宅悠闲地休息。他的夫人、秘书和护卫都出门去了，而他本人刚刚接受了一次鼻部治疗。在诊治过程中，犬养毅非常乐观地对医生说：“看来身体没出什么毛病，估计我还能再活100年吧。”

就在犬养毅接受鼻部治疗的同时，两辆出租车在东京靖国神社侧门前停住，9名海军军官从车内鱼贯而出，走进了神社。他们恭敬地对天照大神行了鞠躬礼，然后带上从寺庙买来的护身符再次登上汽车。两辆小汽车直奔首相私宅。

傍晚17时30分左右，这群军人手持枪械，闯入了防卫薄弱的首相私宅。此时的犬养毅并没有惊慌，反而客气地把首先闯入的海军中尉三上卓、山岸宏等人请进了自己的会客室。日本人非常讲“礼貌”，这些军人在进入会客室前，甚至按照客人的礼节将各自的军靴脱下来放在门口。举目无援的犬养毅不断地对这些军官说：“等一下，等一下，有话好说。”此时，海军预备役少尉黑岩勇又带着几个人闯了进来。

面对犬养毅几近哀求的“有话好说”之声，不知谁喊了句“不要废话，射击”，然后就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闯入者纷纷将子弹射向那个瘦小的老头儿。

这群军官离开之后，首相家中的女眷才敢奔入会客室查看犬养毅的伤情。此时，鼻中流血的犬养毅意识还很清醒，他对女眷说：“把刚才射击的那些年轻人叫回来，我还有话没说完。”当晚22时左右，犬养毅开始大量吐血，面对惊慌失措的众人，他反而安慰大家：“这只不过是胃出血，你们不用担心！”一个多小时后，23时26分，犬养毅停止了呼吸。

暴徒离开首相私宅后并没有止步，他们随后攻击了宫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元老西园寺公望的住处以及政友会总部等地，对三菱银行以及东京附近的几个变电所投掷了手榴弹。最初的刺杀计划中，还包括正在日本访问的著名英国喜剧明星查理·卓别林。在激进派军官眼里，卓别林属于左翼影星。如果把卓别林这样一个世界闻名的大明星、大导演干掉，就会取得更大的轰动效应，从而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不巧的是，那天卓别林被犬养毅的三儿子犬养健带去看相扑比赛了，侥幸地保住了一条命。

暴动发生后，东京警察厅动员了上万名警察进行围捕。凶手最后搭乘出租车到了警察总部，被宪兵队围起来之后束手就擒。

“五一五事件”打出的旗号就是“昭和维新”，希望实现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的又一次“革命”，但其实质不过是军部势力希望代替政党上台而展开的阴谋暗杀活动而已。

事件发生之后，9个杀害首相的冷血凶手遭到起诉，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在审判前，一份由11万人用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愿书由日本各地同情凶手的民众自发签署，他们请求法庭对凶手从宽发落。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9位新潟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9位军官一死。为了表示替死的诚意，他们还随信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9根小手指。

审判过程中，凶手不但不认罪，反而将法庭当作宣传舞台，大肆宣扬他们对天皇的一片耿耿忠心，呼吁改革政府与经济。这看似正义的呼声，更加激起大众的同情心。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了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公众竟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在民众看来，他们为了“国家大我”，牺牲“个人小我”，去暗杀那些可耻政客和财阀的行动，正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武士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对经济形势的失望以及对“腐败”一词的深恶痛绝，使得民众对那位视死如归的犬养毅并没有多少怜悯和同情，他们手持报纸挥舞，集体为凶手加油，个别人甚至高呼“犬养毅老匹夫早就罪该万死”。

刺杀犬养毅的凶手中有一人曾经表示遗憾，但随即又说，首相“理应牺牲在国家改革的祭坛上”。另一人宣称：“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在民众的心目中，这些人不是凶手，而是为国献身的勇士和斗士！

随后，来自日本各地的十几万人涌入东京举行集会，许多东京当地社团、商团组织请愿书，要求“释放凶手，打倒政客”。许多人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倒腐败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之类的口号。

“压力山大”的法院果然顺从民意，做出了“极宽发落”：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最重刑罚也不过是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新闻媒体对杀害首相的凶手关不了几年就会被放出来表示毫无疑问。对于“五一五事件”背后的阴谋者来说，这样的重案只有这样的轻判，就是对与军权对抗下的法制与民主政府更进一步的侵蚀，也为之后“二二六事件”更大规模的杀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一五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32年5月26日由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成立了所谓的“举国一致”内阁，日本短暂的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从此，军部的势力终于成功抬头并逐渐成为主导。

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前，原敬首相被杀。伦敦条约的签订，导致浜口首相被刺。九一八事变又导致犬养毅被集体枪杀。之后日本政府逐渐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只能唯军部马首是瞻。斋藤实内阁很快顺应军部的号召，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

“二二六事件”

军方势力能够顺利抬头，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社会底层生活上的极端贫困。

这时期在日本的农村，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耕耘土地外，冬季还须进城打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还难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温饱。一些山区的农民不得不全家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中国东北地区垦地谋生。在城市里，那些青年男女进厂做工，尽管工作十分辛苦，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外侵略的不断扩大，带给广大民众的不是利益而是生活的日益贫困。

与广大劳苦民众相反，一些日本社会的上层人物以及政党之间却不时地相互攻击，争权夺利，把民众之疾苦置于脑后。日本各财团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底层民众，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同时还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影响政府的内外政策。这种社会病态也正是政界、财界高层遭到谋杀而凶手却广受民众同情的根本原因。

上述突出矛盾也就产生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其中以军队激进分子的主张最为突出，酝酿时间也最久、最长，并形成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大派别，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皇道派”和“统制派”。

既然有派别那就必须有斗争，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和海军中两大派别的争斗一样，陆军中两派的斗争也渐趋白热化。由于“统制派”的成员大部分属于地位较高的中高层军官，位高权重，因此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1934年1月，在九一八事变中获得“越境将军”称号的林铣十郎，接替“皇道派”总舵主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7月，林铣十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至前线作战部队。7月中旬，林铣十郎面告“皇道派”的另一领袖真崎甚三郎，要在8月的人事调整时将他调任闲职的军事参议官，先求谅解。真崎甚三郎是“皇道派”的二把手，当时的职务是实权的陆军教育总监。真崎表示陆军三长官的任免属于天皇，别人无权调动。双方僵持了一个礼拜，结果由于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支持林铣十郎，真崎才无奈屈服。

其实林铣十郎罢免真崎是事先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默许。“皇道派”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虽然他们闭口张口不离“皇道”，但裕仁还是对他们的无法无天存有戒心，同时非常不满真崎甚三郎对少壮派军官的危险影响，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可是“皇道派”的武士可不知道这些弯弯绕绕，他们一致认定这都是出于永田铁山的阴谋策动。

随后永田铁山被提升为握有实权的军务局局长。上任后的永田立即开始制订并推行日本全国“统制化”计划。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永田开始频频与政府官僚、财界接触，逐渐同政界和财界的上层建立了紧密联系，并逐渐成为军、政、财这一高层网络的中心人物，能力出众的永田铁山实际上就是“统制派”的核心。

永田铁山上台之后，就开始和林铣十郎联手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策划政变阴谋的消息，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此后陆军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为由免去了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皇道派”少壮军官把所有矛头直接指向了永田铁山。1935年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陆军中佐来到了东京。他同许多富有理想的激进军官一样，都为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真崎甚三郎大将被免去教育总监职务而感到愤慨。相泽找到了永田铁山，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永田辞职。这一可笑的要求当然遭到永田的断然拒绝，你算什么，你以为你是天皇？当相泽返回福山的部队驻地时，他很快接到由步兵第四十一联队调至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服务的调令，彻底被激怒的相泽决定刺杀永田。他在办完赴任手续后，于8月11日晚再次来到东京。

1935年8月12日早上，相泽三郎先是来到了伊势神宫向天照大神祈祷：“我感到有一种要刺杀永田的冲动。如果我是正确的，求神助我成功。如果我错了，请让我失败。”

上午9时40分，相泽不经通报便大步跨进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永田当时正坐在办公桌前，相泽刺向永田的第一刀没有刺中，第二刀使永田受了轻伤。永田蹒跚地想夺门出逃，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的相泽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他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背上。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永田死死地钉在门板上。被称为“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亦无永田”的永田铁山就此毙命。当时因公正在永田办公室的东京宪兵队队长上前阻拦，也负了伤。

大概是觉得永田的死相不雅观，相泽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他的脸上。之后他走进一个朋友的办公室，说他已执行了上苍的判决。由于帽子留给永田盖脸用了，他准备到外边再去买顶新帽子，这时闻讯赶来的宪兵围住了他。

相泽被交付第一师团军法会议审判。在受审的过程中，相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宣称，他只不过是尽了作为天皇麾下一名普通军人的神圣职责而已。他提出对国家实施改革，并向所有法庭上的人宣称：“国家状况令人忧叹。农民困苦不堪，官吏贪污受贿，外交软弱无力，统帅权因海军军缩会议的协定遭到侵犯。我终于认识到，那些御前的高级政治家，那些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官僚为了自身的私利，正试图逐渐腐蚀政府和部队。”法庭上的相泽似乎换位成了法官一般，公众舆论也依旧偏向杀人者相泽。在公审过程中，遇刺身亡的永田被形容为穷凶极恶、毫无人道的怪物，相泽的辩护律师预示不祥，说：“如果法庭不理解相泽中佐的指导思想，那么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相泽出现。”

刀劈永田铁山的暴力事件令裕仁天皇极度震惊。当侍从长本庄繁大将向他禀报这一事件时，裕仁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永田的葬礼上，裕仁还特地让宫内省送去了鲜花。1945年，裕仁在皇宫的地下室里召开了决定日本投降的御前会议。与会人员惊讶地发现，天皇地下室的墙壁上挂着一个人的遗像，他就是10年前被相泽刺杀的永田铁山。

“永田事件”之后，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统制派”借1935年12月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将第一师团师团长、铁杆“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几年之后的淞沪会战，正是这个柳川平助率领日本第十军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在国民党军腰眼上插上了一把小匕首，从而导致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场的全面溃败。

随后，新的命令就来了，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一师团被调往满洲。作为日本陆军历史最悠久的第一师团又被称为“玉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无异于火上浇油的决定，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

1936年1月，日本政局再次出现动荡。“皇道派”少壮军官认为公众舆论对相泽三郎的公审持批评态度，趁此局势动荡之际发动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此外，第一师团将在3月之前开赴满洲，因此政变必须在2月底之前发动。

为了获得上层的支持，政变核心成员矶部浅一大尉两次拜会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从他那里得来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还拜访了已经罢职在家的真崎甚三郎。真崎对矶部来访的意图清清楚楚，但老奸巨猾的他不想惹祸上身，便在矶部开口前说：“要是因为这次谈话会引出什么事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矶部见对方避而不谈主题，就转口说为了帮助相泽的公审辩护需要一些钱。真崎说：“我很穷，也没有多少钱，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矶部说：“有1000日元就行，没有这么多的话，500日元也可以。”真崎爽快地答应道：“就这些吗？如果就这么多，卖些东西也给你凑上。”矶部将此看作是真崎等“皇道派”高层人物对他们行动的默许和鼓励。

事发前曾有人向警方告密说：“驻扎在东京即将调往中国满洲的陆军第一师团一些青年军官要发动叛乱，刺杀政府要员。”得到消息的日本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还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宪兵队和警视厅认为个别叛乱分子翻不起什么大浪，凭他们的力量完全可以从容对付一切突发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牛的确吹大了。

1936年2月25日下午，东京上空彤云密布，大雪已经厚厚覆盖了全市，而且看样子还要下。这是东京54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大雪导致交通陷于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改为临时旅馆，让无法回家的人暂时借宿。

这天深夜，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约瑟夫·格鲁大使正在招待他尊贵的客人。格鲁曾经是罗斯福总统的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他的夫人就是那位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准将的孙女。他的客人除了刚刚卸任首相并被任命为宫内大臣的斋藤实之外，还有那位大家熟悉的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为了让大家高兴，格鲁特地放映了一部美国电影《调皮的玛丽埃塔》，兴致很高的客人们离开时，已经是晚上的11时30分。

当斋藤实跨入车门时，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下车的时候，斋藤抬头看了看天空，那雪正下得紧。

斋藤肯定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那些雪花，一场血腥的屠杀即将到来，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很快将被鲜血染红。

在这个大雪纷飞的静谧夜晚，位于皇宫外侧一端的第一师团兵营却显得比以往更加阴森恐怖。远处一间营房里还透出微弱的灯光，里面聚集着十几位面容冷峻、如临大敌的陆军军官。一位青年军官忽地从蒲团上站起来开始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我们皇军的精英几十年来为了帝国的神圣事业前仆后继，几次起事都不幸失败。但是他们的鲜血却唤醒了民众，激励着我们的斗志。如今，我们的行动已为统制派控制的军部所察觉，随时都有移师满洲甚至关押被杀的可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以改造国家，拯救民众，实现皇道。”说话的是香田清贞陆军大尉。

相比于香田清贞大尉的年少气盛，安藤辉三大尉就显得冷静许多，他慢条斯理地说：“诸位，此次兵变酝酿已久，我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周密可行的。各位都是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人，都是荒木贞夫大将的忠实信徒，此次起事我们没有任何退路，不成功便成仁。”安藤辉三出身教师世家，表面看上去温文儒雅，却有着刚毅的性格，在士兵中颇有威信。

2月26日清晨4时，陆军第一师团的千余名士兵被他们的长官从热被窝中叫起。士兵对长官的密谋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以为是要进行一次夜间雪中演习呢。只有几个人被告知当天将要杀人。

“我要你同我一起去死。”栗原安秀中尉冷冷地对一等兵仓友音吉说。

闻听此言，仓友大吃一惊，但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长官，我愿意去死。”

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带领约1500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取走了步枪、机枪、手雷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一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头去刺杀那些“天皇周围的坏人”。

行动共分六个小组，各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明确目标。香田自己率领的小组将攻占陆军大臣官邸，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将负责占领警视厅，让那些警察失去指挥。其他四组则分别刺杀首相冈田启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宫内大臣斋藤实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负责刺杀宫内大臣的凶手得手后，第二个目标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其他两组也将赶到市郊，分别干掉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和天皇最亲密的顾问、举国尊敬的唯一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

负责击杀首相冈田启介的部队由栗原安秀中尉率领，共约300人。早上5时，到达首相官邸之后，他们与守卫官邸的警察发生了枪战。很快，4名警察全被击毙，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一阵乱枪把厅内的吊灯全部打碎。

早上5时前不久，首相的一位年轻秘书迫水久常已经听到了外边的枪声。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名字，在日本投降之前，他还要出场并有重要的戏份。迫水和冈田的关系很特殊，工作上他是首相的秘书，生活上他是冈田的女婿，同时冈田的夫人又是他的姑妈——也真够乱的。

迫水马上给警视厅打电话求援，警视厅电话里回答说增援的人马已经出发。别看这些警察平时对老百姓横行霸道、吆五喝六怪威风的，但是遇见真正的野战部队就立即拉稀，警察增援部队很快被叛军击退。当迫水再一次给警视厅打电话时，“我们是起义部队”，电话里一个声音回答说，大约有500名叛军已经占领了警视厅大楼，老窝都被端了。

迫水挂断电话，接着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宪兵队长局促不安地回答：“局势已失去控制，我们哪里是正规军的对手。对不起，秘书先生，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迫水气得啪一声把电话摔在地上。

枪声也同样惊醒了首相的另一位老秘书、61岁的退役陆军大佐松尾传藏，他同时也是首相的妹夫。当叛乱军人大喊大叫地冲入首相官邸时，早已听说过政变传言的冈田启介首相已经吓瘫在床上，口中喃喃地说：“他们终于来了。”但松尾传藏却不肯让他坐以待毙，他硬是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在一名警卫的帮助下，把冈田推进了浴室。

冈田在浴室里听到外面有人喊了一声“院子里有人”，他透过窗户的缝隙望出去，只见他的妹夫紧靠屋墙站着。“向他开枪！”一位指挥官喊道，但士兵似乎还在犹豫，指挥官接着吼道：“你们这些家伙很快就要到满洲去了，现在连一两个人都不敢杀，到满洲以后怎么办？”枪声随即响起。高呼“天皇万岁”的松尾随后便倒在了台阶上，血像泉水般喷在雪地上，格外耀眼。怕松尾没死透，他们又朝松尾的胸口和鼻梁上补了两枪。

这个松尾大佐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的濑岛龙三的老岳父。事变结束后，迫水告诉松尾夫人，松尾为了搭救冈田首相而被叛军打死，本来就出身武士世家的松尾夫人谦和地说：“我丈夫能够效劳，未亡人非常欣慰。”

栗原在卧室中找到了一张冈田的照片，跪在尸体前，拿照片同松尾的脸仔细核对之后，他毫不迟疑地说：“是冈田。”士兵开始高呼“万岁”，把松尾的尸体抬进首相卧室，放在一张薄薄的垫褥上。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帮助下，大难不死的冈田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成吊唁人员，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成功逃脱。

袭击宫内大臣斋藤实的小组约200人，由长坂井直中尉指挥。这位78岁的海军大将头天晚上刚携夫人出席了格鲁大使的晚宴，当政变军人冲进住宅时，斋藤还在酣睡之中。破门而入的政变军人被斋藤实的夫人拦住。当斋藤醒来并穿好睡衣时，这些人已闯入了卧室。三名军官对准站在夫人后面的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紧紧抱着，泣不成声。青年军官无法把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她的身下，向斋藤继续射击。斋藤浑身上下弹痕累累，一共中了47枪。得手的凶手高呼三遍“天皇万岁”，呼啸而去。

早上5时15分，这批激进分子离开了斋藤住宅，开向皇宫西南附近的陆军省。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接任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职务的渡边锭太郎大将。叛乱分子认为，作为“统制派”头目的渡边必须铲除，也为他们的偶像真崎甚三郎出口恶气。

渡边的住宅是日本式木房，当纸糊的活门被拉开后，激进分子即以手枪、机枪一齐对着里面开火。渡边锭太郎这个62岁的枯瘦老人，竟然拿起手枪勇敢地向叛军还击。自不量力的他很快被机枪打成马蜂窝，随后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高桥太郎少尉对已死的渡边怒气未消，拔出军刀砍下了渡边的头，然后才率部队去陆军省与在那里的叛军会合。

曾经出任过八届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是日本有名的理财圣手。早在日俄战争期间，高桥在伦敦六次成功募集公债，成为日军最终取胜的大功臣。高桥因为多次削减军费而被军方诟病，还在接替原敬的短暂首相任期内批准了华盛顿条约，在这些少壮派军人眼里，高桥死八回都不够。担任袭击高桥是清的，是由中桥基明中尉率领的约120人组成的小组。晨5时，当叛军冲进高桥卧室的时候，死到临头的高桥还在打着节奏分明的呼噜。中桥中尉一脚踢开高桥的被子喊道：“天诛！”醒过来的高桥毫无惧色地抬头望了他一眼，并大声说：“白痴！”中桥中尉迟疑片刻后，扣动了扳机，把全部子弹射向高桥。另一名叛乱军官大喊一声，跳上前来，挥起军刀朝高桥砍去，用力之猛使得军刀透过高桥所穿的棉衣，砍断了右臂。接着，他又把刀刺进高桥腹部，恶狠狠地左右捅了几下，已经82岁的高桥当场气绝身亡。

在毗连卧室中的高桥夫人冲了过来，一眼瞥见肚子被捅破，内脏都流了一地的丈夫，便放声痛哭起来。日本人不愧为“非常讲究礼仪”的民族，当中桥中尉用肩膀挤过聚集在走廊上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一群仆人时，还彬彬有礼地对他们道歉：“对不起，真是打扰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叛军认为与英、美狼狈为奸的天皇侍从长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击杀铃木贯太郎的小组由安藤辉三大尉率领，总数约350人。这支部队于晨4时50分到达了铃木的住处。他们在侍从长官邸门口遭到了卫兵的抵抗，交火10分钟后才冲进去。第一小队直接突入院内，第二小队则位于大门口警戒，在院内及大门口各架起两挺重机枪。

一位女佣早已叫醒了年迈的海军大将。铃木急忙跑到储藏室去拿剑，却怎么也找不着，走出储藏室的铃木很快被20多把刺刀团团逼住。一位士兵上前一步，礼貌地问道：“您就是铃木阁下吗？”铃木说“是的”，并举手要大家镇静：“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谁也没有回答，铃木又问了一遍，周围还是一片沉默。当他第三次问时，一个拿手枪的人不耐烦地说：“没有时间了，我们要开枪了。”

自知活命无望的铃木坦率地答道：“那就没有办法了，开枪吧。”上士永田走上前去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做出牺牲吧。”三支手枪同时开火：一枪未打中，一枪打中下腹，另一发子弹打中心窝。铃木倒下去时仍清醒，他的头部和肩部又挨了几枪。他听到有人喊“再补一枪”，铃木感到一把手枪冰冷的枪口抵上了他的咽喉，接着他听见夫人在喊，“别再打了，对一个老人你们也这样下手，把我也一起打死好了”。铃木的夫人鹰子是日本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曾长期担任裕仁天皇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在裕仁眼里是比亲生母亲还要亲的人，这伙士兵没人敢对她动手。就在此时，安藤大尉走了进来。持手枪的人问：“要补一枪吗？”

两年前，安藤大尉曾找过铃木提出所谓的改革纲领，铃木大将直截了当地驳回了他的论点，因此，安藤虽然很不高兴，但内心中还是很钦佩他。此时，安藤也感觉对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再补一枪实在是太残忍了，于是喊道：“统统有，向铃木阁下行举枪礼。”于是，大家都跪在躺在地上的海军大将身旁，举枪致敬。

安藤大尉命令他的部下起立出发。然后他转身向铃木夫人，道：“您是夫人吗？”鹰子点了点头。“我曾听很多人说起您，我为此感到特别遗憾。”安藤说，“我们对将军本人并没有恶意，不过我们对如何在日本实现改革的观点与将军不同，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真是“文明礼貌”的好青年啊！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有着惊艳表现的铃木大将，一生曾经很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1867年，明治政府军和幕府军的伏见鸟羽之战时，大阪弹药库发生连环爆炸，震坏了铃木家的门窗，刚出生没多久的铃木险些丧命。3岁时，他随家人去江户，差点被一匹受惊的马踢死。后来一次钓鱼时，又差点被鱼拖入河中淹死。在海军服役时，他曾在夜航中掉入大海，后奇迹般生还。这次看来，是真没得救了。

但是奇迹再次出现。安藤没有想到，人称“不死之鬼贯”的铃木哪里那么容易就死？几天之后，铃木再次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也必须抢救过来，要不怎么成为决定日本投降的终战首相呢？！

被刺杀的对象无疑都是老人。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也已经75岁，他是前面提到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后来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就是他的女婿。激进分子认为他也是实施“昭和维新”的大障碍，必须及时除掉。当时牧野住在东京西南较远的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击杀牧野的任务由河野寿大尉组成的8人精干小分队前往执行。当时牧野正在神奈川县的汤河原温泉休养。当叛军攻来时，牧野的卫士奋起反抗，打死了一名军官，士兵又枪杀了那个卫士，然后乘势放火烧旅馆，意在迫使牧野从宾馆跑出来。利用卫士抵抗所争取的宝贵时间，牧野伸显在20岁的外孙女吉田和子的帮助下，溜出了旅馆后门。

旅馆后面是一座峭壁，这位老先生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一块岩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动了。不久之后，旅馆燃烧的火光照亮了峭壁，把和子和牧野都照得清清楚楚。山下的叛军借助火光举起了枪。在呼啸的枪弹之中，和子张开和服的两个大袖毅然挡在了外祖父身前。一个叛乱分子也许是被她的英勇行为感动，喊了一声“打中啦”，便说服其余同伴一起离开。

刺杀西园寺公望公爵的计划没有实现。由于西园寺是明治维新时代仅存的一位元老，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政变士兵都不愿加害于他。带队的坂垣中尉本来就不忍对最后一个元老下毒手，看到部下也都不太情愿，便擅自取消了这一行动。当地警方听说首都发生叛乱后，立刻派出大批警察把西园寺护送到附近的一所小别墅去。

负责封锁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包围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官邸的是由丹生诚忠中尉指挥的小组。叛乱的核心人物矶部浅一、香田清贞等也随这一小组行动，准备与陆军机关的首脑进行谈判。这支部队于5时左右到达了陆相官邸，随之对就近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连同陆相官邸进行了包围和封锁。政变军人要求川岛陆相立即出来谈判，但川岛以身患重感冒需要休息为由，答应起床后再进行会谈。

被占领的参谋本部上午还真来了一个上班的人，那就是咱们熟悉的陆军大佐石原莞尔。一群叛军士兵冲进石原的办公室，有人认出了他，领头的军官听说面前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石原莞尔时，立即收起手枪向石原鞠躬：“能够见到大佐阁下，是我一生的荣幸，请大佐加油！”然后带领手下集体敬礼，向后转身走了。

考虑到警视厅的警察佩有武器，而且其位置就在皇宫正门的旁边，攻占警视厅的小组有500人左右。他们除了占据警视厅外，还准备根据情况随时突入皇宫。26日晨4时30分，由野中四郎大尉率领的这支最大的队伍对警视厅进行了平面和立体的包围与封锁。进入院内的部队当即占领了电话总机室，切断其对外的所有联系，并向警察传达了起事的宗旨，要求其立即停止一切救援行动。

2月26日天亮之后，叛军的刺杀活动已经全部结束。叛乱分子约1500人的部队已经封锁和占领了皇宫西南一带的日本政治、军事、警察等国家权力中枢机关。政变军人还占领了赤坂的山王饭店，清空了住在这里的所有客人，控制了饭店的电话交换台，将此地作为政变临时指挥部。

他们还占领了东京最大的五家报社，要求各报刊登他们的《宣言书》，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张贴“尊皇讨奸”“尊王义军”“七生报国”等标语。在他们散发给记者的资料上这样写着：“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帅，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纮一宇，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叛军勒令关闭所有影剧院及其他所有娱乐场所，电台停播文娱节目，整个东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2月26日早上6时30分，叛军代表香田清贞、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在陆军大臣官邸与川岛义之进行会谈。一群年轻人开始像训孙子一样教训已经58岁的陆军大臣，提出了他们的具体要求：撤换惩治军内“统制派”人物，任命“皇道派”首领担任重要军职，召集在各地的“皇道派”人物入京共商国是。同时要求陆军大臣将起事部队进行“昭和维新”“忠君爱国”之本意上奏天皇，等等。在会谈过程中，门外叛军部队山呼“天皇万岁”和高唱军歌的声音此起彼伏，怎一个热闹了得！

对陆军的领导正常情况下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大巨头负责。此时的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因病不在东京——就是在东京也因为是皇族基本挂名不管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刚刚被激进分子杀死，连头都被割走了。此时，陆军最高领导人就只有川岛义之一人能够出面应对。继林铣十郎之后，刚刚于9月5日接任陆军大臣的川岛义之本来就是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加上既不是“皇道派”，也不属于“统治派”，因此作为两派均可接受的人物，才被扶上来当傀儡大臣的。

外边闹得一塌糊涂，皇宫里边当然也不会消停。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在事件发生不久就得到了消息，迅速叫醒了尚在睡梦中的裕仁天皇，并向天皇简要汇报了所能了解的情况。裕仁一边嘟囔着“终于还是干起来了”，一边穿上缀有四颗星的陆军大元帅军服，起身前往皇宫政务室。

新消息零零星星不断传来。早上6时，已经吓得脸无血色的本庄繁再次进来禀报天皇，首相、大藏大臣、宫内大臣和侍从长等重臣都遭到袭击，至今生死不明。36岁的天皇皱着眉头气愤地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尽快恢复正常。”然而，本庄并没有按照裕仁的指示迅速下令镇压叛乱，不仅因为他在思想上同情那些叛乱军人，还因为他的女婿山口太一郎大尉也是叛乱活动的主要成员之一。

上午9时，被香田大尉扣押在陆相官邸的川岛陆相终于获准进宫觐见天皇。他带来了叛军的宣言书，并转达了叛军的七条要求：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立即罢免林铣十郎，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等。奏完之后，川岛趁势建议说，姑念起事者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之心，万望陛下予以谅解。

川岛的话刚刚说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气大声训斥道：“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的作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佐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见天皇震怒，川岛只好咋舌而退。裕仁犹余怒未消地自语道：“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天皇下达的镇压命令没有立即执行，因为由陆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参议官会议实际上是由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操纵。川岛陆相根据参议官会议的决定，先是发了《陆军大臣告示》，要求叛乱部队自行返营，并伪称“关于崛起之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试图蒙混过关。但是叛乱者坚决要求，在产生新内阁之前绝不撤兵。

对于“皇道派”发起的叛乱，“统制派”的军官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苦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而只得求助于天皇的最高权威。26日下午，枢密院决定由陆军宣布戒严进行镇压。不太情愿的陆军只好在27日凌晨颁布了戒严令，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被委任为戒严司令官。此外，驻外的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梅津美治郎、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均表示了坚决镇压的决心。

“二二六事件”发生时，陆军参谋本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参谋次长杉山元中将主持。对该事件的发生，参谋本部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作乱，是破坏部队指挥的无组织、无纪律行动。由于参谋本部已被起事部队占据，杉山元迅疾将指挥机关转移到紧靠皇宫北侧的宪兵司令部内。

27日上午8时20分，杉山元次长入宫觐见天皇，明确得到了镇压的许可。回到宪兵司令部临时办公地点的杉山元随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一、参加起事的部队须立即撤离占据机关、返回营区；二、调驻东京及周边的部队进京平叛。

随即第一师团驻甲府的步兵第四十九联队、驻佐仓的步兵第五十七联队、驻东京东郊的战车第二联队以及驻宇都宫市的第十四师团三个步兵大队等部队于当天先后向东京进发。2月28日，驻仙台的第二师团一部与第十四师团一部也奉命进入东京。参加镇压政变的部队总人数达到了13000人。

与陆军上层心怀鬼胎的观望态度相反，海军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明朗，表现堪称积极。由于被袭击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和斋藤实都是在海军中享受崇高威望的前辈大将，至今还生死不明，所以海军在第一时间内就定下了对政变坚决镇压的方针。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当天就宣布武力平叛。

2月26日中午12时，联合舰队司令官高桥三吉海军中将向正在演习的舰队发布了紧急命令：为了实施武力平叛，第一舰队立即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阪湾。时任海军军务局局长，也就是声称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的丰田副武，可算逮住了攻击陆军的大好机会，立即跳起来咆哮道：“陆军没这个意思的话，就由我们海军来动手！”

2月26日下午，横须贺镇守府司令米内光政海军中将麾下的第一水雷战队已经把海军陆战队送上岸并堆起了沙包工事，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危险，海军省办公楼前也摆上了一地的高压水枪。海军陆战队奉命加强对海军岸上重要设施，包括海军领导机关办公楼和退役高级将领私宅的警戒。他们还打算把天皇接到军舰上，以免受到陆军叛兵的挟持。由于表现积极，高桥三吉和米内光政在之后不久就被晋升为海军大将。

27日一大早，联合舰队核心主力第一舰队已经在旗舰“长门”号战列舰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东京湾，威风凛凛的战列舰纷纷调转炮口，直指陆上的叛军阵地。“长门”号406毫米巨炮对准的正是被叛军占领的国会议事堂。与此同时，海军第二舰队也在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的带领下，于上午9时抵达大阪湾开始实施警戒。

但开进东京湾的军舰毕竟没有长腿，不能直接驶进皇宫扔块板让天皇上来，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在27日一整天，裕仁天皇都在焦急不安中度过。对于陆军的迟迟按兵不动，皇宫内愤怒的天皇隔一段就召见一次本庄繁，连声催问：“讨伐部队出发了吗？”“交上火了吗？”本庄繁只能含含糊糊地答道：“因为居民尚未撤离……”未等他把话说完，裕仁便厉声喝道：“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前往平叛，快快备马！”

裕仁天皇的焦急自有他的道理，外边已经有更坏的消息传进宫来。他的亲弟弟、在陆军第八师团担任大队长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前往东京。秩父宫在思想上倾向于“皇道派”的主张，历来与“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叛乱发生后，叛军已公开宣称“秩父宫是我们的首领”。要是他公开站到了叛军那边，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日本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天皇之弟干下的篡位之事，门外那帮叛军要是再有了精神领袖，形势将更加不可控制。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宫内省立即派出东京大学右翼历史教授、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拦截雍仁亲王。平泉澄前在上越线水上车站登上了雍仁乘坐的火车，一路上向其详细说明了情况，恳求秩父宫不可轻举妄动。秩父宫神色凝重地听着老师的话一言不发。火车一到达东京上野车站，秩父宫就在大批军警“护送”下被带入皇宫，彻底与叛军隔离开来。见此情景的秩父宫只好在当天晚上拜谒了哥哥，做出了服从天皇的保证，裕仁总算松了一口大气。

2月28日，在天皇一再催促下，犹豫不决的陆军终于下定了镇压的决心。参谋次长杉山元在天皇的授意下发布了《奉敕命令》，指示戒严司令官迅速使叛军撤离现场，归复各所属部队，奉敕命令随后正式传达给第一师团。

29日上午，“皇道派”两大巨头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避免叛乱部队遭到武装镇压，前往戒严司令部进行交涉，均遭拒绝。已经出任戒严部队参谋的石原莞尔直接将两名陆军大将轰出了戒严司令部。在他们离开后，戒严司令官香椎再次提出避免“皇军自相攻击”，但杉山元坚决不同意，要按天皇敕令以武力讨伐。

东京街头平叛部队的坦克上已经装上了高音喇叭，航空大楼上空升起了一个气球，下边挂着一幅大字标语，上书“敕令已颁，勿抗军旗”。日本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和田信贤以哽咽的语调广播了一份致叛军士兵的呼吁书：“你们真心诚意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天皇命令你们归队。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成了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做得对。现在你们既然知道错了，就不该继续背叛陛下，成为国贼而遗臭万年。回头是岸，为时不晚。你们过去犯的罪行会得到赦免。你们的父母兄弟、全国的男女老少都真诚希望你们回头。立刻离开现在的阵地，回到原部队去吧。”飞机在政变部队上空盘旋，撒下《告军官士兵书》的传单，劝诱政变部队回归营房。

此时在严冬中坚持了三天的叛军早已疲惫不堪，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本来已经士气消沉的官兵面面相觑，大家谁都想等待别人先行动。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千余人的队伍开始出现骚动。有人主张抵抗到底，有人主张自决。到上午10时左右，叛军队伍开始瓦解，35名士兵带着步枪和机枪离开了阵地。随后，一队一队的士兵纷纷离开，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中午时分，除了在陆军省和山王饭店的几个小分队外，几乎所有士兵都回到了所属部队。下午14时，飘扬在首相官邸上的旗帜终于落了下来。一小时后，军部通过电台宣布：叛军已投降，未发一枪一弹。

最后，剩余的叛军首领18人仍待在陆军省和山王旅馆。平叛部队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去攻打或逮捕他们，目的是留给这些人一个展示武士道精神的机会。荒木贞夫要求他们切腹自杀以谢罪天皇。

但求生的欲望终于战胜了武士道精神，他们最后决定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只有野中四郎大尉拒绝投降，他写了一份最后声明，对他所在的师团30多年来从未打仗，而别的部队却在光荣流血表示遗憾。他说：“近年来，国内卖国贼的罪恶竟然要用我们在满洲和上海的同志的鲜血来偿还。如果我今后碌碌无为地在帝都苟且偷生，何以对得起那些人的英灵？我是神经错乱呢？还是个傻子？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他在声明上签字后切腹自杀。

其余人员则在傍晚18时被宪兵队拘捕，随后被集中到陆军省大院。负责看押这些人的就是“统制派”的军官冈村宁次。冈村预想并期待这些人自杀谢罪，已让医院的护士准备好了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随时备用。但叛乱军官拒绝自尽，想要通过公审来“揭露军阀的阴谋”。

陆军吸取了相泽案件公审的教训，对政变主谋实施不公开的军法审判，也不设辩护律师，同时宣布一审即终判。由于“二二六事件”直接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官的处置也异乎寻常地严厉。7月5日，军法会议判处在政变中起领导作用的矶部、香田等17人死刑。有意思的是，宣判里并没有提到谋杀罪，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之罪”。

宣布死刑的除了17人，还包括并没有直接参加叛乱的两个人，那就是在幕后策划的大思想家北一辉以及砍杀永田铁山的大剑客相泽三郎。其余的士兵则被免予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的命令而已。这次对政变军人惩处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历次的处理，明显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影响的意图。

7月12日，包括北一辉在内13名军官和4名文官被绑在行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额画了靶标。曾经刺杀渡边大将的高桥少尉唱了一首歌后说：“真的，我希望特权阶层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另一位激愤的军官高喊：“啊，日本国民，切不可信赖皇军。”另一位高呼：“国民信赖陆军，千万别让俄国人打败我们！”

枪响之前，几乎所有人都三呼“天皇万岁”。

真正走上毁灭之路

“二二六事件”之后，之前早已风雨飘摇的冈田启介内阁寿终正寝。

旧的去了，新的要来，继任首相的候选人初步选定了两个。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近卫文麿。近卫文麿出身显赫的贵族世家，在日本享有较高的声誉，与军部和右翼势力联系密切，颇受天皇顾问西园寺公望的赏识，出任首相按说应该是水到渠成。但年龄不大的近卫却是个老滑头，他考虑到当时陆军内部争斗剧烈，“二二六事件”留下的烂摊子也很棘手，因而以生病为由坚辞不就。

西园寺公望无奈只好推出了第二人选，那就是在1935年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三原则”的广田弘毅。广田弘毅之前两次出任外务大臣时就曾极力配合军部的对外政策，理论上应该能为军部所接受。“二二六事件”时，首相冈田和藏相高桥等多名重臣都成为叛军袭击的目标，只有广田安然无恙。为此颇为得意的广田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叙述：“军队就像一匹未经驯化的野马，如果你站在他面前阻止他奔跑就会被它踢死，唯一的希望就是从侧面跳上马背去驾驭它，同时还要让他继续往前奔跑。”后来的事实证明，广田的这一番言论基本与放屁无异。他像孙子一样被军部左右，正是从广田开始，政府完全变成了军部的附庸。

西园寺还考虑到广田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可以妥善解决好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于是西园寺就委托近卫文麿去征求广田的意见。若在平日，能当上大权在握的首相自然是风光无限，但此时日本国内局面错综复杂，尤其是前边已经有超过一把手指头的首相被暗杀甚至明杀，内阁首相已经成为一个高危的职业，广田当然也不会情愿去冒风险，因而他以“能力有限，难以胜任”为由拒绝。对广田，西园寺可没有那么客气，强烈要求广田出马，最后广田不得不受命组阁。

1936年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入宫觐见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出任日本第三十二任首相。

广田弘毅的组阁工作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陆军推荐以主张对华强硬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任陆军大臣，同时提出“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项要求。广田提出让吉田茂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员入阁，甚至还想让吉田茂出任外务大臣，立即遭到军部的断然拒绝。广田无奈只好将原来选定的吉田茂等四人排除在内阁之外，自己兼任了外务大臣。折腾了四天，直到3月9日，所有阁僚人选才最终确定。

这还仅仅是开始。军部马上得寸进尺地提出，恢复之前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制度曾经在1913年被海军出身的山本权兵卫任首相废除，将担任陆海军大臣的资格从“现役武官”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武官”也行，这一举措甚至被当作大正时期推行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实山本权兵卫并没有那么伟大，第一次以海军将领身份出任首相的山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仅仅是怕陆军利用这一制度跟自己捣蛋而已。现在军部提出恢复这一制度的理由是，鉴于“二二六事件”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必须对军队进行彻底整顿，消除内部派系间的对抗，“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容易与政党政治和世俗阶层发生利益关系，难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

话说得实在是冠冕堂皇、光明正大。但是谁都明白，军部不过是要通过这个制度的恢复实现陆军大臣对政治的全面干预，并以此为手段随心所欲地操纵内阁。

迫于军部压力的广田再次接受了陆军的要求。1936年5月18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修改官制，从“陆海军大臣官制附表备注栏”中消除了“预、后备役”的文字，恢复了陆海军大臣、次官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至此，军部已经真正踏上了昭和政治的中央舞台，彻底把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

接下来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统制派”开始打着天皇的旗号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军人事”。在军界、政界、财界颇得人缘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马上担负起“肃军”的重任。这个寺内寿一出身名门，属于陆军中的强硬派人物，和其父寺内正毅是日本陆军中唯一的一对父子元帅。寺内以善于快刀斩乱麻和胆大包天著称。早在1933年任大阪陆军第四师团师团长时，由于其属下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与交通警察发生冲突，寺内就以“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为名，毅然决然地带领广大师团官兵捣毁了大阪警察署，举国震惊，寺内反而落了个爱护士兵的美名。

这次人事变动涉及的陆军军官多达3000多人。其中军事参议官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阿部信行、西义一，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被编入预备役，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南次郎被解职，陆军一下子炒了8名大将的鱿鱼。类似于海军“舰队派”对“条约派”实施的“大角清洗”，所有倾向于“皇道派”思想的军官均被从陆军核心部门清除出去。一大批“统制派”骨干意气风发走上前台：杉山元出任了陆军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出任参谋次长，梅津美治郎担任了陆军省次官。至此，“统制派”真正一统江湖，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所积极追求“实施军部独裁”的宏伟目标在政变失败后也同样得以实现，因为“统制派”的目标和他们相同，只是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已，可谓殊途同归。“皇道派”那些政变军官如果看到“统制派”同样很快就牢牢掌握了国家大权，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得势的军部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此时，石原莞尔已经升任参谋本部最重要的作战部部长，石原立即主导制定陆军的“国防政策大纲”。“国防政策大纲”主张“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的“以苏为主敌论”，“在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行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准备最后“对美国进行大决战”。这实际是一种“先北后南”的军事战略。

陆军的意见，海军看都不用看肯定要反对。北进对苏联大部分是陆上作战，海军只能承担护航、运兵等次要任务，也就是只能当陆军的配角。海军马上针锋相对地拟定自己的“国策纲要”，主张“确保帝国在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发展”，把英国和美国列为主要假想国，提出了与陆军“南守北进论”相对立的“北守南进论”。

陆海军相互对立的主张让广田无所适从。两家都很牛，谁也得罪不起。被逼无奈的广田只好再次拿出和稀泥的本事。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基本国策纲要”。“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基本国策纲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陆海军在“北进”与“南进”问题上的争议，采取了“南北并进”的方针。这也充分说明广田内阁根本没有能力统一陆海军的意见，只得将这种对立原封不动地反映到内政和外交政策中。“南北并进”的猪头战略不仅是政治上对陆海军的妥协，而且意味着日本必须承担起同时扩充陆海军，完成“以美国、俄国为主要目标，并防备中国、英国”的用兵备战计划，支付庞大的军事预算。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自然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又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政权，从中国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

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陆军制订五年扩军计划，准备充实空军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海军则制订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发展对外贸易等统统纳入战争体系进行备战。

在随后1937年的财政预算中，用于陆海军扩军备战的资金达到了30.4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7亿日元，这其中就包括建造巨型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的费用。广田内阁的经济政策因此被称作“亲军部财政”。同时为了应付即将爆发的战争，日本开始大量进口、储备各种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材料。可以说，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准战时体制。

在“国策基准”确定后，寺内寿一又联合海军大臣永野修身等人于9月21日向广田提出所谓“庶政一新”改革方案，重点在于“改革中央行政机构”，提出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由内阁首相亲自管理。军部的企图是通过加强首相的权限，变相为未来军人取得首相职位后实施军事独裁开路。

但以上所有的罪过加起来，都比不过马上提到的这一个。为了寻求对外侵略扩张的国际支持，迫于军方压力的广田弘毅开始努力倡导加强与德国的联系。为了不刺激英、美、法诸国，1936年11月25日，日本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迈出了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第一步。当时日本驻英国大使、自由派人士吉田茂在听到协定签订后说了一句话，“日本离战争只有一里路了”。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一协定不是以负责外交的外务省而是由参谋本部策划来进行的，到了最后要签约的时候外务省才出面。这一协定也成为广田最后走上绞刑架的死刑判决书。日德协定虽然表示欢迎有志于防共的国家加入，但对此发出“友好信息”的仅有意大利而已，就连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都发表声明，称“防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

为了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广田内阁还制定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推行军国主义服务的法律法规。军部还强烈要求进行“议会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削弱议会权力来彻底否定政党政治，以天皇名义领导下的军事独裁体制取而代之。

政党方面对军部左右内阁的现状早已感到强烈不满，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一些政党人士也被迫进行防守反击。1937年1月21日，政友会69岁的元员级议员滨田国松在议会上发表演说，矛头直指军部。认为军部干预政治将成为独裁政治的温床，他指出“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

滨田的演说犹如导火索迅速点燃了议员对军部独断专行的愤怒，他们对滨田报以热烈的掌声。滨田一下台，坐在阁僚席上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就立即走上讲台，态度极其傲慢地反驳道：“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侮辱军人的言辞，我对此深表遗憾。”得到议员支持的滨田自然是毫不退让，他复又登上讲台：“本人忝为国民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寺内听罢，立即再次登台，声色俱厉地威胁说：“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滨田岂肯服输，他再次大步跨上讲台，冲着寺内喊道：“我究竟是否说过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剖腹！”结果当然是谁也没剖，要不议会变屠宰场了。

在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怒气冲天的寺内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他的这一建议即使是平日里支持军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对态度。在1937年1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寺内的态度已经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在军部看来，广田弘毅已经失去了作为傀儡的利用价值。同一天，广田内阁因为无法解决政党与军部的尖锐矛盾而提出总辞。

广田弘毅内阁倒台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宇垣一成担任首相。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内阁任陆军大臣时曾经主持过“宇垣军缩”，一下子裁掉了陆军的4个师团共16个联队，彻底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于是坚决反对由宇垣组阁。宇垣还没到东京，陆军就派出东京宪兵司令中岛今朝吾中将在进京的必由之路多摩川六乡桥上劝阻宇垣放弃，但执拗的宇垣还是到了东京。这次跳出来的就是刚刚晋升为少将的石原莞尔，石原的武器就是广田弘毅刚刚恢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石原莞尔串通寺内寿一、杉山元和小矶国昭三位陆军大将，向宇垣一成通告陆军将不派陆军大臣参加内阁。被点中死穴的宇垣一成只好背起行李卷重新回家。

宇垣组阁失败，下一个就轮到了著名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但短命的林铣内阁只维持了4个月就再次总辞。1937年6月4日，时年46岁、被称为“青年宰相”的近卫文麿终于走上前台。

一个月后，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第七章　中国全面抗战

步步紧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吞并了东三省，不过这仅仅才是开始。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本很快就提出伪满洲国“建国宣言”中曾有“热河为满洲之一部分”之类的表述，并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表示愿意归附伪满洲国为由积极筹备侵占热河。

1933年元旦之夜，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上突然响起一连串猛烈的爆炸声。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守备队立即向中国守军提出抗议，声称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了袭击，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全部撤离。1月2日上午，日本第八师团3000多名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所部守军两个营发起进攻，被守军击退。1月3日上午，日军再次发起强攻，战至下午15时，日军的膏药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的城头。

2月11日，蒋介石派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宋子文代表中央慷慨陈词，“吾人绝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也绝不签订城下之盟”。张学良也立即附和，表示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只有舍身奋斗方能救亡图存”，全国上下闻讯，精神为之一振。

2月底，日本关东军以满洲伪军开路从通辽、锦州、绥中分三路入侵热河。日军第六师团在伪军配合下向开鲁、赤峰发起攻击。第五军团汤玉麟驻守开鲁的骑兵第七旅随即叛变投敌。那位扒了慈禧陵墓的大盗孙殿英，表现差强人意，率第四十一军在赤峰驻守七天七夜之后方才撤退。赤峰、开鲁相继沦陷。2月26日，日军进占朝阳，中方再次不战而退。3月2日，日军进入凌源。3月3日，日军逼近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不但不积极组织防务，还征集大量汽车带着自己的金银细软迅速逃离。3月4日下午，日第八师团骑兵第八联队128名骑兵乘隙攻陷承德，热河省1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入伪满洲国，汉奸张海鹏因为其“杰出”的表现被任命为热河省警备司令兼热河省长。

热河沦陷使早已被全国人民骂成猪头的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之中，张学良被迫于3月11日“含恨”通电下野。1933年3月12日，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接替张学良指挥北方战事。

占领热河后的日军随即南下，向长城各关隘挺进。何应钦根据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沿长城线布防，分别以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第十七军徐庭瑶、第三十二军商震、第三十五军傅作义以及由长城线后撤的东北军担任长城各关口防务，企图阻止日军进攻。初看国民党军兵力似乎不少，但要防守近千里的防线仍显孱弱，且互相之间缺乏有效配合，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就在中国军队调整部署之际，日军已发动对长城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义院口等要塞的进攻。自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各口及其附近地区的作战持续了将近3个月，中方防线被日军全面突破。北平、天津附近滦县、密云、遵化等22县被日军侵占，中国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半包围态势，北平城开始出现混乱，故宫文物已被分批南运。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18352人的伤亡代价，日军损失约2400人。

长城抗战暂时告一段落。东京考虑此时完全占领华北时机尚不成熟，于是否决了关东军进一步南下的意见，敌我双方于1933年5月25日停战，进入对峙状态。当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与日军和谈。

日军的谈判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冈村宁次，冈村根本不给何应钦说话的机会就率先抛出了日军草拟的停战协定，同时说明这是日方的最后提案，一字不容更改。冈村此处学习了他的老前辈伊藤博文，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只能回答“是”与“否”两个字，否则兵戎相见。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今后不得越过该线。此举等于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事实，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长城抗战结束后，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特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適博士为在战斗中英勇捐躯的第三十五军烈士纪念碑撰写碑文。接受邀请的胡博士慨然允诺，他第一次用白话文为那些逝去的英灵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报答他们的血。

碑文刚刚刻好，傅作义就接到了来自北平何应钦的命令，要求抹去一切与抗日有关的标志。无奈的傅作义只好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为“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随后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上，一个百米运动员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明星，他就是来自东北大连的刘长春。他在运动会上跑出了10秒7的百米成绩，这一纪录保持了25年，直到1958年才被新中国运动员梁建勋打破。运动会闭幕式上，刘长春发表了即席演讲：“诸位有家可以回去，而我们只能四处漂流。我热切希望下一次全运会在沈阳举行，恢复我东北河山颜色。”全场观众无不泪流满面，四处响起了愤怒的呐喊：“收复东北，还我河山！”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国权报》汉奸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击，身中四弹的胡汉奸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早晨毙命。5月3日凌晨4时左右，《振报》汉奸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自己的私宅内被枪杀，身上还藏有给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的密信。两人被杀构成了当时有名的“胡白被杀案”。早就想惹事的日本天津驻屯军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这可是进一步侵略华北的难得机遇，日军立即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

这边还没按住葫芦，那边瓢又起来了。正当中日双方为“胡白被杀案”紧张交涉之际，5月17日，又发生了抗日武装孙永勤部“抗日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遵化县县长庇护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按照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向中方发表通告，宣称由于上述事件，“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部队进入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并在锦州集结一部空军待命，其意图不言自明。6月9日，日本海军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大沽口，做出一副武力解决的蛮横姿态。

6月9日，酒井隆约见何应钦，递交了梅津美治郎拟定的“备忘录”，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将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机构撤出华北。酒井隆还要求国民党“中央军”也要撤出河北，罢免对日态度强硬的河北省省主席、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人。

事关重大，何应钦只好一边与日方交涉，一边向蒋介石报告。在6月10日的交涉中，酒井隆把鞋子脱掉放在谈判桌上，盘腿坐在椅子上，不时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应钦立即按照日方拟定的条约签字。随后，酒井隆甚至使出类似流氓无赖的手段，骂骂咧咧地走到院子里解开裤带，不避众人地当院小便，弄得何应钦哭笑不得。

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何应钦于1935年6月13日亲自回南京汇报。之后经过多次会商，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何梅协定”，其实这一协定并无正式文本。

这些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同时“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相当于变相放弃华北的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更大的隐患。

华北这边麻烦不断，那边察哈尔纠纷再起。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特务机关山本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军事地图，在行至张北县时被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拘留。6月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严正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有关人员，但日军依然不依不饶并借机提出多项无理要求。

无奈之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6月19日免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省主席。随后，6月27日，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要求宋哲元所部中国军队从长城以北撤出集结于北平方向。这一协定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和领土，也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打开了一个侧门。

1935年11月25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北平以东的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组织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很快就宣布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通电脱离国民政府实行自治。这个殷汝耕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做老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殷汝耕为了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还特地派出“外交人员”对东北的伪满洲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伪满洲国也一本正经地派外交人员进行了回访。

似乎遍地都是窝囊废和汉奸，但是日军的下一步挑衅行动就碰上了钉子，碰钉子的地方叫作绥远。

日本一直强调“满蒙”为其生命线，这个“蒙”就是内蒙古。当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被苏联控制。苏联实力强大，不能随便去惹，但侵占中国内蒙古一直都是日本“满蒙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侵占察哈尔得手之后，很快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绥远。对付绥远，日本还是老一套，先收买再武力。为了达到收买的目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窜到呼和浩特，对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威逼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内蒙古的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严词拒绝，利诱不成的关东军于是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直接扶持内蒙古的德王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1936年10月，关东军制订了详细的侵绥计划。曾经策划引发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绥远军更不中用，可能不用打，一吓就跑，绥远指日可下。”但田中失算了，这次他遇到的不是败家的张大少爷，而是百战名将傅作义。

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不卑不亢的斗争，同时在军事上也进行了精心准备。傅作义预料到日军很可能大举入侵绥远，在做好战争准备的同时，也积极向蒋介石和阎锡山汇报。绥远的得失对山西影响极大，一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阎锡山也表现出难得的热情。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身份发布了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官；二、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官；三、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官；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

参战主力部队由傅作义起家的第三十五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这个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后来平津战役中在末任军长郭景云的带领下被华北第三兵团全歼于新保安。

11月5日，日军兵分三路入侵绥远，傅作义率各部顽强抵抗，开战之初国民党军就通过拉锯战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之后乘胜追击发起百灵庙战役。11月24日傅部成功收复百灵庙，缴获敌军大量军械物资，之后再胜利收复锡拉木楞庙，侵绥日伪军土崩瓦解。至此，绥远抗战中国取得完胜。

战争期间，11月20日，一直坚持对华谨慎作战的石原莞尔曾飞到现场试图阻止战事的扩大，立即遭到了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的抢白：“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而已，有什么不对吗？”无言以对的石原只好悻悻离开。

绥远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军侵略方面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消息传到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北平、上海、武汉、西安等地民众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远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战将士，音乐家吕骥特地创作了《第三十五军军歌》，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尔前往绥远前线为参战官兵演出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不到一个月，第三十五军接到各方捐赠的钱款就达到20多万元。面对此情此景，傅作义表示，为国家而战乃军人之天职，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仅在于军人敢于牺牲，而在于全国人心不死”。

各地方实力派也因绥远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并请求将桂系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父遗嘱以其继母的名义将87万元的遗产捐给了绥远前线。消息传到西安，压抑已久的东北军将士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他们找到张学良痛哭流涕：“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绥远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在国人眼中立即成了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这一切也都深深刺激着那位戴着“不抵抗将军”帽子的张学良。

此前，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后，又成功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形成“三位一体”共同抗日的局面。在此背景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下，在南京国民政府、苏俄等各方势力的斡旋下，得到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张学良随即被扣留。

至此，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让内战基本停止，使得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不掩功，张学良此举可谓厥功至伟。

在绥远铩羽而归的日本并不会就此罢休，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卢沟桥事变

时间悄悄来到了1937年，这一年的7月7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让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西三面已经基本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保安队，还有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5600多人。即使是情况稍好一点的南面，之前日军已强占丰台，这样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彻底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往来，实现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的目的，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随时来临。

此时在平津地区驻扎的中国军队是原属于西北军的第二十九军，下辖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总兵力约10万人。当时第二十九军主要管辖区域是平津、河北以及察哈尔的一部分，驻守北平的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个师素以对日强硬著称，日军对第三十七师驻守北平一直是颇有微词。

西北军在中国旧军阀体系中一向以贫苦著称，现在竟然阴差阳错地辗转到了平津地区，不能不让他们觉得受宠若惊，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格外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可惜占据要地的宋哲元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他不但防着共产党的力量在该地区的渗透，还要防止蒋介石“中央军”重返平津，更要阻止虎狼一般的日本人，当然还有跟在日本人背后那数都数不清的汉奸二狗子。不久前，日本人向宋哲元提出要在平津地区修建铁路，宋哲元向南京汇报遭到拒绝。左右为难的宋哲元只好装病跑到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驻屯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中尉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19时30分，日军开始军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在其演习地附近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神秘“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的严词拒绝。

清水中尉马上电话向驻丰台的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做了汇报，一木马上电话请示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该如何处理。牟田口的指示是，“立即做好战斗准备”。这个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请大家稍作留意，他们在随后的太平洋主战场都还要作为主角出场。

那名失踪士兵其实就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志村这几天闹肚子，中间憋不住，就找个僻静地儿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就返回了部队。清水节郎随即向一木清直大队长再次汇报，“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可日军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他们一面部署准备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继续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接到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卢沟桥地区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松井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秦德纯马上命令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前往交涉。与王县长交涉的，除了松井久太郎和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之外，还有第一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森田彻还将在随后的诺门坎战役中出场并被打成筛子。认为守土有责的王县长拒绝了日军进程检查的无理要求。就在双方仍在僵持谈判的时候，凌晨4时23分，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爆炸的巨响，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进攻部队就是由一木清直率领的第三大队500余名日军。

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做了汇报。冯治安当即下令，一寸土地不能让，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誓死不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三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正面强攻未得手的日军改变攻击方向，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国民党军两个排寡不敌众，70多人全部战死。

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凌晨5时54分，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就接到了中国驻屯军“在卢沟桥地区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电报。10时20分，第二封电报再次传来，“我军于5时30分对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消息迅速传开，东京的那些军政要员马上意识到，前面又和中国人干上了。

对于前方事变的处理，日本内阁和军部迅速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他们认为对日本威胁最大的是北面虎视眈眈的苏联。目前日本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的持久战，这将导致日本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石原提出，目前日本正在加快实施伪满洲国的建设，不要因为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筹备55亿日元战争经费、限定作战时间不超过半年的情况下，全面出兵中国风险太大，绝非上策。后来的历史证明，石原莞尔作为日本第一战略家，当之无愧。

但是相对于满地都是的“扩大派”而言，他们的声音显然太微弱。赞成扩大战争的人员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等人，包括石原的黄金搭档、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在内的大部分军中将领几乎全都是“扩大派”。在大部分日本军人的眼里，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要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全征服中国。田中新一表示，“如果不拿下上海的话，那根本就不叫扩大”。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中佐甚至叫嚣，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都会立即投降”。

对于北边苏联的威胁，“扩大派”提出：苏联刚刚经历了血淋淋的大清洗，能打仗的中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被斯大林主动干掉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苏联目前肯定无力介入。英国、法国的注意力都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的德国身上，也根本无暇顾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至于美国，罗斯福总统刚刚再次当选总统，国内无处不在的孤立主义对罗斯福关注欧洲的事务都大加指责，更不会准许他去干预中国的战事。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全面对华开战“千载难逢的良机”。杉山元在觐见天皇时甚至向裕仁承诺，“中国的事情只需要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

最激动的当属一贯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这帮家伙几乎清一色的“扩大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纷纷要求对扩大作战尽快做出决断。日本国内还没做出结论，关东军的电报已经同时到了东京和北平，“鉴于目前华北的严峻局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一部做好随时出击作战的准备”。那个之前在上海和绥远都惹出不少事端的田中隆吉已经像兔子一样跑到了天津，提出中国驻屯军要和关东军联合起来，“立即对中国华北地区发起全面作战”。卢沟桥前线还来了一位猛人，这个人在后边的正戏里我们还要无数次提到他，他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战争狂人辻政信。辻政信觉得和那些大人物辩论耽误工夫，直接跑到前线找到了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关东军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陆军参谋总长是皇室的闲院宫载仁亲王，这家伙基本是个摆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不能理事。参谋本部实际上是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在主事。7月8日18时42分，头脑清醒的石原莞尔排除干扰以参谋本部“临命第400号”向前线中国驻屯军发出指示：“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石原的命令立即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反对。参谋本部的军官，根本不管石原的命令，立即拟订了一份增兵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驻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紧急支援中国华北地区的作战。

说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代表海军反对对美开战，那不假，但他们绝对不是爱好和平，而是因为打美国打不过，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还是要打的。不甘落后的海军军令部立即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一、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三舰队马上返回原基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随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随时准备紧急出动对华作战。

7月8日深夜，“扩大派”主力、陆军大臣杉山元再次颁布紧急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两年兵延期复员”。此举一下子又临时增加了可以调动的4万兵力。

当日深夜，中日双方在永定河铁路桥和龙王庙附近再次展开搏杀，两军均有较大伤亡。

7月8日上午，在那座以避暑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上，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接到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看完电报的蒋介石第一个反应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可能真的就要来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马上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

蒋介石随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随后他发出了一系列调兵的电令：开封以西的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随时调用；第二十六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和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所有将领立即结束培训下山归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蒋先生还想看看那些平时专门和他作对的地方军阀是什么想法，他向这些大腕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并邀请他们同上庐山，共商国是。

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那些一贯喜欢和他唱对台戏的各路诸侯，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一反常态，连一贯与蒋介石面不和心也不和的汪精卫都表示赞同，“目前中国的局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开战以求存，绝无苟安之可能”。接着蒋介石就收到了最让他头疼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李宗仁还提出让白崇禧马上赶赴庐山听候蒋委员长随时调遣。随后，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纷纷来电，表示全力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主张。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我们已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同德，共同御倭。”刘湘还说，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巴蜀之地在两年之内可以选派出500万铁血男儿奔赴前线！不管是不是真能，表态表得确实不错。

还有一支中国军队也发来了请战电报，表示愿意在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这封电报的署名人多达7个，个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中共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

或许是看到当时在华北的兵力尚未达到全面开战的规模，日方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和平解决”卢沟桥出现的危机。7月9日凌晨3时，双方谈判代表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初步协议：一、双方停战；二、日军撤出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中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

可是马上就有新情况发生。就当中国保安队准备进城接防时，再次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此时的日军第二大队已经按照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命令向宛平进发。7月10日上午，在秦德纯家中进行的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之后由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的谈判也同样不欢而散。

在日本东京，陆军中的扩大派已经制订进一步向中国增兵的具体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石原莞尔烦恼无比。石原知道增兵的结果就是战事的无限制扩大，他希望卢沟桥的纠纷能够“不动员国内的师团就地解决”。可是石原也清楚，凭借目前中国驻屯军仅仅一个旅团的兵力，即使加上那些不会打仗只会趁火打劫的伪军，也不足以对付第二十九军的10万之众，前线的危机使得石原无奈只好同意向中国增兵。

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近卫文麿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在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提议下，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决定，只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人表示了担忧。

随后在14时召开的内阁扩大会议上，全体阁员一致支持杉山元陆军大臣的提议，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为派兵”。会议结束后，首相近卫文麿和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觐见了天皇，裕仁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计划。

7月11日18时35分，参谋总长闲宫院下达了“临参命第56号”。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及其附属部队，四个飞机中队奉命急速开赴华北。21时30分，“临参命57号”下达，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同时在傍晚时分，日本公开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看到这一切的石原莞尔明白，日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7月14日，近卫文麿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告诫日本民众，要做好“最坏打算”，他指出，“从种种迹象说明，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的种种努力看来都失败了。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的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均处于危险之中”。坐在一边的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补充道，“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就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的发言人的话更具威胁，“如果中国胆敢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关东军将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后方都在磨刀霍霍，前线却并未显出应有的紧张，双方的谈判仍在慢条斯理地进行。7月11日，日本决定由香月清司中将接替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就是在这一天，被蒋介石催促了无数次的宋哲元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山东乐陵老家，去往危机四伏的北平。

此时的宋哲元可以说是思绪万千。贫苦出身的宋哲元最看重的，当然是他手上的既得利益，如果战争真打起来，他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结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霸占。作为中国人，他自然不愿意把地盘交给日本人当汉奸，但是也不愿意就这样让给蒋介石。作为冯玉祥西北军的老部下，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能混到现在这地位，也实在是不容易呀。

作为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直接到北平或是到刚刚开办前线指挥部的保定，而是剑走偏锋地去了天津。在7月11日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第二十九军内部分歧较大。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坚决主张抗战，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却主张和平解决，在这之后留下来负责与日本人谈判的张自忠因此被国人视为大汉奸。也正因为此，张自忠后来凭借无数次死战，最后献出生命，才洗清了罪名。其实张自忠只是和宋哲元一样，不愿意丢掉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地盘。宋哲元当即支持张自忠做出向日本人让步的决定，以妥协换取和平。

7月19日，宋哲元抵达北平后，立即对外做出“解除北平戒严，释放逮捕的所有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的命令，并下令拆除城内所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和谈。宋哲元同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暂缓增援部队北上，不要因此而刺激了日本人。他还假惺惺地表示，“河北人民很苦，如果‘中央军’来了，最好不要住民房”。同时，宋哲元私下对日军表示，“对日我们绝不抵抗，对南京我们会极力抗争”，幻想以此讨好日本换来屈辱的和平。

就在宋哲元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的增援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开赴平津地区。到7月16日，关东军第一、第十一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到达预定位置，朝鲜军一个师团也已逼近平津地区，航空兵团已经全部集结到长城一线，随时可以出击。得知上述情报的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迅速集结，试图全面包围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对此将信将疑，为了进一步向日军示好，他还致电中国各界救亡团体，谢绝热情国民对第二十九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接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首领和社会名流已群聚庐山，也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10天后的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这篇谈话几乎被后来所有的抗战著作引用。在这篇谈话中，无处不弥漫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被逼无奈，奋起反击外敌的坚强之心。谈话最后指出：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敌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就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同时，7月17日上午11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指出，“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控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转为全面对华作战”。同时决定在7月20日前再由国内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待兵力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地区”。参谋本部夸下海口：两个月内歼灭第二十九军，三到四个月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南京政权。

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方再次提出了妥协方案。第二天，宋哲元在张自忠的陪同下，亲自向香月清司当面道歉。就在此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双方发生冲突的消息。日军随后声明，7月20日之后将“采取自由行动”。张自忠因此找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彻底弹压共产党，罢免不适宜官员，第三十七师全面撤出北平”等无理要求。

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到7月16日晚间，日军在北平和天津地区集结兵力：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混成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开进北平北郊，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镇，日本的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自日本国内走海路运抵华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陆后直趋天津，陆续集结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在这一区域的各种作战飞机也达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蒋介石电令告知日军大量集结的宋哲元终于明白，再大的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等他试图做出战斗部署时，为时已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宋哲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求蒋介石将援兵稍往后退，缓解一下目前紧张的气氛，真是刺刀不到脸上心不死呀。

7月25日，日军一个中队以维修电线为名，与廊坊中国守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发生冲突，之后爆发激战。激战至26日中午，廊坊车站被日军占领，天津和北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

香月清司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三十七师必须于28日中午12时之前全部撤出北平。与此同时，驻屯军第二联队二大队约500名日军开车直奔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第一三二师一部发生激战，战斗持续3个多小时，一部日军冲入城内，一部被堵在城外。

“广安门事件”使得宋哲元彻底陷入绝望。战争已经近在眼前，他紧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平津局势实堪危虑”，请求“速派大军日夜兼程北进，以接平津之围”。早干吗去啦？蒋介石立即复电，令第二十九军死守北平勿退，同时要求宋哲元立即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即将爆发的大战。蒋介石特别强调，南京国民政府将全力给予支援。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日军第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共万余人，在100余门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发起全面攻击，第二十九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浴血抵抗，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南苑失守，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残余官兵向北平方向撤走。随后，丰台、清河、沙河相继沦陷。

两位高级将领阵亡，举国悲痛。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仓皇撤离北平，前往保定。北平陷落。

7月30日，年近七旬的汉奸江朝宗组织的“北平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8月19日，江汉奸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天津守军已经得到了北平失守的消息。7月29日凌晨1时，驻守天津第三十八师官兵在副师长、天津公安局局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主动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在攻击天津火车站、飞机场、海光寺等处日军的战斗中斩获颇丰，但遭日机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当日傍晚，天津失守。

就在第三十八师发动攻击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忽然良心发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水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十人，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当他们撤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第二十九军已经撤离，遂决定向保定方向追赶。这支队伍在北平西郊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损失巨大，大汉奸殷汝耕在混乱中趁机逃跑。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22天之后，华北重镇北平、天津均落入日军之手。

在长城抗战中有过出色表现却因为消极对敌痛失平津的第二十九军，刹那间又变成了国人的声讨对象。退守保定、羞愧难当的宋哲元给南京国民政府发电报自请处分，蒋介石大度地承担了所有责任：“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关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尽全力负全责定能挽救今日之危局。”蒋介石还致电勉励第二十九军将士，“平津得失不足为虑，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之目的”。

在日本，那个“第一战略家”还在努力。石原认为若再增遣国内的师团加入中国战场，那就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是一场“非常长久的持久战”。在当前局面下，中国和日本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转变局势的可能性。石原提出，当时出于防范北方苏联威胁的考虑，能够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只有11个师团，用这样的兵力解决中国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反对声巨大，但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还是认同了石原的观点。希望战争在中国的华北以永定河、滹沱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将中国的战事暂时停下来。日本甚至已经开始寻找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但一切已经晚了。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最后蒋介石指出：“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之后，民众遭受了苦痛，国家失去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过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到底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达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全国一致，不惜牺牲来与倭寇死拼。”之后蒋介石做出了最后的号召：“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大家要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不知道作为“昭和三大参谋”之首的石原莞尔看到蒋介石这篇通告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降之后，几个还苟存于世的日本军官对于卢沟桥事变以及之后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曾发出过不少的慨叹。

“昭和三大参谋”之二的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昭和三大参谋”之三的濑岛龙三：“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分界线，如果当时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下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咱们也有战略家

除了爱好军事、历史和围棋之外，老酒还自诩为“金丝”。对于金庸先生的15部武侠名作，老酒多的看过50多遍，少的也不下20遍。《笑傲江湖》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在与名门正派对决之前，说出了自己“三个半”佩服和“三个半”不佩服的人物。故事情节不再赘述，老酒一直纳闷的是，金大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个半”而不是三个、四个或者四个半呢？

回到正题。石原莞尔是日本少有的战略家，他早已看出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将把日本带向最终的毁灭。因为他清楚，以日本的国力根本无法支撑一场长期的战争，而中日之战注定了是持久战。在当时日军举国感染“战争狂热症”的环境里，石原无疑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但是在中国，有一个战略家很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被称为“将中之将、帅中之帅”的蒋百里。

蒋百里，1882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其名字出自《周易·震卦》的“震惊百里”，又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等。他绝对属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传奇人物之一。

13岁就丧父的蒋百里家庭贫苦，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教室外去偷听。倪勤叔见此子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破例将蒋百里收为免费弟子。过目不忘的蒋百里很快就成为闻名乡里的“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之处，每每放声痛哭，泪如雨下，遂立誓此生为国效命。1898年，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1900年，蒋百里到杭州求是书院（今天浙江大学前身）深造。

和当时众多的爱国青年一样，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就读的就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期间与蔡锷、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蒋百里最后以步兵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初出茅庐的蒋百里已经显示出良好的军事潜质。

这世界上最让人气愤的事，就是有本事的人干啥成啥，像老酒这样的窝囊废，干啥啥不成。一开始蒋百里为人所熟知，并不是因为其军事才能，而是他出色的文化素质。蒋百里留学日本期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数千人之众，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蒋百里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亲自组织了“浙江同乡会”。1903年2月，由蒋百里创办的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不但积极给该刊物投稿，还把每期都寄给国内的亲友学习阅读。连在上海坐牢的章太炎都是该刊的积极撰稿者之一。除了编辑刊物，蒋百里还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在刊物上连续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连载文章，宣扬提倡民主革命、民族精神。蒋立论独到、条理清晰的文笔颇似大文豪梁启超，而他倾向于革命的观点又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因此更受进步青年的青睐。1920年，他在国内主编了《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在北京发起成立，发起人中除了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周作人等大腕，以军事立身的蒋百里也赫然位列其中。1923年，他又同胡適、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月社”。

1921年，蒋百里将之前赴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看了此书，非常激动，下笔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竟一口气写了50000多字，跟原书的字数差不多。梁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启超将之前的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也算是民国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1906年9月，清廷遴选青年军官赴德国深造，刚回国不久的蒋百里再次被选中。学习期间，蒋百里曾出任德军第四军实习连长，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博得了德国同行的广泛赞誉。当时德国的兴登堡上将破例召见了这个初出茅庐的中国青年并与之长谈。送别时兴登堡曾感慨：“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或许就应在你身上吧。”

1910年，蒋百里学成回国。1912年10月，袁世凯创办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我们今天印象最深的似乎是黄埔军校，但是请大家注意，黄埔军校的大部分教官都出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的毕业生6500余人中，后来成为将军的就有1600多名。蒋百里以陆军少将军衔出任军校校长。我们来粗略看一下那些曾经是蒋百里学生的人员名单：李济深、叶挺、蒋光鼐、陈铭枢、熊式辉、黄绍竑、张治中、傅作义、余汉谋、陶峙岳、唐生智、罗卓英、白崇禧、刘峙、薛岳等。看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你就知道这所学校当时有多么牛。

1915年，袁世凯称帝，深受袁世凯之恩的蒋百里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护国讨袁”。后陪蔡锷去日本就医。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1917年，蒋百里出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均成为军校教辅。冯玉祥是蒋百里的好朋友，在军中办教育班时经常借口“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就也有“蒋方震曰”。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担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后因吴不“讨奉”而愤然辞职，去上海投靠了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因唐兵败而入狱。但碍于蒋百里名气太大，蒋介石也真没敢把他怎么样，稍后两人达成和解。

当时中国流行一句名言，“女交林徽因，男交蒋百里”，名人蒋百里可谓粉丝众多。据说就在他坐牢期间，著名记者陶菊隐前去采访蒋百里，刚说了几句，外面就闯进来一个背着铺盖的年轻人，“福叔，我要陪你坐牢”。这个人就是“我挥一挥衣袖，只带着一卷铺盖”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徐对大他14岁的蒋百里推崇备至并尊之为“福叔”。消息传出后，“新月社”的文学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一起坐牢”竟成了最有面子的事情，蒋介石哪里还敢杀他？

作为战略家，蒋百里一直密切关注着世界军事的发展和日本的侵华动向。1923年，他就预见日本必然侵略中国，中日之战迟早不可避免，并呼吁当局积极备战。1935年，他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出访归来之后，他指出未来战争将向“立体化”转移，倡议平衡发展陆、海、空三军，建设中国现代化国防。难得的是，陆军出身的蒋百里着重提出了空军建设的构想。

有一则逸事。说是1932年2月1日，蒋百里和朋友曹聚仁一帮人在上海法租界一家咖啡厅喝咖啡，蒋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对众人说，六天以后，也就是7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的兵力到达上海。大家惊讶地问原因何在。他指着报纸上的一条电讯说，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昨天晋谒了天皇。大家就问，这跟一个师团6天后到上海有什么必然联系？蒋百里就指出，荒木进宫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当时的运输补给能力以及长崎到上海的路程，估计6天之后的早上可运来一个师团。果然，在2月7日早上，日军参加淞沪抗战的援军第九师团在植田谦吉的率领下到达上海。

在西安事变中，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10多名军政大员同被羁留。被张学良和杨虎城选中担任与蒋介石之间调解的人，就是声望颇高的无党派人士蒋百里。后来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详细叙述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1937年初，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秘密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长途跋涉奔波万里。而后接受蒋介石委托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国军高级将领授课。讲学期间，他把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订，编成了著名的军事巨作《国防论》，提出了其对日作战的主要观点。

第一，中国对日作战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区来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在上海出击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传统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和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通过时间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最后发起反攻决战。

《国防论》的影响甚至远及海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著名将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蒋百里《国防论》来阐述战局。

蒋百里在讨论中日问题时，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是贫穷的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它就要投降了。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只要占领了这些关键区域，它就打不下去了。而中国是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农业国，你根本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有利条件。

蒋百里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三阳”，即襄阳、衡阳和老酒的家乡洛阳。后来战争的实际进程也印证了其判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在1937年12月28日写给郭化若的信中说：“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既然能够提出名字来，说明毛泽东之前肯定阅读过《国防论》。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讲，后来这些讲话整理成了一本书，叫“论持久战”，1938年7月1日在延安的《解放》杂志上正式发表，同样成为指导中国军民抗日的纲领性文献。

即使是国民党人也对《论持久战》推崇有加。白崇禧在任桂林行营主任时曾号召国民党军官学习《论持久战》，蒋介石也对该书十分赞赏，并将其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现在公允而论，《国防论》与《论持久战》都是中国战胜侵略者的重要理论武器。真应了那句中国的名言，“英雄所见略同”。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击之下，节节败退。蒋百里再次发表《抗战基本观念》，断言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他在详细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之后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事实上，中国抗战的进程也如他预料的。蒋百里预测，在徐州一带，中国军队将和日军有一场大型作战，后来，这里就有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1943年5月到6月，中国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保卫战，就是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预言的中国对日战争中由守转攻的战略要点，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正如蒋百里所料，八年抗战中，日军的进攻路线恰似按照蒋百里的事先安排，老老实实地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在战略上，蒋百里早已预言，日军的失败早在侵略中国时就已经注定，这一点与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

可惜的是，为中国规划了抗战未来前景的蒋百里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1938年，蒋百里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因操劳过度，于11月4日病逝于广西宜山，之后就地殓葬，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当时的社会名流黄炎培、邵力子、张宗祥、章士钊等纷纷作诗以为祭奠，蒋介石亲临主祭。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之后，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告先生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在30多年的军事生涯中，蒋百里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历史风云人物聘为参谋长或军事顾问，颠沛于诸侯之间，但只是充当高级幕僚，终生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

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蒋百里排名第一，曾任蒋介石参谋长的杨杰排名第二，“小诸葛”白崇禧排名第三，剩下那半个就是做了11年“霸王”参谋次长的刘斐。还有一种说法，这半个是刘伯承，时任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因为少了一只眼睛，只能算半个。

蒋百里的三女儿，就是大家熟知的著名钢琴家、歌唱家蒋英，蒋英的丈夫更加有名，他就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

他有一个表侄女，曾经有无数少女被她的作品折腾得死去活来，他这个表侄女叫琼瑶。

他还有一个远房侄儿，老酒曾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金庸。

任我行提到那“三个半”，其灵感是否就来自那“三个半军事家”？

金大师尚健在，能解惑否？

实力悬殊

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曾被西方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尽管大小内战连绵不断，期间还发生了与日本的几次局部战争，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战后，1951年9月19日，美国将军魏德迈就曾经在国会上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

尽管今天对于蒋介石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都远远大于日本数倍乃至数十倍，但双方的国力和特别是战力却有着巨大的差距。如果拿开战前1937年的部分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就会明白，蒋介石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

1937年，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是9.9％，工业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80％，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中名列前茅。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算上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中国工业产值也仅仅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并且大部分属于轻工业。我们知道，现代化战争所凭借的除了国民经济总量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几个主要工业数据的对比。

工业总产值日本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

钢铁产量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

煤炭产量日本5070万吨，中国700万吨。

铜产量日本87000吨，中国700吨。

石油产量日本169万吨，中国13100吨。

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工业能力，日本猛烈地扩张军事工业的规模。该年度日本对军事工业的总投资达到了22.3亿日元，占当年日本工业投资总量的61.7％，比1936年增长了两倍以上。日本已经具备了年生产各型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的军事工业水平。至于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的生产能力和数量，完全可以满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要。

反观中国的军事工业还基本停留在原来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经办洋务时代的水平。大口径火炮、坦克和汽车的生产能力基本没有，飞机和舰船尽管能够生产，但是所有原材料和零部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自己能生产的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其生产能力及数量连正常的训练都不能满足，更不要说去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求了。

在战争开始的1937年7月，日本一线战斗兵员199.7万人，可调用的总兵员为448.1万人。除日本国内的11个师团之外，其余还包括关东军、朝鲜军、驻台湾军和中国驻屯军等多支武装打击力量。

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陆军一直采用的是“师团”编制。一个甲级师团的兵力包括步兵旅团两个，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各一个，还包括通信、卫生以及少量的后勤部队。在步兵旅团以下设两个步兵联队，一个联队下设三个步兵大队，一个步兵大队下设四个步兵中队。这样一个师团的步兵数量就是48个步兵中队。平时一个日军师团的人数约15000人，战时则远超过20000人。后来由于战事的不断扩大，日军后扩充的所谓乙级师团很多采取三联队制度，人员、装备和战斗力都不如最初的那些甲级师团，但是差距并不很大。

前边提到，日军陆军的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可以类似对应中国或西方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但普遍要稍稍大于这些单位。在日本陆军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作战单位叫“支队”，往往是为了执行特定的作战任务而临时组织命名的作战单位。支队的规模可大可小，多则上万人，少则数百人，但最大不会超过一个师团的规模。支队往往以支队长的名字来命名。比如，一木清直为支队长的支队就简称为“一木支队”，东海林俊成率领的支队就简称为“东海林支队”。判断一个支队兵力和规模大小往往可以参考支队长的军衔。如果支队长军衔是陆军少将，则支队的兵力与一个旅团相仿，如果支队长的军衔是大佐，则其实力就与一个联队不相上下。

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直到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才开始对国内的陆军进行整编。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计划是在1938年完成60个师的编制。每个师下辖两旅四团，有些直接就是三个团，其余部队如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兵种就变成了营（就是说，特种部队比日军的联队小了至少整整一个级别），这还是作为主力的甲种师。中国最精锐的甲种师也就万人左右。加上武器装备和战力的巨大差距，战场上日军一个旅团撵着国民党军的一个军跑，一个联队围歼国军一个师的场面，可以说比比皆是。

到1937年7月，国民党陆军的编制为49个军，182个步兵师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又6个独立旅，4个炮兵旅又20个炮兵独立团，还有少量其他特种部队，总兵力为170多万人。这还仅仅是总数量，作战初期能够很快投入战场的不过是80个师、9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2个炮兵旅和16个炮兵独立团而已，合计兵力不超过100万。

拿日本的一个师团和中国的一个甲种师对比，武器装备的差距更为明显。

日军一个师团的各类枪支是9476支，中国3831支。

掷弹筒日军576具，中国243具。

轻机枪日军541挺，中国274挺。

重机枪日军104挺，中国54挺。

山炮日军64门，中国12门。

步兵炮日军44门，中国30门。

以上仅为双方都有的常规武器，日军师团一般都配有数量不等的装甲战车和坦克，而中国师则几乎没有。此外，日本师团在作战中往往还能得到海空军的协同和支援。

就空军而言，日军可以投入的各型战机约960架。中国空军名义上虽有各种飞机600多架，但是真正能够投入作战的只有305架。这些飞机分别购自美、德、英、法等各个国家，机型复杂，配件短缺，维修十分困难。由于没有自我生产和补充能力，一旦飞机受伤，往往就失去了继续作战能力。

海军更是简直没法比。当时日本海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三。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海军拥有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21艘、驱逐舰102艘、潜艇59艘，加上其他舰只总计285艘，总吨位达到了115.3万吨。而中国海军共有各类舰只120艘，数量看起来似乎还行，但是战列舰、航空母舰和重巡洋舰等主力舰，一艘都没有。大部分都属于炮艇、巡逻艇之类的小不点，合计总吨位还不到11万吨，不及日本海军的1/10。就这样，实际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60艘，总吨位6万吨。更可怜的是舰龄。日本舰船大部分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下水的新舰，航程远、航速快、火力猛、防护力强。而中国海军最大的战舰是巡洋舰“海圻号”，这艘排水量4300吨的军舰，还是清政府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装备最好、排水量2950吨的巡洋舰“海琛”号也是1898年大清从德国伏尔锵船厂购入。看看年龄就知道，咱们那老爷舰各项指标都无法与对手的年轻小伙儿相比。日本一艘重巡洋舰的排水量都在万吨左右，换言之，日本海军来一艘轻巡洋舰都能打遍中国无敌手。

更加致命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举国一致，战场上官兵一心、指挥统一、行动协调。而中国的参战部队，往往是属于不同的军阀派系，“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以及地方部队之间矛盾重重，相互存有戒心，往往是尔虞我诈，狼上狗不上，一般不打到自己头上就不愿意动真格的，这极大地影响了综合战力的发挥。连我们的敌人日本人都喜欢鼓吹，“中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各种政权组成的混合体”。

当时蒋介石能够实际控制的仅仅是长江中下游的江浙沪地区，所能调动的直属部队约有70个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军”——国民党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其他地方军阀部队则各有各的招募和编制制度。有的部队名义上是师，实际上只有三四千人，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这些部队比起“中央军”来说，都存在一定差距。通常说财大气粗的军阀部队武器装备就好一些，反之就差一些。可以说，面对作战意志极其顽强的日本部队，中国军队无论编组、训练、装备、补给等各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差距。

早在东北沦陷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第二年，1932年11月29日，就成立了国防计划委员会，对国家当时的战争实力及潜力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东南沿海地区最易遭到日军的攻击，而绝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源恰恰在这一区域。委员会提出，中国广大的内地资源都要进行开采和利用，如湖南的钢和铁、四川的铁和铜、南部和西南的煤炭，等等。

为了应对肯定无法避免的战争，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准备。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党军典范令，将全国军队武器标准化，新建扩建军工厂力争弹药自给自足。为了便于军力的机动和物资运输，在全国开始大建公路、铁路。在“黄金十年”内中国的公路铁路总里程翻了差不多一番，期间“粤汉”“浙赣”两条铁路顺利通车，铁路里程达到了13000公里。耗费巨资在沿海及沿江诸要点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工事基本上没有派上多大用场。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大后方的建设才真正称得上是未雨绸缪。蒋介石早就预料到，一旦战事全面展开，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和政府的命运很可能就是边打边往内地跑，那么往哪里跑的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早在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就组织对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进行了详细考察。到了1935年年底，蒋介石已经明确了建设和控制中国西南的目标。他指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这里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失地，复兴国家。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亡不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对战争后方基地的提前着手建设，解决了持续抗战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可惜在这一切都远远没有准备就绪的时候，战争已经提前爆发。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作为弱国的中国来说极为不利。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迅速崛起，欧洲和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传统强国的英国、法国对干预国际事务的态度已经逐渐变得消极，出现了力图避免战争的“妥协主义”和“绥靖主义”。卢沟桥事变之前英国就曾经明确告诉南京国民政府，“一旦中日开战，英国的态度是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德国的崛起已经使得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而无暇东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在东南亚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举世闻名的绥靖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就曾经表明，如果英国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很可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后来英国竟然在日本的胁迫下关闭了中国抗战的大动脉——滇缅公路——长达3个月之久，以向日本示好。一味屈膝忍让换来的不是和平，依然是一通组合拳，不是“报复性”，而是“毁灭性”。

英国好赖还有一道海峡隔着，法国与德国、意大利在陆地上就连在一起，遭到的威胁更大、更直接。况且法国在东南亚也有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总和，随时可能成为日军的打击目标，法国对日本也根本没法强硬起来。倒是处于内战之中的西班牙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声明，“西班牙全体人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深切的同情”。

意外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德国之间交往甚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全面掌权之后，十分赞赏日耳曼民族“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精神的蒋介石就开始直接与德国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逐渐进入热恋和蜜月期，其突出标志就是随后两国之间大量的军事交往。

1934年6月，有“德国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汉斯·冯·塞克特陆军上将被蒋介石聘请为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向蒋提出，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精锐师直接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之下，还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建立起“教导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已有一支20个师、全部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1935年，塞克特离开后，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也就是这位专家向蒋介石提出了将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的建议。中德之间以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农产品交换军火的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6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为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当时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

虽然之前已经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希特勒并不赞成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与日本签订协定的主要目的是让日本在威慑美国的同时牵制苏联，让美国不敢轻易介入欧洲的战争，也减轻德国在东线的压力。如果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就会丧失或者减弱牵制两个大国的作用，反而可能给德国带来麻烦。况且如果日本独霸中国，也势必影响德国在中国的利益。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德国外交部迅速发表声明宣布中立。日本对德国与中国的卿卿我我大为光火，甚至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威胁，强烈要求德国撤走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出口武器。但希特勒除了命令德国顾问不要到战争前线之外，什么事都没做，所有的军火和工业贸易照常进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京保卫战之前。

日本也有帮凶，那就是嘴上厉害无比，一打仗就拉稀，最擅长趁火打劫、屁股后捅刀子的意大利。对中国极度蔑视的意大利公开宣称，“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从中日战争一开始，意大利就公开宣称坚决支持日本。

对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国一直奉行的就是“史汀生主义”，既不承认日本侵华行径及其后果的合法性，也不采取果断措施去制止侵略，所给予的只是同情和道义上的帮助。美国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与日本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日本占领上海之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输送物资，致使美国对华贸易额锐减了86％。但对日贸易也同样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贸易。为了避免与日本的矛盾激化，卢沟桥事变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就指出：美国将站在中间立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

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不断扩大，罗斯福总统愈发感到了危险，才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演说中，罗斯福把日本比喻成流行病毒的携带者，建议隔离开来。美国国务院立即对总统的发言表示了支持，谴责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但总统和国务院的发言立即遭到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猛烈抨击。孤立主义者提出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和日本开战的危险。他们指出，对于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仅仅在道义上进行抨击无济于事，这些话说了还不如不说。作为民主国家，罗斯福立即站出来“辟谣”，声称美国绝不放弃中立立场，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日本进行什么制裁。

南京国民政府又找到了一个盟友。早在抗战初期，希特勒就提醒过日本，日本的对外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的怀抱。其实俄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少。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之前与张学良闹出矛盾的苏联就试图和中国改善关系。1934年，由于日本在远东的威胁越来越大，中苏开始悄悄接近，暗送秋波，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苏联主动找到南京国民政府建议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购买急需的军火物资。卢沟桥事变之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第一时间会见了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明确表示愿意对中国提供支援。

对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一直也很犹豫，很明显，苏联是中共中央的大后台，但孤立无援的蒋介石还是像后来投靠英、美那样，接纳了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苏联。他立即将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立法院院长孙科召集到庐山，要求他们对苏联展开外交行动，争取更多的武装援助，并力促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孙科与王宠惠随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商谈。共同的敌人使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只是苏联稍有保留地将中方提出的“互助”，改为了“互不侵犯”。一个多月之后，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苏联成为中日开战之后第一个公开表态并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这一援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为止。

1937年9月开始，苏联援助中国的轰炸机、坦克、反坦克炮、高射炮以及军事顾问、技师、飞行员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到达中国，仅飞行员先后就达到2000余人，其中更是有211人血洒中国战场。援助的陆上路线是由阿拉木图、哈密至兰州，空中路线由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海路则经过敖德萨、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到达广州、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买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大型牵引车24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支，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多万发，还有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和汽油等。

俄国人不是白求恩，他们的意图显而易见，那就是通过中国拖住日本，让其不能全力北上，减轻苏军在远东的压力，从而避免在可能出现与德国发生的战争时两线作战、腹背受敌。

到了1937年9月，交战的中日双方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决心和信心。

日本人说，必须迅速征服中国，彻底让中国人丧失战斗意志！

中国人说，必须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和不屈斗志战胜强大的侵略者！

血肉磨坊

大上海，在抗战当时乃至今日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极易受到海、陆、空立体式的打击。

鉴于京津地区的冲突已愈演愈烈，就在北平沦陷的1937年7月28日，日本政府下令对扬子江沿岸以及上海附近的日本居民进行撤侨，至8月9日撤侨完毕。也就在这一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海军中尉和一等兵斋藤与藏冲击了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守军。

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根据中日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中国不能在上海驻扎正规部队。不过不要紧，让正规军换上一身保安服不就行了吗？倒霉的大山和斋藤遇到的正是这么一群“假保安”，结果当场被击毙，这就是所谓的“虹桥事件”。中方对外的说法是，双方冲突，日军先开枪，导致一名叫时景哲的中国“保安”身亡，其余中国“保安”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才打死了两个日本人。后来才知道，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商量出来的高招。他们从囚牢里拉出来一个死刑犯人，换上了“保安”服装，然后枪毙在虹桥机场的大门口，这个可能就叫时景哲的囚犯也算是“死有所值”。

南京国民政府负责京沪地区防务的军事长官，就是大家熟悉的张治中，其官方身份是“中央军官学校野营办事处”主任，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办事处以及主任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张治中的任务就是制订京沪地区的作战计划以及构筑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事。京沪地区的几条主要防线吴福线（吴江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乍嘉线（乍浦经嘉兴到苏州）、海嘉线（海盐经嘉兴到吴江）都由这个办事处组织兴建。据说这一系列工事，后来起了个名字叫“东方的兴登堡防线”。当时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还没有最后完工，要不肯定就会叫“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了。一旦长三角地区发生战事，张治中这个办事处弄块木板写几个字挂出去，就是前线作战指挥部。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张治中立即摇身一变，成为京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官。

前文已经提到，蒋百里之前早已提出将日军的进攻方向由“北到南”转换为“东到西”的作战方略，这一观点与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不谋而合。赞成和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军界要人白崇禧、陈诚、刘斐等，也包括前线指挥官张治中。张治中认为，以前中国对日作战采取的第一种方式是“你打我，我不打你”，比如张学良在东北。第二种是“你打我，我再打你”，如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这次张治中建议采用的是第三种方法，那就是知道了你肯定要打我，我先出手打你。既然在上海开战已经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那还不如率先出击争得主动。

一大群军事家一致要求在上海地区主动出击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在华北大平原上投入主力，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大规模阵地战，势必被日军迅速各个击破。一旦华北日军利用京汉、津浦铁路从北到南长驱直入，将中国军队主力逼退至沿海地区，则败局已定，日军三到四个月结束战事的目标就很可能实现。

二、主动出击歼灭上海以及在长江内河里的日本舰艇并开辟华东战场，将有效地分散日军的进攻力量，迟滞日军的南下进攻。

三、就当时的世界局势而言，中日两国在华北的磕磕碰碰，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一旦战事爆发，势必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利益也肯定会受到损害，西方列强将不会甘心日本独霸上海而积极进行干预。

四、从军事上讲，利用上海的高楼大厦和钢筋水泥与日军进行巷战，然后逐步将其引入长江沿岸湖泊河流密布的水网地带，就会极大削弱日军的机械化优势，随即就可以将其拖入漫长的持久战。相对于华北而言，京沪杭一带交通便利，利于中国军队的补给，只要能顶住一段时间，中国就可能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五、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流向是由西向东，由东向西作战对于进攻一方不利。中国原定的大后方在西南，就是边打边撤也是背对着后方作战，似乎有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这种态势对防守一方较为有利。

六、从历史和心理因素上讲，中国历史上元朝自北向南灭宋，清朝自北向南亡明，必须让日军避开这一条传统的进攻路线。

有利就肯定有弊。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旦沦为主战区，经济损失势必巨大。更重要的是，上海易攻难守，一旦上海陷落，同样无险可守的南京几乎没有保全的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和国际影响更大。

8月11日，中日双方就“虹桥事件”开始交涉。出乎日军意料的是，一贯软弱可欺的中国人这次却一反常态。得到南京授意的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态度极其强硬，对于日方提出“拆除军事工事、撤走保安队”的无理要求，俞鸿钧表示：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在自己家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天热，你一边凉快去吧。

由于“虹桥事件”中被打死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人，加上驻守上海的基本都是日本海军的部队，此前一直表现不太积极的日本海军开始显现出难得的热情。8月9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已经做好了出征的准备，11日，其先遣分队19艘军舰已经到达吴淞口。到12日，在淞沪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总计达到了9000人，海军舰艇31艘。

在8月14日晚上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上，一向出言谨慎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反常态，正式提出了派遣陆军参加上海作战的请求，并公开声称，“事态不扩大主义已经消灭了，打到南京去，海军将做应该做的一切”。米内的号召当即得到“扩大派”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极力赞同。

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和决定对日作战的国策和战略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外，还有各大战区的负责人及军委会委员。唯一不是大腕的就是会议记录员、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会议正式决定在上海地区对日本实行“以快制快”和“制胜机先”的策略，趁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之时，率先歼灭其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方面阻止日本军舰由上海沿江而上进攻首都南京；另一方面截获当时正在长江中下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本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会议还命令张治中所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立即连夜进抵上海。

蒋介石的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部队，在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却纷纷拔锚，以最快速度沿江顺流而下，向长江口逃跑，迅速冲过了江阴要塞。蒋介石得知此消息，震怒之余，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8月13日晚命令驻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追击日本向黄浦江方向逃跑的舰船，但为时已晚。除俘获日本商船“岳阳号”和“大贞号”外，其他日本舰船均顺利逃走。

原来，作为会议记录员的汪精卫机要秘书黄浚是日本精心安排的间谍，他将国民党军的行动计划及时通报给了日本人。此举使得日本船只基本安全逃脱，中国将率先在上海发起进攻的计划也被敌方获悉。顺便多说两句，黄浚这个7岁就能作诗的“神童”，曾经当过梁启超的秘书，可谓才华横溢，但有才无德。黄浚不但自己当汉奸，还利用职权把儿子安排在外交部一起为日本人效命。1937年12月，黄浚及其子黄晟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公开枪决——大快人心！

8月12日清晨，从睡梦中醒来的上海市市民惊讶地发现，满街都是久违多年的荷枪实弹的中国军人。同日，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率领8艘舰艇和20艘商船全部凿沉于江阴水面，封锁长江水道。已经改名为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所部5万余人的作战部队在当日完全到达预定进攻位置。

8月13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在闸北及虹口公园北的八字桥发生了小规模的交战，这是两军正规部队之间第一次发生战斗，“八一三淞沪会战”正式爆发，中日战争也从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

8月14日，张治中所部第九集团军对上海市区之敌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出动空军轰炸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及海面舰艇，炸伤日海军旗舰“出云”号重巡洋舰。下午4时，中国军队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虹口及公大纱厂。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在第九集团军的强攻下节节败退，被迫于16日退守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坚固据点。人数上居于劣势的日军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中国军队付出了较大伤亡，仍然无法实现重大突破。

针对上海出现的危机局面，8月15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经天皇批准的“临参命第73号”，即派遣军队“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要线”。根据命令派往上海的两个师团及现有在上海的武装力量统一组建为上海派遣军，并召回已经退役的“中国通”、攻坚战专家松井石根大将担任司令官。

这个松井石根就是战后以南京大屠杀直接责任者被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身材矮小的松井石根作为“皇道派”的骨干，在“二二六事件”之后被打入预备役。接到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命，已经59岁的松井知道，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报效天皇”的机会。踌躇满志的松井当即赋汉诗一首以为明志：“汗了戎衣四十年，兴国如梦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殊不知，正是这个机会最后要了他的老命。

松井觉得两个师团的兵力太少，他向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请求再拨给上海派遣军三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已经想好了在一旦占领上海后就进攻南京”。从东京出发时，松井又在车站对前来送行的首相近卫文麿和杉山元等人宣称：“此番无论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

松井石根也曾经同情和支持过中国革命，和中国同盟会的元老陈其美是老朋友，当年21岁的蒋介石就是由其大哥陈其美介绍与松井认识。在日本留学时，蒋介石就住在松井石根家里，当时名字叫蒋志清，后来蒋介石到日本高田联队实习，也是松井做的担保。就在一年前，1936年2月，松井还曾以私人身份对中国华南、华中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期间不但见到了蒋介石，还会见了党国大腕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张群等人，可见其在中国的影响之大。一年之后，在那片他曾经待过13年的土地上，松井石根将率领大日本帝国皇军与蒋介石展开殊死搏杀。

8月23日拂晓，松井石根率领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两个师团的援军在海空军火力的掩护下于狮子林、川沙口、张华浜等地登陆。蒋介石闻讯急令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九十八师、第十一师、第五十一师、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七师、第十四师等部队火速分赴各处抗击敌人。登陆后的日军不顾一切地攻击前进。9月9日，日军沿淞沪公路和月浦、罗店之线向中国军队发动强大攻势，双方展开殊死搏杀，战略要地罗店和宝山先后落入日军之手。9月11日，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减员严重，遂渐次退至罗店以南施相公庙、浏河之线构筑阵地固守。第九集团军亦转移到北站、江湾、庙行、蕰藻浜右岸之线构筑阵地，与日军暂时形成对峙。

此时，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作战集团：张治中率领第九集团军继续负责上海市内作战，陈诚所部第十五集团军则全力抗击日军增援。

上海派遣军自登陆以来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下进展缓慢，人员也出现大量伤亡，仅9月的伤亡数字就达12334人。松井石根无奈向东京发出紧急求援电报，声称他面对的部队都是中国最精锐的陆军，如果要想取得上海战事的胜利，必须至少再投入5个师团的兵力。松井特别强调，这是一举聚歼中国主力部队的天赐良机。

为了打破上海的僵局，9月11日，参谋本部再次做出向上海增兵的决定。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以及台湾守备队重藤支队奉命加入上海派遣军。至此，日本在淞沪战场投入的兵力已达5个师团，加上原来在上海的海军部队，总兵力达到了20万人。9月22日开始，增援的3个师团兵力陆续到达淞沪战场。

随着增援兵力的不断增多，9月23日，一直反对扩大对华作战的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黯然辞职。

面对日军不断调兵遣将，南京国民政府也决定迅速增派“中央军”及各省地方部队至淞沪参加会战。为打赢这场关键战役，蒋介石几乎将当时的精兵强将全部调到了淞沪前线。除了原有的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外，又增加了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稍后又调来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编为左翼兵团，以陈诚为总司令。第九集团军为中央兵团，朱绍良为总司令。第八集团军、第十集团军为右翼兵团，张发奎为总司令。加上不久后赶赴上海参战的川军刘湘部五个师，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场的总兵力已达75个师共70余万人。除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之外，粤军、桂军、湘军、川军、东北军以及西北军的部队陆续来到。

狭窄的地域之内，中日双方陈兵已达百万之众。

10月1日，由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参加的四相会议在东京召开，会议研究提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纲要”指出，由于北方苏联的强大威胁，日本要迅速结束在中国的作战。鉴于华北、华中战局在不断扩大，战局很可能被拖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所以设想通过10月攻势的战果寻找结束战争的机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解决。内阁的一致意见是，以扩大战争的手段尽快在淞沪战场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从此时开始，近卫文麿就开始无数次向军方提出同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进攻到什么地方才能使蒋介石屈服？”军方的回答始终是毫不含糊：“下一个地方。”可惜的是，这个地方一直到日本最后投降也没有找到。

中国军队转入防御后，日军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10月5日至9日，国民党军第八师、第五十九师、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七师、第七十七师、第九十师及税警总团等作战部队因连日与敌浴血激战，伤亡太多，无力对峙，相继退出阵地。往往一个几千人的师投入战斗，撤下来的时候只剩下几百人——残酷的淞沪战场因此被中国军人称为“一寸河山一寸血”，而被日本军人称为“血肉磨坊”。9日起，日军再度集中海空军火力配合步兵向蕰藻浜南岸强攻，中国守军轮番上阵抵抗，经数昼夜血战始遏止日军强大攻势。

10月15日，日军突破蕰藻浜，战场再度告急。此时从广西调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抵达淞沪前线。该集团军属桂系王牌部队，以能打能拼在地方军中享有盛名。白崇禧向蒋介石献策，认为纯粹被动防守非长久之计，必须以一支主力突击部队主动出击实行积极防御。蒋介石于是下达了实施反击作战的命令。10月19日，中国守卫蕰藻浜南岸的部队配合第二十一集团军发动全线反击。当日，日军第九师团、第一〇一师团及第三师团一部亦向蕰藻浜南岸发起猛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桂系2万人马一日内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战士大部分战死。激战至25日，国民党军被迫撤退，日军乘机反扑，兵锋直指大场。

10月23日，日军以重兵直趋真太公路，大场失守。“中央军”被迫撤退到苏州河南岸，左翼军也奉命转移。至10月28日，中国军队退入浏河、沈家桥、朝王庙、徐家行、广福、陈家行、江桥、北新泾至梵王渡一线的第二期既设防御阵地固守。

在全军撤退苏州河南岸之时，蒋介石获悉国际联盟要在11月初召开会议，重点讨论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为获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认为有必要留下少部兵力坚守苏州河以北地区。经蒋介石钦点，第三十八师孙元良部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领该团一个主力营400余人（对外称800人，故后来这支部队被誉为“八百壮士”）据守闸北四行仓库。谢晋元部与敌周旋三昼夜毙敌百余名，所坚守的四行仓库始终岿然不动。最后，在租界各国请求之下，这支力战不屈的孤军于10月31日夜奉命退入公共租界。谢晋元部在退入租界时，出于敬意的租界英军指挥官马勒提少将亲自站在机枪阵地前护送中国守军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

淞沪会战进入10月底和11月初，中国军队虽然战线一再后撤，但仍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日军大本营经过审慎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已倾全国兵力的五分之三云集上海，决战的态势已经初步形成，于是决定将战略重点由华北向华东、华中地区转移，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上海战役。

10月20日，参谋本部下令从华北和国内抽调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以及第五师团第九旅团等部约12万人组成第十军，由骑兵出身、擅于长途奔袭的柳川平助中将担任司令官，准备从上海主战场的侧翼实施登陆作战来打开僵局。参谋本部同时命令在华北作战的第十六师团转隶上海派遣军序列，命其在长江的白茆口登陆配合主力作战。淞沪前线日军兵力至此增至30万人以上。

日军第十军预定在10月末或11月初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地域登陆，主力以快速突进方式向黄浦江之线前进，攻占松江以切断沪杭铁路。一部向闵行渡河点前进，渡过黄浦江之后向上海以西及南方攻击前进，与上海派遣军配合合围上海周边的中国军队。此举无疑将使上海周边的守军完全陷入被动局面。

本来蒋介石已根据白崇禧、陈诚等人的建议决定放弃上海，全军退到上海外围既设之国防工事，采取持久战策略抗击消耗日军。但随后闻听国际联盟要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讨论中日问题，蒋介石立刻电令前线做最后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至少10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此举使得国民党军各部失去最佳的撤退时机。

11月5日拂晓，新组建的日本第十军在柳川平助陆军中将指挥下，由海军第四舰队护送在杭州湾金山卫突然登陆，包抄淞沪中国军队防线的侧后方。原来驻守此地的是张发奎第八集团军所属的四个师一个旅。因蒋介石一直认为日军全力进攻上海正面，不会有从杭州湾登陆的可能，故在战事趋于激烈、兵源枯竭之时，将防守杭州湾的部队一一调开投入正面战场。到日军登陆时，在杭州湾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仅有第六十二师一部及少数地方武装防守，面对10万装备精良的日本生力军，迅即被击溃——日军南路的铁拳已经虎虎生风，挥向眉梢。

11月7日，为了统一淞沪战场指挥，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组建华中方面军，该方面军由上海派遣军和刚刚登陆的第十军组成，由松井石根统一指挥。原来松井石根担任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职务由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鸠彦陆军中将接任。

登陆后的日军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立即按照预先的部署分别向松江、沪杭铁路扑去。前往增援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全军覆没，军长吴克仁战死，松江陷落。日军随即兵分两路，一部直趋南京，主力则指向枫泾镇、嘉兴、平望。11月9日，沪杭铁路及公路均被日军切断。

与此同时，由华北转向华东的日第十六师团在江苏太仓境内的白茆口成功登陆，前锋直指京沪铁路——日军北路的扫堂腿也已风驰电掣，迫近脚踝。

位于中路苏州河北岸日军五个师团的主力部队于10月31日强渡苏州河后，迅速发起全面进攻并向南北两路登陆日军靠拢，淞沪地区中国70万大军顿陷极度危险之境。

面对风云突变的不利战局，蒋介石不再坚持死守的观点，在11月9日下令全线撤退，所有部队撤向南京、苏州、嘉兴以西地区。由于撤退命令仓促下达，下达命令的手段又十分落后，各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的时间不一，有的部队只是看见友军撤退也就跟着开始撤退，导致大撤退迅速演变成大溃败。加上很多部队都是临时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对上海周边的地理环境根本不熟，撤退完全没有章法，从而陷入极度混乱状态。日军以飞机在天上轰炸、扫射配合，地面部队势如破竹，追击国民党军溃兵并扫荡上海周边各镇。

本来中国军队计划撤到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和海嘉线一带，依托原有坚固国防工事做持久抵抗，但当撤退部队到达这些防线时，才发现大部分工事上杂草丛生，根本达不到作战的实际要求。构筑工事的混凝土用手就可以捏碎，机枪射口大如门窗，各个碉堡间也无交通壕连接，修建的300多个机枪掩体，几乎有一半不能使用——豆腐渣工程害死人！甚至出现部队要进入工事，却找不到钥匙的尴尬局面——难道不会用枪托砸开吗？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士兵根本无法在这些防线上形成新的防御，只能一路往后退下去，南京至此门户大开。

自11月9日起，各路日军击退中国军队的零散抵抗，连占虹桥机场、龙华、枫泾、青浦。11月12日，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宣告上海沦陷。

11月18日，日军占领广德、宜兴、溧阳。

11月20日，日军占领南浔。

11月25日，日军占领无锡、湖州。

12月2日，日军攻克江阴要塞，南京的水路门户已经敞开。

同日，丹阳和金坛也被日军占领。

接到前线战报的参谋本部惊讶地发现，一路势如破竹的日华中方面军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的目标已经指向了南京。攻克敌国的首都，对于每一个军人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但是占领一国的首都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参谋本部尽管狂妄好战，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他们立即向前线发出了停止攻击的电令：“发来报告称已部署以全力经湖州向南京追击问题，被认为已经脱离了《临命600》的指示，殊为念念。”之前的《临命600》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大致定在苏州、湖州一线以东地区。也就是说，你出圈了。

各路日军无奈暂时停住了向前追击的步伐。

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至此结束。整个战役中，日军伤亡约4万人，中国军队伤亡约25万人。

前面，南京已经近在咫尺！

南京之辱

面对属下几个师团长一个接一个要求乘胜追击的电报，已经遥遥看到南京城的日第十军军长柳川平助也是无比烦恼。“二二六事件”中的叛乱部队基本都来自第一师团，而当时第一师团师团长就是“皇道派”的主力柳川平助。事件之后，柳川像松井石根一样被解职，打入了预备役。当此危难之际受命而出，正是一雪前耻、重建功勋的天赐良机，可眼看着就在嘴边的肥肉吱吱冒油却不让吃，让人实在是爽不起来。

柳川马上致电日本国内，强烈要求立即对中国宣战并下达攻克敌国首都的命令。在电文里，柳川指出，不能让溃败的敌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是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如果不正式对中国宣战，日军在中国的作战就显得师出无名、不伦不类。更重要的是，如果逼近了敌国的首都而不去占领，会使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军方的战力产生怀疑，同时也会极大地打击官兵的士气。

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连老酒都明白，日本政府和军方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们比一介武夫柳川平助和一介书生老酒考虑得更多。战而不宣，不但在军事上不能尽情发挥，那些占领区的行政系统也无法正常运作，扶植起来的那群汉奸也就直不起腰来。不宣战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可能使得中国政府怀疑日本的战争之心而继续负隅顽抗，一切似乎都说明日本必须立即对中国宣战。

但日本确实有难言之隐，内阁最后研究的结果依然是“不能宣战”。道理也同样并不复杂：世界上并非只有中日两国。一旦日本对中国宣战，势必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这还可以死皮赖脸地不管，关键是日本赖以支持战争的大量战略物资，比如石油、钢铁、棉花、有色金属等都必须依赖进口，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来自美国。按照国际法条例，一旦日本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极有可能首先停掉对日本战略物资的供应。

原本认为平、津、沪相继陷落之后中国肯定会乖乖地屈服就范，但这种结果却迟迟没有出现。中国就像一个踉踉跄跄的拳手，尽管挨了无数的重拳打击，但是背靠圈绳，双手抱头，就是不倒下，也不扔白毛巾。首先憋不住的竟然是日本，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会见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谈判。狄克逊迅速将日本的意见发回国内。前面提到的原因，和中日两国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德国人也不希望两国的战争继续下去且不断扩大，因此很乐意充当两国的调停人。

11月2日，广田弘毅向狄克逊开出了日本与中国谈判的条件：内蒙古自治，扩大华北非武装区到北平、天津以南，扩大上海非武装区，中国停止抗日、共同防共等。这些条件很快被通知给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

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本提出的这些条件。他还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很快就要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显然违反了《九国公约》，蒋介石希望会议能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

11月3日，包括《九国公约》缔约国九国在内，以及后来加入该组织的十九个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议。和以前大家都抢着当主席不同，由于都知道会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棘手的中日战争问题，各大国纷纷谦让，不愿充当大会主席。开个会总不能没有主持人，最后还是东道主比利时外交大臣背起了黑锅。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暴行，要求各国从道义、物质和经济上给予中国援助，对日本实施制裁。前文提到的原因，各国除苏联坚决支持，意大利坚决反对之外，其余各国都“顾左右而言他”。会议最后不了了之，没有达成任何对日本制裁的决议，甚至连中国提出“将日本定为侵略国”的意见都不敢接受。事实证明，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临死前最后的声音。日本军方领导人对这堆废纸漠然置之，他们在中国加紧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主宰中国和太平洋命运的到底是日本，还是西方列强。这次会议之后，国际联盟已名存实亡，再也没有召开过任何会议。

11月17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宣布成立，向中国和全世界表明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仅仅三天之后，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公告，宣布将首都迁往大后方的重庆。其中军事机构迁移至长江中游的武汉，在那里建设起中国中部的防守基地，以此向日本表明：老子不怕你，咱们就耗吧，耗死你小鬼子。

蒋介石在随后的《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前线将士自兹一心杀敌，更无顾虑，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11月22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再次致电参谋本部要求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松井表示，“除非南京的态度有所改变，停止抵抗，否则日军的铁蹄将继续西进，开往南京、汉口乃至陪都重庆”。

其实早在之前的11月11日，柳川平助的第十军已经越过了参谋本部规定的“制令线”。随后上海派遣军也越线与第十军一起向前攻击前进。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11月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12月1日，松井和柳川翘首以盼的《大陆命第八号命令》终于来到：“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我们在谈论一个战略要点时，最喜欢说的第一个词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二个词就是“易守难攻”。从十朝古都南京的地形来看，这里却绝对是“易攻难守”。中国历代的军事家无不认为，只要攻占了南京外围的几个战术要点之后，背靠长江的南京城就将成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瓮中之鳖——原来的背水一战，竟也可能置之死地而不生！

对于首都南京的弃守，蒋介石连续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决策。

李宗仁认为南京不可守。他的理由是，南京位于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何况我军新败，兵无战心，以受挫部队困守孤城又无有力增援，抵御士气正旺的敌军精锐之师，南京必被攻破。倒不如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军的烧杀抢掠。最优之策就是将有生力量撤退至长江两岸，既可以阻止敌军沿津浦路北上，也可以防止其沿长江两岸快速西进，孤零零一个南京城的丢失，对长期持久抗战当无大碍。

“李白李白”，名不虚传，白崇禧的意见是，德邻兄说得非常好！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指出，南京守不住，但作为首都，“有必要进行象征性的防守”，在“做适当抵抗后主动撤退”，也好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在兵力使用上刘斐认为，“十二个团最多十八个团就足矣”。

刚刚从前线战场撤下来的陈诚认为，敌人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落入我们事先设计好的圈套，开始逐渐走向失败。南京孤立且无现代化要塞设备不易坚守，我军应速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贯彻我持久战之方针。

似乎不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但马上就有了不同的声音，训练总监部部长唐生智慷慨陈词：“南京为我国首都，全球瞩目，又是孙总理陵寝所在，如果不战而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必当坚守也！”

蒋介石马上接住了唐生智的话，那就守一下，就由你来守。

唐生智表示：“抗战以来，中下级军士牺牲甚多，鲜见有高级将领牺牲者，卑职愿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当即宣布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部队司令长官，指挥15个师约10万人马进行南京保卫战。

此时的蒋介石可谓是感慨万千。193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南京举行了结婚十周年纪念。他在日记中写道：“结婚已经十足年，党国前途艰难重生。以后第二之十年，究不知变化。”12月7日凌晨4时，蒋介石起床做了一次祷告。5时，携夫人乘坐“美龄”号专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离开了注定会沦陷的首都，远处南京近郊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专机经停武汉前往庐山。蒋介石后来说，这是一次令他“几欲心碎”的痛苦旅程。

攻击南京的日军由两路部队组成。朝香宫鸠彦的上海派遣军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和第十旅团，柳川平助的第十军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和第九旅团。

对于南京这个中国当时的首都来说，劫难已经不可避免。南京外围修建的几条防线已经在溃兵和追兵的轮番冲击下土崩瓦解。经过混乱的外围战，南京很快就直接暴露在两路日军的兵锋之下。南京背对长江，日军可以在北面用军舰封锁江面。地面上从芜湖突进的日军已经从西面包抄上来切断了南京与后方的联系，东面和南面也已被日军合围，南京已经成为一座死城。12月6日，唐生智下达了全城戒严令。

12月9日，日军已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松井的劝降不予理睬，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

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办法。他下令把各部队控制的船只统统交给司令部，还命令第三十六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12月10日，眼见劝降未果的日军开始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守军节节败退，南京外围主阵地很快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军突破。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直扑浦口，守军的唯一退路也岌岌可危。

战局的急转直下让蒋介石心急如焚。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日军围歼，蒋介石于11日中午开始考虑让南京守军撤退。他电令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当即电令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但由于唐生智是自己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亲自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位副司令研究后决定，于12月14日夜开始撤退。

12月12日，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全面发动猛攻。中午前后，日军攻破中华门，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城中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唐生智等决定提前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出示了蒋介石命守军相继撤退的电令，并下达了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下定破釜沉舟决心的唐生智，之前根本就没有安排撤退船只，仓促下达的撤退命令，甚至没有通知到担任督战任务的第三十六师。结果第三十六师不允许各部撤退，双方甚至还发生了交火。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长、师长大都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突围，个别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个撤退电话，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乘渡船，先到江北。

部分国民党军将领的提前逃跑，更加重了撤退的混乱。由于城中各部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抢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沉没，大部分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落江丧生者不计其数。

由于担负掩护任务的乌龙山要塞守军私自撤走，12月13日拂晓，日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得以迅速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第十六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十六师团的火力杀伤。与此同时，继日军第六师团在师团长谷寿夫率领下，最先从中华门攻进南京城之后，其余日军各部也相继突入城内。

骑在白马上的松井石根率兵闯入南京，宣告“帝国方式闪射着光芒”，并宣称“亚洲新的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首都南京沦陷敌手。

10多万中国守军，除了很少一部分突围出去，大部分溃散。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自签署了“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的命令，日本军队随即在南京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进城的日军兵力约50000人，而执行军纪维持秩序的宪兵却仅有17人。日军除了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5日，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当天晚上，又有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

12月16日，位于南京安全区内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长江。

12月17日，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

12月18日夜，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共57418人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百人者为胜。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人，“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都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看谁杀满150人。这些暴行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两人也因此被称为“皇军英雄”。日本投降后，两人均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共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共15万人。在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超过30万人，古都金陵血流成河。

据统计，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000余具。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超过了20000宗。

连冷酷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也说，在这次有组织的大屠杀中，日军简直无异于“一群野兽”。

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之南京，位列老酒“十大悲惨场景”之首。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许多文化珍品也遭到大肆掠夺。仅仅一个月内，被抢走的各类图书文献就达88万册，已经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接到攻克南京的捷报，在我们为这必然的胜利欢欣鼓舞之时，站在同文同种的5亿民众之立场，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不可救药的迷茫而感到悲哀。”

就在南京阴云密布、血流成河的同时，1937年12月14日，古都北平一个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伪政权宣告成立，一帮傀儡的名字分别是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等。

同一天，日本召开了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与会的所有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打到哪里中国才会屈服？主战派和主和派经过了几天的争吵之后，最后统一了对华继续强硬的立场，此后由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所进行的调停最后破裂。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对外宣布：“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十三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

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奉命回国。

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中日断交。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三天，1937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布了《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指出：“中国之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精神一日不灭，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抗战到底为本务，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

日本妄图通过攻占南京迫使中国屈服的美梦，再次化为泡影！

三路出击

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之后，集结在京津地区的日军稍作休整，就开始沿着津浦、平汉、平绥三条铁路线向前推进。沿津浦路方向的作战，是为了策应对上海、华东等地的作战；沿平汉路南下目的是夺取中原，进逼华中地区；沿平绥路西进，为的是占领山西、绥远。总体目标是控制整个华北，其志不在小也。

1937年8月10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将驻扎在平津地区的日军统一整编为华北派遣军，由寺内寿一陆军大将出任司令官。派遣军下设两个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下辖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师团等三个师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下辖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一〇八师团。加上直属于华北派遣军的第五师团、第一〇九师团以及不甘寂寞前来凑热闹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华北地区日军的总兵力达到了37万人。

不但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率领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莅临参战，前文提到的三大“中国通”在这里也悉数披挂登场，还正好一人一条战线：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在东路，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在中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在西路，可谓是“群魔乱舞”。一些在未来太平洋战场凭借战功荣登老酒杰出将领排行榜的人物，此时也开始崭露头角，如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旅团长山下奉文少将、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等，不过，这时他们还只是跑龙套的小角色而已。

与日军华北派遣军相对抗的是中国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的部队。主要包括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刘峙的第二集团军、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等，预备军由阎锡山亲自率领，下辖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王靖国的第十九军，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等。以上部队，合计24个军53个师21个旅，加上一些辅助力量，总兵力超过了60万人。

看起来人数还真是不算少，60万兵力用于进攻肯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往广袤的华北地区一撒，真跟撒胡椒面差不多。加上双方战力上的巨大差距，凭这样的力量，中国军队根本不可能守住华北。

日军进攻的路线由东、中、西三条，分别对应华北的三条铁路大动脉：津浦路、平汉路和平绥路。从东到西，由易到难，我们也从津浦路的作战说起。

为了组织津浦路沿线的防御，国民党政府专门成立了第六战区，由著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这样安排，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因为在这一区域作战的部队基本上属于原西北军的旧部，让老冯来，就是为了能指挥起来顺手一点。可惜时过境迁，那些原来的老部下，根本不睬现在已经是光杆司令的老领导。冯玉祥命令韩复榘调山东的部队北上增援河北，韩复榘理都没理。冯玉祥专程跑到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商讨作战，宋哲元见到冯玉祥，找个借口就溜了，一口气又跑回山东老家养病去了。接任宋哲元的冯治安更绝情，对冯玉祥的多次召见就一个理由：忙，没工夫去。

9月18日，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率先沿津浦路发起进攻，沿途国民党军一八一师、五十九军、一〇九师等部队一触即溃。9月25日，河北重镇沧州落入日军之手。面对穷追不舍的日军，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冯治安下令扒开了运河，试图以此争取喘息时间。

面对日军沿津浦路的长驱直入，国民党政府致电冯玉祥要求在德州以北集结兵力展开积极防御。冯玉祥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下令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九军、第五十九军对日军进行侧击，以迟滞日军的进军速度。但是矶谷廉介第十师团还是如入无人之境，迅速进抵山东和河北边境。前边就是韩复榘的地盘。

已经在山东当了8年皇帝的韩复榘拒绝任何人进入山东，包括中国人，连老上司冯玉祥都被他强硬地拒之门外。老韩对冯玉祥的解释是：“河北的兵跑到山东来干吗？”此言与侯宝林大师创作的相声段子《关公战秦琼》中，韩复榘他爹“山西人关云长跑到山东来干吗”的说法，可谓异曲同工。由于进不了山东，一路撤退的国民党军溃兵无奈只好离开铁路线，跑到了河北南部。

10月3日，日军开始进攻德州。韩复榘在这里只象征性地放了一个团的兵力，此举导致位于河北和山东交界的重镇德州很快沦陷。可能是这里的烧鸡太好吃了，日本人在这座小城停下了脚步。东路战事暂时告一段落，国民党政府随即宣布撤销短命的第六战区。

守卫中间平汉路的是“飞将军”刘峙的第二集团军。要说刘峙还真有雄心壮志，他竟然还制订了一个“光复北平”的反攻计划。可惜计划还没开始实施，日军香月清司的第一军已经兵分三路向南展开了猛烈攻势。

向南一字排开的是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师团、谷寿夫第六师团和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短短几天内，日军当面的抵抗力量就被纷纷击溃。9月18日，三路日军会攻保定。

情势危急，刘峙无奈，只好向蒋介石紧急求援。但当时国民党军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上海去了，华北地区已无兵可调，蒋介石只好命令刘峙利用现有力量在保定与日军决战。刘峙显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9月24日，保定失守。

平汉路上保定和津浦路上沧州的失守使得整个华北战局急转直下。沿津浦路西侧推进的日第十六师团、第一〇九师团沿着向西倾斜的路线直指石家庄。这条防线上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稍作抵抗后，奉命退守献县。左翼东北军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及右翼西北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为保存实力极力避战，与敌稍有接触即很快溃逃，献县很快落入日军手中。这样，沿着平汉路直接南下的日军就与从津浦路斜插过来的日军并驾齐驱，合围河北重镇石家庄。

此时，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已经从察哈尔和绥远两路入侵晋北，第一战区的部队被迫相继前往增援。10月9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强渡滹沱河，向石家庄西侧迂回，第四师团、第十六师团也先后渡河从西、南两面包围过来。守卫石家庄的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在10月6日已经退走，城中只有少数部队，日军几乎不战而得石家庄。

出于北面苏联的威胁，同时由于东南淞沪战场战事吃紧，西边的山西也正在激战之中，日本参谋本部下令华北派遣军暂时停留在石家庄和德州一线。看来人家停下来，并不完全是因为烧鸡好吃。参谋本部的命令使得往南溃逃的国民党军总算能喘上一口大气了。

相对于东路和中路而言，发生在西线的战斗才堪称惨烈。

在华北战事刚刚开始之时，参谋本部就命令华北派遣军将主攻方面首先转到平绥铁路向西的张家口。因为关东军急切希望解决所谓的“蒙疆问题”，就是占领内蒙古、绥远和察哈尔地区以确保伪满洲国侧后，同时解决平汉路、津浦路作战的侧翼和后方安全问题。沿这条攻击线路的第一个战略要点就是离北平只有60公里的南口。

早在8月初，蒋介石就针对南口的防御下达了一系列命令，负责这一区域作战的主要有“中央军”主力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其余还有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的部队，还特地将第八十四师、第二十一师合并为第十七军加入南口作战。

平绥线的作战还没有开打局面就已经一团糟。傅作义、刘汝明、汤恩伯分属不同的派系，谁都不想听谁的指挥。蒋介石的部署是汤恩伯负责南口，刘汝明负责张家口，傅作义作为总预备队。但汤恩伯的部队要去南口不管是走公路还是走铁路都必须经过刘汝明管辖下的张家口，刘汝明拒绝让汤恩伯借道通过。地方部队害怕“中央军”甚于怕日本人，和宋哲元一样，刘汝明也害怕汤恩伯的“中央军”假途灭虢，趁势把他给收拾掉。

无奈之下，汤恩伯只好求助于蒋介石，蒋介石也管不了西北军出身的刘汝明，只好去找刘汝明的老领导冯玉祥。冯玉祥知道刘汝明肯定不会听自己的，就跟蒋介石玩起了太极神功，假装大义凛然地说，不听话，你把他枪毙算了。等到费老鼻子劲搬出西北军元老鹿钟麟把事协调好，宝贵的时间已过去了4天。就这刘汝明还有附加条件，要求汤恩伯的“中央军”在路过张家口的时候不能停车。等到汤恩伯获准通过张家口前往南口的时候，形势已经大变，日军已经发起了进攻。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汤恩伯所部每天能够到达南口的人数只能有一个团而已。

8月11日，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4000余人由北平沿平绥铁路向南口发起进攻，为随后到来的主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开路。

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固守南口半个月。攻守双方随即展开激战，南口几度易手。两军仍在不断增援，但国民党军增援兵力大部分遭到阻击无法按时到达战场。至8月23日，日军第五师主力突破长城线，向怀来突进，南口守军固守待援无望，右翼又被突破，被迫于26日放弃南口撤退。日军随后占领居庸关、延庆、怀来等地。整个南口作战，中国军队伤亡26000人，日军伤亡2600人。

就在南口双方角力的同时，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的察哈尔兵团已从察北方向直扑张家口，张家口守军就是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8月20日，日军向张北地区发起攻击，攻占南口的日军也随即向张家口方向攻击前进。8月26日，刘汝明下令撤出战斗，张家口被日军占领。

8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再次动员四个师团的部队投入中国战场。在被问及那个老问题“进攻到什么地方蒋介石才会屈服”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回答：“即将到来的华北会战正是这样的关键一役。”

平绥路上的张家口、南口相继沦陷后，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集结于怀来，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集结于宣化，向南攻击山西的意图显而易见。9月3日，东条兵团一部开始向晋北重镇天镇发起猛烈进攻。天镇是山西东北部的重要门户，保卫山西势在必守。经营山西长达20多年的阎锡山一贯奉行的是除了自己人谁都别想进入山西。用他原来的话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烂哪一个都不行”。现在看来，日本人要取他的老命，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老西这才真正抖起了精神。他匆匆电令隶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火速向天镇集结布防御敌。面对两路日军的入侵，阎锡山正在筹备所谓的“大同会战”，要求李服膺必须死守天镇。

9月5日，日军步骑兵3000多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猛攻天镇，三日激战无果。眼看正面进攻不能奏效，日军开始绕过天镇进攻阳高。9日，阳高失守，日军复折回围攻天镇。9月11日，后路被截的李服膺下令弃收天镇。天镇失守导致晋北屏障顿失，阎锡山的“大同会战”也被扼杀在摇篮之中。9月13日，东条兵团不战而得大同。

恼羞成怒的阎锡山立即将李服膺拘捕，随后以“放弃阵地，擅自撤逃”的罪名判处死刑，李有幸成为第一个因作战不力被执行枪决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在日军的持续猛攻之下，9月14日，广灵失守。20日，灵丘失守。日军在中国军队晋北防线的右翼已经逼近了内长城，灵丘之南就是平型关。

参加山西战斗的，除了国民党部队，还有中共中央领导的第八路军。8月22日之后，第八路军所属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共计46000多人，陆续加入晋北战场。

9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占领团城口之后，继续南进，正面进攻平型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率领下，奉命以一部袭击灵丘、涞源敌后。25日上午，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携带大量辎重由灵丘向平型关开进。80多辆汽车、100多辆马车、几百名官兵进入第一一五师精心设下的伏击圈。激战后，日军几被全歼，此即著名的“平型关大捷”。被歼日军是第五师团的一个辎重大队。

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东进策应，于28日攻陷茹越口，随后进占繁峙，威胁平型关侧背。30日晚，平型关守军奉命撤向五台山，日军遂陷平型关西进至代县。

10月1日，陆军参谋本部向板垣所率第五师团和察哈尔兵团下达了进攻太原的命令。

面对越来越危急的战局，阎锡山破例请求将在平汉线上作战的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加入晋北作战，蒋介石欣然应诺。要知道，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阎老西的老巢山西，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10月4日，卫立煌已经先于部队到达太原。

10月2日，日军察哈尔兵团混成第二旅团从代县向崞县进攻，激战一周后，崞县陷落。12日，日军攻占原平，前方就是太原的北大门忻口。阎锡山下令将晋北各部撤向忻口地区组织新的防御。此时位于忻口的中国军队已经达到了28万人，而以第五师团和东条兵团一部为主的日军总兵力有5万人。

10月13日，板垣指挥第五师团猛攻忻口。14日，卫立煌下令国民党军全线反击，两强相遇勇者胜，战斗随即进入白热化。18日，忻口前沿阵地反复易手达13次之多，日军6次占领，国民党军又7次夺回。战况最紧张的一天，被打垮撤下来的部队，就多达11个团。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陈锡联部夜袭阳明堡，摧毁敌机24架。在争夺南怀化高地的战斗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壮烈殉国，但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等部队依然始终坚守忻口阵地，双方在忻口形成对峙。惨重的伤亡使得日军几乎丧失了继续进攻的勇气。

为了打开山西僵局，日本决定再次实施侧后突袭作战。中路平汉线的石家庄陷落之后，参谋本部下令第十四师团和第一〇八师团继续南下，第六师团抽调淞沪战场加入柳川平助的第十军，第二十师团和第一〇九师团则受命沿正太路向山西进攻，配合板垣征四郎在晋北的作战。

在淞沪战场前线双方对峙的紧要关头，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侧击，导致国民党军防线的全面崩溃，这一幕在华北战场再次上演。忻口前线中日两军头顶头，憋足了劲在比拼内力，日军由平汉路向西的进攻，无异于在国民党军的屁股上猛插了一刀子。

晋东战略要地娘子关告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一战区部队一部转入晋东娘子关地区组织防御，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黄绍竑负责指挥。10月11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占领井陉，以一部攻娘子关正面，主力绕道于13日攻陷旧关。21日，第二十师团得第一〇九师团一部增援，继续正面强攻娘子关。26日，日军左突击队已经迂回到娘子关和新关侧后，娘子关守军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被迫全线撤退，晋东战略要地娘子关失守。日军沿正太铁路向西追击，11月2日占寿阳，迅速逼近榆次，太原危急。

娘子关失守导致北路国民党军无奈放弃忻口，退守太原。11月2日夜，忻口守军全线撤退。11月4日，阎锡山决心以忻口撤退的部队占领太原北郊阵地，以娘子关退下的部队防守太原东郊，以刚增援的汤恩伯第十三军推进到榆次待机夹击日军。守城名将傅作义被任命为太原城防司令，负责率第三十五军残部和独立第一旅、第二一三旅共19个营死守太原。

然而，两线撤退的部队立足未稳，日军即追击而至，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5日，东路日军占领榆次。6日，北路日军进抵太原城垣，两路日军在太原郊外会师。7日，两路日军开始协力猛攻太原城。战至当晚，守城官兵仅存2000余人。8日夜，太原城垣被日军突破，傅作义率第三十五军残部突围而出。

11月9日，太原沦陷。

历时两个月的太原会战中，日军参战兵力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参战兵力为6个集团军计52个师共28万人，伤亡10万人以上。

继续从石家庄南下的日军于10月15日占领邢台，17日攻陷邯郸。11月5日，豫北重镇安阳落入敌手。

至此，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的正面抵抗宣告结束。

徐州会战

时间来到了1938年。新年刚过，蒋介石就宣布辞去多项兼职，专事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所有精力都专注于中国的抗战。

战场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一系列大城市相继沦陷。广大的华北地区以及富庶的沪杭地区沦落敌手，对于中国军队而言，必须尽快遏制战场上的颓势。而对于日军而言，尽管战场上的进程无比顺利，但结束战争的希望却变得遥遥无期。一系列战术性的胜利反而导致日军在战略上逐渐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半年时间已过，日军豪言在三个月内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目标已成泡影。边战边退的国民党军成功地将战线拉长，持久战的格局已经逐步形成，这是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南京陷落之后，停留在津浦路北段的日军和淞沪地区的日本被中原分隔，打通津浦路成为日军的当务之急。在这条铁路大动脉上，首先进入日军视野的战略要点便是自古以来发生过无数次决定性战役的徐州。对日军而言，夺取徐州就可以将南北战场连为一体，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也尽收囊中。同时，从徐州沿陇海路西进就可以占领中原重镇郑州，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从中原腹地出发既可南下平汉路攻取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基地武汉，也可继续进逼西安夺取关中之地。

就战争本身的进程来看，日本最感困难的就是兵力不足。东京大本营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至少需要60个师团的兵力。1938年1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主张为使中国彻底屈服必须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3月，日本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4月，公布拨款48亿日元作为临时军费预算，此举使得日本的战争预算已高达80亿日元。

在1938年初，东京大本营和在中国前线的日军将领对于未来的战争走向，再次产生了重大分歧。那就是，在中国的战争是否还要一鼓作气地打下去？

在华两大军事集团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早在1937年年底就多次向大本营陈述，有必要在徐州和武汉等地域展开大规模的作战，使中国彻底丧失继续战争下去的能力。但是大本营认为，在国内确保编成6个新的师团之前，首要的任务是巩固现有的战争成果，绝对不能进行新的作战。只以“增强态势为原则”，待兵力整备完毕后，进行彻底的积极作战，一举解决中国问题。

攻占南京之后，大本营对原来的华中方面军进行了调整，更名为华中派遣军。由于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松井石根被免去了司令官的职务，改由畑俊六陆军大将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派遣军认为，他们依靠现有的兵力，有能力沿津浦路北上，配合华北方面军一举攻占徐州。寺内寿一率领的华北方面军更是急切希望快速南下，与华中方面军津浦路上会师。两路日军都坚信，南北日军在徐州会师之日，便是中国政府彻底屈服之时。

两路日军决定以战场上的既成事实迫使东京大本营屈从他们的意愿，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第十师团分别沿着津浦路和潍台公路南下为主攻方向，华中派遣军第九师团以及第一〇一旅团沿津浦路和运河北上为助攻方向。同时，华北方面军第十四师团南渡黄河到达鲁西南，再向西直趋开封、郑州，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师团北渡淮河之后直奔永城切断陇海铁路。先期歼灭在徐州附近集结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后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各路日军会合后再沿平汉铁路南夺武汉。

日军将要进攻的鲁南和苏北区域，在国民党军战场划分上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就是桂系名将李宗仁。作为蒋介石一生明争暗斗的对手，李宗仁在1937年10月10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时对蒋介石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委员长不能隔着他越级指挥。当此用人之际，蒋对李提出的这一要求慨然允诺。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师外加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28.8万人。人数看起来似乎不算少，但是这些部队组成复杂，川军、西北军、东北军、鲁军等都有，基本上属于国民党军中的三四流部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杂牌军。由桂系出身的李宗仁来统一指挥，难免有不太顺手之感。李宗仁当前的任务，就要用这些破鱼烂虾做出一桌可口的美味佳肴来。

1937年12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师团北渡长江，前进至安徽池河东岸一线。1938年1月26日，第十三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一线发起进攻，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的顽强阻击。2月1日，日军占领临淮关。2日，占领蚌埠、凤阳。9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强渡淮河向北岸国民党军发起猛烈进攻，徐州会战自此拉开帷幕。

负责淮河守卫的第五十一军随即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战斗最激烈的5月13日，军长于学忠带着所有的师长和旅长都到了战场一线，双方进入拉锯战，国民党军防线多处被日方突破。李宗仁急令第五十九军紧急驰援，将伤亡惨重的第五十一军替换下来。这个第五十九军的军长，就是之前被国人辱骂为汉奸，急于在战场上一雪前耻的张自忠。同时，在淮河南岸，李宗仁以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固守炉桥地区，第七军协同第三十一军迂回攻击日军侧后方，迫使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五十九军、第五十一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全部恢复淮河以北阵地。第二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一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双方隔河对峙。日军南路的进攻受阻。

南路进攻受挫之后，日军被迫将“南北对进”改变为“南守北攻”，津浦路北段的局势霎时间严峻起来。负责津浦路北段防御的就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原属西北军的韩复榘，可不愿意跟日本人拼命，这货认为只要有钱有枪，到哪里都可以当大爷，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面对北路日军的进攻，韩复榘下令炸毁了黄河大桥，从黄河南岸撤退守军并将财产迅速往河南转移。得知消息的李宗仁心急如焚，迅即电令韩复榘，“各战区守土有责，不得退入其他战区”，韩复榘立即答复“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早把之前将冯玉祥所带河北之兵拒之门外时所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李宗仁只能电告蒋介石，蒋介石严令韩复榘死守济南。

可惜命令到达之时已经晚了，韩复榘已经放弃济南退守泰安，日军不战而得济南。老韩当然不会忘记在撤离济南之前，将银行里15000两黄金、30000两白银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统统带走。对于李宗仁要求韩复榘死守泰安的新命令，韩复榘再次答复道：“蒋介石南京都不守，凭什么让我守泰安？”感觉泰安也不安全的韩复榘很快又退到了济宁。李宗仁再次以恳求的语气请韩复榘死守济宁和运河，“哪怕是打一仗也行”。不说还好，一听这话韩复榘直接带人跑到河南、山东交界的巨野和曹县附近去了。就这样，韩复榘的10万大军不战而退，先后放弃黄河天险，弃守济南、泰安、曲阜、兖州，使得日军一路长驱直入，高歌猛进，于1938年1月11日占领济宁，逼近徐州。至此，第五战区原来的战略部署被完全打乱。

短短20多天，韩复榘率部接连狂奔数百公里，使得日军仅用一个半师团的兵力就占领了大半个山东。在之后召开的开封军事会议上，韩复榘被蒋介石以“作战不力，抗命不遵”的罪名逮捕，随后于1月24日在武汉执行枪决，老韩也有幸成为抗战之后第一个被枪毙的省府主席。

韩复榘被处决之后，接任第三集团军的孙桐萱奉命向东对济宁等地区进行反攻，但很快在日军的阻击和反攻下退回原地。

北路的日军分为东西两路。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为西路沿津浦路一路南下。之前，1月10日，日本海军在胶州湾登陆占领了防御薄弱的青岛。13日，到达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作为东路则从青岛沿胶济铁路西进，从潍县折向南，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等地，兵锋直指战略要地临沂。

2月21日，东路板垣第五师团开始进攻临沂。临时被从海州调来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第三军团第四十军。李宗仁致电庞炳勋，临沂为确保徐州之屏障，必须死守。实力上只相当于一个加强师的第三军团实际上只有13000人，拼了老命也无法抵御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的进攻，临沂在日军的猛攻下岌岌可危。李宗仁迅速调派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兼程驰援临沂。

之前驰援第五十一军的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接到命令之后立刻以最快速度向临沂方向增援。3月12日，张部到达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协同第四十军坚守临沂，激战五昼夜重创日军。随着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团骑兵增援部队的到来，张自忠率部发起全面反击，伤亡惨重的东路日军被迫向莒县方向撤退。

临沂城下，以前在内战中差点要了张自忠性命的老庞握住小张的手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上演了一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佳话。临沂之胜砍断了津浦路北路日军之一臂，促成了之后的台儿庄会战，国民党军各部围歼孤军深入矶谷师团之良机。

3月14日，西路日军第十师团长濑支队从济宁地区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第三集团军顽强抵抗进攻受挫。

第十师团另一路濑谷启少将率领的濑谷支队继续沿津浦铁路南进，3月14日进抵滕县。守卫滕县的就是第二战区阎锡山和第一战区程潜都不要的川军第一二二师。收留了这支流浪部队的李宗仁向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转达了蒋介石的电报，务必死守三天，给徐州防御争取宝贵的时间。装备低劣的川军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奉命增援的汤恩伯因为看不起杂牌军又迟迟不动。3月17日，看到即将城陷的王铭章让一起守城的滕县县长周同先走。这位颇有骨气的县长表示，“抗战以来只有殉国的将士，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本人绝不苟生，愿做第一个以身许国的地方官”。在滕县西北角的最后一块阵地上，王铭章被日军的机枪打中阵亡。周同在抚尸痛哭之后，跳城而死，城内300余名伤员用手榴弹集体自杀殉国。3月18日，滕县失陷。

战后，王铭章被追赠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亲拟挽联悼念王铭章。滕县民众找到了王铭章将军的遗骸并将其收殓，后经长江水运回四川。当江中英、法船只闻知船上运的就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尸体时，纷纷下半旗鸣笛致哀。

就在滕县陷落之时，沦陷中的南京，一个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伪政权宣告成立，又涌现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一大帮汉奸。

3月22日，濑谷支队不顾其余两路日军在其两侧进攻受阻的现实情况，孤军继续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抢夺头功。

李宗仁以善于守城的西北军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遇敌稍作接触，就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转入兰陵及其西北山区，诱敌深入后待机从侧后攻击破敌。选择汤恩伯所部作为侧击主力，其原因在于该部属于“中央军”主力，无论兵员还是装备都属于中国陆军中的精华。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之前在华北和山西战场上已遭受重大损失，能够作战的只剩下三个师的兵力。抵达台儿庄后，孙连仲下令由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负责守卫台儿庄正面阵地，第三十师和第二十七师负责左右两翼的防御，连孙连仲的集团军司令部都设在离台儿庄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足见其决死一战的信心和勇气。

3月24日，蒋介石亲赴徐州视察督导，返回时留下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3月27日，激战正酣之时，蒋介石不顾李宗仁的苦苦劝阻，带领“李、白”在台儿庄南车站接见了担任台儿庄主阵地防御的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受宠若惊的池师长当即向委员长表示：“我师决心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随后的事实说明，绝对是条汉子的池峰城一点儿都没吹牛。

3月23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与守军警戒部队接战。从24日起，日军开始反复向台儿庄展开进攻，守军池峰城第三十一师顽强抗击，攻守双方都抱定了必死之心。台儿庄一带宅室多为石头建筑，故每一房屋皆为一堡垒。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守军据房为垒誓死不退。

3月27日，台儿庄北城墙被日军炮火炸塌，小北门亦被摧毁，日军经三天三夜猛攻方冲进庄内，惨烈的巷战随后展开。双方都不断派出增援部队。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占领西门，切断了第三十一师师部与庄内的联系。到第二天，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

小小台儿庄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29日，林蔚转述蒋介石紧急电令：“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存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该军官兵死罪，即李长官、白副总长、林次长亦当严办。”

庄内的战斗还在持续。到4月2日，守城将士伤亡已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阵地已为日军占领，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不退，战局胶着。

第五战区下令以第二十军团汤恩伯主力向台儿庄机动击敌侧背，与第二集团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并以第三集团军进至临城、枣庄以北断敌后路。攻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顿时陷入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之中。为解濑谷支队之危，日军速以第五师团坂本支队从临沂驰援，随即遭到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七十五军的阻击和围攻。激战数日，伤亡惨重的坂本支队被迫撤退，日军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

4月3日，李宗仁下达了第五战区全面反攻的命令。国民党军的内外夹攻使得濑谷支队渐渐不支。经四天激战，日濑谷支队大部被歼，其残部于7日向峄城、枣庄“转进”。

台儿庄的胜利让蒋介石欣喜若狂，他要求李宗仁迅速出击，追击残敌，但李宗仁能指挥的孙连仲等杂牌军损失太大，几乎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有能力作战的汤恩伯部队又指挥不动，汤恩伯一向的作战原则也是避免攻坚。因为国民党军追击过于缓慢，败退的日军很快就形成新的防御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据说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为痛失追击良机气得“狠命揪自己的头发”。

此即为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大捷”。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伤亡数字是：第五师团亡1281人，伤5487人；第十师团亡1088人，伤4237人，合计伤亡超过万人。国民党军伤亡超过2万人。

就战役性质而言，台儿庄战役只是徐州会战中一次比较成功的阻击战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最后徐州沦陷的颓势。但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基本上都以付出惨重代价和失败而告终，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徐州战役之时，举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失败的悲观情绪。小小台儿庄一战，就让日军付出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让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战役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苏、美、英、法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充分报道和评论。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国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关注。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让世界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更多外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次大捷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也打热了蒋介石的头脑。蒋介石认为，要趁势在徐州地区再打出几个“台儿庄战役”，与日军实施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乎，全国各路人马纷纷接到命令奔赴徐州战场，使得徐州附近的中国兵力迅速超过了60万人。

此举正中日军下怀——这正是一举聚歼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天赐良机。台儿庄战役使得侵华日军的头脑一下子变得清醒起来。4月3日，日军大本营和陆军参谋本部联合下达“大陆指之106号”，要求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迅速调集兵力，围歼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华日军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以战场现有兵力在正面牵制国民党军主力，而日军主力则向西迂回从侧后包围徐州，试图一举歼灭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调兵遣将。日华北方面军第一一四师团以及淞沪地区的第十六师团等部队奉命奔赴徐州参加会战，连远在满洲的关东军都调来了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共计为18个师团，约40多万人，而投入徐州战场的就有8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五个半师团，华中派遣军两个半师团，总兵力超过了20万人，达到了侵华日军的半数以上。

担任在北面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任务的就是刚刚打了败仗的日军第十、第五两个师团。4月16日，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率先对临沂发起第二次攻击。负责增援的张自忠部被敌军阻击救援未果。19日中午，日军突入临沂城，庞炳勋率残部突围而出，临沂失陷。国民党军鲁南的战略支撑点丢失。

4月10日，日军第十师团自兖州推进到枣庄。18日，日军兵分三路开始进攻。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滇军第六十军逐次抵抗。26日，国民党军在台儿庄发动全线反击，在日军的顽强阻击下伤亡惨重。第五师团一部也很快加入战场。为了抵挡日军的攻势，国民党军主力开始逐渐向北线集中，日军将国民党军主力滞留在台儿庄周围的战略目标初步实现。

前线激战正酣。但日军的真实意图是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西侧迂回包围，用20万人包围歼灭这一带的国民党军主力60万。南面，日第六师团板井支队于4月23日从芜湖出发，连陷巢县、庐州。第一〇一师团佐藤支队4月24日从东台出发，先后占领盐城、阜宁。由于国民党军的主力大部分集中在北部，这两路日军并未遭到顽强阻击而得以长驱直入。

时值淮北大旱，河水干涸，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得以充分发挥。5月4日，集结在凤阳、蚌埠、怀远一带的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分别沿北淝河、涡河西岸北进。13日，攻陷蒙城、永城后，向江苏萧县、砀山进攻。在徐州主战场的西南方，日军已经出现在国民党军主力的侧后方。

5月9日，日军第十六师团从济宁出发强渡运河占领郓城。同时，第十四师团从河南濮阳南渡黄河，连陷山东菏泽、曹县后直插河南兰封，一举切断了陇海铁路。15日，南路日军第十六师团快速挺进队与北路日军在陇海路上会师，在阻断郑州方向国民党军增援的同时也堵住了徐州国民党军主力向西的退路。16日，日军第十师团离徐州的距离已经只剩下六公里，日军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初步形成。

到5月中旬，日军在徐州西侧布下的一张大网在慢慢张开并逐渐收紧。徐州国民党军突然出现的严重危机，使蒋介石因台儿庄胜利有点发热的大脑，霎时间又冷静下来。他突然意识到，日军的目的就是要围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50个精锐师。日军的战略企图既然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不但不现实，也失去了战略意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亦主张趁日军包围圈还没收紧之时，尽快突围。这次蒋介石没有丝毫犹豫，迅疾向第五战区下达放弃徐州寻机突围的撤退命令。

尽管南北两路来势凶猛，但日军毕竟兵力有限，在徐州附近形成的包围圈四处都是缝隙和漏洞。徐州战场的撤退与上海和南京的撤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第五战区得力有效的组织下，从5月16日开始，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各路人马相继冲出重围，陆续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

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700余人，越过敌之包围圈移驻潢川。留守徐州城的刘汝明部佯作死守之状，见各路大军撤尽，立即放弃徐州，巧妙地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安全转移，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空城计。

5月19日，徐州空城被日军占领。

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撤走之后，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还有国民党军20万大军，而孤军深入此地的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只有2万多人。国民党20万大军基本上都是战斗力很强的“中央军”。蒋介石试图在豫东地区再打出一个台儿庄大捷，下令薛岳带领孙桐萱、黄杰、李汉魂、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12个师围攻日第十四师团。一场围绕兰封展开的小范围围歼战随后打响。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日军被迫龟缩在一个小寨子——三义寨里负隅顽抗，连土肥原贤二的军刀都被国民党军缴获。但由于组织协调不力，加上几路日援军很快逼近，这一战役，最终仍以国民党军败退收场。规模并不大的“兰封会战”，被蒋介石自称为“战史上之千古笑柄”。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为此枪毙了作战不力的“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

随后，日第五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一一四师团开始对西撤国民党军实施猛烈追击，6月6日，河南首府开封陷落。日军前锋距离平汉、陇海南北两大干线的交会点郑州只剩下70公里的路程。

为阻止日军快速推进，中国统帅部无奈做出决定，于6月9日下令在郑州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滚滚黄河之水咆哮而出，开始肆虐豫、皖、苏三省，形成了50余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将南北两路日军彻底隔绝。进攻跑得最快的日第十四、第十六两个师团部分部队也被包围其中。第十四师团一部被洪水围困于中牟县城。位于泛滥区中心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一部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战车等重武器均沉于水底，大批士兵被冲走或淹死。为了解救被洪水围困、补给断绝的部队，日军被迫实施了空投，随后也只能派出舟艇和工兵部队将被围日军救走。泛滥区以东的日军只能望洋兴叹，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

徐州会战至此结束。中国军队投入兵力60万人，伤亡超过10万人。日军投入兵力约24万人，伤亡近3万人。

徐州会战尽管仍以国民党军的失败告终，但中国军队在会战中的表现已经可圈可点，甚至能在局部打出漂亮的短传配合。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坚守徐州地区长达5个月之久，充分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为中国军队在武汉的集结、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日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发起的徐州会战照样没有实现“导致中国丧失战斗意志”的战略目标。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新的扩军计划尚未完成，根本无力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从本来就已经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调集部队。此举不但使参加徐州会战的兵力不足，无法完成围歼徐州60万中国军队的任务，还造成留置后方守住所占之地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的参战导致原来的防地被国民党军光复。在晋南的日第二十师团甚至被国民党军昼夜围攻。当时日军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无奈只有采取空投进行补给，补给不足的第二十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以及野菜、树叶、青草充饥。陷入困境的绝不仅仅是第二十师团，被日军占领的华北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定态势。徐州会战之后，日军战略主导能力开始逐渐减弱，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已成南柯一梦。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尽快完成以川、滇、贵为西南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

同日，蒋介石再次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要“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武汉会战

早在徐州战场激战正酣之时，日本大本营就已经开始筹划在中国腹地武汉地区的会战。大本营经过测算后认为，如果进攻武汉至少需要军费32.5亿日元，且必须增兵40万人和新编兵团24万人。尽管内阁政府对攻占武汉充满矛盾和犹豫，但军方再次发言：“攻占武汉是迫使中国屈服、结束中国事变的最后机会。”

人口超过200万的武汉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南京陷落之后，国民党政府名义上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军事统帅部和各国驻华使节均留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正因为此，大本营认为攻占武汉具有多重意义，政治上可以一举捣毁中国的抗战中枢，把国民党政府再往西赶，使其彻底沦落为一个地方政权，日本就可以借机扶持新的汉奸政府。军事上，可以一举歼灭从华东、华北战场退守到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使中国彻底丧失进一步抵抗的核心力量。从经济方面而言，武汉的丢失将使国民政府失去湖南、湖北的粮仓和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从而完全丧失自给能力，也会减弱粤汉铁路的军事和经济价值。攻取武汉，真可谓是一举数得。

无奈之下，日本于1938年6月15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地区迫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会议决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裕仁特别强调，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

大本营据此制订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针对国民党军沿长江两岸防御极其薄弱的实际状况，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西进攻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作为策应助攻方向。这一方案的突出优点就是能够充分利用长江发挥日军的海、空优势，便于利用水路进行补给。但其明显的缺点是：长江两岸水网密集，湖泊池塘星罗棋布，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机动优势的发挥。更重要的是，日军两路攻击都是自西向东推进，即使能够顺利占领武汉，也只能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再次向西撤退，无法对其实施真正的围歼。

1938年6月18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攻取武汉的作战命令。7月4日，大本营下令编组新的第十一军与第二军一起编入华中派遣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仍然由畑俊六陆军大将担任。华中派遣军的作战计划是，以派遣军直辖的五个师团分别担任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巩固后方。以新到任的第十一军军长冈村宁次率领五个师团和波田支队沿长江两岸实施主攻。第二军军长东久迩宫捻彦亲王率领四个师团担任大别山北麓的助攻任务。参加武汉会战的兵力共9个师团，另外还有海军舰艇120艘，飞机400多架，总兵力约25万人。加上后来陆续加入会战的部队，日军参战兵力超过了30万人。

至此，侵华日军总兵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陆军新扩建的10个师团中，除了第二十三师团（诺门坎战役的主角）和第一〇四师团被配属在中国东北地区之外，其余8个师团全部进入关内。到1938年7月，日本陆军主力共34个师团另6个旅团，总兵力约90万人。除了在本土、朝鲜和驻台湾的三个师团和半个旅团之外，其余全部来到了中国大陆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侵华日军人数达到了82.5万人，占日军总兵力的91％。

敌军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已经显而易见，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武汉会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着手对位于武汉南北区域的国民党军进行调整。国民党军的总体作战构想是，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利用武汉周边的湖泊河网地带尽力实施积极防御作战，固守时间越长越好，同时把中国军队的兵力消耗控制在战后可以恢复的额度之内。

6月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指出“欲确保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这种部署不仅有利于抵抗日军的进攻，而且利于武汉地区人力、物力、财力之转移，的确不失为明智之举。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为了更好地贯彻上述作战意图，蒋介石亲自出任会战总指挥，调集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和海空军，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准备持久作战。国民党军的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

第一兵团薛岳所部防守南浔线，以外线之势击破西进日军，防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沙；

第二兵团张发奎所部沿江构成阵地带，确保九江至瑞昌线正面；

汤恩伯军团部署于各重要据点之间，以便随时策应一线作战。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期间因病由白崇禧短期代理）指挥23个军负责江北作战：

第四兵团李品仙所部为右翼，利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遏敌取捷径攻略武汉；

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为中央兵团布置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

第三兵团孙连仲所部为左翼兵团部署于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间，意在阻敌迂回武汉之北；

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所部担任敌后游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所部为二线兵团，随时策应一线各部作战。

除了直接参加会战的两大重兵集团，另以第一战区部队在平汉铁路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部队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

参加会战的国民党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个师，总兵力约75万人。加上后来逐渐加入会战的部队，总兵力达到了110万人。另外，中国海军残余的40余艘舰只全部参战，仅有的空军战机约220架也悉数到场。

为了尽可能缩短西攻武汉的距离，早在1938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就命令华中派遣军与海军协同攻取安庆、马当、湖口及九江等地，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首先拉开武汉会战序幕的是日军的台湾混成旅团，这支士兵大部分由台湾人组成的先遣部队，由于旅团长为波田重一少将被称为波田支队。6月11日，约8000人的波田支队趁雨夜突袭占领安庆，之后继续搭乘海军舰艇沿长江西进，6月下旬抵达江防要塞马当。

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斥巨资修建的马当要塞是阻拦日本西进的第一个坚固堡垒。蒋介石认为它至少能挡住日军一个月左右。可惜守卫要塞的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竟然在这节骨眼上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还要求所有的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的结业典礼。得到情报的日军趁此机会发动偷袭，很快攻占了要塞的外围阵地。奉命增援的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小路，导致要塞很快被日军攻克。随后，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和第四十九军对要塞的反攻无疾而终。原指望坚守一个月的马当要塞竟然在几天内就丢了，老蒋除了大骂陈诚一顿之外，还将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撤职查办，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更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之罪名执行枪决。

随后，波田支队与前来增援的日第一〇六师团合力于6月28日攻克彭泽。国民党军驻守湖口的李汉魂第六十四军奉命反攻彭泽，可惜反攻未果，反被日军趁势在7月4日攻占了湖口。稍作休整的日军，随后于7月26日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

之后，日军兵分两路。波田支队和海军陆战队搭乘海军舰艇继续沿江西进，攻击下一个战略要点瑞昌。8月11日，波田支队遭到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和汤恩伯第三十二军团的顽强阻击。8月24日，日增援部队第九师团第六旅团与波田支队合力攻占瑞昌。

8月27日，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在瑞昌以西地区沿长江西进冲破中国守军的层层堵截，苦战近一个月，于9月24日攻克富池口要塞，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水上通道。之后，波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继续攻击前进，一路突破国民党军的阻击。10月21日占领大冶，22日攻占鄂城，到10月24日已经推进到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葛店。

在波田支队南侧的日军第九师团则先后突破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和第三十二军团的防线，于10月24日推进到武昌以南的贺胜桥地区，再往南侧的第二十七师团与第九师团并驾齐驱于10月24日到达咸宁地区。

从九江与波田支队分手的第一〇六师团沿南浔路向德安方向挺近。7月26日，在攻击德安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军顽强阻击，遭受重大伤亡。冈村宁次命第一〇一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实施增援，协同第一〇六师团企图攻占德安，夺取南昌，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侧安全。这两个师团都属于日军中的“特设师团”，除了主要军官之外，士兵基本上都属于后备役人员，其战斗力大大逊色于那些久经沙场的常设师团。

第一兵团薛岳率部与日军激战，在南线形成胶着状态。9月底，急于打开南浔路僵局的冈村宁次令第一〇六师团穿越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的防守间隙，企图迂回合围南浔路正面的20万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团在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时，迷失方向，被薛岳及时发现并立即指挥第四军、第六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等部从侧后迂回实施反包围。日第二十七师团一部奉命增援，亦被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等部击退。随后，国民党军发起全面总攻，激战三昼夜，被围日军损失惨重，给养断绝，中低层军官伤亡殆尽。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补给，还特意投下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战至10月13日，第一〇六师团被歼3000余人后突围，这就是著名的“万家岭大捷”。

失去作战能力的第一〇六师团，无奈只能在南浔路北段地区担任守备任务并进行休整补充。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薛岳第一兵团较好地完成了第九战区赋予的阻止日军向南扩展的任务，还给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第一〇一师团以毁灭性打击，可谓不辱使命。

长江北岸的战斗也在同时进行。6月2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合肥南下，13日占桐城，17日陷潜山。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占领太湖、望江以东，稍作休整之后从太湖进发，一路血战，于8月4日占领黄梅。

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立即指挥部队进行反击，在日军据险死守和毒气攻击下损失惨重。正面反击未果的白崇禧调集兵力在日军后方发起侧击，连续收复太湖、潜山，切断了日军第六师团的陆上退路和补给线。白崇禧欲抓住机会调集重兵全歼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的日第六师团。但日军第六师团也绝不是吃素的，不但据险死守渡过难关，而且在得到增援后开始反攻。白崇禧虽亲临前线督战也挡不住日军的猛攻，国民党军被迫撤退。日军趁势追击，于9月6日攻克广济。尽管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连续的激烈战斗和长江中下游的酷暑天气，导致日军第六师团损失惨重，无力继续进攻。只好在广济就地休整，补充兵员和弹药给养。

9月15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广济出发，直趋田家镇要塞。田家镇是武汉最后的屏障，若失，则武汉不保。国民党军在此部署有重兵把守，日军第六师团久攻不克。但是，9月24日，随着江对岸富池口被沿江西上的波田支队攻占，日军以海陆空立体攻势导致守军无法招架，田家镇要塞遂于9月29日陷落。冈村宁次为了抢在日本第二军之前占领汉口，以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所部作为快速部队长途奔袭武汉，于10月24日占领黄陂。

位于田家镇附近的日第一一六师团在第六师团的左翼向西进攻。10月21日，占领兰溪。24日，推进到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阳罗。

江北日本第二军的行动比第十一军晚了不少，原因后叙。直到8月22日，东久迩宫稔彦王才集合齐属下的进攻部队从合肥出发。

六安和霍山是大别山的两扇大门。8月27日，日第十师团向六安，第十三师团向霍山发起猛烈进攻，两城分别在第二天和第三天被攻克。之后日军兵分两路。左路第十三师、第十六师团穿越大别山北麓直逼商城、麻城、黄陂，配合沿江西上的第六师团攻取汉口，右路第三师团、第十师团直捣潢川、罗山、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对武汉实施迂回。

左路第十三师团于9月2日开始进攻富金山。守卫富金山的是宋希濂所部第七十一军，其中有两个德械师，久攻不克的日军伤亡惨重。诺门坎战役中将要出场的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只好向东久迩宫求援。9月11日，日增援部队第十六师团与第十三师团会攻富金山，激战9天后，宋希濂部被迫后退。富金山之战尽管失利，却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评价。日军乘胜追击，连占叶家集和商城，逼近小界岭防线。

小界岭防线是大别山北麓国民党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如遭突破，日军就将越过大别山沿公路，一路畅通无阻地推进，前去武汉已无险可守。防线由宋希濂退下来的第七十一军、田镇南的第三十军和冯安邦的第四十二军联合防守。国民党军三个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从9月18日一直打到10月下旬，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才取得突破，穿越了大别山，于10月25日占领麻城。此时，南面的国民党军已经弃守武汉。

第二军右路进攻的情况要稍好一点。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十师团很快占领固始，在攻击潢川时遇到了名将张自忠。张自忠所部第二十七军团整整守了10天之后，安全撤退。之后日军进攻罗山、信阳，遇到了同样属于精锐部队的胡宗南部。

胡宗南的第一军是当时国民党军中装备最好的部队，属下甚至包括邱清泉率领的当时国民党军中唯一的坦克部队。胡宗南拿着这么好的装备，用3个军共7个师的兵力，与日军基本上属于强弩之末的2个师团激战20多天后，还是被击退。日军一路前进占领光山、罗山，10月13日攻陷平汉路上重镇信阳。李宗仁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胡宗南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竟带领全军迅速避开正面向西撤退，一下子跑到了南阳一带。此举导致平汉路门户洞开，日军沿着平汉路长驱直入，连李宗仁都差点成了日军的俘虏。10月24日，日第十师团逼近孝感。

到10月24日，除了被几乎打残的第一〇六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在九江地区进行休整补充之外，日本华中派遣军其余所有参战师团都抵达武汉周边，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武汉形成包围。

就在荆楚大地以武汉为中心的攻防激战正酣之际，南边的广州地区烽烟再起。早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之际，日军就已经突袭占领了厦门。加上之前上海、青岛等地相继陷落，广州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港口。与它的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防守异常松懈。粤军半数被北调参加武汉会战，导致珠三角地区兵力空虚。

蒋介石认为日军正全力进攻武汉，不可能有多余的兵力在其他方向展开大规模作战。这种想法看似也有一定道理，兵力不足的日军本来计划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再调集兵力实施广州作战。武汉战场国民党军顽强抵抗，使得战局进展缓慢，日本大本营试图另辟蹊径，通过在南方广东地区开辟新战场，策应北面的武汉会战。日本参谋本部迅速抽调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三个师团，组成了第二十一军，由古庄干郎中将统领，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实施广州战役。1938年9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实施广州战役的攻击令。

事先听到一些风声的广东省省长吴铁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做了报告。蒋介石认为这很可能是日本人故布疑阵，制造假情报，试图让国民党军从武汉战场抽出兵力支援广东。他不但没有给广东地区派出增援，还从这里又抽调了一个师去支援武汉战场。1938年10月上旬，日第二十一军在海军第五舰队的配合下突袭广州，10月11日晚在大亚湾成功登陆。登陆后的日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淡水、惠州、增城，21日已经攻到广州近郊。负责广东防务的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仅留有7个师、2个旅，共8万多人，且兵力分散，戒备松懈，根本挡不住日军如狼似虎的攻势，仅仅10天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也难怪，余汉谋身边的两个少将高参全是日本人的奸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日本人掌握得清清楚楚，能坚持10天也算不错了。广州于10月21日下午沦陷。中国由华南接受外援的交通线至此被切断。

1939年2月，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日军占领了仅仅有3000多名守军的海南岛。其中一个登陆点离老酒现在的打工地只有几公里之遥，老酒为此专门去看过多次。日军随后宣布中国的南沙群岛“作为自古以来无主的珊瑚岛屿”，已经归日本所有。

在这里提到这个并不激烈的作战，并不是老酒身在现场，睹物怀古。通过占领海南和南沙群岛，日本取得了下一步实施南方作战的重要前进基地。这里离英、法的殖民地实在太近，英、法等国立即发出抗议，日本宣称此举“只为封锁，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作为威慑，1939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下令美国舰队缩短逗留在大西洋的时间，返回其在太平洋的驻扎地。

广州的陷落导致粤汉铁路被彻底切断，武汉更失去了继续坚守的意义。10月24日，国民党军放弃武汉的命令正式下达。当晚10时，蒋介石携宋美龄离开武汉，飞往衡阳，四周日军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

10月25日晚22时许，日军先头部队第六师团第二十三联队率先进入汉口城区。26日凌晨5时，日军波田支队突入老酒曾经学习和生活了4年之久的武昌。27日，配属给波田支队的日第十五师团第六十联队从武昌渡江，攻占汉阳，武汉三镇咸落敌手。

与此同时，日军第九师团攻占贺胜桥，第二十七师团占领桃林镇，但此时中国守军主力各部已经撤到了湘北及鄂西地区。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最终未能歼灭中国参战的110个师中的任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日军企图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妄想，再次破灭。

武汉会战中，日军投入兵力30万人，伤亡约5万人。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10万人，伤亡超过18万人。

日军在战场上无疑再次取得了“无比辉煌”的胜利。占领武汉、广州之后，日本“举国欢庆，就像报纸第一次报道攻克南京一样，鸣汽笛，出号外，而天皇亦如‘满洲事变’时一样，穿上全套军服，骑着白马，在国民面前亮相”。可表面的光鲜却无法掩盖暗淡的现实：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客和作战将领都清楚，武汉之战是日本侵华作战的最高点，日军的进攻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日本已经彻底丧失了控制中国的希望。

在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大约20个月的战争中，日本损失的兵员达到了20万人。其间由于战事的不断扩大，被迫4次追加军费，总支出超过了80亿日元。这相当于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这4次战争的军费总额的1.63倍。为了支持前线作战，日本使用外汇大量进口军用物资，导致出口严重萎缩。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消耗使出口产业因原材料不足生产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减少，工业生产因为缺少原材料而陷入困境。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当时的窘境：由于拼死老命组织生产也无法满足前线的实际需要，连军事院校教练使用的教学步枪都被收走，用于装备新扩建的师团。

更要命的是，日本的兵员也开始出现严重短缺。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军曾数次大规模扩军。1937年扩编了7个师团，1938年扩编了10个师团。根据日本《兵役法》，陆军征召新兵服现役2年，随后15年时间为预备役，海军现役和预备役时间分别为3年和9年。为了大批量“生产士兵”，军方被迫放宽了征兵的标准，最低身高标准从1.55米降低到了1.50米。合乎兵役要求的男性人口数量，1935年是20％，1937年提高到23％，到1939年一下子暴涨到47％。在短时间内急促扩编，征用的大部分是预备役和后备役人员。1938年下半年，侵华日军现役人员仅占11.3％，预备役兵员占了22.6％，后备役兵员占了45.2％，补充役兵员占了20.9％，这势必导致战斗力的急剧下降。

武汉会战结束后，在日本本土仅仅剩下1个师团，而在中国的师团却达到了32个。其具体配置是：东北8个，华北12个，华中10个，华南2个。这些兵力集中起来虽然可以在局部打出一些精彩的战役，但是放在广袤的占领区，连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都显得捉襟见肘。

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国民党军不时实施局部反攻，更主要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大批抗日人民武装不断成长起来，大片国土不断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来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换言之，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再次遭到战略性失败，而且成为中日战争由日本战略进攻走向两军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战场上无力继续推进的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治安作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就在武汉会战刚刚结束不久，1938年年底，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国投敌。汪大汉奸的出现，犹如鸡立雀群，让之前所有的汉奸都自惭形秽，黯然失色。大汉奸后来对小汉奸实施了收编和资源整合，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

日本曾经因为入侵中国东北而名誉扫地，中日全面战争再次让日本失去了挽回国际声誉的机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整整一年前，1936年7月，日本东京击败了芬兰赫尔辛基等13个城市，获得了194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是第一次由非西方国家来举办这一国际体育盛会。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表示抵制这届奥运会。最终，日本为举办奥运会不得不足足等了24年。

1939年1月4日，因无力解决中国问题的近卫文麿内阁黯然下台。

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政府再次发表声明：“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勠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蒋介石还放出豪言，即使昆明丢了，重庆丢了，大西南全丢了，他也将在印度加尔各答组织流亡政府，率领国民继续抗战，誓死不降！

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日两军在交界或对峙区域也曾经爆发了一系列小型会战或战役，诸如南昌会战、随枣战役、长沙会战、桂南会战、豫南会战等。但相比抗战初期的四大会战，这些战役已经从决战性质的大会战，降格为区域型小战役，互有输赢。

中共中央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河北、山西的日伪军发动进攻。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

后来，国民党军也没有出现抗战之初那样一边倒的大溃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

其实早在徐州会战结束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准备实施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原定时间是在6月开始，8月占领武汉。但在北方边陲，中、朝、苏交界的一个小地方，一次突发事件推迟了作战计划的执行。北路日第二军之所以到8月下旬才整装出发，是因为那起突发事件在8月中旬才得到解决。

那个之前寂寞无人知的小地方，叫张鼓峰。

参考书目

1．钟庆安，柳茂坤．东亚霸主的野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侯鲁梁．偷袭珍珠港［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3．李春光，孟凡俊．肆虐的太阳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钟庆安，陈培军．缅甸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侯鲁梁．中途岛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6．陈培军．瓜岛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7．毛元佑．拉包尔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8．周小宁．马里亚纳大反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9．钟庆安，刘庆．重返菲律宾［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0．钟庆安，肖鸿恩．登陆日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1．侯鲁梁．帝国末日［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2．张越．偷袭珍珠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3．张越．烽火东南亚［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4．张越．决战中途岛［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5．张越．血雨腥风战瓜岛［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6．张越．拉包尔风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7．张越．马里亚纳海空战［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8．张越．重返菲律宾［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9．张越．莱特湾大海战［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20．张越．广岛上空的蘑菇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21．［美］利奥波德·罗森博格．偷袭珍珠港［M］．马俊杰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2．［美］约翰·克劳福德．席卷太平洋［M］．叶春雷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3．［美］汤森·华林．搏杀中途岛［M］．王永生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4．［美］格里夫·科恩．血拼瓜达尔卡纳尔［M］．王永梅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5．［苏］伊万·谢苗诺夫．决胜东北［M］．胡海波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6．［美］肯尼斯·加尔布雷．日落东瀛［M］．王宏林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7．王恩泽．偷袭珍珠港［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28．马晓奕．鏖战菲律宾［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

29．郭亮．中途岛战役［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

30．王海莹．喋血瓜岛［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31．［美］卡尔·史密斯．珍珠港1941：美国的耻辱日［M］．金铠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2．［美］吉姆·莫兰．威克岛1941：一场令众神哭泣的战役［M］．杨红梅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3．［美］克莱顿·春．菲律宾的沦陷1941—1942［M］．章放维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4．［美］马克·斯蒂尔．珊瑚海1942：次航母大对决［M］．李瑾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5．［美］马克·希利．中途岛1942：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M］．彭莹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6．［美］约瑟夫·穆勒．瓜达尔卡纳尔岛1942：战略反攻［M］．程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7．［美］马克·斯蒂尔．圣克鲁斯岛1942：航母较量在南太平洋［M］．刘燕婷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8．［英］德里克·赖特．塔拉瓦1942：局势的逆转［M］．潘峰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9．［美］戈登·罗特曼．关岛1942：失而复得［M］．王小可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0．［英］吉姆·莫兰，［美］戈登·罗特曼．佩莱利乌岛1944：炼狱之战［M］．甘咏，许华菁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1．［美］戈登·罗特曼．塞班岛与提尼安岛1944：突破日军防线［M］．程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2．［美］戈登·罗特曼．马绍尔群岛1944：攻克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M］．任远喆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3．［美］伯纳德·爱尔兰．莱特湾1944：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M］．甘咏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4．［英］德里克·赖特．硫黄岛1945：星条旗在折钵山升起［M］．李瑾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5．［美］戈登·罗特曼．冲绳岛1945：最后的搏杀［M］．金铠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6．［美］堀田江理．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M］．马文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47．［美］戴维·雷格．太平洋大海战［M］．张国良，雷丹，马东敏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48．张晓林，马骏．血战太平洋［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

49．［英］约翰·戴维森．天下海战：铁血太平洋［M］．孟广林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0．赵云峰．全景二战：血战太平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51．［美］安德鲁·威斯特，格里高里·路易斯·莫特逊．血战太平洋［M］．穆占劳等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0．

52．西风．太平洋战争［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

53．张俊红．偷袭珍珠港［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

54．［美］王书君．太平洋海空战［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55．何国治．南太平洋海战记：美日圣克鲁斯群岛航母对决［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6．何国治．终极对决：美日马里亚纳航母大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57．［美］乔纳森·帕歇尔，安东尼·塔利．断剑：中途岛海战尚不为人所知的真相［M］．蒋民，于丰祥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

58．［美］泰德·威廉·罗森．东京上空30秒［M］．朱沉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59．张友筠．日军二战战场大解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0．朱旭．血战太平洋大解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1．［英］温斯顿·丘吉尔．日本的猛攻［M］．卢继祖，丁岳，冯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2．［美］本杰明·埃勒曼．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鏖战菲律宾［M］．杜秀娟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63．朱旭．豪赌：太平洋战场的落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4．张友筠．狂徒：二战杀戮战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5．姜子钒．鬼祟：藏在暗处的死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6．《百年海战大观》编委会．奇袭珍珠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67．刘小沙．瓜岛争夺战［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5．

68．［美］罗伯特·塞莱斯．血战太平洋［M］．胡海波编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69．吴焉．雄鹰猎日：菲律宾陆地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70．《全景二战系列》编写组．全景二战系列之太平洋大海战［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4．

71．刘怡．联合舰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2．刘怡，阎京生．菊花与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73．刘怡．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舰艇全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4．西风．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75．董旻杰，张凯伦，周明．太平洋战争：美日对决［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76．张宇翔，等．宿命的败退：太平洋战场几场关键性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77．冬初阳．阻击日轮：从拉包尔到巴布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78．冬初阳．喋血环礁：吉尔伯特和马绍尔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9．冬初阳．长弓射日：决胜塞班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80．苏虹．天昏地暗：太平洋战争［M］．北京：蓝天出版社，1994．

81．［美］爱德华·德瑞．日本陆军兴亡史：1853—1945［M］．顾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82．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

83．陈玉健．血声鹤唳太平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84．陈仲丹，周晓政．太平洋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5．潘兴明．东南亚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6．陈谦平，张连红，张生．中国正面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7．［英］道格拉斯·福特．太平洋战争［M］．刘建波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88．［美］杰夫·尚拉．最后的风暴［M］．李春江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89．《经典读库》编委会．二战风云录［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4．

90．光亭，天枢．二战中的美国［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91．光亭，天枢．二战中的日本［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92．鲁言．对决太平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93．胡烨．浴血绿色地狱：瓜岛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94．胡烨．太平洋战争：蒙达之战［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

95．胡烨．太平洋战争：布干维尔战役［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

96．余志和．回望二战烽烟：亚太厮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97．袁腾飞．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98．孟松林，石映照．诺门罕战争［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99．关河五十州．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

100．陆儒德．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01．［英］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M］．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102．周明，王逸之．血肉长城：徐州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03．戴峰．血肉磨坊：淞沪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04．龚晓虹．徐州大会战1938［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5．马正建．长沙大会战1939—1942［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6．陶纯．太原大会战1937［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7．明河在天．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3．

108．杨刚，冯杰．铁血远征：滇缅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109．曾凡华．最后一战：中日湘西雪峰山会战纪实［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110．倪乐雄．一个人的世界大战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111．白虹．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112．钮先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13．《一看就懂丛书》编写组．一看就懂的二战大事典［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10．

114．思不群．二战全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115．［英］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M］．钮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16．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二战纪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M］．成都：巴蜀书社，2014．

117．沧海满月．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118．郑军，程景等．大溃败：世界经典失败战役全纪实［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119．［英］安德鲁·罗伯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M］．李广才，崔喆，陈兰芳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120．［美］伊恩·霍格．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陆战［M］．董晓霞，满海霞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121．［美］克里斯多夫·舒勒斯．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空战［M］．周夏奏，张婕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122．《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海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3．《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战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4．《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潜艇［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5．《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空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6．查攸吟．日俄战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27．徐广宇．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128．许华．再见甲午：蓝色视角下的中日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29．刘声东，张铁柱．甲午殇思［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130．金满楼．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131．孙秀玲．一口气读完日本史［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132．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33．毛正公．航空母舰发展百问［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

134．蒋百里．国防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35．冯精志．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136．吕宁．铁血兵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137．［英］杰弗里·雷根．人类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M］．陈海宏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138．［美］马汉．海权论［M］．一兵译．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139．［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李哲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140．［美］E．B．波特．蛮牛哈尔西［M］．欧阳志元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141．［美］托马斯·B．比尔．沉默的勇士：海军上将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传记［M］．张尚悦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142．［美］约翰逊·柯贝尔．尼米兹［M］．高润浩编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

143．［美］雷蒙德·戴维斯，丹·温．进攻日本［M］．臧英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4．赵渊，寿长华．海岛登陆战［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145．［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抗战日记［M］．骆伯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46．［美］弗兰克·麦克林恩，章启晔译．缅甸战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147．［日］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M］．朱任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148．［美］威廉·曼彻斯特．再见，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M］．陈杰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149．［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风暴［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0．［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激流［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1．［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落日［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2．冯精志．63个结点：第二次世界大战［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

153．殷占堂．图说太平洋战争［M］．漓江：漓江出版社，2014．

154．刘才干，李奎．美日激战太平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155．［英］伯纳德·爱尔兰．1914—1945年的海上战争［M］．李雯，刘慧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56．［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M］．郭伟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157．［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M］．张玉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58．王树增．抗日战争（全3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159．俞天任．浩瀚的大洋是赌场（全3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160．王晓华，戚厚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记录（全3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

161．房兵．大国航母（上、下）［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

162．郑维和．二战八政要巨头谋略秘档全公开（上、下）［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163．侯鲁梁．二战十六大战役战事秘档全公开（上、下）［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164． CCTV10《探索·发现》栏目组．世纪战争（上、下）［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165．［日］山冈庄八．太平洋战争（全3卷）［M］．兴远、金哲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166．张洪涛．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上、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167．陈冠任．国殇（第二部）：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上、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68．张召忠．百年航母（上、下）［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

169．关河五十州．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全4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70．宋宜昌．燃烧的岛群（上、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171．［日］加藤正秀．山本五十六（上、下）［M］．郭宏军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72．［美］约翰·伦德斯特罗姆．航母舰队司令：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上、下）［M］．胡毅秉译．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173．何国治．残阳如血：美日恩加诺角海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74．冬初阳，胡烨．浴血雨林：英帕尔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75．韩文宁，冯春龙．日本战犯审判［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

176．兵人．鹰击烈日：菲律宾战役［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

177．杨竞．日本盟军战俘营［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178．《兵器》杂志．兵器：二战航母的不同命运［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179．兵人．海战霸主：世界经典航空母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

180．［美］约翰·托兰．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M］．李殿昌，孟庆龙，郝名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81．秦忻怡．坚不可摧：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182．梅汝璈．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

183．金东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184．鸿儒文轩．轮椅总统罗斯福［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185．鸿儒文轩．海上骑士尼米兹［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186．［美］黄仁宇．缅北之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187．赵丽娟．驼峰航线：一条改变太平洋战区格局的悲壮航线［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

188．朱晓艳，班惠英．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189．杜川云．豪赌太平洋：山本五十六［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

190．杨少丹．二战巅峰战役［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191．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二战纪实：航母史话［M］．成都：巴蜀书社，2014．

192．陈书方．二战大海战：海魂之梦［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

193．朱军．海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94．［英］安迪·罗森．日本法西斯的末日［M］．刘国伟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195．严明贵．麦克阿瑟［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

196．［美］杰弗里·佩雷特．麦克阿瑟（上、下）［M］．王泳生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97．［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上、下）［M］．史雪峰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洋战争．二，铤而走险/青梅煮酒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43-5362-4

Ⅰ．①太…　Ⅱ．①青…　Ⅲ．①太平洋战争－史料　Ⅳ．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8470号

太平洋战争．二，铤而走险

---

作　　者：青梅煮酒

责任编辑：姚冬霞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3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5362-4

定　　价：45.0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章　诺门坎战役 牛刀小试张鼓峰

豺狼参谋

烽烟四起诺门坎

调兵遣将

越境攻击

死亡幽灵

河畔鏖兵

最大规模的炮战

摧枯拉朽的反攻

一战打出来6年和平

第二章　三国同盟 臭味相投

近卫出山

柳暗花明

开启地狱之门：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美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第三章　北进？南进！ 野村出使

外相荣归

北进？南进！

热脸贴上凉屁股

第四章　和？战！ 东条英机横空出世

最后的外交努力

《赫尔备忘录》

毫无胜算的国力对比

一个都不能少

今生不再入此门

参考书目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诺门坎战役

牛刀小试张鼓峰

就在中日双方百万大军枕戈待旦，准备在中国的荆楚大地展开殊死搏杀的关键时刻，中国东北与朝鲜、苏联的接壤处，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悄然来临。

在人类历史或军事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城池或隘口，在战争的攻防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地方我们通常会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样的地方不胜枚举。

但也有这样一些地方，它们本来静静地待在一隅，默默无闻，却因为一次突然降临的战役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并从此闻名遐迩。它们因为经历炮火的沐浴和鲜血的浇灌而载入史册，可谓实至名归。

这样的地方却并不多见。在中国，有台儿庄、孟良崮、青化砭、陈官庄；在世界，有滑铁卢、诺曼底、阿拉曼、托布鲁克、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等等。

现在我们要去的正是这样两个小地方：一个叫张鼓峰，另一个叫诺门坎。

1934年初，斯大林在苏联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清洗”运动，也称作“肃反运动”。“大清洗”使得许多苏联开国的政治家，特别是优秀的军事将领，被无情杀戮。此处不详表。这里只简单看一下结果：苏联红军失去5位元帅中的3位，15个集团军中的13位司令，85个军中的57位军长，195个师中的110位师长，406个旅中的220位旅长。中高级军官中超过70％的人被捕或被杀，整个军队陷入空前的恐慌之中，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为了使指挥系统不至于完全瘫痪，苏军不得不紧急提拔一大批年轻人填补巨大空缺，一时间，苏军中充斥着大量的少校师长、上尉团长，这些人很多刚刚从军校毕业，根本没有能力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连英国绥靖首相张伯伦都说：“大清洗使苏军彻底丧失了战斗力。”张伯伦都能知道的事，日本人肯定也很清楚，特别是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

进入20世纪，一直到诺门坎战役结束之前，日本陆军对苏俄军队始终有一种先天性的心理优势。这种优势来自1905年的日俄战争，作为战争胜利者的日军一向瞧不起俄国军队以及后来的苏联红军。“大清洗”使得苏军战斗力大幅下降，导致日军原来对苏军的不屑一顾又加深了好几层。关东军参谋、战争狂人辻政信甚至放出狂言：日军一个师团能打三个苏军师，日军士兵一人能打十个老毛子。关内日军与中国军队打得激烈，捷报频传，而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却窝在东北无所事事，因此几乎所有的官兵都急切希望与苏军交手，借以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日军心理咨询机构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战的日本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日军军官对苏军的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轻视对手。”不管是关东军还是驻朝鲜日军，均在一种病态的“亢奋”中蠢蠢欲动。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之后，日本试图通过更大规模的武汉会战一举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迫使中国彻底屈服。让日本最担心的是，一旦大兵南下，势必造成北方防务空虚，来自苏联的威胁始终挥之不去。因此，大本营一直有意寻找一个恰当的机会，对苏军发动一场小规模的进攻来试探苏联的战意。

在朝鲜、苏联和中国交界处有一座连地图上都几乎找不到的小山，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图们江从它身边流过，这个海拔只有155米的小山叫张鼓峰。因为原来在峰顶有一块形状如刀的岩石，故又名刀山。山的东面是仅有2.23平方公里的长池，俄罗斯称作哈桑湖，北面是波谢特平原，西北与沙草峰相连。沙草峰位于张鼓峰西北两公里处的中国境内，海拔77米。这里四处长满亭亭玉立的东北美人松。由于位于高寒地区，这里的冬天长达8个月，一年中有200多天都被冰雪覆盖。可是到了4月以后，长池就成了丹顶鹤等众多候鸟的理想家园。蓝天碧湖，青松丹鹤，好一派如画的北国风光！

张鼓峰以东130公里处，就是苏联远东军最大的军事基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

张鼓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58年，沙俄与清政府签署了中俄《瑗珲条约》，条约中文文本标示张鼓峰为中国领土。但俄国人在俄文文本上做了手脚，将张鼓峰划归沙俄。这样的情况可以随时引发争端，也可以在那里静静地躺上几百年。

日本占领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把张鼓峰划入珲春县界。苏联仍主张规定的边境线是通过哈桑湖西侧，张鼓峰当然属于苏联领土。

日军敢在这里试探老毛子，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几个月前，有一个叫留希科夫的苏联人叛逃到了伪满洲国。

这个留希科夫，光看其陆军大将的军衔就知道不是一般人，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远东局局长，也就是苏联远东最大的特务头子，同时也是远东地区“大清洗”活动的总负责人。在他任职的短短一年内，远东地区有20万人遭逮捕，其中被处决者超过了7000人。即使再残酷的刽子手也会有发抖的时候，他接到莫斯科的朋友悄悄送来的消息：“注意安全。”寥寥几字，老牌特务头子留希科夫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了匆匆出逃。连肃反工作的负责人都被迫亡命海外，可见“大清洗”运动是何等冷酷无情。借到边境视察的名义，留希科夫越过边境，逃到伪满洲国。

对于留希科夫的“弃暗投明”，日本方面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大肆宣传，甚至还为此专门刊出了号外，登载《留希科夫亡命记》等文章，陆军参谋本部还以上宾待遇把留希科夫迎进日本国内。留希科夫立即向日军提供了“有关苏联远东集团军的宝贵资料”。早已蠢蠢欲动的日军感到机会很快就要来了，现在需要的仅仅是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留希科夫无疑是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他的反水立即让苏联高层陷入恐慌之中。莫斯科立即要求苏联远东方面军迅速加强苏、中、朝三国之间的边境防务，核心举动就是尽快占领处于三国边境的制高点张鼓峰。1938年7月9日，十几名苏联士兵登上张鼓峰，开始挖掘战壕，拉起铁丝网。两天后，张鼓峰上的苏军增加到40人左右。日本国内媒体立即以“苏军侵入满洲领土”，“占据军事要地”等骇人听闻的文字做了报道。触目惊心的文字同时也让一直寻找借口的日军大喜过望——教训苏联人的机会终于来了。

1938年7月15日，驻朝鲜日本军第十九师团松岛伍长和伊藤军曹等三人伪装成朝鲜农民，由朝鲜居民金海南和高云八带路，携带望远镜和照相机等器材，秘密进入苏联境内刺探军情。到达预定区域后，两名朝鲜人把风，三名日本人分头绘制边境军事设施图。一行人很快被苏联士兵发现，冲突中松岛伍长被当场击毙。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以下简称参谋本部）闻听此信，怒不可遏，老毛子欺人太甚！在他们看来，蒋介石被打得如此狼狈还拒绝投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不但站在后边给他撑腰，还在中苏边境布下重兵威胁日军的侧后。如果不是苏联的精锐之师在牵制，而让关东军悉数入关作战的话，蒋介石早趴下了。必须借机给苏联人一个教训，顺便也试探一下苏军的战意。7月16日，参谋本部对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下达命令，要求其将尾高龟藏中将的第十九师团主力集结到边境一带，准备随时向苏联发起进攻。参谋本部也知道下边这些师团长最擅长拿着鸡毛当令箭，干出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所以又下了一个附带的命令：“严禁擅自出战。”参谋本部认为先礼后兵还是必要的，是否发起进攻要看外交斡旋的结果。

7月20日，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针对苏军在张鼓峰一带的活动，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苏军立即撤出张鼓峰，然后双方共同商定国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苏联负责。苏联人一听这话就乐了，难道老子是被吓大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答复同样铿锵有力：“任何威胁都吓不倒莫斯科。”

同日，苏联边防军开始在沙草峰构筑阵地，边境公路上苏联的军用汽车骤然增多，波谢特港口也开进了30多艘运输舰。

日本陆军强烈要求借此机会教训一下外强中干的苏联人，他们的想法却没有得到海军的支持。海军认为即将展开的武汉会战需要大批的军舰护卫，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因此要尽量避免两线作战，但陆军还是执意要打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

尽管战场不大，但面对的毕竟是军事大国苏联，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虽然贵为天皇的叔叔，但这种大事也必须跟侄子打个招呼。鉴于中国战场已经陷入无休止的持久作战，内大臣汤浅仓平、元老西园寺公望均反对在张鼓峰挑起新的事端，深以为然的裕仁断然拒绝了陆军的开战请求。前方急于建功立业的第十九师团是干着急，没办法。

按照中村中将的命令，第十九师团主力应于7月28日前返回原驻地朝鲜罗南。但素来敢作敢为、被称为“勇足将军”的师团长尾高中将，却一直拖到29日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就在尾高中将怅然若失，回眸远望那会儿，他失落的眼神刹那间变成了惊喜：数十名苏联兵占据了沙草峰。

张鼓峰属于“界限不明地区”，但苏方承认沙草峰是伪满洲国领土，尾高立即下令守备队出兵，将沙草峰的苏军驱逐出去。当天下午，守备队派出两个小队分路向沙草峰进击。随着日军的出击，沙草峰上的零星苏军像兔子一样，一溜烟跑了。但两个小时后，又有近百名苏联士兵在坦克的掩护下，重新回到沙草峰，局势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上级的命令是“不能打”，当前的局势是“可打可不打”，但是不打就没有立功的机会。尾高想起此时已经是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和名震天下的石原莞尔。当年九一八事变，他们要是听从上峰命令不动手的话，能获得今天的“伟大成就”吗？不冒险就肯定没有扬名立万的机会，人生能有几回搏？违令不要紧，关键是一定要赢。

尾高武断地认为不用战斗，只要做出一副进攻的姿态，苏军就会乖乖撤走。一年前，也就是1937年6月的“干岔子岛事件”中，苏军就是这样铩羽而归的。在那次事件中，苏军的三艘巡江炮舰，被日军击沉一艘，重创两艘，苏军不但没有进行报复，还很快撤出了有争议的地区。这一事件给了日本人一个错觉，苏军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一旦出现边境纠纷，只要果断出手，只要够硬够狠，它就必然会乖乖地缩回去。

尾高师团长立即决定把正在回撤的部队召回一部分，于当晚发起夜袭，夺回两峰。他打破常规，直接在电话里给自己最信任的佐藤幸德联队长，下达了进攻命令。顺便提一句，这个佐藤幸德在今后的英帕尔战役中还要有“惊艳”表演，主导了日本陆军最大的抗命事件。尽管苏军在人数和装备上占有明显优势，但由于猝不及防，加之日军士兵擅长夜战，7月31日黎明到来的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张鼓峰和沙草峰。初战苏军伤亡超过400人，日军伤亡不到200人，但有一名大队长和两名中队长在战斗中阵亡。

前线传来胜利的捷报。听到大日本帝国皇军打败了宿敌老毛子，裕仁天皇是龙心大悦，早已忘了之前说过“不准开战”的话。他不仅对已经发生的事态进行了追认，还给予至高无上的口头嘉奖：“朕甚为满意。”消息传出，上自陆军省参谋本部，下到驻朝鲜日军和第十九师团一片沸腾：能让天皇陛下高兴，那才是真正的忠诚啊！

基于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裕仁还是不想把事情闹大，他随即向参谋本部追加了指示：“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

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前线的危机已经来临。随着苏军不停地调兵遣将，到1938年8月1日，进入张鼓峰战场的苏军步兵已增至10个营，日军用于对敌的只有4个步兵大队。苏军有坦克战车150辆、火炮60门、飞机130架。由于参谋本部不肯“扩大”，日军的飞机、坦克均未参战，火炮也只有可怜的17门，兵员和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

苏联远东方面军的司令员就是赫赫有名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我们之后称呼他的中国名字——加伦。加伦是苏联1935年第一批授衔的五大元帅之一，由于在“中东路事件”中大败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苏联人誉为“远东军魂”。但是“军魂”在“大清洗”面前也只能变成颤抖的“鬼魂”。8月2日，仅仅指挥了一天战斗的加伦就被参谋长施特恩接替了职务。随着援兵不断到来，远东方面军组建了步兵第三十九军，拥有兵力2.3万人、火炮237门、坦克285辆，直接负责张鼓峰作战，另有250架飞机随时提供空中支援。

祸惹大了，捅了马蜂窝的尾高中将只好硬着头皮将第十九师团留守罗南的第七十三联队、第七十六联队及部分特种部队统统调到前线，连留守的长勇联队也奉命前来增援。这个长勇在临近结束的冲绳岛战役中还要“领衔主演”。至此，第十九师团已大部分集结于张鼓峰地区，战争顿现愈演愈烈之势，尾高强烈要求参谋本部派出航空兵进行支援。

此时在莫斯科，日苏两国已重开谈判，中国的武汉会战即将全面打响，参谋本部为了避免战事扩大，不愿意投入航空部队。陆军省甚至提出了撤兵的建议，遭到了参谋本部的断然拒绝。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大佐振臂高呼：“不光彩的撤退不仅玷污皇国军队传统，还将受到苏联的侮辱。”

8月6日，苏联第三十九军按计划对张鼓峰实施总攻。苏军以一个师搭配一个坦克营分别从南北两面发动进攻。火力强、速度快的苏军T-26轻型坦克在坡度不大的张鼓峰战场如鱼得水，所向披靡。16时，随着连日笼罩在张鼓峰上空的浓雾逐渐消散，苏联空军也赶来凑热闹，重型轰炸机出动超过200架次，对张鼓峰和沙草峰进行反复无间歇轰炸。连张鼓峰峰顶那块著名的刀形岩石也被炸得不知去向，看来以后只好叫“无刀山”了。

尽管日军不乏全身绑满手榴弹和炸药包与敌军坦克同归于尽的勇士，但精神终究无法战胜物质，血肉之躯断然无法抵挡横冲直撞的钢铁怪兽，日军无法有效阻止苏军的突进。夜幕降临之后，苏军飞机、坦克的作用减弱，尾高急调两个大队至山顶增援，通过夜袭才把进至山顶的苏军赶走。

8月7日，天一亮，苏军的立体进攻再次展开。防守南面“52高地”的日本军官全部阵亡，尾高派出敢死队出击才勉强守住阵地。实施进攻的苏军伤亡更大，当天苏军的最大收获就是以舟艇横渡哈桑湖控制了张鼓峰东坡。

8月8日，长勇联队以及关东军增援的野炮、高炮部队全都到达战场。一天的激战，徒增无数伤亡，谁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随后，双方不约而同地准备了夜袭，苏军夜袭峰顶日军的企图被挫败，日军驱逐占领张鼓峰东坡的苏军的夜袭作战同样无疾而终。

从7月31日开始，在张鼓峰坚守了9天的日军，早已是强弩之末。苏军炮火和飞机的轰炸使得日军伤亡惨重，但是8月9日和10日的激战仍要继续。苏军以张鼓峰东坡为基地，通过舟艇不断向张鼓峰运送部队、装备和物资，同时利用这一制高点向炮群指示攻击目标，使得苏军的火炮攻击更加精确。苏军的增援源源不断，而日本守军却越打越少。

天公也不作美。连日的暴雨导致洪水暴涨，使得日军从图们江南岸到达张鼓峰必须使用舟艇，可图们江面已被苏联太平洋舰队封锁，军令部调来的几艘舰艇相继被击沉。后继援兵和补给只能通过庆兴桥提供，这座桥也很快被苏军控制。驻守山峰的日军陷入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尾高手边已无兵可用，所有预备队都已经投入战斗。之前信誓旦旦的尾高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胜负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第十九师团参谋长中村美明大佐只好向朝鲜军和参谋本部提出，“目前本师团作战能力已到了最后极限”，希望参谋本部能通过外交途径尽快实行停战。这时候开始下软蛋了。

闻讯的参谋本部大惊失色，赶紧下令关东军做好应急准备，同时紧急将原计划参加广州会战的一个师团调回，作为第十九师团的预备队。

1938年8月10日夜，苏军占领张鼓峰山顶的一角。局面马上面临崩溃，但就在这天晚上，日、苏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能够停下来的真正原因，是双方都不愿意把战事扩大。日本方面由于武汉会战已经打响，军备需求格外紧张，国内生产力早已透支。据参谋本部测算，假如爆发对苏全面战争的话，现存弹药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所需。所以军部虽然调兵遣将，实际上并没有决心和准备进行两线作战。而苏军刚刚经历“大清洗”，元气大伤，希特勒在欧洲的崛起在西线对苏联的威胁更大，斯大林的眼睛一直紧盯欧洲，瞥向远东的只是余光而已。8月10日午夜，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分别代表本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停战协定并没有重新划定边界，只是规定日苏两军须双双撤离张鼓峰山顶。

张鼓峰一战，日军526人阵亡、914人受伤，苏军792人阵亡、3297人受伤，但是苏军已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战场形势可谓是“苏军惨胜，日军小败”，谁也不服谁。日军随后公布，在刺刀拼杀中，双方的伤亡数字为日军4人、苏军110人，损失率为1∶28。由于双方都以擅长虚报战功著称，所以这个比例存疑。除非身材远比苏军士兵矮小的日军士兵都是少林寺武僧出身。

8月12日，莫斯科塔斯社发布消息：“苏联远东红军歼灭入侵日军8000余人，击落飞机24架，击毁坦克47辆，苏联红军有决心捍卫苏维埃领土之完整。”殊不知，日军的坦克和飞机几乎就没有参战，参战的日军也只有7000人左右，都死了的话，数量还差1000人。

陆军参谋本部则对外逞强说，张鼓峰战役中，日军以少数兵力顶住大量苏军的进攻，根本不能算打了败仗。军部由此却得出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现在看来，认为斯大林宁可使苏军流血牺牲也要拖日军‘后腿’的看法，似乎过高地估计了中苏关系的密切程度”。于是日军得以消除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地实施武汉会战和广州会战。

蒋介石也在一直紧盯张鼓峰，渴望这边的战事扩大，以减轻中国抗战的压力。但事与愿违，“张鼓峰事件”的草草收场让蒋介石怅然若失。据说听到苏、日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后，蒋介石生气地骂了句“娘希匹，老毛子真是孬种”。但“张鼓峰事件”还是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表。

撤退到图们江南岸的第十九师团战斗力已严重不足，可是军部也没有再增派其他部队强化张鼓峰地区的防务，理由是“边境上的几个破丘陵没有任何留恋的必要，不应该继续近距离对峙，以免播下冲突的种子”。9月8日，大本营以“大陆令第215号”将张鼓峰方面的防卫由驻朝鲜日军移交关东军，作为对积极求战的驻朝鲜日军之惩罚。

苏联人对那几个丘陵却是很在意，第十九师团这边刚刚撤离，那边苏军就迅速控制了张鼓峰和沙草峰。

1938年8月31日，加伦奉召到莫斯科参加中央军事会议，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张鼓峰事件”有关责任的追究。尽管仅指挥了第一天的作战，加伦还是被定性为导致这次“重大失误”的罪魁祸首，并以“人民的敌人”被逮捕入狱。1938年11月9日，在漫长军事生涯中18次负伤都侥幸活下来的加伦，在牢房中被自己人拷打致死。他死后4个月，法庭才以莫须有的“日本间谍罪”追加了宣判。

加伦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作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参加过北伐战争，还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不久前还打败了张学良。由于加伦威望太高，斯大林甚至不敢宣布他死亡的消息。很多人都以为神秘失踪的加伦又去中国当军事顾问了。还真差点有这事，第二年，也就是1939年，蒋介石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名将加伦来华援助时，却被告知加伦早已不在人世，蒋介石闻之，唏嘘不已。曾经当过加伦学生的叶剑英，在1957年访苏时也曾挥笔写下纪念诗篇：“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

打了胜仗的被处死，还是最残酷的“拷打致死”。打了败仗的第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带着“勇将”的名誉，升任日军驻中国山东的第十二军司令官。世事不公，莫过于此。

对于不久之后发生的战斗，这里的冲突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

张鼓峰战败的消息传到满洲，关东军一个少佐作战参谋怒不可遏，拍案而起！

豺狼参谋

1944年9月26日，一架美国轰炸机在缅甸北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的高射炮击落，飞行员本杰明·帕克跳伞后不幸被日军俘虏。可怜的帕克并没有受到优待，一名日军参谋带领士兵先是用炸弹的碎片横切了帕克的脸颊，然后用一把缅甸钝刀连砍三次，将帕克的头颅切下，然后下令将帕克的尸体大卸八块下锅煮熟，随后带着士兵一起把肉吃掉。

据说这个参谋并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在中国东北，他曾强迫日军士兵吃人胆。在马来亚，也曾下令要日军生吃英军人肉。可能这一天他心情不错，大家才有了熟肉吃。

读者可能认为老酒（笔者自称，下同）编造恐怖镜头，但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个带头的日军参谋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被称为“战争之神”“豺狼参谋”的辻政信。

辻好战。不管是哪里发生了战事，屁颠屁颠最先跑到现场的肯定有他，这些地点包括中国的东北、上海、武汉、北平、天津、山西、海南、南京、台湾，以及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瓜达尔卡纳尔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缅甸，等等。可以说这是一个在今后正文中出镜率极高且每次出镜必有惊人之举的人物。

辻残暴。他由此给亚洲各国包括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他所到之处，无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杀人如麻，杀平民、杀战俘，甚至杀皇军，臭名昭著的“新加坡华人大屠杀”以及“巴丹死亡行军”均与其直接相关，惨死在他屠杀令之下的战俘、平民，以数十万计。如果扣一顶大帽子的话，这畜生绝对属于“反人类”，并由此成为战后被美、苏、英、法、中五国悬赏捉拿的甲、乙、丙“全级战犯”，英国人甚至扬言“就是翻遍世界上的每一根草，也要找出辻政信”。

辻克主。几乎所有当过他长官的人都霉运连连，其中包括东条英机、植田谦吉、矶谷廉介、山下奉文、本间雅晴、西村琢磨、河村参郎等，这些领导过辻政信的人，轻则丢官免职，重则丢命，甚至很多人被送上了绞刑架。

辻狂妄。“皇军以一当十，皇军一个师团打苏军三个师”就是他的发明，甚至到了战后的1952年8月，在竞选日本众议员的演说中，他还狂妄地说：“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二十几颗子弹和三十多处伤疤。”

辻胆大。由他主导的“诺门坎事件”是昭和年代日本陆军三大“下克上”事件之一，仅仅排在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导演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除了天皇之外，其余所有人他都敢冒充，经常以大本营和参谋本部的名义下达各种骇人听闻的命令，拿着鸡毛当令箭，指挥这个、驱使那个是他的拿手好戏。日本陆军内部无人不知辻政信善于制造事端的特点，有人甚至说，辻政信还是一个少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指挥整个日本陆军了。

1902年10月11日，辻政信出生在石川县山中町东谷奥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六兄妹中排行老三。由于家里人口太多，父亲辻龟吉靠着家里的六亩薄田无法养活这一大家子，就开发了一个烧炭的第二职业来增加收入，业余帮村里人张罗一些红白喜事弄点外快，就这样日子仍然过得紧紧巴巴。辻政信幼年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由于家境极度贫寒，小学毕业后，辻政信无法继续深造，只好去报考免费的日本陆军幼年学校。1917年春天，15岁的辻政信参加了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的入学考试，考试成绩是第五十一名，可学校只录取前五十名，辻政信就这样意外地名落孙山。落榜后灰心丧气的辻政信只好到大阪的一家航运公司当了学徒。一个月后好消息传来，他又幸运地被学校录取。原因是前面有一名考生体检不合格，这样他就自动替补了最后一个名额。不知道那个不合格的考生叫什么名字，如果他身体好一点的话，未来会有数十万人因此得以活命。

1920年3月24日，入学时最后一名的辻政信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毕业，随后进入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当时在东京有个石川县同乡会，可是两年时间里同乡从来没有在聚会中看到过辻政信的身影，他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努力学习。两年后，在全日本少年精英荟萃一堂的中央陆军幼年学校里，辻政信以首席的成绩毕业。

之后辻政信回到家乡，加入石川县第九师团金泽步兵第七联队。辻政信是一个精力极其旺盛的家伙，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残忍。老酒在1988年参加过短期的军训野营训练，晚上急行军要背着行李卷绕武汉的东湖跑一圈。尽管当年老酒弄虚作假，将行李里的被子换成了一个分量很轻的军大衣，但跑下来，身体几乎还是散了架。这位辻政信倒好，急行军的时候还要在行李里塞上两块砖头增加分量。在一次行军训练中，同行官兵的水都喝完了，疯狂的辻政信竟然拿出两个水壶。发现大家断水之后，他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剩下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

半年后，辻政信到了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六期学习，1924年7月18日毕业时仍然是首席，可谓是连中三元。

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日本陆军大学第四十三期，从进校那一天起，他的目标就是继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后再次获得“陆大首席”的桂冠，但这次却未能如愿。和他的前辈石原莞尔一样，并不是因为成绩，而是他那恃宠而骄、目中无人的性格得罪了教官。在校期间，辻政信和任课教官发生过三次激烈冲突，甚至因此上了被开除的名单。1931年11月，辻政信以第三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毕业。尽管也属于“军刀组”，但还是让目标“四连冠”的辻政信感到无比失落。

和他的偶像石原莞尔不同，石原莞尔是天才，吊儿郎当，轻松取得陆大“次席”的成绩，天资并不出众的辻政信靠的是勤奋。在陆大三年的学习中，他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往往困了在课桌上趴一会儿就继续起来学习，他总是要求自己比别人学得更多、做得更多。

要说第三名也不错了，但是极爱面子的辻政信却将此当作奇耻大辱，他必须找到一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后来有人问及此事时，他的解释是“同级生中有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其实谁都知道皇族成员在陆大的学习成绩是不参加名次排列的。实际上那一届的首席和次席是天野正一和岛村矩康，最后都官至陆军少将，而辻政信终其一生，最高军衔只到大佐，倒是和河本大作有些类似。

陆大毕业后，前途远大的辻政信出人意料地和乡下一个邮政局局长的女儿结了婚。这家伙还有家庭暴力倾向，对老婆经常是拳脚相加。他老婆也不简单，偷偷到一家柔道场去练习柔道。后来一次，辻政信动手打老婆时，他老婆突然出手，将辻政信结结实实摔了一个大背跨，从那以后，辻政信在家里就老实多了。由此看来，对付家庭暴力，“以暴制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辻政信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不贪财也不好色，甚至可以说很清廉。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辻政信都曾亲自带领宪兵去砸饮酒嫖娼的高级军官的汽车。在泰国曼谷，辻政信到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军官坐汽车兜风。因此，他给同事和下级留下的印象是“勇敢、正直、清廉”。

毕业以后，辻政信还是回到了家乡第九师团金泽第七步兵联队，这个师团的师团长就是随后即将出场的植田谦吉。此言不全对，前文已经提到过，植田谦吉参加上海作战，还在虹桥公园被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成了“金鸡独立”。辻政信回到部队不到两个月就赶上了打仗，那就是1931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是辻政信第一次参加实战。在1932年2月20日的战斗中，当时已经是中队长的辻政信和大队长空闲升少佐亲自坐在装甲车上冲锋，不料装甲车却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阵地前突然熄火。大队长没有回来，左膝盖受伤的辻政信中尉却拄着军刀一步一步地瘸着回来，在这次战斗中，辻政信损失了他手下的16名士兵。

大队长空闲升少佐并没有死，只是受重伤做了国民党军的俘虏。对于侵略者，中国军人充分展示了军人应有的风度，他们将空闲升少佐治好后，又放了回来。日军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俘虏，况且是做了他们最看不起的中国人的俘虏。后来空闲升少佐只好跑到吴淞口大哭一场，自我了断。

淞沪抗战让辻政信见识了真正的中国军人。后来他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见解，说假如大家武器一样，而单纯比较士兵优劣的话，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就是中国兵。

后来，在侵略上海江湾镇韩家塘的时候，辻政信的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中弹身亡。战争结束后，负了伤的辻政信得到了他的第一枚勋章“五级金勋章”。也就从这时候起，他引起了师团长植田中将的特别注意。

淞沪抗战结束后，第九师团返回日本国内，辻政信被植田师团长选为介绍实战情况的代表，到全国各地向国民进行励志演讲。在陆海军参战部队中，被选为演讲代表的共有12人，其中最耀眼的就是辻政信。辻政信长得还算比较帅，个头也有一米七左右，在日本人当中基本算是鸡立雀群了。要知道，山下奉文一米七四的个子已经被形容成巨无霸的“步兵炮”了。关键还在于辻政信口才极佳，是所有参加演讲的人中最能侃的。左膝盖中弹的那段经历被他演绎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辻政信说，他中弹后仍然不肯撤下阵地，只返回阵中做了简单处理，随后便奋不顾身地跛着腿继续指挥本中队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

这些编造的噱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特别是新闻记者，这些人最喜欢这类故事了。报纸在刊登相关新闻报道时，特地加上了辻政信的特写照片，称他是“军人的楷模”“阵中之花”“令阵中将士惊叹之猛将”。

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也就是动员编制课。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中的大贵人，当时还仅仅是陆军大佐的东条英机。1933年8月，参谋本部进行“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情况之调查”项目，辻政信在甘肃的兰州、肃州等地活动了一个多月。奇怪的是，1934年8月1日，他奉调至陆军士官学校当学员中队长。

让辻政信到陆军士官学校当一个默默无闻的中队长，是当时属于“统制派”骨干的东条英机的一个阴谋。就是利用辻政信在战场上受过伤的光荣经历来控制士官生的思想，肃清“皇道派”。但当时“统制派”还没有取得对“皇道派”的绝对优势地位，东条英机起用辻政信的企图很快被“皇道派”领导人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识破。于是，在发布辻政信调令后不久，东条也被发配到驻久留米的步兵第二十四旅团当了旅团长。

没有了后台的支持，辻政信还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在学校闹出了名堂。他派人打入“皇道派”内部刺探消息，鼓动对方阴谋发动政变，然后自己再去告发。结果所有政变人员，包括辻政信派出的奸细都被抓起来开除学籍。辻政信为了出人头地，采用卑鄙手段捏造“政变阴谋”的企图也很快被识破。虽然东条大佐交给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但行动却属于“老头靠墙喝稀饭”——卑鄙无耻下流，辻政信为此得到了停职反省一个月的处分，1935年4月更是被发配到驻水户的步兵第二联队去了。

跌入低谷的辻政信甚至动过离开军队的念头，但第二联队联队长横山勇大佐还是鼓励这位年轻人继续努力，安排他给联队的年轻军官上课。其间，失意的辻政信曾经去第二十四旅团找了老领导东条英机，但是东条也帮不上忙，连他自己都要到中国满洲去当更没意思的宪兵司令了。

“二二六事件”给失意的师徒二人带来了命运的巨大转机。当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一得知事件的消息，立即出动宪兵把在满洲的“皇道派”人员一网打尽，从此开始崭露头角。扫空了“皇道派”，就空出不少的工作岗位，辻政信的机会也就来了。前文提到过的，协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发动九一八事变而走红的关东军第三课课长花谷正少佐，想起了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辻政信。就这样，在1936年4月，辻政信来到了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

课长花谷正是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六期毕业，比辻政信高了整整十届。虽然在校期间的成绩和名气都远远不如辻政信，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靠来回跑腿打杂也混出了点名堂。后来甚至有人把他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一起称为发起事变的关东军“三羽乌”。能够和那俩人并肩，的确让花谷跟吃了蜜蜂屎一样，舒坦了许久。花谷也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主儿，从此就常常以事变“核心领导人”自诩。对于新来的毛蛋孩子辻政信，花谷往往是居高临下，以一种先哲的姿态和口气教训他说：“你虽然在学校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也别太骄傲了。与大学知识相比，懂得实战更重要。”言外之意就是说，尽管你学习成绩好一点，比起老子你还差得远着呢。

说到这里，花谷得意扬扬地进行了语重心长的举例说明：“比如‘满洲事变’，如果只会纸上谈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一贯喜欢较真儿的辻政信，本来对九一八事变就极有兴趣，从此开始埋头研究有关事变的档案资料，并从中发现了诸多疑点。

辻政信带着这些疑点去问花谷。由于花谷在九一八事变中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很多事他根本就不知道，也就无法回答辻政信提出的一系列稀奇古怪的问题，只好挠挠头皮，显得颇有点尴尬。

辻政信马上明白了，花谷不是不回答，而是根本就不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弄清楚那些问题，必须找那个当时已经是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如日中天的石原莞尔。

辻政信也知道自己不算个什么，天神一般的石原会接见他？但心有不甘的辻政信还是想试试。大人物的举动总是会出人意料，石原不但屈尊接见他，还说单位乱说话不方便，特意抽出时间让辻政信到他家里详细恳谈。比起那半瓶子咣当的花谷，人家好几瓶子都满着的石原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哪！

之后就是我们在许多武侠小说中经常看到的情节，一个初出茅庐的晚辈小子到武林盟主或前辈那里诚惶诚恐地去聆听教诲，然后茅塞顿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见面宾主寒暄落座，受宠若惊的辻政信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问。面对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后辈，石原像他的名字那样“莞尔”一笑，对辻政信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石原强调：要拿下满洲不错，但关键是如何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才能确保一举成功，此即为“谋而不妄动，动则一击致命”。

对于后辈的提携，石原可谓是不遗余力，毫不藏私。他又给辻政信讲述了他的“满洲国建设思想”，告诉他武力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必要的时候也要适当示好，以便更好地达到侵略和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此即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一语惊醒梦中人。石原的点拨使得辻政信顿觉拨开乌云见青天，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同时也为自己的幼稚无知感到羞愧难当，“过去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如果地上有洞真想钻进去”，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先觉的导师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道义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见识的不同，其力量竟是如此可怕”。从此他便奉石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其百般推崇，并俨然以石原的传人自居。

后来的事实说明，辻政信此举更大的目的是利用石原的名气给自己脸上贴金，并借此引起世人的关注。他从石原那里学到的仅仅是胆大包天等皮毛功夫而已，石原独有的冷静、深远的判断力他一点都没学到。相比于谋略大师石原莞尔，辻政信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战略家的素质是天生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包括像辻政信这样的牛人。

辻政信后来还真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辻政信的父亲在老家帮村里人办红白喜事，辻政信也要学着过把瘾——给张作霖办丧事。1937年6月3日，他花费10万日元在满洲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葬礼，把败家儿子跑了没人管，扔在海林寺的张作霖风风光光地埋在了张家墓地。辻政信此举可谓是技惊四座，在一定程度上让关东军的形象有所改善。时任“满洲国经济大臣”的汉奸韩云阶对辻政信说：“辻君，你以十万日元就办成了花十亿日元都不一定能办成的事，真是高明啊。整个满洲三千万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次才算笑逐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根本不会有今天这十万日元取得的效果。”

辻政信办了这一件事还不过瘾。几年后，1943年11月24日，他以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名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举行了一次公祭蒋介石母亲的仪式。一个月后，重庆方面报纸以“日寇祭蒋太夫人”的标题，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怪行。很多人认为，战后蒋介石能够瞒天过海地收留被五国联合通缉的辻政信，也正因为此。

除了大张旗鼓地埋了老张之外，辻政信受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委托多方奔走，于1937年9月促成了“满洲建国大学”的成立。辻政信在满洲的“剿匪”工作也差强人意，成功地招降了有5000多人的吕绍抗日武装。

看似辻政信真的得到了石原莞尔的真传，但是七七事变立刻让辻政信现出了原形。石原是典型的“不扩大派”，大家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急于建功立业的辻政信却是彻底的“扩大派”，他甚至一阵风似的跑到天津、北平去煽风点火。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而已。也就是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和希望得到的，只是石原发动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耀眼光环而已。

辻政信到了“北支那方面军”当了作战参谋，后来又被派往山西，在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负责联络。这个惹事精到哪里似乎都不受欢迎，他最终还是被板垣送回关东军，当了他梦寐以求的作战参谋。

等他再次回到关东军时，才发现这里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观。此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是原来辻政信服役过的第九师团师团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也是辻政信在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时的老课长，东条英机卸任以后接任的矶谷廉介中将更是当过辻政信所在步兵第七联队联队长，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是辻政信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的第七联队联队长，所有的上级全是老上司。这些人对辻政信统统是信任有加。

作战课内部也一样，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样是从参谋本部编制课出来的，而且也是第九师团出身，只不过不是同一个联队而已。作战主任参谋是刚从参谋本部编制课来的服部卓四郎中佐。还有个岛贯武治少佐是从参谋本部作战课转过来的，也是辻政信“陆士”“陆大”的同期同学。放眼一看皆战友，辻政信在此可谓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军衔只是少佐的辻政信在所有作战参谋里排在第七位，但因为到关东军时间最早，还有参加过实战立功的辉煌经历，辻政信在作战课还是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说服力。

在关东军参谋部，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是个需要多说两句的人物。这个陆军大学四十二期的“军刀组”成员比辻政信高一届，算是辻政信的师兄，就是他之后与辻政信一起导演了“诺门坎事件”。服部卓四郎很会做人，几乎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战后还迅速与麦克阿瑟的蹩脚情报官威洛比少将打得火热，并因此逃过一劫。他今天为人熟知的最大原因是，躲过审判之后，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一本叫“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书，里边不乏胡说八道之语，但这部洋洋洒洒一百五十万言的书，至今仍然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资料之一。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从纯粹功利的角度去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让他朝思暮想的，就是一个类似九一八事变那样的机会。

张鼓峰地区的冲突刚刚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在第十九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察看了战场，并代表植田司令官慷慨表态：“喂，去把那个张鼓峰给我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张鼓峰日军的战败，气得辻政信拍案而起。这是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为皇军找回丢掉的面子。驻朝鲜日军不行，关东军一定可以去教训苏联人。这样的天赐良机，怎么不垂青关东军呢？

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了一个题为“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重要文件，这是一个用以指导关东军各作战部队处理边境冲突的行动指南。在这份文件的第四条中明确写着：“各部队在执行边境侦察、巡逻任务时，为达目的可攻入苏联境内。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进行国境线的认定。不论兵力多寡，在冲突过程中必求胜利。”这就是明确地告诉驻守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也用不着来回汇报，你们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自主决定是否动用武力。

不用说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这个《纲要》的起草人就是胆大包天、唯恐天下不乱的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

《纲要》下发到各部队，关东军上下一片欢呼雀跃。各部队长官对《纲要》的实质心领神会，这基本上就是鼓励大家在边境挑衅、大打出手并以此建功立业的命令呀。植田司令官真是太伟大了，早就憋得够呛的关东军各部队刹那间莫名地亢奋起来。

正打盹儿呢，马上有人递上了枕头，《纲要》刚刚出台，前面就已经出事了。这次出事的地方更邪乎，很多人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找，都找不到那地儿在哪儿。

这个之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地方叫诺门坎。

烽烟四起诺门坎

1939年5月4日早晨，一支外蒙古的马队在一个名叫锡林陶拉盖的小村子附近渡过了哈拉哈河。在哈拉哈河东岸有一片肥美的草原，而河西岸以及东岸其他广袤地区都是近乎戈壁的连绵沙丘，所以哈拉哈河西岸的蒙古人很早以前就习惯了东渡牧马。

蒙古族中有许多不同的部落。居住在哈拉哈河西岸的是喀尔喀部落，居住在东岸的是巴尔虎部落。为了这片肥美的草原，同为蒙古人的这两个部落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争斗。1734年，两部落之间的官司最后打到了大清雍正皇帝那里。手心手背都是肉，两岸的蒙古人都是大清的臣民，于是他大笔一挥，在哈拉哈河东岸那片草原中划出来一块给西岸的喀尔喀部落放养牲口，其余的仍然留给巴尔虎部落。皇上的旨意就是最终判决，不能上诉，矛盾貌似一下子得到彻底解决。

两百年之后，1924年，这里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怂恿外蒙古从中华民国脱离，喀尔喀部落随着外蒙古的叛变离开了中华民国的怀抱，而巴尔虎部落留了下来。原来的人民内部问题刹那间变成了“国家”矛盾。后来，这里又有了伪满洲国，苏联、外蒙古认为分界线在哈拉哈河以东15公里处，而日本按照“有山以山为界，有河以河为界”的原则，将“国境线”定在哈拉哈河中线。尽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哈拉哈河两岸成吉思汗的子孙并没有因边界纠纷发生激烈争斗，一直到1939年5月4日。

这一天的特别之处在于，伪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第七团第三骑兵连连长贡布扎布中尉是个新来的家伙。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警备军总司令乌尔金中将的女婿。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看到一大群外蒙古人从西岸渡河而来时，立即下令开枪阻击，一直和平共处的外蒙古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丢下马群，仓皇逃回西岸，当发现是对岸的伪满洲国兵所为后，立即向上司做了汇报。于是双方开始不断增兵，你叫二舅我叫三叔，你叫七姑我叫八姨，冲突因而不断升级。还是西岸的外蒙古人先沉不住气，搬来了“外人”——苏联老大哥。在老大哥装甲部队的帮助下，外蒙古兵一口气将伪满洲国兵赶出了锡林陶拉盖。

你有大哥我也有靠山，伪满洲国兵立即向日本人求援。日本人见到前面的小弟——伪满洲国兵被打得鼻青脸肿，立即认定对方是“打狗欺主”。负责海拉尔地区防御的是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曾在日本驻苏联使馆当过武官，专门从事苏联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自诩“苏联通”，是当时日本陆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苏联通”之一。

小松原立即派出师团骑兵联队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率领200名日本骑兵，会合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八团的部分人马，共700多人，在几辆九五式轻型坦克的压阵下，气势汹汹地往锡林陶拉盖冲杀过来。这还不够，小松原还派出了5架轻型轰炸机前来助威，一口气甩下了60枚炸弹。在对手的陆空立体打击之下，外蒙古兵撤回到哈拉哈河西岸。东八中佐敲着得胜鼓打道回府。

尽管知道上级领导一定会同意，小松原在派出兵力之后还是向关东军司令部做了汇报。唯恐天下不乱的辻政信立即以特派员的身份一阵风似的跑到了第二十三师团司令部。

消息传到莫斯科，苏联立即要求驻远东苏军部队依据1936年签订的《苏蒙互助协定》介入冲突。最近的第十一坦克旅立即出发，开往哈拉哈河地区，驻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一部也迅速向哈拉哈河集结，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也从乌兰巴托前移至距哈拉哈河只有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等部队再次渡过哈拉哈河并架起浮桥。

东八中佐发来的捷报让小松原中将大感欣慰，同时觉着好像酒没喝尽兴一样意犹未尽。按照不久前收到的《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他有权在哈拉哈河这一个边境线不明的地区自行判断和划定国境线，并且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使用武力。植田司令官真是深谋远虑呀，早就预见了这里要出事，就未雨绸缪地提前颁发了《纲要》。小松原马上决定，派出两个联队的兵力一举消灭再次回到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联、外蒙古联军，奉命出征的除了刚刚凯旋的东八百藏骑兵联队之外，还有师团的绝对主力第六十四步兵联队。

此时耐不住寂寞的辻政信已经亲自坐飞机到前线进行了一次越境侦察，回来后他用肯定的语气告诉小松原，河东的苏联、外蒙古军只有400人，而且没有什么重武器。

接到出击命令，第六十四联队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大喜过望。英明神武的辻少佐已经去看过了，对面的苏联、外蒙古军才数百人。山县大佐认为，对付这点人根本不需要兴师动众，出动一个大队足矣，再说不是还有东八的骑兵吗？东八的想法和山县如出一辙，也只带了一个中队前往。因为对面有苏联人，小松原还给特意给东八增加了一个战车中队的12辆装甲战车。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山县的作战计划还是日本人的老一套，“正面进攻加迂回侧击”：由他率领主力部队实施正面进攻，东八骑兵联队进行侧翼夹击。两人一致认为，一旦山县步兵大队进攻正面，骑兵中队和战车中队进行侧后包抄的话，被截断后路的苏联、外蒙古军肯定会在瞬间土崩瓦解。

可是他们的对手——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联、外蒙古军联军绝对不是辻少佐所讲的“只有400人”，而是足足有30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部分的装甲和坦克部队。山县的主力部队约为1600人，东八的骑兵有220人，加上450人的伪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第八骑兵团，总兵力也不到2300人。按照进攻一方至少两倍于防守一方的规律，这点兵力要想围歼苏联、外蒙古军明显是不够的。山县和东八将进攻时间定在了5月28日早上5时30分。

在陆上战斗打响之前，空中的搏杀已经提前展开。5月22日至24日，苏联远东空军的150架飞机与日本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的120架飞机在诺门坎上空发生了第一轮空战。空战中，苏联空军明显不支。据苏联贝加尔第二十二航空歼击机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苏联英雄斯科巴里钦回忆，5月23日的空战中，苏军就有一个歼击机大队几乎全军覆没。24日，斯科巴里钦率领他的伊尔-16飞行大队与另一支苏联空军的伊尔-15歼击机大队协同行动，由于伊尔-15飞行速度较慢，斯科巴里钦率队到达预定空域时，因未见友军踪影不得不返航。回到基地才知道，这个伊尔-15飞行大队在飞往预定区域途中被日军全部击落。

虽然在数量上稍占上风，但苏军参战飞机在性能上明显落后于日军。苏军飞行员的素质也远不如日军的飞行员。日军的这些老鸟大都在中国战场上淬过火，一般都有1000小时以上的飞行时数，技战术能力均在苏联飞行员之上。空战的连续失利迫使在后方督战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不得不下令暂停一切空中行动，苏联远东空军基本退出了5月的揭幕战。

1939年5月27日午夜，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骑兵联队指挥官东八百藏中佐信心十足地率领着他的一个骑兵中队和装甲车中队开出了营地，往哈拉哈河进发，执行迂回包抄东岸苏联、外蒙古军的任务。虽然先期出发的山县联队送来情报说对岸发现有苏军的坦克，但东八中佐根本没把这消息当回事，因为他的部队装备了充足的反坦克手雷。东八认为这里松软的沙丘地带上根本不利于坦克作战，再说他还有一个装甲中队呢。这条路已经走过好几次，驾轻就熟的东八连前卫哨兵都没派，整个骑兵中队成四路纵队，12辆战车一字长蛇紧随其后，鱼贯前进，东八感觉此行不啻一次野游。

5月28日拂晓，东八联队已经偷偷摸到了哈拉哈河岸边。他惊讶地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竖着天线的堡垒，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的师部，也是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前线指挥所。经过“大清洗”的苏军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连指挥部心脏地带必须部署侧翼警戒阵地的基本规矩都忘了。

兴奋劲并没有持续多久，东八很快在望远镜里发现为数不少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还有河西岸高地上苏军火炮阵地上那一排排黑洞洞的炮管。他马上明白，对面的敌人不是软弱无能的外蒙古边境守备队，而是正规的苏联、外蒙古联军，看样子对方对日军的进攻早有准备。

东八对自己没有将整个联队的兵力全部带来感到有些懊悔。更要命的是，他以为很快就会得胜回营，根本没有进行无线电联络的必要，因而索性将无线电通信小队留在了海拉尔的营房，现在连刚摸清的敌情也无法向担任正面进攻的山县联队通报了。实际情况是，除了他和山县要面对的3000多兵力之外，苏军第十一坦克旅正从温都尔汗马不停蹄地往这里赶来。

时间已经来到了和山县大佐约定的5时30分，东边的枪声准时响起，担任主攻的山县联队按时发起了正面攻击。东八中佐只好硬着头皮下达了“攻击前进”的命令。一时间战车轰鸣，战马长啸，战车上的重机枪像泼水一般向敌人的阵地倾泻出弹雨。

正在指挥部里的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师长沙日布少校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蒙了，他做梦也想不到，战斗刚刚打响，自己指挥部旁边就钻出来这么大一支突击力量。还好沙日布很快醒过神来，立即命令警卫员护送政委和苏联顾问撤离，自己带领警卫排和师部其他人员拼死抵挡日军的进攻。寡不敌众的抵抗力量很快被日军全歼，沙日布也成为外蒙古军在诺门坎战役中阵亡的最高级军官。

东八中佐踌躇满志地走进了外蒙古军第六骑兵师的指挥部，胜利唾手而得，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意外。巡视完胜利战场的东八立即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是派人快马加鞭地回师团指挥部报捷，二是命令部队原地休整准备继续战斗，夺取哈拉哈河上的浮桥，切断东岸苏联、外蒙古联军与后方的联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东八见好就收的最后机会，可对于一向轻视苏联的日本军人来说，那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儿。

还没等东八联队扩大战果，外蒙古军第六师的装甲营赶到了。36辆装甲车一字排开，车载45毫米加农炮，打得日本骑兵人仰马翻，另一个方向上又冲过来一个苏军喷火坦克连，战场瞬间攻守易势，日军12辆薄皮大馅的装甲战车，眨眼间冒出白烟，变成了12堆废铁。

这东八百藏能干到联队长也绝非浪得虚名，他当即下令骑兵变步兵，所有人员就地成散兵线部署，用反坦克手雷对付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战车和坦克。放弃战马的日军骑兵迅疾展开了“肉弹攻击”，这一战术乃前辈“军神”乃木希典在旅顺攻坚战中首创，端的是威猛无比、有去无回。日军士兵利用坦克的视野死角奋不顾身地将反坦克手雷塞进苏军坦克的肚皮底下，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战车接二连三被炸起火。面对这种不要命的贴身肉搏，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坦克和战车只好掉头后撤，脱离与日军“骑兵”的接触。但是他们并不走远，很快在远距离形成了对日军的包围，然后不停地用炮火骚扰日军。东八百藏现在不单无法扩大战果，连撤退都办不到了。由于正面山县联队的进攻吸引了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注意力，东八命令士兵迅速修筑战壕固守待援。

下午，东八终于等来了援军，一小队日本步兵呐喊着，冲开苏军包围来到东八跟前。原来这是一支执行其他任务，因为迷路误打误撞跑到这里的一支小部队。虽然来的只是60多个步兵，但多个蛤蟆四两气，来了总比没有好。大喜过望的东八马上命令扩大阵地，等到夜间再采取新的行动。

已经一整天没吃没喝的东八联队，默默地等待着夜幕的来临。晚上，当他们从地上爬起来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几股强烈的电光已经将他们死死罩住，紧接着无数炮弹铺天盖地打了过来。企图发起夜袭的日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重新回到散兵坑中。一夜炮声不断，随着黎明的悄悄来临，东八已经彻底丧失了逃生的机会。自顾不暇的山县也曾派出小股增援部队，均在路上就被苏联、外蒙古联军打回去了或就地歼灭。

第二天上午，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第十七团团长丹达尔中尉率领骑兵在苏联、外蒙古联军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潮水般向东八的散兵线冲过来了，一下子就冲开数道缺口，闯进敌阵。骑兵混合着战车在日军阵中左冲右突，势不可当，日军士兵在马刀的挥舞之中纷纷倒下。见大势已去的东八百藏率领残存的士兵发起了自杀式冲锋，这最后的一击，很快在苏联喷火坦克喷出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东八百藏联队全军覆没，东八阵亡。

相比东八来说，正面的山县联队也不轻松。他们从5月23日清晨出发，用了整整四天才走完200公里的路程，准时于5月27日夜晚到达了预定的攻击位置。

5月28日，清晨5时30分，山县联队准时发起了进攻。正像侧翼的进攻一样，猝不及防的苏联、外蒙古联军很快败退，山县迅速攻破了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占领了一个名字为“742”的小高地。之后山县大佐命令立即构筑战壕和掩体，建立防御体系。

后撤到哈拉哈河西岸的苏联、外蒙古联军火炮在站稳脚跟之后，立即向被日军占领的“742”高地发泄出愤怒的炮火，随后，坦克和装甲车的车载火炮也加入了攻击的行列。当对岸的火炮停止怒吼时，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战车已经攻到了“742”高地的山脚下。严阵以待的日军反坦克速射炮充分发挥了近战特长，三辆苏军坦克相继中弹起火，其他迅速后撤脱离了战场。

很快就有一架苏军飞机飞过了“742”高地，飞机飞得非常低，几乎是在日军的头顶上飞过的。面对四处隐蔽躲避的日军士兵，飞机并没有射击或投弹，绕了一圈，大摇大摆地飞走了。经验老到的山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就在他醒过神来准备对炮兵发出迅速转移的命令时，已经晚了。对岸的火炮已经开始吼叫，炮弹准确地落在日军速射炮阵地上，速射炮连同5名炮手瞬间飞上了天。原来那架飞机是来测定攻击点的，以后的战斗，日军只能靠肉弹攻击对抗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坦克了。

5月29日上午，山县武光下达了攻击令。日军士兵端着亮闪闪的刺刀向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第十五团的阵地冲去。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大炮再次发出怒吼，但顽强冲锋的日军很快穿越炮火，和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士兵纠缠在一起。苏联、外蒙古联军的火炮优势瞬间消失，双方短兵相接的近战随之展开。

贴身肉搏本来也是蒙古人的强项，但新组建的外蒙古军队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日军的对手，整个防线很快接近崩溃。危急时刻，苏联、外蒙古联军的装甲部队及时赶来，加入了战团，一时间枪炮声、喊杀声、爆炸声震天动地，激烈的拼杀使战场上死尸遍地、一片狼藉。苏军的火炮虽然无法支援正在肉搏的外蒙古士兵，但可以阻止日军的增援。经过一个上午的浴血奋战，中午时分，日本人的攻势终于被遏制下去。

对于“742”高地上的日军来说，最痛苦不是死亡和搏斗，而是没有水喝，士兵的嗓子干到冒烟。一个干渴难忍的士兵情急之下抓起汽油当水来灌，结果中毒而死。山县也安排人员利用晚间轮流挖井，可是不管挖多深，也见不到一滴水的影子，很多士兵因为长时间缺水而昏迷。

此后几天，双方都没有大打出手。苏联、外蒙古联军只是用火炮不断地轰击日军的阵地，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西岸地势远比东岸要高，苏军基本上属于居高临下。加上苏军火炮的口径和攻击距离大大高于日军，使得日军只剩下挨打的份儿。不过由于同样损失惨重，苏联、外蒙古联军也没有再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当时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坦克和战车使用的是汽油发动机，车载油箱一旦中弹，很快就着火燃烧。这一重大缺陷被日本士兵充分利用，他们自制的简易燃烧弹几乎成了苏联坦克的克星。

前线变成了纯粹的挨打。1939年5月31日上午，小松原中将给山县发来电令，让他在天黑后撤离战场返回海拉尔。为了帮助山县撤退，日军轰炸机群对哈拉哈河两岸的苏军阵地进行了轰炸。山县还利用小松原派来增援的两个山炮中队进行压制性炮击，这才在当晚将部队依次撤出“742”高地。

出发时1600人的部队，只剩下400人。更糟糕的还是同去的伪满洲国部队，战斗一打响，除了日本军官之外，那些士兵很快就跑得一个不剩。在未来发生的殊死搏斗中，他们的战斗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派出的两支部队，一支损失惨重，一支全军覆没，日军可谓是出师不利。

相比较之后的大规模战斗，这仅仅是大餐之前的开胃汤而已。

调兵遣将

前线传来的不是捷报而是噩耗，这让小松原中将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看看回到海拉尔的山县联队残兵的那副狼狈相，小松原知道首次交锋自己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一定不能让上峰知道，否则我的前途就会到此为止。”小松原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他想起了一年前在张鼓峰一役中表现同样蹩脚的尾高龟藏，这家伙在战后利用渲染战绩、隐瞒损失的办法逃过了大本营的追究，还晋升为第十二军军长。小松原认为好事与坏事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关键看怎么去把握。

小松原马上做了两件事。第一就是立即向上级部门报捷，他把东八百藏成功袭击苏联、外蒙古联军河东指挥部，击毙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师长沙日布的辉煌战果一再渲染，再想当然地加上了全歼第六师第十五骑兵团的“赫赫战果”，结尾才将东八百藏中佐不幸罹难的事一笔带过。报告中，小松原还使用了极其煽情的语言，“白刃突击战，壮哉，东八队长之战死”。对于东八所部全军覆没，他只字未提。本来就不是，就没全去，怎么能全军覆没？小松原认为关东军就是知道了也不会点破，东京大本营更不会派人来核实，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

小松原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立即安排井置荣一中佐重建师团骑兵联队。尽管骑兵在战斗中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但作为一个古老的兵种在师团这种编制中没有还是不行的，更大程度上这是实力的一种象征，部队检阅时更是必不可少。小松原还要感谢一下东八百藏，轻敌的东八只带走了一个中队，正好留下一个中队来当种子。要是都带去，全军覆没了，这重建起来还真不那么容易呢。

关东军不可能不知道第二十三师团在诺门坎前线的失败，他们的特派员辻政信就在前线蹲着呢。可能是辻政信没好意思说，也可能是关东军护犊子，他们竟然相信了小松原的“捷报”，还直接把小松原的电报原封不动地发给了东京。

东京到底是远一点，他们确信前线打了胜仗。打胜仗肯定是好事，很快关东军便收到了参谋本部发来的“参字547号电”。电报除对第二十三师团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热烈祝贺之外，还亲切地询问了参战部队的情况。更让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感激涕零的是，不但参谋本部询问前线是否需要总部的支援，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还亲自授意关东军的态度“要更加积极一点”。这不就等于说，要前线想方设法进一步扩大事态吗？看人家板垣，当初冒死发起九一八事变，现在都坐上陆军大臣的宝座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呀。

来自东京的鼓励又让植田大将觉得前线并不是真打了败仗，充其量是“胜负各半”，双方等于打成了平局。首先是空战日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打得苏军飞机都不敢出来了。至于陆上，也不能算输，主要是出动兵力太少，也没带重武器。如果两个联队长都带上全部人马，胜利还说不定是谁的呢。

骑兵出身的植田大将，出生于明治时代1875年，现在已经64岁了。日本陆军规定大将的退役年龄是65岁，元帅则是终身制。如果想在军界继续干下去的话，植田必须在这半年的时间内立下不朽功勋，获得晋升元帅的机会才行。植田大将不但独腿，而且独身，为了当好军人，他连老婆都没娶，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皇军的“伟大事业”。植田清楚，日本可以批准一个瘸子担任大将司令官，但绝不会允许出现拐子元帅。晋升元帅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除非有奇迹出现，现在，可能出现的奇迹就在眼前。

既然是因为兵力少遭受了挫折，这次多去点人一定就可以找回面子，关东军参谋部很快就制定了扩大战争的作战方案。对于首战失利的第二十三师团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参谋部的信任。两大牛人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因此去找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认为如果务求必胜的话，就必须换掉刚刚吃了败仗的第二十三师团，改由关东军最精锐的第七师团亲自出马，拿不定主意的矶谷参谋长就去和植田司令官商量。植田踌躇再三，说了句很经典的话：“还是第二十三师团上吧，换了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之后还意犹未尽地加了几句：“越到这个时候，越是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则的话，如果我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这几句话等于把第二十三师团彻底送上了黄泉之路。

关东军的作战方案很快报到了东京。对于是否扩大在诺门坎地区的作战，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最后还是一贯主战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站出来说话了，“就是一个师团的事情，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让关东军自己搞去吧”。

有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肯，植田谦吉感觉到这可能就是让他名垂青史的重大转机，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植田大将，立即在6月20日向在伪满洲国的关东军下达了集结的命令：第二十三师团和第七师团第二十六联队、第二十八联队一个加强大队调往诺门坎一线；第二飞行集团前出海拉尔一线；驻扎在公主岭的第一战车团调往诺门坎一线，以对付苏联的装甲部队。

命令一经下达，奉命参战各部立即动身向着指定地点集结。

最积极的当然是急于找回面子的小松原第二十三师团，在接到集结命令的当天，便浩浩荡荡开出了位于海拉尔的营地。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照样还是没有水喝。由于第二十三师团的军需官在地图上看到这一带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就自以为是地判断行军路线上水源充足，也就没有从营地带出足够的饮用水。谁知路上那些湖泊都是咸水泡子，平时连牲口都不喝，更不用说人了。6月下旬，即使在东北，中午的温度也超过了30摄氏度，阳光下负重行军的士兵不到一天就喝完了所带的饮用水，一个个渴得喉咙冒火，眼睛喷血。一些聪明一点的士兵就利用夜晚宿营时挖坑，把头伸进去吮吸沙坑里的湿气解渴。还好此时是多雨季节，天空不时还下一点雨，这才使第二十三师团经过一周地狱式的跋涉终于到达了预定集结地点。这多雨有利也有弊，第二十三师团受益了，可害死了那边的第一战车团。

接到进军诺门坎命令的第一战车团是成立以来第一次成建制作战，终于有大显身手的机会了，何况对手还是宿敌老毛子，战车团上上下下都兴奋无比。第一战车团是当时日本唯一的装甲部队，因此被称为日本陆军的“天之骄子”。日本资源匮乏，制造坦克和战车所必需的钢材基本上依赖进口。在坦克的设计和制造技术上，日本与德、美、苏等国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日军坦克不论是火力、马力和装甲厚度，都与世界先进水平差了一大截。这种坦克吓唬吓唬更穷的中国人还凑合，一旦遇到真正的坦克强国就变得不堪一击。正因为日本坦克生产能力有限，所以数量很少，平时只是在阅兵或者庆典的时候才拉出来亮亮相，根本不舍得投入实战。这次出动也是第一战车团的处女秀。可以说为了在诺门坎打败苏联人，植田司令官真是押上了棺材本。

6月25日，第一战车团乘火车来到了距指定集结地点还有180公里的一个名叫阿尔山的地方，然后要自行前进180公里到达诺门坎。不知道是谁为坦克装甲部队选择的蹩脚路线，他们所走的路多半在大兴安岭以南，山南地区有大量的原始森林，正是多雨的季节，一路上河水泛滥，泥泞的道路不堪坦克重负，很快变成了两道深深的泥沟。坦克在泥水里行驶，故障频出，有些甚至连履带都拗断了。战车团司令官安冈正臣中将心疼地看着他的那些“宝贝”在泥浆中打转转，气得顿足捶胸。土路被坦克履带碾轧后，形成了泥浆沟，后面跟着的那些油罐车、弹药车、给养车可倒了霉了，经过时全都陷了进去。同行的坦克兵不得不停下来，钻出坦克帮助运输兵推他们的汽车。一辆陷入泥沟的载重汽车往往需要20多个人，才能够把它推出来。更让这支皇军精英难堪的是，他们的工兵联队居然没有将重型的舟桥设备带来，一旦遇到稍大一点的河流就必须绕行。安冈中将是小松原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一个夏季行军忘了带水喝，一个在多雨的森林地带长途行军忘了带重型舟桥设备，真不愧是一个师父带出来的同门师兄弟。

6月29日，历经千辛万苦的第一战车团，终于到达指定的集结地点。一天的行进距离只有可怜的40公里，还是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和平行军，连步兵急行军的速度都比不上。这情景要是让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看到了，估计能笑得晕过去至少三回。

姜还是老的辣，精锐的第七师团集结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第七师团因其编组地为北海道的旭川因此又名“旭川师团”，士兵大都来自盛产优秀战士的北海道和南库页岛地区。该师团第二十六联队以及第二十八联队的一个加强大队乘坐关东军汽车联队的400辆汽车顺风顺水地来到了集结地点。第七师团是关东军的陆军王牌，曾经在日俄战争有过惊艳的表演。其中第二十六联队更是王牌中的王牌，基本相当于北伐军中的叶挺独立团。这里曾经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毕业前的实习地，连从军入伍的日本皇室成员也往往选择这里来给自己镀金。第二十八联队也同样是骁勇善战。后来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一木清直支队就由重建后的第二十八联队为基干组成。植田大将连第二十六联队、第二十八联队也派出来，确实是不打算以后再过日子了。

相对于日军中那些骄傲蛮横、对苏军嗤之以鼻的将领，第七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陆军中将倒是一个少有的另类。冷静的园部对战事的前景并不看好，甚至可以说相当悲观。第二十六联队出发前夜，园部悄悄叫走了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告诉他最好把联队的军旗留下。前面我们说过，日本陆军联队的军旗都由天皇亲自授予，战后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亡则编制撤。园部中将预感到第二十六联队此行凶多吉少，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日军精锐的第二十六联队绝不能消失在他园部手里。

后来事实证明，园部中将的决策无比正确。随着战事不断深入，第七师团几乎所有步兵联队都陆续被抽调到前线投入战斗，最后也几乎都没有回来。战争末期，留在园部身边的只剩下第七师团师团部和一个大队，园部基本上成了光杆司令。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园部眼光独到，各联队的军旗均按他的指示留在了军营，所以第七师团虽然人差不多都变成尸体留在了诺门坎，但是原来的编制却幸运地完整保留下来。

集结最顺利的是第二飞行集团，还是天上跑得快——这条路不缺水也没有泥。在集结命令下达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1日，嵯峨彻二中将率领集团总部便已经抵达了海拉尔机场，集团第七、第九、第十二、第十五飞行旅团也先后到达，一时间海拉尔机场的停机坪上停满了日军的各型战机。

此时在诺门坎前线的日军兵力为：4个步兵联队，第十三师团的第六十四联队、第七十一联队、第七十二联队和第七师团的第二十六联队，外加第二十八联队的一个加强大队；大半个骑兵联队，就是在5月揭幕战中被打残的东八百藏骑兵联队；两个坦克联队，第一战车团的第三联队、第四联队；两个炮兵联队，独立野炮第一联队和第十三联队；两个工兵联队，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二十四联队；一个汽车联队外加一个飞行集团。总计步兵36000人、坦克182辆、装甲车51辆、大炮112门、汽车400辆、飞机180架。可以说除了步兵，关东军的其他家底基本都在这里了。

一时间诺门坎前线大军云集，中将、少将要数过来，得用上脚指头。按日军的传统，一个战区内如果出现同等军衔的情况，则以授衔早的为主官。在这里，小松原道太郎中将资格最老，加上他的第二十三师团是作战主力，前敌总指挥一职便非他莫属。不但因为有驻苏使馆武官的经历，小松原还曾经根据苏军的战术特点写过一本叫“如何与苏军作战”的册子，被参谋本部专门加印并秘密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所以说让他当总指挥也算是实至名归。

一个师团长能指挥近一个军的兵力，还有数量如此之多的飞机、火炮和坦克助阵，小松原不由得意气风发。他估计，不，他确信他小松原的名字很快被写入大日本帝国的历史乃至世界军事史，被无数后人传颂。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小松原此时的感受，那简直是“得劲他娘哭半夜——得劲死了”！

指挥部里竟然还出现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原来此时日本正寻求与这两个国家结成军事结盟，大家都认为这场战役日军必胜无疑，很有必要让未来的同伴来观摩一下，看看大日本帝国陆军是如何打得老毛子哭爹喊娘的，于是主动邀请两国派出军事观察团到现场视察、学习。

1939年的欧洲大陆已经是战云密布。这一年的5月底，为了应对可能随时爆发的大战，苏联明斯克军区司令部正在举行一场大型的“沙盘演习”，演习科目是装甲军团“如何由防御迅速转入进攻”。6月1日，刚刚参加完演习的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上将接到来自莫斯科的电令，要求他立即到国防人民委员会报到。接到命令的朱可夫刹那间全身冰凉，呆若木鸡。

在那个年月，接到这样一纸电令基本上相当于接到死刑的判决书，数不清的高级将领就是接到这样一纸命令后，便在战友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了。有人被关进了监狱，有人被处死，其中很多人过了很久才被公布罪名，还有的人一直就下落不明，不知所终。朱可夫所熟识而尊敬的基辅军区司令员雅基尔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将军、兵团司令科夫秋赫将军以及骑兵军军长罗科索夫斯基将军都是这样神秘消失的，不过罗科索夫斯基最后又幸运地活过来了。

害怕也不能不去，那样就会死得更惨，感觉后脖子冷飕飕的朱可夫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直飞斯摩棱斯克军用机场。在那里已经有一辆专车在等着他，小汽车直接把他送到了莫斯科的国防人民委员会。惴惴不安的朱可夫并没有见到伟大的领袖、统帅和导师斯大林同志，接待他的是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

伏罗希洛夫先是礼节性地问候了朱可夫的健康情况，之后元帅告诉他，在中国、外蒙古边境诺门坎一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已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了一段时间小规模的仗，其间苏联红军有一个不满员的军参加了战斗。日军陆续有了一些损失，但他们不接受教训，不服输，还想大打出手。统帅部已经决定调集精锐人马奉陪到底，先成建制地消灭他一两个师团再说。

元帅的话让朱可夫如释重负，一身的冷汗刹那间退了。尽管朱可夫此刻还不知道那个诺门坎在什么地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去那里应该不会经过奈何桥。

伏罗希洛夫同时指出，苏联最高统帅部对联军5月的战事十分不满。当时苏联、外蒙古联军占据着兵力和火力的明显优势，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飞机、坦克、人员均有重大损失。苏军高层预计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诺门坎还有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伏罗希洛夫指着地图说：“一场严重的军事冒险正在酝酿，无论如何，事情不会就此结束。”说到这里，他问朱可夫：“你能立即动身飞到那里，并在必要时接管部队的指挥吗？”

朱可夫马上明白这个询问就是实际的作战命令，他立即立正敬礼：“元帅同志，朱可夫已准备好马上起飞！”

元帅马上表示“很好，很好”。朱可夫离开时，伏罗希洛夫说了一句让他非常舒坦的话：“请放心，你将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朱可夫立即明白，前线的战事没有止境，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之——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

6月5日上午，朱可夫飞抵乌兰巴托，外蒙古军最高统帅、人民革命军总司令乔巴山大元帅亲自到机场迎接。

朱可夫随后来到了第五十七特别军指挥部。让他非常意外的是，这个指挥部离前线的距离足有120公里之遥。更让朱可夫惊讶的是，听着军长费克连科、军参谋长库谢夫汇报起来那磕磕巴巴、三问两不知的劲儿，他知道这些人肯定都没有到过前线。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中只有军政委尼基舍夫去过一次前线。费克连科军长的解释是，不是他不愿意到前方指挥，是因为那里实在找不到构筑指挥所的木料，他们现在正在筹集木料。

气愤的朱可夫扔下一句：“在距离战斗地点120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你不会觉得有困难吗？”之后，甩开费克连科等人直接去了哈拉哈河东岸。

凭着敏感的职业嗅觉，初到前线的朱可夫立即闻到了还没有完全消散的火药味。经过实地考察以及对苏联、外蒙古联军前线官兵的询问，朱可夫确认刚刚过去的战役绝不是普通的边境冲突。正如伏罗希洛夫元帅所言，日军没有被打服。在退出“742”高地后，他们一定还会再次发起“严重的军事冒险”，而以第五十七特别军现有的精神状态和实力根本无法取得胜利。

苏联、外蒙古、中国东北边境长达3000公里。在这样漫长的边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受到日军的攻击，朱可夫不敢贸然抽调远东各段的苏军部队。诺门坎地区现有的苏联、外蒙古联军用于防御都很紧张，用于进攻则显然不够。6月8日，他向伏罗希洛夫元帅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将这里曾经发生的真实情况向莫斯科进行了说明，提出了对局势的判断分析以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增加兵力坚守哈拉哈河东岸的阵地，同时准备从纵深进行反突击作战，歼灭敌军。朱可夫请求最高统帅部加强驻蒙古一线的军事力量，至少增加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同时要求调派先进的飞机和最优秀的飞行员到前线参加战斗。

报告第二天就得到答复：完全同意朱可夫同志对前线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宣布了新的人员调整命令。费克连科中将因“丧失战斗意志”被撤去军长职务，朱可夫兼任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答复中还说，将尽一切可能满足朱可夫提出的要求。

朱可夫立即下令将军指挥所前移至哈拉哈河西岸，第五十七特别军迅速占领了河东的所有战术要点，并开始昼夜不停地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

朱可夫早已注意到，别说诺门坎，就是整个外蒙古，都无法提供未来战斗所需的大量物资。诺门坎远离苏联的欧洲中心，而距离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则要近得多，在这里作战，苏联基本算是客场。在他的要求下，苏联开始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距离诺门坎最近的博尔集亚火车站运送大量作战物资。最初是几列军列为一批，之后时间间隔变得越来越短，军列也越来越密集，有时甚至多达30列军列为一批。货物卸在博尔集亚后，还要继续运到诺门坎，这段距离长达750公里，其间只有一条土路连接，汽车来往一趟需要整整5天的时间。

这样的情况日军不可能不清楚。日本陆军的常识是，大兵团作战，陆地兵站线的长度一般不得超过200公里至250公里。战争狂人辻政信以此判断，博尔集亚到诺门坎750公里的距离将使苏军根本无力在诺门坎集结和动用大兵团作战，而日军后方基地海拉尔到诺门坎只有180公里路程，并且有较好的野战公路。辻政信认为，至少从兵力的集结和补给上日军已经是稳操胜券。

但辻政信使用的是日本人的标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日军运送补给和弹药主要依靠牲畜和大板车，这些过时的玩意儿朱可夫根本看不上眼。苏军的军事装备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后都已更换，他们使用的是日本稀缺的载重汽车。朱可夫将驻外蒙古的苏军的所有载重汽车，包括火炮牵引车都动员起来，采用歇人不歇车的方式，昼夜不停地从博尔集亚往诺门坎运送战略物资，只花了十天时间，就储备了可使用半个月以上的作战物资，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计。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这会儿基本把兄弟“清洗”得差不多了，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诺门坎。其间他得到红色间谍佐尔格来自远东的重要情报：由于中国战场已经进入持久战，日本根本没有力量同时在北方展开大的战役，尽管日本在诺门坎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态势，实际上并未做好与苏联大规模作战的准备。这一宝贵的情报让斯大林吃下了定心丸。

斯大林认为，尽管来自德国的战争威胁更大一点，但远东的日本同样不可小觑。对待虎狼之国的挑衅，软弱退让无济于事，只有出重拳把它打疼才可能让它安静下来。短期内欧洲的战争还打不起来，目前正是利用自己相对先进和充裕的军备资源对日本实施狠狠打击的好机会。他特意关照伏罗希洛夫，给朱可夫他想得到的一切支援，彻底把小鬼子打垮。

斯大林的话那是比圣旨还要管用很多，伏罗希洛夫马上完全照朱可夫的要求将精锐部队陆续从欧洲调往远东。除了增调步兵第八十二师和第五十七师之外，装甲兵司令巴甫洛夫大将带来了两个新型坦克旅和一个装甲旅，与已在当地的两个坦克旅组成了临时坦克部队。这是朱可夫最喜欢也最擅长指挥的部队。炮兵司令沃罗诺夫大将带来了三个远程重炮团，其火炮最大射程为30公里，远远超过了日军的火炮射程。空军代理司令鲍尔吉金少将也带来了三个新型战斗机大队。

大量战机的来到，使得苏军迅速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等地开辟出新的野战军用机场。为了改变5月揭幕战中与日军空战中的不利局面，苏联空军还向诺门坎前线派出了一个由48人组成的教练班。这些人大部分是在中国和西班牙经过战争淬火的老鸟，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内，前线的嫩鸟们都被安排轮训了一次。

随着力量不断增强，早已退出作战的苏联空军再次变得积极起来。从6月17日起，他们不时出动机群对日军的前线目标进行袭击。6月19日，苏联飞机轰炸了阿尔山、甘珠尔庙和阿木古郎附近的日军集结地，日军囤积在前线的500桶汽油以及大量粮秣被炸焚毁，给日军造成了较大损失。

外蒙古也实施了紧急动员。总人口不足百万的外蒙古在乔巴山的号召下全民动员，坚决捍卫国土，誓与来犯的日军决一死战。6月17日，乔巴山到哈拉哈河前线视察了作战部队并与朱可夫再次会面。双方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宣布苏联、外蒙古联军联合指挥部正式成立。

6月下旬，当前线报告诺门坎一线发现大量日军正在集结的情况后，朱可夫下令坦克部队主动出击以迟滞敌军的集结，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第十一坦克旅根据朱可夫的命令以营、连为单位多次袭扰日军的步兵集结地。6月28日，苏军一个坦克营忽然向将军庙实施奇袭。将军庙这时已成为第二十三师团的指挥所，在苏军T-26坦克的横冲直撞下，将军庙外围的日军阵地很快陷入混乱。幸好当时一队日军速射炮刚刚赶到，连忙将炮口瞄准冲过来的坦克一通乱轰，苏军坦克才悻悻撤走。

诺门坎前线大军云集，局势刹那间剑拔弩张，真正的参战者是远东的一对世仇——俄罗斯和日本。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越境攻击

苏联远东空军在5月揭幕战中几乎完败。随着大批新型飞机的来到和飞行员整体素质的提高，苏联空军急于通过作战来一雪前耻。因此在地面战斗尚未展开之前，空中的战斗已率先打响。

6月22日，之前几乎畅通无阻的日军第二飞行集团便遭到了苏联空军的迎头痛击。日军的120架战机与苏军的150架战机在哈拉哈河上空狭路相逢。一场激烈的空战之后，哈拉哈河两岸到处都是被击落飞机的残骸。断断续续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日军损失战机30架，苏联的损失大约是40架，战斗中，日军王牌飞行员森本重信大尉阵亡。

三天的空战虽然仅仅算和对手打成平手，但在此之前，苏联空军在诺门坎上空从未战胜过敌人，这一轮空战使得苏联空军重新树立了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信心。苏联战斗机大队副大队长斯科巴里钦上尉在空战中表现尤为突出，他一人击落数架日机，战斗结束后立即被提升为大队长。

虽然并未在战斗中落败，但日军第二飞行集团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苏军迅速强大的空中力量，嵯峨彻二中将不禁焦急万分。他最害怕的就是打消耗战，日本航空队猛则猛矣，却后继乏力，飞机只能越打越少。日本国内有限的飞机制造能力使得前线几乎得不到及时的增补，飞行员的补充则更加困难。相反，苏联远东空军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由于有了斯大林的首肯，苏军出现的损失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及时补充，升空作战的飞机始终有增无减。第二飞行集团为此头疼不已，只好靠加大起飞频率来弥补飞机和飞行员的短缺，但兵力的调度依然是捉襟见肘，那些身经百战的飞行员更是疲于奔命。如果就这样和对方耗下去的话，第二飞行集团迟早会彻底丧失战斗力。

为了彻底解除苏军的空中威胁，第二飞行集团司令部大胆地拟订了一个对外蒙古重要机场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坦赫阿依拉等地实施空袭的作战计划，预定的攻击时间是6月30日。

突袭计划上报关东军司令部，以辻政信为首的一帮参谋们认为，之前，苏联空军已经越过边境进入伪满洲国境内，对阿尔山、甘珠尔庙和阿木古郎等地进行过攻击，属于不折不扣的越境攻击行为，日军这样的作战计划纯粹属于正当防卫、礼尚往来。不过他们也预计，东京那帮胆小如鼠的官僚们很可能不会批准这个作战计划，报来报去耽误的都是工夫，还不一定能批下来，干脆打了再说。辻政信、服部卓四郎一帮人就决定先斩后奏，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确保打赢，只要打赢了一切都好说，就像以前的九一八事变那样。

本来天衣无缝的计划还是走漏了风声。关东军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参谋部第四课课长片仓衷中佐从第一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那里得到了消息，趁着回东京出差的机会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自己的好友、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岩畔本来就不赞成将战事扩大，他立即汇报参谋本部，关东军正在谋划越境攻击，请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参谋本部闻讯，大吃一惊。空袭外蒙古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属于典型的越境攻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感到此举过于冒险，很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外交纠纷，在军事上也面临更大的风险。当时在中国战场，双方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战事的结束遥遥无期。此时在中国的中南部地区，围绕湖南长沙的一场会战即将打响，战役必然导致大量的物资消耗。这些物资很大部分是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生产的。中国东北与苏联、外蒙古的边境线长达3000多公里，如果苏联对此实施报复性空袭，对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威胁很大。对于苏联和外蒙古而言，日军战机的作战半径之内，几乎都属于不毛之地，就是想报复也找不到可炸的地儿。再说以苏联的经济实力，日本就是能报复也属于隔靴搔痒。

基于以上原因，中岛次长随即给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发去电报，提出不能实施越境轰炸。矶谷参谋长很快就有了回电：关东军在上述问题上的看法和将要采取的手段与参谋本部有所差异，希望“贵部”将诺门坎战役的一切事务交给关东军自行处理。中岛纳闷，这到底谁能管住谁呀？无奈的中岛只好派出作战参谋有末次中佐直接到长春传达东京的旨意。

让中岛想不到的是，实际上给他发出那封电报的根本不是矶谷参谋长，而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在这份电报的批准表上，课长、参谋长、军司令官几栏内签署的全是辻政信的大名。辻政信本来以为这样就算办妥了，但是听说参谋本部要派人来长春，就知道来了大麻烦，看来不汇报是不行了。

那份给参谋本部的回电尽管是辻政信擅自发出，但回电的内容却正合植田司令官和矶谷参谋长之意，于是大家就在一起策划应对之策。后边也有好消息传来，老天真是给面子，本来6月25日到达关东军司令部的有末次中佐，因天气出行计划推迟。

6月30日是第二飞行集团预定的远程轰炸时间。植田急忙指示嵯峨彻二，将攻击时间提前到有末中佐到来之前的6月27日。

同时关东军司令部指使自己的傀儡伪满洲国立即对外发出“严正声明”：“在之前短短五天的时间里，苏联和外蒙古空军多达十一次侵入我兴安北省境内诺门坎一带，炸死炸伤我民众多人，在我国的照会和多次声明下，他们的侵略行为不但没有收敛，而且变本加厉。为此，我军势必对其进行坚决还击。”

6月26日，有末中佐一行飞抵大连。和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建川美次少将一样，在矶谷参谋长的亲自部署下，有末得到了十分殷勤的接待。接待人员拉着急着要去长春的有末，先是参观了大连市容，然后视察了旅顺基地，还安排了黄金山、老虎尾的景点精品路线游，还瞻仰了日俄战争的胜利纪念物——俄国旗舰的大铁锚，最后在白沙滩尽情地游了泳。晚餐是形容不出的美酒海鲜，晚饭后陪伴有末的还有几个妖艳的俄罗斯美女，简直令有末中佐神魂颠倒、流连忘返。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一天很快过去了。

利用这一天的时间差，嵯峨彻二进行了最后的准备。飞行集团对外蒙古境内的各大军用机场进行反复侦察，把目标锁定在塔木察格布拉格空军基地。这个基地位于哈拉哈河以西约130公里，机场上停满了苏军的各型战机。

就在有末中佐风流快活之时，6月26日晚，海拉尔第二飞行集团司令部里秘密会议正在召开。午夜时分，嵯峨彻二中将发布了作战命令：6月27日清晨越境空袭，消灭敌军飞行基地的全部飞机。具体计划：第七飞行旅团旅团长宝藏寺少将率领重型轰炸机20架；第九飞行旅团旅团长下野少将率领重型轰炸机27架，轻型轰炸机10架；第十二飞行旅团旅团长东少将率领战斗机80架。总计137架飞机参加对塔木察格布拉格空军基地的越境轰炸。

6月27日凌晨4时，海拉尔机场和甘珠尔庙机场格外繁忙热闹，57架轰炸机和80架战斗机在黎明的微光中一架接一架腾空而起，30分钟后迅速在空中完成了菱形编队：第一组为战斗机群，第二组为重轰炸机群，第三组为轻轰炸机群，第四组仍为战斗机群。为避免被苏军发现，各机群始终保持3000米的飞行高度。黑压压的机群向着外蒙古境内的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猛扑过去。

早上6时左右，日军机群按预定时间准时抵达塔木察格布拉格上空。此刻的苏军正在晨操，只有防空哨兵的眼睛还在注视着远方的天空。这正是一天中机场警戒最薄弱的时刻，关东军对于攻击时刻的选择也确实是煞费苦心。

随着日军轰炸机的俯冲投弹，空袭警报声和爆炸声震惊了这片宁静的大地。停机坪上一架接一架的苏军飞机相继中弹起火燃烧，机场弹药库中弹引起连环爆炸。苏军的防空火炮向进攻的敌机喷出愤怒的反击炮火，4架值班的伊尔-16战机顽强地冲向日军的轰炸机群，向日机连发火箭弹，6架日军轰炸机被打得凌空爆炸。这是世界空战史上航空火箭弹的首次运用。但日军轰炸机还是将携带的炸弹全部倾泻在苏军的机场上，整个机场一片火海，地面上到处都是被炸毁的飞机残骸，油库中弹引发的熊熊大火直冲云霄！

据日军随后公布的战果显示，共有124架苏军飞机被击毁，还包括苏军的机库、营房和油库等重要设施，日军损失轰炸机6架。实际上塔木察格布拉格基地所有飞机加起来也没有124架，数字显然被扩大了。连当时轰炸机群的带队机长第七飞行旅团指挥官宝藏寺少将后来也说：“由于地面的炮火异常猛烈，加上苏军战斗机的袭扰，后边的轰炸被迫采用了高空水平投弹方式，无法精确命中目标，至少有一半的炸弹投到了空地上，关东军宣传的战果明显被夸大了。”

不过就空袭行动本身而言，日军获得了巨大成功，前线苏军飞机损失惨重。虽然损失数字没有日军说的那么多，但苏军机场被袭瘫痪确凿无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苏军飞机再次暂时退出诺门坎的上空，日军的空袭基本上达到预期目的。这次成功的空袭也创下了战史上第一次用大机群成功突袭敌方机场的战例。从此以后，袭击敌方机场成为开战时交战双方的“第一必修课”。

名将也并非都是完美无缺，这绝对属于朱可夫的严重失误，这样的失误随后也还会有。收到机场遭受空袭损失惨重报告的朱可夫大发雷霆，将手下一个个骂得狗血淋头，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战局。两年后，在菲律宾，同样是名将的麦克阿瑟还要重蹈朱可夫的覆辙。

6月27日傍晚，当疲惫的有末中佐乘坐火车到达长春见到矶谷参谋长时，矶谷未等有末开口就直言相告：“关东军对塔木察格布拉格的远程轰炸已经在今天上午结束。”然后搓搓手，一脸遗憾地对有末中佐说：“下不为例吧。”泡妞泡累了的有末中佐也无可奈何，只好发电报向上司汇报。这一幕简直就是九一八事变的重演，不过那次是“建川美次”，这次换成了“有末次”而已。后来事实证明，对于习惯自行其是的日军来说，这不是第一次，也绝对是“没有末次”。

捷报传来，关东军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立即眉飞色舞、添油加醋地向参谋本部作战课稻田正纯课长汇报了整个行动的全过程。本来以为会得到一顿表扬的寺田，得到的却是一通臭骂：你关东军也太不把参谋本部放在眼里了，老子不让你炸你偏要炸。骂完之后，稻田大佐还有难题需要处理：这么重要的事情，参谋本部该如何向天皇他老人家汇报呢？

这种丢人的事，作为皇族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肯定是不会去的，黑锅还要中岛次长来背。无奈，中岛只好硬着头皮去皇宫上奏，结果被裕仁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随意轰炸外蒙古境内，这叫干什么？责任由谁来负？”中岛嗫嚅半天，说：“眼下战斗正在进行，等告一段落之后，将使关东军明确责任。”之后，中岛吊着黑脸窝窝囊囊地回到了参谋本部。

被天皇臭骂的中岛立即将火撒到了关东军的头上，再次痛骂寺田的稻田骂着骂着不过瘾，连电话都摔了。看着被骂得脸都变形了的寺田课长，旁边的辻政信少佐火了，他问旁边的参谋：“参谋本部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俄国人？”接着，他从寺田手里抢过话筒，一个电话又重新打给了稻田。

“是苏联飞机先炸我们，关东军只是采取适当的战术手段予以还击。对这种行动，植田军司令官批准就行了，没必要报送天皇。”言外之意，老子告诉你参谋本部都是看得起你，你还真上脸啦？最后辻政信还抛下一句：“如果有问题，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不管那边还有没有话，辻少佐把电话一撂，转身走了，牛啊！

其实最委屈的还不是辻政信，而是第二飞行集团嵯峨彻二中将。为了确保轰炸成功，他把手下三个少将旅团长都派去亲自扔炸弹了，舍命换来的显赫战绩不但得不到表扬，反而挨了一顿臭骂，窝囊到家了，飞行集团自此再也没有主动出击的积极性。正赶上最近的空战损坏飞机也确实不少，嵯峨干脆以飞机需要维修为理由拒绝出战。其实这正是日本空军乘胜追击的绝佳时机，这样的良机就在互相埋怨的纠结中白白丧失了。

苏军的损失虽然惨重，但只是飞机和机场的地面设施损坏严重。不幸中的万幸是当时飞行员大部分都不在飞机上，因而伤亡非常轻微。在工程兵的昼夜努力下，机场的地面设施很快修复。苏联有的是飞机，补充的飞机也在半个月内迅速赶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补充来的飞机大部分还是性能优良的新战机，朱可夫真可谓塞翁失马。等到日军第二飞行集团完成休整和维修，再想在空战中讨些便宜的时候，形势对他们已经完全不利了。日本空军在随后诺门坎的战斗中渐落下风，逐渐失去了支撑作用。

打了胜仗的日本空军主动休战，给苏联重整空军力量留出了宝贵的时间。而苏联远东空军要增补损失的飞机，暂时保持克制。那些天，诺门坎的天空暂时恢复了难得的宁静。

死亡幽灵

与其他部队耀武扬威、大张旗鼓地来到前线不同，1939年6月底，诺门坎前线又出现了一支来去无踪的幽灵部队，它的恐怖让你一听名字就会不寒而栗，瞬间出一身鸡皮疙瘩，这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那支变态部队，大名鼎鼎的黑太阳“七三一”。

这支部队的草绿色军服与其他日军的军服完全不同，臂带上还有“山”字形的袖章，胸前佩戴着星形标志，纯粹一身特种兵的打扮。这次来到诺门坎前线的七三一部队只有200人，仅相当于一个步兵中队，却已经是这支部队的半数力量。这支部队的驻地戒备森严，周围布满了岗哨，即使是日军自己的其他作战部队也不准随意接近这片氤氲着恐怖气氛的死亡之地。当时官方给出的这支部队的名字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是医学博士石井四郎大佐，所以日军内部习惯称他们为“石井部队”。号称日本“细菌战之父”的石井为了日本的细菌战事业，可谓是“殚精竭虑”呀！早年他曾经自费到欧洲各国学习，为了筹集研究经费，连自己家里的地都卖了，这种敬业精神如果用到正经地方，估计获诺贝尔医学奖都不是不可能的。石井认为，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在战争中击败对手，细菌战是最有效的作战方式之一。他还提出，“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军事医学的目的在于进攻”。由于日军军医的最高军衔是中将，石井立志要成为第一个军医中的陆军大将。毋庸讳言，对于人类来说，石井大佐无异于一个变态的魔鬼。这种部队大家一般都是敬而远之，能够破例同意“魔鬼部队”到诺门坎战场参战，植田司令官也真是着急了。

早在5月初双方冲突刚刚发生的时候，石井四郎就已经向关东军司令部递交了请战报告。他把诺门坎视为进行细菌战试验的绝佳之地，为此还特地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6月初，石井就已经在海拉尔储备了2000多枚载有炭疽、伤寒、霍乱菌的炮弹，准备随时受命发射到到苏联、外蒙古联军的阵地上。此次能到前线参战，也是石井积极争取的结果。

当时世界上虽然有不少国家都在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个别国家甚至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鉴于其极端违反人道的特点，除了日本七三一部队之外，还没有哪个国家组建过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的军事单位。半个世纪后的萨达姆可能尝试过，不管最后到底有没有，还是让美国以此为借口给灭了。

在众多的致命细菌中，石井四郎对鼠疫可谓是情有独钟，大概是由于14世纪那场鼠疫几乎毁灭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次，石井大佐将鼠疫、炭疽、伤寒、霍乱等病毒一起带到了前线，这里变成了他检验研究成果的试验场。这些细菌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特效药物可以对付的微型凶神，绝对是一击致命的独门暗器。

致命的细菌带来了，但怎样将它们撒播到敌人中间却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总不能把老毛子抓起来一个一个往嘴里抹吧。石原大佐首先提出了两种撒播方式：第一种，用火炮将细菌弹直接发射到敌军的阵地上；第二种，用飞机对敌军阵地实施细菌弹轰炸。

前敌指挥官小松原中将对此颇费踌躇，他觉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妥。如果用火炮进行发射，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报复。一旦射程远远超过日军的苏军火炮进行还击，堆放在自己阵地上的细菌弹很可能会被引爆，这样一来，就偷鸡不成，反蚀好几袋米了。日军此时虽然占有空中优势，但是自从空袭塔木察格布拉格基地之后，苏军的防空措施做得十分严密，无法确保万无一失地将细菌武器投掷到敌军的阵地上。

小松原的第一个理由还勉强站得住脚，但拒绝使用飞机投掷的理由明显不成立。在战场上什么时间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其实小松原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他也知道这种卑鄙的作战方式不那么光彩，将来很可能由此受到牵连，他不想与这种反人道的罪恶有任何关系。气愤的石井大佐只好派自己的部队出动实施人工撒播了。

连小松原都不愿意沾惹的肯定是必须绝对保密的大事。石井大佐思虑再三，觉得只有手下的碇常重少佐可以承担这样艰巨的任务。6月30日13时，碇常重少佐率领手下21名敢死队员签写了血书，发誓无论成败都绝对要将此事带到棺材里去，绝不泄露一丝半点。之后碇少佐一行22名队员像幽灵一般出动了。

敢死队一行出发后，石井大佐立即通知关东军各部，绝对不得直接饮用哈拉哈河的河水，理由是它们很可能已经受到污染。这个石井还真够聪明，尽管没法找到细菌的治疗方法，他还是发明了不少类似“石井滤水器”和“石井滤水车”之类的水处理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将污水净化为饮用水，以缓解士兵在野外作战时的用水困难，这大概也算七三一部队唯一的正常发明了。这些东西也都随着命令分发到了前线各参战部队。

碇少佐一行沿着哈拉哈河往上游行进，黄昏时分到达了预定的撒播地点。碇少佐在河岸的芦苇丛中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河两岸地区，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他命令敢死队队员将载着数十只金属桶的橡皮筏划向河中心开始播撒。此种工作极度危险，撒播队员也不是百毒不侵，一不小心便可能受到“凶神”的光顾。敢死队员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各项操作，直至将所有金属桶中的东西全部投放在河水中。桶里装的是22.5公斤的鼠疫、伤寒、霍乱、沙门菌等烈性传染病菌。之后，碇少佐在河水中取样进行了简单的化验，测试撒播效果后方才离开。整个撒播过程都拍了完整的照片，如果是现在估计肯定要录视频了。最后，也正是这些照片和之前写下的血书惹出了事。

事实上，就在石井下发不能饮用哈拉哈河水通知的时候，对面的朱可夫已经通过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情报网络掌握了关东军将在诺门坎实施细菌战的绝密情报。联军迅速下达细菌战防护命令并组织了防护演习。为了保证前方的供水需要，苏军专门从后方铺设通往前线阵地的数条输水管线，他们根本就用不着去喝没有安全保障的河水。

最后受损较大的反而是日军自己。虽然日军各部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为了保密需要，又不能把原因说得太清楚。由于前线供水跟不上，干渴难耐的日军士兵仍有不少人偷偷地去喝河水，小松原为此接二连三地收到许多部队非战斗减员的报告，情况严重时甚至一个步兵中队成建制地失去战斗力。不了解内幕的部队长官们一头雾水地向小松原报告，很多士兵患上了莫名的“怪病”，许多与他们接触过的人也被感染，并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石井大佐的研究是多么“卓有成效”啊！

由于极端保密，这一次细菌战的战果，作战双方均没有任何资料。但苏联、外蒙古联军中因病减员的情况还是相当严重，连战马都有感染病毒大量死亡的记录。这些减员中应该有相当数量是这次细菌战的战果。作战期间，日军更有1173人因病死亡的记录，但因为日军死亡人数太多，这其中是否也有此次细菌战的战果，也基本无从查考了。

6年之后，1945年8月，苏军趁火打劫，出兵中国东北，“皇军之花”关东军在苏军摧枯拉朽的攻势面前，刹那间土崩瓦解。占领中国东北的苏军在七三一部队训练教育部部长园田太郎大佐的保险柜中，发现了碇常重少佐及其敢死队员签下的血书以及撒播行动中所拍的照片。七三一部队在诺门坎前线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才终于得到证实。

诺门坎战役结束后的1939年10月1日，七三一部队作为卫生部队在日军军史上首次获得由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亲自颁发的战功奖状，石井大佐个人也获得了四级金勋章。

河畔鏖兵

日军前敌总指挥小松原中将自诩为对苏作战的骨灰级专家。在他那本49页的小册子《如何与苏军作战》中，小松原这样写道，苏军士兵受过极其严格的正面攻防训练，要从正面攻破它的防线比较困难。但苏军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彼此之间的协作能力很弱，他们一旦被包围或侧翼受到包抄，就会陷入全线混乱。

小松原说得一点不假。在苏德战争初期，德军就对这一战术屡试不爽，并因此抓获了多达七位数的苏联俘虏。但是小松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凭日军的力量和速度根本做不到对苏军的包抄，最后反而被苏军包抄了。

按照这一思路，小松原计划由第一战车团、第二十三师团山县联队以及伪满骑兵师从苏联、外蒙古联军河东阵地的正面发动攻击，而第二十三师团另外两个联队加上第七师团第二十六联队、第二十八联队的一个加强大队作为包抄部队，从哈拉哈河下游偷渡突入外蒙古境内，围歼这一地区的苏联、外蒙古联军，抄苏军的后路。这一计划与5月底山县大佐的作战方案如出一辙。

实际上表面雷同的两个计划，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当时山县大佐用主力的步兵联队担任正面进攻，用于包抄的是东八中佐率领的机动性较强的骑兵和战车大队，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是恰如其分。至于最后不幸落败，那不是“我军计划不周详，而是敌军太厉害”。这次小松原让骑兵和坦克部队担任正面进攻，改用笨拙的步兵联队发起包抄行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本末倒置，最后的失败从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

除了德国军事顾问提出异议被迅速否决之外，关东军上上下下都认为小松原的计划很周详，总部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总攻时间定在7月1日。

就在大军出发的前夜，第二十三师团负责后勤的兵器勤务部部长近泽大佐，因为对渡河后超长距离的补给保障完全没有信心，在巨大的压力下开枪自杀。大军未行，先折大将，这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小松原的心头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7月1日黄昏，小松原率领包抄部队共18000名士兵来到了哈拉哈河下游的预定渡河地点。一路上的行军非常顺利，对岸没有任何动静。上次忘记带水，遗憾的是这次也没有带多少。倒不是说没长记性，而是武器弹药的运送已经压得后勤保障喘不过气来，再也没有剩余的能力来照顾士兵的饮用水了，这也正是近泽大佐饮弹自尽的主要原因。河边连一丝风都没有，被烈日烤灼了一天的沙地滚烫无比，人待在上面就像放在大铁锅里炒制糖沙板栗。水壶早就干了，身边的哈拉哈河里倒是水源充足，可是之前已经接到指示不能饮用，河水可能已经被严重污染。不过士兵虽然干渴，还能耐心等待，大家都认为战斗很快就会结束。

哈拉哈河有近50米宽，河水最深处深达3米，本来个子就小的日本兵根本无法徒步过河，于是负责迂回的大队人马便在河边等候工兵联队前来架设浮桥。

其实工兵联队早就到了，可惜来了也没事干，他们在等汽车联队运来舟桥设备。可笑的是，运送舟桥设备的第四汽车联队的运输车辆出发不久便迷失了方向。由于这一地带的地形地貌非常相似，汽车又不敢打开车灯照明，于是便只能一路寻寻觅觅，走走停停。汽车太少，任务太多，疲于奔命的司机们精神和体力都处于严重透支状态，车一停，大部分人趴在方向盘上就睡过去了。气得联队长田坂专一大佐不得不带人跑前跑后把司机从酣睡中叫醒过来。车队迷迷糊糊地就来到了一处咸水湖边，一看有水，大家以为这里就是目的地哈拉哈河，卸下舟桥设备便匆匆回去了。工兵联队好不容易才弄清楚设备卸车的地方，还好离真正的卸货点并不算太远。步兵联队也一起来帮忙，终于用人力把舟桥设备拉到了架设浮桥的地点。

7月2日凌晨2时，工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浮桥架好。由于材料不足和缺乏重型舟桥设备，架好的浮桥通过步兵倒是没有问题，但卡车要通过就必须先卸下货物，车货分过。最惨的是重型装备，只有轻便的37毫米速射炮可以一次性通过，其他火炮必须先拆卸成零件，分头搬过河后再重新组装，简直变成蚂蚁搬家了。即使如此小心，不堪重负的浮桥也时好时坏，须不断修修补补。工兵一个个忙得团团转，桥上桥下的过河部队也乱成一锅粥。不过到了上午10时左右，日军大队人马总算安全地渡过了哈拉哈河，一直惴惴不安的小松原总算松了一口气。

要说小松原选择的这个渡河点确实不错，它离苏军连接东西两岸的浮桥仅仅13公里，离朱可夫的指挥部也只15公里，攻击距离都不算太远。日军偷渡成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日军第二飞行集团对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的空袭。那次成功空袭使得苏军飞机升空侦察的次数大大降低，苏军在加强对空警戒的同时，却忽略了敌军的迂回偷袭。朱可夫是个被精良装备和高素质部队宠坏了的将领，居然没考虑漫长的哈拉哈河危险处处都在。防线侧翼出现这么大的疏漏，说他没一点责任似乎也说不过去。

过河以后的小松原命令留下第七师团第二十六联队负责浮桥守卫，同时也作为进攻部队的总预备队殿后。第七十一、七十二联队共8000人为前锋，由小林恒一旅团长指挥；炮兵联队和第二十三师团直属部队居中，沿着河道杀奔上游。踌躇满志的小松原乐观地估计中午就可以切断东岸苏军的退路，完成包抄计划，同时轻而易举地打掉西岸朱可夫的指挥部。

此时意外突然出现。外蒙古军的苏联顾问阿布宁上校，正驱车前往外蒙古军的驻地，原来空旷的原野上，忽然变戏法似的出现了上万日军，吓得魂飞魄散的阿布宁当即猛打方向盘，油门踩到底，朝着苏军指挥部狂奔。

听到报告的朱可夫大吃一惊。他手下的主力，特别是坦克装甲部队，几乎全部部署在哈拉哈河东岸，西岸兵力不到3000人，还大部分是外蒙古兵。渡河突袭而来的可是上万人的日军精锐。值得庆幸的是，朱可夫在指挥部侧翼巴音查山一带安排了一小支警戒部队，这一举措挽救了苏联、外蒙古联军，也救了他朱可夫的命。

无巧不成书，在侧翼担任警戒任务的部队正是之前被小松原用汇报方式“全歼”了的外蒙古骑兵第六师第十五团。该团由于在之前战斗中损失巨大，所以朱可夫将他们调到二线在指挥部侧翼负责警戒任务。本来是想让他们在这里休整一下，不料这里竟成了日军偷袭包抄部队的必经之道，因而成为最先开战的惨烈战场。

发现日军先锋部队的值班哨兵立即鸣枪示警，团长达尔玛扎布上尉在望远镜里看到的是漫山遍野一路冲杀过来的日军士兵。达尔玛扎布手下是机动性很强的骑兵部队，他若是迅速离开，日军就赶不上他。然而这是个负责任的外蒙古军官，他知道身后就是苏联、外蒙古联军的重炮阵地、浮桥渡口和朱可夫的指挥部。为了保住那些地方，他只能选择悲壮地去死，用生命换取宝贵的时间。年轻的团长向全团400多人发出了“寸土不让，死守待援”的作战命令。

巴音查山虽然名字中有山，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不到60米高的大沙丘，根本无险可守。外蒙军400多支“莫辛”步枪单薄脆弱的枪声，很快就被近万名日军的叫喊和密集的枪炮声给淹没了。一些外蒙古士兵迎着潮水般涌来的日军，义无反顾地冲入敌群，拉响了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或集束手榴弹，与冲在最前边的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拼命的招数，外蒙古人也干得出来。随后，双方展开了最为惨烈的白刃格斗。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拼刺刀前要把子弹退膛以免误伤自己人，外蒙古军可没有这些愚蠢的清规戒律，趁日军稀里哗啦子弹退膛之际，机枪手跳出战壕一阵猛烈扫射，第一排的日军顷刻间倒下一大片。外蒙古军的营、连长们则是一手持马刀，一手提驳壳枪，远射近砍，杀敌无数。第七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横田千野少佐，就是与外蒙古军连长乌兰克图中尉比赛刀法时，被对方冷不防用左手挥枪打中眉心“玉碎”的。

一阵血肉横飞的搏杀之后，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第十五团这次是真的全军覆没了。英勇的外蒙古士兵，用生命为战局的转变赢得了宝贵的两个小时。

名将被称为名将，不在于他永远不打败仗，而在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能够审时度势，迅速做出最正确最快速的反应。在短短两小时内，朱可夫迅速发出了几道紧急命令。

接受第一道命令的是空军。朱可夫命令所有还能飞起来的飞机统统起飞，集体攻击日军在哈拉哈河上新架设的浮桥。空军刚刚遭受重大损失，立即升空作战，困难不小。但随着朱可夫一声令下，空军的轰炸机就在还没有来得及完全修复的跑道上强行起飞。

相比于陆军的按摩吃药治病，这空军就像是打针动手术，来得快，见效也快。迅速飞临浮桥上空的苏军轰炸机有70多架，将所有的炸弹全部倾倒在哈拉哈河上的日军浮桥和等着过桥的日军补给车辆上。日军的补给车辆被炸得四分五裂，浮桥也被炸得断成几截，河两岸的日军就此失去了联系，突入东岸的日军主力后路被断，前面正在进攻的日军屁股上被狠狠扎上了一刀。

第二道命令发给了炮兵部队。反正外蒙古军骑兵第十五团是保不住了，朱可夫调集所有122毫米以上口径重炮，对准巴音查山一通无差别轰炸，密集的炮火在高地上连成了一片火海，黑烟此起彼伏，在空中形成氤氲不散的蘑菇云。占领巴音查山的日军只好死死地蜷缩在外蒙古军留下的战壕中躲避密集的炮火，连头都抬不起来。

这还只不过是饕餮大餐前的甜点而已，接下来端上的才是真正的燕翅鲍。随着轰鸣声的不断接近，苏军第十一坦克旅、装甲第九旅，外蒙古军两个装甲营，共超过500辆坦克和装甲车以重型T-28坦克打头，排山倒海般碾轧过来。日军阵地上配备的16门37毫米反坦克速射炮根本无法阻止钢铁洪流的推进，反而很快被一一摧毁。

日军士兵在出发之前每个人都领到了一瓶汽水，这可不是关东军补给太好，给大家发的防暑降温饮品，上头的命令是喝完汽水后，要往里面灌满汽油，制作成简易燃烧弹对付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坦克。日军士兵也的确勇猛，面对苏军成群的坦克，纷纷拿上汽水燃烧弹、反坦克手雷，有的甚至把迫击炮弹绑在身上从苏军坦克的前方、侧翼和背后猛扑过去，还有士兵甚至直接爬上坦克用枪托猛砸观测镜和天线，使坦克无法正常行驶。尽管无数人在靠近坦克之前就被击毙，但还是有不少士兵一头钻进了坦克的肚皮底下，苏军坦克和战车在这种肉弹攻击下接二连三地起火，苏军的进攻势头暂时得到遏制。

日军渡河部队的侧翼也遭到了攻击。由36辆装甲车组成的一支外蒙古装甲部队不远不近地来到渡口处第七师团指挥部和第二十六联队的侧翼，正好停在火力够得上的位置上，对着日军就是一顿炮轰，弄得第二十六联队的日军进退两难。很快这支装甲部队的背后又杀出来一个苏军坦克连，十几辆坦克绕过第二十六联队阵地向第二十三师团指挥部猛扑过来，坦克炮弹在指挥部的四周连续爆炸，小松原架设在沙丘下的几顶帐篷顷刻垮塌，第二十三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当场被打成肉酱，整个指挥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苏军坦克离指挥部只有800米了，指挥部内包括小松原中将、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辻政信、服部卓四郎在内的一众高官，个个面如土色，大家在绝望之下甚至已拔出指挥刀做好了剖腹自杀的准备。恰在此时，日军一小队速射炮兵带着6门速射炮渡河，挡在了指挥部的前面。坦克与反坦克炮正面相对，一起开火，当先的两辆苏军坦克当场起火，其余坦克以为敌军援兵已到，就主动退出了战斗。生死攸关的7分钟就这样过去了，小松原这才定下神来，视察一下这支舍命救驾的英勇部队：近80人的速射炮小队只剩下1门炮和6名炮手了。目睹了这场小规模坦克战的小松原，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此时“他第一次失去了战胜苏军的信心”。

为了对“舍己救人”的速射炮小队表示感谢，辻政信少佐大方地从身上掏出了一包天皇御赐的烟卷，给幸存的炮兵每人发了一根。由于烟卷的根部印有天皇的菊花徽记，这些士兵抽到菊花时就把烟掐灭，把烟屁股收藏起来作为纪念。

至此苏军已经扭转了开局的不利局面并逐渐占据主动，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坦克从三面围定已经渡河的日军，日军唯一的退路——浮桥也时刻处于对手的威胁之下。一天战斗下来，各部队纷纷向小松原告急，不是伤亡过半就是弹尽粮绝，总之好消息一个都没有。小松原也束手无策，因为补给线已经被苏联空军切断。长时间没有一滴饮用水，官兵渴得简直变成了一群疯子。一些日军士兵开始自发向苏军重机枪阵地发起“猪突”冲锋，倒不是为了争取反败为胜，他们的目标是夺取苏军的重机枪——苏制水冷式重机枪的散热筒内装着5公升混合着润滑油的水。

摆在小松原面前的唯一生路就是盼着赶紧天黑，然后抢修浮桥，趁夜色撤回河东岸。此时尚能保持清醒的小松原无奈接受了失败的事实，他在午夜时分下达了撤退命令。日军官兵踩踏着数千同伴的尸体通过刚刚修好的浮桥狼狈地逃回东岸。

朱可夫在河西围歼日军主力的作战意图最终未能实现。

7月2日15时，小松原向第一战车团安冈正臣中将发出了重要信息，河东岸的苏军主力部队正陆陆续续地向河西撤退。

这证明小松原侧翼部队的行动取得了成功，担任东岸正面攻击的第一战车团和山县联队闻讯大喜。随着安冈中将战刀一挥，独立野战炮第一联队的36门九〇式野战炮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第一轮吼叫。30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担任主攻的第三坦克联队35辆八九式中型坦克和27辆九四式重型装甲车率先冲出掩体，山县联队、工兵联队的士兵紧随其后，向东岸苏联、外蒙古联军的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由于原来配备在此的坦克和装甲部队均被紧急调回河西对付已经渡河的第二十三师团，阵地上的苏联、外蒙古联军无法抵挡日军排山倒海般的进攻，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便放弃了前沿的两道阵地。

原来传说中凶悍无比的苏联、外蒙古联军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心花怒放的第三坦克联队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不由得仰天大笑，他命令部队全速前进，一举夺取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浮桥，冲过哈拉哈河与对岸的第二十三师团会师。

他这一全力猛冲，自己倒是舒服和威风了，跟在后面的山县联队和工兵联队可就苦了，日军步兵的小短腿不论怎么跑，都无法跟上全速前进的坦克。山县大佐连忙派人去跟吉丸联络，联络官飞奔赶上坦克联队，找到了吉丸大佐的车。但坦克车封得严严实实，联络官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只好举起枪托猛敲装甲车的外壳。吉丸大佐无奈打开舱盖，探出头来。问明事由之后，立功心切的吉丸大佐不耐烦地回了一句：“战机一瞬即逝，你们步兵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吧。”说完，合上盖儿，绝尘而去。气得后边的山县大佐半天说不出话来，也只好下令步兵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跟进。

守卫东岸最后一道阵地的是苏军第三十六摩托化步兵师的两个步兵团。经过大半个月的努力，这里的防御工事已经构筑得比较完备，整个防线纵深达到3000米，阵前还布置了密集的地雷阵和蛇形铁丝网。师长彼得罗夫少将用望远镜看着渐渐开过来的日军坦克纳闷不已。他拿起望远镜仔细看了看，没坏呀，让他惊讶的是，日军坦克怎么这么迷你，比起苏军坦克明显小了一圈都不止。由于下属的装甲部队和大口径火炮全部回调支援河西战场，这里留下的只有团属的迫击炮100多门，最大口径也不过120毫米。

日军已经进入苏军火炮的射程之内，彼得罗夫立即命令向日军坦克开炮，迫击炮发射的榴霰弹在日军坦克的四周爆炸，可惜这种榴霰弹对日军坦克并没有多大的杀伤作用。

正当吉丸大佐得意狂笑的时候，日军坦克撞上了苏军精心布置的蛇形铁丝网。这些铁丝网的铁丝呈螺旋形，坦克只要一压上去，履带就会被死死缠住，进退不得，只能在原地打转。无奈之下，坦克兵只有钻出坦克，竭力想把铁丝从履带上拔出来，忽然临头又浇下了霰弹雨，坦克兵被炸得鬼哭狼嚎。吉丸这才恍然大悟，霰弹打的不是坦克而是坦克兵。第三战车联队自中队长木之本守之助少佐以下30多名坦克兵瞬间倒毙，坦克也被击毁击坏数辆。值得庆幸的是，苏军的坦克和装甲部队都回河西去了，这里也没有准备好反坦克武器，否则这支坦克部队真是苏军绝好的靶子。动弹不得的吉丸大佐忽然开始想念那些被他甩在后边的步兵和工兵了。

还好后边的山县联队和工兵联队很快赶到，工兵开始奋不顾身地帮助清理缠绕坦克履带的铁丝网。虽然因此被榴霰弹和苏军狙击手又打死不少，但是坦克终于可以动了。此时天色已晚，一路狂追坦克的步兵和工兵伤亡惨重，活着的基本连走路的劲儿都没有了。吉丸大佐只好收兵回营，日军坦克对苏军步兵也完全没有打出坦克应有的气势。

当天傍晚，第四坦克联队指挥官玉田美郎大佐走进了安冈中将的指挥帐。针对白天第三坦克联队攻击未果的实际情况，玉田请求率本部坦克夜袭苏军炮兵阵地，摧毁让日军极为头痛的苏军火炮。

安冈中将十分欣赏玉田大佐的勇气，但对玉田的作战计划却颇费踌躇。附近的地形很容易迷路，第一次参加实战的日军坦克连白天作战的经验都没有，更谈不上夜战了。但是玉田大佐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受到安冈中将的影响，他坚信自己的方案完全可以收到出其不意的奇效。他辩解，摧毁苏军的火炮阵地，对明天白天的战斗肯定更为有利。而且他手下的坦克是九五式轻型坦克，战斗威力虽然比不上吉丸大佐的八九式坦克，可机动性能很好，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4公里。即使作战不利，也可以发挥此优势，迅速脱离战斗。至于迷路的危险，玉田大佐自信，星光的指引已经足够让他认准进退的方向。安冈中将终于为部下的斗志和信念折服，批准玉田大佐当晚率队夜袭。

冷静的玉田大佐深知自己的优劣，他选择绕开苏军防线的正面，从侧翼发动夜袭。为了防止坦克的噪声被苏军警觉，第四坦克联队全部仅保持5公里的低时速，趁着黑夜掩护，偷偷地向苏军的侧翼阵地摸去。除了玉田乘坐的指挥坦克上装有车载电台外，其余坦克都没有无线通信设备，在黑暗中关灯之后，又听不到前后左右车辆的声音。为了保持队形，各坦克的车长们只好打开舱盖，探出头来互相小声喊话保持联络，使得行军更加困难。

还好天公作美，刚出发不久，天空就开始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玉田大佐见此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没有了星光的指引方向更不容易掌握，喜的是有了雷声和雨声的掩护，他就可以甩开膀子全速前进了。

第四坦克联队就这样很快摸近苏军的火炮阵地。远处苏军阵地上那一排排指向空中的炮管在闪电的光照下若隐若现，玉田大佐禁不住一阵狂喜。他迅速下令展开战斗队形，向苏军的火炮阵地发起突袭。

玉田联队摸过来的地方正是苏军第三十六摩托化步兵师的炮兵阵地，在这里驻扎着一个炮兵团。由于炮兵团的阵地远在主阵地的后方，苏军根本想不到，暴雨之夜这里还会有日军来偷袭。等哨兵发现敌军坦克冲过来发出警报，为时已晚，敌军已经到了眼皮底下。猝不及防的苏军士兵刚跑出营帐就被日军装甲车上的机枪扫倒，幸存者一哄而退。留在阵地上的火炮、牵引车辆、弹药等全被日军坦克击毁。不到一小时的战斗，苏军损失122毫米榴弹炮18门、152毫米榴弹炮6门。日军仅损失了一辆坦克，就是第二中队指挥官一藤喜久中佐的座车，中佐及其车组成员全部阵亡，死亡的还有一名军医。相比取得的战绩，这一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大功告成的玉田大佐立即率队趁夜色遁走。等苏军的坦克部队赶来增援的时候，阵地上只留下苏军大炮散落的无数零件和横七竖八的士兵尸体。

玉田大佐的夜袭可谓整个诺门坎战役中日军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开创利用夜间恶劣天气实施大规模坦克集群攻击的成功范例。这一战例后来被许多军事院校写入了教材。

7月4日中午，朱可夫接到一架侦察机的报告，哈拉哈河东岸一个叫巴尔夏嘎尔的高地附近发现了日军的大队坦克，正缓慢地向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渡口浮桥方向前进。朱可夫当即下令雅可夫列夫少将率本部第十一坦克旅前往迎击，又命令索维伊少将的装甲第七旅迂回包抄切断日军坦克的退路。一时间，3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发出震耳的轰鸣绝尘而去，亚洲历史上最大的坦克对决，已经箭在弦上。

正在行进的安冈战车团尚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已经被苏军发现，起伏的沙丘遮挡了他们的视线，等前哨发现苏军坦克直扑过来的时候，双方距离已不足一公里。

当时参战的坦克分类为三种。10吨以下为轻型，10吨至20吨为中型，20吨以上为重型。吉丸清武的八九式中型坦克为13吨，已经是日本坦克中装甲最厚、火力最强的型号了。而苏军的T-28坦克为31吨，两者相比，简直就像姚明遇上了潘长江一般，优劣不言而喻。不仅如此，苏军坦克在数量上也占据优势。苏军庞大坚固的坦克成群结队闯进日军弱小单薄的战车群里，如入无人之境，有的甚至不用开炮而闷头撞去就能把日军坦克掀个底朝天。日军坦克只能躲躲闪闪，千方百计绕到苏军坦克尾巴后照准履带猛打，才能使其瘫痪而失去战斗力。但对方也是在高速的运动当中，这样的机会是少之又少。没用多大工夫，日军战车团就顶不住了，一辆辆八九式坦克被打成废铁。吉丸清武乘坐的指挥坦克一上来就被苏军发现，几辆T-28坦克立刻死死咬住了它，76毫米坦克炮轻易地击穿了八九式坦克20毫米厚的装甲，一声巨响之后，吉丸大佐和他的“坐骑”瞬间“玉碎”。

昨天立了大功的玉田美郎第四坦克联队更无法与苏军坦克对阵，他的那些坦克全重只有8吨，装甲仅仅10毫米，只能凭借良好的机动性能躲避苏军坦克炮的打击。面对这些玩具似的小家伙，庞大的苏军T-28坦克根本不屑射击，开上来直接冲撞，把日军坦克一辆一辆掀翻在地，然后冲上去把它们轧成扁扁的铁皮。

安冈部队一半以上的坦克、全部装甲车，很快都变成了一堆堆废铁，这些在中国战场横行霸道的钢铁怪兽，在苏军的坦克面前竟然好像纸糊的玩具一般。后边的退路已经被苏军第七装甲旅切断。眼看第一战车团已经无法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突然一阵狂风吹来，沙尘四起，遮天蔽日，能见度瞬间降低，安冈中将趁机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出生天，一口气跑到100公里外的将军庙才停下来。

玉田美郎大佐在战后总结中这样写道，苏军坦克“射击迅速而准确，弹药充分，几乎没有臭弹”。他发出这样的感慨是有原因的，那场战斗结束后，由于补给跟不上，日军坦克的燃料已经告罄，平均每车只剩下5发炮弹。

刚刚成立半年的第一战车团第一次参战就败得如此惨，日本大本营大为震惊。坦克造价昂贵，日本的国力、资源和生产能力都无法承受这种损失。参谋本部坚决不同意植田司令官将如此“宝贵”的装备消耗在诺门坎，命令他务必珍惜这支独一无二的部队，安冈及其残部因祸得福，彻底退出了诺门坎的战斗。

战后，朱可夫这样评价日军坦克部队：“坦克非常落后，与苏军20年代中期的主力坦克基本相当。基本战术动作也很呆板，死盯着迂回和侧击这一种办法，很容易被消灭。整体上看，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既无战术也无技术。”“英雄”所见略同，这一论断和后来德国专家的观点倒是基本吻合。

日军坦克部队的退出使得苏联坦克部队更加肆无忌惮。7月6日清晨，6辆苏联坦克冲进了尚未撤走的日军第一战车团的营地，日军坦克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击毁了5辆九〇式轻型坦克和6辆八九式中型坦克，无奈之下，附近的山县联队立即派出步兵来支援装甲部队。

可笑的是，苏联坦克不怕日本的同行却怕日本的步兵。一见山县联队的步兵赶来“救驾”，他们立即脚底抹油，迅速逃得无影无踪。

他们怕的是步兵的“汽水”。

渡河迂回侧击失败，正面进攻最强悍的坦克装甲部队又铩羽而归，看来与老毛子面对面硬磕是占不了上风了。束手无策的小松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之前玉田联队的夜袭以及空军奇袭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不是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吗？怎么能忘记“夜袭”这一看家的绝招呢？

夜袭苏军阵地的作战方案迅速上报关东军总部并立即得到批准。不仅如此，总部十分体恤军情，从驻海拉尔的第八国境守备队抽调了2000多名经验丰富的老兵补充给损失巨大的第二十三师团，随着这些老兵到来的，还有特地调拨的一批速射炮和重机枪，甚至还有刚刚配备部队不久的火焰喷射器。夜袭的时间定在了7月7日22时。

日本人对夜袭是信心满满，但一边喝茶观战的德国观察团却提出了异议，他们不同意夜袭，尤其不同意小松原以白刃冲锋为主要方式的夜袭。他们的说法是，这种战术太过落后，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此小松原和辻政信根本不屑一顾，这些养尊处优的德国人哪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厉害。辻政信提醒德国专家，你们知道不，在张鼓峰，帝国皇军和老毛子刺刀见红伤亡比例可是1∶28，你们懂个屁呀！

7月7日晚饭后，担任夜袭任务的各部队纷纷潜入预定的攻击地点。只有第二十三师团第七十二联队和第七师团第二十六联队的夜袭部队发生了一些意外。

第七十二联队夜袭部队在潜向进攻地点的途中与一支苏军装甲侦察分队遭遇，侦察分队马上将消息传递到西岸，苏军炮兵立即用152毫米口径重炮对第七十二联队进行点名。无处可躲的日军伤亡惨重，中队长以上军官阵亡过半。酒井联队长不得已下令部队转回出发地，又重新绕了个大圈子之后再迂回前进。这样一下子就耽误了两个多小时，但酒井大佐依然命令部队加快节奏赶往预定的夜袭地点。

第二十六联队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苏军坦克营，双方进进退退对峙到第二天清晨，曙光乍现的时候，苏军坦克营率先撤走。须见新一郎联队长见天色渐亮，夜袭已经失去意义，只好悻悻地打道回府。

其他夜袭部队顺利地进入了攻击阵地。22时整，日军两个野战炮联队70余门75毫米口径火炮一起向苏军一线阵地进行了半小时的火力准备。首先出动的是日军工兵，苏军在河东主阵地前足足埋下了7万颗地雷，全清完是不可能的，工兵的任务就是负责从地雷阵中清出一条供步兵冲锋的道路。第二十四工兵联队的士兵摸到苏军的雷场前，触发了地雷，立即招来苏军阵地上机枪和迫击炮铺天盖地的打击。工兵联队伤亡累累，联队长川村大佐身先士卒上前排雷。地雷可不管你是不是联队长，川村很快被炸成齑粉。在丢下数百具尸体之后，顽强的日本工兵还是拼命为攻击部队扫出了一条道路。

夜袭的步兵联队立即发动冲锋并迅速接近了苏军火力点。新到的火焰喷射器发挥了巨大作用，苏军的火力点一个接一个地燃起了熊熊大火。缺乏夜战经验的苏军见势不妙，很快放弃了一线阵地。凌晨1时30分和3时40分，在山县武光大佐和酒井美喜雄大佐的攻击方向上，先后升起了表示夜袭成功的信号弹，在后面观战的小松原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命令向关东军总部报捷。

随着暗夜的消失，日本人夜战的优势也随之丧失殆尽。第二天上午，在苏军火炮、坦克、装甲车、空中力量的联合打击之下，日军晚上占领的阵地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苏军，还顺便搭上了不少尸体。

陆军败得实在太惨，连赌气不愿意出击的日军第二飞行集团都实在看不下去了。这天白天，日军飞机从海拉尔和阿尔山两个基地倾巢而出，对苏联、外蒙古联军东岸的阵地进行轰炸。日军战机的出动马上引来了苏军蝗虫一般的机群，苏军飞抵战场的各型战机有200多架，激烈的空战在哈拉哈河上空打响。26岁的日军王牌飞行员筱原弘道在当天的战斗中再次击落苏机4架。早在6月27日，他就曾击落敌机11架，创造了日本单日战绩最佳纪录，加上其他战绩，筱原累计击落敌机已经达到了58架。可惜质量优势有时候也会被数量稀释，他的纪录也在这一天终止。

日军另一个王牌飞行员竹尾在与苏军飞行员拉霍夫上尉的激斗中，因飞机被击中跳伞。当他发现自己不慎落在河西岸苏军的阵地上时，试图自杀，但是枪还没拔出来，就被苏军按倒，当了俘虏。竹尾受到了苏军的优待，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想见见击落他的飞行员。当拉霍夫上尉微笑着来到他面前时，竹尾凝视了良久，之后深深朝对手鞠了一躬。

尽管单兵作战并未占得上风，但是凭借数量的优势，苏军逐渐取得了制空权。随后几天，空中的日机慢慢减少并逐渐销声匿迹。

8日晚上，头天夜袭未果的第二十六联队再次出动实施偷袭。这次日军没有进行炮火准备，直接由步兵向苏军阵地摸黑前进。加上天降暴雨，他们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苏军的阵地前面。这次他们碰到的不是地雷，而是依然十分麻烦的铁丝网。静悄悄的夜袭再次变成强攻，苏军的炮火马上封锁了夜袭日军的前进方向，眼看寸步难进的第二十六联队须见大佐只好含恨下令撤退。

眼看小股部队夜袭效果不佳，小松原试图尝试一下人海战术，实施一次更大规模的夜袭。他要求各步兵联队投入所有能够作战的部队对苏军来一次泰山压顶式的集团冲锋。7月9日22时，日军集中所有火炮对苏军阵地进行了覆盖式炮击。随着炮火的延伸，近20000名日军端着亮闪闪的刺刀冲出潜伏区域，呐喊着发起了集团冲锋。光那20000人在深夜里一起发出的嘶叫，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一时间，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原野，日军士兵潮水一般涌向苏军的前沿阵地。

朱可夫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相对来说，苏军夜战能力远远不如日军，想提高这种能力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为了应对日军的夜间进攻，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把黑夜变成白昼，为此朱可夫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给前沿部队配发大量的照明弹和曳光弹；二是向防空高射炮部队抽调了12辆大功率的探照灯车；三是给炮兵配发了燃烧弹；四是给坦克和装甲车改装了大功率的远光灯。

面对日军的集团冲锋，苏军阵地上数十发照明弹划破黑暗升上了夜空，探照灯和战车前车灯一起射向阵地前的开阔地带。一时间将近10平方公里的荒原被照得如同白昼，集团冲锋的日军当场暴露在苏军的交叉火力之下。枪弹、炮弹、燃烧弹、手榴弹如倒水一般向成群结队的步兵泼去，冲锋的日军如快刀割麦子一般成排成排被扫倒。

顽强的日军毫不退缩。就在两军即将交汇的千钧一发之际，斜刺里又杀出一支部队，苏军的冲锋枪队危难之时显身手。冲锋枪虽然射程较短，但射速和进入射击状态较快，几乎无后坐力，枪口也不会跳起，连续发射很少出现故障。即便刺刀快到鼻子尖了，持枪者只要扣住扳机不放，仍然可以将对面的敌人打成筛子。冲锋队员平端着新式的“波波沙”冲锋枪对准冲上来的日军一通猛扫，打得日军血肉横飞、尸横遍野。日军士兵被这种从来没见过的武器震慑住了，纷纷溃退，日军的第一次冲锋终于被击退。

当时的“波波沙”轮盘式冲锋枪也是苏军刚刚开发出来的新式武器，还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由于诺门坎地区有战事，就正好送到这里接受实战的检验，也算是“病急乱投医”吧。这种冲锋枪一个弹盒能装71发子弹，横扫的时候基本不用顾虑枪膛里有没有子弹，是近距离射杀敌军的利器，实战中显示出的强大威力连苏军自己都没想到。

第一次冲击失败后，小松原命令炮兵将火炮前移，务必先消灭苏军的照明设备。经过近两小时的准备，日军火炮完成了抵近转移，苏军的照明设施全部进入了日军炮兵的射程。随着小松原一声令下，日军火炮发出了第二次集体吼叫，朱可夫调来的照明车被日军的火炮一辆接一辆地摧毁，坦克和装甲车上的远光灯也被炮弹的碎片陆续击毁。照明设备的损坏大大加速了照明弹的消耗。很快，整个战场再次暗淡下来，苏军的强大火力优势迅速被削弱。

日军在黑暗的掩护下，再次潮水般涌向苏军阵地，黑暗中的日军很快占据了上风，苏军一线阵地很快失守，撤退途中，第一四九团团长列米佐夫少校阵亡。不过日军所取得的战绩也仅仅是将战线向前推进了2公里至3公里。

天亮之后，苏军的火炮优势再次显现出来。日军折腾一晚得来的阵地全部处于苏军炮火的打击之下。晚上短兵相接时因为害怕误伤友军，西岸高台的炮兵阵地一弹未发。天亮了，对面阵地上也都是日本人了，对于炮兵来说正是发威的好机会。朱可夫一共储备了60万发炮弹，他要求炮兵在射区内每平方米每分钟平均要爆炸两发炮弹。数不清的炮弹居高临下地发射过来，黄土被炸起后与黑色浓烟混在一起，阵地上空真像起了雾霾一般。日军刚刚占领的每一座高地都遭到了炮火的严密封锁，步兵和炮兵蹲在战壕里一动也不敢动。

更可怕的是苏军的狙击手，守在阵地上的日军士兵经常会发现身边的战友突然像被电击了似的抽搐一下不动了。过去查看时，往往发现战友额头上有一个圆圆的小洞，日军连子弹从哪里打过来的都不知道。为了对付敌人的狙击手，日军也调来了一批三八式狙击步枪配备给枪法好的士兵，意图对苏军狙击手实施反狙击。但狙击手的素质高低，不仅仅取决于枪法。临时拼凑的日军狙击手根本就不懂得狙击战术，没有积极移动的意识，经常在一个地方反复射击，结果很快就成了苏军狙击手的盘中餐。

在打也打不过、躲也躲不起的情况下，日军只好下令让士兵自己小心，请他们记住：“步枪原地射击时间每次不得超过30秒，轻机枪每打完一个点射必须更换阵地，重机枪不得轻易暴露。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待上10秒钟。”

日军再次陷入了进退两难、被动挨打的地步。这么多人在这里趴着，吃饭喝水都成了大问题，送水送饭的炊事员很多成了苏军炮兵和狙击手的猎物。天气酷热，阵亡士兵的尸体很快腐烂，整个阵地上一片尸臭。再等几天，不用打，光熏就能把人给熏死。

前线部队的狼狈样连关东军司令部都看不下去了。1939年7月12日，植田命令小松原立即停止进攻，原地休整。其实这时候日军哪里还能进攻，不过是蹲在那里挨炮而已。得到命令的小松原就坡下驴，趁势命令大军回撤，在各自划定的防区内挖壕筑垒。

现场观战的德国专家目睹了7月9日夜晚那场近乎疯狂的冲锋，被日军的表现惊得目瞪口呆，在给国内的报告中他们写道：

日军指挥官小松原中将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帝国观察团，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击败苏军三个师，我帝国军人对如此狂妄而又无知的态度非常吃惊。

日军的战前训练令我们目瞪口呆，他们居然主要练习白刃战和冲锋，我们认为日本还以为现在是在日俄战争时代。

日军的坦克技术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都不到。坦克整体设计非常落后，装甲薄弱，火力很差，称之为坦克就很勉强。且全国只有一支坦克部队，为了珍惜坦克居然使用步兵掩护坦克这种不可思议的战术。

日军使用坦克正面强攻、步兵迂回，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在平原上不用机动装甲部队迂回包抄却使用步兵，证明他们完全是装甲作战的门外汉。

小松原固执地命令士兵发动夜袭。值得一提的是，矮小的日军士兵装备的是一种刺刀长达半米多的步枪，明显是为了白刃战而设计的，但愚蠢的密集冲锋被苏军自动火力迅速击溃。

日军为了显示其勇猛居然允许高级指挥官和部队一起冲锋，导致大量高级军官阵亡，这完全是缺乏军事指挥常识的愚蠢蛮干。

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日军的战斗力非常薄弱，德国与之结盟实非明智之举，应在外交上格外谨慎，不可与日本过分亲密。

估计小松原要是看到这样的报告，会气得口吐白沫，含恨而逝，含哭九泉。

最大规模的炮战

从7月3日开始大规模的战事不到半个月，日军就损兵折将，特别是兵器装备，如坦克、装甲车、飞机、火炮的损失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战前储备的弹药等物资也几乎消耗殆尽。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小松原明白光凭自己现有的力量想守住都难，肯定无法组织起新的攻势。在接到进行休整的命令后，他一边布置组织防御，一边硬着头皮请求关东军给予增援。

大规模的交锋已经打了一周多，总部的大领导还都没有来过。7月12日，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带着作战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终于屈尊来到前线，亲自了解前一段时间的作战情况。关东军司令部之前已经在前线派驻了工作组，主要成员是副参谋长矢野少将和作战参谋服部卓四郎中佐、辻政信少佐。

经过对前线的详细考察，矶谷参谋长做出了以下结论。

一、前线部队60％以上的伤亡都拜苏军火炮所赐。目前参战各炮兵联队均没有可以与苏军火炮抗衡的大口径、远射程大炮。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战场的不利局面，只有动用宝贵的远程重炮部队参战。

二、苏军的坦克部队始终是日军进攻的一大障碍，在日军坦克装备没有明显改进之前，安冈战车团暂时不宜再战，以免造价昂贵的战车白白损耗。言外之意就是说，坦克对坦克是打不过人家的，只能“破罐子破摔”地上人了。

三、目前的作战部队减员太多，已无法继续执行攻击任务，应从其他师团抽调有作战经验的部队予以补充。

四、前敌总指挥小松原中将前一阶段的作战指挥没有错误，应继续予以鼓励和支持。

看到上边第四条，小松原感动得无语凝噎——领导真是给面子呀。

都是自家兄弟，在前线混得灰头灰脸也实在不容易，植田大将也只好认可了矶谷等人起草的总结报告，同时根据报告的建议做出了新的调整：将驻旅顺的第五重炮旅团、野战重炮第一联队、独立重炮第七联队、穆陵重炮联队等重炮部队调往前线。连旅顺要塞的重炮也都一门门拖出来运往诺门坎，这样前线的大口径火炮就有了38门。加上之前在战场上的两个野炮兵联队，大小火炮总数达到了82门。其中100毫米九二式加农炮的射程达到了17.5公里，虽然比起苏军的150毫米加农炮尚有不及，但总算超过苏军的107毫米加农炮的射程了。

看着这些硕大无比的钢铁玩意儿陆续来到，小松原顿觉腰杆又硬了不少，这可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压箱底的宝贝呀。

当时裕仁天皇的女婿盛厚殿下正在重炮兵部队镀金，也将随部队赴前线参战。关东军宣传部门借题发挥，专门将驸马爷亲临前线的消息大肆宣传一番，以期达到鼓舞士气之目的。

调动这样的重炮部队，可不像现在玩网络游戏，胡乱圈一下，一拉就过去了。由于日本牵引车辆非常缺乏，重炮出动还大多依靠畜力牵引。一门150毫米榴弹炮在硬土地上还需要16匹马才能勉强拖动，到了诺门坎这种松软的沙土地带，加上一倍的畜力还不够，一个炮兵联队需要上千匹的马才能保证最基本的机动。150毫米榴弹炮一枚炮弹的重量就是30多公斤，再算上观测、军械、粮秣、卫生、器材、维修等分队，理论上一个重炮联队至少要有3000匹牲畜才行。一时间，诺门坎战场上云集了上万匹牵引重炮的战马。伪满洲国所有官员都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强征所有能征到的马匹送往前线，一些官员的坐骑都被迫捐了出来，改为走路上班。马也不能只拉不吃，每天又凭空增加大量的马匹草料，令负责后勤的辎重部门叫苦不迭。

为了弥补反坦克火力的不足，关东军还将第一师团和第七师团所有的速射炮统统调往诺门坎，第七师团第二十八联队剩余的两个步兵大队也调往前线，这样第七师团2/3的部队都已到位，可以正正经经地称为第七师团了。同时派往诺门坎的步兵部队还有驻海拉尔和奉天的四个独立旅团和一个伪满洲国骑兵旅团，一时间，日军部署在诺门坎前线的军队达到8万人。

这边忙得不亦乐乎，那边朱可夫也没有躺着睡大觉。战役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不说别的，仅前线抓到的日军俘虏就来自十几个不同建制的部队，况且日军没有丝毫要收兵的迹象。苏军侦察机在空中可以看到，从将军庙到前沿阵地布满了日军的宿营帐篷，前往海拉尔的铁路线上运兵专列绵延不断。这一切让朱可夫预感到，日军在诺门坎绝不会轻易罢手，他迅速将前线的情况发给莫斯科的伏罗希洛夫元帅。

此前斯大林的战略重点一直在欧洲。听了伏罗希洛夫的汇报，斯大林意识到，假如诺门坎作战就这样僵持下去，其大部分精力和一些军队主力将一直被牵制在远东，反而会影响到欧洲方面的部署。看来唯一的办法是继续增调部队，发起一场彻彻底底的大反攻，让日本人在诺门坎彻底认败服输。

1939年7月15日，斯大林下令将第五十七特别军升格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朱可夫就任集团军司令员，第一集团军有权统辖诺门坎战场所有的苏联、外蒙古联军部队。伏罗希洛夫元帅给朱可夫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结束远东战事。

随着集团军成立的是大批援兵的陆续开来。仅在陆军方面就增加了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一个机枪旅、一个坦克旅，空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欧洲又调来了六个飞行团，使得诺门坎前线的参战战机达到了581架。

就在第一集团军成立这一天，苏联空军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了满洲腹地的富拉尔基铁路桥等一系列战争要点，作为对日军轰炸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的报复。富拉尔基铁路桥是关东军支援诺门坎前线后续兵站运输的必经通道，空袭进一步加大了日军在前线集结的难度，已经逐渐丧失空中优势的关东军无奈在满洲首次实行了灯火管制。

苏联空军的肆无忌惮让植田大将愤懑不已，他亲自给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发去电报，请求再次越境对苏军的空军基地进行袭击。此时，在中国战场，日军刚刚侵占了南昌，即将开始进攻长沙。参谋本部恨不能在诺门坎的战斗马上停下来。载仁亲王亲自严令关东军不得擅作主张越境轰炸。

苏军在日军的两次夜袭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由于部队的夜战能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提高，之前的“夜晚变白昼”方案也不能长久使用，朱可夫审时度势地制定了“黑退白进”的方针。就是让一线部队选择好夜间退却的方向和位置，当遭到日军夜袭时立即撤出一线阵地，避免与日军展开夜战，等天亮后在炮兵和坦克的协同下再将失去的阵地重新夺回来。这样既可以避免给擅长夜战的日军扬其所长的机会，又可以发挥自己炮火和坦克的优势，大量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在此前的战斗中，苏军坦克80％的损失，是日军步兵的肉弹攻击引起使用汽油的发动机油箱着火造成的，朱可夫为此早就请求莫斯科尽快将更换的柴油发动机运往前线。在休整期间，来自国内的柴油发动机终于来到诺门坎前线。前线的机械修理营开始日夜加班，赶在新战斗之前顺利地完成了坦克发动机的更换工作。不但如此，苏军还在坦克的要害部位加装了钢丝网，这样日军士兵再也无法轻易将反坦克手雷或集束手榴弹投进苏军坦克的要害部位了。

7月18日，关东军在诺门坎前线召开了会议，讨论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会议上，炮兵和步兵很快发生了激烈争执。小松原主张仍以步兵夜袭为主要攻击手段，炮兵负责火力压制和支援。而关东军炮兵司令内山英太郎少将则主张以炮兵攻击为主，等炮火将苏军阵地完全摧毁后再由步兵去打扫战场即可。第二十三师团的小林少将等步兵指挥官支持小松原，重炮旅团指挥官畑勇三郎少将又站在内山一边。两派各执己见，会议吵成了一锅粥。

只有空军指挥官嵯峨彻二中将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空军之前空袭塔木察格布拉格之后挨训受了委屈，之后的几次出击又损失惨重，嵯峨中将知道这次孤注一掷的步炮协同攻击，自己肯定还是要出场的。但不管炮兵先上还是步兵先突击，跟自己关系都不大。只要确定了攻击时间，飞机准时来应场就是了，现在懒得跟你们费舌头。

最后还是要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来裁决。植田考虑到既然整个关东军的重炮部队都到了前线，还是先让炮兵显示一下实力为好，况且之前步兵的表现也实在差劲。老奸巨猾的植田自有他的小算盘：让重炮部队充分施展一下，万一不成功也可以对东京有所交代，这不，重炮兵上去也不行吗？再说前线步炮部队光编制就有十几个之多，如果搞步炮协同也会很困难，不如让炮兵打光炮弹后再进攻。于是他批准了内山少将的作战计划，小松原有意见，那就暂时保留吧。

小松原无奈只能表示服从。他也在为自己找退路：都是你们的主意，我不过是按你们的说法执行而已，就是打输了也不能怨我。

由于重炮的弹药储备还没有最后完成，总攻的时间只能推迟到4天后的7月22日早上6时30分。

就在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几发苏军的150毫米加农炮炮弹落在了会场附近。一辆炮兵的弹药车被炮火击中，引发连环爆炸，13个日军炮兵被炸得飞上天空，落下来的时候已经没了人形。刚才这炮弹要是落在指挥部里，那大家直接见上帝了——不祥之兆瞬间笼罩了整个指挥部。

这也是朱可夫安排的积极防御措施之一，利用苏军远程火炮不断攻击日军的后方目标。苏军150毫米加农炮的射程远达30公里，足可以打到位于将军庙的日军前线指挥部。将军庙之前几乎每天都会遭到苏军远程火炮的打击，但造成如此严重伤亡的还是第一次。

大战在即，关东军对前线作战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慰问活动，增发了奶糖、饼干、羊羹等慰问品，军官还领到了许久不见的清酒和啤酒。领导还有一项让当兵的嫉羡不已的待遇，可以轮流去海拉尔度假。日军兵站还特意指定了几家妓馆和饭店专门招待前线回来度假的日本将佐。

去前线送死之前还是先风流快活一把吧。

已经到了7月22日这一发动总攻击的原定时间。可惜天公不作美，诺门坎上空彤云密布，淫雨霏霏。重炮部队的前线观测哨根本无法提供准确的射击方位。就在炮兵指挥官内山少将通知小松原要推迟炮击时间，等待天气好转时，第二飞行集团的嵯峨彻二中将也发来了消息，天气原因飞机不能按时起飞，预定的空中支援顺延至天气好转开始。

话说得轻巧，你说顺延就顺延？小松原指挥的步兵集群都已经提前进入预定攻击阵地了。几万人的移动很难逃过苏军的空中侦察，苏军很快就知道了日军大规模移动的情况。朱可夫根本没想到日军这次是想搞一次“炮战”，以为日军的手段还是夜袭，于是下令炮兵实施干扰性打击。刹那间，苏军的远程加农炮、榴弹炮，师属山炮野炮，连团属的步兵炮和迫击炮都加入了轰击的行列。由于炮多，弹药充足，苏军炮兵的三道火网对凡是怀疑藏有日军的地方都是一通乱轰。打不打得死人不论，砰砰啪啪，热闹非凡，先吓唬吓唬你再说。

前线集结了这么多的队伍，随便扔几炮就能炸死人，何况是这种还算密集的轰炸。一些步兵中弹身亡，更多人是被苏军的炮弹活活震死在草草挖成的散兵坑里。日本工兵所带的作业工具全被炸毁。第七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的阵地最惨，一天下来，1200人只剩下260多人。

闷头撅腚死挨炮这算啥事呀？各步兵联队纷纷要求小松原命令炮兵进行反击，给步兵减轻点苏军火炮的压力。但炮兵部队拒绝还击，内山少将的理由很充分，盲目还击不但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反而会暴露自己的炮兵阵地，招致对方有的放矢的打击。还有一个原因，内山没好意思明说，日军的炮弹数量十分有限，尤其是那些重炮炮弹本来就没多少，一枚一枚都要用到最关键的地方去，绝对容不得一点浪费。实际上，资源贫乏的日本就是欺负欺负贫弱的中国还威风一些，面对军事大国，根本打不起消耗战。

到了晚上，雨收云隐，月朗星稀。苏军的轰炸机趁着夜色也来凑热闹，又有不少日军士兵被炸死在黑暗之中。

还好，7月23日天气依然晴朗。清晨6时，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的58架九七式轰炸机和护航的中岛式战斗机按预定时间来到诺门坎上空，准备对陆军实施空中支援。不想苏军却一下子出动了200多架战机，瞬间便形成了对日本轰炸机的围歼之势。尽管日军飞行员单兵作战能力并不输于对手，但是猛虎难架群狼，1∶4的数量劣势使得日机往往顾此失彼，一架一架的日机被相继击落，制空权已完全落入了苏军手中。

6时30分，日军炮兵开始进行试探性射击，试图引诱苏军重炮反击以测定对方的具体方位。苏军也不是傻子，日军炮火零零星星打了一个多小时，苏军的重炮依旧是不声不响。只有前沿部队的团属迫击炮和小口径榴弹炮偶尔不服气地回骂几句。

先沉不住气的反倒是内山少将。上午8时，他下令所有的重炮一齐开火，之前日军侦察气球已经侦察出很多“疑似”的苏军重炮阵地，由于之前苏军没有还击，只好将怀疑的地方统统轰上一遍。

日军炮弹远不如苏军充足，可内山少将已经得到了关东军总部的许可，今天的炮击，每门炮可以打足五个基数。由于生产能力和资源限制，日本的军工部门无法为前线提供充足的炮弹，以前炮兵作战打足一个基数的情况已很罕见，这回一次打足五个基数更是日本陆军战史上的第一次。

矮小粗壮的日本炮兵开始满头大汗地将一发一发炮弹塞进重炮炽热的炮膛，对着可能是苏军炮兵阵地的地方狠狠进行着射击。冒烟的黄铜弹壳在炮兵阵地背后堆得像小山一般，连内山自己都数不清打出去了多少炮弹。由于东岸地势低于西岸，日军的炮兵等于是在仰攻，82门炮中能够打到河西岸苏军炮兵阵地的只有46门，所以很多炮弹都打到河里去了。哈拉哈河里的鱼虾鳖蟹这次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加上目标也不确定，这样的炮击当然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侦察气球传回的观察报告说，射击效果不太理想，击毁苏军重炮10门。正打得兴起的内山少将临时决定炮火射击延长一个小时。

兴奋过度的内山少将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单方面下令延长炮击一小时的命令，竟然忘记通知给步兵。按原来的约定，是炮击展开两小时后步兵发起冲锋。时间一到，早已憋屈了一天多的步兵争先恐后地跃出战壕，高呼万岁向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前沿阵地发起集团冲锋。

尽管日军炮击效果不佳，但苏军阵地还是遭到了不小的损失，面对数万日军步兵近乎疯狂的冲锋，一时竟也难以抵挡。正当苏军前沿阵地指挥官准备下令暂时放弃一线阵地的时候，突然间，一排排重型炮弹在日军步兵的冲锋阵中连环爆炸，大片大片的日军步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内山的炮，打苏联人是远了点，有点够不着，打自己冲锋的步兵倒是距离正合适。日军步兵眼看着就要冲破苏军的防线了，却被这突如其来的炮击打得晕头转向。苏军前沿指挥官还以为得到了自己的重炮支援，当即放弃后撤，打算调集所有轻重火力一起开火。日军步兵的第一次攻势，就这样在敌我双方的联合打击下顷刻间土崩瓦解。

此时，正好一架日军侦察机在战场上空飞过，及时发现了这一误炸，急忙呼叫内山的炮兵停止射击。但由于苏联实施了无线电干扰，内山根本听不清侦察机在叫什么。他还以为是自己炸得很完美，空军在给自己加油喝彩呢，当下激动不已地继续给炮兵下达了加量攻击的命令。

在指挥部看到这惊人一幕的小松原气得差点把望远镜都摔了，破口大骂，内山这个乌龟儿子王八蛋简直愚蠢至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白天的攻击简直就是一场谋杀”。当前线各步兵联队指挥官知道落在他们头上的重型炮弹乃是拜内山少将所赐之后，一个个气得向天发誓，战后一定要将内山少将送上军事法庭。内山少将家的女性眷属也得到了无数前线士兵的集体问候。

不过战斗还要继续下去，有苦难言的小松原只好亲自带着司令部人员到各步兵联队进行慰问，安抚吃尽了双方炮弹的士兵，重新激励他们被自己人严重打击的士气。

穷酸日本人居然敢跟自己玩炮战，气得朱可夫差点哭了。他立即下令将在日军重炮威胁下的苏军重炮后撤。苏军的重炮均有专门的牵引车辆，移动灵活，且重炮部队都设置有多个预备阵地，一个阵地遭到炮击时可以迅速转移到另一处阵地。朱可夫还下令前沿炮兵观察哨测出日军重炮阵地的方位，同时指示坦克装甲部队寻找日军炮击死角隐蔽自己，随时准备反击日军步兵的进攻。

日军的这次炮击整整打了三个多小时，一口气发射了5000余发炮弹，日军辛苦储备的炮弹刹那间不见了踪影，打死的还包括不少自己人。由于连续射击，那些平时舍不得用的大炮发生了不少事故。有9门重炮的炮架折断，7门发生炸膛事故，酿成了炮毁人亡的惨剧。诸如炮身过热、炮管烧坏等故障层出不穷，仅射程最远的加农炮就一连瘫掉了6门之多，内山少将心疼得差点晕厥。

追加的一小时炮击停止后，日军步兵再一次向苏军阵地猛冲过去。出乎预料的是，这次的冲锋极为顺利，除了零星踩响几个地雷外，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6个步兵联队均顺利占据了预定的目标阵地。原来阵地上的苏军已经撤退到两侧的阵地，将整个浮桥和渡口全部让给了日军。

最先占领苏军桥头堡的第七十二联队酒井大佐大喜过望，当即指挥手下冲过浮桥占领西岸的苏军阵地。第七十二联队士兵很快便蜂拥冲过了浮桥。自诺门坎战役开始以来，这是日军第二次踏上西岸的土地，不是靠迂回而是靠正面冲锋，但可惜这也是最后一次了。酒井大佐做梦都没想到，在西岸等待他的是朱可夫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

河西距河岸不到400米就是一片高台，这片广阔的高台比河岸地带至少要高出40米。乘势冲上西岸高台后的日军立即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高台上600多辆联军坦克、装甲车一字排开，刚刚冲上高台的日军士兵还没来得及看清苏军坦克的模样，就被坦克和装甲车上的机枪像割麦子一样扫倒。

高台下的日军听得上面枪声大作，知道战况激烈，更加拼命地往上冲，但冲上去之后，又纷纷变成尸体跌下高台。酒井大佐看到人上去很快变成死尸掉下来，知道情势不妙，这时隆隆的坦克声已经开始由远而近地传来。经验丰富的酒井大佐一听这声音，便知道敌人的坦克不在少数，他当机立断，下令停止向高台冲锋，命令敢死队准备肉搏敌军坦克，同时派出传令兵，请求东岸的重炮进行炮火支援。

命令刚发出不久，苏军的坦克已经连冲带打地开到跟前了。到底是领导水平高，酒井大佐一眼就看出冲在最前面的那辆坦克有点特别，其他坦克只有一根天线，而这辆却有两根，里边肯定是个当官的。酒井立即下令敢死队集中攻击这辆特别的坦克。

酒井的判断还真准，这辆冲在最前面的坦克正是苏军第十一坦克旅旅长雅可夫少将的指挥车。得到命令的日军敢死队像发了疯似的，或抱着炸药包，或攥着反坦克手雷，往目标扑去，指挥车和两侧的护卫车辆一起开火，打死日军肉弹无数。但一名被卷进车底的日本军曹还是拉响了身上的炸药包，指挥车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雅可夫少将和车组人员全部阵亡。他也成为苏联在诺门坎战役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战后，雅可夫少将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英雄带出来的部队肯定不会是孬种。虽然指挥官阵亡，苏军坦克旅却没有显现出任何慌乱，反而因为旅长的阵亡变得更加勇猛，更加同仇敌忾。那些日军肉弹很快被苏军打压成一堆堆肉泥。肉弹防线的崩溃使得联队主力马上暴露在苏军坦克的眼皮之下，束手无策的酒井只能指望内山少将的重炮支援了。

内山少将的重炮确实在最需要的时候轰然打响。但第一轮炮弹绝大部分落在了酒井联队的士兵头上，还有少量落在河东岸准备过桥的日军阵中，按照酒井的希望打向苏军的几发零星炮弹，根本无法阻止大队苏军装甲部队的前进。再次受到自己重炮和苏军装甲部队前后夹击的酒井联队很快崩溃，士兵争先恐后地转身抢过浮桥，酒井大佐本人也被溃兵簇拥着往河东岸退去。踏上西岸仅仅几个小时的酒井大佐挥了挥衣袖，真的没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了满地的尸体。

河东岸其他日军步兵联队并不知道高台上的情况，还要冲过浮桥向河西进军。两股反向冲击的日军对撞在一起，登时乱作一团，大量士兵被挤下了浮桥。苏军坦克趁势闯入日军步兵之中左冲右突，履带上沾满了日军士兵的肉末。一支先头部队更是冲上浮桥，向河东岸一路杀将过来。河东日军连忙部署速射炮进行阻击，谁料侧后又杀出了苏军摩托化步兵。原来上午退出桥头阵地的苏军第三十六摩托化步兵师又乘机杀了个回马枪。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开火，打得日军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关东军费了吃奶的劲才凑足了82门火炮，他们不知道苏军光在西岸外蒙古高台的重炮就有92门，东岸尚有172门其他各式火炮。在遭到火力攻击后，这些重炮立即往后迁移。苏军设有多个预备阵地，火炮搬运的机械化程度又高，因此很快就转移到了新阵地。在依靠侦察机校正目标后，站稳脚跟的苏军重炮开始了令人恐惧的大反击。猛烈的炮火使得日军各步兵联队纷纷后撤，轻而易举占领的苏军桥头阵地同样轻而易举地丢掉，阵地上到处都是日军士兵的尸体和残肢断臂。放眼望去，一片狼藉，怎一个“惨”字了得。

与双方坦克之间的差距类似，与苏军的火炮相比，日军不但在数量上尽落下风，在质量上也差了一大截。以加农炮为例，苏军最大射程可达30公里，日军最大射程是18公里，其他中小口径火炮差距更大。苏军新阵地比原先的位置退后了10公里，已经位于大多数日军重炮的射程之外，日军火炮就算踮起脚都够不着它们。

步兵被击退之后，苏军重炮迅疾掉转炮口对准了日军的重炮阵地。数以万计的炮弹像下冰雹一样落在日军炮兵头上，霎时，日军重炮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日军三个小时打出了5000发炮弹，苏军一个下午就回敬了30000多发。面对苏军排山倒海的打击，日军还击的火力近乎呻吟。日军记载：“苏军的还击远远超出预料，密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从未见过的，阵地被黑云一般的烟尘覆盖，能见度只有两三米，浓烟遮住了视线，到处是伤员、尸体和损毁的兵器，无一处完好的炮位。”

这场炮战已沦落为苏军一边倒的炮击演习。日军1/4的重炮和全部牵引、运输车辆被摧毁，连马匹也丧失殆尽。刚刚开打不久腿就被打没了，日军重炮已经丧失了机动能力，只能停在原地被动挨打。一名日军军官后来这样描述自己所处的战场：“各种口径的炮弹带着死神的呼啸落在阵地上，打得士兵抱头乱窜，惊呼躲到哪儿都没有生路，到处是炮弹，只有在菩萨脚下才能得救。”

好不容易熬到日落，炮战暂时告一段落。随军观察的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少将和小松原一清点，步兵集团用于冲锋的突击队被打掉了一半，中队长以下军官损失超过了70％。

夜幕降临，战事稍歇，日军作战会议也在前线指挥部很快召开。会议几乎变成了步兵对炮兵部队的声讨大会：各联队指挥官痛陈炮兵的无能，连敌人的毛都打不着，打自己人却一打一个准。他们强烈要求炮兵应跟随步兵的进攻往前同步移动，保证对步兵持续有效的炮火支援。

以内山、畑勇为首的炮兵军官虽然对步兵的指责心存愧疚，但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却不得不一口回绝。上午为了摧毁苏军炮兵阵地，一口气用去5000发炮弹，下午为了阻止苏军反攻，又用去5000发，总计耗弹10000发。才打了一天时间，日军全部炮弹储备量的70％已经没有了。前面已经提到，当天的炮战已经使炮兵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的牵引车辆和畜力，在机械或者畜力得到必需的补充之前，在松软的沙土地上移动几吨重的重炮谈何容易。即使勉强能够搬移，要在短短一两天内完成构筑既要隐蔽又要利于发挥火力的炮兵阵地也绝无可能。畑勇少将不耐烦地说：“构筑火炮阵地，不像你们步兵那样随便在地上刨个坑蹲下就行了，一个晚上根本就干不了。”

双方的争论最后由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少将做出现场裁决：两个九〇式75毫米野战炮大队随步兵的前进向前移动，以压制苏军前沿火力点支援步兵冲锋。其余重炮原地不动，主要任务改为摧毁哈拉哈河上的浮桥，切断东岸苏军的增援。

7月4日早上8时，充分利用苏军阵地正对太阳视力受损的有利时机，日军所有重炮对着哈拉哈河上的浮桥开始狂轰滥炸。苏军重炮指挥官高尔金少将命令所有的炮兵单位，包括前沿的师属团属火炮集中火力打击日军的重炮阵地，一时间，日军重炮阵地被硝烟和爆炸揪起的沙土笼罩，个别地方能见度只有两三米。但日军的重炮还是顽强地向苏军的浮桥射击，接二连三的重型炮弹击中了目标，苏军的浮桥登时断成了五六节。消息传到指挥部，几天来一直眉头紧锁的小松原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一丝笑容。

笑容还没绽放就迅速凝结，很快又变成了惊讶。日军前沿观察哨发来了新的消息：苏军坦克和运输车辆仍在不断渡河。小松原立即追问：难道苏军浮桥这么快就修复了吗？哨兵回答说，浮桥没有修复，也没有人去维修浮桥，只看见苏军的车辆贴着水面就开过来了，根本没有看到桥。这一下小松原呆住了，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苏军那几十吨重的坦克怎么可能贴着水面开过河来，难道老毛子使用的是水陆两栖坦克吗？

不愧为陆大的“军刀组”成员，一边的辻政信立即发出了深度侦察命令：“让侦察兵认真察看苏军坦克的运动轨迹，如果运行轨迹是直的，那就说明它们借助的一定是桥！”

“陆大探花”也绝不是浪得虚名，辻政信的判断完全正确。苏联人过河使用的果真是桥，但不是能看见的浮桥，而是藏在水下的暗桥。苏军工兵利用暗夜，事先把暗桥架在了哈拉哈河水面下30厘米左右的位置，如果不到桥跟前，很难发现水下居然藏着这样的暗桥。老酒忽然想起南斯拉夫电影中的一句台词——那真是一座好桥！

这样的暗桥，日军炮兵观察哨根本看不到，也就无法准确指示炮击的方位，只能以行驶车辆为参考指示一个大致位置。让日军炮兵无奈的是，炮弹只要不直接落在暗桥上，即使弹着点非常接近，也无法破坏这样的暗桥。更气人的是，这样的桥还不止一座，苏军工兵一共在哈拉哈河上修建了两座这样的暗桥，浮桥被毁根本无法切断河两岸苏联、外蒙古联军的联系。

那边对方没啥大碍，这边日军的重炮阵地已经被炸得一片狼藉，一件比天还大的事就在此时发生了。天皇陛下的女婿盛厚上尉正在指挥4门150毫米榴弹炮进行射击，一颗炮弹准确地落在第一门炮座后不远处并爆炸，炮车轮子随即升上了半空。随军陪伴盛厚的宫内省属官当时腿就飞了。这时候，那个被炸飞的大车轮子又重重落在了驸马的身边，虽然没有直接砸在驸马爷那娇贵的身体上，却还是擦伤了驸马的额头。这还没完，随着爆炸飞起的沙柱将驸马掀翻在地，落下来之后又把驸马活埋了多半截。十几个炮兵急忙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七手八脚地将驸马爷从沙里挖了出来。

士兵甚至将军的死亡事小，驸马爷负伤事大。从驸马来服役就担惊受怕的联队长三鸠一郎大佐急得也顾不上向内山和小松原汇报了，直接越过好几级电告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哀求将驸马爷速速调到其他非战斗部队去。

其实植田司令官也正在为如何保护好驸马爷而殚精竭虑，听到驸马负伤的消息植田是又惊又喜。惊的是驸马爷毕竟是金枝玉叶，身娇肉贵，在自己手下有了损伤，难免对自己的前途产生负面影响。喜的是这下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撤下前线了，这样既保存了皇家的荣誉，驸马爷今后也不会再有性命之忧了，受伤总比被打死好。很快，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诺门坎前线，头部擦伤的炮兵中队长盛厚上尉乘坐这架专机迅速飞离了危险之地。

驸马的继续镀金之地选在了驻哈尔滨的阿城重炮联队。不过现在还不能去那里报到，驸马首先要去的地方是海拉尔陆军医院的豪华病房。

已经被打得没了多少脾气的日军炮兵也慢慢学精了，每打出去一发炮弹就立即撤离炮位，因为这会立即招来苏军几十发炮弹的回击。一边的步兵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派人来请求炮兵，拜托你们千万别打了，以免招来对手更猛烈的打击，快去一边擦汗歇歇吧。

炮战进行到第三天，日军最后的3000发重型炮弹也打完了。不仅前线炮弹告罄，日军在满洲的重型炮弹储备已经消耗了3/4，剩下的炮弹不足5000发，还分别储存在旅顺等不同的地方。关东军紧急调派运力往诺门坎前线运送炮弹。经过一个星期的抢运，到达前线的炮弹也仅够配备给每门山炮15发、重炮10发。真打起来，这点炮弹连一个小时都支撑不了，炮兵的战斗力至此已经基本耗尽。

炮兵决战也输得干干脆脆，已无还手之力的日军无奈低下了头。连一贯狂妄的辻政信都丧气地说：“第一天我们打了敌人10000发，敌人回敬了我们30000发。”他要是知道朱可夫手里还有20多万发炮弹，不知道还会不会说出“皇军一个师团打老毛子三个师”的豪言壮语。

三天的炮战，日军重炮部队损失惨重，不但没取得像样的成绩，还接连两次将炮弹打到自己人的头上。内山少将再也无颜充当炮兵部队的指挥官了，他主动让贤，将指挥权移交给重炮第三旅团的畑勇少将，自己灰溜溜地到长春去了。不过他的这一决定实属明智，半个月后，畑勇少将就“玉碎”在诺门坎前线。

至此日军招数用尽，虽然占领了河东的部分阵地，但始终无法对苏联、外蒙古联军的主阵地形成真正的突破。经过近三个月的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武器装备遭受大量损失，虽经不断补充，但战力依然越来越衰弱。对面的苏军似乎丝毫没有受损一般，飞机、坦克和装甲车反而越打越多，性能也不断提高。原来一名士兵用一个简易汽油弹就可以消灭一辆坦克，现在这种“武器”对坦克也基本不起作用了。大家都清楚日军的失败已经无可避免，只是碍于面子的关东军高层不愿意承认现实而已。

很快，诺门坎前线接到来自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立即停止进攻，占领东岸战线，构筑阵地，准备持久战。”接到命令的小松原立即明白植田司令官的意图，暂时看来是赌不下去了，只有跟苏军先耗着吧。苏军竟然也没有立即展开反攻，多日来炮声隆隆的诺门坎前线暂时平静下来。

这似乎是一场中国内部的纠纷，但谁都知道真正的幕后是谁——其实他们早已冲到了幕前。即使已经打得头破血流，远东的两大宿敌日本和苏联都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

“这是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1939年7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这样评价苏联人和日本人在蒙古草原上的这场苦斗。《纽约时报》不屑一顾地嘲讽道：“他们在人们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里发泄着彼此的愤怒，进行着一场毫无实际意义的战争。”

直到两年后日本人的炸弹劈头盖脸地扔到珍珠港，美国人才明白过来，恰恰是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这一场战斗改变了日本人的作战对象，也恰恰是他们根本瞧不起的日本人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美国人将为自己的骄傲和轻敌付出惨重的代价。

摧枯拉朽的反攻

战争已经打了两个多月，一直都是日满军进攻，苏联、外蒙古联军防守。虽然日满军的攻势如黄河之水一浪高过一浪，却始终无法完全冲垮苏军的防线。两次渡过哈拉哈河，不但未能在西岸站住脚跟，反而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对于前线指挥官小松原来说，别提有多郁闷了。

就在日军暂停进攻，舔舐伤口之时，对面的朱可夫终于耐不住寂寞了。早在7月中旬日军不断增兵的时候，朱可夫已经着手筹划对日军实施一次绝地反击。他清楚，要想彻底打垮狂妄的日本人，不能指望四平八稳、慢慢悠悠的持久战，苏军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发动一场排山倒海的大反攻，才能让日军彻底断了北进的念头。当今世界危机四伏，欧洲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朱可夫知道，要是这一仗能够打得漂亮一点，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就一定不会再“清洗”自己了，那今后就会有更大、更多的仗可打。此时他还不知道，在斯大林心里，已经在盘算如何与希特勒一起去瓜分波兰了。

综合前线的各方面情况，朱可夫向莫斯科建议，8月中下旬实施一次大规模的反攻，还列出了打败日军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双方的人员和装备对比必须不低于：步兵1.5∶1，机枪1.7∶1，炮兵2∶1，飞机2∶1，坦克和装甲车4∶1。这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朱可夫的思路——集中优势兵力一击破敌。

朱可夫所做的第一件事，还是进行各种战斗物资的储备。早在6月刚到诺门坎前线不久，他便下令两个铁路兵工程团和一个筑路工兵营修筑从苏联博尔集亚到外蒙古乔巴山市的战备铁路。这些部队仅用了58天，便将铁路铺设到了324公里之外的桑贝子，苏军的补给线一下子缩短了一半。铁路的通车使苏军的补给效率大大提高。朱可夫集中的那4000辆重卡和1400辆油罐车，从开战到现在，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就没停过。到7月下旬，苏军总共给诺门坎前线抢运了6万吨的各类物资。而同一时期内，日军的马拉车和牛拉车拼死拼活运到前线的物资只有可怜的1500吨而已，差距达到了40∶1。

为了麻痹日本人，朱可夫命令停止对日本人的无线电干扰，故意发出一些有关木料紧缺、水泥质量有问题的电报，同时调集大功率的音响设备到前线，将模仿打桩的声音通过音响向外播放，造成苏军正在修筑过冬工事和营房的假象。在坦克部队调动时，苏军出动轰炸机进行低空飞行和射击，用飞机的声音掩盖坦克的噪声。苏军还大耍瞒天过海之计，故意将一些坦克的消音管拆除，让它们在前沿阵地上来来回回地走动，使得日军的前沿士兵对坦克的声音习以为常。通过这一系列真真假假的手段，朱可夫成功实施了部队集结，特别是坦克部队的前线集结。直至进攻前夕，苏军坦克开始向前推进的时候，日军前哨阵地的士兵才有所警觉，但日军指挥部的值班军官却妄下判断：“不用理他们，朱可夫总得让他的部队有点事干。”

苏军还特意在前线印发了一些小册子，名字就叫“战士防御须知”，小册子中介绍一些冬季如何加强防御的技巧，还故意在空投的时候误让一些小册子落入日军手里。

相对于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厉兵秣马，对面的日军却十分悠闲。7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拖着一条笨拙的假腿，来到了诺门坎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将军庙。这是诺门坎战役爆发以来视察前线的最高级将领。

作为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军人，植田大将一贯看不起俄国人。他真没想到，关东军倾其所有还是没能打垮老毛子，反而被对手打得鼻青脸肿，所以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到前边看看去。在小松原中将的陪同下，植田大将检阅了各作战部队的欢迎队列，并对前线的攻防发表了一番重要讲话。光玩虚的也不行，为了补充前线的损失，植田下令将第七师团第二十七联队的两个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调到海拉尔作为第二十三师团的预备队，来自奉天的第一独立守备队也划归第二十三师团指挥。这说明尽管打了败仗，但关东军总部和植田大将本人对小松原还是非常信任的。

植田大将到前线还有一件大事要办，那就是给英勇负伤的天皇陛下的女婿盛厚上尉授勋。很快，一架专机从海拉尔的豪华病房里接来了盛厚上尉，并直接送到了将军庙。植田司令官亲自高声宣读了关东军司令部的嘉奖令，并将一枚一级武功勋章亲手缀在了殿下的胸前。

本来这样的仪式放在前线阵地上效果更佳，但是那里不时有苏军飞机的轰炸和炮兵的袭扰。殿下已经受伤了，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只好在将军庙这地方凑合一下吧。接受勋章之后，驸马爷很快又乘坐同一架飞机永远离开了让他痛苦难忘的诺门坎前线。

前线死了那么多人都稀松平常，可是一个小小的陆军上尉居然因为受点轻伤就能得到如此的荣誉，而且有专机来回接送，植田司令官还亲自颁奖，诺门坎前线的将佐们不禁面面相觑，都怪自己没能娶上好老婆。

地面的冲突暂时停歇，但空中小规模的零星格斗一直在持续。朱可夫命令空军在大反攻之前要不断出动对日军进行袭击，消耗日军已经日渐衰弱的空中力量，提前扫清来自空中的障碍。7月29日，20架苏机袭击了日军的前线机场，日军第二十四战队中队长可儿才次少佐刚刚执行任务回来，飞机着陆后还没走出机场，就被当场炸死。王牌飞行员这样窝囊地死在地面上，估计可儿少佐一定是死不瞑目了。在当天傍晚的又一轮空袭中，第一战队中队长原田文雄少佐又机毁人亡。8月2日，苏军50架战机再次袭击将军庙机场，日本最优秀的飞行军官、曾任关东军航空主任的第十五战队队长安倍克己大佐战死。两天之后，刚刚得到补充的日本第二十四战队再次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仓皇起飞应战，队长松村黄次郎中佐的指挥机遭受重创强行着陆，松村中佐身受重伤。日本空军的人员和战机损失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植田信任小松原并不代表东京也相信他。眼看前线没有一点起色，大本营决定扩大建制，在诺门坎前线成立第六军，司令部就设在离诺门坎最近的海拉尔。随着新调集部队的陆续到来，前线的部队总数再次超过了8万人。大本营不相信小松原有指挥这么多人马的能力，于是调原驻关内宜昌的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任第六军司令官。此举让小松原感到跟吃苍蝇一样难受，却也无话可说，谁让你之前连打败仗呢？

从植田司令官、矶谷参谋长等高官到服部、辻政信等作战参谋，对大本营此举无不是既愤慨又伤心：这分明是不信任关东军，有意给我们难堪啊！事实上来说，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扩大了的编制也毫无意义，一下子破坏了之前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指挥系统和协同关系，等于在第二十三师团和关东军之间又空降来一个军长，弄这一出，俨然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这军长还是新来的，对前线的情况并不了解。作为刚提拔的军长，荻洲立兵中将也不能不装样子到前线看看，还要顺便做出一些重要指示。让人想不到的是，荻洲的指示恰恰和之前植田大将的指示相反，小松原也不知道听谁的才对。两人见了几次面，互相之间都不冷不热，似乎有点互不买账的样子。

8月中旬，七三一部队的山下健次大尉带领病原菌检查班来到海拉尔，通过检验病员粪便的方法最终确认，前线大量士兵染发的怪病的根源，就在于自己之前投放的传染病菌。

荻洲中将来到诺门坎前线之后也没有觉察到苏军反攻的准备。前线观察报告说苏军正在大规模地修建过冬营房，有限的几次空中侦察也只看见苏军长长的运输车队在广阔的原野上奔驰。荻洲中将立即相信了前线小松原一伙做出的结论：苏军正在做过冬的准备。对苏军车队忙个不停，荻洲给出了一个他认为完全科学合理的解释：诺门坎的冬天极为严寒，最低气温常常低于零下40摄氏度，要想在诺门坎过冬当然需要大量的御寒物资，苏军运送物资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呀。于是，荻洲放心地回海拉尔去了，他甚至没有取消军官周末轮流度假的命令。你们要过冬，我们也轮班潇洒一下吧。他不知道苏军的那些运输车队运送的不是修建营房的物料，而是苏军准备反击的作战物资。

关东军司令部也相信了荻洲中将的判断，在8月12日下发了《诺门坎事件处理纲要》，其主旨就是要求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以便在严冬季节确保既得战果。此时离漫长冬季来临的10月已经不远了，有事咱明年春天再说吧。

苏军的反攻日方并不是没有人预料到。其间关东军曾经接到了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秦彦三郎少将从苏联远东地区内线得到的绝密情报。情报的内容是，莫斯科要求朱可夫在8月5日至8月10日对日军开始总攻击，朱可夫因为作战物资尚未完全到位，要求推迟攻击时间。与此情报相对应的是，前不久日本驻苏联大使馆副武官土居明夫大佐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国途中，曾发现苏军的两个师和80门大炮正在运往前线。驻苏联使馆也发来电报，认为苏军一定会在近期发动攻势，可惜关东军和第六军对这些珍贵的情报置若罔闻。

朱可夫规定，直到大反攻到来的两天之前，所有部队一律不准进入划定的进攻出发地域。同时要求苏联军官必须换上士兵的服装提前潜伏到前沿勘察地形，熟悉分配给自己的阵地和进攻方向。

为了确保反击的突然性，反攻作战计划要做到绝对保密，只有朱可夫和他的政委、参谋长以及作战部部长4人知道。也不对，知道的还有一个人，所有战役的计划、命令等作战文件都由司令部一名专门的打字员打印。前线将士都是在总攻开始前3个小时才知道即将发起的总攻。

朱可夫建立了南部集群、北部集群和中央集群3个攻击群。南部集群由步兵第五十七师、坦克第六旅、外蒙古骑兵第八师、摩托装甲第八旅、坦克第十一旅的两个坦克营、一个自行火炮营、坦克第三十七营和一个喷火坦克连组成。北部集群由坦克第十一旅、摩托装甲第七旅、步兵第三十六师第六〇一团、外蒙古骑兵第六师和坦克第八十七营组成。中央集群是步兵第三十六师和第八十二师、步兵机枪第五旅和两个炮兵团组成。总预备队是摩托装甲第九旅和空降兵第二〇三旅。参与进攻的部队和装备总计515架飞机、498辆坦克、385辆装甲车、542门大炮、2255挺机枪以及士兵57000人。

苏联、外蒙古联军的计划是，以步兵为主的中央集群进攻并牵制正面的日军，南、北两个装甲机械化集群从两翼迂回包抄，对日军实施围歼。

朱可夫也清楚日军星期天安排军官轮流到海拉尔度假的惯例。他翻看了日历，8月20日就是星期天。事实正如朱可夫所料，战后统计，在8月20日这天，在200公里之外的海拉尔，风流快活的日军军官超过了总数的40％。

为了保证强大的攻击兵力能够迅速通过哈拉哈河，8月19日深夜，苏联工兵连夜在哈拉哈河上又架起了4座浮桥。

8月20日凌晨2时45分，苏军前锋部队接到了进入攻击阵地的命令。5时45分，随着朱可夫一声令下，苏军数百门大炮对日军的前沿阵地开始了地毯式的猛烈轰炸，日军绵延40公里的前沿阵地刹那间笼罩在一片浓烈的烟火之中。先前已暴露炮位的日军高射炮阵地首当其冲，顷刻之间所有的防空指挥部、高射炮、高射机枪全都飞向天空，为空军之后的大规模空袭扫清了障碍。

随着空中巨大的轰鸣声越来越近，由150架轰炸机和1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遮盖了天空，炸弹如冰雹般从天而降，由小到大，很快在地面上腾起阵阵烟雾。护航的战斗机由于没有战斗任务，也开始对着日军的阵地来回扫射，一个个忙得是不亦乐乎。8时15分，苏军各型火炮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8时30分，第二波空袭再次展开，炸得日军头都抬不起来，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3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日军前沿的火炮阵地观测所、通信站等固定军事设施全部从地面上消失。8时45分，总攻的信号弹升上了天空，苏军南、北、中3个攻击集群倾巢而出，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向日军的防线发起了全线进攻。

尽管刚刚淋了几番炸弹雨，构筑在旷野上的土木结构工事已经被炮火扫平，但是日军仍然依托用工兵铁锹挖成的简易单兵掩体誓死抵抗。苏军的坦克装甲部队根本不理会那些用轻武器射击的日军步兵——那是留给炮兵、步兵的后续大餐，而是分开南北两翼，专挑没有高地依托、松软沙土地上的散兵线冲过去。这些地方本来就属于警戒阵地，防守力量非常薄弱，所以苏军南北两路坦克装甲部队很快便撕开了日军的防线直插后方。

经过第一天的战斗，苏军成功实现了分割包围日军前沿各作战单位的战略意图。这些高地在短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一座座无助的孤岛，守在上面的日军很快就成为外无增援、内无粮草的孤军。

8月21日，苏军的两路坦克装甲部队已经在敌后胜利会师，前沿日军部队全部陷入苏军坦克部队的包围之中。为了彻底切断日军的补给，朱可夫使出了釜底抽薪的阴毒一招。派出总预备队第二〇三空降旅乘隙空降甘珠尔庙，一举摧毁了位于该地的日军后勤基地。这一招可谓一下子打在了日军的死穴上，前线日军陷入了弹尽粮绝的极端困境。连隐藏在10公里外的日军重炮部队也因无炮弹可用，只能无可奈何地作壁上观。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得知第六军大部队陷入苏军包围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召集参谋人员研究如何调派兵力增援诺门坎前线。一群作战参谋的研究结论是，以日军目前的机动能力，即使立即下令增援部队出发，离前线最近的部队至少也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达诺门坎，远的最少要半个月，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补给完全断绝的情况下，要求第六军坚持战斗一个星期无疑是不现实的。这帮参谋竟然还撺掇植田司令官，提出改变前线被动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更加坚决的进攻来打开敌军的合围。已经束手无策的植田只好电令荻洲立兵，不能坐以待毙，要尽快从被包围的部队中抽调尽可能多的部队组成反击兵团，重点攻打南路的苏军，力图打破敌人的包围。

要说荻洲这军长，老酒也能当，他将抽调兵力执行反攻任务的命令原封不动地批发给了小松原，接到命令的前线日军各部队一片哗然。一线部队白天作战，夜晚抢修工事，缺吃少喝，伤亡惨重，活着的也早已疲惫不堪。如果凭借现有的坚固工事死守，或许还可以多支撑几天。现在上头要求大家离开工事，向苏军坦克装甲车发起冲锋，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加速部队的灭亡。

计划抽调的部队共有14个步兵大队，总数约15000人。因为大内参谋长阵亡，原来的第七十一联队联队长冈本德三大佐刚刚接任参谋长职务。之后接任的联队长长野荣二大佐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继任联队长就换成了森田彻大佐。森田彻开始向老联队长诉苦，说你的老部下就剩下1800人了，如果再抽调两个大队去参加反攻部队，剩下的仨核桃俩枣肯定守不住现有阵地，而参加反攻的部队恐怕冲不了多远也会全部“玉碎”。冈本如今所处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他对森田彻的唱衰甚为反感，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为了帝国皇军的荣誉，即使全体玉碎也要进攻，哪怕是前进两三米也好。”

森田范正少将也向冈本参谋长发出了类似的质问。参谋长的答复是：“司令官命令进攻，那就得进攻下去。”森田少将愤慨地反问：“官兵都死光了，拿什么进攻？”

尽管费尽了千辛万苦，14个大队还是临时拼凑出来了。不过这14个大队经过第一天的激战损失严重，没有一个大队是满编的。反击部队被分成左、右两翼。左翼以第二十三师团第七十二联队和第六十四联队的一部为主力，还有原独立野战炮第十三联队的官兵。这些炮兵的火炮已经基本上被摧毁，剩下的几门炮也因为没有炮弹成了摆设，完全失去了炮兵的作用，现在只能当步兵使用了。这一路由第二十三师团步兵旅团长小林恒一少将指挥。右翼部队以第二十三师团的第七十一联队和第七师团第二十六、第二十八联队为主力，由第七师团步兵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指挥。第六军参谋长藤本铁雄少将也亲自赶到现场督战。

8月23日凌晨3时，执行反击任务的日军士兵纷纷爬出被炸得破烂不堪的工事，趁着夜色向苏军的阵地摸去。留在指挥所的小松原很快便听到前线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可部队的进展情况毫无消息。反击部队没有派回通信员，自己派出去的通信员也一个都没回来。他只能根据枪声判断前面激烈的战斗还在持续。

身边马上就有坏消息传来，指挥部直属卫队报告附近发现苏军装甲部队，大惊失色的小松原急忙呼叫空军支援。很快第二飞行集团的12架九七式轰炸机飞到了指挥部上空。这些难得一见的空中力量却没有攻击苏军的坦克，却一通炸弹把指挥部仅存的十几辆汽车一一炸毁后扬长而去。气得小松原破口大骂。

日本空军的误炸反而取得了奇效。苏军坦克部队远远望着一架架日本轰炸机向日本阵地俯冲投弹，这种出人意料的自杀战术使得苏军一下子蒙了，不明白日本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苏军机枪手阿廖沙惊疑地问车长：“上尉同志，日军飞机起义了吗？”上尉耸了耸肩：“鬼才知道。”看到这边已经被炸得稀里哗啦，估计也没什么油水了，苏联坦克部队远远眺望了一会，径自走了。

长出了一口气的小松原回头一看，参谋长冈本大佐不见了。仔细寻找才发现，原来参谋长被苏军炮火掀倒的墙面压在了下边。几个参谋赶紧上去七手八脚把参谋长拉出来，冈本比植田司令官还惨，两条腿都断了。为了保住性命，当夜，军医部部长村上德治大佐用手电筒照明，给参谋长截了肢。比起之前当场战死的大内参谋长来说，冈本算幸运了——尽管这幸运也不过是多活了几个月。

傍晚时分，终于有好消息传来，左右两翼反攻部队均前进了2～3公里，就这两三公里已经耗尽了日军的所有力量。参加左翼反击的第七十二联队两个大队只剩下7名军官和87名士兵，指挥官小林少将右腿被坦克火炮炸断，倒地后险些被溃兵踩死，幸亏被一名军医发现，拼死将他救出，他才不至于魂断诺门坎。

右翼部队更惨，他们冲进了苏军的坦克阵。此时苏军坦克已经全部改装为柴油发动机，还加装了一层铁丝网，就连敢死队的“肉搏”战术对它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奏效的便是连人带炸弹一起先埋伏在坦克的前进道路上，等坦克经过头顶时再引爆炸弹同归于尽。这种做法很容易被坦克的机枪手发现并消灭，也更容易被坦克碾成肉泥，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刚刚接任第七十一联队联队长的森田彻大佐——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在头缠白布条充当敢死队向苏军坦克冲锋时被机枪打成了马蜂窝。接替森田彻出任联队长的东宗中佐很快就发现，他的身边已经空无一人，第七十一联队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四周都是苏军的坦克。绝望的中佐烧掉联队军旗后举枪自尽，第二十三师团第七十一联队至此全军覆没。在森田彻的身后，重炮兵联队长染谷义雄中佐自杀身亡。

日军的拼死进攻也使苏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很多高地已经被苏军炮火轰得寸草不见，变成了一座座光秃秃的焦土堆，但是残余的日军士兵依然死战不退，使得苏军的步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胶着的战况使得在前线指挥部观战的朱可夫焦急万分。他接到了攻击前线一个师长的电话：

“司令员同志，我军伤亡很大，敌军又发起了反攻，能否暂时后退休整一下？”

“你确信无法执行继续攻击的命令吗？”

“很困难，朱可夫同志。”

“请让参谋长接电话。”

对着新接电话的参谋长，朱可夫说道：

“我命令你立即组织发起进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敌军的阵地，你能完成吗？”

“保证完成任务！”

“很好，你现在是师长了，立即执行任务吧！”

很快，前线的消息再次传来，这个师的攻击依然是畏畏缩缩，朱可夫再次拿起了电话。

“师长同志，进攻还有什么问题吗？”

“日军的反击很猛烈，我军伤亡巨大……”

“好的，我现在告诉你，新师长马上会赶过去。在这之前，你必须继续坚决执行进攻命令。”

朱可夫回身对司令部的一名上校参谋说：

“你能完成刚才我说的任务吗？”

“一定能，朱可夫同志！”

“你现在是师长了，马上到前线，把日军的阵地拿下来！”

8月25日晚上，在前线督战的第六军参谋长藤本铁雄少将撂下一句“我要回军司令部去了”之后，率先离开，开启了日军溃逃的先河。但是也有例外，勇猛过人的辻政信少佐反而冲出了指挥部，带领几十个溃兵顺着电话线去寻找可能已经不存在的第七十二联队的军旗。在黑暗中，他们听到了第七十二联队掌旗官原田少尉的呼喊声，原来军旗还在。辻政信派人将军旗送回去，自己带人继续前行。他发现了自己“陆大”最好的同学、第七十二联队副官国本少佐的尸体。看着好友那已经焦裂的嘴唇，辻政信取出水壶在国本的嘴唇上滴了几滴，算是让同学到阎王那里还能说出话。再往前面，辻少佐看到了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

两人都非常兴奋，但辻少佐发现酒井大佐的一条左臂已经没了。酒井告诉辻政信，这样打下去，明天就不会再有一个活人了。辻少佐拿起水壶，给酒井倒了一壶盖水。喝过水的酒井大佐感激涕零：“实在太感谢了，谢谢你，也谢谢你这杯水。”辻政信忍不住又给他倒了一壶盖，酒井说什么也舍不得再喝。在辻政信的连连劝说下，酒井感动得泪流满面，泪水滴在壶盖里，酒井边哭边喝下了这“盖”珍贵的“圣泪水”。

到8月26日，日军的濒死反击已经被彻底击溃。不但反击部队伤亡殆尽，没被消灭的部队也全部陷入苏军的包围之中，仅存的阵地也岌岌可危。第六军指挥官荻洲立兵中将收到的唯一好消息就是，尽管很多部队被歼灭，但是还没有一支成建制投降的部队。此时的荻洲中将已经完全没了主张，他断然下达了一道命令，让军需部部长将配备给他的日本清酒换成烈性威士忌。然后自己坐在指挥部里一个劲儿地喝，喝完后逮谁骂谁。喝晕了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军长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刚从前线仓皇跑回来的参谋长惊魂未定，司令部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候从外边冲进来一个年轻人，上前就粗暴地摇醒了没人敢惊动的荻洲军长：

“现在你不能在这里喝酒，你应该组织敢死队立即去营救小松原师团长！”

“难道是我把他逼上死路的吗？我能有什么办法？”醉眼蒙眬的荻洲中将自知理亏，倒是没发火。

“你作为一军之长，难道就会叫你的师团长去送死吗？小松原师团长现在正在以身报国，你作为军长就只会喝酒吗？你不知道你的职责吗？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年轻人的声音越来越大，连帐篷外的那些参谋都听到了，实在听不下去的藤本参谋长跑了进来。

“辻君请息怒，我现在就组织，由年轻的参谋组成敢死队去营救小松原师团长好吗？”

看到藤本参谋长的话没有一个人附和，辻政信怒吼道：“你们都在这里歇着吧，我作为关东军少佐作战参谋，我自己去！”

恰在此时，小松原师团长的专属副官田中少尉冲了进来，向荻洲军长呈上了小松原师长的绝命书。田中代表师团长向军长表示，小松原将军决定在前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绝不苟活。荻洲酒也好像清醒了一点，前线的战斗已经陷入绝望，如果再坚持下去，第二十三师团只有全军覆没这一个结果。他知道一个师团被敌军全歼对于大日本帝国陆军意味着什么，于是迅疾下令：“命令第二十三师团实施突围，军部立即组织敢死队负责接应、救援。”

田中少尉却并不买账：“谢谢，既然军部命令突围，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不再麻烦军部了。我立即返回前线向师团长传达军长的命令。”之后敬礼转身离开，带着几个敢死队员重新返回战场，把一群高级人才晾在了那里。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从诺门坎前线撤退下来最完整的部队恰恰就是最早出场的第二十三师团的骑兵联队，现在的联队长是井置荣一中佐。在最后的战斗中，井置中佐率领他的骑兵联队驻守在一座高地上。由于他的骑兵联队只有800余人，所以没有抽调人马参加“玉碎”反击，只是奉命坚守自己的阵地，反而保存了不少力量。8月24日傍晚，这支日军骑兵部队只剩下110人。马匹早已经打没了，骑兵全部变成了步兵。

井置中佐召集全体军官开了个会，并在会上传达了小松原师团长“死守到底”的指示，这一命令立即得到了所有军官的一致反对。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只要苏军一个冲锋，这支100多人的小队伍便会瞬间消失。大家都清楚突围才是唯一的活路，但是谁都不想说出来。

井置中佐明白，即使他能带领大家成功突围，作为联队指挥官，擅自更改作战命令也是死罪难逃。所以大家还可以选择，对他来讲进退都是死。看着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下属，井置中佐在沉思良久之后，断然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为了这100多人能够活下去，他毅然决定牺牲自己。8月25日凌晨，这支精疲力竭的百人队伍告别了700具战友的尸体，踏上了后撤的漫长征程。几天没吃没喝，加上激战，他们的力气已基本耗尽，在突围的道路上，后面的人必须抓住前面人的腰带才不至于掉队或失踪。颇具戏剧性的是，他们一路竟然畅通无阻，趁着夜色奇迹般走出了苏军的包围圈。这支100多人的队伍，成了整个诺门坎战斗中逃出的建制最完整的日军联队。

成功将部属带出苏军包围圈的井置中佐还没有在军营中坐稳，关东军总部便派来了两名和他相熟的军官。不是来慰问，而是劝他“为国尽忠”。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刚刚脱离险境，获得安全保障之后的井置实在不愿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两位好友就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谈话进行了整整一夜。事已至此，井置也不想让好友为难，天快亮的时候，他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他的两个朋友才心满意足地回去交差了。井置中佐并不孤独，那边同样原因被逼自杀的还有第八国境守备队队长谷部理睿大佐。

山县武光第六十四步兵联队的残余力量会同野炮兵第十三联队残部一起驻守在巴尔夏嘎尔高地上，已经陷入苏军的三面包围。8月27日，苏军正式发起进攻，炮击从清晨持续到下午。15时，苏军出动10辆坦克和500名步兵向高地发起了进攻，坦克在距离日军战壕还有800米的位置停下来，不断地用火炮向日军的工事射击。强烈的炮击打塌了许多工事，很多士兵因此被活活埋在里边。面对凶猛的日军，苏军也不敢靠得过近。在坦克炮火的支援下，苏联步兵一直攻到了离日军核心工事只有80米左右的位置，开始用手榴弹攻击工事中的日军。日军的顽抗持续到了天黑，害怕黑夜的苏军退了下去。日军又可以多活一夜了。

山县大佐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身边的炮兵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他的师团长也在挂念着他。要说小松原中将也绝对够哥们儿，得知山县的窘境之后，他把身边的残余部队集合起来数了数：第七十一联队500人，第七十二联队40人，独立守备队250人，工兵联队300人，师团通信队50人，加起来就有了1140人，带上他自己就1141人了。虽然明明知道这支部队出去也顶不了什么用，但作为战场的指挥官小松原只能这么做，也必须这么做。他准备亲自带着这些部队去营救山县的被围部队。由于已经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山县取得联系，两支日军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彼此的位置和行动计划。

8月28日天一亮，苏军对巴尔夏嘎尔高地的进攻再次开始。头一天的情景再次重演。日军的抵抗力也的确惊人，在继续被狂虐了一天之后，苏军在傍晚的时候又退了回去。看来剩下的日军又能再多活一夜了。

这样挨下去早晚是死，山县大佐和伊势大佐于是商量决定，当晚趁天黑撤出战斗。23时，撤退命令下达到每一个士兵和伤员。此时的山县还显示出一名战场指挥官应有的素质，他先安排组织伤员撤退，因此又耽误了不少时间。29日凌晨3时，残兵主力部队的撤退才正式开始。

小松原亲自率领的救援队于8月27日晚上21时出发，路上不幸遭遇苏军的装甲部队，一路且战且走。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山县联队原来驻守的巴尔夏嘎尔高地时，已经到了29日的凌晨5时，山县残部刚刚撤走两个小时。

山县联队可没有骑兵联队的好运气。逃离高地后他们很快被苏军发现，苏军迅速派出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一路追杀。到了29日下午，山县大佐和伊势大佐发现身边只有4人了：山县联队的副联队长和旗手，以及一个传令兵和一个步兵。山县和伊势两人烧掉军旗之后，与两名军官一起选择了自杀。两名士兵守着长官的尸体挨到天黑，之后趁夜寻隙逃出了苏军的天罗地网。

停战协议签订之后的9月24日，日军收尸队终于发现山县武光大佐的尸体和被烧剩一个角的第六十四联队军旗。军旗的发现让关东军长出了一口气，这样第六十四联队就不用被撤销了。

8月30日，再次杀入重围的田中少尉竟然找到了小松原中将，还带来了荻洲立兵中将“自行突围”的命令。小松原与荻洲进行了最后一次通信联络，随后砸毁电台，烧掉了密码本。小松原还命令所有军官将各自的军衔肩章摘掉并销毁。

8月31日，日军的两个轰炸机中队向被团团围在核心的第二十三师团司令部投下了食品和大量的反坦克手雷、手榴弹、机枪弹。小松原也不愧为久经沙场的猛将，他竟然带着500名疲惫不堪的溃兵苦战两天两夜，最后连续5次用手榴弹和手雷冲锋杀开了一条血路，成功撤回了位于将军庙的第六军司令部。

在战斗中左臂被炸断的酒井大佐捡回一条命，9月12日被送往齐齐哈尔陆军医院治伤。躺在病床上的酒井大佐在获知关东军以最惨痛的失败结束了诺门坎大战之后，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气愤。他在15日写好了遗书，面向东方遥拜后，用仅存的独臂剖腹自杀，并因此“喜”晋陆军少将军衔。

已经失去双腿的冈本参谋长也荣幸地晋升为陆军少将，在医院里他遇上了一群要求落实伤员待遇的满洲伤兵。双方为此发生争执，一个满洲老兵竟突然拔出战刀，将冈本少将一刀砍死。第二十三师团参谋长冈本德三就此创造了一个纪录：日本历史上唯一被伪军劈死的日本将官。

幸运儿肯定还是会有的，他就是独立野战重炮兵第七联队联队长鹰司信熙大佐。虽然他的联队全军覆没，只有大佐一人孤身逃回，但由于和天皇有很远的亲戚关系，鹰司大佐只是落了个革职回国反省的处分。

姜还是老的辣，还是第七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有先见之明。派出的几个步兵联队将军旗全部留在了驻地齐齐哈尔。尽管人都留诺门坎没回来，但第七师团仍是一个建制完整的师团。园部中将也很快在第二年的3月到了中国的武汉，接任冈村宁次就任了日第十一军的第二任司令官。

一战打出来6年和平

让人纳闷的是，前线的战斗竟然是苏军首先停止的。就在各路日军溃不成军的时候，占尽优势的苏军并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戏剧性地停止了追击。1939年9月1日，苏军到达苏联和外蒙古所主张的边界线后便不再往前推进，其做法与“张鼓峰事件”如出一辙。表面上似乎很大度，我只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块就不超出范围，深层次却是另有原因。

苏联人的重点在西线，相对远东而言，他们更关注欧洲的局势，目前斯大林还不想在远东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里远离他们的欧洲中心，给军队的补给带来诸多不便。如果战事进一步扩大，就意味着补给能力还要大大加强，这势必影响他们在西线的战力。斯大林只想把日本人彻底打疼，让他们今后不要再随便捣乱，他还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一下子把他们打死。

眼前斯大林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就是和希特勒一起去瓜分波兰，这大概才是他们主动停战的根本原因。如果将北极熊换位当作“光头强”的话，相较于日本这个“熊二”，“熊大”德国的威胁更大。但现在“熊大”还不是敌人，双方还要合起来一起干坏事。

在战场上吃了大亏的日本人却不想就此停战。虽然日本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都远远弱于苏联，但它的补给基地比苏联人近得多。更重要的是，从精神上来说，日本人根本无法接受失败的结果。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都是一路高歌猛进，几乎每战都以胜利告终。这次一下子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想让日本人安安生生地吃下这个亏，恐怕是不太容易的。这口气要是不撒出来，没准自己能把自己给憋死。

东京的参谋本部在得知第六军惨败，特别得知是几个联队整建制被全歼的消息后恼羞成怒。大日本帝国皇军竟然败给原来的手下败将，是可忍孰不可忍！况且还有潜在盟友德国和意大利的观察团在那里看着，这老脸往哪里放？参谋本部立即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驻青岛的第五师团，驻河南新乡和开封的第十四师团，野战重炮兵第九、第十联队等部队回援关外。同时在本土集结12个野战高射炮联队和22个汽车中队准备随时登船开赴中国满洲。为了加强前线的无线电通信联络，还额外调集了三个电信中队准备一同前往。参谋本部这次不是被动地接受关东军的“战果”，而是要主动地来收拾关东军剩下的烂摊子了。

东京准备大打出手的好消息传到满洲，关东军一片欢腾，上上下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植田司令官立即下令驻牡丹江的第二师团、驻佳木斯的第四师团立即做好开赴诺门坎前线的准备。关东军参谋部紧急制定了一个以“夜间进攻，白天固守，步步为营”为准则的作战方案，意图依靠自己的优势步兵和高超的夜战能力消灭哈拉哈河两岸的苏联、外蒙古联军，重新划定“蒙满”边界，一雪前耻。

关东军指示各部队在执行进攻任务时，每次只推进500米便就地挖散兵坑固守。白天如果遇到苏军坦克和装甲部队的进攻，就采用肉弹战术击破之。要说这关东军也真是挨打不长记性，真忘了这种战术之前早已报废了吗？于是乎，在新的战斗开始之前，挖洞训练便成了日军前线参战官兵对苏军作战的主要准备工作。呼伦贝尔大草原被日本兵挖得到处都是洞坑，日本兵仿佛瞬间变成了一群老鼠。

苏军停下来，并没有说不打了。为了应对随时可能扩大的战事，苏军兵力也在不断增强。第五十七特别军升格为第一集团军后，苏联最高统帅部给朱可夫增派了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一个机枪旅和一个坦克旅，朱可夫手上的苏军兵力增加了一倍以上。朱可夫并没有把这些人都拉到一线，而是作为战略预备队放在后方。一方面因为都部署在一线势必加大补给的压力，另一方面现在一线的兵力对付日军已经绰绰有余。以苏军的机动能力，一旦前线需要的话，这些部队很快就能到达前线。

1939年9月3日，正当关东军为未来的战斗积极备战的时候，东京参谋本部忽然传来了一条惊天的坏消息，立即结束所有作战行动，从关内和本土出发的各部队立即停止向满洲进军。看到这样的电报，包括植田司令官在内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原因很快就清楚了。就在朱可夫发动反攻，日军节节败退的8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被称为“史上最荒唐婚姻”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个世界上最言而无信的国家心怀鬼胎地握了手。

这一条约的签订震惊世界，也让日本无比尴尬。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先前德国与日本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从根本上是矛盾的。自己的盟友突然与自己的敌人成了互不侵犯的“友好邻邦”，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原先为牵制苏联与德国缔结的协定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还意味着日本被它一直信任的德国盟友出卖了。女朋友结婚了，新郎不是自己，反而是自己的仇敌。这一晴天霹雳让日本人一下子蒙了，也为之后的日德同盟罩上了一层难以消除的阴影。

如此重大的打击使得参谋本部内部的对苏强硬派全部闭上了嘴。无奈之下，一向不怎么管事的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只好放下平时最喜欢玩的鸟笼子，亲自走上前台来收拾残局。载仁亲王找到了一个对苏联妥协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对华作战期间，我们必须维持北方边境的平静。”

前线的关东军还像煮熟的鸭子一样肉软嘴硬。1939年8月30日，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亲赴长春对关东军首脑进行说服工作。植田还不服气，要求最后再来一次“更大规模、真正的作战”，可以保证作战过程中不渡河，战场只限定于河东地区。他把之前“夜间进攻，白天固守，步步为营”的思路向中岛次长做了汇报，不但拒绝执行国内的停战命令，还请求参谋本部派出更多的增援部队。

中岛次长本来就是一个“老好好”，听了植田的话也觉得很有道理，只好回去将植田等人“抗命不遵，拒不停战”的表现以及提出的建议给载仁亲王描述了一番。载仁听后大为震惊，要求中岛次长再次前往长春，严令关东军必须在9月4日之前停战。

植田司令官还是不同意，要求起码允许关东军再进行一次小规模战斗，最少也要把前线阵亡将士的尸体抢回来吧？植田还强调，如果连这一要求也得不到允许，他将递交辞呈。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载仁亲王。给你脸不要脸，打了败仗你还有理了？9月3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发出急电，内容一反往常的商量口气：“立即主动结束诺门坎战事，停止一切战斗行动。”

“诺门坎事件”移交外交谈判解决。

为了督促停战命令的执行，1939年9月6日至8日，日本参谋本部连下两道命令，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被免职编入预备役。关东军的作战参谋也大部分撤换，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统统被免职。

植田大将的元帅梦彻底破灭了，只好回家去养老，为了帝国的事业，植田连婚都没结，家里连个老婆也没有。不过回家赋闲的植田还是顽强地活到了1962年，足足活了87岁。矶谷参谋长情况就好得多，他和东条英机是铁哥们儿。东条掌权之后，几年后矶谷又重出江湖，出任被占领后的香港的总督，极尽搜刮盘剥之能事，可谓劣迹斑斑，后文详叙。

一夜之间，关东军内的强硬派被一扫而光。这么大一支军事力量也不能没领导，新任掌门人很快就到位了，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原第一军司令官、“陆大”第二十三期首席梅津美治郎中将。

陆军省承认，“诺门坎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的首次惨败”。后来有日本学者甚至称，“诺门坎战役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此战对关东军士气的打击远远超过被消灭的人数。日后在苏军进军东北的战役中，关东军许多部队一触即溃，这次惨败给其官兵留下的心理“阴影”仍然清晰可见。

1939年9月15日，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晤，日本、苏联、外蒙古、伪满洲国四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及交换俘虏的协定，这是日本继“张鼓峰事件”后签订的又一个边界协定，持续135天的诺门坎战役终于拉上了帷幕。

诺门坎战役虽然间接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但苏军战胜日本之后完全控制了外蒙古，结果促使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可能性加大。战后，伪满洲国的土地重回中国怀抱，日苏协定使得外蒙古边界由哈拉哈河向黑龙江境内推进了约40公里，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这部分国土也因该次战役而流失。

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9年9月17日，苏联入侵波兰，从背后给了这个已经濒临灭亡的可怜国家狠狠的一刀，开始了与德国事先约定的分赃游戏。在诺门坎战役最后阶段，斯大林没有过于咄咄逼人赶尽杀绝，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苏军的严密监视下，关东军对阵亡日军将士的尸体进行了收容。9月24日，在收容过程中发现了山县和伊势的尸体以及尚未完全烧掉的联队军旗。一个星期共收尸4386具，加上苏军从哈拉哈河西岸收容的59具，合计共从战场收集到4555具尸体。临时火葬时，因为大火引爆了装在尸体口袋里的手雷，两名负责火葬的士兵还因此陪葬。这样又变成了4557具。从这次事故后，日军规定点火焚尸之后，人必须离开火堆10米开外。

战役中，日军战死官兵超过18000人。苏军阵亡7974人、受伤15251人。苏军无疑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这才是最关键的。尽管之后日苏双方依然是虎视眈眈，但是仗一直没有打起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8日。换句话说，诺门坎的一次胜利为苏联赢得了远东宝贵的6年和平。

在此期间，在中国腹地的两湖地带，围绕一座叫长沙的城市所展开的攻防战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中国军队的严防死守和顽强反击之下，这次被称为“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战役，日军同样是铩羽而归。

打了败仗，肯定要有人对此负责，首先遭殃的反而是日本内阁政府。1939年8月25日，首相平沼骐一郎召集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决定停止之前持续了很久的有关德、意、日三国同盟的交涉，随后在8月28日以“欧洲发生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为借口全体辞职。

1939年8月30日，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受命组阁。两天后的9月1日，德军悍然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也就在8月30日这一天，跟诺门坎战场完全不相干的地方也有一件小事发生。由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吉田善吾受命出任阿部新内阁的海军大臣，空出来的位置被一个小个子的海军中将顶替，他就是大家熟悉的山本五十六。

政府还算有点冤枉，直接责任人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必须为失败埋单。除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以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得以留任外，其余高官大多被免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被赶出最高决策层，屈就到中国派遣军当了参谋长。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作战部部长桥本群均在劫难逃，双双免职转入预备役。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大佐被下放到志野军事学校做了个闲职的副校长。

最后轮到了荻洲立兵和小松原道太郎。1939年11月6日两人均被撤职，几个月后编入预备役。羞愧难当的小松原最后选择了在第二十三师团阵亡官兵的墓地前切腹自尽。还好小松原到阴间很快就可以重建他的第二十三师团，几乎所有军官和士兵都先他一步在那里候着呢。东八百藏中佐去得最早，应该能抢到一个前排位置。

在广田弘毅内阁确定的“北攻苏联，南下南洋”的总体方略之中，原本主要由陆军主张的“北攻苏联”是排在优先次序的。但是诺门坎战役彻底刺痛了日本，“北攻苏联”派至此开始势弱。

有人愁就有人欢乐。诺门坎战役对朱可夫来说可谓是“初出茅庐第一功”，他凭借出众的军事指挥能力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也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和信赖。回到莫斯科的朱可夫终于见到了斯大林同志。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当被问及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到底如何时，朱可夫答道：“日军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作战人员受到过良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犹豫，是合格的军人。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墨守成规，非常自负，因此是不合格的。”

一战成名的朱可夫，自此前途是一片光明。他不但荣获“苏联英雄”的称号，还被任命为苏联最大的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朱可夫作为消防员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开始了其辉煌的军事生涯，并凭借赫赫战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著名的军事将领之一。

在遥远的欧洲还有一个失意者。就在德国和苏联已经就条约达成一致意见的8月21日夜，犹豫再三的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在晚上23时拨通了一个日本好朋友的电话，告诉了他德苏即将签约的消息。气愤的日本人在电话里向里宾特洛甫提出了强烈抗议。抗议早在里宾特洛甫的预料之中，他很绅士地对日本朋友道了声“晚安”。

这位日本朋友并没有罢休，他起身出门，连夜叩响了德国副外长巴伊图泽卡的家门，要求副外长对苏德签约做出合理的解释。当天傍晚，这位日本人直奔柏林国际机场，拦住了正要起程去莫斯科签约的里宾特洛甫，怒不可遏的日本人再次提出强烈抗议。里宾特洛甫只好狡猾地告诉日本人：“实在抱歉。因为日本外务省常常走漏消息，考虑到你所持的立场，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

这个被称为“公鸡中的战斗鸡”、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日本人，就是当时的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

眼看着里宾特洛甫的专机腾空而起，消失在茫茫天际，一直为德、意、日三国结盟而殚精竭虑的日本大使，顿足捶胸，欲哭无泪！

第二章　三国同盟

臭味相投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力也是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实质上来说是一次同盟战争，作战的双方就是所谓的轴心国和同盟国，参与战争时间最长的中国，就属于最后取得胜利的同盟国阵营。

中国有句俗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为轴心国三大主力选手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算得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的“失意”之人。德国作为战败国理应受到惩罚，但《凡尔赛条约》对于德国的惩戒过于严厉，使得德国上上下下充斥着不满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同时也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意大利倒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备受英法等国歧视，几乎没捞到什么好处，甚至连之前英法许诺的东西都没得到，可谓郁闷无比。日本表面上好像占了便宜，但随后不久的《华盛顿海军条约》不仅使日本被迫放弃了在中国山东的既得利益，也限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规模，日本对此同样是心存芥蒂、耿耿于怀。

经过战后20年的演变，在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已经逐步实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日本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裁国家，但也已经完全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自己所处国际地位日益不满的“弟兄仨”都有着“伟大”的奋斗目标：希特勒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屈辱复仇并称霸欧洲；墨索里尼要重建罗马帝国的辉煌，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而日本的目标就是在西太平洋称王称霸，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发起了九一八事变并炮制出伪满洲国，因为得不到国际联盟的承认并遭到一致谴责，愤而在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几年后，日本又退出伦敦裁军会议，相继主动自绝于国际社会的日本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尴尬境地。

无独有偶，就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半年多之后，1933年9月19日，不断扩军备战的希特勒痛斥《凡尔赛和约》，公开谴责国际社会把德国人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悍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虽然日德两国所处的情况不同，但他们都强烈反对当时维系国际社会关系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因此在国际社会上双双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当然也不会“自甘堕落”，他于1935年10月发动了对非洲唯一的独立国家——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即使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可蹩脚的意大利人还是用了7个月才征服了非洲土著的大刀、弓箭、长矛，备受国际舆论谴责的意大利也于1937年12月12月向国际联盟“挥手说拜拜”。

一个好汉三个帮，秦桧也有仨朋友。即使像日本、德国、意大利这样对世界充满敌意、以侵略为基本国策的国家，在放眼四周皆冷眼的情况下，也会主动去寻找同盟者“抱团取暖”。“鸡找鸡，鸭找鸭，乌龟找个老王八”，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和日本于是就互相盯上了对方并开始频频暗送秋波。

在德国与日本结盟之前，希特勒倒是先和自己的近邻意大利勾搭上了。由于双方在思想和地缘上的接近，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随即开始频频接触。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两国对西班牙的共同政策为罗马、柏林轴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德国即积极展开争取意大利的外交战。为此希特勒慷慨陈词：“地中海是一个纯粹的意大利海，意大利有控制地中海的特权。”一个月后，10月21日，意大利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柏林与德国外长诺伊拉特签订了一项所谓的《十月草约》。尽管这一草约尚不具有军事同盟的意义，但标志着两国狼狈为奸的开始。1936年11月1日，墨索里尼对外公开承认，德意两国已有一种协定存在。由于罗马和柏林都处在同一条经线上，墨索里尼第一次使用了“轴心”这一名词，这也正是后来“轴心国”称呼的由来。

这时候，一个被希特勒称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真正纳粹党人”的小丑人物闪亮登场了——他就是在前面诺门坎战役一章末尾亮了亮相的大岛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在战场上留下什么痕迹的大岛浩是将日本推向深渊的关键性人物之一。要说大岛浩对德国亲近也有渊源。大岛浩的父亲大岛健一也是个纯粹的军人，年轻时还是陆军大尉就曾经留学德国，对德国陆军的训练和教育感受颇深。受父亲的影响，大岛很小的时候就必须每天记住10个德语单词，据说每逢星期日和冬夏两个假期，大岛总是被父亲送到德国驻日使馆人员的家里去感受德国人的生活，连玩的游戏都是德国式的。这也使得大岛浩尽管后来在“陆士”和“陆大”学习成绩都很一般，但是德语出奇地好。好到比说日语还好，因为在家里，大岛浩从来都将德语当作第一语言。

从小就争强好胜的大岛浩学习也挺用功，因为太刻苦了，害了胸膜炎，在陆军幼年学校病休了一年，不然在陆军士官学校就会成为东条英机的同班同学了。虽然“陆士”比东条晚了一届，但是由于东条考了三次“陆大”才被录取，因此二人在上“陆大”时都是第二十六期。上学期间，大岛和东条关系一直很好。

1921年，大岛浩出任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来到了他孩提时代就无比向往的圣地柏林。第一次踏上德国土地的大岛浩受到了德国军方的热情款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和德国是交战国，当时日本的陆军大臣就是大岛浩的父亲大岛健一。德国在山东与日本的战争中战败，很多德国士兵被俘虏。这些俘虏被押解到日本后，在大岛健一的关照下受到了良好的优待，因此大岛健一在德国军人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人都是会怀有感恩之心的，这会儿“恩人”的儿子来了，大家自然要另眼相看了。

大岛浩对德国的热爱和崇拜，使得他把自己的言行完全德国化了。他的军服要在德国军官常去的服装店制作，帽子是德国陆军的样式，大衣也是开胸很大的德国式。除了个头比较矮小之外，大岛的一切简直跟德国军官一模一样。在日常生活上大岛也完全德国化，他喜欢喝德国造的樱桃酒，喜欢吃德国腊肠，但是从来不喝威士忌，因为那是“英国货”。据说他唱日本歌曲很蹩脚，唱起德国歌曲来就字正腔圆，看来精神有时候也能够影响和改变物质的。其间，大岛曾短期回国。1934年3月，他再次回到德国出任驻德使馆武官，开始了10余年为日德军事同盟而奔波的漫长历程。

大岛浩即将第二次前往德国赴任之际，陆军参谋本部特别要求他认真观察苏德关系的动向并搜集该方面的情报。苏联一直是日本陆军最大的潜在对手，而德国恰恰和日本同时处于苏联的东西两个方向，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德国对苏联态度是极其重要的。陆军参谋本部首先考虑的是，日本和苏联未来终有一战，一旦日苏两国开战，德国能否予以积极的帮助和协作的问题。

1935年春天，德国亨克尔飞机公司负责向日本陆海军出口工作的哈克试探性地问大岛浩：“不知贵国是否有意与德国缔结军事合作条约，来共同对付苏联？”哈克接着解释，“当然这只是里宾特洛甫的个人想法”。早就无比崇拜德国的大岛浩闻听此言，怦然心动。同年10月，在哈克的家中，他第一次见到了里宾特洛甫。两人可谓是一见如故，臭味相投。之后两人详细密谈了关于缔结军事条约的相关事宜。回到使馆后，大岛浩立即将此信息报告给参谋本部，同时提议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缔结军事条约。

日本人对德国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这也有相当悠久的传统，尤其是陆军更是如此。尽管日本看起来像一个海洋国家，之前英日两国还曾经有过不短时间的同盟关系，但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就一向喜欢自称为“东方普鲁士”，而不以“东方不列颠”自居。希特勒在欧洲迅速崛起之后，其短时间内取得的辉煌成就更令日本人叹服不已，所以他们对德国的能力几近迷信。服部卓四郎曾经说：“大本营与政府均确信德国不败，这是事实。他们认为德国虽不一定战胜，但绝对不会战败。举凡日本的开战决心及战争计划等，都是在此观念之下形成的。”至于德国也会失败，则是他们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早已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的偶像德国人就曾经败在自己手下。

人一旦形成了某种观念就很难改变。即使1941年希特勒在莫斯科城下折戟沉沙，开始盛极而衰时，日本人对德国的信心也不曾动摇过。基于此种想法，日本人决心与德国同生死、共命运，并且确信只要德国不败，日本当然也不会败。反言之，假使日本不与德国合作，如果德国胜利了，日本将丧失分享胜果的机会。最让日本人害怕的是，一旦德国与英国、美国和解，日本将被迫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还是先抓住它为好。

因此，在收到大岛的报告后，日本陆军的表现堪称积极。为了摸清德国方面的真实意图，日本参谋本部一个月后就派出德国情报组组长若松前往柏林，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举行了会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不引起苏联和西方各国的过度反应，双方认为以世界上普遍倡导的反共名义更好一些，并很快草拟出一个共同的防共协定。

若松将在德国期间会谈的情况详细向参谋本部做了汇报，但始终与若松一起行动的大岛浩却根本没有向大使馆报告。后来得知此事的大使馆参赞井上庚二郎提出了强烈抗议，大岛对此根本不屑一顾，他满不在乎地对井上说：“此事属于统帅权范围内的事，理所当然是武官的工作。”言外之意是，你小子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其实在陆军面前别说是外务省，连内阁都畏惧退让九分。加上当时准备出任内阁外务大臣的有田八郎是个老糊涂，竟然对大岛主张日德两国合作的态度表示赞同，还对大岛越殂代疱继续包揽协定谈判工作的事情给予默认。按道理，这样的国家大事，本应该由驻德的外交官来承担的。

就这样，在1936年11月25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由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和里宾特洛甫共同签署生效，德日同盟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反共产国际协定》公开宣布的内容，不过只是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在预防措施方面彼此合作而已。但《反共产国际协定》附有一秘密“附约”，规定德日双方不得与苏联签订任何政治性条约。假使有一方受到苏联的攻击或攻击威胁，另一方不得采取减轻苏联负担的任何措施。这也正是之后大岛浩听到德国背着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恼羞成怒的主要原因。

准确地说，这一协定还不具有军事同盟的意义。但是里宾特洛甫在签约仪式上致辞时，却已露骨地表示德国对于双方的合作存有更进一步的希望。里宾特洛甫说：“日本将永远不许共产主义在远东流传，德国正在中欧建造反共的长城，而意大利将在南方升起反共的大旗。”

《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结后的第四天，11月2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公开谴责了这一协定：“公布于众的防共协定不是什么为了对付第三国际的协定，运用正确的语言表达，只不过是其他秘密协定的一种掩护而已。”言外之意，这一协定针对的就是苏联。对这一协定，不仅苏联反应强烈，美英等西方国家也投来了不安的目光。就此，蒋介石也在南京发表了声明，“防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以此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署表示了不安。

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赞成这一协定的签署。当时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预感到这一协定将来很有可能转化为军事同盟，这样日本未来就可能与英、美、法三国为敌，这对日本是极其不利的，因而激烈反对日本与德国缔结协定。

吉田认为日本军部高估了德国的实力。在吉田眼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只不过是暴发户而已，他们不可能有超过美、英、法三国的实力。他提出美、英、法三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和殖民地，在人员和资源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其综合实力不容小觑。吉田还哪壶不开提哪壶地提出建立新的“英日同盟”，不识时务的吉田因此被免去职务，回家休息。

希特勒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另一个好兄弟墨索里尼。果然，1937年11月，意大利宣布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日三国轴心初具雏形。这个协定成为后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简称《三国同盟条约》）的基础。

其实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之后，德日双方的军事合作关系发展很慢。首先是两国离得太远，想串个亲戚都不容易。再者两国也很忙，各自忙于各自的侵略活动，暂时还顾不上这档子事。

在协定基础上建立军事同盟的构想，从1938年开始具体化。随着德国实力的日益增强，希特勒逐渐将目光转向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了阻止可能来自英国和苏联的干涉，德国打算利用日本在亚洲牵制这两个国家。

1938年1月，大岛浩前往奥得河畔的松讪贝格别墅向好朋友里宾特洛甫问候新年。寒暄落座之后，一直致力于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的里宾特洛甫满怀深情地对大岛浩说：“我们应该签订一个使日德关系更加亲善密切的条约。”大岛当然是来者不拒。此后，两人即围绕缔约问题不断进行秘密接触。其间，希特勒为了讨好日本，给两国缔结军事协约让路，在1938年2月20日发表声明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从5月23日决定逐步撤回派驻在中国给蒋介石充当军事顾问的代表团。德国的举动大得日本特别是日军陆军的欢心。偶像和榜样能这样主动献殷勤，那是多么光荣而令人自豪的事情啊！

1938年7月14日，日本驻意大利使馆武官有末精三突然接到大岛浩的电话。使馆武官一般都兼具间谍的职能，大岛浩在电话里要求有末在两天后，7月16日到布达佩斯的盖莱尔特饭店见一面。大岛浩没有告诉有末具体内容，只说事关重大，见面详谈。按约定时间到了指定地点，走进饭店的不仅有大岛，后边还跟着陆军参谋本部的笠原幸雄。

做贼心虚。三人觉着似乎周围的人都在看自己，最后只好跑到停放在有树林掩蔽的庭院中心的汽车里密谈。在车里，大岛浩神秘兮兮地拿出了一本册子，告诉两人：“这是德国提出的有关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结盟的具体方案。这次的方案不只是针对苏联，而是对各国而言的。主要意思是，当三国中任何一方受到第三国进攻时，另外两个国家要互相支援，包括武力援助。事关重大，不便发电，所以还是请笠原君亲自带回东京。”

有末精三立即回答说：“意大利与德国、日本的情况不同，恐怕其国内形势使之难以同意加盟。”

大岛浩表现得很不耐烦，瞥了有末一眼说道：“里宾特洛甫说，戈林元帅和墨索里尼总理是铁哥们儿，绝对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大岛浩还叮嘱两人：“此事绝密，绝对不能外传。”

“但，对大使也……”有末精三刚要发话，马上就被大岛浩打断：“这是军事机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同国内的一切交涉都要通过我。”最后，有末好不容易才征得同意，可以将此事告知使馆海军武官一人。这时候的日本驻德国大使已经换成了今后还要经常出场的东乡茂德，对于大岛背后搞的这些“大”动作，东乡大使连屁都听不见一个。

里宾特洛甫之所以越过大使东乡，直接与一个武官进行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谈判，是因为东乡和吉田茂一样不赞同日本与德国结盟。要说这东乡也真有点不够意思，他年轻时在德国曾经和一个德国建筑师的遗孀邂逅并一见钟情，后来还冲破重重阻力结了婚。但是女婿也不一定就向着老丈人，作为一个比较清醒的外交官，东乡知道日本与德国结盟的危险。之前双方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时，东乡就颇有微词，他的原话是：“希特勒的过激行动终将成为引起欧洲乃至世界大乱的根源，因此日本与之结盟并非上策。”

纸终究包不住火，东乡后来还是知道了大岛与里宾特洛甫勾勾搭搭的事。当了解到谈判业已获得相当进展时，愤怒的东乡立即电告了外务省：“三国军事同盟很可能起到诱发欧洲战争的坏作用，最后日本也会被牵连进去，因而应取消结盟谈判。”

当时的外务大臣宇垣一成也是陆军大将出身，他竟然胳膊肘往外拐地给东乡回电说：“关于进一步加强防共协定问题，业已决定由大使馆武官大岛浩同里宾特洛甫进行联系磋商。”言外之意是，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别管了。东乡随即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委托武官处理军事以外的外交工作有悖于外交一元化原则。几天之后，东乡便被莫名其妙地调往了莫斯科。要不咱们也不会在前边诺门坎战役中看到东乡出来谈判了。

大岛之所以这么牛，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站着日本陆军。陆军对于推进这种趋势可谓是不遗余力。对德国的提案日本陆军的态度非常积极。把对苏战争放在首要位置的日本陆军，因为侵华战争损耗了很多物资和兵力，开始感到焦躁不安。特别是苏联，不仅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大力支持，在远东也增强了军备，让日本陆军如鲠在喉。因此，日本陆军希望德国能够在西线牵制苏联和英国，以便补充对苏军备的薄弱。同时也期待此举能迫使英国和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

东乡被调走之后，1938年10月，大岛浩直接由武官升为大使，这在日本外交史上尚属首例。

同样在1938年10月，日本老牌轴心外交促进派白鸟敏夫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日、德、意三国结盟就此进入了快车道。

一般鸟都是有颜色的，看名字这“白鸟”就不像是什么“好鸟”。如果说大岛出身陆军提倡军事同盟还说得过去的话，这白鸟可是纯粹的外交官出身。1914年，白鸟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就进入了外务省，先后在中国满洲、中国香港、美国和德国的使领馆任过职。1930年，白鸟担任了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部长，从此开始与军部来往密切，并受军部影响，就此开始主张实行强硬外交，积极推行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九一八事变之后，白鸟就站在关东军的立场上，积极主张不惜退出国际联盟亦要独霸满洲。他还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就像美国为了修建运河而承认巴拿马是一个国家一样，我们承认满洲国也是为了建设它”。后来白鸟又先后出任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公使，断言斯拉夫人与日本人注定要在亚洲发生冲突。1936年，回国后的白鸟一直鼓动缔结三国同盟。他嘲笑民主已经过时，宣称“集权主义肯定将成为未来的政治哲学”。这时候让强硬派的白鸟出任驻意大利的大使，瞎子都能看出是到底想干什么。

1938年8月12日，日本外务省迫于军部的压力，向内阁会议提出了关于日德结盟的方案。此时是近卫文麿第一次内阁执政。外务省提出的意见是，明确将缔约目的限定在苏联一国的范围内。在11月11日五相会议上，内阁根据外务省的建议初步形成了以下意见：“本协定的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一国，即使将来英法等国站在苏联一边变成我们的敌人，也不要以英法等国为对象。”

外务省提议、政府内阁会议通过的决议竟然遭到了大岛浩一个小小驻外大使的强烈反对。大岛浩表示，“倘若矛头只针对苏联，三国协定则难以谈判成功”。大岛浩代表的是日本陆军的意见，由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坚决支持大岛，内阁意见出现严重分歧。

对陆军提出的针对所有对手缔结协议的意见，反对最强烈的反倒是日本海军。因为这一条约的签署，意味着日本未来很可能要与英国、美国为敌，与英国、美国的战争肯定以海军为主导。此时登场亮相的就是战前日本反战的三驾马车：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无一例外的是，这三人都是海军“条约派”被清洗之后的幸存者——赞成与英国、美国合作的加藤友三郎之忠实信徒。

在陆军和海军这种对立没有得到丝毫缓解的情况下，1939年1月，第一次近卫内阁因无力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宣布倒台，这一事情也就暂时不了了之。

1939年1月5日，日本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受命组阁。在新组建的内阁中，海军大臣米内、陆军大臣板垣继续留任，关于三国同盟的矛盾对立面依然存在。

平沼首相刚刚把人凑齐，新开张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6日，德国就迫不及待地再次提出了缔结同盟条约的要求。半个月之后，1月19日，平沼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对与德国的结盟建议进行了研究，会议终于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

一、条约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但根据情况变化也可以把英法等国作为对象。

二、在以苏联为对象的情况下，当然要进行军事援助，但在以英法等国为对象的情况下，是否进行军事援助及援助的程度如何，要完全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

三、对外宣布时则说是防共协定的延长。

可见此时的日本内阁政府对于缔结军事同盟还有所顾忌，说话也是遮遮掩掩，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

按说新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驻外大使只有无条件执行的份儿。然而，大岛浩和白鸟敏夫联手对内阁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大岛在3月4日给外务省的回电中说：“谈判时若提出如此建议，只会招致德国和意大利的轻蔑和笑话。”他主张无保留、无条件地实现三国军事同盟。

大岛这一偏激的态度终于激怒了日本政府首脑。宫内大臣汤浅仓平认为大岛就是里宾特洛甫的走狗，他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天皇的外交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愤怒地提出罢免大岛浩的职务。在3月13日的五相会议上，米内大怒道：“政府已经提出了最后方案，但驻外大使固执己见，拒不执行，是何道理？”

即使如此，大岛浩依然毫不屈服，他再次申辩：“倘若不能结成军事同盟，本大使就辞职。如果我辞职，内阁恐怕也难免倒台。”一个小小的驻外大使就能有如此的能量？答案是有的，因为他的背后是日本陆军。连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都抱怨说：“大岛大使与参谋本部之间有什么电报来往，外务省一无所知。相反，外务省的电文却马上被陆海军获取，然后从中挑毛病来进行攻击。”

大岛和白鸟根本就不把政府的指示放在眼里，他们于1939年4月2日和3日分别会见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当被问到“万一欧洲爆发战争，日本是否有决心站在德、意一边参战”时，这两人立即拍着胸脯保证，一旦欧洲爆发战争，日本一定参战。

在日本国内的会议上，有田外务大臣提出“对两位驻外大使擅自代表国家对德国和意大利表态参战之言，必须予以纠正”，此言立即遭到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厉声斥责。板垣声称驻外大使代表国家，所讲之话不能收回！平沼骐一郎不敢惹怒军方，只含糊地表示“要用间接的方式取消两大使的表态”。米内光政再次强烈要求将擅自表态的大岛和白鸟召回国内，但遭到板垣的反对，依然未果。

这一事件惊动并惹恼了日本裕仁天皇。4月11日，他叫人把板垣叫进宫去，狠狠臭骂了一顿，指出俩大使擅自表示参战之意，触犯了天皇的“外交权”。骂完之后的裕仁也只有叹气，“现在的陆军让人很为难。总而言之，不到被各国逼得走投无路，不到丢掉满洲和朝鲜的时候，他们是绝对不会觉醒的”。到底是天皇，说的也基本都对，不过他说漏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看到日本扭扭捏捏，逡巡不前，希特勒等得不耐烦了，他指责日本“冷漠而不可靠”，日本人是“表面光洁的猴子”，天皇“和以前的沙皇是一丘之貉”。1939年5月，德意两国率先缔结了所谓的《钢铁条约》，这是德、意、日三国之间第一个军事性质的协定。

《钢铁条约》的签订虽然使德意军事同盟具备了法律的形式，但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可以说是似有实无。不但没有成立制订联合作战计划的机构，甚至两国的参谋本部人员也很少接触。尤其是希特勒的很多决定往往都是灵机一动的想法，其本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事先都可能毫无所闻，所以更无法事先告诉墨索里尼。希特勒几乎都是在行动之后才会向墨索里尼做一个礼貌的象征性“报备”。

德国的情报部门曾经向希特勒报告，凡是墨索里尼知道的事情都会通过意大利的皇室直接传到美国人那里。在德国人眼中，意大利人是最不能保密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不怕狼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有德国将领甚至提出，意大利对于德国实在是个包袱。如果意大利能中立到底，则对德国的贡献可能会更大。一句最著名的话就是，“如果消灭意大利需要十个师的话，那么保护他反而需要二十个师”。德国最后的失败也验证了一句名言——交友不慎害死人。

被天皇骂了也不打紧，出来之后擦干眼泪领着陆军继续干。但无论板垣征四郎如何强硬地主张缔结同盟，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均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对。在内阁会议上，双方争论高达74次之多，几乎到了无会不吵的地步。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曾经有8个日本人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这8个人毫不例外都是日本的陆海军大将，其中陆军3人，海军5人。米内光政就是海军5人中的一个。《时代周刊》在描述米内光政时这样说，他的外号是“白象”，指他的身材高大，肤色异常白皙，颇显高贵，头发又黑又亮，就像胶片唱片，看起来刚毅而睿智。从敌人那里能获得如此的赞誉，反而在自己人眼里一文不值。作为对立面，日本陆军送给米内的外号是“金鱼大臣”，也就是华丽好看而不中用。

米内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尽管属于海军将领出身，但米内在国际事务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开阔视野，他懂得日本的利益取决于能否和英美这样的海洋大国合作。作为加藤友三郎的忠实信徒，他决心誓死捍卫前辈“大加藤”不与英美开战的主张。幸运的是，他得到了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海军中将不遗余力的支持，他们的同盟军还有海军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

相比于米内的英华内敛，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有着巨大的热情却深藏不露，他以敏锐的智力、灵活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而著称。山本是一个富有魅力、充满活力的领导者，其个性在日本海军中极为罕见。他擅长行政并深谙政治，工作大胆而富于创造力。有人说，山本的头脑像“剃刀一样犀利”，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官莱顿少校（此君在今后珍珠港、中途岛以及猎杀山本等剧情中都还要出场）在山本出任日本驻美国使馆武官期间，与其有着不错的私交，他在给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海军上将介绍山本时说，“他是一个受过完整基础训练的杰出军官，比日军统帅部里的任何其他军官都更有头脑”。

山本反对三国同盟的原因很明确，德国的目标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和德国结盟就意味着与旧秩序的守护者英美等国作战。鉴于当时日本海军的状况特别是海军航空兵的实际情况，综合日本与美国在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日本不可能在以美国为对手的战争和造舰竞争中取胜，也绝对没有必要去为德国人火中取栗。早在1937年7月1日，山本就对米内说，“三国同盟是一个令我们国家命运岌岌可危的问题”。

米内非常信任山本。他们两个早在海军炮术学校的时候就吃住在一起，业余时间经常在一起切磋剑道，锻炼身体。那时候他们还仅仅是日本海军的最底层军官，米内是海军大尉，山本是海军中尉。他们彼此了解并建立起深厚的个人友谊，这也是山本战死之后米内出任山本国葬委员会主任的主要原因。在山本战死前一天，1943年4月17日，一直觉得惶恐不安最后才入睡的米内甚至神奇地梦到山本来向他辞行。

作为海军大臣，米内经常放手让山本去工作，自己更多的时间是在屋里看书。米内经常对人说，“有山本这样一个次官，工作实在是轻松啊”。每次开会回来，米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山本叫来，像下属向领导“汇报”工作一样把会议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山本，然后两人共同做出判断和决策。山本也会坦率但毫无恶意地指出米内的缺点。他曾经当着面开米内的玩笑，“大臣的头脑也许不那么精明，嘴也不善于言辞，但是却有宽大坦荡的胸怀，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尽管私下里不分彼此，无话不谈，但是在公开或者有人的场合，山本非常尊重米内，他从不坐下，而是站得笔直聆听米内的训示。当时担任日本海军省副官兼海军大臣秘书的松永敬介少佐曾经这样说：“如果说米内是斧子的话，那山本便是长矛。”

山本反对与英国、美国作战的思想，在“‘帕内’号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37年12月12日13时，就在南京沦陷之际，美国炮艇“帕内”号载着美国驻华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些西方记者，拖着美孚石油公司的3艘驳船准备撤离烈焰四起的南京城。恰在此时，他们遭到了日本海军航空兵一个轰炸机中队的猛烈进攻。日军飞行员根本不顾炮舰上插着美国的国旗，直接对4艘船进行了轰炸。“帕内”号重伤，被迫弃舰，两名美国水手和一名意大利记者丧生，包括舰长在内的48人受伤。此外，日军还攻击了英国炮舰“瓢虫”号并导致该舰起火。

“‘帕内’号事件”彻底激怒了美国人。美国国内的鹰派人士甚至建议罗斯福总统立即向日本和中国水域派出足够的海军舰只，进行武力干预。美国驻日本使馆的格鲁大使向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递交了抗议书，甚至收拾好了准备离开的行李。为了避免事件升级，除了外交上进行斡旋道歉之外，日本海军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攻关措施。一贯主张对美妥协的山本五十六——当时的日本海军次官对外发表声明，“这次事件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日本海军对此诚恳认错”。同时下令将直接责任者海军第二舰队航空队司令官三并贞三少将撤职查办。山本亲自赶到美国驻日使馆找到格鲁大使，眼含热泪地进行了真诚的解释和道歉，奉上了一张2214007.36美元的赔款支票——这笔钱在当时足足可以造200架飞机。山本的诚意打动了美国人，加上美国当时也真没有和日本开战的准备，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也不赞成美国介入战争，此事才没有酿成更大的冲突，最后不了了之。一直对此事高度关注的蒋介石大失所望。

米内和山本还有一个同盟军，他便是海军省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井上是一个才华横溢，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自我标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同山本和米内一样，井上同样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从不屈服。在日本海军中曾经有这样的戏言。“又打败仗了吗？肯定是第四舰队吧？哦，果真是第四舰队呀！”这个善打败仗的第四舰队，其司令官就是有“日本最后一个海军大将”之称的井上成美。

在战术上很蹩脚的井上被誉为日本海军中的“赵括”，但曾经是海军兵学校“次席”的井上实际上却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一个地地道道的睿智者。他曾经警告说：“希特勒把日本人视为缺乏想象力的劣等民族，认为只有作为德国的爪牙来利用的话倒还聪明伶俐，是有用的国民。”井上提出，日本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英美等国，海军需要美国的钢铁和石油，和英国开战基本等同于和美国开战，而从“陆强海弱”的德国那里除了几艘U艇之外，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援助。他曾经讽刺急于签约的陆军：“陆军自封为中流砥柱，却不知所谓的中流砥柱只不过是黄河中几块妄想阻拦潮水东流的顽石而已。”他的看法比山本还悲观，“三国同盟意味着国家的灭亡”。

米内、山本和井上毫不例外都属于海军中的“条约派”，他们都奇迹般躲过了“舰队派”实施的“大角清洗”。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他们得不到日本海军中下层军官的支持。在日本海军省，包括军务局第一课课长冈敬纯大佐、柴田胜男中佐、作战课神重德中佐、第二课藤井茂中佐等大多数中下层军官都是亲德派。米内所能做到的就是每次开会回来，只把内容告诉山本和井上，而对基层军官则守口如瓶。他们也知道纸包不住火，这样做只会让基层的怨气越来越大，总有一天会彻底爆发。

在1939年8月8日的五相会议上，板垣征四郎陆军大臣主张立即缔结三国同盟，并率先抛出了自己的观点，“陆军的总意是以自动参战为条件缔结三国军事同盟，这是全体陆军的意见”。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听了板垣的发言后，回头反问海军大臣米内：“缔结了同盟，就必须考虑德、意、日和英、美、法开战。而一旦开战，80％的任务将由海军执行，现在想听听海军大臣的意见，德、意、日海军和英、美、法海军开战，我们有把握取胜吗？”

米内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日本海军本来就不是为了这一目标而打造的。一旦打起来，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对我们提供不了任何帮助。”说完之后，米内还觉得不过瘾，马上又追加了一句，“日本海军要是打德国和意大利的话，倒是没什么大问题”。米内的话，气得一边的板垣征四郎吹胡子瞪眼，恨不能上去一脚把“米内”给踢成“米外”。

8月21日，米内告诉板垣，如果陆军想要缔结同盟，他将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根据日本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规定，海军大臣辞职且不推荐后任的话，同样可以使内阁垮台。米内的意思很明显，真不行，老子跟你同归于尽！你一个小小陆军中将，老子堂堂海军大将跟你同归于尽，还觉着亏呢！

米内敢如此大胆地抵制陆军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暗许。裕仁的海军秘书平田升中将向米内传递了天皇的本意，裕仁赞赏海军的反对态度，他认为“海军的行动拯救了日本”。

这样，海军，准确地说是海军高层，就成为日本国内好战分子的攻击对象。社会上到处传言山本是米内的真正后台老板，米内的主意基本都来自山本，因此，好斗的山本五十六便成了众矢之的。激进派纷纷指责山本是阻止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绊脚石”，是“亲英美分子”。就连山本参加一次英国大使馆的电影晚会也受到了大肆攻击。

在一个右翼团体的决议中，还有专门针对山本的内容。要搜集山本私生活方面的材料，即他同他的情妇——新桥的艺伎梅龙之间来往的情况，以此作为突破口，在社会上把山本搞臭。极右分子曾经传话给山本，要向全社会揭发他的私情，山本听罢，大不以为然地说：“难道你们不拉屎放屁吗？假如你们之中有人不拉屎放屁，也从未和女人有过云雨之情的话，我倒要见识见识，听听他的高论。”当时日本军人到艺伎馆寻欢作乐也属于家常便饭，看来这一招也不灵啊。

侧翼迂回不行，就改正面进攻。当时日本海军省就经常收到右翼分子送来的“请愿书”“劝辞书”和“锄奸书”等。秘书官实松让还特意记下了前来递送“劝辞书”人的口头转告：“请转告山本，如果他不立即辞职的话，本同盟将呼吁全国国民使他陷入窘境。同时我们还要采取强有力的其他手段或措施，届时勿谓言之不预也。”这分明就是对山本的死亡威胁。

海军内部中低层军官也是亲德派居多，反对三国同盟的其实就是这三个人在战斗。现实的问题是，最后连“三驾马车”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了问题。在陆军无法无天、暗杀成风的年代，首相都一个接一个像杀猪一样被宰掉，何况你一个海军次官？山本已经成了激进派少壮军官的刺杀目标。

为了保护山本的安全，警察不得不荷枪实弹地守卫在他的官邸周围。自1939年5月以后，山本就已经做好了随时遇刺的准备。他将办公室的私人物品全部搬回了家里，每天都要换上新的兜裆布，以便按照日本的习俗在被杀掉的时候干干净净走人。山本和米内都预先写好了遗书，山本的这份遗书是后来他在布干维尔岛前线战死之后，人们于海军次官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的。有一次，他对军令部的泽本赖雄说：“即使我被杀死，海军的思想也不会改变，新的海军大臣会说同样的话。再换五个、十个海军次官，海军的立场也丝毫不会改变。”后来的事实证明山本完全错了，换个人马上就一马平川，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三驾马车”那样的见识和魄力。

为了更好地保护山本，米内光政只好在卸任前利用职权把山本五十六派遣到联合舰队当了司令官，刺杀者要想游到“长门”号战列舰上去刺杀山本，那才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奇袭珍珠港。

让板垣、大岛、白鸟一众亲德派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真真切切被德国和里宾特洛甫给涮了。这边他与大岛浩勾勾搭搭，那边却又与莫洛托夫眉来眼去。原因很简单，在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希特勒又盯上了波兰。

盲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使得大岛竟然对这一动向毫无察觉。然而，德国的这一举动却引起了英法等国的警惕，导致英法对德国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起来，并试图通过与苏联结盟来孤立德国。德国也想到了这一点，立即改变策略，选择苏联作为盟友以对付英法两国。这使得之前大家一致憎恶的苏联反而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处在一种既可选择英法为友，又可选择德国为友的有利地位上。1939年8月23日，苏德突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附件秘密协定双方共同瓜分波兰。加上7月下旬美国通告日本《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期后不再续签，8月28日，两面不落好的平沼内阁无奈总辞。

这才有了前文诺门坎战役末尾的那一幕。之后，哭都哭不出来的大岛只好叫上白鸟哥一起打道回府，三国同盟再次成为悬案。

“三驾马车”在这段时间的反缔约表现，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海军良知”。随着平沼内阁的倒台，米内离职去了海军参议院，山本去了联合舰队，井上更是以中国舰队参谋长的身份去组织重庆大轰炸祸害中国人去了。“铁三角”终于人去政息。

被德国欺骗的不单单是日本人。苏德条约的公布使亚平宁半岛上的墨索里尼和他的女婿齐亚诺也郁闷无比。这么重大的事情，希特勒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其实他们也不好好想想，要是什么事都跟他们商量的话，那还叫希特勒吗？这也预示着德、意、日三国同盟从一开始就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础。

近卫出山

1939年9月1日和17日，德国、苏联从东西两面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随即履行对波兰的承诺对德国宣战，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劫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年9月4日，5天之前（8月30日）成立的阿部信行内阁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对外发表公开声明：“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

阿部内阁认为，日本侵华战争久拖不决，蒋介石政权偏安一隅，依然屡败屡战，拒不投降，关键就在于苏联以及美、英、法等国明里暗里支持。现在欧洲战争爆发，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各国的注意力势必转向欧洲而无力顾及远东，这或许正是结束侵华战争的天赐良机。如果侵华战争得不到彻底解决，大量兵力滞留中国战场，日本也无力展开新的大战役。因此，内阁决定，暂不介入欧洲的战事，待侵华战争解决后再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军事竞争。

阿部内阁声明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日本的注意力在亚洲，暂时没有和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打算。虽然之前遭到了德国无情的背叛，但日本陆军中，不放弃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同盟初衷的人，仍占多数，因此对阿部内阁的这个声明非常不满。

比起之前短命的平沼骐一郎内阁，阿部内阁的寿命更短。当时日本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全国性的粮食不足日益严重，阿部内阁缺乏有力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阿部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就是如何维持《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之前美国已经预告该条约到1940年1月26日期满后自动失效。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时限制乃至全面禁止对日物资的输出，其结果不仅使日本无法将侵华战争继续下去，日本国内经济也势必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阿部慷慨地让出了所兼外务大臣的位置，起用了亲美派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出任外务大臣与美国进行交涉，但同样因为在对华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取得任何结果。阿部还企图利用汉奸汪精卫“以华制华”，但照样也是进展缓慢。加上在政府机构改革上手法笨拙，阿部内阁很快失去了议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本来就能力欠缺的阿部信行很快就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在巨大的倒阁压力之下，仅仅4个半月之后，1940年1月15日，阿部信行内阁无奈总辞。阿部本人随后也只好去汪精卫的南京做了特命全权大使。

搞定了阿部，陆军再次呼吁近卫文麿出马组阁，遭到了近卫的第二次拒绝。内阁也不能空着没人管，1940年1月16日，天皇授命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组阁。之前一直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米内光政终于走上前台，成为日本第三十七届首相。

被陆军戏称为“金鱼大臣”的米内自幼家贫，小时候当过报童，送过牛奶，后来先后进入“海兵”和“海大”学习，成绩一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语极其出色的米内先后到俄国、波兰和德国任职，回国后先后任“扶桑”号、“陆奥”号战列舰舰长，1925年晋升为海军少将，1930年晋升中将。由于在著名的“二二六事件”中表现出色，1937年4月米内晋升海军大将。

学识渊博的米内爱书成癖，喜欢安静，对演讲之类的事情毫无兴趣，一生中唯一的演说只有寥寥461字，算起来，一辈子的发言可能都没有松冈洋右一次的内容多。当时日本军队中盛行光头，今天看那些日本将领的黑白照片，基本都是秃瓢锃亮。米内在其中可谓是鹤立鸡群，梳三七小分头的米内，从年轻时就喜欢戴金丝边眼镜，个子很高，皮肤白皙。与传统日本人不一样的特殊气质，使得他成为老、中、青三代女性的心中偶像。据说在泡妞界，米内光政的人气大大超过了山本五十六。山本实在冤枉，赌博排在明石元二郎之后，是第二，泡妞还是亚军，冠军被米内横刀夺走。米内的风流倜傥甚至影响到了后辈。据说米内去世之后，他的长子米内刚政经常会遇到很多自称是他小妈的女人，弄得刚政也非常郁闷。

1937年2月，米内出任林铣十郎内阁的海军大臣，林内阁倒台后，米内留任了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海军大臣。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米内一开始主张持谨慎态度，后来由于国民党军在上海主动挑起战事而转变了态度，支持了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军方内部有长达数十年的“北进南进”之争，海军一直力主南进。在米内的坚持下，1939年2月，日本海军占领了海南和南沙群岛。当时的海南不太发达，日军占领这里绝对不是来吃椰子或木瓜，而是将这里作为之后可能进攻东南亚的重要前进基地。

在短命的阿部内阁之后米内能够出任总理大臣，和裕仁天皇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德国的铁蹄正在欧洲肆意践踏，此时不仅仅是日本军部，就连日本国内的舆论导向也对日、德、意三国同盟充满期待，裕仁对此忧心忡忡。鉴于米内之前旗帜鲜明反对三国同盟的杰出表现，裕仁才决定由米内出面组阁。米内本人之前并没有组阁的打算，当天皇大声地向他宣布“朕命爱卿组阁”时，米内再也无法拒绝。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被电击到一样”。

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尽管对米内出任首相感到很不满意，但是解决侵华战争问题仍属当务之急。新年伊始，1940年1月1日的“解决‘中国事变’的绝密指导”中，陆军明确提出：“以1940年为目标努力解决‘中国事变’。”1月4日，陆军省的新年献词中也写道：“无论如何，今年都要彻底解决‘中国事变’。”

1940年3月30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联席会议，重点就是如何在1940年内彻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少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次长泽田茂中将、总务部部长神田正种少将、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第三部部长铃木宗作少将等9人，清一色的陆军巨头。会议最后甚至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日本就开始谋划单方面从中国撤军，除在上海、内蒙古等地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主力全部撤出大陆战场。

大本营陆军参谋种村佐孝在1940年3月底的日志中写道：“作为参谋本部，主要是全力以赴处理事变，陆军省方面气势汹汹，恨不得立即开始撤军”，“如果在年内不能解决日中战争，1941年起就开始自发地从中国撤退的方针已经初步确定下来”。

东京逐步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明智决策，迅疾遭到了中国占领军的强烈反对。吃到嘴里的肉，哪能这么轻易就吐出来？你们这些官老爷难道不知道这些地盘都是用生命换来的吗？在前线将士的眼里，东京的这帮官僚简直就是“崽卖爷田”的败家子。在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高层中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代表人物就是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但不管怎么说，这无疑都是侵华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1940年3月30日，在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前后两任内阁的支持下，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汪伪政权。就在汪精卫宣誓就职的同一天，大洋彼岸的美国就做出了表态。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南京政府的建立，是一国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邻国。美国有充分理由相信，重庆政府依然会得到中国大多数国民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今后美国仍然继续把重庆政府看成是中国政府，这是自不待言的。”4月1日，英国和法国也相继发表声明，不承认汪伪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忍无可忍的蒋介石发出了悬赏通告，以10万国币的高价收购汪精卫的项上人头。

欧洲在经过了半年多的“奇怪战争”之后，1940年5月，德国突然在西线发起了“闪电战”，精锐的德国装甲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相继陷落。6月11日，就在法国即将全面溃败的危急关头，意大利趁火打劫，对英法宣战，像当初苏联对待波兰一样，从背后对法国发起突然进攻。6月17日，巴黎落入德军之手。6月22日，号称拥有“世界最强陆军”的法国在不到3个月内战败投降。德国的兵锋隔着英吉利海峡遥指英伦三岛，大英帝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欧洲的巨变对远东产生了重大影响。英、法、荷三国在远东地区广阔而富饶的殖民地，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令人垂涎欲滴却无人看管的熟果。法国、荷兰的崩溃使得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成了远悬海外的孤儿，亚洲明珠已经从蚌壳中露出来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铜、铝、大米和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成了“丢在大街上任人捡拾的宝物”。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是当时世界上几大重要的产油地之一，一直缺乏石油的日本对其可谓是“垂涎三米”！

中国战场对于日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正在不断地吞噬着日本那本不富裕的战略物资。1940年春天，日本政府正在为海外供应的原料，尤其是石油、橡胶和锡而担忧。英法两国的战争同样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援，因此，英法尽可能限制殖民地输出原料给日本，而日本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处在不稳定状态，美国随时可能禁运石油、钢铁等重要物资到日本。

忧心忡忡的日本朝野上下自然而然将目光凝聚到了南方。政府和军方均认为，随着英、法、荷等国在欧洲的败退，德国势力将迅速扩展南洋一带区域。日本对因法国、荷兰的战败而产生的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等问题必须迅速做出必要的对策。日本人的想法是，既不能将这一广阔的富饶之地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也不能让它成为日本最大潜在对手美英的势力范围。假如荷属东印度受到英国或美国的控制，则该地区对日本的石油供应肯定会受到限制，这等于把自己的咽喉完全暴露给了对手。换言之，如果能借此机会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搞到手，日本就可以不再依靠美国的供应，实现重大战略物资石油的自足自给。

早在西欧战争还未打响之前，1940年4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就告诉报界，日本同南洋地区，尤其同荷属东印度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如果欧洲的战事把荷兰及荷属东印度卷了进去，将对这些经济联系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日本深切地关注可能影响荷属东印度现状的任何演变。这天的《朝日新闻》说，如果荷兰卷入战争，结果不是英国最终控制东印度，就是荷兰政府可能避难到那里并吁请美国给予保护。言外之意，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是对日本不利的。4月16日，日本驻荷兰大使向荷兰外交大臣提出了这一问题，荷兰回答说，“荷兰政府过去未曾，今后也不会请求任何国家保护荷属东印度”。荷兰驻日本大使也在4月18日向有田八郎做了类似的保证。

日本这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敏感举动，立即引起国外的种种猜测，大家认为这是日本试图谋划夺取荷属东印度的信号。4月1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报界发表声明，对日本人所谓的荷属东印度的命运与他们有特殊利害关系表示异议。赫尔强调，“采用非和平手段来改变那里现状的任何做法都将损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提醒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最好是规矩点。

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5月11日，有田外相把他4月15日声明的抄件交给英国、法国和德国大使，声称欧洲的事变使日本政府更加深切地关注荷属东印度的情况。他同时向荷兰大使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坚持其维持原状的态度。赫尔担心这可能预示日本将采取某些军事行动，他确信日本政府正在试图寻找借口对那里进行干涉，于是在5月11日又在报上发表声明，提到了先前对尊重荷属东印度现状所承担的义务。赫尔的举动对日本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关键是日本当时还没有做好入侵那一地区的准备。

良机稍纵即逝，陆军的“南进论”迅速抬头。东条英机的得意门生、日本南中国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大佐立即致电军部：“当今欧洲之变化，希特勒所提倡的建立世界新秩序将急速发展。日本若是一直陷在日中战争的困局中，德国就会马上进军东亚，将英国、法国、荷兰的属地尽收囊中，到时候就轮不到日本出头了。所以当此之际，日本必须下定决心，尽快进军占领南方资源地区。”

相对于陆军的与时俱进和转变观念，日本海军历来倡导南进。就在德国进攻荷兰的5月10日这天，海军军令部作战课课长中泽佑大佐就提出，“日本海军要迅速做好对南方实施作战的准备”。5月11日，军令部就组织了以“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油田地带，英美两国参战”为主题的兵棋推演。

当时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在日记中写道：“5月间日本涌起的政治喧嚣，迄未退减，反见日益加剧。”

还有一个问题是，解决南方问题与之前一直提倡的彻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可谓是息息相关。中国沿海地区的相继沦陷，使得通过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通向中国的道路成为国际社会援华的两条重要通道。如果能够占领这一地区，切断对中国抗战生死攸关的输血管，也会尽快迫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投降。

6月19日，趁火打劫的日本政府向奄奄一息的法国提出要求，暂时封锁法属印度支那与中国的边界，禁止过往交通，并要求法国当局同意日本派出现场检查员，以保证禁止任何可能助长重庆作战能力的过境运输。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法国政府于6月20日答复说，他们在6月17日就已经封闭边界不让供应中国的汽油和卡车通过，今后还将把禁运范围扩大到许多其他物资，同时表示不反对日本派出检查员。6月29日，由西原一策少将率领的一个日本代表团到达河内，着手在海防、谅山等地建立检查站。一直牛皮哄哄的法国已经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田地。

日本同时也向英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立即停止从香港和缅甸把战争物资和某些其他种类的货物运到中国内地。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声称，如果英国拒绝这些要求，日本军方将坚决要求政府对英国宣战。与这一威胁相配合，日军在邻近九龙租界的边界地区集结了一支5000人的部队。犹如惊弓之鸟的香港英军当局，下令毁坏了深圳河上的边境铁路桥和公路桥，并强行把英国的妇女儿童疏散到马尼拉和澳大利亚。日本外务省明确提出了要求禁运的物资种类，如武器弹药、燃料、卡车及铁路器材等。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在与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的谈话中还反复抱怨说，“日本对欧洲的战争保持中立，而英国却不像日本对欧战那样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

比起法国而言英国情况要好一点，毕竟英伦三岛还没沦陷嘛，英国面子也更大一点，日本一说就答应也太丢不起这人了。但实际上英国的实力及处境使其根本无力在远东与日本抗衡，英国决定寻求美国的支持。6月25日，英国向美国说明，自己不能独立无援地在两个半球进行战争，它在滇缅公路问题上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共同阻止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无疑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驻美大使洛西恩向国务卿赫尔提出，如果美国也不想走向战争，是否由双方一起对日本做出一些让步？赫尔回答说，“迄今为止所有有关妥协方案的建议，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拒绝在对日妥协上与英国合作。但赫尔也表示不能派舰队到新加坡，因为那样做，将使美国在大西洋的海岸线可能遭到德国的攻击。

看到英国磨磨叽叽不想答应，日本再次发出威胁。日本陆军省官员对英国驻日陆军武官助理直言，“拒绝关闭滇缅公路将肯定引起战争”，日本报刊也充斥着对英宣战的激进言论。为了使日本不至于马上对他们的殖民地马来亚和新加坡动手，刚刚上任不久的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通俗点说，就是“不要脸了”。7月17日，英日双方达成协议，自7月18日起关闭对中国战场至关重要的滇缅公路3个月。当时的滇缅公路承运了从美国输入武器弹药的38％和从苏联输入的37％。重庆政府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此举“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无异是在帮助中国的敌人”。

德国在欧洲取得的累累战果让日本人嫉羡不已。在日本军部看来，法国已经败降，英国也正在为生存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他急需的战争资源，更待何时？看看人家希特勒，不到一年就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之前吆五喝六的法国不到3个月就歇菜了。再看看咱自己，都3年了，连个贫弱的中国也收拾不了，还把那么多人马陷进去不能自拔，丢人哪！就这，人家想和咱结盟，咱还扭扭捏捏地挑三拣四，不惭愧吗？

在日本国内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叫嚣声中，6月22日上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对策。会上，那些不久之前曾力主从中国撤军的人一反常态，纷纷建议立即对南方地区采取断然行动，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6月25日，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召集陆军省全体人员训话，发誓要“迎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坚决当上第三国”。之前一度沉寂要求缔结三国同盟的要求在日本国内重新强势抬头。

以前是德国追求咱，咱不答应，现在人家发财，成大款了，咱就要主动贴上去。在一片强烈要求与德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喧嚣声中，6月29日，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发表了题为“国际局势和帝国的立场”的外交政策演说，极力强调日本和德国合作的诚意。日本政府匆忙向德国主动提出，恢复之前中断的德、日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

7月8日，由原林铣十郎内阁外务大臣佐藤尚武作为特使，会同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在柏林会见了里宾特洛甫。佐藤声称，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转移了英、法、美等国的注意力，才使得德国在欧洲的战争进行得更加顺利，换言之，你能在欧洲横行霸道，也有俺的功劳。他说，日本正努力在亚洲建立新秩序，像德国在欧洲正在做的那样。他提议双方今后应密切合作，尤其是在美国要干涉欧洲或远东事务的时候。日本正在设法结束中国战事，以腾出手来为上述目标奋斗，佐藤希望德国能够支持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扩张计划。来栖大使还强调，德国帮助日本加强在远东的地位对德国加强在欧洲的地位也大有好处。里宾特洛甫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把一年前三国公约谈判失败归咎于日本政府对欧洲事务的漠不关心。

还好人家里宾特洛甫大人有大量，对过去的事情表示既往不咎，一切朝前看，同意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之前闹矛盾的双方重叙旧情，把酒言欢，真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哪！

德国倒不是真的大度，里宾特洛甫当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德国的侵略计划中，日本本来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德国需要日本在远东通过对马来亚、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的进攻给英国以新的打击，同时促使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太平洋，以牵制和阻止美国在欧洲参战。里宾特洛甫慷慨地表示，希望日本将双方的合作建议具体化。很快，日本就草拟了一份协议草案，互相承让对方的势力范围，并同意将意大利也拉进来。

7月12日，德日双方代表在该草案的基础上制订了名为“加强日、德、意之间的协调一致”的计划，规定了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但是，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在会谈中明显表露出这样一种意思，就是同一个素来与德国疏远的日本政府合作感到极度不爽。话没明说，但毫无疑问是针对一贯主张与英、美协调的首相米内光政和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换言之，要想合作得更愉快，日本必须把米内赶下台，成立真正对结盟有诚意的亲德新内阁。

日本陆海军是娘胎里带出来的世仇，作为海军大将的米内，与陆军的关系一直不好，组阁之后的米内就一再受到陆军的掣肘，而陆军倒阁的种种活动，从他上台那一天就开始了。相对于陆军的狂热，米内和日本海军界的清醒人士认为，称雄世界数百年的大英帝国海军实力强大，希特勒不会轻而易举地压倒英国取得制海权，英吉利海峡是英国的天然屏障，制海权一日在英国人手中，欧洲的胜负就一日不敢做结论。来自驻英大使重光葵的消息也说，英国人正在丘吉尔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誓死与德国人搏斗。美国和苏联两个中立大国的态度也不完全明朗，现在就对德国积极表态为时尚早。

迫于国内陆军和舆论界的巨大压力，之前一直反对三国同盟的米内，也只好对德、日、意三国谈判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但以陆军为主体的亲德势力仍不满足。况且在短短的任期内，米内并没有就“解决中国问题”与英美两国达成任何协议。可谓芝麻没捡到，西瓜也丢了。日本军界决意彻底摧毁米内内阁，由一个能同轴心国进行合作的内阁取而代之。

1940年7月8日，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拜会了内大臣木户幸一，明确提出米内内阁根本不适合同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谈判，改组内阁已势在必行，陆军准备倒阁并再次支持近卫文麿上台。可笑的是，陆军之所以支持近卫文麿重新组阁，并不是因为近卫德高望重和能力出众。在军方眼中，近卫是出了名的懦弱和优柔寡断，这样军方就能牵着近卫的鼻子沿着他们所希望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陆军很快使出了撒手锏，1940年7月16日，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宣布辞职。米内首相还天真地要求陆军推荐继任陆军大臣的人选，但陆军以提出人选有困难为由，予以拒绝。受到致命一击的米内光政只好于7月22日黯然下台。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中，米内公开表示“内阁总辞的原因是陆军的种种阻挠”。天皇虽然不愿看到米内内阁被推翻，言语中也表示有些不满，但也不敢站出来公开反对陆军的立场。

畑俊六大将1940年7月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参谋本部泽田茂次长来此，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盖章，逼我决定去留，无奈之下我只好辞职。”米内也算厚道人，即使被畑俊六点了死穴，在后来的东京大审判中，米内还是在法庭上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此乃后话，届时详叙。

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经历了平沼、阿部、米内三个短命内阁之后，1940年7月22日，把日本带进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一直蛰伏的近卫文麿重出江湖。

万众瞩目的近卫文麿再次走上前台，组成了新一届政府内阁。在这个习惯上被称为“第二次近卫内阁”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关键人物：一位是能言善辩、傲慢无礼、野心勃勃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另一位就是名气更大的强硬派，人称“剃刀”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东条英机就曾经出任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次官。

以前老酒认为将日本带入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号称“二战三元凶”之一的东条英机，但后来看了很多资料，逐渐改变了看法。老酒以为，真正将日本带向毁灭的罪人，应该就是这个在日本享有崇高声望的“青年政治家”近卫文麿。在日本民众眼中，近卫出任首相可谓众望所归，可惜近卫在战前三次组阁，最后均以令人失望的结果告终，且每次都将日本往死路上送上一程：第一次，近卫内阁把日本领上了战争之路；第二次，内阁开始为战争加速；第三次，内阁将战争列车加至最高速，到达了悬崖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近卫奋力跳下了车，司机换成了东条英机。别说东条本身就不想刹车，就是想刹也刹不住了。日本的战争列车只好朝着悬崖下边直落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持这种看法的不止老酒。政治家的英明或拙劣不能看他当时受欢迎、受吹捧的程度，而应该凭政绩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让后人来评说。2005年，日本文艺春秋社收集了上万人的综合评价后编辑出版了《总理大臣得分表》一书，书中对近卫文麿的评价是“软弱、无责任感”，其总得分在日本历任首相中排名第一，不过是倒数的。在和平年代，一个政治家的无能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尚不至于让国家走向毁灭。但战争年代就不同，这也正是那些将国家领向战争胜利的政治家能够名垂青史的主要原因。对于在那个特殊年代三次受命组阁的近卫文麿来说，他的人生或许只能用失败两个字来形容！他既优柔寡断又鲁莽冲动。更加不幸的是，他往往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优柔寡断，却在需要谨小慎微的时候鲁莽冲动。

这也正如近卫在战后自杀前所言：“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

近卫出身显赫，他的高贵血统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藤原家族，当时他的家族一度作为摄政王控制日本。日本的封建时代是由五大家族拱卫天皇轮流执政，也就是所谓的“五摄家”。其中“近卫”和“九条”是前两家，“鹰司”“一条”和“二条”是后三家——听着好像跟打麻将似的，只有五大家族才有资格出任摄政。从中世纪起一直到1947年“华族制度”废除为止，“五摄家”在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其中又以排在首位的“近卫家”最为显赫，他们要么可以把自家的女儿嫁入皇室，要么可以把天皇的女儿娶回自家。

1891年11月12日，近卫文麿出生在最为高贵的“近卫家”。其父近卫笃麿是明治时代的知名人物，曾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议长等要职。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8天就因产褥热去世，之后，笃麿又娶了小姨子贞子为续弦，而文麿一直将其姨母当成亲生母亲，直到长大成人后才知道真相。在后母面前，近卫总是受到冷落，后来他感叹道：“知道真相后，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斥着谎言。”一定程度上，此事对近卫的未来人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近卫是父亲第一次婚姻中唯一的孩子，也就是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嫡出的长子。正因为此，近卫从出生之日起，就被视为掌上明珠。其曾祖父为他的出生高兴得连连赋诗助兴。看着儿子歪歪扭扭地踉跄学步，笃麿就用一根绳子将小近卫牵上，生怕他摔倒。由于家族和天皇的深厚渊源，近卫文麿自幼深受“天皇家屏藩”的严格家教与训练，3岁起便由其祖母带着到皇室去参拜，尊皇尽忠的封建伦理思想在幼年近卫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04年1月，积极鼓吹对俄开战的父亲笃麿突然病逝，昔日门庭若市的近卫家刹那间变得冷冷清清。那些以前受过父亲关照的人全都换上了一副冷面孔，很多人常常到近卫家索要债款。尽管年仅13的少年近卫继承了爵位，但家道的中落使得涉世不久的他深深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奈和世态之炎凉。

中学时代的近卫曾经是个郁郁寡欢的文学青年。瘦高、留着两撇小胡子的近卫热衷艺术，他曾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在现存官方的照片中很少见到近卫的笑容，他也由此被人誉为忧郁的哈姆雷特，期间他甚至几度想辞去爵位，去当一名普通的民众。

1912年3月，近卫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10月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法学。他主张礼贤下士，曾经买糕点送给贫穷的邻居，口头禅“乞丐也是宾客”更是为他赢得了不少好名声。

短暂的“大正民主”使得以前视政治为俗物的近卫开始逐渐关注政局。就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德高望重的“明治最后元老”西园寺公望。在1922年山县有朋、1924年松方正义相继病逝后，西园寺便成为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西园寺是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其一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和法国的乔治·克列孟梭是终生的好友，被誉为“日本民主的最后守护者”。西园寺当时正在和桂太郎交替出任首相，也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桂园时代”，可谓那个时期日本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巨人。西园寺年轻时曾向近卫的祖父学习过书法，和他父亲笃麿也是挚友。所以当某天身穿学生制服的青年近卫去拜访他时，面对故人之子的西园寺，睹人思人，备感欣慰。也许从那一刻起，西园寺就主动承担起将近卫培养成杰出政治家的重任。尽管两人年龄差了整整42岁，按辈分算也是叔侄，但贵为首相的西园寺对年轻的近卫却以“阁下”相称以示尊敬，可见其提携青年近卫的拳拳之心。西园寺当时绝对想不到，就是这个自己寄予厚望的年轻人背离了自己的政治目标，最后将日本带上了绝路。出身显赫的近卫有了贵人的相助，从此开始平步青云。

1916年，年仅25岁的近卫便晋身为公爵议员并进入贵族院。1918年12月，杂志《日本及日本人》发表了近卫的文章《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近卫将世界划分成英美的“维持现状”势力和德国等后起的“打破现状”势力。他写道：“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消极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本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像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他还指出，英国正在兴起对其他国家关闭殖民地门户的议论，如果这样的话，“我国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不得不做出打破现状之举”。从文中可以看出，近卫对西方民族优秀论世界观的反抗心理在很早以前就已成型，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给予深切的同情。值得提出的是，近卫那时候就开始将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相提并论，这也成为近卫后来力主结成三国同盟和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基础。

1919年，近卫幸运地随西园寺公望参加了著名的巴黎和会，在这里他邂逅了一个今后影响他命运的中年人，那就是稍后就要闪亮登场的松冈洋右。参加巴黎和会增长了近卫的国际见闻。归途路经上海时，近卫还应孙中山的邀请进行了会谈。高贵的门第，不断见诸杂志和报端的政论文章，使从国外归来的近卫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1921年，刚届而立之年的近卫就被推选为临时议长，在政坛日益活跃的近卫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

高贵的出身，超过一米八的身高，端正的外貌，使得近卫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在日本民众的眼中，近卫是未来作为首相领导日本的不二人选。后来的事实也真应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931年，近卫成为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任议长，开始进入国家的政治权力中枢。

对于关东军发起的九一八事变，近卫文麿是击节赞叹。他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并公开跳出来反对导师西园寺所主张的协调外交。从这时候开始，他的思想逐渐与西园寺的民主思想越来越远。“二二六事件”之后，冈田启介内阁垮台，西园寺公望为了抑制军部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向天皇推荐了他不听话的弟子近卫组织新内阁，被近卫以健康欠佳为由加以拒绝。接任的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很快相继垮台后，举国公认继任首相人选除了近卫之外，别无他人。

1937年6月4日，近卫受命成立第一届内阁。时年46岁的近卫被称为“青年宰相”、日本政坛上“最年轻的首相”。巧合的是，54岁近卫自杀时，又被称为日本政坛自杀者中“最年轻的首相”。国内媒体将第一次近卫内阁称为“青年内阁”“明朗内阁”和“阳光内阁”，多数国民期待着他能够成功打破日本社会沉闷无比的状态。在他们眼中，近卫是最最出色的政治家，但事实上恰恰不是。用松冈洋右的话来说，尽管“近卫感觉敏锐，可以快速地接受新鲜事物，但是总结能力几乎为零”。在此非常时期，肩负日本未来重任的近卫，与其说是列强中最为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

近卫有着高贵的血统、良好的教育和美妙的年华，曾因拒绝就任首相，给人留下没有权力欲的良好印象。但近卫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实施对外扩张。天皇也曾对近卫十分满意，由于家族关系，两人亲切有加，近卫在天皇接见时经常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有时还边说话边摇晃着二郎腿。这一行为和一直正襟危坐的东条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由此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和鄙视。

看似前途无量的近卫文麿，刚刚上台就把日本带上了毁灭之路。上任仅仅一个月零三天，卢沟桥事变爆发。虽然曾经做出过“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但在军部的压力下，近卫很快屈服，做出了对中国增兵的决定。由于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抵抗能力，日本就此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步步推进，军部的势力越发猖獗，近卫内阁也很快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在这一任期内，短视的近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把中日战争彻底引入了死胡同。

这一声明被后来的史学家评价为极端弱智的言论，证明了近卫在外交事务上的幼稚无知。藤原彰在《日本近现代史》中指出：此举无疑是“自行堵死了结束战争的道路”。山冈庄八在《太平洋战争》中也指出：“近卫文麿这一奇妙声明看似无视外交惯例，因为在与中国军队的每日战斗中，突然发表了‘不拿你当对手’的声明，为了不是对手的对手每月要付出巨大的军费并死伤大量的士兵，在人类的军事史上可能是一个笑谈。”

因无力解决侵华战争问题，第一次近卫内阁在1939年1月4日总辞。当日本在中国陷入泥潭无法自拔时，近卫选择了不负责任地离开。当时的日本民众被告知，日军在中国每攻必克，每战必胜，所向披靡，因此很多人对近卫的辞职很不理解，我们进展这么顺利，为什么首相还要辞职呢？和后来一样，近卫的行动总是有始无终，他近乎鲁莽的领导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也让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控制力达到顶峰。

在三个短命内阁相继陷入僵局被迫下台之后，像是再做一遍梦一样，第二次近卫内阁于1940年7月22日再次成立。对于近卫文麿来说，与其说是他谋求去当首相，不如说是首相的位置在主动向他招手。

唯一强烈表示反对天皇对近卫任命的，恰恰是近卫的恩师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告诫天皇，请近卫重新上台，“就好像邀请强盗来调查他的罪行，因为没有别人知道得这样清楚”，但他的反对无效。几个月后，1940年11月，这个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就去世了。

就在新内阁宣布就职的同一天，西园寺公望的秘书、近卫幼年的同学原田熊雄和内弟有岛生马就谈到了再次成为风云人物的老同学。原田熊雄感叹地说：“近卫这人是一个像富士山一样的家伙。”在旁边的有岛生马的女儿晓子立即问为什么。原田沉思良久后，回答道：“从远处看，富士山是很漂亮的。但从近处看，富士山全是岩石，简直是粗糙不堪。”紧接着，原田流下了眼泪，“在国家命运面临重大选择的危难关头，却选择这样的人来担任首相，真是心寒哪”。

的确如此。如果说第一次近卫任内发起的中日战争是为日本订下了一口棺材的话，现在近卫马上要让日本躺进去，然后再钉上几个钉子，其中马上要钉的第一个钉子，就是很快要签署的《三国同盟条约》，第二个钉子就是随后的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近卫执政的基本方针还在其《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论文的延长线上，即通过强化日、德、意三国轴心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等手段，与英美等传统势力进行对抗。由于之前连续三届内阁都很短命，老换来换去也不是个事，因此裕仁天皇特地叮嘱近卫在物色内阁成员人选时要加倍慎重。

对于最重要的陆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人选，近卫分别选择了东条英机和松冈洋右。陆军大臣的决定权在军方，近卫几乎无法左右。不但如此，军方还明确表示，反对任何一个不赞成与轴心国结盟，也就是亲英美的人士出任外务大臣。近卫选择了自称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没有人会比他强的松冈洋右。有分析认为，近卫之所以选择松冈，是因为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自己所阐述的“国际秩序构想”，与松冈倡导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感觉上存在一定的共同点。从这一天起，东条和松冈就成为近卫制定和推行军事侵略及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战后，日本史学界将东条和松冈并称为使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的两大元凶。

海军大臣由吉田善吾海军大将出任，这显然也不太称职。东条和松冈赞成三国同盟且无比强硬，吉田反对同盟却胆怯懦弱，缺乏信心和勇气。后来的事实证明，近卫选中的内阁人选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1940年7月18日，天皇向近卫公下达了组阁命令。就在同一天晚上，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造访近卫私邸并出示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是“重新研究关于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方针，同时与赞成我国国是的国家合作”。武藤章提出，陆军承诺以“新内阁”理解此内容为前提，将给予其“完全协助”。换言之，如果不按陆军意愿去做的话，你的内阁和米内内阁的命运将是一样的。

敕令下达后，7月19日，近卫在私邸荻洼庄召见了即将就任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海军大臣吉田善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荻洼会谈”。虽然这并不是一次正式的官方会议，但其对后来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势必将被记入史册。会议决定新内阁外交政策的四条原则是：一是强化德、意、日轴心；二是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消除和减轻来自北方的威胁；三是将南方英、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全部纳入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四是尽力排除美国的干涉。这四条原则表明，“南进”已经成为日本当前将要采取的主要策略。

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宣告正式就职。第二天，近卫文麿以“拜受敕命”为题发表了广播讲话，声称在外交上将“走帝国独自的道路”，“要自己主动去指导世界的变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并称为了执行上述外交政策，“帝国同满洲和中国经济合作以及向南洋方面发展的必要性在不断增强”。

与上述原则相对应，日本很快制定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政策。这就是随后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以及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这两个《纲要》成为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新起点。

1940年7月26日，组建仅仅4天的近卫内阁就研究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指导方针就是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建成完全国防国家。《基本国策纲要》内容冗长，其要点是：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在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

早在侵华战争早期，1938年11月3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当时的范围仅仅局限于中国和朝鲜。这次虽然仅仅增加了一个“大”字，但已经包括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广大地区。上述内容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日本要把侵略战争从之前的中国对外扩展。连中国都消化不了的日本，已经好高骛远地准备扩大战线，试图南进了。

近卫没上台之前，陆军省已经联合参谋本部根据欧洲形势的巨大变化开始着手，起草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7月3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研究通过了这一提案，并在4日发给海军方面征求意见。此后，陆军与海军进行多次协商沟通，于7月22日，作为大本营陆海军部的联合提案确定下来。

在这份文件中，大本营陆海军部一致认为，即使德国不在英国本土实施登陆，德国的最终胜利也毫无疑问，这正是日本实施南进战略，取得南方资源地带，以摆脱经济上对美英两国的依赖，巩固自给自足态势之天赐良机。在制定《纲要》的同时，日本陆海军未雨绸缪，已经开始组织对南方地区用兵要地的实地调查、军事情报搜集和作战计划制订等。唯一存在异议的是，到底是将战争对象确定为荷兰一国，还是确定为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英荷两国，还是荷、英、美三国，一时还难下定论。

《基本国策纲要》一开头就指出，当前日本的第一要务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并列举了武力南进的具体推进计划。在外交方面，《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加强与德、意在政治军事上的联合，谋求对苏邦交的重大调整”。另外，《基本国策纲要》在最后说明中还写道，“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美开战的情况，需要充分做好对美战争的准备”。

在《基本国策纲要》通过仅仅一天之后，7月27日，近卫文麿主持召开了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按照军部的要求，会议无修改无条件地通过了军部提交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相比《基本国策纲要》而言，《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将日本今后一段时期的各项任务完全具体化了。

可以说，在日本之前出台的无数个“纲要”中，《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无疑将给日本的前途带来最为深远的影响，它第一次把对英美的战争提到具体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样重大的国策调整，近卫仅仅召开一次联络会议，用了短短3个小时就完全确定下来。正如前面所言，他在需要谨小慎微的时候犯了鲁莽冲动的毛病。

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发表了著名的“皇道外交宣言”，第一次对外公开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明确表示“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为中国、朝鲜、日本、“满洲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澳洲、新西兰、印度及西伯利亚东部等地。真不怕把自己给撑死呀！

在这个人口近5亿、面积近800万平方公里的大圈圈中又分为三个层次：日本本国与“满洲国”、中国为经济共同体，东南亚为资源供给地区，南太平洋为战略国防圈。在经济上，由日本垄断“共荣圈”内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在军事上，通过占领南洋地区，利用其资源和战略基地与英国、美国进行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持久战，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欲独霸远东的野心昭然若揭。

在随后的解释中，松冈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要在政治上“共存共荣”，以“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独立”为目标，以“皇道的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经济集团。他还为日本的侵略行动找到了看似冠冕堂皇的解释：“日本正在扩张，看看有哪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没拿它的邻国开过刀呢？问问那些美洲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多年以前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们的。”

为了配合进一步扩大的侵略战争，近卫首先采取的第一大措施就是推行所谓的“新体制运动”。在近卫眼里，“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以来的原有政党已日趋衰落，必须建立一个扎根于全体国民之中、不同于原有政党的新组织。早在未出任首相之前的1940年6月24日，近卫就发表了“拜辞枢密院议长，愿为建立新体制奉献绵薄之力”的声明，开始致力于建设新体制的“伟大”事业。

近卫这种建立类似于德国纳粹党一国一党制，在全国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做法得到了日本陆军的大力赞同。他们认为，德国飞跃发展的根源就在于建立了纳粹党的独裁体制。国民在狂热欢迎近卫再任首相的同时，也对他提倡的新体制充满期待。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发表政论文章，为近卫的新体制运动摇旗呐喊。《读卖新闻》的评论提出，“以往半自由主义的不彻底想法和方法在日本现有的形势下是万万行不通的”。

用近卫的话来说，“新政治体制的推动力是来自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不是旧有概念的政党，而是既能进入政府，也能进入军队，能够进入一切组织的政治力量”。由于近卫在国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他提倡和建立的新政治体制蓬勃兴起，风靡政界，原有日本各政党纷纷主动解散。随着社会大众党首先解散加入新体制运动，政友会、民政党、国民同盟、东方会等老牌政党也相继宣布解散。

1940年10月，近卫首相亲自出任总裁的“大政翼赞会”宣告成立，开始以一党专政的模式统治日本。“大政翼赞会”的宗旨是“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密切配合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分设大政翼赞协议会，还把产业报国会和日本妇女组织等团体也纳入体制中来。在思想宣传上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倡导“一亿一心”“一亿总动员”。日本已经进入“一君万民”“万民翼赞”的军事总体战体制。

抓完政治抓经济，近卫内阁同时公布了《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提出进一步加强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建立“国民经济一体化的高度国防国家”，对金融、钢铁、煤炭等产业实行统制，统一分配工业、农业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政府发布了《确立劳动新体制纲要》，控制和监视全国8.4万家企业和500万工人，建立起对劳动力的统制和动员体制。可以说，日本已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做好了扩大对外战争的准备。

1940年8月1日，格鲁大使在以“日本死心塌地投奔轴心国”为标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今内阁换了，连同换阁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比一场台风还厉害，竟然毁掉了一块地基。一望而知，近卫内阁在阐释当前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军部的要求时，已充分表露它将死心塌地地投向轴心国，建设东亚新秩序，肆意践踏美英权益、原则和政策。”格鲁从东京向华盛顿发出警告，“要警惕日本即将展开的新的侵略活动”。

现在，终于轮到松冈外相跃马挺枪来搞定三国同盟了。

柳暗花明

好事多磨。在多次看似山穷水尽的磨砺之后，局势终于戏剧性地渐趋柳暗花明。在陆军一阵阵“不要错过公共汽车”的叫嚣声中，德、意、日三国同盟再次进入快车道。九一八事变之后大闹国际联盟会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再次披挂上阵，闪亮登场。

早在一个月之前，1940年7月初，松冈洋右就接到了尚未出山的近卫文麿发来的出任新内阁外务大臣的邀请，松冈闻言，心中窃喜。但老奸巨猾的松冈并没有立即答应，他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地提出，应邀出山辅佐近卫的必要条件是必须赋予其“拥有外交政策的决策权和自主权”，这一明显过分的要求竟然得到了近卫的认可。从那一时刻起，松冈洋右，这个太平洋战争前夜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外交官，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被他自诩为“我行我素”的独立外交政策。

关于近卫对松冈的人事任命，包括内大臣木户幸一在内的诸多高层人士均不赞同，连天皇都几次劝近卫要慎重考虑。裕仁曾就起用松冈询问前来晋谒的近卫首相：“起用松冈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和黑暗之中，你有这种思想准备吗？”天皇的话表示了对前景的忧虑。近卫又一次在需要慎重的时候做出了鲁莽冲动的决定，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在近卫眼里，松冈一贯标榜的排斥英美传统势力，与自己的观点可谓是“臭味相投”。

在那些反对者眼中，松冈性格怪异，喜欢故弄玄虚，虽然足智多谋，但浮夸外露，好冒险，办事凭直觉。他的想象力丰富，经常说一些与自己内心相反的话，弄得大家是一头雾水。他一再向同僚保证他是亲美的，但提到美国时却咬牙切齿、深恶痛绝。他自称不相信德国，却不断向希特勒献媚。他标榜反对军国主义，行动起来却比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还激进。无怪乎有人称他是一位神经不正常的“智力体操运动员”。他可以和希特勒称兄道弟，也可以和斯大林勾肩搭背，并告诉斯大林“对于共产主义我比你知道得多”，他还可以跟罗马教皇谈论基督教教义，号称自己是纯粹的基督徒。很多人认为，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特殊历史时期，让疯疯癫癫的松冈出任外务大臣，只能把事情越搞越糟。

松冈可不这么看。在对外事务中，松冈自信地认为，他既能充分利用两个轴心国达到日本的目的，又不致对它们承担过多义务。他告诉日本驻英国大使重光葵，“意大利今后将从属于德国，但是日本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却能保持独立”。松冈认为，日本应当利用德国在欧洲所向披靡的有利时机，对法国、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发动突然袭击并占领之，这样做可以最少地冒卷入战争的风险，同时获得最大的利益。松冈还认为，英国很快将被希特勒打垮，届时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也将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在松冈眼里，如果日本站在德、意一方进行积极的干涉和威胁，就可以阻止美国去帮助英国，这也正是日本的价值所在。

1880年3月，松冈洋右出生在被誉为“日本右翼政治家摇篮”的山口县。他的家庭因做过一段海上贸易一度富有，但后来父亲投资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哥哥又挥霍无度导致家道中落。1893年，年仅13岁的松冈被迫去美国西海岸投靠他做生意的叔叔。可惜遇人不淑，一句英语都不会的小松冈刚到美国就被叔父狠心地扔在了海岸上，要他自谋生路。如果松冈今天参加电视选秀节目一起“比惨”，倒是能博得不少评委分。

虽然诅咒一个小孩子似乎不太厚道，但是如果松冈就此消失，对于人类来说未必是件坏事。也是松冈命不该绝，举目有亲却不被认的他被当地一家好心的美国人收养，他们还给松冈起了个英文名字，叫弗兰克。松冈先是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后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在而后的成长岁月里，松冈发奋自强，刻苦读书。他坚持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为了赚到学费，他在餐厅洗过盘子，在农场种过地，也当过铁路工和管道工，还临时做过富人家的仆人。他甚至兼职去当主持婚礼的司仪——松冈绝佳的口才，可能就是当司仪时练就的。尽管在美国曾经受到种族和社会歧视，但松冈仍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俄勒冈州大学毕业，拿到了法学学位。这种曲折艰苦的成长经历，让松冈练就了超乎常人的坚韧毅力与求生技能，使他成为极力推动日本对外侵略的“国民英雄”。鉴于后来他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所作所为，讨厌他的美国人给他起了一个“俄勒冈僮仆”的蔑称。

由于母亲病重，1902年，22岁的松冈回到日本，之前他在美国生活了整整9年。这点倒是和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有几分相似，里宾特洛甫也是年轻时候在美国待过4年，两人都因此自诩为“美国通”。虽然接受了近乎完整的西方教育，奇怪的是，松冈依然尊崇天皇，还对西方充满了敌视。回到日本的松冈曾对自己的朋友说：“记住最重要的一点是，永远不要被美国人轻视。当你和一个美国人在楼道里相遇时，美国人不会因为你向他鞠躬并礼貌相让而感谢你，他其实会鄙视你，认为你太容易对付了。如果你朝他脸上狠狠地来上一拳，他才会看得起你、尊重你，才会认为你和他的地位是平等的。”

与向来过分养尊处优的近卫相反，松冈每一步前进都经历了无数的艰辛。近卫喜欢吃美食、泡小妞，习惯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松冈最喜欢的不是女人，而是美酒。1904年，松冈参加了外务省组织的外交官资格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当时是130人参加考试，仅仅录取7人，而松冈在这7个人当中排名第一。从那时起，松冈洋右就开始频频活跃在日本的外交领域。

松冈有着天生的倾诉欲望，说起话来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珍惜每一次能够发言的机会，然后只管喋喋不休地大放厥词，根本不管别人爱不爱听、有没有听、听不听得懂，更不允许别人插嘴或打断。在松冈眼里，你如果意见和他一致，你就是对的；如果不一致，那你肯定是错的。松冈与近卫最大的不同是，近卫几乎倾听每个人的意见，而松冈几乎谁的意见也不听，因为他认为只有他才是对的。如果将近卫文麿比作哈姆雷特，那松冈就是一个东方的堂吉诃德。松冈的口若悬河为他赢得了“五万言先生”的光荣称号。他自己却心平气和地否认自己过于健谈，“说话啰唆意味着出尔反尔，但是我从来不这样，所以我说话一点也不啰唆”。英国大使对松冈的评价是：“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说话这么多却没有几句是真话的人。”松冈冗长的讲话往往会在结束时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演说很精彩，而是大家认为“终于讲完了，可以不受折磨了”，就像老酒平时听领导讲话一样。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罗杰率领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从欧洲起航，远赴远东驰援。在上海附近，罗杰将几艘补给船放进了上海港。很快，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接到了俄国辅助舰进入上海港的电报，并在之后的对马海战中一举将敌击溃。那个向东乡大将发去电报的，就是当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助理、年仅25岁的外交官松冈洋右。

在之后长达17年的时间里，松冈一直在中国任职，成为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外交战线的一员“猛将”，并逐渐形成了“大陆主义”思想。对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松冈一度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松冈曾有幸参加了巴黎和会，在那里邂逅了未来的“革命战友”近卫文麿。战后，日本外交界的亲英美派逐渐占据上风，积极倡导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的松冈在1921年退出了外务省。后来在老乡田中义一的推荐下，松冈进入“满铁”，开始从事对中国情报的搜集工作。1927年，松冈出任了“满铁”副总裁。

田中内阁下台后，松冈辞去在“满铁”的工作，回国致力于政治活动，开始与石原莞尔一起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猛烈抨击主张与欧美各国进行“协调外交”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松冈主张对美、英、法三国实施强硬外交，鼓吹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九一八事变之后，以松冈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悍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松冈发表了铿锵有力的“退出演讲”，可谓风头出尽，此节前文已有描述。

从日内瓦回国后之后，松冈再次回到“满铁”出任总裁，后辞职回家赋闲。德国与苏联的突然联姻，导致日本在诺门坎战役中承认了失败，同时使得平沼骐一郎内阁倒台。一向不甘寂寞的松冈在闻听此事，禁不住发出了一声感叹，“德国善于利用别国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违约也不干被他国利用的蠢事。和他们接近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上过当”。松冈此言可谓一针见血。此次出山，新任的外务大臣松冈就要承担起与德、意重新缔结三国同盟的重任。

不管之前已经深深地认为德国是背信弃义之人，松冈上任后，还是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德、意的结盟。松冈的如意算盘是，形成三国同盟，不仅可以减轻美国对远东的压力，而且能促使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建立“新秩序”。这还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通过德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邀请苏联加入日、德、意联合体系，形成欧亚大陆新体制的强大势力集团，以此与以英、美为中心的西半球形成对峙。第三步就是让美国屈服，并通过美国来解决“中国事变”。他曾对秘书官加濑俊一充满自信地说：“除了凭借三国同盟打开局面外，别无方策。但是最终目的是调整日美关系。你就等着看吧，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带着自己的“美好构想”，松冈开始为缔结三国同盟而奔走。

在8月1日记者招待会抛出“大东亚共荣圈”概念之后，当天晚上，松冈就约见了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向他急切表达了日本要求加强与德、意结盟的愿望。松冈指出，日本坚定不移地要把在中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并寻机实施南进计划。奥特对日本要求缔结军事同盟的表态感到满意。

为了排除异己，松冈快刀斩乱麻地更换了40余名驻外大使或公使，清洗了外务省中的亲美英分子，为缔结三国联盟扫除了障碍。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其心腹好友、外务省顾问斋藤良卫博士：“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斡旋日苏关系是很有可能的。若以德苏两国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也不敢再与日本为敌。”

前面已经提到，在“荻洼会谈”中，东条和松冈对于三国同盟是举四脚赞成，出席会议的第四个人却表达了不同意见，他就是海军大臣吉田善吾。吉田继承了加藤友三郎的遗志，从米内、山本、井上手中接过了“反对与英美开战”的大旗，“坚决不同意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斜刺里杀出的吉田出乎预料地成了反对三国同盟的最后一座堡垒。

让松冈略感欣慰的是，尽管陆军是三国同盟的积极倡导者，但海军内部几乎所有的中下层军官也开始积极赞成日本与德国联姻，海军大臣吉田善吾已经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他的处境比当年的“三驾马车”还要尴尬，缺乏魄力的吉田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下属。

吉田还是找到了一个支持者，他就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在给吉田海军大臣的信里山本写道：“日美战争乃世界一大不幸。对帝国来说，在圣战数年之后再添新强敌，诚为国家之危机。日美两国两败俱伤之后，苏联或德国乘机扩张欲争霸世界，其时何国得以制衡？如德国获得胜利，我帝国以友邦而示其好意，然则德国未必将疲困的日本放在眼里，因为真正的友邦只有拥有雄厚的实力才能维持。帝国之受尊重而不断有讨好者，无非是因为我海军有强劲的阵容。是故为避免日美冲突，两国应寻求万般之策，对帝国来说，绝不可缔结日德同盟。”可惜的是，作为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长年驻扎海上，对东京的决策产生不了什么决定性影响。

吉田非常赞同山本五十六的观点，无奈内阁中来自近卫、东条、松冈的压力太大。陆海军少壮派军官开始排着队轮番登门造访吉田的官邸，给海军大臣施加压力。参谋本部一个少佐参谋在得知海军大臣反对三国同盟的消息后，在当天的值班日志上写上了一个字“呸”！辅佐吉田的海军次官住山德太郎中将是个敦厚老实之人，曾被人讥称为“海军女子学习院院长”，基本上属于可有可无。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身心憔悴的吉田患上了抑郁症，他甚至试图自杀。就在三国同盟问题于内阁中正式通过之前三个星期，9月4日，吉田海军大臣在巨大的压力下终于崩溃。在前往医院的路上，最后一个反战的吉田向近卫递交了辞呈，最后一堵墙终于坍塌。松冈的面前已经是一片坦途。

现在要尽快找到一个顶替吉田善吾的海军大臣，前提是他必须赞成三国同盟。在海军中一言九鼎的实力派人物，就是已经当了7年军令部总长的伏见宫亲王，海军的人事变动一般都要经过他的首肯。前面多次提到，伏见宫属于不折不扣的亲德仇英美派。此时的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中将曾是驻德使馆的武官，作战部部长宇垣缠少将、作战课课长中泽佑大佐都是亲德派。为了给三国同盟扫清道路，伏见宫动用了皇族的威信，举荐了惯于息事宁人、窝囊到不能再窝囊的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接替吉田出任海军大臣。

及川新大臣和板垣征四郎、米内光政都是中学时期的同学，却远没那两位有主见。在井上成美眼中，及川“既没能力也没原则”，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他曾经被誉为日本海军中排名第一的“汉学家”，对工作毫无兴趣的及川成天研究的就是《论语》和《孟子》，再不就是埋头挥毫苦练书法——文化人哪！

留着花白寸头和浓密胡须的及川面相就很慈祥，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让人看起来茫然而不自信，甚至有人怀疑他根本就没有思想。从内心里讲，及川非常同情之前的米内和吉田，但他不想说也不敢说。和动辄千言万语的松冈相反，及川几乎不说话。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来自寒冷的北方，所以嘴从小就被严寒冻住了。及川认为海军的任务就是打仗，不应该过多地关心和干预政治。及川不喜欢对抗并尽量避免一切辩论，他认为作为海军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和陆军竞争，以便获得更多的经费和物资。估计正是由于他的无能、胆小和无主见，所以才被推选为海军大臣，给三国同盟让路。要不，新大臣怎么不去选择“三驾马车”呢？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无比崇拜汉学，但侵略起中国来，及川却毫不手软。当年武汉会战时，他就是中国方面舰队的司令长官兼第三舰队司令。突破马当、田家镇要塞等战斗，及川可谓“功不可没”，并借此于1939年11月晋升为海军大将。

三国同盟就意味着未来要与英美作战，对英美作战的主力无疑是海军。作为海军大臣，及川的职责就是根据海军的战斗力向政府提出合理的建议。如果他有当年米内光政的毅力和决心，三国同盟也可能会无疾而终。但及川同样面临来自陆海军基层军官的双重压力，老好人及川谁也不想得罪。及川认为，日本海军建设占用了国家军费的大部分，现在让海军主动提出来不和德国、意大利结盟，是因为海军打不过英国和美国，岂不让一贯与海军不和的陆军笑掉大牙？又如何去向国民交代呢？

苦思冥想的及川终于找到了三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如果海军不同意结盟，就会造成近卫内阁倒台，实在找不到新的首相人选了，只能先同意了，凑合着过吧。及川早已忘了两个月前陆军的畑俊六是如何毒杀米内光政内阁的。二是如果公开说海军打不过英国和美国，那绝对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肯定会影响海军官兵的士气。三是如果不同意三国同盟，海军就可能得不到更多的拨款和战争物资，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在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堂堂海军大臣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命运，而仅仅是如何从陆军手中多抢点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看到这样的情景，老酒真的认为，日本最杰出的政治家在明治时代都死完了，留下了这样一群鼠目寸光的无能之辈。

作为海军大臣，光关起门练书法也说不过去。9月5日，及川海军大臣召集专题会议研究三国同盟问题。不研究也实在不行，那边陆军和松冈都撵着屁股催呢。会议由出名的“官迷”，海军次官丰田贞次郎主持。海军省军务局局长阿部胜雄少将先说明了缔结三国同盟的谈判经过。及川接着对自己准备同意三国同盟做了辩解，如果海军再继续反对三国同盟，近卫内阁只有总辞职，对海军来说，实在负担不起导致内阁垮台的责任，所以我们不得不同意缔结同盟条约。至于影响士气和争取更多经费的原因，在这种场合没法明说。随后及川要求与会人员就此发表意见。

首先提出质问的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山本提出，“参加三国同盟就意味着对美英开战。从现在已有飞机的数量来看，无论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都不能满足开战所需的一半，需要加紧生产补充。加入三国同盟可能随时受到美国对生产所需物资的禁运制裁，生产不得不中止。没有所需飞机，联合舰队将无法完成任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省、部又是如何考虑的呢？”会场静穆了许久，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能回答山本提出的问题。

看大家都不发言，丰田次官就出来和稀泥：“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总的来说，海军还是赞成三国同盟的。”

军令部总长伏见宫立即发言附和丰田的观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赞成三国同盟也是没有办法的呀。”亲德派的老资格海军大将大角岑生随即代表军事参议官表态：“作为军事参议官，我们集体赞成三国同盟。”而实际情况是军事参议官从来没有集体研究过这个问题，大角的意见仅仅代表他本人而已。

既然连皇室成员和海军资深人士都表了态，其后就再也没人敢发表其他不同意见。及川大臣趁热打铁地进行了总结：“经过会议研究，海军从今天起开始赞成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就这么轻易地定下来了。

海军会议结束之后，近卫首相亲自约见了山本司令官，想就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听听山本大将的意见。近卫说：“如果日美开战，海军的看法如何？”山本答道：“如果非打不可，在开始的半年或一年中，尚可以奋战一番，并有信心争取打胜。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拖上二三年，那我就毫无把握了。《三国同盟条约》要缔结的话，那也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因此，我还是希望政府能设法回避同美国交战。”山本的话，后来受到了井上成美的严厉批评，井上认为山本根本不应该表示还能够打上“半年或者一年”，而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近卫“根本就打不过”。

在柏林，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已经与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进行了多轮会晤。从里宾特洛甫和奥特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德国对日本的热情在不断升温，表面看其原因，就是希特勒对于让米内下台而由近卫接替感到满意，但真正的原因绝不在于此。希特勒在向英国试探和平失败以后，德国要迅速结束欧洲冲突的希望已经逐渐消失，长期作战已不可避免。英国的亲戚美国很可能要替英国出头。此外，德苏的伙伴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希特勒已经开始考虑先收拾掉苏联，因此柏林方面认为使日本作为远东的一颗重要棋子依附于轴心国是非常必要的。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向东京派出了特使施塔默尔。

施塔默尔辗转于9月7日抵达东京。9月9日，松冈与德国特使进行了首轮会谈。施塔默尔说，德国此时并不需要日本进行军事援助来对英作战，而只是希望日本协助德国遏制美国。他向松冈保证，德国准备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领导地位，只要求在经济上享受优惠和要求日本帮助弄到战略物资，德国也愿意充当忠诚的中间人，使日本和苏联弃嫌修好。但施塔默尔表示，德国尚未就此事同苏联交换过意见。9月10日和11日，双方又进行了两轮会谈后，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9月16日，近卫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讨论。9月19日，决定日本命运的御前会议在皇宫召开。与苏联、德国和意大利不同，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日本的决策过程往往冗长得令人困惑。不过，现在终于到了给天皇大人汇报的时候了。

参加会议的人，个个听起来是如雷贯耳，实质上却是一群无能之辈。他们分别是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其余还有大藏大臣河田烈、企划院总裁星野直树、枢密院议长原嘉道等。企划院这个名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做企业规划的咨询机构，其实不然。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加强战时物资的生产和调配，日本于1937年10月专门成立了为战争服务的这一机构，今后还要经常提到它。

“没有最废，只有更废”，除了上边的几个废物政治家，还有几个更加废物的军人：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参谋次长泽田茂，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整个会议过程当中，这么多所谓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竟然没有一个人指出，日本作为一个海权国家，与遥远的德国这样一个陆权国家结盟是多么愚蠢。还是摘录一下废物们在会议上的蹩脚对话吧。

闲院宫：“加强日、德、意合作会给解决‘中国事变’带来什么影响？”

松冈：“缔结同盟的目的在于使日本处于更加强有力的地位。虽已声明‘中国事变’由日本单独处理，但既然建立了同盟，就要有效地利用德国，使之配合军方正在进行的日华间直接媾和谈判，我相信可以期待取得相当的效果。”

伏见宫：“对调整日苏邦交会有多大影响？”

松冈：“拟请德国居间调停日苏邦交。日苏邦交的调整对德国有利，所以德国希望居间调停。去年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就曾问过斯大林，将来如何处理日苏邦交。当时斯大林回答说，日本想和我们就和，日本想战，我们也必战。由此可以判断，苏方对调整日苏邦交抱有充分诚意。德方认为调整日苏邦交将没有任何障碍，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

伏见宫：“由于缔结这个同盟，和美英的贸易关系势必更加恶化，最坏时，历来依赖美英的物资可能越发难以得到，今后可能引发的日美战争必然形成持久战。鉴于目前因‘中国事变’国力大为消耗，对于保持国力有何对策？”

近卫：“由于原来已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扩大了国内的生产，努力增加了储备。如果能进一步加强对军、官、民的消费统制，物资集中使用于最急需方面，则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至于影响军需。即令有一天日美开战，也将能比较长久地应付军费，可以经受相当长期的战争。”

星野：“正如首相所言，大部分物资尚能保证战争的需要。如钢材、煤、铜等，最关键的是石油不行，特别是航空汽油是最大的弱点。所以设法保证从库页岛北部和荷属东印度取得石油是十分必要的。”

伏见宫：“一旦对美开战，海军将要挺身于第一线。那时军需石油虽可指望使用库存或从库页岛北部、荷属东印度等地取得，但如果后两项没有保障，仅靠海军库存是不能坚持长期战争的。请问，长期战争所需要的石油将如何补充？”

星野：“有关石油问题如前所述。一旦演变成长期战争，取得库页岛北部、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是绝对必要的。另外，通过德国斡旋，从苏联和欧洲方面补充也很必要。总之，应尽一切手段取得大量石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伏见宫：“关于石油问题，大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取得石油并没有可靠的希望。还要提一句，对于依赖苏联供给一事不能抱多大希望，结局只能是取自荷属东印度，办法有和平和武力两种。海军希望尽量采取和平方法，避免引起和英美的战争。”

松冈：“在进行本同盟谈判时，取得石油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当时我曾就日本获得荷属东印度石油问题询问过特使施塔默尔和大使奥特，‘现在占领着荷兰本国的德国对此将能做些什么’，德国特使回答说‘将做相当的努力’。另据施塔默尔说，德国这次在法国获得的石油量已超过德国去年9月到现在的耗油量，还有苏联也供应德国相当数量的石油，此外德国还能从罗马尼亚得到大量石油，因此德国对于石油并不担心。

“缔结本同盟的结果很可能导致美国对日实行禁运，这实在是我们最痛苦的地方。因此，我曾提议将德国石油让给日本一半左右。他们说‘将尽量想办法’。另外，关于库页岛北部石油问题也曾委托他们向苏联进行斡旋，希望苏联将该地石油的大部分或一部分让给日本。德方回答说，‘日苏邦交调整后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

伏见宫：“荷属东印度石油资本属于英美，荷兰政府已流亡英国，因此德国虽已占领荷兰本国，能自由支配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吗？”

松冈：“很困难。”

伏见宫：“即使由于美国参加欧洲战争而使帝国被迫参战，其开战的时机也应由我方自行决定，为此将采取什么措施？”

松冈：“条约上虽然明文规定日本有自动参战的义务，但美国是否已经参战，要通过三国协议来决定，届时将研究当时的事态，由我国政府自行决定。

“现在日本如果放弃中国的全部或一半，或许暂时可以取得美国的谅解，但将来它绝不会停止对日本的压迫。罗斯福是个大野心家，为了实现其野心必将不择手段，甚至断然对日宣战或参加欧洲战争也未可知。现在美国对日感情已经极端恶化，绝非略一讨好便能恢复。我们唯有对美国持以毅然决然的态度才有可能避免战争，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美国这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东条英机：“陆军和海军一样非常重视石油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也就是荷属东印度问题。这个问题在组阁之初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已经做出决定，即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抓住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关于荷属东印度，姑且利用外交措施努力确保其重要资源供应，适当情况下可以行使武力。”

松冈：“关于荷属东印度的石油问题已经开始谈判，防止美国形成对日包围的阵势是本条约的目的，现在我国只有持以坚决的态度才能有效地制止美国这个包围的策略。”

原嘉道：“对于三国同盟可能导致日美关系恶化，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大问题。”

松冈：“我再次强调，现在美国对日感情已恶化到了极点，不是一般的讨好能恢复得了的。我们只有采取坚决的态度才能避免战争，对美国强硬是避免与其开战的最好办法。”

闲院宫：“大本营陆军部同意政府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国的提案。”

伏见宫：“政府建议缔结日、德、意军事同盟的议案，大本营海军部表示同意。但希望采取万全措施，尽可能避免日美开战。向南方发展要尽量以和平方式进行，避免引起同第三国的无谓摩擦。”

代表海军最后表态的是军令部总长伏见宫，而不是海军大臣及川。本应该代表海军发言的及川，自始至终连屁都没放一个。

当晚回到家中，松冈对自己的大儿子说：“只要你坚定地站着并开始反击，美国人就会知道他是在同一个男子汉讲话，然后你们两个才能像男子汉对男子汉一样谈话。”松冈非常自信地认为，把赌注押在三国同盟上，不仅可以调整日苏关系，而且可以有效地对抗英美。

在欧洲，1940年9月18日，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说服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同意意大利加入德日军事同盟。

万事俱备，东风已到。1940年9月27日，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在柏林德国总理府参加了盛大的签字仪式，《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署。对于这样的安排，最郁闷的是松冈洋右。他和里宾特洛甫都属于那种“婚礼上要当新娘，葬礼上要当死尸”的人，这样重要的场面不能去出风头，那是会遗憾终生的。但是，松冈争不过里宾特洛甫，只好让步。里宾特洛甫也够哥们儿，大度地将意、德、日三国之间的秘密协议书在东京签署互换。可惜作为秘密协议，肯定就无法大张旗鼓地宣传。尽管如此，最喜欢发表“重要讲话”的松冈还是在东京召集德国和意大利的驻日大使及日本政府要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以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举世瞩目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这个对人类造成最大伤害的条约，却只有寥寥不到500字的内容，而今后要谈到的《大西洋宪章》，也仅仅约800字而已，充分体现了“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之历史真谛。条约内容只有寥寥六条：

一、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

二、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

三、日本、德意志和意大利约定，对上述方针所做的努力互相协助。并且进一步约定，三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及日华纠纷的任何他国攻击时，三国须用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

四、为了实施本协定，由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政府各自指派委员组成的联合技术委员会将迅速开会。

五、日本、德意志以及意大利确认，上述各条款对三缔约国各自同苏联之间现存的政治状况无任何影响。

六、本协定应予签字后立即生效，并将从其生效日起继续有效10年。在上述期限届满以前适当时间，各缔约国如经任何一国请求，应为本协定的延期举行谈判。

条约的核心内容就是第三条。虽然有点拗口，但是连瞎子都能看出来是针对谁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国家很多，但是军事强国无疑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三个人就等于这样说，在我们三个重新划分世界的时候，美国你别掺和，就在西半球凉快着吧。你要敢来，我们弟兄仨合起来揍你。

很多资料上说，这里所谓的“任何他国”有两种可能性，即苏联或美国。但是老酒认为，苏联已经和德国合伙瓜分了波兰，还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并侵略芬兰，说苏联没有参与欧战似乎并不成立。

在柏林签订条约的同时，奥特和松冈在东京也互换了几项秘密协议书。在第一项协议中，德国同意缔约国中一方是否受到了第三条所说的进攻应由三国磋商决定。如果日本受到这样的进攻，德国答应全力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德国将预先尽量给予日本技术和物质援助，协助日本做好准备以应付这样的事变。德国还答应竭尽全力促进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友好谅解。互换的第二项协议书规定如果日本同英国作战，德国将尽量援助日本。第三项协议书是关于德国从前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以前属于德国而这时由日本受托管理的一些岛屿，也就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德国手中夺取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等仍由日本统治。鉴于德国最后正式放弃了这些岛屿，日本将给予一些补偿作为报答。其他这时由日本占领的德国从前属地，则待欧洲战事结束后归还德国。届时双方可举行谈判，将这些属地卖给日本。

还有一个人可能比近卫和松冈还兴奋，那就是日本前任驻德大使大岛浩，兴奋的大岛最恨的就是那个代表日本签字的来栖三郎，要是老子能在现场签字，那该多好啊！大岛当初离任时，德国方面就进行过极力挽留。此时此刻，之前受尽委屈的大岛可谓是扬眉吐气，再次受命出任日本驻德大使。刚刚签完同盟条约的来栖三郎回家休息。

就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的前四天，日本已经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1940年9月23日，日军分三路入侵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之后详叙。

《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震惊世界。苏联《真理报》称这个条约“使战争进一步恶化，扩大了战争的领域”。由于之前德苏两国还签有互不侵犯条约，双方还没有完全撕开脸，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只好一再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保证，这个条约只是针对美国这一战争贩子的，有第五条就是专门跟苏联交代的。里宾特洛甫说：“当然条约没有任何针对美国的侵略目的，它的唯一目的是要那些竭力要求美国参战的人清醒清醒，明确向他们表明，如果他们加入目前的斗争，他们就自动地与三个强国为敌。”里宾特洛甫趁机向斯大林提议让苏联也参加这一条约，组成世界四强——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大联盟，以更好地控制和瓜分整个世界。

里宾特洛甫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描绘了未来的美好前景，其主要内容为对德、意、日、苏四强的势力范围做出如下划分：德国除欧洲外，其所要求的领土以中非洲为中心；意大利所要求者为北非和东北非；日本所要求者为其帝国南面的东亚地区；可以将苏联国土以南朝向波斯湾、印度洋方向的伊朗、印度等地让给苏联。一句话，希特勒看地图——统统都是咱们的了。

里宾特洛甫的观点和松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日本，松冈外相同样在兢兢业业地策划自己的“世界和平计划”。《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谨慎行事，并将阻止日美战争的发生。下一步把苏联也拉进来，这样力量就会更加强大，等于在门锁上又加了一道保险。

松冈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美国必然会屈服，之后美国会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还会出面逼迫蒋介石向日本认输。松冈认为，调解中日矛盾，美国是最合适的人选。真是环环相扣。看你们军人扛枪几年了都未能征服中国，我松冈动动嘴皮子兵不血刃就找到了解决“中国事变”的最佳途径。现在要做的第一步是尽快前往苏联促成四国同盟，然后“衣锦还乡”回到幼年成长地美国，让美国乖乖地按照自己的指令行事。这就是松冈自己理想中的世界和平。那时候全世界人民都会为他松冈的成就而喝彩，他也会成为伟人，被世人代代传颂。

在松冈那没长几根头发的秃瓢里竟有着这样可怕的想法，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试想，如果德、苏、日、意联起手来，再加上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中国的溥仪、汪精卫等一群虾兵蟹将，实力的确不容小觑，足可以与美、英、中等国势均力敌。至少第一步四国联手横扫欧亚大陆是不太难办到的事情。值得庆幸的是，希特勒贸然入侵苏联，打破了松冈的美梦，逼迫美英转变观念与苏联结成同盟并最后赢得了战争。

就在外务省对外公布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同时，内阁也以近卫首相的名义发出了政府训令。近卫于9月28日通过广播向国民做了关于时局的演说，强调指出“条约的宗旨在于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恢复世界和平”。随后天皇也颁布了诏书，诏书指明，“三国条约是根据天皇迅速戡定祸乱与恢复和平的殷切轸念签订的”。这是多么伟大而崇高的愿望呀！

《三国同盟条约》缔结的当天，《朝日新闻》在头版头条刊登重要报道：“《三国同盟条约》，划时代的誓约今天终于达成，万众举杯，山呼万岁！”但也同时对未来的美日关系做出了预言，“看来冲突将不可避免，冲突的一方将是决意要在东亚包括西南太平洋建立势力范围的日本，另一方将是决心在大洋的另一边以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方式来干涉亚洲事务的美国”。

为了宣扬三国同盟，日本还特意发行了一张题为“三个好朋友”的明信片。图片上，来自三国的小孩儿在挥舞着国旗，中间是三个成年人的头像：近卫文麿处在中间，旁边两个人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日本军人和民众眼中，近卫是日本历史上乃至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德国迅速采取措施，将之前称呼日本所用的“黄祸”一词从大众文学和官方声明中去掉。在德国人眼中，日本是低等民族，与德国人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从深层次来说，这一联盟从一开始就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础。

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希特勒与东条英机从未见过面，彼此之间几乎毫无了解。双方都是各怀鬼胎，希特勒曾鼓励日本南进，其目的是希望日本能从太平洋方面牵制英国和美国。反之，日本人的想法也类似，希望美德开战后会使美国把注意力先放在欧洲方面，以减轻日本在太平洋地区承受的压力。双方可谓是不同床也不同梦。

在整个战争的实际过程中，德国和日本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在战略上根本没有任何协调。德国和日本都独立地对同盟国发起进攻，它们的资源从来没有集中使用过。如果做一个对比，老酒已经查不出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战争期间见过多少次面。但在5年半里，两人之间的信件就有1700封之多，平均每1.18天就要写一封，即使是热恋中的情人，也很难做到吧？在战争进程中，如果说德国背叛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导致日本在诺门坎失去了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三国签约之后，德国再次贸然进攻苏联而不事先通知日本，就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这极大地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心。后来日本高唱“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我”，向珍珠港发起了突然袭击，以牙还牙，不告诉德国。这就是轴心国的所谓联盟，目的只是恐吓，就像一只被吹起来的貌似凶恶的气球。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这样描述：“（三国同盟）虽为军事同盟，但旨在获取政略效果，就实质而言，仅为一种政治协定而已。”

9月20日，近卫首相觐见天皇，请求裕仁在同盟条约盖上御玺，天皇对此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忧心忡忡地告诫近卫说：“我理解在目前的形势下签订三国条约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海军和美国开战会怎么样呢？我听说在军令部组织的兵棋推演中，我们每次都是失败者呀。”看着半天都无言以对的近卫，天皇继续说：“我们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和黑暗之中。如果在最坏的情况下，首相，你能替朕分担痛苦吗？”

近卫依旧不发一言，他为天皇的诚恳感动得落了泪。政治家不是不能掉眼泪，但要掉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而近卫选择的此时此地恰恰是最不恰当的。他的眼泪只能显示出自己的无能和无知。看看在日俄战争前夜，焦灼不安的明治天皇连夜召见了伊藤博文，伊藤是用眼泪来回答天皇垂询的吗？明治时代已经几乎用光了日本人的所有运气。

在大洋彼岸，那个没有登台就成为主角的美国也绝不会无动于衷。三国同盟导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等人难以忍受“日本企图恫吓美国的满腔怒火”。10月5日，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在讲话中表示：“该条约无疑是针对美国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赫尔的声明中提出，“德国和日本让人类重新回到了黑暗时代”。10月12日，忍无可忍的罗斯福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欧洲和亚洲的独裁国家同盟，绝不能阻止我们援助那些正在拼死战斗以抵抗他们的仅存的自由人民”。一周之后他又说，“所谓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只不过是一个将要奴役人类的邪恶同盟而已”。“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说得是一点都不假。

日本举国狂欢的大环境中，仍然有几个难得的清醒者。此时的米内光政已经是无能为力，后来他形容说：“我们当初反对三国同盟，就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游数百米的地方拼命逆流划桨一样。”有人问他，如果还在其位会不会继续反对。米内回答：“肯定，但是也肯定会被刺杀。”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米内说：“魔鬼般的历史在人们的脑海里显现出数千个幻景，使时代的政客跳起疯狂的舞蹈。”这里所说“时代的政客”，指的就是近卫和松冈这一帮货。

之前同样持反对意见的吉田茂感慨地说，“德、意、日三国同盟使得日本离大战仅仅一里路了”。

还有一个清醒者，他就是之前米内的坚强助手山本五十六。山本写信给同学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看看三国条约是在什么条件下签署，以及之后是如何进行物资动员的，就知道现在的政府在本末倒置。简直就像小孩子一样，做事只看眼前，不假思索”。

1940年10月14日，山本在东京见到了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他对原田说：“三国条约意味着对抗美国，对抗美国也就是对抗整个世界。但事已至此，作为一名帝国军人，我也只能竭尽全力奋勇作战。战争的结局不言而喻：东京将被三次夷为平地，近卫和其他人也会被愤怒的人们撕成碎片。”

“而我无疑将战死在‘长门’号战列舰上！”山本稍作停顿后说。

开启地狱之门：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就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前的1940年9月23日，日本已经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武力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是日本将战争从中国向外扩展，迈向太平洋战争的开始。

侵华战争已呈现出长期持久战的态势，成为日本实施南进战略的最大障碍。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田中新一少将曾经写道：“1940年秋季，日中战争‘局部解决’的希望已不复存在，如果大量的兵力滞留在中国战场无法脱身，势必给南进造成重大影响，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始终是日本挥之不去的一大心病。”

在日本人眼中，蒋介石政权屡败屡战，死不投降，最大的原因就是身后有苏联、美、英等国家暗中撑腰。1940年7月18日，英日两国达成协议，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这样，从法属印度支那进入中国广西的中越公路和滇越铁路运输线，就成为国际社会援华的最主要通道。如果能够利用法国败降的有利时机控制其在远东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就可以取得一石三鸟的效果。首先可以切断西方援蒋的最后通道；其次占领并利用这里的机场，日军轰炸机的攻击半径就可以覆盖中国云南的昆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没说，那就是以此为基地就可以近距离窥视下一步要攻占的目标——中国香港、泰国、缅甸、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以及菲律宾等广大地区。

1940年6月，在接到日本要求关闭中越边界的要求后，欧洲老牌强国法国没有马上就范，他们和英国一样，先想到的就是美国。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将日本的要求告诉了美国，请求美国给予军事援助。但美国助理国务卿韦尔斯的答复是：毫无办法。英国自顾不暇，举目无亲的法国只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当日本在7月进一步提出要在法属印度支那建立空军基地以及日本军队在该地区享有过境权的问题时，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表示，这个要求太过分，必须经过两国政府的进一步磋商。

在此期间，第二次近卫内阁已宣布就职。松冈洋右决定通过法国驻东京大使阿尔塞纳·亨利同维希政府进行谈判。8月1日，松冈向亨利提出在法属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和日本军队的过境权问题。亨利犹豫不决，辩解说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要法国同中国交战。松冈扬言，维希政府若不迅速答应下来，日本下一步将会诉诸武力。

法国外长博杜安认为法国必须向日本做出一些让步，因为在他看来，法属印度支那根本没有力量抵御日本的进攻。如果拒绝日本的要求招致日军武力进驻的话，法国只有失败一条路可走，到那时丧失的将是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美国政府在8月3日已经正式答复法国，暂时不能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告诉日本“反对任何国家干预法属印度支那”。无奈，博杜安只有向亨利发出指示，可以同意向日本军队提供方便，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必须尊重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8月17日，法国再次将上述情况通报美国，请求华盛顿警告东京，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提供给日本的军事方便必须随着中日战争的结束而终止。这一要求得到了美国的拒绝。赫尔的理由是，“这样做反而是默认了日本暂时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合法性”。

日本外务省同军方磋商之后在8月21日告诉亨利，日本暂时只需要北部的河内等三个空军基地，驻扎在这些基地的日军不会超过6000人，日本军队可以通过两条铁路线运兵。对于明确承认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一事却一直不予答复。

对于日本与法国之间的纠纷，德国一直保持矜持。一边是附庸，一边是盟友，也确实不太好办。8月17日，德国驻维希大使对博杜安说，德国不赞成法属印度支那被肢解，但也不准备给维希政府以公开的支持。松冈曾两次要求柏林向维希政府施加影响以使其让步，里宾特洛甫的回答是德国对法国政府能起的影响是有限的。说白了就是不想帮忙。

看到法国一直不答应，而武力解决也存在不少现实障碍，8月27日，日本做出了最后让步：同意承认法国在该地区的主权。8月30日，亨利与松冈在东京原则上达成谅解，随后双方进行了换文，这就是所谓的“松冈—亨利协定”。在该协定中，法国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并同意给予日本优于其他国家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经济特权。日本所要的军事特权目的只是加速结束中日战争，也就是特权只限于侵华战争尚未结束期间。反过来，日本保证尊重法国在远东的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尊重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只剩下前方的人商谈具体如何进驻的问题了。

对于法属印度支那的进驻，在日本军部存在两大派别。一派是主张和平进驻的稳健派。从前文就可以看出这一派的主力是海军。日本海军认为，由于目前建造军舰和航运所必需的废钢铁、石油等重要物资必须依靠美国，一旦武力进驻，很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全面禁运甚至武力干涉，因此最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进驻问题，和平进驻方为上策。海军的意见得到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陆军省的赞同。另一派也就是所谓的激进派，则以参谋本部为主。这些人认为，外交斡旋太耽误工夫，法国都成那样了，还怕他呀？人家希特勒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关键就在于想干啥就干啥。遇事就靠外交简直是愚不可及，直接派人进去不就行啦？叫唤最厉害的就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和驻中国广州的日本华南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大佐。

今后还要多次领衔主演的佐藤贤了，是东条英机的大徒弟，跟了东条几乎大半辈子。东条对这个大弟子也是青眼有加，遇事就喜欢跟他商量。早在东条还是大佐联队长的时候，佐藤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中队长。一次，佐藤手下一个中尉的老娘生急病问佐藤借钱，佐藤也没钱，就跑去向东条联队长借。到东条家后，东条支支吾吾半天不吭声，只是让佐藤坐。然后就看见东条老婆拿着个包袱出去了。等东条老婆回来后，东条就把钱给了佐藤。原来东条也没钱，只好让老婆去当铺当了几件衣服来救急。这件事让佐藤感激涕零，从此以后死心塌地跟定了东条，东条也一直把佐藤贤了看作自己的心腹。

9月4日，双方在前线的交涉也暂时告一段落。双方约定，为了确保援蒋行为的彻底根除，日本派遣50000人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可以使用当地的三座机场。法国提出，日本军队要等到有具体细则的正式协定签订之后才可开入法属印度支那，任何违反这一条款的行为将被看作对协定的破坏。日本希望协定能在9月6日前正式签署。

9月5日，法国将有关情况再次通报了美国。国务卿赫尔对法国向日本屈服表示强烈反对，但他除了抗议之外，也不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英国借机提出与美国一起联合对远东提供军事援助的建议。此举倒不是全为了法国，主要是想借助美国的力量威慑日本，以保护自己在远东的殖民地。英国的建议，赫尔照样没有采纳。赫尔告诉英国，如果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势必要大大削减提供给英国的物资数量，闻听此言的英国人立即闭上了嘴。由于事关中国抗战大局，蒋介石曾经主动提出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对法国进行援助，却得到了法国的拒绝。法国人认为中国派一个没有飞机掩护的步兵师根本抵挡不了日本人，反而会彻底把事情搞砸。

看似一切都顺风顺水，但是变故很快就发生了。就在协定将要正式签署的9月6日，日本陆军第五师团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森本大队已经擅自从镇南关，也就是今天的友谊关穿越了国境线，武力侵入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本来对进驻就不太愿意的法国立即将这一违规行为通报日本，大家都还没动呢，你就开始拿筷子往嘴里夹菜，成何体统？要是对中国，这就不是个啥事，但是对面是破船还有半斤钉的法国，起码的国际影响还是要注意的。日本军方迅速将森本大队长撤职并送交军事法庭查办。虽然已经投降了德国，但老牌的法国还是死要面子，以日本擅自越境为由拒绝日本继续进驻，漫长的谈判再次开始。一方强势，但被另一方抓住了小辫子；一方弱势，但占了理死不相让，谈判很快陷入僵局。

为了应对法国的拖延，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在9月13日做出了如下决定：一是谈判以9月22日为期，届时即使谈不成功也要开始进驻；二是仍然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进行，如果对方武力抵抗，就行使武力以达到目的。据此，9月14日大本营陆军部电令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时间定为9月23日零时，期间如遇抵抗，可以行使武力。

最后还是力气大的有理，就在日军准备武力进驻的最后时间到来之前，9月22日16时30分，法国人做出了最后让步：日本人获准使用北部的三个机场，可以在这些区域驻扎6000名日军，并有权取道输送25000名日军去进攻位于云南的中国军队。

在这里就发生了昭和时期日本陆军三大“下克上”事件的最后一起，继九一八事变和诺门坎战役之后的“武力入侵法属印度印度支那北部事件”。第一起的导演是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第二起的策划者是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这一次就换成了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挺巧，每次的肇事者都出入成对，也好互相商量。

为了更好地指挥进驻，激进派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决定亲赴现场坐镇指挥。9月14日，富永部长飞抵河内，在这里，他见到了更加激进的佐藤贤了，第三起“下克上”随之发生。富永少将对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透出口风，让他迅速做好当地日本侨民的撤离准备工作，明说就是“谈判不成就立即动武”。同时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指示向第五师团下达了9月23日午夜发起进攻的命令。

日本原定的计划是，一旦和平进驻，由西村琢磨少将指挥的印度支那派遣军从海防港登陆。如果演变成武力进驻，则由位于中越边境的第五师团发动进攻。

由于法国人在下午已经同意和平进驻，晚上实施武力进驻已没有任何必要，因此参谋本部电令第五师团立即停止前进。不过位于前线的富永少将在佐藤大佐的怂恿下，以该命令不是天皇亲自下达为由拒绝执行。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虽然已经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但由于命令传达延误，步兵第二十一联队还是按照预定计划于23日零时发起了武力进攻。在第五师团陆上越境的同时，陆军航空队空袭了海防市，炸死平民15人，炸伤18人。第五师团一路和法军展开了小规模战斗，士兵基本由越南人组成的守军在日军的攻击下迅速溃散，并不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25日，双方各有微弱伤亡。

原本的和平进驻最终演变成了武力进攻，这一切都是富永和佐藤的主观错误指导所致。愤怒的西原一策少将向东京发出抗议电文，“统帅混乱，失信于内外”。明知输理的日本人随后向法国人道歉并交还了战俘。

南边停在海防港外担任护航的海军舰队听说第五师团不遵守命令越境开战的消息后，非常气愤，力劝西村少将不要再实施武力进驻。但是西村少将固执己见，主张实施“奇袭登陆”，并于26日清晨在没有海军掩护的情况下强行上岸，还好岸上几乎不设防。气愤不过的海军放弃了对派遣军的护卫任务，擅自从海防撤退。

前面真是乱成了一锅糨糊。不过乱归乱，进驻的任务还算是顺利地完成了。

与九一八事变和诺门坎战役中的“下克上”相比，此次事件尽管规模最小，但影响最大——日本已经开始公然践踏国际条约，其对象尽管是已经变成了落水狗的法国。从这次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始，英美两国真正感到了日本那冷飕飕的刀锋。

绰号“剃刀”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以严厉治军著称，这么大的违规事件绝不能置之不理，即使里边有自己的大弟子。东条认为这种行为“绝对不可饶恕”，随后颁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被解职，连带的还有主张和平谈判的西原一策少将。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中将引咎辞职，改由塚田攻中将接任，很大一批中下级军官被解除了职务。但是两个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因祸得福：富永恭次被外放到东部方面军，后来在1943年3月荣升陆军次官。佐藤贤了由于有师父做靠山，1942年2月反而出任了实权的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后来日本史学家评论，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联手为日本“开辟了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

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第四天，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核心的第三条矛头直指美国，就是泥人也该有所反应了吧。

果真，就在日本刚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的9月26日，忍无可忍的美国终于出手：宣布除西半球各国和英国之外，禁止向其他国家输出废钢铁，同时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战争贷款。

看见老大出手了，英国迅速做出了短传配合。10月8日，英国宣布重开中国抗日战场大动脉——滇缅公路，此举“标志着丘吉尔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束”。

老美生气了，后果真的很严重！

美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时间到了20世纪40年代。尽管日本在中国肆无忌惮、横行霸道，尽管德国、苏联、意大利三国在欧洲掀起阵阵血雨腥风，但在地球的另一面，作为经济最强国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的国家，举国上下处处歌舞升平，民众也过着和平而宁静的生活。战争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还非常遥远。

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丰富暂且不提，东西两面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不但成为保卫国家的天然屏障，也为美国通过两洋开展全球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谁要想在美国登陆去攻打华盛顿，不是说不可能，但是肯定是要花很大力气的。在美洲大陆，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太孱弱，美国不欺负它们就算了，它们肯定不敢对美国有什么不敬的地方。至于中美洲和南美洲，除了20世纪80年代偶露峥嵘的马岛争端之外，笔者实在想不起来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战斗，不提也罢。

至此，太平洋战争的另一位主角美国终于要闪亮登场了。不是因为之前老酒不说，而是此前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上上下下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正可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渡危机”。这些经济上的事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估计大家也不会很感兴趣，关键问题是老酒也不太懂。

尽管马休·佩里的“黑船来航”在1853年就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可是太平洋太宽广了，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使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日关系还处在一个相安无事的良好发展阶段。

1894年，日本战胜大清，侵占了台湾。4年之后，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夺取了菲律宾，星条旗从此飘扬在西太平洋上，美国在远东投射的身影已经越来越大。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台湾和菲律宾可以说是隔海相望，互闻鸡犬之鸣。两强之间已经能够彼此望见对方不断健壮的身影，双方也开始死死盯住对方并频频摩拳擦掌。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后，美国经济总量悄然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大英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但是，在西方老牌帝国英法的眼中，有钱的美国人不过是像山西煤老板那样的暴发户而已，大字都不识几个。他们在经济上是巨人，在政治上却是不折不扣的侏儒。确实自建国以来，美国绝大多数时间都没怎么参与过国际事务。

在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西奥多·罗斯福是历史上第一位认识到美国将是未来世界重要一极，积极倡导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美国总统，他积极出面为战争的双方斡旋。但是，由他调解所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却招致日本举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之声，前文已有详叙。日俄战争之后，美日双方都开始把对方当作假想敌，都开始为有朝一日的互相摊牌做准备。

随后就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作为协约国的美国和日本在战争中还算盟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国也都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反而赚得盆满钵满。力量的不断增强，使得双方在西太平洋争夺霸权成为早晚的事情。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对日本采取抑制行动。1921年，英国拒绝延长英日同盟，并宣布在新加坡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联合英法两国，不但迫使日本放弃了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还成功限制了日本的海军规模。日本人认定这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象征。对于已经羽翼丰满的日本来说，这口气迟早是要出的，仇恨的种子在那时就已经深深地埋下。

针对之后日本大量移民到美国的西部地区，1924年，美国又修改了《移民法》，禁止日本移民入境，这更让日本人怒不可遏。基于这一连串的事件，美国会变成日本人心目中的假想敌，实在是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在此时，“假想”二字已经基本上可以去掉了。

作为西方列强中的后起之秀，美国强大起来的时候，世界上已经几乎无地儿可占。美国就转换方式，开始在全球推行其“门户开放”政策。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日两国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起来，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彻底破坏了维持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从此开始了用它的独占政策来取代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武力征服过程。

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被国内的危机弄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远东。面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胡佛对主张向日本持强硬态度的国务卿史汀生所提出的经济制裁等建议一概加以拒绝，只同意发表一个表明美国立场的声明。这就是美国政府在1932年1月7日依照中日两国政府照会的形式发表的声明：不承认有损于美国在华条约权利，也就是“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条约。这一声明后来被史学家称为“史汀生不承认主义”。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美国，对战争可以说是毫无准备。此时的美国陆军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低点，甚至低于1920年《国家防御法》规定的和平时期士兵28万人的最低标准，只有陆军士兵12.2万人，在世界上仅仅排第十七位。海军的形势也不容乐观，1929年至1932年，海军军费始终在3.5亿~3.7亿美元浮动，到1933年降到了3.5亿美元以下，1934年更是降到了不足3亿美元。这些数据在前文已经提过。

1933年3月4日，一个大人物的出现，逐渐改变美国在世界上略显孱弱的政治地位。这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继胡佛之后出任了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他的名字叫罗斯福。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在他出任总统一个月之前的1月30日，一个叫希特勒的人出任了德国总理。他们注定将成为那场世界上最大规模战争中的仇敌。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领袖，这位身残志坚的美国总统，有必要花点工夫介绍一下。他的全名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年1月30日出生在纽约，其父詹姆斯·罗斯福当时已经54岁，相比于山本五十六的父亲生下山本时的56岁，仅仅小了2岁。侧面说明年龄大的男人生出来的孩子不一定弱智——“六〇后”或者“七〇后”据此可以放心考虑生二胎了，不说总统或者大将，就是生个省长或中将也行。詹姆斯曾经是美国外交界和商业界的风云人物。其母萨拉·德拉诺是出身上层社会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比丈夫小了整整26岁。在母亲实施启蒙教育之后，罗斯福开始随家庭教师学习拉丁语、法语、德语、书法、算术和欧洲历史。5岁时，他跟随父亲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给了这个小孩儿一个奇怪的祝愿：“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去当美国总统。”大人物的话总是充满玄机，后来罗斯福不但当了总统，还一连干了4届，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唯一的。

1896年，罗斯福被送入号称“政治家摇篮”的格罗顿学校。青年时代的罗斯福酷爱运动，网球、高尔夫球、骑马、帆船都是高手。他的中学成绩也堪称优良。罗斯福喜欢演讲和辩论，可以说在那时已经具备了作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罗斯福对海军有着特殊的情感。在15岁生日那天，他就接到了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堂叔老罗斯福寄来的生日礼物——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海权论》。中学毕业后，他就曾想进入当时世界三大海军名校之一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渴望毕业后能够成为一名海军军官。这一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罗斯福最终选择了屈服，他于1900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学。

也就在这一年，他72岁的父亲去世，给罗斯福留下了12万美元的存款。其母也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一笔高达130万美元的遗产。这笔钱现在看来可能并不算很多，但在当时不啻一笔巨款。丰厚的遗产可以保证罗斯福衣食无忧，放心地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从大学时代起，罗斯福就热衷于社会活动，此举也让他大学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后来无数的事例表明，那些学习成绩好的人往往会成为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或老板。

1904年，罗斯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翌年3月，他与埃莉诺喜结连理。埃莉诺是当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侄女，所以说，罗斯福和表妹联姻也属于近亲结婚。老罗斯福总统亲自参加了侄女的结婚典礼，使得婚礼更加热闹和受人关注。富兰克林发现，大多数参加婚礼的宾客并非冲着新婚夫妇而来，他们更多是为了见到总统。从那时起，小罗斯福就下定了从政的决心。1907年，罗斯福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当了10年的律师。

1910年，身为律师的罗斯福开始以民主党人的身份涉足政界。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身为共和党人的总统堂叔时，遭到了老罗斯福的怒声叱骂，但小罗斯福并没有改变前进方向。他最终幸运地当选了纽约市参议员。

1913年，罗斯福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海军部部长助理，其间参加了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在长达7年的任期内，罗斯福的表现堪称出色，提出了“建立强大而有作战能力海军”的主张。1920年，罗斯福作为考克斯的竞选伙伴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看来，他就只有当总统的命，但失败并不能掩盖其作为政治新星的璀璨光芒。再说了，美国副总统的任务除了等总统出事之外，平时也没什么可干的。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诚哉斯言，就在一切看起来还顺风顺水的时候，无情的灾难正在悄悄降临。1921年8月，罗斯福全家在坎波贝洛岛休假，在扑灭了一场林火之后，大汗淋漓的罗斯福跳进冰冷的海水中沐浴，因此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病。高烧、疼痛、麻木以及终生残疾的前景并没有使罗斯福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锻炼，企图恢复行走和站立能力。在康复期间，罗斯福大量阅读书籍，其中不少是传记和历史著作，几乎没有经济学或哲学作品。

1928年，罗斯福重返政界，参加州长竞选险胜，出任纽约州州长，并于1930年成功连任。州长的任期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实际从政经验。

1929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193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罗斯福在1932年11月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提出了实行“新政”和振兴经济的纲领。政敌常利用他的残疾来攻击他，这是罗斯福终生都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事情，但是他总能以出色的政绩、卓越的口才和充沛的精力将其变成优势。他告诉大家：“你们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家，而不一定是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做前滚翻或后滚翻，他干的是脑力劳动，他的工作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依靠这样的坚忍和乐观，罗斯福终于在1933年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

在第一个任期内，罗斯福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举世闻名的“罗斯福新政”不是咱们讨论的主题，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结果，那就是罗斯福新政获得了成功。第一个任期终了的1936年，面对国民收入50％的增幅，罗斯福娓娓动听地描述：“此时此刻，工厂机器齐奏乐曲，市场一片繁荣，银行信用坚挺，车船满载客货往来奔驰。”有了这样的成绩，罗斯福在1936年再次当选总统，可谓是水到渠成。

20世纪30年代，欧亚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罗斯福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些事态的发展。在远东，日本军方领导人掌控了政权，他们的目标是要让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在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成为政府的首脑，另一个法西斯分子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夺取了西班牙的政权。更为严重的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的力量日益强大。罗斯福比其他西方领导人更早地明白，这些新的领导人代表着什么样的威胁。在写给驻法国大使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没有人明白，在你我有生之年，欧洲局势之黑暗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美国就一直拒绝承认莫斯科政府。然而罗斯福认为，一旦欧亚局势日益紧张，最后引发战争，苏联很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基于此，罗斯福上台不久，美国就正式承认了苏联。之后由于缺乏互相信任而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争执，两国的关系也越来越糟，以至于美国驻苏联大使多次敦促罗斯福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罗斯福没有那么做。罗斯福认为，继续保持两国关系，能够在紧急时刻起到好的作用。而这紧急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多少年就发生了，事实证明罗斯福是对的。

罗斯福的外交思想源于他最钦佩的两位总统：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教给他如何捍卫民族利益，达到权力制衡；伍德罗·威尔逊教给他“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共同维护和平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时期，罗斯福政府开始在南北美洲大力推行“睦邻政策”，此举使西半球基本变成了美国的后花园，也为美国之后毫无后顾之忧地全力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欧洲和远东战云密布，罗斯福眉头逐渐锁紧的同时，美国国内此时盛行的却是倡导与世无争的孤立主义。这种主流民意认为，美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不要主动去干预美洲大陆以外的事务，更不要去参与欧洲纠纷，千万千万不能卷入未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

整个20世纪30年代，这种孤立主义思潮遍及美国。根源除了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之外，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对加入那场战争的态度是“不值得、没必要”，认为仅仅出于公愤而加入战争是不明智的。跑大老远地去替别人打仗，连个好都没落上。美国人还在前线拼命的时候，那边英法两国已经在背后谋划如何分赃了，连个招呼都不打。特别是在之后的巴黎和会上，美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英法两国合起来欺负这个他们眼中的乡巴佬和暴发户。国际联盟是美国倡导建立的，最后真正说了算的变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美国在会上赞成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提议，但是英法却顺从了日本的意思。在提议遭到拒绝后，美国代表集体抗议退场。也就是说，美国人民不是到现在才生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会时就已经生过气了。生气的结果就是，对于自己总统倡议并成立的国际联盟，你回来后我就是不批准，最后美国硬生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这也是国际联盟缺乏权威性和执行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人普遍认为，他们是直接或者间接遭受欺骗之后加入了那次跟自己毫不相干的该死的战争。1934年，美国军火调查委员会出具了一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调查报告，开头就说，“上次参战我们的目标半点也没有达到”。他们甚至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定为“美国和平动员日”。

1936年1月发表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充满了忧郁情绪。日本宣布退出了海军裁军条约，意大利正用飞机大炮去攻击埃塞俄比亚的大刀长矛，希特勒在不断地扩军，磨刀霍霍。罗斯福认为：“许多夙愿死灰复燃，昔日的激烈情绪又爆发出来，扩充军备和扩大势力的新的骚动正在不止一个地方抬头。”一个月后，他要求国会拨给海军有史以来最高的巨额款项，来进行“审慎的”自卫。孤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掀起强烈反对的浪潮。要求结束战争的人民组织征集了100万人签名，5万多名退伍军人在白宫前举行了“要求和平的游行”，连学校的少年和儿童都组织了罢课，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学校，不要战列舰”。甚至在墨索里尼在罗马举行阅兵欢庆胜利，在希特勒号召再武装50万德国人，在日本向驻守北平的关东军派遣增援部队和西班牙爆发内战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居然还大喊：“让欧洲和其他国家见鬼去吧！”他的话概括了席卷全美国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

孤立主义支配着国会。光吆喝还不过瘾，他们认为为了避免以前的“悲剧”再次上演，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限制那些好战分子的行为，最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中立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1935年8月31日和1936年2月29日，美国先后颁布了《中立法》，法律的颁布标志着国内孤立主义的大获全胜。法案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美国输出武器装备和信贷，而有效期为两年的“现购自运”条款则授权总统要求在美国购买非军事物资的交战国付现金并用本国船只装运。比较拗口，说白了就是“只收现金不送货”。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孤立主义和《中立法》无异是对侵略者的默许和纵容，对当时欧洲的绥靖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引导美国及其公众做好反法西斯战争的准备，加强美国的防务力量，罗斯福开始与孤立主义者展开了坚决而富有艺术性的漫长斗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罗斯福刚刚第二次出任美国总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再次公然挑衅。这时，美国国内的“罗斯福新政”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得罗斯福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关注已经乱成一团糟的世界。颇具戏剧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同盟国领导人罗斯福和轴心国领导人希特勒，对古老的中国都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不管从国家利益或者个人情感上来说，罗斯福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至于美国和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罗斯福认为两国之间终有一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海军部部长助理时，罗斯福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观点。在1933年就任总统之后的第二次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就提到了美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所以松冈洋右说罗斯福是个战争贩子也不算很冤枉。

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由于国内孤立派势力的束缚，罗斯福也难以采取什么主动行动去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在对欧政策方面，他只能用“我憎恨战争”的表态来满足孤立派的愿望并赢得一般民众的喝彩，又用“警惕地注视”这种模糊不清的宣言来抚慰自由派。在远东方面，除了之前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外，罗斯福没有拿出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来。赫尔在1948年回忆罗斯福第一个任期的情况时说：“那时在与孤立主义浪潮进行的斗争中，罗斯福没有成功的希望，也不可能会有所得。”

斯大林在苏联只要说句话就能办成的事，罗斯福在美国用几年时间都不一定能办到。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选择在当时美国孤立主义情绪最强烈的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罗斯福说：“世界上90％的人的和平、自由与安全，受到了其余10％的人的危害。他们正在威胁着要打碎国际秩序和法律。愿意生活在法律之下以及根据若干世纪以来用普遍所接受的道德标准来生活的那90％的人们，一定能而且必须找到使他们的愿望得到实现的途径。”

然后他不指名地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保护居民的健康，防止病疫蔓延。”罗斯福警告说，如果某些国家的侵略得逞，“谁也不要想象美国会幸免，会受到怜悯，我们这个西半球会不受到攻击。”罗斯福的这一番话，表明了美国赞成以集体行动对付侵略者的态度，暗示着美国有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他这样做，主要是想看看国际以及国内民众的反应，用围棋语言来说，就叫“试探应手”。

含糊的几句话，老酒看了都觉得糊里糊涂，却立即在国际和国内同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墨索里尼作为对罗斯福声明的回应，立即表明坚决支持日本的对华扩张。日本外务省也以发表谈话的形式，回击了美国总统的演说。日本内阁政府随后宣布拒绝参加讨论中日两国关系问题的任何国际会议。这还不算大事，你不来开会，谁稀罕你了。关键在美国国内，罗斯福立即遭到了孤立主义者和诸多出口商的口诛笔伐。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与罗斯福一样不喜欢新出现的法西斯浪潮，但美国人的另一种情绪更为强烈，那就是他们希望自己能置身战争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不到20年，许多美国人对那次大战还记忆犹新。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错误，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卷入血腥冲突的政策。

《华尔街日报》直截了当地警告罗斯福：“总统先生，请立即停止煽动战争！”没说“闭嘴”已经算不错了。《商业周刊》的文章指出，罗斯福是在“煽起日本人进行更大的军事报复，防疫本身就意味着战争”。劳工联合会也做出决议：“美国工人拒绝卷入欧洲战争或亚洲战争中去。”马文、霍华德这些有影响的新闻界人物撰文提醒罗斯福，美国对中国的一年贸易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用。孤立派众议员费什和廷克汉姆甚至威胁要对罗斯福进行弹劾。和平主义者发起了一个征集2500万人签名的“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的运动，甚至还有人和松冈洋右一样大骂罗斯福是“战争贩子”。罗斯福对他受到攻击的猛烈程度和广泛性感到无比惊讶，他立即意识到元宝生虫坏财。后来，他对自己的“闺密”罗森曼法官谈起当时的心情，心有余悸地说：“你一心一意想带领人们前进，可是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只有你孤零零的一个人。那情景真是太恐怖了。”

当时的一项民间调查表明，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愿意改变国家的中立政策，赋予总统更多采取行动的权力。一切都证明，罗斯福“试探应手”的那颗子被吃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挫折就灰心丧气地停下来，那罗斯福就不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比肩华盛顿、林肯的伟大总统了，他必须对这颗残子，尽可能进行利用。罗斯福是一个善于迂回前进的掌舵人，在察觉到风向不利时暂时收了帆，但仍然在原来的航线上缓缓前进。

早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罗斯福就曾经考虑对日本实行禁运，这是他手中唯一可以打的牌。可是这张牌当时也不能轻易打出来。美国民众对“防疫演说”的敏感反应使得罗斯福清楚，民众根本不可能接受禁运的方案。当然，包括国务卿科德·赫尔和海军许多高级将领也反对对日本实行禁运。罗斯福只有眼睁睁看着日本一路穷追猛打，将蒋委员长赶到了西南一隅的一个山窝窝里，那里有个城市叫重庆。

你退一步的话，敌人就会前进两步。武汉会战之后，1938年11月3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表明了日本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坚强决心。这就是告诉大家，中国这儿以后你们就别来了，别的地儿玩儿去吧。此举强烈刺激了英美等国。美国立即对此做出了反应，三天后，11月6日，美国就向日本提出照会，要求日本按照《九国公约》的精神，恪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尊重美国的在华权益。日本外务省在11月18日对美国的照会进行了驳斥，认为美国的行为“无助于东亚持久和平的确立”。美国对此也是干着急。

不过从那儿以后，美英等国的援蒋反日政策就开始走向具体化。1938年12月15日，美国向中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贷款，英国也拿出了1000万英镑。1939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国共同对日提议，不承认所谓的“东亚新秩序”。一周后，1月2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援蒋的决议。

从此以后，美国的援蒋反日政策越发清晰。1937年至1939年，美国累计向中国提供了1.2亿美元贷款，其中的5000万美元用于稳定货币，其余用于购买除武器弹药以外的其他物资。对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直言不讳：“我们是在购买，而不是在借贷，我们是在购买自己的安全。”这正是美国援华的根本点所在。

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罗斯福还打出了一系列隐秘的组合拳。1938年5月17日，美国国会根据他的要求，通过了10年建造军舰115万吨的庞大海军扩建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文森法案”。1938年6月30日，英、美、法三国海军又订立了相互使用港口协调行动的协定。真正让日本恼火的是，美国在1939年7月26日突然单方面宣布，1911年签订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在1940年1月26日到期后不再续约。其原因就是蒋介石在1939年7月20日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请求美国政府禁止对日本输出军用材料、军用品，特别是禁止向日本提供钢铁和石油。蒋介石认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这样做，就可以大大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同时让日本感觉到美国在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罗斯福接受了请求，并在接到蒋介石电报之后的第六天就对外发布了废约的消息。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这预示着重要战争物资如钢铁、石油等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随时面临被部分或全部禁运的危险。

这一行动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因为不再续订商约不等于中断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生意该做的还是要做。但它向日本表达了一个并不十分明确的信号，美国对日本的行动不会无动于衷，美国随时可以给日本“断奶”。《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废止后，美国一方面拒订新约，一方面仍继续进行两国之间规模缩小了的贸易。

美国企业界肯定不是很支持罗斯福的这一政策。美国《幸福》杂志在1940年7月就日美两国贸易问题，向全国企业界高层人士做了一次征询意见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5000名企业界人士中，包括750家最大公司的董事、总裁和经理。调查询问他们美国对日本应该采取三种办法中的哪一种：一是彻底绥靖，放任不管，与日本再订立一个新的贸易协定，承认他们宣称的“势力范围”是合理合法的；二是强硬，对日本禁运或者施加武力威胁；三是顺其自然，走着说着，背着手，撒尿随它流。

征询意见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主张第一条办法“绥靖”的占40.1％，主张第三种“随它流”的占35％，主张实施强硬措施的只占了19.1％，其中主张以武力相威胁的又仅占19.1％中的19.4％，也就是赞成武力解决问题的连4％都不到。看来，大部分美国商人还是希望同日本继续做生意发大财。

1939年9月，德国和苏联联手瓜分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德国和盟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整个欧洲只剩下大英帝国在负隅顽抗。但是，英国没有屈服。在绥靖首相张伯伦黯然下台之后，英国人选择了一位新的领导人，他的名字叫温斯顿·丘吉尔。

对于欧洲的战争，罗斯福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反对卷入欧战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但泽送死”的口号，反对卷入太平洋战火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欧洲人的殖民事业火中取栗”。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口号，对有反战情绪的美国普通百姓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国内孤立主义的压力下，美国对欧战宣布了中立。1939年9月3日晚，罗斯福在一次著名的炉边谈话中对美国人民广播了一项特别通告，简略地论述了美国在一个战乱的世界中的立场。他说，“美国将保守中立”，但是也指出“我们的美洲再也不是一个海外争端的利弊不会波及的遥远的大陆了”。这就给美国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美国从法律意义上说是一个中立国，而且没有几个美国人愿意参加另一场世界大战。但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德国纳粹的领导人希特勒，也不太喜欢墨索里尼，他们希望不靠他们，英国、法国、中国和其他同盟国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对此，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发表的广播讲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美国人民全力寻求和平，不仅寻求国内的和平，也包括可能影响我们国内和平的世界其他地方的各种和平。我们美国人有着坚定的信念，确保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念。为此，我们不仅要为我们今天的安全采取行动，还要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采取行动。这个安全是与西半球和大洋之外的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通过寻求我们美国免于战争的办法来寻求我们的朋友也能够免于战争。”——老外的发言看起来真费劲！

美国必须适时做出重大改变来适应欧洲的战争形势。尽管也有人呼吁对英国进行援助，但更多的美国人仍希望继续保持中立。为了适应日益严峻的形势，罗斯福要求国会修改那可恶的《中立法》，以便向盟国出售武器来对抗德国。经过冗长的斗争和辩论，美国参议院终于在1939年10月27日以63票对30票获得通过修改法律，11月2日众议院的投票结果是243票对181票。这样，在11月4日，美国国会修订了《中立法》，允许交战国购买美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这一政策在大西洋和欧洲对盟国是有利的，因为英国掌握着制海权。在亚洲反而对日本有利，因为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已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立法》修改后第三天，11月7日，一个由英国人阿瑟·珀维斯领导的英国采购委员会就在美国宣布成立。12月6日，罗斯福任命一个联络委员会负责武器和物资的调配，帮助执行盟国的采购计划。真是够迅速的！

1940年1月5日，罗斯福很快就把1939年至1940年的财政预算送交国会，其中预算里就包括了11.26亿美元的军备开支计划。一个星期之后，通过罗斯福的极力争取，计划的预算再次追加额外的2.1亿美元并获得通过。1月12日，罗斯福得寸进尺地以防空安全为由，再次要求国会追加5.25亿美元用于美国未来三年空军的扩充，此外还包括陆军装备的增加和改建完善海军基地的费用，同时加强美国本土和夏威夷以及巴拿马运河的海岸防务。罗斯福告诉国会，这是保证美国安全所需的最低费用。

4月3日，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附加支出的《国防法》。根据《国防法》规定以及涉及各项措施所需的资金需要，4月26日，在军事拨款法项下拨付了58789824美元；5月25日，在海军拨款法项下拨付了773049151美元；7月1日，在军事拨款法项下又追加了22398047美元。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高的国防费用，在这届美国国会闭会时达到了惊人的16.14亿美元，而随后的一些国防计划还需要6.4亿美元。

在德国装甲部队势如破竹向着巴黎挺近之时，罗斯福听到了法国总理雷诺濒于死亡时那声嘶力竭的求救声。雷诺告诉罗斯福，法国或许还可以挽救，如果罗斯福能立即对德宣战的话。他同时请求美国把大西洋舰队和美国当时能出动的所有飞机都调到欧洲去。罗斯福礼貌地拒绝了雷诺的请求。他告诉雷诺，即使他内心愿意这样做，也做不到。他没有宣战的权力，只有国会才有权做出那样的决定。美国舰队主力部署在太平洋以控制日本，至于实力孱弱的大西洋舰队又需要用来保卫美洲的东线，美国“没有大批的飞机”可以派往欧洲。英国政府也来电帮助法国求情。丘吉尔和雷诺两人都指出美国本身处境的危险，如果法国和英国被敌人战败的话。可惜罗斯福依然是无能为力，只能再次眼睁睁地看着法兰西悲壮地轰然倒下。

此时的罗斯福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决定他个人前途命运的第三次大选。就在罗斯福与温德尔·威尔基用言辞展开总统竞选活动时，他接到了丘吉尔发来的紧急救助信。这位英国首相说，英国的单独抵抗持续不了太久，他们必须立即得到帮助。

本来罗斯福在竞选结果出来前不想采取任何行动，但形势的紧迫使得他必须有所动作。英国正双手抱头、背靠圈绳，迎接着德国暴风骤雨般的组合拳打击，除了扔“白毛巾”之外，必须对它有实质性的帮助。幸运的是，他的竞选对手威尔基是一位非常强硬而友好的人，一位出色的商人和演说家。当罗斯福准备答应给捉襟见肘的英国海军提供50艘驱逐舰用于护航维持战争生命线时，威尔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同意对此不予以批评。其实这正是威尔基利用国内的反战情绪攻击罗斯福的最佳武器。1940年9月2日，罗斯福与英国签署协定，在舰队绝不会投降或者凿沉的前提下，将50艘驱逐舰转让给英国，英国则将部分海军基地租借给美国。此项协定意味着美国正式中立的结束，也标志着美国有限参战的开始。

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孤立主义分子。“这是战争行动”，《圣路易邮报》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谴责它是“历史上最卑鄙的不动产交易”，更多人指责罗斯福正准备使美国在大西洋上和德国作战。民意测验表明，罗斯福的支持率有所降低，可能削弱他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中的领导地位。

口是心非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作为政治家中的佼佼者，罗斯福更是深谙此道。1940年10月30日，他在波士顿的演说中向听众表达：“我以前这样说过，我还要反复说，你们的儿子不会被派去打任何外部战争的！”听众中有很多爱尔兰籍的孤立主义者。尽管罗斯福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哄骗选民的竞选语言而已。这时候他如果强硬地表示要介入欧洲和远东的战争，就很可能失去总统的宝座。

相比威尔基来说，罗斯福还有一个竞选优势。由于当时世界战争频繁，为保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美国人包括那些孤立主义者并不赞成总统中途易人，他们认为罗斯福是在危机时期领导美国的最佳人选，所以在投票时，有55％的选民选择了罗斯福。最终，罗斯福以2700万对2200万的公众选票战胜威尔基，打破了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总统确立的传统，于11月5日第三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为此美国特别规定，今后一个人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总统。现在奥巴马干了8年，闷不吭声就准备收拾铺盖离开白宫回家休息的原因，正在于此。

这边大选尘埃落定。刚刚坐下来的罗斯福连大气都没顾上喘一口，那边丘吉尔的告急信就又到了。这位焦头烂额的首相迫切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和飞机以帮助英国对抗德国。罗斯福前往国会为他向英国提供更多的援助辩护，他说，“美国应该改变中立政策，因为英国正在与我们民主的共同敌人进行作战”。罗斯福还说，“如果英国能够足够强大，足以对付德国，那么美国就能够避免战争”。其实他心里清楚后一句话是哄人的。没有美国的参战，大英帝国不可能独自去打败德、意、日轴心国。

国会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同意了总统的要求，授权罗斯福增加对英国的援助。苏联想向中国提供援助，只需要斯大林的一句话，而美国为了能够向英国提供援助，却花费了长达数年的时间。

欧洲那边的葫芦还没有按下去，远东这边的瓢又浮上来了，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美日两国关系，因为近卫文麿的上台刹那间变得剑拔弩张。近卫文麿和那个曾经在美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松冈洋右对外公开叫嚣，日本决定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也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次真够彻底，日本干脆把英、荷、法三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甚至包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分明是不把老大当人看哪！别说是内心本来就想战斗的罗斯福，连那些反战的美国人都有点坐不住了。

罗斯福立即采取了一个令人注目的“威慑行动”。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0年春集结在夏威夷，舰队司令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本来的计划是在5月9日率领舰队回美国西海岸进行训练，这时候罗斯福的新命令来了：舰队先别回来，继续在珍珠港待着吧，因为那里离日本人更近。

1940年10月，理查德森上将向罗斯福提出，将主力舰队停驻在珍珠港是不明智的，此举在实质上无法制止日本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理查德森讥笑用军舰示威来为外交服务是“幼稚的”行动，因为他的舰队缺乏训练，待在夏威夷很容易受到日本舰队的袭击，他坚决要求把舰队调回位于美国西海岸的相对安全的基地。他认为他的6艘战列舰和3艘航空母舰在西海岸基地可以更有效、更安全地显示它们的存在。但罗斯福总统坚决认为，把军舰留在珍珠港对日本人是一个有效的威慑手段，可以有效地制止日本下一步的侵略行为。再说，此时把军舰撤回国内，肯定会使国内外都认为是美国害怕日本了，在这关键时刻是绝对不能示弱的。

面对理查德森接二连三的警告，罗斯福选择的办法是将他撤职，理查德森为他讥笑领导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把美国海军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太平洋，虽然对日本是一个警告，但也可能成为敌人“打了就跑”的袭击的诱人目标。接替理查德森司令官职务的就是倒霉的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他也因此荣幸地登上了老酒的“十大‘玫瑰’排行榜”。

作为民主党人的罗斯福，还采取了另一项强硬措施，吸收两个著名的共和党人：吸收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新闻记者、美西战争时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弗兰克·诺克斯为海军部部长，吸收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为陆军部部长。72岁的老资格的史汀生在美日两国事务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识，他曾经担任过陆军部部长、菲律宾总督，在九一八事变时担任胡佛总统的国务卿，提出过著名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他从那些经历中获取了丰富的对日工作经验。史汀生和诺克斯都认为，盟国的胜利对美洲的安全极其重要，美国在支持盟国方面应该比现在做得更多，走得更远。他们都主张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鼓吹对日本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比如全面禁运，要有更积极的军事准备，如加速海军扩建，要更大力度支援中国，以显示美国绝不退出日本想要独占的那一部分太平洋。他们因此被孤立主义者讥讽为“战争吹鼓手”。罗斯福这一人事任命加强了内阁中的“强硬派”力量，并对以后美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面对欧洲和远东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罗斯福决心扩大海军规模以应对与法西斯轴心国之间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对海军有着特殊情感的罗斯福认为，如果战争打起来，美国必须具有能在两个大洋同时进行作战的强大海军力量，尽管在大西洋强大的英国海军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压力。

1940年7月17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向国会提交了海军扩大计划的草案，即《两洋海军法案》，这个计划旨在使美国舰队具有充分的实力，可以单独应付潜在的敌对国家在各处海洋上可能结成的任何联盟。议案要求国会提供40亿美元，计划在5年至6年内建立一支两洋舰队，使海军的总规模扩大到70％以上。此项建议加上先前的一些海军造船议案，使1921年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给美国海军规定的力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美国人似乎有点清醒过来了。他们逐渐明白，如果不进一步增加防务，国家很可能遭受战争的侵害。7月18日，斯塔克的提议在众议院竟然以316∶0的结果全票通过。

这一法案预计新增257艘大小船舰，总吨位合计约132.5万吨。具体包括18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2艘依阿华级战列舰、5艘蒙大拿级战列舰、33艘巡洋舰、115艘驱逐舰、43艘潜艇、15000架飞机以及总吨位约10万吨的各类辅助舰艇，总费用达到惊人的85.5亿美元。如果该计划能够顺利完成，到1946年，美国将拥有任何强国从未有过的庞大海军。它将由750艘战斗舰艇组成，总共约有376万吨。可惜由于战争提前爆发，这一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后来的事实证明，航空母舰在海战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战列舰逐渐成为鸡肋，所以后来战列舰的建造数量有所减少，各型航空母舰的建造数量大大增加。

但远东的局势并未因为美国的这些举措而得到片刻缓解，步步紧逼的日本很快使出了“夺命三板斧”。第一斧是7月逼迫英国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第二斧就是9月23日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最厉害的第三斧就是在9月27日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几个侵略者抱起团来威慑美国，要求它在西半球凉快，不得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

1940年10月4日，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郑重地谈到了《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面临的局势，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以应对轴心国的威胁。据史汀生当天的日记记载，“美国要做点实际的事，让日本明白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一点也不怕它”。内阁中的强硬派提出了对日全面禁运的主张。史汀生回忆说，“1919年秋，威尔逊总统发怒，禁止对日本出口棉花，也抵制它的生丝，结果日本在两个月内就屈服了，从西伯利亚撤出了它的全部军队，就像挨了鞭子的小狗似的”。史汀生拿1919年的日本来与1940年的日本相类比，虽然不尽合适，但也代表了大部分美国人的观点。他们简单地认为，对于日本来说，通过经济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屈服。

另外两个军方大腕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个是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陆军上将，一个是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他们认为尽管与日本的战争很有可能，但是美国还没有在太平洋方面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最好是先采取守势，尽可能长地拖延时间。当德军在1940年5月入侵比利时时，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就曾告诉罗斯福：比利时能动员18个师，而美国只能动员5个师。罗斯福作为总统和三军总司令，必须重视军事首脑的建议。1941年美国的军事准备情况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陆军中甚至有新入伍的士兵“用扫帚把当步枪，用锯木架代替反坦克炮进行训练”。

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位于大西洋沿岸，相对于太平洋而言，大西洋对美国更重要。也就是说，不是日本很可爱，而是希特勒更加让人讨厌。他们提出就目前而言，对希特勒的战争和支持英国比对付日本更重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先欧后亚”战略。开这会的时候，总统的选举还没出结果，在这关键时候，罗斯福只能选择支持马歇尔和斯塔克，尽管他心里可能更倾向于史汀生和诺克斯。罗斯福与赫尔及一帮重臣经过多次商量后，决定了美国下一步应该遵循的几条原则。

一、避免在太平洋发生公开斗争，以便集中全力援助英国和加强自身。

二、对日本继续施加经济压力，援助中国，但不把日本逼到要求战争的地步。

三、让日本了解美国在太平洋是强大的，而且正在加强总的力量。

四、不承诺不使用武力，但是和谈的大门随时敞开。

根据以上原则，美国对德、意、日轴心国的威胁做出以下的对策：第一，宣布增加陆军兵员；第二，增加军用飞机生产；第三，成立军用物质生产专门组织机构；第四，为了避免国会阻挠，决定更充分使用非常时期的总统权力。

除了对日禁运废钢铁和对华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之外，1940年11月30日，美国再次宣布增加对华援助款项1亿美元，同时增派一批军舰和飞机到菲律宾，以加强那里的防卫力量。相比夏威夷的珍珠港而言，菲律宾才是真正的前线。用罗斯福的话来说，易攻难守的菲律宾就是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1940年年底，罗斯福同意组织空军志愿队到华作战。美国开始逐渐向蒋介石政府派遣飞行员志愿者，到中国训练中国飞行员并参加战斗。这些志愿者由美国空军退役陆军上尉、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指挥，这支飞行队就是著名的“飞虎队”。美国同时派出军事代表团到华研究军事援助问题。为了加强中国的抗战，美国也开始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在南洋地区，美国还开始与英国和荷兰政府官员共同探讨针对日本实施南进战略的联合防卫计划。

其实别说临阵磨枪的美国，就连蓄谋已久的日本此时也没有完全做好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准备，双方都要为可能爆发的大战争取时间。既然如此，那就先象征性地进行一下外交斡旋吧。

啰唆冗长，足以让人郁闷得吐血数斗的美日会谈就此拉开序幕。

第三章　北进？南进！

野村出使

1941年2月初的一天，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海军基地，两艘美国驱逐舰悬挂彩旗，鸣乐驶出军港，以海军特有的礼节欢迎来自远方的尊贵宾客，来宾就是新任日本驻美国大使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

对于野村先生，大家应该并不很陌生，他在10年前的淞沪抗战中就已经亮过相，当时的职务是海军第三舰队的中将司令官。和重光葵、植田谦吉一样，野村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的庆祝仪式上，被朝鲜义士尹奉吉扔出的炸弹炸伤。不同的是，那两位都是丢了一条腿，成了金鸡独立，而野村则被炸瞎一只眼，变成了“独眼龙”。回到日本不久，1933年，野村因战功晋升海军大将，达到了其军人职业生涯的最高峰。1937年，野村退出现役。在阿部信行担任首相时，野村曾短期出任过外务大臣，试图协调日美关系，因军部的强硬最后无果而终，后随着短命的阿部内阁的倒台再次赋闲。按一般情况来说，已经64岁的野村，今后也就是在家里抱抱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辈子基本也就那样了。

1941年前后，日本在远东采取的一系列动作，导致美日关系不断恶化。头一年冬天，美国已经开始有计划地从日本撤侨。1941年新年刚过，美国就正式开始陆续撤走驻日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2月，位于东京的一所美国学校因为缺乏生源被迫关闭。在此期间，日本出版了一本预测未来日美战争的书，书的结果当然是美国被打得很惨，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本书一个月内就卖出了5.3万本。太平洋上空日益紧张的氛围给了野村再次出场亮相的机会。

新年伊始，1941年1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国务卿、陆海军两部部长及参谋首长等大腕开会，研究决定针对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所应采取的基本战略。会议的主要观念由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提出，斯塔克在美国高层中是有名的亲英派：一旦美国参加战争，其首要目标应为击败德国，美国应立即集中全力在大西洋方面发动最大攻势，而在太平洋方面则应暂取守势。美国做出这些决定，有这样几方面原因。

首先，德国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大部分领土，并开始派出水面舰艇和潜艇破坏大西洋上的交通线。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都位于东海岸，罗斯福认为这对美国将是最直接的威胁。罗斯福还担心德国会进一步干涉拉美事务，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是万万不能起火的。坊间甚至有消息说，希特勒准备在击败英国之后利用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越过大西洋在南美登陆，占领南美大陆后，向北越过巴拿马运河进攻美国本土。尽管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技术上也存在很大难度，但理论上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其次，德国是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拥有大量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德国柏林大学所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到了29位。欧洲沦陷后，很多占领国的科学家都必须听命于纳粹，德国本身以及占领区的工厂也极具竞争力。罗斯福深信德国构成的威胁远比日本大的部分原因是，他担心德国物理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其间，一个叫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科学家曾经多次写信给他，提供了许多希特勒正在研制核武器的证据，建议美国投入人力、财力、物力研究这种可以在一瞬间决定战争胜负的致命武器。巴黎失陷后，法国著名的核物理实验室被德军占领，该实验室主任皮埃尔·约里奥·居里也被德军俘虏的消息更让罗斯福忧心忡忡，而来自英国的报告以及罗斯福自己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都证实了，制造这样一种裂变武器，不但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上也是可行的。罗斯福已经命令美国特工人员秘密出动，在世界各地购买铀矿石。对于这种武器的开发，美国一定要走在德国前面，但谁也不敢断定德国就一定会落在后边。

最后，在欧洲，英国从历史上来说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民正团结一致抵抗德国的进攻。在亚洲，日本的主要对手是中国，而中国的抵抗力量不但很弱，内部也缺乏合力，无法对日本形成强有力的抵抗，目前能做的仅仅是利用广大的地域来拖住日本而已。

对美国而言，欧洲绝不能全部丧失，可仅凭英国不但不能击败德国，甚至自身都难保。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保住不列颠三岛，将其作为今后反攻的跳板。反言之，在远东，日本的力量最多只能前出到中太平洋，不足以立即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所以只能暂时被列为第二优先。目前在太平洋地区，美国要采取的策略就是通过谈判手段暂时稳住日本，等与英国合力收拾完德国再回过头对付日本。这对于苦苦支撑的蒋委员长来说，应该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尽管表面上依然保持中立，但实际上美国已经逐渐走向前台。美英两国参谋长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联合会议。作为对美方代表参加会议的基本思路，会议决定美国的国家目标确定为下列三项：保护西半球使其免受任何军事或政治侵略；援助英国使它不要轻易被击败；用外交手段对抗日本在远东的扩张。

1941年1月29日，美、英的参谋长第一次联合会议在华盛顿召开。英国代表对其立场做了下述三点说明：一、欧洲为主战场，应在此寻求决战；二、应先击败德国和意大利，然后再对付日本；三、远东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英国利益具有重大关系。

对于前两点，美英意见基本一致，不用再说，但第三点引起了双方的争论。英国人视新加坡为大英帝国安全的锁钥，对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澳洲、新西兰的防御都具有必要性。美国人则认为，既然要把全力集中在大西洋方面，则太平洋方面有所牺牲也在所不惜。换言之，他们宁愿让日本人暂时猖狂，也不愿分散主力。经过若干轮会谈之后，双方代表做出了三点决议：一、确定欧洲为主战场；二、维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三、在远东保持防御态势。

此项决议对两国并无法定约束力，只代表双方一致的看法而已。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初步确立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

由此可以看出美英两国在战略思想上存在根本的差异。英国是一个标准的岛国，在与大陆国家的战争中都是以海制陆，惯于打长期战争，而不计较一时之得失。用他们的一句老话说就是，“英国可能输掉一切的会战，但最终仍能赢得战争”，其传统战略是以最小牺牲和极小冒险来追求最后胜利。也诚如美国人所不屑的，他们随时都注意其殖民帝国的战后利益。反之，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不仅自信有绝对的物质优势能迅速赢得胜利，也厌恶长期战争和英国人的权力观念。简言之，他们只愿意拯救英国的老命，而无意保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美国人对于战后的新世界另有一套构想，目标是在世界上建立新秩序，让全世界人民从轴心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享有建立自己主权国家的权利。英国的目标则是能继续维护其殖民统治。这种差异，此时仅仅是一种萌芽，在1943年战争局势有了根本改观后，才慢慢显现出来。

罗斯福决定采取“先欧后亚”战略也有自己的苦衷。美国当时的军备还没有做好同时在两个大洋作战的准备，国内孤立主义的势力依然强大。在欧洲，德国对英国的反封锁战术取得明显成功，美国迫切需要采取的动作就是对英国进行援助，以使其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在远东，除了外交谈判，也势必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来拖住日本，以争取宝贵的准备时间。为了加强战备工作，美国在1941年1月7日设立了国防生产管理局，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两洋舰队，海军大西洋分遣队被改编为大西洋舰队，由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任司令。驻珍珠港的舰队改编为太平洋舰队。罗斯福解除了原来不怎么听话的理查德森海军上将的职务，代之以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驻菲律宾的远东舰队改编为亚洲舰队，司令官是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

罗斯福还采取了一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那就是由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这是罗斯福与孤立主义斗争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在美国1941年12月参战之前，中国繁荣富庶的东半部已经沦陷于日寇，法国沦陷，英国饱受德国空袭，苏联的重工业基地也就是欧洲部分基本落入德军之手。反法西斯阵营军事上步步溃败的同时，经济状况也日益恶化，战略物资的生产明显处于下风。《中立法》同意盟国用现金购买美国的物资，但是英国的“美元”毕竟有限，不久就到了一贫如洗、无法付账的程度。而中国更穷，根本无钱可付，有时候送东西还要倒贴钱，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美国仍坚持“付现自运”的原则，则英国和中国都可能被迫向德国和日本妥协，苏联的抗击也难以为继。

早在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就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向他全面说明了英国面临的困境。丘吉尔表示会带领英国人民继续勇敢地战斗下去，但前提是能维持稳定的粮食供应和武器供应，并有足够的船舶运输粮食和武器。他希望美国海军能够提供护航，或者把美国军舰特别是驱逐舰赠给或借给英国，同时扩大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上的巡逻区域。他敦促美国加速工业生产，以便有更多的船舶和武器供给英国。丘吉尔最后可怜巴巴地说，他相信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定不会非要英国先把美元花光，才继续给予帮助，因为英国人民反对侵略的事业，也是美国人民的事业。

在丘吉尔的紧急呼吁之下，罗斯福决定要求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在12月29日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我们爬到床上去，用被单把头蒙起来，这样是不能逃脱危险的”，如果英国垮掉的话，美国人“就会生活在枪口之下——一支装着炸裂弹的枪口之下，军事上以及经济上都是这样”。然后他变相地讽刺那些孤立主义分子，“谁也不能靠捋顺毛就把老虎驯成猫”。他用生动的比喻加以形容：假设邻居的家里失火，我只能把浇园的水龙带借给他去灭火，而不应让他事先付钱买走这条水龙带，只需要他在火灭后原物送还即可。罗斯福强调，美国的防务正在筹划之中，而英国的战时需要作为美国防务的一部分，必须成为一体，美国必须是伟大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1941年2月8日，著名的《租借法案》以260票对165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3月8日又以60票对31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3月11日，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法案正式生效。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

《租借法案》改变了原来军事物资需要现金交易的惯例，使得英国、苏联和中国可以暂时不花一分钱而获得美国巨大的战争物资补给。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之前假惺惺的“中立国”的立场。法案最初授予罗斯福总统借出的物资不多于13亿美元，后来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使得罗斯福将美国变成“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既合情、合理，又“合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苏联和中国都大大受益于该法案，美国的援助可谓是解了众多同盟国家的燃眉之急。美国正式参战后，《租借法案》仍然有效，美国凭借强大的国力和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继续为盟国提供战争装备和物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英、苏、中等38个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达500多亿美元。获得援助最多的是英国，到1945年8月31日日本投降前夕，英联邦所得的援助共300亿美元。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到1945年9月20日止，总值为102亿美元，加上其他费用共计109亿美元（苏联自己统计为98亿美元）。

在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之后，当前美国在亚洲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拖住日本，使它无法全力南进。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75％的美国人同情中国，这一比例比任何欧洲国家都高得多。根据总战略需要，美国制订了加强援助中国的计划。继1941年1月向重庆派出柯里特使之后，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租借法案》亦适用于中国。此后，美国援华的步伐明显加快。7月，第一批援助的数千辆租借卡车到达仰光。1941年1月通过缅甸公路向中国的援助物资吨位仅为4000吨，到10月就猛增到15000吨。除了实实在在的物资之外，美国的援助在政治和心理上对中国鼓舞更大，中国人民有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到1945年9月3日止，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总额为8.45亿美元。毫无疑问，美国这些支援中国的行动，都不断加深着日本对美国的仇恨。

大洋那边，美国的日子不怎么好过；大洋这边，日本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东京的樱花在1941年的春天依然开得灿烂，但首相近卫文麿的心情恰似那花丛下的阴影，斑斑驳驳。日本政府所面对的，是美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和结束中日战争的遥遥无期。就当前而言，中国的战事暂时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近卫必须想方设法尽快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他之前采取的一切行动，与这一美好愿望南辕北辙。

松冈洋右出任外务大臣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最终目的，也是调整日益恶化的日美关系。为了促进调整美日邦交，松冈认为势必要换掉当时的驻美大使崛内谦介，准备起用赋闲在家的野村吉三郎。上任不久，松冈就多次敦请当时在河口湖畔静养的野村重出江湖，担负起出使美国进行和谈的历史重任。

野村是少见的亲美派人士。这还不是起用他的主要原因，让野村再次走上历史前台的是他之前一段特殊的经历。1914年至1918年，野村作为海军省的官员曾出任日本驻美国使馆的海军武官，作为随员参加过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在此期间，他和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部长助理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个部长助理后来飞黄腾达，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大家肯定已经知道了，这牛人当然就是罗斯福。

作为一个海军将领，亲美的野村属于不折不扣的“条约派”成员，他赞成《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的签订，而不赞成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野村对美国人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他这样说过，“当美国人遇到危险时，他们所能做到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日本人习惯上所认为的，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有着强大的潜能和灵活性”。1939年2月，野村收到了老朋友、美国海军上将普拉特的来信，普拉特告诉野村，“虽然美国人往往被称为唯物质主义者，但他们所怀有的精神意志绝对不可低估”，野村对此深以为然。野村同时也是日本海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了解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人，他曾经警告自己的政府，“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把目前的世界大战视为民主和独裁阵营之间的决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支援英国这一民主的堡垒”。这些言论在平时都是反动的，但在此时让野村在美日两国矛盾不断激化、战争威胁日益临近的情况下，成为远赴美国开展和平谈判的不二人选。

对于松冈外相的邀请，野村最初是坚决拒绝。但经不住松冈外相的“三顾茅庐”，野村最终答应重出江湖。一方面是出于他自己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连军方的高级官员也对他表示了支持，希望能通过他的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样，在1940年11月27日，野村接受了出任驻美大使的任命。

野村在受命之前拜会了近卫首相。他向首相提出，日本如果继续南进的话，美国肯定会报复以石油禁运，这将迫使日本去占领荷属东印度，日美两国的战争就将爆发。他判断南进带来战争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作为一个海军将领，野村告诉近卫，美国绝对不会如日本所愿，在战争之初就进行舰队决战，一旦打起来的话，日本将要面对的，很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野村考虑到调整日美邦交的关键是中国问题，因此正式就任之前，他特意去了中国旅行，同当地的军事首脑进行了会谈，了解侵华战争的现实情况。回想海军之前曾经坚决反对三国同盟，野村估计海军可能不会有太多反对意见，因此在动身之前，特地拜访了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向东条陆相求助，希望派遣精通中国情况的陆军军官前去美国协助自己。东条陆相慷慨地答应了野村的请求，决定派遣当时担任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的岩畔豪雄大佐作为陆军特派员同赴美国。用东条的话来说就是：“他可是我们最好的谍报专家，并且对日中两国之间的情况非常熟悉。让他参加谈判，既能表明我们军部赞同和谈，又能为我们获取美军情报提供方便。”

谍报专家岩畔豪雄大佐在日本军界有着“科学家特工”的美誉，跟踪、监听、贩毒、制造伪币等手段无所不能。他还是日本著名中野间谍学校的创始人，为日本培养了无数的高级间谍人才，女谍川岛芳子就是他的高足。他曾提出将巨额假钞流入中国，搞垮中国经济，也曾成功说服关东军首脑允许大约5000名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犹太人到满洲避难。他对关东军首脑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会否认日本欠犹太人一笔债，在日俄战争中，犹太人曾经不遗余力地资助过日本作战。看来，岩畔大佐也并非穷凶极恶之人，相反，是会感恩的人。

岩畔大佐没有跟野村一起动身，他于随后的3月6日从日本前往美国，与野村会合。美国听说日本派来的是岩畔大佐，着实紧张了好一阵子。他们派出情报人员，对岩畔进行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跟踪，连岩畔大佐如厕都有人在一边陪着。

就这样，从1941年2月到12月开战之前，野村利用与罗斯福的良好个人关系，与美国进行了多达45次的谈判，其中与罗斯福的会谈就有9次。尽管只剩下一只眼睛，野村的外表并不给人以狰狞的感觉。他那胖胖的脸上时常流露着温和慈祥的笑容。长得颇像一个大号泰迪熊的野村，甚至被美国民众亲昵地称为“心地善良、真诚、毫无奸诈的野村吉三郎将军”。前面提到，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有5位海军将领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第一个是米内光政，第二个就是被美国人视为礼貌得“无以复加”的“真诚朋友”野村。谈判期间，野村接收从日本国内发来的密电达217份之多，尽管这些密电的内容在送达之前几乎全部被美国破译。

临行前，1月23日，松冈外务大臣给野村大使颁布了训令。同一天，野村面对众多媒体，信誓旦旦地宣称：“不管日美两国存在多么严重的分歧，我们都能以友好的态度统统解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开战。”

1941年2月11日，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抵达华盛顿。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天，野村正式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国书。当时的国务卿赫尔也在座，他对野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健壮，有一副诚实的面孔，体格上和普通的日本人截然不同”。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罗斯福说，他宁愿称呼野村为“将军”，而不愿称呼他为“大使”。后来，野村在自己的回忆录《使美记》中提起这次会面，描述道，“那场面亲切而融洽”。

两人开始没有谈公事，而是畅谈了数十年来的“革命友谊”。但野村不是来叙旧的，话题终究要转到两国关系上。野村向罗斯福转达了日本渴望和平的意愿，立即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分手时，罗斯福告诉野村：“美日两国关系每况愈下，其根源在于日本不断地对外扩张。太平洋上大家都要有活动的自由，如果因此而发生战争，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野村对罗斯福的话表示极为认可，承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成双方谅解，缓和两国关系，让“太平”洋真正名副其实。

其实，早在野村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开启美日两国谈判之前，1940年年末，美日两国一些热心的“业余外交家”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和平尝试。1940年11月25日，美国马里诺外方传教会的沃尔什主教和德劳特神父，就专程赶到日本开展民间外交。在日本，负责接洽的是前大藏省官员、时任产业组合金库理事的井川忠雄。一直搞财务的井川有个唬人的绰号，叫作“外务省编外大臣”。

看似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民间人士，但背后都隐藏着大腕级的实力派人物。德劳特神父是美国邮政部部长弗兰克·沃克的好友，而虔诚的天主教徒沃克是罗斯福总统幼时的玩伴，也就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此前还长期担任罗斯福总统竞选办公室的主任，于公于私都能跟总统说上话——后来，罗斯福总统要求沃克把工作移交给他的助手，以专事和谈。47岁的井川忠雄是近卫文麿童年的同学和好友，几年前还为近卫组织过一个智囊团。井川和野村一样，都是亲美派，他还娶了一个美国人做老婆，尽管后来离婚了。他来往美国和日本，利用的都是私人身份，说是处理与前妻的经济纠纷。井川之前担任过日本驻纽约领事馆的财务主管，在美国有着广泛的人脉。

在井川的帮助和引荐下，两位神父走访了日本外务省，拜会了当时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和首相近卫文麿等军政要人，还拜访了著名的亲美派人士前大藏大臣池田成彬和野村吉三郎。松冈外相似乎对两位神父不太热情，在他的心目中，日美会谈是他分内的事，任何人包括近卫的参与，都会引起他莫名的反感。两位神父向这些要人表示，尽管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还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但双方仍然有通过和谈达成谅解的可能。

两位神父回国后，沃克安排他们在1月23日进入白宫，同罗斯福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谈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当时赫尔国务卿也在。两位神父向两位领导汇报说，日本的“温和派”有意“改变与欧洲轴心国的政治关系和对中国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假如日本能够与美国取得一个保证日本安全的协定，‘温和派’就会取得对军方的优势”。

赫尔表示，类似的话他以前已听到过多次，可是“不能忽视在太平洋避免发生战争的任何机会，来自大西洋彼岸希特勒的威胁足够诱使我们在太平洋力争暂时和平的结局”，哪怕“成功机会只有1/20、1/50，甚至1％也行”。赫尔同意两人以个人身份继续与日本作非官方的接触，并且决定由沃克继续充当联络人。这样纯民间的活动已经具备了一些官方的性质和背景。

赫尔内心对日本并不信任，他认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希望摆脱在中国的困境，以便放手在东南亚做进一步的冒险。他劝告罗斯福总统暂时观望，看看野村来了以后谈些什么再说，罗斯福当即表示同意。

正规军野村到达美国之后，井川这些游击队迅速与负有和谈使命的野村取得了联系。野村开始对井川并不信任，出发前，松冈也曾经告诫他要远离此人。但是，这位银行家在3月8日安排野村在赫尔家里与国务卿进行了一次私人秘密会面，让野村感觉到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

岩畔一到美国，就立即被带到教堂去与两位神父会面。岩畔告诉两位神父：“由于刚刚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绝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其他盟国的事情。第十三个弟子犹大出卖了基督，每个基督徒都鄙视他，对我们日本也一样。所以如果你们坚持要我们退出同盟条约，要继续谈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两位神父表示理解。随着岩畔豪雄大佐的到来，一群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业余外交家”也开始忙碌地工作起来，想当然地提出了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案。

在开启正式会谈的1941年4月16日，野村大使向外务省发回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就是由几位民间人士联合起草的《1941年4月9日通过私人媒介和日本个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建议》。这个文件大家似乎很陌生，因为后来它的官名改成了大家熟悉的《日美谅解草案》，参与拟订草案的就是野村、若杉公使、井川、岩畔和两位神父等人。

在此之前，4月14日和16日两日，赫尔国务卿两次召见了野村大使，表明要把以往日美间的私人对话转为国务卿和大使间的正式会谈，并说可将《日美谅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赫尔告诉野村，虽然他对这些“好心人”为改善日美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激，但是他只能通过委派的大使正式同日本政府打交道，为此要求野村大使首先要取得日本政府的训令。

内容冗长的《草案》足足有4000多字，根据“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原则，这一草案肯定会无疾而终。《草案》总体上有七大方面的内容，很多都是“互相承认都很牛”之类实际意义不大的语言。挑来拣去，其核心内容有三条，分别对应之前日本的三大板斧“三国同盟、中国问题和南进战略”。其间，曾有日本外交官员提出能否暂时把中国问题抛开，今后再说，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立即用了一个无比恰当的比喻加以拒绝，“在美日谈判中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如同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之前能否不让哈姆雷特出场一样”。可见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并不是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可以随便出卖的。

一、日本政府不退出三国同盟，只有在受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的进攻时才履行义务。美国对欧洲战争做出回应的出发点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也就是说“哥俩好”，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

二、承认中国独立。日本从中国撤军，不吞并中国领土，不赔偿，恢复“门户开放”政策，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合流，日本不向中国大规模移民。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承认伪满洲国。

三、日本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施武力侵略，美国愿意在日本需要的石油、橡胶、锡、镍等资源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贸易关系恢复正常。

《草案》传到东京，日本军政高层是一片欢腾。外务次官大桥忠一见此《草案》，激动不已，兴奋地大叫道：“假如这个计划成真，世界的命运将因此好转。”

看到美国竟然愿意承认伪满洲国，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方的意见也第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连东条陆相最信任的大弟子佐藤贤了大佐也对美国做出这样的让步感到吃惊，觉得“一切进行得过于顺利，以至于难以置信”。军方为此甚至同意为了促成前方的和谈，日军暂时避免在西南太平洋展开新的军事行动。军部的意思是利用美国上述意图，既原则上保持三国同盟的精神，又可以沿着互相谅解的方向调整邦交。即使多少有损于三国同盟，如果能借此机会一举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侵华战争也算成功。这是军方多年来第一次明确表示可以做出让步。

连天皇都对此事表示了关切，美国开出如此宽容的条件，连裕仁都感到意外。4月21日，他对前来觐见的近卫首相说：“美国总统愿意详谈，这真是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的结果。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耐心和坚持不懈，你觉得呢？”在裕仁眼里，太平洋上风平浪静、悬挂星条旗和太阳旗的商船来往穿梭于两国之间的美好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要记住一点，《草案》承认伪满洲国，分裂中国，分明带有牺牲中国的成分，因此被史学家称为未遂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后来事实证明，并非完全如此。

野村在发回《草案》时，没有特别说明这只是民间人士商谈的结果，并不代表美国政府都同意上述条款。赫尔的意思仅仅是大家谈判要有一个起点，不能桌子上啥也不摆，空对空瞎侃。他认为《草案》“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因此，早在4月16日，他就曾告诉野村，这份文件“包含的很多条款我国政府都愿意同意”，同时更强调“文件中的一些条款需要修改、扩充或者全部删除”，另外“还需要增加新的单独的条款”。也就是说，这是个起点，仅此而已。后来，美国历史学家费斯形象地将《日美谅解草案》比喻成一个出生在私人小诊所里双亲不明的婴儿。

其间，赫尔在征得罗斯福同意之后，就已经向野村提出了美日谈判必须遵循的“四原则”：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维护包括通商机会均等在内的均等原则；继续保持太平洋的现状，除非现状的改变是出自和平手段。

赫尔明白，日本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上述条件。在1945年11月美国两院共同调查会的公开报告会上，当时已经卸任一年多的原国务卿赫尔说，“鉴于日美两国的政策背道而驰，日美谈判从开始那天起，圆满达成协议的希望，连1％都没有”。还说，“我们答应举行谈判，只是打算为了和平解决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尽最大努力，同时也为了赢得美国军事当局所需要的进行防御准备的充裕时间”。看来，对于最终谈判破裂，也不能一味地责难日本，连美国的二把手赫尔一开始就对两国会谈不抱多大希望。

海军将领出身的野村不是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此后很多事说明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传话者。他只发回了《草案》，却并未把赫尔说的话以及“四原则”传回。此举导致日本国内将《草案》当作美国政府的正式提议，想当然地认为上述条款“美国政府都是已经同意的”，空喜欢一场。

在日本人眼里，前景似乎在一瞬间突然变得柳暗花明。但是，一定会有细心的读者提出疑问，对于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中间怎么没见酷爱发表重要讲话的松冈外相出来放个屁呢？原来不是不发言，松冈外相不在家，他到欧洲找希特勒和斯大林办大事去了。

收到《草案》的第二天，很受鼓舞的近卫立即召开了一次军政首脑紧急联络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同意把《草案》中的这些建议作为谈判基础。于是，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寺崎太郎就准备通知野村，“日本原则上已同意这些建议”。但是，大桥外务次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等松冈外相回来讨论后，再向华盛顿发出指示也不迟。因为离外相回到东京的时间只有4天了。近卫不愿意与好惹麻烦的松冈发生冲突，勉强表示同意。他听说松冈已到达大连，便电话通知他立即回国，电话里没说详细内容，只说让他尽快回来，研究华盛顿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

接到电话的松冈兴奋异常，立即断定这是他欧洲之行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因哈尔特几次会谈的间接成果。松冈得意扬扬地对秘书加濑俊一说，他不久就会前往美国，去实现他精心策划的世界和平计划。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如果在和平年代，这事简直就不值一提。已经出任军令部总长8年之久的伏见宫海军大将即将退役。还有一种说法是，眼看战争临近，一旦打起来，就有战败的可能，这时候不想让皇室人员牵扯进来。伏见宫的离开，导致军令部总长位置空缺。希望与美国和解的亲美派人士马上开始活动，图谋让米内光政来接替军令部总长的位置，让吉田善吾或古贺峰一出任次长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伏见宫和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向天皇推荐了“打瞌睡将军”永野修身。

1941年4月9日，永野修身正式出任战前关键时期的海军军令部总长，这是日本海军走向战争的重要里程碑。永野认为，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宿命，无法避免，任何努力也无法挽回。在所有海军将领中，他是最早，也是最强烈鼓吹与英美两国作战的人。任命他的唯一原因是，永野在现役海军大将中年龄最长。永野非但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属，还放手让他们独立去干，似乎十分适应来自下属军官的压力，那些人基本上都属于战争激进派。永野对这些人总是言听计从，他给自己找到的理由是，“因为那些底下的军官最了解情况，他们最善于研究，所以我愿意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的第一任次长近藤信竹是个温顺的人，也积极呼吁对英美两国开战，基本属于永野一个路子。第二任次长伊藤正一属于和周围所有人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内心里虽然反对战争，但从来没有对外表露过。

由于酷爱养狗，永野有日本海军中有“第一爱犬人”之称。他出任过当年自己以第二名毕业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校长，其间以培养海军士官的“江田岛精神”而著称。他禁止体罚，提倡自习，从而和井上成美一起被称为“海兵”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校长。永野于1934年晋升海军大将时，只有54岁，这是只有皇族才能享受的待遇。永野之前出任过海军大臣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次出任军令部总长，使他成为日本海军中唯一历任海军三大长官的人物。由于身材高大，他获得了“大象”和“大炮”的绰号，和松冈洋右一样，头上没几根头发。他的目光令人生畏，很容易被人看成是黑社会老大。无数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缺乏眼光、号召力和个人魅力的人，由于常常在办公室里睡觉，被称为“打瞌睡将军”。有记者在背后说，他之所以需要白天在办公室休息，是因为晚上无法满足比他小30岁的第四任老婆。他一共有8个孩子，这一切都被部下看成是夜生活过多的证据，甚至连儿子都叫他为“色鬼老爸”。

永野在前文出现过多次。在日俄战争，在旅顺口，他像打靶一样精准击沉过多艘俄国军舰，日本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也是由他来宣布的。永野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舰队派”和“主战派”。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留过学，还长期担任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但此时他对美国的感情早已消失。

1936年，永野出任广田弘毅内阁的海军大臣，山本五十六很不情愿地当过他的海军次官。当听到永野出任军令部总长的消息后，山本遗憾地说：“这个相信自己是战略天才的人现在成了军令部总长，而他其实差得远着呢。似乎战争已经打响了。”

对于海军大臣及川及其他海军省的高官而言，实际上在永野上任以前，他们已经放弃了对海军的领导，在任何事情上，海军省都没有勇气去反对永野的催逼，在对美开战的问题上，永野开始代表少壮派强烈要求战争。在内阁和大本营的会议上，及川一如既往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他的屁股却占着极其重要的海军大臣的位置。

前方还在进行谈判，但日军的备战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到1941年4月，联合舰队的预备动员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折磨了海军数十年的70％即将实现，以日本海军对美国所能达到的这一最高比例进行战斗，无疑是最有利的，因为该数字今后永远不会再提高。作为日本海军象征的巨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即将下水服役。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中将认为，“与美国打一场速决战的话，日本将有很大的胜机”。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告诉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少将，“获胜前景大好，让我们下决心去投入战斗吧”。自称把日本引向战争的狂人石川信吾大佐也宣称：“现在是反击的时候了，我们不会被打败。”

在东京，所有的人都翘首以盼，期盼着松冈外相的凯旋！

外相荣归

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绝对属于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在松冈眼里，光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是远远不够的。松冈的宏伟目标是以此为基础，拉苏联入伙，组成更大规模的四国同盟。第一步先称霸欧亚大陆，第二步就是以四国同盟的强大实力迫使美国就范，然后利用美国逼蒋介石投降，彻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世界才算真正“太平”了——松冈的计划可谓是环环相扣。为了实施这一伟大的目标，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不久，松冈就多次请求允许他亲自到欧洲去实施这一宏伟的“人类和平计划”。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军方首脑亦赞成外相的欧洲之行。军方赞成松冈出访欧洲，当然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军方目前面临的两大问题，是促进侵华战争的解决和适时实施南进计划。为了彻底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就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如果能够和苏联达成谅解，斯大林也很可能会答应日本放弃援蒋活动，对解决侵华战争大有裨益。

之前松冈已经就德、苏、意、日的势力范围与老朋友里宾特洛甫进行过多次沟通。初步议定的范围是：南洋属于日本，波斯湾和印度方面属于苏联，欧洲和中非属于德国，北非属于意大利。松冈还为未来的四国同盟起了一个时髦的名字，叫“欧亚大陆同盟”。他对秘书加濑俊一说，“德国和苏联之间是有盟约的，与德国握手，就有了与苏联握手的最佳机会。而与苏联握手，也不过是下一步与美国握手的借口而已。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美国施压，美国就会妥协。这样不但是日本，全世界都能生活在和平当中”。他用了这样一句话，“整个世界都不用再动一发子弹”。喜欢惊世骇俗的松冈，尽管外形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确实是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外务大臣之一。后来有日本史学家假设，如果近卫文麿让石原莞尔出任陆军大臣，让山本五十六出任海军大臣，又能适当地控制住松冈洋右，日本的历史很可能会改写。

1941年2月3日，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举行联络会议讨论松冈外相的欧洲之行。松冈提出，老朋友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早就邀请他访欧，去年年底又再次邀请，不去实在有点不够意思。松冈提出，此行的目的，调整日苏关系是关键，所以预定在柏林、罗马各逗留两三天，在莫斯科停留一周左右，总行程是3月初动身，4月中旬回日本。联络会议最终批准了松冈的出行计划，这样，陆海军就一致把稳定北方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口若悬河、不落俗套”的外相身上了。

在欧洲，德国与英国的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不列颠空战的僵持使得德国无法完全取得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导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一拖再拖。为了在远东吸引英国的注意力，之前德国多次提出由日本进攻英国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日本陆军认为，外相访欧的重点是调整日苏邦交，对德意两国的访问只是礼节性的，串串亲戚而已。如果德国提出进攻新加坡的要求，万不可随意答应，日本人还不想去为德国人火中取栗。松冈答应了军方的请求。

1941年3月12日，东京车站挤满了给松冈外相送行的人群，即将远行的松冈也是踌躇满志，他的欧洲之行注定会举世瞩目，受人关注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列车即将开动之际，松冈又匆匆来到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面前，问杉山什么时候能进攻新加坡。“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参谋总长有点生气地说，心里暗想，松冈这家伙真讨厌！

松冈出发前一个月，2月，里宾特洛甫就多次约见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畅谈德日两国合作的美好前景。2月27日，里宾特洛甫又指示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日本尽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新加坡”。

早在头一年，1940年4月，日本政府已经起用建川美次陆军中将出任驻苏大使，开始了与苏联改善邦交的尝试。日本迫切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承认伪满洲国并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准备承认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权和在新疆的特殊利益。11月20日左右，建川大使寄来了关于当时正和苏联力争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案的报告，谈判似乎有成功的希望，主要在于库页岛北半部的分歧迟迟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前，红色苏联几乎受到各国一致的憎恶，但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得莫斯科逐渐有了与各大国讨价还价的砝码。英国政府在积极向莫斯科献殷勤，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他们都害怕苏联加入德、意、日的轴心国阵营。处于如此优势地位的苏联，肯定不会对日本做出轻易让步。

松冈的第一站就是苏联。3月24日，松冈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第一次会谈。用松冈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开始他就给两位苏联领导人上了一堂日本式的“道义共产主义”课。他声称“道义共产主义”是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德国、日本和苏联共同的敌人。有了这一开场白，松冈开始认真地谈论苏日关系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松冈的热脸贴上了凉屁股，他发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似乎对他的话没什么兴趣，苏联人只是勉强愿意讨论一个中立条约，而不提他所期望的那个范围更广泛的互不侵犯条约和联盟。

即使对签订中立条约，苏联人也是漫天讨价，莫洛托夫告诉松冈，“苏联舆论认为不带有收复失地性质的互不侵犯条约是不可想象的”。莫洛托夫所说的“失地”，就是指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日俄战争之后，那里割让给了日本人，苏联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有点失落的松冈决定将这一问题留到访问柏林和罗马回来后解决。

离开苏联的松冈于3月26日到达柏林。在柏林火车站，站台上插满了纳粹的“卐”字旗和旭日旗，迎接松冈的是伴随着一阵阵鼓声的“希特勒万岁！松冈万岁”。松冈抬起右臂，向欢迎他的希特勒青年团频频致以纳粹礼——这动作似乎是本能做出的，好像经过无数次训练一般。希特勒亲自接见了他。在随后三天里，他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用德国翻译的话说，松冈是极其少见的敢与希特勒进行同辈间闲聊的人。

其间，松冈去意大利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因为他是墨索里尼的“墨鱼丝”。在罗马，松冈受到了他的偶像墨索里尼、齐亚诺和罗马教皇的热情接待。在梵蒂冈，牛皮哄哄的松冈对十二世教皇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中，没有人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热情比我更高。此前没有，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真不知道教皇听了松冈这番话是怎样一副尴尬表情。

回到柏林后的4月4日和5日两天，松冈又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更深入的详谈。从德国方面来说，会谈的主要目的还是说服日本尽快对新加坡进行袭击。而这是松冈离开东京时军方告诉他绝对不能轻易答应的事。里宾特洛甫甚至告诉松冈，日本占领新加坡，“非常可能把美国排除在战争之外”，他要求大岛浩提供有关新加坡的各种地图，“以便德国元首，他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为日本进攻新加坡提供最佳的战略方案”。由于之前有军方的交代，松冈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略感失望。

里宾特洛甫告诉松冈，他与莫洛托夫关于缔结四国同盟的努力已经失败。头一年的11月12日，莫洛托夫应邀访问了柏林。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就试图以瓜分欧亚大陆这种令人眩目的前景来诱惑莫洛托夫，对苏联许以波斯湾和印度地区。里宾特洛甫在同莫洛托夫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时，建议缔结一项条约，由苏联宣布同意《三国同盟条约》的目标，愿意在政治上同德、意、日三国进行合作，四个国家须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莫洛托夫回国10天后，11月26日，对德国的建议做了答复：可以同意，但是必须满足苏联的有关要求，具体包括德国军队从芬兰撤出，苏联与保加利亚签订一项互助条约，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建立一个陆军和海军基地；在中东的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朝着波斯湾的总方向，被承认为苏联未来的领土愿望；在远东，日本须放弃在萨哈林岛北部的煤和石油的开采特许权。

莫洛托夫的答复说明，苏联的胃口太大，斯大林还在紧紧盯着巴尔干不放，而这一地区正是希特勒下一步想要猎取的目标。希特勒对同苏联签订协定从来不抱希望，也不信任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随时会撕毁任何协定，对德国进行袭击，他倒没想到自己也经常那样做。

里宾特洛甫继续说，总的说来，苏德关系还是正常的，但是并不友好。两国关系将来如何演变，目前难以断定。如果苏联要想在欧洲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德国就会毫不留情地打倒它。德国已经在苏德边界陈兵百万，准备随时应付突然的事变。苏联如果进攻日本，德国将立即对日本实施援助。希特勒亲自告诉松冈，美国和英国也正在拉拢苏联。危机一旦出现，德国将立即采取行动干掉苏联，回过头来再对付英国。这个时候日本如果向南挺进，攻打英国的属地新加坡，谅苏联也不敢对此进行干预。说来说去，还是希望日本去进攻新加坡。

希特勒进一步说，欧洲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英国承认失败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轴心国当前的目标是要彻底摧毁整个大英帝国，占领新加坡对日本称霸远东大有裨益。希特勒提示松冈，“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过如此好的机遇”。他主动向松冈提出一项日本没有要求的保证：如果美国介入并发生冲突，德国将履行同盟义务支持日本。希特勒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绝对不敢冒险把舰队开进日本水域，“即使撇开德国军队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老酒不知道希特勒这句话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希特勒对松冈隐瞒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他没有告诉松冈，德国实际上已经在准备进攻苏联。松冈到来之前的3月18日，海军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曾经劝希特勒向松冈透露这一行动计划，以促使日本马上去进攻新加坡。但希特勒认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都是一个德行，肯定不能做到保密。他认为松冈很可能会把这一行动计划泄露给莫斯科，以此作为谋取他盼望的日苏条约的手段。希特勒深信德军能迅速击败苏军，苏德战争根本无须日本的协助。为了使德国在进攻苏联时英国不至于在背后捣鬼，希特勒还是希望通过日本对新加坡的进攻来牵制英国。

德国的二号人物也接见了松冈，戈林在私人别墅卡琳宫用一场盛大的宴会来招待松冈。酷爱收藏奇珍异宝的戈林接受了松冈赠送的一幅富士山油画，他开玩笑地对松冈说：“如果日本能攻下新加坡，我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的真貌。”松冈的回答是：“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我就会立即那么去做。”

面对德国方面的再三请求，松冈只好敷衍说自己确信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迟早必然爆发，并赞成与其让战争来得晚些，不如来得早些。他表明，闪电式地夺取新加坡是重要的，并应立即着手进行，承诺回去后立即就该问题做政府和军方的工作。说了半天，还是一张空头支票。

松冈也清楚自己此行的主要目标是协调与苏联的关系，最好是能与对方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那里他已经得知，四国同盟的大计划已告破产，德国在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之前答应调解日苏矛盾的承诺，也已无法兑现。但松冈忍不住想提一提。当他提出缔结苏日条约的问题时，里宾特洛甫就劝他不必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因为这或许完全不适合当前的形势。请记住，苏联人是从来不白给东西的。”里宾特洛甫再次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他认为，如果日本能够集中精力去攻打那里，这将是对轴心国共同事业的最大贡献。有了共同的胜利，日本提出的各种愿望，诸如库页岛北部所属及石油开采权问题，“就会像熟了的果子那样，落入日本的怀抱”。

这让松冈无比烦恼。其实松冈应该能听出来，在里宾特洛甫的言语里，已经将苏联当成了潜在的敌人，这是里宾特洛甫就德苏战争即将发生能够做出的最露骨的暗示。甚至大岛浩也私下告诉松冈，德国和苏联不久可能就要开战。然而，松冈依然是执迷不悟。

德国已经暗中下定了对苏开战的决心，但没有向松冈明确表示，外相也没能及时察觉出来。此时德国的处境很微妙，关于日苏之间条约的签订，德国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指出苏联难以信任，暗示不要过分深入。松冈这次访欧，并没有和德、意缔结任何协定，大本营方面认为这不过是一次礼节性的访问。

4月5日，串完亲戚的松冈一行，离开柏林，再次前往莫斯科。第二天清晨，列车抵达德苏两国势力范围的交界线时，传来了德国进攻南斯拉夫的消息。仅仅一天前，苏联还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闻听此信的松冈顿时异常兴奋，他兴致勃勃地对秘书加濑说：“上天已经把日苏条约放进了我的衣兜！”

尽管早在3月间，美国就根据可靠情报警告苏联政府说希特勒准备进攻他们，佐尔格也从东京发来了类似的信息，但莫斯科一直不相信。斯大林认为，德国不会进攻苏联，并不是因为两国之间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那不过是一张纸，而是因为德国在西线和英国的战斗尽管占尽优势，但远远不到胜负已定的地步，希特勒不会犯“两线作战”的兵家大忌。当松冈于4月7日回到莫斯科，同莫洛托夫再次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苏联人的态度仍然是不冷不热。

其间，4月8日，松冈寻隙会见了美国驻苏联大使斯坦因哈尔特。他对美国人说，苏联人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之高，让人难以置信，他们要求日本在“领土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苏联。松冈告诉莫洛托夫，如果这样做，他一定会受到国内狂风暴雨般的愤怒谴责，他既不愿也无权做出这种让步。

松冈对苏联的态度感到沮丧，可不想空手而归，那是多没面子的事情啊！于是，他折中地向莫洛托夫建议，能否签订一个范围较小的中立条约，声明“两国互相友好，如果任何一方同第三国交战，则另一方保持中立”。莫洛托夫也做了让步，放弃了要求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的要求，但提出了新条件，要求日本让出在库页岛北部石油和煤的开采特许权，松冈同样无法接受。这可恶的老毛子！

处境尴尬的松冈提出在4月11日休会一天，双方都停下来冷静一下。随后他就去了列宁格勒，希望在此期间斯大林能够有所改变。但当4月12日他再次回到莫斯科时，莫洛托夫脸上的表情使他明白，谈判仍将以失败告终。松冈决定不再做无谓的努力，决定于第二天离开莫斯科，宁可空手而归也不能答应苏联的无理要求。他向东京拍发了电报，内称不但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无望，连中立条约也已不可能。东京闻讯，大为失望。

世事竟是如此无常，看似绝望的事情也会变得柳暗花明。4月12日那天晚些时候，失落的松冈外相礼节性地去向斯大林辞行，奇迹就在这时出现。斯大林戏剧性地主动向松冈提出了两国的缔约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可以不要求日本立即让出库页岛北部煤和石油的开采特许权，这个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再说。局面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

斯大林自然不会是突然良心发现。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与德国遥相呼应，从东西两面进攻苏联，因此曾把最优秀的间谍理查德·佐尔格派往日本。1941年4月初，克里姆林宫接到了佐尔格发自东京的密报：“日本有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中立条约的意向，望有所准备。”此时，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诸多消息都提醒斯大林，德国很可能会进攻苏联，其中当然也包括来自佐尔格的情报。尽管对这些情报将信将疑，但斯大林认为先在东线稳住日本也不失为稳妥之举。

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松冈第二次抵达莫斯科的一个星期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个最言而无信的国家道貌岸然、堂而皇之、各怀鬼胎地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在签字仪式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全体出席。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当缔约国一方成为一国或两国以上的第三国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国另一方须在该纠纷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中立，条约有效期为5年。”双方约定，条约从1941年4月25日起正式生效。两国政府在签订条约时都正式发表了声明：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尊重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缔结中立条约从形式上可以当作苏联外交的一次胜利。斯大林已得到日本的公开保证，万一希特勒在西线进攻苏联时，日本将保持中立。松冈也有所得，除了不至于两手空空返回东京，日本也获得了一种保证，当实施南进战略侵占南方富庶地区时，理论上背后不致受到苏联的袭击，这是军部最最渴望的。

实际上，即使在条约签订之后，双方在北方边界的戒备也一刻没有放松，来自对方的巨大压力依然存在，双方都不敢在这里削减战备而冒险把兵力用于其他方面。在几个把侵略当成喝茶、吃饭的国家眼里，条约不过是一张纸。回日本后不久，5月6日，松冈就对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说，“如果德苏之间发生战争，没有一个日本首相或外相能使日本保持中立。形势将迫使日本站在德国一边去进攻苏联，任何中立条约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这就是松冈内心对《日苏中立条约》的真正解释。

在这场狼狈为奸的交易中，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竟成了它们相互馈赠的礼品。这让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大为光火，可除了多骂几句“娘希匹”和不承认之外，也做不了更多的事情。重庆政府最担心的是苏联将从此停止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日本也期望签订中立条约后，苏联能不承认重庆政府并停止对重庆的支援。可是不久情况就趋明朗，苏联对重庆政府的政策保持不变。莫洛托夫于4月16日告诉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邵力子，在苏日两国谈判过程中没有讨论过中国问题，只要中国继续坚持抗日，苏联对华政策保持不变。看来苏联人也不相信日本人，认为援助中国拖住日本远比一纸条约要可靠得多。

可惜这一承诺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两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连自己的屁股都捂不住了，他还需要美国来援助呢。因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乃至终止。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心存感激，人家毕竟在大雪纷飞的寒冷冬天送来了无比珍贵的焦炭！

此时，美国已经超过苏联成为对中国抗战援助最多的国家。美国也在关注着松冈的欧洲之行。在接到中立条约签订的消息后，赫尔告诉野村大使他并不担心，“因为苏联当前的政策是不想与任何国家开战，除非是为了自卫。另外，我没有看到日本有任何想要进攻苏联的打算。这个文件不过是把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存在的关系和政策写在纸面上而已”。

就在条约签订第二天，4月14日，赫尔告诉记者，“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将密切关注远东局势的发展，并继续援助中国”。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偕宋子文暨美财长晋谒罗斯福会商军火租借问题”。罗斯福当即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下令军火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为此，《大公报》发表了题为“美国精神”的社评，认为“在这机诈相尚、信义凋零、狂涛泛滥、精神堕落的时代，美国始终坚守信约，随时发出正义的吼声，对于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持”。

签字仪式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斯大林对于这一重大外交转折显然十分高兴，他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伟大胜利，足以证明有关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松冈是刚刚从柏林到的莫斯科，如果希特勒有进攻苏联的打算，他怎么会同意自己的盟国日本去和将要作战的敌国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呢？意识到这一点的斯大林无比兴奋，他亲手给日本客人端菜，甚至在祝酒词中高声呼喊：“天皇陛下万岁！”早已戒酒的斯大林破例给松冈敬酒，并夸赞松冈是他所见过的“最直率的人”。他断言，尽管意识形态有所差别，但是双方谁都不会也不应该违背外交誓约。事实上，最后违背这一誓约，出兵东北的，恰恰正是斯大林自己。松冈也频频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拥抱着松冈，诙谐地说：“你是亚洲人，我也是亚洲人，我来自格鲁吉亚。我们是兄弟，所以我们必须共同合作！”

松冈享用了斯大林不少的伏特加和鱼子酱，他也兴奋地频频举杯：“我们都是亚洲人，让我们为亚洲人干杯吧！”

斯大林对松冈说：“日本和苏联之间既然解决了问题，日本就可以放心地整顿远东了。苏联和德国将经营欧洲，然后大家再一起来对付美国。”

松冈明显是兴奋过头，喝多了。他放肆地告诉斯大林：“条约已经签订，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就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也会来取你的脑袋。”

在苏联，斯大林何尝受到过如此的言语威胁？他马上把脸一沉，反驳道：“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很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国家也很重要。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安安稳稳地长在肩膀上吧！日本虽然强大，但苏联可不是1904年的沙俄。”一番话说得松冈颇为尴尬。

不断的祝酒使东行的列车不得不推迟一小时发车。松冈外相一行结束了匆忙举行的宴会，旋即驱车前往车站。他们走进车厢不久，便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站台上一片哗然。在月台上，日本人看见微醉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边门向他们走来时，都吃了一惊。

车站上的各国使节和苏联官员也都惊呆了。要知道，斯大林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很少会见外国要人。只见斯大林正在兴头上，和松冈先是握手，接着彼此面对面，把手搭在对方肩上以示友好。矮小的斯大林搂住同样并不高大的松冈，他们那种紧紧拥抱的样子简直像在搏斗。斯大林走近建川美次大使，友好地拍打他的肩膀，劲儿好像用大了，身高只有一米四七的建川中将向后退了三四步才站稳，逗得众人哈哈大笑。人们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情景，紧张地屏住了呼吸。斯大林再次告诉松冈：“有了《苏日中立条约》，在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不仅仅在欧洲，全世界都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松冈兴高采烈地回应道。

这的确是峰回路转的闪电外交，全世界都为此而目瞪口呆。苏联媒体评论，中立条约“无论是从迫使日本与英、美作战的苏联的大战略来看，还是从与德国的关系处于紧迫状态来看，都是苏联的巨大成功”。日本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论赞扬松冈外相的“丰功伟绩”，给予《日苏中立条约》极高的评价。松冈洋右一时又成为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第二天，松冈与斯大林拥抱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朝日新闻》 4月23日发表的评论说，“松冈外相使《三国同盟》获得了新生”。在日本，松冈外相的肖像照销售量甚至超过当时最红的女影星，包括当时伪满洲国最著名的歌影两栖明星李香兰，就是唱《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的那位——其实这是个本名叫山口淑子的日本人。远在东京的近卫文麿听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松冈洋右的确是个能人！”

松冈完全陷入一种癫狂的自我陶醉之中。他未曾想到，在诺门坎战役和三国结盟之后，斯大林会轻易同意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他认为这一切应该归功于自己的个人魅力。“红矢”号专列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原野上奔驰如电，车厢内的外相却激情如春。他利用一切机会来渲染自己的辉煌成就，他对随行人员说：“年轻人，外交就是力量，与轴心国的外交就是获取力量的方式。没人告诉过我这些，我懂得就是多。”他借着酒劲对外务省顾问、西园寺公望的孙子西园寺公一说，“三国同盟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结盟，它的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

就在松冈像一位凯旋的将军那样兴奋地乘坐专列匆匆回国时，克里姆林宫向远在东京的佐尔格发出了感谢电：“我们对你所做的努力深表谢意！”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理查德·佐尔格被誉为“二战谍王”和“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名言就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我打开。”佐尔格是德国人，其官方身份是《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向莫斯科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对苏联来说可谓居功至伟。他的情报主要来源两处。一是日本秘密共产党员尾琦秀实。1901年出生的尾琦是《朝日新闻》记者，也是有名的“中国通”。他曾经当过近卫首相的私人秘书，是近卫身边最重要的顾问之一，和近卫现任秘书牛场友彦（战后日本驻美国大使）、西园寺公一、犬养毅的孙子犬养健都是好友。他为佐尔格提供情报服务的唯一条件是不收取任何金钱报酬。二是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奥特十分信任佐尔格，愿意把一切信息与他分享。他甚至在德国驻日使馆为佐尔格设了一间特别工作室。英俊潇洒的佐尔格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次负伤使他跛了一条腿。尽管如此，拥有非凡魅力的佐尔格还有着数不清的情人，其中包括经常活动于延安的史沫特莱。这家伙也真不够江湖，就在奥特提供给他的特别工作室里，他把奥特的夫人也变成了他的情人之一。

松冈在往返经过莫斯科时，几次和罗斯福总统的心腹、美国大使斯坦因哈尔特进行会谈。在归途中，松冈相当大胆地向斯坦因哈尔特透露了他和德、意首脑之间的谈话内容，看来希特勒担心松冈泄密不无道理。松冈告诉美国大使，日本只希望结束同中国的冲突，毫无意图要去占领太平洋地区的英国、荷兰或美国的任何属地。他希望大使能够劝说罗斯福停止援蒋活动，借以实现日华全面和平，日本将以此为目标来促进日美邦交。

如上所述，此时的松冈还在幻想回日本后以缔结《三国同盟条约》和签订《日苏中立条约》等一系列既成事实为背景，积极推行以解决侵华战争为目标的日美邦交。松冈的思路变得无比绵长，甚至开始谋划通过日美合作来调停英德战争。

完成访欧使命的松冈在4月21日途经大连，接到近卫首相的电话，首相说收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要建议，请速速回国。松冈立即断定他同斯坦因哈尔特的会谈收到了效果。除了表示愿意让美国出面帮助调整中日邦交的意愿，当时他向美国大使暗示，如果美国反对日本，日本将在军事上支持德国。大人物就是不同凡响，这样随便的几句话就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松冈心中得意无比，他对加濑说，“舞台已经布置好了，接着我们该去华盛顿了”。此时的松冈可谓是归心似箭。

4月22日下午，松冈乘坐的军用飞机在立川机场顺利着陆。“凯旋将军”松冈身穿黑色西服，左手拿小礼帽，右手执文明棍，兴高采烈地走下舷梯。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使他感到周身上下无比温暖。尽管近卫首相害着严重的痔疮不得不坐在充气橡皮圈上，也亲自到机场迎接他。

松冈外相一面向欢迎人群微微点头致意，一面气宇轩昂地径直走到近卫首相跟前，同他握手。与近卫寒暄之后，他立即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归国第一声”讲话录音。

近卫首相低声对身旁的富田健治书记官长说：“这录音大概要很长吧！”

“恐怕很长，不，一定会很长。”富田答道，谁都确信外相的“归国第一声”录音一定很长。按照松冈的习惯，不讲得你昏昏欲睡是绝不罢休的。不料这次出现了意外，录音很快就结束了，反倒使已经做好受折磨准备的大家意犹未尽。

录音放完，近卫提出和松冈乘同一辆汽车前往首相官邸，内阁其他大臣都在那里候着呢，近卫也想在途中同松冈谈谈有关《日美谅解草案》的事情。但松冈说他要立刻去皇宫向天皇致敬，“这是每个日本人首先必须做的事情”。近卫认为松冈此举完全是装腔作势。由于松冈坚持要去，近卫又不愿和他一起去，只好改由大桥忠一外务次官和松冈同乘一辆车前往皇宫。

前往皇宫的途中，大桥次官向松冈详细介绍了《日美谅解草案》的前因后果，大桥告诉松冈，《草案》不是由外务省起草的，而是几个外行外交家的产物。松冈的脸色迅速晴转多云，再转彤云密布。当得知之前已经召开过联络会议并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后，松冈外相勃然大怒。外相生气的原因有三。

一是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竟然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匆忙研究决定，把我这外务大臣当什么啦？这分明是对我这位“大功臣”的不信任嘛！

二是老子辛辛苦苦在外边跑，将德国、意大利、苏联全部搞定，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拿他们来逼迫美国屈服。现在倒好，你们却要反过来向美国让步求情，简直是本末倒置，真真岂有此理！

第三个原因松冈没有说出口。本来松冈是准备亲自赴美与罗斯福谈判的，现在近卫横插一杠子，抢了他的风头。他不能允许任何人包括近卫和野村对美采取重大外交行动，所有的事情都要他来做主。看来短期内赴美谈判已不可能，想到这里，他告诉秘书，“把行李箱先送回家收起来吧，最近不会再出去了”。

最让松冈生气的就是近卫。他认为这是近卫喜欢哗众取宠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想得到别人的喝彩了，所以才在他不在家时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想哗众取宠的恰恰是松冈自己。在松冈眼中，近卫虽然感觉敏锐，可以快速地接受新鲜事物，但他的总结能力几乎为零。放眼同时代那些强有力的政治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蒋介石、墨索里尼等，松冈认为近卫是最弱的一个，肩负日本未来重任的近卫与其说是不成熟，还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

接下来，大桥次官马上开始领教上司那早已熟悉的喋喋不休，松冈的话如同连珠炮一般：“什么假如让日本军队从中国撤退啦，什么即使美国和三国同盟的一国打仗日本也不站在盟国一边啦，什么不南进啦，这样重要的外交谈判，不通过负责外交事务的外务大臣就擅自去搞，究竟是怎么回事？野村这小子临赴任时我就提醒过他，可是他太随便了，在调整外交关系这种重大问题上做得太过头。近卫毕竟是近卫，而对此事深信不疑地表示同意的军部也毕竟是军部，懂什么呀？我绝不赞成这个方案！这里可能包含有30％的善意，但70％以上都是险恶用心。我们煞费苦心建立三国同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又是为了什么？简直太愚蠢了！对美国这样软弱今后日本还有救吗？我们能对美国说‘日本已经打不下去了，请救救我们’吗？可笑至极！好，你们瞧吧！这回我非要把美国弄得走投无路不可！”

此时的松冈已不再是得意的凯旋者，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又说不出。他一直捍卫的近卫竟然背着他干出如此的事情，此时他的心情恰似辛苦归来时“发现爱人不贞”那么糟糕。明明知道近卫和一大帮内阁大臣都在那里等着，松冈在参拜天皇后，擅自改变行程回到了外相官邸。先是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然后和外务省官员和家属举杯庆贺。他的神色中已经隐隐透露出一丝疲倦和愤怒。

那边，近卫带着东条、及川、平沼、杉山、永野等一帮军政要人耐心等候。首先忍不住的是已经74岁的内相平沼骐一郎：“这叫什么事呀，搞错顺序了吧！真不像话，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吗？快派人去把他叫过来！”

一直到了21时20分，出尽风头的松冈姗姗来迟。但接下来依然是松冈一人的现场表演，他喋喋不休，让所有人都无法张嘴。可能话说得太多了，松冈的嗓音略带沙哑，不时夹杂着几声咳嗽。松冈故意不谈会议需要讨论的话题而畅谈访欧见闻，他开口一个希特勒，闭口一个斯大林，好像他们是结识多年的哥们儿，还说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德国与苏联签订条约仅仅是因为“无法避免的客观形势”，如果开战，德国可能在三四个月内击败苏联。最后不得不提到《草案》时，松冈声嘶力竭地叫道：“不管内阁和军部怎么说，我绝对不同意这个方案。”

松冈提出，既然我们已经与德国缔结了同盟，就必须首先同德国取得充分谅解，才能开始日美谈判。松冈的嚣张连哑巴及川海相都忍不住开了口，他表示不赞成外相的意见。大家纷纷附和及川，会议气氛渐渐倾向于不必取得德国的谅解先进行谈判。松冈再次提出，用讨好美国的办法来调整日美邦交不仅最终难于实现，还将产生相反的效果，对美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强硬。23时左右，松冈在再次强调“对于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没有人懂得比我多”之后，突然宣布他需要“休息一个月”来慎重思考这一问题。之后以疲劳为由独自退出会场，把一大群人晾在了那里。

4月23日，近卫把松冈请到自己的私宅荻洼庄进行了会谈，松冈再次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向近卫提出进攻新加坡，近卫对此未置可否，会谈除了互相增加不信任感之外，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最后，松冈说：“请让我把欧洲的事情忘掉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吧！”4月24日，两人都病得卧床不起。

4月25日，近卫首相带病召见了陆海军大臣。近卫说：“松冈外相主张按照德国的意图进攻新加坡，你们想法如何？”东条和及川都不同意日本在现有的局势下采用如此过激的行为，陆军和海军甚至提出解除松冈的职务。

近卫也想到了更换外相，但此时更换松冈会带来两大不良后果：一是导致日本失去德、意轴心国的信任；二是会加深苏联对日本的怀疑，毕竟松冈是刚刚和斯大林签署中立条约后回来的。还有一点，松冈目前在国民心目中如日中天，是“大和民族的英雄”，近卫不能不有所顾忌。

尽管近卫首相和陆海军方面都十分焦虑，但松冈外相一直以养病为由深居简出。其间，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和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四次前往松冈私宅，拜访游说外相接受《草案》，松冈一概拒绝发表言论。由于会议所讨论的内容必须有外务大臣的表态，联络会议也开不成，也就无法对野村大使及时发出训令。

美国那边，岩畔大佐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在征得野村大使的许可后直接越级跟外相通了电话，但松冈仍在拖延对赫尔的答复，他要等待希特勒的回复意见。松冈很恼火地告诉岩畔：“你告诉野村，叫他不要过早向美国人送秋波。”岩畔后来说，他当时真想劈头给松冈来两记耳光。

之后岩畔和井川拜访了美国前总统胡佛。胡佛对两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但说目前是民主党人在执政，作为共和党人，他们对谈判帮不了多少忙。最后，胡佛说：“如果发生战事，文明将倒退五百年，入夏以前一定要完成谈判，否则就会失败。”后来的事实证明，胡佛说得一点都不假，当过总统的都是牛人呀！

由于迟迟等不来东京的指示，4月29日，连好脾气的野村也再次向日本国内致电询问，依然未果。野村对此深感沮丧，他本以为松冈会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谈判。无奈，野村只好多次去向赫尔道歉，他让赫尔“不要失去耐心”，因为“日本国内在当前形势下有一些政治摩擦”，赫尔对此表示谅解。

松冈外相本来就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况且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老憋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5月3日，外相的感冒终于好了，联络会议立即召开。在这天的会议上，松冈外相再次提出了在德国他曾经向希特勒和戈林承诺过的进攻新加坡的问题，大家对此均不赞同。对于日美谈判，松冈提出首先向美国建议签订一个折中的日美中立条约，同时抛出自己苦心冥想拟订的“三大原则”。

一、关于《三国同盟条约》的问题，日本信守把三个轴心国家看作一个整体，继续履行条约义务。

二、美国必须承认《日华基本关系》和《日满华共同宣言》，承认汪精卫伪政权与日本之间的既成事实，日本坚持在中国的驻兵权。

三、在南进问题上，日本“难以保证不诉诸武力”。

松冈认为，原《草案》中提出“不能诉诸武力”的说法，“既不合适也很多余”，他坚信“强硬和自信是对付美国人最有价值的高贵品质”。

松冈的意见后来被称为“松冈修正案”。可悲的是，对于松冈如此强硬的言论，近卫首相以及军部最后竟然都表示了赞同。

就在5月3日当天，松冈向野村发出口头指示，要求野村向赫尔说明“美国如果加入欧洲战争将招来灾祸”，同时向赫尔探听美方对缔结日美中立条约的态度。赫尔断然拒绝了松冈的中立建议，认为这完全不切实际，也与当前的话题无关。他在回忆录上这样说，“我没有犹豫，立即把它抛在一边”。赫尔对松冈充满了恶意，在他眼里“松冈歪得简直像鱼钩”。

5月5日，东条陆相收到了岩畔大佐从美国发来的报告。岩畔认为，有必要迅速进行谈判，否则美国终将参加战争，罗斯福目前的地位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最后岩畔强调，“罗斯福和赫尔都不信任松冈外相并充满恶感”。

之前松冈把准备给美国的回复发给了德国和意大利征求意见，后来实在等不及了，就先发给了野村。里宾特洛甫获悉在未征得德国同意的情况下，松冈就向华盛顿作了答复时，怒不可遏。大使奥特奉命向松冈提出抗议，德国政府对此事“深表遗憾”，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也表示了同样的不满。奥特代表德国要求日本把美国的答复立即转告德国，让德国正式参加今后日美之间的一切谈判。松冈再三向奥特表示了日本对《三国同盟条约》的忠诚，但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参加美日会谈的要求。德国对此甚为不满。奥特因此告诉里宾特洛甫说，“松冈已经被迫向敌视《三国同盟条约》的势力屈服了”。

还有一个比里宾特洛甫、齐亚诺和奥特更气愤的人，他就是驻德大使大岛浩。大岛对松冈与美国谈判事先不告诉他，怒不可遏。他竟然致电松冈，说“两面外交”将使日本遭到欧洲战争中双方的蔑视和憎恨，到头来使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对于大岛来说，别说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松冈，就是他亲爹敢做对不起德国的事情，那他照样就是自己的死敌。

5月12日，《松冈修正案》送抵美国，赫尔对如此强硬的条件当即拒绝。在5月16日与野村的会谈中，赫尔强调，日军必须撤出中国并承诺不承担三国同盟的义务。

5月20日，赫尔和野村再次进行了会谈。岩畔大佐以日本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岩畔十分明确地对赫尔说，日本即使从中国撤军。也是指在若干年内，撤军的区域也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华中和华南地区，以利于日本帮助中国“防御共产党的活动”，他表示不管中国问题最后怎样解决，这一条绝对要做到。就是说，日本军队将继续占领河北、山西、陕西、察哈尔和绥远等地区，这一区域的面积大约103万平方公里，人口8000万。赫尔照样立即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撤军建议。至此，《松冈修正案》完全葬送了之前的《日美谅解草案》。

美国与日本的谈判在极为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很多情况下都是野村大使从酒店服务人员的专用通道进入卡尔顿饭店，再上楼到赫尔的私人套间。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会谈还是引起了英国、中国和荷兰的高度警觉。英国谍报机构通过截获日德之间的密码通信知道了此事，就像德国、意大利对日本与美国举行和谈极度愤慨一样，英国随即对美国表示了强烈不满。不满归不满，英国此时有求于美国，不敢对美国大放厥词。英国向美国指出，日本的企图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分裂美英关系，在保持伪满洲国和在目前战争中获得重大利益，包括中国富庶地区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条件下，从中国抽身，使美国取消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援助英国。英国外交部向美国提交了备忘录，指出“日本布置了一个陷阱，希望美国不要跳进去”。

最愤怒的还不是英国人，大家已经猜到了，那是已跑到重庆的蒋委员长。中方随即向美国表示了关注和不安。5月23日，赫尔接见了脸色铁青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与他谈了关于目前和平谈判的谣言”。赫尔向胡适指出，最近欧洲的局势越来越糟糕，德国人占领了巴尔干，一个叫隆美尔的德国将领在北非打得英国人溃不成军，威胁到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赫尔提醒胡适要把远东和欧洲战局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他承诺美国对西方和东方都绝对坚定地坚持现有的基本政策和立场。赫尔的话软中带硬，“如果欧洲局势更趋危急，我就不能肯定珍珠港我们海军的很大一部分不会被调往大西洋”。之后他安抚胡适说：“无论如何，我在没有首先同你和你的政府中的同僚进行充分商量之前，不会采取重要步骤。”

盟友是一片质疑之声，内部也有不少反对派。同样属于对日强硬派的内政部部长伊克斯对日美会谈十分不满，一再要求罗斯福对日本彻底实施石油禁运。罗斯福认为此举很可能导致日本铤而走险，狗急跳墙去进攻荷属东印度，进而诱发远东地区的全面战争，这与之前确定的“先欧后亚”方针背道而驰。美国军方也认为太平洋的战争应该推迟，最好在“日本进攻西伯利亚之时”。所以美国对日本的意见迟迟不予以正式答复，双方都不敢出重拳而在以点刺试探对手。

5月27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36年前的这一天，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统领日本联合舰队，几乎全歼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取得对马海战的辉煌胜利。这一天因此被定为日本的“海军节”。1941年的这一天，海军报道部第一课课长平出英夫大佐在电台广播了一篇题为“对付世界动乱的帝国海军”的讲话。讲话中，平出大佐说：“一旦那些敌对国家的经济压迫危及我国生存时，帝国当然要奋起自卫。帝国海军现有大小舰艇两百余艘在中国沿海作战，又在西太平洋海域配备了300多艘舰艇和这些舰艇所必需的基地，这种配备情况是帝国海军前所未有的。目前一些重要基地已全部设防，飞机与舰艇均处于严阵以待的态势，如有人胆敢轻举妄动向我挑战，我必将一举而歼灭之。”

双方可谓是针锋相对。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国家处于无限制紧急状态”。美国在欧战爆发一周后的1939年9月8日宣布“国家处于有限制的紧急状态”，现在终于过渡到“准战时体制”。罗斯福同时指出：“战火正蔓延到西半球的边缘，接近了美国本土。目前大西洋的战争已从北极的冰冻海洋扩展到南极的冰川大陆。在西半球水域已有许多商船为轴心国破坏通商的舰艇和潜艇所击沉。一切迹象表明，这是针对美洲各国事实上的进攻。从现代战争的突然袭击这点来看，要是等待他们进入我国大院后再动手那就等于自杀。”

也就在这一天，德国海军“俾斯麦”号超级战列舰在大英帝国海军数十艘舰艇的围追堵截之下，“折戟沉海”于大西洋汹涌的波涛之中。

美国拒绝《松冈修正案》，也不愿意签订中立条约，除了英、中、荷等盟国的反对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他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不久之后，德国和苏联即将开战。苏德战争将使苏联完全站在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对立面，实力不俗的苏联是美、英可以争取和团结的新力量，这样美国就更没有理由对日本妥协。就在德苏开战的头一天，也就是6月21日，美国政府的提案第一次正式送达日本，提案指出：一旦达成某种解决办法，日本就应退出三国同盟；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活动必须依靠和平手段进行，拒绝日本在该地区使用武力；从中国领土撤走所有日本武装部队，不合并，不赔偿。之前曾让天皇、内阁和军部欣喜若狂的“承认伪满洲国”早已不见了踪影。

赫尔的回复中还包括一项口头声明：野村大使和他的同僚（指岩畔和井川等人）非常诚实热心，我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示赞赏和尊敬。之后赫尔话锋一转，对日本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人之所作所为表示强烈不满：“某些有影响势力的日本官员正死心塌地奉行一条支持纳粹德国及其征服政策的方针，其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调整日美邦交无法克服的障碍。”他强调，如果这些人继续存在，“为达成太平洋和平这一崇高目的的日美会谈将以失败告终，实在是非常遗憾”。通俗一点说就是说，不相信贵国松冈洋右大人，麻烦把这人换了咱们再谈。

赫尔的声明令松冈勃然大怒。在松冈看来，这是对他个人的极大侮辱，也是对日本不可原谅的冒犯，在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强国之间指责对方的首脑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日美谈判彻底陷入僵局！

北进？南进！

索契，一座规模不大却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是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著名旅游胜地。2014年这里曾因成功举办第二十二届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而闻名遐迩。2018年，这里还将成为第二十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场之一。

1941年6月22日，在索契附近黑海的一艘豪华游艇上，一个格鲁吉亚人正在悠闲地垂钓。这时，秘书急匆匆地送来一封电报。看完电报之后，这个叫斯大林的小个子悻悻地收起鱼竿，嘟囔道：“谁能想到会是这样的啊？”

就在这天凌晨，德国悍然撕毁两年前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3个集团军的143个师，在4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的掩护下，全面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和希特勒终于撕破脸皮，开始对掐。“全世界都将为此屏住呼吸不作评论”——这是希特勒对这场战争的评论。的确，从这一天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炎热的下午，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正在东京银座地区的歌舞伎座观看下午场的传统演出。这个完工于1925年的豪华剧院是日本建设成就的代表作之一，能容纳2700名观众。坐在松冈身旁的，是一个长相英俊的中国人，他就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汉奸汪精卫。在第一幕结束的掌声之中，松冈接到了秘书加濑递过来的纸条，上边写着关于苏德开战的确切消息。松冈马上意识到，自己精心策划的德、意、日、苏四国联盟已彻底成为泡影。他迅速起身离开剧院，直接进入了皇宫。松冈对天皇说：“苏德开战乃天赐良机，建议陛下马上下令实施北进作战。我们必须立即向海参崴发动进攻，然后北上直取苏联腹地！”

裕仁被松冈突如其来的言论唬得目瞪口呆。这还是那个刚刚和苏联签订了和约，与斯大林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松冈吗？前一天不是还嚷嚷着要南下进攻新加坡吗？面对天皇的疑问，松冈外相依然大言不惭，“英雄必能因势利导，我以前同意南进，但现在北方出现了天赐良机，我们必须转向北方，履行对德国盟友的承诺”。裕仁还算有风度，没有反问松冈“那对苏联的承诺呢”。他要松冈去同近卫商量，说完，就示意松冈接见完毕。

鉴于松冈从欧洲回国后多次公开发表亲德言论，他又获得了一个“希特勒听差”的绰号，连裕仁也曾经对人表示“松冈是不是被希特勒收买了”。

松冈走后，天皇随即宣召近卫文麿进宫。近卫向天皇解释松冈的观点仅仅是他本人一厢情愿的想象，并不是内阁研究的意见。松冈如此冒失的举动只会导致他今后在内阁中更加孤立。

从皇宫出来后，松冈立即找到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他向奥特保证说，“对于德国和苏联在欧洲发生的战争，日本不会按照日苏条约保持中立”，并主动答应竭力促成日本对苏联的进攻，与德国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这的确是松冈的真实想法。6月24日，松冈在会见苏联驻日大使斯梅塔宁时宣称，“对于苏德战争，日本的政策尚未确定，未来的方向将主要取决于战争的责任由哪一方来负”。他又说，《三国同盟条约》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如果《日苏中立条约》和《三国同盟条约》不能同时并存，《日苏中立条约》将自动失效。就是说，日本随时可以履行对德国的义务去进攻苏联。一席话吓得斯梅塔宁脸色煞白，两腿颤抖。

可笑的是，德国对苏联发起战争，作为德国重要盟友的日本，事先竟然没有接到德国政府的任何正式通知。4月以来，驻德大使大岛浩曾多次传回关于德苏即将开战的情报，驻欧各国陆军武官也陆续报告德国的精锐部队正在秘密向东线集中。针对这些消息，陆军参谋本部于5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德苏战争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和美国、苏联是一样的，那就是“德苏不会马上开战”。参谋本部认为，德国大军向东线集结可能是一个支援外交活动的佯动而已。在这一点上，老酒和日本参谋本部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不会做出同时对英、苏两个大国作战的蠢事，不管你到底有多牛。两线作战，自古以来即为兵家之大忌。

德国也不是完全没有提醒过日本。早在松冈外相访欧之时，里宾特洛甫就曾对他夸口，苏联胆敢有所异动，德军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垮苏联。松冈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即将开战的暗示。松冈在5月28日还愚蠢地发给里宾特洛甫一份电文：“鉴于目前我国周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希望德国现在尽量避免同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当时里宾特洛甫的答复是：“现在德苏开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确信如果战争爆发，德国用两三个月时间就可以结束作战，战争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英国。美英一贯对苏联深恶痛绝，如果现在去打苏联，美英也不会动手。”

6月6日，大岛大使再次发来电报，说他在6月3日和4日两日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直接会谈的结果，使他确信德苏一定会马上开战。这时，内阁和大本营才判断德苏开战的可能性也不是绝对没有。

就在6月22日战争正式打响的这一天，大岛浩再次从柏林拍来电报，大岛说：“此次作战大概四周即告结束。这并非什么战争，而应视为德国对苏联采取的一项警察措施。”大岛对德国和希特勒的感情可以说已经到了比对他爹还亲的地步，他力主日本立即进攻苏联，这样既能让日本扩张满洲北面的领土，又能向他的纳粹主子表示忠心。即使后来到了德国进攻已严重受挫的11月，大岛在当月11日还拍来如此的电文：“可以说，莫斯科早就气数已尽，这样德国可能按计划在严冬到来之前给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使苏联陷于无法恢复的状态。”然而，大岛祈盼的莫斯科落入德军之手的日子始终没有到来。

德国发起进攻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德国驻东京记者佐尔格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尽快摸清日本政府对德国入侵苏联之后的立场。”

德苏开战，意味着日本就有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

其一，可以从北方苏联的沉重压力下解放出来，趁机南下，占领东南亚广大的资源地区，确立自给自足的不败态势。

其二，德苏开战，意味着苏联东线战力的削弱，作为俄国人世仇的日本此时应该趁火打劫，实施北进，进攻苏联广阔的远东地区，与希特勒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彻底把苏军打垮以解决北方问题。

在此之前，面对德苏开战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6月7日召开会议研究战争爆发后日本应采用的策略问题。因杉山元参谋总长和田中新一作战部部长出差不在家，会议由塚田攻参谋次长主持，同时拍电报要求总长和作战部部长尽快回京。

参谋本部认为，此时陆军大部分兵力正在进行侵华战争，对苏作战已经没有余力。日本陆军也没有能在外蒙古、西伯利亚与苏军作战的重型坦克。苏联装备对日本的优势在诺门坎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不光装备，仓库里就连必备的防寒军服都没有。如果出兵西伯利亚，那将需要多少防寒装备呀，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而侵华战争是绝对不允许中途放弃的。甚至有人主张不如利用苏联无法继续援助中国的有利时机，加大对重庆的压力，先迫使蒋介石屈服再说。

陆军的兵力不敷使用，那么武力南进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和泰国的方案似乎可行，因为这将主要由海军担当，陆军只须派出少许兵力配合就行。但如继续南进，就要有对英美作战的决心。鉴于海军犹豫不定的态度，暂时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最后会议形成如下一致意见：一是继续向处理“中国事变”的方向努力；二是对北方只做必要的准备，等到德苏战争出现有利于日本的进展，譬如斯大林政权崩溃或苏联远东地区陷入混乱的时候，再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三是力争实现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静观局势、待机而动。

会议上弥漫着一种对德国强烈不满的气愤。让塚田次长和大家感到愤慨的是，日本连跟美国谈个小判都要求德国给予谅解，干啥事都先跟他们打招呼，现在看局势，苏德马上就要干起来了，德国却连个屁都没对日本放。还是次长觉悟要高一点，自己一肚子气，还要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塚田强调考虑到构成三国同盟基础的日德两国，当时还有对苏、美、英的共同利害关系，此时还不能完全废弃三国同盟，要求大家少安毋躁，忍忍再说。

杉山参谋总长和田中第一部长回京后，从6月8日到10日连续召开了3天会议。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少将主张在北方采取强硬对策。他说：“如有可乘之大好时机，就应该断然对北方行使武力。”杉山总长和田中都倾向于解决北方问题，说来说去还是大领导说了算。

但陆军省不同意参谋本部的意见。陆军省对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态度消极，主张只有北方形势达到“熟柿”，就是瓜熟蒂落的时候才可以行使武力，就像当年参加法国战役的意大利和波兰战役的苏联一样，在对方即将倒下的时候，在背后来上一刀，虽然有点卑鄙无耻，但毕竟好处最大，损失最少。陆军省认为德苏战争的前景，并不像德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乐观。苏联同样具备强大的实力，地域广阔，回旋余地很大，俄罗斯民族具有超强的忍受力，当年拿破仑那么牛，最后不也失败了吗？陆军省认为解决北方问题，势必需要大规模地动用兵力，为此所需的战略物资，尤其是液体燃料，实际上必须求之于南方。西伯利亚地区没有日本急需的石油资源，因此断定强行解决北方问题是危险的。

6月14日，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并提交海军。6月20日，大本营海军部向陆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海军的设想也是做好准备待机而动：对南方行使武力要充分做好准备，对北方的武力准备则只以现状为基础加以整顿。海军的意见是，无论对北方还是南方，是否动用武力，都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临机做出处置。

海军和陆军的主要分歧在于，海军是只进行准备根据形势来决定意向，陆军则是想先决定意向再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

6月初，日驻苏大使建川美次报告说，莫斯科似乎对即将来到的战争毫无准备。6月16日，大岛大使报告“下周内德苏将开战”。对此，参谋本部第五课也就是对苏情报课，判断苏联很难像德国吹嘘的那样在短期内被打败，战争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以肯定的是，参谋本部所有人都坚信德国将取得最后胜利，只是在战争持续时间长短上存在不同意见。

最头疼的还是中国问题。随着战时体制的不断强化，美国一面在欧洲加强对英援助，一面在远东继续推行援蒋政策。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蒋介石尚不肯屈服，现在国际形势大变，有了美、英支持的蒋介石，腰杆也越来越硬。虽然双方的议和谈判断断续续一直在进行，但随着重庆抗日热情的不断高涨，迫使蒋介石投降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北方马上就要打起来，侵华战争也无法解决，与此同时，南方的形势也在不断恶化。美、英、荷三国除了努力加强南方各地区的战备，还在马尼拉、新加坡等地屡次举行军事代表联合作战会议，看来正在促进结成对日所谓的“ABCD包围阵势”。ABCD，即美（America）、英（Britain）、中（China）、荷（Dutch）。4月21日至27日，美、英、荷三国在新加坡召开了联合会议，制定了一个联合行动方案，规定任何一个与会国遭到日本攻击时将要共同采取的对策。

当时，日本绝对不可缺少的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大米、橡胶、锡等战略物资也越来越难足额弄到。粮食大感不足的日本，约有900万石必须依靠从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进口。可是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在5月6日提出把6月对日出口合同量的10万吨减半到5万吨，还提出7月、8月的同量要再减少一半。日本认为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可能是由于美国、英国和法国戴高乐派以及当地华侨的策动。1940年年末，英国已经向泰国为新加坡订购了60万吨大米。另外，日本虽然用美元付款取得了法属印度支那橡胶年产量6万吨中的1.5万吨，但可以预料，取得橡胶、锡和锰等战略物资将会越来越困难。英国甚至在5月16日做出决定，禁止从马来亚向日本出口橡胶。

粮食少了还可以紧紧裤带，但是支持作战的战略物资必不可少。最让人头疼的还是石油，以石油供应为核心的日荷经济谈判进展异常艰难。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荷属东印度最不利于用兵，其两翼分别是英国的马来亚和美国的菲律宾。虽然本土已经被德国占领，但荷兰政府没有投降，仍然作为英国的盟国在继续战斗。因此，日本如对荷属东印度发动直接进攻，很可能马上就要同英国作战。美国在荷属东印度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对该地区的进攻可能导致与美国作战。

难题不止这些。当时荷兰在荷属东印度已经部署了兵力，具备打一场阻滞战的能力。即使最后无法阻止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的占领，也肯定会有充分的时间在逃跑前破坏储存的石油和油井设施。那些宝贵的油田设施被破坏掉的话，一两年内都不能恢复正常生产。这恰恰是日本当局最害怕的，这也是日本一直希望和平解决荷属东印度问题的重要原因。此前双方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在小林一三特使迟迟不能打开局面之后，1940年12月28日，前外相芳泽谦吉抵达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继续开展新一轮会谈。

对于荷属东印度，日本可谓是投鼠忌器，软不得也硬不得，芳泽特使也无计可施。由于背后有英美的撑腰，荷兰人几乎拒绝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荷兰人的顽固立场使芳泽感到沮丧，他报告东京说，除非日本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将一事无成。荷兰人不但不给日本特殊的经济地位，也不同意向日本出售日本所要求的那些数量的石油、锡和橡胶。其间日本人甚至向荷兰人保证，绝对不把橡胶和锡转让给他们的仇人德国人，荷兰人还是不肯松口。

6月17日，日荷谈判终于宣告破裂。在日本人眼里，荷属东印度充当了美英对日经济封锁的帮凶。松冈外相对上述荷属东印度的不合作态度非常气愤，早在5月22日的会议上就提议停止同荷属东印度毫无意义的扯皮谈判。

针对北方压力骤减和南方日益恶化的严峻形势，尤其是历经半年日荷谈判的失败和各国加紧对日战备的态度，大本营陆海军部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下定决心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进驻一部分兵力。

不想此举遭到之前一直力主进攻新加坡的松冈外相的坚决反对。松冈提出，如果没有对英美作战的决心，就不能着手进驻。他预言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肯定引起与英美的战争，这一策略在外交上也行不通，是对去年8月30日进驻北部时所签“松冈—亨利协定”的背弃，违背国际信义。松冈强调如果没有德国的帮忙，法国是不会轻易同意进驻的。

大本营马上反将一军，提出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时，如遭到美英阻碍，则“不惜对美英一战”。其实陆海军此时还没有与美英作战的胆量，从内心里讲，只是在与松冈赌气。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都想当然地认为，日本不过是从北部推进到南部，又不是直接进攻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根本不会引起美英的过度反应，更不可能引起武装冲突。对此，松冈外相警告说，战争随时可能打起来。退一步讲，即使打不起来，也必然引起美、英、荷三国对日本的全面禁运。

从6月21日15时至23时，陆海军两位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和冈敬纯专程到松冈府上，对外相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松冈最后总算表示谅解。外相之所以最终同意，是因为在会谈中冈敬纯少将投其所好，暗示了下一步进攻新加坡的可能性。他说，“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挥戈北上，一旦英国本土崩溃，也要在南方进攻新加坡”。这样，外相才勉强同意了军部的意见。

松冈点头几小时之后，苏德战争正式打响。

就这样一直争争吵吵到6月24日，大本营陆海军部终于决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其主要内容为：一是仍坚持为解决“中国事变”而努力；二是继续向南方扩展；三是对于德苏战争暂不介入，秘密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如果德苏战争的进展情况对帝国极为有利，就断然行使武力以解决北方问题。

对于“继续向南方扩展”，大本营陆海军部于之前的6月11日就制定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一是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进驻必要兵力；二是为达成上述目的，应进行必要的外交谈判，同时迅速做好进驻的各项准备，在已完成进驻准备而法属印度支那仍不接受我方要求时应开始进驻，届时法属印度支那如进行抵抗，我方当即行使武力；三是在推行本施策过程中，如遭到美、英、荷的阻碍而又无法打开局面，帝国为了自存自卫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则不惜孤注一掷地对美、英、荷开战。

在6月25日日本政府与军部的联席恳谈会，以及26日到28日的正式会议上，政府和军部开始了对新国策的大讨论。前几天刚刚答应两位军务局局长实施南进的松冈外相再次一反常态，强烈提出应立即实施对苏作战，履行三国同盟对德国的义务。在大家眼里，走位飘忽、忽南忽北的外相已经变成了十足的疯子。

松冈提出，如果断定德苏战争将在短期内结束，就应该先搞定北面，在德国打败苏联之后再解决对苏问题在外交上是不好办的。如果日本打苏联，估计美国也不会真正干预，因为罗斯福本来就讨厌苏联人。而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扩张很可能酿成同英美的战争。日本应该当机立断，先搞定北面，再搞南面。

海相及川提出同时与两国交战实属困难：“不能叫我们既进攻苏联同时又南进，海军目前不想去惹苏联。”

松冈说：“如果德国消灭苏联后，我们不能坐享其成。我们要么是流血，要么就开展外交，不过还是流血好一些，到底是北方重要还是南方重要？”

杉山参谋总长回答：“同样重要。我们正在静观时局如何发展。日本大部分兵力现在滞留中国战场，实际上对苏作战是办不到的。目前关东军根本不具备与苏联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如果进一步增加兵力，至少需要四五十天时间，或者更久，那时德苏战争的形势也许已经明朗，到时候形势有利的话，再干不迟。”

参谋次长塚田攻也立即站出来反对松冈，“一切取决于时局，我们不能同时齐头并进”。他强调日本必须具有独立自主性，“我不懂政治，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说，德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更让我们在做事之前有理由不去和他们商量”。

东条陆相随声附和：“德国迄今为止的做法从来没有同我们商量过。”

杉山再次站出来支持东条和塚田：“德国确实没有及时和适当地同我们沟通。”

大家都认为，几个月前，德国还劝说日本不要进攻苏联，现在倒先动手了，事先也不说一声，分明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嘛！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会场上悄悄蔓延。大家担心，一旦日本帮助德国很快地打垮苏联，德国更加强大，日本就有像意大利那样逐渐成为附庸的可能，但是这话谁都不会也不愿意明着说出来。

松冈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德国跟我们商量没商量，我们都应该以诚相待，要以诚心来抓住德国。”也就是“宁教德国人负我，不教我负德国人”。

松冈外相强调，目前最好不要在南方点火而应把目标定在北面，同时提议将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推迟6个月左右。可能是觉得前几天已经答应了现在反悔有点说不过去，松冈又补充说，如果首相和统帅部坚决要实行，因为自己之前曾经表示过赞成，所以并不反对。对松冈推迟半年的新提议，海军再次出现了犹豫，但是陆军的坚持使得海军很快改变了态度。杉山参谋总长、永野军令部总长、近藤信竹军令部次长、塚田攻参谋次长经过商议后认为，应该在南方坚决实行进驻。

近卫首相之前一直力主进行日美会谈，此时他像卢沟桥事变之后一样再次做出了违心的决定。他的话是“统帅部要干的话就干”。后来前外相有田八郎刻薄地评价近卫的做法是“连一个回合的交锋都没有就投降了”。

既然近卫和松冈都表示了同意，其他大臣更是无话可说。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终于艰难地做出了南进的决定。

被迫同意南进的松冈还是心有不甘，他对未来做出了预言：“我预言几年后的事从来都是准确的。今天我预言，如果插手南方，肯定要闹出大乱子，你们能保证不出乱子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前我曾经是个南进论者，但今天我转向北方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松冈的这一席话还真不是吹牛。

在太平洋战争打响之前，日本总共召开了4次重要的御前会议，不妨就从这一次开始排名。1941年7月2日，战前第一次御前会议在建于1889年的明治皇宫召开，会议内容就是对《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进行审议。出席会议的除首相、内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陆海军两总长和次长、枢密院议长外，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也列席了会议。所有与会之人均身着正装——军人军装，文人燕尾服，规格不可谓不高也。

天皇步入会议厅，所有人起立立正。天皇身着戎装，但看上去并不威武。他走上朝南的御座坐下。前面是一个金屏风，座位方向是根据宫廷礼仪来确定的。

近卫首相首先起立向天皇鞠躬，之后发言，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确立帝国自存自卫的基础，当前必须解决好南、北、中三个方向的问题。北方要做好对苏战争的准备，中部必须继续努力解决侵华战争，南方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实施南进。

杉山参谋总长就处理侵华战争和北方问题做了说明。提出帝国除直接对重庆政权施压之外，还要积极向南方扩展，切断从背后支援重庆政权并使其抗战意志不断高涨的英美势力与重庆政权的联系，这是促进解决侵华战争极为必要的措施。对德苏战争，因帝国目前正在忙于处理侵华战争，而且同英美之间的关系处于微妙阶段，所以以暂不介入为宜。但是，在德苏战争演变对帝国非常有利的情况下，也要断然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永野军令部总长认为，目前形势，英、美、荷等国压迫日本的态势越来越强，当前最重要的是以不惜对英美一战的决心完成作战准备，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势在必行，即使因此引起与美、英、荷的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海军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表示日本不应回避与英美的战争。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德苏开战对日本来说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苏联在世界上散布共产主义，早晚有一天非打败它不可。关于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问题，日本如果动手的话，美国会不会参战呢？”

松冈外相马上接话：“不能说绝对不会。”

杉山参谋总长回答说：“德国的计划如果遭受挫折，就会演变为一场长期战争，美国就很可能参战。由于现在战局对德国方面有利，所以我认为日本即使出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也不会参战。”杉山同时解释说，如果推进到泰国的话，就很可能因为与英属马来亚靠得太近而与英国发生冲突，所以这次只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为止。

所有的人都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进驻过程中尽量避免武装冲突并将范围严格控制在法属印度支那边境之内，美英就不会因此而说三道四，更不会开战。

13时30分，御前会议圆满通过了内阁和大本营提交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

会议过程中，天皇始终一言未发，面无表情。按传统习惯，他的出席只是使会上做出的决定合法化并具有约束力。这个文件马上被送到内阁官房，用公文纸写出一份后由近卫首相、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三人签署，呈报天皇，最后交到宫内省加盖御玺。日本南进至此成为定论。

会后，松冈立即将会议相关内容通报了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奥特知道，相当于佐尔格也知道。来自尾琦秀实的消息也证实了消息的准确性，为此，尾崎秀实甚至专门到满洲去落实情况。斯大林于是得知，日本对苏联的进攻暂时只处于准备阶段，不会立即进行，日本是否发动进攻取决于苏德西线战局的进展情况。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多次敦促东京进行干预去进攻苏联。6月28日，里宾特洛甫电令奥特，敦促奥特做出积极努力，让日本在东线向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发起进攻，策应德军在欧洲的攻势。他要奥特这样说，“由于日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去进攻新加坡，这时还是先同德国一起去消灭苏联为好，以便以后腾出手来向南挺进”。里宾特洛甫同时要求大岛帮助奥特一起做日本政府的工作，大岛大使拍着胸脯满口答应。由于之前日本已经决定暂缓对苏联的进攻，等待“熟柿”机会的出现，奥特和大岛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通知完奥特后，松冈又口头告知苏联大使斯梅塔宁，日本会信守《日苏中立条约》的承诺，这让一直胆战心惊的苏联大使长出了一口气。第二天，松冈又向奥特保证说，他对苏联大使那样说不过是为了欺骗苏联人，事实上日本正在为进攻苏联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光准备不动手”显然不能使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满意。奥特无奈向里宾特洛甫报告说，近卫和大部分内阁人员反对日本对苏德战争进行干预，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危害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地位。

苏德开战的消息传到英伦三岛，希特勒的死敌丘吉尔同样长出了一口大气。可丘吉尔明白，这种喘息只是暂时的，希特勒干掉斯大林之后，会马上回过头收拾他。西方领导人明白苏联追求的目标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相悖，但他们的疑虑在与轴心国的战斗面前必须暂时搁置。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眼中，不是斯大林很可爱，而是希特勒更可憎。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一贯坚决反共的丘吉尔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6月22日当天晚上，丘吉尔就通过广播发表了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演说。这个演说同时在美国播出。在演说中，他列举了此前的三次重大转折：其一，法国陷落；其二，纳粹德国试图对英国的入侵；其三，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开始对盟国进行援助。现在，“第四个转折来到了”。他要求全国民众赞同他提出的同苏联结盟的建议。“我们决心摧毁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的残渣余孽，对此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动摇！”丘吉尔夸张地描绘着德国对苏联的空袭，“德国的炸弹在苏联城市上空像雨点一般落下”。丘吉尔号召：“我们必须帮助苏联！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苏联人民为了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伟大事业！”此时此刻，老丘早已忘掉之前无数次咒骂斯大林的恶毒语言。在政治家眼里，什么都是浮云，需要就是一切！

早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前八天，丘吉尔就致电罗斯福总统说：“只要对所有情报加以判断，就会感到德国对苏联的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只有希特勒才是我们首先要打倒的敌人，我们要从这个原则上尽可能给苏联以鼓励和援助。”赫尔国务卿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美国收到上述电报时的反应：“希特勒要进攻苏联一事，我们早在半年前就掌握了确实的证据。因此当听到德国入侵苏联时，我们丝毫不感到震惊。”

美国对日本下一步可能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日本为了配合德国的行动，很可能积极实施北进，那样苏联就危在旦夕。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6月22日当天提出的一份意见书中写道：“由于德苏开战，在日本出现了南进和北进两种意见，不过估计南进会稍许推迟些。因为日美之间虽然尚未缔结谅解协定，但日本仍然害怕同美国打仗。日本撕毁《日苏中立条约》向北进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6月25日，远东司副司长亚当斯又提出一份意见书，他主张：“判断——日本觊觎着海参崴，恐怕不会南进。日本的北进会推迟南进，从目前看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从打倒轴心国这一长远目标来看，则应设法予以制止。”

罗斯福认为苏联现在已经从潜在的盟友变成了现实中的伙伴，为了组织日本从东面夹击苏联，他于7月6日给近卫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希望报道中所提到的关于日本打算进攻苏联一事传闻失实”，他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事提出保证。7月8日，松冈代表近卫回答道，日本政府与苏联之间签订有中立条约，迄今也尚未考虑到同苏联开战的可能性。他还把日本在7月2日向斯梅塔宁所作的声明的抄本给了格鲁大使。松冈还说，日本的政策主要取决于未来的形势发展。

松冈的话肯定是不能相信的，但是美国很快得到了日本7月2日御前会议的内容。他们凭借的不是间谍，而是已经能够成功破译日本外交电文的“魔术”系统。在持续10个月之久的日美谈判中，美国能够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除了手里的牌着实不错，还在于拥有了不为外界所知的外交雷达——“紫色密码机”。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就开始启用“2597”式密码机，保密性能很好，美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破译。但1940年8月，随着一个怪杰的出现，“2597”式密码机的壁垒终于被打破，这个人就是美国陆军中校威廉·弗雷德曼。

弗里德曼1912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同年进入由费比恩陆军上校领导的里弗班克研究所从事密码研究。他被美国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密码专家”，此人性情内向，喜静不喜动，做事从不假设，最大的特点就是绝不承认“不可能”。1921年，他进入美国陆军通信部密码班，1929任通信谍报部部长。1938年，美国陆军通信谍报部决定同海军一起全力以赴破译日本的密码并仿制密码机，海军提供必要的截听电报并负担经费，弗里德曼则指挥19名部下专心致志地完成这项极为艰巨的任务。经过20个月呕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在1940年8月通过一架仿制的“紫色密码机”首次成功破译日本的密码，这套破译技术之后被称为“魔术行动”。之后海军就开始制造这种密码机，第一批4台于1940年11月制成，至开战前夕共制成了8台，令人满意地发挥了外交雷达的威力。美中不足的是，“魔术”只能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对于军事密码依然是束手无策，这也正是珍珠港遭到袭击的主要原因之一。

威廉·弗里德曼凭借此功先后三次获奖。他第一次荣获“公民特别功勋章”是在1944年，当时由于战争还没有结束，只是颁发了奖章，并没有说明他到底立了什么功。战后他又获得杜鲁门总统颁发的“最高功勋章”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颁发的“保障国家安全勋章”。195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决议，奖励弗里德曼10万美元。在20世纪50年代这绝对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7月8日，“魔术行动”破译了日本外务省于7月3日拍发给日本驻美、德、苏、意等国大使的一份定为“国家机密”的绝密电报，核心内容就是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下来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美国马上知晓自己之前的判断错了，日本马上要采取的行动不是北上而是南下。

日本南进的策略大出美国意外。罗斯福对日本不去进攻美国的新伙伴苏联感到宽慰，但是也对日本甘愿冒着与英美开战的风险向南进军感到震惊。罗斯福认为，以德国势如破竹的进攻势头以及当年俄国人对芬兰交战时的拙劣表现，斯大林很快就会被收拾掉。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也说：“希特勒可能在6个星期至2个月内就干掉苏联。”如果日本北进，从东面进攻苏联，这个时间还会进一步缩短。苏联倘若被德国迅速击败，那么英国继美国就必定会成为踌躇满志的希特勒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尽管民众中甚至有着希望希特勒尽快收拾斯大林的危险情绪，但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不能意气用事。他很清楚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拖住日本，避免苏联腹背受敌，像法国那样很快倒下。用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话来说就是，“欢迎团结起任何力量来反对希特勒主义，不论这些力量来自何方”。日本决定南下让罗斯福稍稍松了一口气。尽管在将苏联作为未来盟友的观点上与丘吉尔想法类似，但是罗斯福还不能像老丘那样上蹿下跳，他还要面对众多反战的美国民众，尚未参战的美国能做的事情也不算多。

罗斯福思索再三，还是出了招。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之后，美国冻结了苏联在美国的4000万美元资金。6月24日，罗斯福立即发布命令解冻了这笔款项。不仅如此，他还下令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苏联所需物资和军事装备的工作组，准备根据《租借法案》再为苏联提供5000万美金的军需品。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至少目前苏联还得不到这些东西。

与罗斯福积极的态度相反，美国军方的上层人士并不指望苏联能长时期经得起德国的进攻，他们对于向苏联输送大量作战物资并不十分热心，生怕这些物资一到苏联，很快就会落入德国人手中。

7月5日，日本海军省召集了由海军高层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由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主持。泽本赖雄海军次官宣布：“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对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问题已作为一项国策决定下来。”这一决定立即遭到了与会海军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对。

航空本部部长井上成美海军中将认为此举必然导致同英美开战，一直反对与英美作战的井上厉声责问：“空军战备还未完成啊！如此重大的事情这样简单地决定下来，事隔三天以后才宣布，为什么事先就不能征求我们海军的意见呢？做出决定那一天虽说舰政本部部长出差在外，就不能提前打个电报让他回来吗？”

舰政本部部长丰田副武海军中将立即以他特有的刻薄挖苦说：“正如刚才井上君所言，舰政本部并非只是海军省的一件装饰品。不能你们一说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只得随声附和：是，遵命。”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询问井上：“井上君，空军的战备工作做得如何？”

井上回答说：“航空本部正在拼命准备，但进行得并不理想。”

第二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海军中将也开始发泄不满：“像这样重大的事情连舰队司令长官的意见也不听一听就简单地决定下来，须知万一发生战争再叫舰队去应战，那是打不了胜仗的。”

古贺峰一又转向永野军令部总长：“军令部对这件事的看法到底如何？”

永野修身好像很轻松地把责任推了出去：“政府已经这样决定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听着永野这样不负责任的应答，古贺哑然，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海军军令部最高长官的语言。

与会者在海军大臣官邸用完午餐后便走散了。井上成美刚回到航空本部部长办公室，古贺峰一就跟了进来，长吁短叹地说：“看看永野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吧，真不像话，永野根本不知道军令部的责任。”

这时候，山本五十六也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永野这个人没有一点用处！”

“像是有什么好吃的糖果似的！”郁闷的山本这样说了一句，井上便拿出别人送的巧克力与大家分享。山本只咬了一口便说：“这巧克力好像并不怎么高级。”几个人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相比于海军的牢骚满腹，陆军的态度就积极得多。7月7日，东条陆军大臣和杉山参谋总长入宫觐见天皇，要求批准动员80万兵力做好对苏作战的准备。裕仁责问二人：“向北部和中国派兵，又向法属印度支那分出兵力，这是八方伸手，你们还有处理‘中国事变’的信心吗？”但天皇还是根据御前会议的决定给予了准许。

一贯雷厉风行的东条，从皇宫出来后立即正式下令实施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计划，第一次动员时间定在了7月13日。为了配合陆军对苏作战准备，海军也于7月5日新编了以两艘轻巡洋舰为主力的第五舰队。

按照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日军发动对苏进攻的兵力至少不能低于25个师团，而当时日本驻中国满洲、朝鲜的兵力仅为14个师团。因此还需要从本土调入7个师团，从中国关内调入4个师团，另外再从关内抽调6个师团作为预备队。在战略物资上，关东军当时所拥有的弹药仅可满足30个师团两三个月的作战消耗，粮食可供16个师团2个月之需，汽油可供16个师团5个月之用。因此，除了人员之外，还必须从本土调运大批作战物资。从7月至9月，参谋本部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手段把预计参战部队和战略物资运送到中国满洲和朝鲜。到9月份，关东军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兵力70万、马14万匹、飞机600架，比动员之前扩充了将近一倍。为了掩饰真实的意图，日军特意把这次大动员称为“关特演”。

对北方西伯利亚地区行使武力要受季节的制约，最迟必须在9月上旬展开，在严冬季节到来之前结束预定作战。7月12日，参谋本部得到从前线发回的情报说，苏联远东兵力西移很少，特别是在日军准备重点攻击的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尚无任何移兵迹象。8月9日，参谋本部负责对苏情报的第二部第五课根据7月底的形势，就德苏战争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他们的判断，认为德国无法在1941年迫使苏联投降，以后战局的发展也未必肯定对德国有利，德军所面临的很可能是和日军在中国一样的局面。第五课的分析结论是，日本北进所期待的“熟柿”状态在1941年不会到来，即使到了1942年能不能出现也是个问题。因此，德苏开战后出现在参谋本部的那种兴奋情绪已经逐渐低落下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曾经指责苏联无视《日苏中立条约》进攻满洲的关东军。实际上他们早在1941年就考虑过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条件不成熟，作案未遂而已。

既然北方不能立即采取行动，那就必须立即专注于南方。参谋本部于是做出决定：“无论苏德战场如何演变，取消1941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计划，专心致力于解决南方问题。”“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就此真正变成了一场军事演习。而后在参谋本部制定的《帝国陆军作战纲要》中规定：

一、在满洲和朝鲜的16个师团对苏严加戒备。

二、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针。

三、对南方以11月底为期限，促进对英美作战的准备。

参谋本部的决定立即通知了陆军省，并强调这个《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只限于通知陆军，不要通知海军和政府。如此重要的决定不通知政府，说明在陆军眼里，政府不过就是个摆设而已，而不告诉海军更说明日本陆海军的矛盾对立，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北方暂时告一段落，南方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已是箭在弦上。为确保进驻成功，大本营陆军部于7月5日命令以近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一旅团为骨干编成第二十五军，由饭田祥二郎陆军中将为军司令官。海军方面也相应组编了南遣舰队。为了能够按要求在7月24日从海南岛的三亚港出发，第二十五军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这项工作大约要持续20天。

军队加快准备的同时，外交工作一刻也不能停顿。7月10日，在收到美国对《松冈修正案》的回复近三周之后，联络会议重点研究了外务省就调整日美两国关系，特别是对赫尔口头声明所作答复的问题。由于此前赫尔针对外相的不信任声明，此时的松冈已近乎神经质，越发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外务省和军部的位置好像颠倒过来了，松冈强烈要求立即停止与美国的谈判，军部却建议还是不要一下子破裂为好，导致会议最后不了了之。

7月12日联络会议再次召开，松冈照样大放厥词：“赫尔的说法简直是荒谬绝伦、蛮不讲理，对于他的声明应该一接到就立即扔回去。野村虽然是我的好朋友，但也真是老糊涂了，这样的东西也能接？还敢把它发回日本？只要我还是外相一天，就不能接受美国的提议。美国人的秉性是弱肉强食，在这个口头声明中，美国是把日本当作保护国甚至属地一样看待。要求世界上强大的日本改造内阁这类事简直是骇人听闻。我在此提议，拒绝接受口头声明，对美谈判也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松冈称罗斯福是“真正的煽动家”，他正试图把美国引入战争。

连一贯强硬的杉山参谋总长都看不下去了，代表军方出来表态：“虽然我和外务大臣感同身受，但是作为军部，马上就要面临这样一种严重局势，在南方不久便要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在北方又要加强关东军对苏联的战备。因此，在这种时刻同美国断绝关系是否太鲁莽？我感到还是为谈判留下余地较为妥当。”

陆相东条也站出来说话了：“即使没有希望，我们也应该将和平谈判进行到底。我知道这样做存在很多困难。但只要我们真诚交流，传达我们日本人的想法，他们一定能体会到我们的苦衷。”

及川海相也难得地张开了嘴：“海军内部认为，美国国务卿赫尔希望能避免太平洋战争，日本也不希望在太平洋打仗，这不正好有达成和平的希望吗？”

松冈依旧毫不让步：“我认为，不管日本采取哪种态度，美国的态度都不会改变。美国人一贯欺软怕硬，我觉得此时还是采取强硬态度为好。你们军人怎么这么窝囊？”他还非常过分地表示，“你们这些穿军装的人不懂外交，因此不要多管闲事，安分守己地管好自己的作战就行”。松冈的言论引起军方的极度反感。

近卫首相也认为不应该把和谈之路一下子堵死，内阁成员纷纷赞同近卫的意见。由于近来松冈经常脱离内阁擅自对外发表言论，近卫也在试图通过军方来打压松冈。之前，他一直是通过松冈来牵制军部的。成了孤家寡人的松冈只好勉强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最后会议决定，拒绝赫尔的口头声明，同时向美国送去一份新的建议。

7月14日，松冈外相抱病起草了给美国的答复意见。再次强调，即使在德、意、日、苏四国同盟瓦解之后，日本也绝对不会抛弃《三国同盟条约》，万一欧洲战争蔓延开来，日本政府将完全根据本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态度。同时要求美国敦促蒋介石与日本进行和解，并且不能介入具体谈判过程。

正式回复很简单，松冈却用了冗长的篇幅指责赫尔的无礼行为，认为他的声明是“不全面和不适当的”，除非美国收回这个声明，否则日本将中止会谈。松冈提出将反对赫尔的声明先发给野村，几天之后再将对美国的完整回复发给华盛顿。近卫及其他内阁成员认为此举欠妥，因为单单驳斥赫尔的口头声明太过挑衅，可能会立即导致和谈的中断，因此要求将两个文件同时发给美国。

随后就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松冈不顾近卫的反对，指示外务省只把拒绝赫尔声明的文件电告野村，暂时压下日本对美国意见的回复。他在7月15日又把准备发给美国的文件发给德国，请求批准。

松冈此举彻底激怒了近卫，他直接越过松冈向大桥次官和外务省美国局局长寺崎下令，把日本的完整建议电告野村，正面冲突终于在首相和外相之间发生。

近卫被松冈弄得狼狈不堪，内阁已经出现了两种声音。近卫此时还没有和美国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但要继续和谈就必须搬掉最大的绊脚石松冈，此前近卫就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纪律观念很强的东条认为，松冈的这种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他向近卫建议，立即把松冈免职。

近卫还不想与松冈公开闹翻，《明治宪法》规定首相不能开除大臣。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内阁总辞，然后排除松冈后大家继续上岗。近卫首先取得了平沼、东条、及川、铃木的同意。这样，7月16日18时30分，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决定内阁总辞的临时内阁会议。松冈有病在家无法参会，恰好借机把他避开。

除事先参与商量并已知道内阁总辞原因的内相、陆相、海相和企划院总裁之外，其他内阁成员都对突然发生的事情感到大惑不解。但大家听了近卫的解释后顿时释然，甚至没有讨论就一致举手同意总辞。看来大家对外相那喋喋不休的“演说”也实在是受够了，松冈在内阁已经是众叛亲离。接下来只剩下一个难题，如何巧妙地拿到因病在家的松冈外相的辞呈呢？接受任务的是富田健治书记官长，近卫特意嘱咐富田千万不要和松冈发生争论。

肩负重任的富田冒雨访问了潮湿而寂静的松冈私邸，难办的事情有时办起来反而会出乎意料地顺利。面对松冈准备畅论一番的架势，富田巧妙地避开了话锋，大失所望的松冈爽快地递交了辞呈。

当晚21时，近卫汇总了全体阁员的辞呈后冒雨前往皇宫，向天皇请安问候后呈递了辞呈，第二次近卫内阁就此宣告结束。

7月17日17时05分，天皇授命近卫重新组阁，18日下午组阁完毕。所有人员不变，只是换掉了外相松冈洋右。近卫先让大家都站起来，再坐下去的时候，一个新人坐到了松冈原来的凳子上，那就是新外相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

丰田外相也算是熟人，在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时丰田就是海军次官。要说这丰田也是个牛人，在“海兵”和“海大”都能以首席的成绩毕业，这可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事情。贞次郎看来真有读书的天赋，在“海兵”时他有个同学就是后来的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两人当时就被称为“两丰田——天才贞次郎和勤劳副武”。这位还曾经远赴牛津大学深造。按说这么高素质的人一般会淡泊名利，但丰田是一个十足的官迷，办一切事情的出发点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更可笑的是他对外交几乎是一窍不通。

松冈终于离开了他恋恋不舍的政治舞台。许多人前来探望这位声名在外的“国民英雄”。虽然身体虚弱，情绪也低落到极点，松冈还是象征性地最后一次来到了外相官邸。从欧洲回来后，由于劳累和气愤，矮小的松冈体重下降了足足13公斤。他的离开让许多民众大惑不解，干得好好的，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啦？记者让他描述一下自己此刻的心情时，松冈拿自己不太多的头发自嘲，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咳嗽着告诉记者，“一个下雨天赶路的秃子狼狈地摔倒在路旁”。

松冈仅仅担任了12个月的外相，却让日本深深地陷入与美国的危机之中。由于坚持推行对美强硬的外交政策，他对日本造成的损害比其他任何人都深。难怪战后日本史学家把他与东条英机并称为使日本走向战争的两大罪魁祸首。

3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松冈的顾问斋藤良卫博士拿着日美交战的新闻到松冈私邸，告诉了他这一惊人的消息。病容憔悴的松冈眼含泪水对斋藤说，“现在越发痛感缔结三国同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我主张建立三国同盟的目的是防止美国参战。但事与愿违，三国同盟竟成了太平洋战争的远因”。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陆军参谋本部也进行了局部的人事调整。大家熟悉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就任作战部作战课课长，辻政信中佐就任兵站课课长，这一对胆大包天的黄金搭档再次联袂。加上力主开战的田中新一作战部部长，铁三角霸占了参谋本部的作战决策领域，他们都是提倡对美开战的强硬派。他们充满敌意的世界观给整个参谋本部笼罩上了一种末日来临般的悲壮气氛。

由于赫尔之前多次表示出对松冈的不满，新内阁中外相的更替甚至被误解为日本对美国的示好。在华盛顿，野村大使甚至为此感到了前景的乐观。对于松冈的下台，美国《纽约时报》曾经报道，“华盛顿高层希望，德苏开战可能导致日本出台新的政策，他们希望日本不但将在近期和轴心国决裂，而且会掉转矛头反对德国的战争”。后来事实证明，这些专家都看走了眼，这一近似示好的举动马上被随后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完全抵消。

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原计划是和平进驻，无法实现时再行使武力，所以同法国的交涉从7月14日就已经开始，由加藤外松驻法大使直接和维希政府进行谈判。两天后才下台的松冈外相，命令加藤大使务必使法国同意以下几点。

一、日本要向印度支那南部派遣“必要数量的陆军、海军和空军”。

二、日军要占领位于柬埔寨和越南的八个空军基地，租借金兰湾和西贡两个海军基地。

三、日本军队在上述地区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松冈要求加藤大使向法国说明，如果维希政府同意日本的要求，东京将继续保证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拒绝，“印度支那的局势或许会发生严重的变化”，日本乐意通过武力来达到目的。最后强调，为了防止美国或英国先发制人，日军将在7月20日开始行动。从内容和口气来看，这无疑是一份最后通牒。

为了达到和平进驻的目的，日本很有必要取得盟友德国的帮助。早在6月21日，松冈就对德国大使奥特说，由于已经没有取得谅解的可能，日本不准备同荷属东印度恢复谈判。日本准备对南方进一步使用武力，为此必须首先取得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一些军事基地，“以使日本能对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进一步施加压力，作为日本对共同战线的宝贵贡献”。他保证说：“当你们德国人打仗的时候，我们日本人绝不会采取骑墙态度。”松冈同时命令大岛大使请求德国政府说服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本得到这样一些据点，德国政府对东京的提议态度冷漠。

毫无疑问，德国对日本之前拒绝一起进攻苏联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对日本同美国进行和谈一事十分生气。希特勒多次表示，“美国在大西洋上正在进行反轴心国的猛烈扩张”，而作为盟国，“日本正在逃避参战的责任”。德国政府明确告诉大岛大使，由德国出面调解东京与维希政府之间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纠纷十分不恰当。上次协调入驻北部时，德国只是说自己能力有限，这次干脆给予拒绝。

7月14日，加藤大使对法国维希政府提出了上述苛刻的要求。近卫假惺惺地给贝当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采取这一行动是出于日本自身的防卫需要，日本保证尊重法国对殖民地的主权和尊重这些殖民地的领土完整”。但是贝当却不肯轻易同意，他迅速把日本的要求告诉了美国大使莱希海军上将，试图在拖延时间的同时争取美国的支持。贝当还告诉日本人，他还要与德国政府商量。松冈则要求德国人不要给法国人任何支持，相反，应当劝告法国人接受日本的要求。这个不算过分的要求柏林倒是爽快地答应了，毕竟大家还算盟友嘛！

其间由于内阁改组，7月18日才上任的丰田外相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第二天再次电训加藤大使：要求维希政府在7月23日中午12时以前必须给予答复。限期一到，不管法国同意与否，日本军队都将义无反顾地开进去。由于得不到德国、英国、美国的有力支持，法国无法拒绝日本的要求。既然之前进驻北部都答应了，南部再答应也没什么丢脸的，破罐子破摔了。7月21日，法国有条件地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双方就关于共同防御法属印度支那问题达成了谅解。7月29日，加藤大使与维希政府代表达尔朗海军上将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防御法属印度支那的议定书》。

加藤大使得意扬扬地给东京拍了一个电报：“法国人如此痛快地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们看出了我们的决心是何等坚决，我们的意志又是何等顽强。总之，他们除了让步之外，别无选择。”

由于协议事先已经达成，大本营立即向第二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发出自7月24日从三亚港出发，开始进驻的命令。在签署批准行动计划的文件时，有人听到永野军令部总长在自言自语：“这意味着与美国的战争。”

早在7月14日开始，饭田中将的部队已经从广东乘船出发，一批又一批地向着海南岛的三亚驶去。接到命令后，饭田中将于25日率领满载着二十五军士兵的船队从美丽的三亚港起程。28日和29日两天，第二十五军约40000名官兵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逐次登陆，按原定计划完成了“和平进驻”。该地区八个空军基地和两个海军军港不费一枪一弹落入日本人之手。

华盛顿时间7月19日，美国的“魔术”破译了一份日本驻广东领事馆7月14日拍给外务省的电报。该电报声称，他们从当地日本陆军当局那里获悉到有关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详细计划。电报提供了有关日军即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具体情况，其中提到占领之后的目标是：“如果国际形势容许，就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迅速采取行动，下一步计划就是向荷属东印度发出最后通牒。该地区的海空军基地将在今后占领新加坡时起到关键作用，我们要以航空部队和潜艇部队断然一举摧毁英美的军事力量。”电报明确指出，“此举是为将来进攻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铺平道路”。

7月25日，日本开始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一天，美国电台广播了“日本军舰出现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海面，并且有12艘日军运输舰正从海南岛南下”的新闻。

初看起来，占领了北部再占领南部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不然，日军占据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等于将进攻出发点大大前移。一旦进军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机会成熟，如果从海南岛及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日本基地起飞，轰炸机的续航能力无法满足实际需要，而从南部起飞就可以。日本此举使得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基地、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缅甸，甚至美国领属的菲律宾都处在日本的直接打击之下，造成了对英美而言，犹如刀尖顶住喉咙一样的冲击。

日本政府在公开发表《关于共同防御法属印度支那的议定书》以前，就于7月25日特别训令野村大使，将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意图直接通知给罗斯福总统，“日本的进驻只是出于自卫和经济目的而并非军事目的”，同时强调日本将努力改善正在举行谈判的日美邦交。这样滑稽的说法，简直让罗斯福和赫尔哭笑不得，这不等于在桌上讲廉政在桌下收钱吗？以为我们都是小孩子呀？

野村大使强烈反对日军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他认为此举会给自己在美国的和谈工作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也势必使日美关系走入死胡同。早在第一次向东京发回《日美谅解草案》时，野村就表明了自己反对南进的立场。他提醒国内，“美国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日美之间的战争问题，正准备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一场扩日持久的战争”。5月8日，他电告外务省，“美国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其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以应对同日本和德国开战的前景”。7月3日，他再次警告东京，“如果政府决心武力南进的话，日美关系就将无路可退”。他特别提醒，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即使不会立即带来战争，也必然会招致美国全面的贸易禁运。到底是身在现场离得近，野村看得还算比较准确。

对于野村多次发回的建议，很少有人表示过担忧。在7月24日的联络会议上，丰田外相曾提出，进驻南部如果带来美国的石油禁运，那将是个“大麻烦”，但在参谋本部的记录上却认为，野村的报告是“歇斯底里”的，丰田的担忧也属于杞人忧天。大家确信只要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不采取新的行动，美国就不会实行石油禁运和其他过激措施——就这点小事，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7月18日，针对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可能性不断加大，罗斯福召集内阁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原则同意加强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争论的焦点就是要不要实施石油禁运，这一禁运会不会立即带来战争。代表海军发言的是战争计划部部长里奇曼·凯利·特纳海军少将，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名字，他在今后的主战场还会无数次被提到。特纳反对全面的石油禁运，因为这可能“在战争初期就把美国卷进去”，而美国海军尚未做好这种准备。海军认为就目前而言，金梅尔海军上将率领的太平洋舰队，不管实力还是技术能力，都不是山本五十六手下那支联合舰队的对手。

7月21日14时，第三次近卫内阁召开了首次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从这一天开始，所有的联络会议均移至皇宫内举行。

杉山参谋总长率先做了发言：“社会上似乎有人在想，三国同盟会不会削弱？是不是要回到依靠英美的老路上去？这种情况绝对不应当出现，因为这不仅影响到国内的普通民众，也会对在第一线奋勇作战的官兵的士气造成重大打击，所以在政治上要特别注意。”

新外相丰田贞次郎随即说明，之前在7月19日已经向驻德、美、苏、意等国大使发出通报，在政治上要特别注意内阁更换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德国和意大利，要充分向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说明，虽然外相更换，但日本的对外政策不变。

在这天的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话格外引人注意。他指出，目前我们还有取胜美国的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到明年下半年日本就根本不能与对手相匹敌，再往后情况会越来越糟。美国恐怕会在完成军备之前通过谈判来拖延时间，因此拖延时间对日本极其不利。如果能够不打仗就解决问题，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最后，永野说，“但是我希望提醒大家知道，如果冲突确实难以避免，那么战争来得越快越好”。

同一天，美国“魔术”系统破译了外务省7月19日拍给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的电报，内云：“内阁的更迭纯粹是为了处理国内问题，并无其他用意。日本的对美政策不变，并将继续恪守《三国同盟条约》所确定的原则。”美国立即明白，改组后的第三次近卫内阁没有放弃亲德方针以及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计划。

副国务卿韦尔斯立即约见了日本驻美公使若杉。韦尔斯提出：“根据从各方面获得的可靠情报来看，日本在最近几天内将以武力方式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种行动是明显背离日美两国间为维护太平洋和平而进行谈判这一基本精神的。”美国“只能认为日本政府打算推行武力政策和征服政策”，日本人“通过在南洋地区攫取更多的领土之后，马上就会在该地区开始推行极权主义的扩张政策”。韦尔斯接着说，赫尔国务卿认为此举导致他和日本大使所举行的会谈目前已失去继续进行的基础，并要求日本立即停止进驻活动。

若杉公使还想借机从韦尔斯嘴里套话，他明知故问：“你所说的‘可靠的情报来源’，指的是美国驻日使馆吗？”韦尔斯也不傻，当然不会说是我们的“魔术”系统破译的，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若杉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答应马上去落实此事并将韦尔斯的建议发回国内。

7月23日，已获悉日本南进计划详情的韦尔斯打电话给正在西弗吉尼亚州休养胜地白硫黄泉的赫尔国务卿。赫尔告诉韦尔斯，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是为大规模攻击西南太平洋进行跳跃的最后阶段”。之前赫尔就曾跟韦尔斯说，“我就是要我们的人不要轻信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但为了达到我们推迟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目的，我们还要装成很相信的样子，能装多像就装多像”。韦尔斯随后约见了野村，表明美国“只能认为日本政府打算推行武力征服政策”，日本人“通过在南洋地区攫取更多的领土之后，马上就会在该地区推行极权主义的扩张政策”，因此，赫尔认为“他和日本大使所举行的会谈目前已失去了继续进行的基础”。这相当于宣布美日之间的会谈暂告终止。

第二天，韦尔斯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强烈谴责“日本的行动只能认为是侵略和征服南洋地区政策的确凿证据”，并断言“这种行动危害了美国采购必需物资的工作，并使邻近的太平洋地区包括菲律宾群岛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美国国务院也公开谴责这个行动预示着“进一步的更明目张胆的征服行动”。

似乎是为了配合美国的行动，7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也不甘寂寞地发表了声明，提出日本指责“英国在策划侵略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莱琪访问了丰田外相，对日本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表示强烈抗议。他以反常的过激语气告诉丰田：“你们总说我们在缅甸、马来亚、中国等地方策划包围日本，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如果你们继续这一占领的话，我们则必须拿出对付你们的新办法！”同一天，英国政府已经通知华盛顿并向各自治领政府、荷兰政府和自由法国提出了冻结日本资产的建议。两天后艾登宣称，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是对英国领土的公然威胁，马来亚和新加坡正在采取和加强必要的军事防卫措施。

7月24日17时，野村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见到了罗斯福总统，当时斯塔克和韦尔斯也在座。罗斯福告诉满脸焦虑的野村，他很高兴地得知新外相丰田贞次郎是野村在海军的老朋友，这会给未来的会谈带来新的希望。罗斯福提出，美国政府猜测日本的南进政策是由希特勒主导的，之前他已经好几次这样告诉过野村。野村对此是坚决否认。罗斯福含蓄地指出，“迄今为止，我本人一直坚持说给日本石油是为了太平洋的和平。但是现在看到，日本还是再次扩大了自己的占领区”。罗斯福告诉野村，如果日本试图使用武力来取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美国给予日本的将不仅仅是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经济制裁，很可能就是战争。这是美日会谈以来罗斯福第一次明确表示美国会在什么条件下在太平洋发起战争。可以说，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使罗斯福和赫尔对于日本内部所谓“温和派”能够有所作为的希望完全落空。

在接到野村大使关于继续进驻可能导致石油禁运的报告之后，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陆海军统帅部，对形势的估计均持盲目的乐观态度，大家都认为美国不会采取那样的措施。不就是从北部到南部吗？犯得着吗？据前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回忆录记载，在满载着前往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士兵的轮船起航两天后，近卫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币原立即断定“这势必会引起大规模的战争”，竭力劝近卫下令调回船只。近卫一脸疑惑地反问他：“为什么呢？我们仅仅是驻兵而已，又不是要打他们，至于吗？”这样幼稚的话，老酒听了都笑了。近卫的话，让币原无言以对，这就是近卫文麿，堂堂大日本帝国的内阁首相。这话要是被明治时代那些老鸟听到，估计能气得翻身活过来。

为了挽救迫在眉睫的危局，罗斯福甚至向野村紧急提出一项大胆的建议：如果日本放弃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或者在目前已经进驻的情况下愿意撤军，美国将向日本保证，尽一切可能协调中国、英国、荷兰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法属印度支那成为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日本也需要做出同样的承诺。他将努力取得保证，使印度支那法国当局将来不会受到戴高乐自由法国的干预。倘若日本人当时同意这个建议，美国也许会许可对日本输出某些物资，包括石油。

这是美国所能做出的最及时也是最大的让步，凸显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占有该地，则进可攻，退可守。此处还向美国提供锡、橡胶以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美国90％的橡胶和锡都是从东南亚进口来的。野村答应马上将罗斯福总统的新建议电告日本政府。

这边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忙得脚不沾地，那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也不会闲着。格鲁大使已经60岁了，仅仅比野村小4岁。格鲁可以说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他不但在1932年就到了东京，而且他的夫人就是佩里准将的侄孙女，佩里就是《太平洋战争1：山雨欲来》开头率领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那位。格鲁与罗斯福、韦尔斯都毕业于美国有名的格罗顿中学，在罗斯福眼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争后期还担任过副国务卿。他的外交履历极其丰富，在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中几乎担任过美国外交领域所有级别的职位。在日本已经生活了8年的格鲁对东京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和野村一样为了日美和谈殚精竭虑，奔走呼号，最后仍以失败告终。战争爆发后，格鲁被日本扣押，次年春天与同样被扣押的野村和来栖交换遣送回国——一个换两个也不算吃亏。这些难忘的经历，使得格鲁战后的回忆录《使日十年》内容丰富，成为研究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著作。

罗斯福总统有关法属印度支那中立的建议在告诉野村的同时，也发给了东京的格鲁大使。到底是老同学，心有灵犀，敏感的格鲁马上理解了总统此举的重要意义。7月27日，收到电报的格鲁第一时间就拜会了新外相丰田，但是丰田根本不知道格鲁在说什么，这让格鲁大吃一惊。难道野村没有向国内发回如此重要的电报吗？

丰田让人马上查一下最近有没有从美国发回的相关电文，结论是没有。不知道是野村没有发，还是被主战人员故意隐藏了。格鲁无奈，只好自己向丰田外相解释罗斯福的方案，丰田对此似乎并不很感兴趣。他告诉格鲁，他只能非常遗憾地表示，罗斯福的建议来得太晚了，日本民众已经因为头一天美国冻结日本的资产而变得义愤填膺，日本政府也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心有不甘的格鲁还想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他以非官方的身份提醒丰田，倘若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日本资产将会获得解冻。但丰田只对自己的官位感兴趣，不愿意去冒任何风险。

平时为了一点屁事就会召开马拉松一样的会议，但对于罗斯福如此重大的建议，竟然没有在任何会议上进行过研究。罗斯福的建议来得确实不算早，但近卫也没有抓住机会，在内阁中也没有一位大臣能够挺身而出，强行解除阻挡两国关系的障碍，而坐视两国的外交危机不断升级。这样一群酒囊饭袋，却要带领日本去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

罗斯福总统在下令冻结日本资产的前夕，曾在华盛顿民间国防局市民义勇委员会上作了如下演说：“现在这里有个叫日本的国家。先不说这个国家、这个帝国这时是否怀有向南方扩张的侵略目的，反正在北方是没有一点点他们所需要的石油的。所以如果我们切断了石油，日本也许一年前就已经到荷属东印度去了，而且我们也许已经进行了战争。”罗斯福总统之前对野村提醒的切断石油和冻结资产，已经变成了冷酷的事实。

美国同时以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名义向各地区拍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接收者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亚洲舰队司令哈特、大西洋舰队司令金以及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海军指挥官。电报告诉这些前线将领，美国即将冻结日本的在美资产，同时强调：“海军作战部部长和陆军参谋长估计，日本不至于立即以军事手段采取敌对行动。但为了便于你们采取适当的警戒手段，防止可能发生的事态，特将此情报转告你们。”

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所有在美资产，美日之间的金融、商业活动至此中止。接着，英国及英联邦各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也采取了同样措施，美国占据的菲律宾也不甘落后，荷兰也于27日照此办理。英国于同日通告废除1911年签署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1924年签署的《日印通商条约》和1937年签署的《日缅通商条约》，随后加拿大、新西兰、埃及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一时间，各国的声明如天女散花，煞是好看。

7月28日，作为报复，日本政府也宣布冻结美、英、荷等国在日本的资产。

《纽约时报》同时撰文指出，这一措施“是除了开战以外的最严厉打击”。而日本舆论则认为，“两国在经济上已经宣战”，不难想象“下一步将会是什么”。

罗斯福手下的两大强硬分子也狐假虎威地跳出来，摇旗呐喊。6月30日，美国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海军上将在波士顿发表演说，“当前正是使用美国海军的时候”，接着在7月23日又公开声明，“为了推行美国的远东政策，美国海军可以断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一直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赫尔和野村之间的会谈。他发现日本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以后，心中窃喜，“看来赫尔已经拿定了主意，我们已到了任何可能的绥靖的尽头。”他也公开宣称，“对日本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本身”。

为了加强菲律宾地区的防务，美国在7月26日宣布正式设立美国陆军远东司令部，又一个牛人走上前台，已经退役被返聘为军事顾问的原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将被再次列入现役并出任美军远东总司令。罗斯福还从总统应急资金中拨出1000万美元供麦克阿瑟动员菲律宾的军队。归他指挥的部队有美国陆军菲律宾派遣军和在宣布紧急状态时可动员起来的菲籍部队。到开战前，菲律宾共有地面部队约13万人，其中美军1.2万人，菲律宾正规部队1.2万人，民兵11万人。

数量看起来似乎不少，但这些部队训练不足，战斗力低下，真正拉到战场上管用的也就是3万人左右。驻扎在菲律宾的亚洲舰队更加可怜，哈特海军上将手下只有老掉牙的旧式巡洋舰3艘、驱逐舰13艘、潜艇18艘。唯一让人欣慰的是空军，共有飞机140多架，其中有35架是最新式的B-17重型战略轰炸机，并且还将有更多的B-17来吕宋岛。麦克阿瑟得到承诺，到1942年2月，他将优先得到这样的飞机128架。这支武装部队连同位于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以及新加坡基地即将到来的英国“Z”舰队，成为盟军在远东对抗日军的三大打击力量！

7月29日，荷属东印度政府做出决定，停止《日荷石油协定》，向日本出口的一切物资必须经过政府特别批准。

7月31日，日本已经知道美国要禁止对日本的石油输出，天皇随即召见了参谋总长杉山和军令部总长永野。天皇关切地问道：“听说美国要禁止对我们的石油输出，海军对此有何看法？”

永野挺直庞大的身躯，昂然说道：“如果我们的石油供应被切断的话，两年内我们就将用完所有的库存。这还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我们的石油只能勉强维持18个月。为了在有限时间内使日本的存活概率最大化，我们除了向南进攻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我们能够打一场大胜仗吗？就像当初在对马海峡对付俄国人那样？”裕仁一脸关心地追问。

“我连获胜都不敢肯定，更别提在对马海峡取得的那种巨大的胜利了。”永野回答道。

“啊！那将是多么不计后果的一场战争啊！”裕仁的嘴一下子张得好大好大。

8月1日，美国正式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的油管被彻底切断。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以后，我们与日本和谈的主要目的就是准备国防而争取时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托所说，“在日本看来，石油禁运是ABCD国家对日本形成的包围链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离开皇宫的军令部总长永野公开对外宣称，“除了用战争来打破扼杀日本的铁索之外，别无选择”。

格鲁大使也在日记里写道：“现在已经进入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除非世界上有什么奇迹出现，不然很难看到恶化的势头被遏制或将要持续多久，显而易见，最后的结局就是战争。”

日本军事和工业部门正以每天12000吨的速度消耗着国家的石油储备，如果找不到新来源，日本的石油储备将在第二年完全耗尽。用不了多久，那些威武的战舰就会像被抛上沙滩的鲸鱼一样动弹不得，任人宰割。日本就像是在一个不断漏水的池塘里的鱼，油表已经成为战争倒计时的时钟。

但是上层依然犹豫不决。日本基层军官中充斥着对政府和军界领导层强烈不满的情绪。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机密战争日志》上，有如下的记录：

没有新进展。

苦闷和沉思的日子仍在继续。

耽搁一天意味着浪费多少石油。

耽搁一天意味着要多付出多少流血牺牲。

然而那些人却仍在说，

我们绝不能和美国打一场百年战争！

热脸贴上凉屁股

虽然前外相松冈大人已经回家歇菜了，但之前由他和野村大使主导的美日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使日本的战时经济陷入绝境，特别是石油。第二次近卫内阁最后的行动之一，就是近卫越级指挥，向野村发出了对美国6月21日建议的回复。野村也挺敢做主，他看了回复的内容后，根本就没有提交给赫尔。松冈现在已经下台了，他对赫尔口头声明的反击只会给自己今后的工作带来麻烦，不提交也不会有人来找事。对于美国的正式回复，野村照样没有交出去。野村的公开理由是，内阁变化可能会使原来的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其实真正的理由是野村认为那样的内容交出去也白交，美国根本不可能接受，只会把情况搞得更糟。在之前的7月23日，副国务卿韦尔斯已经代表赫尔宣布会谈暂时中止。

近卫首相在听到美国禁止向日本输出石油的消息后，一下子病倒，卧床不起，这可恶的美国竟然玩真的呀！8月3日，他终于向前外相有田八郎承认，他认为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不会招致美国禁运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当新内阁组建时，海军的舰船已经出发，这就好像射出去的箭，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他所能做的只有“祈求奇迹和天神的干预”。

在日本，反对向美国做出任何让步的激动情绪随着禁运而变得更加高涨，陆军和海军中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停止日美会谈，发动战争，理由是美国政府只是以会谈为名拖延时间，以便完成自己的战争准备工作，同时用经济禁运不断削弱日本的力量。此消彼长，日本必须迅速开战，取胜的概率才最大。

8月4日，在联络会议连续召开了四次以后，内阁和大本营终于形成了对美国的另一份折中建议。这份建议对罗斯福关于法属印度支那中立的提议避而不作直接答复，如近卫所说，新建议只是想借此恢复一般性的会谈。新建议要点如下：日本同意不向法属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在侵华战争解决后从中国撤军，保证菲律宾的中立地位；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应停止它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备工作，撤销对日本的各项经济限制措施，为日中两国调停议和，承认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特殊地位。这些意见很快电传给野村大使。

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使得赫尔对与日本的和谈彻底绝望。8月2日，他从休养地打电话给副国务卿韦尔斯说：“看来对日本的侵略只有用武力才能阻止，问题在于将日美关系维持到欧洲的军事问题解决以前还需要多久。日本已意识到法属印度支那问题会使美国的经济制裁得以全面实行。我们必须知道美国的行动会带来危险，因而要时刻考虑采取一种恰如其分的措施来推迟日本的行动。为此，我打算对日本人讲的话装出一副表示相信的样子。”8月4日，赫尔结束休假，返回华盛顿，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战争准备争取更充足的时间。

8月6日，野村向赫尔递交了日本的新建议，附带口头声明说，“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都是属于经济目的和自卫性质的”。赫尔对此深表失望，8月8日他给了野村一个正式答复，扼要地重述了罗斯福之前提出的中立方案，并指出日本的建议“没有对美国总统之前提出的建议做出反应”。也就是说，我以前给你的作业，你还没做，你现在提出的问题，我也不回答，等你把以前的作业补上来再说。野村只好把赫尔的意见发回东京。

对于这样的结果，近卫早有预料，会谈已经近乎在互相扯皮，继续走下去几乎没有达成谅解的任何希望。美国拖得起，而被掐断了油管的日本是万万拖不起的，眼前的烂摊子让近卫焦头烂额、疲于应付。近卫认为，现在能够尽快打开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由他本人直接与罗斯福总统进行首脑会谈，他向富田书记官长说出了自己的决心：“我觉得现在必须说服军部。”近卫和富田都认为，现在和谈的最大障碍不是罗斯福而是军部。近卫为此私下找了内大臣木户幸一。木户赞同近卫的观点，两人甚至商定，一旦首脑会谈达成一致，就立即给东京拍电报，直接请天皇批准，不给军部反对的机会。

近卫再次把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叫到了私宅荻洼庄。近卫询问，如果开战，日本胜算几何？“我个人一直反对与英美开战。如果我们奉命必须这样做的话，”山本对首相说，“还是以前的那些话，我可以保证在头6个月顽强拼搏。但如果战争拖上一年或两年，我对事态发展就没有任何把握了，我希望首相能尽一切努力避免同美国交战”。山本的话更坚定了近卫与罗斯福直接会谈的决心。

因为和谈的压力主要来自军部，因此，在8月6日傍晚，近卫首相在私宅荻洼庄召见了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古志郎。近卫提出，现在单靠外务省已经很难打开局面，他想通过亲自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实现和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近卫说：“如果罗斯福总统那时仍听不进道理，我当然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中止谈判，立即返回。”但他相信，如果双方都能“以宽广的胸怀”来对待高级会谈，达成协议的希望还是有的。他保证自己不会“急于求成”，而会“不亢不卑”，请两位大臣发表高见。

东条和及川都拒绝当场回答首相的问题，提出要回去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海军对于战与和一直是摇摆不定，也缺乏与英美作战的信心，因此仅几小时后，及川海相就回了话，“完全赞成首相的意见”，并预祝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东条陆相却颇为踌躇，他认为近卫主动要求会见罗斯福，本身就有点低三下四。他召集手下进行了商议，8月7日，做事一贯认真的东条对首相的建议做出了正式的书面答复，主要内容有三点：

一、尽管首相出访美国会对三国同盟会造成不利影响，但鉴于目前的紧张局势，对首相亲自试图去打开僵局的决心表示崇高的敬意。

二、如果是首相亲自去谈，那谈判对象必须是罗斯福，其余人，比如赫尔、韦尔斯之流的免谈，丢不起那人。

三、若首相亲自出马同美国的会谈最终失败，就必须同意立即进行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应由近卫首相亲自领导。

也就是说，近卫不能以谈判不成功作为辞职的条件。之所以提出这一特别要求，是因为东条认为这很可能是近卫知难而退，为自己体面地辞职找借口。

在回复的结尾，东条提出了悲观的论调，“谈判八成会以失败告终”，“首相应该清楚与美国开战可能仍是最终的结果”，同时指出此举可能诱发国内的动乱。

既然陆海军都表示了赞同，8月7日，近卫的提议在联络会议上自然就不会再有人反对。8月8日，近卫首相入宫觐见天皇，禀报了自己准备亲自出马与罗斯福进行会晤的决心。裕仁脸上流露出一种感动的神色，他对近卫说：“我已经从海军那里接到了关于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全面禁运的消息。情势危急，与罗斯福的会晤应尽快举行。”裕仁希望首相的出访能够取得满意结果。

于是，外务省迅速向野村大使发出训电，训电指出，目前日美关系异常紧张，此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打破危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日美两国首脑直接进行会晤。若美国同意，近卫首相打算亲自前往檀香山与罗斯福总统举行友好会谈。

闻讯非常激动的野村大使立即马不停蹄地找到赫尔，提出希望举行首脑会谈的请求。对于这一新要求，赫尔的确要认真思量一番。赫尔认为，虽然近卫很听话地在第三届内阁中剔除了令人讨厌的松冈，但实际上日本的外交政策还是全盘沿袭松冈的方针，换汤没换药。赫尔对近卫的建议半信半疑，这时候，他想到了英国的张伯伦，想到了老张是如何在欧洲被希特勒玩成半身不遂的。

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赞同赫尔的看法，认为近卫“向总统发出的邀请只不过是一块用来阻止我们采取断然行动的遮眼布而已”。大家对之前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依然耿耿于怀。8月12日，赫尔对陆海军两位部长史汀生和诺克斯表明：“太平洋的形势发展下去已不是什么外交问题了，随时都会发展成为军事冲突。”

赫尔对野村提出的首脑会晤并不十分感兴趣，可他没有拒绝，也无权表示拒绝。赫尔对野村说，现在还不行，最近罗斯福总统度假去了，我无法擅自做出决定，这事等总统回来再说吧。美国新闻媒体上也的确有类似的报道，“罗斯福总统为了避暑，乘游艇畅游大西洋”。看看人家过得多潇洒。

赫尔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对的一半是此时罗斯福总统确实不在家，不对的一半是总统没有去度假，而是去赴另一次足以影响世界的重要会谈。

8月初，罗斯福总统离开华盛顿，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钓鱼旅行”。最初，他在新英格兰沿海的“波托马克”号游艇上当众垂钓，之后就神秘消失在偏僻的纽芬兰沿海薄雾笼罩的“奥古斯塔”号重型巡洋舰上。8月9日，英国最新式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缓缓驶入了普拉森夏湾。尽管身上仍然带着德国“俾斯麦”号赏赐的累累伤痕，这艘壮观而美丽的战舰还是被美国同行赞不绝口。一位美国将军夸张地说，这艘舰太漂亮了，它根本不需要征战，只要开出来就能把所有人征服，“看见它的话，我们就无法战斗，只能选择投降”。可惜的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可没有美国人那么怜香惜玉。3个月前，在大西洋，“俾斯麦”号就打得它伤痕累累、落荒而逃。没有最黑，只有更黑。4个月后，日本人干脆一通轰炸，把这艘号称不沉的战舰直接送入海底。

“威尔士亲王”号在阿金夏村附近的海面上抛锚，和“奥古斯塔”号靠在了一起。几小时之后，美国总统将和英国首相举行首次会面，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会谈”，是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谈。

老罗和老丘都带来了一群大腕。罗斯福身边有陆军上将马歇尔和阿诺德、海军上将斯塔克和金，以及武装部队其他代表，还有副国务卿韦尔斯和特别顾问霍普金斯。丘吉尔的顾问包括英国三军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迪尔陆军上将、空军元帅弗里曼，以及外交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由于会议涉及美国对英国的援助问题，8月11日，英国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也匆匆赶来参会。

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定，军舰上是禁止饮酒的。这次为了接待丘吉尔，除了佳肴之外，罗斯福破例准备了美酒，这让丘吉尔异常高兴。酒喝不喝倒次要，难得的是这份破例的心意。

丘吉尔挖空心思，想尽快把美国拖入战争，罗斯福却无法给丘吉尔何时参加欧洲战争的承诺。他表示，美国参加欧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谨慎的罗斯福能承诺的极限。罗斯福对欧洲目前做出的最大动作，就是批准美国的武装护航船只可以前进至冰岛海域。

面对远东日益紧张的局势，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由英、美、苏三国联合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威胁日本，如果它胆敢进攻英属马来亚、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三国就要向它开战。罗斯福照样没有同意，因为目前他还做不到，美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罗斯福指出，美国要继续与日本进行谈判，只要它答应不再进行新的侵略。他希望能借此赢得时间，哪怕是一个月也好。罗斯福认为有30天左右的时间，英国就可以在新加坡巩固阵地。他告诉丘吉尔：“远东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想我能像哄孩子似的哄他们3个月。”

1941年8月13日，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后甲板上，举行了不算隆重的签字仪式，罗斯福与丘吉尔共同签署了联合宣言，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西洋宪章》，又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之后，总统和首相在甲板上一起进行了礼拜仪式。

宣言于8月14日正式对外发布。宪章再次印证了“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这一真理。尽管只有寥寥数百字，这却是第一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初步达成的宣言，也是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作为一个尚未正式参战的国家，美国与英国一起发表如此方向和目标明确的声明，对德、意、日轴心国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大西洋宪章不仅标志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基础上的政治联盟，也为后来联合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后来干这事的主要就是赫尔，他除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还赢得了“联合国之父”的荣誉称号，此乃后话。

苏联政府很快发表声明，“赞同宪章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当前必须集中力量，尽快解放被希特勒奴役的各国人民，在战后必须彻底消灭法西斯。

尽管华盛顿的战略专家一开始就预测德国将迅速取得对苏战争的胜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开始展现出坚持不懈的韧劲。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已经开始出现苏联的正面形象。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表示要支持苏联，罗斯福迅速派出特使霍普金斯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这预示着与德、意、日轴心国相对立，美、英、苏三大同盟国终于并肩站到了一起，所差的仅仅是美国找个合适的机会宣战。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一个月后，欧洲有10个国家的政府在伦敦举行会晤，对《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提出支持，并承诺进行全力合作促使宪章生效。除了苏联，其余9个国家的国土都被侵略者占领。他们分别是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宣言于9月24日由上述10个国家签署，《大西洋宪章》已成为同盟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纲领。

根据之前美英确定的“先欧后亚”的方针，罗斯福和丘吉尔协商两国分别对日本发出声明，以限制日本在远东的继续扩张。由于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甚至缅甸、印度等殖民地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丘吉尔的态度十分积极，连美国的声明初稿都是由丘吉尔代为亲自起草的。8月15日，副国务卿韦尔斯携带这一声明先行回到了华盛顿。

为了尽快拉美国下水，丘吉尔措辞可谓严厉无比。赫尔国务卿和国务院的远东问题专家一起研究了这一声明后认为，过于强硬的语调可能引起日本的误解，军部甚至会把它当作挑战书，借机煽动国民情绪挑起战争。大家商量对文件进行适当的修改，使日本能够接受。这边踢一脚，那边就要发个糖，另外附加的一个声明就是告诉日本：美国准备提出一项公正的代用方案，寻求一条和睦相处的道路。也就是变相答应重新开启会谈。赫尔准备在8月17日罗斯福会见野村时把这两个声明一起交给野村。

相对于美国而言，英国已经完全没有收敛的必要。丘吉尔在8月24日回国后，立即在广播上猛烈地抨击日本：“虽然我们希望日美会谈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如果失败的话，我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并肩作战。”面对记者关于美国何时才能参战的提问，丘吉尔非常明确地回答道：“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活动了，这点希特勒比谁都清楚！”这分明又是空话，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希特勒又能清楚什么？

8月17日是个周末，但下午回到华盛顿的罗斯福还是和赫尔一起约见了野村，罗斯福和往常一样，以极其和蔼的态度与野村进行了会谈。他说，“我、国务卿和贵大使都念念不忘维护太平洋的和平，但有人却不是这样”，之后他表明了赫尔已经准备好的两大观点。

其一，美国、英国，也许还有苏联都希望太平洋是和平的。但有的国家却喜欢战争，这就是在太平洋上没有军舰的那个国家。这无疑是指德国。如果日本政府奉行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政策和计划，并在今后采取某些手段，那么美国政府就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正当权益、保障美国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手段。简单说就是，你再敢动，我就打你。这是半个月的时间里美国第二次向日本提出战争警告，并且是由罗斯福亲口说出。

其二，针对因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已经中断的日美会谈，如果日本愿意改变态度停止领土扩张活动，并按照美国所主张的原则去商谈太平洋和平计划，美国可以考虑恢复与日本的非正式探索性会谈。

野村立即向总统提出近卫进行首脑会谈的请求，他说“近卫首相是渴望和平的”，希望能够在美国至日本中途的某个地方与罗斯福会晤，最好是檀香山。罗斯福的态度比赫尔要好得多。往往官越大，脾气越好。罗斯福从来不排斥这样一个观点，伟大的人物做伟大的决定，既能讲求实效又风度翩翩，就像他刚刚在大西洋和丘吉尔举行的会晤一样。他向野村表示，由于健康问题，他是被禁止乘坐飞机的，前往檀香山不太现实，而近卫首相前来旧金山或西雅图恐怕也有困难吧？罗斯福提议，阿拉斯加的朱诺10月中旬的气候不错，是比较合适的会晤地点。闻讯大喜的野村立即向东京发回电文，“勿失良机，速作回复”。

丰田外相也在为首脑会晤做着积极的努力，8月18日下午，他召见了格鲁大使。这位海军大将对格鲁说，相信大使先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现在是以一个海军军官而不是一个外相的身份在和格鲁先生坦率地谈话。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目的是要解决侵华战争而不是出于德国的压力，也不是为了扩张领土，但随后发生的冻结日本资金以及禁运的做法已在日美“长期和平的关系史上留下了一个污点”。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由两国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使问题能在“冷静和友好气氛中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他说近卫不顾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对倡导这种会谈，体现了首相尽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的决心和勇气。丰田提议，为了使日本看来不像是在美国压力之下被迫提出这个建议，能否在举行会谈之前美国先停止其经济制裁措施，或者至少先把这些措施加以修改。

格鲁深为丰田外相的话所打动，他答应立即把上述意见发回国内，之前他并不知道野村大使已经向赫尔提出了举行首脑会晤的建议。格鲁认为，近卫和罗斯福都是出身名门、有教养的人，他们可使问题得到体面的解决。另外，他本人肯定要参加此次会晤，如果能够达成谅解，他格鲁的名字无疑也将被记入史册，这将是自己职业生涯中登峰造极的时刻。

会谈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回到使馆后，格鲁立即给赫尔国务卿发了一封特急电报，指出日本提出首脑会晤的建议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近卫公爵与总统的会晤可能产生的益处是无可估量的，这是两国实现和平的最佳良机，“正如最近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海上会晤那样”。

几个月来，格鲁一直在警告华盛顿“日军惯于突然袭击”，日本有个传统，“民族的绝望心理会发展成为孤注一掷的决心”，用中国话形容就是“狗急跳墙”。他极力劝说华盛顿，鉴于日美之间爆发“一场全然无益的战争之可能性显然正在日益增加”，为了避免这场战事，应早日举行首脑会谈，不要对日本的建议“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拒绝。在8月19日的另一份电报中，格鲁说，近卫的建议反映了他高度的责任心和勇气，因为如果这个建议泄露出去的话，他随时有被刺杀的危险。

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日本那几位热心的业余外交家。随着《日美谅解草案》被否决，一段时间来为和谈殚精竭虑的岩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认识到，他们独自进行的外交活动已经失败。7月31日，他们离开华盛顿回国。

回到日本的岩畔大佐深为东京各界人士的好战情绪而震惊，所有人都在谈论如何实施南进。一位海军军令部的军官告诉岩畔：“日本已被ABCD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而今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岩畔想起几个月前他去美国之前，海军还几乎一致主张和平解决与美国之间的问题，由此他得到了一个伤心的结论，“木已成舟”。

原来在陆军省时，岩畔大佐也是铁杆的激进派，经常和服部卓四郎、辻政信比赛谁是高唱南进打到新加坡的第一名。要说这次美国也真没白去，岩畔回国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坚强的反战斗士。他开始四处宣传不能和美国开战的观点。岩畔不断地奔走于军界、政界和企业界的高层人士之间，极力呼吁继续进行谈判，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日本必然以灾难和失败告终。在8月末的一次联络会议上，岩畔把美国与日本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又无可辩驳的对比，他用数据说明美日两国钢铁的比例是20∶1，石油超过100∶1，煤1∶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综合比例为10∶1。国力如此悬殊，日本纵有“大和魂”的强大动力也绝不可能取胜。东条陆相阴着脸，命令岩畔把他的发言整理成书面材料报给他。

第二天，当岩畔到陆相办公室呈上书面报告的时候，东条冷冷地告诉他，他需要马上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柬埔寨去报到，“你不用再把我昨天要你写的报告交上来了”。既然你认为打不得，那就到最前线去当炮灰吧。

8月28日，岩畔大佐离开东京，前往饭田祥二郎的第二十五军报到，职务是近卫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很多人都来为这位反战斗士送行，岩畔流着泪告诉大家，“你们这么多人都来送我，我很感动，不过当我再次回到东京时——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的话，恐怕我只能独自站在东京车站的废墟上了”。

就在岩畔出发的那天，8月28日，野村收到了来自东京的两份文件。一份是近卫写给罗斯福的亲笔信，一份是表明日本态度的文件。8月29日上午11时，野村访问了白宫，当时赫尔也在，野村把近卫信件亲手交给了罗斯福总统。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近卫宣称，“当此世界动乱之际，掌握国际和平关键的最后两国即日美两国的关系如果继续这样恶化下去，不仅是两国本身的极大不幸，并且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没落。我方希望维护太平洋和平，不单是为了改善日美邦交，也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近卫认为，日美关系之所以恶化到如此令人痛心的地步，是因为缺乏相互了解，这一情况已导致互相之间的猜疑和误会，也助长了第三方面一些国家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他说，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谈并把会谈的结论呈交两国政府首脑批准的做法，“不符合当前形势的需要”，因为“目前形势正在迅速变化，有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故”。因此，近卫认为当务之急是举行首脑会晤，“以远大的胸怀来讨论日美之间，包括整个太平洋区域在内的一切重大问题”。次要的问题可以留到之后由低一级的会谈来解决。近卫最后提议，举行这种会晤越快越好，会谈地点以夏威夷最佳。

野村同时介绍了日本政府的态度：一、日本等到“日华事变”获得解决或远东和平得以实现后就立即撤军；二、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并非准备继续南进；三、只要苏联不发动进攻，日本就恪守《日苏中立条约》。

赫尔提出，如果在夏威夷举行会谈，其间，罗斯福总统要在国内签署一项重要法案，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法案必须在10天以内且必须由总统亲自签署，不容许副总统代签。如果会谈地点定为夏威夷，总统肯定赶不回来，所以仍然建议地点选在阿拉斯加的朱诺。罗斯福告诉野村，“大使是海军出身，对大海应该非常清楚吧。朱诺是个不错的地方，那里10月中旬的时候还可以航行。从日本到那里需要几天？”他甚至表示“很渴望能与近卫首相在那里谈上三四天”。喜出望外的野村立即表示，地点不是问题，可以和国内协商。野村还积极表示，近卫首相可以提前5天出发，以保证和罗斯福总统同时到达。在得知近卫首相能讲英语的消息后，赫尔也投桃报李地连连表示“这太好了”。看来，两国首脑会谈即将成为现实。

其间，野村暗示，中国问题能否暂不列入会议的议程，赫尔没有像韦尔斯那样拿哈姆雷特做比喻，而是直接做出了回答，“这是决定美日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除非这一问题能够“皆大欢喜地解决，否则将为未来留下不安定和麻烦的根子”。

在给野村拍去电报的同时，东京已经开始为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谈进行准备，诸如安排船只和挑选随行人员等。陆军方面派出的代表是大家已经久违的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他现在的职务是陆军航空总监，此外还有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少将等。海军方面的代表为已经康复的前海军大臣吉田善吾。

一切看似已柳暗花明，但意外总会适时地出现。高兴得有点过了头的野村在离开白宫时，无意中向记者透露了向美国递交近卫信件的消息，美国媒体马上开始就此大肆宣传。消息传到东京，立即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媒体立即开始大造舆论，声称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心想把日本变为三等民族，要求“立即停止软弱的近卫外交”。

本来是想避开军方的，这下可算捅了马蜂窝。反对和平会谈的军方人士立即闻风而动，千方百计欲阻止近卫与罗斯福的会谈。近卫遭到了死亡威胁，连可怜的格鲁大使也受到牵连。紧张的局势导致使馆人员要求格鲁大使出门时必须带上手枪，老头儿感觉这简直是胡闹，屁股上别手枪让他仿佛变成了置身于“野蛮西部”的美国牛仔。

已经有两个激进团队在谋划刺杀近卫。其中一个团队的策划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辻政信，他准备采用当年河本大作爆破张作霖专列的方法来对付近卫。他找到了日本著名的右翼人士儿玉誉士夫，声称要用4颗定时炸弹将近卫送上西天。近卫如果去参加会谈，就必须到横须贺海军基地乘船。而横须贺与东京之间的公路路况不好，近卫很可能乘火车前往，那么东京城外的六乡桥就是埋藏炸药的最佳地点。

9月18日这天，近卫就遭到了袭击。当他离开荻洼庄准备前往首相官邸时，4条手持匕首和军刀的大汉忽然窜出，跳上了汽车两旁的踏板。由于车门紧锁，刺杀者没来得及砸碎车窗玻璃就被便衣警察制伏。刺杀者的水平也实在蹩脚，别说手雷和炸弹，难道连手枪都不会带一支吗？

在这之前，8月15日，近卫的重要支持者，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在家中遭遇暴徒袭击，身中6枪，其中包括头部中枪。别的不说，日本政治家在频频被刺的过程中，也练就了世所罕见的抗击打能力。已经74岁的平沼老头儿，受此重创，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他遇刺的原因，就是赞成日本与美国的会谈，曾经为了避免日美开战而奔走呼号，并且经常和格鲁大使眉来眼去。

对于举行首脑会晤，赫尔一直都不很赞同。赫尔认为“日本人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他向罗斯福说明，从截获的电报显示，日本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不断向这一地区增派兵力，其目的不言而喻。他提醒总统，如果双方在核心问题“撤军和三国同盟”上不事先达成初步谅解，首脑会晤很可能无疾而终，并再次抛出了“赫尔四原则”。国防部日本问题专家巴伦泰提交的意见书也指出，首脑会谈虽然可以使日本的军事行动推迟，但英、中、荷等盟国的意见也不能不考虑。如果欧洲战场中苏联的抵抗能持续下去，日本很有可能向美国靠拢，当前同意举行首脑会谈对美方来说，并非上策。

罗斯福经过认真考虑，同意了赫尔的意见。但他提出要讲求策略，一边实际上拒绝会谈，一边还要让日本心存幻想。

9月3日这天，罗斯福把他给近卫的复信交给了野村。罗斯福一面对近卫的“和平愿望”表示赞赏，一面又说“不能不注意到有一些迹象”，“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美国提出的意见，如果大家普遍都有这种观念，就有可能妨碍顺利地进行合作”。因此“为了确保我们所提议的会晤能获得成功，看来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对我们谋求达成协议的那些基本和主要问题设法马上进行初步讨论”。野村像被浇了一盆凉水，他马上意识到，近在咫尺的朱诺会谈瞬间变得遥不可及。

1946年，赫尔在美国国会两院调查“珍珠港事件”联合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对未实现的罗斯福和近卫会晤问题做了以下说明：由于日本人在最近进行的为时数月的会谈中，“显示出无意放弃他们进行征服的方针，我们完全相信与近卫的会晤只能是导致另一个慕尼黑，或者是一事无成”。

9月4日，赫尔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胡适错误地认为，由于美国的制裁，日本的军事力量正在不断削弱，不久即将求和。赫尔告诉胡大使，美国同日本举行的探索性会谈仍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就谈判的共同基础取得一致意见。赫尔再次保证，在同日本开始明确的谈判之前一定先同中国以及其他盟国进行讨论。他承诺，“凡是允许日本在中国继续进行侵略的任何协议，美国过去不考虑将来也不会考虑，我们绝不会出卖原则并将继续帮助反抗侵略的国家”。

对于近卫首相来说，此时可谓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边罗斯福和赫尔狡猾地婉拒了进行首脑会晤的要求，后边军部开战的逼迫也一刻没有停过。

军部对于内阁主导的外交活动已经表现出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军令部总长永野认为：“美国已经切断了我们的石油供应，我们在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最终必将无法支持。我觉得我们有把握在目前打一场胜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机会将会烟消云散。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加速前进！”永野强调，“无论选择和美国开战还是屈服于它，日本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国家的毁灭，日本当然应该选择去战斗。我们宁愿战斗到底也绝不会卑贱地投降，因为那意味着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被消灭了”。

针对永野的意见，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就是对外交谈判应明确规定截止时间。他说：“我们必须在10月10日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只能选择战争，不能老这样拖个没完没了。”此前陆海军的作战计划都已草拟完毕，海军和陆军将同时对美国珍珠港、中国香港、马来亚和菲律宾实施袭击。关于袭击珍珠港的说法陆军参谋本部也是只在几天前才偶有耳闻，陆军省内部也有极个别人知道。奇怪的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并不在知情者之列。

8月16日中午，军方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会上海军方面提出了一项今后军方应采取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草案》。核心内容是：必须做好对美、英、荷开战的各项准备，其间外交活动可以同时进行，如果10月中旬外交尚未有打开局面的希望就断然诉诸武力。

8月22日、23日两天，陆军参谋本部在部局长会议上对海军的提议进行了研究，基本同意海军的观点，并于23日当晚将这一决定通知了东条陆相。

8月27日上午，日本“总力战研究所”的军事专家在首相官邸向内阁做了关于未来战争预期的专题汇报。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如果日美开战则日本必败无疑。日本很可能在最初的几场战役中占据上风，但随后将被拖入持久战，最后因资源耗尽而惨败”。这一结论跟山本大将和岩畔大佐可谓是不谋而合。

与中国的持久战已经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国力，大门口就有现成的实例。自4月以来，东京市中心那些著名的明治时代建筑的铸铁装饰栏杆都被拆掉了。东京市政府的大门也在6月23日被拆掉搬走，这一公共权威的象征化成了860公斤废铁，用于制造武器枪炮去支援中国战场。

对于专家的研究结果东条陆相并不赞同，他认为那一切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真正的战争并不像那些书呆子想象的那样。当年和大清以及俄国开仗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日本打不赢，最后我们不是都赢得很漂亮吗？来自陆军省的堀场一雄说，“美国所缺乏的就是大和精神，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反对战争的海军省志村少佐马上反驳，日本人有“大和精神”，美国人也有自己的精神，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忽略对方的优点是不对的。

在日本人眼里，西方国家常常被描述为缺乏道德和价值观，英美两国的领导人罗斯福和丘吉尔被描绘成堕落的流氓。美国人只会大吃大喝和纵情声色，沉溺于物质享受，难于承受战争中的艰苦条件，他们善于赚钱，经常离婚，美国本质上就是个腐化堕落的国家。正因为他们有资源、有钱，所以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值得牺牲生命去战斗的东西，这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的民主国家的固有缺陷。在“珍珠港事件”时还是少佐的千早正隆后来写道，我们觉得可以很容易就能解决掉美国人，一个沉浸于物质享受，专注于追求快乐的民族在灵魂上是堕落的。作战课课长中泽佑少将的观点也类似，认为美国是一个移民民族组成的复合型国家，缺乏团结，无法承受逆境和贫困，视战争如儿戏，所以一旦在开战之初就加以重创，他们就会失去斗志。

东条英机的大弟子佐藤贤了曾经在美国待过3年，自认为对美国了解颇多。他以专家的身份告诉大家：那些美国大兵根本没什么爱国心，他们最擅长嘴里嚼着口香糖去跳舞泡妞。看那些美国兵的训练，一个个懒懒散散，连个正步都走不齐，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举国去打赢一场战争的。

连对美国和日本同样了解的格鲁大使也说：“他们把我们看作一个被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主宰了政府决策的颓废的国家。”

这就是狂妄自大的日本人，他们对于敌人的意志和能力总是低估。当年侵略中国时就低估了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才会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现在对于美国的估计还是犯了之前的老毛病。他们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美国人，尤其不了解美国人在技术创新、生产效率、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特殊优点。一个国家能够在短短百余年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只有资源，没有一点精神，可能也是难以办到的吧。

8月27日和28日，大本营再次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少将依然对开战顾虑重重，表示即使在外交谈判破裂的情况下也要考虑欧洲的形势才能决定是否开战。大家开始一起对冈少将进行谆谆教导，最后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8月30日下午，陆海军第三次部局长会议终于就军部下一步要采取的举动形成了结论，那就是《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这一文件将提交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研究审议。

9月1日，大本营海军部颁布命令，帝国海军全面实行战时编制。

9月3日，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如期召开。会议从上午11时开到了下午18时，对大本营提交的议案进行了研究。大约17时，联络会议顺利通过了《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以往开个一般会议扯皮三四天都很正常，而这个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国策却只用了不到7个小时就大体按原提案顺利通过，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近卫首相和丰田外相并没有深入考虑这一国策可能带来的现实危机，而是完全把希望寄托在通过外交谈判打开局面之上，简直是可笑之极。

《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主要内容有三条：一、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二、帝国在进行前项准备的同时，对美应尽一切外交手段力求贯彻帝国的要求；三、如果10月中旬外交谈判达不成最后的一致，则下定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在这天的会议上，永野总长再次重申了他的立场：“当外交没有希望，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必须果断决定开战”。之后他老调重弹地说，日本目前还有取胜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如果敌人选择速战速决，日本就可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舰队会战，但美国十有八九会把战争拖入持久战，日本获胜的唯一办法就是“迅速开战并抓住主动权”。

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福留繁海军少将也列举了必须尽快开战的一系列理由：一是季风季节将从12月开始持续到次年3月，在此期间开战这势必会增加登陆作战的困难；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菲律宾的空军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已经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英国也在积极向新加坡增派兵力；三是美国加大了舰船和其他武器的建造速度，目前日本海军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70％，这一比例之后将逐渐降低，一年之后就会猛降到50％以下；四是目前日本的石油库存仅仅只够一年半使用，十万火急。时不我待，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本次会议还就日美会谈起草了新的建议。日本同意以下各点：不从法属印度支那派遣军队去进攻任何邻近地区，也不无故向日本以南的任何地区进军；对于《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将自己做出解释；经过谈判努力与中国达成协议并恢复正常关系，随后尽快撤出军队；日本不限制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只要这些活动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日本遵循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门户开放”原则，并帮助美国在这个地区获得主要的原材料。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向美国要求：美国不得采取不利于解决“中国事变”的各种措施，停止在远东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措施，在达成协议之后应“解冻”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和恢复石油供应。这一建议作为《帝国国策施行要领》第二条外交谈判的附加条件。

这是日本首次在“原则上”同意撤军，上述内容立即电告野村并以此为基础会见赫尔，力促首脑会谈。

9月5日下午，近卫首相入宫向天皇上奏联络会议通过的草案。进宫前他首先在木户内大臣办公室稍事停留。木户看到近卫手中的草案，惊呼道：“你怎么能突然把这个提案呈给天皇！这是彻头彻尾的战争准备。天皇陛下甚至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把截止日期定在10月中旬，这太铤而走险了。”近卫支支吾吾地说：“这是联络会议上已经决定了的，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裕仁认真看了首相提交的草案，之后以一种颇难理解、略带不安的神情问近卫：“计划事项的顺序有点奇怪，为什么把战争准备放在首位，而把外交谈判放在第二位？”近卫不自然地解释说：“这一草案，在顺序上同把外交谈判放在首位一样，已把外交谈判的重要性也写了进去。”

由于天皇表示出对作战问题的质疑，18时，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立即进宫觐见天皇，当时近卫首相也陪同在座。天皇问南面的战争能否按计划取胜，两位总长立即滔滔不绝地启奏了对马来亚和菲律宾的作战计划，虽然很详尽，但仍不能使天皇释忧。

天皇问永野：“你认为我们能轻而易举地登陆吗？”

永野：“臣倒不认为能轻而易举，不过海军和陆军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训练，臣对能成功登陆充满信心。”

天皇又转向杉山：“在九州举行的登陆演习中，不少舰只被‘击沉’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你打算怎么办？”

杉山有点仓皇失措：“那次是因为未把敌机击落前就出动护航舰只，臣相信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天皇略带不满地继续问杉山：“陆军在多长时间确有把握解决南方问题？”

杉山鲁莽地回答说：“仅就南洋方面而言，打算3个月解决问题。”

听罢杉山的回答，天皇突然以一种极不愉快的语气质问道：“‘日华事变’时你是陆军大臣，我记得当时你曾对朕说，事变大约3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可是现在已经4年多了，事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杉山大吃一惊，吃力地申辩说：“那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我们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作战。”

天皇忽然间提高了声调——恐怕这是40岁的裕仁从未用过的严厉语调——斥责杉山：“如果说中国幅员辽阔，那么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怎么就能确信3个月解决问题呢？”

杉山低头，无言对答，豆大的汗珠冒上了额头。

尽管陆海军总是在互相竞争，但永野、杉山两位总长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永野一看苗头不对，急忙从旁边帮伙计解释：“统帅部是从总的形势上来讲的。今天如果把日美关系比喻为一个病人，那么已经到了动手术还是不动手术的关键时刻。要是不动手术任其发展，恐怕就会逐渐衰弱下去。要是动手术，虽有很大危险，但绝不是没有希望解救。可以设想，此刻已处于要不要下决心动手术的阶段。作为统帅部来说，始终希望外交谈判能取得成功，但也认识到倘若谈判不成功，那就必须果断地动手术。从这个意义上说，统帅部是赞成这个草案的。”然后他又匆匆地补上一句，“当然外交是首要的”。

“啊，原来如此！朕明白了。”天皇很不自然地高声喊道。

杉山看出天皇仍在担心，再次解释道：“不打更好，我们认为应该尽力设法谈判，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才打。”

“那是不是说，最高统帅部同意把外交放在优先地位？”

两位大将一起忙不迭地点头，异口同声地回答：“正是！”

回答了天皇的质问后，两位总长战战兢兢地退回到休息室。里边的衣服全湿透了。

1941年9月6日上午10时，战前日本4次御前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在皇宫千种厅召开。这里曾经见证了日本的兴衰，决定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国家命运的重要御前会议几乎都是在这间大厅内举行的，本次会议是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里程碑。

这天的御前会议，一开始就气氛紧张。参会者个个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出。未来前途未卜，是战是和没人知道。但所有人都清楚，大日本帝国正处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代表天皇宣布会议开始。近卫首相首先致开场白：“请允许我主持会议。”接着他回顾了紧张的国际局势。之后军令部总长永野率先发言，提出“应竭力进行谈判”，不过，“如果日本最低限度的要求仍不能得到满足的话，只能通过积极的军事行动加以解决，尽管美国处于难以击败的地位，有着强大的工业实力和丰富的资源”。

杉山参谋总长对永野的意见表示赞同，也希望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军事准备一刻也不能放松。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谈了国内资源令人担忧的情况，他表明即使实行严格的战时统制，液体燃料的储备也无法支撑长久的战争之需。

同天皇一样忧心忡忡的枢密院原议长做了提问，他的发言是天皇通过木户内大臣在会前特别授意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托”，这里应该叫“会托”。原议长强调必须全力以赴通过外交手段打开局面，他措辞尖锐地追问道：“我总览了一下草案，看上去似乎仍然是以战争为主，外交为辅。对草案的真意可否如此理解：始终以外交手段打开局面，倘若仍然无效，那就诉诸战争。”

正当杉山准备站起来进行答复时，已经知道杉山昨天受到天皇严厉训斥的及川海相危难之时显身手，站起来回答说：“起草时的意图和原议长的意见相同。不过，第一项战争准备和第二项外交谈判并没有轻重之分。”

这时，一贯以神一样的姿态出席御前会议的裕仁天皇，忽然以平常谁也未曾听到过的高亢声音说：“我认为原议长的质问是对的，事情极为重大，统帅部为什么不做回答？令人颇感遗憾！”

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发言向无先例，难道泥菩萨显灵啦？会议瞬间为之肃然，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般，所有人都有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感。死一般的沉寂中，大家都等待两位总长中的某一位能站起来讲话。可能是昨天被天皇训傻了，杉山和永野始终一言未发，像雕塑一样待在位子上，一动不动。

“非常遗憾，对此最高统帅部竟然无话可说。”裕仁缓缓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高声吟诵道：“四海之内皆同胞，奈何风雨乱人间。”

这是一首和平主义的挽歌，仅有31个日语音节，由明治天皇创作于日俄战争伊始。裕仁通过大声朗诵这首诗来表达对新计划的不安。他用颤抖的声音补充说：“我经常拜读明治大帝的这首亲笔诗，努力继承先帝渴望四海和平的精神。然而当此决定是战是和的关键时刻，肩负重任的军部竟然无法决策。在此非常时刻，军部到底在想什么？”

闻听此言，众人都如受到电击一般，呆若木鸡。过了许久，永野站起来解释道：“陛下所言甚是，统帅部为此而诚惶诚恐。”他的话有点结结巴巴，“及川海相刚才所言就是大家的意见，所以我们才保持沉默。军部的宗旨就是绝不放弃外交谈判，但同时为对美战争认真做好准备。”

“参谋总长意见如何？”

被点名的杉山立即站起来：“臣与军令部总长意见完全一致。”

在这个过程中，本应该说话的近卫首相目光呆滞，始终一言不发。正午时分，他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宣布散会。

尽管天皇做了破例的发言，但统帅部和政府却对此佯作不知，蒙混过关，最后还是顺利通过了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留给近卫、丰田进行外交谈判的时间，只剩下短短的六周了。

回到陆军省的东条，在向下属描述天皇朗诵诗歌的情形时痛哭失声。他认为，天皇此举不是在反对战争，而是对军人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鼓励和期望。

御前会议将近卫文麿彻底逼上了绝路。为了能在规定的时间里与美国达成谅解，他必须尽快实现与罗斯福的首脑会晤，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目前对于近卫而言，除了军部和罗斯福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可怕的敌人，那就是时间。9月6日的御前会议刚刚结束几小时，近卫就匆忙在美容院里找到了他的情人，通知她马上整装去参加一个重要聚会，很快就会有车来接她。旋即，一辆车就将她接到了伊藤文吉家里。伊藤文吉是明治名臣伊藤博文的大公子。因为伊藤家没有用人，近卫只好让自己的情人冒充“房东的女儿”为会议服务。能冒充“女儿”，估计近卫的情人应该是比较年轻的。看来近卫也真急了，连情人都拉出来应场，可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情人抓不住流氓”。

驻日美国使馆一辆摘掉了车牌的小车也很快赶到，从车里钻出来的是格鲁大使和杜曼参赞。按照一般惯例，除了正式国务活动，首相是很少与外交使团进行这种私下接触的，可见局势已经到了万分紧急的地步。

近卫向格鲁提出，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举行首脑会晤是十分必要的。他说东条和及川两位将军都迫切渴望和平，如果会晤能够举行，他们都将派出军方的大人物一起前往。“我敢保证，如果能见到罗斯福总统，我们肯定能取得某些协议”，近卫承诺原则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请求格鲁为两国首脑会晤做出积极努力，时间越快越好。近卫的话甚至有些悲壮，他说如果和平能够实现的话，即使他本人遭到暗杀也在所不惜，“对个人之生死我是不大在乎的”。深受感动的格鲁当即表示尽全力斡旋。

9月8日和9日，杉山参谋总长再次来到皇宫，向裕仁介绍陆军的战术细节。天皇提出，和西方开战之后，万一再与苏联在“满洲国”交界发生冲突，怎么办？杉山向天皇解释说，冬天气候寒冷，北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就算真发生了冲突，陆军总是可以将在中国的军队派向北方，在此期间，在中国关内将保持相对的平静。事实上，杉山是在忽悠裕仁，就在他不负责任的话说完不到10天，日本就在中国的两湖腹地发起了第二次长沙战役。

尽管对首脑会晤勉强表示了赞同，但东条陆相仍在叫嚣开战的必要性。9月7日，无奈之下的近卫，只好请求东久迩宫亲王出面说服东条，因为自由派的东久迩宫是反对战争的。东条对于天皇以及皇族成员有着宗教般的虔诚，有时候近乎奴颜婢膝，由亲王出面游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亲王很严肃地告诉东条，既然天皇和首相都赞成与美国人达成协议，作为陆军大臣就应该去执行，而不应该大放厥词。东条尴尬地表示，因为就此问题没有向天皇做出充分的解释深表遗憾。既然圣意如此，他作为陆军大臣，一定力促首脑会谈尽快实现。但他个人认为成功的机会不超过30％，“尽管如此，只要还有最微小的成功希望，臣认为仍要进行谈判”。东条向亲王表示，“美国的目的就是让日本退出三国同盟而加入英美阵营。即使日本真的那样做，英美在打完德国之后一定会回过头来对付我们。”他认为东西方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的矛盾是永远无法调和的。

亲王表示，作为内阁的一员，理应执行政府的政策路线，如果无法执行，就应该辞职。东条当然清楚亲王是近卫的说客，他说“如果ABCD包围圈仍然存在，日本就注定要灭亡”，现在拼死一搏，还有一半的成功概率。与其等死，不如去争取那一半活下去的机会。最后他表示，陆军无意停止备战。

丰田外相也多次电令野村大使尽快落实首脑会晤。野村于9月6日向赫尔递交了9月3日联络会议提出的和谈条件。赫尔对此表示不满。他对日本提出自主解释《三国同盟条约》的措辞表示怀疑。赫尔特别反对日本在中国永久驻军。赫尔提出，日本必须同意在缔结和约两年之内，全部撤出在中国的军队，美国的态度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硬。

这种态度的变化有多方面原因。首先，英、中、荷等国不断对美国施加压力，美国也有必要对盟国做出一些表示。其次，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盟国的变化，遭受了无数重拳打击的斯大林，没有像法国那样没出息地倒下，苏联坚持到冬天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到了严寒季节，更适应在寒冷季节里作战的苏联人就会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这就大大减轻了美国在大西洋面临的沉重负担，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在远东一味避战去迁就日本。最后，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民众的态度也逐渐转变，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人不断增多。从盖洛普舆论研究所的调查情况来看，主张不惜对日作战以阻止日本扩张的人，在两个月前的7月还只有56％，现在就已经超过了70％。

9月14日，丰田外相再次召见了格鲁大使，提出首脑会晤如果能举行，日本将会做出更大让步，甚至除在某些地区需要保留部队以帮助中国人“进剿赤色分子”外，撤退全部日军。格鲁将此新建议急报赫尔。

格鲁还利用与总统的私人关系给罗斯福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信中说：“久未修书，打扰您了。面对国内极端主义者和亲轴心国分子的反对，近卫正在为改善日美关系勇敢地工作着，我相信他是认真的。与过去几年的情况相比，我相信本届政府有更大的可能去履行现在可以承担的任何义务，这是个难得的机会。除了近卫之外，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控制陆军中的极端主义分子。现在除了达成协议外，只有极大地增加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无疑取得最后胜利。不过，我怀疑把贫困的日本降至三等国的地位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本人最真诚地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格鲁的信同此前的建议一样，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效果。5个星期后，格鲁才得到不冷不热的回音，“首脑会晤无法进行”。

军部仍然在继续逼宫。在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总长向内阁政府提出一项《关于有关政治与战争之转机、对日美外交谈判成功与否之估计以及最后决定开战时间问题的建议》——念这题目，几乎能把人给憋死。题目很长，内容却很短：由于气候，战争至少必须于11月中旬以前开始。因此在10月15日之前必须对是战是和做出最后抉择。

近卫首相听到统帅部要求的最后时限后震动很大。会议结束后，他连军部安排的午餐都没吃，立即带着出席会议的内阁成员鱼贯而出回到首相官邸。近卫提出：“关于变政治为战争的时间问题，陆海军总长的建议果真是强烈的要求吗？”东条陆相立即回答：“当然是强烈的要求。其实与其说是要求，还不如说是重复御前会议所决定的10月上旬而已，这是不容改变的。”近卫露出十分为难的表情。

9月26日下午，近卫在晋谒天皇后，同内大臣木户幸一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畅谈。身高只有一米五二的木户，与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近卫，幼年时代就是同学和好友，一生都关系亲密。近卫向木户表示：“如果军部一定要在10月15日前决定作战的话，我对此毫无信心，唯一的选择只有辞职。”

木户却不同意近卫那么做。由于是多年的好友，木户与近卫彼此间毫无拘束，在木户面前，近卫常抛弃一切掩饰，表露出真实的一面。木户告诫近卫“不要像个小孩似的”，既然御前会议已经做出了决议，首相什么都不干就贸然辞职，留下一个烂摊子，是不恰当的，“如果就这样逃之夭夭，那是不负责任的”。他建议近卫再次做出积极努力，实在不行了，再辞职也不迟。回去的路上，近卫对随从说，“我真想从政界引退，到寺庙去当一个僧人”。

辞别木户之后，沮丧的近卫连荻洼庄私宅都没回，直接离开东京到附近镰仓海边的休养地去了。9月27日至10月1日，近卫一直以痔疮疼为由闭门不出。他现在只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尚存一线希望的首脑会谈。9月27日，他叫丰田外相恳请格鲁大使催促美国就与罗斯福会谈一事早日做出答复，同时电告野村大使：“我方已做好随时出发之准备，现帝国政府期望美国政府对首脑会谈之日期问题尽快做出答复。具体时间我方认为以10月10日至15日为宜。”野村大使收到训令后，立即拜访了国务卿赫尔，催促从速举行首脑会谈。

9月29日，格鲁大使也给国内发回了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首脑会谈如不能实现，近卫内阁就将垮台，随之上台的将是一个军事独裁政府。”格鲁大使警告华盛顿，近卫内阁的倒台“可能导致无法约束的行动”。英国驻日大使克雷吉也致电本国政府说，如果美国政府仍然采取以往的态度谋求拖延时间，并要日本在预备性会谈上做出明确保证的话，近卫内阁就无法维持下去，从而可能失去“最好的机会”。其实这也正是罗斯福想要的结果，以主动的态度和被动的姿态达到参战之目的，既要参加战争，又要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正当防卫的样子。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讲，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尽管如此不雅的语言用在我们的盟友身上似乎不太恰当。

10月2日上午，野村大使再次拜访了赫尔国务卿，催促美国对首脑会晤的答复。你现在着急啦？你急了，那我就更不急！此时的美国就像一个钓者，日本恰似那条咬钩的鱼，在水面上被拖来拖去，而这条贪心的鱼，死活都不肯松掉已经到嘴的鱼饵，那无疑就是中国。赫尔当然不会忘记，在中国遭到蹂躏和《三国同盟条约》缔结时，近卫都是首相，他对野村的答复是：“如果事先没有达成谅解协定就举行两国首脑会谈是危险的。为了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美国希望有一个明确的协定，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暂时谅解。”赫尔强调，日本必须答应全部撤出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同时放弃《三国同盟条约》的实质性部分。野村的心几乎已经到了冰点，他知道赫尔的要求即使近卫能够接受，军部也一定不会答应的。这预示着近卫内阁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垮台。战后，野村在他的回忆录《使美记》中愤慨地写道，“军人不受文人控制是日本的癌病”。

在10月4日的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参谋总长杉山元再次叫嚣，“我们再也浪费不起时间了，如果不下定决心而浪费更多时间的话，我们最终将完全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不论是向南还是向北，我们不需要在今天做出决定，但是我们必须尽快做出决定”。杉山话音刚落，永野总长就挺身而出，再次重申他的一贯主张：“现在已经不是争论不休的时候了，希望赶快采取行动，我们应该马上为战争制定时间表。”

这天的会议上，照例没有及川海相的发言记录。及川认为，近卫正试图把阻止战争的责任推给海军，这使他变得更加警惕，所以嘴也比平时更严。本来就没有多少见识的及川不愿为避免战争而出头，更不愿承认自己缺乏信心是胆怯的表现。在这个领导团队中，有这样想法的绝不只及川一个。除了几个上蹿下跳的强硬派，其余很多人都这样徒劳地相互推卸责任。海军次官泽本中将在战后的1946年说，在那个决定日本生死存亡的秋天，一个人很难开口说，“海军没有能力打败英美”。因为这不但会极大地打击海军官兵的士气，也会让海军在陆军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泽本次官的话也不完全对，因为敢说这话的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现在都不在关键的决策岗位上。

井上成美就认为及川完全有能力阻止滑向战争的趋势。“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是把“双刃剑”，这时候就可以成为反战的有力工具。及川可以向内阁提出辞职，然后海军拒绝派出新的海军大臣，就可以拖延开战的最后期限。但及川和其他海军领导人都没有去利用这一策略。及川性格上的懦弱显而易见，他在一次海军内部的会议上曾经提出，“是否由我斗胆去和陆军争吵”，永野一句“这样做极不明智”，就让他再次闭上了好不容易才张开的嘴。

10月5日上午11时，大本营陆军部局长会议在东条陆相的官邸召开，在日本本土的陆军各师团长都列席了会议。会议在19时形成结论：“已经没有用外交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必须上奏天皇召开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

海军方面却仍在犹豫。大本营海军部做出的决定是：“在首相的坚强决心下，明天与陆军大臣进行畅谈。要是尚有谈判余地，就延迟决定开战的日期，并就放宽前次御前会议上所定下的那些条件进行磋商。”

10月6日下午，大本营召开陆海军部局长会议。陆军认为日美谈判已根本没有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海军方面依然认为，只要陆军同意从中国撤军，谈判还有成功的可能。陆海军意见出现明显对立。

10月9日，早已赋闲在家的前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也不甘寂寞地出来呼吁开战。他对天皇说，“由于和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还是越早开战越好。请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伏见宫的说法让裕仁备感苦恼，他回答道：“此非开战之时，我们必须以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海军中犹豫不决的主要是一些高层。一大群主战的中下级官佐也开始给及川海相施加压力。10月10日深夜，石川信吾大佐和柴田胜男中佐带领一大群海军省和军令部的少壮派军官闯到了及川私宅，要求及川“必须负起海军大臣的责任”，对战与和迅速做出决定。及川的选择依然是“沉默是金”。

参谋总长杉山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两个主战派倒是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谈判而过于延迟日期只会贻误战机，对今后的作战造成困难，因此必须尽快决定开战时间。

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从中国撤军的核心问题上。近卫就此征求了陆相东条的意见：“能否以撤军为原则，而采取实质上的驻军呢？”这一观点就是先答应从中国撤军，然后以“防共”为名在中国的部分地区留驻一定兵力。

东条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近卫：“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如果从中国撤军，满洲立即就有危险，下一步甚至连朝鲜都保不住。现在要是对此还有疑问的话，那就违背了9月6日御前会议的精神。”

10月12日凌晨零时30分，及川海相家里忽然出现了两位不速之客，及川穿着睡裤接待了他们。这两个人，一位是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另一位是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富田带来了近卫首相的请求，让及川代表海军明确表态反对战争，这样首相才不至于难堪。

及川回避了富田的问题。他说战与不战是一个政治问题，做出决定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军人。如果政府决定开战的话，我们海军一定响应号召去奋勇战斗。要做出停止备战继续谈判决定的，只能是近卫首相自己。

及川一下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大日本帝国堂堂海军大臣的态度。

陆军在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不同意撤军就无法进行首脑会谈，不谈就无法打开僵局，近卫首相就在这样的焦虑中迎来了自己的五十大寿。10月12日，他的生日这天，恰好是星期天，近卫将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铃木企划院总裁等人请到了荻洼庄私宅，就战与和的问题再次进行磋商，这就是战前著名的“荻洼庄五相会议”。

会议即将开始时，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塞给近卫一张由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少将刚刚送来的纸条。凌晨，他们两人去拜访过及川海相。纸条上写着：“海军内心不愿日美谈判中断，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但是我们没有可能在会上公开表达这个观点。”

会议从14时一直持续到18时，近卫要做最后的努力，他首先提出陆军应该在撤军问题上做出妥协。

东条毫不退让：“在日美谈判中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唯独驻军问题绝对不能让步。你们把军队从中国撤出来看看，共产党的军队会在瞬间占领整个中国，这是关系到亚洲是否被赤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认为撤军是耻辱的失败。”

尽管凌晨富田夜访海相没有任何结果，近卫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及川：“海军的意见呢？”从冈敬纯少将的纸条上，近卫看到海军内部还有人反对与美国的战争，希望海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太平洋战争海军无疑是主角，他希望海军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用一句“无法战争”来阻止陆军。

及川心里非常明白，世界第三的日本海军肯定打不过排名前二的英美，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在远东不可能对日本有任何帮助。除了承认打不过会影响士气之外，及川更不想得罪主战的陆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直以来，日本海军都是以美国为假想敌占有比陆军更多的经费。平时钱都让你花了，这时候需要你危难之时显身手，你却说“对不起，我打不过人家”，那将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啊！海军马上就会成为陆军乃至全体国民的笑柄，海军经费也势必会被削减。

于是，海相及川说出了一段狗屁不如的话：“现在我们正处于决心开战还是继续谈判的紧要关头。如果走谈判这条路，那就应该停止战争准备，坚持走谈判这条道路。但是我是说在谈判有希望的情况下。谈了两三个月，中途发生变化可不好办。总而言之，海军一切听候首相的裁决。”

内心不赞成战争的及川不肯明确说出来，他选择了推卸责任，从而丧失了最后一次表明海军反对战争立场的机会。糊涂的及川认为战与和应该是由首相来决定的政治问题，他忘记了海军大臣的职责正是要从海军的角度去评价战争的结果和胜负。听了及川的话，近卫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后来有人给这位战前关键时期装疯卖傻的海军大臣辩护，说如果及川表态海军不能战斗的话，将导致陆海军的直接冲突，近卫内阁肯定倒台，国内局势就会出现动荡，迫使日本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下投入战争。但山本五十六反驳了这样的观点，因为“国内的变革不会导致国家的毁灭，而一场绝望的战争却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事后天皇也对及川海相不能清楚地表明海军的立场感到非常痛心。

得不到海军支持的近卫只好说：“我的意见是继续谈判。”他又转身求助丰田贞次郎：“外相的估计呢？”

丰田：“陆军在中国驻军问题上如果一点也不退让的话，谈判就没有任何希望。”

东条、及川：“今天对于是战是和必须做出决定。”

近卫：“如果今天要做出决定的话，那我就选择继续谈判。”

“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东条刻薄地说，“你根本无法说服参谋本部。我要征求一下外相的意见，和谈真的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吗？”

丰田：“有没有希望的决定权在你们陆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陆军同意从中国撤军就大有希望，反之则没有任何希望。”

东条：“除了这个问题，其他都好商量。中国驻军问题是陆军的生命，绝对不能让步。我们有无数将士的热血洒在了那片土地上，撤军如何能对得起逝者的在天之灵？一旦我们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中国人就会对我们嗤之以鼻，让中国人瞧不起是最可怕的。全面撤军将会丢尽面子，还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兴起。这就好比是银行挤提存款，不仅华北，连满洲和朝鲜都可能丢掉。”东条特别强调，包括参谋本部以及驻外的派遣军都持这样的观点。

东条明显在说谎，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就不这样想。畑俊六认为中日战争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艰难地步，日本的战争资源日渐枯竭，目前应当接受美国的条件，永久性地解决中国问题。畑俊六为此还专程派人回国就他的观点进行说明。东条当然不会让畑大将的使者有露面说话的机会。

近卫：“此际我们可以舍名而取实。形式上依美国要求做出退军的姿态，实际上却同样得到驻军的结果，这岂非良策？战争能否打胜我没有把握，除了外交谈判，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至于战争，最好让一位有取胜把握的人去打。”然后他转向东条，“如果你坚持战争，我不能对此负责”。

东条：“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不是已经决定外交谈判如果没有希望就决心开战吗？首相也是出席了那次会议的，当时也表示了赞成。想不到在决定是战是和的今天，竟然还有人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实在令人费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在9月6日那天闭口不谈？撤军是一个事关陆军士气的问题，一步也不能退让。”

东条越说越气愤，他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如果不能按照御前会议的决定执行国策，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

众皆默然，会议就在这样的尴尬中无果而终。

对及川海相的态度，近卫在会后气愤地说：“海军一句轻飘飘的交给首相定夺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本人并不知道海军有多少兵力，而这次战争是海军主导的战争，海军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是卑怯的。”

气愤的不仅仅是近卫，海军内部也议论纷纷。10月15日，米内光政对小林跻造海军大将说：“已向及川建议，必须表明海军不能与美军开战的想法。”山本五十六也曾遗憾他说：“如果我是海军负责人的话，我就会老老实实地说海军在对英美的战争中不可能取胜。”丰田副武也表示怀疑地说：“日美战争主要是一场海军的战争，对此我们的海军负责人怎么可以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呢？”

10月13日14时，近卫入宫觐见天皇，陈述了内阁面临的危机。天皇听后，面带愁容地说：“是不是再同陆军大臣商量商量？”裕仁的鼓励给了近卫信心和勇气，他决定再次做出最后的努力。在10月14日内阁会议召开之前，近卫单独约见了东条陆相，竭力劝他重新考虑从中国的撤军问题。

东条依然是毫不让步：“没有任何余地。”

近卫是一脸痛苦的表情，他开始慢慢地回忆历史：“当初我对‘中国事变’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一问题经过了4年多，还没有解决，我无法再开展另一场看不到结局的战争。我们有时候必须妥协，来保持和加强我们的国力。”

东条：“首相您太悲观了。这是因为您很清楚我们的弱点，您难道看不到美国也有很多弱点吗？”东条提出，哪怕只是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需要进行一场战争，“只要战争一打响，枪声就会立即把国民团结起来”。东条曾经和松冈洋右一样非常敬重近卫，现在才知道近卫值得敬重的不过是他那显赫的出身而已。东条最看不惯的就是近卫的优柔寡断，这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特别是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在他眼里，近卫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精神障碍症患者。

“那不过是一种看法。”近卫接着说，“1904年2月4日，明治天皇召见了伊藤博文，问他日本能否打败俄国。伊藤回答说，我们能够在朝鲜边境上抵挡俄军一年，同时请美国出来调停。明治天皇听后才觉宽心，于是便批准向俄国宣战。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第三者出面调停，因此必须谨慎行事，特别是美国在物资方面有巨大优势时更应如此。”

最怕听到“谨慎”二字的东条已经气得毛发倒竖，当年和大清以及和俄国的战争大家都说打不赢，最后不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吗？于是他挺直了身子，对近卫说出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人要有勇气去做点不寻常的事，就像从清水寺的舞台上跳下去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这句话成为东条英机催促开战的宣言，也是他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的主要证据之一。

清水寺是日本京都一座有名的寺院。其正殿前面是悬崖，建有楼间，称为“舞台”，供游客眺望。由于经常有人来这里投崖自杀，此处便成为日本的自杀“名地”。东条以此要求近卫要有决一死战的信心。

近卫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色：“作为个人来说，这种场合一生中也许会遇到一两次，真那么做也未尝不可。但若考虑到两千六百年的国体和一亿国民的事业，作为一个身处领导地位的人，就不能干出这样的事。”

东条再次表示：“撤军绝不可能，至少在本届政府任内不可能。”

近卫回应道：“最终的实质是我们意见上的不同，我想请你再想一想。”

东条语重心长地说：“我倒认为这是我们性格上的不同。”

近卫劝告东条的努力再次宣告失败。

上午10时，内阁会议正式召开。东条再次在会议上大放厥词。“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会做！这样做会破坏军队的士气。”东条喊道，“这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会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污点！外交的方法并不是老在让步，有时也需要紧逼。我们如果一味地让步，满洲和朝鲜就会丢失。”他把满肚子怒火都倾泻在海军特别是及川身上。在东条眼里，及川是个地地道道的懦夫，连坦率地表态能否打败美国都不敢。近卫和其他内阁大臣默默地坐着，被东条“炸弹般的发言”惊得目瞪口呆。

“陆军尊重9月6日御前会议所做的决定，我认为现在就应该中断与美国的一切交涉，向美国开战。”好不容易送走了喋喋不休的松冈，又来了个更加霸道的东条，会议基本变成了东条的独角戏。

东条和近卫已经彻底决裂，内阁意见分歧已成为公开的事实。会后，近卫喃喃地说：“我多想做个孩子……”他甚至通过沃尔什主教，最后向罗斯福发出进行会晤的绝望请求，遗憾的是还没等到回音就黯然下台了。

东条以做事果断著称。在白天内阁会议上投出了第一颗炸弹之后，当晚22时30分，东条就找到了他和近卫的共同好友——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他要求铃木去劝说近卫提出内阁总辞。在东条心中，天皇就像太阳一般无比神圣。既然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得不到执行，就必须有人对此承担责任，换句话说，就是参与做出决定的内阁必须引咎辞职，另由新内阁负责重新制定国策。

铃木询问东条由谁接任首相最合适，东条回答说，“我看除了东久迩宫亲王之外，没别的合适人选了。连近卫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请皇室成员出面了”。东条认为，如果决定对美妥协的话，那么皇室的东久迩宫稔彦王，正是既能实现和平，又不致在陆军中引起反叛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只有带着军方背景的皇室成员，才能收回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在分手前，东条告诉铃木，他不好再跟近卫见面，要不然他可能还会发火。

铃木赶到荻洼庄，带来了东条的第二颗炸弹。铃木告诉近卫他是替东条来传话的，东条要求内阁进行总辞。“本来我不愿意来的”，铃木说，“因为这样做只会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早有辞职之意的近卫面无表情地听完了铃木的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认为自己尽了全力，对于辞职可以坦然地接受。

近卫问铃木，东条有没有提出继任的首相人选，铃木说东条的意见是东久迩宫亲王。近卫对此表示赞同。他甚至表示，“东久迩宫亲王这人好极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反战的。明天进宫见驾时，我会向陛下奏明此事”。

10月15日17时，近卫入宫向天皇递交了辞呈。打倒近卫内阁的是以东条为首的陆军，而倒阁的起因则是“中国撤军问题”，当年决定扩大侵华战争的恰恰也正是近卫内阁，这也许就叫作“圆满”。近卫在辞呈中写道：“此际政府与军部正协同一致，尽最大努力促使对美谈判取得成功，中国撤军问题成为最大的障碍。臣曾推心置腹，努力劝说东条陆军大臣，对此，陆军大臣虽十分谅解臣之苦衷，然出于维护军队士气，对撤军问题表示实难同意，并一再主张此际应不失时机地同意开战。臣虽与他畅谈四次，但终未取得他之同意。”

裕仁接受了近卫的辞呈。至此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近卫内阁黯然倒台。近卫显然是个失败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第一次内阁他发起了侵华战争，第二次内阁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第三次内阁又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导致矛盾已经无法调节。他的贵族血统并没有成为他有效领导能力的保证。他做事往往前后不一，常常赞同他内心并不支持的提议。战后，近卫在自杀前曾自我评价道：“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不幸之人。战争前由于软弱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罪犯。”

东条作为一个司炉工，不断挥臂往煤仓里加煤，导致火车越开越快，向着断崖飞奔而去。就在即将冲下去那一瞬间，司机近卫师傅成功跳车，司机变成了原来的司炉工东条。此时，东条就是想刹车，也已经无能为力，只好闭上眼朝着断崖冲了下去！

就在近卫入宫请辞的同一天，佐尔格的重要助手尾崎秀实被捕。没有人相信他会是苏联人的间谍。3天后，理查德·佐尔格在清晨6时的美梦中被叫醒，十几个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他穿着睡衣和拖鞋被带到了警察局。此时的佐尔格正在做着永远离开日本的准备。

日美关系的不断恶化使佐尔格十分高兴，因为这至少确保了日本不会马上进攻苏联。几天前，10月4日，他刚刚庆祝了自己的46岁生日。就在同一天，他向莫斯科发出其一生中最后一封也是最重要的电报。这封电报是尾崎秀实在近卫首相的内阁会议中得到的绝密消息：“1941年9月15日以后，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最后的署名人是拉拇扎，拉拇扎就是佐尔格谍报小组的简称。之前，尾崎秀实已经在满洲发觉，关于关东军让3000名铁路工人协同攻击苏联的密令，已莫明其妙地取消了，这也成为佐尔格做出正确判断的主要依据。

对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的选择，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急切想知道。斯大林正是因这封电报确定了决心，在危急关头下令从远东抽调了11个师，超过25万人的部队，增援西线，成功将德军的攻势遏制在莫斯科城下。

发完那封重要的电报之后，佐尔格真的感到厌倦了。他认为自己在日本待了8年，已经够长了，于是询问莫斯科自己能否回到苏联或者被派往德国。现在看来，那些地方都不用去了，他要去的地方是东京著名的巢鸭监狱，战后日本的那些重要战犯都关押在这里。

虽然受尽了严刑拷打，佐尔格还是否认与苏联有任何关系。受此事影响，西园寺公望的孙子西园寺公一、原首相犬养毅的次子犬养健等人都被牵连，连近卫文麿也受到调查。民间甚至传说近卫的辞职正由于此。

没有人去关心这位曾经的大功臣。意外的是，德国驻日本的奥特大使向外务省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会见佐尔格。见面后，佐尔格显得有点尴尬，奥特问他是否还有什么心事。佐尔格犹豫了一会儿，说：“大使先生，我们要永别了，请代我向尊夫人及孩子们问好。”奥特最终醒悟到，他最信任的朋友背叛了他，两人相对无言，不知道有没有泪千行。佐尔格被带走后，奥特要求日本官员，“为了两国的利益要把这案子彻底查清，弄个水落石出”。不知道奥特是不是知道他的帽子早已是绿油油的了。

由于苏联政府和佐尔格本人都否认其苏联间谍的身份，佐尔格未能与日本战俘实现交换。1943年9月29日，佐尔格被日本法庭判处死刑。在知道获救无望后，佐尔格向日本当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这一天对他执行死刑”，日本还真答应了他的要求。

1944年11月7日，佐尔格和尾琦秀实被秘密绞死。最初，佐尔格被埋葬在巢鸭监狱的无名墓地。战后，1949年，他的一个叫石井花子的情人将他的遗体迁葬于东京多磨陵园，和他的战友尾崎秀实葬在了一起。石井花子在去世前经常前去扫墓，她在2000年死后，也被送到这里与佐尔格合葬。

20年后，1964年，莫斯科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同年11月5日，佐尔格被追授为苏联英雄并授予金星勋章。苏联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苏联做出的巨大贡献。莫斯科的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他还发行了一枚面值4戈比的纪念邮票，其红色背景是佐尔格的肖像和一枚苏联英雄勋章。

第四章　和？战！

东条英机横空出世

三度出任首相，三次带领日本深入迈向战争的近卫文麿，终于偃旗息鼓，退居幕后。国不可一日无主，况且是在内外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之下。虽有天皇高高在上，但裕仁除了研究海洋生物之外，对具体政务并不很感兴趣，当务之急是尽快选出新的内阁首相。

对于继任首相的人选，陆海军统帅部颇感忧虑。他们担心内阁的更迭会出现国策执行上的空白状态，导致预定的作战准备摇摆不定。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信的，那就是不管谁出来组阁，都必须接受军部提出的开战要求。尽管这一点毋庸置疑，可万一选出来一个死活都不想打仗的内阁，那不还要耽误工夫把它推翻吗？后来的事实证明，军部的担心纯属多余。

按照惯例，产生新任内阁首相的顺序是首先召开重臣会议产生候选人，然后把候选人上奏天皇，如获批，则候选人入宫觐见接受天皇勉励抚慰，听一些冠冕堂皇的话，然后任命下达，新首相开始组阁成立新一届政府。从过往的经历来看，第一步产生候选人是最重要的。

在首相推选过程中，内大臣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内大臣是天皇的代言人，其责任范围几乎无限大，又不能过多抛头露面。国家事务主要由内阁总理大臣负责，内大臣虽然只是向天皇提出建议，但实际上发挥着决策者的作用，他的意见将直接影响天皇。

以前向天皇提出候选首相人选的是四世重臣，德高望重的西园寺公望。自1940年11月西园寺去世之后，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内大臣木户幸一头上。木户幸一是著名的“明治维新三杰”木户孝允的孙子。孝允辅佐睦仁，幸一辅佐裕仁，“爷爷对爷爷，孙子对孙子”，也算专业对口。木户还是长州军阀的核心人物，有明治第一智将之称的儿玉源太郎的女婿，他的妹妹也嫁给了儿玉的儿子，可谓亲上加亲。他和近卫都是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弟子。身材矮小的木户留着两撇小胡子，戴着金丝边眼镜，总是穿着无可挑剔的深色西装，看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侍臣。躲在天皇背影里的木户，实际上是操纵木偶的人。和东条英机一样，木户对天皇无比忠诚，以皇室守卫者自居并引以为豪。正如木户自己说的：“我之对于天皇，就犹如哈里·霍普金斯对于罗斯福总统一样。”

近卫在向木户提出辞职的同时，推荐皇族的东久迩宫稔彦王出任新首相，还说这一建议东条英机也赞同。木户对此并不同意，他认为在这一敏感时刻让天皇的叔叔参与政治是不明智的。如果陆海军不能协调一致而避免战争，皇族成员就不能出面组阁。现在看来选择战争的可能性很大，战争就有失败的可能，皇族成员组阁就很可能牵连天皇。对木户来说，皇室永远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木户心中此时并没有首相的合适人选，但近卫所说东条也同意东久迩宫的话，让他突然想到了东条。他忽然觉得这个人就挺合适——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木户心血来潮，马上向近卫提议由东条英机继任首相。近卫对此颇感意外，这个人选，他以前和木户一样，想都没想过。

人想干一件事时，总会马上找到一大堆理由。在木户眼中，东条“有骨气，没有政治野心，直率，不耍阴谋”，几乎全身都是优点。木户紧接着对这一提议进行了解释：“就目前来看，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看来是必须取消的，这简直就是一个毒瘤。取消这一决定应该在熟悉时局的人领导下进行，因此新首相不能是局外人，而必须是之前参与过辩论的人，这样可供选择的就只有及川和东条了。既然目前的危机是东条一手造成的，而及川又曾对战争结果表示怀疑，看来应该选及川才是。但实际主宰陆军的少壮派军官是不可能接受及川的，如果及川组阁，陆军很可能会拒绝派出陆军大臣，甚至可能酿成叛乱。”

木户接着解释，“东条拘泥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正是出于对天皇的忠诚。因此索性起用东条，利用他的忠诚就可以贯彻陛下极力避战的意图，同时也可以压制陆军的主战派，一旦开战，还可以不连累天皇”。木户忽然对自己一石三鸟的天才想法感到非常得意。事实表明，他与他爷爷看起来很类似，缺少的就是政治眼光。他只是一个对政治似懂非懂的小人物，见识也不过比老酒高出一点而已。

木户认为文官和武官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军人最终成为杰出的政治家，也有不少伟大的政治家最终成为杰出的军事将领，比如拿破仑、格兰特。在这乾坤一掷的关键时刻，实际上是木户决定了日本的命运。他任内的最大“贡献”，就是推荐了两个把日本带向战争的首相——近卫文麿和东条英机。30年后，木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他推荐东条也是出于无奈。按照当时的形势，战争已不可避免，要制止战争，也只有鼓吹战争的东条能够做到，就是俗话说的“以毒攻毒”。

“东条内阁……”听了木户的解释，近卫顿时觉得木户的主意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他对木户的建议表示了认同：“我想他不至于一当上首相就推动战争。如果能得到天皇的劝导，他将会更为谨慎。那就召开重臣会议讨论一下吧。”

10月17日13时10分，决定继任首相候选人的重臣会议在皇宫西备用间召开。所谓的重臣，基本上就是那些曾经出任过首相的人。参加会议的7个人分别是：第二十三任首相清浦奎吾、第二十五任和二十八任首相若礼次郎、第三十一任首相冈田启介、第三十二任首相广田弘毅、第三十三任首相林铣十郎、第三十六任首相阿部信行、第三十七任首相米内光政。其中阿部是陆军大将、冈田和米内是海军大将，军人出身的前首相超过半数。由此可以看出军人地位的显赫。

除此之外，参加会议的自然不能少了担任会议主持的内大臣木户幸一，另外一个就是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本来三次出任首相的近卫文麿也应该参加，他此时已经由首相变成重臣。他还必须向会议解释辞职的原因。

近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拒绝参加会议，只是派人送来解释辞职的文件，由木户在会上代为宣读。这似乎对已经91岁，从遥远的热海被夫人、主治医生和护士抬到会场的老爷爷清浦奎吾有点不敬。大家对近卫也有些不满，都下台了，还摆什么臭架子？只有木户清楚其中的原因。近卫之前已经接受木户让东条出面组阁的建议，而他的内阁恰恰是被东条打倒的。要亲自去赞美那个刚刚打倒自己的人，对于刚刚卸任的近卫来说，也实在有点难。

相比于联络会议和御前会议的庄严肃穆（那些会议的发言顺序和会议决议往往是事先拟定好的），重臣会议就显得轻松许多，毕竟参加会议的都是一帮离退休干部，发言也相对自由。大家先是瞎扯，诸如美日是否会开战，最近的经济形势，石油不够用，等等，聊了半天，才逐渐转到正题上。

“我经过多方认真考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海军的伏见宫大人。”最先表态的是九一八事变中著名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伏见宫4月刚刚从当了8年的军令部总长位置上退下来，是绝对的强硬派。林大将指出，“如果真要和美国开战，海军才是战斗的主力。如果决定不开战，也只有伏见宫大人才能压制住陆海军中的少壮派军人”。

木户当即表示反对，理由和之前反对东久迩宫亲王一样。“我不赞成。抛开伏见宫大人作为海军将领对政治一无所知不说，在此决定战与和的关键时刻不能让皇室的人参与，这可能会影响到天皇。”最后他补充道，“皇室成员只能在和平时期参政。”

“那内大臣的意见呢？”说话的是若礼次郎。

“我觉得东条英机就是合适的人选。”木户抛出了自己事先和近卫商量的结果，“东条充分了解时局的来龙去脉，同时是绝对忠诚于天皇陛下的人。目前这种状况，只有他能够压制和控制主战的陆军，并使陆军、海军之间能相互协作。”停顿了一下，木户接着说：“华盛顿那边也一直说，由一个文官出身的日本首相做出的任何保证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日本陆军会阻止他遵守这种保证，东条也是一位善于处理日美谈判的人物。”老酒真不知道木户最后这句话的理由是什么。

木户提出的是大家之前谁都没有想到的人选，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

眼看冷了场，木户只好补充道：“东条具有很强的执行力，在此非常时期足以肩负重任。”

“我曾经听说有人要推荐东久迩宫大人，但我认为东条也是不错的人选，他毕竟是现役的军人。”清浦奎吾第一个表示赞成。

若礼次郎却不这么认为：“我觉着宇垣一成比东条更合适一些。不过这样的话陆军一定不会同意吧？”宇垣一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主持过著名的“宇垣军缩”，裁减过陆军的4个师团，把娘家彻底得罪了。在陆军眼中，宇垣是个吃里爬外的家伙，让他组阁的话，陆军铁定反对。陆军要是不派出大臣，他连阁都组不起来，以前他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了。

“我反对东条继任，他必须承担近卫内阁倒台的责任。”说话的是在“二二六事件”中大难不死的冈田启介，“海军绝对不会允许东条来组阁，我和若一样，认为宇垣一成才是合适的人选。”

木户再次指出：“只有东条出任首相，陆军和海军才能真正合作，天皇也才会重新考虑9月6日御前会议关于外交谈判不成就开战的决定。”木户把天皇搬出来，使得这句话对在场的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广田弘毅忽然发声：“新内阁准备让东条英机兼任陆军大臣吗？”

“是的，我想应该先从军队内部的控制做起。”木户回答。

“这样的话我没有异议。东条兼任陆相就能便于控制陆军中的激进分子。”广田弘毅的这一席话，成为他战后成为唯一被判处绞刑的文官代表的直接证据。

“我也觉得东条还不错吧。”受广田发言的启发，阿部信行也随声附和。

议长原嘉道也说：“我对东条不是非常满意，但也提不出更合适的人选，所以暂时支持这个提议吧。”

清浦、阿部、广田、原嘉道，加上木户本人，赞成东条的人占了大多数。事情稀里糊涂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就是日本的所谓“重臣”，他们明明知道东条主战并因此摧毁了试图求和的近卫内阁，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反正已经退休了，谁当首相都无所谓。木户自诩为“霍普金斯”，也实在可笑，他比他爷爷和霍普金斯差远了。始终没有查到米内光政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5时35分，新首相候选人东条英机诞生——这是一个特别的历史时刻，东条英机横空出世，正式走上前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已经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一些清醒人士对东条的上台表示了忧虑。比如东条和近卫都赞成的东久迩宫本人，这位亲王对木户向天皇推荐东条大惑不解，认为此人是“如此好战”，天皇又怎么能轻易表示同意呢？

让东久迩宫颇感意外的是，极度信任木户的天皇认可了重臣会议的推荐。他告诉木户：“没有磨难就不会有收获，你说是吗？”这句话来自中国的俗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里的虎穴指的是军部，那里有一群叫嚣着要求开战的军人，虎子当然指与美国达成和平。

此时的东条还一无所知。他正忙着把自己在陆相官邸的私人物品搬回家里，此时还在担心近卫内阁倒台是否会遭到天皇的训斥，将会调他去何方。陆军省的人都知道皇宫正在召开重臣会议以确定继任首相的人选，但没人想到首相就会从他们身边诞生。17时30分，皇宫打来电话，让东条立刻进宫见驾，他将一些可以支持他主张的文件塞入公文包后，匆匆离开了陆相官邸。

原以为进宫定会挨骂的东条得到了意外的惊喜。裕仁授命东条：“朕授命卿负责组建新内阁。目前时局紧张，事态严重，此时你应该切实把陆军和海军紧密团结起来。我随后会召见海军大臣跟他再说一下。”按照惯例，被提名者一般都要谦虚一下，说一些谢谢陛下，自己能力不足，给点时间让臣考虑一下之类的客气话。但因为之前绝对没有料到，东条愣在那里，连这些话都忘了说。等了半天，不见东条客气，裕仁只好主动说：“我们会给你一些时间，让你好好考虑一下。”

就在东条回到西备用间休息时，海相及川奉诏进宫。天皇将及川叫到面前，要求海军务必与陆军紧密合作。

及川回到西备用间和东条会合后，木户内大臣紧跟着走了进来：“我来传达陛下的旨意。”东条和及川马上起立立正。“陛下希望新内阁能尽快决定今后指导国家的基本政策，把陆军和海军紧密地团结起来。新内阁不必拘泥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要彻底分析内外时局，重新慎重考虑。”这便是今后要多次提到的“收回成命的御旨”——史无前例。过去从没有过天皇撤销御前会议的决议。东条受命要“还原到白纸上去”，重起炉灶，与美国议和。

自己摧毁了第三次近卫内阁，天皇不但没加怪罪，反而下令让自己组阁，东条对此可谓感激涕零。他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裕仁吟诵明治天皇亲笔诗的情形。他知道自己正面临崭新的生活，从今天开始，他必须以一个文官而不是一个军人的身份来思考问题，要按照天皇的旨意谨慎行事。他发誓要用新的座右铭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那就是“以吾皇为吾行动之借镜”。在东条眼中，天皇生来就公正无私，不属于任何阶级的，只反映国民的利益。目前他要做的就是遵从圣意为和平做出最后的努力，这是三天前东条还在逼迫近卫做出决定的问题，现在轮到他自己重新做出相反的决定。

在往届日本首相中，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这个东条英机，原因就是他恰恰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就位，在战争最关键的1941年至1944年掌舵，在战争进入不可挽回的绝境中下台。战后，东条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被并称为“二战三大元凶”。其实比起那两位，老酒认为东条英机稍稍有些名不副实。

1884年12月30日，东条英机出生在日本岩手县的一个武士家庭，出生不久便举家迁往东京，所以说也应该算是城里人。其父东条英教，前文多次提到，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首期首席”，是牛人中的牛人。据称，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中能够看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第一人——第二个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首石原莞尔。东条英教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战争中的表现很好地诠释了“高分低能”这一词语。由于没有特殊的战功，加上长期受长州藩派系的压制，其最高职务只干到少将旅团长，退役时才被安慰性地晋升陆军中将。东条英机是英教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出生不久就相继夭折，因此东条英机被郁郁不得志的父亲寄托了毕生未酬的壮志和希望。

为了儿子的教育，东条英教可说是煞费苦心。他强迫在贵族学校就读的东条英机自带饭盒徒步上学，聘请武士传授儿子武术。这样的教育使得东条英机自幼就立志成为一名帝国军人，驰骋疆场为天皇效命。少年时代的东条英机不是省油的灯，对学习丝毫不感兴趣，却以调皮捣蛋著称，在小学时期就赢得“打架王”的美誉。

1899年，东条英机进入东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同学中就有同样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教的出类拔萃似乎带走了家族的所有灵气，他的高智商没有遗传到儿子身上，资质平平的东条英机在校成绩非常一般。和其他陆军将领的经历类似，1904年5月，21岁的东条英机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七期，翌年4月以陆军少尉的身份参加了日俄战争。其间看不出东条有任何过人之处。

为了进入陆军部最高学府“陆大”深造，东条整整考了三次才如愿以偿。就这还有人说，是“陆大”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看在他爹“首期首席”的面子才破格录取的。老酒窃以为，这很可能是有人故意出息他，凭东条能干到陆军大臣、内阁首相的能力，想考个首席或军刀组有点难，但考上“陆大”还是问题不大的。1915年，东条从“陆大”第二十七期毕业时已经31岁，距离他走出“陆士”已经整整10年。

“陆大”毕业后的东条进入了陆军省，接着被外放任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要知道，日本陆海军中只有出类拔萃的青年军官才会获得外放镀金的机会，所以过分强调东条的平庸不一定合理。与东条一起外放的还有其同龄人山本五十六，不过山本是到美国使馆当的海军武官。在德国，东条有幸和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结识，成为“巴登巴登”四人组的一员，从此崭露头角。由于和永田铁山的观点近似，东条在永田被刺后，逐渐成为“统制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从欧洲回国后，东条先后当过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参谋等职。1929年8月，东条45岁时才成为步兵第一联队的大佐联队长。说大器晚成都实在勉强，晚也不能晚成这样啊。1931年8月，东条到参谋本部任整备局动员课课长。1933年3月，49岁的东条终于晋升为陆军少将。当时的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统制派”总瓢把子永田铁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说了一句足以让东条受用终生的话：“东条君是肩负大日本帝国陆军未来的扛鼎人物。”获得永田如此评价，东条欣喜若狂。

永田铁山被刺，没有成为东条英机后来平步青云的提携者。日本陆军内部对东条的看法，可谓毁誉参半。东条短于思考，长于行动，办事雷厉风行，以永田铁山为代表的一类人对其干练果断的执行力赞誉有加。但更多的人却对其思想能力提出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被誉为“日本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在石原眼中，东条不仅无德，而且无能。俗话说“仇人眼里出东施”，石原甚至连东条的相貌都难以忍受，背地里说东条的坏话那是张口就来。石原对东条的评价是：“他的能力只能保管好仓库里的20挺机关枪，超过20挺就无能为力了。他能不厌其烦地把所有资料全部记在笔记本上，但如何运用这些笔记的内容，就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石原曾当面讥讽当时已经晋升陆军中将的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引得周围的人无不像石原的名字那样“莞尔”。战后东京审判时，盟军检察官问石原是否曾经和东条意见对立，石原的回答是：绝对没有，东条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将两人的素质和经历做一对比可见，石原拥有谋略却缺乏机遇，东条办事干练却缺乏谋略。

相对于石原的恣意妄为和不修边幅，东条永远是一脸严肃，衣帽整齐，可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日本陆军元老级人物宇垣一成与东条素来不睦，日本战败投降后，他曾经回忆说：“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内阁总理大臣。”看来，石原“东条上等兵”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知音。

东条还真算有自知之明。青年时期的他就曾经说过：“我并不聪明，除非我特别努力，否则我不会成为伟人。”在成为高级将领后，他又说：“努力和勤奋是我终生的朋友，因为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不具备卓越的才能。”尽管资质并不出众，但东条相信“天道酬勤，勤能补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兢兢业业、殚精竭虑。这样的人显然是缺乏个人魅力的。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遵守纪律和效忠天皇，他要求别人也必须这样做。他的名言就是：“军人每天的二十四小时，包括吃饭和睡觉在内，都在为天皇效忠。”他还有一句更著名的话：“天皇不是人，是神！”初听有点像骂人。

东条生活自律，为官廉洁，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传出过任何绯闻，任用部属均以能力和经验为标准，放在当今，绝对是官员的楷模。他追求平等，鄙视裙带关系，反对特殊化，喜欢与下属吃一样的饭菜，对细节的关注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东条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的笔记强迫症。他每天都要在3个不同的笔记本上记录自己经手的所有事件，还按照时间对这些笔记小心翼翼地归类整理，梳理出哪些事情是正在做的，哪些已经结束，哪些需要向上级汇报，哪些要向下级训示。整理这些资料，东条从不要任何助手帮忙，这是他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说他在外驻军时，连给夫人的家信都要认真进行编号，以方便管理，防止丢失。在当了首相之后，他经常在早上抽时间去检查路边的垃圾箱，看看里边有没有鱼骨头，借以观察日本民众是否吃得好，是否有人在铺张浪费。对于东条的做法，有人赞赏，认为他是关心民众疾苦的亲民首相；也有人反感，认为他是在作秀，讥讽他为“垃圾首相”。

东条可以是一个杰出的行政官，却不是天才或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身上有很多普通人的缺点。他不邪恶，但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对外界的批评非常敏感，会严厉报复那些批评他的人。有一次，军事参议官西尾寿造大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随口说了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去问那个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家伙吧，他清楚。”这显然是在讽刺东条，西尾很快就被打入了预备役。东条在和平年代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官吏，但显然缺乏领导人能力和气质。借用咱们的一句古话，东条可以是“治世之能臣”，却无法成为“乱世之奸雄”。他可以当好一个执行力很强的市长，却当不了一个正确把握全局和方向的市委书记。

1934年3月，东条回到母校陆军士官学校任教官，随后先后任职于步兵第二十四旅团和第十二师团司令部。东条是如此默默无闻，受忽略的程度甚至到了在第十二师团上不上班都没人关心的地步，师团连办公桌都未给他安排。如果是老酒，那就真美到姥姥家了，可以专心写帖子，还有人发钱。但东条的志向绝非老酒可比。1935年9月，受尽委屈的东条受命到关东军当宪兵司令官。堂堂陆军少将去管宪兵，就像野战军干了武警、警察一样，一般人都嫌丢人。可东条不这样想，他不但欣然就任，还凭着强烈的责任心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东条到任之前，关东军的宪兵队不到200人，基本上属于一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边缘队伍。在东条的苦心经营下，短短一年时间里，这支队伍的规模就扩大到了千余人，成为由他亲自编织和控制的势力网。东条还通过实施警宪统一等办法将伪满民政部的警察、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和关东厅的警察置于宪兵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之下。东条的这一“剃刀”作风，使得关东军内部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刮目相看，也大大提高了他在关东军中的“威望”。

1936年，“二二六事件”为蹉跎半百的东条提供了飞黄腾达的绝佳良机。“二二六事件”的消息传到满洲，关东军内部一片混乱，“统制派”和“皇道派”争论不休，局势随时面临失控的危险。东条从法治观念出发，认为这种“下克上”是绝对不可饶恕的。已经成为“统制派”中坚力量的东条危难之时显身手，当即声明支持平叛，并迅速利用其掌握的宪兵队伍对“皇道派”成员进行拉网式的大搜捕，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关东军中所有的“皇道派”军官一网打尽。东条还不失时机地向天皇和军部发出通电，表明关东军坚决反对“兵谏”的立场，誓死支持和效忠天皇。东条的果断行动与东京的“平叛”行动遥相呼应，使“统制派”牢牢控制了这支“皇军之花”。凭借此次惊艳表现，东条赢得了天皇和军部上层的侧目。1936年12月1日，东条晋升为陆军中将，并于翌年3月接替板垣征四郎坐上关东军参谋长的宝座。后来有评论家称：“从东京被踢到关东军对他来说，就像一个人掉进阴沟却捡到了一块金表一样。”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内部立即形成了强硬派与谨慎派两大派别，东条当然属于强硬派的中坚分子。战事扩大后，东条积极组织了对华北察哈尔地区的进攻，他率领的兵团也被称为“东条兵团”。听着很唬人，其实也就一个旅团加一些辅助部队而已。尽管兵力只有区区数千人，但东条凭借其“闪电战术”，竟然取得不俗的战功，迅速击溃数万中国守军，占领整个察哈尔地区。“东条兵团”在华北的行动成为关东军作战史上鲜见的亮点，连石原莞尔都给予有限的认可。当时的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对此禁不住赞叹：“关东军在华北取得的不朽功勋，实得力于干练果断的东条参谋长。”察哈尔之战带给东条英机的不仅仅是名声，也是对其作战能力的肯定。大本营为此向东条颁发了七七事变后侵华战争第一枚二级“金勋章”。战场上的战绩，可不是像老酒这样动动嘴皮子就能吹出来的，此举更说明了东条绝非传言中的等闲之辈。

1938年5月，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取代梅津美治郎出任陆军次官，第一次进入了国家决策中枢。1938年8月，中苏边界发生“张鼓峰事件”，板垣征四郎因此被天皇骂得狗血喷头。板垣也实在是有点冤枉，事实上主张“对苏中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正是作为陆军次官的东条英机。1938年11月28日，东条次官对外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同英、美、法开战”，快赶上慈禧老太太了。狂言一出，举国哗然，东京股票市场“飞流直下三千尺”，连战争狂人云集的参谋本部都无法忍受东条如此激进的观点。东条无奈下台，改任陆军航空总监。

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再次出山组阁，东条被起用为陆军大臣。1941年1月8日，就在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60年之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布了《战阵训》。这部由今村均中将和岩畔豪雄大佐编制的“名作”，堪称昭和时代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意在进一步对官兵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激发他们孜孜以求的自律品质。在文中，东条要求全军“攻必克，战必胜，勇往直前，百事不惧，沉着大胆，处理难局，坚忍不拔，以克困苦，突破一切障碍，一心为获得胜利而迈进”，号召全体官兵为天皇敢于战死，发扬武士道精神，“生而不受俘囚之辱，死而勿遗罪祸之污名”。《战阵训》中的“生而不受俘囚之辱”，是日军很少投降成为俘虏的主要理论依据。尽管当时日本严重缺纸，很多刊物停办，但《战阵训》被大量印刷成册，发给每一个士兵，普通民众也能在街上买到东条英机背诵《战阵训》的留声机唱片。

其后的经历前文已有所述，东条以“绝不从中国撤军”以及“尽快与英美开战”逼迫近卫第三届内阁倒台，大器晚成的东条意外走上前台。

相比同时代那些政治家，如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东条的背景和经验都相对浅薄，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更是有限。他无疑是其中最逊色的一个。这些人中，只有他在战争中途就被赶下了台——罗斯福逝世和丘吉尔下野时，战争大局已定。

除了能力的欠缺，东条还要与日本冗长、烦琐的决策程序做斗争。东条既不能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一言九鼎，又不能像丘吉尔和罗斯福那样依赖民意。日本军政分离，陆军、海军又代表两个独立的对立集团，军种之内还有派系之争，意见和利益经常发生冲突。理论上天皇是最高统帅，但事实上他作为一个偶像几乎没有主动决策的能力，这也导致日本战时政府中没有一位真正的决策者来高瞻远瞩，一锤定音，更无法形成目标明确的统一大战略。这种情况属于长期自然形成，东条根本无力改变。就在东条组阁之时，日本陆海军的全部战争计划已制订完毕，帝国命运已完全掌握在军人手中。如果将当时的形势比喻成一颗定时炸弹的话，东条不过是引爆炸弹的引信而已。别说是能力并不出众的东条，就是西条、八条、幺鸡一起上，也同样如此。

东条不能被称为一个独裁者。他是被天皇挑选当上首相的，接受任命的前一刻，他还以为自己要被解除职务和面临惩罚。后来的战争进程，他照样无法把握。中途岛海战过去很久，东条才知道海军失去了最好的4艘航空母舰。1944年，塞班岛失守后，失去天皇信任的东条连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只好背起行李黯然回家。没有希特勒的德国和没有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肯定大不一样，但是没有东条的日本，不会有什么变化，甚至可能更加疯狂。

东条有“三大元凶”之名，却没有“三大元凶”之实，至少没有“三大元凶”之能或之权。老酒认为，东条能够“位列三甲”，有搞对称的嫌疑。同盟国这边搞出“三大伟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轴心国的元凶最好也搞三个，对应起来。希特勒、墨索里尼，还差一个，拿东条英机凑数正好。如果西班牙参加轴心国作战，佛朗哥成了“四大元凶”的话，说不定咱们的蒋委员长也能上榜。

东条英机是左撇子。他对儿子异常严厉，对女儿却十分溺爱。他被国民诟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鼓励所有人去战斗牺牲，但他的三个儿子没一个从军。

东条上台后，参谋本部的《机密战争日志》中这样写道：“虽然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新内阁注定是一个战争内阁。开战，开战！此外没有陆军能走的路！”

最后的外交努力

离开皇宫之后的新首相东条英机没有立即返回自己的陆相官邸，他第一站去了明治神宫，第二站是东乡神社。在追忆了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的丰功伟绩之后，最后一站东条到了靖国神社进行拜祭，为自己的“不妥”之处表示“歉意”。

1941年10月18日15时，日本第四十任首相东条英机向天皇呈交了新内阁的成员名单，改变日本历史命运的东条内阁就此诞生。此时，距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仅剩下51天。

时局紧迫，之前的陆军三长官会议决定由东条继续兼任陆军大臣。杉山参谋总长起初考虑长期兼任似乎不妥，但后来觉得暂时可以试一试。按照日本陆海军的规定，现役军官必须服役“定年”后才能晋升，规定的“定年”是中将四年、少将三年、佐官两年。1936年12月1日，才晋升陆军中将的东条，离五年还差40多天，不具备晋升大将的基本条件。但杉山参谋总长提议特殊时期要办特殊之事，对于东条应作为特例予以晋级，如果当上首相，连个大将都弄不上，也实在不够意思。都是陆军自己人，大家纷纷表示赞成。这样，东条四喜临门，以陆军大将身份同时身领首相、陆相、内相之职。

即使在之前曾经无比强硬，也曾对近卫说过“眼睛一闭跳下去”的话，但真轮到自己跳的时候，东条还是把眼睛睁开了。他也清楚，日本一旦与美国开战，胜算甚微，裕仁也要求东条想尽办法“避免与美国的战争”，重新为和平做出努力。对天皇无比忠诚的东条下决心按裕仁的要求去做，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扭转局面。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恢复早已陷入僵局的美日会谈。

新内阁的海军大臣变成了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选择岛田，除了他和伏见宫博恭王关系密切之外，还在于相比前任及川古志郎来说，岛田更加老实听话。在海军中，岛田以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著称。在大家眼里，他似乎一点脾气都没有。伏见宫当军令部总长的时候，岛田在他手下当过多年的军令部次长和作战部部长，对伏见宫可谓言听计从。出任海军大臣之前，岛田离开东京已达4年之久，以前也从未接触过政治，说实话，根本就不是海军大臣的料。海军省千早正隆中佐对此曾说：“岛田大将是一个具有东方式英雄特征的人，十分粗糙，缺乏周密的思考和明确的责任感。”战后，日本的海军参谋们曾有这样的说法：“山本五十六和岛田繁太郎安反了位置。”意思是说，岛田应该去当联合舰队司令官，而山本则应该来当海军大臣，这样才适得其所。个人没什么主见的岛田是一个随大溜的附和者，一遇到问题就会立即去找同样毫无见识却积极主战的伏见宫。岛田和及川的更替，验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老鼠下崽，一个不如一个。

裕仁曾经指示陆军出身的东条要努力搞好与海军的关系，东条也认为保持陆军与海军的团结非常重要，因此上任伊始就邀请岛田海相一起去参拜靖国神社，以便在国民面前表示出陆军与海军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明显作秀的活动当然不会少了记者随行，很快，两人共同参拜的照片就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岛田顾虑到东条是首相兼任陆军大臣，在参拜时故意向后退了一步，没有敢和东条并列，因此在照片上就给人一种海军大臣追随陆军大臣的印象，岛田也由此得了一个“东条副官”的雅号。海军对陆军本来就是一肚子意见，现在自己的领导又成了人家领导的副官，心里是说多难受就有多难受。此举伤害了海军的感情，也进一步加深了陆军与海军的矛盾，算是弄巧成拙。

本来水平就有限，整天闭着嘴不说话的前海相及川还没有好好跟岛田交接。他告诉岛田，所有的文件都在柜子里，想看自己看去，然后就挥挥手，飘然而逝，回家研究《论语》去了。岛田翻看了那些文件，才了解了7月2日和9月6日两次御前会议的内容，异常震惊。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海兵”同班同学山本五十六大将的一封信件。山本请求老同学，不能像他的前任及川那样随波逐流，必须担起海军大臣的责任，尽一切可能避免与美国进行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争。信的结尾说，“当然做出这样的努力需要忍受难以言表的苦衷，还需要非凡的勇气和信心”。山本此举纯属死马当活马医，他非常清楚他的同学缺少的恰恰正是这些。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岛田内心是反对与英美开战的，至少还不至于跳出来主战。

新内阁中，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也都属于反战派人士。本来如果决心对英美开战的话，就是让老酒去当外相也不耽误事，但东条还想遵从圣意，通过外交来打开局面，至少也要将外交作为掩盖战争的手段，所以还是选择了外交经验丰富的东乡茂德。

新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东乡茂德，大家并不陌生，之前已经多次露脸，尽管大多是跑龙套的角色。比起前任丰田贞次郎来说，满头白发的东乡担任外相的确是合适和明智的选择。东乡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在任驻苏大使期间，曾强力协调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未果。他在日本终战投降前还要再次出场，恰好又构成了一个“圆满”。

在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看来，东乡属于冷酷的“超缄默型”。他不同于大多数外交家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而是坦率直白、直言不讳，给人有粗鲁之感。东乡娶了一个德国寡妇，也曾经研究过德国文学，但他不喜欢纳粹，不亲美也不亲德。和山本五十六与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一样，东乡茂德和东乡平八郎也是八竿子打不着。他的先祖是姓朴的朝鲜人，作为陶工在16世纪被劫掠到日本。接到东条的邀请时，东乡一开始坚辞不就，坦率表示，“如果陆军方面继续对中国驻军问题采取强硬态度，外交交涉难以进行”，他认为陆军必须在中国驻军以及其他问题上“做出真正的让步”。东条表示，这些都不是问题，“包括中国驻兵问题，将就日美交涉的诸问题予以重新考虑”。得到承诺的东乡才答应重出江湖。

选择东乡茂德出任外相，等于同时释放出一种信号，因为东乡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改善日苏关系，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和解的一种姿态，也是日本不打算联合德国进攻苏联的一种暗示，这是华盛顿十分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连新外务次官西春彦也是日苏问题专家，曾经在苏联待过多年。

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杀的高桥是清，曾经8次出任大藏大臣，但他遇到经济难题时都会以大臣之身屈尊去找手下一个年轻的小会计商量对策，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贺屋兴宣。有“理财圣手”之称的新藏相贺屋前边也露过脸。虽然并不是海军军官，贺屋却赞成海军中“条约派”的基本观点。伦敦裁军会议上代表大藏省参加会议的贺屋，因为赞成裁军差点被代表海军省的山本五十六打耳光。近卫第一次内阁时贺屋就是大藏大臣，他成功打造了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战时经济。

10月17日夜，东条打电话力邀贺屋再度出山。贺屋知道，日本一旦对美开战，经济肯定陷入崩溃，此时出任大藏大臣无疑充满风险。他开门见山地问东条：“我是反对与美国开战的，你是否打算对美开战？政府经常以不扩大战争为方针，但军部总是一意孤行，不断扩大战争，如何控制军部我行我素的做法？”东条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奉皇命组阁回避战争，作为日本军人，我绝对不会违背圣意。我发誓一定尽力压制军部的主战势力，力争和平，只要我兼任陆军大臣，就一定能够控制住军部。”贺屋还是不相信：“当初‘满洲事变’和‘中国事变’的时候，政府开始都是不赞成扩大的。但统帅权是独立的，军部当时听政府的吗？最后不照样都扩大了吗？”东条再次向贺屋承诺：“不允许陆军违反内阁的意愿来发动战争。”可惜说到的不一定能做到，东条显然小觑了军部的力量。在战后东京审判中，东条坦承，“最高统帅部的独立性是日本毁灭的主要原因”。

贺屋还不放心。尽管放下电话时已经是仲夜，他还是给刚刚下台的近卫文麿打了电话。近卫劝他接受邀请，鼓励他为实现和平而努力。贺屋这才最终答应入阁，管理国家的经济。

尽管主观上并不赞成战争，但之后贺屋独创的一系列财政政策使日本避免了战时经济的崩溃，可谓是日本的“萧何”或“李善长”。一直到了战后的1963年，贺屋还担任过日本的内阁法务大臣。一件小事可以说明贺屋的牛×。战后，东京巢鸭监狱被美军交还日本管理，战犯的伙食一下子差了下来，提抗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钱，大藏省不给预算”。贺屋作为甲级战犯被关押在这里，亲自找他原来管的大藏省交涉，回答还是“真没钱，做不出来预算”。贺屋兴宣大怒：“八嘎！把预算拿来让老子做给你看。”结果大藏省还就把预算草案拿到监狱让老长官过目，这位也真就在牢房里穿着犯人服帮大藏省做起预算来——敬业呀。

10月23日16时，东条内阁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从此时开始一直到11月2日，除了东条和岛田作秀去参拜靖国神社停了半天之外，这样的会议连续召开了10次，每次都开得人筋疲力尽。与以前近卫内阁不同的是，大藏大臣贺屋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也都参加了会议。

第一次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参谋总长杉山元分别就海军的状况和陆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的战况做了说明，强调了统帅部对政府的相关要求。

杉山：“9月6日的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军事与外交并举，一旦外交不能打开局面就付诸军事，此事久拖不决，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们必须立即进行作战准备，不能再花费四五天时间来开会扯皮了，应该尽快做出决定。”杉山甚至威胁性地暗示，在陆军少壮派军人中，充满了东条背叛陆军的声音。

永野：“现在已经是10月了，海军每小时都要消耗400吨石油。形势紧迫，下一步如何办，要尽快确定。”

参谋次长塚田攻：“美国的意图很明显，他们已经计算了我们石油的不足，因而故意在拖延时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最后只能落入投降的境地。首相，外交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了。”

以前都是东条坐在下边逼近卫，现在东条坐到了近卫的位置上，从施压者变成了受压者，也终于理解了近卫的苦衷。东条解释道：“我能理解最高统帅部为什么如此紧催。不过政府还是要小心地、负责地把问题重新研究一下，因为海相、藏相和外相都是刚刚上任，在外交上日本还有多少让步的余地。”

新藏相贺屋兴宣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试图利用经济因素来阻止开战。负责物资组织和调配的企划院院长铃木贞一也用更加详细的数据对美日两国的差距进行了解释。但铃木随后却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明：“预计一年之后日本的石油储量将剩下255万吨，第二年年底为15万吨，第三年年底7万吨。按照上述数字来说，战争十分困难，但也不是说就不能打。”不知道身为陆军中将的铃木说的仅仅依靠7万吨石油的仗，是怎么打的。

铃木和东条、近卫都是好朋友，东条一直以为铃木会支持他反对战争。他对铃木的表现略感失望。作为唯一活到平成时代才咽气儿的甲级战犯，1989年，铃木去世时已经101岁。1981年，他曾对媒体解释赞成开战的原因：“我当时很沮丧，也感到很压抑，似乎他们已经决定了开战，我的任务只是拿出支持这一决定的数据而已。我内心反对开战，但是我无法说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日本精英政治家，连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都不敢。

外相东乡说话历来是开门见山，他提出：“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几乎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我们必须为此做出最大的让步，包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外交努力依然要放在首要位置，为了争取和平做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我的意见是立刻撤军，越快越好！”东乡同时提醒，欧洲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希特勒在莫斯科郊外已经停止了攻击，盟友德国能否在欧洲迅速获胜值得怀疑。

东乡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来了大家的一片指责。马上有人反驳道，这样的话，日本很快会沦落为一个三流国家，任由西方列强随意欺凌。

果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当初在近卫内阁时对于撤军绝不做丝毫让步的东条挪了屁股之后，态度似乎有了改变，他提出了一个以前近卫多次向他提过的问题：“能否用有条件的撤军来同美国进行交涉？”

现在好像是进行了交叉换位，原来主战的东条变成了主和的近卫，而杉山变成了原来主战的东条。杉山立即站出来说，陆军反对在撤军问题上做任何让步。

东条比近卫好一点的地方就在于他是现役的军人，还兼任陆军大臣，对陆军有着近卫所没有的影响力。在东条的坚持下，与会者开始了关于从中国撤军期限和区域的讨论。东条初步提议能否在5年内撤军。大家就开始漫天开价，有提25年的，有提效仿英国、葡萄牙在香港、澳门的租借期限99年的——要真那样，鬼子今天还没撤走哩。会议最后形成如下结论：如果美国要求日本提出从中国撤军的准确期限，日本计划在1966年之前，也就是25年之内，从满洲、内蒙古和海南岛撤出，其他地区在日本与中国达成协议后两年内全部撤军。至于法属印度支那，待该地区实现和平以及中国问题解决后全部撤军。

在10月30日的联络会议上，与会者决定绝不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对赫尔的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愿意认可。东乡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暗示接受四项原则，让美国看到日本渴望和平的意愿。在以上要点的基础上，会议初步形成下一轮对美谈判的两个方案——《甲案》和《乙案》。

《甲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承诺国际通商的无差别原则。

二、日本自主决定和解释德、意、日三国同盟。

三、同意在1966年之前撤走在中国的包括防御共产主义部队在内的全部驻军。如中日双方达成协议，除中国满洲、内蒙古和海南岛之外，其他地区的日军在两年内撤走。

四、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中日两国恢复和平或当“中国事件”圆满结束时，日本军队将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出。

《乙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日美两国都不得武力进入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日本可以把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调往北部。

二、日美两国协力获得法属印度支那的物资。

三、日美通商恢复到资产冻结之前的状态，美国恢复对日本的石油供应。

四、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在中国的事务。

会议要求，在外交上首先对美国抛出《甲案》。如果美国不接受的话，再抛出作为底线的《乙案》。

以上内容初步形成《帝国国策施行要领》，并在11月1日的联络会议上做出最后决定。

联络会议召开的头天晚上，东条授意自己的大弟子、陆军省军务课课长佐藤贤了陆军少将私下去会见杉山参谋总长，劝他不要在次日的联络会议上坚持立刻开战。杉山用略带讥讽的口吻告诉佐藤：“请你转告陆军大臣，我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战争。”

就在佐藤游说杉山的同时，东条首相在同一时间约见了海相岛田。已经到了决定死活的时候，岛田还是念念不忘先让我吃顿好饭——强烈要求增加对海军钢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供应，在得到认可后才勉强答应东条，外交和谈可以和战争准备同时进行，这也是第二天东条准备在会议上抛出的第三个方案。

得到佐藤贤了游说未果的消息后，就像以前近卫在开会前首先约见自己一样，东条在会前也约见了杉山，希望能够亲自劝说杉山做出妥协。早上7时30分，杉山总长和次长塚田提前来到了首相官邸。东条告诉二人，他准备在上午的会议上抛出三种方案，即不开战，迅速备战并开战，继续外交并备战。他说海军大臣、大藏大臣和企划院总裁，还有他自己，都是赞成第三种方案的。还没顾上征求外务大臣的意见，估计东乡肯定也是在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之间做出选择。东条希望杉山也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东条，还试图拿天皇来压人，他告诉两人：“如果开战的话，这次战争的规模将远远大于日俄战争，天皇反对放弃外交活动和在南面发动战争。”

任东条说得天花乱坠，杉山稳如泰山，丝毫不为所动，他回答道：“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既没机会，也无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战争，我选择第二种方案！”还觉得不过瘾，杉山申斥东条：“你作为一名军人，怎么会站在文官一边？”东条也反唇相讥：“我首先是首相，其次才是陆军大臣，你的意见很难让陛下接受。”东条对杉山的态度非常失望，连他自认为能够控制的陆军都是这个态度，何谈海军？最后，他甚至对杉山说：“如果你有把握，就自己进宫见驾，我不反对。”

参谋本部对东条上台之后磨磨叽叽的做法极为不满，参谋本部在《机密战争日志》中有这样满腹牢骚的记录：“陆相倒阁竟然是毫无目的。事到如今还要继续奉行毫无目标的对美外交，试问动摇战争决心是否对国家有利？陆相到底还有没有骨气？”

参谋本部是铁了心要和美国人作战，10月31日下午的部局长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形成的结论是：“必须立即丢掉同美国谈判的念头，12月初发动战争。今后同美国的谈判只能是伪装外交。”背后站着一群鼓噪开战的狂人，杉山对东条的回答，也实属无奈。

11月1日上午9时，决定日本命运的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在皇宫召开——这是自1937年侵华战争以来第六十六次联络会议，将就《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草案进行讨论。会议持续了近17个小时，成为日本历史上最长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已经过了第二天的凌晨1时半。

东条率先抛出了事先拟定好的第三种方案。

一、如果新的提案（甲乙两案）美国不能接受，日本忍气吞声回避战争，接受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

从此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二、决定开战，并立即执行战时政策。

三、在决定开战的基础上做好战争准备，同时积极进行外交努力。

东条在介绍第三种方案的主要内容后，要求与会者对此进行选择，同时亮明自己的观点：“第一种方案是下下策。我个人赞成第三种方案，希望通过外交谈判带来和平。”东条的态度让杉山和塚田感到烦恼和迷惑，这东条怎么越来越像近卫了呢？

杉山参谋总长当即表示：“坚决同意第二种方案，除了战争别无选择！我们已经为进军东南亚从本土和中国调集了二十多万人的军队，相比其他战场，这里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现在让这些斗志昂扬的将士回到原来的驻地，势必大大影响全军的士气。目前的局势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敲着桌子说：“美国正在日益强化战备，美国的舰队已经进驻太平洋了，而我们却在日渐地衰弱，这个时候不战，更待何时？一旦把选择战争的时机交给美国，我们将永远丧失战争的主动权。现在已经晚了，我可以说，如果五六月就开战的话，我们的胜算要比现在要大得多。”

贺屋马上提出疑问：“如果现在开战，日本几年后还有力量继续作战吗？如果我们不挑起战争，美国三年后有可能主动进攻日本吗？你认为什么时间是最好的时机呢？”

永野斩钉截铁地回答：“越快越好，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随着美国逐渐缩紧对日本的包围圈并加大对蒋介石和苏联的援助，日本将死无葬身之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才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明路。”他接着转向东条：“你是军人，应该很清楚开战时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永野还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如果维持现在的状态继续训练，到1942年7月，海军的舰船将由于缺乏石油变成一堆堆废铁。

东乡外相已经预料到陆军的强硬态度，却没想到海军开战的欲望也如此强烈。眼看着永野在会上大放厥词，而岛田连个屁都不敢放，东乡假借出恭离开了会场。他让在外边房间待命的首相总领事加藤传次郎立即前往前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的私邸，请求冈田大将通过吉田善吾和堀悌吉说服海军赞成首相在会议上的发言。

没过多久，加藤就回来了，趴在东乡耳朵边说：“他们说海军当局不让外人干涉，他们说什么这些人都不会听的。”东乡瞬间感到如坠冰窖。

杉山参谋总长接着对头一天参谋本部部局长会议做出的结论进行了说明，杉山说：“必须立即丢掉同美国谈判的幻想，于12月初发动战争，外交谈判要把重点放在既要把握开战的表面理由，又要隐匿开战的真实意图上，这样做才是妥当的。”换句话说，就是将外交当作隐蔽开战的幌子。

东乡表示强烈反对：“要我为掩盖战争去玩弄外交骗术，这简直是荒谬绝伦，我干不了！”看到杉山和永野在一唱一和，主战派的意见渐渐占据上风，东乡气得脸色苍白、双手颤抖：“我强烈反对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意见。本来就是承诺避战我才答应入阁的。我反对第二种方案，希望就其余两个方案进行讨论。”

相对于瘦削的东乡，略显肥胖的贺屋时常会因为激动而肌肉抽搐，他马上对东乡进行声援：“同意东乡外相的意见。在过去的历史中，战前认为有必胜的把握，最后打起来却惨败的例子还少吗？不用说以前，‘中国事变’就是摆在面前的现实例子。以前有人说三个月就能解决问题，现在打了四年还是毫无进展，这本来就是一个错误。与美国开战将是一个更大的错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原来的错误，只能说是草率而不负责任的行为。现在国民的生活已经接近底线，再这样下去，连国民都无法忍受。如果必须开战的话，不好意思，我立即辞职！”贺屋只顾说自己的，根本不管一边的杉山的脸已经气得跟猪肝差不多了——三个月征服中国，正是他以前当陆军大臣时吹的牛。

贺屋喝了口水接着说：“如果战争打到第三年，我们赢得战争的机会仍然很大，那我就赞成开战。我坚信美国主动进攻我们的可能性甚小，目前开战绝非上策。”

永野马上进行反驳：“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个问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孙子兵法》云，‘无恃其不攻’，我们绝不能高枕而卧。我们的现实选择就是立刻开战，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良机！三年后东南亚的形势将很难控制，敌人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东条颤抖着说：“我赞成外相和藏相的意见，因此希望排除第二种方案，就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进行讨论。”

东条仍然认为自己的好友铃木会支持外交，但铃木的态度很冷漠，选择了有保留地支持开战，他本意反战，但又没勇气说出来。

可以说1941年日本的领导层明显缺乏勇气，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与美国开战凶多吉少，也认识到国家正在走上自杀之路，但没有人觉得自己负有足够的责任来阻挡这种趋势，他们都希望别人采取行动而自己能够明哲保身。

同样以尽量避免战争为条件入阁的海相岛田本应继承海军反战的一贯立场，但10月27日他的老上司伏见宫私下召见了他。已经66岁的强硬派伏见宫告诉岛田，“除非我们能立即决定开战，不然我们将失去最好的一个机会”。事情有时就是这么简单，反战的岛田马上出现动摇，从10月30日就开始倾向于支持战争，这时候距离他上任才仅仅12天，对复杂的局势和事情的来龙去脉根本就不清楚。他对伏见宫鼓吹战争的响应可比裕仁对和平的希望要快得多了。伏见宫和永野对岛田的表现非常满意。用岛田后来的话就是：“如果仅仅因为我个人的横加阻拦就葬送了战争的机遇，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岛田还真不如原来的及川，及川还知道沉默是金，而岛田一出口就是一大串屁话，他和及川一样，根本没把自己当成海军大臣，也不知道海军大臣到底是干什么的。岛田后来解释说：“如果海军在最后阶段还强烈反战的话，国内就会出现冲突，我们就将会失去一切。为了避免陆海军出现无法调和的冲突，我们除了同意开战之外，别无选择。”这时候的岛田想起了精明能干的堀悌吉，他之前早已被“舰队派”清洗。战后岛田回忆说：“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由堀悌吉来当海军大臣，他一定能应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就会走向战争。”

事实上，开战之后随着东条越来越强势，岛田海相逐渐沦落为东条的附庸，对东条不敢有半句反抗。由此除了“东条副官”之外，又赢得了“东条裤腰带”的光荣称号。

可是岛田也不愿意随便就同意开战，这样太便宜陆军那帮龟孙了，必须以开战为理由换回来更多的东西。堂堂的海军大臣此刻关心的竟然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如何以同意开战为条件与陆军做交易。岛田向东条、杉山要求配属给海军更多的钢铁和物资，陆军也一直认为海军不下定开战的决心，是一种为了从陆军那里多分一杯羹的政治游戏。杉山反问道：“如果海军能够如愿得到所需的钢铁，你们是不是就会赞成开战？”岛田点头说“是的”。

结果在1942年的军需计划中，海军获得的钢铁量为110万吨，而陆军只有79万吨。参谋本部的一位参谋在《秘密战争日记》中鄙夷地写道：“海军不停地说，我们需要钢铁，我们需要铝，我们需要镍，除非你们把这些都给我们，否则我们无法打仗。如果海军主张和美国作战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预算，难道他们不是国家的叛徒吗？海军还是武士和军人吗？在这个将要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却像乞丐一样地乞讨物资，这难道不是他们不下战争决心却要求获得更多战争物资的惯用伎俩吗？毫无原则的海军简直就是一个女人！为了多得到30多万吨钢铁才同意开战，多么可怜的海军哪！呸！”

战后，海军次官泽本中将曾经对当时的日本军政领导写下过这样的评语：平庸之辈盛行，没有具有优秀能力的杰出领导者。来自下属的压力属于家常便饭，少壮军官不尊重前辈使得问题更加困难。每个人都想逃避责任，没有人有勇气牺牲自己来尽职尽责。当时的气氛助长了陆军和海军的狭隘和自私，国家的命运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每句话都可谓掷地有声。

会议不时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只有当东乡和贺屋以辞职相威胁时，气氛才会稍稍平和一些。东乡提出：“在下这样的决心之前，我们希望设法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因为要在具有二千六百年历史的皇国的重大转折之际，豁出国家的命运搞欺骗外交未免太过分了，我干不了。”

为争取尽快对美作战而日夜焦虑的塚田次长，已经是面容憔悴、脸色苍白：“首先应该决定的是两件事：一是决心立即开战，二是在12月初发动战争。否则统帅部就无能为力了。”

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海军方面认为外交谈判可以进行到11月20日。”

一贯心直口快的塚田吼道：“不行，那样太迟了。陆军方面认为谈判只能进行11月13日，这是最后的期限，再迟的话陆军就会出现哗变。”

东乡白眼一翻：“就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我无法胜任。干脆别谈了，你们打去吧。”

东条提议把开战的时间问题同第三种方案——“在决定开战的基础上做好战争准备，同时积极进行外交努力”结合起来一起讨论。

“外交谈判不得妨碍作战准备，谈判最后期限定为11月13日。”塚田开始高声叫嚣，“外交期限必须严格地履行，11月13日之前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这一天之后任何举动都是对最高统帅权的侵犯。”

东条首相仍保持冷静，不时支持东乡和贺屋。陆军逐渐把火力集中到东乡身上。休息时，陆军向东条施加压力，“如果外相反对战争，我们只有把他换掉”。

就在会议桌上用过午餐后，东乡继续跟陆军辩论：“就给我12天时间？11月13日未免太苛刻了，海军不是说11月20日吗？”

塚田：“那是不可能的，谈判以到11月13日为宜，超过这个期限就会打乱统帅部的总体部署。”

于是，大家就外交谈判的期限展开激烈争论。眼看争执不下，东条决定休会20分钟，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会间休息时，陆海军统帅部都没闲着，两个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和福留繁都来到会场之外。总长、次长、作战部部长和军务局局长临时召开碰头会，同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外交谈判可以进行到11月30日。

会议继续进行。针对统帅部提出的新时限，东条提出：“是否可以定在12月1日？即使推迟一天也好，因为这样可以使外交谈判的时间长一点，行吗？”

塚田：“绝对不行，超出11月，一天也不行，这是最后的让步。”

岛田：“塚田，11月30日到几点为止呢？到午夜24点行吧？”

“那好吧。”塚田终于做出了让步，他冷冷地强调：“可以到午夜24点为止，再晚一分钟都不行。”就这样，外交谈判的最终期限就定在了1941年12月1日凌晨零时。

马拉松会议最终形成如下决议，也就是新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一、帝国为打开目前之危局，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二、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间定于12月初，陆海军应根据此时间完成作战准备。

三、对美谈判按《甲案》和《乙案》进行。

四、力求加强与德意两国之合作。

五、在发动武装进攻前，与泰国密切建立军事联系。

六、对美谈判若在12月1日凌晨零时以前获得成功，立即停止发动武装进攻。

接着，会议转入讨论外交谈判的条件，也就是对之前初步拟订的《甲案》和《乙案》进行研究。

代表陆军的杉山总长、塚田次长又开始强烈反对《乙案》。其理由是，不涉及关键性的中国问题，而单单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是不可能的，万一我们撤了美国立即进驻怎么办？美国占据了这一地区，就会立即切断我们的补给线。他们不按照承诺向我们供应物资怎么办？这样，半年以后战机就会丧失殆尽。

杉山和塚田两人坚决主张只能按照《甲案》与美国谈判。

在合起来一起对付政府这一点上，海军和陆军倒是配合默契，永野马上跟过来凑热闹：“赞同陆军的意见，反对用《乙案》与美国谈判。”

东乡外相也毫不让步：“《甲案》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因此我希望根据《乙案》进行谈判。这个方案是尽最大努力进行外交谈判的最后途径。如果堵塞此路，那我无法承担外务大臣的责任。”

会议若在这样险恶的气氛中再继续讨论下去的话，就可能涉及东乡的去留问题。东乡辞职同样能导致内阁倒台。陆军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建议再休会10分钟，给大家一个开小会的时间。休息时，东条、武藤、杉山、塚田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了协调，东条规劝陆军将领要做出让步，因为天皇的意见也是要“还原到白纸上”。

大家认为如果继续坚持的话，东乡真的一拍屁股走了，东条内阁势必倒台。新内阁在决定开战之前还需要时间，可此时是不容许拖延时间的。最终，陆军勉强同意接受《乙案》，但提出必须补充附注：美国不能干涉日本与中国的和解过程。

杉山再三强调，必须在《甲案》美国不接受后才能抛出《乙案》，他担心陆军中的激进分子在得悉日本做出如此可耻的让步后出现哗变，东条承诺：“如果那样的话，我有办法。”

在争取《乙案》的斗争中，东乡取得了胜利，但他知道，这个方案美国人接受的可能性也不大——后来，罗斯福还真对《乙案》动了心，差点酿成了“远东慕尼黑阴谋”。

东条还向东乡做出了庄严承诺：将全力支持外交工作，不论备战进行到何种程度，只要还没有打出第一枪，外交上一旦取得突破，就立即停止军事活动。

散会后，气愤难平的东乡连夜走访了前首相和四次担任外务大臣的老前辈广田弘毅。东乡告诉广田，这活儿他娘的简直不是人干的，实在不行的话就辞职。广田先是劝东乡冷静下来，然后提出，假如你和贺屋都辞职的话，今后一定会任命主战的外相和藏相。与其出现那样的情况，还不如你们留在内阁，抓住最后一线希望，将和平的努力进行到最后一分钟。

“这样说的话，您是不赞成我辞职啦？”

“这样明摆着就是让内阁另找支持战争的外相和藏相。”

“我们的辞职也是警告军部，能够再慎重商定国策，为日本的未来留一条活路。”

“太晚了，现在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军部已经被逼到了极限。”

“明白了，总之我先试试。”

“拜托您了，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广田低下头，向东乡托付。

11月2日17时，东条首相偕同杉山、永野两总长一起觐见天皇，向裕仁奏禀了从昨天一直持续到今天凌晨的联络会议的经过以及会议最后的讨论结果。两位总长向天皇呈交了陆海军详细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著名的奇袭珍珠港计划，开战时间暂定为1941年12月7日。

裕仁脸上再次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再次重申了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意图：“我们希望通过外交谈判途径打开局面，即使谈判不成功，是否就只得下决心同美英开战呢？如果事态果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加紧进行作战准备，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裕仁紧接着对东南亚的天气表示了关心：“马来亚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的部队能顺利登陆吗？”要说这天皇也真不是白吃干饭的。后来事实证明，山下奉文的第二十五军在马来亚和泰国的登陆确实差点因恶劣天气的影响而失败。

对美、英、荷同时开战，可谓事关重大，必须广泛征求意见。11月4日，在皇宫召开了陆海军军事参议官联席会议。这是自1903年明治天皇创设军事参议院制度以来首次根据天皇旨意召开的会议。会议将就《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中有关国防用兵的条文，征求这些老军人的意见，条文主要内容是：帝国为打开目前之危局，实现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间定于12月初。

起初，天皇提出召开的是由统帅部、内阁主要成员和军事参议官组成的联席会议，广泛听取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意见。但东条考虑，参加会议人太多的话，势必再次陷入无休止的纠缠，如果会场出现混乱，那对天皇可是大大不敬。他建议采取统帅部两位总长联名上奏的形式，只召开陆海军军事参议官联席会议。裕仁接受了。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内阁政府的东条首相兼陆相，岛田海相，军部的杉山、永野、塚田、伊藤，其余全是军界的资深人士。陆军方面有闲院宫、朝香宫、东久迩宫、寺内寿一、西尾寿造、山田乙三、土肥原贤二等大腕，海军有伏见宫、百武源吾、加藤隆义、及川古志郎、盐泽幸一、吉田善吾、日比野正治等高级将领。从参会名单可以看出，参加人员事先可能也经过精心的挑选。一个简单的证据就是：一直反战的米内光政军事参议官出现在被邀请者之列。

会议由前参谋总长闲院宫陆军元帅主持。

军令部总长永野和参谋总长杉山分别就陆海军的作战事宜做了简要说明，接着，参议官向统帅部和政府提出质询，由统帅部和政府方面解答。与会的都曾经是军人，所以要求开战的议案很快就取得一致意见。军事参议官会议最终做出决议：我们一致认为，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提出之《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中有关国防用兵之条文，是适当的。

头一天在联络会议上还信誓旦旦，声称要通过外交手段来打开僵局的东条首相，在这个场合又变成了勇敢的陆军大将。他在会议总结时，对众多参议官说：“面对危局，如果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坐视我们的国家倒退回三流国家的状态，我们将玷污大日本帝国两千六百年的辉煌历史！”

1941年11月5日10时30分，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四次御前会议中的第三次会议，在皇宫召开。参加会议的军政要员13人纷纷就位之后，面无表情的裕仁走了进来，会议室内弥漫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气氛。

东条首相率先发言。他说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已经重新研究过，“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必须做好战争准备，军事行动的时间初定为12月1日开始，与此同时，要竭力通过外交途径来打开僵局”。

接着，东乡外相展望外交前景，显得毫无信心：“外交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成功之希望令人深感遗憾地渺茫。”东乡是战前反对战争最坚决，也是做出最大努力的人，可此时局面已经失控，他渐渐失去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铃木贞一反复强调日本资源的危急情况：“我们仍在和中国交战，还将与英国、美国和荷兰打一场长期战争，从物资的筹备来看任务异常繁重。”但他总是显得首鼠两端，认为战争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这总比“等待敌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好。

永野的发言还是老论调，“越拖对日本越不利”。他对战争初期能够取胜信心百倍。“尽管如此，我们仍须面对打一场长期战争的准备”，日本能够“建立自己坚不可摧的战略地区并能把敌人挫败”。他强调大家对作战计划要保密，因为日本的命运如何，全靠开战头几个月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

永野提出，现有美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及日本特有的地缘优势，将帮助日军获得足够的胜机。日本海军对美国海军的比例超过了70％，而美国的舰队现在是40％在大西洋，60％在太平洋。美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位于大西洋的舰队调到远东，因此，日本能够在一次决战中摧毁他们。永野的话让大家都回想起世纪之初那场辉煌的对马海战。在那次战斗中，日本海军就是先摧毁了位于旅顺的俄第一太平洋舰队，然后以逸待劳，几乎全歼长途奔袭而来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

杉山的发言更加充满感情色彩，他现在就是近卫内阁时的东条，连说话的语气和内容几乎都与以前的东条一模一样。杉山认为“美国没有做一点让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他谈到了中国驻军问题，“我们花了数百亿日元，派出了百万大军，付出的代价是十多万人的伤亡，无数家庭在忍受失去亲人的悲伤。我们历经四年的苦难才取得当今的成就，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如果我们把军队撤出，中国绝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会得寸进尺地试图接管满洲、朝鲜和台湾！”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询问美国对《甲案》《乙案》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时，东乡回答，两个方案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时间只剩下半个多月，作为外相他将会不遗余力，“很遗憾，成功的希望不会超过10％”。

虽然会场的气氛略显悲壮，但会议进行得还算波澜不惊，最终顺利通过了联络会议提交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会议于15时15分结束。与9月6日御前会议不同的是，自始至终，天皇像木偶一样，一言未发。

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紧张。11月3日，白天陪儿子逛了东京博物馆和旧城区的日本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感觉到愉快和劳累，早早便上床休息了。

半夜里，忽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来人声称是附近警察局的警察。来栖忽然想起家里的电话已坏了好几天了，明天一定抽时间去修。他万万没想到，此后很长时间他都没工夫去修那个破电话了。开门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是不是前段经常散布反战言论，警察来抓他啦？

“请速到外相官邸。”门口的警察说，这句话让来栖松了口气。

来栖是日本资深外交官，在菲律宾、中国、智利、比利时、意大利、德国从事过多年的外交工作，还担任过日本驻芝加哥的领事。作为日本驻马尼拉的首位总领事，来栖帮助缔结了日本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条约。这些还算小事，来栖最显赫的经历是在任日本驻德大使期间，作为日本的代表签署了举世闻名的《三国同盟条约》，尽管内心里他是反对这一条约的。来栖站在希特勒身边的照片出现在各国媒体的头版头条，使他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日本，同样叫“三郎”的来栖和野村都是公认的亲美派人士。来栖比野村还要彻底一些，虽然他的岳父母是英国人，但他的夫人艾丽丝·杰伊却是出生在华盛顿的美国人。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来栖是日本驻比利时的大使，在布鲁塞尔，他试图让比利时和法国出面调解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作为一个清醒的外交官，来栖认为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愚蠢的。日本没有清晰的战争计划，也不知道打到哪里才算结束。换言之，就是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战争不断升级的原因是“政府总是被既成的事实牵着鼻子走，而没有长远的解决方案”，“陆军和海军内部缺乏协调，只想着保存颜面和逃避责任”。出任驻德大使后，他继续寻求利用德国调解侵华战争的途径。可愚蠢的近卫文麿对汪伪政权的承认让来栖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早在近卫内阁时期，身心憔悴的野村大使已经几次致电东京要求辞职回国。就在东条内阁成立不久的10月22日，可怜巴巴的野村再次恳求新外相东乡免除自己的职务，准许他回家养老。野村声称美国政府虽然了解他的诚意，但也清楚他在日本国内是何等缺乏影响。他悲痛地说，“我不愿意这样伪善地干下去，欺骗别人”。野村认为自己不是职业的外交官，无法承担如此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谈判。他的几次请辞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近卫和东条的断然拒绝。

军部的强势以及政府的无能让野村想起了一件事。在赴华盛顿上任之前，同为海军大将，比他小3岁的好朋友米内光政，曾经提醒他：“老兄此行请务必小心。今天这帮人扶着让你上去，当你爬上去之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从你身下抽走梯子的。”从现在的情况看，米内老弟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

东条和东乡对野村的回答是少安毋躁，坚守岗位。可以想象精疲力竭的野村老头得到这样的消息时多么失望。东京当然也有苦衷，抛开能力不说，现在连多一天的谈判时间都要从军部那里努力争取，哪有时间让你大老远地跑来跑去？就是想换人也没时间呀。

无奈的野村只好退而求其次，再三要求派出资深的外交专家出任特使，和他一起与美国斗法。8月4日，他在发给东京的电报中说：“希政府速派一名通晓国内外形势之外交前辈（例如来栖大使）暂来美国协助本大使处理工作，本大使工作已处于难以开展之地步，希政府研究后速派人前来。”

说实话，东乡外相对野村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野村之前的工作出现过不少纰漏，对他派出助手非常必要。于是他想到了野村推荐的赋闲在家的来栖三郎。后来东乡回忆道，“在这一危机时刻没有时间将他解职，也没有时间犹豫不决”。来栖亲美且外交经验丰富，是出任特使的最佳人选，东乡只有寄希望来栖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与野村一起完成最后的艰巨的谈判任务。当然官方对派出特使的原因，还不能说是野村能力不行，只能说他英语不好。

来栖连夜来到了外相官邸，深更半夜的外相官邸灯火通明。除了东乡之外，次官西春彦、对美事务局局长山本、对美事务局第一课课长加濑等要员均在座。个个正襟危坐，如临大敌。这让来栖感到了气氛的紧张。东乡话都不想多说，开门见山地告诉来栖，他必须受命立即赴美国进行和平外交，并简要介绍了他能带去的谈判砝码，也就是《甲案》和《乙案》的内容。东乡说，来栖只有天亮后一天的时间来熟悉情况和收拾行李，出发的时间是明天，谈判的最后期限是本月底。

“那就是说，如果真要去的话，我只能有二十六天的谈判时间。不，我到华盛顿至少也已经是12日或13日，我只能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对吗？”东乡点头。来栖立即明白，摆在他面前的，除了苛刻的条件之外，最可怕的就是时间。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来栖明白，外交谈判扯起来就没完没了，何况是这种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谈判。

“我也知道非常勉强。”眼看来栖面有难色，同样是外交官出身的东乡说：“请您记住，这是赌上皇国命运的两周。天皇命令你立即赴美，天亮就办手续。我会通知岛田海军大臣，让他在关岛或香港准备飞机。我也会同时照会格鲁大使，让美国方面极力给予关照。”

离开的时候，来栖笑着调侃东乡道：“你不会跟我说，开战时留下两个人比留下野村一个人更让美国人放心吧？”对于来栖的玩笑话，东乡一脸严肃，一言未发。

来栖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他的美国籍夫人问他准备到哪里去，来栖回答“美国”。夫人给他冲了一杯咖啡。一旦被外边得知来栖要去与美国和谈，他随时有遭暗杀的危险。因此，夫人建议他从东京到横须贺的途中最好由他们在陆军当航空工程师的儿子陪同，别人会认为他是送儿子出差。来栖同意了。他告诉夫人，“我可能一去不复返了”。“珍珠港事件”之后，来栖在美国试图自杀未果，最后还是活着回来了，还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不过，那已经是1942年8月的事情了。

第二天，来栖拜会了东条首相，两人之前从未见过面。相对于东乡的煞有介事，东条首相显得相对要轻松一点。他没有穿军服，而是穿着一身比较正式的和服来接待来栖。东条告诉他，对于他的任命已经禀报了天皇：“美国人民反对战争，美国的橡胶和锡的来源正在减少，请全力达成协议。我以前一直认为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希望不超过30％，但现在觉得要达到50％了。”东条的下一句话让来栖感到了一丝凉意，也更感到此行的艰险，“日本无法同意无条件撤军”。东条向来栖承诺，一旦外交有了突破，军事行动就会立即停止。

来栖认为，避免战争是他为了天皇和日本人民义不容辞要做的事情。他问东条：“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您能顶住反对之声来支持外交吗？”东条答道：“是的，我当然能做到！”这让来栖看到了黑暗中一丝微弱的亮光。“时间不能拖过11月。”东条最后说。他的话让来栖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起起伏伏。

既然是去美国，还有一个老朋友一定要去看看。离开首相官邸的来栖拜访了美国使馆。格鲁大使对老朋友的来访非常热情，况且他目前还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您有新的提案吗？”格鲁满怀期望地问来栖。来栖的回答是“没有”。格鲁看起来有点失望，但还是礼貌地祝来栖好运。

参谋本部已经得到来栖将赴美协助野村进行会谈的消息。但时间太紧，要想谋划干掉来栖已经来不及，大家只能一起恶意地诅咒，“希望来栖乘坐的飞机在中途坠毁”。

11月5日凌晨4时，来栖从东京乘头班车前往横滨，再乘坐海军的轰炸机前往台湾高雄郊外的冈山机场，从那里转赴香港，搭乘香港到旧金山的定期快速班机飞往美国。为了保证来栖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美国，格鲁大使特意给华盛顿的远东事务处处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打了电话，让他说服泛美航空公司把飞机推迟两天起飞。当时这个航班每周才有一班。乘坐这次航班的人可算倒了霉了，不但晚点，还要附带上不少诅咒。

陆军的诅咒还有点灵。这架载着来栖的快速班机途中还真出现了小问题，在当时一个无名小岛做短暂停留时出现了机械故障。这个当时寂寞得几乎无人知的小岛，后来因为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海空大战而名扬天下，那就是我们今后要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中途岛。

战争已日益临近，中途岛的防务比和平时期有了较大的改观。过一段时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海军上将，还将安排“列克星顿”号航空母舰往这里再运送一批战机。一般外交官都兼具间谍的功能，为了给来栖特使留下兵力众多、防卫森严的印象，岛上的负责人香农陆军中校和赛马德海军中校——这两位老兄在中途岛海战中还要出来跑龙套，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联手重创了南云的机动部队，使他们彻底丧失了成为主角的机会——精心安排岛上为数不多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队员排成一字长蛇阵，缓步行进在通向来栖下榻的泛美饭店的路上。

当香农和赛马德的汽车陪伴来栖驶过这支队伍时，香农假装不经意地对来栖解释说，这只是“他属下的很小一部分人在进行例行的训练演习”。

事实上，为了凑齐这支“不成样子”的队伍，香农中校动员了岛上所有活着的人，连厨房的炊事员都换上军装，一身奶油味地站在了行进的队列里。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时刻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日本的内阁更替。对于东条的意外上台，美国并未感到乐观，谁都清楚近卫的下台是主战的东条导致的。华盛顿时间10月18日，“魔术”系统破译了东京于头一天拍发给野村大使的电报，从中获悉近卫内阁垮台的原因是“内阁意见分歧，其焦点在于驻军中国还是从中国撤军的问题”，这也印证了华盛顿之前的判断。

赫尔国务卿从东京陆续发给野村的电文中，做出了清晰的判断，那就是新一届东条内阁在对待日美谈判的态度上更加焦急。倘若双方不能尽快达成协议，急于求成的东条内阁有可能很快发起战争。在赫尔眼中，日本新任首相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心地狭窄、直肠子、死心眼”，“相当愚蠢”。他认为之前从近卫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多”，而从东条这里得到的将“更少”。

罗斯福对东条接管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东条上台预示着美日谈判已临近最后摊牌。就在东条内阁宣布成立的第二天，罗斯福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和斯塔克等人之外，还有总统的私人顾问，被誉为“白宫二号人物”，有“影子总统”之称的霍普金斯——这是一个不敲门就可以随便走进总统房间的人。会议研究的结果是仍然按照“先欧后亚”的方针稳住日本，在太平洋暂取守势并时刻保持警惕。

会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指示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立即采取预防性警戒措施，但不要构成对日本的挑衅。他在10月18日写给金梅尔的信中说：“我们仍将力求在太平洋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难以预料，不过总统和赫尔先生正在为此而积极努力。白宫经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至少在日本的动向明朗化之前，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美国海军情报局在提交给斯塔克的《关于远东形势备忘录》中这样写道：由于东条内阁的上台，日本在对外强硬主义派的支持下，正在朝着同轴心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方向发展。据说东条将军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内相和陆相，这显然是因为日本陆军业已掌握了政府的领导权。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就清楚地意味着日本说不定会随时采取不利于美国利益的积极行动。

10月21日，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向总统保证，在菲律宾的美国B-17轰炸机“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提出，“这支即使尚不完善的威慑力量，如果不会马上被日本人惊动的话，就有可能阻止日军南下并确保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安全”。

美国的麻烦事也不少。10月底和11月初，蒋介石担心日军会进攻昆明以切断经过滇缅公路通往中国的补给线，他向伦敦和华盛顿发出了万分激动的呼吁，要求英美联合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蒋介石预言，如果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抗战就有全线崩溃的危险。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集结到法属印度支那，泰国也感到了紧张。苏联政府也担忧一直对北方念念不忘的东条可能会进攻海参崴。日本已经在满洲集结了70万的强大兵力，随时可能对苏联的远东地区展开攻势。斯大林也请求伦敦和华盛顿针对这一点向日本提出警告。

相对于罗斯福的犹抱琵琶，丘吉尔倒显得大方异常，不仅仅因为他已经参战，还在于这有利于保护大英帝国在远东巨大的殖民利益。丘吉尔渴望英美两国能以最严厉的措辞警告日本，并深信英美合力足以吓唬住东京的好战分子。“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11月2日他致电罗斯福说，“他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英国已单独向日本提出警告，“如果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的话，英国将断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丘吉尔很清楚如果美国不出面，日本根本不会在乎他，所以力劝罗斯福也要积极做出呼应。

罗斯福没有答应丘吉尔的请求。马歇尔和斯塔克都反对美国对日本发出类似的最后通牒，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打败德国。如果对日战争不可避免，美国应继续在太平洋采取战略防御方针，直到打败德国为止，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11月7日他告诉丘吉尔，“那种警告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蒋介石和丘吉尔对此都深感失望。尽管如此，丘吉尔于11月10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仍在向美国示好，他说如果日美之间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将在一小时内接着宣战”，后来英国对日本宣战还真比美国早了两个小时。

对于美国来说，还有一个敌人就是时间。史汀生说，不到1941年12月，新的增援部队到不了菲律宾。斯塔克说。不到1942年2月，海军训练计划完不成。他们两个都请求罗斯福总统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同时要求总统给予蒋介石除参战之外所能给予的最大援助。

11月3日，格鲁大使在拍给赫尔的1736号电报中指出：“我认为，如果日本在日美谈判中遭到失败的话，那么全体日本国民也许会以武士道精神与美国大干一场，一决雌雄。”跟往常一样，格鲁的电报在国务院几乎没人理睬。赫尔的顾问霍恩贝克，其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生来就对日本没有好感，他认为格鲁是个守旧而又可敬的人，很容易轻信别人，对日本的同情心使他发自东京的每封电报都带有明显的亲日色彩。

11月7日，白宫召开了内阁例会。会议的气氛十分沉闷，远东形势的不断恶化让大家感觉到日益加大的压力。一开始，罗斯福就开门见山地问赫尔：“你对远东的局势有何判断？”

赫尔作了大约15分钟的发言，他先谈了整个国际形势，接着详尽地汇报了同日本和谈的进展情况，最后用下面几句话结束了发言：“形势非常严峻，不知我方何时何地会遭到日本的军事进攻，我们必须常备不懈。”

赫尔的警告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罗斯福开始一一征询内阁官员的意见，全体内阁官员基本同意赫尔对形势的看法。为了使美国人民对上述事态的发展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内阁官员一致同意要对国民强调事态的严重性。

根据内阁会议形成的意见，11月11日，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发表演说：“我们不仅在大西洋面临着必须采取自卫手段的局面，而且在世界的另一地区，太平洋的遥远地方，也面临着可能是同样严峻的局面：我们必须在那里和在大西洋一样迅速做好防御准备。”

同一天，副国务卿韦尔斯在演说中发出警告：“不论在东太平洋还是在欧洲，征服的浪潮正波涛汹涌，将要袭击我们美国的海岸。美国正面临着远比1917年更为严重的危机，或许在什么时候我们将被迫进行作战。”

这一天，罗斯福总统命令海军副官比亚多尔上校，要他今后在报送“魔术情报”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上报情报的要点，他要认真察看情报的全文。

来栖三郎特使的路途还很漫长，在他到来之前，野村还必须孤军奋战。11月7日内阁会议结束后，赫尔会见了野村大使，野村向赫尔提交了国内发来的《甲案》。提交只是名义上的，赫尔早已通过“魔术”知悉《甲案》和《乙案》的全部内容。他看着日本送达的公文，只是为了核对“魔术”系统的准确性而已。

赫尔假装认真地看了几遍文件，告诉野村，他需要一些时间来研究和考虑。11月10日，野村见到了罗斯福，罗斯福对之前野村提交的《甲案》闭口不谈，却用权宜之计来形容两国想要取得的成果。罗斯福说，贵大使、赫尔和我本人“在讨论两国关系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上才花了仅仅六个月，保持耐心总是必要的，各国务必想到百年以后，尤其是在世界当前所处的时代更应如此”，换句话就是“别急，好事多磨”。关键是国内撵着屁股催，野村可磨不起呀！

11月14日，野村电告东乡外相，日本政府应当“耐心地等待一两个月以认清世界形势”，政府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轻举妄动，姑且等待，以观望欧洲战争形势的演变。11月16日，东乡在复电中说，野村的建议是完全不可取的，结束日美谈判的原定限期不得改变。他命令野村要催促美国从速解决，不要“让美国转移我们的议题，把谈判无休止地拖延下去”。东乡当然理解野村的心情，但是身在华盛顿的野村绝对理解不了东乡所处的尴尬处境，他身后站的是军部。

11月15日，野村再次找到赫尔催促尽快答复，并询问目前两国之间的会谈是否可以看作正式的。赫尔回答，“不能算是”，因为“只有和英国、中国和荷兰商量后才能将之后的过程叫作正式谈判”。赫尔反问道，如果别的国家从报纸上读到美国不和他们商量，就与日本就牵涉的这些国家的问题进行谈判，那怎么能向老朋友交代呢？似乎感觉话说得有点重了，赫尔马上鼓励野村，只要日本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三国同盟上展现出和平意图，“我们就能像亲兄弟一样坐下来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驻军问题”。政治家的智慧不能不佩服呀！

就在同一天，东京外务省向日本驻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瑞士、土耳其、曼谷的大使馆拍出电报，通知在发生紧急事态的情况下销毁密码机的顺序和详细方法。这份电报，美国一直到11月25日才破译，美国方面从中领悟了日本直言不讳的暗示：“万一的事态——战争不久即将发生。”

《赫尔备忘录》

11月16日夜晚，带着陆军诅咒的来栖三郎特使终于安全抵达华盛顿。来栖的来到被看作美日和谈的重大转机，美国媒体甚至这样形容，“他的到来好像是一线阳光刺破乌云，照亮了太平洋的海面”。

心力交瘁的野村的确是一个人在战斗，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来栖兄弟，两个“三郎”在一起总算有个伴儿，他们将共同完成绝望的14天外交。

说实话，还不能不佩服重庆的蒋委员长，对于已经持续半年之久的美日和谈，他早就对其前景做出清晰的判断。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惟余穷究此事所得之结论，美倭绝无妥协之可能”，“美国要求于倭者，第一退出三国同盟，第二退出越南，第三退出中国”，“倭对以上三个退出之要求，其中任何一个皆不可能允诺也”。蒋介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故余可以断定——美倭之谈判绝无结果也。最多乃为彼此间虚与委蛇，拖延若干时日而已”。

11月17日，来栖特使和野村大使在白宫拜会了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55岁的来栖看起来气质儒雅，有些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戴着金丝边眼镜，对任何人都面带微笑，彬彬有礼。来栖告诉罗斯福，他的到来不是为了施加压力，而是日本方面为了寻求共识所做出的更多努力。罗斯福对来栖的到来表示出似乎不减于野村的热情。大人物说话总是一语双关，他对来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友人之间不会说永别。”

但赫尔不这样看，他第一眼看见来栖就得出此人不可靠的结论，“无论是他的外表，还是他的态度，都不能得到对方的信任和尊敬”——看来，一见钟情和一见绝情在现实中经常发生。赫尔认为来栖唯一的优点就是英语很好，“因为他娶了美籍秘书为妻”。1948年，赫尔回忆，“他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我一开始就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

除了中国问题，罗斯福最关心的就是三国同盟。来栖表示，日本很难脱离这一同盟，至少不能做出公开正式的表态。不过美国和日本之间可以签订一个新和约，新和约的光辉将掩盖《三国同盟条约》，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一把手的罗斯福注定要唱红脸，肯定不会轻易表态。一边的赫尔就要唱黑脸，当即对来栖的提议表示反对。他认为来栖的话只不过是“企图为三国条约辩解的华丽辞藻”而已。

11月18日，赫尔、来栖和野村三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当赫尔提出对《三国同盟条约》的疑问时，来栖反复强调天皇派他来就是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同时指出日本可以自主地解释《三国同盟条约》，美国只要不极端扩大自卫权，日本绝对不会做出有损美国的事情。

赫尔表示，他不理解日本为何如此执着于履行与希特勒的协议，要知道，在遵守朋友协定方面，德国人并没有树立好榜样。赫尔在暗示，德国之前多次对日本隐瞒他们的企图。赫尔说，“只要日本还是德国的盟友，我不知道怎么能与日本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国公众舆论也会继续反对同日本妥协”。来栖只能重申，新达成的协议将优先于《三国同盟条约》，他请求赫尔理解，“大船不能立即掉头，只能慢慢地、一点点地转动”。

眼看双方又要陷入僵局，情急之下，野村打出了最后一张黑桃A。“能否考虑日本先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两国恢复到7月之前的状态？”对于野村的新提议，赫尔好像有点心动，情况似乎有了一丝转机。

野村马上把这一转机电告东京。之后的两天里，情况似乎有所好转，11月19日上午，民间和平大使沃尔什神父到使馆看望来栖，他可能通过邮政部部长沃克得到了一些内幕消息。他向来栖表示祝贺，因为美国可能接受野村提出的新建议。

但11月20日东乡的来电却充满了愤怒，他指责野村没有接到美国对《甲案》的答复，就贸然抛出《乙案》的部分内容，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东乡认为野村给美国承诺的东西太多了。之前发出向美国提交《甲案》的电令时，东乡已经再三跟野村交代，没有得到美国对《甲案》的答复，不能抛出《乙案》的内容——他不知道两个方案的内容都在赫尔桌子上摆着呢。

当天，野村和来栖根据东乡外相的训令向赫尔提交了《乙案》。赫尔早已知道该方案的内容，还从东京11月19日的电报中获悉日本政府将这个方案视为“最后方案”，电文是这样说的，“如果美国不接受这一方案，谈判就只有破裂”。

对于日本提交的《乙案》，赫尔在心中暗暗咒骂：“这简直是一份无耻的备忘录，荒谬到没有一个美国官员会接受的程度！”从法属印度支那南方撤至北方的军队能在“一两天内”开回南方，日本提出的建议“毫无意义”。然而，为了避免日本人以此为借口退出谈判，赫尔压住心中的厌恶和不满对来栖和野村说：“美国将以同情的态度研究这份备忘录。”赫尔事后回忆起11月22日野村和来栖拜会他的情景时说：“看到这两位外交官笑容满面、态度谦恭、表面上十分亲热的样子，就觉得他们的戏演得是太好了。”老酒认为，赫尔的戏演得也不错，能把戏联袂演好的双方，必须是势均力敌的。

11月22日，东乡在发给两位大使的电报中说：“希竭力贯彻既定方针，全力以赴实现我方所希望的解决办法。我们所以要求在25日以前解决日美关系问题，有着种种你们猜测不到的理由。但假如能够在这三四天内结束谈判，必须于29日签字（再强调一次是29日）。这个期限绝对不能再变更。过了这个期限，事态就会自行爆发。希你们了解这一点后能做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以上情况只限于两位大使知道。”

第三天，也就是11月24日，美国方面又破译了东京拍发给野村的一份电报，该电强调：“11月29日这一期限以东京时间为准。”看到这一消息的赫尔第一感觉就是，“这是悬挂在我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且是附有定时装置的”。

赫尔后来在谈到他这种感觉时说：“通过截获的电报我已获悉了日本的险恶阴谋，并且也知道野村和来栖已收到了同样内容的情报，但我很难顺着他们的意思谈下去。两人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后坐了下来。野村不时发出哧哧的笑声，来栖有时也笑得露出牙齿，但他们此刻心里翻来覆去所想的一定是：如果美国不答应日本的要求，那么日本在几天之内就发动新的侵略，而这迟早会给美国带来战争。”事实上，赫尔说得也不对，两个“三郎”也是冤枉的，他们并不清楚国内已经做出了限期开战的决定。为了把戏演得更真，东乡并没有把开战的真相告诉两人，其实准确的开战日期连东乡都是后来质问永野才知道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罗斯福却对赫尔认为没有一个官员会接受的日本《乙案》表示了兴趣。其主要原因还是马歇尔和斯塔克请求总统务必为备战争取更多的时间，哪怕是3个月，甚至1个月也好。罗斯福据此提出一个新想法，就是双方能够签订一个暂行条约。他把条约的主要内容用铅笔书写后，交给了赫尔。忠于职守的赫尔尽管心里不情愿，还是很快根据总统的意见，让国务院远东司起草了一个暂行办法草案。

11月22日，赫尔召见了澳大利亚、英国、中国、荷兰四国驻美大使，把日本11月20日提交的《乙案》以及根据罗斯福最新意见形成的草案交给大家传阅。后一文件包括的条款概括如下。

一、日本和美国承诺除非受到攻击，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对外侵略。

二、日本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军队，不能在该地区修建任何新的军事设施，北部的兵力也不能超过25000人。

三、美国和日本政府撤销各自的冻结措施，美国可以向日本供应部分石油。

四、美国调解中日会谈，建议地点在菲律宾。

五、暂行解决办法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其有效期不超过3个月，必须经过共同协议才能延期。

英、中、荷、澳四国大使均表示，这么大的事做不了主，必须向政府请示后才能表态。

11月22日晚些时候，赫尔会见了野村和来栖，告诉他们，他已经同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代表讨论了日本的建议，这些大使必须得到政府的指示，因此在11月24日之前不能对日本做出明确的答复。他暗示，日本应从整个法属印度支那撤军而不仅仅是南部。这一建议激怒了来栖，他反驳说，美国只是让日本单方面做出让步，而自己一点让步都不愿意做。

胡适立即把美国试图与日本人妥协的消息致电重庆，蒋介石当然是怒不可遏。在11月24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我接到了美国所定的对日本放松妥协的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不提名地指出所谓的“帝国资本主义”只懂得损人利己，不讲信义。蒋介石还说，过去只是认为英国人不好，不讲道义，感觉美国人还不错，但是从今天看来，就知道美国人也不怎么样，“知世界道德之堕废”，中国的抗日唯有靠自己。

重庆政府深信日本正准备进攻昆明，蒋介石认为美国对日本的妥协将对中国的抗战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导致军心涣散。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是因为战火还没有烧到你们头上，烧到你们头上，你们试试？他对美国的提议做出了激烈的反应，认为“现在美国同日本签订的任何‘暂行解决办法’都将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信任”，并强令胡适告诉赫尔：中国政府对协议草案“反应相当强烈”，认为美国“欲以中国为代价姑息日本”。就差明着说是“远东慕尼黑阴谋”了。

11月23日，赫尔再次召见4位大使，荷兰大使亚历山大·劳登博士表示已接到了国内训令，赞同和支持美国的建议。胡适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提出了异议，中国认为美国在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对日本的妥协，反对容许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留驻25000名日军，这支军队很可能用来进攻昆明。赫尔对此相当恼火，他告诉胡适，马歇尔将军认为就是留驻25000人也构不成威胁，然后重申这一措施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他责怪4位客人说，你们的国家似乎从来只关心自己有关地区的防务而不以大局为重，“我对此深感失望”。

胡适对赫尔态度强硬，赫尔自然也不会对胡适客气：整天狮子大张嘴要东要西的，现在你还有理啦？他有点粗暴地告诉胡大使，拟议中的暂行解决办法不会使滇缅公路受到威胁。他让胡适转告中国那位陆海空三军大元帅，暂行解决办法将使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在3个月内不会受到日本的攻击。日本在这段时期内或许会得到一点点石油，但数量对于增强其战争潜力来说是无济于事的。赫尔最后威胁道，如果没有这一妥协，日本立即向南方进击，你们不要责备美国不向那一地区派遣舰队。

赫尔也是真急了，没有意识到这些话只能吓唬英国和荷兰，因为日本进攻他们才需要海军。对于中国来说，你派不派舰队关我屁事？反正我也没海军了。日本南进打英国和荷兰那才好呢，正好减轻我抗战的压力。不过，这话只能心里想，不能嘴上明着说。

英国对美国的做法当然也不是很赞成。11月24日，英国大使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发出的备忘录。艾登认为应该要求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出所有的陆军和空军，并反对向日本恢复供应石油。他指出，“日本人除了军事上的需要之外，并不缺乏石油”。最后，他说英国政府对赫尔处理谈判一事完全信任，也就是说，我的意思已经说了，赫尔你自己看着办吧。

当时蒋委员长的大舅哥也在美国。蒋介石立即命令宋子文去做美国上层的工作，宋子文马上就去找了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以及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这三位都是美国高层中铁杆的对日强硬派。宋子文告诉三位部长，“任何容许日本军队留驻或威胁中国的暂行解决办法，必然会使中国的抗战瓦解”。诺克斯当即表示，必须全力支持中国的抗战。摩根索对宋子文说，日美之间的妥协很难达成，对付日本这样的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武力制裁。据副国务卿韦尔斯后来讲，宋子文还通过“一位新近在华盛顿开业做律师的前政府官员”的关系，在美国报刊和国会议员之间制造许多美国抚慰日本的舆论，大喊大叫美国准备制造“远东慕尼黑阴谋”。连美貌的蒋夫人也通过广播向美国呼吁，“我们认为美国绝不会只顾自己的利益，也绝不会像法西斯国家那样认为牺牲弱小是正当的行为”，借此唤起美国民众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这些给了赫尔不小的压力。

眼看宋子文和胡适四处串联乱吆喝，罗斯福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他把宋、胡请到了白宫，亲自向二人解释。罗斯福打了一个比喻说，现在有两个强盗，一个强盗从西边来抢我的钱，另外一个强盗从东面来抢我的钱，我一个人要对付两个抢我钱的强盗，对付不了，那么只有先给其中一个强盗五块钱，让他多走几十里路，以便我腾出手来先收拾一个，然后再回头收拾第二个。这时候，罗斯福派往中国的顾问欧文也发来了电报，指出蒋介石对于美国试图与日本妥协反应强烈，“其激动之状实前所未有”，他认为美国的做法就同当初英国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一样。如果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压迫，把冻结的日本的财产解冻或者继续供应石油，中国的抗日战争就面临着随时崩溃的危险。欧文指出，此时中国的军阀，如位于山西的阎锡山和云南的龙云，都在秘密跟日本人接触，万一美国此时釜底抽薪，这些人很可能倒向日本人或者汪精卫。

就在此时，蒋介石最讨厌的那个人站出来说话了。11月25日夜间，罗斯福接到了丘吉尔的电报，丘吉尔委婉地说：“此时欧洲战场激战正酣，形势危急，中国战场千万不能垮掉。当然处理此事全在于你，而且我们的确不需要再多打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么办呢？他不是吃不下饭吗？如果中国崩溃了，我们的共同危险将大大增加。我们确信，美国对中国事业的关心将支配你的行动。”这可能是丘吉尔一辈子对中国说过的屈指可数的好话之一。老丘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让中国不至于崩溃，死死拖住日本，就能减轻日本对远东英属殖民地的压力。

出于中国的反对、英国的劝阻，加之本身就不太愿意对日本妥协，赫尔认为有必要放弃这一暂行解决办法。11月26日上午，赫尔向罗斯福呈交了备忘录：“鉴于中国政府的反对以及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三国政府半心半意的支持或者实际上是反对，我十分认真地建议，让我在召见两位日本使节时交给他们一份综合的全面和平解决的基本建议，同时撤销暂行解决办法。”赫尔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罗斯福总统立刻就同意了”。

其实罗斯福立即表示同意另有原因，丘吉尔和蒋介石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就在当天早上，罗斯福准备吃早餐的时候，史汀生打来电话告知，日本的大队人马从中国的上海港搭乘四五十艘运兵船，朝着南方浩浩荡荡驶去。接完电话，罗斯福的饭也凉了。闻听此信的老罗气得饭都没心思吃了。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差不多发了爆火——可以说气得跳上了天”。史汀生显然在吹牛，罗斯福坐着轮椅，是跳不起来的。

日本向南方增兵彻底改变了整个局势，因为这是日本人毫无信用的明证。一方面为签订全面和约而谈判——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另一方面却又向法属印度支那源源不断地派出大规模的远征军。

头一天，11月25日，罗斯福在白宫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部长史灯生、海军部部长诺克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及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等军政头面人物悉数到会。赫尔首先发言，他说：“同日本签订协定已没有任何希望，对继续举行日美会谈我已感到绝望。日本随时随地有可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开始新的征服行动，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问题掌握在陆海军手中。对不起，我想向军事首脑提一下，日本也许要把突然袭击的原则作为其战略的着眼点，他们有可能同时对几个地方发动进攻。”

史汀生后来在1946年美国国会调查听证会上接受调查时说：“一个问题使我们十分为难。如果你知道你的敌人正要揍你，等待敌人跳将过来对你主动进攻那是颇不明智的。可是尽管有此种危险，我们认为为了得到美国人民的完全支持，那就需要确切地加以证明，日本人就是这样爱打人的一种人，这样谁也不会怀疑究竟谁是侵略者。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可以对我国人民和全世界更清楚地解释我国立场的根据，那就是日本采取了某些突然行动，因此我们不得不投入战斗。”

马歇尔也在同一次听证会议上对一再盘问他的参议员富格森说：“调动日本人放第一枪是从外交意义上来说的，不是真正指用枪射击，只不过是用外交手段保护美国的利益，不让日本以危险的方式做更进一步的侵入。”马歇尔多次强调：“调动日本人打第一枪只是一个比喻，这不是一个军事命令。”

虽然罗斯福和他的专家都觉察到日本不久就要动手，但他们没有预料到日本会直接进攻美国，更想不到日本胆敢袭击珍珠港。罗斯福对霍普金斯说，他相信日本会设法尽可能推迟和美国的冲突。在美国和英国，人们都认为日本最初的进攻目标肯定是英属殖民地马来亚、中国香港或新加坡，或者是他们垂涎已久的荷属东印度，他们甚至不敢对美国的属地菲律宾动手。有些人甚至提出，如果日本人不直接进攻美国，美国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参战理由”——真是太小看日本人了。

罗斯福可没有那么乐观，他预示美国人本身就可能遭遇危险，因此指出：“日本人在不宣而战这点上素来臭名昭著，以前对中国人和俄国人都是这么做的。所以美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也就是12月1日前后遭到攻击。”他要求大家研究一下应如何应付这种情况的发生。可是，接下来美国陆海军首脑面红耳赤地争论的主要课题，却是怎样对付日本即将对东南亚发动的进攻，如果日本首先进攻马来亚或泰国，美国应当以什么方式介入战争。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日本人会直接拿强大的美国开刀，认为打死他们，他们也不敢。

与日本冗长的决策程序相反，这样重要的会议，美国只开了一个半小时。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党政要人的观点基本一致且保持了政策的连贯性，还有一个能够一锤定音、当场拍板的关键人物。

华盛顿的眼睛就这样牢牢盯在了南方，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军事会议结束4个小时之后——东京时间1941年11月26日清晨6时30分，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的强大机动部队已经整装从集结地单冠湾拔锚起航，目标正是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珍珠港。

当天下午，斯塔克给远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写了封信，信中发表了自己的高见：“我认为，日本向泰国、马来亚和滇缅三个方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最大。”与此同时，似乎是为斯塔克的观点作证，陆军部部长随后报告了日本运兵船南下的消息。这一情报加深了美国首脑关于日军主要攻击方向是东南亚地区的判断。

第二天，马歇尔和斯塔克写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仍然强调拖延时间为备战争取时间的观点，并且进一步说明：“可观的陆海军增援部队已开到菲律宾，但仍没有达到所希望具有的力量，增援过程还在继续。21000人的陆军部队预定在1941年12月8日出发，他们的目的地是菲律宾，时间越往后拖，对我们越有利。”

野村大使早就预料到美国方面不会接受日本的《乙案》。他认为目前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的只有天皇和罗斯福总统两人，他于11月26日致电东乡外相：“我认为目前打开局面的唯一办法是，由总统就旨在维持太平洋和平的日美两国合作问题亲自致电天皇，并望天皇陛下亲自复电，由此改变一下两国间的紧张空气。”

外交本质上是需要耐心的，东京给两位“三郎”规定的最后期限，让野村和来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只能在焦急中等待。11月26日16时45分，野村和来栖应赫尔的要求来到了国务院。赫尔一开口便对他们说：“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对于日本方面于11月20日提交的《乙案》，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后，实难同意。”赫尔还耐心地对美国不能同意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一、让美国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就等同于停止对英国的援助一样，这是坚决抵抗德国武力侵略的美国绝对不能答应的条件。只要日本仍然同希特勒结盟和坚持在东亚推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就绝不会停止援助中国。

二、日本军队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退到北部，这些部队可以用来“在其他地区再进行同样令人讨厌的活动”，照样可以把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的兵力牵制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来说毫无意义。

三、日本开出的条件丝毫不能证明其希望和平的诚意。

四、无论是日本希望得到不管是美国还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给，美国都要等待英、中、荷等国对诸多问题的回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日本如此一味地催促美国给予答复，让美国产生了被胁迫的感觉，心里非常不爽。

不等两人辩解，赫尔立即向两位大使面交了事先征得罗斯福总统同意的美国的正式答复。为了防止一直要求借和谈拖延时间的斯塔克和马歇尔的反对，答复的内容甚至事先瞒着这两个人。这就是著名的《赫尔备忘录》，其要点是：一、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走一切军队；二、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三、脱离《三国同盟条约》；四、不承认重庆以外的其他政权，包括汪精卫伪政权和伪满洲国。

野村愣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来栖问道，这是不是就算美国对《乙案》的答复？赫尔说“是的”。他还指出日本接受以上方案后在经济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如资产解冻和重新签订贸易协定等。赫尔说，“对于日本的建议，我们目前所能做到的只能如此”。赫尔采取了一个达不到全部目的就什么也不要的态度，一下子把对手逼入死胡同。日本已经没有机会挽回面子，除了发动战争之外，别无出路。赫尔后来也承认说：“我们从未指望日本会接受这些提议。”

来栖认为，如果美国认为日本“会向蒋介石脱帽致敬并向他道歉”，那就不可能取得什么协议，他希望对能对《赫尔备忘录》再次加以讨论。

“我们只能做到这些，”赫尔夸张地说，“美国公众舆论是如此激烈，如果我同意把石油自由地输往日本，我会被愤怒的民众活活打死的。”

来栖还不死心，他指出，有时候凡“具有坚强信念的政治家”都会得不到公众的同情，卓识者才有远见，但有时却又壮志未酬身先卒，人生短暂，只有尽职罢了。他告诉赫尔，这一备忘录差不多意味着事情的终结。

赫尔没有接着来栖的话去说，他做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建议只不过是把从谈判开始以来美国一直没有明白讲出来的态度在这时更加清楚地重申而已，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不能变更的。这就等于告诉两位大使，美国要求日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公开放弃几年来在远东作战中所获得的一切利益，要么听任在经济上慢慢被扼杀。赫尔暗示，日本的窘境是他们从1931年9月以来一直不断对外侵略的结果，只能是咎由自取。一心指望美国能接受《乙案》的野村和来栖好像一下子从炎夏掉进了冰窟，他们都知道东京会把这个建议看成是挑衅和侮辱。

在赫尔发出照会的第二天上午，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打电话给赫尔，他也知道赫尔好像在搞一个与日本妥协的暂行草案，史汀生问草案是否已发给日本。赫尔如释重负地告诉史汀生：“整个事情告吹了。我洗手不干了，现在要瞧你和诺克斯的了。”

史汀生接着就给总统去了电话，询问“是不是应向驻菲律宾的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将发出最终警报，要他做好随时应战准备”。罗斯福回答说“这个意见很好”，于是史汀生就请来了诺克斯和斯塔克，一起商量给可能受到攻击的地区发去提醒电报。

史汀生发给麦克阿瑟的战争警报写道：“对日谈判实际上似已结束，日本政府能回过头来提出继续和谈的可能性极为微弱。日方将来之行动无法预料，但敌对行动随时可能发生。如果敌对行动不可避免，美国希望让日本首先公开采取行动，但不应把这项政策理解为要你限于采取会危及你们防御的行动方针。”

发给夏威夷军区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将军的电报内容类似，但提出“不要惊动民众，亦不可暴露意图”，这也就是后来珍珠港的陆军大局讥讽为“叫你干又不准你干”的电报。肖特中将错误地将电报理解为要“提防破坏活动”，为了能够确认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还专门发了电报给华盛顿，遗憾的是没有人给他回话，也可能就没有人仔细看——事实上，肖特的理解是错误的。

斯塔克上将同时向位于菲律宾的托马斯·哈特上将和夏威夷的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发出了内容相同的电报：“本电应看成是战争警报。为谋求太平洋局势的稳定而与日本进行之谈判已停止，数日内日本可望采取侵略行动，日军数量、装备及日本海军特遣部队之组成表明，或者是对菲律宾，或对泰国，对克拉半岛，也可能对婆罗洲实行两栖进攻。务请做好适当防卫部署。”其中没有提到珍珠港。

赫尔的答复传到东京的时间是11月27日上午。电报立即送进皇宫，那里正在召开联络会议。电报送到时刚好休会，大家都在吃午饭。东条首相阴着脸朗读了电报的全部内容。周围一片死一般的沉寂，良久，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是一份最后通牒！”

现场是愤怒、惊诧、激动交织在一起的紧张气氛。连对成功抱一线希望的东乡外相都惊得目瞪口呆。后来他回忆说，他的第一感觉是“天旋地转”，他嘴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周围谁都没听清，他被赫尔的照会“完全梗住了喉咙”。他看见那几位陆军将领在一边幸灾乐祸，好像在说，不是早跟你说过谈判没希望吗？看看结果如何？东乡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

赫尔向野村递交备忘录时还告诉他“这并不是要求立即撤军”，但东乡外相已经没有余力利用赫尔的这种态度来重整旗鼓了。11月28日和29日，东乡连续给野村发去电令，认为《赫尔备忘录》“根本无视东亚的现实，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的威信”，训令野村口头要求美方“自我反省”。其间东乡曾试图通过格鲁大使和英国驻日大使为和谈做出努力，皆无结果，在有限的时间里，东乡也算是尽力了。

对岛田海相来说，这也是一个“晴天霹雳”。后来他回忆，赫尔的答复是“断然的、不容更改的”，连日本已做了重大让步这个事实都不愿意承认，我们视其为一份最后通牒。军令部作战部部长宇垣缠少将后来也说：“我们的要求美国一个都没有接受，整个备忘录充斥着美国自私的要求以及中国和英国一厢情愿的条件。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继续和谈下去的必要？除了进攻之外，别无选择。”

即使一直反战的贺屋藏相也认为“赫尔的要求简直是荒谬绝伦”。赫尔所要的是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部撤军，这怎么可能？美国简直就是恶霸，打着中立的旗帜分别帮助蒋介石、斯大林和丘吉尔进行战争，让日本民不聊生，现在又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是可忍，孰不可忍！

后来在东京审判时，东乡这样说：“我们当时感到，美国对达成一项协议以和平解决争端显然不抱任何希望，也毫无诚意。因为我们明白，美国人当然更明白，《赫尔备忘录》是要求日本完全屈从于美国的主张来作为和平的代价。美国不仅要日本放弃多年来不惜牺牲而换来的一切利益，还要我们放弃作为远东一个强国所拥有的国际地位。在我们看来，放弃这些东西等于使国家自取灭亡。对付这种挑战和保卫我们自己的唯一办法，只有战争。”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凯南在审讯东条时，问他对《赫尔备忘录》是不是很熟悉，东条愤然回答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它”。

连最老牌的和平主义者，80岁的牧野伸显都对《赫尔备忘录》报以一声叹息：“这写得实在太过分！”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女婿吉田茂给东乡打气，要求他继续为和平做出努力，“倘若我们与美国开战，而我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将毁于一旦，你作为外务大臣，同样脱不了干系”。

吉田茂给东乡的建议是辞职以拖延开战的时间。但东乡显然已彻底泄气了，他认为自己是受到误解的英雄，美国欺人太甚，现在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

没有人回想到19世纪末那耻辱的“三国干涉还辽”，也没有人有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山本权兵卫那样的智慧和魄力：当时他们知道对俄、德、法三国获胜机会渺茫，就主动屈服，避免了战争。

相比于东京的义愤填膺，华盛顿显现的却是另一番祥和。11月28日，罗斯福和赫尔在白宫接待了来访的野村和来栖。尽管已经知道日本将于不久开始对美国的攻击，他们还是热情地对两位大使的来访表示欢迎。两位“三郎”落座后，罗斯福特意给他们发了雪茄，并拿起火柴为二人点烟。因为在上海受伤使左眼失明，野村试图去寻找火光，罗斯福微笑着将火柴伸向野村健康眼睛的一侧，帮他点燃了雪茄——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场面，连老酒都差点被感动了。在座的4个人都知道，很快两国就会兵戎相见，但谁也不知道是仅仅就在10天之后。为了将假戏唱得更真一点，东京根本没有将开战的日期告知两位大使。

现场气氛十分友好，他们开始聊天，聊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度假，甚至聊到了野村和罗斯福之间长达30年的友谊。谈到会谈结果，野村对美国的提议表示遗憾，罗斯福对野村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还开玩笑说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就像让美国洗了个冷水澡，看现在日本的态度，美国担心会再洗一次冷水澡。到底是大人物，罗斯福竟然一语成谶，10天后，他的数千名官兵将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冷热水混合澡”中烧死、冻死。

野村试探美国有没有对《赫尔备忘录》进行修改的可能，赫尔当即表示没有任何余地。这位被后来史学家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的戏，已接近最后一幕。罗斯福当选第四任总统后，赫尔卸任，之后为联合国的创建立下不朽功勋，被誉为“联合国之父”，还由此实至名归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1月28日，《纽约时报》的头版赫然写道：“美国与日本解决分歧的所有热情在昨天已经消耗殆尽。”

《赫尔备忘录》推动犹豫不决的日本领导人彻底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他们心中剩下的只有愤怒，但是靠愤怒是不可能打赢战争的。美国打得起一场漫长的战争，即使还要同时在欧洲对付德国。丘吉尔对日本最后结局的预测是，“他们将被彻底碾成齑粉”。

在东京，日本陆军对《赫尔备忘录》恨之入骨，认为这是美国对日本的宣战书。日本海军看到《赫尔备忘录》也议论纷纷：“这无疑就是最后通牒，罗斯福果真下决心了。陆军方面是绝不会罢休的。”《赫尔备忘录》似乎给参谋本部吃了一颗“定心丸”，陆军一直担心如果美国接受《乙案》，就会打乱在12月初发动进攻的作战部署，这下子，一切难题都解决了。

在日本国内，开战的呼声响彻云霄。日本媒体告诉民众，我们善良的外交官带着十二万分诚意去向美国求和，却被那个残废的罗斯福巧妙地戏弄了8个月，简直是岂有此理！在一次临时议会上，议员岛田俊雄在演讲台上振臂高呼：“国民认为现在政府遇到什么问题就只会停步不前，希望政府能够在民众的呼吁下马上下定决心大踏步前进。我们不知道政府为国家和国民做了些什么，打算做些什么，准备做些什么，政府到底在怕什么。我们希望政府放弃所有的幻想，贯彻战争目的，停止去做那些无谓的事情。政府应该站起来，和我们一起，给美国人动动手术！”台下马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参谋本部这天的《机密战争日志》如此写道：“《赫尔备忘录》应该说是天助于我。从此帝国易于下定开战决心。欣喜！欣喜！”

1941年11月27日14时，日本自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第七十七次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在皇宫召开，会议重点对《赫尔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日本接受美国的所有条件，不仅国家会颜面扫地，还要放弃日本自1931年之后经过“不懈努力”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连自身生存都会受到威胁，这无异于国家的失败。海军和陆军都认为备忘录是个“天赐的恩惠，确定了战争的命运，是一个痛快的结果”。之前一直反战的东乡和贺屋好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会议毫无争议地形成如下结论。

一、《赫尔备忘录》显然是美国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

二、我国完全不能接受所谓的《赫尔备忘录》。

三、可以断定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对日本开战。

11月28日，外务省拍给野村和来栖的电报说，《赫尔备忘录》对日本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建议，日本政府绝不能以此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我方对此建议的答复将在两三天内送到你处，日美谈判可能因此而事实上中断。希望不要给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停止谈判的印象，只对他们说“我们正在等待训令”。我们认为，日本政府的主张始终是正当合理的，日本已经为太平洋的和平做出了重大牺牲。

同一天的华盛顿也在召开军事会议，再度研究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行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容许日本远征军到达法属印度支那南端一带，预示着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美国必须对此做出迅速反应。

一贯主张对日本强硬的鹰派大腕史汀生建议，为争取战争主动权抢先发起进攻，进攻的利器就是位于菲律宾北部克拉克机场那35架B-17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些宝贝玩意儿最后都成为日本人的盘中美餐。但罗斯福不同意史汀生的意见，他之前已经向美国人民保证过，除非美国先受到攻击，否则不会发生战争。即使日本进攻英国或者荷兰的属地，国会能够同意宣战，美国也不会举国投入战争。罗斯福认为最好由日本人首先采取公开行动。此时的美国就像一个深夜里站在路灯下惶恐不安的路人，明明知道附近黑暗处藏有随时出击的暴徒，却只能等对方出手后才能给予还击。

会议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就截获了上边提到的那份东京外务省发给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的电文。赫尔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开始行动的日期已近在眼前，他迅速将截获的密电抄报罗斯福总统。当晚，罗斯福拍电报给丘吉尔说：“我们必须面对日本即将发动战争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事实。”丘吉尔闻讯，义愤填膺却心中窃喜，恨不能那“将来”就是第二天早上。

对于未来战争的前景，裕仁依然是忧心忡忡。11月29日中午，他邀请几位前首相，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所谓“重臣”，同进午餐，共商国是。这次会议近卫文麿也积极参加了。现在全部重担都落到了东条身上，近卫显得很潇洒、很超脱，脸色也比以前好了很多，估计痔疮也不疼了。之前内大臣木户曾提议这个会议在御前召开，遭到了东条首相的反对。东条认为重臣并不肩负责任，让不担负责任的人来参加审议决定这种重大问题是不适宜的。最后才决定采取这种饭后谈话的非正式形式。这些前领导人内心不一定赞成开战，这可能是东条不赞成会议在御前召开的原因。其实东条多虑了，这些老家伙大多数不愿意直抒己见，自认为没有力量来改变政府和大本营的既定政策。

“我们正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是吗？”天皇客气地引导大家说话。

虽然以前都曾经一言九鼎，可现在毕竟都属于已经下台的离退休干部，能在天皇面前发发言还是很有面子的，于是这些人开始争先恐后发表“高见”。

若礼次郎：“就我国国民的精神力量来说，对战争是无须担心的。不过在物资方面到底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则必须予以慎重研究，如果单凭政府所做的说明，是很难令人放心的。”

平沼骐一郎：“我同意若的意见。”

若礼次郎问东乡外相：“是不是说再也没有谈判的余地啦？”

东乡显得有点有气无力：“再谈已没有任何用处。”

东条插话：“外交已无希望，此后外交只能用于‘使作战更有利’。”

若礼次郎：“是否放弃谈判后就要立即进行战争？”

东条：“直到今日，我们一直尽力求得外交解决，我们是极其谨慎的。但今天我们动员军力已问心无愧，这是一个尊严而正义的行动。”

冈田启介：“欧洲战局的情况如何？”

东条：“我们与德、意紧密提携，同他们订有条约，日本将西进与希特勒的军队会师，我们必须击溃英国，印度只是途中的一个目标。”

冈田：“把原料运送回国将是很困难的。我连做梦也不敢想3年以后的事。你对原料将如何处理？”

东条：“资源问题尽管危险，但我们能解决的，相信我们好了，我们有能力占领东南亚地区并取得足够的石油。”

冈田：“兵工厂你尽可以建，原料你哪里去找？”

东条：“我们将采取轻重缓急的原则。”

米内光政：“因为没有详细的资料，我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这里请容许我用一句俗语来表达我的希望，不要贪小失大，愿陛下三思。可不能为了避免越来越穷，反而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

近卫文麿：“根据政府的说明，似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日美继续进行外交谈判已无任何希望。不过我认为，不能因为初次的外交谈判破裂就立即诉诸战争，这究竟有无必要，须特别慎重考虑。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以卧薪尝胆的情况发展下去，是否还能找出一条打开局面的途径？关于这一点，我想随后再听听政府当局的见解。”

广田弘毅：“根据政府所做的说明，我感到日本目前正面临着外交方面的严重危机。但我认为外交谈判方面的危机一般都要经历两三次反复才能彼此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不能因为遇到一次危机就立即诉诸战争，那样未免操之过急。”

林铣十郎：“我认为政府和大本营是经过充分合作、慎重研究后才决心开战的，所以我对此是有把握的，请相信政府。”

阿部信行：“我同意林的意见，我们要相信和支持政府。”

从林和阿部的发言就可以看出，在文官、陆军、海军出身的这些要员中，出身陆军的虽然大部分是光头，头发并不长，却见识最短。也可能现在是陆军出身的东条当政，阿部和林出于维护陆军的尊严才如此说。

最后若再次起立，作了结论性的发言：“我认为如果为了日本自存自卫而不得不开战的话，那么即使预见会战败，甚至会使帝国化为一片焦土，也要义无反顾地开战。但倘若仅仅为了追求理想，诸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确保东亚的稳定势力等而推行国策，从而进行战争的话，那是万分危险的，所以望陛下慎重考虑。”

总而言之，这些担任过首相职务的重臣大部分认为，单凭《赫尔备忘录》就立即诉诸战争未免操之过急。尽管如此，东条首相没有丝毫动摇。一直一言不发，埋头做记录的木户内大臣意识到，“局面已不可收拾”，战争不可避免，天皇的影响已经不起作用，日本的兴废存亡全由神来决定了。

这一天，参谋本部的《机密战争日志》如此写道：“回顾国家兴亡之历史，兴国者均为少壮青年，而亡国者则皆为老人。重臣那种希望天下太平无事的心理也许是出于无奈。然而，皇国之命运绝不能托付于若、平沼等老朽者之流身上。吾人只有子孙后代永不停息地战斗下去。”——此时，老酒忽然想起了移山的愚公。

在午餐会之后，16时，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随即召开，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第七十四次联络会议。会议上，陆海军均宣布战争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大家一致同意向“好朋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先打招呼，告诉他们日美谈判肯定破裂，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到了这时候，作为外相的东乡甚至还不知道战争将在何时打响，他颇为愤懑地质问永野：“还有争取外交谈判的时间吗？”

“还有一些时间。”永野回答。

“到底军方准备在哪一天开战？除非我们知道最后的日期，否则外交工作无法进行。”东乡问。藏相贺屋也提出必须知道开战的具体日期，因为一旦战争爆发，股票市场行情必然狂跌，只有预先知道确切的时间才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崩盘。不仅仅这两位不知道，内阁中除了陆海军大臣之外，谁都不知道准确的开战时间，更别说在华盛顿的野村和来栖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于未来的事情基本上已经无能为力。

永野不情愿地压低嗓门告诉东乡和贺屋：“是12月8日。你最好还是采取有助于我们在战争中获胜的外交行动。”

“我明白，”东乡说，“能不能通知我们在外的代表，我们已经下定决心？通知驻华盛顿的武官没有？”

“我们还未通知海军武官。”永野回答。

“不能总让我们的外交官什么都不知道吧？”东乡似乎有点愤愤不平。

“我们准备突然袭击。”永野无可奈何地说，接着就讥讽东乡，“外相为什么不能拿出投入外交的这股劲头来帮助我们去打赢战争呢？”

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中将在一边解释道，海军的意图是要让谈判拖延至敌对行动开始之前，以确保最初的进攻完全是突然袭击。

东乡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冷静地告诉海军的两位大佬，除非日本把它的意图用应有的方式做出通知，否则日本将彻底失去国际信义。他认为海军的计划“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因为它与国际惯例相冲突”，要日本“采取不负责任、有损国家荣誉与威望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

11月30日上午，军令部参谋高松宫海军大佐进入皇宫拜见哥哥，他们之间有着4岁的差距。36岁的高松宫告诉裕仁：“海军经受不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很多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尽量避免与英、美作战。”裕仁告诉弟弟，他也十分害怕日本最终战败。高松宫说正因为此，哥哥才更应该采取行动。压力巨大的裕仁说，“作为一个立宪君主，我无法反对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已经通过的决定”。高松宫说：“陛下是否把海军相关领导人再叫来问问？”裕仁听从了弟弟的建议。

15时，天皇首先传唤了东条英机。天皇问道：“听说海军其实想避免战争，是这样吗？”

东条首相思索良久后，回答道：“臣以为现在除了和美国作战之外，已别无选择，海军和陆军统帅部的意见也完全一致。不过本次战争，海军是主角，如果海军没有信心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建议陛下召见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确认他们的真实想法。”

16时45分，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奉诏入宫。此时此刻被天皇召见，两人当然知道裕仁要问些什么。

海军两首长再次向天皇汇报了必须选择在12月初开战的理由。一是如果推迟到1942年，国内石油的储存量在某段时间就有变成零的危险。二是随着时间的拖延，日美之间的军备力量对比，特别是舰艇和空军力量的差距将会急剧增大。三是美、英在菲律宾、马来亚等地的战备正在迅速增强，而且美、英、荷、中的共同防御关系也在日益紧密，尽早开战较为有利。四是考虑到北方苏联的威胁，为了避免南北两线同时作战，最好在不适于北方作战的冬季结束进攻南方作战。五是为了袭击珍珠港，1月之后，日本舰队在北太平洋的远距离航行将十分困难。六是南洋的风浪情况，1月和2月两个月不利于登陆作战。

天皇：“箭一旦离弦，将发展成长期持久的战争，能按预定计划进行吗？”

岛田：“人力、物力都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只等陛下一声令下了，现在开始战斗，比任何时间都有利。”

永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大将有相当的信心，完全做好了开战准备。官兵士气高昂，特别是参加进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对于战争来说，谁先开炮谁主动，谁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在对手挑战后还不还击，最终必然逃不过不战而降的命运。”

岛田：“我们应该抓住开战的主导权，从初战开始就狠狠地教训美国人。”

天皇：“如果德国不帮助我们怎么办？”

岛田：“我们自己能行，我们根本没指望德国能够给予帮助。”

永野：“不战必定亡国，战也许仍避免不了亡国。但是不战而亡，是丧失国魂的亡国，只有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才有可能死中求活。胜也好，败也罢，只要保留护国的日本精神，我们的子孙就可能再起，三起！”

天皇：“为什么要选在12月8日？”

永野：“12月8日是星期一，我们认为星期天已经疯狂娱乐一天的美国官兵都筋疲力尽，这时候发起进攻最好，所以才做了这个决定。”

永野显然是脑子瞬间短路了。对珍珠港的袭击选择在这一天，不是因为这一天是周一，而是因为是周日。永野忘记日本东京的12月8日是夏威夷的12月7日，闹出一个大笑话。后来，这段话不知如何就传了出来，永野除了“打瞌睡将军”之外，又得了个“筋疲力尽大将”的雅号。

就在这样忐忑不安的气氛中，1941年12月1日14时05分，决定开战的战前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在皇宫千种厅召开。整个会场充满了紧张、决绝和压抑的气氛。东条首相表情严肃地宣布：日本不能屈服于美国提出的撤出中国和废除三国条约的要求，否则将危及日本本身的生存。“为了保存帝国，事态已发展到必须向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地步。”

永野总长立即起立，慷慨激昂地宣称，陆海两军官兵万众一心，都“热切希望以死报效天皇，尽忠报国”。

坐在御座上的天皇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只是偶尔点一下头，表示情绪还不错。杉山总长为此感到“诚惶诚恐，为天皇陛下的优雅而深深感动”。

反对战争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赫尔的声明反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连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也认为不应该再向美国做出让步。“美国的态度唯我独尊，顽固无礼。”之后他说：“看来战争已无法避免，而且我们在初期也能确保胜利。但如果陷入持久战，国内将无法承受。因此一定要避免陷入持久战，希望诸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问题。”这也正是山本大将在战争早期就急于寻找美军决战，妄图一役决胜的根本原因——与富人相比，穷人可真是耗不起呀！

原嘉道还象征性地询问了与泰国的谈判以及东京的防空情况，被军方稀里糊涂地以已经有了防空洞搪塞过去。原嘉道也挺牛，已经预示到几年后的东京将在美国的狂轰滥炸之下化为一片废墟。

东条总结了大家的意见：“大日本帝国正处于光荣和败亡的十字路口。天皇陛下亲临会议，我们既惶恐又感激。如陛下决心开战，我们定将竭尽全力以报皇恩。政府与军方将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举国一体，确信必胜，不遗余力，实现国家目标，以慰圣虑。”

会议决议再次体现了“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这一道理，写出来仅仅是一句话：“基于11月5日《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大日本帝国决定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

天皇面无表情地离开了会议厅。后来他对木户说，赫尔的要求太侮辱人，他也已经无话可说，只能答应选择战争。裕仁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开战文书上盖上了御玺。

11月29日，东京外务省致电日本驻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的领使馆，训令“停止使用密码机并将其销毁”。

11月30日，东乡指示驻德大使大岛浩通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英美两国正在进行军事调动，日本必须对此采取必要对策，“日本与英国、美国之间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危机，战争可能通过某些武装冲突而突然爆发，而且爆发时间可能会比任何人的料想来得更快”。他指示大岛，如果里宾特洛甫提到让日本北上进攻苏联，应该回答“暂时还是不对它发动进攻为好”。他要求大岛必须向希特勒表明，日本与美国的谈判破裂，就是为了信守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承诺。在东京，东乡也向德国大使奥特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询问如果事态发展到最坏的程度，德国是否会援助日本，奥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你们。

由于前方战事紧张，希特勒到苏德前线去了，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要等元首在12月4日回来后再做决定。大岛对东京决定开战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认为战争不一定会很快爆发。墨索里尼倒是于12月3日对日本做出保证，意大利决定进行干涉以反对美国，但保留同希特勒进一步商量的权利。

12月5日，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德国已正式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如果日美之间发生战争的话，德意两国也将参战，并将使用所有可以调动的兵力来作战。如果德国、意大利与美国之间爆发战争，日本也要同样参战，三国未经一致同意，不得单独媾和。万一日本与英国发生战争，也同样适用。

就像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日本一无所知一样，对于日本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德国也是毫无察觉。在此过程中，日本一直未向德国和意大利透露攻击的准确时间，这显然是对德国进攻苏联之前不告诉日本的一种报复。你不告诉我，我同样也不告诉你！这就是所谓的轴心国联盟。

12月2日晚，《日本时报》头版的大幅标题是“日本将重新做出努力以求得美国谅解”。

14时，杉山参谋总长给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陆军大将发了一封内容为“日出定为山形”的电报。“日出”是“开始作战日”，“山形”是“8日”的代号。两天后，以马来亚和新加坡为攻击目标，准备在泰国和马来亚登陆的一支由20艘运输舰组成的大型运输船队，在一支舰队的护航下，从海南岛风光秀丽的三亚港拔锚起航。

17时，永野军令部总长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大海令第十二号拆封。”内容为：之前未定之X日确定为8日。

17时30分，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旗舰“长门”号战列舰上向南云机动部队发出了密电“攀登新高峰”——开战日定在12月8日，按原定计划对珍珠港实施奇袭！

这一天，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的庞大机动舰队即将跨越180°的国际日期变更线。

珍珠港已经越来越近了！

毫无胜算的国力对比

日美矛盾无法调和，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打起来已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现代战争归根结底是国力之争，我们将通过一系列枯燥无比的数字来说明美日双方存在的全方位差距，日本对美国发起的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可以说，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东乡茂德、贺屋兴宣、野村吉三郎等清醒派人士之所以坚决反对与美国开战，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崇高、多么伟大、多么爱好世界和平。以米内光政为例，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内的强硬派急于扩大与中国的战事。尽管最初米内保持了矜持，但并没有看见他上蹿下跳地反对战争，甚至最后也赞成将战事扩大，还强烈要求出动海军，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在他们眼中，国力贫弱的中国想欺负就欺负一下，没啥大问题。但对于强大的美国，他们很清楚两国国力有着巨大的差距，一旦开战，日本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从19世纪末超越英国一直到今天，美国在经济实力上一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老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尚不十分显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一些老牌帝国如英国、法国的迅速衰落，美国无可争议地坐上了西方世界的头把交椅。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让苏联崛起，于是冷战开始。20世纪8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变成了吆五喝六的世界警察。此按下不表，回到正题。

先从现代战争所需的最重要的物资石油说起。日本实施南方作战的终极目标是荷属东印度，因为那里有日本人垂涎三尺、梦寐以求的宝贵石油。战后有日本史学家说：日本为了石油而发动战争，又因为没有石油而输掉了战争。尽管我们清楚即使有了石油，日本也不可能最终赢得战争，但至少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石油是他们最后战败的关键因素。可谓成也石油，败也石油！

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193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就达到了12311万吨，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就出产全球2/3以上的石油。美国的石油产量超过了日本200倍。当时世界上其他重要石油产区的产量为：苏联1850万吨，墨西哥698万吨，东欧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648万吨，中东616万吨，荷属东印度800万吨。战前日本每年的实际需求量为480万吨，开战时的石油储备是800万吨。如果能够占领荷属东印度并占有那里的石油，日本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石油的供应问题。

但这马上就带来了一个死结。当时日本燃油的80％依赖于最大的潜在敌人美国，高级燃油如航空汽油，依赖程度更是超过了90％。日本为了自给自足，去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又势必导致与美国的战争，真是纠结呀。

要说日本为了在本土和占领区寻找到宝贵的石油资源，也是煞费苦心。前文提过，日本第一兵家石原莞尔在他的《最终战争论》中，曾经提议要入侵并占领中国的山西。这并不是石原有多么仇恨阎锡山，唯一的原因是石原认为山西那一带可能有日本急需的石油。石原毕竟只是谋略家，而不是地质学家，他的判断是错误的。今天我们知道那里确实没有油，倒是有煤和很多煤老板。

用石油取代煤炭为动力燃料是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人的功劳。1910年，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组织在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的结论是石油燃料可以使舰队的航速提高至25节。这是20世纪人类取得的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与蒸汽船淘汰帆舟、航空母舰把战列舰从海上霸主地位拉下来一样，是在世界海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大事件。从此以后，煤炭就逐渐退出了海运航行的舞台。

日本是典型的贫油国。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管理的范围内，具备石油开采价值的地方也有一些。包括本州岛北部的秋田、新潟，库页岛的南部，中国台湾的中央山脉以及北海道地区等。据1930年的数据说明，当年日本的石油产量为本州岛22.6万吨，库页岛19.3万吨，中国台湾3.2万吨，北海道7500吨，合计45.9万吨。日本也曾在中国抚顺利用油页岩提炼石油，但成本高、产量低，质量也满足不了实际要求。总数只有数十万吨的石油，对于日本来说，在和平时期正常使用都远远不够，更无法满足中国战场对石油的大量需求。日本只有走上对外寻找石油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末，曾经盛传在中国东北发现石油的迹象，日本人于是下定决心要在这一地区寻找石油。当时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高桥纯一教授是公认的石油专家，他的石油生成理论是所谓的“海底腐泥起源说”。根据这一理论，日本将找油重点放在了辽宁的南部，原因是这里靠近海边，而位于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理论上是“贫油”地区，所以不作为重点找油地段。当时驻扎在哈尔滨附近的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航线就在大庆上空，飞行员经常看到草甸子的水面上漂着黑色的油膜状漂浮物，便向负责寻找战略资源的“满铁调查部”通报了此事。“满铁调查部”回答也很干脆：“那个地方根本不存在生成石油的条件。”

实际上，日本“满洲石油公司”曾在大庆油田的边缘地区打了一口1000米深的探井，流出来的是黏稠的含硫量很高的重油，而且流量很小。以当时日本的技术条件，发现并开采大庆油田也存在诸多难点。日本最后索性放弃了在满洲继续找油的计划。

油找不到，可以自己造。日本在1937年制订一个人造石油计划，又在1940年制订了《第二次人造石油制造振兴计划》，主要技术是德国人提供的。计划很宏伟，结果很可怜。原目标是在1945年达到年产量450万吨。实际上，在产量最高的1943年也才仅仅是20万吨，人力、物力、财力倒是投进去不少。看来这条路也不可行。

前文提及，日本人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取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但是由于荷兰的态度强硬最后未果，那就只好使用武力了。

石油很重要，但不是有了石油就能打赢战争。科威特石油多，一夜之间就被伊拉克给灭了。伊拉克石油也不少，最后萨达姆还是被美国人生俘。打赢战争，需要的是强大的综合国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按绝对值来计算，美国所有的战争花费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有钱才能花，美国的巨大花费有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

1939年至1945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800亿美元快速上升到2600亿美元，在6年间增长了3倍多。在所有的交战国中，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在一项从未测试过的武器技术中一次性投入超过20亿美元的国家，并且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对这个计划的投入能够开花结果，那就是著名的“曼哈顿计划”。美国对重型战略轰炸机B-29的专项研发费用，也超过了10亿美元。即使自身参与了战争，美国还能同时给苏联、英国、中国等在内的众多同盟国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的军事工业为同盟国提供了近2/3的军事装备。连斯大林都在德黑兰会议上公开承认，“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大生产力，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即便如此，美国的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也从未超过40％。同样，在1944年，日本的战争支出就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相对于美国的地大物博，日本是个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下列一组数字就可以显示日本当时根本不具备与美国进行长期大规模战争的资源条件。开战前夕，日本国内重要工业原料产量占其总消费量的比例分别是：铁矿石，16.7％；钢，62.2％；铝，40.6％；盐，31.3％。虽然所消费的煤有90％以上都是国内所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在中国所占领的广阔地区。其中还缺乏可供炼钢之用的焦煤。至于某些战略性金属，比如镍，日本也完全依赖输入。日本虽能炼铝，但其原料铝矾土必须依靠进口。钢铁是战争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日本虽已有相当规模的钢铁工业，但冶金技术还比较落后，对于制造武器或精密机器所需要的特种高级钢材，始终无法生产，其唯一来源仍然是从美国输入的废钢铁或成品。

早在1941年参战之前，美国未经充分动员的军事工业就能制造出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由于此前已经扩大了对中国的战争，此时日本的军工企业已开足了马力，也仅仅制造出20亿美元的武器。双方的比是2.25∶1。两年之后，1943年，当美国的军事工业开始全速生产时，这个比很快就达到了9∶1。不说老美，即使是已经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与日本的比也达到了3∶1。作为同盟国主力的美、英、苏三国，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建设起大型的军械库，而轴心国的德、意、日就做不到这一点。

简单看看美日双方主要经济数据的对比。

国土面积：美国937万平方公里，日本38万平方公里（不含殖民地）。

人口：美国13216万人，日本7314万人。

工业总产值：美国2000亿美元，日本90亿美元。

钢产量：美国3300万吨，日本580万吨。如上所述，日本的钢铁生产严重依赖美国所提供的废钢铁。1929年至1932年，日本从美国进口废铁16万吨，占其进口量的36％。而到了1938年，日本购自美国的废铁101万吨，占进口量的74％。

国民收入：美国是日本的7倍。

煤炭产量：美国依然是日本的7倍。

铜产量：美国是日本的9倍，日本93％的进口铜来自美国。

铝产量：美国为85万吨，是日本的8倍。

电力：美国为1800万千瓦，是日本的45倍。

汽车产量：日本顶峰时期为1941年的47901辆，而美国在1943年汽车产量达到了621502辆。美国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可以驾驶汽车，而汽车对于日本人来说，还属于奢侈品。可能不是日本人不喜欢开车，而是没车。会驾驶者和不会驾驶者去练习飞机驾驶，前者接受能力无疑更强。以前老酒曾经和6位同事一起去考驾照。人家都已经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如电了，老酒还在驾校在教练的训斥下练侧方位停车。除了自身太笨之外，老酒与6位师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学车之前连自行车都没骑过。

工厂职工人数：美国为3400万人，是日本的5倍。

大口径火炮：1941年至1945年，日军只生产了604门口径大于105毫米的火炮，同一时期美国的产量是7803门。

小口径火炮：日本共生产70毫米~105毫米火炮6512门，同一时期美国却生产了27082门。1944年，日本迫击炮和小型武器的生产，只有美国的7％。

重型坦克：1941年至1942年，日本生产1065辆，而同时期美国生产了24997辆。

轻型坦克：1941年至1942年，日本生产了1024辆，而同期美国的生产量是4052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重型坦克，无论是火炮威力，还是装甲厚度，都只能相当于盟军的轻型坦克，如果按照吨位类比的话，差距更大。日本坦克除了在中国能够横行霸道之外，在与美国、苏联等军事强国的抗衡中，基本上都属于靶子。

飞机生产量：美国为12万架，约为日本的8倍。1942年，英、美、苏三国的飞机产量是德、意、日三国的4倍，在1945年达到了5倍。美国伊普西兰蒂—福特公司的一条装配线，在一个小时内就能将一架飞机所需要的100多万个零件焊接在一起。1944年，仅该厂的产量就达到轰炸机5000多架。而日本海军飞机的月产量直到1943年3月才第一次超过了500架。

造船能力：美国是日本的3倍。1941年后，美国除已有的造船厂，又陆续建了131个，平均每厂每天都有一艘舰船下水，且一直呈现增长态势。日本的造船量于1944年达到最高。1942年至1945年，日本新建的船舶吨位分别为66万吨、107万吨、174万吨、47万吨。而同时期被击沉的船舶数量分别为110万吨、207万吨、412万吨、159万吨。净沉没量为44万吨、100万吨、238万吨、112万吨。

就生产能力而言，日本最大的缺陷就是需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机械工具，多达60％的机床需要进口，国产机床金属切割的精确度有限，耐久性也不佳。

1941年至1945年，日本共生产和改造各型航母17艘，新建战列舰2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63艘和潜艇147艘。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生产改造航母（包括护航航母在内）147艘，新建战列舰10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355艘、护卫舰498艘和潜艇203艘。人比人，气死人！

美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获益颇丰，解决了之前两次经济危机导致的数百万人口失业问题。1939年至1945年，美国新创造1700万个工作岗位。在纽约和芝加哥，居民收入增加了50％，在华盛顿特区这一比例达到了200％。企业的税后收入在1940年是64亿美元，到了1944年就增加到108亿美元。汽车厂虽然产量稍有下降，但是雇用超过100万的工人，每个月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价值。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一篇社论夸耀说，“日本为了一场毫无成功希望的战争耗尽资源，而美国正在为大规模就业、批量生产以及大规模分销和所有权的光明未来而努力”。

对于美国而言，尽管有上千万的年轻人背起枪支奔赴欧洲和远东参与同轴心国的作战，但美国的就业工人总数反而增加了140万人，战时经济需要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工作时间也由每周40小时增加到90小时。

战争促进了美国妇女和黑人的就业。到1944年7月，美国职工中有1900万女性，比战争初期增加了50％，美国女性离开家庭出来工作的比例，从1/4增加到1/3。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得美国公众“重新思考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工作和国民生活中的角色”。同时期日本尽管有1335万的女性劳动力，但是其中780万人从事的是农业和林业，从事工业和军工生产的只有225万人。战争也使美国黑人的就业岗位增加了3倍，达到70万人。

由于华盛顿是首府，大批新雇用的政府职员让华盛顿的住房紧张程度堪比今天中国的“北上广深”。美国作战新闻处的一个记者讲过一个笑话。当时有一名男子不小心掉到了河里，就开始大喊“救命啊救命”。叫喊声引来了一位路人，他迅速跑过来问落水者：“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现在的住址是哪里？”“我叫约翰·琼斯，住在南大街以北14号，你快来救我呀！”这名路人马上转身，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了南大街以北14号，告诉房东：“我要租约翰·琼斯的房间，他已经在河里淹死了。”房东很无奈地说：“实在抱歉，他的房间已经被刚才把他推入河中的人订走了。”

此外，美国工厂的现代化和自动化水平要高于欧洲和日本，美国人的生产管理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两方面结合起来，美国工人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日本国内的军事、经济能力已经达到顶峰，基本已无潜力可挖掘，也就是说，如果日本不能利用现有的力量迅速消灭对手或者迫使对手屈服，而被对手拖入消耗战、持久战的话，则必败无疑。山本五十六急于寻求与美国决战，正基于此。

日本与美国的差距不仅仅在于国力，还在于其科技和创造力。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海军舰艇上已经普遍使用了雷达，而日本只是到了1943年9月才开始在巨舰“大和”号上实验使用雷达，性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好比盲人在和健康人比武，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开战初期，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从各种性能来说，都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战斗机，加上飞行员较佳的技术素质，在与盟军的拼杀中稳占上风，“零式战斗机”也就此成为盟军飞行员的梦魇。在阿留申战役中，美国成功缴获了一架几乎完好无损的“零式战斗机”（此节将在中途岛海战中详细介绍），随即运回国内进行解剖分析，针对性地对自己的战斗机进行改进，从而大大提高了战斗机的作战性能。到1943年，美国开发的“泼妇式战斗机”在性能上已经全面超越了“零式战斗机”。美国不仅在飞机数量上占了上风，还在战争中不断推出新的机型。到了战争后期，美军不仅在飞行员的素质上稳占上风，在飞机性能上也已经远远优于日军。

反观日本，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上都在使用“零式战斗机”或其改进型。资源缺乏导致日军在飞机生产上只注重飞机的作战性能，而忽略了自身保护，过量采用木质材料，使得“零式战斗机”在被击中后很容易起火燃烧而致机毁人亡。就如当今的日系车，在降低成本上可谓做到了极致，油耗也低，但是安全性能就不如美系、德系。

另外，在美国生产的飞机中，有97810架是多引擎轰炸机（双发或四发），而日本仅仅生产了15117架（基本上是双发机）。

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耗资440亿美元制造了29.6万架飞机、35100万吨飞机炸弹、88000艘登陆艇、1250万支步枪、86333辆坦克。从美国的各大船厂开出了147艘航空母舰，总排水量达1400万吨的952艘战舰，总排水量为3900万吨的5200艘商船。美国除了为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财政和经济投入外，到战争结束前，还有1490万美国公民加入陆海空三军与轴心国作战。如果说英国和中国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赢得了时间，苏联为打败轴心国集团抛洒了热血的话，那么，是美国为大家制造了打败敌人的武器。

这么多的数字，大家也不用记，老酒也记不住，只是记在本本上而已。咱们只要记住美日双方差距很大就行了。

到了1945年，不管再怎么宣传，已经有68％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必败无疑，战争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民的普通生活，生活品消费跌至国民收入的17％。1945年，日本每个公民摄入的热量狂跌至1800卡路里，远远低于保持人体健康所需要的基本量。到1945年夏天，由于李梅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取得成功，日本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遭到毁灭性打击。仅仅1945年3月9日的一次轰炸，就将东京41平方公里的商业区、工业区和居民区化为灰烬。人们开始背井离乡，走向乡村，城市人口下降超过了40％，工业生产更是无从谈起。

由于资源短缺，不能大量使用枪弹，日本士兵很少配备冲锋枪，日本陆军步兵的主力兵器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三八大盖”。别以为这“大盖”是1938年生产的，这个“三八”是指“明治三十八年”，换算成公历是1905年，也就是日俄战争那年。同时代美、英、德、苏等军事强国的步兵部队基本上都配备了冲锋枪，而日军只有《亮剑》里山本一木大佐的特种兵才能配备冲锋枪。

日本为此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借口：宁愿要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也不要一百个百发一中的普通士兵。听起来真像那么一回事，做起来可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前文提到的诺门坎战役中，日军与苏军近身肉搏的场面就说明了一切。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能看到很多这样的战例。饿死的日本士兵比战死的还要多，如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岛、英帕尔等地。而那些奢侈的美国大兵，不但吃得饱、穿得暖，还有香烟抽，有生日蛋糕吃。在日本有句名言，“辎重能算兵，蜻蜓也能变老鹰”。这其中固然有不重视补给的因素，但是资源缺乏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都将在今后的战役中详细描述。

从诺门坎战役中可以看出，由于工业基础和技术能力上的差距，加上资源的匮乏，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基本谈不上机械化，其重型装备供给量与实际需求相去甚远。威克岛是日军第一批进攻的目标，早在1941年12月26日即被日军占领。由于在反攻阶段美军实施了“蛙跳战术”，威克岛成为被抛弃的目标之一。一直到战争结束，威克岛仍然在日军手中，成为被日本占领时间最长的岛屿之一。战争后期，该岛已完全失去了补给，进入自生自灭状态。美军曾经拦截了一艘从在这里出发，往日本本土运送伤员的医疗船，登船检查之后美军判断，船上的补给使得至少有一半人不可能活着回到日本。美军的拦截对于他们来说真是幸运，他们因此活到了战后。

还是在威克岛。日本人占领该岛后，强迫数百个美国战俘修复战斗中被破坏的机场，还规定必须在一周时间内完成，否则“统统地死啦死啦”。美国俘虏一听就乐了：“就这点活儿，根本用不了数百人，也根本不需要七天。”几个美国工程兵俘虏开起挖掘机和推土机，不到一天时间就全部搞定。日本人傻眼了，迅速将推土机和挖掘机送回国内拆解、仿造。推土机倒是仿造出来了，但无法批量生产，挖掘机更是连仿造都没成功——这就叫差距。

瓜岛战役的最后阶段，日本人已经难以为继。1942年12月30日，裕仁天皇召开御前会议，研究日军从瓜岛撤退的问题。接受天皇质询的仍然是此前多次提到的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天皇：“好像美国人掌握着制空权。”

永野：“是的。”

天皇：“为什么我们不夺取制空权？”

永野：“我们的海军航空兵缺乏前进基地。”

天皇：“为什么不在附近岛屿建一个简易机场？”

永野：“那至少要一到两个月。”

天皇：“据朕所知，美国人只用很短时间就可以了。”

永野：“……”

天皇：“工兵部队不能加快施工进度吗？”

杉山：“陛下，卑职只能遗憾地向您禀报，我们修建机场的机械设备有限，竞争不过美国人。”

永野：“我们的工兵基本都是手工作业。”

天皇：“既然陆海军都尽力了，那就撤军吧。”

但是仅就开战之时而言，美日双方的战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差距并不大，日本还可以说是稍占上风。太平洋战争的主角是海军，开战前1941年12月美日海军的主要数字对比如下。

战列舰：美国17艘，合计534300吨；日本10艘，合计301400吨。日本是美国的56％。

航空母舰：美国8艘，合计162600吨；日本10艘，合计152970吨。日本是美国的94％。

重巡洋舰：美国18艘，合计171200吨；日本18艘，合计158800吨。日本是美国的93％。

轻巡洋舰：美国19艘，合计157775吨；日本20艘，合计98855吨。日本是美国的63％。

驱逐舰：美国172艘，合计239530吨；日本113艘，合计165858吨。日本是美国的69％。

潜艇：美国111艘，合计116621吨；日本65艘，合计97900吨。日本是美国的84％。

航空兵力：美国可用于与日本作战的飞机2600架；日本为1669架。日本是美国的64％。

合计作战舰只：美国345艘，总吨位1382026吨；日本235艘，总吨位975793吨。日本是美国的70.6％。日本海军梦寐以求30年的70％终于在战前实现——这是一个抛物线的最顶端。

尽管日本有大量的陆军滞留在中国战场，但是其海军可以集中精力来对付美国人。开战之时，美国采取的是“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海军有40％左右的力量部署在大西洋及其他地区，在太平洋局部战场，日本占据了一定优势。以海军主力舰只而论：日本航空母舰10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38艘、驱逐舰113艘、潜艇65艘；而美国相应只有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22艘、驱逐舰54艘和潜艇52艘。

在远东地区还有一些微弱的海军力量。英国起初只有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7艘和驱逐舰13艘，但主力舰一艘都没有，匆匆赶来的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刚一露头，就被日本人一通炸弹给送海底去了。荷兰在该地区有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7艘和潜艇13艘，法国也有轻巡洋舰1艘。但是，这些军事力量原来只是为了维护殖民地统治，吓唬当地土著居民配备的，对于日本人来说，连大餐都算不上，不过是开胃小菜而已，更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优劣势地位。

美军不仅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质量上也略不如日军。双方在航空母舰的性能上不相上下。但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基本上属于老式的战列舰，不说是爷爷，至少也是大叔。在考察舰艇的三大主要指标攻击力、防护力、机动性方面，前两项指标差强人意，勉强可战，但是机动性能比起日本的快速战列舰“比叡”号、“雾岛”号，以及即将下水的“大和”号和“武藏”号等新式战列舰来说，有着不小的差距。还好这些在后来的战斗中都没用上。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双方在大部分项目上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日本在关键性武器——航空母舰方面却大占优势。日本舰队组织严密，训练良好，特别在夜战方面更是训练有素，而同盟国的舰队之间有着指挥和语言上的困难。同盟国的两个主要基地珍珠港与新加坡之间的海上距离，超过10000公里。一旦开战，很难实现协同。

战争前夕，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陆军却落后很多。就数量而言，日本陆军有51个师团、58个混成旅团或支队，共计210万人，而同时期美国陆军只有269023人，排在罗马尼亚后边，列世界第十七位。

可惜这种优势仅仅是暂时的，如果算上动员能力的话，日本远远不是美国的对手。就好比一个瘦弱的小孩儿要和一个强壮的大人打架，小孩必须拿起石头出其不意一下把大人给砸死。若非如此，大人回过神来，回手一耳光就能把小孩儿给呼晕过去！

一个都不能少

就在政治家和军方首脑为了战与不战纠缠不休的时候，日本陆海军的参谋人员已经在为未来的战争做着积极的筹备。11月5日，大本营综合陆海军意见，制定了《关于促进对美、英、荷战争的草案》，这一方案在11月15日的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上获得通过。方案规定：战争的要领是帝国应实行闪电战，摧毁美、英、荷在东亚及南太平洋地区的根据地，确立战略上的优势地位，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形成长期自给自足之有利态势，同时用尽一切手段引诱美海军主力适时加以歼灭。

至于为何将美、英、荷全部列为下一步的作战敌手，日本内部也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日本南方作战的终极目标是荷属东印度，如果以武力直取这一目标，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是两翼的菲律宾和马来亚，屁股后面还有个香港。香港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还好说一点。马尼拉和新加坡却不容小觑，分别是美国和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如果不和英、美作战，当然是好，但是荷兰败亡之后，荷兰政府已流亡伦敦，英、荷已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对荷兰作战，也就是同时对英国作战，所以英国的属地都必须列入作战范围，再说那些地方的资源也非常丰富。剩下的就是考虑美国与英国、荷兰之间的关系，以确定是否把菲律宾列入南方作战的范围。

1940年7月，在制定《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时，日本军部的出发点还是以美、英分离为前提。当时政府和大本营的考虑是，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英国本土岌岌可危，日本如果对英国动武，美国未必会为英国火中取栗。

随着欧洲战局的进展，美、英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美国开始不遗余力地援助英国，日本陆海军因此产生重大分歧。大本营海军部认为英美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对南方行使武力时必须将菲律宾包括在内。而陆军的见识明显就差一点，认为打英国和美国不一定会参与进来，尽可能别惹美国这个瘟神，不赞成同时对菲律宾行使武力。

海军认为陆军的想法绝对是一厢情愿，理由如下：

一、假如抛开菲律宾进行南方作战，势必要遭到以菲律宾为基地的美军之侧击，南进的日军陆海军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此乃兵家之大忌也。

二、确保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南方资源地带同日本本土之间的海上交通，对于未来的持续作战是绝对必要的，日本必须通过这里将南洋掠夺的石油和各种物资运回本土，菲律宾对这一海上生命线是致命的威胁。

三、再进一步说，为便于南方作战的顺利实施，把菲律宾作为作战中间基地和补给基地是非常必要的。

到1941年春天，随着日美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后美国做出的过度反应，大本营陆军部逐渐意识到，要想让美国置身事外好像已不可能。南方地区同样也是美国橡胶、锡等战略物资的主要来源地，日军占领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对菲律宾也造成了重大威胁，美国不参战也可能导致全面丧失对中国问题的发言权，因此罗斯福绝不会隔岸观火。不攻击菲律宾也许能让美国暂时不介入战争，但容许美国在西太平洋保留这样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等到其增援兵力到达后，将会对日军的继续作战产生致命的影响，日军连先发制人的机会也丧失了。既然如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连你也一起干掉。陆海军的意见终于取得了统一。美、英、荷于1941年4月21日在新加坡召开的联合军事会议，更加坚定了日本将其作为一个进攻整体的决心。因此，在9月6日御前会议上通过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中，美、英、荷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要说这日本陆海军是故意抬杠，一点也不为过。在攻占南方地区的次序上，双方又开始争执不休。海军主张向右迂回从菲律宾方面向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再到马来亚，陆军主张向左迂回从马来亚方面向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再到菲律宾。最后商定的结果是都别迂回了，对菲律宾、马来亚两方面同时进行奇袭，最后在荷属东印度会合。当然，经过山本大将的据理力争，突袭目标中加上了珍珠港。

欧洲的战争爆发之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一直未着眼于未来打大战，战斗行动一直局限于亚洲大陆。随着英、法相继卷入战争以及《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1940年年末，日本陆军统帅部开始着手制订对美、英、荷的作战计划。最初制订的仅仅是对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区域性作战计划，1941年4月改为制订综合作战计划。在此期间，陆海军统帅部的作战参谋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到了1941年8月，陆海军已基本完成了各自作战计划的制订。

早于战争计划的战争准备早已展开。8月15日，日本联合舰队下令于10月上旬达到实战所需的战斗能力，根据要求，海军征用商船265艘，总吨位112万吨。9月18日，陆军发布南方作战的预备命令，陆军先后6次（5次在9月、1次在10月3日）宣布成立临时部队番号以及向南调兵的计划，预定参战部队开始向中国的南部、中国台湾、中国海南岛、帛琉群岛、法属印度支那等地区集结。同时在上述区域建立航空和海运基地，加紧对作战物资的储备。

1941年10月，随着空降部队的建立，日军开始了以占领巨港、巴厘巴板等油田及炼油设施为目标的针对性军事训练。为了防止敌军在逃跑前破坏油田及相关设施，在荷属东印度作战中，日本将首次使用伞兵突袭。

对于未来的作战，日本可谓是未雨绸缪。陆军参谋本部自1940年就开始组织力量对南方一些用兵要地进行实地考察，搜集军事情报。至开战前的这一段时期，从菲律宾到马来半岛，从马尼拉到新加坡，从关岛到缅甸，布满了日本陆海军派出的间谍。他们以商人、游客或者外交官的身份对当地的防务、机场、交通、桥梁、登陆海滩等进行考察，寻找当地潜在的合作者。英国、荷兰在这些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得人心，菲律宾也一直在与美国闹独立，所以这些情报人员得到了当地日侨和土著居民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他们获得的宝贵信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东京大本营。

举例说明。1940年夏天，陆军参谋本部作战参谋国武辉人少佐以外交官的身份进入马来半岛，重点对英国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新加坡进行考察。国武少佐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新加坡这个岛屿与马来半岛顶端只有一条约1000米长的堤坝相连。这座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军事要塞，从海上进攻的确是困难重重，但若从陆上进行包抄，也就是从北面进攻的话，就能免去不少麻烦。国辉少佐还发现，尽管从地图上看从泰国边界到新加坡只有五六条河流，但实际上大小河流有250条之多。如果守军在后退时炸掉桥梁，就会极大地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在选择登陆地点和制订具体作战计划时，这些因素都给予充分的考虑。后来在实战中，日本选择不断在守军的后方登陆，导致英军的连续溃败。

1940年10月12日，陆军参谋总部对位于上海附近地区的第五师团下达了实施登陆作战训练的命令。12月6日，在中国华南地区的日军近卫师团、第十八师团、第四十八师团也根据参谋总部的命令开展了适应热带地区作战的军事演习。

接着，1940年12月中旬，日军在台湾成立了专门研究南方作战的中心机构——“台湾军”战术部，部长由林义秀大佐担任，但真正的推动力来自赫赫有名的豺狼参谋辻政信。战术部负责对各兵种部队在南方作战中的战斗、装备、军需、给养、卫生防疫、海岸地形、潮水涨落等事项进行研究。

1941年6月，由“台湾军”战术部主持，以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为骨干的演习部队在海南岛举行了登陆之后的热带地区长距离机动演习。为了检验士兵在热带炎热环境下的生存能力，辻政信把全副武装的士兵装入闷热潮湿的船舱，让他们三人挤一张榻榻米，在近50摄氏度的高温下，只允许士兵喝少量的水，就这样关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些骨瘦如柴的士兵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携带着马匹和装备，成功在开阔的海滩上登陆。演习环绕海南岛一周，行程1000公里，相当于从泰国南部登陆到新加坡的机动距离。辻政信中佐根据这次演习的研究结果编写了名为“热带丛林作战战务必读”的实战指南，在开战前分发给参加南方作战的全体官兵。

在此之前的1941年3月，陆军统帅部在九州岛也进行过一次参谋旅行演习，对有关参战部队的主要参谋人员进行关于登陆作战的战前训练。接着，自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大本营主持下，开展了以攻占新加坡为目标的大规模的陆、海、空联合演习。由在上海专门接受登陆作战训练的第五师团、驻满洲的第五飞行集团及联合舰队一部组成演习部队。演习方案是由长江口舟山群岛出发的登陆作战部队在海空军掩护下，一面摧毁敌海空部队的阻击，一面通过中国东海在北九州进行登陆，最终攻占佐世保海军要塞。这次演习的总指挥就是后来出任第十六军司令官，负责荷属东印度作战的今村均陆军中将。

为了使登陆作战和热带地区作战得以顺利进行，参谋本部对投入南方作战的地面部队匆忙进行了装备的改进。准备在泰国南部登陆向新加坡突进的第五师团，以及准备在仁牙因湾登陆向马尼拉进攻的第四十八师团等部队，改编为包括部分车辆、自行车在内的机械化部队，增强了部队的机动性。

1941年9月11日，以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为首的海军将佐200余人，在海军大学开展了历时4天的图上军演。军演包含南方作战的各个区域作战，其中也包括只有极个别要人参加的奇袭珍珠港计划。10月1日，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负责南方作战的寺内寿一在陆军大学主持了陆军南方作战为期5天的图上演习，参加演习的包括准备参加南方作战而组建的各军参谋长、主要参谋以及参谋本部的作战幕僚。

10月4日，主要负责南方作战空中掩护的联合舰队陆基航空兵——第十一航空舰队也在九州进行了南方作战空中作战的图上军演。

到10月底，大本营陆海军部分别批准了各自的作战计划，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总长分别于11月3日和5日将作战计划上奏天皇，11月5日天皇正式批准了陆海军的作战计划。

就在天皇批准作战计划的同一天，负责南方作战的南方军宣告成立，成为继中国派遣军、关东军之后第三个大型战区性突击军团。11月6日，大本营公布了南方作战各部队作战序列以及实施南方作战的准备命令。

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陆军大将。

参谋长：塚田攻陆军中将（前参谋次长，其次长职务已由田边盛武陆军中将接任）。

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陆军中将。

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陆军中将。

第十六军司令官：今村均陆军中将。

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陆军中将。

南方军司令部直属部队：第二十一师团、第二十一独立混成旅团、第四独立联队。

参加南方作战的第三飞行集团集结在中国南部和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佯装进行昆明作战，然后于开战前夕迅速转移至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各基地，为第二十五军先遣兵团提供空中掩护。第五飞行集团和第二十一独立飞行队在台湾南部，配合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先发制人，摧毁美军北纬16度以北的吕宋岛空军基地和战机，为第十四军在菲律宾的作战提供掩护。

第四师团和南海支队作为特遣队和预备队先后划归南方军直接指挥。

参加南方作战的还有驻中国广东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就是曾当着何应钦的面随地撒尿的酒井隆陆军中将，其麾下第三十八师团将参加香港作战。

确切地说，南方军并不是一支新军，所部基本抽自其他战区的精锐兵团。来自中国派遣军的部队大多已有4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实战经验，特别是赫赫有名的第五师团擅长登陆作战，中日战争以来，转战各地，历经百役。原属关东军的第五飞行集团，参加过诺门坎战役。为了尽快达成战争任务，南方军编制内破天荒出现了9个坦克联队。放在苏、德、美等军事强国，这根本不算什么，但放在日本，就相当于下了血本，要知道，日本陆军总共才有15个坦克联队。

南方作战涉及区域的陆地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的12倍。涉及人口约1.5亿。南方作战总称为“あ号作戦”，作战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以海军第一航空战队、第二航空战队、第五航空战队为主力的机动部队对瓦胡岛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奇袭，一举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

奇袭珍珠港的同时，在菲律宾与马来亚两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

在攻克菲律宾和马来亚之后，接下来的目标分别是婆罗洲、苏拉威西、苏门答腊等要地，最终目标为爪哇岛。

此外，攻下香港、关岛、俾斯麦群岛、帝汶岛等地，扫清外围。在开战初期，也于泰国境内进驻大批军力，视战局进展情况进攻英属缅甸，在构成日军防线坚固右翼的同时，彻底切断中国抗日战场的补给线，促使蒋政权早日屈服。

缅甸被列入第二批重点进攻目标还有一个原因，除了荷属东印度之外，这里也有日本人急需的石油。

陆军作战任务细分到各个战区。

“M作战”：攻取目标为菲律宾，任务执行者第十四军，下辖第十六师团、第四十八师团、第六十五旅团，集结地为马公、帛琉、奄美大岛、高雄和基隆。战役计划于1941年12月7日当天展开。

“E作战”：攻取目标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任务执行者第二十五军，下辖近卫师团、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集结地为海南岛三亚。战役计划于1941年12月7日展开。

“H作战”：攻取目标荷属东印度，任务执行者第十六军，下辖部队第二师团。随着香港和菲律宾战事结束，将第三十八师团及第四十八师团从香港和菲律宾战场抽调过来充实该军。战役计划于1942年1月11日展开。

“G作战”：攻取目标关岛，任务执行者南海支队及第四舰队所属海军陆战队。战役计划于1941年12月10日展开。

“B作战”：攻取目标英属婆罗洲，任务执行者第十六军第五十六师团，战役计划于1942年1月11日展开。

“C作战”：攻取目标香港，任务执行者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团，战役计划于1941年12月9日展开。

“R作战”：攻取目标威克岛和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任务执行者南海支队。战役预计于1942年1月23日展开。攻占拉包尔的目的在于掩护日本海军在中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基地特鲁克。

好戏在后头，重头戏就是袭击珍珠港的“Z作战”，全部由海军组成，战役计划于1941年12月7日最先展开。

陆海军统帅部根据几次图上演习，对攻占南方相关地区的进程做出如下估计：占领香港约20天，占领马尼拉约50天，占领新加坡约100天，而爪哇岛大约150天即能攻克。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珍珠港！

以兵力而言，日本人自认为拥有绝对优势，其海空兵力比起西方盟国在西太平洋的兵力较多，也较好，自信能确保取得制海权和制空权。海军为南方作战与袭击珍珠港投下了几乎全部兵力。准备用于南进的陆军虽只有11个师团，战斗兵员不到25万人，连同后勤部队总数约40万人，但都是从中国战场和本土调集的精锐部队，仅从中国关内抽调的就有6个师团。这些部队人员素质和训练水平很高。

同盟军人数较不准确，战争前夕，估计英军在香港有11000人，在马来亚有88000人，在缅甸有35000人，合计134000人；菲律宾群岛共有美军31000人、菲律宾军约110000人；荷兰有正规军25000人、民兵40000人。虽然在人数上盟军还稍占上风，但是因为日本能够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常常会造成数量上的局部优势，特别在两栖登陆、丛林战和夜袭方面更具优势。而盟军在该地区的地面兵力虽人数众多，但国籍各异，分散极广，作为军官的白人与当地人士兵之间缺少精神上的团结，美、英、荷、中四国也很难发挥出协同作战的能力。盟军装备低劣，对于当地那些部队来说，唯一干得不错的动作就是敬礼，除少数美英部队以外，几乎不堪一击。

由于从中国关内抽调了大量兵力，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电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陆军大将，实施南方作战期间，在中国关内暂取守势。

日本海军已于1941年9月1日改行战时编制，因此无须像陆军那样新编作战部队。为配合陆军对上述地区的攻击，海军作战的具体部署如下。

一、以六艘航空母舰为主的机动部队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之后返回基地休整。而后负责保卫南洋诸岛或支援南方作战。集结地为千岛群岛的单冠湾，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

二、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和高须四郎海军中将率领第一舰队主力部署于濑户内海，支援总体作战，同时负责日本本土的防务。

三、第十一航空舰队（陆基航空兵）主力集结地在台湾南部，其余一部在帛琉群岛，任务是配合陆军占领菲律宾，司令长官塚原二四三海军中将。

四、第二舰队活动于菲律宾和中国南海一带，搜索并歼灭敌海上力量，确保陆军部队的海上安全，司令长官近藤信竹海军中将。

五、第三舰队主力集结在台湾，其余一部在帛琉，其任务先是为菲律宾作战提供海上掩护，之后参加爪哇岛作战，司令长官高桥伊望海军中将。

六、南遣舰队集结地在三亚，负责马来亚作战的海上安全，之后投入婆罗洲和西里伯斯作战，司令长官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

七、第二遣华舰队（不隶属联合舰队）负责协助香港作战，司令官新见政一海军中将。

八、第四舰队主力集结地特鲁克，其余一部在塞班岛，负责攻占关岛、威克岛以及俾斯麦群岛的作战，司令长官井上成美海军中将。

九、北方部队也就是第五舰队在大凑展开，担任警戒北方水域，保护交通线和防止苏联的偷袭，司令长官细萱戊子郎海军中将。

十、第六舰队也就是所谓的潜艇部队，一部配合珍珠港作战，其余在菲律宾和新加坡一带配合水面舰艇作战，司令长官清水光美海军中将，司令官新见政一海军中将。

参加南方作战的各部海军由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统一指挥。

从军事观点来看，日本人对于开战做出了精心的安排，对于战争初期的胜利也很有把握，以后的实际进程证明他们是对的：日本人不仅轻取了胜利，还迅速攻占其所想占领的一切地区。但是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所有的战争都不是难于开始，而是难于结束。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并不敢奢望能速战速决，比起当初发动侵华战争时认为3个月即可征服中国来说，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确已有“长期战争的觉悟”，对未来的前途也不免有茫然之感。即将赴任南方军参谋长的塚田攻曾说：“没有人敢说陷入长期战争也不要紧。即使初战可以全胜也不能掉以轻心，至于5年以后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美、英显然小看了对手的胃口和野心。就在罗斯福、丘吉尔认为发出最后通牒就能吓唬住好战的日本人，就在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斯塔克等人挖空心思地去分析日军的进攻点是菲律宾还是关岛抑或是威克岛的时候，日本的作战计划已经做出了响亮而清晰的回答：所有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攻击目标。用句时髦的话，就是“一个都不能少”。

1941年11月10日，即将奔赴太平洋战场的日本陆海军高级将领举行了一次午餐会。刚刚从中国满洲回到东京出任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的山下奉文陆军中将入座后，发现右边的椅子还空着。此时，走过来一个比他矮半头的小个子。

“山下君辛苦了，这次要攻下马来亚和新加坡可谓任务艰巨，信心如何？”这位小个子不但年龄比山下大了一岁，军阶也比他高。

山下急忙回答：“阁下才辛苦呢，您怎么样？”

“我把我一半的生命都压在了珍珠港，我确信一定会成功，你的马来亚那边呢？”这个叫山本五十六的人说。——老酒“十大日军杰出将领排行榜”上的状元和榜眼在这里戏剧性地碰面了。

“我认为，首先是双脚要站到陆地上，只要能登上去，我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在登陆这一点上，我们陆军有很多无可奈何的地方。”

“实在抱歉，为了实施珍珠港作战，我是不得不如此呀。”由于主力舰队用在了珍珠港，参加南方作战的海军力量就难免不太宽裕。山本知道刚才山下是在变相抱怨海军护航力量的薄弱。

“二山”可谓是惺惺相惜。山下本以为山本会转移话题，没想到山本如此爽快地坦承了自己的无奈。他被山本的情绪感染，马上高兴起来：“我判断，在我们登陆之前，敌人不会动手，我一定会成功的。”

山本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对！英国人认为他们吓唬一下，我们就会退回去。他们错了！你的登陆行动一定会成功！”

两人一起举杯共饮。

今生不再入此门

大战在即，东京弥漫着一种莫名的紧张气氛，天空也仿佛笼罩了一层暗灰色，让人无端感到气闷、压抑和焦躁不安。

1941年11月29日上午，一个戴着黑色帽子，身穿浅灰色西装的中年人，乘玉川电车在世田谷的松阴神社下了车。在参拜了明治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吉田松阴之后，他走进了神社对面左侧一点的若林町街道。

一群老百姓正热火朝天地挖着防空洞。据传闻说，与中国打仗，东京不会有遭空袭的危险，但是与美国人打仗就有。因为老美实力太强大，有航空母舰可以游到日本近海，修好防空洞是十分必要的。让大家略显纳闷的是，新闻报道上每次都说大日本帝国皇军在中国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都“辉煌”好几年了，怎么还没把中国打垮呢？既然连中国都打不垮，为什么又要和美国打仗呢？听说美国比中国厉害很多呢。

中年人貌似很关心地走了上去：“真辛苦啊，是为了防空演习吗？”

“当然是了，马上要跟美国人打起来了。”一个年轻人直起身，擦着额头的汗水，对中年人说。

“是真的吗？”中年人似乎不太相信。

“那当然了。”年轻人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

中年人默默地跨过壕沟，走进了路边的渡部牙科医院，口中嘀咕着：“日美开战，势在必然，看来民众也接受了这场本应避免的战争。”中年人思索着，他认为日本连对手的真面目都没有看清，就冒失地加入了《三国同盟条约》，国家失去了冷静，连民众都变得狂躁无比。在中年人看来，跟美国打仗，日本简直连一点胜算都没有，这场战争很可能将国家带向毁灭。

“我还能不能看到若林町这美丽的风景呢？”中年人不免有些伤感。

再往前，中年人敲响了一户普通人家的门：“打扰了，您还认识我吗？”

“是您呀，快请进。”家里的主妇看清了中年人的模样，赶紧往屋里让。中年人顺手把手里的小箱子交给主妇，箱子里面是带给老师家的礼物。这是他小学老师渡部与的家，老师已经在一年前故去，开门的是老师的女儿。

“军舰就停泊在附近，明天是老师的祭日，我顺道来看看故去的老师。”中年人面带微笑，语气平和地说。

“您百忙之中还能来看他，我父亲真是太幸福了。我想他就是在那边看见您这么有出息还来看他，也肯定会笑起来呢。”主妇看起来异常兴奋的样子。

在老师的灵前祭拜之后，中年人一边喝着主妇端上来的热茶，一边打量外边那熟悉的庭院，院子里也已经挖掘了防空洞。

“老师可真是个正直而严厉的人哪！”

“真的要和美国打起来了吗？”

“像老师这样的人真是很少见了呀！”中年人没有接主妇的话，而是故意岔开了话头，看来他不太想谈论美日两国开战的话题。

“果然要动手了吗？”主妇还是把话题引了回来。

“可能吧，因为对手一直在阻碍我们的行动。请放心，我做事绝不会畏首畏尾的。”两人对视了一下，互相点头。主妇忽然有一种可怕的想法，他此行不会是来告别的吧？

离开老师家后，中年人去了岳母家。

“妈，我回来吃饭了。”看来这里更熟悉一些，中年人一进门就大声吆喝起来。

中年人很自然地坐在餐桌前，问道：“妈，我这么一来，打乱了家里的食物配给吧，很难办吧？”

“没事没事，你好好吃，好好睡。”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况且这女婿还这么有出息。岳母经常自豪地对四周的邻居炫耀：“这是我亲自挑选的女婿，绝不会错的。”

“真的要打仗了吗？”岳母的话和刚才老师女儿的一样。

女婿笑而不答，只是往嘴里扒饭。看来是真饿了，中年人狼吞虎咽，吃得很香。

“这次要演习很长时间吧？”

“估计短不了。”中年人笑着对岳母说。

天要黑透的时候，中年人来到了侄女京子家。京子是他大哥的女儿。中年人和大哥年龄差距很大，侄女京子比中年人还要大上一岁。

京子年轻时是一所大学里的护士，终身未婚。中年人年轻时，曾在20世纪之初那场与俄国人的大海战中身负重伤。当他伤势恶化，濒临死亡时，是京子的精心呵护和鼓励帮他渡过了难关，使他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并最终恢复健康。中年人一直视京子为自己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亲叔侄关系的话，说不定我们会结婚生子的。”中年人心里想。

因为未婚，京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但鬓间的白发也明显增多了。站在京子的两间平房前，中年人感到心如刀绞。看着站在门口的京子，中年人故作平静地说：“我明天要走了。”

“要上船了吗？”

“嗯。”

“这次要很久吧？”

“嗯。”

“别站在门口，进屋喝茶。”

“嗯。”

两人坐着，良久无言。半晌，京子才又问道：“最近很忙吧，要跟美国人打仗了吗？”

“嗯。”

平时已习惯了叱咤风云的中年人，在侄女面前显得格外温顺，也许两人之间很多事情已心照不宣，都觉得没必要说出来吧。

“这次要很久才回来吗？”京子不自觉重复了刚才的话。

“嗯。”

“是来告别的吗？”

中年人想到自己的亲人很快都要去迎接那场该死的战争，不由得心中升起一团无名之火。但他不会对京子表露出来：“别担心，不管过程多么曲折，但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请记住，我们必胜！”

京子把茶端上，中年人大口大口地喝下去。

“再喝一杯吧，听说喝一杯茶是不吉利的。”

“一杯就行。”中年人的目光忽然变得有点深邃，脸上的肌肉也开始抽搐。“一杯就行。记住，我永远要做第一，我会一直做给你看的。”

说完，中年人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门，步履沉稳，很快就没入暗夜之中。“负国无颜入黄泉，无言以对万千灵。”中年人口中轻声念叨着，始终没有回头去看那扇他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走进的大门。

“他还会回来吗？”京子倚门望着中年人的背影，喃喃地说。

这个消失在夜幕中的中年人，就是时任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

参考书目

1．钟庆安，柳茂坤．东亚霸主的野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侯鲁梁．偷袭珍珠港［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3．李春光，孟凡俊．肆虐的太阳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钟庆安，陈培军．缅甸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侯鲁梁．中途岛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6．陈培军．瓜岛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7．毛元佑．拉包尔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8．周小宁．马里亚纳大反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9．钟庆安，刘庆．重返菲律宾［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0．钟庆安，肖鸿恩．登陆日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1．侯鲁梁．帝国末日［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2．张越．偷袭珍珠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3．张越．烽火东南亚［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4．张越．决战中途岛［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5．张越．血雨腥风战瓜岛［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6．张越．拉包尔风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7．张越．马里亚纳海空战［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8．张越．重返菲律宾［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9．张越．莱特湾大海战［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20．张越．广岛上空的蘑菇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21．［美］利奥波德·罗森博格．偷袭珍珠港［M］．马俊杰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2．［美］约翰·克劳福德．席卷太平洋［M］．叶春雷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3．［美］汤森·华林．搏杀中途岛［M］．王永生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4．［美］格里夫·科恩．血拼瓜达尔卡纳尔［M］．王永梅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5．［苏］伊万·谢苗诺夫．决胜东北［M］．胡海波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6．［美］肯尼斯·加尔布雷．日落东瀛［M］．王宏林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7．王恩泽．偷袭珍珠港［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28．马晓奕．鏖战菲律宾［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

29．郭亮．中途岛战役［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

30．王海莹．喋血瓜岛［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31．［美］卡尔·史密斯．珍珠港1941：美国的耻辱日［M］．金铠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2．［美］吉姆·莫兰．威克岛1941：一场令众神哭泣的战役［M］ ．杨红梅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3．［美］克莱顿·春．菲律宾的沦陷1941—1942［M］．章放维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4．［美］马克·斯蒂尔．珊瑚海1942：次航母大对决［M］．李瑾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5．［美］马克·希利．中途岛1942：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M］．彭莹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6．［美］约瑟夫·穆勒．瓜达尔卡纳尔岛1942：战略反攻［M］．程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7．［美］马克·斯蒂尔．圣克鲁斯岛1942：航母较量在南太平洋［M］．刘燕婷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8．［英］德里克·赖特．塔拉瓦1942：局势的逆转［M］．潘峰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9．［美］戈登·罗特曼．关岛1942：失而复得［M］．王小可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0．［英］吉姆·莫兰，［美］戈登·罗特曼．佩莱利乌岛1944：炼狱之战［M］．甘咏，许华菁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1．［美］戈登·罗特曼．塞班岛与提尼安岛1944：突破日军防线［M］．程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2．［美］戈登·罗特曼．马绍尔群岛1944：攻克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M］．任远喆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3． ［美］伯纳德·爱尔兰．莱特湾1944：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M］．甘咏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4． ［英］德里克·赖特．硫黄岛1945：星条旗在折钵山升起［M］．李瑾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5．［美］戈登·罗特曼．冲绳岛1945：最后的搏杀［M］．金铠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6．［美］堀田江理．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M］．马文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47．［美］戴维·雷格．太平洋大海战［M］．张国良，雷丹，马东敏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48．张晓林，马骏．血战太平洋［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

49．［英］约翰·戴维森．天下海战：铁血太平洋［M］．孟广林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0．赵云峰．全景二战：血战太平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51．［美］安德鲁·威斯特，格里高里·路易斯·莫特逊．血战太平洋［M］．穆占劳等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0．

52．西风．太平洋战争［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

53．张俊红．偷袭珍珠港［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

54．［美］王书君．太平洋海空战［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55．何国治．南太平洋海战记：美日圣克鲁斯群岛航母对决［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6．何国治．终极对决：美日马里亚纳航母大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57．［美］乔纳森·帕歇尔，安东尼·塔利．断剑：中途岛海战尚不为人所知的真相［M］．蒋民，于丰祥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

58．［美］泰德·威廉·罗森．东京上空30秒［M］．朱沉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59．张友筠．日军二战战场大解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0．朱旭．血战太平洋大解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1．［英］温斯顿·丘吉尔．日本的猛攻［M］．卢继祖，丁岳，冯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2．［美］本杰明·埃勒曼．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鏖战菲律宾［M］．杜秀娟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63．朱旭．豪赌：太平洋战场的落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4．张友筠．狂徒：二战杀戮战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5．姜子钒．鬼祟：藏在暗处的死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6．《百年海战大观》编委会．奇袭珍珠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67．刘小沙．瓜岛争夺战［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5．

68．［美］罗伯特·塞莱斯．血战太平洋［M］．胡海波编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69．吴焉．雄鹰猎日：菲律宾陆地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70．《全景二战系列》编写组．全景二战系列之太平洋大海战［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4．

71．刘怡．联合舰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2．刘怡，阎京生．菊花与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73．刘怡．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舰艇全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4．西风．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75．董旻杰，张凯伦，周明．太平洋战争：美日对决［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76．张宇翔，等．宿命的败退：太平洋战场几场关键性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77．冬初阳．阻击日轮：从拉包尔到巴布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78．冬初阳．喋血环礁：吉尔伯特和马绍尔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9．冬初阳．长弓射日：决胜塞班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80．苏虹．天昏地暗：太平洋战争［M］．北京：蓝天出版社，1994．

81．［美］爱德华·德瑞．日本陆军兴亡史：1853—1945［M］．顾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82．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

83．陈玉健．血声鹤唳太平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84．陈仲丹，周晓政．太平洋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5．潘兴明．东南亚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6．陈谦平，张连红，张生．中国正面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7．［英］道格拉斯·福特．太平洋战争［M］．刘建波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88．［美］杰夫·尚拉．最后的风暴［M］．李春江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89．《经典读库》编委会．二战风云录［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4．

90．光亭，天枢．二战中的美国［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91．光亭，天枢．二战中的日本［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92．鲁言．对决太平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93．胡烨．浴血绿色地狱：瓜岛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94．胡烨．太平洋战争：蒙达之战［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

95．胡烨．太平洋战争：布干维尔战役［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

96．余志和．回望二战烽烟：亚太厮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97．袁腾飞．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98．孟松林，石映照．诺门罕战争［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99．关河五十州．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

100．陆儒德．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01．［英］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M］．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102．周明，王逸之．血肉长城：徐州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03．戴峰．血肉磨坊：淞沪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04．龚晓虹．徐州大会战1938［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5．马正建．长沙大会战1939—1942［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6．陶纯．太原大会战1937［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7．明河在天．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3．

108．杨刚，冯杰．铁血远征：滇缅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109．曾凡华．最后一战：中日湘西雪峰山会战纪实［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110．倪乐雄．一个人的世界大战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111．白虹．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112．钮先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13．《一看就懂丛书》编写组．一看就懂的二战大事典［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10．

114．思不群．二战全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115．［英］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M］．钮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16． CCTV 《走近科学》编辑部．二战纪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M］．成都：巴蜀书社，2014．

117．沧海满月．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118．郑军，程景等．大溃败：世界经典失败战役全纪实［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119．［英］安德鲁·罗伯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M］．李广才，崔喆，陈兰芳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120．［美］伊恩·霍格．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陆战［M］．董晓霞，满海霞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121．［美］克里斯多夫·舒勒斯．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空战［M］．周夏奏，张婕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122．《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海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3．《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战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4．《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潜艇［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5．《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空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6．查攸吟．日俄战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27．徐广宇．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128．许华．再见甲午：蓝色视角下的中日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29．刘声东，张铁柱．甲午殇思［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130．金满楼．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131．孙秀玲．一口气读完日本史［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132．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33．毛正公．航空母舰发展百问［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

134．蒋百里．国防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35．冯精志．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136．吕宁．铁血兵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137． ［英］杰弗里·雷根．人类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M］．陈海宏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138．［美］马汉．海权论［M］．一兵译．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139．［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李哲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140．［美］E．B．波特．蛮牛哈尔西［M］．欧阳志元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141．［美］托马斯·B．比尔．沉默的勇士：海军上将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传记［M］．张尚悦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142．［美］约翰逊·柯贝尔．尼米兹［M］．高润浩编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

143．［美］雷蒙德·戴维斯，丹·温．进攻日本［M］．臧英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4．赵渊，寿长华．海岛登陆战［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145．［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抗战日记［M］．骆伯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46．［美］弗兰克·麦克林恩，章启晔译．缅甸战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147．［日］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M］．朱任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148． ［美］威廉·曼彻斯特．再见，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M］．陈杰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149．［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风暴［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0．［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激流［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1．［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落日［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2．冯精志．63个结点：第二次世界大战［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

153．殷占堂．图说太平洋战争［M］．漓江：漓江出版社，2014．

154．刘才干，李奎．美日激战太平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155．［英］伯纳德·爱尔兰．1914—1945年的海上战争［M］．李雯，刘慧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56． ［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M］．郭伟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157．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M］．张玉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58．王树增．抗日战争（全3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159．俞天任．浩瀚的大洋是赌场（全3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160．王晓华，戚厚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记录（全3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

161．房兵．大国航母（上、下）［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

162．郑维和．二战八政要巨头谋略秘档全公开（上、下）［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163．侯鲁梁．二战十六大战役战事秘档全公开（上、下）［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164． CCTV10《探索·发现》栏目组．世纪战争（上、下）［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165．［日］山冈庄八．太平洋战争（全3卷）［M］．兴远、金哲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166．张洪涛．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上、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167．陈冠任．国殇（第二部）：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上、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68．张召忠．百年航母（上、下）［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

169．关河五十州．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全4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70．宋宜昌．燃烧的岛群（上、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171．［日］加藤正秀．山本五十六（上、下）［M］．郭宏军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72．［美］约翰·伦德斯特罗姆．航母舰队司令：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上、下）［M］．胡毅秉译．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173．何国治．残阳如血：美日恩加诺角海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74．冬初阳，胡烨．浴血雨林：英帕尔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75．韩文宁，冯春龙．日本战犯审判［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

176．兵人．鹰击烈日：菲律宾战役［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

177．杨竞．日本盟军战俘营［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178． 《兵器》杂志．兵器：二战航母的不同命运［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179．兵人．海战霸主：世界经典航空母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

180．［美］约翰·托兰．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M］．李殿昌，孟庆龙，郝名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81．秦忻怡．坚不可摧：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182．梅汝璈．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

183．金东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184．鸿儒文轩．轮椅总统罗斯福［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185．鸿儒文轩．海上骑士尼米兹［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186．［美］黄仁宇．缅北之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187．赵丽娟．驼峰航线：一条改变太平洋战区格局的悲壮航线［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

188．朱晓艳，班惠英．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189．杜川云．豪赌太平洋：山本五十六［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

190．杨少丹．二战巅峰战役［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191．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二战纪实：航母史话［M］．成都：巴蜀书社，2014．

192．陈书方．二战大海战：海魂之梦［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

193．朱军．海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94．［英］安迪·罗森．日本法西斯的末日［M］．刘国伟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195．严明贵．麦克阿瑟［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

196．［美］杰弗里·佩雷特．麦克阿瑟（上、下）［M］．王泳生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97．［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上、下）［M］．史雪峰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

太平洋战争（三）

不宣而战

青梅煮酒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洋战争．三，不宣而战／青梅煮酒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143-5769-1

Ⅰ．①太…　Ⅱ．①青…　Ⅲ．①太平洋战争－史料　Ⅳ．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926号

太平洋战争．三，不宣而战

---

作　　者：青梅煮酒

责任编辑：姚冬霞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9.5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5769-1

定　　价：59.8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章　偷袭珍珠港 一代枭雄山本五十六

乾坤一掷“Z计划”

阻力重重

磨刀霍霍

这里的海港静悄悄

海港魅影

秘密集结单冠湾

瞒天过海

路漫漫

神秘的第十四部分电文

上帝还记得美国人

虎！虎！虎！

第三波攻击？

第二章　美国的愤怒 悲喜两重天

难道是苦肉计？

尴尬地挥手

第三章　香港保卫战 弃守两难成鸡肋

十八天战事

第四章　威武不屈威克岛 兵不血刃下关岛

日军铩羽威克岛

虎头蛇尾的援军

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斗

拉包尔成为日军的前进基地

第五章　风雨飘摇马来亚 “东方直布罗陀”

马来之虎

水陆并进

多么美丽的船！

长驱直入

狮城的哭泣

附录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青梅煮酒，原名陈昊飞，男，1970年5月出生，河南洛阳人。自幼酷爱历史、军事，自诩海军预备役中尉。“太平洋战争”系列自2015年7月在天涯社区连载后，作者当年即获天涯社区“煮酒论史”栏目十大作者称号，作品连获年度十大佳作及最佳新作称号，翌年再获天涯社区1999-2016经典原创作品奖。在军迷中引起巨大反响。

关于本书

“太平洋战争”系列全景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国日本和美国、英国等同盟国，于1941年至1945年进行的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和东亚地区的太平洋战争。完整呈现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及败亡全过程，深入分析太平洋战争的前因后果，多角度展示轴心国和同盟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作者文字流畅，行文脉络清晰，引经据典披露史实，对事件和人物有精辟的见解。书中描写战争场面宏大，进程细腻；人物形象饱满，性格突出；情节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本书系”太平洋战争”系列第三部《不宣而战》，主要讲述日本如何偷袭珍珠港、侵占香港、攻陷威克岛、横扫马来亚等内容。

第一章

偷袭珍珠港

一代枭雄山本五十六

1884年4月4日，一个阳光明媚、樱花盛开的日子，在日本本州中北部新潟县长冈镇一个小小庭院里，长冈小学校长高野贞吉正在和好友小原老人悠闲地饮酒下棋。就在第二局棋至中盘的紧要关头，女儿高野嘉寿子急匆匆地跑过来告诉父亲，自己的母亲马上就要生产了。无奈，高野贞吉只好恋恋不舍地放下棋子对好友说：“等我抱了儿子，再回来和你一决胜负。”

正午时分，高野贞吉的第二任妻子峰子为他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这年，高野贞吉56岁，于是给幼子起名高野五十六。

看到“五十六”这个数字，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这个高野五十六，后来改姓山本，最终成为日本海军大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战死后追晋元帅。

其实准确来说，山本五十六应该叫长谷川五十六才对。其父贞吉原名长谷川贞吉，后来入赘高野家，改名为高野贞吉。贞吉共有7个子女，他与高野家的长女共育有4个儿子。其妻去世后，又与妻妹峰子结婚，这一点与近卫文麿他爹笃麿类似，都是续弦娶了小姨子。贞吉与峰子育有一女二子，长女就是刚才提到的高野嘉寿子，次子高野季八，幼子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山本五十六。

1890年3月，高野五十六进入家乡的阪上小学学习。据其小学老师后来回忆，五十六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老实听话，但沉默寡言，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同级生中数一数二，每学年都能得到学校的奖励。

1896年4月，五十六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长冈中学。当时日本尽管已实施了明治维新，但在广大乡村，普通民众的生活依然艰辛。当时，长冈藩有一个叫长冈社的机构，是长冈藩的武士为了资助那些有望成才而家境贫寒的学生，在1875年专门设立的。高野贞吉尽管是个小学校长，家境也并不富裕。因此，成绩优异的五十六小学毕业后，长冈社马上决定对他进行资助，资助的经费是每个月1日元。之后5年，五十六总共接受了60日元的资助。

少年时期，五十六比较懂事。为了减轻家庭开支，中学期间的教科书他大部分都不买，而是自己动手抄写。5年时间里，他只穿了一套校服。为了防止校服损坏，五十六放学回到家中，总是第一时间把校服脱下，换上家里的土布衣服。后来，五十六从“海兵”毕业，领取薪水，很快就归还了那笔60日元的借款。作为感恩，此后他一直坚持向长冈社捐款，直到他1943年4月战死在布干维尔岛。

1901年7月9日，五十六考入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二期，在同年级300多名学生中名列第二。系统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和海军知识的同时，他结识了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堀悌吉。虽然作为“条约派”骨干成员的堀悌吉过早在“大角清洗”中被打入预备役，最后只晋升海军中将——五十六曾说，堀悌吉的退役相当于日本海军损失了一支巡洋舰队。但他的同期同学中，还是产生了4位海军大将。其余3位分别是之前多次提到的岛田繁太郎、吉田善吾和盐泽幸一。1904年11月4日，五十六以第七名的成绩从“海兵”毕业。

毕业后的五十六以少尉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日俄战争。最初被编入战列舰“初濑”号。但他尚未登舰，“初濑”号即在旅顺港触雷沉没。后来，他又被分配到“春日”号，继而在1905年1月被改派到“日进”号上担任舰长传令兵。五十六在舰上给父母寄了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道：“生死有命不足论，唯有鞠躬报至尊。”1905年5月27日，五十六在20世纪初那场对马海战中身负重伤，俄国人的炮弹就在他的不远处爆炸，他的下半身被100多块弹片击中，从此身上伤疤密布。五十六后来自嘲道：“每当我去公共浴室，人们总认为我是一个流氓。”他还因此丢掉了两根手指，并赢得了“八毛钱”的雅号。此细节在老酒（作者自称，下同）的《太平洋战争》第一部中有详述。

战争结束后，五十六在长崎的海军医院治疗了160天。期间伤口感染，为了保住性命，医生建议他截掉右肢。对此，五十六说：“我拒绝这样，因为我是怀着成为海军士兵的梦想进入海军部队的。我要么死于伤口感染，要么恢复过来，继续当一名士兵，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必须赌一把。”最后，他赢了，他将那些伤疤视为终生的荣誉。

1907年，五十六晋升海军中尉，两年后晋升大尉，并成为训练舰“宗谷”号的指导官。“宗谷”号的舰长就是声名显赫，在海军中具有威望的老前辈铃木贯太郎。铃木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有惊艳的表演，曾驾小小鱼雷艇击中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致其搁浅。铃木贯太郎一眼看出，面前这个内敛的小伙儿是可造之材。铃木后来回忆，五十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深思熟虑而后果敢行动的性格。平时看似沉默寡言，一旦开口，即论据充分、观点明确，让人信服。自此，除了在训练上多加调教，铃木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向海军上层举荐五十六。

1910年和1914年，五十六先后两次进入海军大学深造。1915年，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四等瑞宝勋章，同时晋升海军少佐。

五十六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很快便引起故乡长冈人的注意，他们从五十六身上看到了振兴长冈藩的希望。当地一些头面人物开始出面筹划高野五十六的改姓活动。之前，长冈藩最著名的武士就是山本带刀——这名字听着就邪乎，估计现在会改成“山本别枪”。24岁的山本带刀在“戊辰战争”中战死，只剩下妻子和女儿。大家普遍认为，只有高野五十六继承长冈武士名门山本家的遗业，才能不辱“山本”名誉。尽管此时的山本家已是一片凋零，可继承的遗产只有一套褪了色的破旧麻质武士礼服和一块荒凉的墓地，但五十六考虑到，自古以来，高野家和山本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继承山本衣钵对其将来的发展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于是慨然许诺。1916年5月19日，长冈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高野五十六过继为山本家后嗣，更名为山本五十六。

前途一片光明的山本自然成为诸多名门望族的心仪对象，已过而立之年的山本，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山本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必须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军人在世界上的牵挂越少越好，因此，他提倡军人晚婚。面对踩破了门槛的提亲者，山本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位普通的挤奶姑娘作为终身伴侣。

1918年8月31日，经好友堀悌吉牵线搭桥，34岁的山本与22岁的三桥礼子喜结连理。相貌、家境都很普通的礼子能够进入山本的感情世界，据说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还能写出文采斐然的文章。山本在写给堀悌吉的信中说，“她家风朴实，身体结实，能够吃苦耐劳”。可见务实的山本当时只是想找一个持家能手。之后，作为海军军官的山本常年驻外，两人聚少离多。事实上，两人婚后的感情并不好。

在堀悌吉眼里，山本无疑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他还说，相比山本，心胸开阔、通情达理的三桥礼子更胜一筹，礼子是日本名副其实的一流女性。我们今后还会多次提到她。

山本和礼子育有两子两女。1922年10月，长子义正出生时，山本已经38岁。山本可笑地以为自己缺少两根手指会遗传给儿子，尽管他知道后天的缺陷不会遗传。他见到接生婆的第一句话是：“孩子手指少不？”虽然与夫人感情淡漠，山本对儿子却极为关心。在他的日记里，有很多思念孩子和有关孩子教育的内容。

在铃木贯太郎的举荐下，“海大”毕业后的山本到了海军省军务局出任参谋，以其遇事果断、坚忍不拔和敏锐的洞察力令诸多高官刮目相看。1919年5月20日，结婚刚刚半年的山本以外交官的身份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

首次赴美的见闻，给山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的女孩儿不但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还可以像男人那样自由参加工作，这让初出茅庐的他惊讶不已。在日本，除了那些欢乐街的女子，山本几乎看不到从事其他工作的女性。美国的物资如此充足，白砂糖居然想吃就吃，根本不需要定额配给。山本对美国的工业特别是石油工业进行了详细考察，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告诉了山本“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国力量”。对美国的深入了解，成为他后来坚持反对日本与美国开战的主要原因。在哈佛学习期间，勤奋的山本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在此期间，山本作为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的助手，就召开华盛顿会议与美国副国务卿戴维斯进行谈判。他表现出色，被币原称为“不可思议的人”，连谈判对手戴维斯都称赞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尽管并没有参加最后的会议，但是这次经历开阔了山本的国际视野。

1921年5月，返回日本的山本到母校“海大”当了教官，教授的课程是军政学。这一年年底，在美国召开了华盛顿会议，日本海军的快速发展因此得到限制。善于思考的山本此时就已经开始苦苦探索，如何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力缩小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实力的差距，为日本海军的发展寻找新路子。他把目光盯上了刚刚起步的海军航空兵。

1923年7月，山本随海军参议官井上谦治大将对欧美七国进行了历时9个月的考察。一次，代表团准备筹划一个宴会，经费不足，山本自告奋勇进入当地赌场，一晚就赢够了费用。其间，他特意进入当时的摩纳哥蒙特卡洛赌场一展赌技。凭着惊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山本次次都赢得盆满钵满。由于赢钱太多，摩纳哥蒙特卡洛赌场宣布他为第二个禁止入场的赌客。前面介绍过，第一个被禁止入内的也是个日本人，那就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特工明石元二郎陆军大将。

山本爱赌且善赌，跟赌博有关的，诸如围棋、将棋、麻将、纸牌、台球、棒球、轮盘，他样样精通。甚至有时候找不到赌局，他就与人玩纸上赛马的游戏。如果对手是达官贵人或者与他身份相当的人，山本就会很认真。但如果对手是普通的士兵，或者年轻的艺伎，他就会押上50日元故意输出去，博取对方一笑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嗜赌欲望。山本认为，所谓打赌，就是当遇到某一问题，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时，押上一些赌注，迫使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或者观点负责的一种游戏。山本曾说，“不打赌的男人不能算男人，不打赌的男人不可能有什么大出息”。此言曾经使老酒一度怀疑，咱没啥出息，是不是因为不怎么好赌？

对于自己的赌技，山本曾经自豪地说，如果天皇给他一年时间，他可以为日本海军赢回一艘战列舰。很多资料提到，山本说的是赢回一艘航空母舰。但老酒觉得，战列舰的说法更合理。那个年代，航母还属于新生事物，战列舰才是大家公认的海战主角儿。既然是吹牛，山本当然会挑大家认为厉害的吹。

赌无长赢，山本自然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次，日本“金刚”号战列舰与一艘巡洋舰在伊势湾进行打靶实验。堀悌吉认为靶船“壹岐”号一定会被击沉，山本则认为那些炮手的射术还达不到那样出神入化的地步，双方下了3000日元的赌注。这笔钱在今天简直不值一哂，老酒不咬牙都能拿得出，可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足以买一套高档房子了。结果是，“壹岐”号沉入了海底，山本输了。

因为赌注太大，堀悌吉根本没当回事，笑笑说“算了”。但山本不这么认为，愿赌服输，这笔赌债砸锅卖铁也要还上。堀悌吉当然不会真要山本的钱，最后两人商定，山本把钱捐给他们“海兵”第三十二期的校友会。这笔钱每个月从山本的薪水里扣除，用了十几年才还清。

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山本的同学小熊信一郎和他下棋2:3落败后，不服气地撂了一句，“五盘棋的胜负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随意的一句话，彻底激怒山本，小熊很快就接到山本的书面挑战书。两人除了大小便，吃饭都是事先准备好的面包——估计那时没有方便面、火腿肠吧。在众人围观之下，从上午9时开始比赛，一直下到次日上午11时。两人整整下了26个小时共75盘棋。最终，小熊体力不支，倒在地上，山本胜出。

作为赌坛高手，山本在机会来临时敢于冒险，绝不犹豫。他经常说“战争就是赌博”，之后珍珠港和中途岛两大战役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前者大赢，后者大输。山本的同事法华津孝太对山本之赌深有感触，他曾经说，“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如果美国能够稍微留心，研究一下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性格，至少也能估计到，他很有可能对珍珠港发起攻击”。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山本生性高傲，不畏权贵。一次，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亲王下棋，伏见宫恰似中国的段祺瑞，水平不咋的，还不许大家赢他。和一个皇族的海军大将下棋，一般人自然会让三分。当时还是一个普通佐级军官的山本却不如此。第一天，亲王连输三局。第二天，还是连输三局。第三天，山本“海兵”的同学、伏见宫的副官奥名清信实在看不下去了，暗地里提醒山本“悠着点儿”，多少输一局给亲王，留点面子。山本根本没把同学的提醒当回事，照样下手狠辣，该杀就杀。结果又是连下三城。气得伏见宫脸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以后再也不跟山本下棋了。后来，山本对奥名说：“我这样做就是要表明，权贵不足惧。”

后来，山本在任职海军次官时，裕仁的弟弟高松宫亲王从海军大学毕业，来海军省实习。当时高松宫的职务是参谋，军阶是海军少佐。天皇亲弟弟来了，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海军省立即就有一大帮人张罗迎接仪式，门口也有不少人列队迎接。山本对此大为愤怒，立即把领头的佐藤副官叫来，训斥道：

“高松宫是以亲王身份来，还是以海军少佐参谋的身份来的？”

“当然是以少佐参谋的身份来的。”

“立即撤掉所有欢迎仪式。在我山本任内，海军中绝不允许有高低贵贱之分。”

话虽如此，后来在偷袭珍珠港计划迟迟得不到批准时，山本还是走了高松宫这位老下级的后门，由他直接将作战计划上奏裕仁，才最终获批。

由于对美国有着深入了解，山本对美国充满了崇敬。在他眼中，美国人不腐朽，充满活力。每当有年轻人问他如何提高英语能力，他就会建议读卡尔·桑德堡所著的《林肯传》。他认为自己和林肯很像，都是靠自己努力取得成功的一介草民，他敬仰林肯的勤勉、志向远大和丰富的想象力。他还非常敬佩日本的敌人罗斯福，因为他身残志坚、意志坚强。

20世纪30年代，随着海军航空兵的出现，传统海战由原来的水面、水下，逐渐发展到空中、水面到水下的三维模式，战列舰的主宰地位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虽然日本海军主流依然抱定战列舰大编队决战的传统模式不放，但有个别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新技术的出现。山本认为，飞机的最大优势在于速度更快和视野更开阔。普通军舰一天的行程，飞机一小时或半小时就够了，传统的海军舰船对此无能为力。山本预言，当时的“海空军”将来一定会变成“空海军”。他的一句名言是，“最毒的毒蛇也可能被一群蚂蚁咬死”。

从欧美游历回来的山本做出了一项常人无法理解的决定，他既没有回海军省，也没有到海上舰队，而是选择了之前自己完全陌生的海军航空兵。1924年12月，山本就任日本海军霞浦航空队副队长兼教官，开始亲身参与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建设。这支队伍当时在海军中尚属后娘养的辅助力量，根本得不到关注和重视，因此管理和训练也就马马虎虎。飞行员军容不整，军纪松弛，山本下决心，大力对之加以整顿。那些一贯散漫的飞行员，起初根本看不起这位其貌不扬的外行长官，山本的见面礼就是要求所有人立即剃掉长发。

打铁还须自身硬，年届四十的山本决心从自身做起。除严格要求部属履行职责，他每天主动接受几个小时的飞行训练，很快，飞行技术就超过许多年轻飞行员，达到单飞教练机的水平。他以自己的言行、意志和才华赢得了飞行员的尊敬。在山本的组织指挥下，霞浦航空队的训练和军纪焕然一新。

日本海军航空兵起步较晚，为了尽快缩小与欧美强国的差距，山本在霞浦航空队实行了近乎残酷的训练，训练标准完全从实战出发。高强度的训练导致事故频发，死亡事件大幅增加。面对大家的质疑以及要求放宽训练的提议，山本的回答是：“日本航空部队起步已比欧美晚，若想成为一流的空军，非严格训练不可。”山本将死亡者的名字记下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每当有新学员入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那些死亡者敬礼，以此激发队员的好勇斗狠性格。1925年10月2日，山本发起创建了霞浦神社。他认为，“今天我们少牺牲一个官兵，明天就要付出十个人牺牲的代价，在训练中丧生死得英雄”。他本人也把训练中的死亡当成战场上的死亡来看待，规定了很高的抚恤费。他在随身携带的黑皮记事本里，记录了所有在他指挥下送命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家庭住址。一旦有机会，他会随时走进一个士兵的家门，往往因此而失声恸哭。

后来，山本奉命离开航空队再次赴美，那些原来对山本颇有微词的队员都十分留恋。山本乘坐的“天洋丸”起航时，一个中队的飞机突然出现在船只上空，飞行员编队驾机俯冲掠过，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他们尊敬的老长官告别。

1925年底，山本再次前往美国，出任日本驻美使馆海军副武官。这一阶段正是美国航空业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山本一直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美国航空业的发展。他多次撰写报告，要求发展日本海军的航空事业。但是，一个小小海军副武官的建议根本不可能引起决策高层的重视。

此时的山本，已经开始从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深度去探究美国。经过对美国社会及民众更加深入的了解，山本认为，日本国内普遍认为美国人“意志薄弱，贪图享受”的看法，与实际相距甚远，是十分危险的。他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不要把美国人形容成“意志薄弱，贪图享受”，他们充满了“激烈的战斗精神和冒险气质”。将大和精神和美国精神进行对比之后，山本认为，前者往往容易蜕化为蛮干，而后者是基于理性和科学的心态。他提醒那些瞧不起美国海军战斗力的人，不要忘记法拉格特和杜威的业绩——他倒是没有提到佩里。

随着科技的发展，石油已经成为海战舰艇的主要动力。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最缺的就是石油。基于对未来竞争对手的重视，山本开始对美国主要的油田和炼油厂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他阅读了当时所有能看到的关于石油的文献，每天看的报纸有40多种，由此深刻地体会到美国的资源实力，清醒地意识到日本要冒险与美国交战实在是愚蠢可笑。“战争需要国力、金钱，舍此无以支持战争，”他提醒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说，“稍具头脑的人都会知道，日本缺乏同美国较量的国力。”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山本开始认为，日本接受《五国海军条约》确定的日、英、美三国主力舰3:5:5的比例，是恰当的。

1928年，山本从美国回日本，先后担任“五十铃”号巡洋舰、“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并于1929年晋升为海军少将。之后连续出任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部长、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等职。

1932年，作为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部长的山本，向部长松山茂海军中将提出如下建议：一是飞机全部实现国产化，否则就没有日本航空的独立和发展；二是机体实现全金属制造；三是实现单翼飞机。

在今天看来，这些说法似乎没什么高明之处。但在巨舰大炮主义盛行的当时，这绝对属于划时代的创新举措。

在山本的倡导下，1933年，日本三菱重工就生产出了全金属的单翼战斗机，设计者就是著名的堀越二郎。翌年，经过改完善，诞生了最高时速达400公里的战斗机。1937年，这种飞机再次改良，就有了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那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令盟军飞行员闻风丧胆的零式战斗机。

1932年，同样是三菱重工的本庄季郎制造了全金属、双引擎单翼、连续飞行3000公里以上的高性能侦察机。以此为基础改造出鱼雷攻击、轰炸使用的中攻机，也叫“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对于这些飞机性能的“检验”大部分在中国进行，零式战斗机在中国有着“零损失”的“辉煌业绩”，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在1937年8月14日、15日参与了对南京的跨海轰炸。可以这样说，在太平洋战场上“威风凛凛”的日本战机，大部分是用中国军民的鲜血“浇灌”出来的。后来，击沉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也是九六式陆上攻击机。随后，由中岛公司开发的九七式舰载攻击机问世，很快成为装备联合舰队的主要攻击机。这种飞机可以装载800公斤重的鱼雷和炸弹，既可以进行低空鱼雷攻击，也可以从高空实施俯冲和水平轰炸，拥有良好的操作和着舰性能。

在担任了3年技术部部长之后，山本于1933年10月3日转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旗舰是“赤城”号航空母舰，当时的舰长就是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任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的塚原二四三海军大佐。这是山本第二次登上“赤城”号。

山本崇尚进攻。有段时间，由于“赤城”号上官兵感染了痢疾，第一航空战队司令部不得不暂时转移到“龙骧”号航母上。一次，“龙骧”号舰长桑原虎雄大佐上厕所，推门，看见山本正坐在马桶上，一边出恭，一边看书。桑园仔细一看，山本看的是《孙子兵法》。山本也想借机考考桑原，于是问道：“桑原君，你对孙子‘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如何理解？”桑原还真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立即答道：“这就是说，仅靠防守是不可能打赢战争的，要想打赢必须进攻。”山本马上夸赞道：“说得太好了。如果发生战争，我大日本帝国海军必须在战争中首先发起进攻，攻敌之不备，只有这样才能取胜。”在山本的思想里，“强有力的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这也是山本提出偷袭珍珠港计划的思想基础。

1929年和1934年，山本两次赴伦敦，参加第一次裁军会议和第二次会议的预备会。针对裁军会议对日本主力舰的限制，山本再次提出要加强航空兵的建设。1934年，作为预备会议日本的首席谈判代表，山本在伦敦有着惊艳的表演，获得了对手授予的“伦敦之鹫”称号。

1935年12月，山本就任航空本部部长，开始剑走偏锋，大力倡导发展日本海军航空兵。在此期间，他强烈反对日本建造“大和”“武藏”等超级战列舰。山本嘲笑那些战列舰至上的人，“如果那样做，这些战舰的作用就会如同一把武士刀一样不合时宜”。当时，舰政本部部长中村良三大将的意见，代表日本海军的主流观点，认为航空母舰和飞机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舰队的辅助武器，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战列舰。中村的理由是：“迄今为止，世界海战史上还没有一艘战列舰被飞机击沉。我虽然不能绝对保证，但我们确实可以造出不易被击沉的军舰。”后来“大和”号战列舰如期动工，山本反对无效。

“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受命组阁，海军大将永野修身出任海军大臣。他找到了航空本部部长山本，请他出任自己的海军次官。山本对自诩为军事天才的永野素不感冒，就拒绝了永野的邀请。永野向山本提出，之前自己带队参加第二次伦敦裁军会议正式会议时，请山本辅佐，山本就没答应，这次又拒绝出任次官，是不是对我个人有看法？永野这样说，山本无法再坚持。就这样，山本开始了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四任内阁的海军次官生涯，并与永野之后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及井上成美结成了反对对美开战的同盟。

后来很多人都说，最适合山本的职位，其实并不是征战海上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而是能够把握全局的海军大臣，可惜他当了四任次官，都没能当上海相。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山本和米内一样，开始并不主张扩大对华战争。他对朋友武井大助说：“陆军这帮浑蛋，果然挑起了战火，简直要把人气疯了。我从此戒烟，直到这次事件结束为止。”山本从不喝酒，但对抽烟非常讲究。在公开宣布“蒋介石不认输就不再吸烟”后，他把自己在英国买的上等雪茄统统送了人。后来，当他的同乡、驻英大使松平恒雄回日本，准备送他一些英国名牌雪茄时，山本不为所动地告诉松平：“请替我保管吧，这次事变过去后，我一定抽。”可惜，山本再也没机会抽那些名牌雪茄了。

随着中日战事扩大，特别是日本海军在淞沪地区参战之后，山本逐渐和米内一样，改为积极主张一举击垮中国，还为向中国增兵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山本派出航空母舰舰载机，轰炸了上海、广德、杭州等地，日军飞行员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精湛技艺”就是这样磨砺出来的，山本的双手同样沾满了屠杀中国人民的鲜血。

不管是青年，还是已经担任重要职务的中老年时代，山本一直就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爱好提问的小孩儿。开朗风趣的山本，不戴眼镜，不留胡须，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人认为，他散发出来的特质与自信非常迷人。尽管个子和东乡平八郎元帅一样，只有一米五九，但他匀称的身材和自信的举止弥补了身高的不足。彬彬有礼的山本深沉而含蓄，富有男人的阳刚之气，在当时的风月界颇受女性青睐，据称仅排在高大白皙的米内光政之后。当时信件还是人们沟通交流的主要工具，简略统计山本寄出的信件，排名第一的自然是堀悌吉，第二个可能是山本死后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山本心中的欢乐和苦闷一般都会写信告诉上述两人。不过也有例外，有两个女人也幸运地分享了山本的复杂情感。

第一个叫“梅龙”。“梅龙”是艺名，真名叫河合千代子。1933年夏天，当时已经是第一航空战队司令长官的山本，在新桥认识了河合千代子。当时因为缺两根手指，山本打不开茶杯的盖子，千代子便主动上前帮忙。在发现山本的残疾后，千代子下意识地吃了一惊，这一举动使敏感的山本十分反感，他拒绝了千代子的帮助。不过，这一情形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年，他们再次邂逅。在山本的同学，后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吉田善吾大将的撺掇下，山本答应请千代子吃饭，两人的感情就此开始并一发不可收拾。千代子可以说是对山本感情最深的一个艺伎，她曾经要求山本给她剪“岛田”发型，这是日本女人结婚时才剪的特殊发型，实际上她已经把山本当作寄托自己终身的男人。她甚至毫不吝啬地把接客赚来的钱大把大把地花在山本身上。

山本对千代子也倾注了真挚的情感。在一封给千代子的情书中，他如此写道：“回忆这如同在梦境中度过的三四年，我因同你相识，得到你的温暖和理解而感到幸福。我把你视为我的妹妹、知音，当然也是情人，你身体的瘦弱时时使我深感不安。每当我想起你娇艳多姿的身影，就无法抑制内心对你的眷恋之情。虽然我们就要分离了，但我们之间迅速发展起来的炽烈感情之火，还是使我无比兴奋，热血沸腾。对你爱恋的烈火在不断地燃烧着我的整个身心。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入你的怀抱，为你减轻孤独寂寞之苦。但有时我又分明感到，我作为一个须眉男子，在你面前表现得那样脆弱与温柔，未免有些难为情。以上肺腑之言，我只能直言于你，千万不能泄露于他人。”——不过，现在老酒和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在千代子之前，山本就已经结识了鹤岛正子，二人的关系维持了近30年，正子为山本终身未嫁。与正子结识时，28岁的山本仅仅是佐世保镇守府舰队的一名大尉见习参谋，而正子只有12岁。山本经常带正子出去游玩，甚至背着她去商店买玩具和糖果。据说，山本后来竟因此养成一种爱背女人的习惯。1918年左右，两人终于发展为情人。在正子看来，山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在他还是一个少佐军官时，正子就坚信，她的山本终有一天会青云直上，成为日本的海军大将。

果真如此。1940年9月，山本五十六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不久就晋升海军大将。此时，他已40岁的情人正子，经营着一家名为“东乡”的小酒馆。为了能够见到山本，她特地从佐世保赶往别府港。山本对正子的到来颇感意外，但十分感激正子对自己的一片深情。尽管当时正为提高联合舰队的战斗力而废寝忘食，山本仍抽出时间陪伴正子。一天，和正子从一家烤鳗鱼店吃完晚饭出来，山本突然焕发了青春活力，叉开双脚，呈外“八”字形弓腿弯腰，在正子面前学起电影上卓别林的姿势，逗得正子哈哈大笑。

碰巧几名联合舰队的水兵路过此地，其中一个小声地对另外几个人说：“喂喂，大家快看，那不是咱们的山本司令长官吗？”几个水兵瞪大了眼睛，看着不远处的山本和正子，简直不敢相信。有一个人甚至说：“别胡说了，那怎么可能是山本长官呢？咱们的司令官可不会在大街上出那洋相的。”放在今天，日本的司令官就是有情人也藏着掖着，绝对不敢领到大街上吃饭嬉闹吧？——那也是正子最后一次见到山本。

山本战死之后，他写给千代子的信件被堀悌吉取走，送到了海军省。海军省还算不错，保存了一段时间之后，将信还给了千代子。正子死都不愿意交出山本的信件，她手中的信件在后来美军轰炸日本时，在大火中全部焚毁。

后来就有了反对《三国同盟》的米内、山本、井上这“三驾马车”，老酒的《太平洋战争》第二部已详叙。反对与德国结盟的山本，时刻面临被刺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米内光政在离任海军大臣，就任首相之前，安排山本去了联合舰队，让他在海军舰艇上办公来躲避刺杀。米内确信，如果山本继续留在岸上，肯定活不过1939年。而原来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和千代子的介绍人吉田善吾，离开联合舰队接替的职务，正好是米内就任内阁首相后空出来的海军大臣。三个人交叉换位也挺有趣。

1939年8月31日，山本正式就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一年，他恰好56岁。两天之后，德国进攻波兰，“二战”爆发。对于山本的上任，日本媒体以“飞向波涛起伏喧闹的大海——时隔六年的出征，威严的山本提督”为题，大肆渲染。山本由此登上了一个海军军人职业生涯的最高点，成为统领世界第三大舰队的掌门人。

雄心勃勃的山本对这一新职充满了自信。9月1日，登上“长门”号战列舰的山本意气风发地对副官说：“长官这个称呼不错嘛！海军次官算什么，那不过是个高级勤杂工而已。”看着麾下那些鳞次栉比的威武战舰，山本顿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现在该是将自己的航空战术思想付诸实践的时候了。此时，在他的心中，航空制胜已经上升到“航空第一”的至上地位。

两个月后，11月，山本和吉田善吾、岛田繁太郎同时晋升为海军大将。

随着日美关系不断恶化，在反对对美开战的同时，山本也不得不履行其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责。从踏上“长门”号的那一刻起，困扰山本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未来的战争中击败强大的美国海军。

1941年12月1日，在御前会议做出对美、英、荷开战的决议之后，惶恐不安的裕仁参拜了伊势神宫。得此消息的山本痛心不已，他在一封信里写道：“由于我们的失职，令天皇陛下不得不亲自去参拜伊势神宫，实在是诚惶诚恐。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我对自己的不忠深感羞耻。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在百日之内献出生命的准备。”

乾坤一掷“Z计划”

早在20年前，1921年，英国《每日电讯报》海军记者赫克特·拜沃特在美国出版了《太平洋海上霸权》一书。4年之后，该书的核心内容被改编为小说，更名“伟大的太平洋战争”。书中描写一支日本舰队偷袭了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亚洲舰队，同时袭击了关岛和菲律宾群岛，书中甚至详细叙述了日军在吕宋岛林加延湾、拉蒙湾实施登陆的具体情况——这与20年后的事实惊人地类似。东京海军军令部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发给每一位海军高级军官，并把该书列为海军大学的必修课程，可见对该书的重视。不过，从军令部后来坚决反对偷袭珍珠港计划的实际状况来看，这些重视充其量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

该书出版时，山本恰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没有人知道山本有没有看到这本书。以山本的勤奋，没看到这本书的概率不到1%。

1925年9月，纽约时报书刊评论杂志社在首页以“假如太平洋发生战争”为标题，专门评论了这本书，此时的山本正好在日本驻美使馆任海军副武官。对于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阅读数10种报刊，孜孜不倦地钻研海军战略战术，英语水平颇高的山本来说，没看到这些评论好像不太可能。在出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之后，山本还把该书以及评论，列为舰队每一位海军军官的必读科目。

以上不过是纸上谈兵。1932年2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进行了一次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演习总指挥是哈里·亚纳尔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多达200艘舰艇的庞大特混舰队，以“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为核心，在4艘驱逐舰的护航下，从美国西海岸出发，长途奔袭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借以检验基地的防御能力。按以往传统，司令官应将其指挥位置设在战列舰上。但亚纳尔是一位有空战头脑的海军将领，他登上了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

在距离夏威夷还有二十四小时航程时，天空恰好乌云低垂，亚纳尔舰队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珍珠港。1932年2月7日，那天正好也是星期天——看来，高手的选择也会惊人地相似。当亚纳尔舰队到达瓦胡岛东北180公里海域时，离日出还有半个小时，152架舰载机一架接一架地从颠簸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在空中编队后铺天盖地直扑珍珠港。面对大规模突如其来的“空袭”，毫无准备的珍珠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瞬间陷入瘫痪。其间，空袭的飞机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在最后的训练总结中，亚纳尔这样写道：“进攻者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完全掌握了制空权。”

比美国人还要重视这次演习的是日本人。得知美军将要举行“袭击珍珠港”的演习之后，日本海军派出了以油轮为幌子的“襟裳”号特务舰，以“去美国西海岸购买石油”为虚名，行实地侦察之实。这艘特务舰上有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深町让少佐，军令部电子通信谍报专家，在舰上的公开职务是通信长；小川贯玺少佐，军令部中赫赫有名的“美国通”，9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图上演习的“美军”总指挥官。舰上还安装了一套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听装置，负责监听演习中的来往信息。

日本还指示潜伏在瓦胡岛上的间谍倾巢出动，全力搜集美军此次演习的情报。就在美机“偷袭”珍珠港的那一瞬间，这些间谍已潜伏在各个有利地点进行实时观察：海港周围的密林中，到处闪现着他们的身影，连海面荡漾的舢板上都有他们的“垂钓者”。日本收集到的情报，竟然成了后来山本制订偷袭珍珠港计划的重要依据。日军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之后，当年一些驾机参加过演习的美国飞行员在读到详细报道时惊呼：“这一步一步，完全跟我们9年前的演习是一模一样的呀！”

不过，有两个问题老酒一直存疑。其一，是多达200艘舰船的编队，为什么只有2艘航母和4艘驱逐舰，其余那194艘舰只是什么类型的，都是小炮艇吗？其二，是连珍珠港美国舰队都不知道的消息，日军又是怎么轻易得到的呢？

如果说一本书和一次演习还不足以唤起山本的思路，1940年11月，发生在地中海的塔兰托战役再次给了山本极大启发。为了与意大利海军争夺地中海的制海权，消除意大利舰队对英国地中海护航运输船队的威胁，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英国皇家海军安德鲁·布朗·坎宁安上将采取了积极措施，他采纳了地中海航母部队司令利斯特少将提出来的建议，精心组织实施了奇袭塔兰托战役。从航空母舰“光辉”号上起飞的21架“剑鱼式”舰载机，仅仅用了两个攻击波，就成功击沉意大利战列舰1艘，重创2艘，遭到沉重打击的意大利地中海舰队迅速撤离塔兰托北，移至威尼斯。英军以损失2架飞机、花费11条鱼雷和46颗炸弹的代价，以劣势兵力轻松取得了地中海的制海权。

作为世界第三大海军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不可能对如此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海战无动于衷。塔兰托战役发生前的一个月，日本已经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山本立即指示日本驻意大利和英国使馆的海军武官，全力搜集塔兰托战役的相关情报，特别是英军使用的浅水鱼雷资料。尽管太平洋和地中海远隔万里，但塔兰托和珍珠港有一点是相同的，两处的水深都是只有10多米，常规鱼雷在这种状态下根本无法使用。

从后来的事实我们知道，美国人同样关注过塔兰托战役，但得出的结论与日本人相反。美国人认为，以日本人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解决鱼雷浅水攻击的问题。日本人却认为自己一定能够解决，日本人说到，也做到了。

我们在叙述一个人厉害时，不一定非要刻意贬低他的对手，要不也无法显现这人的光辉形象。日本对塔兰托战役细节的过分关注，同样被人觉察。一名代号叫“三轮车”的南斯拉夫双重间谍杜斯科·波波夫告诉英国人，日本人对英国袭击塔兰托的细节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兴趣。波波夫提出，德国驻东京海军武官也访问过塔兰托，他本人也曾奉命前往美国访问珍珠港，且携带了一份关于太平洋舰队基地需要弄清楚的情报清单。1941年8月中旬，波波夫前往纽约，当面向联邦调查局交代了他受命访问珍珠港的目的。但他在前往迈阿密途中发生的桃色事件，使挑剔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认为，他不过是个浪荡公子而已，甚至耻于赐见。局长都这样，下边的人肯定也就马马虎虎。联邦调查局认为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圈套”，波波夫的情报就这样被埋没了。

山本安排详细收集塔兰托战役的详细资料，只为自己早有的一个想法。就在他接任司令长官不久，1940年3月，联合舰队内部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演习内容是由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海军少将率领“赤城”号、“龙骧”号航空母舰以及陆基攻击机，去进攻由山本亲自率领的战列舰“长门”号、“陆奥”号以及航母“苍龙”号。小泽一方的进攻力量是18架舰载鱼雷攻击机、27架俯冲轰炸机和36架陆基攻击机，防守方除了舰上的高射炮火，还有27架战斗机。

在这次看似普通其实影响重大的军事演习中，小泽擅自更改了作战计划，他直接从基地指挥官和航母舰长手中接过了81架攻击机的指挥权。只见各型攻击机在小泽的统一指挥下，低空掠海而来，扔下鱼雷和炸弹后急速爬升，在“长门”号舰长大西新藏大佐和“陆奥”号舰长保科善四郎大佐的阵阵“八嘎”声中，鱼雷一条接一条准确击中船舷，炸弹也一颗接一颗命中要害部位。根本不用去数被击中的次数，要不是演习，这两艘当时日本海军最牛的战列舰早已长眠海底了。

旗舰“长门”号的甲板上，一片混乱，只有山本司令长官静如冰封。沉默良久，他忽然扭头问身边的福留繁海军少将：“参谋长，能不能用这种办法去袭击珍珠港？”对于山本的提问，福留繁傻乎乎的无言以对。他根本不明白山本在说些什么，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带队攻击的军官是谁？”山本接着问航空参谋佐佐木少佐。

“‘赤城’号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少佐。”佐佐木答道。

山本依然面无表情，心里却暗自点了点头。

1941年1月7日，在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战列舰的司令长官室里，山本正在聚精会神地奋笔疾书，他书写的是一封将改变今后海战模式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件。写在这9页的海军公文纸上的，是山本上书给当时的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大将的“战备意见书”。在这封信中，山本第一次阐述了自己对偷袭珍珠港作战的总体构想。

山本在开头写道：虽然任何人对紧张的国际形势都无法正确预测，但“作为海军，特别是联合舰队，毋庸置疑应该以对美英作战之决心，转入认真备战并制订作战计划之时期”，接着，他以“战备”“训练”“作战方针”和“开战之初应采取之作战计划”四部分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关于“作战方针”，山本彻底摒弃了日本海军沿袭几十年的正统派战略，即“日本舰队待美国舰队前来进攻后再在西太平洋迎击美国舰队，并通过舰队决战予以歼灭之”。山本主张，居于劣势地位的日本舰队，必须在“开战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毁敌主力舰队，使美国海军与国民士气沮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换句话说，就是将原来的以逸待劳、守株待兔，改为现在的走出家门、主动出击。

山本接着强调，在实施这一作战计划时，“要有在开战之初就决一胜败之思想准备”。在第四部分“开战之初应采取之作战计划”中，他把具体进行作战的要领分三种情况进行了详尽论述。

第一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大部分停泊在珍珠港内，则“用飞机编队将其彻底击沉并封闭该港”。

第二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外，则“按第一种情况处理”。

第三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提前从夏威夷出发前来进攻，则“出动决战部队予以迎击，一举将其歼灭之”。

关于在第一、第二种情况下使用兵力及任务问题，山本这样叙述：

一、使用第一航空战队航母“赤城”号、“加贺”号，第二航空战队航母“苍龙”号、“飞龙”号，在月明之夜或黎明时分，出动全部航空兵力对敌舰进行突然袭击，以求全歼。

二、一支鱼雷舰战队：在航空母舰遭到敌机反击而可能沉没时，负责营救舰上人员。

三、一支潜艇战队：逼近珍珠港附近，迎击仓皇出动之敌舰。若可能则在珍珠港口断然击沉敌舰，以此来封闭港口。

四、一支运输船队：由几艘加油船充任，以便在长途奔袭途中供应燃料。

山本提出的计划还有一个前提。被称为“日本海军三大战略家之一”的佐藤铁太郎生前留下了一本《帝国国防史论》，树立了“世界发展的前途在海洋上”的日本海权战略，提出了对美七成兵力、渐减邀击等实战策略。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日本海军就根据未来的假想敌制定了守势作战方针。这一方针的宗旨是：把美国视为未来的假想敌，并以美国海军作为主要目标来调整军备，像对马海战对付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一样，最终迎击并歼灭美国舰队于日本近海。

日本起初采取的方针是：在小笠原群岛一线配备警戒部队，以搜索前来进攻的美国舰队，在奄美大岛附近待命的主力部队则朝美舰队主力的前进方向出击，并全力以赴地进行决战。随着时间推移和技术不断进步，这条警戒线也逐渐向前推进，原来预期进行决战的水域也就随之东移。到1934年，这个决战海域已前移至小笠原以及马里亚纳群岛以西地带。1940年左右，又向前推进到马绍尔群岛以北和马里亚纳群岛以东，东经160°以西的水域。

此乃日本海军研究并坚持了几十年的“渐减邀击战略”。日本预测到，在美军的进军道路上，通过沿途岛屿上陆基航空兵的不断袭击，加之潜艇、驱逐舰、鱼雷艇的鱼雷攻击，可能在日本主力舰队与敌相遇前，消耗掉劳师远征的美舰队30%的实力。这样，在日本近海海域，就可以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歼灭战，像对付当年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一样，将美军舰队击沉于日本近海。这也正是日本海军梦寐以求要求保持美国海军70%力量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时期，“大舰巨炮主义”仍是日本海军乃至当时世界海军的主流思想，日本海军的军备、舰队编制、教育、训练等，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的。

山本石破天惊的设想，可以说是对日本海军长期以来形成固有作战观念的一种颠覆。从山本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那一天起，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0年5月军事演习之后，按照罗斯福的命令，留驻珍珠港不再返回西海岸，山本袭击珍珠港，全歼美军主力舰队的梦想，也逐渐变成可能。

日本实施南进作战的方略确定之后，山本立即意识到，日本与美、英、荷三国的战争已迫在眉睫。如果对南方资源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则须投入日本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此时若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来进攻，进行南方作战的日本海军，要么后路被抄，腹背受敌，要么被拦腰斩为两截，首尾不能相顾。美国的航空母舰也可能长驱直入，突袭日本本土，威胁天皇陛下的安全。在日俄战争中，海参崴耶森分舰队对日本本土的袭扰尽管已经过去30多年，但那揪心的一幕随时可能重演。真要到了那个时候，已捉襟见肘的日本海军肯定是顾了头顾不了腚，处于四面临敌、疲于奔命的被动局面。说不定山本家的4个孩子，也要像当年上村彦之丞中将的孩子一样住到姥姥家去了。

手头兵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南攻东守，那样的结果很可能是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甚至把老命搭进去。山本认为，破解难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先下手为强，开战之初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至少也要使之在一年或者更长时间里丧失作战能力，然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南方地区肆无忌惮地进行打劫。袭击珍珠港这一别出心裁的设想，正是基于这一独特的见解而形成的。

山本在信中最后总结道：“按照常规的战法，在兵棋推演中，日本没有一次成功。因此，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办法，即在开战之初以强大之空军力量摧毁敌巢，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其在一段时期内无法复原。与此同时，果敢攻占南方资源地带，而后竭尽全力开展进攻作战，不使美海军兵力恢复元气，以便使日本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后来，在写给继任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一封信中，山本再次强调：“持久战是我们最最不能考虑的作战方式，我们将尽全力在第一天就决定战争的命运，这是在绝望中酝酿出来的想法。”

“胜利是不会轻易取得的，”山本最后对袭击珍珠港作战进行了估计，“但是，如果全体官兵真正无私果敢、团结一心，那么有老天爷保佑，胜利是绝对有可能的。”

和日本人普遍憎恨美国不同，山本始终对美国充满敬意，他也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受美国海军军官的欢迎。但是今天，他不得不违心地去与美国人作战，这对山本是一个残酷的讽刺。在日本，很少有人像山本那样，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与美国人发生战争，也绝对没有人像他那样，大胆地策划袭击珍珠港，尽管他清楚，“到最后失败的肯定是日本”。

山本的“偷袭珍珠港计划”让老酒想起了欧洲战场另一个天才的军事计划，那就是“曼施泰因计划”——此时姑且让我们暂时抛开对战争性质的讨论。天才的计划总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打破了旧有的传统观念，“曼施泰因计划”摒弃了德国陆军尊奉了几十年的“施里芬计划”，“偷袭珍珠港计划”同样摒弃了日本海军自对马海战以来沿袭的“渐减邀击”作战。两者都追求出其不意，都遭到大多数人反对，都在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附带造就了两位名将和两个无法复制的经典案例。在丰富了军事学院教材的同时，也为咱们这样的普通军迷增加了丰富的饭后谈资。

历史就是如此充满玄机。就在山本给及川写信的差不多时间，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也发生了一件与此紧密相关的诡异事件。

早在1940年11月22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就向珍珠港发出了一份由作战计划局局长里奇蒙·特纳上校起草的文件，文件指出“夏威夷水域最有利可图的偷袭目标是以那里为基地的舰队”，同时建议“在港内敷设防鱼雷网是否更妥当”。

这一文件并未引起时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的重视。对于斯塔克的善意提醒，理查德森认为此举完全属于杞人忧天，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也。1941年1月7日，在写给斯塔克上将一份还算礼貌的备忘录中，理查德森如此说：“似乎找不到一种更实用的办法，在港内敷设防鱼雷障碍或防鱼雷网，以保护停泊在港内的舰船免受鱼雷的攻击，同时又不限制港内舰船的自由活动。只要珍珠港是这个区域的舰队可用的唯一军事基地，任何这类能进一步限制基地使用的被动防卫措施都应避免。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在目前条件下这种攻击的不可能性，以及在战时面对积极活动的舰队，敌人似乎没有能力把航空母舰开到足够近的地方，敷设这样的网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山本和理查德森发给领导的信件和备忘录，都是1941年1月7日。考虑到时差，两者的时间相差不会超过24个小时，这难道是天意吗？

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山本在信末留下了“仅供阁下一人阅，后请立即销毁”的字样，及川海相看完之后，也确实立即销毁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封信的影印件并非山本手迹，是后人临摹的。即使如此小心翼翼，还是走漏了风声。1941年1月27日，秘鲁驻东京大使里卡多·施赖伯博士对他的朋友、美国驻日使馆一秘爱德华·克罗克说，他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获悉了一个重大消息，日本企图倾全力“对美国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实施一次大规模偷袭”。克罗克大惊失色，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格鲁大使。格鲁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华盛顿。情报辗转来到海军情报部，情报部专家在经过可能很认真的研究后认为，“根据所掌握的日本海陆两军的部署情况，日军对珍珠港采取行动似乎并不迫在眉睫，在可预见的将来，亦未可能有此计划”。

格鲁大使的电报就这样被束之高阁，可秘鲁大使的消息从何而来，迄今仍然是谜。

有了“革命”的思想，还需要有“革命的计划”。这样重大而秘密的任务交给谁去办呢？山本思虑再三，想到了当时第十一航空舰队的参谋长大西泷治郎海军少将，这家伙肯定行！2月1日，山本非正式地给大西写了一封信，扼要地阐明了他的想法，并要求大西秘密研究实施这个计划的可能性。

这位大西，在太平洋战场同样赫赫有名。并不是因为他一直是航空制胜论的倡导者，而在于他在战争末期创建了一支“魔鬼筋肉人”部队，那就是十死无生，让盟军闻风丧胆的“神风特攻队”。这支部队的恐怖程度，恐怕连今天本·拉登的基地组织都望尘莫及。

出生于1891年的大西泷治郎，比山本小7岁，同样先后毕业于“海兵”和“海大”，之后一直在与空军有关的部队或部门任职。大西对海军航空兵战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正是山本选择他的主要原因。大西对传统的大舰巨炮思想鄙夷有加，极力主张优先发展航空母舰和舰载航空兵。他反对建造“大和”和“武藏”战列舰，认为造一艘“大和”级战舰的费用足够建造3000架飞机。大西的名言是，“用3000架飞机，我能把十几艘‘大和’炸沉到海底去”。大西的另一句名言是针对陆海军矛盾的，“（海军）要用大部分的精力去和陆军战斗，剩下的来对付美国人”。他曾预见空军独立时代的到来，还是日军统帅部《关于航空军备研究》的主要执笔者。在日本军界，大西有“修罗外道”之称——这外号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儿！

在中日战争中，大西竭力主张使用海军航空兵部队对中国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以彻底摧垮中国军民的战斗意志。在担任驻汉口的第二联合空袭部队少将司令官期间，大西亲自带队轰炸重庆。在这里，他又留下了一句名言：“大佐以上的军官阵亡了几个？没有高官的死，哪有士气？”重庆大轰炸后，大西奉调回日本升任联合舰队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接到山本的信件，大西不敢怠慢，很快就来到“长门”号战列舰上。

尽管大西的思想已经足够激进，但相对于更加激进的山本司令长官，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听了山本司令长官的详细介绍，大西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吓得目瞪口呆。从内心讲，大西并不认可这一计划，这简直太冒险了，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但出于对司令长官的敬重，大西还是勉强接受了制订作战计划的任务。

回到位于鹿儿岛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部，大西在第一时间秘密召见了舰队首席参谋田孝成大佐。田孝成是日本海军中著名的航空战术参谋，被称为“鱼雷专家”，他同样被山本的想法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末了，田孝成说，“这种攻击根本没有可能性，除非在鱼雷攻击上能创造奇迹。如果能在鱼雷上捆上降落伞以防止鱼雷沉入水底或者卡在淤泥里，或者从非常低的高度投放鱼雷”，说到这里，他一脸痛苦地摇了摇头，“这样的情形只能出现在睡梦里”。

大西知道，让一个本身就没有激情和信心的人去完成这样具有创造性的作战计划是不现实的，他摆摆手，打发走了田孝成。历史和大西都给了田孝成难得的机遇，可惜田大佐没有抓住，从而失去了遗臭万年的最佳机会。

老大干不了，不代表就没人干得了，大西第二个想到的是他的好友，第一航空战队“加贺”号航母的航空参谋源田实海军少佐。他迅速给源田拍发了急电，“立即来鹿儿岛有急事相商”。就这样，这位后来在太平洋战场声名显赫的海军参谋戏剧性地走上了历史前台。

源田接电后，马不停蹄地赶到鹿儿岛。头年秋天，源田在担任日本驻伦敦使馆海军武官期间，曾经详细研究了英军袭击塔兰托的报告，这对他接受山本的观点是个有益的帮助。阅读着山本的亲笔信件，源田激动得两眼放光，双手颤抖，他深深为山本司令长官的胆识和谋略所折服：“这个计划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是并非不可实现。”大西要的正是这句话，他马上命令源田在最短时间里拿出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源田欣然接受了任务，迈着矫健的步伐离开了鹿儿岛。

相对于已成为高级将领的山本和大西，出生于1904年的源田，不过是个新兵蛋子。俗话说“鸡找鸡，鸭找鸭，乌龟就找老王八”，大西之所以看中源田，正因为这小子和自己一样，是航空制胜论的鼓吹者。源田于1924年从“海兵”毕业，1928年就被编入霞浦航空队，1930年6月又编入“赤城”号航母的航空分队。其间，源田不断宣扬航空制胜论的观点，还组织航空队在日本各地进行飞机特技表演，让民众大开眼界，其表演队伍也因此被称为“源田马戏团”。1938年11月，源田被任命为日本驻英使馆候补海军武官，其间亲眼见证了英吉利海峡上空惊心动魄的“不列颠空战”。

源田和大西一样坚决反对日本海军建造大而无用的“大和”级战列舰。在得知巨型战舰制造方案被批准后，源田曾说：“中国的秦始皇修筑了万里长城，结果根本没能抵御住外敌的入侵，反而成了千百年的笑柄。以后日本肯定会为造了‘大和’号这样的巨舰而后悔的。”源田提出，应该将建造中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统统改造为航空母舰，海军应该以舰载机为主力，对敌应该主动攻击而不是坐等敌人先发制人。源田“决战的力量应该是海军航空兵，战列舰应该束之高阁”的言论被称为“精神病人的呓语”。战后，军令部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对源田的评价是，“他比他所处的时代整整领先了十年”。连美国空军也对自己的敌人赞誉有加，将源田以战斗机夺取制空权的思想称为“源田主义”。后来事实也证明，源田“航空母舰才是战斗主力”的观点实为远见卓识。两周后，源田向大西提交了自己的作业。这就是堪与欧洲战场“曼施泰因计划”相媲美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核心内容是：

一、出动帝国海军全部重型航空母舰，利用夜晚的掩护秘密驶近珍珠港，在拂晓时分出动舰载机对敌舰队实施突然攻击。

二、舰载机攻击编队包括俯冲轰炸机、水平轰炸机、鱼雷攻击机和战斗机。

三、鱼雷攻击机必须使用，要尽快解决能够在珍珠港浅水水域使用的鱼雷问题。

四、航空母舰要尽可能接近珍珠港，完成攻击后舰载机必须返航，不能在海上迫降。

五、对敌攻击目标次序是：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

在这一计划中，源田对山本原来的构思做了两处较大的修改：山本原计划使用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4艘现役航空母舰，“没有最黑，只有更黑”的源田将兵力增加到6艘，将即将服役的“翔鹤”号、“瑞鹤”号航母也算了进去，毕其功于一役；山本原计划舰载机完成攻击后不必返回母舰，而在海面上实施迫降，源田则提出舰载机必须返回。

山本原来的意图是：为了不暴露航空母舰的具体位置，担任攻击的舰载机攻击后不必返回，在海面上迫降后等待潜艇和驱逐舰前来救援。这样既可以提高航空母舰的安全系数，也可以使美国人认识到大和民族视死如归的“二蛋”气概，从而彻底丧失继续作战的信心和勇气。

源田则认为，这样做会对飞行员的心理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也势必造成大量舰载机和飞行员的丧失。那些飞机以及身经百战的精英飞行员是航母舰队的核心打击力量，在短时间内重建并达到这一高度毫无可能。而且如果没有了舰载机，航空母舰就会像一支打完了子弹的手枪一样，成为毫无还手之力的活靶子，在返航途中如与美军相遇，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力主舰载机攻击后立即返回母舰。

大西很快登上了“长门”号，向山本司令长官呈上了源田的作战计划。山本对大西和源田提供的计划大为赞赏。但他还有点不放心，毕竟事关重大，他想到了自己的首席参谋，有着“仙人参谋”“雾参谋”之称的怪杰黑岛龟人大佐。在整个联合舰队中，只有黑岛才是山本最信任的人——随后锡兰海战、中途岛海战的作战计划都出自黑岛之手。

如果说今天去参加电视选秀节目“比惨”，前外相松冈洋右排第二，排第一的则非黑岛龟人莫属。1893年，黑岛出生在一个赤贫的石匠家庭——可怜的龟人，连详细的出生日月都没有。父亲在他出生不久就远去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打工，不幸病死异乡。母亲抛下他改嫁，刚刚3岁的龟人就此成了孤儿。母亲有时回来看看小龟人，塞给他一个饭团子之类的食物。龟人从不开口与母亲说话，而是狼吞虎咽吃完那个饭团子，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母亲的脚尖，直到母亲转身离去。从来不知道人间亲情为何物的龟人，不再寻求友情和关爱。凄惨的幼年经历使得黑岛异常孤僻，他喜欢独来独往，喜怒不形于色，很少对人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

眼看龟人就要冻饿死在街头，他好心的叔叔收留了他，他就在叔叔的小铁匠铺帮忙抡抡锤子，混口饭吃。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慢慢长大成人的龟人选择了几乎让所有人都笑掉大牙的人生拯救方案，那就是去报考江田岛海军兵学校，闻听此信的人无不仰天大笑。意外的是，黑岛让那些准备笑掉大牙的人统统闭上了嘴，还瞪起了眼，他不但成功考入“海兵”，之后还以优异的成绩被“海大”录取，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日本海军军官。

作为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有时黑岛的一些独特构想甚至连山本都想不到。凭着怪异、超常规的思维以及敢于对山本说“不”的特异作风，黑岛获得了山本的绝对信任。除了对山本无限忠诚之外，他是联合舰队中唯一敢对山本提反对意见的人，并能充分证明这种反对意见的合理性。

山本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参谋，对于一个问题他们的答案基本大同小异，唯有黑岛会与众不同。在很多人认为珍珠港作战会面临技术和后勤等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喋喋不休时，唯有黑岛一声不吭，默默地站在山本背后，用自己的努力把那些不可能一步步变为现实。黑岛龟人得到了山本的极度赏识，甚至成了一天都不能离开的关键人物。在山本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期间，参谋长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任，唯独首席参谋黑岛稳如磐石，岿然不动。很多人都说，那几任参谋长实际上不过是黑岛的跟班而已。

一件小事就能看出两人的铁关系。出身贫寒又惯于苦思冥想的黑岛十分老相，虽然比山本小了9岁，但外貌看起来比山本要大很多。一次，黑岛和山本一起住店，老板娘和女招待错把看起来老得多的黑岛当作长官，冷落了一边的“年轻人”山本。发现错误后，老板娘慌忙向山本道歉，山本没当回事，边上的黑岛更没当一回事。他知道山本肯定不会当一回事，因为山本非常器重和信任他。

黑岛高挑纤瘦，面容憔悴，却极其守纪，被同事戏称为“甘地”，但他的一些习惯一定会让圣雄甘地颤抖。怪人都有怪毛病，黑岛和明石元二郎、石原莞尔一样，几乎从不洗澡，也基本不换军服，所居住的舱房里撒满了纸片，外人根本没处下脚。他还不准勤务兵整理他的房间。他的舱房总是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有时候熏得连他自己都无法待下去，黑岛就会点香来熏。在设备先进的旗舰“长门”号上，他从不开电灯，永远把门窗紧闭后点上蜡烛，说是只有在这种气氛中才能冷静思考。——老酒也觉得好像关了大灯用台灯看书才能聚精会神。舰上其他人经常能看到，这位首席参谋赤条条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寻找灵感，身后留下一长串烟灰，这就是所谓“雾参谋”的来历。就是这样一个怪人，一旦灵感来临时，他会如神仙附体般一口气完成复杂的作战计划。大家经常看到，在把自己关在舱室内长时间不出来，最后从大蒜味、熏香和香烟的烟雾中探出头来时，黑岛的手中就会攥着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

山本将源田计划交给黑岛，除了因为他是自己最信任的人，还因为作为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只有他最熟悉舰队的整体情况。果然，黑岛光着身子把自己关在舱房内几乎一个月没露头，对作战各个细节进行了补充完善，最后呈送给山本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至此，珍珠港作战计划基本成形。

除了细节完善之外，黑岛计划的突出贡献是为突击舰队选好了进攻需要行走的路线。从日本本土到珍珠港通常有三条航线：一是经阿留申群岛的北航线；二是经中途岛附近海域的中航线；三是经马绍尔群岛附近的南航线。这三条航线各有利弊。北航线远离美军岸基航空兵的巡逻范围，一般情况下无商船航行，便于隐蔽。缺点是气候恶劣，风大浪急，海上加油和大舰队航行非常困难。中、南两条航线与北航路正好相反，海面平稳，海上加油和航行也比较容易，特别是如果从马绍尔群岛出击，除了续航力较小的“油耗子”驱逐舰之外，其余军舰无须在海上加油。但是，这条航路靠近威克岛、中途岛、巴尔米拉岛和约翰斯顿岛附近海域，等于要穿过美军的严密巡逻圈，所以不被美国巡逻机发现是不大可能的。

取北方航路还是取南、中方航路，取决于把重点放在海上加油还是放在偷袭。加油和偷袭是这次作战的两大关键，缺一不可。黑岛认为，海上补给这一困难通过航母编队的自身努力是可以克服的，然而偷袭问题一旦被对方察觉就完全告吹，不取决于自己单方面的努力。经过再三比较，黑岛最后选择了北航线。黑岛认真研究了鄂霍次克海流动性高气压与北太平洋的天气关系，确定了袭击部队沿着阿留申群岛一直向东，然后在夏威夷正北方向折向南方的航行线路。

山本将这一作战方案命名为“Z计划”，寓意对美首战即为决死的背水一战。——所有的英文字母中，“Z”是最后的一个。

阻力重重

1941年4月中旬的一天，受山本之托，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龟人登岸来到东京，正式向海军军令部呈上了偷袭珍珠港的“Z计划”。这一计划的出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军令部高层掀起了轩然大波。面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变化，富冈定俊丝毫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会商，对作战计划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最终结论是，军令部坚决反对这一对日本前途和命运不负责任的冒险计划。

作为海军作战计划制订和作战命令下达的中枢机关，军令部的高层绝非光吃干饭的无能之辈，他们的一系列反对理由，同样是掷地有声。

一、实施“Z计划”成败之关键，在于不暴露作战意图，而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

军令部认为，实施偷袭珍珠港作战要动用大量兵力，因此，准备期间的保密问题令人担忧。从日本本土的海军基地进入夏威夷附近水域，距离超过6000公里，至少要两个星期左右的航程。在漫长的航行途中，极有可能遇到美军舰艇、飞机或者中立国的船只。

如果敌方采取严密的空中巡逻等警戒措施，空袭之前发现日军袭击舰队的可能性极大，那么进攻方式就势必由突然袭击变成强攻，不可能取得大的成果，突击舰队倒是极有可能遭受重大的损失。

二、实施偷袭作战还面临一系列几乎无法克服的难题。

因为是远距离作战行动，除了即将服役的新式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之外，其他舰只的载油量都不足以航行至珍珠港，大部分舰艇需要在航行途中进行燃料补给，“油耗子”驱逐舰还需要多次补给。为了尽可能隐蔽作战意图，舰艇很可能要选择距离最远的北航线，也就是在一般商船因冬季海浪波涛汹涌避开的那条航道上行驶，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海上加油是困难重重。

如果发起空袭时敌方舰队不在港内，袭击舰队将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现敌方舰队的准确位置，更谈不上进行突然袭击。敌方舰队处于主场有利地位，进可攻，退可守，敌方基地航空部队也可以随时参加攻击。单单就补给这一点来看，袭击舰队在这种情况下所能做的事，只能是仓皇逃走。

即使敌方舰队都在港内停泊，天气原因也可能导致袭击无法进行。

三、飞机袭击能否取得满意的效果尚难断言。

攻击主要目标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攻击战列舰，第一选择无疑是鱼雷，而敌舰队在珍珠港的停泊地区及其上空空间狭窄，从飞机上施放鱼雷相当困难。最要命的是，珍珠港水深只有约12.3米，日本目前还没有适合在这种水深条件下进行攻击的浅水鱼雷。

退一步说，即使日本有了可供使用的浅水鱼雷，但万一敌舰布下防鱼雷网，鱼雷攻击也照样不能取得显著效果。

如果放弃鱼雷攻击，就必须依靠水平轰炸和俯冲轰炸。水平轰炸机因为投弹高度太高，命中率无法保证。如果气候恶劣，天空有云，飞机就飞不到一定的高度，高度不够就会导致炸弹无法穿透战列舰的防御钢板给予其致命打击。倘若云层过低，就会影响视线，导致轰炸命中率更低。俯冲轰炸机的小炸弹尽管命中率高一些，但也只是攻击防护力脆弱的航空母舰时较为有利，攻击皮糙肉厚的战列舰，小炸弹无异于隔靴搔痒，难以形成致命的打击。

四、实施南方作战的核心是占领南方资源地带，抢到急需的石油才是战争的终极目标。由于日本基地航空兵力不足和飞机的续航能力问题，进行南方作战仅仅依靠陆基航空兵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你把航空母舰都拿去袭击珍珠港了，南方作战怎么办？

五、北方的威胁始终挥之不去。尽管苏德战争爆发使得北方来自苏联的压力骤减，但是危险却无时不在。为了使俄国人不至于趁机在北方作乱，必须在不利于北方作战的严冬季节结束前完成南方战事，也就意味着南方作战势必是一场短期的闪击作战。要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就必须打开通往爪哇岛的海上通道，同时对英属马来亚和美属菲律宾发起进攻。南方战役可不比在中国大陆，那里海域广阔，海军必须在此投入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部分兵力。换句话说，就是不同意将主力航母力量用于珍珠港方向。

军令部最终形成结论，珍珠港作战纯属投机，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弄不好还要把日本海军最精锐的航母舰队全部葬送，同时导致南方作战兵力严重不足。

军令部自然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对未来战争的判断是：即使不进行珍珠港作战，美国舰队也有可能进攻日军南方作战的侧翼和后方，最大可能是长驱直入，首先攻占马绍尔群岛。但是攻占该群岛之后，美军仍需一段时间准备才能进一步西进，而我方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差完成南方作战，回过头来调兵遣将，迎击敌人。因此，放弃珍珠港作战，全力集中于南方，对于整个战局并无不利。

富冈定俊不是吃素的，黑岛龟人也绝非善男信女。针对富冈代表军令部提出的一系列疑问，早有准备的黑岛马上代表联合舰队进行了反击。

一、不暴露作战意图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这方面，联合舰队会有各种对策，军令部无须担心。

二、珍珠港作战的确存在各种各样难以预测的不利因素，具有投机性和冒险性。但战争本身就是冒险，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强大的敌人。害怕冒险，那咱们别打了，都回家抱孩子去吧。

三、联合舰队很清楚南方作战需要航空母舰，可没有航母，难道就不能用海军陆基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去作战吗？恐怕不见得吧！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航空母舰对顺利进行南方作战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不能只考虑南方，要考虑整个太平洋的战局。言下之意，就是目光要放长远一些，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四、作为联合舰队，如果不给驻扎在夏威夷方面具有强大威胁力量的太平洋舰队以致命打击，就不能从容进行南方作战。南方作战取胜的前提，是必须瘫痪珍珠港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力。如果美国舰队在我方进行南方作战过程中前来进攻，到那时，纵然暂时停止南方作战而去迎击美国舰队，恐怕也措手不及了。再说了，你们怎么就能肯定美军舰队攻克马绍尔群岛之后要停下来休整呢？万一美军不休整，长驱直入呢？万一天皇陛下的安全因此受到威胁，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五、假如容许美军舰队轻松占领马绍尔群岛，美方肯定会迅速在那里修筑海空基地，部署大量陆基飞机，我方就很难再将其夺回。在我们家门口不远处容许美军建立稳固基地，对我军今后的作战极其不利。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美军准备进击马绍尔群岛的主力在珍珠港老巢就地歼灭，才能永绝后患。

黑岛最后的结论是，在开战之初用航空母舰主力击溃美国主力舰队，然后将这些航母转入南方作战，才是日本海军的最佳选择。

一个是首席参谋，一个是作战课长，血气方刚的黑岛和富冈都觉得自己很牛×。两人越吵嗓门越大，最后差点撸袖子动起手来，还好在分手时两人又言归于好。这算是双方的第一回合交锋。

回到联合舰队之后，黑岛将军令部的意见一五一十向山本司令长官做了汇报。山本为东京那些顶头上司的能力和见识深感忧虑，沉吟良久后说：“如果天助我方，则奇袭大有希望。若中途失败，则说明我们失去天助，那就放弃全部作战好了。”稍微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军令部的战争思维还停留在明治时代”。

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4月底，军令部牵头组织了一次针对珍珠港作战的专题研讨会，充分讨论计划的可行性。参加会议的无疑都是日本海军的精英人物。

“我坚决反对这一计划，这种做法纯粹就是冒险，况且这也违背了我们多年以来制定的‘渐减邀击作战方略’。”富冈定俊率先开炮定调。

“我赞成富冈课长的看法，反对实施这一计划。”第二个发言的是第五航空战队司令官原忠一海军少将。身材高大的原在日本海军界有着“金刚”之称，他是即将组建的第五航空战队的司令官，按计划，“翔鹤”号、“瑞鹤”号航母也将参加这次对珍珠港的偷袭。相对于富冈，来自联合舰队内部的反对更具穿透性。

连续出现的反对声音使得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眼看会刚开始就冷了场，山本环视四周，镇定自若地说：“我承认是有点冒险，希望大家能够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

“本人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发言的是第一航空舰队兼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如果该计划最终获准，南云无疑是计划的具体执行者，他的反对具有更大的杀伤力，“我对该计划的实施有诸多疑问。试问，当局势紧迫，处于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舰队还会待在珍珠港内不动吗？另外，太平洋各岛屿美军基地的巡逻机也警戒森严，要通过敌人的警戒幕而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被一架敌机或者一艘潜艇发现，必然就会受到阻击，作战势必受挫。这样不但会连累南线作战，也会导致整个战局陷入不可收拾的尴尬境地。”稍作停顿后，南云补充道，“我认为后勤补给问题根本无法解决，这次战役很可能使我们损失大量的航空兵力。我依然赞成在沿途不断消耗美军，最终在日本近海决一死战一举歼灭敌军的原作战方略。”南云铿锵有力的发言使得大家面面相觑。

南云最后将目光转向山本，诚恳地说：“本职认为，这个作战方案本身就包含着过多的冒险因素。”

“我赞成以上各位的看法。”发言者竟然是计划制订者之一大西泷治郎，“虽然我参与了该计划的制订，但本人坚决反对实施这一计划。日本攻击菲律宾或者其他美军占领地如关岛、威克岛都是可以的，但就是不能去进攻珍珠港，这太危险了。”

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原来是山本的参谋长，这时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之前军令部通过慎重研究和讨论，也对这一计划表示反对。我们当前急需的是南洋地区的资源，攻击珍珠港不能取得掠取资源之效。军令部的任务是总体协调，因此不能仅仅着眼于局部，应从全局出发，衡量轻重缓急，将力量和物资用于达到战略目标的至关重要的作战方向。”作为仅次于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次长伊藤整一中将的第三号人物，福留繁的话可以说基本上代表了军令部的态度。

南云还嫌不够刺激，火上浇油地进行补充：“大家想想，一个庞大的偷袭部队，要在海上航行5000多公里，能够保证不被发现吗？一旦被敌人发现，这支部队就成了鱼口之食。”

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少将也站起来慷慨陈词：“进行夏威夷作战，那就好像跳进了对方的口袋里。这是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的第一战，我们绝不能做这样不负责任的冒险。”

四周全是反对质疑之声，山本依然不动声色，面无表情。

“本人完全赞同这一作战计划。”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声转了过来，发言的是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少将。在太平洋战争中，很少有人可以获得包括敌人在内的一致称赞，山口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日本海军中首屈一指的航空战专家，对海军航空兵的使用深有研究，被美军认为是日本海军中和山本一样的将领。山口在日本海军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被公认为山本的接班人。和斯普鲁恩斯在美国海军中被称为“海军上将中的上将”相对称，山口在日本海军中被称为“水军提督中的提督”。

山口与山本有着类似的经历，都上过“海兵”和“海大”，还都到过美国学习。山本去的是哈佛大学，山口是普林斯顿大学，两人都出任过美国驻日使馆的海军武官，对美国的国力和战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海军中那些盲目相信“皇军不可战胜”的大舰巨炮主义者不同，山口对日本与美国开战也持反对态度。他和山本都认为一旦与美开战，日本或许能在最初取得一定的战术优势，但只要美国正式转入战时体制，凭借其庞大的工业机器，战争长期化将使日本必败无疑。与实力雄厚的美国开战必须突然袭击，先发制人，开战之初就使对方彻底崩溃，这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山口开始侃侃而谈：“诚如南云长官所言，珍珠港作战的确冒险，这毋庸置疑。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我们仅仅集中于南方作战，美国太平洋舰队势必会纠结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虾兵蟹将，对我们南进的侧翼实施进攻，本土的安全也无法保证。到那时候，我们将腹背受敌，局面势必难以收拾。何况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海军，我们只有放手一搏，以求一役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才可以保证南方的顺利进军，也才能确保本土的安全，这才是正题。为了确保成功，我希望尽快研究一套万全之策。本人坚决支持实施珍珠港袭击作战，为此不惜以身殉职！”

山口表示赞成的第一炮打响之后，黑岛、源田等山本的支持者纷纷发言进行附和。但无疑反对者还是占据了明显上风。

一直听着大家争吵的山本此刻闭上双眼，凝思片刻，突然睁大双眼，精光四射。“诸位听我一言，”山本的声音不大，但极具穿透力，四周的声音瞬间停了下来，“各位对珍珠港作战的见解我都听到了。我的意见是，只要我还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一天，这一仗就非打不可。”

在一片肃静之中，山本接着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一直反对与美国作战的。如果当局坚持要打，那就只有采取奇袭的方式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对方的主力，使之半年或一年之内无法参加西太平洋的作战，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稍微停了一下，山本一字一顿地说：“如果军令部不能同意此作战计划，我将不惜辞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众皆愕然。

山本缓缓将头转向了南云忠一，直视南云的双眼良久，然后平静地说：“如果南云将军对此持有异议，那么请由我亲自带领航母舰队出征珍珠港！”众皆失色！

山本有如此的决心和誓言，军令部顿时慌了手脚。做不了主的福留繁和富冈只好上奏永野和伊藤，总长和次长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为了缓和紧张的对峙局面，永野提出，将每年例行的图上军演从11月提前到9月，到时将针对“Z计划”实施特别图上军演，视军演结果再做决定。

陆军方面直到1941年8月才获悉海军正在研究偷袭珍珠港的计划。这一计划由军令部作战课秘密通知了参谋本部作战课。尽管还存在不少反对之声，但是对陆军还是要保持一个声音。军令部说，这一方案是开战伊始弥补海军劣势的最好方案，要求绝对保守秘密。参谋本部十分体谅海军方面的苦衷，对此没有提出任何意见。陆军方面知道这一作战方案的，只有参谋总长、次长以及作战课的少数几个参谋。

海军的争议最后惊动了参谋总长杉山元。为此，杉山专门飞到“长门”号上会见了山本。山本以自己特有的魅力和出众的口才说服了杉山。山本保证，珍珠港作战只会对陆军有利，该项行动完全由海军承担，绝不动用陆军的一兵一卒。正为兵力捉襟见肘而大伤脑筋的杉山闻听此言，大悦，慷慨向山本做出毫无用处的承诺：陆军完全赞成山本的珍珠港作战计划——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1941年9月11日早晨，在从东京山干线目黑站步行不到5分钟的海军大学里，已集中了近200名海军将佐。为了此次大型图上军演，学校的学生已全部提前离校。寂静而空阔的校园里，冷清中透出一股莫名的肃杀之气。到这里的很多人，都有着一张被日光晒得黑黝黝的脸孔，一看就知道是在舰上长期服役的海军军官，大部分人都佩戴着令人羡慕的参谋肩章。

他们集中在一起，是为了进行南方作战的图上作战演习。11日这天，先就图上作战演习问题进行理论研究，随后从12日到16日进行为期5天的图上作战演习。

对于南方各作战区域的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威克岛等地的作战方案，很快达成一致意见。让参演军官大惑不解的是，在如此重要的南方作战中，日本海军那几艘精锐重型航母，自始至终连根毛都没露过。到底去哪儿了呢？

重型航母当然都在，它们正在旁边一个密室里参加争议最大的“Z计划”图上演习。

“夏威夷作战特别演习”于16日、17日两天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参加演习的高级将佐约30人。军令部的代表是福留繁、富冈定俊等。联合舰队的参加人员，除了山本亲自莅临现场，其余人员有：第一航空舰队兼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南云忠一、参谋长草鹿龙之介，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第五航空战队司令官原忠一，第三战队司令官三川军一，第一鱼雷战队司令官大森仙太郎，潜艇部队司令官清水光美和参谋长三户寿，以及黑岛龟人、源田实等一帮牛人。永野修身和伊藤整一也在受邀者之列，但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军演室内，可能是觉着没法当场表态吧。

在场的还有几位陆军的特派观察员，他们刚刚听说有个什么对珍珠港实施袭击的“Z计划”。别说这些陆军人员，就连三川和大森——他们都将亲自参加未来的珍珠港作战——也都是刚刚得知有这么一个作战计划。

图上军演的总裁判长是联合舰队参谋长，有“黄金假面”之称的宇垣缠海军少将。宇垣和大西泷治郎、山口多闻、福留繁都是“海兵”第四十期的同学。

图上军演是日俄战争期间由联合舰队首席参谋秋山真之从美国引进的一种模拟作战演习，其目的是对作战的前景做出估计，检查作战计划是否合适，并使参战人员更详细、更直观地了解计划的要点和进程。演习作战双方分别标记为红、蓝两色。

红色军队为敌方，也就是假想中的美军，由小川贯玺担任总指挥官。前边说过，小川是日本海军中有名的“美国通”。9年前，小川曾偷临现场，亲自观摩亚纳尔上将袭击珍珠港的军事演习，由他领衔主演美军，再合适不过。

蓝色军队为实际进攻的日方，指挥官为即将出任突击部队司令官的南云忠一。

第一次的假想情况如下。

蓝色军队是以第一航空舰队为主力的进攻夏威夷作战的机动部队，红色军队则是以美国太平洋舰队为主力的夏威夷地区的美军部队。

蓝色军队的作战要领是：预定于11月16日（星期日）开战，经北方航线驶近珍珠港，对美国主力舰队进行突然袭击。

蓝军首先于10月14日出动潜艇部队离开本土，10月20日抵达位于马绍尔群岛的沃特杰环礁，11月15日到达珍珠港外围形成包围圈。南云机动部队先在北部一个偏僻的海港集中。这个地方既可以躲避美国潜艇的侦察，还可以解决燃料的供应问题。机动部队先是向东航行，在距离瓦胡岛900公里处折向南全速前进，途中在11月8日和13日分别进行两次海上加油。

11月14日，南云舰队得到消息，红军主力舰队11月11日还在港内，但已经开始对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半径为750公里、一天三次的空中侦察。

11月14日，蓝军发现了疑似红军潜艇的不明物。

11月15日，红军看到了蓝军潜艇泄漏的油迹，迅速将巡逻半径扩大到1500公里。傍晚，蓝军击落一架已经发现了自己舰队的红军巡逻机，红军开始进入高级戒备状态。

蓝军于11月16日拂晓按计划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巡逻机很快发现了蓝军的袭击舰队，迅速将战斗机升空进行拦截。第一波攻击由于忙于空中战斗，不能对港内的舰只进行有效攻击。舰艇的高射炮和岸基防空炮开始对前来袭击的飞机进行扫射。

此时蓝军的第二波攻击来到，同样受到红军的拦截和高射炮打击，损失惨重。

演习结果如下。

红军：被击沉战列舰4艘，重创1艘；被击沉航空母舰2艘，重创1艘；损失飞机约190架。

蓝军：2艘航空母舰被击沉，2艘遭重创，损失飞机127架。

战役结论是：袭击失败。

一次军演当然说明不了问题，双方喝茶稍事休息，第二次军演重新开始。

此次，蓝军成功避开了红军的侦察，于红军巡逻机发现之前突然发起攻击。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事先没有得到预警的红军仓皇迎战，遭受重大损失。蓝军实施袭击后顺利撤出战场。

第二次军演红军的损失是：3艘战列舰被击沉，1艘遭重创；航空母舰2艘被击沉，1艘遭重创；3艘巡洋舰被击沉，3艘被重创；损失飞机130架，其中80架被击毁在地面上。

蓝军只受到轻微损失，成功撤离。

战役结论是：袭击成功。

在这次图上演习中，始终没有讨论对珍珠港进行多轮打击的问题。虽然源田和佐佐木在演习之前多次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但目前对于是否实施这一作战都无法统一，更谈不上去讨论重复攻击的问题。更多人主张袭击完成之后，应迅速安全地撤回日本，以保存宝贵的航母。这也成为实战中南云打了就跑的主要原因之一。

特别图上演习结束后，军令部和联合舰队马上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第一航空舰队就达成夏威夷作战所需之条件发表了具体意见，特意提出“突然袭击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同时迫切希望了解以下情况：一、美军在夏威夷的飞行巡逻情况；二、珍珠港停泊处的状况和舰队的停泊位置；三、能否在福特岛南侧进行鱼雷攻击。

军演期间，一脸愁云的南云多次对山本说：“北线存在诸多危险，稍有差错就会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山本总是若无其事地拍着南云的肩膀说：“不必担心，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从前面的讨论会就可以看出，对于珍珠港作战，不仅联合舰队和军令部意见不一，在联合舰队内部争议同样很大。担任这次作战的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南云和参谋长草鹿，与其说对珍珠港作战持消极态度，倒不如说干脆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其主要原因是对保密和燃料补给等问题始终感到不安。

由于航母主力几乎要全部投入珍珠港方向的作战，能够支援南方作战的只剩下了几艘轻型航母。这样一来，南方作战空中支援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驻台湾的第十一航空舰队肩上。在舰队司令部里，司令官塚原二四三海军中将和大西泷治郎同样寝食不安。两人与南云、草鹿一样，一致反对进行珍珠港作战。

海军大学进行的图上作战演习也包含对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等地区的作战。在对菲律宾作战的演习中，由于麦克阿瑟属下的航空兵力非常强大，演习预示着那里同样将是一场恶战，日军即使勉强取胜也会遭受重大损失。要是再继续战斗到攻占爪哇岛，航空兵力的损失就会更大，无论怎样估计，都无法保持持久的战斗力。况且对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等地的作战，即使腿最长的海军战机从台湾南部出发，也力不能及。因此，两人一致痛感，在南方作战中非有航空母舰协同作战不可。

9月29日，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南云、参谋长草鹿、首席参谋大石保中佐一行，访问了位于九州鹿屋基地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部，他们同以塚原、大西为首的诸人举行了会谈。会谈的一致结论是，为确保南方作战成功，必须取消珍珠港作战方案。会议决定，由两位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和塚原联名向山本陈述意见，并由草鹿和大西两人亲自出马，前往“长门”号向山本面陈。

草鹿龙之介是4月10日刚刚调任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的，精力充沛、身材结实的草鹿出身剑道名家，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有着一副老实忠厚脸孔的草鹿和山口多闻一起被认为是日本海军中两个最有前途的军事将领。草鹿曾在“凤翔”“赤城”两艘航空母舰上担任过舰长，在海军中有“航空战明亮人物”之称。由于南云属于地道的悲观派，且不太熟悉航空战术，让草鹿来当南云的助手，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互补。但草鹿也不是飞行员出身，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航空经纪人”。

10月3日，草鹿和大西乘飞机前往岩国，来到停泊在山口县室积海面的联合舰队“长门”号旗舰上拜访山本。当时在座的还有宇垣缠、黑岛龟人和佐佐木等人。

大西：“由于菲律宾的敌航空兵力正在不断增强，以第十一航空舰队现有兵力，对付它们是不够的。我想请求第一航空舰队也去参加菲律宾上空的歼灭战，因此，我觉得请司令官再慎重考虑一下珍珠港作战的问题。”

山本：“佐佐木参谋，你的意见如何？”

佐佐木：“根据军令部掌握的情报，在菲律宾的美航空兵力大约有170架飞机，其中战斗机为75架。按照联合舰队的作战计划，用第十一航空舰队的兵力联合陆军的航空部队，进行菲律宾作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草鹿：“冒险进行夏威夷作战，犹如跳进了敌人的口袋里。我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战，我们不应该冒这个险去进行投机性的作战。”

山本：“草鹿君，不管我多么喜欢下棋和玩扑克牌，也不能说这个作战就是投机性的呀！”

焦急万分的草鹿再也无法忍耐，激动地站了起来，大声对山本吼道：“长官，你的计划根本就是投机性的，完全就是投机！”

草鹿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上下级之间应该遵守的礼貌界限，勃然大怒的山本一拍桌子，昂起了身子：“我已经下定决心，绝对不会更改主意！”

山本的训斥使草鹿意识到自己的失礼，他马上立正，恭恭敬敬地向山本鞠了一躬：“对不起，长官，我失礼了，诚恳请求您的原谅。”

大西还是无法打消心中的疑惑，他诚恳地看着山本，轻声说：“长官，不过这毕竟还是投机的呀。”

三个人都恢复了常态，山本语重心长地告诉两人：“你们所说的我都明白。但是在进行南方作战时，如果美国舰队从东面袭击日本本土怎么办？难道说只要把南方资源地区拿到手，就可以让东京和大阪化为焦土吗？就可以不顾天皇陛下的安全吗？总之，只要我还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一天，就要决心果断地进行夏威夷作战。当然，我想，你们两个航空舰队都有许多过于沉重的负担和困难。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本着夏威夷作战非进行不可这一想法去积极进行备战。”

话已至此，两位参谋长都清楚，山本的决心已不可动摇。对山本早就心悦诚服的大西此刻终于表示赞同山本的意见，他对草鹿说：“是呀，草鹿君，那我们就好好地去干吧！”

草鹿最后也发誓说：“将遵照司令长官的意见全力以赴地干！”说完，两人便退出了山本的长官室。

当两人离开“长门”号时，深谙用人之道的山本破例把他们送到船舷旁的扶梯前，并拍着草鹿的肩膀严肃地说：“你们是我的左膀右臂，所说的话我也完全理解。不过进攻珍珠港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希望今后不要再唱反调了，要努力去实现我的信念。为了进行珍珠港作战，我将不遗余力地满足你们提出的任何要求。”

草鹿颇感惭愧地回答道：“完全明白了，今后再也不唱反调了。请司令官放心，我将全力以赴努力去实现您的信念。”

“日后如果有人反对你们，我就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山本对两人叮嘱道。

其间还有一段非常不和谐的小插曲。由于军令部一直反对将所有6艘重型航母都投入珍珠港作战，草鹿几次飞到东京协调未果，因此决定将第二航空战队的“苍龙”和“飞龙”这两艘相对较小的航母留下来。草鹿主要考虑到这两艘航母续航力较小，远程奔袭多有不便，福留繁也赞成草鹿的意见。指挥这两艘航母的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正是他的好朋友山口多闻。

急于参战且脾气火暴的山口闻讯后怒不可遏，他将火气统统撒到了南云头上。一天酒后，满嘴酒气的山口闯进了南云的办公室，怒斥南云为什么不让他训练有素的第二航空战队参加最艰巨的珍珠港作战？为了使山口能安静下来，南云开始说，主要因为这两艘舰的续航力小，海上加油不便。对此，山口大吼道：“加上单程的油就行了，途中根本不需要加油，我们打完不准备回来了。”南云只好解释说，虽然两艘航母不得不留下来，但是舰上训练有素的官兵仍可调到“翔鹤”和“瑞鹤”上去。这就意味着其他官兵可以参加战斗，山口就不用去了。此言让山口更加气冲牛斗，他放开嗓门高喊：“我坚持要让‘飞龙’‘苍龙’两舰上！”可能是喝了几杯酒的缘故，身材魁梧的山口突然从背后向南云冲过去，把身材矮小纤弱的南云连头抱住。草鹿闻讯冲了进来：“怎么回事？”他上前拉住了山口的胳膊。

南云被勒得满脸通红，仍故作轻松地对草鹿说：“论柔道，我还是一把好手，像这样的醉鬼我还能对付，别担心。”他挣扎着要脱身，但山口越抱越紧。最后草鹿不得不把山口的脑袋也抱住，才把他拉开。草鹿气愤地将山口推到了隔壁房间，气愤地说：“在这儿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能是打了南云觉得很解气，也可能这时候酒已有点醒了，不一会儿，山口开心得哼起歌来。

不过还好，经过山本的努力争取，最后第二航空战队的两艘航母也编进了偷袭部队。

珍珠港作战就这样在争议中摇摆不定。老这样拖着也不是个事。10月18日，黑岛龟人再次前往军令部游说，他都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前往军令部了。除了作战计划，黑岛腰间还别着两把锋利的飞刀：一把是山本给的，一把是黑岛自带的。

黑岛再次汇报了山本实施珍珠港作战的决心，但福留繁和富冈定俊仍拒不同意实施这一作战计划。眼看无法说服两人，黑岛直接找到了伊藤。伊藤也是唯唯诺诺，摇摆不定，忍无可忍的黑岛终于祭出了第一把飞刀：“偷袭珍珠港计划是联合舰队刺向敌军喉咙的一把利剑，山本将军坚持认为，这一作战计划应该予以采纳。他授权我向军令部做出声明，如果该计划得不到批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将无法对帝国未来的安全负责，他除了辞职之外，别无选择。”

为了一下子把对手置于死地，不等伊藤开口，稍作停顿的黑岛一字一顿地抛出了第二把飞刀：“我谨代表我本人及联合舰队司令部全体参谋人员，向军令部声明，我们将和山本将军同进同退！”

黑岛的话犹如两颗重磅炸弹，炸得伊藤一下子蒙圈了。大战在即，作为绝对主力的联合舰队核心领导层集体辞职，这仗还打个鸟？这么大的事，伊藤也不敢做主，他让黑岛少安毋躁，自己立即起身去了永野的办公室。

听了伊藤的叙述，永野也被山本的勇气深深感染，他考虑到浅水鱼雷的问题此时已经得到解决，“瑞鹤”“翔鹤”的加盟使得胜算又增加了几分，退一步讲，如此强大的一支舰队，即使被敌人发现了，大不了打道回府，真干起来也吃不了大亏。永野内心已经倾向接受山本的计划。

一会儿，伊藤就回来带着黑岛一起来到总长办公室。永野对黑岛说：“既然山本司令长官有如此大的决心，作为军令部总长，我更应该负起责任，按照他希望的那样去做。”

欣喜若狂的黑岛朝二人连连鞠躬：“谢谢！谢谢！谢谢总长！谢谢次长！”

从1941年1月7日山本写信给及川一直到最终获批，经历了9个多月的漫长历程。根据永野的决定，阻力重重的珍珠港作战问题总算按照山本的意愿，纳入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

到11月3日，海军内部对于偷袭珍珠港作战计划的公开反对意见已基本消除。这一天，山本司令官及主要参谋人员飞到东京，前往军令部拜见永野。名义上是汇报作战细节，实际上是对军令部能够批准这一计划表示谢意。在讨论结束时，永野叹了口气说：“关于进攻珍珠港，很难保证我的判断是对的，因为我已经上岁数了，只好看你们的了。”此时，离珍珠港开战只剩35天。

一向不畏权贵的山本为了作战计划的通过，可谓煞费苦心。其间，他通过好友海军中佐高松宫亲王将计划直接汇报给裕仁，获得首肯，这也是计划能够最终获得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

11月11日，回到位于佐伯湾旗舰“长门”号的山本，给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堀悌吉写了一封信：

在我即将出征之际，为了对您以往的多方照顾表示由衷的感谢，于旗舰给您写这封信，有些事情想托付给您。

我不在的时候，烦劳照顾一下我的家人。我承认现在日本的形势严峻，虽然我不是山梨大将，但现在再讨论谁对谁错，我觉得已没有任何意义。在陛下都在为社稷日夜担忧的现实情况下，即使天皇不下达最后的开战旨意，今后国内的紧张局势也是难以应对的。

我个人原本的主张其实与政府有所不同，虽然我一直都在按照政府的意愿在准备开战，但我的立场始终如一。对美国的战争毫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即使有一线希望，都要避免战争的发生。

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被指派的任务和自己的意见截然相反。但是作为帝国军人，我别无选择，只能全力去执行。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命运吗？

磨刀霍霍

在“Z计划”报批的同时，联合舰队针对珍珠港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山本知道，军令部以及诸多反对者提出的质疑都不无道理，这些问题必须在开战前予以解决。突出的三大问题是：海上补给、浅水鱼雷和如何提高投弹的命中率。

8月19日，停泊在佐伯湾的“长门”号甲板上，一前一后站着两个个子不高的日本军官，目光深邃，若有所思。

“海上加油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啦？”问话的是山本。

“从目前情况来看，成功的希望很大，前景非常乐观。”回答的是源田实。

“必须选择一处与珍珠港类似的地形进行强化训练。”

“是的，长官。我已经为您选好了一个地方，鹿儿岛。那里的地形与珍珠港惊人相似，同样是空间狭窄、建筑拥挤、烟囱林立，水深也是12米左右。我还为您挑选了一个杰出的训练教官。此人是我的同班同学，叫渊田美津雄。他有3000个小时以上的飞行经验，是我们海军航空兵中的绝顶高手。关键是他具有坚强的品质，能够胜任艰苦的训练和今后战争中的空中指挥。他以前是‘赤城’号的飞行队长，现任第三航空战队航空参谋。”

“渊田？”这个名字让山本怦然心动。他立即想到了一年前启发他灵感的那次军事演习，当时航空参谋佐佐木就提过这个名字。山本马上告诉源田：“你立即通知军令部，调他过来，越快越好。”

就这样，20世纪最大的骗子之一，渊田美津雄走上了前台——他以当事人身份精心编造中途岛海战的“生死五分钟”，欺骗了世人半个世纪之久，届时详叙。留着两撇小胡子的渊田是希特勒的铁杆粉丝，那小胡子就是根据偶像的肖像精心打造的。渊田和源田是“海兵”的同班同学，两人从那时起就是挚友，还一起倡导航空兵制胜理论。从这一时刻起，渊田和源田就开始默契配合，一静一动，相得益彰，在太平洋上掀起阵阵血雨腥风。如果为两人找一对类似搭档，老酒认为，非九一八事变中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莫属。

渊田美津雄很快接到了上级的调令。调令不奇怪，关键是新职务有点诡异。一年前，渊田就是“赤城”号航母的飞行队长，之前刚刚调任第三航空战队任参谋不久，怎么这么快又调回原职呢？实际上，这一调动意味着降职，渊田心里直嘀咕，最近似乎也没犯什么错误啊？

有点郁闷的渊田就去找了第三航空战队司令官，日本海军中的猛将——人称“逢敌必战”的角田觉治海军少将。

角田也是一头雾水。按照海军的晋升规定，渊田一个月后就该晋升中佐了。此时渊田已经39岁，已过了飞行员的黄金年龄。上了年纪，不管经验如何丰富，长时间空中飞行，体力肯定吃不消。虽然按规定少佐和中佐都可以担任航母的飞行队长，但实际上中佐飞行队长之前尚无先例。

角田挠着头皮告诉渊田：“也许弄错了，可能是调你去当飞行长吧？先不管他，你去看看再说。现在看来，与美国开战已不可避免，此时调你去，说不定另有深意。我马上安排给你开个欢送会。”

与此同时，在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部，几大核心人物在进行着对攻击方式的讨论。

源田：“对珍珠港的攻击不能只靠鱼雷，鱼雷攻击不是哪个飞行员都干得了的。要精里挑精，还要训练有素才行，水平不够的这时候再训练已经来不及了。另外，万一美军布设了防雷栅，鱼雷机就无用武之地了，所以水平轰炸必须同时实施。”

南云：“只凭借精确度较高的俯冲轰炸不行吗？”

源田：“战列舰装甲很厚，靠俯冲轰炸是炸不动的，充其量只能破坏舱面设备。要给战列舰造成致命打击，除了鱼雷攻击之外，必须同时实施水平轰炸。”

草鹿：“不过，对航空母舰俯冲轰炸还是可行的吧？”

源田：“对。航空母舰构造脆弱，进行俯冲轰炸就足够了，俯冲轰炸机队可以作为攻击航空母舰的主力。”

当时在第一航空舰队里，能担负珍珠港作战任务的水平轰炸机和鱼雷机是同型机，都是九七式舰载攻击机。从攻击效果来看，当然是鱼雷攻击最好。从美国杂志的照片上看，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两艘军舰并排停靠码头上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这样，对于停靠在外侧的军舰，鱼雷攻击就不在话下，但对停在内侧的军舰，鱼雷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必须同时实施水平轰炸，问题在于如何提高水平轰炸的命中率。

当时日本海军采用的对舰水平轰炸方法，一般是以九机编队为一个攻击单位。这种轰炸方法不是由单机轮流投弹，这样很可能导致命中率为零，而是九架飞机同时投弹，争取其中至少有一颗炸弹命中。源田说：“为了提高命中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攻击单位，这就意味着需要增加很多飞机。”

草鹿：“这个问题短时间很难解决，暂时先搁下。总之飞行队长要赶紧按照这个计划组织训练。”

源田：“我们还要跟技术部门联系，请他们再详细研究一下浅水鱼雷攻击、提高炸弹贯穿力和切割防雷栅等问题。”

南云：“总之时间不多了，要抓紧干。”

9月初，“赤城”号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正式出任联合训练总教官，负责“赤城”“加贺”“苍龙”“飞龙”4艘航母所有飞机的训练。此后，渊田指挥400多名鱼雷机、轰炸机、战斗机飞行员开始了战前紧张的魔鬼训练。

各机种分不同地点进行训练。鱼雷机队的训练地在鹿儿岛，水平轰炸机队在八代海岸的出水基地，俯冲轰炸机队在鹿屋附近的笠野原和日向滩的富高基地，全部战斗机队在佐伯湾的佐伯基地。虽然任务异常繁重，但是渊田毫无怨言。他有一种预感，未来不久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情。

“从岛的半山腰穿过去，进入峡谷，飞行高度50米，各机相距150米，再飞到鹿儿岛市上空，高度降到40米，接近海面时高度20米，保持高度，对准目标发射鱼雷。对，是模拟鱼雷。”渊田对着一帮飞行员高喊着，这样的飞行高度连一些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都觉着两腿发抖。

一架接一架的鱼雷机从山谷中冲出，几乎是擦着屋顶冲向海面。强大的冲击气流把附近居民的晾衣竿都吹倒了。

“海军这帮混蛋，搞的什么鬼玩意？”被吓坏了的鹿儿岛居民纷纷骂道。这段时间，由于这帮瘟神肆无忌惮地在低空飞来飞去，他们养的老母鸡都不下蛋了。鹿儿岛的市民把航空兵的训练叫作“海鹫杂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包括渊田在内，这些参加训练的飞行员根本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搞这种极端危险的魔术游戏。

答案很简单，珍珠港的水深只有12米左右，这就要求鱼雷机发射鱼雷时的高度越低越好。按照通常的发射高度，鱼雷会统统沉入海底。

第四天，渊田将鱼雷机飞行员全部集中在一起，准备亲自做一次示范。只见他驾驶鱼雷机在抵近海滩时高度降到了仅10米左右，几乎是贴着海面发出鱼雷。之后飞机迅速抬头拔高，海面上红头白身的训练鱼雷准确命中目标。

掌声四起！飞行员被教练的娴熟技术折服。随后的训练尽管也有飞机不慎坠入大海，但鱼雷的命中率在不断提高。

对于战列舰这样皮糙肉厚的大家伙，鱼雷才是最锋利的攻击武器，容易遭受攻击的侧舷是战列舰的死穴，因此作战使用的浅水鱼雷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山本把浅水鱼雷的技术问题交给了福留繁。其实在塔兰托战役的刺激下，日本海军早于1941年春就开始对下沉深度为12米的浅水鱼雷进行了研究。福留繁将任务交给了横须贺基地的海军鱼雷专家爱甲文雄海军中佐。

接到研制浅水鱼雷的命令后，爱甲文雄立即开始组织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进行攻关。英国人曾经在塔兰托港内用浅水鱼雷重创意大利海军，当时他们的方法是在鱼雷上装置“木鳍”。日本人通过驻罗马和伦敦的使馆搞到了一些技术细节资料，立即交给爱甲文雄进行类似试验。

到了9月，装有特殊稳定尾鳍的浅水鱼雷终于改制成功。爱甲用飞机平衡器做成木翅安装在鱼雷上，大大减轻了鱼雷的下沉。为了验证新方法是否可行，爱甲决定在鹿儿岛进行现场试验。渊田按照技术水平上、中、下三个层次各挑选一名飞行员，让他们驾驶携载改装鱼雷的轰炸机，依次在预先水深20米处竖好标志的鹿儿岛港内发射鱼雷。试验结果发现，发射的3条鱼雷，有2条达到了预期目的——入水后不超过12米，只有技术最差的那个飞行员把鱼雷射入了海底。可以说，如果飞行员技术进一步提高，经过改装的鱼雷80%都适宜在珍珠港的浅水中使用。

渊田兴奋地拥抱了爱甲文雄：“您给鱼雷装上了翅膀。”之后他开始激励随他训练的飞行员：“今天我们试验的成功率是三分之二，照这样干，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成功的。”

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进击前赶制出符合作战要求的那些木翅。尽管对是否实施珍珠港作战还持有异议，但军令部还是立即将这种鱼雷的改造作为特急项目，向长崎三菱兵工厂订货制造。这样，在出发前，第一航空舰队收到了40条这样的改制鱼雷。数量少了点，但总比没有强。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日本能够有80条或者更多的浅水鱼雷，对美军舰队造成的打击将更加致命。

与此同时，水平轰炸机的训练在出水基地的靶场进行。每架飞机都接受了至少50次的训练。海滩上，阿部平次郎大尉用石灰画出了一艘战舰的模型，那是美军“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的轮廓，阿部命令所有飞机向这艘影子战舰投放练习弹。

水平轰炸机使用的是800公斤的穿甲炸弹，是用战列舰的406毫米炮弹临时改制的。弹上装有直尾翅，这样就会垂直落下，一旦命中目标，多么坚固的甲板都承受不起。对美国战列舰的装甲，也进行了周密详细的调查分析。研究的结果是，如果要使这种炸弹穿透美国战列舰的装甲，投弹高度最低限度是3000米。降低投弹高度就可以提高命中率，所以决定把原来计划的4000米投弹高度改为3000米。虽然这样做会增加飞机被高射炮火击中的危险，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降低高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飞行员在训练中不断试验投弹高度和精度，经过数周的刻苦训练，轰炸的效果非常可观。最后达到了在3000米高度投弹落地误差不超过30米，命中率高达80%以上。高空水平轰炸能达到这样的精度，无疑已经符合了实战要求。

由于水平轰炸机的数量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补充，即使能补充，也没有那么多高水平的飞行员，因此将原来的九机编队改为五机编队。这样，50架轰炸机就能编成10个攻击单位。按照80%的命中率，至少可以保证10个攻击单位有8个命中目标。对舰船的水平轰炸能达到这样的命中率，也算是很高的了。

由江草隆繁少佐指挥的俯冲轰炸机训练在笠野原和富高空军基地进行。由于要实施俯冲，每架飞机只能携带一颗250公斤炸弹。为了确保轰炸效果，军令部军械课特地从德国布洛姆·福斯公司购买了50毫米的舰用装甲板，模拟美国战列舰上使用的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装甲板，以检验轰炸效果。通过训练得到的结果是，俯冲轰炸机在4000米的高度开始俯冲，400米的高度投弹，可以获得最佳命中率。在顺风的条件下，还可以采取加大俯冲角度的办法来提高命中率。最后，综合命中率超过了80%，这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为了确保鱼雷机、轰炸机能够尽可能地自由投弹，就必须保证安全，因此取得战场制空权至关重要。由板谷茂少佐率领的战斗机飞行员训练，在日本最南端九州的佐伯空军基地进行。他们使用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零式战斗机，简称“零战”。这是当时全球最出色的战斗机。战斗机的训练目标相对简单，就是想尽办法把美军的飞机打下来就OK了。

在强化训练的同时，还确定了第一波攻击不同机种的具体攻击目标。鱼雷攻击机的目标是停靠在外侧的战列舰，水平轰炸机的目标是停泊在内侧的战列舰。在遭到鱼雷机和水平轰炸机的打击后，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等大型战舰即使没有沉没也已经倾倒，没有装甲保护的水下部分也就是肚皮就会露出水面，这样，第二波的水平轰炸机以及俯冲轰炸机就可以将其彻底送入海底。

训练场上厉兵秣马，训练场外也有好消息传来。9月25日，“瑞鹤”号航空母舰竣工服役，与8月竣工的“翔鹤”号航母一起编组为由原忠一指挥的第五航空战队，同时编入第一航空舰队。参加珍珠港作战的攻击力量大大加强。

尽管第五航空战队的飞行员技术水平也不低，但他们大多是从陆基航空队新近调入，因此还在忙于进行航母起飞和着舰的强化训练。同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老鸟相比，这些人不过是新兵蛋子。技术上存在的差距不是短时间训练就能解决的。

基于这一情况，机动部队迅速对攻击任务做出调整。需要特殊训练的对舰攻击，由水平相对较高的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飞行队承担。至于攻击难度较小的敌陆上机场，就留给第五航空战队新编的各飞行队了。

与此同时，参战舰艇的专项强化训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水面舰艇需要攻克的难关，主要是为适应北航线的气候特点，进行在恶劣气候下的海上加油训练。技术人员对加油设备进行了改进，还对加油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帮助舰艇部队不断提高海上加油的效率。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北线严寒的气候会导致加油管变脆，一拉很容易断裂。这一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南云已经开始准备在舰上加装油桶了。

10月9日吃午饭的时候，草鹿龙之介忽然灵机一动：“都是妈妈抱着孩子给孩子喂奶，孩子能不能抱着妈妈来吃奶呢？”也就是说，现在都是用加油舰拉着战舰加油，能不能让大型航母、战列舰拉着油船补给呢？当时大家饭也不吃了，放下饭碗就进行现场试验，效果果真良好。海上加油的问题也算有了着落。

南云还是不能放心。他下令将参战舰只上所有能放置物品的地方，包括通道都堆满装满燃油的油桶。为了节省每一滴燃油，规定航行途中严格的用油制度。照明灯数减少了，淡水不得浪费，舰员不得洗澡，暖气也停止开放。这样，万一风浪太大不能进行海上加油，各舰可以在攻击之后保持返航一半航程的续航力，能够到达东经160°一线，至少可以脱离敌机的攻击范围。另外还规定，空油桶不能随便扔入海中，以免被敌人的飞机或潜艇发现，都必须砸扁集中堆放起来。

反对归反对，干起事来一点都不含糊，南云甚至做好了孤注一掷的最坏打算。万一风浪天气连续不断，确实无法进行海上加油时，南云准备让必须加油的警戒部队，也就是1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中途提前返航，其余部队在缺乏护航的情况下，裸身继续冲向珍珠港！

10月16日，就在第三次近卫文麿内阁总辞的差不多时间，源田和渊田双双晋升为海军中佐。

除了空中袭击和水面舰艇部队之外，参与珍珠港作战的还有一支特殊部队，使用的武器是特种微型潜艇。这支部队在原田觉海军大佐的带领下，早在7月就提出了“用普通潜艇运载特种潜艇，悄悄潜入敌舰队停泊的港口，对敌舰发起突然攻击”的思路。9月初，原田带着岩佐大尉一起前往旗舰“长门”号，恳请山本批准使用特种潜艇进攻珍珠港。

这种特种潜艇在攻击之后没有任何返航的可能，纯粹属于有去无回的自杀式攻击。对于岩佐等人拟订的死亡攻击计划，山本虽然深为感动，仍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失望的特种潜艇部队并没有灰心，他们回去后立即对原来的自杀性攻击计划进行了修改补充：潜艇攻击结束后，在预定营救地点与潜水母艇会合，只营救舰艇士兵，放弃特种潜艇。他们再次要求山本采纳这一计划。山本为其报国热情深深感动，终于默许。其实山本同意这一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最信任的黑岛对这种战法倍加推崇。在进行图上作战演习时，山本便以对舰艇士兵的营救工作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为条件，正式予以批准。事实上，用特种潜艇进攻夏威夷的计划是出于一些青年军官以身殉国的热情制订出来的，并不具可操作性。事后表明，特种潜艇攻击是整个珍珠港作战中日军为数不多的败笔之一。

以上各部队的训练都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除极个别高级军官，所有参训人员只知道训练要求，根本不知道训练的最终目的。

联合舰队就这样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秣马厉兵，疯狂地进行着紧张而秘密的实战训练。数月近乎残酷的强化演习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山本似乎仍不满意。

有一次，渊田就在鹿儿岛和其他地点所取得的良好训练成绩，踌躇满志地对联合舰队航空参谋佐佐木说：“这回司令长官对我们总该满意了吧？”

“我向长官汇报时也以为他会满意。但从长官的口气与脸色来看，他并不满意，他好像还嫌攻击时间的间隔过长，他说应该设法缩短间隔时间。”

听了佐佐木的话，渊田很是失落。满心希望能得到山本司令官的褒奖，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11月1日，山本在“长门”号上亲自接见了渊田。渊田感觉到，殚精竭虑的山本面容略显憔悴，看上去苍老了许多，只有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珍珠港之战关乎帝国的生死存亡，联合舰队必须做好百分之百的准备，而绝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山本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继续对渊田说，“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希望你能理解我的一片苦心。”

“请长官放心，我等一定尽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渊田被山本的神情和话语深深感动，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先前的些许怨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里的海港静悄悄

1941年2月1日，初春的夏威夷，晴空万里。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的后甲板上，数百名水兵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站在最前排的是16位将官，随后是上百名校官，其中包括舰队所有参谋和舰长等。这些人屏神凝气，聚集于此，等待着一个神圣时刻的到来。

在《上将进行曲》雄壮的乐曲声中，一群高级将领昂首阔步地走过来了。走在最前边的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他庄严肃穆的神情一如既往，但步履似乎显得比往日沉重。

仪式开始，理查德森上将首先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声音依然铿锵有力，但其中明显透露出些许落寞：“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以舰队司令官的身份与你们讲话，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你们了。不过，让我备感欣慰的是，我将把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位异常杰出的优秀将领，他就是我的好朋友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金梅尔将军与我相识已久，我深知他的才能和为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杰出能力的司令官。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带领你们走向新的辉煌！”稍作停顿，理查德森故意提高了声调：“现在请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上将讲话！”

对于金梅尔来说，今天的确是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37年前的这一天，22岁的金梅尔小伙跨出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大门。今天，59岁的他踏上了“宾夕法尼亚”号的甲板，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官，达到了自己军人职业生涯的顶峰。他竭力按捺激动的心情，以洪亮的声音对众人说：“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我的作战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舰队保持最高水准和效率。今后，不管政府给我下达什么样的命令，我都会尽自己的全力去贯彻执行。同样，我对你们下达什么样的命令，也希望你们能够尽全力去执行！”

从这时起，金梅尔从理查德森手中接过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的权杖。之前多次向华盛顿提出“位置太突出很容易遭到日本偷袭”，因而反对将太平洋舰队进驻珍珠港的理查德森上将，被好友罗斯福总统勒令解甲归田。

第二天，夏威夷《檀香山广告报》上就有了一篇马克·马修斯记者的专题报道：金梅尔海军上将来自肯塔基，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现在他已成为太平洋舰队的新任指挥官，从此以后，我们将称他为“珍珠港的保护神”。

有个古怪绰号叫“老公”的金梅尔上将，1882年出生于肯塔基，父亲是南北战争时期南军的一名少校军官。受父亲影响，金梅尔幼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陆军军官，并试图考取西点军校，遗憾的是，他最终未被录取。无奈之下，金梅尔改变了职业方向，报考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最终如愿以偿。性格并不豁达的金梅尔在校期间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他想用自己的成绩向世人证明，西点军校错过了一个最优秀的人才，没有录取他金梅尔将是他们最大的遗憾和错误。

1904年，金梅尔从海军学院毕业。此后岁月里，他先后在“肯塔基”号、“弗吉尼亚”号和“佐治亚”号战列舰上服役，“一战”期间还出任过战舰的炮长。20世纪30年代初，金梅尔到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任职，1933年和1934年再次回到海上，担任战列舰舰队的参谋长。一直到1941年，他的个人档案中记载的全是他出色的工作业绩、对他的高度评价以及对他未来光明前程的美好祝愿，几乎所有的上级都对他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战争即将打响之际，金梅尔越过31名排在他前边的高资历将军，破格入主太平洋舰队，并由海军少将直接晋升为海军上将。

从表面上看，金梅尔在海军历史、战术和战略方面有着渊博的知识，是一名出色的海军军官。但他缺少创造性的智慧火花，为人刻板而缺乏幽默。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值得称赞和尊敬而不值得爱戴和不容易相处的人。他习惯在细节上花费大量时间，也过分注重事务的外在。他的28平方米的办公室，整洁得令人不可思议，各种摆设和家具极少。太平洋舰队有这样一个传言，你可以在漆黑的夜晚摸进金梅尔的办公室，并能在精确的地点准确地摸到一本书或者一支铅笔。办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对下属要求严格，屋里的摆放井井有条，这恰恰是一个参谋长或者参谋才应具备的素质。

和山本一样，金梅尔极其热爱自己的事业，对承担的工作殚精竭虑，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他们都会发脾气，山本生气的时候习惯跺脚，而金梅尔是把手边的书扔向墙壁。

尽管缺乏创造性和幽默感，但熟悉金梅尔的人都说他是一位值得称赞的指挥官，一个值得拥护的舰队司令。对于下属，他总是怀着诚恳的心态与他们交往。和他一起在食堂吃饭的士兵，从来没有感到过拘束。金梅尔也打牌，但是很少。更多的时间里，他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研究作战计划，或者静静地去看一本书。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金梅尔由于“玩忽职守”遭到了调查。调查团一位官员这样问他：“您是否对自己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一职进行过暗中活动，或者利用某些关系才得到了舰队的指挥权？”对此，金梅尔的回答是：“绝对没有，先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我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获得这一位置的。”

金梅尔麾下的太平洋舰队拥有战列舰9艘、航空母舰3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67艘和潜艇52艘，这是盟军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最大的一支打击力量。

一周后，2月7日，美国新任夏威夷陆军司令华特·肖特陆军少将来到了珍珠港。上午9时，在谢夫特陆军要塞的阅兵场上，肖特从前任司令官海伦陆军中将手中接过了绶带和旗帜，成为夏威夷地区的陆军指挥官，统一指挥该地区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步兵师和海岸炮兵、陆军航空兵等部队，开战前的人数总计为42959人。

热烈而盛大的欢迎午宴之后，在宽大的夏威夷陆军司令部里，肖特接受了陆军中将军衔的晋升。妇以夫贵，肖特太太一脸骄傲，亲自将新的军衔徽章别在丈夫的肩上，显得无比自豪。晋升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更是责任，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荣耀也可能是屈辱。很快，事实就将证明，对于不幸的肖特中将，结果恰恰是后者。

1880年出生的肖特比金梅尔大2岁，能在远东形势日益严峻的特殊时期出任夏威夷地区的陆军司令，说明肖特中将同样是美国陆军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曾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一起服役，两人的革命友谊长达39年。肖特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曾经在菲律宾和阿拉斯加等地服役，还曾跟随“大红一师”（美陆军第一步兵师）在法国参加了“一战”。他是从基层一级一级升上来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都干过，可谓履历丰富。来到夏威夷之前，肖特是美国陆军第一军军长，是一位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沙场老将。战事在即，美国当然要把最好的将领派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

除了海军舰艇和陆军地面部队，在夏威夷地区还有第三支打击力量，那就是在战争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航空兵。夏威夷地区的航空力量共由三部分组成：陆军航空兵由费列德·马丁少将指挥，下辖第十八轰炸机队和第十四战斗机队，分别以希卡姆机场和惠勒机场为基地，共有208架各型飞机；海军航空兵主要以卡纽黑和福特岛机场为基地，共有85架各型飞机；海军陆战队航空兵以伊瓦机场为基地，共有43架各型飞机。上述三部分总计有飞机336架。

共同的使命使金梅尔和肖特之间很快建立起革命友谊，两人经常主动携手出席公众活动。作为头面人物，他们面带微笑、并肩而立的照片，多次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除了谈论工作，他们还约定每两周举行一次高尔夫聚会。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看似融洽的动作更多是在作秀，他们谈球的时间可能比谈公务多。表面看似和谐，但其实和日本陆海军之间的关系类似，夏威夷的陆海军之间也是暗流涌动。两军相互独立，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指挥和协调。陆军负责地面和空中防御，海军只负责自己的海军基地。总体来说，海军负责侦察，但是雷达站归陆军管理。一旦有敌军入侵，空中和海岸的防御也完全由陆军负责。金梅尔和肖特按照各自的方式办事，缺乏关联信息的共享意识。金梅尔认为，陆海两军任务不同，只需要战略合作而不需要战术合作。此种意见肖特也深表赞同，殊可悲也。

早在1939年，就有人曾经对珍珠港的状况表示过担忧，他就是美国第一个空军五星上将亨利·阿诺德。那一年在视察夏威夷的防务之后，阿诺德公开警告说：“珍珠港停泊了那么多的军舰，我最喜欢的事莫过于找机会用空军把珍珠港炸烂。”阿诺德提出，那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统一指挥，这里“陆海军的职责分工是以海岸线划界，这个令人不安的主张在这里竟如此根深蒂固，可悲可叹”。

肖特就任后，立即对夏威夷地区的防御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在随后写给陆军部的信中，肖特提出，把飞机集中停放在惠勒和希卡姆机场很不妥当，这将给敌人集中攻击造成很大便利。他建议“为这些轰炸机、战斗机提供地下钢筋水泥掩体防护”，总预算约需要156.56万美元。3月15日，肖特再次致电陆军部：关于空袭最严重的问题，是陆海军机场防空的脆弱性。对于肖特的多次请求，陆军部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对此，肖特中将备感失望，他采取了一项看似精明实际却无比愚蠢的措施。肖特认为，居住在夏威夷的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随时可能对飞机进行破坏，因此下令将飞机密集地排列在跑道与停机坪之间的滑行弯道上——就像当年曹孟德将战船连在一起一样——以便统一采取安全警戒措施。这就使得一旦遭遇空袭，只要一颗炸弹在这里爆炸，就会迅速波及所有飞机！

5月初，罗斯福命令马歇尔上将提交一份评估夏威夷抵御日本进攻防御能力的报告。在看了马歇尔呈上的报告后，总统放心了。马歇尔在报告中如此写道：

由于瓦胡岛的工事构筑、岛上的驻军以及岛上的地形，该岛据信是世界上最强的堡垒。

由于岛上拥有足够的防空力量，敌人的航空母舰、护航舰艇以及运输船在进入约1300公里距离时就开始遭遇我方拦击。在进入320公里内我们的攻击力将更强，敌军将遭到狂轰滥炸，我们最现代化的歼击机又能给予密切支援。

如将目前正在进行的空军调动包括在内，夏威夷将有35架最现代化的飞行堡垒，35架中型轰炸机，13架轻型轰炸机，150架歼击机，其中105架是我们最现代化的。此外，夏威夷能得到陆基重型轰炸机的增援。面对这样一支庞大力量，对瓦胡岛发动大规模进攻完全是不可取的。

在报告最后，马歇尔针对35架飞行堡垒，亲笔写了两句话：“即将于5月20日飞往夏威夷。如果形势恶化，这些轰炸机可立即派去。”

对于马歇尔写给总统的这个报告，金梅尔和肖特都一无所知。

相比肖特而言，金梅尔的工作更加勤奋。为了能把工作干好，他把妻子留在了加利福尼亚。他的参谋长史密斯上校问他“为什么没把夫人带来”时，金梅尔说，“喔，说实话，史密斯，我觉得家庭在身边是不能干好工作的”。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他知道金梅尔夫人几乎一直在海军中生活，她完全能够正确处理因为丈夫职务带来的各种问题。

金梅尔对下属要求严格，对自己则严上加严。一位美国人评价说：“在穿海军军装的人中，几乎再也找不到比他更有觉悟、更努力工作、更爱国和更真诚的人了，他是很值得他的军官对他忠诚的。这种忠诚是一贯的，在他生前和死后一直如此。”

比肖特采取的行动还早，金梅尔早在2月15日就向太平洋舰队所有部队发出了第二号密令，密令中有这样的语言：

敌人在宣战之前很可能会采取以下措施：一、偷袭珍珠港的美国军舰；二、使用潜艇偷袭航行在大海上的美国船只；三、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发生。

在命令中，金梅尔做出了这样的提醒：一艘潜艇的攻击，可能预示着一支大型舰队包括航母舰队的存在。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金梅尔的判断无比正确，可……

金梅尔犯了一个导致最终悲剧的致命错误，他没有要求空军进行中远距离的巡逻飞行，以保护珍珠港的空中安全和随时发现可能来袭的敌军舰队。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轻敌思想在作怪。金梅尔坚信，日本根本不敢向强大的美国发动进攻，更别提在固若金汤的珍珠港了，因为“那将是极端可笑而愚蠢的”，他们敢来那简直就是送死。

不仅如此，金梅尔先后在4月22日、5月5日、5月16日三次写信给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指出太平洋舰队从兵力、舰艇人员到武器弹药、防御夏威夷的巡逻艇，以及对孤岛基地的补给等，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并一再强烈要求迅速加以改善。在最后一封长达11页的信件中，金梅尔向斯塔克阐述了多达6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太平洋舰队的人员稳定。之前，海军部经常从这里抽调有经验的作战人员到新的舰队服役，从太平洋舰队抽取的人员占了总数的72%，而从大西洋舰队抽走的只有28%。

二是太平洋舰队防空力量薄弱。现有飞机的数量和飞行员的技术水平无法保证珍珠港和整个西太平洋的安全。

三是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他和肖特一样，数月来一直抱怨人员、飞机和雷达短缺，希望能够给予补充。

金梅尔和肖特都不太清楚华盛顿总体战略的变化。由于马歇尔和斯塔克的倡导，美国逐渐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罗斯福此时的注意力在大西洋，美国的战争物资正源源不断地运往与希特勒殊死战斗的远房表亲英国，甚至那个连远亲都算不上的中国以及原来敌视的苏联，都从美国拿走了不少物资。更糟糕的是，本应用来支持金梅尔的大部分“空中堡垒”被送到了菲律宾，变成了麦克阿瑟手中的王牌，因为那里离日本人更近。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些“堡垒”放在夏威夷和菲律宾差别不大，最后都成为日本人盘里的美味佳肴。跑到菲律宾还更远一点，费的油也更多。

四是兵力严重不足。金梅尔指出，1941年初，太平洋舰队的1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7艘驱逐舰，也就是说将近1/4的兵力被调到大西洋舰队。与日本强大的联合舰队相比，目前太平洋舰队在实力上存在明显差距。为了在西太平洋对日本人进行攻势作战，太平洋舰队必须补充更多装备和舰艇人员。现在的力量连防守都困难，何谈进攻？官兵的素质也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现有官兵中25%服役时间未满一年，部分舰艇上这样的人员超过了50%。

五是猛烈抨击“重外交轻军事”的国家政策。金梅尔认为，“在我看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军事威慑力量。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看他的外交有多强硬，而是看他的军事有多强大”。没有实力何谈外交？说的真是句句在理呀！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金梅尔强烈要求斯塔克上将给他“提供更多更及时的情报”。金梅尔请求“在发生紧急事态时，要尽可能利用最快速度和最可靠的方法向我们通知其一切进展情况”。从后边的进程可以看出，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斯塔克的重视。为了保密，华盛顿很多重要的消息并没有通知珍珠港。像赫尔国务卿向野村吉三郎大使、来栖三郎特使递交《赫尔备忘录》这样的重大事件，金梅尔和肖特一点都不知道。

前文说过，美国此时已经能够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其功臣就是密码破译专家威廉·弗里德曼。1940年8月，弗里德曼通过一台仿制的“紫色密码机”首次成功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后来被统称为“魔术”系统。之后美国海军就开始制造这种密码机。第一批4台于1940年11月制成，至开战前夕制成了8台，并令人满意地发挥了外交雷达的威力。期间，日本外务省与野村的往来电报，以及发往各领事馆的电报大部分被美军破译。通过这些被破译的电报，美国将日本的真实意图和未来动向看得清清楚楚。换句话说，在谈判桌上赫尔很清楚野村哪些话是真的，哪些话是假的。罗斯福和赫尔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出色的表演者。他们在与野村和来栖的谈判中真戏假唱，不露丝毫痕迹，心中窃笑着任由对手在那里虚情假意地表演。

美国造出的8台“紫色密码机”是这样分配的。首先给英国人3台——这美国人也真够大方的。剩下的留在华盛顿4台，分给陆海军各2台。菲律宾因为被认定为日本可能最先攻击的目标，那里也是截收日本电讯最好的地方，所以也分了一台。老酒一直有点纳闷，当时英国人主要在对付德国人，美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少给他们一台，而大度地给太平洋最大的军事基地珍珠港一台呢？事实上远不止此，整个1941年，美国把许多机密情报毫无保留地发给了英国，却没有告知自己人肖特和金梅尔。

当金梅尔得悉菲律宾有“紫色密码机”后，便强烈要求华盛顿也给珍珠港一台。1941年4月22日，海军情报局远东处处长阿瑟·麦科勒姆中校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如果你们掌握了外交密码，对你们每天的工作可能会大有裨益，然而这将会有难以解决的保密等问题，你们肯定能得到想要的材料。但是政治领域中采取行动总的说来取决于政府，而不是由海军舰队来决定。”换句话说，纵然你和你的舰队对政治有兴趣，但你也影响不了它。弱智的麦科勒姆中校认为，外交电报对军事行动并无多大帮助。

密码机不给也就算了，那你们破译出来的东西让咱瞧瞧总可以吧？回答是也不行。为了保证“魔术”系统的秘密不至于外泄，有资格阅读“魔术”情报的高层人士只有十二位，这些人被统称为“十二使徒”。他们包括：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部长史汀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总统军事顾问埃德温·沃森，陆军作战计划局局长伦纳德·杰罗，陆军情报局局长谢尔曼·迈尔斯，海军作战计划局局长特纳，海军情报局局长迪奥多尔·威尔金森等。

这其中没有金梅尔和肖特，也没有坐在火山口上的麦克阿瑟。可笑的是，斯塔克还一直错误地认为，金梅尔能够看到“魔术”系统破译的情报。

尽管“魔术”系统不能破译更加复杂的军事情报，但是如果能对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文进行解读，肯定能够找到敌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蛛丝马迹。阅读范围的局限性影响了“魔术”威力的充分发挥。

几个小例子就能简单说明问题。1941年9月24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情报部的小川贯玺要求外务省，通知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喜多长雄总领事，要求分五个部分报告美国太平洋舰队主要舰船在不同水域的停泊位置。这封预示着日本海军可能对珍珠港有着特殊关心的重要电报，成功地被美军陆军部夏威夷情报站截获。这封电报9月28日通过轮船送往旧金山，到达华盛顿陆军部的时间是10月3日，陆军部情报局翻译完已经是10月9日。但是“十二使徒”之一的迈尔斯准将认为，这是有关海军的电报，与陆军无关，就将情报转给了海军部。海军情报局翻译处处长阿尔文·克雷默少校只在电报上打了一个星号，表示“可供参考”，而不是打两个星号表示“急件”。克雷默认为，这封电报不过是“日本外交部门想要简化通信联络的办法”而已。真不知道，得出这样结论的依据何在，这封重要的情报就这样闲置了。

同样在开战前夕的12月3日，“魔术”破译了外务省发给喜多的电报，要求每天汇报港内军舰的进出情况，以及在珍珠港上空有无阻塞气球，水中是否有防雷网等问题。但是“魔术”同时发现，日本对菲律宾、美国西海岸和巴拿马等地区也表现出同样的兴趣。这一情报同样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

12月5日，“魔术”及时截收到日本间谍吉川猛夫发自夏威夷的情报，报告当天珍珠港内的舰只情况。可是直到战争打响，这份重要的情报还躺在文件筐里，没人过问。

三年后，1944年11月6日，斯塔克的后任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如果海军部能够把掌握的所有情况做出适当评价并转发下去，我看金梅尔将军在12月7日上午对太平洋舰队所作的部署，就不至于变得像当时实际看到的那种情况吧！”

在美国海军中，斯特克是有名的亲英派，这正好与他被免职后接替作战部长职务的金上将相反。金上将看英国人是咋看咋不舒服，有时甚至比看日本人还不顺眼。而斯塔克对与英国有关的事情都非常上心，对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就缺乏重视。不重视归不重视，作为海军作战部部长，下边反映的事也不能撒手不管。给他写信的人怎么说也是个舰队司令，斯塔克还是对金梅尔的信件认认真真地进行了阅读。他对金梅尔信件的最后结论是：无病呻吟，杞人忧天。

斯塔克认为，美国已经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相对于太平洋而言，大西洋更加重要，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本来就是准备采取战略守势的。他认为金梅尔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缺乏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说得好听点就是“不讲政治”。但人家接二连三地给你写信，你老不吭一声也不合适。斯塔克觉得有必要把金梅尔召到华盛顿当面聊聊。有所求的金梅尔自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像麦克阿瑟那样领导来了故意躲开不见的牛人毕竟不多。

1941年6月3日，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和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在华盛顿宴请了大西洋舰队司令欧内斯特·金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小小一张桌子旁，坐着战争年代世界第一海军的四大金刚，这张桌子足可以当收藏品了。美国此时的目光盯在欧洲，所以两位领导好像对金上将的发言更感兴趣，金喋喋不休的发言占去了大部分时间。金梅尔回来不是仅仅为了吃顿饭，他也利用不多的时间积极发言。在重述了之前信中提到的观点之后，他把问题最后归结到：鉴于珍珠港特殊的地理条件，一旦战争爆发，停泊在港内的军舰要三个小时才能出港，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及时接到预警，使得敌人进攻的时候舰队不在港内”。

尽管对金梅尔的发言不很赞同，可人家毕竟大老远跑回来了，斯塔克还是决定让金梅尔去见见总统，让他亲口告诉罗斯福那些潜在的危险。

6月9日，金梅尔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见到了罗斯福总统。还没等金梅尔哭穷，罗斯福就询问金梅尔，鉴于目前大西洋日益紧张的不利局势，能否再从太平洋舰队抽调三艘战列舰，去加强那里的防卫力量？

哭笑不得的金梅尔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我不能赞同，总统先生。”

罗斯福继续解释说：“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告诉我，太平洋舰队有6艘战列舰就可以，斯塔克甚至说有3艘就足够了，他还建议除了刚才那3艘之外，再抽调3艘战列舰去执行其他任务。”

要是老酒听到这话，肯定该暴跳如雷大骂“放屁”了。但金梅尔毕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体面人，他略显惊讶地向总统表示：“那他简直是发疯了！”

罗斯福微笑着告诉金梅尔：“我也认为他是发疯了。我已经告诉贝蒂（斯塔克），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那是一个愚蠢的主意。”

金梅尔接着向总统恳请：“无论如何，太平洋舰队的实力不能再削减了。那样做的后果等于告诉日本人，你们可以随时放心大胆地来进攻。”

罗斯福微微点头：“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

告别了罗斯福的金梅尔怅然若失。他清楚总统目前并没有给他增加兵力的打算，但暂时也不会再从他这里抽调更多的兵力，总体来说还算不虚此行。

作为美国太平洋上的最大军港，珍珠港有一个类似于旅顺军港的致命缺点。那就是对外只有一条长长的细水道，最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艘大型舰只，因此它也被美军自称为“该死的扑鼠器”，太平洋舰队全体舰只进出一次，需要三个小时以上。因此，许多海军指挥官不希望对战舰设置防鱼雷网，因为那将导致舰队的机动能力更差。但这并没有消除斯塔克对飞机施放鱼雷的担心。6月13日，他向各海军军区司令官分发了一个文件，题为“关于防止鱼雷攻击的设置”，这份文件也同样送交了金梅尔。在要求各海军基地预防鱼雷攻击的同时，斯塔克在文件最后画蛇添足地指出：“我们设想，要使飞机施放鱼雷成功，水的深度必须至少达到22.9米，同时鱼雷必须在水中航行183米左右才能启动爆炸装置。在水深12.2米以内，鱼雷可能不会航行而会直坠海底。”

根据斯塔克最后的几句指示，金梅尔在召集大家研究后认为，珍珠港不存在遭受鱼雷攻击的危险，给军舰设置防鱼雷网毫无必要且是累赘，理由是它“将使航道变窄，限制舰船的出入”——他们难道这么快就忘了意大利人在塔兰托的教训吗？

1941年9月9日，金梅尔上将组织参谋人员制订了《太平洋舰队作战计划》，该计划很快得到海军作战部的批准。这项计划包括：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就从东面威胁日本的南进。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侦察和突然袭击马绍尔群岛计划》提出：开战后第二天，一支以两艘航空母舰和三艘战列舰为基干的先锋部队将从珍珠港出击，开战后第六天至第九天对马绍尔群岛进行侦察，此后暂且退避，在海面上与主力部队会合。这支主力部队于开战后第五天从珍珠港出发，以一艘航空母舰和六艘战列舰为基干并运载海军陆战队，在开战后第十三天前后向马绍尔群岛发起进攻。

可以看出，金梅尔的作战计划与日本海军军令部的预料不谋而合，真可谓“狗熊所见略同”，双方基本停留在同一战术水平上。

由于过分轻敌，太平洋舰队对情报的收集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11月25日是南云舰队从单冠湾出击的那一天，华盛顿的美国海军情报局在这一天提供了一份关于日本舰队主力舰只所在位置的报告，这份报告对攻击珍珠港南云机动部队所属6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的所在位置做出了这样的推断：“赤城”号、“加贺”号航母在九州南部；“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航母在吴军港附近；“比叡”号战列舰在佐世保军港附近；“雾岛”号战列舰在吴军港附近。

金梅尔和肖特都清楚，日军航母舰队主力已经离开了本国水域，但11月底忽然无影无踪。大家普遍认为，这些舰只可能是随着侵略部队南下，前往菲律宾、泰国或克拉半岛去了。12月2日，金梅尔上将把舰队情报参谋爱德华·莱顿少校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莱顿少校曾于1937年4月到1939年3月担任过美国驻日使馆的海军副武官，是海军中有名的“日本通”，操一口比日本人还流利的日语，对日本的情况特别是海军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金梅尔问莱顿：“情报参谋，在你交来的《11月30日日本航空母舰位置推测表》中，没有说明第一航空战队‘赤城’号、‘加贺’号和第二航空战队‘苍龙’号、‘飞龙’号的所在位置，你认为它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不久之前，莱顿忽然发现所有日本战舰的呼叫信号变了，这往往预示着重大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但无线电通信和对未破译出来的日本舰队密码所做的定向分析表明，联合舰队的主力仍在濑户内海，可能只有一艘航空母舰远在东面的马绍尔群岛。“最近没有收到有关这些航空母舰所在位置的确切情报，因此无法说明它们的准确位置。如果要我推测，估计这些航空母舰在吴军港方面。”莱顿支支吾吾地说。

金梅尔一听，勃然大怒，马上追问：“什么？你竟然不知道日本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航空战队的所在位置？”

莱顿知道会受到司令训斥，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知道。我估计它们还在日本本土水域之内，但具体所在位置不清楚。不过，除了这两个航空战队，其他航空战队的所在位置我是确有把握知道的。”

金梅尔便以紧张时经常出现的那副严肃神情两眼直盯着莱顿说：“言下之意，是不是要等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航空母舰绕过钻石角（檀香山东南面之海角），你才能知道？”

“我希望在此之前我就能发现他们，将军。”说完，莱顿狼狈不堪地离开了司令官的办公室。

说心里话，金梅尔并不十分着急，他认为日本航母的去向更应该是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上将考虑的事情。华盛顿陆海军情报部门收到的类似传闻，都没有十分明确地断定夏威夷是日本作战计划的焦点。金梅尔也认为，按照合乎逻辑的军事见解，菲律宾、马来半岛或者荷属东印度同5000公里外的夏威夷相比，都可能是日本更为明显的目标。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些“失踪”的舰船正朝着他的珍珠港气势汹汹地杀将过来。当天，金梅尔甚至给斯塔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太平洋舰队缺少辅助舰只，1942年2月之前不可能在西部太平洋对日军发动任何进攻。

几天前，11月27日，在接到斯塔克上将要求加强防务的电报之后，金梅尔上将在司令部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陆军司令官肖特中将，航母舰队司令官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夏威夷陆军航空兵司令马丁少将，肖特的参谋长莫里森中校，金梅尔的作战参谋马克莫里斯上校，第三特遣舰队指挥官布朗海军少将等。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向威克岛和中途岛运送一批飞机，以加强那里的防务。至于关岛，由于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一旦开战，想保住的可能性根本没有，索性破罐子破摔，放弃了事，而中途岛和威克岛增加防守力量还有守住的可能。

由于陆军部和海军部刚刚给夏威夷增派了50架最新型的P-40战斗机，马丁少将认为，应该将这些最棒的玩意儿留在珍珠港，换一些破旧的老式飞机到那两个地方去。其理由是，一旦那里遭到攻击，损失掉那些旧飞机也没什么可惜的，损失同样就是少很多。看来，马丁少将对守住那两个岛根本没有信心。

肖特中将却不这样认为，他提出应该把最好的东西放在最前沿，因为那里才最容易受到日本人的攻击。莫里森中校并不赞成自己司令官的意见，他提出相对于威克岛和中途岛来说，夏威夷才是最重要的，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守卫瓦胡岛。如果这些最新式的战机运走，将会大大降低珍珠港的防卫能力。

“你怎么这么担忧瓦胡岛的防御呢？”金梅尔问道，“你认为我们随时有被袭击的危险吗？”

“日本人有这样的能力。”莫里森回答。

“我也承认日本人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可能性呢？”金梅尔把头转向了马克莫里斯，“你认为日本人会对我们发起空袭吗？”

“将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马克莫里斯上校爽快地回答道。

根据哈尔西的主张，会议决定将海军航空兵部队的12架“野猫”战斗机派往威克岛。负责运送这些飞机的是由哈尔西率领的以“企业”号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特混舰队，出发日期是第二天，也就是11月28日。

散会以后，金梅尔留下哈尔西一起吃午饭。他们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同班同学，哈尔西对金梅尔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在他退役之后，还花了很大精力试图为他认为蒙冤的老上司金梅尔平反。

“比尔，”饭后，金梅尔对哈尔西说，“你想不想把那些战列舰也带上？”

“见鬼，一点也不！如果我碰到不得不撤退的情况，我可不希望有任何事物会干扰我的行动。”哈尔西认为，一旦与日本舰队相遇，那些战列舰几乎无法保护美国的舰艇，而保证安全的最大要素是速度。

金梅尔非常理解老朋友的说法。那些看似威力巨大的战列舰太老了，它们拼了老命才能勉强跑出20节的速度。而航空母舰、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开足马力，速度都能超过30节。

两人就执行威克岛支援任务的细节谈到了晚上，哈尔西准备起身向司令官道别。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就问上将：“我说，金！我想请你明确地告诉我，你到底希望我干到什么程度？要是遇上日本的舰艇和飞机，那该怎么办才好？”

“见鬼，”金梅尔回答道，“用你自己的常识判断，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1月28日早晨7时，哈尔西率领的特混舰队从珍珠港拔锚出发，舰队的核心是航空母舰“企业”号——该舰从此时亮相一直坚持到了战争结束。担任护航的有3艘重型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它们无疑都是幸运儿。哈尔西的舰队中没有战列舰。

你不是要我见机行事吗？那我就按自己的意见办。舰队刚刚离开珍珠港不久，哈尔西就命令“企业”号舰长乔治·默里上校发布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一、“企业”号从现在起进入战斗状态；二、做好随时能够投入战斗的准备；三、也许会遇上敌人的潜艇。

哈尔西要求所有的战机都带上炸弹或鱼雷，把鱼雷上供演习用的弹头换上实战弹头，如发现敌舰和敌机，飞行员应立即击沉或击落之。

作战命令使得整个特混舰队一片欢腾，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揍日本人了。但此时日美尚未正式开战，作战参谋威廉·布莱克中校拿着油印的战斗命令气喘吁吁地找到了哈尔西，带着疑惑不解的神色向指挥官问道：

“将军，是您签署的这个命令吗？”

“是的。”

“您知道这项命令意味着战争吗？”

“当然知道。”

“见鬼！将军，您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发动一场战争，谁能担负起这个责任？”

“我！”哈尔西的牛眼狠瞪着布莱克，“如果发现敌人过来就先发制人，有什么争论以后再说！”哈尔西的回答就像他的绰号“蛮牛”，高高的声调中透着蛮不讲理。

舰队停止了所有的无线电通信。白天派出反潜巡逻机负责戒备，每天早晚两次出动侦察机在舰队周围500公里的范围内搜索敌机敌舰。可以说，如果那时发现了攻击夏威夷的日本先遣部队的潜艇，那么太平洋战争也许会因美国先放第一枪而爆发。

12月5日，由威尔森·布朗海军少将率领的往中途岛运送战机的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的特混舰队踏上了幸运的征途。珍珠港遭到袭击时，他们离夏威夷已经有1500公里之遥。

12月6日，华盛顿收到了英国海军部发来的一份电报。那支几天前从海南三亚港出发的庞大日本舰队，其中至少有35艘运输舰、8艘巡洋舰、20艘驱逐舰，正向马来半岛的方向高速移动。海军部大楼里，诺克斯与斯塔克、特纳、诺伊斯及其他海军高级将领召开了碰头会，长时间地讨论了日本人可能的作战意图。

“先生们，”诺克斯问，“日本人会打我们吗？”

“不会的，部长先生。”之后在太平洋战场被誉为两栖登陆作战大师的里奇蒙·特纳少将回答道，“他们要打的是英国人，他们还远远没有做好打我们的准备。”

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美国人和当年的俄国人一样，身为白种人的优越感根深蒂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真敢先动手打他们。

第二天早上，在《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民众在看了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有关海军状况的报告后，备感欣慰。诺克斯说：“我自豪地向你们报告，美国人民可以完全信赖自己的海军。据我看来，我们官兵的忠诚、士气和技术水平无可匹敌。不论用什么标准来评判，美国海军都是最强大的。”

同样在12月6日清晨，位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金梅尔上将也显得十分悠闲，他正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战地记者约瑟夫·哈士奇的采访。

“将军，这里会发生战争吗？”哈士奇问。

“不会的。”金梅尔回答。

“您是否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如此确信这儿不会发生战争？”

“好的。你近几天在到处跑，可能还不知道，德国已经宣布他们对于莫斯科的进攻行动进入了冬季。这意味着至少在这个冬天，莫斯科不会陷落，也就意味着日本人不能在太平洋上发动对我们的攻击，他们不可能冒险进行两线作战，他们绝对不会冒这个险的。相反，如果莫斯科沦陷，他们就会放手打我们，而不用担心背后遭到俄国人的攻击。”金梅尔上将面带微笑，一脸自信地侃侃而谈。

“日本人绝没有那么傻！”上将稍作停顿后幽默地补充。

海港魅影

1941年3月27日上午，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属豪华客船“新田丸”缓缓靠上了檀香山码头。

排水量达20000吨的“新田丸”是来往于日本横滨和檀香山之间的定期班轮。像往常一样，船刚靠岸，码头上就响起一片嘈杂的声音。岸上的人群中有两个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高举着一块小牌子，上边用日文写着，“接东京来的书记官森村正”。

很快，从船上下来一个身材高挑、相貌英俊的年轻人，随两人一起钻进了领事馆的汽车绝尘而去。就在不远处，也有两个人机警地关注着这一切。其中一个貌似领导的人对另一个人说：“记住，这是日本领事馆新来的书记官，叫森村正，29岁，要尽快查清这个人的所有底细。”说话的两个人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对领事馆新来的每一个人，进行详细调查是他们必做的功课。

军令部对袭击珍珠港计划提出的疑问中，能否及时掌握珍珠港内美军舰队的情报是一个头等关键的问题。这一问题最终也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偷袭珍珠港，日军能够大获全胜，一位之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同样功不可没，他就是刚刚从船上走下来的那个年轻人。

将制订珍珠港作战计划的任务下达给大西泷治郎之后，山本立即要求小川贯玺尽快搜集有关珍珠港基地的详细情报。

之前小川已经安排了一个谍报小组在夏威夷群岛一带活动，小组的领头人是一个落魄的德国人，叫奥托·库恩，还有一个和尚和两个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库恩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历史学家，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夏威夷的书。库恩的大儿子原来是那个20世纪最“杰出”宣传大师戈培尔的秘书，后来他们一家得罪了戈培尔，被勒令滚出德国，就在1935年来到了檀香山。来到夏威夷的库恩又因投机房地产买卖失败赔光老本，被迫从事间谍工作来维持生计。库恩还是德国人的间谍，同时从德国人手里拿马克并从日本人手里接美元。比起佐尔格和即将露面的吉川猛夫来说，库恩无疑是很蹩脚的。他除了在日本人面前夸口说自己交往甚广，实际上并没有做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胆小怕死，他的情报来源基本是报纸、广播以及和他女儿厮混的美国军官。这些肤浅的情报根本无法满足实际作战的需要。况且随着战争日益临近，从广播或报纸等公开途径获得情报已经越来越难。

小川思索良久，决定向夏威夷另行派出一个海军情报专家。未雨绸缪的小川早已准备好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这是一个身材细长的年轻人。

年轻人的名字叫吉川猛夫。虽然已经有29岁，但吉川的相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和几乎所有日本海军军官的经历一样，吉川1933年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毕业时还是学校的游泳冠军，剑道的排名是第四，这也为他将来在珍珠港大显身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之后，吉川先后在多艘舰艇上服役，后来陆续到水雷学校、炮兵学校和航空学校深造。吉川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喝酒，最后因为饮酒过度，连胃都烧坏了，不得不暂时退伍。因为之前有着不俗的经历，他后来被吸收进军令部情报部当了预备役军官。刚开始在英国课，后来又调到美国课。吉川的主要工作就是从堆积如山的资料中筛选有价值的情报，长期从事这项烦琐的工作使他练就了一手硬功夫，那就是对美英两大海军强国的各型舰艇和装备如数家珍、耳熟能详。在军令部，吉川有个唬人的外号，叫作“美国海军百科全书”。

早在1940年5月，情报课课长山口文次郎海军大佐就询问吉川，愿不愿意接受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深入虎穴珍珠港去搜集美军的情报。对此，喜欢接受挑战的吉川满口答应。为了把戏演得更真一点，山口文次郎告诉吉川：“你要以外务省官员的身份去。为了不引起敌人以及外务省一般人员的怀疑，已经联系好你去参加外务省的书记生考试。在此之前，你要加紧学习，提高英语水平，随时准备奔赴珍珠港。还有，你不能再是光头了，头发要马上蓄起来。”

吉川过去从未有过从事间谍的经验，左手的食指也断了一节。作为一名间谍，这是致命的缺陷，因为很容易被对手识别。但祸兮福之所倚，吉川的这一“缺点”后来恰恰成为他瞒天过海的一个有利因素。

欣然受命的吉川脱去了军装，开始留起头发，并到东京大学去学习国际法和英语。在随后外务省书记生的公开招考中，吉川以普通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考试。尽管他在有关外交知识方面的考试中成绩很糟，还是意料之中地被破格录取。从此，海军预备役少尉吉川猛夫变成了书记生森村正。这个名字是外务省一名官员给起的，因为它对外国人来说，既不易发音又很难记住，颇具隐蔽性。

1941年初，吉川接到了到檀香山领事馆履职的命令，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3月20日，外务省新任命的檀香山总领事馆“森村正书记员”登上了由横滨开往夏威夷的“新田丸”。一星期后，吉川抵达檀香山。在这里，他将与美国的特工人员明争暗斗，一决高下。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领事馆新来个年轻人算不上什么大事，一切看似都平淡如初。只有喜多长雄知道吉川的真实来头。喜多也是不久前刚从中国的青岛调过来的，他是前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的忠实粉丝，自然也就赞成日本对西方开战。当天晚上，喜多就秘密接见了吉川。他嘱咐吉川放心工作，他会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刚到珍珠港的新人吉川马上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

初到夏威夷的吉川立即集中精力去搜集有关停泊在港口的美军舰船的情报。他以游客身份乘坐游艇穿梭于夏威夷群岛的各个小岛。过去在军令部几乎每天都要仔细琢磨的沙盘模型，现在已鲜活地展现在眼前。经过一番考察，吉川发现，只有檀香山所在的瓦胡岛驻有海军舰队，于是便把重点瞄向了这里。

由于事关重大，除了喜多，吉川信不过任何人。他决定一切工作都亲力亲为。为了能搜集到第一手情报，吉川可谓煞费苦心。一天，吉川装扮成一名菲律宾籍劳工，混在珍珠港的建筑队伍中。身穿橄榄绿无领衫、手提饭盒的吉川，看起来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工间休息时，不时贼眉鼠眼地东张西望，走在路上看似无意地敲敲储油槽等。在吉川看来，这一天的繁重劳动有些不值得。除了意外发现油槽里装满船用柴油外，一无所获，甚至连码头区都未能混进去。他也曾混入美军俱乐部去打工，但是除了学会用美国人的方式洗盘子和夏威夷式的扫地习惯，有价值的东西一点也没弄到。

吉川经常穿上破旧的衣服装成流浪汉去翻弄珍珠港外的垃圾箱，企图从垃圾的多少来判断停泊在港内舰船的数量，从而计算出太平洋舰队舰船的出港规律，还可以从垃圾上的文字来判断这些舰船的航线和起点。这还真是个绝招，美国人的环境管理很严，不得向港内倾倒垃圾，港外的这些垃圾为吉川的情报分析提供了方便。但他很快又发现，光靠这些根本弄不到真正有价值的情报。

几次类似的盲目行动几乎一无所获，这使得吉川非常懊丧。这样下去，不仅要辜负军令部的厚望，说不定哪天还会把自己搭进去。看来光有勤奋努力是不行的，还要有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无奈之下，吉川只好去寻求喜多的帮助。问明情况之后，见多识广的喜多果然给吉川出了一个好主意。

“这样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珍珠港后面的阿莱瓦山坡上有一家日本人开的饭店，名叫春潮楼。那里地势很好，可以俯瞰珍珠港全景，每日港内舰艇的进出情况在那里都能很清楚地监视到。”

第二天，春潮楼的女老板藤原波子接待了喜多和年轻英俊的吉川。当得知吉川是爱媛县的老乡时，“两眼泪汪汪”的藤原波子对吉川显得更加热情。

“啊，你是森村正先生，喜多的同事和朋友？太好啦，姑娘们来见客吧。”

几个艺伎从后面姗姗而出，一看就知道是美籍的日本女子，身上虽然穿着和服，脚上却蹬着高跟皮鞋，个个浓妆艳抹，风骚异常。

“快，带森村正先生上楼。安排最好的房间，对，就去面向大海的那一间。”

吉川被一名艺伎带到楼上。从窗口望出去，整个珍珠港果然一览无遗，威武的战列舰、航空母舰、重巡洋舰以及其他战舰进进出出的情况尽收眼底。兴奋的吉川马上决定在这里住下来。——因公泡妞还算上班出勤，这活儿真不赖。军令部给吉川的经费是每月100美元，他自己每月还有150美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足够吉川大手大脚地挥霍了。

每天除了与艺伎厮混，吉川更多的是独自倚在窗口仔细观察，记录港内美军舰船的类型、数量和活动规律，当然记录时用的是只有他才能看懂的符号。时间长了，他渐渐掌握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规律。这些情报都是他通过第一手观察得来的，完全可靠。每隔一段时间，吉川就会把情报汇总报给喜多，再由喜多用密码发回东京。这些情报也成为山本拟订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基础。

吉川不失时机地扮演着“浪荡公子”的角色，和几个艺伎都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且丝毫不吝惜钞票。他有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论：“任何一个倾心于追逐维纳斯的人，在别人眼中都会少一份间谍的嫌疑。”

事实也印证了他的想法，这些放荡行径还真掩护了他。吉川的往来电话当然会受到美国特工的窃听。一次，一个艺伎打电话到领事馆找吉川，从电话音量的微弱波动，敏感的吉川立即意识到有人在窃听。狡猾的吉川将计就计，故意抓住电话和艺伎没完没了地长谈，淫声浪语不绝于耳，美国情报人员也算免费收听黄色音频直播了。最后，那位老兄气愤地拔下窃听插头骂道：“下流坯！”

从吉川到檀香山的第一天起，美国联邦特工人员就开始了对他的跟踪。很快吉川就发现，他已被一辆装有天线的黑色小汽车“尾随”上了。联邦调查局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们要求美国在东京的情报机构配合调查。驻东京的美军情报人员调查了森村正进入外务省的经历，最后的结论是：吉川是东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确实是通过正常外务省招聘程序才进入外务省的。——日本海军情报部门事先的精心策划成了美国人解除对吉川戒备的保护伞。加上美军情报人员清楚吉川缺一根手指，就错误地认为，日本情报机关不可能选择如此有明显体貌特征的人来当间谍。他们判断吉川不过是个风流浪荡的小人物而已，从此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作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春潮楼老板藤原波子依稀看出吉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花花公子，因为她的姑娘们经常跟她谈起吉川的一些怪癖。比如，吉川喜欢用聊天或者打赌的方式和久居于此的人聊天，在乘坐出租车时经常会在去一个地点的途中多次换车，在观光时对那些美丽的风景不感兴趣，反倒特别注意观察地形地貌等看似无聊的东西。一个叫小泽的艺伎告诉藤原，有一次，她陪吉川在瓦胡岛一个很无聊的地方逗留了很久，直到她多次催促，吉川才恋恋不舍地答应一起回酒店，走的时候还一步三回头。藤原还发现，吉川经常穿着渔民和农民的衣服一大早偷偷地溜出饭店。从这些细节，藤原判断，吉川肯定担负有特殊的使命，因为瓦胡岛上除了军事基地，没有什么可以特别留恋的东西。藤原并不想深究此事，她只是一个生意人，只在乎吉川是有钱人，而且从来不会欠账。

初夏的夏威夷已非常炎热，人们纷纷来到海滨纳凉。吉川像常人一样穿上了印有英文“欢迎”字样的鲜艳衬衣，挎着情意绵绵的艺伎，像普通游客一样坐上檀香山空中观光飞机，在瓦胡岛上空来回兜风。在这些场合，艺伎成了吉川最好的保护伞。在一般人看来，他们不过是一对普通的情侣。飞机在天空中一圈圈盘旋，珍珠港基地和瓦胡岛上的几大陆上机场尽收眼底。吉川的眼睛搜索着每一个细小的角落，默记着那些需要的数据，如机场跑道的走向和长度、停机数量的多少等。这些都深深印在他脑子里。在他的旅行中，通常都携带一名艺伎或一名领事馆内的服务员，因为独行很容易受到岗哨的各种盘问。

吉川的主要目标在瓦胡岛。除了坐上汽车每周两次在瓦胡岛上来回转圈，他还每天躲在春潮楼上观察珍珠港港区。有一次，他带上饭盒混在劳工队伍里，在港区逛了一天，没有一个人来盘问他。还有一次，他坐出租汽车到了离珍珠港不远的希卡姆机场，这个大型机场是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基地。在机场门口，他对哨兵说要见一名美军军官朋友，哨兵手一挥便让他进去了。当他的汽车缓缓地在这个基地上转圈时，吉川默记着飞机的数目和两条主要跑道的长度。用同样的办法，他还观看了惠勒机场上空的飞行表演，这是位于瓦胡岛中心的战斗机基地。与其他观众一起，他坐在草坪上观看了P-40战斗机驾驶员的特技表演。他没有做笔记，当然也不能拍照，但他记住了飞机、机库、兵营和士兵的大致数目。吉川从来不照相，因为那是极不安全的，一切全凭他的“肉眼照相机”。

5月12日，吉川向日本国内发出了第一份电报，报告了珍珠港内美军舰艇的具体情况。东京的指示很快来到：“为了保密，有关停泊于珍珠港的舰艇报告，在五、六、七月中如无特别变化，每十天报告一次即可。”吉川由此判断，战争近期还打不起来。

气象条件对于作战具有重大影响，气象问题导致作战失败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当时，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为了保守军事秘密，都不公开在报纸上刊载当天的天气预报和气象图。吉川为此曾到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等地方查阅资料，试图找到有关夏威夷地区的气象资料，但没有取得什么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只是获得了一些有关农业，特别是甘蔗园的灌溉所需降雨量的资料，可惜吉川没有在这里垦荒的打算。

9月，在参加一次同乡会时，有人无意中提起，檀香山有一个日本业余天文学家，对流星进行过长期的研究。吉川马上侧面打听了地址，匆匆赶去。这个业余天文爱好者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研究，吉川假装对天文感兴趣地和老人聊天，请教天文和气候方面的问题。老人告诉吉川，“夏威夷30多年没有经历过一次暴风雨，而且瓦胡岛东西走向的山脉北面总是阴天，而南面总是晴天”。得此消息，吉川是如获至宝，这意味着飞机可以从阴天的北面突然杀出，在瓦胡岛上空不受季节限制地自由飞行，发动攻击也可以不受季节的限制。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日军悍然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美日关系急剧恶化，太平洋上彤云密布，战事一触即发。从10月下旬起，东京的电令像雪片般发到檀香山。电报内容几乎全是询问舰艇所在地和锚泊地的，询问的反复简直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东京的要求一开始是10天报送一次，后来变成一周一次，最近已经变成了3天一次。吉川知道，一旦变成一天一次，离自己回日本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野村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终于同意3艘日本邮船从日本到美国再航行一次，条件是船上不能装载货物。

10月15日，3艘邮船中的第一艘“龙田丸”从横滨港起航。船长木村阪男是一位预备役海军军官，手下几乎全是新船员。只有那个表面看上去木讷的事务长似乎有点英华内敛——他现在的名字叫前田国昭，但真实身份是军令部情报部美国课的中岛凑海军少佐。

轮船起航前，山口文次郎交给中岛一个密封的信封，要他仔细保管，到檀香山后寻机交给喜多。这封信要求喜多全力以赴搜集有关驻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特别指示喜多要提供一份详细的地图，准确标明瓦胡岛上每一军事设施的规模、位置和兵力配备，并说明情报将由随后到达檀香山的情报人员取走。

10月23日，“龙田丸”在蒙蒙晨雾中缓缓靠上了檀香山码头，它此行的公开任务是撤走部分在夏威夷的日本侨民。只有极少数人心里清楚，这很可能是“龙田丸”战前最后一次珍珠港之行了。

船刚靠岸，一艘小型的白色汽艇就跟了上来，一群美国水兵立即登船检查，并在船桥上、机舱边布满了岗哨。船上许多人都不允许下船。喜多获准上船，与自称是“龙田丸”的事务长接上了头。在船上一个卫生间里，中岛“事务长”取出一个折叠的小纸片塞给喜多，悄声说道：“我是军令部的中岛少佐，请把这个转交吉川君。我就不离船了，否则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回到领事馆的喜多迅速把吉川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你认识中岛少佐吗？”

吉川点点头：“以前是我们的课长，我们都是美国课的。”

“他来了，在船上下不来，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

吉川接过小纸片，迅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反锁了门。这是军令部给他的一封密信，小小的纸条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字，是给吉川提出的关于珍珠港基地和太平洋舰队的97个问题。根据过去7个月费尽心机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吉川开了一个通宵的夜车，对所提问题逐一做了回答。例如：

问：港内停泊舰船的总数，不同类型舰艇的艘数和舰名？

答：对此，吉川每天都有记录，只要翻翻记录本就能准确回答。

问：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的停泊位置？

答：见随后提供的地图。地图上不但标有军舰的位置，还标明了所有的机场及备用机场，甚至连高尔夫球场都有明确的标示。吉川认为一旦敌机场被摧毁，美国人可能会利用高尔夫球场作为紧急着陆点。还别说，最后还真有一架被逼急了的B-17轰炸机选择高尔夫球场降落。

问：是否有大型飞机在拂晓和黄昏时巡逻？如有，出动几架？

答：拂晓和黄昏均为10架左右。大部分是朝向正西和西北方向，往正北方向派出的巡逻机很少。

问：珍珠港上空有没有阻塞气球？

答：美国人认为这里很安全，所以用不上那玩意儿。

问：夏威夷的天气如何？

答：30年来夏威夷一向无暴风雨。瓦胡岛北侧经常为阴天，可从北侧进入进行轰炸。——这些多亏了之前那位业余天文学家。

问：停泊舰艇最多的是星期几？

这是军令部最关心的问题。万一大批日本飞机临空时港内空空如也，岂不误了大事？答案显而易见，星期天。上帝允许人们在工作6天之后可以小憩一天，对于谁都如此，更何况是最爱享受的美国人？

只有一个问题吉川没有把握：港湾入口处有无防潜网？防潜网深在水下，吉川以前即使留意也看不到。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他决定尽快亲自去侦察一番。

第二天下午，吉川穿上炫目的夏威夷衫，驾车直奔珍珠港方向。在距离目的地不远处，他把车开进一片茂密的丛林，然后戴上巴拿马凉帽，取出一根钓鱼竿向港湾入口处走去。他心里盘算着，万一被哨兵抓住，就说是误入禁区的垂钓者。

在临海边的一块礁石后面，吉川探出了一根钓竿。他的眼睛不盯着海面，而是转头向后张望。后面小山坡上有一个岗亭，荷枪实弹的美国哨兵正来回踱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吉川不能再等了，他脱下衣服潜入海里奋力游向入口处。他曾经是“海兵”的游泳冠军，这一特殊技能此时果然派上了用场，他也只有靠这个办法来探明入口处有无防潜网了。

吉川无声无息地拨动着双腿，游了大约40米，进入了航道。他用双脚在水下触摸，什么也没有。他一个猛子扎下去，由于过于激动，入水才几米便憋不住气了。他一连又扎了5个猛子，还是没有发现防潜网。后来吉川回忆说，在他的谍报生涯中，这几分钟是最紧张的时刻。吉川游回岸边，这时山头的哨兵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几声吆喝后枪响了。吉川只好趁哨兵未赶到之际，拿起衣裤钻入密林，之后迅速驾车逃离。

对于有无防潜网的问题，吉川只好如此答复：很可能没有，具体不详。

10月22日，又一艘日本客轮“太阳丸”从横滨起航，目的地依然是檀香山。

船上自然不会都是普通的乘客，其中有几个肩负特殊使命的牛人。第一位是老资格的潜艇专家前岛俊秀海军中佐，他背着药箱，化装成船上的医生。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前岛在临行前还特意学习了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他的助手就是没有最黑、只有更黑的特种潜艇军官松尾敬宇海军中尉，松尾的身份是实习驾驶员。不用说，这两人主要是考察如何使用一般潜艇和特种潜艇对美国的舰船实施包围和攻击。

松尾是主张使用“特种潜艇”进攻的发起人之一，这次到夏威夷现场考察回国已晚，未被选入敢死队员之列。松尾为此是顿足捶胸，寻死觅活。不过也不要紧，1942年5月，他终于在对澳大利亚悉尼港的潜艇强攻中得偿所愿，一命归西。

第三位牛人名气更大，他的名字叫铃木英，军阶只是小小的海军少佐，军令部研究美国空中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力的专家。铃木英是典型的官二代和官三代，其外公是在日俄战争中“英勇异常”的第八师团师团长立见尚文，其父陆军大将铃木孝雄担任过8年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社长，其老丈人是在“二二六事件”中大难不死的前首相、海军大将冈田启介。比起这些人来说，他的伯父更加牛×，那就是有着“不死鬼贯”之称的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战后，铃木英曾出任日本自卫舰队的司令官。铃木此时在船上的身份是事务长助理。

“太阳丸”并没有走以往的预定航线，而是选择了气候恶劣、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船上乘客谁也不知道这条路线就是一个月后南云机动部队将要行走的路线。前岛等人一路上密切注视北太平洋航线上所有船只的动向，记录所经海域的气象变化。结果出人意料，在整个航行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船只，而且一路都是好天气，还有足够的云和雾气提供隐蔽。直到行驶至瓦胡岛以北360公里的海域时——这是计划中南云舰队的攻击出发点，一架美国巡逻机才懒洋洋地从云雾里钻了出来，3个人的心情骤然晴转多云。

11月1日上午8时30分，“太阳丸”抵达夏威夷，这一天恰好是星期六。这一时间自然也是精心策划好的，正好可以在第二天的星期天观察港内的整体情况，未来的攻击时间也是选在星期天。

“太阳丸”要在这里停泊5天。前岛和铃木在舱室内手持望远镜仔细观察外边的情况。为了不引起美国特工人员的注意，他们一直都待在船上。一切记忆尽可能依靠脑力，以免在美国可能进行的突击检查时出现意外，非到万不得已时，绝不拍照。

在船只停泊港口的几天里，日本领事馆每天都会派人上船送报纸，报纸内自然夹着写有情报的小纸条，喜多要求吉川尽可能将纸条写得小一点。每次送报纸时都要经过美国宪兵检查，但这些蹩脚的宪兵警惕性很低。日本人采取了瞒天过海的办法，每次不等美国人检查就主动上前把报纸翻开，这些宪兵马上就会点头放行。有时候铃木还会爬上驾驶台，用望远镜去核对刚刚拿到的情报。

铃木的任务是确定袭击目标的准确位置，以及拉海纳地区是否仍是美国的海军基地。如果拉海纳基地还停泊有美军的舰船，就不得不从进攻珍珠港的机群中抽出大批飞机去对付它们。铃木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并拍摄了珍珠港进口处和邻近希卡姆机场的照片。

11月5日，“太阳丸”在经过海关的严格检查后顺利离港。由于大部分侨民和领事馆工作人员已经撤离，船上只撤走了447名侨民。美国方面严格控制送行人员的数量，所以以往熙熙攘攘的码头显得冷清了许多。随着“太阳丸”的离开，夏威夷与日本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

从“太阳丸”入港的那一天开始，美国就秘密派出了一艘警卫舰进行监控，可惜他们对于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

最高兴的当然是满载而归的前岛俊秀等人。他们知道，离开的此时此刻，这里依然是美丽的天堂，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这里将变成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

11月末，东京考虑到领事馆人员会在开战之后遭到逮捕监禁。为了保持情报来源，军令部打算秘密在夏威夷地区留下一个潜伏间谍，他们想到了那个蹩脚的德国人库恩。吉川冒着生命危险给库恩送去了16000美元。事实上，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后，库恩很快因为在银行存款过多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逮捕并判处20年监禁，后被驱逐出境，去了阿根廷。

12月2日，喜多告诉吉川，东京来电，“从即日起每天报告珍珠港的情报，尤其是美舰队的集结情况”。吉川从这种急迫的要求中判断出，战争已近在眼前，联合舰队的攻击目标无疑就是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开战之初就敢一下子前出到美军的腹地，目标就是美军最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吉川心中暗暗为山本的胆略和气魄所折服。于是，他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开车兜风、垂钓、泡妞。

12月6日是星期六，当天下午，美军出海训练的舰船都像往常一样准时回到了港内。看看美国大兵脸上那兴奋的表情，吉川就知道，今晚对于他们来说又将是一个狂欢之夜。

吉川在春潮楼的窗帘后仔细观察了一阵，只见太平洋舰队大大小小的舰艇静静地停泊在海面上。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太平洋舰队的两艘航空母舰和约10艘重巡洋舰都没在港内。太平洋舰队本来有3艘航母，他知道其中一艘航母可能回美国本土了，已经很久没有露过面——此时的“萨拉托加”号航母刚刚结束在西海岸布雷默顿干船坞中的休整。吉川明白，如果联合舰队真的袭击这里，这无疑将是最大的遗憾。

吉川在心中草拟了需要发出的电文稿，随后开始收拾东西，检查房间，这是他每一次离开春潮楼前必须要干的事。确信没有任何遗漏之后，他驱车直奔领事馆，他还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离开春潮楼。

匆匆返回领事馆的吉川立刻向东京发回第二百六十四号特急电报。

一、2艘航空母舰、10艘重巡洋舰全部出港。

二、12月6日傍晚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战列舰9艘（包括练习舰“犹他”号），轻巡洋舰7艘，驱逐舰17艘，其他船只许多。

三、舰队航空队没有进行航空侦察的征兆。

这是吉川到夏威夷8个多月里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这封关键的电报在开战前6个小时到达东京。从3月27日到檀香山以来，吉川起草的第一份电报编号是驻檀香山总领事第七十八号，最后一份电报编号是第二百六十四号。吉川在其任职255天内，共起草拍发的电报达177份之多。其中当然也包括一些有关领事馆本身业务的电报，但80%以上的电报属于军事情报。这是吉川“呕心沥血”的结晶，所换来的是，那支威风凛凛的庞大舰队在第二天早晨8时便遭到了日本鱼雷和炸弹的轮番“洗礼”。

就在吉川发出电报的同一时间，南云机动部队距离珍珠港只剩下650公里，离攻击珍珠港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2个小时。

处理完这些事务，吉川有点兴奋，喝了几杯威士忌后，他准备冲个澡美美地睡一觉，消除一下几天来的疲乏。隔着宽广的庭院，吉川遥望了一眼喜多的房间，发现他的窗户还微微透出灯光。

熟睡中的吉川被日裔女侍芳江小姐唤醒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7时半。他正准备往咖啡里放糖时，外边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墙上几幅画也被震落到地上。他抬头看了一下闹钟，是当地时间12月7日早上7时55分。

吉川疾步来到院内，领事馆的成员也都跑到了草坪上，外面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声音是从西北方向的珍珠港传来的，此时那里已是浓烟滚滚，一片火海了。在众人一片惊愕声中，一架飞机掠过领事馆的上空，吉川清楚地看到了飞机双翼上涂有鲜红的“旭日”标志。

日本飞机！战争打响了！他自言自语道。太理想了，那么多的军舰都在港内。

“打起来了，终于打起来了！”

喜极而泣的吉川一把拉住喜多的手，激动得不知该说些什么，两人翘首凝望着珍珠港上空的浓烟，含着泪拍手相庆。他在檀香山半年多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吉川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吉川忽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匆匆回到房间抱着一包资料来到卫生间。这是他大半年来积累的资料，战争一爆发，它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必须立即销毁，否则这将成为他从事间谍活动的物证。他点起了一把火，袅袅青烟从窗户弥漫到院内。就在吉川焚烧资料时，美国宪兵队已经将领事馆四面包围了起来。

看到有青烟冒出，美国宪兵迅速冲进院内将房门撞开。6名武装人员冲了进来，开始往密码本上扑火，但肯定是来不及了。

领事馆其他人员已被集中扣押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可谁也没有注意吉川。他躲在院子一角，静静地等到外边的轰炸声逐渐变稀，最后完全平静下来。回办公室时，他发现门已锁上，便向一名联邦调查局人员走去，要求他把自己也关进去。

“你是谁？”

“森村正，书记官。”然后他如愿被关了进去。

日美正式开战，双方驻外人员都作为人质被对方扣押，吉川自然也在其中。尽管美国以排查危险分子为由在夏威夷地区逮捕了2000多名日裔，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吉川的身份没有被发现。当他登上客轮驶离瓦胡岛时，珍珠港的水面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切都曾是那么熟悉。他轻轻地挥手，告别一切美好的回忆，包括春潮楼的那些艺伎，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再见了，珍珠港！”

后来，他们被关押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营地里。吉川认为美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因为审查期间他没有遭到拷打，还有人给他烟抽，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一旦遭到拷问，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忍受到什么程度。被关押期间，知道吉川爱喝酒的美国看守人员竟然一周给他两瓶酒喝。后来，他作为外交官被遣返回日本，回国后的吉川还收到了一个箱子，他在夏威夷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美国人都给他寄回来了。包括带短波收音机的电唱机、被褥等物品，以及那些曾用来乔装的在日本根本无法穿的花哨衣服。箱子上面用英文写着“寄往东京，森村正收”。

回国后的吉川被称为“夏威夷作战的无名英雄”，受到日军大本营的重奖，甚至连遥远的盟友德国都给吉川颁发了勋章。此后他一直在军令部，负责对美情报的第五课从事资料整理，偶尔也干些审讯俘虏的工作。在一次对一个美国潜艇俘虏的审讯中，吉川知道美国有一种可怕的玩意儿，叫雷达。由于在美国曾受优待，吉川没有虐俘行为。但是他的同事可没有那么文明，在他身边虐俘现象经常发生。

日本战败后，第五课全体成员因为从事的是对美情报工作，被作为战犯集体抓捕，很多人因为虐俘行为被判处徒刑。吉川在之前的1944年已经退役，抓捕名单中尽管也出现了他的名字，但他再次发挥了高级间谍的本色，立即隐姓埋名，削发为僧，到伊豆一座古庙躲了起来，法号碧舟。吉川一直躲藏到1951年9月4日《旧金山和约》签署，才重新露面。

吉川后半生一直从事石油贸易。闲暇之余，写了《潜伏珍珠港》一书，据说在日本十分畅销。

秘密集结单冠湾

1941年11月11日，山本五十六率宇垣缠、黑岛龟人等主要幕僚，乘火车离开东京前往位于山口县的岩国航空大队。在那里，他们登上了前来迎接的“长门”号战列舰。此前，已经有不少海军舰船陆陆续续来到这里。小小的岩国航空大队刹那间将星云集，阴云密布。

11月13日上午9时，联合舰队在岩国航空大队举行了开战之前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会议结束之后，有一张合影照片幸运地保留下来。虽然不太清晰，还是依稀能够看出那些重要人物的面孔。照片的排次如下。

第一排都是司令长官：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居中，左右一字排开第一舰队高须四郎、第二舰队近藤信竹、第三舰队高桥伊望、第四舰队井上成美、第五舰队细萱戊子郎、第六舰队清水光美、第一航空舰队南云忠一、第十一航空舰队塚原二四三。

第二排全是参谋长：联合舰队宇垣缠、第一舰队小林谦五、第二舰队白石万隆、第三舰队中村俊久、第四舰队矢野加志三、第五舰队中泽佑、第六舰队三户寿、第一航空舰队草鹿龙之介、第十一航空舰队大西泷治郎。

第三排的人大部分面生，是以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龟人为首的各舰队首席参谋，分别对应为石塚千俊、柳泽藏之助、矢牧章、川井岩、宫崎俊、松村翠、大石保、高桥千隼。除了松村翠和大石保为中佐之外，其余都是大佐。

从名单能看出，除了小泽治三郎的南遣舰队（并不隶属于联合舰队）外，准备参加南方作战以及袭击珍珠港的各舰队司令长官、参谋长、首席参谋均到场了。

由于是战前最后的动员会，会议气氛略显紧张和悲壮。就当前形势来看，日本与美、英、荷开战已不可避免。这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在场所有人都将奔赴各自战场，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会再回来。

山本首先发言，他以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做了训话，表明了自己亲临战场的决心。“诸君，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各位身上了。此行不论成功与否，大日本帝国和天皇陛下都会将诸位铭记在心。我热切地盼望各位奋勇作战，杀敌立功，奏凯而归！但愿全军将士与本人同生共死！”

之后山本突然宣布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如果目前正在华盛顿进行的日美会谈达成协议，那么在开战之日前一天凌晨1时以前，将命令撤回已经出动的部队。所有部队接到命令后，必须立即掉头无条件返回。”

立即有人提出了异议。第一个发言的竟然是原本战意不足的机动部队指挥官南云忠一：“已经出发的舰队还要返航吗？这个要求不尽合理，将使我们陷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也势必影响广大官兵的士气。”

马上有人开始附和：“司令长官，事实上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射出去的箭难道还能收回来吗？”

接下来的话就显得有点粗鲁：“这简直是让活人把撒出去的尿再憋回来！”

山本马上一挥手，厉声呵斥：“养兵千日，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要保卫国家的安全和维护和平。如果在座哪位认为无法执行上述命令，请于此时此刻立即递交辞呈。”

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两年多以来，还从没有人看到过山本发如此大的火。与会者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当然更不会有人真去写辞职书。

看到众人的情绪逐渐平息，山本随即放缓了语气对大家说：“很好！诸位都是大日本帝国海军的精英，都知道誓死服从、效忠天皇陛下的命令。请各舰队按照原定计划做好战斗准备。另外我特别要求，准备参加袭击珍珠港作战的所有舰艇，必须卸下与作战无关的任何东西。由于集结地和所经路线的气候寒冷，各飞机副翼、方向舵、升降舵上都必须涂上防冻油脂。”

从11月16日开始，所有参加偷袭珍珠港作战的舰只以“木户部队”为代号开始严格实施无线电静默，以不规则的时间间隔，取不同航线分批驶向北方的集结地。

11月17日早晨7时，“长门”号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缓缓驶出了岩国口，于13时40分驶抵佐伯湾。15时，山本登上了南云机动部队的旗舰“赤城”号，向即将出征的将士做最后的激励和告别。山本向列队站在“赤城”号甲板上的约100位各级指挥官做出了最后的训话：

“如果不得已开战，那么这次行动就是要在开战之初进攻远在珍珠港方面的美太平洋舰队主力，作战的成败将决定帝国的命运。”

尽管依然那样精悍，山本也显示出悲壮的神色。他在对美开战问题上持反对意见，又是袭击珍珠港的积极倡议者。正因为他充分了解美国的强大实力，才主张必须首先攻击太平洋舰队。在世纪之初那场与俄国人的大海战中，初出茅庐的少尉候补生山本身负重伤。如今作为日本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他将率领联合舰队在辽阔的太平洋上同美国一决雌雄。山本心里明白，即使袭击珍珠港能够取得成功，也只是暂时在太平洋战局中争得主动，把战争时间拖得更长，最终日本仍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眼前的这些忠勇之士连同他自己，都将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生命。

“这次作战要在排除一切困难和出敌不意的情况下进行，作战计划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制订出来的。但是要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将军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人士，他非常小心谨慎。因此可以猜想得出，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态，他可能早已采取了周密的戒备措施，各位将士务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想到这次作战将是一场硬仗，切勿掉以轻心。帝国的生死存亡全拜托诸位了！”

有着“黄金假面”之称的宇垣缠尽管在很多时间里都无所事事，却有一个写日记的好习惯，他的日记《战藻录》成为战后研究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文献。当天晚上，宇垣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山本司令长官的讲话甚为殷切，真是主将之言，感人肺腑。虽然将士们的脸上流露出某种吃惊的神色，但看来一般都很沉着，大家都已下定决心尽忠报国。尽管不能不预想到此举将会有若干牺牲，但愿神明保佑将能达到其目的。”

出征将士一个个血脉偾张，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他们紧握双拳，激动的心情导致额头青筋突突跳动，肌肉的痉挛使得面部表情极端可怖。山本突然走到飞行队长行列跟前，默默地同渊田握手。两个人都一言不发：山本凝望着渊田，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期望和绝对的信赖，渊田则以必胜和誓死相报的目光回答了山本。

与此同时，在吴军港水交社的一个房间里，特种潜艇攻击队的官兵正聚精会神地举行出击前的最后一次碰头会。山本派参谋有马少佐出席了会议。有马再次向特别攻击队指挥官佐佐木半九大佐传达了山本的指示：“特种潜艇不必强行进入珍珠港内。必须在营救官兵方面能够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官兵能够顺利返回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攻击。”特种潜艇的参战官兵流着热泪纷纷写下决心书，委托有马转呈山本。

海军大尉岩佐直治：“尽忠报国。”

海军中尉横山正治：“断然行之，虽鬼神亦避之。”

海军中尉古野繁实：“沉着、勇敢、果断。”

海军少尉广尾彰：“七生报国。”

海军少尉酒卷和男：“细心大胆。”

为了尽可能隐蔽行踪，参加南云机动部队的众多舰艇，都是以不同日期分批从自己的锚地向着集结地单冠湾进发的。在参战舰只一艘艘拔锚起航的时候，联合舰队的其他舰只则实施无线电佯动进行掩护。集结行动极为隐秘，各舰只有舰长一人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

11月18日夜，南云的旗舰“赤城”号开始出发前往集结地。航母上实行了严格的灯火管制。夜幕下，“赤城”号悄悄地由丰后水道南下。在福岛县盐屋崎附近，“赤城”号全部舰载机从母舰起飞，进行了最后一次实战训练。11月21日，“赤城”号在驱逐舰的引导下缓缓驶入了单冠湾。

第二航空战队“苍龙”号和“飞龙”号航母于11月18日12时，第八战队重巡洋舰“利根”号和“筑摩”号于14时，分别驶离佐伯湾。19日上午9时15分，行进到伊势湾海面上的“苍龙”号、“飞龙”号、“利根”号、“筑摩”号所有舰上人员列队在飞行甲板上，向着伊势神宫遥遥祭拜，祈祷日本武运长久。当天傍晚驶过东京湾海面时，秋雨淅淅沥沥，大家冒雨向皇宫遥拜。此行可能一去不返，众人只能以这种方式向裕仁做最后的告别。

11月18日傍晚，从馆山湾出发的快速战列舰“比叡”号和17日从佐世保港出发的快速战列舰“雾岛”号，也在东京湾外会合后一起向着单冠湾驶去。第五航空战队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也于19日凌晨零时从别府起航。

8艘主力舰中，独缺第一航空战队的航母“加贺”号。它另有特殊任务需要执行，那就是去运载舰队翘首以盼的改装浅水鱼雷。三菱兵器制作所加班加点连夜制作，到11月10日，仅仅完成了28条鱼雷的改造。载有12架没有装弹鱼雷机的“加贺”号，也只能先从佐伯港赶到佐世保，停在工厂门口等待正在改造的鱼雷上船。到了11月18日，剩下那12条鱼雷的改造还是没有完成。眼看赶不上集结的时间了，实在没办法的“加贺”号只能把待改造的鱼雷、配件、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拉上，在海上边走边改。总算在出发前一天，也就是11月25日，如愿拿到最后改造好的12条浅水鱼雷。

随着最后一艘大型战舰“加贺”号的到来，南云率领的以6艘航空母舰为基干力量的约30艘水面舰船，已在北方荒凉的单冠湾集结完毕。

40条鱼雷算是有了着落，没想到炸弹又出了问题。水平轰炸机队使用的800公斤穿甲弹是用战列舰406毫米炮弹临时改造的。炸弹倒是赶制出来了，但机动部队快要集中的时候才发现，水平轰炸机原来的投弹装置根本装不上这种炸弹。还是老办法，让工人上舰，在机动部队驶往单冠湾的途中完成了投弹装置的改造。

所有参战舰艇上的私人物品以及不必要的设备全被留下，换上来的是一桶桶的燃油。通常当某个舰队离开日本时，舰上装的一般是适合炎热气候所穿的衣服，以及适合在南方气候条件下食用的特制食品。这次意外，除了那些物品，官兵还带上在寒冷气候下生存所需的特殊物品，如棉衣、防冻油、特种炮衣和其他防冷设备等。除了极少数人，大部分人不知道带这些玩意儿究竟要干什么。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水兵猜测，此行有可能到北方去进攻俄国人。但马上有人提出疑问，那也不用连夏季的服装和设备都带上啊？

就在南云机动部队陆续向着单冠湾集结的时候，11月21日下午4时，福留繁亲自登上停泊在广岛湾柱岛的“长门”号，向山本面交了于当日下达的《大海令》。

《大海令》第五号

兹奉敕命令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司令长官：

一、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应命令必要部队，为进行作战及时向待命的海面进发。

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于进行作战准备过程中，若遇到美国、英国或荷兰军队之挑衅，需行使武力进行自卫。

三、有关具体事项，听候军令部总长指示。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山本根据上述指示以及同时下达的《大海令》第六号，于11月22日凌晨零时用电报下达了《联合舰队作战电令第五号》。根据这一电报命令，南云机动部队按预定计划于11月26日从单冠湾出击，向夏威夷远征。电报仍附有那个特殊条件：“根据形势变化，或者日美谈判获得成功，作战部队须根据命令立即集中返回驻地。”

千岛群岛中的国后岛横卧在南北狭长的日本列岛北端，同北海道东面的根室仅仅相隔一条海峡。由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烟雾蒙蒙，因此俄国人将这一片岛屿称为“烟雾列岛”，日本人则称为“千岛群岛”，以示其由无数小岛组成。其北侧国后水道对面的择捉岛是千岛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该岛形状狭长，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岛上只有一个小小的村庄、一个不大的水泥码头、一个邮局和一个无线电台。单冠湾位于择捉岛中部南岸，那里港湾水深，夏季浪涛汹涌，冬季却风平浪静。海湾内有两个渔港，位于外部的叫年萌港，靠里面的叫天宁港。平时只有在渔汛季节，渔船才会到这里集中和分散，因此外人几乎不知道这两个渔港的名字。它们只不过是日本北方普通的荒凉港口。正由于此，这里就成了南云机动部队最理想的集结地。

荒凉的择捉岛尚不能自给自足，它需要靠班船从根室运来粮食。现在这里既然成了南云机动部队的集结地，那些班船肯定是不能来了。为了保障在此期间岛民的正常生活，海军专门派来了补给船，给岛民运来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为安全起见，那艘来自大凑警备府的“国后”号海防艇已提前来到单冠湾，关闭了镇上的无线电台和邮局，扣压了岛上所有外发的书信和电报，同时那些在单冠湾捕鱼的渔民也不许出海打鱼或者离开。——真不错，不用干活就有人管吃管喝了。

根据命令，机动部队从这里出发后，所有被扣留的渔船以及补给船还有“国后”号海防艇将继续留在此处，执行和此前一样的任务。这些措施要一直持续到12月8日正式开战后才解除。

千岛群岛的冬天来得很早，11月间就开始飘起漫漫飞雪。在漫长的冬季，整个岛上都覆盖着皑皑冰雪，静谧中透出一种祥和。已经习惯了平静生活的岛民，在这年冬天忽然发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一支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荒凉的单冠湾：一艘、两艘、三艘，数量还在不断增多。岛民织田浩二的小儿子一溜烟似的跑上了山坡，一五一十地数了一遍——大小舰艇有30艘之多，其中竟然还有之前只听说而未曾见过的巨无霸战列舰和航空母舰。

“出什么事啦？”

“一定是要演习啦。”

“胡扯，我们家在这儿生活了几代人，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海军来这里演习，肯定是要打仗了。”

岛民议论纷纷之际，11月23日13时30分，第二潜艇部队担任警戒的三艘潜艇驶入港内，至此，机动部队所有参战舰艇全部集结完毕。这是自对马海战之后日本海军最大的一次集结。

机动部队的组成和指挥官——

总指挥：南云忠一。

参谋长：草鹿龙之介。

海上空袭部队：司令官南云忠一。

第一航空战队：航母“赤城”号、“加贺”号，司令官南云忠一。

第二航空战队：航母“苍龙”号、“飞龙”号，司令官山口多闻。

第五航空战队：航母“翔鹤”号、“瑞鹤”号，司令官原忠一。

海上支援部队——

指挥官：三川军一。

第三战队：高速战列舰“比叡”号、“雾岛”号，司令官三川军一。

第五战队：重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司令官阿部弘毅。

海上警戒部队——

指挥官：大森仙太郎少将。

轻巡洋舰“阿武隈”号，驱逐舰“谷风”号、“浦风”号、“滨风”号、“矶风”号、“不知火”号、“霞”号、“霰”号、“阳炎”号、“秋云”号。

先遣巡逻队——

指挥官：今泉喜次郎大佐。

潜艇“伊-19”“伊-21”“伊-23”。

海上补给部队——

指挥官：大藤正知大佐、新美和贵大佐。

加油舰“极东丸”“健洋丸”“国洋丸”“神国丸”“极洋丸”“东邦丸”“东荣丸”“日本丸”。

参与珍珠港作战但没有来到单冠湾集结的还有4支部队，出发地是位于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基地。

先遣编队——

指挥官：第六舰队司令官清水光美。

第一潜艇部队：佐藤勉少将率领“伊-9”“伊-15”“伊-17”“伊-25”4艘潜艇在瓦胡岛东北展开，攻击美军可能出动反击的舰艇。

第二潜艇部队：山崎重晖少将率领“伊-1”“伊-2”“伊-3”“伊-4”“伊-5”“伊-6”和“伊-7”7艘潜艇在瓦胡岛与考爱岛、莫洛凯岛之间的考爱海峡、卡伊威海峡展开，监视并伺机攻击美军。

第三潜艇部队：三轮茂义少将率领“伊-8”“伊-68”“伊-69”“伊-70”“伊-71”“伊-72”“伊-73”“伊-74”“伊-75”9艘潜艇在瓦胡岛以南海域展开，攻击美军可能出动反击的舰艇。

特别攻击部队——

指挥官：第三潜艇大队司令佐佐木半九。下辖“伊-16”“伊-18”“伊-20”“伊-22”和“伊-24”号5艘潜艇，各携带一艘袖珍潜艇，在空袭前将袖珍潜艇放出，由其自行潜入港内，在第一次空袭开始后乘乱从水下发射鱼雷实施攻击。

要地侦察部队——

“伊-10”号负责侦察南方斐济、萨摩亚群岛方面，“伊-26”号负责侦察北方阿留申群岛美军的动向。

中途岛破袭部队——

指挥官：第七驱逐舰大队小西要人海军大佐，由“曙”号、“涟”号两艘驱逐舰和“尻矢”号补给舰组成，任务是炮击中途岛，策应主力舰队在珍珠港的作战。

山本讲完话，握完手，拍拍屁股走了，千钧重担就完全落在南云肩上。他率领的这支舰队是日本联合舰队的精华，麾下官兵总计超过15000人。

在“二战”太平洋战场，要说对日本海军的影响之大，应该说南云仅仅排名在山本之后。按官职来说，尽管在山本战死之后，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丰田副武、小泽治三郎都比南云高，但影响力均不及南云。究其原因，在于不管是日本海军大胜的珍珠港还是大败的中途岛，南云都是战场的第一指挥官，真可谓“成也南云，败也南云”。

肤色浅黑、身材瘦削的南云，1887年3月出生于山形县，比山本小3岁，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第三十六期毕业，在同期191人中成绩排第七位。之后先后两次进入海军大学深造，毕业后又在多艘驱逐舰、巡洋舰、战列舰上服役，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水上本领。南云还担任过水雷学校和海军大学的校长，是日本海军中赫赫有名的鱼雷战专家。1935年晋升少将，1939年晋中将，其间参加过中日淞沪会战。就在太平洋战争打响前，1941年4月，南云临危受命，出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从那一刻起，他就清楚，其个人荣辱成败，从此与日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佐官时代的南云曾经锋芒毕露，言辞和行动在日本海军内部颇得赞誉。南云是不折不扣的“舰队派”，当年因和“条约派”的井上成美发生争执，拔出军刀要活劈了井上。而如今，沉重的心理压力使他逐渐变得畏畏缩缩，被大家戏称为“沉默寡言的海军提督”——这对于日本海军以及南云本人，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虽然话语不多，但性格暴躁的南云，其军事谋略往往咄咄逼人却缺乏创见，有时甚至是考虑不周。从战争前期南云参与的那几场惊世骇俗的大海战中，我们可以看出，南云不管是战前计划的制订以及战中战机的把握，都没有积极地明示过个人意图。

水雷专家南云对航空作战纯粹外行。战后有评论家说，如果南云不是指挥第一航空舰队，而是指挥由战列舰组成的第一舰队，或者以重巡洋舰为核心的第二舰队，可能更符合他的习惯个性。换言之，南云并不是指挥大型航母舰队的最佳人选。历史就是如此地阴错阳差，鱼雷战专家南云意外地坐上了航母舰队司令官的位置。老酒以为，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第一人选，当属熟悉航空作战、智勇双全且与陆军能够良好合作的南遣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第二人选才是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航空战专家山口多闻。之所以将山口排在小泽之后，是因为老酒觉得，山口和第三航空战队司令官角田觉治一样，勇猛有余，稳健不足，是将才而非帅才也。本来还有一个人选，那就是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但这家伙侵华战争期间在武汉被炸成重伤，失去了左手，被认为不再适合在海上服役，因此只好在岸上待着了。

南云是现实中的悲观派，因此，联合舰队才特意安排草鹿来给他当参谋长。一方面，草鹿还算知道点航空战，可以在工作中弥补南云的不足。另一方面，草鹿是天生的乐天派，与悲观的南云在性格上可以互补。相对于南云司令官的满脸愁云，草鹿整天嘻嘻哈哈，乐个不停，好像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

但如果就此认为南云是无能之辈，就大错特错了。南云有短板，也自有长处，水雷战专家肯定也是航海专家。正当大家为如何隐秘远航6000公里不被发现而坐卧不安时，南云顺利地将庞大的机动部队带到了指定的攻击地点，中途没出现任何闪失，珍珠港能够取得“大胜”，南云可以说厥功至伟。珍珠港之战后，南云的知名度直逼山本。此后半年，他率领那支无敌舰队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展开了一系列杀鸡用牛刀的战役，且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披靡，打得美、英、荷这现在或曾经的世界海军老大望风而逃。一时间，盟军谈“南云”色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途岛之战爆发。

11月23日上午9时，南云召集各战队指挥官、参谋人员到旗舰“赤城”号商讨作战有关事宜。参加会议的除了南云，还有一位中将，他就是此时还在跑龙套，今后在萨沃岛海战中给美军带来最大耻辱的海上支援部队司令官三川军一。此外，还有草鹿龙之介、山口多闻、阿部弘毅、原忠一、大森仙太郎一班少将，以及源田实、大石保等一群牛人。会议将对舰队行走路线、海上加油、巡逻和警戒、舰载机起飞时间和地点等重大问题进行通盘研究。

第一是需要确定行走路线。会议决定按照之前黑岛龟人的设计，走风大浪急、气候恶劣的北线。尽管此线会给海上加油带来一些困难，但是，隐藏行踪，不被提前发现，更为重要。况且加油方面的困难通过自己努力是可以克服的。

当初“Z计划”在军令部等待审批时就有人提出，何不趁此机会对珍珠港实施两栖登陆，一举攻占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最大军事基地呢？老酒年轻时也曾经很天真地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一异想天开的建议当时很快就被否决。美军在珍珠港的陆军部队有步兵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和海岸炮兵、陆军航空兵等共42959人，加上海军陆战队等海军部队，总兵力应该不会少于50000人。这样强大的一支地面力量，日军至少要登陆3个以上陆军师团才可能取胜。人员、弹药、补给将需要多少运兵船哪？南方战役还打不打？最重要的是，如果真那么做，就肯定不能走波涛汹涌的北线，如此庞大的舰队根本不可能走完中航线或者南航线而不被发现。

第二是海上加油。会议初步确定了几次加油的大致时间和海域。万一海上加油无法进行时，就让必须加油的警戒部队返航，由机动部队主力单独冲锋陷阵，设法将飞机平安无事地运抵起飞地点是机动部队压倒一切的任务。

第三是确定起飞地点。距离珍珠港太近容易被美军发现，太远又会导致飞行员在过于疲劳的状态下投入战斗，影响鱼雷和炸弹的命中率，缺乏海上飞行经验的战斗机要单独返航也将更加困难。会议最后决定，起飞海域为瓦胡岛以北370公里，即北纬42°、西经170°附近海域。

根据当时日军飞机的速度推算，从飞机起飞在航母上空编队集合，到飞抵攻击目标约需2个小时。日本还拟利用所谓“不等航程”进攻法得利，就是航空母舰摸黑航行，黎明时分开到最接近袭击目标的地点时飞机起飞，随后航空母舰往回驶离，飞机返程在起飞地点较远的地方与航空母舰会合。日机航程去时较短，返回时比去时长一些。这样，一旦美机进行追击，就必须在一往一返上飞行更远的距离，增加其追击的难度。可惜美军被打晕了，根本无力组织反击，这一精心策划后来没派上用场。

第四是确定攻击方向。在冬季大部分时间里，信风都是从东北方向徐徐吹向瓦胡岛中部的库埃牢山脉，在那里形成密集的云雨层，这就为偷袭提供了极好的掩护。突击机群可以隐藏在云雨层里面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在防卫者能够起飞截击之前突然出现在珍珠港上空。9年前，亚纳尔上将率领的美国机群，也正是从这个方向突入港口的。

最后的问题是搜索和警戒。这一任务交给了“伊-19”“伊-21”和“伊-23”3艘潜艇，它们将在机动部队前方约370公里处形成一道警戒线。另外，战列舰“比叡”号、“雾岛”号和重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搭载的水上侦察机，也将在机动部队周围约300公里范围内实施搜索和警戒。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16时，那边一个同样重要的会议还没有结束。如果说刚才这一群人都是浮在海上，那么，那一群人就全是飞在天上的。

相比那一群将官来说，这边不过是一群佐官和尉官而已，但会议的内容同样重要。会议主持人是第一波攻击机群的指挥官渊田美津雄，其余还包括鱼雷机队长村田重治、俯冲轰炸机队长高桥赫、战斗机队长板谷茂、第二波攻击负责人岛崎重和及诸多飞行队长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听到偷袭珍珠港计划。

会议首先要确定进攻时间。最初计划是在拂晓时发起攻击，为此各飞行队需要在夜间从航空母舰起飞，进行大编队夜间飞行。这对于第一和第二航空战队的老鸟不成问题，但对第五航空战队的各飞行队来说，就勉为其难了，他们还没有进行过几次这样的训练，到时候能不能飞起来都成问题。因此会议决定，改为拂晓时起飞实施白昼攻击，即在日出前一小时，大约早上6时，舰载机从航空母舰起飞。

其次是各飞行队攻击目标的次序。就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珍珠港内有航母三、四艘，战列舰8艘。首选攻击目标当然是航母，其次是战列舰，最后依次是重巡洋舰、轻巡洋舰、驱逐舰和其他舰只，说白了就是按照个子大小排着炸。

要干掉美军大部分主力舰只，使得太平洋舰队在半年乃至更长时间里失去作战能力绝非易事。如果是海上作战，可以一举把敌舰击沉，使之彻底沉入深海。但是目前敌舰队停在修理设施完备的军港里，那里水深只有10多米，如果敌舰吃水7米，只要下沉不到10米，就会接触海底。敌舰“沉没”后，如果倾斜不厉害，舱面甲板也许还沾不到海水，用不着花多大力气就可以打捞上来重新修复使用，因此，必须想办法把它们彻底炸毁才行。这就需要对不同方式的攻击效果进行预测。

第一是鱼雷攻击。鱼雷机队一共40架飞机，使用的鱼雷重800公斤，其中炸药量约200公斤。要使一艘战列舰或航空母舰这样的大型舰只受到致命打击，至少需要命中3条鱼雷，以便破坏它的水下部分使之倾覆。有的鱼雷机可能被美军高射炮火击落，充其量能达到60%的命中率，即有24条鱼雷命中敌舰。以一艘舰需要命中3条鱼雷计算，只要目标分配得当，可以击沉敌主力舰8艘。鱼雷机队的40架飞机共分为8个中队，其中4个六机编队和4个四机编队，每个中队选定一个攻击目标，这样鱼雷机队就安排了对4艘航空母舰和4艘位于外侧战列舰的攻击。

第二是水平轰炸。水平轰炸机队共计50架飞机，以五机编队编成10个中队，投弹高度是3000米。水平轰炸效率较差，轰炸程序也非常死板。实施水平轰炸时，五机编队各机之间要保持半架飞机的距离，以等高度和等航速组成严整的队形。向导轰炸机的驾驶员需要有高超的技巧来及时修正航向，不能有丝毫偏差。编队由向导轰炸机的投弹瞄准手引导，在接近目标时一起投弹。后续轰炸机必须在向导轰炸机投弹的一刹那拉动投弹索，第二架和第三架轰炸机的投弹时间不得迟于向导轰炸机投弹时间的1/100秒，第四架和第五架则不得迟于1/10秒。这样才能使炸弹的落点覆盖目标，其中大致可以有1颗炸弹命中，即以五机编队为一个攻击单位时，5颗炸弹有1颗命中。但10个攻击单位并不一定都能捕捉到目标，在攻击中也会受到相当损失，大致上能保持80%的捕捉率，即只有8个攻击单位中的8颗炸弹命中目标。

水平轰炸使用的是战列舰406毫米炮弹改装的800公斤穿甲炸弹，一旦命中就足以致命。这种炸弹装有延迟时间为0.2秒的延期引信，能够穿透战列舰的装甲在舰内爆炸，一旦在弹药舱附近爆炸就会引起连环大爆炸，效果最佳。后来“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就真应了日军的判断。

要使一艘战列舰受到致命打击，大体需要命中2颗800公斤炸弹，就是说水平轰炸机队发挥正常，可以搞掉4艘战列舰。美国太平洋舰队很可能是2艘战列舰并排停泊在福特岛东岸右侧，而鱼雷机队是无法对停在内侧的战列舰实施攻击的，所以排在内侧的4艘战列舰正好留给水平轰炸机队去对付。

如果一切顺利，40架鱼雷机和50架水平轰炸机基本上可以给予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约12艘大型战舰致命打击。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肯定会有偏差。没事，后边还有俯冲轰炸机在等着呢。

接下来就是俯冲轰炸。俯冲轰炸机队因为要做出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所以每架飞机只能携带1颗250公斤普通炸弹。俯冲轰炸机从4000米高度开始俯冲，为了获得较高命中率，当高度表的指针指到450米时开始投弹，在顺风条件下还可以加大俯冲角度，这样就可以把命中率提得更高，最终有望超过80%。但有的飞机可能被击落，预计可以保持50%的炸弹击中目标。俯冲轰炸机共81架，取其半数为40颗命中弹。不过250公斤炸弹不能穿透战列舰的装甲，即使命中，也无非擦伤而已。相对于战列舰来说，航空母舰的结构单薄，俯冲轰炸可以给予其致命打击。航空母舰是主要之敌，因此俯冲轰炸机将全力以赴攻击所有航空母舰。如果兵力有余，还将按战列舰、巡洋舰次序选择攻击目标。

战列舰以及航空母舰一旦遭到鱼雷攻击，就会倾覆，没有装甲的水下部分就将露出水面。这时再使用俯冲轰炸，就能把敌舰彻底炸毁，使之无法修复。对这样的目标，将由第二波攻击中的俯冲轰炸机队来完成。

最后该给战斗机派任务了。上述所有任务要想顺利完成，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取得作战区域的制空权。这些任务只能交给那些所向无敌的零式战斗机了。敌人的战斗机当然会伺机起飞，第一波制空战斗机队45架战斗机和第二波36架战斗机，将首先歼灭起飞的敌机，确保制空权，然后对各机场进行扫射。

除了舰船，还必须瘫痪美军在瓦胡岛上的六大机场。第一波俯冲轰炸机队54架飞机分为3队，将同时攻击驻有战斗机的惠勒机场及福特岛机场，以及驻有重型轰炸机的希卡姆机场。福特岛机场和希卡姆机场离珍珠港很近，攻击这两个机场时要求严格注意，不要让腾起的硝烟妨碍其他部队对珍珠港内舰船的攻击。

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第二波水平轰炸机队共54架飞机也分为3队，将继续对上述机场进行轰炸，为此第二波水平轰炸机队将搭配携带250公斤和60公斤炸弹。

以上是参加这次空袭的总共约360架飞机所分配的攻击目标。为了保卫机动部队自身的安全，每艘航空母舰将留下1/3的战斗机在舰队上空巡逻，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

会议结束了，各项准备工作并没有结束，而是贯穿在整个航行过程当中。几乎每天突袭计划都在进行着细节的调整和修正，很多高级军官甚至片刻不离作战室，连晚上睡觉都是和衣而卧。不管谁想到一个问题，马上翻身而起，大家再一遍一遍地推敲和研究。

联合舰队早已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各种军舰模型下发到各飞行队，飞行员对美国舰船的识别也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训练。他们利用训练间隙的宝贵时间，从舰艇的纵横面以及不同斜角进行观察，提高识别美国军舰的能力。譬如哪艘军舰有几个烟囱，舰桥在左舷还是右舷，是笼式桅还是三角桅，等等。飞行员连做梦都在琢磨，这使得他们对美国舰船特别是航母和战列舰等大型舰只的识别率几乎达到100%，远远超过对本国舰船的识别能力。

其间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姊妹舰“瑞鹤”号和“翔鹤”号外形非常相似，一次演习结束时，“瑞鹤”号上的飞行员塚本祐造错误地降落在“翔鹤”号上。对此，塚本不好意思地自嘲：“要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俺保准不会弄错哩！”惹得大伙哄堂大笑。

11月24日，南云召集所有飞行员到“赤城”号甲板上，进行了出征前最后一次训话。南云最后说：“如今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关头，若诸位置生命于度外，勇于肩负重任，愿以一片赤诚之心尽忠报国，愿以果敢勇猛精神闯过难关，天下任何事情均能办到。愿诸位忠勇之士与本职同心协力，慷慨捐躯，以报君恩！”

训话之后，由军令部铃木英——他刚从夏威夷实地考察回来，随“比叡”号战列舰到达单冠湾，在瓦胡岛的模型面前对珍珠港的情况再次进行详细说明。铃木说：

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舰艇仍按以前的方式进行训练，逢星期一出港，最迟到星期六回港。

二、大型舰艇停泊地区都在瓦胡岛周围，战列舰成双并排停靠在一起。

三、航空母舰目前所在位置不明，但有两艘至三艘航空母舰在夏威夷附近水域游弋。

四、珍珠港港口没有敷设水雷，但估计其四周装置有完备的防潜网。

五、除了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以外，美军的飞行训练颇为活跃。

六、好像没有出动飞机进行大规模的空中巡逻。

七、除了11月7日发现在希卡姆航空基地大飞机库上空有两只直径为4.5米的黄色圆形气球和一只深绿色的固定气球外，未看到有阻塞气球。

八、瓦胡岛附近的气象情况是少雨，飞行方面没有困难。早晨瓦胡岛的群山之巅多半为云层覆盖，中午以前天气往往十分晴朗，但下午又有一点残云。

第二天，各飞行队长在所在航空母舰上分别按照攻击计划，向飞行员交代了各自的作战任务，之后参加袭击珍珠港的全体飞行人员以飞行队为单位，轮流来到“赤城”号作战室，参观瓦胡岛和珍珠港的沙盘模型。这个面积约3.3平方米的模型，是军令部此前为袭击珍珠港作战特地制作的。

总指挥官渊田站在模型旁边，用教鞭指示并说明地形和攻击要领。比如他对鱼雷机队飞行员讲解说：“鱼雷机队在这里接到攻击命令，就冲向山谷进入山坳，然后这样迂回过来，以50米高度通过工厂区的障碍物，就到岸边了。这同在鹿儿岛湾训练的要领一样。一飞到岸边，立刻把高度降到20米，然后马上投雷。这就是福特岛，目标可能并排靠在那里。要注意这段距离是500米，这里水深只有12米，就在这里实施我们苦练过的浅海鱼雷攻击。要特别留神，否则鱼雷会扎入海底。从先头中队开始依次从右向左攻击。不要只挑好打的目标而过分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中队负责攻击一艘军舰。”

从早到晚，渊田连续讲解了20多次。从鱼雷机队、水平轰炸机队、俯冲轰炸机队到制空战斗机队，都对照沙盘充分交代了各自的任务。到了晚上，渊田的嗓子都哑了。

在袭击珍珠港胜利返航后，一个飞行员谈到这次袭击的感受时告诉渊田：“队长，瓦胡岛的地形跟咱们的沙盘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呀。”闻听此言，大家禁不住哈哈大笑。

早在11月19日，特别攻击队的5艘潜艇各运载1艘特种潜艇，已经沿着四国和九州之间的丰后水道南下，向着珍珠港以北的指定地点悄悄驶去。

瞒天过海

早在黑岛龟人第一次将“Z计划”上呈军令部的时候，福留繁和富冈定俊表示反对的第一条理由就是，“实施‘Z计划’成败之关键在于不暴露作战意图，而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

的确，袭击珍珠港的军事行动要想取得成功，其先决条件是对美军的攻击要做到出其不意。为了确保突然袭击的达成，除了严格保密，还必须使敌方无法正确判断日军的作战意图。尽管对作战计划的反对声一直持续到11月，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上到海军省，中到军令部，下到联合舰队，大家还是同心协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隐蔽自己的行踪，迷惑美军的视线。就在南云舰队厉兵秣马积极准备袭击作战的同时，海军省、军令部采取的伪装措施也在秘密进行。

10月，大本营在日本内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登陆作战演习，演习还煞有介事地邀请各国驻日使馆的武官现场观摩，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前面提到，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日军想在珍珠港实施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演习的假想作战区域无疑是南方地区。

11月15日前后，第一航空舰队参加作战的各飞行队陆续撤出训练基地，返回了母舰。多达400架飞机，原来在几个不同的基地不分昼夜进行飞行训练，它们的突然消失将很快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更不可能躲过机敏的美军谍报机关。军令部对此是早有安排。这些飞机后轮刚离地，九州方面第十二联合航空队以及各教练航空队的飞机前轮就着陆了，迅速实现了交叉换位和无缝对接。进驻各训练机场的飞机机型及数量与原来基本一致，所有训练仍一如既往地进行，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变化。不仅如此，连原来的无线电通信信号也一切照常，主力部队与进驻教练部队之间接连不断互发假电报，保持了原来的通信量。这一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之后半个多月里，潜伏在日本的盟国谍报机关竟然没有察觉到任何可疑的变化。

南云机动部队的舰艇前往单冠湾也分别选择不同的路线，在不同的时间里一艘、两艘地陆续前往集结地，选择的行驶路线同样是远离普通航线的特殊路线，为此，部分舰只甚至远远绕道太平洋。为了防备美国潜艇可能在本土附近进行监视，舰艇出发时特别采取了反潜警戒措施。所有出征舰只的无线电设施统统留下，按照原来的发射频率正常收发电报，以欺骗盟军的无线电监听。从出发那一刻起，参战舰艇就开始严格实行无线电静默，所有电报只收不发，这种状况一直坚持到12月8日战斗开始。

在此期间，庞大的机动部队变成了一个哑巴，但不是聋子。单冠湾的对外联系被完全切断，岛上居民的生活用品全部由军令部做出特别安排。所有参战人员的对外通信，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全部扣留到战争打响之后才能发出。其间，有新婚的士兵不间断地给妻子写信，等家里收到的时候已经是厚厚一大摞了。

就在珍珠港作战打响前三天，12月5日早晨，东京车站开来了一趟来自横须贺的专列，从车上下来500名横须贺海军水雷学校的见习生。水兵帽上“海军水雷学校”的标志换成了“大日本帝国海军”。这些见习生在教官岩重政义大尉的率领下，整齐列队向皇宫前的二重桥广场走去。一路上不停有记者和好奇的民众在路边拍照。队伍不远处，一些国家的使馆人员也在好奇而警觉地观察着。

在广场上，他们和由教官境民藏大尉率领的戴着同样水兵帽的500名“海军炮术学校”见习生会合。1000名年轻人一起在二重桥参拜了皇宫，随后各自按事先安排的路线进行参观。水雷学校见习生的路线先是参拜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之后前往有乐叮车站附近的朝日新闻社进行参观。

下午容许自由活动，这些当然也是事先谋划好的。那些年轻人大部分没到过东京大都市，他们一下子拥到了闹市区，好奇地在银座大街上闲逛，估计不会有多少人购物。人行道上突然出现这么多身穿鲜艳蓝白相间制服和脚裹绑腿的水兵，引起了东京市民的好奇和围观。12月5日、6日两天，在东京参观游览的横须贺各海军学校见习生和“海兵”学员有3000人之多。

目睹这一情景的东京市民各有各的想法。有人皱眉说：“在目前这样紧张的形势下，还到东京参观游览，搞的什么名堂！未免太悠然自得了。”

也有人对此钦佩不已：“真不愧为大日本帝国海军，在如此特殊时期还能如此潇洒自如，从容不迫。我们的国家真是太伟大了。”

稍具头脑的人则猜测：“这么悠闲，看来近期不会打仗了吧？”

更有细心的人在纳闷，这些水兵看起来太年轻了，像一群毛孩子学生。

倒真有记者上前采访，这些无疑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托”。他们不去采访那些普通“士兵”，只是偶尔去采访带队的“军官”，噼里啪啦，照片倒是拍了不少。

组织横须贺方面各海军学校和“海兵”大批见习生和学员以水兵装束前往东京参观游览，是根据大本营海军部指示特别安排的一项活动，也是掩盖南云机动部队驶往夏威夷采取的一种佯动。由于美英等国的谍报机关都在拼命刺探关于日本何时开战的情报，所以大本营海军部认为，此举乃是伪装开战的一种适当方法。

媒体当然也会恰如其分地给予配合。12月6日，《朝日新闻》晚刊以“三千海军勇士来社参观”的大标题做了专题报道，同时刊登了水兵参观报社的大幅照片。报道云：

“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夜以继日进行紧张训练的3000名海军勇士，于5日清晨在境、岩重两位海军大尉的率领下分批抵达东京。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前往二重桥广场朝拜宫城；在他们参拜了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之后，于上午10时来我社参观。

“我社编辑部野村秀雄主任在七楼礼堂致欢迎词后，他们在报社内参观了大约一个小时。勇士们以惊奇的眼光观看了高速传送机，并对屋顶上的信鸽很感兴趣。随后他们又参观了日比谷的广播会馆。下午为自由活动，勇士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直至傍晚时分才归队。对于这些战士来说，这真是难得的一天休闲。”

这些新闻很快就传到英美各国，甚至连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都听说了。对此，上将皱了皱眉头，轻蔑地讥笑道：“玩弄这样的低级手段，简直让人嗤之以鼻。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不必这样的，想要做什么就光明正大地做吧，假象永远掩盖不住真正的事实。”——金梅尔认为，这一切不过是日本为其准备进攻南方地区所做的掩护而已。

就在开战前第六天，12月2日13时，排水量17000吨的日本豪华邮船“龙田丸”作为“第二次撤侨船”从横滨港起航，目的地是美国西海岸重镇洛杉矶。这天，《朝日新闻》晚刊以“第二次赴美撤侨，‘龙田丸’起航驶向波澜壮阔之太平洋”为题做了如下报道：“船上乘客共有148人。其中一等舱45人、二等舱28人、三等舱75人，其中外国乘客有：挪威驻日代办康斯特先生夫人，今春来日后视察满洲、华北的智利新闻记者布拉内托等一行4人，以及其他外国旅客共35人。上月29日经美国政府同意，重新入境的60余急于返美的海外日侨，结果只有3人来得及办理手续。他们和旅居美国54年之久的南国太郎老人一起，都是在即将开船之前才匆匆赶上船的。

“乘客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起航时间正是日美谈判处于极其重要阶段的紧要关头，所以码头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从甲板上传来了《爱国进行曲》的音乐，它与人们大声叫喊的‘再见’声交织在一起，数不尽的手帕随风飞舞。船徐徐驶离码头。”

对“龙田丸”新任船长木村庄平来说，有几个问题是难以理解的，其一是开船日期一延再延。这艘邮船原定于11月中旬起航，后来延至20日，接着又接到延迟的命令，好不容易到27日才决定于12月2日起航，还以有关当局发表谈话的形式在报纸上大肆报道该船的起航情况：“据外交当局发表的谈话称，帝国政府继第一次派撤侨船赴美后，正在就派第二次撤侨船问题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根据此次取得之谅解，将派‘龙田丸’开往洛杉矶和巴拿马的巴尔博亚港。该船一旦准备完毕即出航，大致定于本月内驶离横滨。”

晚报还刊登了豪华邮船即将到达的地点和大约时间。12月2日自横滨出发，12月14日抵达洛杉矶，12月16日自洛杉矶出发，12月24日抵达巴尔博亚港。

12月6日，即“龙田丸”驶离横滨后的第四天，《朝日新闻》晚刊再次做出如下报道：“据外交与邮电当局5日发表谈话称：12月2日从横滨起航开往洛杉矶和巴尔博亚港的‘龙田丸’，这次又因顺道前往墨西哥停靠，故决定将其航行日程更改如下：12月14日抵达洛杉矶，12月16日从洛杉矶起航，12月19日抵达墨西哥曼萨尼略，12月22日从曼萨尼略起航，12月26日抵达巴尔博亚港，12月28日从巴尔博亚港起航回国。”

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但对“龙田丸”此行进行大肆宣传报道，也是军令部使出的障眼法之一。日本把“龙田丸”出航当作一种“掩人耳目的诱饵”，目的就是要美方“放心”，使其相信日本决心开战的时间还早着呢。至于报纸上报道的所谓“据外交当局发表谈话称”和“据外交与邮电当局发表谈话称”云云，都是大本营海军部为达到上述目的事先写好后发给报社的，报社不过是按要求照本宣科而已。

就在“龙田丸”起航前一天，12月1日，木村船长被海军省军务局大前敏一中佐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大前对木村说：“船长，这次要辛苦你了，一路上请多加小心。”接着就交给木村一只长方形的木箱。木箱入手沉甸甸的，使人感到里面装有什么金属之类的东西。其实这只箱子里装的是16支手枪，还放着一封使用这些手枪的指令信。大前交代，只有在危机时刻才能开启箱子。

此举的目的是确保“龙田丸”能在开战后顺利返回日本。因为乘客中有十几个美国军人，海军部害怕万一他们得到日美开战的消息后会劫持船只开往美国。12月2日，邮船即将起航，海军省的林大佐登上了“龙田丸”，他在船桥下的海图室里同木村船长和加藤事务长进行了密谈。林大佐严厉命令说：“为了不让乘客收听广播，必须把所有真空管都拆掉，船上不得拍发任何无线电报。”

开船铜锣声响起的时候，林大佐急匆匆地走下舷梯，站立在码头上默默祈祷，盼望“龙田丸”能在完成迷惑敌人的任务后顺利返航。

在美国，很多日本人也得到了“龙田丸”将要来到的消息。许多人切身感受到日美两国之间的局势十分危急，战争一触即发，“龙田丸”很可能是日美航线上最后一个班次。12月4日、5日两天，一些人从繁忙的归国准备中抽出时间，前往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和陆海军武官处做最后的辞行，连法国使馆都打来电话，为一位准备赴日的武官预定舱位。可惜那艘船永远不会到了。

“龙田丸”出航的消息自然会通知日本驻美使馆。使馆人员的消息更灵通一些，之前他们已经接到了在一定条件下销毁密码机的电报。海军助理武官实松让就对“龙田丸”的出行颇感怀疑。在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下，故意将豪华的“龙田丸”客轮派往敌国让其扣留，这简直不可想象。第六感告诉实松让，该船此次航行的真正使命，也许只是掩饰日方真实行动的一种手段而已。一切迹象表明，战争爆发已成为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使馆一秘奥村胜藏也有同样的感觉。听到这一消息时，他正在看两位日本记者打乒乓球。三人于是开始打赌。奥村认为，“那艘船永远到不了这里”，两位记者则认为不然。双方下的赌注是1美元。

8天后，就在“龙田丸”到达中途岛以北海域时，木村接到电报：“龙田丸”立即掉头，全速返回日本。接到命令的“龙田丸”趁着夜色缓缓掉头。

船长的责任是重大的。木村预料此时美日可能已经开战，万一开战消息和客轮已朝相反方向航行被发现，会在乘客特别是外国乘客中引起混乱，甚至可能诱发骚乱。木村船长的当务之急，是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出现这种局面，维持好船内的治安，以使邮船能安全返回国内。

木村当即做出决定：有关消息只让船上少数几个骨干知道，就连一般日本船员都不通知，乘客就更不用说了。可是该船过去一直是缓慢朝东行驶的，如今突然改变航向，开足马力朝西疾驰，这一事实无法瞒过那些富有航海经验的行家。

黎明来到的时候，乘客中的一位意大利海军少校很快发现航向不对，立即大声叫喊起来：“船正在朝着与过去相反的方向行驶呀！”很快，乘客中间爆发出一阵阵惊叫声：“奇怪！这艘客轮不是往目的地美国驶去，而是向着横滨返回了。”

船内顿时骚动起来。由于木村和加藤等人采取了适当措施，乘客中出现的混乱并没有很严重，他们在平息骚动时也没有动用那16支手枪。就这样，“龙田丸”“出色”地完成了海军部策划的“佯装”任务。至于美国方面是否真的上了当，至今仍然是一个疑问。反正船在12月14日平安返回了横滨港，主要的损失不过是多浪费点油而已。损失的还有记者加藤，他输给了奥村1美元。

前文提到，早在12月4日，由山下奉文中将率领的进攻马来亚的大型运输船队已经从海南岛的三亚港起航。出发后很快就被英国侦察机发现，这一消息很快报告给丘吉尔和罗斯福，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中国南海。山下倒霉了，但这对于南云机动部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

这些都只算隐藏的小手段，更大的伪装就在美国人眼皮下边。就在12月1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做出对美、英、荷开战的决议之后，东京致电在美国的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继续与美国人进行外交谈判，以此作为掩护开战的幌子。可怜的野村和来栖对国内做出的决定一无所知。就在开战头一天，12月6日，东京各大媒体还在大肆宣扬，日本将对美国做出新的让步，力促美日双方达成谅解，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这样就引出了后来那神秘的第十四段电文。

路漫漫

11月25日，是南云机动部队从单冠湾出航的前一天。也许为了最后一次欣赏祖国的风景，30艘舰艇上的官兵齐聚在甲板上，向着择捉岛上白皑皑的连绵群山久久凝望。随后，各舰艇举行了舰长训话和出师宴会等活动。

在第二航空战队旗舰“苍龙”号航母上，被飞行员敬畏为“训练之鬼”但又亲昵地称为“多闻丸”的司令官山口首先训话。接着，以大楠公“七生报国”为宗旨，被称为“海军之乃木希典将军”的舰长柳本柳作大佐登台宣誓道：

“帝国兴亡，就在夏威夷作战此举。本职之所以献身海军，正在于祈盼有这样的今天。只要我还没有死，即使只剩下一片肉、一滴血，也坚决同敌人死拼到底，即使只剩下一颗牙齿，也要死死咬住敌人不放。愿七世为人皆为天皇陛下效劳！”

全舰官兵一起跟着柳本振臂高呼：“殊死报国，为天皇陛下效劳！”

接着，柳本抓紧出击前的空余时间，将他朝拜神户凑川神社时所得到的神符分发给众人。之后，柳本开始领唱他最喜欢的军歌《佐久间艇长之歌》。歌词大意是：“献身君国，坚守岗位，死而后已，乃日本男儿之荣誉。”

柳本舰长虽身材矮小，但蛤蟆小嗓门大。1500名官兵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大合唱，在单冠湾宽阔寒冷的海面上久久回荡。

“死而后已”的“佐久间精神”正是柳本自己的庄严誓言——但他真正实现这一诺言，还要等到半年之后的中途岛海战。大合唱结束后，柳本马上命令值星官说：“今天可以让士兵们开怀畅饮。”值星官山本泷一大尉立即发出号令：“打开小卖部。”在水兵舱室里，每张餐桌都摆上了舰长送来的清酒，接着有人把清酒注入水壶，分送到各个席位面前。

“快喝吧！”

“从明天起因为要做好战斗准备，暂时禁酒啦。”

“不是暂时，这也许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喝酒啦！”

“不管你怎么说都行，反正今天是酩酊大醉的出师欢宴。”

猛将山口和一贯严肃的柳本舰长这时也来到水兵舱室，向大家频频祝酒。从将军到士兵，大家都不拘礼节地开怀畅饮。分队长长井大尉提着酒壶来回斟酒，大家完全沉浸在一片兴奋之中。

这时候，不知谁高喊了一声“把舰长抬起来呀”，于是十几名水兵一拥而上，有的抬手，有的抓脚，在一片吆喝声中，柳本舰长被抛上了高空。

那天夜里，“赤城”号上也在举行盛大的壮行晚会。然而，始终愁云满面的南云并没有参加，他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对于未来的前景感到生死未卜。明天就要踏上最后的征途了，南云翻来覆去无法入眠。半夜时，他从床上爬了起来，摸黑来到了铃木英的舱室，把铃木从美梦中叫醒。他问铃木：“太平洋舰队的舰只有无可能在拉海纳集中呢？”

“毫无可能。”睡眼蒙眬的铃木回答道。

“那太好了。对不起，打扰您了。”

在这个踏上珍珠港征程的前夜，担任警戒任务的第八战队参谋藤田菊一少佐也同样彻夜无眠。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华盛顿条约的枷锁之下，我们忍受了英美20年的暴政，这只能把我们不畏强敌的刀剑磨砺得更加锋利。明天这利剑就要刺出去了，它将直接刺向敌人的心脏！”

11月26日清晨6时，旗舰“赤城”号上升起了信号旗。各舰艇的航海长纷纷向舰长报告说：“旗舰发出信号，起锚，准备出港。”

迎着纷纷飘落的漫天雪花，南云率领的海军史上最强大的一支航母编队，即将从单冠湾出击，踏上漫漫征途。随着旗舰信号旗的徐徐降下，各舰艇都按规定的出港次序拔锚起航。30000吨级航母“赤城”号庞大的身躯，从略显瘦小的第二航空战队旗舰“苍龙”号身边轻轻掠过，向着平静的海面缓缓驶去。桅杆顶上，南云的将旗在北方的晨曦中迎风飘扬。“赤城”号的后甲板上，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军舰进行曲》，将整个出发过程衬托得更加庄严肃穆。

海上风平浪静，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以“赤城”号为先导的6艘航空母舰徐徐驶出单冠湾。唯一的意外是在舰队起锚的时候，“赤城”号一个螺旋桨被铁丝缠住，一个水兵掉进了冰冷的水里——后来再也没找到。当庞大的舰队排成纵队浩浩荡荡驶过择捉岛时，所有战列舰、重巡洋舰和驱逐舰上万炮齐鸣，对准岛上的山坡进行了最后一次实弹射击。山上雪花飞溅，像银色的花朵纷纷落下，场面异常壮观。舰上的官兵个个激动万分，泪流满面。

这是一次无人欢送的孤独远行。当时只有在单冠湾外执行警戒任务的“国后”号海防艇向机动部队发出了“祝愿成功”的信号。至于这一群大家伙成群结队要去干什么，一艘小小的海防艇当然是不知道的了。

“谢谢！”“赤城”号一面发出感谢的信号，一面率领大队人马寂静地驶向远方。

机动部队排开了整齐的航行队形。正前方是大森指挥的驱逐舰队，中间是轻巡洋舰“阿武隈”号，左右两侧10公里各排开一艘驱逐舰。向后15公里是机动部队主力，“赤城”号和“苍龙”号为一排，两舰之间间隔7公里。“赤城”号右边10公里是战列舰“比叡”号，“苍龙”左边10公里是战列舰“雾岛”号，这4艘巨舰形成了第二纵队。“赤城”号后方7公里是“加贺”号，“苍龙”号后方7公里是“飞龙”号。“加贺”号和“飞龙”号后边7公里是“瑞鹤”号和“翔鹤”号。6艘航空母舰相互间隔7公里，构成了两个正方形。“瑞鹤”号右边10公里是重巡洋舰“利根”号，“翔鹤”号左边10公里是“筑摩”号。其余驱逐舰配置在主力舰队周围，从空中俯瞰整个阵形，犹如鱼鳞一般。——老酒要是能亲身在空中瞄一眼这阵形，死了也不枉这辈子了！

潜水战队的3艘潜艇在鱼鳞阵的前方实施警戒，侦察航线上有没有中立国的商船。如果发现单独的小船，便靠上去登船，将其俘获。如果发现大队人马，就立即向机动部队通报情况并马上潜航。机动部队也就立即大角度改变航向设法规避，以免提前暴露行踪。

这是一支把北太平洋惊涛骇浪完全置之度外的无敌舰队，其目的地，就是美军太平洋上的最大基地珍珠港。为了尽可能节约燃料，舰船上只能亮着昏暗的灯光，停止暖气供应，禁止洗澡，大舰队只能保持每小时14节的经济航速。各舰官兵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从单冠湾出发后第五天，11月30日，这支舰队已经行驶至东经170°一线，并在这里完成了第一次海上加油。

舰队严格实行无线电静默。在“赤城”号的通信室里，几十名值更无线电兵戴着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东京的广播，当然也不会漏掉夏威夷方面的无线电动态以及其他地方发出的电报。

早在机动部队出发前，11月18日，先遣队的27艘潜艇伪装成日常巡逻，已经沿中、南航线，采取白天潜航、夜间水面航行的方法驶向夏威夷指定水域，执行侦察、监视以及战斗打响之后的攻击任务。

箭已搭上，但毕竟还没有离开弓弦。南云想起了之前山本的指令：“如果日美谈判获得成功，机动部队应立即掉头返航。”舰桥上，他向身旁的草鹿倾诉了自己身为最高指挥官的真实心情：“草鹿君，不知您是怎么想的？我竟然接受了如此棘手的任务！我想，当初我要是再硬一下头皮，干脆把这一任务顶回去该多好啊！现在干是干起来了，但对于能否成功，我却没有任何信心。”

“没问题，一定能成功的。”草鹿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他。此前一周，南云已经无数次对草鹿说过类似的话，草鹿每次的回答都是“别担心”。

“你是个乐天派，真叫我感到羡慕。”南云脸上仍然一副忧郁的神情。

就在南云和草鹿说话的时候，通信兵送来一份让人大惊失色的电报。紧急电报是从先遣部队第六舰队旗舰“香取”号巡洋舰上拍来的。11月24日，从横须贺出发的“香取”号在经特鲁克驶往马绍尔群岛夸贾林岛的途中，在塞班岛以东300公里的海面上突然遇上一艘美国布鲁克林级巡洋舰，该舰正护卫着5艘运输船朝菲律宾或关岛方向驶去。

美国巡洋舰排水量为9700吨，舰上配备有150毫米大炮15门。而“香取”号只是一艘供训练使用的老式巡洋舰，排水量仅为5900吨，舰上只有几门口径140毫米的大炮，战斗力差得无法比拟，航行速度也慢得可怜，人家要是开炮，连跑都跑不了，只能站在那里挨打。当时日方固然是大吃一惊，但美方也非常紧张。先遣部队指挥官清水光美并没有改变航向，而是从容不迫地指挥舰只仍按原来的航向继续前进。

当双方距离拉近到万米左右时，美国巡洋舰上的大炮突然调整仰角，炮口一齐对准了“香取”号。刹那间，“香取”号上剑拔弩张，气氛紧张异常。但美国巡洋舰的任务好像只是掩护运输船，无意率先挑起事端。只见他们连续做出了两次大幅度的航向调整，随后冒着黑烟绝尘而去。当美国舰艇消失在水平线上时，大难不死的“香取”号立即用紧急暗语向“赤城”号报告了上述情况。

不知那艘美国巡洋舰上的指挥官是谁，但肯定不是哈尔西。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本来就忧心忡忡的南云更加神经质。

12月2日17时30分，“赤城”号收到了山本发来的电令：“联合舰队作战电令第十号：‘攀登新高山1208’。”

该电报预示着，机动部队将按原计划于12月8日对珍珠港发起攻击。这一电报的到来，让南云和草鹿都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返航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战争已成定局，现在只有义无反顾地向前一条路了。

电报中的“新高山”为台湾的最高峰玉山。甲午战争之后，宝岛台湾被日本占领，海拔3852米的玉山超过了只有3776米的富士山，于是明治天皇在1897年6月28日下诏，将玉山重新命名为“新高山”。

命令很快传达到舰队高层。这天晚上，“赤城”号飞行长增田正吾中佐在日记中写道：“一切均已就绪。无左，无右，无悲伤，无欢笑。”

12月3日，天气异常恶劣，海面上刮起了罕见的大风。到了下午，风速竟达到每秒35米，以至于舰队很难保持应有的阵形。大浪拍击船舷，溅起的浪花跃上了甲板，使得甲板上到处都是海水。连吃饭都显得困难，士兵必须腾出一只手按住桌上滑动的餐盘才能进食。由于舰体不断倾斜颠簸，“加贺”号一名下士不幸跌到了舷外。如果不算出发前“赤城”号那位落水者，这个日本兵就成为这场战争的第一个死亡者。

这天晚些时候，通信室还收到一份来自东京的警报，使得南云更加忐忑不安。电报中说，在这一海区附近有一艘俄国人的船。“加贺”号的6架战斗机立即做好起飞准备，飞行员受命随时出击。结果到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现，飞机始终没有起飞。那仅仅是一场虚惊。

入夜时分，有人在舰队上空看见了一道神秘的亮光，旗舰马上发出警报。士兵纷纷跑向自己的战斗岗位，邻近几艘军舰的高射炮昂起了头，炮口对准了那道时隐时现的不明亮光。后来发现，那道亮光来自“加贺”号为判定风向而升起的发光气球。

看着南云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入寝前草鹿又说了一声“请放心”，试图让南云放松心情。“我真是钦佩你的乐观精神”，南云叹口气，摇摇头说。

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舰队依然在隐秘航行。所有垃圾都被严格储存起来，用过的空油桶被砸扁，整齐地堆放在甲板上。已经进行过第二次加油，就像罗杰斯特文斯基的第二太平洋舰队在长途奔袭途中多次打破加煤世界纪录一样，机动部队的海上加油技术也日益娴熟。在此之前，加油只能在9节的低速下进行，现在加油时的速度已经可以提高到12节，连加油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唯一让南云不安的是，傍晚时分山本又发来一份电报，说截收到一份很可能是在附近海域的敌方潜艇发出的无线电报。草鹿立即查问手下所有舰长，他们都说没有截收到类似未加说明的电报。这让南云稍微轻松了一些——这山本在家里闲着没事，怎么净吓唬人哪！

12月4日，晴空万里，海上风平浪静。天亮后不久，机动部队收到了大本营海军部于前一天22时30分发出的一份情报：珍珠港附近飞行巡逻情况不详，然目前未发现有海上巡逻之迹象。这一情报对机动部队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在舰队的6艘航母上，那些老练的机械师一有时间就反复检查自己心爱的飞机，以便使发动机时刻保持滑润。长时间的海上航行略显枯燥，特别对于那些飞行员来说。有的人在画画，有的人在练剑道。战斗机驾驶员志贺淑雄一人就画了8幅水彩画，还把“加贺”号上的军官请来，欣赏他的私人画展。从最后一次演习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星期，许多飞行员生怕技术生疏了，于是爬进座舱摆弄自己飞机上的操纵杆，投弹员则聚精会神地练习使用瞄准器。也有人来到甲板上，一面大口地呼吸海上的新鲜空气，一面做柔软体操来舒展筋骨。

“瑞鹤”号的机库甲板上，机组人员正在玩“猜谜比赛”。战斗机分队队长佐藤正夫大尉把藏在背后的美国战列舰、航空母舰模型一个接一个拿出来，在大家面前晃一下，然后要大家猜出它的舰名。

“‘宾夕法尼亚’号。”被称为“零战击坠王”的战斗机飞行员岩本彻三回答道。岩本是海军的王牌飞行员，拥有击落敌机100架的辉煌纪录（实际最后估计战绩为80架左右），在中国就有14架的战绩。奇怪的是，他竟然熬过了漫长的战争以及战后的审判，于1955年38岁时因败血病而死。

“对！”

“‘亚利桑那’号。”塚本祐造抢着说。

“不对！是‘俄克拉何马’号。”副队长牧野正世大尉更正道。

“对！”接着，这位军官还给大家看了几艘航空母舰的剪影。

“‘列克星敦’号。”

“对！”

“‘企业’号。”还是之前错误地降落到“翔鹤”号上的塚本祐造，学习不怎么样，还喜欢抢答。

“笨蛋！这是‘赤城’号，是我们的旗舰。”

佐藤假装严肃地说：“塚本君，你可别再搞错了。之前你降落到‘翔鹤’号上还行，人家还能让你平安回来。到时候你要是降落到‘企业’号上，或者把自己的船给炸了，那可就糟糕了。”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12月5日，海面上虽然风平浪静，空中却阴云密布，这对正在隐秘航行的舰队来说是再好不过了。第二天上午，机动部队就将进入敌机的飞行巡逻圈，因此第二补给队“东邦丸”“东荣丸”“日本丸”给轻巡洋舰和驱逐舰补给了燃料。之后，第二补给队指挥官新美和贵挂起了“祝你们成功”的信号旗，随后便在驱逐舰“霞”号的护航下掉转方向返航。

从单冠湾出击以来，已经10天了，其间为了节约燃料和淡水，大家都忍着不洗澡。开战在即，舰队颁下特殊命令，特许舰上所有人员今天洗一个澡，以便干干净净地上战场或走人。各舰艇再次举行了小型宴会，预祝未来的作战圆满成功。特别是那些航母上即将参加决战的飞行员，同精心保养飞机的机械师、报务员以及朋友、同乡聚集一堂，举行小型临别宴会。大家都清楚，他们中有些人将注定不再回来。全体人员里里外外都换上了新衣服，做好随时上战场的准备。

12月6日早晨7时，机动部队冲进了敌机的巡逻圈。今天，他们将突破巡逻圈径直向决战的战场驶去，明天，他们即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壮举。

就在南云舰队劈波斩浪向着珍珠港奋勇前行的同时，12月1日，在东京战前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那些决定日本命运的政客在纠结之中做出了对美、英、荷开战的重大决定。

同一天14时，位于岩国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接到了第二天上午觐见裕仁的谕旨。山本立即于16时起程前往东京。

12月2日上午10时，山本在皇宫拜谒了裕仁。裕仁对山本颁布以下圣谕：

朕兹下令出师，并委卿以统帅联合舰队之重任。惟联合舰队之责任极其重大，事之成败，关乎国家之兴废，民族之存亡。望兵至必克。

12月4日晚上，岛田繁太郎为同学山本举行了秘密欢送会，永野修身、伊藤整一、伏见宫、天皇御弟高松宫、天皇侍从海军武官鲛岛具重等头面人物联袂出席，裕仁还特意派人送来葡萄酒以示慰勉。

12月6日，南云和草鹿收到了山本从本土发来的天皇圣谕及自己的应答。联合舰队第七百七十五号密电：

本司令长官于十二月二日奉诏晋谒天皇陛下，承蒙天皇亲切赐予圣谕。当时，本司令长官奉答如下：“适值此开战之前，蒙陛下之优渥赐予圣谕，诚惶诚恐，不胜感激。臣拜受天命，决心率联合舰队全体将士精诚团结，勠力同心，血战到底。为贯彻圣上出师之旨，不畏粉身碎骨，肝脑涂地，坚决达出师之目的，以应陛下之圣命。”

“赤城”号的桅杆上迅速升起一面“Z”字信号旗。36年前，在东乡的旗舰“三笠”号战列舰上，升起的也是这样一面旗。东乡率领的那支舰队就是在这样的激励下埋葬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的。

南云同时颁布了山本发来的激励电报。联合舰队第十三号电令：“皇国兴废在此一举，全体将士务必全力奋战！”

据渡边安次中佐回忆，这是宇垣缠如厕时突然想出来的主意。就在这天，宇垣缠在《战藻录》里写道：“夏威夷已如瓮中之鳖，你们再最后享受一天和平的美梦吧！”

先遣队27艘潜艇也于当天夜间顺利到达了预定位置。第一分队4艘潜艇在瓦胡岛以北海域，第二分队7艘潜艇封锁珍珠港东西海峡，第三分队9艘潜艇监视珍珠港入口。负责北方阿留申和南方萨摩亚海域侦察的2艘潜艇也先后发来信息：上述区域美军一切如常，无任何异动。

当晚，机动部队收到东京转来的由吉川猛夫发自珍珠港的最新报告：珍珠港内停泊有战列舰9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7艘；另有4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在船坞；港内无航空母舰，美军没有进行飞行巡逻；珍珠港上空没有部署防空阻塞气球；瓦胡岛平静如初，并未实行灯火管制。

此时的机动部队已进至中途岛以东1100公里，美军的巡逻飞机随时可能出现在视野之中。南云下令，舰队马上变换成环形防空队形。凌晨3时45分，第一补给队“极东丸”“健洋丸”“国洋丸”和“神国丸”在完成对“阿武隈”号和驱逐舰的最后一次燃料补给后，离开大部队先行驶往待命地点，以备机动部队在结束攻击后的返航途中补给燃料。南云下令全部轻装的战斗部队航速迅速提高到24节，气势汹汹直扑珍珠港！

6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整齐地排列着一架架飞机，机械师正在进行最后的战前检查。明天，这些飞机就要载着鱼雷和炸弹飞向珍珠港上空，去攻击美军的舰队。机械师非常认真地执行着检查任务，飞行员也开始忙前忙后地检查武器。

在“赤城”号舰桥上，并排站着南云忠一、草鹿龙之介、长谷川喜一舰长等人。此时，他们默默地凝视着那向西边水平线上徐徐下落的火红夕阳，舰尾那条又白又长的航迹笔直地伸向远方。

南云：“从航迹看，舰队正在加速前进。”

草鹿：“是的，是在加速前进。”

南云：“多美的夕阳啊。”

草鹿：“是呀，明天就有人再也看不到如此美丽的夕阳了。”

航海参谋雀部利三郎中佐却有点与众不同，他迈着轻快的步伐从舰桥舷梯上走下来，向着甲板下自己的舱房走去。虽然从单冠湾出击以来才过了11天，但由于此次航行非同寻常，使人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作为一名航海参谋，雀部亲自搜集并汇总了北太平洋冬季变化无常的气候和海流的第一手资料。为了使舰队能够在隐蔽中前进并按时驶抵指定地点，雀部几乎绞尽脑汁。一点微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所有努力毁于一旦。“到那时，即使剖腹谢罪也是万万不可宽恕的。”雀部想。

每当想到这次行动的成败关系日本生死存亡，雀部头脑中所考虑的，除了如何达到那个目的地，就再也没别的念头了。舰队从单冠湾出发以来，他身上的衣服还没有换过，连吃饭和睡觉也都在舰桥上，或是在下面的作战室里。现在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无论从时间抑或位置来说，都有了超过90%的成功希望，雀部心里多少有点宽慰。但他知道，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松懈。

雀部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已经十几天没洗澡了，身上污垢之多，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洗完澡的雀部觉得就像乌龟去掉壳一样清爽。从兜裆布、内衣，直至外面的军装，他都一一换下，穿上了自己在出航时携带的崭新的衣服。他仔细修剪了头发和指甲，并用纸包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入办公桌的抽屉里。雀部思忖，明天一旦舰桥被炸弹击中，恐怕整个身子都会被炸成齑粉，到那时，也许只有这些东西能留下来，就可以寄给家人，甚至放在香台上或者佛龛中受人敬仰。暮霭快要降临，他又精神抖擞，登上了舰桥。

已是傍晚时分，但舰上所有人员为了使明天的攻击万无一失，还在专心致志地忙碌着。机械师正在微暗的机库里对飞机做最后一次检查，飞行员则在擦拭驾驶座前的风挡玻璃，参谋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图板上画着的攻击珍珠港的示意图。所有人脸上既严肃又兴奋。

最紧张的当属那些明天就要飞上天空的飞行员。想到明天的战斗，他们忽然有了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战斗一旦打响，谁能够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虽然作为日本海军的一员，“为国捐躯，为天皇尽忠”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谁享受到了这种“荣誉”，不但不是倒霉，反而是一种“幸运”。但是，当这一天真正来临，大家心中还是莫名泛起一种悲壮。

航母在尚未破晓的海面上留下了一条又粗又宽的雪白航迹。在以“赤城”号为首的6艘航母的甲板上，业已做好起飞准备的飞机均按战斗机和攻击机的顺序停放在起飞位置上。有的携带着大型炸弹，有的悬挂着鱼雷。有人在一颗炸弹上写上了粉笔字：“攻打美国的第一颗炸弹。”挂在机身下的那些鱼雷，铅灰色的雷壳上闪烁着丝丝寒光。

天公不作美，海面上风浪依然很大，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全速航行的舰艇颠簸得相当厉害。为了使飞机能够保持稳定，机械师在大风中往来奔跑，拼命固定好自己负责的飞机。

12月6日23时许，佐佐木半九率领的特种潜艇攻击部队已经抵近珍珠港。各母艇在距离珍珠港约15公里的海面上停止前进，开始悄悄地放出微型潜艇。站在潜艇甲板上，能够清晰地看到远处岸上的点点灯火，甚至可以识别出怀基海滩上的霓虹灯，依稀能听到岸上隐约传来的爵士音乐声。几分钟后，4艘微型潜艇相继下水。第五艘潜艇的罗盘仪出现了故障，一时无法修理。负责这艘潜艇的是酒卷和男与稻垣清中士，他们坚持要继续执行任务。直到酒卷开始使用磁性罗盘定向，其特种潜艇才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脱离母艇，拖着一条蓝白色的航迹笔直地朝着珍珠港入口处冲了过去。

12月7日凌晨4时，经过12天6600公里的航行，南云机动部队终于顺利到达珍珠港以北约430公里的预定攻击海域。

夏威夷时间清晨3时30分，万籁俱寂的夜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军号声。日军机动部队各艘舰艇上的号兵鼓足力气吹响了“全体起床号”，最后一个和平之夜的睡眠到此结束了。

沉睡中的飞行员迅速翻身而起——有些人由于激动甚至彻夜未眠。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们各自系好象征吉祥的“千针带”，留下装有头发、指甲、遗书的小包，之后前往舰上的神社参拜，这是战前必不可少的程序。随后，他们一起到餐厅用餐。

这很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顿饭，所以显得格外丰盛。主食是平时过节时才能吃到的红豆饭。因为太好吃了，一些人狼吞虎咽吃完了都没吃出是什么味道，还有些人珍惜地将掉在桌上的米粒捡起来放进嘴里。主菜是清蒸鲷鱼，一些家境贫寒的飞行员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吃完鱼的一面后，尽管另一面也同样美味，但没有一个人将鱼翻过来。对于海军来说，“翻”字是万万提不得的，因为它与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鱼翻过来是不吉利的象征。最后端上来的甜点是“栗子”。栗子在日语中写作“胜栗”，谐音“胜利”，预示着胜利、好运和吉祥。

“加贺”号航母上，准士官室里的酱汤更是别具一格。森永飞行班长刚尝了一口便赞不绝口：“真好吃，这样美味的酱汤生来还是第一次尝到。”于是，胖墩墩的司务长笑嘻嘻地说：“是吗？那太好啦，为了庆祝你们今天上阵，让大家都能享受一顿美味的酱汤，我把整整一袋的干海参都用上啦。”

不知谁先大喊了一声“万岁”，大家都跟着喊了起来，外边的人也在随声附和，“万岁”声在舱室和甲板上此起彼伏。

凌晨5时25分，“赤城”号接到了先遣队“伊-72”号潜艇发来的报告：“瓦胡岛西北的拉海纳泊地没有发现美国舰只。”拉海纳是美军除了珍珠港之外，在夏威夷海域的预备锚地，南云据此判断，太平洋舰队的所有舰只都停在港内，舰队的所有进攻力量都可以集中使用于珍珠港。

尽管如此，美军舰队位置的详细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落实。5时30分，重巡洋舰“筑摩”号和“利根”号各弹射了一架零式侦察机。两只邪恶的鸽子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径直飞向瓦胡岛和拉海纳上空，对舰船停泊的情况和气象状况进行最后核实。随着侦察机逐渐消失在黎明前的夜幕之中，突袭珍珠港的战斗终于拉开了序幕。

请大家稍稍留意一下“筑摩”号重巡的舰长古村启藏大佐。此时此刻，他下令第一架侦察机起飞，相当于按下了启动太平洋战争的按钮。3年后，在冲绳岛，当联合舰队最后的力量“大和”号战列舰濒死出击战沉之后，已经晋升少将的古村被水兵从海中捞起，带着残存的4艘驱逐舰狼狈地逃回日本。曾经风光无限的日本海军，从那以后，再也没出动过——这恰好又是一个轮回。

航空队总指挥渊田美津雄身穿飞行服走进了“赤城”号的作战室。渊田在飞行服里穿上了红色的内衣和衬衫，这样，如果他在袭击中受伤，红色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隐藏伤口和出血，就不会影响官兵士气。此刻他来到作战室，是向舰队指挥官南云做战前的最后告别。作战室的黑板上，写着山本的巡示：皇国兴废在此一举，全体将士务必全力奋战！

“司令官，那我们就出发了。”

南云欠了欠身子，只简单地说了一声：“好吧，拜托您啦！”说完，便紧紧握住了渊田的双手。

待命室里灯光暗淡，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飞行员，那些无法挤入室内的人便簇拥在门外，连室外的过道也拥挤不堪。此刻待命室正面的黑板上已经标出了“赤城”号的所在位置——瓦胡岛正北430公里。

舰长长谷川大佐从舰桥上走了下来。渊田当即喊了一声口令：“立正！”同时向舰长行了一个军礼。

长谷川大声下达了作战命令：“按规定的命令出发！”飞行员于是纷纷跑出待命室，朝着自己的飞机飞奔而去。

在“苍龙”号上，飞行员列队站在靠近舰桥的飞行甲板上。山口对行将踏上征途的飞行员做最后的激励。山口的话同样简单：“祝你们成功。”到了此时，似乎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

海浪很大，风速达到每秒17米，舰身的倾斜度达到11～16度。平时要是超过5度，就会取消飞行。但是，今天无论倾斜多少度，只要船不翻都要起飞。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考验这些飞行员技艺的时候了。渊田走向他的指挥机，这是唯一的三座机，机尾涂着特殊标记的红黄相间的油漆，看上去格外显眼。

除了那些实在离不开工作岗位的人，舰上其余水兵都获准登上了甲板，去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几乎所有人都来给出征的飞行员壮行，连平时很少露面的军医长也来到了甲板上。

一名机械师走了过来，手里擎着一条特制的勒头布带，布带上写着两个红色的大字——“必胜”。他走近了渊田：“这是我们地勤人员的一点心意，请务必收下。请记住，虽然我们不能亲赴战场，但我们是在和你们共同战斗！”

强忍住即将落下的眼泪，渊田向机械师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后他接过布带，把它紧紧地系在自己的飞行帽上，毅然转身登上了飞机。

飞行员纷纷登上机舱，开始闭上眼睛做深呼吸。每个人都在默默祈祷，但愿攻击顺利，但愿自己还能活着回来。

就在东方即将发白的5时50分，所有航空母舰开始一齐掉转向逆风方向行驶。这时海面上刮起了风速每秒13米的偏东风。“赤城”号的主桅杆上，那面“Z”字战斗旗在呼呼作响。

“起飞！”

指挥所里那盏指示起飞的蓝色信号灯划出了一个很大的圆弧形，前面的战斗机便开始起飞。此刻是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1时30分，夏威夷时间7日早晨6时，华盛顿时间7日上午11时30分。

所有人都想成为第一个投入战斗的人员。还没等信号旗落下，率领“加贺”号战斗机群的志贺淑雄大尉——那位业余画家——就示意一名地勤人员拿走他机轮下的楔形垫木，随后就驾机呼啸着飞出甲板，急剧地落到离海面只有不到5米的高度，他把飞机向左一转，拉起机头。原本兴奋无比的志贺大尉有点沮丧，他发现，“赤城”号的板谷茂已比他早几秒钟在空中了，这家伙也是没有等舰上旗手的信号就抢先起飞了。本来以为的第一变成了第二，早知如此，自己再提前几秒就好了。

随着第一架飞机成功起飞，甲板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第一批攻击队的水平轰炸机49架、鱼雷攻击机40架、俯冲轰炸机50架和战斗机43架，共182架飞机从6艘航空母舰上一架接一架地飞向天空。——有一架零式战斗机不幸坠入大海，一艘驱逐舰迅速驶了过来，将飞行员从冰冷的海水中救起。短短15分钟，所有飞机就完成了起飞和空中编队。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到后边就能够比较出，中途岛海战中，那些初出茅庐的美军飞行员技术是多么蹩脚。

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一次大机群起飞编队。机群在渊田的率领下爬出云层，所有飞机都大弧度地绕着航空母舰进行编队飞行。6时20分左右，渊田率领自己的高空轰炸机队掠过“赤城”号舰首，甲板上所有人都激动万分，挥动着手臂、帽子、小旗为飞行员送行。在很多人脸上，眼泪顺着浸透汗水的面庞在肆意流淌。在众人的目送之下，一架架战机伴着绚丽的朝霞向南方飞去。

看到飞机编队逐渐消失在远方天际，一直站在舰桥上的南云和草鹿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之前放飞的两架侦察机陆续发回了侦察报告。

“筑摩”号侦察机发回的报告说，珍珠港内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6艘，瓦胡岛上空少有云彩，珍珠港上空极其晴朗。

“利根”号侦察机也在拉海纳上空发回报告说，敌舰全无踪影。

报告完毕后，两架侦察机按计划继续向南展开大面积侦察，试图寻找不在港内的美国航母。但他们侦察的方向错了，位于瓦胡岛以西的哈尔西及其“企业”号航母编队就此逃过一劫。

“利根”号侦察机发回的消息让南云和草鹿喜忧参半，两人都觉得这样也好，但又感到有点遗憾。位于瓦胡岛西北的拉海纳锚地是太平洋舰队经常使用的停泊场地，这个开阔锚地水很深，如果美军舰艇在这里被击沉，那就很难打捞上来了。机动部队为此专门制订了一套针对拉海纳的攻击计划，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

“可惜航空母舰不在。”一边的源田还在为美军航母的踪影皆无而耿耿于怀。

“老兄，你是搞航空兵专业的，当然特别关注航母啰。那3艘航空母舰能返航固然很好，可是如果把9艘战列舰全部搞掉，也很不错呀！”大石首席参谋笑着说。

潜艇和侦察机发回的电报表明，除了航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都在珍珠港内。不等南云司令官开口，草鹿立即传下命令：“迅速将上述消息发给渊田中佐！”

“那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让人高兴的电报。”草鹿战后如此回忆道。

在遥远的“长门”号上，宇垣缠也在《战藻录》里写道：“我们都伸长了脖子等着这一天，这是多么大的一出戏呀，押上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和那么多人的生命！”

神秘的第十四部分电文

南云和草鹿忙得脚不沾甲板，东京那边也没有闲着。这段时间里，稍微轻松一点的反而变成了位于华盛顿的野村和来栖。12月1日，东京外务省致电野村：形势日益恶化，为了不使美国产生过多疑虑，美日谈判表面上要继续进行。12月2日，东京又致电野村，指令他“除特别指定保存的东西外，销毁密码机、密码本和密码略语”。

东京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着最后的准备。在12月4日召开的内阁和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外相东乡茂德提出，应在开始进攻之前向美国提出最后备忘录，通知停止外交谈判。对于东乡茂德的提议，与会的杉山元和永野修身均略有难色，因为对珍珠港和马来亚的进攻行动都要在隐秘的前提下突然发起。东乡认为，违反国际惯例的不宣而战，将给日本带来最大的耻辱，也与日本的大国地位不符。会议最后决定，在进攻开始之前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由野村通知美国停止谈判，使对方根本来不及做出及时反应，而照会则交由东乡茂德草拟。备忘录的发出和面交时间由东乡茂德会同陆海军统帅部共同协商决定。会议还确定了准备向美国递交最后照会的主要内容。

随后，伊藤根据具体的作战计划提出，应在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中午12时30分向美国递交照会。东条和东乡担心，如果时间卡得太紧，照会可能会在进攻发起之后才递交出去，那样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在永野和伊藤拍胸脯双双做出保证后，时间问题也算是通过了。

在海军内部，尽管一些军官强烈反对在战争爆发前给对方警告，但山本坚持在开战之前向美国递交文件。他在不久前进京拜见裕仁之际，特意向永野、伊藤建议，务必在攻击珍珠港之前向美方递交停止谈判的最后通告。

12月5日，正当外务省官员字斟句酌地起草递交美国的照会时，伊藤突然不请而至。陆军由于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不在东京，陪同伊藤前来的是作战部长田中新一。

伊藤告诉东乡茂德，递交照会的时间必须再推迟半小时，改为13时整。华盛顿时间13时，恰好是夏威夷时间的早晨7时30分，也就是山本袭击珍珠港预定开始时间前的30分钟。

东乡：“为什么要推迟时间？”

伊藤：“永野总长之前的计算有误。”

东乡：“照会提交的时间和具体进攻时间相差多少？”

伊藤：“此乃作战机密，恕暂不能奉告。”

看着脸被气成猪肝一样的东乡茂德，伊藤也觉着实在有点不够意思，似乎有点太残忍了。但他向东乡茂德保证，留出来的时间足够将照会递交对方——谁也没想到，最后恰恰是时间不够，惹出了大笑话。临走时，伊藤再三告诫东乡茂德，切勿过早通知对方，这事关日本的生死命运。伊藤没有活到战后，他在最后的濒死出击中成了“大和”号的陪葬品。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他曾经说，“很抱歉，我们的时间抠得太紧了”。

东乡把发给赫尔照会的定稿连同给驻美使馆的指示，一并交给了外务省电信课课长龟山一二，同时指示：在华盛顿时间12月6日上午8时先把指示内容发到日本驻美使馆，在指示抵达一小时后再发去照会的前十三部分内容。为了保密，照会的最后一部分即宣布终止会谈的第十四部分，要在12月6日16时或17时才发送。

龟山课长认为，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通信联络一直运行良好。但为了防止出现可能从未发生过的故障，他还是决定留出一些宽裕时间。6日上午8时30分，他先把给使馆的指示发了出去，一小时后发出了正式通知的前十三部分。到了下午，他发出了关键的第十四部分，并在半小时后发出了给来栖和野村的最后指示：命令他们把全部十四部分内容于华盛顿时间12月7日13时准确递交给美国政府。最后这句话就是著名的“13时通知电”。

野村和来栖最早收到的是龟山课长发来的作为指示的第九百零一号电报：

一、日本政府对美国方面11月26日提出的建议（即《赫尔备忘录》），决定以另电第九百零二号对美备忘录的形式答复美国。

二、由于第九百零二号电文很长，将分十四部分拍发。先拍发十三部分，最后一部分单发。

三、关于向美国递交备忘录的时间，将另电通知。

随后，他们就收到了提交给赫尔照会的前十三部分内容。这一重要的文件开头指出，“确保东亚安定，促进世界和平，从而使一切国家能在这个世界上各得其所，是日本政府永远不变的政策”。然后就是对美、英、中等国一系列指责和谩骂，主要内容包括：

一、自从“中国事件”发生以来，“由于中国方面未能领会日本的真正意图”，日本政府一直在为恢复和平而努力并设法不让战争扩大，而美国和英国“不择手段地支持重庆政府”，助纣为虐，干涉日本“在安定亚洲方面所做出的建设性努力”。

二、美英对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蓄意进行曲解，并同日本断绝经济关系。在采取这种敌视态度的同时，还加强了备战工作，完成了对日本的战略包围，造成了威胁日本生存安全的不利局面。在整个日美谈判过程中，日本一直抱着“公正而节制的态度”，并且“不管有多大困难，均做出了一切可能的让步”，然而，美国政府从未表现出一点点的和解精神。

三、美国的《赫尔备忘录》简直是“空想”，想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阻止日本履行三国公约的义务，对此日本政府断然不能同意。

四、美国政府标榜反对以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但它正在采用经济手段逼迫日本，这一手段“有时比军事压力更为残忍”。历史事实证明，在过去几百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东亚一些国家一直被迫遵循英美帝国主义剥削政策控制下的现状，一直在为这两个国家的繁荣而牺牲自己。

五、美国忽视了日本在“中国事件”4年间做出的牺牲，美国的建议威胁着日本本身的生存，败坏了它的荣誉与威望，纯粹是迎合了重庆政权的愿望。

傍晚，密码员下班后，都去参加为使馆一名调往南美的官员举行的告别宴会。他们只译出了电文的前八部分。由于电报是极其机密的，不宜由打字员来打，奥村决定亲自动手打印。打完这份电文，他来到地下室的娱乐厅休息，在那里和正打乒乓球的记者加藤万寿男就“龙田丸”能否抵达美国下了1美元的赌注。

美国“魔术”系统很快破译了东京外务省给野村的指示，也就是第九百零一号电文，并马不停蹄地于14时呈送给陆军部。15时，这份极其重要的电报就到了赫尔国务卿手中。赫尔立即意识到，日本人马上要摊牌了。

12月6日20时30分，“魔术”系统再次发威，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都收到并破译了提交给美国照会的第一部分至第十三部分电文。

经常看到一些资料说日军对情报工作不够重视，这样的说法不完全准确，只是相对美军而言重视程度不够而已。战前美国仅海军情报局就有230人，个个都是从海军军官中选拔出来的精英。而日本海军军令部情报部只有79人，这些人员在海军中备受歧视，连他们都自嘲说，他们部门是“三流军官的垃圾堆”。谁被调进情报部谁哭丧脸，因为这往往预示前途无望。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日本海军军官成长的摇篮“海兵”和“海大”，都没有设立类似的情报训练课程，情报人员大部分是从外语专家、信号兵和医务人员中招募来的。除了从外调任的部长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没有炮术、雷击、航海或航空的经验。还有一个特殊现象是，1930年之后，日本情报部门的头头无一例外，全是亲德反美分子，这些人包括野村直邦、阿部胜雄、冈敬纯、前田稔等。个人憎恶肯定影响他们对获得的信息做出的判断。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在情报战中占尽上风。不过这次例外，美国那230个科班出身的职业选手，还真败给了日本那79个半路出家的。

蓄着浓密络腮胡的鲁弗斯·布拉顿上校就非常精明能干，他是陆军部情报局远东处处长。1941年担任处长以来，他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日本的事务，对于所有与日本有关的东西，他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的这种兴趣在于，作为一名学者和士兵，他曾在日本度过三个很长的学期。他潜心钻研过日本历史和习俗，日语的听、写、说都非常出色。

事关重大，来不得半点犹豫和拖延。为了向陆军情报局局长谢尔曼·迈尔斯准将报告情况，布拉顿马上打通了迈尔斯家里的电话。迈尔斯此时正在海军情报局局长迪奥多尔·威尔金森上校家里参加晚宴——迈尔斯和威尔金森都是“十二使徒”成员之一，有权看到“魔术”系统破译的外交电报。迈尔斯家里接电话的人回答说，不知道将军到哪里去了。于是布拉顿便要求接电话的人一定要记住转告将军，不论他多晚回到家里，一定要给布拉顿家里挂一个电话，切记切记。——看来，没有手机也真是耽误事呀！

布拉顿接着又给作战计划局局长杰罗准将挂电话说明了情况，杰罗也是“十二使徒”成员之一。布拉顿认为，虽然杰罗和威尔金森同样无权下达命令，但是马歇尔参谋长很可能会找他们一起商量对策。

“我已经很累了，下面的工作你来接替一下吧，你不要离开办公室，要是收到第十四部分电文，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布拉顿向远东处副处长杜增伯里中校做了上述交代，便离开了办公室。

回家途中，布拉顿上校还到国务院去了一趟，亲手把上了锁的一只传递机密文件的公文包交给了值班人员，公文包里装有被破译的第一部分到第十三部分电文。上校嘱咐说，这“对国务卿说来是极为重要的电报”，要他明天一早就交给赫尔国务卿。

23时过后，参加完晚宴回到家里的迈尔斯准将还真打来了电话。已经休息了的布拉顿被叫起。迈尔斯在电话中说，那份电报的前十三部分内容，他在威尔金森家里已经看过了，电报内容“没有多少军事意义”，因此并不值得特别忧虑，也“没有理由发布戒备令或布置夜班”。最后局长说，可以暂时搁在一边，等第十四部分的电文发来后再说。

“是否要把电报送给马歇尔将军？”布拉顿问。

迈尔斯犹豫了片刻，之后回答说：“电文还没有全部到齐和破译，时间已经这么晚了，没有必要再惊动或叫醒马歇尔将军了。”就这样，两人分别休息，迈尔斯甚至没打算第二天去办公室。

其实马歇尔这时还没有休息，而是在距白宫仅一箭之遥的大学俱乐部里参加晚宴。这是一个“一战”后备军官训练团老战士的聚会，作为主客的马歇尔无疑是主角儿，他正在接受众人的祝酒，大家都为同伴中出了这么有出息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差不多同一时间，陆军副参谋长兼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少将正在前往加利福尼亚汉密尔顿机场的途中，他此行是去督促检查那12架B-17轰炸机的转场飞行。飞机将在夜里起飞，第一站是夏威夷，下一站是威克岛，终点是菲律宾。马尼拉的麦克阿瑟正在翘首以盼，等待它们的到来。阿诺德在午夜时分到达那里，他警告这些“飞行堡垒”的机组人员说，他们很可能“在沿线某个地方遇到麻烦”。但此刻他脑子里想到的不是珍珠港，而是这些飞机在飞经特鲁克群岛附近时可能遭遇日军袭击。阿诺德告诉大家，美国和日本很可能马上就要开战，他也没想到那仅仅就在十几个小时之后。

12月6日上午，海军情报局人员也在准备周末休息。新来的译电员埃杰尔斯夫人正在清理“魔术”截收到的那些标着“缓办”的电报。由于到情报局工作刚刚几周，她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新鲜，只有她会对那些大家置若罔闻的旧电文感兴趣。她发现了一封电报，是12月2日从东京发给驻檀香山领事馆总领事喜多长雄的电报，询问珍珠港内美国舰只的动态、防鱼雷网以及阻塞气球等情况。她还发现，另外一封12月3日喜多发给东京外务省的电报中，提到有关珍珠港内美国舰队活动的消息。尽管是个新手，埃杰尔斯夫人凭借第六感起了疑心。她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上司布赖恩特。

布赖恩特告诉她，已经周末了，这些事情到下周一再说吧。但是，责任心很强的埃杰尔斯夫人并未放手，她中午加班，到下午5时把电报译完。就在此时，翻译处处长阿尔文·克雷默少校来检查值班情况，他把埃杰尔斯夫人翻译的资料放在一边，催促她赶紧下班：“星期一再处理这份电报吧。”日本人的运气真好，这封电报又一次被放在了“保留”的文件筐里。

克雷默少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正在为破译那份长长的外交电报而忙得不可开交，另外还要负责文件的递送。此时忙得脚不沾地的他正在考虑如何在当天晚上把破译的前十三部分电文分送出去，这些地点和人物包括白宫和海军部，除了总统，还有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作战计划局局长特纳、海军情报局局长威尔金森等。到了晚上，克雷默并找到斯塔克和特纳。斯塔克正在国家歌剧院里看戏，特纳养了许多牧羊狗，此刻正牵着其中一条在外面散步。克雷默在电话里找到了正在家里举办晚宴的威尔金森，为了防止电话被窃听，他用“黑话把前十三部分的主要内容简要地告诉了他”。威尔金森指示他将电报先送往白宫，然后送给诺克斯一份，最后送一份到他家里。

克雷默不时焦急地去望窗外。晚上21时，他的妻子会驾车前来接他。

还不到约定的21时，克雷默就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在海军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当他的手表显示21时20分时，他的妻子才驾驶一辆旧式雪佛兰轿车匆匆赶来。

“你怎么这样晚才到？赶快开车去白宫。”克雷默边埋怨边对妻子下令，他考虑到最先看到这份电报的应该是罗斯福总统。

汽车在白宫前面停了下来，克雷默拎着传递机密文件的公文包急速跳下了车，妻子则在外边等他。当克雷默在白宫大门口按响电铃时，已经是12月6日21时30分。由于总统海军副官比亚多尔上校也去参加威尔金森家里的晚宴了，克雷默只好在白宫附近办公楼的收发室里将一个加封的公文包交给了正在值班的罗伯特·休尔兹中尉，中尉是总统的海军副官助理。那个公文包里装着的，正是刚刚破译的十三部分电文。

休尔兹来到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正在同他的“闺密”霍普金斯进行着亲切而友好的交谈。霍普金斯和罗斯福一样身体状况不佳，前段时间作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奔波于欧美之间，今天在伦敦会见丘吉尔先生，明天就要去莫斯科拜会斯大林。长途奔袭多日的霍普金斯，回到美国就病倒了，这时刚出院没几天。总统告诉霍普金斯，他很希望退休之后能够去佛罗里达州，在那里以钓鱼、读书安享自己的晚年。

休尔兹走进办公室，用比亚多尔交给他的钥匙打开了传递机密文件的公文包，取出里面的文件放在总统面前的桌子上，之后静静地站在了一边。

罗斯福一口气看完了日本对美备忘录的前十三部分，之后便把文件递给了正在来回慢慢踱步的霍普金斯，“这就是说战争很快要爆发了”。

霍普金斯坐下来，看完文件，之后告诉总统：“同意您的看法。日本想在一切对自己最合适的时候发动攻击，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先开第一枪。”

罗斯福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美国绝对不能开第一枪。我们是民主国家，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罗斯福似乎提高了一点嗓门，“我们有着光荣的历史。”

罗斯福本来想把斯塔克上将叫过来一起谈谈。白宫电话接线员说，斯塔克将军正在国家歌剧院观看《学生王子》，只要挂个电话到那里就可以把将军叫来白宫。罗斯福意识到，东京最后公报的前十三个部分毕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如果侍者到剧场里寻找斯塔克将军，而将军突然起身离开座位，就会因其特殊身份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同时，罗斯福也觉得，在周末休闲时间打扰斯塔克也不尽合理，就打消了这个并不很强烈的念头。

放下电话后，罗斯福告诉霍普金斯：“待会儿再打电话给贝蒂。我不想把他从戏院里叫出来从而惊动公众，可以等一段时间再找他。”

后来在国会关于珍珠港事件真相调查的听证会上，休尔兹中尉说，罗斯福总统称呼斯塔克上将时用的是“贝蒂”，之后他也没再跟赫尔、诺克斯、史汀生、马歇尔之中任何一个人通电话。

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就这样度过了最后一个安静的夜晚。《学生王子》似乎不怎么精彩，并未在他脑海里留下多少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在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听证会上，怎么都回忆不起那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在斯塔克的判断里，一切迹象都表明日本人很可能从马来亚和新加坡下手，也可能是菲律宾、关岛或者威克岛，甚至有可能是巴拿马运河，最安全的地方除了美国本土，当属夏威夷。斯塔克认为，保护珍珠港防备突然空袭的海陆两军的联防计划是翔实而周密的，他之前还要求把金梅尔和肖特提交的这份计划当作典范发给其余各军区的司令官，供其学习参考。

将文件交给休尔兹中尉后，克雷默匆匆地离开白宫，由妻子驾车来到了沃德曼派克旅馆。海军部部长开始研读送来的十三部分电文，克雷默则与诺克斯夫人及部长夫妇的客人奥凯斯夫妇交谈。诺克斯为电报内容及尚未看到的第十四部分的不祥含义深感焦虑，他马上打电话给史汀生和赫尔，提议并与他们约定第二天上午10时召开联合紧急会议。

其时，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正在自己的私人别墅。他本来决定周末到长岛度假的，后来终止了这一行动。在日记里，史汀生写道：“整个气氛表明，很可能要出什么事。”

周末是休闲娱乐的美好时光。1941年12月7日，当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徐徐升起，华盛顿还处在安详静谧的沉睡之中。只有陆军情报局负责破译日本外交电报的通信谍报处同往常一样在繁忙地工作。

到早晨7时15分，他们已经把班布里奇岛海军无线电所截获并传送到华盛顿的日本政府最后通牒的末尾部分——第十四部分全部破译完毕，这段重要的电文在发表了冗长的议论之后说：“显然，美国政府的意图是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共谋，阻挠日本通过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来确立和平的努力，特别是想利用中日战争继续打下去来维护英美两国的利益。这种意图在当前的谈判过程中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因此，日本政府想通过同美国政府合作来维护和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这一真诚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日本政府不得不通知美国政府，鉴于美国政府所采取之态度，帝国政府不能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进行谈判亦无法达成最终协议，特此通知美国政府并深表遗憾。”

日本的照会并没有说谈判破裂以后将发生什么情况，但这个照会字里行间充满着敌意和挑衅。毫无疑问，日本此时已决定使用武力。

海军情报局通信谍报处紧接着破译了于清晨4时36分截获到的“13时通知电”，电文指示野村和来栖，“请把我国政府的答复于华盛顿时间12月7日13时正式递交美国政府，若有可能请交国务卿赫尔”，电文最后强调，“之后销毁使馆剩下的密码机”。

还在家里的克雷默少校很快就接到远东处处长布拉顿上校打来的电话：“注意听着，克雷默，情况是这样的，在最后的第十四部分电文里，提出将与我们终止谈判，最后还这样写道：日本政府已训令野村和来栖于华盛顿时间12月7日13时把日本政府的答复递交美国政府。”

谈到这里，两人在电话中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搞情报的人往往第六感非常敏锐，他们都意识到这句话似乎有点意味深长。

克雷默很快意识到了什么，他马上提醒：“华盛顿时间13时，这就是说珍珠港那里是早晨7时30分，12月7日恰好是星期天。”

布拉顿：“对，珍珠港是星期天早晨7时30分，你对这个问题有何想法？”

克雷默曾经在珍珠港工作过两年，知道这正是水兵星期天吃早餐的时间，的确是防范最松懈的时候。“星期天早上7时30分，我意识到敌人有可能袭击珍珠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布拉顿之后说，“我们赶紧分头行动吧！”

挂断电话，克雷默立即驱车到单位。布拉顿则直接往位于迈尔斯堡的马歇尔参谋长的寓所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参谋长的勤务兵阿加伊亚上士：“这里是参谋长的寓所，很遗憾，参谋长阁下不在家，他目前正在他经常去的地方。”

由于迈尔斯局长怕打扰领导的美梦，马歇尔上将对头一天发生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他连前十三部分电文都没看到。这天早上，他跟往常一样于早晨6时30分起床，随后与夫人共进早餐，这是他一星期来第一次与夫人团聚。饭后，他骑上自己心爱的马，牵着一只白毛黑斑狗来到阿林顿公园的草地上愉快地散步。通过公园的树丛，可以听到附近教堂里传来的赞美歌和悠扬的风琴声。

心急如焚的布拉顿紧握着话筒喊道：“喂！上士，你给我听着！情况万分紧急，请你立即去把参谋长找回来，叫他挂个电话给我。”

同一时间里，斯塔克也在自己寓所的院子里悠然地散步。相比马歇尔而言，斯塔克的情况稍好一点，他在昨天晚上已经获知日本最后通牒的前十三部分内容，但他依然没有取消早上的散步计划。一直到上午10时，斯塔克才姗姗来到了海军部的办公室。

此刻，传递“魔术”情报的克雷默少校和海军情报局远东处处长麦卡勒姆中校走进了部长办公室，将破译出来的日本政府对美备忘录第十四部分和“13时通知电”一起交给了斯塔克。斯塔克看这些电报的时间里，作战部副部长英格索尔、情报局局长威尔金森、通信部部长诺伊斯等人相继来到了部长办公室。

早就认为日本主攻方向将是南方地区的麦卡勒姆说道：“从刚才克雷默少校送来的电报来看，似乎感到日本将很快在中国南海方面发起攻击。”

威尔金森强调：“日本政府还训令野村大使，要他在事先指定的时间内把这份电报递交美国政府。”

斯塔克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显得有点焦灼不安。他冷冷地说：“威尔金森先生，我已经知道了，是13时，对吧？”

威尔金森一边点头，一边说：“对，是13时。我们对照了这一时点的所有地方，在珍珠港是星期天早晨7时30分，我感到这似乎有些值得怀疑的地方。”

斯塔克环视四周，几个人看似都赞同威尔金森这一观点，他们都神情严肃地凝视着部长。看斯塔克半天没吭声，威尔金森鼓足了勇气，继续建议道：“现在，是否立即用电话同金梅尔将军联系一下？”

办公室里一片肃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斯塔克的手慢慢地伸向了电话机。他虽然一度拿起话筒，但犹豫片刻，又放了下来。此时是华盛顿时间上午10时15分，夏威夷时间清晨4时45分，离日出还有一个半小时。斯塔克放下电话的原因有四：

第一，在黎明前打断金梅尔将军的美梦是一种罪过，这是不符合西方人礼仪的。

第二，华盛顿最高当局不应对现场指挥官在一些战术细节问题上命令和督促他们“这样干”或“不那样干”，这是对下属的极端不信任。

第三，11月27日发给金梅尔的“战争警报”已足以使太平洋舰队保持警惕了。

第四，日本人的重点在南方地区，珍珠港那地方，日本人不可能去，也绝不敢去。

后来在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听证会上，有人问斯塔克为什么在12月7日上午不给金梅尔打电话。斯塔克说：“打电话对我来说纯粹是事后诸葛亮，至于我的不妥之处，就是没有做更大的努力让他们提高警惕，这种后悔是在寻找我本可以做而没做的良心。”

放下电话后，斯塔克重新拿起了克雷默送来的电报，边摇头边说：“电话还是不挂了吧。在这之前，我先要同总统先生商量一下，请各位暂时先回去。”大家站起身，带着多少有些不满的神情走出了部长办公室。

罗斯福不想打扰斯塔克看戏的雅兴，斯塔克也不想惊扰金梅尔清晨的回笼觉，他们都是有知识、讲礼貌的绅士。但却“绅”得太不是时候，这一“绅”就“绅”掉了珍珠港的几千条生命，“绅”掉了一支强大的舰队。

斯塔克立即同白宫电话总机进行了联系。那边回答说，总统使用的那条线路“正在通话中”。结果是，华盛顿的海军首脑机关并没有就这天清晨来自“魔术”方面的警告，直接要求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等人采取任何措施。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愤怒的美国民众要求彻查责任者，除了金梅尔和肖特被免职，民众还需要有大人物来担纲，这个倒霉蛋就是斯塔克。1942年3月，斯塔克被解除海军作战部部长之职，其职务由欧内斯特·金上将接替。一贯亲英的斯塔克随后调任美国驻欧洲水域海军司令和罗斯福总统驻伦敦的个人军事代表，官不小却没啥大事可干，说白了就是一个闲职，也算替罗斯福和诺克斯背了黑锅。

和斯塔克所犯错误差不多的马歇尔就幸运得多。不但屁事没有，还稳如磐石地作为陆军参谋长一直干到战争结束，并因为战后实施的“马歇尔计划”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谓是名利双收。连金上将都在战后说：“我从未能弄明白，罗斯福怎么，抑或为什么能解雇斯塔克上将，而不解雇马歇尔将军。在我看来，他俩同样可疑。”这一点也可以与麦克阿瑟和金梅尔进行一下有趣的比较：同样身居要职，同样兵败如山倒，一个坠入地狱，另一个升上天堂。

陆军做的比海军要稍好那么一点点。布拉顿上校曾“严令”勤务兵阿加伊亚上士赶紧去找参谋长，并要马歇尔立即给他回电话。可是阿加伊亚找了半天，始终没有在那条熟悉的线路上找到参谋长。

偏偏这天马歇尔兴致很高，比平时多骑了20分钟的马，又是在洛克·克里克公园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兜来兜去，阿加伊亚凭借双腿按照平时走出的距离肯定是找不到了。参谋长还兴致勃勃地骑着马跑到政府的实验农场，这个地方刚刚开工建设一座建筑。一年多以后，马歇尔就会带着他的弟兄们搬到这里办公。这座建筑在今天已经闻名遐迩，那就是五角大楼。等到马歇尔玩尽兴回到寓所，阿加伊亚才把布拉顿的话转告给他，这时已经是10时28分了。

马歇尔给布拉顿挂了一个电话。由于连前十三部分电文都不知道，布拉顿只好在电话中把“魔术”破译的全部十四部分电文以及“13时通知电”向参谋长简单介绍了一下。考虑到参谋长可能是在半路上某个地方挂来的电话——看来当时还没有来电显示，布拉顿接着说：“现在是不是让我驱车到将军挂电话的地方去，把电报带去给您亲自看一看？”

马歇尔回答说：“不，用不着那样担心，等我到办公室再给我看好了。”

布拉顿估计，10分钟或者15分钟后马歇尔就会来到办公室，于是这段时间里他就拿着那些情报在机关大楼的走廊里等候参谋长，可是左等右等，参谋长都没来。大人物马歇尔可没那么心急，今天兴致高，多走了一段，有点累出汗了。他先在寓所里洗了一个澡，又慢吞吞地换了一套衣服，之后派人把停在河对岸军需大楼的轿车开来，这才驱车前往办公室。等得实在不耐烦的布拉顿已经跑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了参谋长，布拉顿抬腕看看手表，时间已经过了上午11时。

对昨晚以来的形势发展，马歇尔是不了解的，他对分为十四个部分的日本最后通牒还要从头看起。已经急疯的布拉顿劝参谋长先看今天收到的那两份，也就是第十四部分和“13时通知电”。但马歇尔没有听从布拉顿的劝告，还是从第一部分依次看起——毛蛋孩子你知道个茄子！

和海军那边几乎一样，作战计划局局长杰罗、情报局局长迈尔斯等首脑人物也先后走进参谋长办公室。马歇尔开始一个一个向他们征求意见。

“你们看了这份‘13时通知电’后的感觉如何？根据这份电报，对形势应该做何判断？”

大家一致认为，这一电文显示日本似乎有这样一种企图：在13时或13时过后不久，将对南方地区或者太平洋的某个地方发起攻击。

马歇尔似乎下定了决心：“各位，我确信，日本军队将在今天13时，或13时过后不久便对我们发动攻击，因此我决定向全军发出紧急戒备的命令。”听到马歇尔的这番话，布拉顿顿觉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闭上眼睛，长出了一口气。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参谋长办公室墙上的时钟：华盛顿时间上午11时25分。

马歇尔拿过一张便条纸，用铅笔在上面潦草地写下了一封电文：“分别致美国陆军部队在菲律宾、巴拿马运河区、夏威夷和旧金山等地的陆军指挥官，我们尚不知道确定最后期限的意义，但必须因此从即刻起进入全面警戒状态。”

办公室里笼罩着一种紧张而压抑的不安气氛。写完电文后，马歇尔犹豫了一下，就拿起电话给斯塔克挂了个电话。马歇尔把自己草拟的电文做了一番说明后，提出能否与斯塔克联名向陆海军一起发出类似的警告。

接到马歇尔电话的斯塔克有点犹豫不决，他不理解马歇尔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重新发出警告，那样会导致指挥上的混乱。但他很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目前属于特殊时期，所以即使再次发出警告，也不会对当地指挥官有什么害处。于是，斯塔克告诉马歇尔：“乔治，我也觉得‘13时’具有某种特殊重要性，若能紧急通知下去的话，那就请在命令陆军部队指挥官的同时，也顺便转告海军方面。”他提出用海军的发报设备发出提醒，因为在紧急情况时它既快捷又可靠。

“谢谢你，贝蒂，不用了，我想我也会尽快发出去的。”

放下电话，马歇尔立即在原先铅笔写好的电文末尾加上了“也请转告海军部队”几个字。他一边将电文交给布拉顿，一边吩咐说：“把这份电报送到发报处，用最快、最安全的方法拍发给前线各指挥官。”

布拉顿一路小跑来到了通信科长爱德华·弗伦奇中校的房间，要求中校务必“十万火急地发报”。弗伦奇虽然能大致看懂便条纸上的那些铅笔字，但他对参谋长那些潦草的字还是感到没把握。为了不出差错，他在布拉顿的帮助下将这份电文用打字机打了出来。

这份发给几个重要地区的电报是在华盛顿时间中午12时12分（夏威夷时间早晨6时42分，离日军开始攻击时间还差1小时13分）拍出去的。对于电报是否发出，马歇尔很关心，他几次三番命令一位军官去询问电报要多久才能送达。“正在发，送达大概要三四十分钟。”弗伦奇中校令人放心地回答道。

旧金山、巴拿马运河和菲律宾等地区的陆军司令官很快接到了电报，但夏威夷方面的线路怎么都接不通。当然，还可以用海军无线电通信联络直接向夏威夷呼叫，但弗伦奇中校不想使用海军的设备。这是我们陆军的事，干吗要用你们海军的设备？好像显得我们陆军很无能似的。后来才知道，陆军通往瓦胡岛的通信线路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故障。

历史竟是如此捉弄人，为什么暂时没事的地方电报都发出去了，偏偏是马上要出事的珍珠港线路出了故障？半年之后，在中途岛，南云派出去的7架侦察机，6架都没有问题，第七架侦察机偏偏因为故障晚飞一个小时。巧合的是，由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率领的3艘航母恰恰就躲在这一搜索区域之内！

弗伦奇选择使用与檀香山没有直接线路的西部联合公司的设施。电报甚至没有标明“急件”，而且不是直接拍往檀香山，是先从华盛顿用有线电报拍到旧金山，同那里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取得联系，然后再用无线电电报拍发给檀香山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电报拍到檀香山后，还得从位于市中心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办事处送到8公里以外的谢夫特堡陆军通信处，从这里再同司令部的副官室取得联系，最后才能送到肖特中将手里。

因此，当马歇尔的电报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肖特手中，已经是日本开始攻击后的7小时3分钟，黄花菜不但凉了，而且都快馊了。

当时还有许多快捷的通信方法，比如马歇尔办公桌上的电话，马歇尔隔壁房间里的那架秘密电话，海军的短波无线电和专供与夏威夷联络用的FBI短波无线电，等等。可是马歇尔为什么不选用那些更加快捷的方式呢？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珍珠港事件前后，上帝完全站在了日本人一边。

但是，他老人家并没有完全忘记美国人！

上帝还记得美国人

劫难来临之前的珍珠港依然平静如初。12月6日15时，金梅尔上将在位于潜艇基地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召开了研究当前局势的重要会议。会上大家认为，由于日军于12月1日起更换了密码系统，目前对于日军航母的所在位置尚无法确切判定。华盛顿方面认为，即使会有大的变故发生，那一定也是在东南亚方向，战争离这里还很遥远。会议甚至没有讨论珍珠港会不会受到攻击的问题。

金梅尔问作战参谋麦克莫里斯上校：“你对日本海军突然袭击珍珠港的可能性是怎么认为的？”

“我认为日军绝对不会发动这样的攻击。”麦克莫里斯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由于马上就是周末，大家没有怎么讨论就散会了。按照惯例，金梅尔回到离司令部9公里的宿舍休息去了。18时45分，他还要前往哈莱克拉尼饭店，参加里亚利海军少将和夫人在那里的草坪上举行的周末晚宴和大型舞会。那里风景优美，环境优雅，被誉为“没有钥匙的檀香山旅馆”。

周六晚上的珍珠港几乎是不夜城。所有娱乐场所都门庭若市，酒吧、舞厅和弹子房里，到处都是前来寻找欢乐的周末常客。小船频繁地往返于战舰和码头之间，将一批批海军官兵送到岸上。看着水兵脸上那兴奋的表情就知道，这里和往常一样又将是一个快乐的不眠之夜。

在公主剧院里，一些士兵正在观看搞笑综艺节目《撩人的小脚》。水上疗养院的自动唱机前，有数不清的人在跳舞。在希卡姆机场，那些幸运的飞行员看到了好莱坞影星克拉克·盖博正在拍摄《游乐场》。珍珠港新建成的布洛赫娱乐中心正在进行一场总决赛，为各个舰队的乐队提供了一次互相叫板的机会，“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的乐手们赢得了乐队比赛的优胜奖。比赛最后的压轴戏是，所有乐队伴奏，大家一起唱起了“上帝保佑美利坚”——可惜上帝现在保佑的却是在大海上不断靠近的日本人！

金梅尔上将是个非常严谨而敬业的人，即使是参加周末晚宴，即使是作为宴会的主角儿，他也绝不会过多喝酒，况且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晚上只喝了几杯鸡尾酒的上将，于21时30分便早早向主人告别，很快回到宿舍。在周围，大部分海军军官还在尽情享受周末的欢乐时光。第一驱逐舰部队指挥官西奥博尔德少将直到深夜还在太平洋夜总会里跳舞，靶舰“犹他”号的轮机长伊斯基斯少校则在夏威夷桥牌中心，兴致勃勃地玩着他得心应手的扑克牌。

金梅尔记得，他已经约了肖特中将次日上午去打高尔夫球。最近有一些关于夏威夷陆海军不团结的不利传言，他和肖特打球不仅是休闲娱乐，他们手握球杆并肩而立的照片很快会登上夏威夷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那将是陆海军紧密团结的象征。所以他早早就上了床，喝下的那点酒使他很快进入了梦乡，明天的太阳将依旧光辉灿烂！

星期六傍晚，肖特正在谢夫特堡的司令部里，与情报和反谍报人员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讨论的是联邦调查局最近监听到的一个电话记录。这个电话是当地一个日本牙科医生打给东京一家报馆的，这家报馆的主编对夏威夷关心得出奇。他问起夏威夷的飞机、探照灯、天气，甚至夏威夷有什么花。那个牙医说，木槿和圣诞花都在盛开。大家怀疑这里边是不是有猫腻，那些花是不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日本安插在珍珠港的间谍有近200人，并不止一个吉川猛夫。下午还有消息说，日本领事馆不断冒出青烟，有人猜测那多得出奇的烟表明，日本人正在大批焚烧文件。不过那也仅仅是猜测而已，谁家就不能烧点东西呢？也可能是做饭呢！

在门外的汽车里，中将尊贵的夫人已经不耐烦地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肖特说，今晚讨论不出什么名堂，明天再说吧。便宣布散会出去找夫人了。他和夫人要去斯科菲尔德军官俱乐部观看演出，那边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威尔逊准将估计早等急了。这里离那边还有近30公里的路程，他们必须把车开得快一点。晚上7时30分左右，肖特终于偕夫人赶到，威尔逊准将于是宣布演出正式开始。

开车回家的路上，肖特中将看到了港湾里连绵不断的璀璨灯火，那些巍峨挺拔的战列舰并排停泊在福特岛的东南海岸，间或被探照灯的光束扫到。“这景象难道不美吗？”将军对身边的人如此说道，“不过要是遭受袭击，这是多么集中的目标呀！”

肖特和金梅尔都认为，没有必要发布长期的戒备令。华盛顿的警告中并没有说珍珠港会遭到攻击，甚至连极小的可能性也没有预示。关于领事馆可能在烧文件的消息，两人都没有特别在意。之前斯塔克将军不是还把我们的陆海军联防计划转发下去让别的地方学习吗？看来一切都不会有事的。

对檀香山的一般居民来说，生活也一切如常，今天与以前所有的星期六毫无二致。许多人都在庆祝夏威夷大学橄榄球队在一年一度比赛中以20:6的悬殊比分大败威拉米特队的胜利。

金梅尔做着美梦的同时，在瓦胡岛南面的主航道上，美国扫雷舰“秃鹰”号一直百无聊赖地缓慢航行。不远处，还有3艘扫雷舰——“交喙鸟”“美冠鹦鹉”和“食米鸟”。这几艘扫雷舰都是金枪鱼捕捞船临时改装的。从11月28日起就开始在这一水域执行搜索并扫除水雷的任务。这么多天，连根水雷毛都没发现，大家都有点意兴索然。

凌晨3时42分，在夜色中，“秃鹰”号的值勤军官麦克洛伊少尉忽然发现离海岸3公里附近的海面上出现了一道奇怪的尾波，那里似乎还有一架潜望镜，正处在禁止美国潜艇在水下航行的区域。那个疑似潜望镜的物体正朝着珍珠港入口的浮标处前进。“秃鹰”号马上用信号灯通知了正在附近巡逻的老式驱逐舰“沃德”号，“西侧航道发现水下潜艇，航速9节”。在这一海域附近只有“沃德”号驱逐舰具有攻击潜艇的能力。

“沃德”号是以美国内战中第一个殉职的海军军官命名的一艘老驱逐舰。舰上值班的预备役军官盖沃普纳中尉收到这一信号后不知所措，急忙跑进舱室把舰长威廉·奥特布里奇上尉从梦中叫醒。奥特布里奇迅速在睡衣外面套上救生衣来到了舰桥上。看完“秃鹰”号发来的消息，上尉当即命令全舰人员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可是直到4时35分，也没找到那艘可恶的潜艇，奥特布里奇下令解除了警报。他没有向港口的监控中心报告，最近这样的信息太多了，很可能又是一场虚惊。但他还是负责任地要求全体官兵保持高度警惕。

其间，设在主教角的海军监听站听到了“秃鹰”号与“沃德”号之间的通话。但由于他们没有请求向上级转达，监听站也就懒得半夜里再去多事。

5时28分，扫雷舰小分队完成了当晚的任务开始收工。一个小时后，6时30分（日出时间为6时25分），“沃德”号的瞭望哨终于发现了之前“秃鹰”号报告的那艘潜艇，这艘潜艇正尾随在拖有一艘铁制平底船的拖轮“安塔尔斯”号后面，向着珍珠港入口处缓缓驶去。舰长用双筒望远镜密切监视着这一情况，一切情况表明，这艘不明身份的潜艇企图穿过港口的防潜网进入港内。于是，奥特布里奇再次高声下达了命令：“全舰人员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舰上全体官兵立即紧张行动起来，舰内到处响起了“全舰人员各就各位”的紧急传话声，航速也迅速从5节提高到25节。6时40分，“沃德”号快速向那艘潜艇靠拢。当舰长再次拿起双筒望远镜时，发现该潜艇的潜望镜正好露出水面，于是他立即发出命令：“右15度，目标潜艇，开始炮击，深水炸弹准备！”

“沃德”号随之用一号炮和三号炮进行炮击。一号炮的炮弹没有命中，炮弹从潜艇指挥塔的正上方掠过，在不远处溅起了不太高的水柱。三号炮在100米距离上发射的炮弹准确击中了目标，潜艇被击中的是指挥塔下部接近水面的部位。

被发现的不是别个，正是5艘微型特攻潜艇中由“伊-20”号载运的那艘。艇员是“十勇士”中的广尾彰少尉和片山义勇中士。此时他们正准备尾随“安塔尔斯”号混进港内，寻机实施鱼雷特别攻击，谁知偏偏在关键时刻，潜艇出现机械故障。如果因此被美军发现，不仅仅是潜艇和两个人的性命问题，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整个计划也可能因此泡汤。两人头上都冒出了汗水，但潜艇的故障依然无法排除。

奥特布里奇的炮弹准确命中，潜艇开始下沉。“沃德”号冲了过来，抛出一枚接一枚的深水炸弹。这艘潜艇在大约30米水深处被深水炸弹击中，迅速沉入400米深的海底，附近海面上浮起了一片油污。

广尾和片山成为太平洋战场日军第二个和第三个死亡者。第一名的“光荣称号”之前已被“加贺”号上那名落水的水兵夺走。

60年后，2002年8月29日，打捞过“泰坦尼克”号、“俾斯麦”号、“约克城”号等船只的打捞专家罗伯特·巴拉德在珍珠港外300米深的水下，打捞出了这艘微型潜艇，鱼雷管中的两条鱼雷尚未射出。

早晨6时51分，奥特布里奇上尉用无线电向第十四海军军区报告：“我们已向在防御区活动的潜艇投放了深水炸弹。”之后他觉得措辞不够强烈，隔了3分钟又发出了第二份电报：“我们已向在防御区域内活动的潜艇发动攻击，炮击并投放了深水炸弹。”

夏威夷时间12月7日早晨7时12分，第十四海军军区值班预备役军官卡明斯基少校收到了奥特布里奇上尉发给军区司令布洛克少将的电报。卡明斯基想立即同司令的副官取得联系，但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于是他直接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挂了电话，向上级报告了“沃德”号拍来的电报内容。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接电话的是布拉克少校，他立即把电话记录转告值班参谋墨菲中校。当时墨菲刚洗好脸，正准备换军装，他问：“第十四海军军区值班军官对此事的处理是如何讲的？他有没有说过已把这份电报向布洛克将军报告了？”

布拉克回答说：“他没说过，不知道布洛克将军知不知道此事。”

墨菲马上告诉布拉克：“趁我现在换军装的时候，你赶快同卡明斯基联系，问清楚他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已经向布洛克将军报告过了。”

墨菲刚换好军装，布拉克又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挂了好几次电话，总是有人在通话，打不通。”

“那么你马上到作战室去准备好海图，查一下现在各舰艇所在位置。我想再挂一次电话试试。”

墨菲拨了好几次电话，总是占线。墨菲越来越着急，于是指示接线员说：“告诉第十四海军军区的值班军官，除非事关紧急，否则立即停止通话，马上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进行联系，传达下去！”说罢，咔嚓一声放下了话筒，急忙奔向作战室。

在他奔向作战室途中，电话机再次响了起来，这次是第二巡逻机部队拉姆齐中校挂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报告说：“早晨7时整，空中巡逻机报告，在防御水域内击沉了一艘不明国籍的潜艇。”

拉姆齐刚刚挂完电话不久，卡明斯基也接着挂来电话报告：“已向布洛克将军报告了，为了支援‘沃德’号并进一步查明情况，已命令正在附近待命的驱逐舰立即出动。”

尽管之前有过N次发现敌军潜艇的报告，但最后均证明是杞人忧天。不过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现两艘无名潜艇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过。墨菲立即给金梅尔上将的寓所挂了电话，把迄今业已判明的情况扼要地向上将做了汇报。

金梅尔刚刚起床不久，准备吃过早餐后去赴与肖特中将的高尔夫约会。接电话时，他还没有洗脸、刮胡子，正慢悠悠地给花浇水——上将是个爱生活的人。他不紧不慢地告诉墨菲：“知道了，我待会儿就过去。”

放下电话，上将似乎觉得不妥，他想到了之前自己颁发的训令，“一艘潜艇的攻击可能预示着一支大型舰队，包括航母舰队的存在”。他意识到可能有情况发生，于是紧接着电话告诉墨菲：“我马上就到司令部去，你先确认一下潜艇的国籍，尽快向我报告。”随后，他又想起最近这样的报告很多，绝大多数，不，几乎所有的报告最后证明都是错误的，喊了多少次狼来了，狼都没来。他再次告诉墨菲：“进一步核实情况，在此之前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等情况证实了再说。”

所有这些都在耗费宝贵的时间。在此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派侦察机升空侦察。如果侦察机飞出去，很容易就能发现气势汹汹杀将过来的日军机群。没有人下令将原来的警戒升级，更没有人将如此重大的消息通知给陆军。

肖特中将指挥的陆军此时选择的是最低级的一级警戒，即仅以防止破坏活动为限。陆军的警戒分为三级：一级如上，二级则加上对敌方空中、水面和水下行动的戒备，三级才是准备应付全面攻击。

由于没有得到预警，所以当空袭真正来临时，陆军几乎毫无反应。在第一波攻击开始后5分钟到7分钟，海军军舰上的防空火炮已经开始发射时，陆军31个高射炮连中才有4个开始向日机射击。如果陆军能够及时接到预警，提前把一级警戒提升到二级或者三级，不但能够减少损失，同时也会对日军造成更大杀伤。

至于海军方面，目前金梅尔下令采取的是所谓的“修正第三级”警戒，这是海军三级警戒中的最低级，只要求高射武器有一部分人员值班。不仅海陆双方有不同的警戒制度，而且此时彼此也不了解对方所采取的是何种警戒。

自11月日美关系渐趋恶化以来，肖特中将就未雨绸缪地在瓦胡岛上设立了5座野战雷达检测站，瓦胡岛北端卡胡库角附近奥帕纳山冈上的雷达站就是其中之一。为了防止敌军利用黎明时机发起进攻，陆军规定这些雷达站的工作时间是清晨4时到7时。不过在当时，雷达还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进行使用，通信人员的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对设备的调试也马马虎虎。他们认为雷达是一种不可靠的工具，所以这3个小时基本是用作训练。

早上7时是雷达站关机的规定时间，其余4个雷达站都已关闭，只有位于奥帕纳山冈上的这个没关。假若送早餐的车按时来到，估计雷达站两名工作人员早就把机器关上，开始“密西”了。

这两名工作人员是来自陆军第五一五对空警戒信号队的标图员一等兵乔治·埃利奥特和约瑟夫·洛克哈德。埃利奥特之前是陆军航空兵，刚刚调到这里不久。之所以到了规定时间还没关机，是因为作为新兵的埃利奥特想趁着饭没来的工夫再练习一会儿。埃利奥特一边摆弄着雷达装置进行操纵练习，一边对着洛克哈德嘟囔：“已经7点了，送早餐的车怎么还没来？”

就在7时02分，他忽然发现一直平静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大批可疑目标，方位北3度偏东，离岛220公里，这群黑点正在渐渐接近瓦胡岛。

大吃一惊的埃利奥特对着洛克哈德大叫道：“伙计，快来看，这是什么？”

闻讯赶来的洛克哈德也大惊失色，他敢保证，这是他接触雷达以来看到的最大的脉冲信号：“不会是机器出故障了吧？”

两人马上仔细检查了机器，没有发现任何故障。洛克哈德判断：“这是一群飞机在飞行，绝对没错。”

尽管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但是在7时06分，洛克哈德还是用电话同谢夫特堡陆军总部的情报中心取得了联系。他们一边开始标绘逐渐浮动的绿色箭头脉冲，一边在电话中把雷达屏上出现的情况告诉了上等兵麦克唐纳。

麦克唐纳回答说：“这怎么办才好呢？我去找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吧。”当时值班主任和飞机辨认军官都不在，他只好向旁边的克米特·泰勒中尉做了汇报。泰勒中尉是个天生的乐观派，听罢汇报，他也没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只是说“不用担心”。于是，麦克唐纳就给奥帕纳监测站回了一个电话，叫他们不用担心。洛克哈德在电话中不满地说：“这样行吗？目标正朝着瓦胡岛方向飞来，7时08分距离本岛180公里，7时15分是150公里！你叫泰勒中尉来听电话，我要向他详细说明情况。”

泰勒拿起电话，耐心地听完洛克哈德的说明，思索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太平洋舰队的几艘航空母舰正在外面执行任务，因此雷达屏上出现的黑点很可能是从自己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泰勒忽然想起，早上上班途中在汽车里听到的无线电广播，里边播放着夏威夷的音乐。据那些驾驶轰炸机的飞行员说，每当有B-17“空中堡垒”从美国西海岸飞来时，夏威夷电台都会播放这种音乐给飞机导航。他马上判断，雷达上出现的那些飞机一定是从美国本土飞来的B-17重型轰炸机。不管从本土或者从航母上飞来，那些肯定是我们自己的飞机，这一点毫无疑问！

于是，泰勒在电话中对洛克哈德说：“不用担心，这是从自己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或者是从西海岸来的B-17飞机。”

事实上，当天的确有12架B-17从加利福尼亚飞来瓦胡岛，只是一直在雷达监视屏幕范围之外的5度飞行——阿诺德少将在头天晚上还叮嘱这些“飞行堡垒”在长途飞行中要特别注意安全。

洛克哈德还想再辩解几句，“这是我在机器上看过的最大规模的机群”。但是泰勒还是坚持，“别过敏了，放心好了，那是我们的飞机”，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假如泰勒稍有耐心，洛克哈德估计就会告诉他“那一机群足足有100多架”——全美国的B-17加起来都没那么多，任何一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也没那么多。还有重要的一点洛克哈德忘说了——那一机群来自北方。如果B-17要来，肯定自东方来，而太平洋舰队的航母一般都是单独编队，来自北方超过100架的大机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日本人的飞机！

经泰勒这么一说，洛克哈德也就无意再继续监视这批飞机了。但是，埃利奥特为了继续练习，一直盯着那群目标。他发现那队机群还是排列整齐地向屏幕中心移动，离瓦胡岛越来越近。7时25分距离本岛100公里，7时30分是75公里，7时39分就只有35公里了。随后，由于受到奥帕纳岭后的山丘引起地面反射波的干扰，那些不明飞行物从视野中完全消失了。

还真有一架美国飞机发现了日本袭击机群，那就是火奴鲁鲁律师罗亚尔·维托塞克及其儿子驾驶的私人飞机，他此刻正利用清晨教儿子飞机驾驶。看到庞大的机群上都涂有鲜红的太阳标志，维托塞克惊得魂飞魄散，他知道那是日本人的飞机，于是立即驾机俯冲，从两架日机的下方穿过。

去办大事的日本人根本没工夫理睬维托塞克和他的小飞机。15分钟后，他顺利降落在自己的私人机场。这位好心人气喘吁吁地向陆军航空兵值班室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可是没人相信他。

不过，这时候就是相信也晚了。就在他们通话之时，日本人的炸弹已经呼啸着落下来了！

虎！虎！虎！

出现在奥帕纳监测站雷达屏幕上的不是别个，正是渊田美津雄率领的日军第一波攻击机群，他们正气势汹汹地朝着珍珠港猛扑过来！

在渊田的指挥机后面，是由他直接率领的水平轰炸机队49架。在右边500米的空中，是飞行高度比水平轰炸机队低200米，由村田重治指挥的由40架飞机编成的鱼雷机队。在左边500米的空中，飞行高度比水平轰炸机队高200米的，是高桥赫一指挥的由50架飞机编成的俯冲轰炸机队。板谷茂指挥的由42架零式战斗机编成的制空战斗机队在编队上空500米飞行，担任警戒和保护。浓云密布，云高约2000米。编队机群慢慢升高，穿越云层在云上飞行，以利隐蔽。不久，东方欲晓，脚下黑洞洞的云海慢慢变白，天空也逐渐显现出蔚蓝色。不一会儿，那一轮红日从东方徐徐升起，白花花的云海边缘瞬间呈现出一片金黄。

渊田透过风挡玻璃向后看了看整个编队，晨曦中的庞大攻击机群蔚为壮观，一架架飞机在旭日照耀下闪烁着金光，他们都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精华。在离他最近的一架飞机上，小队长岩井向他招手。

随着珍珠港越来越近，渊田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美军已事先有了准备，忽然间有美军的飞机从前方迎面扑来，那样的话，就会出现第一次兵棋推演中出现的不利情形，袭击战变成了遭遇战，日军势必会遭到较大损失，重创或者瘫痪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略任务肯定难以完成。但这种疑虑随着距离的接近在不断减弱。此时，机群进入一大片浓云区，窗外烟雾蒙蒙，远处的机群又变得模糊起来。渊田又马上担心起天气，他顺手按下了飞机上的收音机按钮。

收音机里马上飘出了美妙的音乐，随后檀香山KGMB电台播出的天气预报让渊田大喜过望：“现在播报天气预报：今天天空少云，山上多云，云高1050米，能见度良好。北风，风速10节。”看来珍珠港作为美国太平洋上最大的军港果真是名不虚传，连天气预报用的都是海军术语。

渊田的英语是一级棒，这些播报他听得清清楚楚，这消息简直就是为突击机群量身打造的一般，真乃天助我也！一阵惊喜之中，瓦胡岛的海岸线以及珍珠港内的战舰在渊田的视野中逐渐显现，由小变大。早晨的阳光泼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云彩渐渐消散，视线也越来越开阔。随着距离缩短，珍珠港的全景逐渐展现在眼前——那里停泊的美国舰艇有近百艘，实际数量是96艘。渊田睁大眼睛贪婪地注视着清晨的港湾，啊，在那里！在那里！渊田已经依稀看到美国战列舰上那特有的笼式桅杆。

高大巍峨的战列舰以及数不清的巡洋舰、驱逐舰和其他辅助舰只静静地停泊在海面上。渊田仔细地数了数个大的，战列舰果然是8艘，这些马上就将成为他砧板上的熟肉。但是失望随之袭来——美军的3艘航空母舰在港内果然是杳无踪迹。

不远处的陆地上，6个陆上机场的停机坪上，美军各式战机像接受检阅一般整整齐齐地排放在那里。夏威夷周末的清晨宁静而安详，这是多么难得的攻击机会呀！

此时的珍珠港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之前由于飞行员抱怨每周七天都要执行巡逻任务得不到休息太累，善解人意的金梅尔上将就大度地取消了星期天进行空中巡逻的命令，这才使得日本的突击机群一路畅通无阻。庞大的舰队各类高射炮鳞次栉比，总计有780门之多，但是其中75%处于无人操作状态。陆军虽然也有31个防空高炮连，但只有4个连的阵地有人把守，即使如此，这4个连的炮兵也没有炮弹。按照规定，每次训练后都要把炮弹及时放回弹药库，理由是天气潮湿，炮弹放在外边容易生锈，也不安全。大部分弹药库离阵地很远，库房也是大门紧锁。周日清晨，连管钥匙的仓库保管员都无法轻易找到。没有人能想到，这里即将上演一场惊天的血腥屠杀。

7时40分，随着渊田发出的信号，第一波182架攻击机迅速由航行队形变换为攻击队形。不同机型的攻击方式也迥然不同。鱼雷机队为了便于发射鱼雷，要降低飞行高度。俯冲轰炸机队则必须把飞行高度提高到4000米以上，以便于实施俯冲。此外还要考虑风向，俯冲轰炸最好是顺风，因此俯冲机群要转向上风方向。对水平轰炸机来说正好相反，最好是逆风，因此要转向下风方向。看来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行规，并不是一窝蜂拥上去把炸弹、鱼雷胡乱扔下去就OK的。

日军预备的攻击方案有两套。第一套是“偷袭”战术，如果在发动袭击之前美军没有丝毫防备，就采用这套战术，这样可以达到最理想的战术目的。那就是由鱼雷机率先突然发起攻击，充分发挥鱼雷攻击大型舰艇的特殊能力，之后再由水平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进行轮番补充轰炸。第二套是“强攻”战术，如果美军提前有了戒备，那就首先由俯冲轰炸机进行攻击，造成混乱，牵制并吸引美军的对空火力，同时水平轰炸机队也实施轰炸，压制敌对空火力。当轰炸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时，鱼雷机队再寻隙进入实施强攻。在两种方案中，战斗机都不受限制，他们的任务是迅速展开进攻，夺取制空权，击落所有空中的敌机。“偷袭”和“强攻”的选择，由现场最高指挥官渊田视具体形势随即决定。由于零式战斗机上没有安装无线电设备，因此事先约定的信号是，“打一发信号弹为偷袭，打两发为强攻”。

面对此情此景，渊田毫无疑问要选择偷袭。他迅疾对身后的电信员水木德信飞行兵曹喊道：“发出攻击令！”水木立即发出了“突、突、突”的攻击信号，与此同时，渊田拉开舱盖用手枪打出了一发信号弹。此时是夏威夷早上7时49分。

意外也就在此时发生。按照预定计划，渊田发出一发信号弹预示着采取“偷袭”之后，战斗机队的指挥官板谷茂应该立即摇摆机翼表示明白。但由于云层遮挡了板谷的视线，他并没有看到渊田发出的那发信号弹。几秒钟后，眼看战斗机群没有回应，渊田只好朝着制空战斗机队的方向打出了第二发信号弹。

飞在板谷茂后边的“加贺”号战斗机队长志贺大尉看到信号弹后，立即率领自己的分队穿过山口向着目标突入而去。与志贺并飞的板谷这才调整队形，向着瓦胡岛中部的惠勒机场猛扑过去。

率领鱼雷机群的“雷爆之神”村田重治尽管看见了两发信号弹，但他猜测渊田的第二发信号弹很可能是在提醒战斗机群，如此好的条件下肯定要实施偷袭，于是就用无线电通知身后的39架鱼雷机，按预定计划在8时展开攻击，之后率领鱼雷机群迅速向下滑翔，抢占有利攻击阵位。

麻烦随即出现。率领俯冲轰炸机队的高桥认为渊田打出的两发信号弹是事先约好的“强攻”信号，这样就轮到他率领的俯冲轰炸机先亮相了。于是，他立即率领自己的轰炸机群开始俯冲。

看着精心策划的计划由于意外情况而遭到破坏，渊田气得是大声叱骂，“八嘎，高桥这个小贼，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呀！”——也不能怨人家高桥，谁让你打两发信号弹呢？村田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但是战机稍纵即逝，如果高桥的俯冲轰炸距离鱼雷攻击时间太长，俯冲轰炸引发的硝烟将会极大地干扰鱼雷攻击的视线，导致命中率下降。无奈的村田只好边骂边带领鱼雷机编队降向低空，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目标。他们的首选目标是福特岛东侧的战列舰大街。

事态已无法挽回，渊田也只好将计就计，放任各攻击队自主发动进攻。尽管出现了如此尴尬的错误，但眼前的形势已经明朗，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日本袭击机队的行动，航空队有信心施展出之前苦练的杀敌本领。

尽管尚未看到战果，但胜利显然已收入囊中。渊田急不可耐地要将这一消息告诉“赤城”号上的南云，“长门”号上的山本，东京军令部、海军省、内阁、天皇以及全日本的民众。他再次对水木大吼道：“用甲种电波向舰队发报，我们偷袭成功！把发报机调好，使东京也能直接接收到。”

随着水木手指的跳动，“托拉、托拉、托拉”的电波穿越万里碧波飞向远方，“长门”号的作战室里一片欢腾！

时针指向7时55分，此刻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准备早上8时的升旗仪式。8艘主力战列舰上，只有3位舰长处在工作岗位。

巡洋舰“海伦娜”号的后甲板上，琼斯少尉指挥4名水兵正朝着舰尾的旗杆跑去。战列舰“内华达”号上，军乐队正在整队，准备演奏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

檀香山海军航空基地的罗根·拉姆齐中校此刻正在福特岛指挥中心的一扇窗子前观看护旗队升旗，在听到由远而近的俯冲尖叫声时，他转身对巴林杰中士说：“迪克，把那个家伙的机号记下来，他违反了第十六条航线安全管理规定，我要处分这个胆大包天的混蛋。”

巴林杰竭力将身子伸出窗外，努力想看清那架飞机的编号。“机号看不清啊！但我想可能是哪个飞行队长的座机，我看到飞机上有一道红线。”

“尽快查一下，看看是哪个该死的队长干的这种蠢事。”

“那架飞机俯冲下来了，他投下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巴林杰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就从机库方向传来，拉姆齐恍然大悟，大喊道：“不要查了，迪克，这是日本人的飞机，他们扔下的是一颗炸弹。”

做出判断的瞬间，拉姆齐以最快速度冲进走廊另一端的电信室，命令所有在岗电信人员立即用明码电报发出那封震惊全球却让人啼笑皆非的著名电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电报发出的时间是夏威夷时间1941年12月7日7时58分。接收人员包括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亚洲舰队司令哈特上将、大西洋舰队司令金上将以及太平洋舰队所属各部队司令和所有舰艇。

拉姆齐接着迅速打通上司贝林格少将的电话：“日本人空袭了！”

电话那头，贝林格大发雷霆：“你开什么玩笑，罗根？今天又不是愚人节！”

拉姆齐大喊道：“千真万确，长官，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自己听听！”说完，他把话筒伸到窗外，窗外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听到了吧，长官？这不是开玩笑，小日本动真格的了！”

贝林格来不及给拉姆齐回话，他扔下话筒对作战参谋喊道：“科恩，快，跟我到司令部去，该死的日本人来了！”刚睡醒的科恩中校还有点迷糊，正在忙着穿裤子。

同样在7时55分，之前收到击沉潜艇警报的卡明斯基少校也听到了远处传来巨大的飞机引擎声，他跑到大楼南边阳台上一望，清楚地看到机翼上涂有“太阳”标志的飞机迎面扑来。他瞪着眼睛，不知所措，飞机已向着战列舰停泊的区域飞去，不一会儿，就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稍后，防御珍珠港的海军负责人，第十四海军军区司令布洛克少将，来到了司令部。

战列舰“内华达”号的后甲板上，麦克米伦指挥的军乐队已经整好队形，正在等待时针走到规定升起舰旗的时刻——8时整。就在这升旗前5分钟，一队飞机已冲向附近的福特岛，接着便是一阵此起彼伏的剧烈爆炸声，一团团硝烟腾空升起。看到这一情形的麦克米伦以为这大概又是一次特别演习——在音乐伴奏中进行演习那真是太美妙了。他挥起了指挥棒，军乐队于8时准时奏起了美国国歌，舰旗随着乐曲声从旗杆上徐徐升起。就在这时，一架日军飞机擦着港内的海面飞来，向停泊在旁边的战列舰“亚利桑那”号施放了鱼雷，随后从军乐队的头顶飞掠而过。

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一名军官气喘吁吁地跑进了作战室：“参谋，瞭望台报告说，日机正在空袭珍珠港！”值班的墨菲中校闻讯大惊失色，他立即把这一情况用电话报告给金梅尔上将。

在接到墨菲“珍珠港遭到空袭”的报告后，金梅尔立即从麦克拉帕半山腰的寓所飞奔而出，在院子里向着珍珠港的方向望去。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美国太平洋舰队行将覆没的悲惨场景。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定睛注视着珍珠港出现的噩梦般的一幕，上将的表情就像绘画或雕塑中的一个悲剧人物。

在檀香山努阿努大街2661号，美国代理商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沃克夫妇也被远处的爆炸声惊醒，铁杆反战派沃克以为舰队又在搞演习，他气愤地对妻子尤娜说：“他们又来了！竟然在星期天一大早就开始浪费纳税人的钱财，罗斯福这个浑蛋，连个好觉都不让我睡。”同一条大街不远处，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内的吉川猛夫与喜多正紧紧握手，四目相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首先发起攻击的是俯冲轰炸机队。高桥率领的俯冲轰炸机已经进入预备攻击阵位，50架俯冲轰炸机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奔向福特岛的希卡姆机场；另一路由坂本明大尉指挥，飞向惠勒机场。7时55分，坂本明大尉的俯冲轰炸机向惠勒机场投下第一颗炸弹，也就是所谓的太平洋战场第一弹。

分布在珍珠港周围的希卡姆机场、惠勒机场、伊瓦机场和卡内奥赫机场是日军第一批重点打击的目标。由于之前错误地将飞机整齐地摆放在一起，日军的炸弹一落下，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刹那间，成片的轰炸机、战斗机被炸得七零八落。即使有几架能够仓促起飞，也很快被高空中“百无聊赖”的零式战斗机迅速击落。仅仅几分钟，美军陆基航空力量被摧毁殆尽，制空权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正在单身军官宿舍睡觉的第六九六航空兵弹药连少尉罗伯特·奥弗斯特里特被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惊醒，起初以为发生地震，可是紧接着就听见门口有人在喊：“好像是日本人的飞机！”另一个人插嘴说：“见鬼，那是海军在演习！”

少尉马上起身冲出房间，外边的场景让他惊呆了。他现在需要的是尽快拿到武器。在火光冲天、满目疮痍的惠勒机场，他和基地军需处的一个军官大吵起来。那位军官竟然要求他必须提供领导的批示才发给他那些东西，要不打借条也行。奥弗斯特里特掐死那个军官的心都有了，他开始大喊大叫，终于如愿领到枪支弹药。

在希卡姆机场的餐厅里，一群官兵正在吃早餐。他们甚至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呼啸而来的俯冲轰炸机扔下的炸弹炸倒在餐厅里。餐厅里锅碗瓢勺四处飞舞，其中一人被凌空飞来的一只坛子打得头破血流，这只坛子里装的是蛋黄酱。很快，房屋的顶棚轰然倒塌，很多人被埋在废墟里。

由于几乎没有美军的战机起飞，板谷的战斗机队无事可干，就开始追逐扫射那些在道路上四处逃窜的军人。后来有人回忆，“我们甚至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就被敌人撂倒了”。

听到第一声炸弹爆炸时，夏威夷陆军航空兵参谋长詹姆士·莫利森上校正在刮胡子，他扔下刮胡刀，一溜小跑赶到办公室，打电话给肖特中将的参谋长沃尔特·菲利普斯上校，告诉他，“日本人来偷袭了”。“吉米，你昏头了吧？”菲利普斯说，“是不是昨晚上喝多了？快醒醒吧！”

无奈，莫利森只好和拉姆齐一样，把话筒举得高高的，让菲利普斯听那爆炸声。这下菲利普斯信了。“一会儿再说，”他大声喊道，“我马上叫联络军官同你联系。”就在此时，莫利森头顶上的天花板掉下来了。

比起高桥的餐前开胃甜点来说，“雷爆之王”村田率领的鱼雷机队才是攻击美军战列舰的核心力量。村田明白渊田的意思是偷袭，应该由他率先发起攻击。但高桥的冒失攻击已使机场周围硝烟四起。一旦硝烟随风弥漫过来遮住海面上的战列舰，将给鱼雷机的攻击造成极大困难。村田丝毫没有迟疑，立即率队抄近路直奔战列舰大街，在高桥的炸弹落在机场之后仅仅两分钟，就开始了对军舰的鱼雷攻击。

仅有的40架鱼雷攻击机纷纷占据有利方位，几乎是掠着水面飞行，在20米左右的超低空射出一条条装有特制稳定翼的浅水鱼雷，那情形就像“蜻蜓下卵似的”。一等飞行兵曹森拾三后来回忆说：“我看见一艘战列舰隐隐约约出现在我的飞机正前方，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峰一样矗立在眼前，准备投雷……预备……放！我用力拉动了投雷拉杆，感到鱼雷脱离机体的那一瞬间，飞机突然如释重负地向上一跃！”

刹那间，平静的海面上被划出一条条朝向战列舰大街的白线，数十条鱼雷先后跃入水中，争先恐后地奔向自己的目标——那情景是极端地阴森可怖。随后，海面上响起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巨响，冲天水柱拔水而起！

最先遭殃的是战列舰“俄克拉何马”号。由于停泊在战列舰大街的外侧，近1/3的鱼雷都找上了它，12条鱼雷一起奔向这艘排水量33901吨的巨型战舰，且至少有5条准确命中了它的要害部位。剧烈的爆炸把它炸得几乎变了形，它歪着身子缓缓地插入海底。一位舰上幸存的水兵后来回忆，它“看起来好像很疲劳，想休息一下似的”。由于该舰所处水域水深只有7.6米，一些幸存的水兵开始跳入满是油污的水面，奋力游向不远处的“马里兰”号。

遥望陆上机场和战列舰大街方向分别腾起了烟雾和水柱，渊田知道鱼雷机队和俯冲轰炸机队的攻击均已得手，于是立即带领水平轰炸机队进入战场，时间仅仅比鱼雷机队晚了3分钟。

就在水平轰炸机队将要进入轰炸航向的时候，美军一些舰船上的高射炮相继开火，在编队航向前方构成了一道道弹幕。防空炮火的炸点迅速在上空扩散，有一颗炮弹在近处爆炸，使渊田感觉连座位都在震动。他不禁对美军的快速反应感到惊讶，仅仅5分钟美军就开始反击了。在弹雨中穿梭的渊田座机很快中弹，机身左侧被弹片打穿，方向舵索有一半粗细被打坏。好在这些都算轻伤，并没有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

渊田无意中扭头瞧了一眼不远处五机编队的三号机，竟然发现它携带的那颗炸弹忽然从机身下径直落了下去。怎么回事？还没有到敌舰上空呢！

愤怒的渊田不由得向三号机挥起了拳头，但他很快发现三号机在漏油。于是，他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上“怎么了”几个大字，把黑板贴在风挡玻璃上让三号机看。三号机的投弹手马上用望远镜看了一下，举举手表示明白，随后也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举到玻璃旁。渊田用望远镜一看，写的是“机身下部中弹”。再仔细一看，原来美军的高射炮火正好打中了三号机的炸弹挂索，炸弹就这样呼呼地掉下去了。

渊田对自己刚才的鲁莽感到懊悔。没有炸弹就无法攻击，也就没必要再上去冒险。于是，他在黑板上写上“可返航”三个字举了起来。三号机马上回答说，“破坏不重，可一起行动，分担敌军炮火”，并且再三隔窗敬礼恳求。渊田苦笑了一下，他理解三号机组急于参战的心情，只好点头表示同意。

那颗掉下去的800千克炸弹正好掉在一艘美军驱逐舰不远的地方。虽然没有爆炸，但也把舰上的美军官兵吓得一哆嗦。

攻击舰船的投弹机会并不容易把握，渊田机队在往返三次攻击未果后选择了“马里兰”号战列舰。由于三号机没弹了，渊田只好看着4颗炸弹朝着“马里兰”号笔直地落了下去，巨大的战列舰在高空中看下去就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落下的炸弹变得越来越小，如豆粒一般，最终还是看不见了。很快，“火柴盒”上升起了两股白烟。“两弹命中！”渊田大叫道。

“马里兰”号之前已经遭到了鱼雷的攻击，但运气好得多，没有马上沉没。舰上的一等兵肖特正在舰桥的机枪台上写圣诞贺卡，刚开始他也以为是美军飞机在进行俯冲训练。当发现飞机上的标志后，他立即取出旁边的枪弹装进机枪，向刚刚丢下两条鱼雷，从东面飞来的两架鱼雷机猛烈开火，很遗憾没能打中。他看到了渊田机队投下的那两颗炸弹从空中呼啸而下，在甲板上炸开，巨大的爆炸声使他暂时失去了听力。幸运的是，两颗巨弹对“马里兰”号那结实的甲板并没有造成致命伤害，这艘巨舰经历劫难后居然生存下来。它是所有战列舰中受伤最轻的，也是经过修复第一个返回战场的。很多临近的“俄克拉何马”号上的落水官兵爬上“马里兰”号，得以幸存。

在“马里兰”号不远处，美国油轮“拉马波”号上的水手长格拉夫跌跌撞撞地下了扶梯奔进船员舱，边跑边喊：“日本佬炸珍珠港了！”伙伴们以为他又在开玩笑，他连忙说：“绝对不骗你们的。”可大家还是又嘘又笑：“别蠢了，抬起屁股上甲板去瞧瞧！”事务长莱因斯刚爬上梯顶，就听见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只见一架飞机正朝着战列舰俯冲。

“西弗吉尼亚”号运气也不怎么样，它先后命中了9条鱼雷，左舷被炸出一条长37米、宽4.5米的裂口，暴露的内脏吐出长长的火舌，其状甚惨且可怖。巨大的舰体顷刻间歪倒在水中，弹射器上的一架水上飞机也摔进了海里。还好舰长默文·班宁上校此时在舰上，他迅速带领水兵展开抢险。不幸很快发生，不远处“田纳西”号上爆炸飞起的弹片长途奔袭，击中了上校的腹部。正在煮咖啡的22岁黑人炊事二等兵——他也是舰上的重量级拳击冠军，陶乐斯·米勒迅速冲上去抱起舰长，重伤的上校很快就阵亡在米勒的怀里。

义愤填膺的米勒放下舰长的遗体，不顾日军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和零式战斗机的肆意扫射，毅然操纵舰上的高射机枪奋力反击——这一镜头在美国2001年拍摄的大片《珍珠港》中有很好的诠释，那个操纵机枪发了疯地射击敌人的黑人，就是以米勒为原型的。

“二战”之前，黑人在美国备受歧视，在就业上阻力重重，参军入伍也只能担任一些后勤供应的职位，比如炊事员或锅炉工之类的低级工作，更别提受勋和晋升了。以至于在“二战”之前，没有一个黑人士兵获得过海军的重要勋章。米勒平时在舰上同样备受歧视，因此和不少白人士兵打过架，估计作为拳击冠军的他打架不会吃亏，可也不会少了被关禁闭。在此危难时刻，米勒勇敢地站出来抢救白人战友并向敌军英勇反击，他的行为打破了许多白人官兵对黑人的歧视，也激励和感召了许多忙于逃命的官兵，他们和米勒一起拿起手中的武器和舰上可用的火炮向日军飞机奋勇还击。

尽管米勒的举动堪称英勇，但他违反了当时禁止黑人直接参加战斗的规定，所以他的行为之后虽然没有被处罚，却也没有受到嘉奖。几天之后，一家非裔美国人新闻社刊发通讯，报道了这位黑人士兵的英勇事迹，呼吁海军方面承认和表彰米勒的英雄举动。连许多米勒的白人战友也认为，如果不奖励米勒，其他任何军人都没资格获奖。

一个简单的事例就能说明当时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程度。战争爆发之初，美国红十字会拒绝接受黑人的献血，虽然最后迫于压力改变了政策，但是捐献的血液仍然按照种族分类。“这会产生最深的憎恨”，一份政府报告里这样指出，“那些要黑人为国捐躯的白人，拒绝接受黑人的血液”。

同样迫于压力，1942年4月7日，美国海军部部长诺克斯签署了一项命令，允许黑人和白人士兵一样参加一线战斗。随后在1943年，美国甚至成立了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第九十三步兵师奔赴欧洲战场——不说别的，如果都不张嘴说话，这支部队夜行军倒是很难被发现的。

不仅如此，第二年的5月27日，在“企业”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上将亲自为炊事二等兵米勒戴上了勋章，以表彰其在危难之时救助长官和英勇反击的行为。米勒成为第一位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的黑人士兵，他的受勋照片至今仍陈列在珍珠港纪念馆。

1943年11月，米勒阵亡。1996年12月8日，在纪念珍珠港事件五十五周年的集会上，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克莱明上将在致辞中重点介绍了米勒，他说：“米勒不仅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英雄主义，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蔑视种族歧视的勇气。”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要说刚才那几艘舰已经够惨的了，但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命最苦的当属战列舰“亚利桑那”号。几条鱼雷和“加贺”号、“苍龙”号上水平轰炸机投下的4颗800千克炸弹接连击中了它。最要命的是，“苍龙”号水平轰炸机的一颗穿甲弹穿透了厚厚的前甲板在舰体内爆炸，先是引燃了前部700多千克黑色火药，接着诱爆主炮塔的无烟火药库，导致更大规模的连环爆炸。

后来有人回忆，那剧烈的爆炸声，是几百年前在这个平静的海岛上发生蓬奇包尔和代阿芒特头两座火山大爆发以来闻所未闻的。直冲云霄的强大气流甚至将上空的日本轰炸机、战斗机冲得七零八落。燃烧的火柱高达1000多米，连几百吨重的炮塔也被抛向空中。爆炸导致重达32600吨的巨舰在水中高高跃起，然后又重重跌入水中，水浪四溅，气势恢宏。渊田让他的驾驶员观看了这一奇异景象，松崎三男大尉回答说：“中佐，一定是舰上的弹药库爆炸了，这简直太可怕了。”

随后而来的俯冲轰炸机又给这艘巨舰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盐。仅仅几分钟，这艘战列舰就被彻底击毁，舰体断为两截，不到9分钟，断裂的舰身带着1177名舰员沉入海底，其中也包括舰长瓦尔肯伯格上校和第一战列舰分队司令伊萨克·基德少将。这艘战舰的伤亡占了美军总伤亡的将近半数。

“加利福尼亚”号还算幸运，只中了3条鱼雷，但有1条鱼雷正好打在其油舱位置，不断溢出的燃油引发了冲天大火。为了防止弹药库被引爆，出现“亚利桑那”号那样的灾难，舰长下令紧急向弹药库中注水，此举反而导致了舰体的倾斜。眼看巨舰即将倾覆，舰长被迫下令弃舰。但油舱被炸导致大量燃油流入海中，海面上的油层竟厚达30毫米，这一油层迅速蔓延成一片火海。那些跳入水中的官兵没有一个人能从厚厚的油层下边游走，他们全被淹死或者被燃烧的油活活烧死，海面上正在燃烧或者已经烧焦的尸体横七竖八，一片狼藉，其状惨不忍睹！

处于内侧的“田纳西”号境况就好得多，但所中的一条鱼雷也在舰上引起了熊熊大火，浓烟冲天。其实其上层建筑上的大火多半是由“亚利桑那”号弹药库爆炸后雨点般落下的着火碎片引起的。一条800千克的炸弹随后落下，将二号炮塔凌空炸飞，正是这个炮塔炸裂的碎片，击中了正在旁边抢险的“西弗吉尼亚”号舰长班宁上校并导致其阵亡。燃烧喷出的滚滚浓烟遮挡了日军飞行员的视线，也使“田纳西”号免受进一步攻击。轻伤的“田纳西”号3个月后就被修复并重新投入战斗。

“内华达”号和“田纳西”号的命运相似，只中了一条鱼雷和两颗炸弹。舰旗被敌机的机关炮撕成碎片。大惊失色的旗手又唰唰连续升起了几面星条旗，照样很快被打得稀烂。舰上同样是大火肆虐，黑烟滚滚而出，炙热的甲板使得舰上的士兵如热锅上里的跳蚤，不断地跳来跳去，四处都找不到藏身的地方。

“苍龙”号的鱼雷机攻击了停在福特岛西侧的军舰。这里没有战列舰，鱼雷机队把陈旧的靶舰“犹他”号当成了现役战列舰加以攻击。8时01分，“犹他”号前部被击中一条鱼雷，随后又有5条鱼雷击中了它。8时12分，已经33岁高龄的爷爷舰“犹他”号终于坚持不住，恋恋不舍地没入了海底，只剩下龙骨还倔强地露在水面上。

福特岛上的人听到船内隐约传来了敲打声。侥幸逃离战舰的埃斯库斯上尉召集了一些士兵，在空袭持续时勇敢地回到舰上进行救援，挽救了大部分人的生命。最终有6名军官和58名士兵阵亡于“犹他”号上。

最幸运的要算“宾夕法尼亚”号，这艘金梅尔上将的旗舰停泊在造船厂的船坞中等待大修。日军鱼雷机无法对停在船坞里的船只进行攻击，一群轰炸机蝗虫般飞过来，对“宾夕法尼亚”号实施狂轰滥炸。看来对付皮糙肉厚的战列舰，炸弹还真是没有鱼雷管用，“宾夕法尼亚”虽然中了几颗炸弹，所幸尚无大碍，逃脱了沉没的命运。舰上官兵阵亡15人，失踪14人，伤38人。

前往攻击“宾夕法尼亚”号的几架鱼雷机由于无法投弹，就把恶气撒在了附近的2艘军舰身上，5条鱼雷将轻巡洋舰“海伦娜”号和驱逐舰“奥克拉拉”号送入了海底。

就在日机疯狂进攻的8时10分，从美国西海岸飞来的12架B-17“空中堡垒”恰好飞抵瓦胡岛，也就是头一天阿诺德少将去送行的那一批飞机。它们将在珍珠港稍事休息，加油补给后取道威克岛最后飞往美国认为的最前线菲律宾。由于是从遥远的西海岸飞来的，到珍珠港时，只剩下最后1加仑汽油——此前也正是这一群飞机将要到来的消息干扰了美国雷达站的判断。

不但如此，因为根本没有想到珍珠港会遭到袭击，他们没有做任何作战准备，也没有携带弹药。远远望见高空有不少飞行的战机，中队长杜鲁门·兰登少校还挺高兴。珍珠港的弟兄真够哥们儿，一大早还派出飞机升空来欢迎我们。但他很快听到了枪炮声，对话机里也传来了美军急促而嘈杂的喊声：“该死的！是日本佬！”

就在渊田第一波攻击机群起飞的差不多时间，6时10分，位于瓦胡岛以西370公里处的哈尔西特混舰队也从“企业”号航母上升空了18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哈尔西此时的心情非常糟糕，他的特混舰队本来计划在周六赶回珍珠港欢度周末的，但由于途中遭遇恶劣气候耽误了行程，风暴甚至导致一艘驱逐舰出现舰体开裂，整个舰队的速度都只能降了下来。看来按时赶回去周末潇洒走一回的计划是泡汤了。他派出18架轰炸机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同时命令他们完成任务后不必返回航母，直接在岛上降落。此时，这18架轰炸机也正好飞抵瓦胡岛上空。由于燃油即将耗尽，他们也只能选择在岛上降落。

这些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突然闯进战场的美军飞机，还没搞清楚现场情况就遭到了日军的攻击，那些零式战斗机正闲着没事呢，美机一架接一架被击落下来。有3架B-17在降落时遭到了板谷所率机群的扫射，其中雷蒙·斯文森上尉驾驶的飞机被零式战机的机关炮洞穿，引燃了机舱内的信号弹，结果在滑上跑道后自动断为两截。日本人宣称这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打下的第一架B-17“空中堡垒”。

还真有一架B-17平降在一座高尔夫球场上——看来，吉川猛夫在地图上标出球场还真是未雨绸缪啊！但即使安全落了下来，这些B-17也无法马上加油装弹起飞攻击。面对质疑，两个刚刚从本土飞来的上尉飞行员腼腆而尴尬地解释说：“枪还没有开箱，光是把枪上的保护油擦干净就得几个小时。”

从“企业”号上飞来的由约翰·福特少尉和通信三等兵皮尔斯驾驶的一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以血的代价换取了战绩。他们选择与日军战斗机在低空缠斗，最后以相撞的方式与敌机同归于尽。在坠落的伊瓦基地附近，两架飞机的残骸几乎无法分开。

由于空中大部分是日机，美国那些好不容易打响的高射炮不分青红皂白一通乱轰。在曼纽尔·冈萨雷斯少尉绝望的“不要射击！不要射击！这是美国飞机”的惊叫声中，一发高射炮弹让这架美机在空中炸开了花——估计打敌人都不一定有这么准。紧接着，另一名飞行员叫喊道：“我们中弹起火了，跳伞！”

在“企业”号航母上，哈尔西中将从无线电中听到了飞行员坠落前绝望的呼叫声，气得跺着甲板高喊道：“天哪，他们在射击我的孩子！快去报告金梅尔将军！”

30架飞机，瞬间被双方“合力”干下来8架，其中B-17一架，从“企业”号上飞回来的轰炸机7架。剩下的22架也纷纷落荒而逃，寻地儿降落，机翼上弹孔累累。

可能还嫌不够热闹，此时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快速航班也适时赶到了。一周一次的航班正好在这一时间内到达，预定降落地点是福特岛上的机场。这个民航驾驶员还算机敏，一看四处烈火冲天，浓烟滚滚，马上急速掉头，飞往了希洛岛。

哈尔西无比崇敬的金梅尔上将并不是不知道现场的状况。此时此刻，他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心爱的舰队被敌人狂轰滥炸。站在他身旁的是邻居、第十四海军军区参谋长格雷斯·厄尔上校的太太。这位夫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地对告诉金梅尔：“将军，鱼雷好像击中了‘俄克拉何马’号。”“是的，我也看到了。”金梅尔面无表情地回答说。厄尔夫人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他目瞪口呆，面孔煞白”。第十四海军军区情报参谋梅菲尔德中校这时也穿着睡衣来到了寓所后院的草坪上，用望远镜瞭望港内发生的情况。

已经与金梅尔约好一起打球的肖特中将此时已经换好了球衣，正站在谢夫特堡的寓所门口仰望着天空，这里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飞机的引擎轰鸣声和低沉的爆炸声。

当金梅尔来到位于潜艇基地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时，他的那支舰队的主力已基本被击沉或击毁。8艘战列舰中，“亚利桑那”号、“俄克拉何马”号和“西弗吉尼亚”号已被击沉，“加利福尼亚”号正在徐徐下沉，“马里兰”号、“田纳西”号遭到重创，“宾夕法尼亚”号搁浅在船坞中，剩下的“内华达”号也在熊熊燃烧，看来也没什么指望了。

突然，一颗5毫米的子弹穿过窗玻璃，打在了金梅尔的胸部，周围的人都吃惊地冲了过去。但那颗子弹穿过玻璃之后显然已成了强弩之末，又正好打中上将口袋里的眼镜盒，将军并没有受到伤害，子弹只是在他雪白的衬衣上留下了一个黑点。目光呆滞的上将连胸口的弹痕都没有去拍一下，只是喃喃地说：“但愿这颗子弹能够杀了我，那真是太仁慈了。”尽管非常渴望之后能有机会复仇并洗刷耻辱，但他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命运。经过这一次毁灭性打击，他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军旅生涯将戛然而止。

渊田的第一波攻击持续了45分钟，日方仅损失飞机9架。其中战斗机3架、俯冲轰炸机1架、鱼雷机5架。8时25分，取得赫赫战果的第一波攻击机群从容不迫地返航。先飞往瓦胡岛西侧的预定地点会合，然后再一起向北返回航母。先飞到西侧的目的是避免敌机可能的跟踪，从而暴露主力舰队的位置。事实上，美国毫无准备，刚才的打击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第一波攻击的返航机群进行跟踪。

第一波空袭结束之后，珍珠港上空出现了片刻的宁静。一片狼藉的海面上，几艘周围和顶部涂有红十字标志的白色医疗船开始全速冲向还在燃烧的舰船，抢救在海水中苦苦挣扎的伤员、落水者以及舰船上的幸存者。“索拉斯”号医疗船上的军医凯文·道格拉斯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段难挨的时间似乎比一生都要漫长。黑色、暗红色、蘑菇状的滚滚烟尘不断喷向空中，在它的笼罩下，到处都充满了辛辣、恶臭、呛人的难闻气息。我想，传说中的地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所有战舰中，只有威廉·波福特少校的“莫纳罕”号驱逐舰还在高速运动，他们又发现了一艘日本的微型潜艇。日本艇长正向“柯蒂斯”号供应舰发射出第一条鱼雷，可惜没有击中目标。波福特少校马上组织进攻，附近几艘舰艇也迅速加入了愤怒的围剿队伍。日本的潜艇发射了最后一条鱼雷——这种潜艇只能携带两条鱼雷，鱼雷几乎擦着“莫纳罕”号的右舷掠过，波福特少校死里逃生。8时44分，这艘微型潜艇被击沉，搁浅在贝洛兹机场外的海滩上。

被击沉的正是凌晨最后出发的那艘故障潜艇。此时艇上的自爆装置受震开始启动，两名士兵酒卷和稻垣拼命地爬出逃生口。由于在逃生过程中吸入了过多的有毒废气，两人很快就昏迷过去。稻垣在海中溺毙，不省人事的酒卷随后被检查战场的美军发现并俘获，有幸成为太平洋战场美军抓到的第一个日军俘虏。在昏迷的酒卷身上，美军发现了一张地图，所有的攻击目标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这都是吉川猛夫的功劳。

微型潜艇参与进攻的决心和勇气可谓大矣。但是从结果来看，5艘潜艇都没有取得战果，还差点暴露行踪导致整个行动的失败。这一自杀战术成为整个珍珠港作战中日本为数不多的败笔之一。用一句中国话来说，就是“画蛇添足”。

参加特攻作战的10名海军官兵悉数战死，日本各大媒体开始大肆狂吹“十勇士”。后来才知道有一个叫酒卷的没死，反而成了美军的俘虏，那感觉简直跟吃大餐吃出了一只苍蝇一般难受。之后宣传中，“十勇士”就变成“九军神”了。

9名死不见尸的潜艇官兵随后被追晋两级军衔，于1943年4月8日葬于东京日比谷公园，和日俄战争的广濑武夫等老“军神”葬在了一起。当年广濑武夫下葬时，好歹还找到一小饭盒肉末，这几个人连根毛都没找到，只能进行所谓的“招魂葬”。

美军报道了酒卷被俘获的情况，但因总体战果惨不忍睹而未引起各界人士重视。侥幸活下来的酒卷被送到美国东部田纳西州的战俘营。在去往田纳西的途中，酒卷听到了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遭失败的消息，也看到了遍布美国城乡的工厂和广袤的国土。他终于明白，小小的日本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美国的全部威力，中途岛一战，仅仅是日本覆灭的开始。

1942年3月6日，酒卷在战俘营得到了9位战死队友被授予“军神”称号的消息。思想已经有所转变的酒卷并不羡慕这种荣誉，他为自己保住性命而感到庆幸。战后，酒卷被遣送回日本，在名古屋一家工厂当了一名普通的机械工。工作之余，他还写了《我攻击了珍珠港》一书，详细叙述战时他在袖珍潜艇的经历和在美国的战俘生活。此书在日美两国引起过轰动。

美军遭袭17分钟之后，8时12分，金梅尔上将向太平洋舰队宣布：“日本人蓄意对珍珠港发动了空袭。”远在瓦胡岛以西370公里的默里舰长迅速通过扩音器向所有舰员通报了这一消息，同时宣布“企业”号航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噩梦很快再次降临。8时40分，由岛崎重和率领的第二波攻击的171架飞机再次黑压压地杀将过来。这一波攻击队主要是来自第五航空战队“翔鹤”号和“瑞鹤”号的机组。由于组建时间短，训练不够，飞行员的技术水准明显不如第一航战和第二航战。南云主要将其作为打扫战场、扫荡残舰的力量使用。编组中没有威力巨大的鱼雷机，主要因为没有可供使用的浅水鱼雷。

岛崎亲自率领54架水平轰炸机直奔岛上，继续攻击希卡姆、卡内奥赫、福特机场上残留的陆基飞机。江草隆繁的81架俯冲轰炸机没有特定的攻击目标，开始追逐海面上第一波攻击中幸存的舰船。近藤的36架零式战斗机继续保持制空权，偶尔起飞的零星美军战机立即在其猛烈攻击下坠落。看着轰炸机忙得不亦乐乎，那些不甘寂寞的战斗机也开始在舰上或陆上寻找人群用机枪进行扫射。

第二波攻击的难度明显加大。首先是第一波攻击造成的浓烟影响了第二波攻击的视线。其次是趁着两波攻击空隙，大部分美军官兵在匆忙中迅速就位，陆军的高射炮也开始发出愤怒的吼叫，幸存舰船的高射炮开始对空齐射，形成一道道不很密集的弹幕，这些都导致第二波攻击的难度瞬间加大。加上飞行员素质的差距，第二波攻击要再现第一波那样一边倒，好像已不现实。

海面上烟雾弥漫，无数高射炮在愤怒地吼叫。但炮火也正好成为日军寻找攻击的定位点。江草的俯冲轰炸机开始寻找目标实施轰炸。“赤城”号身高近两米的山田昌平大尉——也不知道这货如此高的个子怎么考上飞行员的——专门想找大个头的舰船进行攻击。他忽然发现有一处弹幕最为密集，就马上带领中队俯冲过去，到跟前才发现原来那只是一个陆上炮台。“八嘎！”山田只好急速拉升寻找新的攻击目标。那边停在船坞里的“宾夕法尼亚”号看上去还比较囫囵，山田于是带队集中攻击了这艘军舰。不过，250千克炸弹对于战列舰来说，就像挠痒痒，最终也没能把金梅尔的旗舰炸沉。

在第一波攻击中受伤较轻的“内华达”号虽然已是浓烟滚滚，所幸还没有丧失机动能力。旁边熊熊燃烧的“亚利桑那”号随时可能发生连环爆炸，“内华达”号也可能因此遭到株连。老停在这里挨炸也不是事，敌机对于运动中舰船的攻击难度会大很多，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舰长上岸潇洒还没回来，这时候就是想回也回不来了。舰上最高军衔的弗朗西斯·汤姆斯少校毅然接过了指挥权，强令军舰紧急起航冲出港口。水手长埃德温·希尔立即穿越大火跳上码头解开了缆绳，以使“内华达”号能尽快脱身。希尔没有就此留在相对安全的陆地上，而是跃入水中，奋力游回军舰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在随后一次大爆炸中，勇敢的希尔不幸壮烈牺牲。

勇敢而孤独的“内华达”号拖着滚滚浓烟，踉踉跄跄地冲出泊地，像一条濒死的巨鲸在万众瞩目下傲然前行，高射炮在绝望中喷射出一排排复仇的怒火——岸上或者其他舰上的所有人，连同那些落水的水兵都在为这艘悲壮的巨舰呐喊助威。当它慢慢地从“亚利桑那”号附近经过时，舰上的人还不忘扔下一根绳子，将附近水面上挣扎的3名水兵拉上来。前面就是造船厂附近的狭窄水道。“加贺”号航母的机队像一群苍蝇蜂拥而上。带队的牧野三郎大尉发现，只要把“内华达”号击沉在那段狭窄的水道上，巨大的舰体就能封锁住珍珠港的出口，从而形成瓮中捉鳖的绝佳之势。

轰炸机从四面飞临巨舰上空，四处都是日军俯冲轰炸机实施俯冲的呼啸声，刹那间，弹雨笼罩了“内华达”号，攻击一轮接一轮，此起彼伏。在一道道冲天的巨大水柱中，“内华达”号先后被6颗炸弹击中，船尾开始下沉，眼前那段熟悉的水道此时竟然是如此漫长。日本人能看出来的，美国人作为主场肯定更清楚，眼看在此沉没就会堵住整个航道，汤姆斯少校果断下令巨舰转向避开主要航道，最后在霍皮斯特尔角搁浅。一直到10时45分，拖船才来把它拖到入口航道的西侧。虽然最终逃避了沉没，但它的舰艏部分已被完全炸毁，舰桥也受到严重破坏。全舰官兵50人阵亡，109人受伤。

也有部分美国陆军飞机零星起飞迎战。第五十七中队的5位飞行员匆忙升空，竟然获得击落敌机11架的佳绩。其中乔治·威尔少尉一人就击落5架，肯尼斯·泰勒少尉也击落了2架，两人因此同获“优异服役十字勋章”。但是，总计只有29架的起飞战斗机均属于仓促起飞，相互之间根本无法协同，制空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日军鱼雷机和轰炸机得以肆无忌惮地从容进攻。

一些飞机被炸毁的美军飞行员甚至躲在棕榈树后用手枪射击空中的敌机，不过此举纯属义愤，浪费子弹，估计连根飞机毛都打不下来。

日军的进攻的确精准高效。据美军战后统计，日机命中率大体如下：鱼雷攻击55.3%强，水平轰炸24.4%强，俯冲轰炸49.2%强。日机在实战中投弹精度之高，确实令人赞叹。

第二波攻击持续了近一个小时，进一步扩大了第一波攻击的战果，但损失也远比第一波为大。日军共损失飞机20架，其中战斗机6架、俯冲轰炸机14架。一直在高空盘旋的渊田看到最后一架战机安全飞离之后，开始仔细清点战果。随后，驾驶早已受伤的战机绕场一周，途中顺便收容了两架迷航的战斗机，其中一架竟然是第一波攻击中“瑞鹤”号上的一架战斗机。3架飞机一起向机动部队所在位置绝尘而去。从母舰起飞到现在，渊田的飞机已经带伤在空中飞行、攻击、盘桓了6个小时之久。

参加两轮攻击的日军官兵共有783人，其中70名军官中，有69人在战争中丢掉了性命，渊田成了幸运的那一个。前面提到的“零战击坠王”岩本彻三没有参加第一波或第二波攻击，他率领战斗机队负责舰队上空的安全。渊田在随后战斗中6次坠机落海或坠地，但每次都能幸免于难。战后为了忏悔自己的罪行，他改行做了一名牧师，在1966年加入美国国籍，作为“偷袭珍珠港的英雄”在美国大受欢迎，连斯普鲁恩斯上将都为其欺世之作《中途岛海战》的英文版作序，不啻为一个绝妙的讽刺。

将近1小时50分钟的攻击使得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战列舰“亚利桑那”号、“俄克拉何马”号、“西弗吉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被击沉，“马里兰”号、“内华达”号、“田纳西”号、“宾夕法尼亚”号遭重创。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4艘辅助舰被击沉，3艘巡洋舰遭重创。飞机被炸毁232架，炸伤163架，六大陆军机场几乎全部瘫痪。阵亡将士2403人，受伤2097人。

相对而言，日本的损失可谓微乎其微。日军共消耗鱼雷40条，炸弹556颗总计144吨。两轮攻击损失飞机29架，起飞时有1架零式战斗机坠毁。最后南云为了尽快离开作案现场，不顾2架迷航轰炸机的呼叫，带领大队仓皇北遁，造成这2架飞机油尽坠毁。以上总计损失飞机32架。由于日本飞行员都抱着必死的傻瓜信念参加战斗，全部不带降落伞，这些飞机上的55名飞行员全部死亡。

部署在珍珠港周围先遣编队的27艘潜艇也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因为空袭时并无美舰突出港外。12月9日，一艘潜艇倒是悄悄跟上了哈尔西的特混舰队，不想，还没发起攻击就被巡逻飞机发现并击沉，艇上68人全部死掉。这样，1艘大型潜艇、5艘微型潜艇共计死亡艇员77人，被俘1人。加上飞行员，日军总计损失133人。

袭击已经结束，严格地说，这并不能算是一场战斗，因为几乎是一方进攻，一方完全被动挨打，这也正是今天“偷袭珍珠港”“珍珠港事件”各种说法都有，却少有“珍珠港战役”说法的原因。

南云在那边经过一番纠结，仓皇离开的消息，自然不会通知美国人，珍珠港还在加强戒备，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第三波、第四波攻击。夏威夷开始谣言四起，有人看见8艘日本运输船在珍珠港以西巴尔伯兹角附近行驶，有人还看见日军已经在卡内奥赫空投了滑翔机和伞兵，另有一支伞兵正在福特岛西南部的甘蔗地里降落。在马诺山谷，有人也看见了日军伞兵的身影。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似乎到处都有日本人。

最后的战斗颇具戏剧性。12时19分，有“确切”情报显示，“有4艘日军运输舰”将在巴尔伯兹角登陆，“甘布尔”号和“拉姆齐”号扫雷艇迅速赶了过去，可那里的海面静悄悄的，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发现。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甘布尔”号突然发现了一艘正在上浮的潜艇，于是向它打出了一发102毫米的炮弹。幸好炮手炮术欠佳，炮弹落在了潜艇偏左的位置上。等潜艇浮上水面后，才发现那是美军潜艇“长尾鲨”号。

这艘潜艇也真够倒霉的，它第二天上午试图返回港内时，再次遭到美军海军巡逻机的攻击。飞机投下了深水炸弹，还好再次有惊无险，“长尾鲨”号躲开了自己人的攻击，最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港内。

在檀香山，到处都报告说发现了日军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这些人有的是酒店服务员，有的是出租车司机，有的是开杂货铺的小商人，传言他们现在正准备给登陆的日军带路。宪兵抓了很多可疑的日本人，但那个真正的罪魁祸首吉川猛夫始终逍遥法外。美军还规定天黑之后所有人都不能私自外出。在惠勒机场，一个哨兵瞧见了一个黑影，立刻就打了几梭子子弹。惹得高射机枪也胡乱放了一阵，又有人无端受伤。后来才知道那个黑影不过是自己的一个战友出恭回来而已。市区开始实行灯火管制，但珍珠港到处明晃晃的，因为很多舰只仍在燃烧。

前回书说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曾经发给肖特中将一份要求加强警戒的预警电报，并应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之请在情报末尾加上了“也请转告海军部队”的字样。出于一系列阴错阳差的原因，这封救命的紧急电报到达檀香山的时间已经是早晨7时33分，也就是渊田向第一波攻击机群发出“全队突击”命令前的16分钟。电信公司经理斯特里特对这份电报并没有进行“优先处理”——实际上就是优先处理也来不及了——而只是按照一般电报的顺序来递送，结果电报就被放进了卡里希地区的分送箱内。

不久，按地区分送电报的分类工作结束了。分类员克雷恩这时才从邮箱里取出那份电报，交给了递送员——放在今天交快递小哥——日裔少年渊上忠雄，叫他“把这份电报尽快送到谢夫特堡陆军通信中心去”。

这个日本小孩儿还真敬业，接到命令，立即骑上摩托车疾驰而去。当时檀香山大街上已是一片混乱，四处都是奔跑的人群，有的地方已经燃起大火，被炸坏的消防龙头正喷射出高达十几米的水柱。由于路上交通混乱，摩托车几乎无法正常行驶。加上宪兵部队和警察的盘问检查，渊上几次被拦住查明身份。渊上抬头看到了空中的零式战斗机，机翼上的标志清晰可见，他知道那是日本的飞机。

渊上好不容易才赶到谢夫特堡陆军通信中心大门前，当他飞快地跳下摩托车时，已经是上午11时45分了。值班班长接过电报，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日本小孩儿，眼神里充满了恶毒的敌意。渊上也含着委屈的泪水向班长看了一眼，然后低下了头。

值班通信军官觉得此电已不值一送，也知道接到电报的肖特中将肯定会大发雷霆。他请肖特的好友弗莱明来代劳，“即使他暴跳如雷地向你猛扑，你也要习以为常”。弗莱明将电报送给肖特的时间是14时58分，日军开始攻击后的7小时零3分钟。

肖特一言不发地看完了电报。电报上说：“日本在今天华盛顿时间13时将提出相当于最后通牒的文件，日本还下令立即销毁密码机。此时此刻会发生什么情况尚不得而知，但必须加强戒备。这一情况也请转告海军部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

之前一直困扰美国人的那个华盛顿时间13时，也就是檀香山当天早晨7时30分，这一时刻的含义此时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看完之后，肖特将电报狠狠地摔在桌子上：“这叫他妈的提醒我们注意！”他怒不可遏，但没有冲弗莱明发火。闭目沉思之后，肖特马上发出了一道命令：“将这份电报的抄本立即送交金梅尔将军。”

当金梅尔上将拿到这封电报的抄件时，周围的参谋人员正在手忙脚乱地草拟给华盛顿的报告，挂钟上的时针已经指向了下午16时。

金梅尔同样是无比愤怒，他向在场的参谋大声宣读了这份电报。由于紧张和气愤，他的语调好像有点抽泣，周围所有人都一声不吭。

金梅尔将那份电报揉成一团，狠狠地掷在地上。他把目光转向窗外，凝视着那支已经支离破碎，还在燃烧和冒出滚滚浓烟的舰队。仅仅在昨天，他们还是那么威武雄壮。金梅尔不由得潸然泪下——这是他一生中最屈辱的时刻！

金梅尔转身大步地走进了里屋。数分钟后，他出来时，他的书记官肯·墨里上士注意到，他的四星肩章已换成了二星，他把自己从海军上将直接降为原来的海军少将。

一个年轻副官说：“哦！上将，您不能这么干。”

“喔，朋友，别啰唆，这样做是没错的，”他大声地告诉身边的人，“如果我在华盛顿主事，就会立即解除金梅尔的职务。海军中一个人失败的原因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他失败了。”有两位上校不同意他的说法，认为金梅尔不会被解除职务。但金梅尔认为自己的判断不会错，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由于“列克星敦”号航母编队还远在中途岛方向的千里之外，金梅尔立即命令哈尔西率领的“企业”号航母编队对日军的突袭舰队进行截击。由于一连串似是而非的发现目标的报告和错误的无线电定位，“企业”号编队先向南方追逐，然后在黄昏时分向马绍尔群岛进发，他们与南云舰队的行驶路线可谓是南辕北辙。

没有与南云舰队相遇，对哈尔西来说实属幸运。如果真遇上了，特混舰队的结局很可能是全军覆没。那样的话，我们以后就听不到哈尔西那么多的豪言壮语了。

12月8日傍晚，“企业”号特混舰队回到了珍珠港。老天开眼让他们耽误了行程，没有按计划返回港内的舰队幸运地躲过了这一次疯狂的地狱劫杀。但幸运换来的是一番冷嘲热讽。在希卡姆基地，一个防空炮兵对着他们大声喊道：“你们都死到哪里去啦？”另外一个人也高喊：“你们最好滚得远远的，否则日本人也会把你们干掉的。”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烧焦尸体的酸腐臭味。哈尔西没有心情去理会那些讥讽的语言，他看到的是港内的满目疮痍。他肺都气炸了，大声咆哮着：“在我们消灭他们以前，只有在地狱里才能听到日本人的声音！”

这一天上午，已经有一支由4艘重巡洋舰组成的分舰队驶入海港，分舰队司令是个一贯严肃、沉默寡言的人。尽管之前已经得到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一向冷静的将军还是被珍珠港被袭现场的一片狼藉惊呆了。那些他曾经认为坚不可摧的战列舰竟然变成了一堆堆扭曲的残骸，他为此深感震惊。到了司令部，他看到那些参谋都没有刮脸，仍然穿着满身泥浆的白色军服在忙碌。他一直尊敬爱戴的金梅尔上将神情茫然，头发蓬乱。在用最简练的语言汇报完工作后，他静静地离开了司令部。

他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内敛之人。但回到家中，他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他痛哭失声，同时把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讲给惊呆了的妻子和女儿听，他的声音因为抽泣而几次哽咽。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时刻”。将军的名字叫雷蒙德·阿姆斯·斯普鲁恩斯，在美国军界被誉为“沉默的勇士”，此时的军衔仅仅是海军少将。

盘旋达数千米的巨大烟幕，象征着日本的战术胜利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悲剧。但是死亡和毁灭没有结束，许多人都在这一天继续同大火和海水搏斗。小艇躲避着一大片一大片燃烧的石油，从水里抢救满身油污的幸存者，瓦胡岛军医院的医生在奋力抢救数百名烧伤和肢体残缺的水手。许多严重烧伤者由于感染和脱水已经死去。

普通民众也迸发出激昂的爱国热情。甚至在敌机尚在狂轰滥炸之时，很多普通市民就已经加入灭火和救援行动。瓦胡岛军医院在7日上午11时血库血量即将告罄，弗雷斯特·平克顿医生立即广播呼吁大家献血。仅仅半个小时，医院门口排队等待献血的民众就有500多人，他们纷纷挽起了自己的衣袖。这条队伍还在不断加长，他们中有白人、黑人，甚至出现了中国人。无奈之下，医院只好临时增设12个地点，开始为那些义务者验血、抽血，即使如此，仍然有人排了7个小时的队才献上血。

就在肖特看到马歇尔“警告电”的差不多时间，斯科菲尔德兵营里已经开始举行葬仪，为战死在希卡姆基地的许多死难者祈福。此刻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似乎大自然也在为此前逝去的生命而恸哭。

很多人听到了已经翻转的“俄克拉何马”号里，那些幸存的水兵拼命敲打船体的声音。救援队苦斗了整整两天，潜水员和抢救队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用割枪在舰身上割开了几个救生口，但是被困的400多人中只有33人活着出来。

获救的人与救援的人紧紧拥抱，痛哭不已。更多的不幸者仍被困在水下。没有获救的人在得知自己的呼救不可能得到回应之后，在舰身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遗言，然后在痛苦和绝望中等待生命最后时刻的到来。5个月后，打捞队发现了困在A-111水密舱里6名水手的尸体，舱壁的日历上，从12月7日到23日，每天都画着一个大大的“×”。这一切默默地证明，这6名水手靠军用干粮苦苦支撑了17天，最后由于生命必需的氧气用完而在圣诞节前一天悲惨地死去。他们的遗体被抬上岸时，在场人员除了痛哭，留下的全是悲愤和仇恨！

12月11日破晓之前，海军部部长诺克斯飞抵夏威夷。尽管早已知道珍珠港遭受了巨大损失，现场的情况仍然让他惊骇不已。空军基地的飞机库已是一片瓦砾，水上飞机的残骸在山坡上、海水中到处可见。海中那一堆堆废铁使得诺克斯知道，太平洋舰队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他们一行乘车来到“皇家夏威夷人”旅馆，这座和平时期的假日旅馆已面目全非。金梅尔在那儿迎接他们，陪同他们前往舰队司令部。

必须有人为珍珠港的灾难埋单。仅仅10天之后，12月17日，金梅尔和肖特一起被解除职务，在1942年被美军军事法庭认定为渎职罪。金梅尔被降为海军少将，肖特也被降为陆军少将。作为职业军人，这种打击无疑是致命的，痛苦和耻辱将一直伴随他们度过余生。1968年3月14日，金梅尔病逝于康涅狄格州，肖特于1949年3月9日病逝于得克萨斯州。

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开始给予两人较为公正的评价。他们认为，倘若华盛顿在一开始就给他们提供更为充分的情报，他们本来可以在那一天有较为出色的表现。两人虽然于1999年恢复了名誉，但始终维持着少将军衔。

1944年，一个叫曼宁的海军上校在美国潜艇“锯盖鱼”号上服役，他的潜艇在菲律宾群岛的巴拉望岛附近触雷，作为舰长的曼宁上校随艇沉没。他的全名叫曼宁·金梅尔，他是金梅尔上将的长子。

回到华盛顿的诺克斯向罗斯福汇报了现场的情况。罗斯福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太平洋舰队新司令的人选，那就是海军航海局局长切斯特·威廉·尼米兹海军少将。总统告诉海军部部长：“叫尼米兹到珍珠港去，战争不打赢就一直待在那儿。”

正当渊田指挥的第一波攻击队机群飞抵珍珠港上空时，在东京海军军令部的作战室里，永野修身、伊藤整一、福留繁、富冈定俊等头面人物个个正襟危坐，等待那“预定时刻”的到来。凌晨3时19分，突然传来了“全队突击”的电报——“突、突、突”。随后在几分钟内，预示着攻击成功的“托拉、托拉、托拉”电报再次传来。

由于是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收到这份来电，在座所有人如释重负。

作战课的佐雍中佐在当天的日记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决定皇国兴亡的对英美之战终于打响。大家全神贯注，伸长着脖子等待来电。至凌晨2时30分，一点情况亦没有，大家都很焦虑。难道正如大家所言‘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吗？此时突然传来了夏威夷远征队空袭珍珠港的电波，大家紧张万分，全神贯注地去倾听这一消息。当电信中连连发出‘托拉’‘托拉’‘托拉’的信号时，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在柱岛基地的“长门”号上，为珍珠港作战殚精竭虑的山本同样是彻夜不眠。为了打发难熬的时间，山本找来了棋友渡边安次。渡边是山本最亲近的人，跟山本的关系情同父子。山本在布干维尔岛战死之后，他的骨灰就是由渡边双手捧着送回东京的。

山本像以往一样与渡边对弈。他聚精会神地下棋，5盘棋赢了3盘。之后山本回到自己的舱房，写了一首31个音节的和歌。

“长门”号作战室里气氛肃穆。墙壁上挂满了太平洋和东南亚海域的巨幅地图。老酒总认为，那些军事将领两手掐腰，凝视地图的造型最酷，所以也在室内挂上地图，不时背着手去瞅一瞅扮酷。桌子上放着一个大型地球仪和摊开的海图，旁边的小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作战命令和电报密码本。

零点过后，所有参谋人员陆续来到作战室，好像待在这里心里才更踏实一样。他们都在静候前线传来的佳音。大家认为，千里跋涉的两大难关就是隐匿行踪和途中补给。迄今为止，这两件事都进行得颇为顺利。根据夏威夷方面发来的敌情情报，直到预定进行攻击的12月8日这一天，仍未发现敌人有什么特殊戒备的迹象。这也就预示着，只要机动部队能够按计划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则成功在望。

由于机动部队严格遵守无线电静默，所以在攻击发起之前，这里无法从前线得到任何消息。作战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弥漫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压抑气氛。为了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侍从长近江特地送来了茶水和精美的点心，但此时此刻，谁能有心情去享用呢？

凌晨3时左右，山本再次出现在作战室，和大家一起默默等待着来自前线的第一份电报。山本坐在一把折椅上闭目沉思。不久，陆续传来了陆军在马来亚哥打巴鲁和菲律宾巴坦岛登陆成功的消息。山本尽管心里有了一丝欢喜，但是那个最重要的方向上依然是寂静无声。

大家就在这种不安中默默地守候着。室内除了翻阅电报译码本和铅笔写字的声音，没人发出其他声响。偶尔有人咳嗽一声，都会成为大家瞬间关注的目标。作战室对面就是电报房，从电报房拉线过来的无线电收报机此刻静静地躺在作战室的桌子上，这是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前线的电报，从电报室到作战室这十数米距离大家都觉得远。

首先打破宁静的是黑岛龟人，他看了看壁钟，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已经到了攻击发起的时间了，前线怎么还没有消息？”他一开口，室内就立刻嘈杂起来。这时，收发报机忽然响了起来，司令部的通信兵大声喊道：“值班参谋，这是连续拍发来的‘托’电报！”

值班参谋佐佐木接过电报立即奔向山本：“长官，这份电报的发报时间是3时19分，与您规定的时间几乎一样。”山本缓缓睁开双眼，沉思良久后，微微点了点头。过了大约6分钟，通过电波又连连传来了“托拉、托拉、托拉”的消息。

宇垣缠在《战藻录》中对当时的情况这样写道，据报告，3时19分连续发出了“托”电报，这就是说，已经对迫近夏威夷的机动部队所属第一波攻击队的大约200架飞机下令对珍珠港进行突然袭击。当听完飞机上发来的这一电报时，大家都认为干得很漂亮。此后，他们坐在作战室里又接连收到直接从飞机上拍来的电报：

“‘托拉’‘托拉’‘托拉’，我们攻击成功。”

“我们以鱼雷机攻击敌战列舰，效果甚大。”

“我们以俯冲轰炸机袭击希卡姆机场，效果甚大。”

在收到南云机动部队电报的同时，电信室同时截收到了美军惊慌失措中发出的无数明码电报：

“紧急，这里遭到日本轰炸机的攻击。”

“瓦胡岛遭到日本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俯冲轰炸机的攻击。”

“日本进攻这是真的。”

“所有舰只速离珍珠港。”

最著名的当属那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大家互相握手相庆，欣喜若狂。山本尽管强作镇定，但从他微微颤抖的手上，渡边还是看出了他心中难以压抑的兴奋。近江侍从长再次端来了酒和鱿鱼干，这次大家开始频频举杯。

随后的电报依然饶有趣味，都是一些发出遭受攻击和重大损失的消息。将双方电报一对照，便能对现场的战况了如指掌。宇垣缠写道：“敌方的那副狼狈相，绝不能用言语来形容。说起来3时20分左右正是夏威夷吃早饭的时候，敌人意想不到会在这一时刻遭到日本大队机群的袭击，对他们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晴天霹雳。”

紧张而兴奋的一夜即将过去。随着拂晓来临，前线发出的电报越来越少。山本知道自己赢了。他的对手不仅有美国人，也包括了对实施这次作战的众多反对者！所有人都无比兴奋地向他表示祝贺，冷静的山本沉吟良久，说出了一句话：“我们不过是唤醒了一头睡狮！”山本明白，日本的失败才刚刚开始。

这天中午，“长门”号从广岛湾出发经丰后水道南下。山本在自己的舱室里提笔伏案，写下了如此一段述志：

此次恭奉大诏堂堂出击，不难做到置生死于度外。只是此战乃空前未有之大战，亦当颇费种种周折。充分认识若有惜名保身之私心，怎么也不能完成此重任。既然如此，不妨吟诗一首：以身作御盾，忠心为天皇；名誉何所惜，生命亦可抛！

第三波攻击？

相比远在后方的军令部和联合舰队而言，作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南云才是最焦急而纠结的人。在“赤城”号航母上，南云、草鹿带着所有参谋早就离开作战室登上了舰桥。大家的目光一致朝向南方，完成攻击的空袭机群将从那个方向返航。

上午10时，远方天际陆续出现了一些小黑点，那正是结束攻击返回母舰的第一波攻击机群。那些黑点越来越大，开始一架接一架在甲板上降落。长时间的飞行和激烈战斗，使得飞行员在飞临母舰时已筋疲力尽，有些人必须在地勤人员的帮助下才能艰难地从机舱中爬出来，个别人甚至是被抬出来的。由于天气恶劣，加上很多飞机在攻击中受伤，有些飞机降落时在颠簸的甲板上撞坏了。对于损坏严重的飞机，地勤人员不得不直接把它们推进大海。

“飞龙”号飞行员松村在当晚日记里记下降落时的愉快心情：“在飞机尾钩抓住绳索的那一瞬间，我的心中一阵欣喜。虽然出发前已经抱定了必死的信念，也并未指望能够生还，但现在我回来了，还好好地活着！”

尽管大部分飞机都遍体鳞伤，但粗略统计第一波攻击受到的损失，仅仅有10架飞机没有返航。南云和草鹿对此深感满意，这已经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了。

按此估计，第二波攻击的机群已在返航途中。此时摆在南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是断然对珍珠港接连发起第三波、第四波攻击，彻底摧毁美军太平洋上的这一基地，还是暂时见好就收，打道回营，以图后举？纠结呀！

前两轮攻击已花去了不少时间，珍珠港在遭受两轮致命打击后，现在虽然不具备进行反击的能力，但防守能力肯定已大大增强。尽管第二波攻击机群尚未返回，南云已经预料到，这一轮攻击的损失将会大大高于第一波。更关键的是，根据战前情报以及第一波攻击返回飞行员的情况汇报，美军那几艘航空母舰截至目前都没有露头，到底在哪里呢？不管在哪儿，肯定已经知道了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此时很可能正躲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筹划着对机动部队发起突然反击。想到这里，他忽然觉得后脖颈上阵阵发凉。文化程度不低的南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如果继续实施第三波攻击，对于美国人已经不能算作偷袭，可以说已经变成了强攻。此时已近中午，时间也成为一大制约因素。如果此时对攻击机进行加油挂弹，然后进行第三波攻击，他们在飞临珍珠港实施进攻后再飞回来，就会是傍晚左右。黑暗中在航母甲板上降落，势必还会造成大的损失，特别是对于“翔鹤”号和“瑞鹤”号上那些不久前才开始舰上训练的嫩鸟来说更是如此。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那就是飞行员的体力，刚才有些飞行员被从机舱里抬出来的细节南云当然也看到了。战斗机还好办，让原来在舰队上空负责警戒的飞行队参与攻击就可以了。但是已经参加过一次攻击的轰炸机必须再一次挂弹出击。让体力严重透支的飞行员再次出动，先不说攻击效果，能否安全返回都成问题。

南云想起了出征之前军令部总长永野的谆谆教导，“相比美国而言，我们在国力上差距太大”，因此“要尽可能把每一艘舰船都安全地带回来”。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永野和山本战争思路上的不同。山本是欲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打得美军丧失继续战斗的信心和勇气，而永野则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与美国人打持久战。——财大气粗的美国是最不怕打持久战的。

南云思忖，眼前所有的舰船都完好如初，整个作战行动堪称完美，此时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就难保不会有意外发生。实施第三波攻击之前还必须落实一件事，那就是确认美军航母的准确位置。为此势必派出大量的侦察机进行搜索，这项活动还要持续几个小时，能不能发现对方还是个未知数。如果真那样，就意味着他的舰队在第二天上午还要在夏威夷附近海面上游弋——在一个地点逗留时间过长，历来为兵家大忌。这简直太可怕了，南云不敢再想下去了。

人在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主动为自己找出很多理由，反之亦然。南云想到长时间逗留会带来一个新问题，就是机动部队的燃油。此时为“苍龙”“飞龙”护航的驱逐舰燃料已告不足，而补给部队尚在北方很远的地方。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最后只能任由那些宝贵的驱逐舰自生自灭。如果真那样，即使打了胜仗，回去也会被骂成败家子。

南云认为第三波攻击的主要目标也是个问题。有人提议首选目标应该是珍珠港石油罐群，其次还有维修厂和基地设施。南云认为，美国人有的是钱和油，你就是破坏了，很快就会再造，再送来的。用宝贵的飞机去换取美军那些不会进攻的基地设施是愚蠢的。南云的观点也正与日军历来重军力轻补给的思想暗合。

老酒啰唆半天所说的话，在南云的脑子里可能一闪就过去了。此时第二波攻击机群尚未返回，现在马上撤退也为时尚早。于是南云决定等渊田从前方回来，汇总两拨攻击的战绩后再做决定。

大约11时，参加第二波攻击的飞机也陆续返航。所有回到甲板上的军官第一个任务就是立即向增田参谋汇报情况，由增田汇总后，再将最新数据立即呈报南云和草鹿。

临近中午，最后一架攻击机也就是渊田的指挥机。在“赤城”号的甲板上安全降落，这架水平轰炸机上同样是弹痕累累。一名传令兵迅速跑过来，提醒渊田尽快去向南云汇报。渊田并没有那样做，他先是去找了增田。两人核对之后发现，双方的统计结果几乎完全一致。于是渊田兴奋地拍了一下增田的肩膀，兴高采烈地带着增田一起来到了南云所在的作战室。

看到渊田进来，作战室里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以此表示对凯旋英雄的欢迎。南云大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了渊田的手：“渊田君，辛苦了！”其他参谋也纷纷上前，拍着渊田的肩膀表示祝贺。

“战果如何？”南云迫不及待地追问。

“4艘战列舰沉没，4艘重创。”渊田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说话都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他立即用桌子上的水杯和烟灰缸等物品摆放出被击沉敌舰的方位，并详细介绍了击沉或者重创每一艘敌舰的详细经过。

“你认为美国太平洋舰队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战斗力？”

“至少半年。我认为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内，美国太平洋舰队根本不可能发挥任何积极作用。”

“那就是说，我们的任务基本完成啦？”南云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

“是的，将军。”

“总算不负山本长官之托，”草鹿也在旁边随声附和道，“下一步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渊田君？”

“当然应该立即发动下一轮攻击。除了残余的军舰，还有敌人的船坞、造船厂、潜艇基地、油库，需要摧毁的目标还有很多，攻击的目标多的是。”渊田的言语中透露着一种渴望。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最难得的机会，如果错过了，那是会抱憾终生的。

大家都没有说话，作战室里出现了片刻的沉寂。最后还是草鹿率先打破了沉默：“美国人会展开反击吗？”

“绝对不会。美国人的战列舰和飞机基本全完蛋了，现在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美国的航空母舰没有受到损失，目前最重要的还要找到美军的航母，把他们彻底歼灭。”渊田回答。

南云显然还在犹豫，沉吟良久才开口说话：“渊田君，你认为美军的航母现在在哪里？”

“这个不清楚，或者他们现在已经接到了珍珠港遭到攻击的消息，正在寻找我们的位置。”渊田说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也正是南云最担心的问题。

一想到美军的航母很可能就在附近，随时可能向自己发起进攻，南云再次感到不寒而栗。本来就对偷袭行动缺乏信心的南云认为，目前取得的战果已远远超出了战前的预料，损失也大大低于之前的预计。他现在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带着这些海军精华尽快安全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从南云的神情中，草鹿很快理解了司令官的意图，开始发问：“渊田君认为敌舰来袭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该如何应对？”

“正怕他们不来呢，来多少我们打多少。”渊田依然是信心满满。

一边一直沉默的源田也开始插嘴：“我同意渊田君的意见。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损失，目前要尽快找到敌人的航母，发动攻击并歼灭他们。这些航母将给我们今后的作战带来极大麻烦。”由于作为参谋和南云待在一起的时间远比渊田要多，源田对南云了解更深。在他眼里，南云是“一个不易适应环境的人”。

草鹿从内心里赞成南云的观点，那就是停止再次攻击，迅速返航。草鹿信奉“狮子翻掷”的禅语，意思是说，一头狮子在捕捉猎物时要集中全力，但一旦将其致伤在地，便不要去理睬了，而是转奔下一个目标。他对渊田和源田的发言颇感不快：“两位精神可嘉。但是相比美国来说，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敌人硬拼。”

目前敌人的陆基飞机已损失殆尽，主力战舰非沉及伤，即使那些尚未露脸的美军航母突然都钻出来，也不过3艘而已（草鹿当然不知道此时“萨拉托加”号还远在美国西海岸），而草鹿的脚下和身边加起来就有6艘，士气正旺，真不知道草鹿这实力不如对手的结论从何而来。抑或指的是两国的国力？那也根本不是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呀！后来渊田对草鹿的所谓禅意充满鄙夷，他背后评论说：“‘狮子翻掷’说的是狮子，而草鹿先生之禅不过是野狐禅而已。”

尽管没有几个人能够领会草鹿莫名其妙的语言，但是旁边的南云连连点头。

得到首肯的草鹿更是来了精神：“我们的战役目标已经实现。与美国相比，我们的国力有限，不能拿宝贵的军舰去冒险，现在最应该采取的办法就是立即返航。”原来草鹿真是说的国力，看来日军将领的政治觉悟还是蛮高的。

恰在此时，一心求战的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从“苍龙”号上发来了消息：“我们已经做好了再次出击的准备，应该趁敌人失去反抗能力的有利时机，立即发起下一次攻击，彻底瘫痪敌军的基地。诸位将士非常渴望能够再次起飞去打击珍珠港以扩大战果，请南云司令长官下令吧。”

山口的积极请战可谓帮了倒忙。南云和山口素来不睦，这在联合舰队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开战之前，关于山口的第二航战是否参加作战的问题，山口还借着酒劲和南云打过架。与南云谨小慎微的风格相比，山口更加锋芒毕露。在日本海军界，山口被公认为山本的最佳接班人，山本对山口也是宠爱有加、赞不绝口。自己的下属被上司赏识，这对于南云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你说攻击就攻击，你以为你谁呀？到底谁说了算？山口的请战更加坚定了南云尽快离开的决心。

南云立即给山口回了信息：“山口君的勇气和斗志令人敬佩。但是我军不能再进行冒险，敌军的主力已经被摧毁，第三次攻击已无任何意义。敌人的航母随时可能对我们发起进攻，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在这里久留。”

“本职建议再发起一次攻击。”发来信息的竟然是海上支援部队的指挥官三川。三川此时还处于护航的辅助地位，可以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笑的是，9个月后的萨沃岛海战中，领衔主演的三川也犯下与南云同样的错误。

一时大家都不作声，首席参谋大石马上出来帮司令官和参谋长打圆场：“我们已经摧毁了敌人的战列舰。鉴于目前我们最大的威胁——敌人航母的位置还无法确定，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精锐的航空兵力去摧毁敌人那些无关紧要的基地设施。我们要养精蓄锐，准备将来与敌人的航母决一死战。”

草鹿咳嗽两声之后接过了大石的话：“目前，我们要尽快离开的理由有三：一是我们已经重创了敌军的舰队，完成了此行的作战任务；二是第二波攻击的损失远比第一波为大，如果发动第三波攻击，我们将遭到更大的损失；三是敌人的航母肯定就在附近，也一定已经得到了珍珠港遭受袭击的消息，他们现在肯定在寻找我们的行踪。敌在暗处我在明处，敌人随时可能向我们发起突然攻击。”稍作停顿后草鹿强调，“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离开。出征之前山本长官已经把现场指挥全部委托南云将军负责”。草鹿最后这句话无疑是要说明，现在的最高指挥官是南云，他有权决定整个舰队的行动！

幸运的草鹿活到了战后。1966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渊田只是建议再次发动进攻，在他说了“要撤退”后讨论就结束了，再也没人发表过什么反对意见。

南云仍在沉默。他再次意识到舰队在一个地方待这么长的时间是非常危险的。日本舰队能够不被发现地从本土航行到珍珠港已经非常幸运了，运气不可能老在自己这边。况且当初的判断是即使袭击成功，日方也会损失两艘到三艘航母，现在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见好就收，一切就近乎完美。既然此行已经取得了80%以上的成功，又何必为了那20%去冒险呢？当断不断，必生后患！想到这里，他毅然下定了决心，抬起头来断然地下达了命令：“取消进攻准备，全体返航！”

“赤城”号的信号桅上马上升起了全军转向的信号旗。

军令如山！随着命令的下达，庞大的机动部队开始徐徐掉头，朝着来时的方向行驶。许多官兵虽然觉得机会难得，今生不可能再有如此好的机会，但能在袭击中赚得盆满钵满后顺利返航，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想到战役结束之后自己还活着，不久之后就能回到本土接受民众的欢呼，大家不由得心头一热。返航命令下达之时，各舰官兵开始高声欢呼：“万岁！万岁！”

此时情报室再次传来消息：“有两架轰炸机迷失了方向，估计要一段时间才能赶回来，怎么办？”

“为了整个舰队的安全就不要再管他们了，看他们自己的造化吧。”南云显得有点无奈，他选择牺牲他们，尽快离开。要是弗莱彻，做法肯定相反，他至少会留下一艘驱逐舰去救下那些飞行员。东西方对于生命价值理解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渊田对南云的决定大失所望，他悻悻地回到自己的舱室，一言不发。渊田对没能在珍珠港打到底抱憾终生。他认为，夏威夷就像是地中海的马耳他，谁掌握了珍珠港，谁就能征服太平洋。日本只有先征服珍珠港，才有可能对付美国海军。在整个回师途中，他甚至很少跟南云说话。

因为估计敌人可能以航空母舰和潜艇进行跟踪攻击，南云下令关闭无线电通信，舰队航速迅速提高到24节，在严密警戒下急速北撤。

在此之前，南云发电报向山本报告了袭击珍珠港的经过和最终战果。12月9日，机动部队主力在预定海域与之前离队的第一补给部队会合，随即给燃油即将告罄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加了油。

在东京海军军令部，以永野修身为首，大家的意见出奇一致。欢庆胜利的同时，也担心南云舰队的安全。他们均认为最佳选择是尽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而不是谋划发动再次攻击。这军令部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呀！

舰队返航的消息迅速传到联合舰队司令部，立即引起一众参谋的激烈争吵。大多数人认为，尽管前两次攻击取得了赫赫战果，但是攻击并不彻底，因此应该趁此有利时机，“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摧毁珍珠港基地，迫使美国太平洋舰队撤回西海岸。大家纷纷要求山本立即发出指示，要求南云舰队折返，实施再次强攻。

宇垣缠在当天的《战藻录》里写道：“只30架飞机的损失，就必须再次发起攻击，进一步扩大战果，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是前线指挥官，我会毫不犹豫地指挥将士继续战斗，扩大战果，直至彻底毁灭珍珠港。”

山本沉思良久，却没下达要求南云舰队重新折返攻击的命令。“还是让现场指挥官南云将军自己决断吧。”稍作停顿后，山本说：“如果想干，你不说也会干；如果不想干，相距如此遥远，你催促也没有用。”

后来山本在一个非公开场合说：“南云本来就战意不足，就像小偷入室行窃，开始时胆大包天，志在必得，一旦得手，便心虚胆怯，急于溜走。”

参加珍珠港作战的还有一支佯动部队，那就是由2艘驱逐舰和1艘油船组成的中途岛破袭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是炮击破坏中途岛的美空军基地，为机动部队主力从夏威夷返航创造有利条件，也从一定程度上分散美军的注意力。12月2日，这支部队从东京起航，12月8日前进到中途岛附近海域。

12月8日18时30分，“潮”号和“涟”号两艘驱逐舰在小西要人的带领下，趁着夜色向中途岛海滩进行了25分钟的扰乱性炮击，美国的海岸炮兵进行了还击。日军炮击导致岛上一座美军机库起火，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被打死，这些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得不到南云主力舰队支援的情况下，两艘小小的驱逐舰不可能干出更多更大的事情，随后只有悻悻撤走。

小西很快将攻击的相关消息发回了“长门”号。弹丸之地中途岛在山本眼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南云机动部队的返航路线离那里也不远。虽然没有干涉南云撤退的决定，但山本认为有必要要求南云对中途岛采取必要的措施。

12月9日这天，在“赤城”号航母的作战室里，传令兵送来了联合舰队作战电令第十四号：“海军舰艇编队在返回途中，依据实际情况，对中途岛实施空中打击，对岛上的设施给予彻底摧毁，不留后患。”

接到这样的电令，南云简直气不打一处来，他当众大声呵斥道：“真是岂有此理。这简直就像是要求刚刚击败了横纲的关取（类似于击败了泰森的邹市明），在凯旋路上再买个大萝卜带回家一样。”

草鹿也对山本的命令大为不满，难道还嫌我们不够累吗？他也愤愤不平地发牢骚说：“中途岛弹丸之地，根本没有什么作用。让我们这样一支得胜之师，去袭击那么个破地方，简直就是不懂得对待英雄之道。”

不想干的话，理由当然就有很多，南云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现在的天气根本不允许我们对中途岛发起攻击。”南云和草鹿对山本的命令置若罔闻，下令绕过中途岛美军岸基飞机的巡逻圈继续返航。山本刚才那句“想干不说也会干，不想干催促也没用”的话，这么快就再次得到验证。

历史竟是如此宿命。此时中途岛的防守可以说是形同虚设，之前来栖三郎特使赴美谈判路经该岛时，岛上的负责人香农和赛马德两位中校把炊事员都拉出来冒充士兵。如果此时南云舰队进攻中途岛，一轮打击就能导致中途岛的防务彻底瘫痪，恰似做一次训练课一般。但南云和草鹿并没有去放羊拾柴火，搂草打兔子。半年之后，两人还要带着这支舰队远涉重洋，到此故地重游，结果陷入尼米兹上将精心设计的圈套，大败亏输，那4艘战功赫赫的重型航母也在这里折戟沉海！

东京时间12月8日中午，联合舰队主力第一舰队在山本的亲自率领下，自濑户内海西部的柱岛泊地拔锚起航。旗舰“长门”号一马当先，“陆奥”号紧随其后，后边一字排开的是第一舰队司令官高须四郎率领的第二战队“日向”“伊势”“扶桑”“山城”等4艘战列舰。6艘战列舰以单纵队驶过丰后水道，奔向北纬30°、东经160°的“K点”。他们将在那里接应空袭珍珠港归来的南云机动部队并收容战损舰艇。

由战列舰组成的主力舰队亲自出马，列队欢迎航母舰队的凯旋，仿佛也预示着两大舰种在未来海战中主次地位的互换。由于南云舰队损失轻微，全无进行接应的必要，庞大的战列舰队在举行了一次浩浩荡荡的游行之后，于12月11日上午重新返回柱岛基地，只是浪费了一些燃油而已。

几乎就在珍珠港作战的同一时间，由井上成美率领的第四舰队实施了威克岛攻略战。本来以为手到擒来的小小威克岛竟然意外地成了硬钉子。第四舰队12月13日的第一次登陆作战不但失败，还损失了两艘宝贵的驱逐舰。无奈的井上只好厚着脸皮向老哥们儿山本求援。

12月14日，南云机动部队接到了联合舰队关于支援第四舰队于12月22日前后对威克岛进行再次攻击的命令。已经阳奉阴违过一次了，再不执行命令实在说不过去。于是第二航空战队的航母“飞龙”号、“苍龙”号与“利根”号、“筑摩”号重巡洋舰，“谷风”号、“浦风”号驱逐舰驶出队列，转赴威克岛。航母参战果真不同凡响，威克岛很快落入日军之手。威克岛攻略战稍后详叙。

随后机动部队主力在特鲁克基地短暂停留加油补给后继续西行，于12月23日13时安全到达丰后海峡入口处，随后进入广岛湾联合舰队的停泊地。至此，自11月26日从单冠湾起航以来，前后历时28天的渡洋远征胜利结束。

日本用隆重的庆功仪式和褒奖之词欢迎从珍珠港凯旋的英雄。早在12月10日，裕仁就对袭击珍珠港的大获成功颁赐如下敕语：

开战伊始，联合舰队善谋勇战，击溃夏威夷方面之敌舰队及航空兵力，克奏伟功。朕深嘉许之。全体将士宜益加奋勉，以期前途之大成。

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赞美之声，只有山本在言语间表示了谨慎。在为南云舰队举行的庆功会上，山本指示部下务必戒骄戒躁，“前途战斗还多”，山本忧心忡忡地说。

凯旋的南云荣幸地获得了觐见裕仁的机会，随同觐见的还有两个低级军官，他们分别是第一波、第二波攻击队的指挥官渊田美津雄和岛崎重和。这些都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大老粗。为了保证见到裕仁时三人不至于出太大的洋相，宫内省事先已把裕仁要问的问题写成单子发了下来，由草鹿负责做出得体的答案由三人去背诵。大家都很担心，南云到时一着急会冒出他家乡会津的土话。

刚开始一切还算顺利，三个人的回答都文雅得体。但裕仁太高兴了，原来预定的15分钟接见时间足足延长了半个小时。后来的提问已经远远超出了宫内省事先拟定的题目，弄得渊田和岛崎都冒出一头大汗，同样大汗淋漓的南云真的冒出了家乡土话。不过还好，不管他们说些什么，龙心大悦的裕仁都很爱听。裕仁问渊田有没有攻击什么医务船或者民航机、教练机之类的，慌神的渊田忘记了之前背好的答案，直接回答说“没有攻击任何非战斗人员”。三个人出宫时衣服全湿透了。渊田后来感慨地说，“这个时刻实在难受，比进行袭击更需要智慧和勇气”。

从战术上看，日军袭击珍珠港无疑是人类战争史上成功的军事行动，其战役思想的提出、战术的组织和实施堪称完美，因而被史学家称为“无法复制的战役”。山本事先设想的战役目标也悉数实现：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暂时丧失了行动能力；南方作战可以大胆放开手脚来进行，不必担心遭到美军侧击，更不用担心他们到本土近海骚扰天皇大人；机动部队随后可倾尽全力支援南方作战；由于美国主力舰队至少在半年内无法出动，日本有了充裕的时间来扩展和巩固自己的防御圈。真可谓一举四得！

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在战争史上，往往存在着战略与战术成败的辩证关系。对于战略、战术同样取得胜利的战役——这样的战役俯首皆是——当然无话可说，但有些战役无法简单去理解，恰似当前的珍珠港作战。可以说，这一作战对于日本来说，绝对属于战术的全胜和战略的全败。

偷袭珍珠港使得美国义无反顾、名正言顺地加入了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战争，罗斯福以及国内的主战派从此彻底放开了手脚。“二战”由于美国的参战，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日本偷袭珍珠港也就此成为“二战”的转折点。历史证明，就整个太平洋战争最后的结局而言，这是一场日本根本不应该挑起的战争，而袭击珍珠港正是这场战争的开端。

南云机动部队击沉和重创了太平洋舰队的所有主力战列舰，战列舰的全部丧失反而使美国被动地走上了不得不依靠幸存航母进行战斗的道路。战役之后，首先发觉作战主力已从战列舰转移到航空母舰的，是挨了打的美国海军，他们迅速改编了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特混舰队编制。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才是未来海战的正确方向。等于美军是在日军的逼迫下走上了辉煌的胜利之路。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已经下水服役，老实说，美国那些老旧的战列舰真拉上去也不是对手，而自身速度太慢，又不能与快速航母联合作战，还要占用大量的护航舰只。这下可好，战列舰没了，等于卸下了包袱，护航舰只和那些熟练的水兵可以立即充实到以航母为中心的特混舰队中去。用一句中国话来形容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相反，日本海军陶醉于取得的超乎预料的战果，仍然把战列舰奉为作战主力，一直准备着即将到来的舰队决战。一直到中途岛，日本海军才终于发现，战列舰在未来战争中已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但限于国力，损失的4艘重型航母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可以说中途岛海战之后，日本已经驶入了快速败亡的轨道。

即使是那些将要退居二线的战列舰，美国也没有损失多少。初看起来，美军貌似被日军海军航空兵打得很惨，但这些无疑都属于皮外伤，美军真正的损失并没多少。由于珍珠港水深只有10多米，空袭结束后，美军以惊人的速度将被击沉的军舰打捞出水，在极短时间内修理完毕。不但如此，美国还对这些舰只进行了改装，使其战斗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些本来地位尴尬的老家伙等于焕发了新生，甚至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莱特湾大海战中捞到了和日本战列舰对轰的机会。在苏里高海峡，他们打得西村祥治的南路第一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也算是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恶气。

8艘战列舰中有6艘都参加了后来的战争，真正报废的只有“亚利桑那”号和“俄克拉何马”号。美军曾对沉没的“亚利桑那”号进行过探察，看看是否有打捞修复的可能，最后看实在没有希望，就将其暴露在水面上的舰体部分拆除，水下部分的舰体仍然留在原来沉没的地方。

美国人最擅长废物利用。1962年12月7日，珍珠港遭袭二十一年的纪念日，美国在“亚利桑那”号的残骸上建成了珍珠港纪念馆，该馆现在已成为夏威夷最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纪念馆内有一个小油箱，每隔一会儿就会有一滴油滴到海里，油花向四周迅速扩散，告诉后世的美国人，永远不要忘记珍珠港之耻。

同样受伤极重的“俄克拉何马”号后来被扶正拖走，虽然也进行过修复，但徒劳无功，只好于1944年9月从太平洋舰队的名册中销户。霉运一直追随着“俄克拉何马”号，它竟然在1947年5月17日拖回美国本土的途中遭遇风浪沉没。另一艘战列舰“犹他”号是1909年下水的老式战列舰，已拆除了大部分武备降格为靶舰，所以美军没有对该舰进行挽救。即使算上它，美军的主要损失也不过是3艘战列舰。

至于那些损失的飞机更不值一提。按照美国1943年的生产能力，这些飞机两天时间就可以生产出来，还都是性能更高的新机型。咱是有钱人，咱怕谁呀？

历史证明，南云没有继续发起攻击摧毁珍珠港的设施以及储存的燃油是重大的战略失误，多数美国将领都如此认为。接任金梅尔上将出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尼米兹上将认为：“南云把突击时间限定为一天，突击目标又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来之不易的绝佳机会，这是对美国最大的帮助。他给美国留下了喘息之机，使得美国可以恢复元气并重新组织起反击力量。”

就连败军之将金梅尔也认为南云只炸舰船不炸船坞和船厂是目光短浅，战术思想落后。用他的话说就是，“其实珍珠港基地比那些战列舰更有袭击价值”。如果珍珠港的船坞和船厂被炸毁，美军仅存的舰船将无处停泊，大量毁伤的舰船也无法修复。日本也没有炸掉珍珠港庞大的储油库。在当时的情况下，哪怕一架日军战机飞到那里扔下一颗炸弹，就可以引发大火将它们烧得一滴不剩。倘若如此，美军所有的舰船和飞机都将因没有燃油变成动弹不得的一堆堆废铁。

美军在珍珠港储存有450万吨重油。如果珍珠港的工厂设施和重油全毁了，又会怎样？用尼米兹的话来说就是：“把攻击目标集中在舰艇上的日本海军，完全无视了机械工厂，对于修理设施也没有出手，对港湾内储藏的450万吨重油也视而未见。考虑到美国对欧洲做出的承诺，这些长时间积累储存起来的重油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了这些燃料，美国舰队在几个月里将不可能从珍珠港开始发动任何作战行动。”战后他又说：“当时所有一切供舰队使用的石油都储存在地面上的油槽中，假使日本人毁灭了那些石油，则太平洋战争可能会延长两年时间。”

实际上尼米兹的话还算是轻描淡写。如果日军战机轰炸储油罐引发火灾，燃烧起来的450万吨重油将是任何消防手段都无法扑灭的。不需要别的，仅这场火就能彻底烧毁珍珠港，烧掉它作为一个军港而继续存在的可能性。要重建这个军港，即使是土建施工已经实现机械化的美国，没有几年时间也是完不成的。没有了前进基地的美国海军，就只能后撤数千公里回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去，那里离日本有多远，大家简单地瞄一眼地图就可以知道。

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斯普鲁恩斯都说：“如果日本人袭击了潜艇基地、油库以及类似设施，将会造成更大程度的破坏。”

日军另一重大失误是没有攻击位于瓦胡岛东南海湾的潜艇基地。在编制袭击计划时，决策者甚至没有把这一基地列入攻击范围之内。正是由于日本人的视而不见，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的潜艇部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日军的攻击和袭扰，在未来海战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最后恰恰是美国潜艇在中国南海的破航行动掐断了日本的咽喉。不知道为何，日本在珍珠港派出了包括微型潜艇在内的众多潜艇参加作战，却对美军的潜艇高抬贵手。也许是因为日本人过于自信，对美国人的潜艇实力过于轻视吧。

山本后来也评价南云是个庸才，他在194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事实证明，没有对珍珠港实施第三波打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珍珠港的战斗暂时告一段落，军人喝杯茶稍事休息，一众政治家即将粉墨登场。

第二章

美国的愤怒

悲喜两重天

时间已经到了1941年底。尽管世界上许多地方已经是炮声隆隆，但对于西半球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战争似乎还非常遥远。圣诞节即将到来，人们都在为隆重的节日做着积极的准备。五颜六色的圣诞礼物摆满了商店的橱窗和柜台，酒店和娱乐场所门口已经提前摆上闪闪发光的圣诞树。12月7日这天是周末，在纽约曼哈顿的第五大街，购物的人群更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妇女们兴奋地挑选着最新款的服饰，男人们在围观自己喜爱的物品，孩子们吵闹着要吃刚出烤炉的食物。购物区另一边，年轻的情侣手拉手买下电影票，准备进影院观看《双面佳人》，一睹当红巨星葛丽泰·嘉宝的绝世风采。

13时30分，位于华盛顿宪法大街的美国海军部突然收到太平洋舰队发来的明码紧急电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尽管是周末，但日美关系紧张引发的危机，使得很多领导都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到单位办公，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此时就坐在办公室里。时已过午，他感到肚子有点饿了。他准备叫人送午餐，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手上拿着那封“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的电报。

“老天，这不可能！”诺克斯惊呼道，“那一定说的是菲律宾！”他一边叫喊着，一边拨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

罗斯福这天也有没休息。大约上午11时，总统接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随后就与自己最信任的顾问霍普金斯共进午餐。饭后气氛十分悠闲，罗斯福一边吃着一个色味俱佳的苹果，一边兴致勃勃地向霍普金斯介绍自己心爱的集邮册。他原计划下午在他超过100本的手工皮质集邮册上整理、剪切和粘贴——是用剪刀和胶水而不是用鼠标——那些心爱的邮票。他一生中总共收集了120多万张邮票，其中有些来自遥远的国度，如印度、海地和中国香港等，甚至有南北战争时期南部联盟仅存的20分邮票。整理这些心爱的邮票是总统缓解压力的最好方式。

就在此时，他那宽大写字台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了。电话里接线员告诉总统，“对不起，海军部打来了紧急电话”。

就在罗斯福拿起电话的时候，旁边的霍普金斯看了看表，此时是华盛顿时间1941年12月7日13时47分，他注意到总统的脸色很快沉了下来。电话是诺克斯打过来的，诺克斯报告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海军部刚刚收到夏威夷发来的电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罗斯福追问了一句“消息是否准确”，海军部部长说“准确，肯定不会错的”。

罗斯福沉默了片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霍普金斯。

“消息肯定错了，那一定指的是菲律宾。”霍普金斯同样不太相信，但他知道很可能是真的。今天不是愚人节，如此重大的事件，没有把握诺克斯不会如此紧急地给总统打来电话。后来他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想法，“假如日本的这一行动属实，那他们就替总统做出了决定”。

罗斯福马上打通了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的电话，史汀生正在附近伍德利庄园的家中吃午饭：“你收到今天日本进攻的消息了吗？”

“是的，他们已经开始进攻泰国和马来亚了。”

“不，我讲的不是这件事。我告诉你，日本人已经进攻夏威夷了，日本飞机现在正在轰炸珍珠港。”

这的确是惊人的消息，放下听筒后，史汀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下子用不着再犹豫不决了，危机已经来临，它将使我国全体人民迅速团结起来投入战争”。——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策划九一八事变开始，史汀生一直要求美国对之采取强硬措施，这一天，他等了整整10年。

12月7日上午，日本驻美使馆里同样是手忙脚乱。野村和来栖已经收到发自东京的第十四部分电文，一等秘书奥村胜藏正在吃力地打字，想整理出一份“最后通牒”前十三个部分的打印稿。因为他不是专职打字员，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打完。上午10时30分，野村再次接到指示，要求他务必在13时之前把照会全文交给美国国务院，最好是当面交给赫尔国务卿。野村急忙向国务卿办公室打了电话，要求在13时会见赫尔，一定要见。电话里野村说：“这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

满头大汗的奥村秘书得到了一个年轻翻译的帮助，但这个翻译也是个业余打字员，估计最多和老酒的水平差不多。尽管仍然面临重重困难，但奥村还是蛮有把握在野村与赫尔约定的时间之前把内容全部打出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还是没有完成。野村和来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再过30分钟，他们就要去见赫尔，可照会的第十四部分才刚翻译出来。苦恼的奥村和笨拙的助手还在嘀嘀嗒嗒地忙着打前面十三部分。

奥村好不容易把电文前十三部分的誊清稿打出来，又发现长达11页的电文需要做多处涂改。他觉得把它作为日本正式的官方文件实在不雅，所以改后又重新打印了一份。本来就够紧张的了，不料又收到两条“更正”的电报：一条是改一个字，另一条说漏发了一句话。前者意味着要重打一页，后者就需要重打两页。

时间就这样在焦急中过去，野村不断跑过来请求奥村及其助手加快速度。压力导致速度越来越慢，差错也越来越多。奥村挽起了衬衫袖子，额头淌着大汗，吃力地一下一下敲击着键盘。急得团团转的野村不得不再次通知美方，把会晤时间推迟到13时45分。

这些笨蛋完全忘记了老酒之前一直倡导的“越是重要，越要简单”之重要原则。既然是宣布停止谈判的文书，何必要洋洋洒洒用上5000多字，写上“不谈了”三个字就够了，哪还用得上一群人手忙脚乱，最后还误了事？不听老酒言，吃亏在眼前哪！

野村和来栖已经站在使馆门口的汽车跟前，一边不时地看着手表，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文件。他们同赫尔国务卿会晤的时间——13时45分——快要到了，但文件仍未打印好。过了一会儿，文件终于打印出来了，两人一抓到手，立即钻进车里，轿车全速向着国务院飞奔。

14时05分，紧赶慢赶的野村和来栖终于来到美国国务院，他们要按照外务省的要求呈送赫尔国务卿那“全部十四部分电文”。就在他们走进国务院的同时，赫尔接到了罗斯福总统打来的电话，总统的声调虽然平稳，但话说得很快：

“我已接到了日军攻击珍珠港的报告。”

“这份报告经过核实没有？”

“还没有。”

赫尔自我判断，这份报告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不宣而战是日本人的一贯伎俩，他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总统。由于考虑到马上就要会晤日本的两位大使，他建议总统对这份报告再核实一下，“那两个人现在就在外边等着呢”。

罗斯福提醒赫尔要保持冷静，不要提已经知道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要不失礼仪地接见日本大使和特使，然后“客客气气把他们打发走”。

赫尔当然不会知道，在给他打完电话之后，罗斯福总统一个人坐在那里，沉默了足足有18分钟。

当时在赫尔办公室的还有国务院法律顾问哈克洛斯和远东司司长巴兰坦。赫尔对两人说：“总统那里已经收到了一份未经核实的报告，日本人攻击了我们的珍珠港。现在日本人正前来与我会晤，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是知道的，那就是为了拒绝美国11月26日提出的备忘录，也许是前来递交宣战书。我真不想会见他们。”话虽这样说，赫尔还是决定按总统的要求会见两位大使。再说，那个消息还有“百分之一”的失实可能性。

在接待室里的野村和来栖早已是急不可耐，由于来得太匆忙，两人都有点气喘吁吁。野村知道他手里的这份包括全部十四个部分的文件里，还是有几个字打错了。奥村本想再把整份文件再打一遍，但野村等不及了，把电报抓过来就走，他还没来得及把文件再细看一遍。

衣冠楚楚的日本外交官于14时20分被领进了国务卿的办公室。一向文质彬彬的赫尔一反常态，他冷冷的目光透出难以掩饰的愠怒，这使得两位“三郎”不知所措。赫尔没有和他们握手，也未像以往那样客气地给他们让座。

野村和来栖显得有点尴尬，只好傻傻地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还是野村先开了口：“本来我国政府训令我于13时递交这一文件的，可是由于电报的译读工作超过了原来的估计时间，以致推迟到现在才前来拜访，非常抱歉。”说完，野村向赫尔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

赫尔冷冷地质问：“为什么要把递交时间规定为13时？”

野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只是按照政府的训令行事而已。”

赫尔对野村递交的文件，装出一副匆匆看了一遍的样子——其实文件的内容他早已了然于胸，但表面上他没有任何流露。

赫尔看了两三页的时候就开始发问：“这个文件是根据政府的训令递交的吗？”

野村：“是的。”

看完所有文件，赫尔抬起头直盯着野村，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在过去同你进行的历时9个月的谈判中，从未说过一句谎话，这一点只要查看一下会议记录就会一清二楚。在我50年的公职生涯中，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份厚颜无耻、充满虚伪和狡辩的文件。”稍作停顿后，赫尔补充道：“到目前为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星球上，竟有如此牵强附会和说出如此多谎言的国家！”

野村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赫尔挥挥手，表示不想再听他的任何话，并轻蔑地抬抬下巴指向门口，示意他们可以走了。野村尴尬地走到赫尔面前说了声“再见”，把手伸了出来，这次国务卿与他们握了手。之后两位大使狼狈地走出了赫尔的办公室。野村的步伐虽然坚定，但眼里含着泪水，来栖跟在他的身后一言未发，表情肃穆。

两位“三郎”的谦卑与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了美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提交书面文件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军队已经袭击了珍珠港。走到院子里的时候，野村听到赫尔在办公室里用他那田纳西州的山地土话怒骂道：“无赖，该死！”

后来野村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生受过的最大侮辱。”

美国人斥责日本对珍珠港是偷袭，是不宣而战，是谋杀。日本人说不是偷袭，是奇袭，是“合法的自卫”。战后在接受审判时，美国检察官问东条：“日本袭击珍珠港是在递送宣战照会之前，这不是战争而是谋杀，你同不同意？”东条回答：“不，我绝不同意，我认为这是在面临挑战时的合法自卫。”至于宣战照会没有在炸弹落下前送达美方，东条说这不过是日本人犯下的“一个诚实的错误”而已。

据联合舰队的参谋回忆，12月8日早晨在接到偷袭珍珠港成功的消息后，山本立即询问：“最后通告该是在攻击开始之前送到的吧。”可是没过多久，美国广播说，“珍珠港遭到了卑鄙的偷袭”。山本认为给美国人的通告肯定是在攻击之前送达的，美国广播拼命谴责说是偷袭，不过是敌人的故意宣传而已。但他还是为此深感不安。

有人说山本直到战死都不知道通知送迟这一事实，老酒对此不能相信。此时离山本战死还有一年半时间，山本战死之前，野村和来栖就已经被交换回国。如此重大的事情可能会隐瞒普通民众，但对此极度关注的山本肯定会知道的。老酒不相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说山本到死都不知道真相的那个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他就是第一波攻击的队长渊田美津雄。

周末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赛本赛季的最后一天。在华盛顿的大型橄榄球球场里，27000名观众正在观看主队“红皮肤”队与费城“老鹰”队的决赛，此时主队以20:14领先。就在这关键时刻，球场的广播突然响了，喇叭里传出急促的声音，“请布兰迪将军速回办公室报到”。紧接着，类似的通知连续不断地响起，要求驻菲律宾的相关人员、记者、警察和军官陆续回办公室报到。离开球场的人越来越多，一切预示着似乎有什么大事发生。

正在球场里回味上半场球赛精彩场面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爱德华突然被要求速速赶回局里，他需要到办公室去接听三方专线电话。电话一头是他的上司胡佛局长，他此时正在纽约度假，第三方是驻夏威夷的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希巴斯。胡佛和爱德华同时听着希巴斯在现场直播，“日军轰炸了珍珠港海军基地”。

15时刚过不久，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播音员约翰·迪利开始播报：“现在我们打断一下正常的节目，为广大听众播报一个特殊的公告：日本海军已经袭击了我们的珍珠港。”

美国各电台的节目陆续中断播出，用以简短发表夏威夷和菲律宾被空袭的消息。报幕员打断了纽约交响乐团正在芝加哥举行的音乐会，由于过度紧张，他表现失常，接连两次把“演出”说成了“交响乐”。绝大部分人都惊呆了，但恐慌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街上互不相识的人们开始以一种全新的亲情相互对视，国家灾难超越了个人问题。除了极少数人，1.3亿美国人在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是团结一致，迎接这场被动参与的战争。

在华盛顿，美国海军航行局局长尼米兹海军海军少将正在自己的寓所里安度周末，同他在一起的除了夫人，还有两个女儿和儿媳。午餐之后，他们照例坐下来阅读书报和欣赏音乐。15时，将军打开了收音机，准备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的阿图尔·罗德津斯基指挥的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演出。节目刚刚开始就突然中断，广播了一个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的紧急公告。

少将马上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刚穿上大衣，电话铃就响了。助手约翰·谢弗罗斯上校告诉他，海军部让他马上赶过去。走出家门时，尼米兹对夫人说：“只有上帝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此时他绝对不会想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岗位正等着他，他也将因此成为终结这场战争的关键人物。

在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由于刚刚结束了几周的野外训练和演习，一位51岁的陆军准将已疲惫不堪。这么大年纪了还只是个蹩脚的准将——放在中国那就是大校，说是将官都有些勉强，看来这辈子基本又完蛋了。就在他回到家中，准备躺下美美睡一觉的时候，想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他以军人特有的敏感反应从床上忽地跳了起来。接完电话后，准将立即拿起刚刚脱下的军装，边穿边迅速奔向家门，头都不扭地对着妻子大喊道：“不用等我，我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回来了。”

如果将来有时间，我们一起学习欧战，这个准将肯定是主角儿，他的全名叫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没有战争，都已年过半百的尼米兹和艾森豪威尔最终可能连中将都混不上，更不要提五星上将了。战后，老艾不但当了总统，还连任两届。

受感染的不止军人。在圣安东尼奥，为了一点点家庭琐事，一对年轻夫妇正在歇斯底里地争吵，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的战争消息让两个人一下子惊呆了。他们放弃了纠缠，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刹那间和好如初。

在南达科他州的匹兹堡，参议员杰拉尔德——他是无比坚定的孤立主义者——正在出席全美一次大型集会，向在场2500名孤立主义者宣讲美国为什么必须远离战争。一位通信员给他递上了一张纸条，上边写着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这家伙看了纸条后，立即终止了演讲，夹起皮包下台，径直扬长而去。

孤立主义者领袖、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伊同时在进行一场演说，主题是反对美国对日采取强硬措施，演说还未完毕，就传来珍珠港遭袭的消息，他的演说同样中途结束。后来美国的史学家一般以奈伊的这次演说作为美国参战前孤立主义者的最后一次表演。

同样在华盛顿，孤立主义的倡导者、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温伯格正在卧室里忙着从报纸上剪辑有关他提议让美国远离战争的报道，以此来鼓舞自己坚持不懈地反对战争。这时候从广播里传来了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他立即拿起话筒，拨通了白宫的号码，温伯格告诉总统，“从现在开始，我坚决赞成美国立即尽快地投入战争”。

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像飓风一般迅速传播开来。随后几个小时，白宫的电话交换台忙得不可开交。一众国会议员和“美国第一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纷纷打来电话，坚决支持罗斯福总统立即发起对日本人的战争。

大街上到处都是簇拥的人群，没有慌乱，也不喧闹，只是静静地走来走去。互不相识的人们说着话，现场明显可以感受到万众一心的气氛。一位女士后来回忆，当得知战争已经无可避免，不知道为了什么，自己的双腿本能地拖着她走向白宫，因为那里有他们的总统。尽管路程很远，途中她一直都没停下来，也一点都没有感觉累。

15时，罗斯福和高级军事顾问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商讨对策的同时发布了一系列紧急命令。总统下令美国各军事基地、军工厂、主要桥梁都成为重点保护目标，还特地嘱咐司法部要保护好日本大使馆和各地的领事馆。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围捕蓄意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日本侨民，所有的私人飞机被勒令停飞，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禁止发报，新闻检查制度也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建立起来。

美国国内外所有武装军队全部按要求进入紧急状态。尽管此时美国的正规陆军部队保持了和平时期的21万人，加上即将服役的有近50万人，但训练不足，装备低劣。在最近的演习中，许多士兵使用的是假来复枪，很多人已经习惯投掷鸡蛋而不是手雷，平时炮火训练使用的也是木制的加农炮，进驻华盛顿关键区域的官兵头顶上戴的还是“一战”时用剩的钢盔。

在日本人最可能入侵的西海岸，高射炮连正在匆忙进入好莱坞山、长滩和西雅图的阵地。波音和道格拉斯两家大型飞机制造厂眼下成了敌人轰炸机最可能偷袭的目标，因此被列为为重点保护对象。手持铁叉、肩扛猎枪的农民在荒凉的普吉特海滩上巡逻，准备随时粉碎那些登陆的日本人。有一位警察报告说，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正在侦察圣何塞以西的沿海，于是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全部拉响了防空警报。负责西部地区防务的威廉·瑞安将军信誓旦旦地说，“可以断定，这架飞机是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但是，“他们被我们勇敢的战斗机给吓跑了”。

战争的突然来临给美国民众心理上造成了极度恐慌。陆军部担心日本人用航空母舰攻击巴拿马运河的水闸，或者加利福尼亚沿海的飞机制造厂。一名紧张过度的政府官员不停地给白宫打电话，强烈要求政府不要在西海岸组织防御，因为日本人很快就会登陆。一旦他们踏上美国的国土，我们肯定是守不住的，要尽快往后退在洛基山一线构筑防御阵线。在马萨诸塞州很多地方，一些民兵开始给猎枪上油，民众也开始储存食物。这些普通民众当然不会明白，日本连登陆珍珠港的兵力都远远不够，更别说在美国西海岸登陆了。

很多人担心罗斯福总统的安全。总统保镖队长雷利接到了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打来的电话，“尽快把总统随行的联邦特工人员增加两倍”。雷利刚刚放下电话10秒钟，铃声又响了，还是刚才的摩根索，“刚才我说错了，你给我听着，不是2倍，是4倍，我再次强调是4倍”。摩根索特别交代，雷利和他的队员都要配备上机枪。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处都是严峻的面孔。白宫的护栏内外布满了宪兵和岗哨。由于人员不足，白宫警察得到了首都警察的增援。特工人员将闲杂人等赶离附近的公共场所，连白宫的屋顶上都架上了机关枪。

为了预防白宫在遭到袭击后能够尽快得到增援，陆军部下令工兵部队将许多推土机和大型机械设备运送到白宫附近，发动机要一直处于启动状态，以备在遭到空袭时能够尽快救援。听说日本人的细菌武器相当厉害，大家给罗斯福总统的轮椅上也挂上了防毒面具。罗斯福拒绝了军方提出的把白宫涂成黑色的建议，那不成黑宫了吗？——军方担心白宫的颜色在晚上会成为日本舰载机的进攻目标。不过罗斯福还是接受了在晚上实施灯火管制的建议，很快，白宫的60间房子和20间浴室都挂上了厚厚的窗帘。

虽然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层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空袭和入侵不大可能发生，但夜间灯火管制和防毒面具的分配仍在进行。财政部长摩根索甚至向总统呼吁，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布置陆军坦克装甲部队，他的这一蹩脚建议没有被罗斯福采纳。

特工处还和摩根索一道，将财政部的一个地下金库改为防空洞，以便在日军空袭时让罗斯福进去避难。哭笑不得的罗斯福为此发了怒。“亨利，”他对摩根索说，“我是不会进你那个防空洞的，除非你允许我用里边的黄金来玩扑克。”——总统说话真是幽默呀！

此前不久，美国的一些观察家在看到一船船废钢铁、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运往日本时曾经做出预言，将来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会变成日本人的炸弹从美国人的头上落下来。现在事实证明，这些预言无比正确。阿肯色州的《新闻报》用这样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达美国人的愤怒：“现在可以看出，日本是一个最对不起我们的顾客。”他们被自己养的狗咬伤了手。

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决心保护曼哈顿“免遭珍珠港式的突然袭击”，他发表讲话进行民防大动员。警察局将日本人和其他轴心国的人集中在一起，用渡船送到港口对岸的埃利斯岛上看管起来。在时代广场图片新闻橱窗的前面，身着制服的水兵在慷慨激昂地向围上来的听众发表讲演：“不要害怕日本人，我们很快就会打败他们的。”他们的话显然没有几个人相信。

在12月4日驶离纽约的一艘货船上，一名代号为“三轮车”的双重间谍杜斯科·波波夫听到船长哭丧着脸宣告珍珠港遭到攻击时十分得意。早在秋天，他就曾把一份有关日本人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尽管胡佛局长因为他的糜烂生活耻于接见他，那份情报是他从德国人那儿弄到的。波波夫认为，美国人肯定已经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做好了一切防范措施，日本人肯定在偷袭中吃了大亏。他自豪地在日记里写道：“这正是我一直等待的消息。我难以用言语消除旅客的紧张情绪，但我相信美国舰队肯定已经赢得了对日本人的伟大胜利，我为我能够在4个月前就给美国人发去警报而感到非常、非常地骄傲。日本人肯定会受到迎头痛击！我在甲板上踱步。不，不是踱步，而是欢快地在跑动。”可笑的是，波波夫还不知道取得“伟大”胜利的恰恰是日本人。

一个密码破译专家在得到珍珠港被袭的消息后气愤地在自己家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自言自语：“他们早就知道的，他们早就知道的，他们早就知道的啊！”他说的他们，当然是指那些高层人士。这个密码专家就是“魔术”系统破译者威廉·弗里德曼中校。

大约18时40分，罗斯福打电话给摩根索，说要在晚上8时30分召开内阁会议。摩根索向总统报告说，“我们今晚就派人接管所有日本银行及商业公司，禁止日本人再进去”。

“很好。”罗斯福回答道。

朦胧的月色笼罩着白宫，1000多名民众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然后穿过拉菲特帕克街，观看众多的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陆续走进白宫。人群中有人开始唱歌，随后有更多的声音加入进来，最后所有人都在引吭高歌。歌声在白宫四周经久不息，他们唱的是《上帝保佑美利坚》和《星条旗永不落》。

20时30分，罗斯福在白宫召开了临时紧急内阁会议。参加会议的人中，只有霍普金斯不是内阁成员。内阁成员在罗斯福的办公桌前围坐成半圆形。面色苍白的诺克斯对史汀生耳语道，“我们已经损失了7艘战舰，还损失了很多架飞机。天哪，它们很多是还没有飞起来就被击毁在地面上的”。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后来回忆道：“总统显然深为震惊，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严肃过。”

对内阁会议记得最清楚的是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她是同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以及邮政部长弗兰克·沃克乘坐同一架飞机刚刚从纽约赶回来的。三个人在飞机上尚不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之事，还是她的司机到华盛顿机场接她时才告诉他们的。“那绝对不可能。”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椭圆形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总统坐在办公桌前，三个人走进去时他都没注意，而是专注地看着桌上的发言稿。大约21时，大家纷纷就座。珀金斯惊讶于总统在此之前未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他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她在录音采访中回忆，“他严肃极了，脸和嘴唇下垂，郁郁寡欢，他往日白里透红的脸色现在已经不见了，而是一副古怪、沉重、灰暗和扭曲的表情，”她肯定地说，“罗斯福总统的脸一直没有松弛过，哪怕是一分钟都没有。”

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先是叙述了当天发生的一系列可怕事件和之前同日本人举行的徒劳无功的谈判。最后他说：“这是自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内阁会议。明天我将在国会发表演讲，请诸位就演讲的内容提出意见。”珀金斯在本子上写道：“我明显意识到，海军遭到了出其不意的袭击，仅仅这一点就够总统难受的了。”

对于已经草拟好的总统讲话，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非常有力，只是其中没有谈到日本“过去几十年里在国际社会犯下的斑斑劣迹，而且丝毫没有联系到德国”。赫尔也主张最好能够提一下德国，毕竟今后德国才是最强大的敌人。他同时提议总统发表一篇详尽的演讲，阐明美国和日本的历史关系。但总统不同意，他说：“美国人不需要上历史课，需要的是事实的要点。短一些更加有力，可以保证人人都会看。”看来老罗才真正领会并践行了老酒一直提倡的“越是重要，越是简单”之永恒真理。

罗斯福的讲话只有500字。虽然这个演讲缺乏丘吉尔“雄辩的咄咄逼人”和希特勒“歇斯底里的高谈阔论”，但是撰稿人罗伯特·舍伍德后来评论道，“它代表了罗斯福简练与直截了当的风格”。

罗斯福指出，日本发动的袭击是背信弃义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击败这个懦弱的敌人。他对讲话稿关键的第一行做了最具历史意义的改动，原稿是“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不能忘记的一天”，最后改为“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霍普金斯对这个演讲的唯一补充是加上了宣战之前的“愿上帝保佑我们”的那一段话！接着，罗斯福又对三个地方做了微小的改动，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整理了最后的稿件。

内阁会议持续了大约45分钟。会议刚刚结束，一大群众参两院的首脑人物就走了进来。其中包括多数派领袖巴克利，共和党领袖麦克纳利，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汤姆·康纳利，军事委员会主任沃斯汀以及参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等。

罗斯福向众人提出，他将于第二天中午12时30分在国会发表演讲，请求众参两院批准美国对日本的战争。

虽然由于明显的理由，当时还没有美国舰艇和飞机的详细损失数目，但之前所公布的消息足以说明，美国在珍珠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这对美国人的自尊心是严重的打击。那个在经济上严重依赖自己的矮小的黄种人国家，竟然敢对强大的美国动手，简直“叔可忍，婶不可忍”。马上有人提问：“日本人的损失如何？”

“这个问题目前暂时难以回答。我们估计打下了敌人的几架飞机，还有几艘潜艇，不过我们的损失要大得多。”罗斯福模棱两可地回答。

康纳利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跳起来敲着桌子厉声责问：“地狱已经着火，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总统先生，他们是怎么趁我们不备发起攻击的？”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很快弄清楚它。”罗斯福王顾左右而言他。

一看罗斯福祭起了太极神功，康纳利马上把矛头对准了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尊敬的部长先生，之前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还不等诺克斯开口，康纳利就开始了连珠炮般的质问：“上个月，你不是吹嘘我们能在两个月内吃掉日本吗？你不是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日本人休想动我们一根汗毛吗？你是不是想告诉大家，你是一位出色、能干的海军部部长呢？”

诺克斯表情尴尬，哑口无言。

康纳斯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你为什么让那么多的军舰都挤在珍珠港里？你为什么要在入口处安上木头链子，让我们的军舰在危急关头出不来？”

“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军舰不被敌人的潜艇偷袭。”诺克斯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想到过空袭吗？”

“没有。”

“我们的部队处于警戒状态了吗？你不知道我们正在和日本谈判，谈判已经濒临破裂了吗？我们的巡逻机都到哪里去了？美国的舰队怎么会如此地睡在梦里？”

诺克斯满头都是汗水。

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昨天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已明确就珍珠港事件对诺克斯进行了“不指名的谴责”。康纳利对此未做评论，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遭到袭击时，美国的飞机和巡逻艇都到哪儿去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幅标题就叫：“部长先生，为什么？为什么？”

的确如此，副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心里难受得慌，火奴鲁鲁岛的海军在换防的时候竟然睡着了，我真是要气疯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他们一辈子都在为那重大的时刻准备着——然而在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们却睡着了！”

稍后当这些职位显赫的人物陆陆续续走出白宫大门时，门口仍然聚满了等待最新消息的记者。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采访，这些人鱼贯而出，冲开人群后扬长而去。

罗斯福坚信，尽管过程会很艰难，但最后的胜利无疑将属于美国。当天晚上，他的长子、海军陆战队詹姆斯上尉看到父亲在翻看心爱的集邮本，“他的脸上毫无表情，非常沉着、平静”。罗斯福夫人也发现，她的丈夫很久以来从未像现在这么宁静。她暗自思忖：“既然木已成舟，心里也就定了”，未来要对付的已是“比较明显的挑战，不像过去那样长久地觉得前途难卜，不易决断了”。

在陆军部和海军部，头一天还很少见到有人穿军服，而今天凡是有军服的人全都自豪地穿上了。全首都的裁缝都在忙着，为那些以前在特殊需要时才向朋友借军服穿的军官赶制军服。流行歌曲的作曲家和发行人也都忙碌起来，赶着创作像“日本人你是个傻瓜”这样的爱国歌曲供公众歌唱。拂晓时分，音乐家马克斯·莱纳写好了一首颇具思想性的歌曲，“太阳将很快在日升国落下”。

对珍珠港事件心里暗暗高兴的是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比罗斯福总统大了15岁的史汀生，是铁杆的对日强硬派分子。资历很深的史汀生早在“一战”之前就已经是塔夫脱总统政府陆军部部长，罗斯福是之后很多年才担任的海军部部长助理。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史汀生强烈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大力支援中国，但他的意见被当时软弱的胡佛总统否决，最后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才发表了一个不疼不痒的所谓“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公告。这一回虽然损失大了一点，但这一天毕竟还是来了。史汀生感到有些庆幸，还源于一个不能言明的原因。珍珠港损失最大的是海军，陆军尽管也被打得灰头土脸，但比较起来还算没有伤筋动骨。目前大家的矛头都对着海军，他现在有点同情他那可怜的诺老弟了。

第二天一大早，刚到办公室的史汀生就叫来了副官哈里森少校，他说：“我想我们应该去看看诺克斯。”随后，两人一前一后走过天桥来到了海军部大楼，在这里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惊慌。在诺克斯办公室的外间，一个将军朝一个方向踱步，另一位将军朝相反的方向踱步，一切都显得杂乱无序。诺克斯的副官悲伤地对哈里森少校说：“天哪，美国人民会怎样去看我们海军呢！”

后来史汀生在日记里写，他第一时间去看望诺克斯，“只是要表明，海军落井，我不会下石。我借口有份文件要他签署，但他对我的走访非常感激”。史汀生私下对金梅尔上将的疏忽大意和效能低下非常不满，认为他应对珍珠港的劫难负主要责任。

12月8日中午，美国国会大厦人声鼎沸。在挤得满满的旁听席里，端坐着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安娜·埃莉诺女士，她“感触很深”地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她曾如何为她的丈夫和兄弟担忧。现在她已经有了4个已到从军年龄的儿子——现在扶着罗斯福的长子詹姆斯海军上尉，今后我们还会在战斗中提到他。坐在她旁边的是罗斯福总统的特邀嘉宾埃伦·路易丝·亚克森女士，她的丈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经带领美国人民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请她来与自己的夫人坐在一起，谁都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敲槌请场内肃静，接着高声喊道：“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12时29分，美国总统罗斯福身穿深蓝色海军斗篷，在儿子詹姆斯上尉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进国会大厦。罗斯福没有像以往那样坐在轮椅上，他的双腿依靠10磅重的钢架，终于站立在讲台上。他的演说将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这一时刻将创下美国收听广播人数的新纪录，共有6000万美国人在这一时刻同时打开了收音机。罗斯福的眼睛在大厅里环视片刻，他看到了内阁成员、议员、大法官和各国的外交使节，他有意放慢声调，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说，这是一个政治家最为风光的时刻！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各位议员：

昨天，1941年12月7日——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的有预谋的进攻。之前美国和日本是和平相处的，并在根据日本的请求同它的政府与天皇进行会谈，以期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实际上，就在日本空军已经开始轰炸美国瓦胡岛之后的一小时，日本驻美国大使还向我们的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信函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称，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但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进攻的威胁或暗示。

历史将会证明，夏威夷距离日本如此遥远，表明这次进攻是经过许多天或甚至许多个星期所精心策划的。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蓄意以虚伪的声明和表示继续维护和平的愿望来欺骗美国。

昨天对夏威夷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遗憾地告诉各位，很多美国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此外据报，美国船只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檀香山）之间的公海上也遭到了日军的鱼雷袭击。

昨天，日本军队发动了对马来亚的进攻。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关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夜，日本人进攻了威克岛。

今晨，日本人进攻了中途岛。

因此，日本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采取了突然攻势，昨天和今天的事实已不言自明。美国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十分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的本身。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指示：为了我们的防务采取一切措施。

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永远记住这次对我们进攻的性质。不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现在预言，我们不仅要做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毋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都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相信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必将会让我们取得胜利！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请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无端、卑鄙的袭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罗斯福的讲话虽然只有短短的27句，却足足讲了近7分钟，因为多次被掌声打断。讲话结束后，雷鸣般的掌声再次长时间响起，欢呼声和口哨声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罗斯福执政9年的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诸多要求中最不会引起争议的一项。

罗斯福举手向大家致意，重又扶着儿子的手臂走下讲台。自担任总统以来，罗斯福是第一次代表全体美国人民讲话。各种政治信仰的人共同发出一个愤怒的声音，党派已被忘却，至少暂时搁置一边，美国已经进入全面战争。

连一个小时都不到，也没有经过任何辩论，参议院以82票对0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同时批准美国对日本宣战！

谁能想到，3个多月前的8月，相对温和的《征兵法案》经过数周的辩论才惊险地以1票的多数获得通过。然而现在，一个小时之内一致通过了更加凶狠的宣战决议。1.3亿美国人原来是争吵不休、变化不定、意见分歧的，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渴望战争的愤怒集体。美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珍珠港，“勿忘珍珠港”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12月8日也就此成为美国“活在耻辱中的一天”。

日本人用一通炸弹炸醒了美国人，用史汀生的话就是，“自我束缚的巨人得到了自由”，更确切地说，是罗斯福得到了行动的自由。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由于日本对珍珠港的进攻，所有问题一下子全部解决了。我的第一感觉是得救了，优柔寡断就此完结了。危机使我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方式到来了。事到如今，国民的团结用不着担心了。过去在不爱国的人民中表现出来的冷淡和分裂状态令人非常担忧，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罗斯福的老对手、共和党领袖麦克纳里首先冲上前，紧紧握住了罗斯福的手：“总统阁下，从现在起，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政治假期。在这个假期里，我们在政治上的敌意消失了。我们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美国的荣誉与尊严！”

据说战后在美国，一些愚蠢的共和党人经常拿这样的话题去攻击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总是民主党掌权的时候把美国推入战争。”民主党人会立即回敬对方说：“珍珠港遭到了攻击，如果是共和党掌权，难道就不打了吗？”质问的人就立即闭上了鸟嘴。

来自蒙大拿州的议员惠勒原本是铁杆的孤立主义者，此时他的嗓门最高最亮：“我们现在能做的最有利的事情就是，把日本人尽快完全彻底地消灭掉！”

参议员亚瑟·范登伯格振臂高呼：“我们对敌人的回应——既然你已经宝剑出鞘，你就必将死于此剑之下！”

头一天匆匆结束了演讲之后，奈伊起初还以为“消息不太靠谱，肯定是英国的阴谋，是丘吉尔要把美国拖进战争泥潭精心策划的阴谋”。现在看来消息确实了，他也开始义无反顾地同其他参议员一起高举双手支持美国对日本开战。

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众议院的表决中竟然还有一票反对。老酒历来有寻找第一或唯一的情结，对于这个“1”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还好最后也找到了——她就是蒙大拿州女权与和平主义者珍妮特·兰金女士。这位倔大姐可不是一般人，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议员，她的塑像也与其他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著名人物一起并立在国会大厦的雕像大厅。珍妮特一生都在为提高妇女儿童的地位而奋斗，她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男人和女人就像左手和右手，没有道理不同时使用”。1917年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表决中，珍妮特就投下了反对票，不过那时候她的身边还有48个盟友。这一次，她老人家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两次都是一样的结果，反对无效，珍妮特也均在第二年就失去了议员的资格。

当珍妮特投下否决票时，国会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嘘声，她的这一票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一出会场，她预料之中地马上遭到众多新闻记者的围追堵截，失落的她不得不躲进电话亭逃避提问。当时民众对她投反对票十分愤怒，当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很多气愤的人尾随而至，警察局不得不派出警察对她进行保护。她的选区民众发电报告诉她，“百分之百的蒙大拿人都反对你”。

说100%肯定不对，珍妮特一票赞成就能将100变成百分号前的好多个9。其实在12月10日的民意调查中，反对对日宣战的人仍然有2%。珍妮特在投票时已经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她私下里告诉自己的闺密：“我虽然失去了一切，但我还是我自己。”20多年后，1966年，在反对美国与越南战争的华盛顿大游行上，86岁的珍妮特大姐再次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并一直反对到93岁去世，佩服啊！

12月8日下午4时10分，在一阵阵闪光灯的闪烁之中，罗斯福总统佩戴哀悼死难将士的黑袖章，在美国对日宣战书上签字。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之后罗斯福竟然遗失了自己的演讲稿。这份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讲稿失踪了整整43年。显然，总统把演讲稿落在了他发表演说的众议院会议室里，而不是由格雷斯·塔利秘书带回白宫保存。一名参议院的书记员保存了这份演讲稿，在稿子反面写上“1941年12月8日，联席会议上宣读”一行字，很负责任地将它归档。1984年3月，美国一名档案工作者在参议院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珍贵的讲稿。它至今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老酒看过影印件。

12月9日晚上，罗斯福总统再次向全国发表了题为“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广播讲话。罗斯福着重强调法西斯匪徒的背信弃义，以及惯用偷袭的方式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和希特勒以及墨索里尼采取的办法都极其类似。罗斯福历数了他们之前犯下的诸多罪状：1931年日本侵犯中国东北，未加警告；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未加警告；1938年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未加警告；1939年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未加警告；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未加警告；1940年，希特勒入侵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未加警告；1940年，意大利先后进攻法国和希腊，未加警告；就在今年，轴心国先后入侵南斯拉夫、苏联，同样未加警告；就在几天前，日本进攻了马来亚、泰国、菲律宾、香港和美国，依然是未加警告。

罗斯福指出：“日本人在太平洋发动了可耻的突然袭击，十年来国际上的不道德行为从而达到了顶点。手握权柄而又狡诈的匪徒已经勾结起来向全人类宣战了。直到现在，传来的还都是些坏消息。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我们要共同分担失败的悲哀，明天我们还将分享胜利的喜悦。”最后他说：“前面的道路不会平坦，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与那些盗贼打一场持久战。除完全彻底的胜利之外，美国不会接受其他任何结局。不仅要清算日本人这种可耻的背信弃义，还要干净、彻底地清除国际上所有残暴行为的根源。”

在全国的很多地方，许多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合伙花钱在报纸上表态，或者向白宫发电报，明确表示他们仍将忠于美国。可是这远远不足以制止人们砸破他们商店的橱窗，也不足以制止“爱国的”美国公民联合抵制日本人的商店和一切日货。纽约的一些愤怒者直接把商店里写有“日本制造”的商品全给砸了，还把那些砸烂的商品堆放在大街上让路人参观。在西伯托马克公园，1912年东京市民送给美国象征和平友谊的4棵樱桃树，也被愤怒的市民用斧头砍倒。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东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就开始了对普通美国籍日本侨民的清理。正在正常履行职务的日裔律师、医生等被毫无征兆地吊销了执照，原本以捕鱼为生的日裔侨民被禁止出海，保险公司莫名其妙地注销了日裔人士的保单。在公共汽车上，日裔被禁止在座位上就座。在邮政局排队购买邮票的队伍中，如果哪个日裔侨民排在了队伍的前头，他就会在“滚到后面去，日本鬼子”的训斥声中乖乖就范。加油站不肯给日本人的汽车加油，送牛奶的工人拒绝给日裔侨民继续服务，连公共厕所门前都贴出了“日本鬼子禁止入内”的告示。

与公开憎恨日本人相呼应，美国人把他们的冷幽默也用在对日本侨民的恐吓上。理发店窗子上挂的牌子公然写道：“日本鬼子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本店概不负责。”新泽西州的一个农场主雇用了5个日本人，虽然这5个人都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第二代日本人，但是当地的治保委员会还是把这个农场主的谷仓付之一炬，并威胁说，如果继续雇用日本人，就把他最小的儿子干掉，恐怖啊！

1942年2月19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两个多月后，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九千零六十六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在国内最贫瘠荒芜的地方划定“军事区”，可以不让“任何人或者一切人”进入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就是专门给日裔侨民划定的聚居区。按照这个命令，在美国居住的11万日裔侨民——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都必须到政府划定的定居点生活。他们的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一律被没收，并且无条件剥夺上诉和抗议的权利。在接到迁徙命令后，这些日裔侨民只有48小时可以料理家务，结束生意和处置家产，他们只准携带68公斤重的个人物品到新的定居点去，剃刀和酒都要充公。每个人和每件行李都有一个标签，他们不再有自己的名字，而是以一个号码来称呼。他们的衣物和人身都要接受无须提前告知的突然检查。

全美新闻媒体都义愤填膺。《纽约先驱论坛报》宣布，“战斗打响了”。《洛杉矶时报》说，日本人的突然袭击是“像疯狗一样的行径”。很多报纸都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棕榈海滩邮报》称，“如果我们之前没能忘掉分歧，我们现在就会忘掉分歧”。《芝加哥太阳报》说，“国家就是团结一体，否则什么都不是”。《旧金山纪事报》说：“政治偃旗息鼓，无论是各党派、团体还是经济集团之间的博弈。从现在起，美国就是一个军队，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其中的一个士兵，团结一心，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胜利。”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封信件飞往白宫。全国48个州有36个州长发来了支持信。新墨西哥州州长约翰·迈尔斯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这里是勇敢骑兵的故乡，你完全可以依靠我们。”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夫·兰德勒是1936年罗斯福总统大选中的竞争对手，他也向总统写来了宣誓信：“有任何能够用到我的地方，请您尽管对我下令。”几十个城市的市长写来了同样内容的信件，其中有旧金山、亚特兰大、新奥尔良这样的大城市，也有明尼苏达州只有7000人的小城镇阿诺卡。社会团体也不甘落后，从蒙大拿的印第安人到黑人团体，纷纷来电表示支持战争，一封来电的落款竟然是赫赫有名的“三K党”。工会领袖呼吁，在这一特殊时期，所有工会组织都不准举行罢工，等打败了日本人再罢，真没事干，参军打仗去。民众也写来了信件，华盛顿一位出租车司机刚刚还清买车的钱，他提出为政府成员提供免费出车服务。一些女士的信件中提出，愿意为战争贡献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叫艾弗·奥利维尔的4岁男孩儿说：“我想把每一个小日本都踢进太平洋的中心，然后看着他们沉底。”

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带来的，除了愤怒，还有行动，它激发了美国人积极参军，投身战场的爱国热情。陆海军及民防指挥部的各个报名站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为了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对日本乃至轴心国的作战，美国在全国各地开设了6175个征兵站，总计共有16316908人登记报名参军。来到征兵站的人也是五花八门，有普通的工厂职工、农民、学生、运动员，甚至出现了大学教授、影星和歌唱家。连洛克菲勒和福特家族成员也加入了参军报名队伍。罗斯福、尼米兹、英格索尔、金梅尔、哈尔西等人物都有儿子在军队服役，当中不少人为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底特律一个征兵站，有儿子、孙子一道参加海军。报名人中当然包括后来随着“朱诺”号巡洋舰一起殉国的沙利文五兄弟。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征兵站，一位应征男子扬言，“我要手刃了那帮小日本”。另一位炼钢工人也说，“我们会把日本人打得满地找牙”。华盛顿的参军队伍中还出现了一位81岁的老人，他就是早已退役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将军普斯。他撑着虚弱的身体从疗养院赶来，强烈要求重新服役去打击可恶的日本人——估计真发把枪，他都不一定能背得动。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甩掉讲义，毅然来到了征兵站，他幸运地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二等兵——看来老酒自诩海军预备役中尉，还是有点好高骛远了。“一战”时期的英雄、老兵阿尔文警官就没那么幸运，因为年龄太大，他最终落选。为了安慰这位老兵，田纳西州分特雷斯地区特地让他做了一个征兵点的负责人，以示敬意。

仅仅十几天，美国的铁路就向前线运送了60万人的兵力。火车站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士兵，陆军绿、空军蓝和海军白共同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一开始的登记年龄限定在21岁至35岁，到了战争后期，由于所需兵员急剧膨胀，这一年龄逐渐放宽。在1942年4月27日的第四次征兵登记中，罗斯福总统也领到了一张征兵卡，它一直保存在总统的皮夹里，伴随他去世。到战争结束时，平均每11个美国人中就有1名现役军人。

有人欢喜有人悲。1941年12月8日清晨，从各个方向传向东京大本营的，无一例外都是好消息。首先发来消息的是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8日4时我军在马来亚和泰国奇袭登陆成功”，菲律宾和夏威夷方面也先后传回了捷报。

东京时间清晨6时，大本营陆军报道部部长大平和海军报道部的田代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共同发布了以下消息：

大本营陆海军部公告（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早晨六时）：

帝国陆海军于今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

上述新闻的发布仅仅用了3分钟。

日本国民是从东京电台首次得知国家已经与英美进入战争状态的。7时，在早晨的新闻简讯中，播音员宫野守男首先播报了如下重要消息：“帝国统帅部12月8日早上6时联合宣布，帝国陆海军今天黎明时在太平洋开始同美军和英军交战。”

随后电台在威武雄壮的《军舰进行曲》和《拔刀队》的乐曲声中，反复播送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日本已经发动了战争，但还没有宣布战争。在日出前一小时仓促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岛田繁太郎平静地报告了珍珠港的战果。同时提醒各位大臣，前线传回的消息很可能言过其实，不可全信。会上匆匆草拟了宣战诏书。

曾经反对开战的内大臣木户幸一驱车进宫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因为战争已经来临，木户一直心神不宁，作为一个日本人，他衷心希望日本能够取得胜利。7时30分，当木户从东条、杉山、永野那里得到突然袭击“檀香山”取得巨大成功的喜讯时，木户深感神助之恩惠。

这一天，东京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上午11时，大本营发布了第二号新闻公告：“帝国海军于今天凌晨对夏威夷方面的美国舰队和空军断然进行了猛烈的大规模空袭。”

11时40分，裕仁公布宣战诏书：“朕今决定向美国及英国宣战。帝国现为自存自卫计，惟有蹶然跃起，冲破一切障碍，岂有他哉！皇祖皇宗之神灵在上，朕信倚尔等之忠诚勇武，恢复发扬祖宗之遗业，迅速铲除祸根，确立东亚永久之和平，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随后，东京广播电台开始播放贝多芬的交响曲《命运》。

东京电台广播了裕仁的宣战诏书之后，东条以“恭奉大诏”为题向全体国民发表广播演说。他首先强调，“确保东亚安定，为世界和平做贡献，是帝国既定的国策”。继而号召全体国民竭尽全力打败西方列强，指出“凡胜利之要诀，在于坚持必胜的信念。我们到今天为止，在过去的战争中尚不知道失败为何物，胜利永远在皇威之下”，并要求一亿国民奋起作战，“为了消灭敌人，为了建立稳定的大东亚共荣圈，全国上下必须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电台里接着播放军歌《到大海去》：

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海面。我们愿为天皇而死，誓不回还。

同日20时45分，大本营海军部再一次发表公报：

本月8日晨，帝国海军部队空袭了美军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现初步判明战果如下：

击沉战列舰2艘，重创战列舰2艘和巡洋舰约4艘，另击落击毁敌机多架。

我方飞机损失轻微。

日本普通民众对于战术的细节并不关心，唯一的反应就是欢呼雀跃。东京一个男子回忆，他的父亲当时开了一家修理店，他惊讶地看到父亲的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人们都在等着修理手中的收音机，因为政府很快会发布更多的胜利消息。他此前从来没见过父亲接过那么多的活，那以后再也没见到过。

满大街都是欢呼的人群，连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也都在相互问候、道贺。在皇宫外的二重桥广场上，很多人跪在地上向着皇宫叩拜，感谢裕仁对国家的神圣领导。大街上腰挂铃铛的卖报人挟着“号外”在东奔西跑，铃声之响在皇宫东侧三楼的接待室里都能听见。大政翼赞会中央协会议员1000多人也来到宫城游行。在之前的会议上，他们一致决议要“奉”裕仁的“大御心”降服敌国，在游行队伍中间扯起了巨型横幅，上书：“前进！一亿个火球！”

《每日新闻》头版的标题是，“珍珠港作战杰出地拉开了美英毁灭的序幕”。

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国民开始纷纷向陆海军捐款，尤其是表现英勇的海军。开战刚刚两天，海军省收到的捐款就高达15913981日元。18日，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详细战果公布之后，当天海军省就收到3407171日元捐款。朝日新闻社平均每天收到的军用飞机捐款就达到100万～200万日元，而当时的物价是10支装的香烟才0.15元一包。

别说是普通民众，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珍珠港的魔咒。日本20世纪著名诗人，已经59岁的斋藤茂吉说：“我年迈的热血正在焕发青春——我们袭击了珍珠港。”

36岁的小说家伊藤整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候那样让人称道。”

31岁的汉学家竹内好表示：“我们此前担忧，在‘建设东亚’的口号后边，我们一直在欺负弱者。现在才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其实并不畏惧强权，让我们一同为这场艰难的战争而战斗吧。”

贺屋兴宣大藏大臣担心的股市崩盘也没有出现。一开始股市倒真下跌了，但随着日军全线告捷的消息不断传来，股市逐渐开始回升并恢复正常。

参谋本部的《秘密战争日志》这样写道：“值此度过战争第一日之际，无论作战的奇袭或全国国民斗志之高昂，均证明战争的发起是理想的、成功的，战争指导班的感激之情一言难尽。不过，将如何求得战争的结局，却是这场战争的最大难题，只有达到神人如一之境者，方能完此重任。”

当晚，东京所有影剧院都取消了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播放东条当天早些时候录制的讲话，以前日本人喜欢看的诸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美国电影均已勒令停播。东条的嗓音毫无特点，他像一个二流舞台剧演员一样朗诵《响应大日本帝国的召唤》：

我们卓越的帝国陆海军正在进行一场孤注一掷的战争。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但仍未能维持东亚的和平。政府在过去尝试了一切可以使日美关系正常化的手段，但是美国一意孤行，拒绝做出任何让步。非但如此，他们还加强了与英国、中国、荷兰和菲律宾的关系，要求日本单方面做出让步，包括无条件全部从中国撤军，抛弃南京政府（即汪精卫），废除与德国、意大利的三国条约。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仍然竭力坚持寻求和平方案，但是美国至今仍然拒绝重新考虑其立场。

假如大日本帝国屈服，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那么日本不仅将会颜面扫地，无法完成“中国事变”开创的伟大事业，而且自身的生存也会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必须奋力反击，我们只要拥有忠诚和爱国的伟大精神，就能在与英美的作战中表现英勇而毫不畏惧。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卫”！

1942年新年元旦，劫难之后的珍珠港举行了一次追思弥撒。每个死难者的坟前都放置着一束鲜花，所有的参与者都佩戴花环，以纪念死难战友的在天之灵，一排排神情严肃的士兵对空鸣放三枪。随后，六名夏威夷少女唱起了歌曲《珍重，再见》。一片肃穆之中，太平洋舰队牧师威廉·麦奎尔的声音越发清晰坚定：“我们不是以悲哀的心情来埋葬死者。他们死时是大丈夫，入土时也是大丈夫。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这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后所有美国人的共同心声。

就在南云踌躇再三，最终决定放弃第三波攻击的差不多时间，在英国伦敦，丘吉尔首相正在乡间别墅契克斯庄园与两位尊贵的客人共度周末，他们是美国特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大使约翰·怀南特。此前，老丘已经得到日军进攻暹罗和马来亚的消息，准备就此事与美国特使和大使进行磋商。他们一起听着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员没完没了地报告其他地方的战况，可就是没有提及大家最关心的远东。这时候，让丘吉尔最为高兴的消息突然毫无征兆地传来，“日军进攻了夏威夷”。两个美国人一下子从椅子里挺直了腰。

沉默片刻，丘吉尔起身准备去办公室。怀南特想当然地认为丘吉尔是去向日本宣战，因为不久前他答应过，一旦日本人打美国，英国会“立刻”宣战。“我的天，”怀南特说，“您不能这么简单地就宣战吧！让我给总统打个电话问问究竟事实如何再说吧。”

通往华盛顿的电话很快接通了，怀南特大使对罗斯福说：“我有个朋友想和您说话，您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丘吉尔接过了话筒：“总统先生，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发起了攻击？”

“是的，首相先生。他们已经在珍珠港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们现在风雨同舟了。”

“他们之前已经向泰国和马来亚发起了进攻，这实际上使事情简单化了，愿上帝保佑你。”

丘吉尔心中一阵狂喜，他激动得差点流下了眼泪。这眼泪当然不是为了珍珠港那些受到突袭和杀戮的美国水兵而流，而是为了大英帝国得到了最强有力的盟友。为了尽快把美国拖进战争，丘吉尔可谓煞费苦心，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过搞到了一个《租借法》。现在可好，那些“可爱”的日本人帮他把一切都搞定了，而且是这样一种让美国人最疼的方法。丘吉尔感觉自己快乐得就要飘起来了，他想起了30多年前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美国就像个巨大的熔炉，“一经在它的下边烧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能量”。

12月8日15时，丘吉尔在下院正式宣布英国对日本宣战，比美国的宣战早了两个小时——也不能算猴急，日军对英属马来亚的攻击也比珍珠港要早近两个小时。

“好了，我们总算赢了，”丘吉尔告诉自己，“要是我宣称有美国站在我们一边对于我是最大的快乐，我想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是说错了。我不能预言事件的进程，也不能自称已经准确地衡量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但是现在，在这一刹那，我知道美国已经投入了战争，而且全力以赴准备决一死战。”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也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注定将被碾成齑粉。大英帝国、苏联，现在又加上了美利坚，我们将勠力同心，生死与共。”——请注意，丘吉尔在日记里并没有提到他一直看不起的中国。那天晚上，之前殚精竭虑的丘吉尔“躺在床上，怀着解救和感恩之情安然入眠”，那一觉睡得真香啊！

12月9日上午，丘吉尔向英国战时内阁提议，他打算“马上到美国去访问罗斯福”，以继续贯彻之前确定的“先欧后亚”方针。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不太同意首相的美国之行，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也不很赞成，他们认为在珍珠港惨败之后，立即向大西洋彼岸的新盟友施加压力恐怕为时过早。对此丘吉尔笑道：“哦，我们追求她的时候讲话是得小心点，如今她嫁过来了，我们同她讲起话来就不那样了。”在伦敦的那些政治家眼中，美国就是一个土老帽儿和暴发户，不过就是有两个臭钱而已。空有发挥其影响力的资源，但经验不足，对国际事务缺乏足够认识。他们认为不仅是外交，美国人对战争也是外行，英国人必须教会他们如何打仗。

忙得够呛的丘吉尔没有忘记向他日记里没有提到的“正在奋斗的中国”发去热情洋溢的支持电：“英帝国和美国也遭到了日本的进攻。我们一向是朋友，现在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敌人。”

首相要出访美国的消息很快发往华盛顿，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发回一封电报：“阁下来访可能会使主人受不了的。”这封电报实际上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保留态度。丘吉尔对此断然反对，其实他此时最担心的是因为日本突然在远东发难，美国放弃“先欧后亚”的既定政策，而将注意力转向西太平洋地区。他迅疾回电说：“如果我们还要等一个月，再去采取共同行动应付太平洋上不利的新形势，那将是一场灾难。我希望明天晚上就能动身。”48个小时之后，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他去访问。罗斯福主要顾忌的是，目前美国和德国、意大利之间尚未宣战，不过这一问题很快就不存在了。

在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正在隐蔽的地下室里昏昏欲睡，作战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报告了美国人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斯大林兴奋地一下子跳了起来：“好极了，这群黄皮猴子干得真不错！”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大巨头终于站在了一起。丘吉尔和罗斯福希望斯大林能像他们一样立即对日本宣战。很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就到了莫斯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击退希特勒，他不得不从远东把兵力调回欧洲，现在至少需要4个月才能重新在远东集中兵力，目前无法马上向日本宣战。斯大林和艾登都为日本在珍珠港的表现感到惊讶。艾登为没有派10个航空中队支援苏联表示歉意，因为那些飞机不得不派到新加坡去。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并为他不能在远东立即给予帮助表示抱歉。艾登还是想从斯大林嘴中得到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承诺，斯大林说：“大不列颠对日本并不是孤军作战，中国、荷属东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都是英国公开的盟友。”言外之意，我没有力量两线作战，苏联这个盟友目前只能是潜在的。

在英国伦敦，还有一个人和丘吉尔一样心潮澎湃。在卡尔登花园的家中，得到珍珠港遭到日本人袭击这一重大消息后，法国流亡政府领袖夏尔·戴高乐将军尽管表面上异常平静，还是对身边的帕西上校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做好解放法国的所有准备。”

在那座满目疮痍的美丽山城，近来心绪不宁的蒋介石正忙着批阅文件，室内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蒋介石心不在焉地拿起电话，电话那头是中央宣传部的董显光，他向蒋介石报告了发生在太平洋上的那个惊人消息。蒋介石突然从座椅上弹了起来，再也没心去看那些文件了。随后，一贯表情严肃的蒋介石用留声机播放了《万福马利亚》，在室内手舞足蹈地转了好几圈。他知道，中国抗战的命运将从此改变，已经苦苦支撑了四年多的蒋介石仿佛从珍珠港的火海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当天中午，蒋介石破例多吃了一碗饭。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抗战政策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

尽管战争的道路还很漫长，结果已毋庸置疑。蒋介石知道日本的彻底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民政府已无须再顾忌宣战者的责任。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已经忍受日本侵略带来的屈辱长达10年，这口恶气早该吐出来了。12月9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礼堂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所有与会者都建议立即对德、意、日宣战。腰杆已经硬起来的蒋介石提出，宣战是必要的，但是需要和英、美、苏协调立场。一是反侵略者各国建立同盟，由美国领导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是中、英、苏、美一起宣战。三是在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谁都不能与侵略者单独媾和。

黄昏时分，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郭泰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代表已经战斗了10年之久的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兹向德、意、日宣战，自即日起中国与上述三国进入战争状态。

随后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来。”

12月9日，希特勒从苏德战场前线回到了柏林。苏联军队已经于12月5日在莫斯科前线发起了反攻，现在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瞬间让苏联解除了东线的压力，斯大林终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把在亚洲的力量全部调过来对付德国了。看来几个月来催促日本人从远东夹击苏联的梦想已经彻底成为泡影。

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希特勒，日本大使大岛浩已经来好几次了，强烈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国宣战。他提醒，根据《三国同盟》，只有在日本直接遭到进攻时，德国才有义务援助日本。但是希特勒不这样想，他总有出人意料之举，他认为德国应该答应大岛浩的请求。“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这个条约在政治上就死亡了。”希特勒说，“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美国已经在朝我们的舰只开火，其实我们之间早就处在战争状态了。”

闻听此言，里宾特洛甫大惊失色。之前希特勒一直要求对美国忍让，对于大西洋上美国海军对德国潜艇的挑衅，元首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克制精神，他曾给海军下了死令不得主动攻击美国的任何船只。不知道元首为何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对是否对美宣战发生了分歧。由于他们对苏联的攻势像当年拿破仑那样已经陷在莫斯科城前的冰天雪地里，因而强烈反对同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他们认为德国没有义务宣战，何况日本除了在远东向苏联发起进攻外，在军事上对德国并无多少帮助。这样的意见，希特勒照样听不进去，他认为关键是美国已经介入了战争，德美宣战是迟早的事。在内心里，他认为高贵的日耳曼人根本不需要亚洲人的帮助就能打败斯拉夫人。

还有一个原因也左右了希特勒的判断，那就是12月10日，他接到了德国驻华盛顿临时代办托姆森的报告，报告警告“美国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德国宣战，或者至少宣布断绝外交关系”。这让希特勒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促使他终于做出了率先对美国开战的决定。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了国会。“我们总是先动手！”他大声喊叫，“我们总是先下手！罗斯福是和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的‘战争狂人’。他始终在煽动战争，继而颠倒是非黑白，再用基督徒的伪善外衣把自己可耻地掩盖起来，然后慢慢地、肯定地把人类引向战争，赌咒发誓请上帝来证明他进攻旁人是多么正当，他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

“我认为大家一定会感到欣慰，现在总算有一个叫日本的国家为真理和正义遭到史无前例的无耻践踏而首先提出了抗议。德国在亚洲的盟友正给予行为不当的美国重重一击。日本政府在与这个人进行了多年的谈判以后，终于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无耻欺骗了。这个事实使我们全体德国人民，我想还有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都深深感到满意。因此我已安排好在今天把照会发给美国，以及……”他的话被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淹没了。

“为此，德国政府决定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且宣布，在罗斯福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德国自即日起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希特勒的这一举动帮罗斯福解决又一个问题，这样一来，他就用不着率先宣布对德国宣战，以致遭到国内很大一部分人的反对了。

清晨，还没起床的时候，意大利党魁墨索里尼就听到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他大惊失色地叫来了外交部部长，也就是他的女婿齐亚诺：“这下子可完蛋了。”但经过一天的反复权衡，他也和希特勒一样觉得也许坏事会变成好事。如果美英派出大量兵力在亚太地区和日本人干起来，意大利在欧洲和北非的压力就会小多了。对他恢复古罗马帝国的辉煌也是大大有利。再说了，墨索里尼现在一切都听希特勒的。于是，在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意大利立即奋力跟进。

就在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的同一天，德、意、日三国联合提出，以不完成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同战争、誓不罢休的坚定决心，签订以下《德意日协定》：一、三国应以一切可能采取的有力手段，将美利坚合众国及英国所强加的战争进行到底，直到胜利，在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二、三国未取得相互的完全谅解，不与美利坚合众国及英国的任何一方实行停战或媾和；三、在战争胜利结束后，仍将在1940年9月27日缔结的三国条约基础上为迎接公正的新秩序的到来而密切合作。

在此期间，德国提出用日本阻止美国经由海参崴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但是日本以与苏联签订有《中立条约》予以婉拒，其实是不愿与苏联为敌导致两线作战——这一点与斯大林的想法一致。日苏正式宣战已经到了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8月8日。

在12月14日给日本大岛大使颁发德国“雄鹰大十字勋章”的仪式上，希特勒再次宣称：“你们用这种办法对美国宣战做得太对了。尽可能长久地谈判下去是不恰当的，如果一方发现对方只是为了拖延，为了羞辱你，而不是想达成协议，那么就必须进行打击，越重越好，不必为此而浪费时间。”希特勒的口气与日本如出一辙，“对罗斯福这个无赖”，日本曾表现了“天使般的忍耐”，接着他引用了德国的一句俗话，“恶邻一心要打架，再没气性的人也不得安居”。

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各个战场势如破竹，之前大多数时间是听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炫耀的大岛大使也大有扬眉吐气之感。他打开地图，向希特勒通报了太平洋的战局。“拿下新加坡以后，日本必须指向印度，”大岛建议德国与日本采取同一步调作战，“在日本从东面进攻印度的时候，德军如能从西面威胁印度，对于我们共同的事业那将是无比有利。”希特勒对此并未做出承诺，但是答应要从高加索一路推进到伊拉克和伊朗，他想要的是那里的石油。

随着英美的对日宣战，中国、自由法国、荷兰、澳大利亚、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海地、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古巴、捷克斯洛伐克等20多个国家先后对日本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那个将日本引向战争，如今赋闲在家的近卫文麿，听到日美终于开战的消息之后，惊讶地说了一句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我真的感到一场惨败不远了，对日本有利的局面最多只能维持两三个月。”看来这近卫也不是真傻呀！

在得到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的捷报之后，舰队派主要成员、前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末次信正海军大将感慨地说：“自从在华盛顿接受了60%的比例之后，我们忍受了20年的屈辱，艰苦的磨炼今天终于换来了辉煌成果，也可以说是压抑的愤怒今天得到了宣泄。”末次第一个想到的是加藤宽治，这个把日本海军带向战争的人已经在1939年病死。末次认为，“小加藤”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对日军不宣而战的卑鄙行为大唱赞歌的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博士霍兰德、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沃尔西等一帮人此前都已光荣作古，老酒真想听听，这些所谓的专家在得到珍珠港、马来亚遭到日军突然袭击的消息时，又能给日本人写出什么样妙语连珠的精彩评论！

如果说中途岛海战是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察里津）保卫战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阿拉曼战役是北非战场的转折点的话，那日军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理由就在刚才那些大人物的话里。

难道是苦肉计？

珍珠港事件已过去70多年，有一桩历史悬案，始终为无数历史学者乃至老酒这样的普通军迷津津乐道，争论不休。那就是，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事先知道吗？珍珠港事件难道是罗斯福为了获得民众支持美国参战而精心策划的“苦肉计”？

1995年9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接到一位名叫海伦·哈曼女士的来信。在这封信中，海伦披露了有关珍珠港事件的一些细节，她说：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久，罗斯福总统紧急召开了一个由极少数军官参加的秘密会议。总统在会议上透露了一个惊人消息，美国高层已经知道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由此可能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命令与会者，尽快准备将一批医务人员和急救物资集结到美国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随时待命启运。罗斯福总统特别强调，禁止将会议内容向外透露，包括珍珠港的军事指挥官和承担该项工作的红十字会官员。面对与会人员的惊讶与不解，罗斯福进一步解释说，只有当美国遭到攻击时，犹豫不决的美国民众才会同意他宣布国家投入对日本和轴心国的战争。

海伦女士的这封信提供了以下重要信息：一、罗斯福事先知道日本要袭击珍珠港；二、为了尽快补充珍珠港因遭遇袭击而造成的人员与财产损失，罗斯福提前做出了详细的安排部署；三、罗斯福的部署仅限于向珍珠港地区派遣医务人员和急救物资；四、罗斯福不想张扬这件事情，让与会者严格保密；五、罗斯福认为只有在美国遭到攻击时，民众才会同意他宣布美国参加战争。

如果海伦女士信中反应的内容属实，从上述五点可以看出，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罗斯福做出的决策很奇特。明知道日本人要打自己，却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架势，伸着脖子让敌人打，连挨打之后的膏药都准备好了，目的就是为了唤醒民众，此即为“苦肉计”！

“二战”之后，对于珍珠港事件是否为罗斯福所使“苦肉计”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海伦的信件披露之后，立即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再次让人们对疑窦丛生的珍珠港事件提出了新的质疑：珍珠港事件前，罗斯福等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那么，海伦女士这封信真的可靠吗？有两个细节使得人们有理由认为，这封信的内容可能是真实的。

第一，哈曼的父亲史密斯是当时美军陆军部负责后勤保障的副主管，信中涉及的内容都是有关后勤方面的，说明他知道的内容仅限于此。如果海伦是在编造谎话，为什么不把谎话说得大一些，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内容呢？

第二，海伦女士的信发表后，美国红十字会夏威夷分会的工作人员在查阅该会1941年至1942年财政年度的有关文件中，意外地发现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军后勤医疗部队，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两个月曾进行过非常规的人员和储备物资紧急调动。例如，在那段时间里，夏威夷分会通过正常渠道从国家红十字会总部得到了价值25万美元的医疗急救物品，同时还通过其他秘密渠道接收到价值5万美元的药品和物资。

1941年11月美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月度报告也显示，那个月夏威夷分会共接收了2534名医护人员，其中1505名是被秘密调去的临时人员。有关人员还从当时任夏威夷红十字分会会长阿尔弗雷德·卡瑟尔的弟弟威廉·卡瑟尔的日记中发现，12月6日夏威夷分会的全体人员奉命战备值班。在战斗人员都在喝酒、跳舞、唱歌的时候，这些辅助人员却严阵以待，这难道不显得有些诡异吗？

认为是“苦肉计”者还提出了一个观点，为什么作为未来海战主力的美军航母和大部分重巡洋舰恰恰在遭袭时不在港内，从而躲过了日本的袭击？巧也不能巧成这样吧！

作案动机很明显，也不乏旁证。一切似乎都表明，罗斯福以一个舰队的代价换来了美国人对日本和德国宣战的结果，让孤立主义的绳索不解自开。他确实在搞“苦肉计”，才使得日本袭击珍珠港获得成功，“苦肉计”似乎是存在的。可是物证呢？

对此，老酒也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会有很多人反对。但反对也要说，不说不痛快。通过对一些事实的分析加上一些常理的推断，老酒认为罗斯福实施“苦肉计”的可能性不大。主要理由有以下10条。

一、怀疑者提出的最充足的理由是，罗斯福在得知日军要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后，通过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通知金梅尔把3艘航空母舰以及一些重巡洋舰调出，从而导致日军袭击美军航母的计划落空。

前文提到，那3艘幸运的航空母舰绝不是头一天才出港的。“萨拉托加”号航母之前早已赴美国西海岸维修，而“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也是在之前就派出向中途岛和威克岛运送飞机。按原计划，12月7日当天“企业”号是要返回珍珠港的，只是由于天气恶劣耽误了行程才没及时赶回，哈尔西为此还曾暴跳如雷。也就是说，如果不发生意外，哈尔西和“企业”号本应该在港内挨炸的。罗斯福再牛，也不可能提前预测到哈尔西会遇上意外的恶劣天气。

再说，作为美国陆海军总司令的罗斯福是战略家而不是战术家，美国前线部队的具体作战指挥也不直接听命于总统。也就是说，美国总统是从来不直接指挥军队的，虽然名义上是总司令。如果真是罗斯福作案，这绝对不是他一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能独立办成的，他肯定需要大量的“帮凶”，也就难保不被泄露出来。试想，如果总统突然亲自下令调开几艘军舰，即使越过海军部，但是作战部的人一定会觉得奇怪，因为这不合正常的规矩。如果开战前几天罗斯福真那么做了，一定会留下大量的相关线索。举个例子，干这些事绝对不能跨过斯塔克，事实上，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斯塔克就被免职。如果斯塔克是帮凶，罗斯福肯定不敢这么做，他会害怕同案犯斯塔克把幕后的他供出来。

实际上，包括海军部和海军作战部，都不会直接指挥到太平洋舰队的具体舰艇，能够指挥它们的，只有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金梅尔一直到死，都在为自己应付的责任竭力开脱，他没有义务为罗斯福去保守机密。

事实上，金梅尔对罗斯福怀有刻骨的仇恨。除了自己被免职的因素，他的两个儿子曼宁和汤姆都是在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潜艇军官。曼宁在菲律宾战死之后，得到消息的金梅尔当时说：“那些事终于发生了，‘猪崽子’杀死了我的儿子！”“猪崽子”就是指罗斯福。如果罗斯福通过金梅尔下达过让航母和重巡洋舰提前离港的命令，金梅尔肯定早吆喝起来了。

假如真有这样的命令，不管下达给谁，即使罗斯福亲自下命令给舰长，这秘密你封得住一时，封不住一世，一旦有人泄露，罗斯福势必马上下野，并为全国人民所唾骂，从而诞生一个“珍珠港门”之类的丑闻事件也未可知。

二、按照当时海军主流的军事理论，战列舰无疑是海战的绝对主角儿。除了杜黑、米切尔、山本五十六、哈尔西等少数人，大部分海军将领只是将航母作为海战的辅助力量来看待的。即使到了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冲绳岛战役，以指挥航母作战著称的斯普鲁恩斯还在幻想派出6艘战列舰，与濒死出击的“大和”号来一场舰炮对轰——老酒也一样盼望——可见大舰巨炮主义在海军高层中的根深蒂固。罗斯福是政治家和战略家，但绝对不是战术家，他对军事战术的理解不可能那么超越时代，也不可能对海战未来的主角儿航空母舰有着那么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即使舰只外调是罗斯福直接或者间接发出的指令，应该调出的也肯定是战列舰，而不是航母。

从前文一个细节，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金梅尔曾经到华盛顿就太平洋舰队的兵力调动与罗斯福有过时间不短的对话，两人说来说去提到的都是战列舰，而对航母只字未提。在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在新加坡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干脆利落地送入海底之后，丘吉尔流泪之余说了这样一句话，“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已经没有了美国和英国的主力战舰，日本人现在是那里的主人”。要知道，当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美国那3艘航母还都健在呢，英国人自己在锡兰也有1艘航母！丘吉尔当过海军大臣，罗斯福也当过海军部部长助理，在他们眼里，应该是只有战列舰才能算主力。

三、对海伦女士信件的解疑。如果说美国对战争即将来临没有一点警觉，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对日本要进攻自己早已心知肚明，关键在于对日军进攻方向和进攻时间的判断。就战争爆发点而言，美国的判断还算基本正确，菲律宾、泰国、马来亚、关岛、威克岛都猜对了，只是漏掉了一个珍珠港。即使海伦女士反映的是事实，也不能说明罗斯福就知道了珍珠港将遭袭。罗斯福知道战争肯定会爆发，不管哪里发生战争，那些人员和救援物资都是需要的。之所以将那些人员和物资先调往珍珠港，也是因为珍珠港在罗斯福眼里是坚不可摧的，那些物资放在那里最安全。那里离可能发生战事的前线也最近，便于将来菲律宾、关岛、威克岛等地遭到攻击后能够更快地运过去。再者老酒一直感觉，海伦女士信中提到的细节本身就存疑。罗斯福不可能亲自开会安排这样的小事情。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统，他要干的事多着呢！退一万步讲，就是亲自出面安排，老谋深算的罗斯福也不可能把话讲得如此直白。一句话，这些物资的准备是未雨绸缪，但不一定是为了珍珠港，也不一定是罗斯福亲自下的令。

四、当时美国所能破解的只是日本的外交密码，对于军事密码的破译还要在几个月之后，中途岛海战之前。事实上，即使到了那时，也仅仅是能破译一部分，做出正确判断还需要对之进行研究分析。就当时而言，美国对于日军军事密码的破译仍然是无能为力。前文用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日军的保密工作，那些保密措施安排得还算准确。换个角度来看，开战的准确时间和地点甚至连东乡茂德、贺屋兴宣这样的内阁外相、藏相以及在美国的野村和来栖都不知道，罗斯福不知道也是情有可原的了。

五、还有一种观点提出，在遭到袭击之后，美军以惊人的速度将击沉的军舰打捞出水，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修理好，使这些军舰的战斗力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有质疑者指出，当这些军舰开始维修和改造时，工人发现什么都是现成的，包括图纸、武器、雷达都是准备好的，好像在有意等待这一天似的，这难道不是事先就有预谋吗？

老酒认为，这种说法更站不住脚。珍珠港作为美国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基地，这些条件可以说都是最基本的。难道非要找不到图纸，材料和物资都不凑手才算真实吗？要怪也只能怪南云鼠目寸光，没有发起第三波攻击去摧毁那些船厂和设施。需要提醒的一点是，珊瑚海海战之后，日本受伤的“翔鹤”号和“瑞鹤”号航母进港维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错过了关键的中途岛战役。而对于同样在珊瑚海海战中遍体鳞伤的“约克城”号航母，一般人的概念是没有3个月根本修不好，但事实上在尼米兹的督促下，该舰3天时间就恢复了战斗力，并作为“奇兵”参加了中途岛海战，在战争中发挥了扭转乾坤的关键作用。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美国的基础工作做得很好，也彰显其工业和技术能力的强大。

六、罗斯福第三届总统任期期满之后，又参加了下一任总统的竞选。为了赢得选民，健康状况已很糟糕的罗斯福不惜坐着轮椅远涉重洋，到太平洋会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以争取选民的同情和支持，可见其对自己政治生命的极度重视。一旦被大家得知，珍珠港几千条性命是罗斯福这样卖乖断送的，别说政治生涯，罗斯福真可能像赫尔说自己的那样，“被愤怒的人们活活打死”。

作为“二战”盟军领袖，我们相信罗斯福是伟人。从他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分析，放任舰队被毁和几千名士兵被残杀，罗斯福干不出来。当然这一点希特勒和松冈洋右肯定不同意，他俩多次说过，罗斯福这个恶棍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

七、如果是苦肉计，拿珍珠港做赌注似乎太大了。与第二点类似，当时美国已经知道日本要发动进攻。这个进攻行为一旦发生，不管在菲律宾，还是在关岛、威克岛，其对美国民众产生的爆炸性效果是一样的，再搭上珍珠港实在没必要。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仅仅被西班牙炸沉了一艘战舰（还不一定是西班牙炸的），整个美国就翻了天。退一万步讲，即使罗斯福事先得到了准确的消息，他完全可以把战列舰、航空母舰、重巡洋舰都开出去，留下一些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给日本人当靶子炸，甚至把这些也开出去只留下一些辅助舰只让他们炸，最后对于民众的效果都是一样的。不过那样很可能弄巧成拙，使得基地设施和储存的石油遭到轰炸，让日军达成意想不到的战略效果。

如果罗斯福再黑一点，他完全可以“挖下陷阱等虎豹”，在珍珠港门口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就像后来尼米兹在中途岛那样。任何一个不太弱智的美国人都会明白，罗斯福很想，但绝对没有能力把日本舰队拉过来数千公里，放在自己家门口打的。

拿一个生活事例来假设。如果准备放一笔钱在一个地方去引诱一个小偷，我们放10万元和100万元的效果应该没什么本质区别。说得再严重一点，我们经常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但真正要引诱一头狼，我们很可能会放出一只羊，而绝不会真把孩子放在那里。

还可以回忆前文提到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打电话给赫尔，告诉珍珠港遭袭，要求国务卿把日本人“客客气气地打发走”后，罗斯福坐在那里沉默了足足有18分钟。罗斯福这样表现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已经知道了珍珠港要遭受袭击，这一切都是演戏给大家看，那他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即使如此，他沉默3分钟足够了，一堆事等着他去干呢。二是他真不知道珍珠港将会遭到袭击，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彻底打蒙了。老酒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倾向于后者接近事实。

八、珍珠港并不仅仅是珍珠港。日本袭击事件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夏威夷周围，损失的也不仅仅是几艘军舰、几百架飞机和几千条人命，而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在开战后的半年时间里，由于在珍珠港受到巨大损失，美国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太平洋的制海权被日本人完全控制，战争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南方地区以及威克岛、关岛、拉包尔的陷落都与此有关，菲律宾更是一直坚持到1942年5月才失守，才有了8万美菲军的投降，也才有了惨绝人寰的“巴丹死亡行军”。如果太平洋舰队还健在，何至于此，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呀？！罗斯福估计不敢开如此大的玩笑，他有那么大的胆子吗？

尽管在美国海军的战略思想上，很早以来就认为日本有袭击珍珠港的可能，但由于日本攻击南方的意图过于明显，而且通过破译电文得到的情报，这种意图愈来愈清楚，这样就使得“夏威夷会被袭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淡薄，从而自然而然地放松了警戒，恐怕这也是“顾此失彼”的人之常情。

九、在西方人的眼中，生命权始终排在第一位。美国是个人权至上的国家，可能大家都看过《拯救大兵雷恩》，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就可以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又怎会放任不管，去损失几千条生命呢？

十、一些西方的专家也认为并非阴谋。“美国的太平洋基地为什么毫无防范？”英国记者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在他的《地狱》一书中写道，“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黑斯廷斯否认了时任总统罗斯福明知珍珠港会受到攻击，而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并借此使得美国介入“二战”的说法。但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至少当时是不称职的，他们没有保证珍珠港和其他太平洋基地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已故马里兰大学教授戈登可能是研究美国珍珠港事件最权威的人士之一。他认为核心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根本不相信日本即将侵略自己的警告。他在《在我们熟睡的黎明：珍珠港未被告知的故事》中写道：“这个自负的判断是珍珠港悲剧的根源。”

但是，仅仅凭借上述10条理由认为不是“苦肉计”，为时尚早。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在他的著作《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中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的阴谋，他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

早在1941年11月26日袭击发生前两周，罗斯福就收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珍珠港即将遭遇袭击”的紧急警告。罗斯福的反应是遣散了珍珠港舰队的空中防御，以确保日本人偷袭取得成功。对珍珠港的灾难性袭击造就了罗斯福梦寐以求的开战理由，这是一场创造新美帝国的战争。丘吉尔11月26日写给罗斯福的信函，是两人通信中唯一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至今尚未解密的文件。

对于美国人“自揭家丑”的行为，“犯罪分子”日本人也来凑热闹。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对此也大肆渲染。在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以及日本驻美国使馆海军副武官实松让的《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中，两人都称美国人可能事先已经知道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企图，暗示日本是在美国人的“引诱”下被迫发动了对珍珠港的袭击。这种说法，无非是想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而已。

费了半天口舌，仍无最终结论。因为不仅仅是丘吉尔的信，就目前而言，最权威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对珍珠港问题的相关档案依然没有公开。在有关档案解密前，人们会一直追问珍珠港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真相，不过暂时也难有准确的答案。

被降为海军少将的金梅尔从未放弃为自己的昭雪而战斗。“我的主要使命，是使整个珍珠港事件曝光，支持我活下去的正是这点。”这位不屈不挠的将军在1966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两年，曾对美联社说：“我不知道全部情况是否会水落石出，所有能证明他们有罪的文件都被销毁了。”但金梅尔相信历史终将为他平反。1968年5月14日，86岁的金梅尔心有不甘地离开了人世。

但愿老酒可以比金梅尔幸运一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

尴尬地挥手

似乎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不，最后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可怜的野村和来栖。为日美会谈费尽心机的野村终于成为战前日本驻美的“最后一任大使”，也是最丢人的一任大使。但是两位“三郎”对国务卿赫尔——连他自己都承认的那种“比任何一顿臭骂更为难堪”——的侮辱也只能甘心忍受。

从国务院返回使馆的途中，美国广播电台已经开始预告将有特别重大的新闻发布，随后就开始反复广播“珍珠港遭受攻击”的消息。紧张的播音员已经失去了平时沉着的语调，声音中不时显露出一丝颤抖。两位“三郎”这才知道，美日已经开战，并且很可能是日军率先对美国太平洋上那个最大的军事基地进行了攻击。他们感到气愤的是，自己竟然是在赫尔之后才知道本国已经决定开战的消息，也终于明白了一向文质彬彬的赫尔，刚才为什么是那样一副气急败坏的表情！

回到大使馆后，上午曾经满头大汗打印文件的奥村告诉他们：“我们的飞机轰炸了珍珠港！”陆军武官矶田大佐双目含泪地走到野村跟前，向他表示，尽管大使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可惜“事情还是到了目前这个不可挽回的地步”。目光呆滞的野村心乱如麻，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

野村再次想起了赴美之前，老朋友米内光政提醒他的话，“此行请务必小心，今天这帮人扶着让你上去，当你爬上去之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从你身下抽走梯子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来，米内老弟说得一点都不假呀！

回到使馆的来栖也接到了好朋友费迪南德·迈耶打来的电话。迈耶不久前还是美国的外交官，他与来栖在柏林结识并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迈耶说“他很想看看来栖”，来栖感谢朋友在危难时刻打来的电话，但他说现在是非常时刻，不敢劳迈耶的大驾。此时的使馆门外全是愤怒的人群，迈耶从来栖说话的语气中听出他“意气消沉，颓丧之极”。来栖曾试图切腹自尽，被大家制止。

接到迈耶电话后不久，使馆的电话线便被美国宪兵切断，同外界的来往就此中断。除特别许可外，所有人一律禁止外出，野村和来栖长达6个月的拘禁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大家都忙于处理开战有关事宜，竟忘记关闭使馆面对马萨诸塞大街的那扇大门，结果有30多名美国新闻记者擅自闯进了大使馆的院子。此刻，海军武官处“有经验的人”均出来帮忙应酬，而大使馆销毁密码机的工作还没有结束，销毁时出现的一股股白烟正从院子里的杉树丛中往外冒，这不能不引起记者的好奇。

“那股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海军武官佐佐木勋一大佐——他早前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机敏地充当了使馆的发言人，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您说的是那股烟吗？那是在烧情书。绿色的烟是在烧谈情说爱的信，黄色的是代表日美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失恋烟。”记者更加坠入云里雾里了。

使馆的铁门好不容易才关上。前面的那条大街上，到处都是愤怒的美国人。有些人甚至准备用装有汽油的燃烧瓶围攻使馆。幸亏这时有50多名警察在一位上尉的指挥下赶来解围。面对嘈杂的人群，这位上尉声嘶力竭地喊道：“不要忘记，我们的格鲁大使还在日本。”傍晚时分，愤怒的人群方渐渐散去，而那些荷枪实弹的美国警察始终没有撤防。

在东京12月8日早晨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有一个重要的内阁成员因故缺席，他就是之前一直反对开战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他此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早上7时，在外相官邸二楼的大会客厅，东乡最后一次约见了美国驻日大使，他把给美国照会的抄件递给了格鲁。东乡说：“这是今天在华盛顿向美国政府递交的文件抄本。为了郑重起见，现在也送给您一份。”

停顿片刻后，东乡补充道：“鉴于美国政府目前的非合作态度，日本政府不得不中断谈判，对此本人深表遗憾。”

格鲁很快翻看了这份长达13页的厚厚的照会，不安地道：“照会我回去再认真看吧，我对中断谈判感到遗憾。但即使谈判破裂了，我们还要努力以避免战争。”善良的格鲁此时尚且不晓得战争已经开始，他从1932年开始，长达10年的大使生涯，即将画上句号，可以回去专心地写回忆录《使日十年》了。

一个小时后，上午8时，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也接到了和格鲁大使差不多内容的一份抄本。

这天上午11时左右，格鲁和克莱琪同时接到了日本宣布与美国、英国进入战争状态的正式通知。

由于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效率低下，向美国提出最后通牒的时间比政府指令要求晚了1小时20分钟，日本精心策划的事前宣战变成了“事后通牒”。这不仅在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一个巨大的污点，而且给了美国人一件意想不到的“最好礼物”。这对于东条、东乡以至于山本来说，同样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恰恰如伊藤整一所言，“很抱歉，我们的时间抠得太紧了”。

开战后几个月里，野村和来栖以及其他日本国民在临时征用为关押营地的拥挤酒店里等候遣返。关押期间，他们都成为美国人仇恨的对象，有人在关押地附近写出了标语：“谁是来栖，我要拧断他的脖子！”

在弗吉尼亚州被关押的酒店里，野村和来栖终于明白，他们最后辛辛苦苦的外交努力，不过是为了给军方的行动提供必要的掩护而已。他们表面上肩负着国家和平的“伟大”使命，却最终成为日本军部掩盖战争的两枚弃子，真是想哭都哭不出来呀！

匆匆忙忙在最后关头赶到美国的来栖可谓是个不幸的人，临行前他与东乡茂德那句玩笑话终于变成了现实。尽管有些灰心丧气，但对于对他鄙夷有加且形之于色的赫尔，来栖一点都不怨恨。他认为，赫尔和野村，还有他自己，已经为维持和平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在资深外交官来栖眼中，美国和日本不过是两个小孩子，在外交上很不成熟。现在这两个孩子一言不合就玩起愚蠢的打仗游戏来了。

来栖喜欢将外交事务比喻成在沙滩上画画。不论你之前有多么努力，政府的改变都会像海浪一样，刹那间将你的所有努力冲得踪影皆无。他希望儿子来栖良不要走自己的老路，要去做一些具体有形的工作。他帮助儿子选择的职业是做一个桥梁建筑工程师，希望他未来能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出漂亮而坚固的桥。但是很遗憾，来栖良并没有机会去建造一座桥，这个出生在美国芝加哥的日美混血儿，在战争结束前夕的1945年2月战死于那场他父亲无力阻止的战争。

对于太平洋战争来说，两位“三郎”今后都没了出场的机会。回到日本，没有人对他们没能及时递交最后照会的失误进行责备，相反，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庆功会，包括裕仁接见以及和东条共进午餐等。裕仁对日本的处境没有表露任何不安，只是高度赞扬了他们的敬业精神。高松宫则更加直率，他告诉来栖，很遗憾外交没有占到上风，最后还是不得不开战了。东条则一直强调，日本是在美国的逼迫下进行的战争。似乎这些大人物急切想要补偿在外交危机中受尽折磨的两位代表。

后来来栖淡出政坛，写了《日美外交秘话》一书。野村回国后，没有改变自己的亲美立场。由于战争已经爆发，主和的野村很快没有了市场，只是担任了枢密院顾问官的闲职。战后在麦克阿瑟主政日本期间，野村再次出山成了亲美派的领袖，积极推动日本在冷战中向美国靠拢，还担任过参议员等职。1964年5月8日，野村去世并被授予一等旭日桐花大勋章。

1942年6月18日，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大半年，日本海军刚刚在中途岛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失败，进攻势头也戛然而止。这天晚上，瑞典美国船运公司的“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客轮从纽约驶出，船上装载着一群被关押在美国临时营地的日本公民。同时，日本政府派出的“浅间丸”运输船也从横滨出发，意大利轮船“绿伯爵”号也从中国的上海港出发，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把位于北美和南美的国民接回老家。

“格里普斯霍尔姆”号上的那群日本人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日本战前最后一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他身边的那个小个子，就是最后阶段赴美谈判的特使来栖三郎。在船上，两人看到了夏威夷领事馆的喜多长雄，大家握手互致问候。两人都不认识喜多身后那个缺了一节手指的英俊小伙儿，他就是日本成功袭击珍珠港的大功臣吉川猛夫。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格里普斯霍尔姆”号装上了更多被关押的日本人，之后一路南下，沿着南极的洋面航行，极力避开作战地区。环绕半个地球的船只一直在高速中运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艘船所要通过的航线和日期已经通过中立国通告各交战国的潜艇，以求得到航海的安全。为此，船只白天以绿十字做标志，夜间则挂起了十字形的彩灯。如果错过了预定日期和航线，就有可能被当作伪装船而遭到攻击，所以必须严守事先通告的日程。谁也保证不了，在战争中已打红了眼的各方潜艇绝对不会发起攻击，所以“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客轮始终是在提心吊胆中航行的。

船只于1942年7月20日抵达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马普托。两天后，插有日本太阳旗的“浅间丸”以及意大利的“绿伯爵”号也前来靠岸。在这里，日美两国进行了国民交换。日美双方人员各成一行，沿着中间用栅栏隔开的通道两侧逆行着到各自方面的交换船。来自北美和南美的日本国民在这两艘日本派来的运输船上重新安顿下来。作为敌对双方，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国民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

在逆行过程中，机敏的吉川猛夫发现，日本人归国携带的行李和物品要比美国人好很多。从美国人携带物品的低劣可以明显看出，此时日本的国力已经相当低下。那些美国人的随身物品大多装在一个粗糙的皮包或布制的椭圆形口袋里，而日本人都穿着高档服装，提着漂亮的皮箱。从双方携带物品质量之悬殊可以看出，尽管战争才开始了半年多，但日本已实行经济管制，不再生产高档的生活物品了，因而那些美国人买不到优质的东西。吉川由此看出两国国力上的差距，日本就是这样贸然向一个物资富裕、实力强大的国家发起了挑战。尽管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但是吉川已经对日本的战争前途产生了一种担忧。

在港口等待时，野村和来栖看到了对面人群中一个高大的身影，竟是那么熟悉。哦，原来那是格鲁大使。来栖立即想到他作为特使赴美前夜与格鲁会面的情形。格鲁当时礼貌地“祝他好运”，看来他的祝愿也不怎么灵验。

相对于野村和来栖回日本后基本赋闲，格鲁就要幸运得多。他后来担任罗斯福的副国务卿，成为保留裕仁促成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关键人物之一。

不管如何，三人都曾为了避免这场战争付出过艰辛的努力。此时此刻，和平早已随风而去，他们的使命也均告结束。百感交集的心境的确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们甚至没有下意识地去接近对方：一旦真正面对面，又能说些什么呢？

好像有默契似的，三人不约而同地脱下了帽子，默默地向对方挥手！

第三章

香港保卫战

弃守两难成鸡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二年，为了向北策应武汉会战，同时截断海外援华的华南通道，侵华日军在中国广东地区实施了广州战役。1938年10月11日，日第二十一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并迅速北进，华南重镇广州于10月21日沦陷敌手。至此，中国由华南接受外援的主交通线被彻底切断。

之后，虽然日军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了封锁，但这一封锁圈一直不够严密，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当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无数船只以香港为中转基地，航行于华东、华南沿海一带，形成了无数条向中国腹地“走私”的通道。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香港已经成为重庆政府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最重要门户之一。

为了更好地接受外援，重庆政府也在香港设立了一系列办事机构，包括军政部武器购入部、外交部驻港办事处、交通部驻港联络处等，有买的、有谈的、有运的，个个忙得是不亦乐乎。这些机构频繁活动，造成“香港仓库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大量国际援助通过这里转运到内地。香港启德机场与重庆也保持着正常的航班来往。对日本来说，要想彻底堵死这一通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武力占领香港。早在1939年底，日本大本营在制订1940年的作战计划时，就明确将攻占香港作为重要攻略之一列入了总体计划之中。但是，实施香港战役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在英、美参加欧洲战争之后。

为了给攻占香港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1940年6月，日华南方面军所属第十八师团组织实施了“广九战役”，相继攻占了深圳、宝安和沙头角一带地区，彻底阻断了香港和内地的陆路联系。随后，日军一部开始驻守深圳河北岸，与驻港英军隔河相望，彼此鸡犬相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已经称雄世界四百年的大英帝国可谓是四面危机。德国在欧洲迅速崛起，对英国是致命的威胁，迫使英国不得不将主要精力关注于此。在远东，随着日本的不断壮大和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之势，大英帝国在远东诸多殖民地同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英国在远东的防卫重心是印度，防卫前线的制高点是新加坡。香港作为孤悬于中国南方的城市，距离日本占领的广东仅一河之隔，离日军占领的台湾只有450公里，而距离自己最近的基地新加坡却足足有2500公里之遥。海南岛和法属印度支那先后被日军占领之后，香港已彻底成为日占区中的一个孤岛。放眼四望，除了60公里之外的澳门之外，到处都插满了日本的太阳旗。如果想在太平洋上找到一个类似地点，那就是同样在日军眼皮底下孤立无援的关岛。

1937年至1941年，大英帝国仍然在刻意维持香港的中立地位。华南大片国土沦丧之后，大量国军溃兵和难民涌入香港。对于进入香港的国军，港府一律根据国际惯例缴械后送入集中营。这一时期，虽然香港华人亦有为祖国抗战大业出钱出力者，但一切活动都须在不影响英国和日本关系的前提下进行。大量难民涌入使得香港人口从1936年的100万，迅速增加至1941年的160万。

作为远东重要的殖民地，大英帝国不可能不考虑香港的防御问题。但防御受到了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重要影响。在华盛顿条约中，英国和美国向日本承诺，不在西太平洋范围内部署和扩建新的军事基地，香港自然也位列其中，这就给之后香港的设防带来诸多限制。因发动九一八事变遭国际社会谴责，日本于1933年悍然退出国际联盟，随后又在1935年退出伦敦裁军会议，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无疑给英国敲响了警钟。英国逐渐明白，由于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曾经的盟友日本已经变成了潜在的最大敌人，两国之间终有一战。鉴于以上分析，英国遂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决定逐步加强对香港的防卫，防卫预算高达500万英镑。

这边刚刚准备敲锣打鼓开张，那边欧战就爆发了。大英帝国随之将注意力转向了欧洲，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同时日本在远东的影响日益增强，此消彼长，早已对英国深感不满的日本当局开始不断向英国施压，并多次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制止香港华人的反日行为。

在日本的逼迫之下，无力东顾的英国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绥靖措施。北平、天津和上海相继沦陷之后，日本逼迫英国将沦陷区的关税由英国银行转存入日本银行。1939年，日军更是封锁了天津租界，逼迫英国签下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被迫承认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1940年7月，英国置中国的大力反对于不顾，竟然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关闭抗战大动脉——滇缅公路达3个月之久。同时，承诺禁止从香港向内地输送军火，禁运物资包括石油、卡车、铁路器材等。当时，每月大约有60000吨的各类物资需要通过香港运送到内地，英国此举对中国的抗战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可惜英国人的妥协让步换来的不是日本人的笑脸，而是对方变本加厉的步步紧逼。

与猛兽为邻的香港当然也知道眼前的危险无时不在，但港府对于香港的防卫始终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从地形来看，香港易攻难守，便于处于绝对优势的日本陆军之进攻，而不便于英军远道增援。新界和大陆之间有很长的边界，日军可选择的攻击点太多。一旦战争爆发，日本人很容易就能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这样，海岸线很长的香港很适合日军实施登陆作战。

在香港狭小的区域内，人口众多，供水困难，一旦水源被切断，就会很快陷入绝境。据说之前裕仁在访问香港时，曾经特意步行游览了香港的街道，当时就发现香港的供水存在严重缺陷——看来这裕仁也不是啥都装糊涂。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作为重要物资集散地的香港，各类物资储备充足，利于长久固守。但如果守不住，这些物资恰好会成为敌军的战利品。

远东战云密布。早在1940年8月，英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香港未来的防御提出了意见：香港不单缺乏长期固守所需的纵深，从远东的全局来看，亦没有战略上的实用价值。对兵力早已捉襟见肘的英国来说，防守香港已是力不从心。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认为，“即使我们能够向远东派遣强大的舰队，面对已经在中国大陆上站稳脚跟的日军，能否守住香港仍属疑问。即使驻军得到增援能够守住这个殖民地，从台湾飞来的日本空军也会使这个港口失去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香港都不能作为一个前进海军基地使用。对于既不能救援又无法长期固守的香港来说，只能作为尽可能长期保持的前哨阵地。对于主张加强香港守备部队的压力应当坚决顶住”。迪尔同时向丘吉尔建议：放弃香港，将撤出的守军转用于固守战略位置更为重要的新加坡。

不单是迪尔这么说，早在1937年就担任香港第二十任总督的罗富国爵士也认为，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香港根本无法固守，他甚至提议将香港列为中立的不设防城市，停止执行所有防御计划。老罗悲观地认为，英军死守香港只会加大日军入城后的平民伤亡。

迪尔参谋长和罗港督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英国政府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因素驳回了弃守香港的提议。英国政府提出香港不能弃守的主要原因有四点。

一是尽管已经是日落西山，但作为多年世界老大的大英帝国的脸面还是要的，“不战而弃”势必为世人耻笑，实在是丢不起那人哪！

二是当时中国正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英国担心一旦做出撤守香港的决定，可能向中国政府传递错误的政治信息。倘若中国因此软化了对日作战决心，将对英美在远东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英国倒不是真同情中国，支持中国抗战拖住日本是英国远东的主要策略之一。一旦中国放弃抵抗，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不仅是香港，肯定会去占有英国位于南洋的广阔殖民地。

三是弃守香港的话，那个最大的盟友美国绝对不会赞同。而现在对于英国来说，暴发户美国是绝不能得罪的。

第四点最重要，假设英国不经一战就放弃香港，同盟国在取得胜利之后，中国势必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到那时，英国就会处于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

大英帝国思前想后，进退维谷，香港在他们眼中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守又守不住、弃又弃不得的鸡肋。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在综合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因素分析后认为，虽然香港守不住，但如果能够坚守一段时间，不仅在政治上具有积极意义，也会为新加坡、缅甸、印度等地的防务争取宝贵的时间。丘吉尔曾在公开场合做过如下的表述，“香港这个殖民地目前唯一的任务，是尽可能长久地拖住日本人，以便使新加坡得到有力的增援”。

虽然决定尽可能久地守卫香港，但英国人并不准备对之投入新的军事资源。不仅如此，驻港英军中富有战斗经验的军官和老兵，也开始一批批悄悄地调往新加坡、印度各地，代之以预备役的官兵。一切迹象表明，英军准备以尽可能少的军事资源来完成这一场政治战役。换言之，香港的陷落已经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何时陷落取决于日军发起进攻的时间。

香港的命运就这样在守与不守之间反复纠结。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港府也在暗地里组织着一些备战工作。早在1938年7月，港英政府就颁布了《紧急条例》，规定英籍成年人必须入伍义勇军。还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港督可随时征用市民财产，包括楼宇及汽车等。同年9月，英国在香港举行了大规模的海陆空军事演习。

进入1941年，英国对香港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伦敦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并尝试与美国联手增兵远东，试图吓唬日本人以使其不敢贸然发起战争。当时英国已于不列颠空战中获胜，又在3月开始通过《租借法》获得了美国的大量援助。与此同时，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已经从西海岸前出至珍珠港，同时还在不断地加强菲律宾的军事力量。这对于英国来说，无疑都属于重大利好。德国在6月22日发起“巴巴罗萨”行动之后，希特勒已扭头转向苏联，英国面临的压力骤减。皇家海军在地中海及大西洋亦逐步稳住阵脚，可以派出部分军舰增援远东。于是，英国开始尝试与美国、中国及荷兰商讨合作，共同在远东遏制日本，这也就是日本人一直叫嚣的所谓“ABCD包围网”。

随着远东形势的日益严峻，1941年6月28日，香港政府发布了妇女儿童以及与保卫香港无关人员一律离港的总督令。由于此时本土也不太安全，港府先后将3400多名英国人送到了遥远的澳大利亚，好像战火暂时还烧不到那里。战前没来得及撤走的900多人，最后大部分进了日本人的集中营。同时，港府开始颁布一系列准战争状态法令，如征用汽车、土地、船舶，驾驶员必须统一登记造册等。一切表明，英国很清楚日军对香港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

这种微妙的形势下，英国又开始谋划向香港增兵。丘吉尔的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考虑到一旦战争打响，尚有可能得到内地中国军队的增援。另一方面，他也观察到日本人在与美国的谈判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软弱性。若英军向远东的几个战略要点适当增兵，将对日本人的战争决心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甚至能迫其知难而退，放弃与英美开战的打算，毕竟大英帝国虽然中干，还是外强的。后来的事实表明，丘吉尔完全低估了日本人的决心，人家也不是吓大的。

到了战前，1941年底，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处境依然尴尬的英国对香港已经无兵可派，只好与加拿大政府协商，改由他们派出两个步兵营前往香港协防。1941年10月，刚刚从牙买加回国的加拿大皇家来复枪营以及防守东岸纽芬兰省的温尼伯近卫军营奉命在西海岸紧急集结，组成了加拿大香港远征军，全军共1973名官兵。由于任务紧急，该部队配备的212辆汽车中，只有20辆得以与部队同船运出，其余车辆在数天后另船启运。运送这批汽车的货船尚未到达香港，战争已经爆发。经加拿大政府同意，这批汽车就近转运菲律宾交付美军使用，凭空让麦克阿瑟捡了个便宜。

10月27日，加拿大远征军从温哥华登船出发，经过近3个星期的海上颠簸，在11月16日到达香港。远征军受到时任香港守军总指挥莫尔特比陆军少将的热烈欢迎。仅仅3周之后，这支平时主要担任警备任务并未经过多少训练的队伍，将成为加拿大投入“二战”的第一支部队。这些长途跋涉而来的士兵并未装备任何重型武器，对于香港的防御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对于这两个营的增援，丘吉尔一开始亦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增兵香港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丘吉尔说：“如果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守住或驰援香港。增加我们势必将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是极不明智的。不但不应该增加守军，还应当把现有兵力减少到象征性的规模。”他的本意是将这两个营增援新加坡，后来迫于政治影响才勉强同意增援香港。果然不出老丘所料，这些人最终有557人战死，余者皆成为日军的战俘。不过，就是按照丘吉尔的本意增援新加坡，其最终结局也差不多，不过是多投降一些，少死几个而已。

加拿大援军的到来使得包括海空驻军在内的香港守军人数增加到11319人。初看起来似乎也不少，但相比人数，更尴尬的是人员的组成。这支部队有英国人、加拿大人、印度人，加上义勇军中的中国人、葡萄牙人，绝对是一支鱼龙混杂的乌合之众。语言、习惯、指挥系统的复杂性，使得这支部队甚至不能算是一支真正的战斗部队。海军方面，香港海域原配备4艘驱逐舰中的3艘，在开战之前的12月7日奉命撤往新加坡，只留下1艘舰龄很老的驱逐舰“特拉辛”号，此外还有4艘炮艇、8艘鱼雷艇、2艘扫雷艇和若干巡逻艇。空军更惨，英国皇家空军香港中队的大部分战机也在战前撤走，只剩下一支115人的分队和5架古董飞机，包括2架“沃鲁斯”水陆两用机和3架“维克斯”鱼雷机，时速都不超过200公里，连给精锐的日本空军填牙缝都不够。

重庆政府也曾提出派兵协助英军共同防御香港，但英国政府担心在香港的统治权因此受到威胁，加上害怕因此惹恼日军，对国民政府的好意是婉言谢绝。虽然不能直接派兵，但蒋介石还是向香港派遣了军事使节团，团长是老酒的本家陈策。使节团帮助建立了由香港人组成的义勇军，总兵力1720人，规模大致相当于一个团，所起的作用聊胜于无。

自视甚高的英国人认为，凭借自己的力量，香港至少能够坚守半年以上。

英国人当然清楚光说不练是绝对守不了半年的。为了防止日军轻易进入九龙半岛及香港岛，英军早已在新界南部构筑了一条自认为坚不可摧的防线。这条防线依九龙半岛北部多个山峰为天然屏障构建，防线的起点为新界葵涌一带的醉酒湾，经过金山、城门水塘、毕架山、狮子山、大老山直至西贡牛尾海。其中位于毕架山至沙田坳的一段以及城门水塘一带的城门碉堡均为当时守卫九龙半岛的主要要点，而城门碉堡则为防线的核心。

该防御体系早在日本侵华之前的1934年就开始修建。英国政府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导致工程也修修停停，一直到1940年才基本完成。这条名为“醉酒湾”的防线东西长18公里，被英人和港人冠以“东方马其诺”的唬人称号。英军希望通过这条防线的据守，尽可能久地将香港岛置于日军的炮火射程之外，并在该地域尽可能长地迟滞日军进攻。然后逐次将半岛守卫部队撤往岛内，依托坚固工事据守港岛。

先不说英国人这条防线的坚固程度，“醉酒湾”这个名字起得就有问题，都喝晕了还怎么打仗？再加上被冠以“东方马其诺”的称号，那就真正离死不远了。纵观“二战”战场，有两个称号千万不能沾。一个是“不沉的战舰”，沾上这一称号的“俾斯麦”号、“威尔士亲王”号、“大和”号和“武藏”号，无一例外地沉入了海底。另一个就是“马其诺防线”。“二战”期间跟这名字沾边的防线共有3条，法国修建的那条是正宗原版，眼前这个“冒牌”的，连同关东军在中苏边境修建的那条防线，都自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共同点是在战斗中都没起多大作用，反而成为大家的笑柄。那条真正的“马其诺防线”成就了德国人，东北的那条成就了华西列夫斯基，眼前的这条无疑成就了日本人。“马其诺”似乎成了中看不中用的代名词。多亏法国前陆军部部长马其诺1932年就去世了。要是看到后来这几条以他名字命名的防线被打得稀里哗啦那个窝囊劲儿，老马估计能气得翻身坐起来。

由于之前手下只有4个营的部队，莫尔特比少将在1941年8月出任驻港守军司令官之后，被迫将防守策略确定为以守护香港岛为核心，把3营步兵留驻港岛，只部署1营步兵到新界及九龙来迟滞日军。由于两个加拿大步兵营的到来，莫尔特比又对防御部署进行了调整，也就是在港岛和九龙各部署3个营，以加强“醉酒湾”防线的驻军力量。驻新界和九龙的3个营被编为“大陆旅”，港岛上的3个营组成了“港岛旅”。“大陆旅”的任务是拖延日军南侵，“港岛旅”的任务是防卫香港岛南岸，阻止日本陆海军协同实施登陆作战。这样一旦日军突破“醉酒湾”防线，“大陆旅”便能立即撤返港岛，于北岸组成北方防线，与“港岛旅”共同形成南北拒敌之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军从未与日军交过手。在一贯牛×的英国人眼中，个子矮小的日本人根本不能算作合格的对手。莫尔特比司令官傲慢地认为，虽然中国军队抵挡不了日军的进攻，但精锐的英军可不是那么好惹的。香港当局极力表示，“英国人个个都是保卫香港的罗宾汉”。港府对于不断恶化的形势采取了“掩耳盗铃”的高明办法，香港英文报纸对东方的坏消息一律不登，对欧洲的坏消息也尽量避免。报纸上连篇累牍登载的，都是关于大英帝国辉煌历史的美好回忆，盟军芝麻大点好消息被渲染得比屁股都大。他们甚至宣称，对于香港的保卫是无须担忧的，因为英国人是如此聪明勇敢，“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学会持枪上阵杀敌”。

战前的1941年9月10日，身穿殖民地官服的杨慕琦爵士于香港皇后码头登岸履新，正式接替早前以健康理由辞职的罗富国爵士，成为香港第二十一任也是战前最后一任总督。杨港督肯定想不到，仅仅3个月后，他就脱下尚新的官服，换上日本人为他准备的战俘装进入战俘营。和杨港督差不多，他的军事长官莫尔特比也是一个月前到职的。

早在1940年7月，香港已被日军“南进”计划列入主要攻击目标之一。日本人提出的目标是，将香港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1941年7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港府亦随美、英政府宣布冻结日本的在港资产，此举更使日本觉得攻占香港势在必行。

大本营认为，攻占香港不但能为南进日军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可以彻底切断美英向重庆政府提供援助的南方通道，从而再度迫使蒋介石在抵抗和屈服之间做出选择。短视的日本人简直是痴人做梦，没有美英参战的蒋介石尚且在苦苦支撑，现在美英都参战了，还能指望有了大靠山的蒋介石轻言投降吗？

为了筹划未来的香港战役，大本营陆军部在1941年7月就将重炮兵第一联队和独立重炮第三大队南调至广东。同月底，又将驻中国东北和华中的航空部队一部集结于华南地区，这些消息无不让香港的英军心惊胆战。

即使占据着绝对优势，日军对于和英军作战还是心里没底，他们最初的计划也是拟在半年内占领香港，恰好和英军的估计类似。负责香港作战的陆军部队并不是大名鼎鼎的南方军，而是1941年6月才于广州新组建的第二十三军。该军司令官就是在中国欠下累累血债的酒井隆陆军中将。

在中国，酒井隆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1928年在担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期间，酒井隆就一手策划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造成中国军民死伤1000多人，还残忍杀害了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并公署职员17人，所用割鼻、割耳、挖眼等手段，与禽兽无异。1934年8月，在担任日本驻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期间，酒井隆亲自参与了《何梅协定》的签订，曾经拿刀逼着何应钦就范，可谓无理之极。这也正是战后何应钦死死揪住酒井隆不放的主要原因。酒井隆后来随土肥原贤二参加了兰封会战，之后担任过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等职务并晋升陆军中将。1941年11月6日，酒井隆就任驻广东的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在接到攻占九龙半岛及香港岛的密令之后，酒井隆开始调兵遣将积极备战。

隶属于中国派遣军的第二十三军下辖第三十八、第五十一和第一〇四共3个师团，其中承担香港攻略的主力部队是佐野忠义中将的第三十八师团和第五十一师团的第六十六联队，后者并不参与进攻，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进攻部队的侧后免受中国军队袭扰。第三十八师团共有官兵13509名。负责进攻的3个步兵联队统一由第三十八旅团旅团长伊东武夫少将指挥，分别是土井定七大佐的第二二八联队、田中良三郎大佐的第二二九联队以及东海林俊成大佐的第二三〇联队。香港战役之后，以第二三〇联队为主编成的东海林支队在随后的爪哇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中还将有惊艳表演。相对于香港守军的乌合之众，参战的日军全是在中国战场磨砺多年的虎狼之师。

配合陆军进攻的是第一炮兵队，由北岛骥子雄中将统一指挥，由早川方良大佐的重炮兵第一联队（配备240毫米榴弹炮）、独立重炮兵第二、第三大队（配备150毫米加农炮）组成，下辖5892名官兵。早在“一战”日军攻克德军青岛要塞的战斗中，就已崭露头角的北岛是日本陆军首屈一指的炮兵权威，有日本“重炮第一人”之称，他和酒井隆还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步兵、炮兵加上其他通信、后勤、工兵等9719名官兵，使得日军攻港官兵人数达到了29120人。用3万精锐之师去对付守岛的万余乌合之众，还调来大腕北岛亲自坐镇，可见日军对与英军作战的重视程度。

陆军实施的香港作战当然离不开海空军的配合。为此，日军中国派遣军先后从驻东北嫩江的飞行第四十五战队、驻山西运城的独立飞行第十中队、驻汉口的飞行第四十四战队及独立飞行第十八中队抽调飞机南下，用以夺取制空权，轰炸军舰、炮台以及掩护陆军地面进攻作战。战前到达阵位的合计有轰炸机34架、战斗机13架和侦察机9架。

担负海上作战任务的是驻中国方面的第二遣华舰队，司令官是一直活到了1993年的新见政一海军中将。除了新见的旗舰“五十铃”号轻巡洋舰，还有驱逐舰5艘，鱼雷艇、巡逻艇和炮艇多艘。这些虾兵蟹将去打珍珠港或新加坡肯定不行，但对付香港英军那些聊胜于无的海军力量当然也是绰绰有余的了。

另外，大本营命令，在香港作战期间，第二十三军其余兵力大致仍确保现有占领区域。攻占香港之后，第三十八师团将转赴南洋，参加对荷属东印度的作战。

对于香港作战，大本营决定采取的是从陆上正面进攻的方针。虽然也有从海上登陆一举攻占香港岛的方案，但由于联合舰队的精锐部队去了珍珠港，南方作战的两大方向马来亚和菲律宾作战均需要大量的运输船和护航力量，实在抽不出多余的船只来支持本来就不很重要的香港作战，因此只好作罢。对于像香港这样的海上要塞的进攻，日本人可谓是经验丰富。1894年甲午战争在威海卫，1905年日俄战争在旅顺口，日军都是采用海上封锁、背后陆上进攻的策略去对付大清和沙俄的，这次轮到对付香港的英国人了。两个月之后，他们还要用这种办法去对付新加坡。

根据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要领，第二十三军制订了攻占香港的作战计划。

一、与第二遣华舰队协同，从陆上正面迅速攻占九龙半岛和香港岛。作战开始时间定于确认南方军已在马来亚方面登陆或空袭之后。

二、开战伊始，以航空部队歼灭香港附近的敌空军力量，并击毁停泊的敌舰艇及军事中枢机关。

三、大致在航空部队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同时，进攻部队袭击突破国境线，尽量捕捉和歼灭敌前进部队，逐次挫败其抵抗企图，一举进到大帽山东西的要线。

四、对位于城门水库南方高地一线的敌主要阵地，进攻部队大致在大帽山东西一线做好攻击准备，然后将攻击重点从城门水库正面对准金山，一举突破敌阵地进到九龙北端。

这时以一部分海上机动部队在九龙西北方面作战，配合陆军主力的攻击，另以一部兵力越过沙田海在马鞍山西南侧地区登陆，攻击敌阵地的右翼。

五、九龙半岛一旦攻克，即迅速准备对香港岛的进攻。主力在北岸登陆逐次扩大战果，同时以一部分船舶在香港岛南岸实施佯攻。

六、根据情况也可以不攻香港岛，仅靠封锁达到作战目的。

从最后一条可以看出，日军对于香港战役并没有必胜的信心，他们尚不知道自己的对手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纸老虎。

就在1941年12月1日傍晚，第二十三军辖区内突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应该在当天下午到达广州的一架民航机到了深夜还没到达。从时间推断，该机的油料最多只能维持到17时。毫无疑问，飞机肯定已经迫降或者坠毁。

战争年代失踪一架飞机本不算什么大事。但这架飞机非同寻常，因为上边有大本营联络参谋杉坂共之少佐一行，杉坂的身上携带着大本营的开战命令，其中甚至提到了偷袭珍珠港。这份作战命令的第一页明确写着，“开战时间确认为12月8日”。假如杉坂手中的命令落入中国方面并转交英美，后果不堪设想。此时距离南云舰队计划对珍珠港发起攻击的时间还有整整7天！事情如此重大，酒井隆也慌了，他立即将相关信息发往中国派遣军、南方军和大本营。

大本营闻讯，大惊失色，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紧急研讨对策。坠机肯定是在瞬间发生的，在飞机坠毁之前，杉坂来得及销毁文件吗？文件会在飞机坠毁时自行焚毁吗？文件此时是否已经被当地驻军火速送给蒋介石？如果是的话，蒋是不是已经把文件第一时间转交罗斯福或丘吉尔？那么是否应该取消“Z计划”，召回南云舰队，并立即推迟马来亚、菲律宾等方向的作战呢？

日军驻广东的第七航空联队虽然全体出动沿着航线寻找，却一连两天一无所获。到12月3日，日军整个指挥机构都陷入了一种手足无措的抓狂状态。就在此时，南京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截获了一封重要电文：“12月1日下午14时，我部狙击大型日机一架，该机坠毁于稻田，有4名日兵进行顽抗均为我击毙，在机内发现坠毁时死亡3人，现正进一步调查核实战果中。”

发电单位是国军第七战区独立第九旅。此时日军侦察机也顺藤摸瓜发现了坠毁日机的残骸。同时，日军再次截获了另一封独九旅发给重庆的电报，称“已将敌机机体破坏，缴获品及收缴的文件将上送处理”。莫非杉坂携带的密件已经被中国方面缴获？

12月4日，极度不安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上报参谋本部，“杉坂少佐携带的文件落入敌手的可能性极大，根据敌情，我军夺回文件的机会不大，请立即按照文件已经泄露的前提妥善处理开战准备”。但是，具体指挥搜救任务的第二十三军参谋长栗林忠道少将认为，事情可能还有转机。栗林的理由是，假如真的缴获了日军如此机密而重要的作战计划，独九旅的指挥官怎能如此四平八稳？

12月5日14时，日军救援部队到达坠毁飞机的残骸附近，发现之前飞机已经被炸毁坏。意外的是，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名幸存者，日军第十五通信联队的军官宫原中尉。

宫原表示他并不认识杉坂。飞机迫降后，他看到一个负伤的军官一脚踢开舱门跳出了飞机，宫原估计那就是杉坂。他手里提着一个文件包，开始打燃打火机，试图将其烧毁。但是外面风雨很大，几次点燃都没有成功。最后，这名军官带着他的一个同伴迅速离去，很快就消失在风雨中了。宫原在草丛中隐蔽了三天才等来救援部队。

一切迹象都表明，杉坂还活着。正在此时，司令部又截获了一份5日晚独九旅发往重庆的电报：“随后对坠机现场周围进行进一步搜查，在距离坠机地点1.2公里处发现一名日军军官。该军官用手枪和战刀进行抵抗，经喊话不从，将其击毙。”

这个被击毙的日军军官无疑正是杉坂，消息很快得到了证实。隐藏在第七战区内部的日本间谍报告，独立第九旅报告中击毙的那名日军军官身穿少佐制服。看来杉坂又很快不在人世了。

6日拂晓，日军大本营再次催问情况。这时距离开战日只有两天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鉴于文件的丢失很可能造成偷袭的失效，建议推迟作战时间至12月10日。山本对此无法接受，因为对珍珠港的攻击必须选择在防卫最松懈、港内舰艇最多的星期天，要推迟就必须推迟一周，南云庞大的机动舰队在海面上无所事事地晃荡7天，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怎么办？

栗林经过分析确认，中国人肯定没有得到文件，并建议准时开战。栗林认为，杉坂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自己的职责。从坠落地面到最后死亡足足有4天，足够他处理掉那些文件了。从内部间谍发来的情报分析，中国方面提到击毙杉坂时缴获十四式手枪一支。假如真的缴获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手枪这样的战果根本不值一提。由于推迟作战时间将带来更大的风险，大本营认可了栗林的分析，决定一切开战部署照原计划进行，也算是孤注一掷了。

栗林的分析很快得到了验证。12月6日21时，日军驻广东省惠州淡水的部队在城北门接到了一名负伤的日军军官，他正是杉坂的助手久野虎平曹长。久野说：“我们离开飞机，随即将所有机密文件撕成碎片埋在了几十处地点，永远无法复原了。”至此，从大本营到中国派遣军，从南方军到联合舰队，所有大腕统统松了一口气。此时距离南云舰队袭击珍珠港已经不到二十四小时。

就在上上下下仍处在一片惊慌之中的12月2日，第二十三军已经下达了攻占香港的命令，也就是之前收到的“发布大陆命令第五百七十二（鹰）号”电报：一、帝国已决心对美、英、荷开战；二、本军即将开始攻占香港；三、佐野兵团、北岛部队和本军飞行队根据甲第一百三十四号命令，等候命令发出时间立即开始对香港发起攻击。

随着作战命令下达，集结在佛山、三水一带的第三十八师团三个联队以及第一炮兵队开始向国境线隐秘集结，所有部队只允许在夜间秘密行动。与马来亚和菲律宾两大战役不同，他们不必担心敌人会突然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12月7日，攻击部队全部进至深圳河一线待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那边日军在磨刀霍霍，这边英军并未做好充分的应战准备。在12月7日的情报分析中，英军仍然认为日军进攻在即的说法纯属夸大其词，或是日军在故意施放烟幕弹。莫尔特比少将还预定在圣诞节那一天进行全港英军的联合作战演习——事实上那一天香港已经陷落。

12月6日，港督杨慕琦亲自前往半岛酒店，出席了一个大型的慈善舞会。12月7日的香港市区依然热闹非凡，电影院场场满座，酒吧间坐满了觥筹交错的客人，年轻人成群结队到新界的农村野炊郊游。傍晚时分，各大舞场里的爵士乐依然是袅袅绕绕。

开战前的香港处处是歌舞升平。

十八天战事

1941年12月8日凌晨，在内地与香港分界线的大陆一侧，伊东武夫少将率领的步兵第二二九联队、第二三〇联队和炮兵第三十八联队，已借着漆黑的夜色秘密潜入深圳附近一片片茂密的芭蕉林里。

收到第二十五军山下奉文发来的马来亚登陆作战已经打响的电报后，凌晨3时40分，大本营陆军部向第二十三军发来了“花开、花开”的暗语电报，酒井隆立即回复：“‘鹰’命令已经发出。”

凌晨4时，随着酒井隆一声令下，日军炮兵开始猛烈轰击英军的前沿阵地。短暂的炮火准备之后，日军9个步兵大队争先恐后地跃出战壕，开始向边境线上的英军阵地发起冲锋，其前锋两个大队与第一道防线上的守军迅速接火。奇怪的是，边防线上竟然并无多少英军，且一触即溃。日军先头部队千余人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就冲过了东南侧的铁舟桥。到上午9时，步兵第二二九联队已经在沙头角西侧突破边界向前突进。据当地居民讲，防守的英印部队已经向九龙方向退却。日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越过了边界。双方交手的第一个回合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

英军唯一的成功之处，是在撤退途中将新界北部的主要道路、桥梁悉数破坏，或爆破山泥予以掩埋，使之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导致日军行军饱受拖延之苦。当日黄昏时分，日军前锋已进抵大埔一线。

上午8时许，日军26架轰炸机在13架战斗机的掩护下直扑香港启德机场。带队作战的土生秀治大佐发现，停机坪上竟空空如也，一架英军的飞机都没看到。他认为，明知不敌的英军飞机可能已提前逃离。就在他率队准备对海面上的几艘英国舰船实施俯冲攻击时，意外地发现在机场的一个角落里，几架英军战机整整齐齐地停放着那里。土生大喜，迅速带领机群猛扑过去。随着日军炸弹的落下，仅有的几架英军战机刹那间灰飞烟灭。随后，另一批日机俯冲到港口上空，开始对7架民用飞机进行轰炸扫射，包括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香港快航”号，这些飞机很快就冒出了熊熊大火。

事后得知，英军战机之所以整齐排列在地面上等待挨炸，是因为之前接到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要求他们在黄昏或第二天拂晓时分攻击日军海军舰只的最佳时机来临之前，不准擅自离开地面——这命令也真够猪头的。

日军战机很快就取得了制空权，随后开始对英国陆军深水埗营房和海军基地进行轰炸。英军留下的唯一那艘老式驱逐舰“特拉辛”号重伤搁浅，炮舰“莫斯”号及1艘鱼雷艇也被炸沉。

虽然首日便夺取了制空权，但日军的空袭效率并不高，以至于启德机场的跑道仍可运转。当天晚上，部分滞留在港的重庆政府政要，如宋庆龄、宋霭龄以及民国第一混世魔女孔二小姐令俊等人乘飞机安全撤离。

在空军出动的同时，新见指挥日本第二遣华舰队从海上封锁了香港周边海域。慑于英军岸炮的巨大威力，力量并不强大的日本海军在战役过程中始终没敢近前炮击以支持陆军作战。

同一天早晨，在香港东北方向的上海，天不亮就响起了阵阵枪炮声，有人高喊“东洋人来了”。“威基”号炮舰值班军官打来的电话吵醒了正在上海城市寓所中酣睡的舰长哥伦布·史密斯少校，向他报告了珍珠港突然遭袭的消息。少校匆忙爬起来赶往港口，准备执行撤走部队的命令。在码头上，他被日本中国方面舰队的军使拦住，日本人说：“大日本帝国与贵国已处于战争状态，本职劝告停泊在上海的贵国所有舰艇投降。对本劝告必须立即向本军使做出回答。如拒绝本劝告，或表示踌躇，或破坏船体、武器，或采取战斗部署时，本职将立即以武力予以攻击。”表示同意投降的史密斯少校随即成为日军的俘虏。后来日本海军将“威基”号改名为“多多良”号。

日军还派军使登上了英国炮舰“贝托勒”号，向英国舰长递上了同样的劝降书，英国人当场予以拒绝。随后这艘英舰试图强行突围，日本人在5时30分开炮，6时05分，这艘英舰被击沉在黄浦江中。

早在12月2日，大本营陆军部就电令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须处理天津英国租界、上海共同租界和其他在华敌国的权益，根据需要可以使用武力。依据上述命令，畑俊六早已做出了安排部署。在史密斯少校宣布投降后不久，日军车辆和步兵就列队进入了美英控制的上海租界，那里的英美军队根本不敢抵抗，乖乖地缴了械。很快，上海公共租界的大街上就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岗哨。不久，日军更加顺利地接管了法租界，整个上海完全变成了沦陷区。

同日上午，日本先后在天津、塘沽、秦皇岛等地占领了美英租界和兵营。当地没有撤走的美英军人全部被解除武装成为战俘，侨民也被集体关进集中营。上午8时30分，日军对华南地区沙面的英租界也完成了和平进驻。

12月9日早晨，前线日军准备向“醉酒湾”防线发动进攻。前方进展过于顺利的消息使日军司令官酒井隆产生了某种错觉，他认为英军的撤退很可能隐藏着更大的阴谋，于是下令前进中的日军放慢步伐，等待重炮兵部队的后续跟进。第三十八师团只好下达命令，要求三个联队先在“醉酒湾”防线外围设立阵地，侦察英军防线及附近地势。在此待命一个星期后，再由西面的第二三〇联队率先发起进攻。

但是前线很快就传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9日深夜至10日凌晨，日军第二二八联队的先头部队在向城门水库南面的英军阵地进行侦察时，意外发现了英军的防御漏洞。英军“醉酒湾”防线的核心是筑于魔鬼山和金山地区的钢筋水泥棱堡，其中金山北面的城门棱堡扼九龙半岛的两条交通主干道，地势险要，筑垒坚固，入口处的混凝土厚达1.5米。由于当时“醉酒湾”防线兵力不足，只有三营步兵驻防，英军皇家苏格兰步兵团第二营负责防守西段，印军的旁遮普营及拉吉普营防守中段及东段，使得本来至少需要200名士兵守卫的要塞只有43人把守，且疏于夜战战备。日军第十一中队侦察兵指挥官若林东一中尉发现军兵力不足后，果断下令变侦察为攻击，其工兵成功破坏两处屋顶的铁丝网，将手榴弹投入碉堡的排气孔内，乘守军一片混乱之际占领了该阵地，俘虏英军27名，其中还包括苏格兰营的一名连长。第二二八联队得此消息后果断跟进，不失时机地扩大了战果。以此为转机，佐野兵团没有按照规定的攻击时间就发起了全面进攻。北岛的炮兵部队也及时跟进呼应，压制了附近包括昂船洲炮台等处的英军炮兵。

这位导致香港“醉酒湾”防线瞬息崩溃的若林东一，后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死亡，并凭借在这两次战役中的表现获得大本营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

“大陆旅”旅长华莱士准将认为丢失的城门棱堡地势险要，不宜摸黑发起反攻。天亮之后，华莱士督促皇家苏格兰营反击被日军占领的堡垒，营长怀特少校拒绝执行命令，认为以他手下现有的兵力，完成反击任务是不可能的。华莱士竟然认可了他的意见。他向莫尔特比少将报告说：强迫怀特少校去执行他认为毫无把握的计划是徒劳无益的。反击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11日早晨，当日军两个大队进一步发起进攻时，大批英军守军竟不战而退。一个叫山本的日军中队长手舞战刀冲在最前面，他很快被苏格兰营士兵的子弹接连击中。但他好像若无其事地吼叫着继续冲锋，直到被子弹打成筛子后才扑倒在地。后续的日军士兵旋风般冲了上来，个个都像刀枪不入的超人。苏格兰人被这一景象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甚至忘记了射击。醒过神后，他们纷纷向后溃败。

城门棱堡的失守导致“醉酒湾”防线岌岌可危。12月11日中午，日军开始向防线的两翼展开攻势。佐野兵团的青衣岛攻夺部队从西边迂回，在11日占领了青衣岛。左侧的第二二九联队10日渡过沙田海，12日突破了石头围附近英军防线右翼并占领了启德机场。日军的三路出击导致英军防线全线崩溃。

11日中午，守军总指挥莫尔特比少将下令放弃九龙，全军退守香港岛。接到命令的印度兵、苏格兰兵和加拿大兵争先恐后地跨过狭窄的海湾撤回香港岛。一方面，英军本来就没有死守的打算，且已事先安排好了撤退路线；另一方面，日军也未能及时发现英军的全线撤退，故此各部大致顺利地退到了岛上。溃兵涌来给香港岛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发现英军全线溃退的日军很快尾随而至，他们的身影已经出现在香港岛对岸。从九龙的鲤鱼门到对岸香港岛的东北角之间水道狭窄，只有1000米左右。第三十八师团的伊藤三郎和小池礼三两位少尉——他们都是在奥运会比赛中取得过优异成绩的游泳好手——判断仅凭人力就可以游过去，于是以能游4公里为条件，开始招募敢死队员。这支规模不大的敢死队下水之后才知道，有些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尽管香港位于南方，但12月份夜间的海水同样冰冷刺骨。加上背着沉重的作战装备，还没游5分钟，大部分人就不行了。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回头，到岸上数了数，才发现有十几个人永远不见了。

日军本来认为，香港岛根本无险可守，英军固守这一孤立据点在战略上已无任何意义。九龙陷落之后，投降才是英军理所当然的唯一选择。12月13日上午，一艘插着白旗的小艇由九龙油麻地码头向香港岛驶来，旗上写着“peace mission（和平使者）”。艇上载有日军的劝降使者、第二十三军参谋多田督知中佐，还有被挟持的香港总督私人秘书李夫人，另外还有一名临产的孕妇，希望能够入住香港岛的妇产科医院。多田带去了酒井隆写给杨总督的劝降书。书云：

我善战之攻城炮兵及英勇之空军已做好准备，香港覆灭弹指可待。溯自开战以来，贵军虽努力作战，但是继续抵抗必将断送百万无辜男女老幼之生命，此皆为贵国骑士精神和我国武士道精神所不忍。望贵总督深思，立即承诺举行献城会议。倘不接受本劝告，余只有忍泪诉诸武力以使贵军屈服。

尽管开战以来从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但港督杨慕琦始终未曾动摇过保卫香港的决心和信心。他断然拒绝了日军的招降：“我等自信尚有作战能力，而且我等对大英帝国国王尚未完全尽到忠诚的义务。”

让人莫名其妙的是，杨总督这一番豪言壮语传到士兵耳朵里完全变了味，竟然成了“在日军于香港登陆之前投降，是大英帝国体面所不允许的”。大家据此理解，如果敌军在香港岛登陆，那样投降就是体面和被允许的。

12月17日，日军再次派人乘两艘小艇过海，向杨总督呈上由酒井隆和新见政一联名发出的劝降书。杨慕琦再次回书：

香港总督和英军当局司令官坚决拒绝讨论香港的投降事宜。请转告酒井隆中将和新见政一中将，我们不再接受关于该事宜的任何联络。

英军同时警告日方，如果再派遣所谓的“和平使者”过海，我们将毫不客气地开枪射击了。

两次劝降都遭拒，酒井隆是怒不可遏，断然下达了渡海攻击的命令。为了削弱英军的防卫力量，北岛指挥炮兵部队以240毫米攻城重炮猛轰香港岛北岸，由广州飞来的日机连日轰炸多个英军炮台及通信、发电设施。

莫尔特比少将也对岛上的守军进行了重新部署。按照整体地势，他将兵力平均部署于港岛各处。“大陆旅”士兵陆续向“港岛旅”报到，使后者的指挥部不胜负荷。12日凌晨，莫尔特比与罗逊、华莱士两位准将商讨后，决定临时将驻守港岛的部队连同从九龙败退的溃兵分成东西两旅。东旅由刚从九龙退回来的华莱士准将负责，西区则由罗逊准将任总指挥。此次调动与开战前“港岛旅”的反登陆作战部署有异，造成了各部队换防期间的一些混乱。

12月14日，日军多次空袭岛上的石油提炼厂、橡胶厂及多处民房设施，引发多处冲天大火。香港的主输水管道也被破坏，一部分地区停止供水。12月15日深夜，日军企图在港岛北岸强行登陆，被守军顽强击退。12月17日，两支日军敢死队强攻北角发电厂附近海岸，遭守军尽歼。

就在日本第一次试图登陆香港岛的12月15日，因为美国突然卷入战争而踌躇满志的丘吉尔正准备带领大批幕僚离开伦敦，乘坐“约克公爵”号战列舰远赴美国，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军事会议，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之间第一次首脑会晤，史称“阿卡迪亚会议”。临行前，首相向在香港与日军英勇战斗的英军发出了一封激励电报，赞扬他们“顽强地保卫了香港的人民和这座堡垒，在你们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话虽说得美丽动听，但丝毫无法改变战场上英军面临的险恶局势。

18日，新见政一指挥的第二遣华舰队也在香港岛南部海域出现，佯装准备从南岸实施登陆。同时日军持续炮击港岛北岸，开始在九龙各地集结船只。港岛北岸四处冒出的滚滚浓烟随东北风吹向英军阵地，使守军的视野大受影响。交通和通信也多次因炮击而陷入瘫痪，大量探射灯亦告失灵。19时，第一拨日军开始登舰，19时20分驶向港岛。当时日军的多个登陆点都被大火照亮，有助于登陆部队的抢滩。在微雨和浓烟掩护下的快速登陆部队在靠近岸边时才被英军发现，各机枪碉堡旋即向近岸的日军开火，可已无法有效阻止日军的前进。20时15分至20时30分，日第二三〇联队、第二二八联队及第二二九联队陆续强行登上陆地。

守军据险死守不退，日军亦因英军的炮火轰击而出现混乱，三大联队之间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指挥，原定的作战方案也无法执行。一小时后，日军第二拨登陆部队上岸，双方的兵力更为悬殊。指挥系统的混乱使得登陆的各步兵大队只能强行向内陆四周推进。两军战线犬牙交错，多处呈现出混战状态。

12月20日，西旅司令部突遭日军袭击。在久久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罗逊与莫尔特比做了最后的通信，之后决定率领指挥部人员突围。这批军官甫一离开碉堡，即遭日军三面射击，包括罗逊准将在内的指挥部人员几乎悉数阵亡。莫尔特比少将多次组织反击，均告失败。

同日，航行在大西洋上的丘吉尔再次致电香港政府，鼓励全体守军血战到底。其电文曰：“汝等能多抵抗敌军一日，对于全球之盟军仍能有所贡献。”——听着都不那么带劲儿。

就在英军浴血奋战，困守孤岛的同时，四面的噩耗不断传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遭受重创，别说拉出来进攻，连自保都悬乎。日军此时已经在菲律宾登陆，美军连那里都无力增援，更不要说抽出兵力支援香港。

靠自己人也已不可能。就在香港战役打响的第三天，从新加坡传来噩耗，英国远东舰队的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连同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干脆利落地送进了海底，日第二十五军正穿越马来半岛的丛林向着狮城新加坡快速挺进。那边已是自顾不暇，彻底打消了香港守军等待英军外援的指望。

在北面，日中国派遣军为了防止重庆方面在香港、泰国等地作战友军的侧后搞牵制活动，策划实施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将国军第四战区主力牢牢牵制在华中方面。之前英军苦战的一个原因，在于重庆的驻港代表陈策告诉英军，60000多名中国军队正在向边境集结，很快就会在敌人侧后发起大规模进攻。莫尔特比在20日上午曾接到国军进军深圳的消息，并经陈策向余汉谋确认。陈策此后再未接获过国军电报，但还是在22日早上“伪报”国军已兵分三路南下驰援，以鼓励守军继续战斗下去。事实上，国军后来也的确曾进抵惠阳及宝安一带，但当时香港已经投降。且长沙战况告急，这部国军只好掉头北上。

19日和20日，港岛各处呈现出混战的状态，武器装备和人数明显占优的日军渐渐占得上风。日军攻占黄泥涌山峡后，控制了水库，不但将守岛东西两旅分割开来，也切断了香港市街的供水。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但是一天不喝水都不行。断水成为英军很快投降的重要诱因。在这里，日军还从一位战死的英军军官身上发现了岛内的防御配置地图，自此，日军对英军各处的重要火力点一目了然。北岛所属重炮部队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些据点很快被日军炮火一一拔掉。

21日下午，莫尔特比向杨慕琦表示战败在即，为避免造成更多士兵及平民伤亡，请求考虑投降，杨慕琦亦随即电告伦敦。伦敦当局并未完全掌握战局，亦不希望香港过早投降，打击英军在其地战场的士气。航行途中的丘吉尔以及伦敦均致电香港，希望能做最后的坚持。22日凌晨，杨慕琦和莫尔特比接到回电后决定继续坚守。

战况仍在持续恶化。此时的维多利亚城内，煤气、电力中断，卫生环境日差，传染病横行，日军的轰炸导致不少市民死亡。随着水和粮食的日渐短缺，一些市民开始乘坐舢板和小船逃离港岛。

12月25日上午，港督杨慕琦发表圣诞文告，鼓励士兵继续奋勇作战。但岛上的防御体系已告崩溃，残余部队被困在岛屿南端狭长的赤柱半岛上。一队队日军在城市街道上横行无忌。在香港圣斯蒂芬学院，日本兵用刺刀一口气挑死了64名英国伤兵，之后对78名女医生和女护士集体奸杀。为了掩盖兽行，他们砸掉所有的家具，堆在这些人身上付之一炬，其野兽本性暴露无遗。

防守香港总督府所在区域的主力部队也行将溃败。圣诞节上午9时，日军释放了两名俘虏，一个英国退伍少校和一个平民，让他们再次带信给莫尔特比。信中说，“继续抵抗已属徒劳，日本停火3小时让英国人下决心”。

杨慕琦再次拒绝了日军的劝降，日军即时大举进攻。15时45分，莫尔特比向杨港督报告，主要阵地全部失陷，炮弹所剩无几，能够机动使用的火炮只剩下8门，守军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他这样告诉总督，“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军事抵抗了。”

接到莫尔特比的报告，杨慕琦决定在设法送走相关军政要员后向日军投降。之后他先向伦敦电告，而莫尔特比则联络日军并下令英军停火。18时20分，杨慕琦穿上插有羽毛镶金边的华丽港督服装，带领一众港府要员来到了日军占领的半岛酒店三楼336室，这里是日军的临时司令部。

由于空袭导致停电，杨慕琦在昏暗的烛光下签署了投降书，比威克岛美军的投降仅仅晚了3天。当随军记者将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杨慕琦大叫了一声“不要拍照”。很显然，作为一个俘虏，没有人会把他的话当回事。

杨慕琦成为继关岛总督麦克米林之后第二位被俘虏的总督。由于麦克米林的军衔仅仅是上校，莫尔特比有幸成为第一位被日军俘虏的盟军高级将领。他们后来被押解到中国东北，囚禁于沈阳附近的战俘营。

香港守军放下武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伦敦和华盛顿。虽然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正在参加“阿卡迪亚”会议的丘吉尔对香港的沦陷依然戚戚于怀。在当晚白宫举行的圣诞宴会上，一向口若悬河的丘吉尔一反常态，始终沉默不语，并提前向他的美国朋友告辞。

由于通信中断，东部旅一部在赤柱并未接到投降的命令，继续奋力反抗日军第二二九联队的进攻，并以赤柱炮台的大炮阻止日军推进。直到26日凌晨，华莱士准将的副官将投降手令带回，东部旅才停止射击并交出武器。香港的主要战事至此结束。

日军的凌厉攻势下，原计划至少坚守半年的香港仅仅18天即告陷落，因此，香港保卫战后来被称为“十八天战事”，1941年恰恰是英国人抢占香港的100周年。

圣诞节晚上，郁郁寡欢的不止远在华盛顿的丘吉尔，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恐怖世界。虽然英军已经放下了武器，但日军的暴行在圣诞之夜通宵未停。这一天后来也被称为香港人的“黑色圣诞节”。

在香港保卫战中，盟军共阵亡1555人，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印度人和加拿大人，有少部分中国人。日军死亡683人，1413人受伤。至少4000平民死于战火。盟军有9495人成为日军的俘虏，这些人被分成四批运到日本做苦役，很多人死于高强度的劳动。战后幸存者有3000多人返回香港或英国。

12月26日，日军举行了入城仪式。骑着高头大马并排走在最前列的是酒井隆和新见政一，他们频频向在轩尼诗道上列队的2000名日军敬礼。别看走在最前面，但流氓成性的酒井隆和名不见经传的新见政一在老酒眼里连屁都不算，他们身后那个一点都不显山露水的骑行者才是真正的狠角儿，现在还不是他唱主角儿的时候。他就是刚刚露过脸，对杉坂事件做出准确判断的第二十三军参谋长栗林忠道，到战争结束前的硫黄岛战役中我们再做详细介绍。

入城之后，酒井隆随即宣布“放假”，此举被认为是放任士兵进行烧杀抢掠。大量的店铺被洗劫一空并封门，杀害无辜居民和强奸妇女的暴行屡屡发生。在离跑马地不远的蓝塘道，一户居民全家8口皆被日军所杀。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妇女因为听不懂日语试图通过马路，被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在深水元州街，一名中年妇女背着小孩儿上街买菜，回来时正好遇上戒严，她9岁的大儿子试图穿过马路来接妈妈和弟弟，竟然被日军全部开枪打死。类似的杀戮俯拾皆是。日军还将香港库存的95万石大米掠走80万石充作军粮，直接导致香港爆发了粮荒。1946年8月27日，血债累累的酒井隆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9月30日押解雨花台执行枪决，死有余辜！

占领香港之后，日军随即成立了军政厅，酒井隆出任了最高长官。被称作“三年零八个月”的被占领时期自此开始。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成立。出任总督的人大家也不陌生，他就是前边多次露过头的三大“中国通”之一矶谷廉介。在诺门坎惨败于苏联之后，当时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打入预备役。由于和东条英机是铁哥们儿，早已不甘寂寞的矶谷终于借此机会重出江湖。

在台儿庄被李宗仁打得鼻青脸肿，在诺门坎被朱可夫打得找不着北的常败将军矶谷，打仗不怎么行，抓经济确实还有两把刷子。矶谷担任港督期间，日军从香港大肆掠夺各种物资。他强迫香港市民拿港币换取毫无保证的日本军票。起初军票对港币的兑换比率定为1:2，到1942年10月改为1:4，到1943年6月30日则干脆宣布禁用港币，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到银行把手中的港币兑换成军票，违者杀无赦。通过赤裸裸的金融掠夺，日本人将战前香港流通的1.6亿港币中的1亿港币弄到自己手中，而战后军票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纸。日军还多次发动“献铜运动”，强迫市民将铜、铁制品捐出以供日方制造武器，连总督府门前原属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行的两只铜狮子亦差点未能幸免。

日本占领香港初期，香港居民每天还能领到六两四钱的配给米，很多人被迫以树叶、番薯藤、木薯粉充饥。其后由于大米缺乏，改为配给日本萝卜做粮食。到了战争中期粮食发生恐慌时，矶谷再次下令改变配给制度，只配给日本人聘用的公务人员。结果造成港岛米价飞涨，每斤由数元涨到200多元。因为粮食日趋缺少，日方的定额配给制度于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买卖。但很多市民因负担不起粮食价格的疯狂通胀而饿死。物资和粮食的极度匮乏使得港日政府大力推行疏散政策，逼迫香港居民迁回内地。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香港的居民人数降至不到70万，只有战前人口的一半。

物质上的盘剥还不够，日军对港人精神上的奴役也随之展开。矶谷在港岛推行日化教育，禁止使用英语，把香港街道及地名悉数篡改为日本地名。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至战争结束时只剩下34所，学生人数也由1941年的118000人跌至1945年的仅4000人，几乎所有适学儿童失学。日本人还强令废除公元纪年，改以“昭和”年号，还将香港标准时间拨快一小时，让香港和东京的时间保持一致，此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香港被占领后，中国内地少了一个重要的资源补给中转站，对抗战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完败的战争也会偶有亮点，这次的亮点，意外地属于一个中国人。他就是1939年就到香港出任重庆国民政府驻港全权联络代表的陈策。1893年出生的陈策，在抗战爆发后曾任虎门要塞司令，1938年使用反间计诱使日军登陆虎门，在海上击毙日军百余人。陈策亦在这次战斗中被日军炮火击中，左腿截肢，人称“独腿将军”。

就在香港投降的12月25日，杨慕琦在下达投降命令之前，也向陈策做了通报。得知消息的陈策声称“宁可战死，不作降俘”，遂决定乘船突围。英军随即将仅余的数艘鱼雷艇交由陈策指挥，同时10多名英国军官及30多名士兵和情报人员亦决定随队突围。

突围途中，陈策所乘鱼雷艇被日军发现并遭到攻击，陈策手腕中弹落入水中。幸得副官徐亨少校跳入水中背负游水上岸得救。最后陈策等数十人成功逃离香港。那些英国官兵经惠州、云南、缅甸、印度等地辗转回到英伦三岛。为表彰陈策在香港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英国女王特授予陈策“帝国骑士司令勋章”和大英帝国爵士称号。

这是“二战”中中国人仅获的两枚英国勋章之一，另一个获得勋章的是大家更加熟悉的孙立人。和陈策类似，孙立人在仁安羌也冒死救过被围困的英国人。看来这英国女王不但小抠，也缺乏气度，只有救了她臣民的人，她才给发个烂牌子。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与香港近在咫尺的澳门竟然能够在战争中得以幸免。日本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除了投入日本的怀抱参与对同盟国作战的泰国之外，日军唯独放过的就是弹丸之地澳门。究其原因，来自遥远南美国度巴西的一个外交照会吓住了日本人。

早在16世纪初，南美的巴西就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由于地广人稀，葡萄牙不断向巴西移民。但葡萄牙本国仅有五六百万人，到19世纪80年代，土地辽阔的巴西才有300万人口。为此，葡萄牙政府派员到中国与清政府协商移民巴西，一向留恋故土的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葡萄牙转而与地狭人多的日本商量，喜出望外的日本人立即就答应了，从此陆续向巴西输出人力。战争之前，移居巴西的日本侨民已超过了30万——里约奥运会上，我们在镜头里看到了大量的日本人后裔。

面对战争初期日本在远东的大肆扩张，作为中立国的葡萄牙也感到非常紧张，担心日本会放羊拾柴火地灭掉澳门。如果日本真那样做，澳门除了投降，没有第二条路。跑又跑不掉，打又打不过，与巴西关系极为密切的葡萄牙政府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让巴西给日本外务省发去一个照会，照会称：“如果日本人胆敢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的日侨撵回本国。”你敢打我亲戚，我就打你孩子！

这一照会还真管用，日本人吓出了一身冷汗。若30万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不仅造成混乱，还会衍生出很多麻烦。不怕药便宜，就怕药对症，这一招真号住了日本人的脉。再说，攻占澳门并无多大军事意义，投鼠忌器的日本人因此始终没有对澳门下手。

与香港被占领时期相对应，澳门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风潮时期”。在此期间，澳门反而因为孤岛地位获得了畸形繁荣，持有不义之财的汉奸、特务、土匪与奸商纷纷到澳门消遣，使澳门的赌场、烟馆、妓院有增无减。另外，随着大量黄金、白银与外币流入澳门，内地的不少银号也随之迁澳，使澳门的金融市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由于海上交通断绝，粮食只能来自内地，而日军、汉奸又从中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澳门粮价日渐升高，大量平民因饥饿及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澳门也结束了“风潮时期”，不再被称为东亚的“孤岛”。

第四章

威武不屈威克岛

兵不血刃下关岛

前文说过，“一战”期间，日本通过参加协约国阵营对德国作战，趁火打劫从德国手中抢占太平洋上的三大群岛，即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在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国际联盟正式将上述区域委托日本管理。

尽管这些地方加起来的陆地面积没多大，但所处位置特殊，对日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既是守卫日本本土及近海的防护堤，也是日本进一步对外侵略扩张的前进基地。因此，日本占领这里之后，就开始在上述岛屿上修筑机场、港口等军事设施，将加罗林群岛上的特鲁克打造成日本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特鲁克有个非常唬人的外号，就是“太平洋上的直布罗陀”。在远东，还有一个地儿的绰号跟这类似，那就是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留到下一章再说。

距离特鲁克最近的非日管区域就是属于美国的关岛，再远一点是由澳大利亚管理的俾斯麦群岛，更远一点的是威克岛。这三个地儿对日军来说，可谓如鲠在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御前会议做出对英、美、荷开战的决定之后，上述几个区域自然成为日军突击的首选目标。

攻克关岛和威克岛都在情理之中。关岛位于日本占领的三大群岛中间，肯定是要首先拔掉的钉子。前文提过，关岛的地位就像日军四面包围下的香港。威克岛作为珍珠港的前出基地自然必须攻占。为什么连澳大利亚属下的俾斯麦群岛也不放过？

那是因为位于俾斯麦群岛主岛新不列颠岛上的拉包尔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日军如果能够占据此地，不但可以将它扩建成与南洋各个航空基地互为支援的战略核心，而且利用这一基地前出就可以控制新几内亚岛北部，所罗门群岛也很快会成为囊中之物。反之，如果美英在这里部署“空中堡垒”B-17远程战略轰炸机，特鲁克军港就会直接处在有效攻击距离之内，这对日军是致命的威胁。用一句围棋术语说就是，“敌之急所即我之急所”，这里自然也必须加以攻占！

由于上述地区大部位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对于日本海军来说意义更大。因此早在开战之前，1941年8月对南方作战进行统一部署时，大本营海军部就强烈要求陆军派出适当兵力，协助海军攻占关岛、威克岛和拉包尔。

日本陆海军是世仇，素来尿不到一个壶里。陆军提出的方案海军一般看不上，海军提出的计划陆军即使心里认为有道理，也一定要在嘴上反对反对。果不其然，陆军认为上述区域不管多么重要，都和陆军没有半毛钱关系，也就是说，“关我屁事”。接替塚田攻出任陆军参谋次长的田边盛武中将对此不屑一顾地说：“在那么小的岛屿上部署小规模的陆军部队，跟往大海里撒盐没什么两样。”田边侥幸活到了战后，让他想不到的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仅仅在小小的拉包尔，由今村均带领向澳大利亚受降军缴枪的日本陆海军竟然有13万人之多，这“盐”也真不能算少。

陆军不同意海军的意见，自然也有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商定南方作战的总体计划时，陆海军本来就各有分工。陆军主要承担南方地区的陆上作战，海军则负责太平洋海域的作战，西南太平洋的作战则由陆海军共同承担。陆军的意思是说，这一地区本来就是属你管的，我犯不着去多管闲事，俺的人还不够用呢。

争争吵吵了近两个月，双方终于在10月间互相妥协，达成了一致意见。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将派出陆基航空兵，全力支援陆军完成马来亚和菲律宾作战。作为交换，陆军也将派遣南海支队协助海军完成对上述三大区域的占领。一贯强势却弱视的陆军还提出，南海支队在完成最后的拉包尔作战后，要迅速归建划入第十六军，参加在第二阶段展开的最最重要的荷属东印度攻略战。

承担上述作战任务的海军部队，是当时驻特鲁克的联合舰队第四舰队，司令长官就是前面多次提及的井上成美。

按照大本营陆海军部的协定，开战之初海军航空队将从塞班岛出发先行空袭关岛，然后南海支队在第四舰队的护航下先占领该地，之后由海军负责该岛防务。南海支队转赴特鲁克伺机占领俾斯麦群岛。威克岛的作战由海军独自承担。

战略要地关岛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最南端。马里亚纳群岛是一条长约700公里的岛链，向南约500公里是西加罗林群岛，向东5500公里是珍珠港，西北约800公里就是杀向东京的重要跳板硫黄岛，再往西北约1200公里就是日本的首都东京，向西2400公里就是菲律宾的首府马尼拉。马里亚纳群岛的16个主要岛屿从南到北呈弧形分布，西侧弧形凸面正对着菲律宾海——3年之后，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母决战在这里展开。

16个岛屿最南端的那个“大”岛，就是关岛，面积有580平方公里，而其他15个岛屿的面积总和才460平方公里。距离关岛最近的是东北75公里处的罗塔岛，然后是同一方向160公里处的塞班岛。群岛的所有岛屿中，只有关岛、罗塔岛、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有人居住。1944年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之后，提尼安岛成为美军轰炸日本本土的B-29重型战略轰炸机的主要基地。

原来生活在马里亚纳群岛上的是土著查莫罗人。1521年，大探险家费迪南·麦哲伦在第一次环球旅行中首先发现了马里亚纳群岛，并根据当地居民使用渔船的形状将之命名为“三角帆群岛”，后来这个群岛也被称为“盗贼的群岛”。西班牙在1565年宣布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1668年，为了纪念玛利亚·安娜王后，西班牙人将之正式命名为马里亚纳群岛。当地查莫罗人曾多次反抗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1695年爆发的反基督教起义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次。反抗的结果是当地土著几乎被灭绝。1710年第一次有记录对土著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关岛的查莫罗人只剩下3529人。

可怜的关岛在战争中曾经两次被无情抛弃。美西战争爆发之后，1898年6月21日，美国3730吨的巡洋舰“查尔斯顿”号率领3艘运输船，在增援菲律宾战场的航行途中顺路抵达关岛。巡洋舰在4分钟内向岛上的西班牙要塞打出了13发炮弹。由于没有遭到西班牙人的反击，美国指挥官亨利·格拉斯上校下令停止炮击，将军舰停泊在一个可以控制港口的位置。这时，一艘飘扬着西班牙国旗的小船迅速接近美国军舰，船上的西班牙海军上尉加西亚和陆军军医罗美罗医生登上了美国军舰，热情询问了美国军人的健康状况。他们很羞涩地表示，如果能够弄到一些火药，一定会答谢美国人的“礼炮”。岛上的西班牙人对两个月前已经开始的美西战争毫不知情，随后悻悻地成了美国人的俘虏。关岛第一次成为西班牙人的弃子。

随后美国派出一支陆战队登上关岛，宣布接管该地。这里的管理直接隶属美国海军部。还派出了一名海军上校担任殖民地总督和海军基地指挥官。

美西战争之后，西班牙的国力日渐衰弱，便决定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出售马里亚纳群岛的其余岛屿，外搭上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美国人认为，那些破岛根本值不了那么多钱，也就放弃没买。你不要有人要，德国人按照这个价钱买走了那些岛屿。1914年10月，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占领了上述区域。从此，美国人占据的关岛就成了日本人管辖区内的一座孤岛。

对于美国来说，关岛首先是作为一个海军基地存在的。美国后来在这里建起了造船厂、兵营和加煤站。1908年，美国决定在太平洋上优先发展珍珠港，关岛的地位随之下降。直到1919年，这里才有了第一门127毫米岸防炮。“一战”前后，为了保护珍珠港通往菲律宾的航线，美国海军部曾多次提出加强关岛防御的建议，但均未被国会采纳。1921年，一支水上飞机部队进驻关岛，这是美国在太平洋上部署的第一支航空部队。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关岛再次成为“弃子”的命运。会议商定，在西太平洋美日双方都不再扩大军事基地建设，这对关岛的未来带来消极影响。随后美国按照协定停止了关岛基地的建设，寥寥几门岸防炮在1930年被拆除，水上飞机也在1931年撤走。所以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关岛实际是不设防的。日军在附近的塞班岛等地有大量驻军，对于他们来说，关岛就好比狼群中间的一只羊，迟早是口中的美食，所需要的不过是一纸开战命令。

日本相继退出国际联盟和伦敦裁军会议，预示着《五国海军条约》的内容已经失效。美国海军部又多次提出，加强对关岛地区的防御。1938年，国会告知海军部，“再向国会提出类似的要求是不合时宜的”。战前，1941年，关岛的防御级别被定为F级，这就意味着此处不再新建防御工事，岛上守军的权力仅限于在撤退前破坏现有的物资和设施，以免落入敌军之手。美国国会认为，在关岛扩大防御很可能被日军视为挑衅和威胁而遭到抗议。关岛再次沦为美国人手中的“弃子”。

1898年，美国占有关岛时当地的土著居民约9000人。到1941年，岛上总人口为23394人，其中查莫罗人占大多数，为21944人。其余有844人为非本土居民，包括美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等；还有588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及家属。这样看来，岛上最高长官虽然被称为总督，放在咱这里就是个村长，最多是个乡长。

1941年初，虽然名义上关岛只是美国和远东地区的一个加油站，但跨太平洋的海底电报站和海军无线电站让关岛成为通信网络的焦点。1月，海军部宣布将花费27.7万美元，在这里修建一座新的办公大楼。2月，海军航行局局长威廉·尼米兹少将向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建议，成立20人的海岛警卫队保护岛上的海军站，另外派100人来保护关岛。3月，海军部批准将海岛警备队从110人增加到234人。

到战前的12月初，驻守关岛的美军共有547名，包括海军陆战队、海岛守卫队与部分海军办公人员，其中文职人员271名。全部武器只有160支步枪、3挺机枪和4挺冲锋枪，没有防御工事，也没有飞机。多半数文职人员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海军仅有1艘扫雷艇和137名海员。驻关岛的美国总督，同时也是美军关岛守备队司令官，是乔治·麦克米林海军上校，军衔倒还不低。

随着太平洋局势的日益紧张，美国也清楚一旦战争爆发，处在日军眼皮底下的关岛注定是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孤悬于日本军事基地中间的关岛几乎在每个方向上都被日军隔断，根本没有增援的必要。10月17日，驻岛美国官兵家属104人及1000余名建筑工人登上美国军舰“亨德森”号，开始撤离到檀香山或直接撤回本土。海军上士约翰·荷蒙斯的太太因为即将临产，没能及时撤走，后来她和新生女儿一起成为日本人的俘虏，陪伴她们的还有关岛医院的4名女护士。1942年6月，她们乘坐日本“浅间丸”运输船与日本在美人员包括野村、来栖等交换，得以回美国。

撤走与战斗无关的人员之后，麦克米林总督发布了战争预警：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因为据可靠情报，附近岛屿上的日军正在全力备战。

早在1941年11月8日，大本营陆军部已经将攻占关岛的命令下达给南海支队支队长堀井富太郎少将。14日至15日，在位于岩国的海军航空队指挥部，堀井与第四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就陆海军协同作战的细节进行会商。

在日本陆军中，1941年11月在朝鲜刚刚组建的南海支队可谓地位非凡。因为担任着特殊的作战任务，加之在作战的外南洋地区没有高一级的陆军司令部，所以这个小小的支队竟然直属大本营陆军部管辖，这在整个“二战”太平洋战场是唯一的。支队的基干力量是楠濑正雄大佐的原隶属第五十五师团的第一四四步兵联队，兵员基本来自四国岛。其余还包括穗积镇雄中佐的第五十五山炮联队第一大队、川岛清喜中尉的第五十五骑兵联队第三中队、高森八郎大尉的第五十五工兵联队第一中队，以及通信兵、辎重兵、野战医院等。加上支队司令部，总兵力为4886人。如果放在大陆上，这实在是一支不起眼的队伍。但对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诸多岛屿上孱弱的守军来说，这样的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支队长堀井是一个具有丰富阅历的指挥官。他参加过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会战，1938年7月之后作为第八十二联队大佐联队长在中国华北战场转战近20个月，双手同样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1940年3月，晋升少将的堀井回国，在第十一师团留守司令部供职，此次在危难之际领命出征太平洋。

组建不久，南海支队就于11月底离开朝鲜轻装前往小笠原群岛的父岛，11月27日离开父岛在母岛登岸。12月1日，大本营分别给南方军、中国派遣军、联合舰队和南海支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堀井接到的命令是“大陆命第五百七十号”。命令指出，南海支队的任务首先是攻占关岛，而后以关岛为前进基地进攻俾斯麦群岛。能和寺内寿一、畑俊六、山本五十六等一起直接从大本营接受作战命令，堀井家的祖坟肯定也冒青烟了。

12月4日上午9时，南海支队离开母岛踏上了南下的征途——这也是包括支队长堀井在内的大多数官兵最后一次看到日本国土。随后，他们在第四舰队的护卫下，经马里亚纳群岛东侧向关岛前进。由于此时尚未开战，船队在途中并未遭遇任何美军，他们于8日顺利到达离关岛最近的罗塔岛。直到此时，支队官兵才知道进攻目标是之前大部分人连听都没听过的关岛。

协助南海支队的海军登陆部队是来自塞班岛舞鹤第二特别陆战队的370名海军士兵，他们也是整个入侵行动中唯一进行过战斗的部队。登陆舰队有各类舰船21艘，由春日笃海军少将统一指挥。战前日本情报机关过高估计了关岛的实力，认为关岛有美国海军的航空基地，驻扎有海军兵力300人，此外还有当地民兵1500人，海岸及岛内数处可能还有炮台。因此在登陆编队身后，还有一支由五藤存知海军少将率领的支援部队，下辖“青叶”“衣笠”“加古”“古鹰”等4艘重巡洋舰。相比关岛那些势单力薄的美军，日军的强大力量真可谓高射炮打蚊子。

就在南海支队从母岛出发的12月4日，麦克米林上校已经接到来自海军部的电报，提醒关岛务必加强防御，战争很可能在最近打起来。电报还要求他销毁涉密文件，包括“所有秘密和机密的出版物，其他关于当前目的和判断的保密资料”。除了销毁文件，关于加强防御，麦克米林什么事情也没做，也的确没什么可做的。早干吗去了？防御是几天内能根本改变的吗？一旦打起来，除了战死和投降，他和岛上的守军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守肯定守不住，但日子还是要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麦克米林总督之前就已经命令，驻扎在关岛的美国军舰“金星”号载着137名船员（大部分是当地的查莫罗人）前往菲律宾进行补给，主要是为即将来到的圣诞节采购物资和礼品，这些东西最后当然都没用上。不过派出去的人员无疑要幸运多了，虽然在菲律宾最后投降的美菲军有8万多人，但肯定不是关岛的无一漏网。

12月8日早上4时45分，熟睡中的麦克米林被静夜中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惊醒。睡眼蒙眬的上校被亚洲舰队司令官托马斯·哈特上将告知，珍珠港遭到日军袭击，目前损失情况不详。麦克米林一下睡意全无，这一天终于来了。他意识到不久之后，他们都将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

当日上午8时27分，来自塞班岛的日军战机16架飞临关岛上空，开始对美军营区、海军补给库房、广播电台、“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关岛子公司等目标进行轰炸，关岛“泛美大酒店”也在第一时间遭到了日军战斗机的低空扫射，几名酒店雇员被当场打死。

绰号“老鸭子”的唯一那艘扫雷艇“企鹅”号正在执行夜间巡逻任务，它的两门76毫米高炮是驻军中唯一超过7.62毫米口径机枪的武器。这艘老舰勇敢地冲出港口以赢得机动，两门高炮发射的炮弹也逼迫日军飞机爬升到更高的高度，从而降低了投弹的准确性。“企鹅”号很快成为日军集中攻击的目标，海军预备役少尉怀特被日军机枪打死，艇长哈维兰上尉及60余人受伤。在侥幸击落一架日军机后，这艘孤独而顽强的扫雷艇很快被击沉——美军称是自沉。之后断断续续的空袭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

当天晚上，有9名当地土著作为日军的哨探，乘坐独木舟在岛北登陆，其中3人很快被美军抓获。审讯中，他们供出，日本人将在第二天早上实施登陆，具体登陆地点不详。之前的下午，麦克米林已经下令将岛上50名日本侨民关进了监狱。

12月9日早上8时30分，8架日机再次实施空袭，这是这天里唯一一次。攻击目标是政府大楼和附近几个村庄，所幸建筑物破坏轻微。白天过去，可怕的暗夜就要来临。

看到关岛已无多少反击力量，日军认为实施登陆作战的条件已经成熟。这天傍晚，大队攻击人马开始从塞班岛出发，登陆编队包括4艘满载登陆部队和武器弹药的巡洋舰，4艘驱逐舰，2艘炮艇，2艘扫雷舰以及2艘补给货船等，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全速冲向关岛。

12月10日凌晨2时15分，按照既定部署，南海支队本部和以第一四四联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为骨干的楠濑部队，在关岛南部的东西两岸同时登陆，由塚本初雄中佐指挥的第一四四大队和海军陆战部队在关岛北部西岸登陆，三路日军的会合地点是关岛政府办公大楼。

在关岛首府阿加尼亚北边的阿加尼亚湾成功登陆后，日军海军陆战队的370名士兵开始向着关岛政府办公大楼方向攻击前进。随后他们遭遇了一个土著家庭，残暴的日军枪杀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17人中的13人。在第一次攻击被击退后，他们得到了另一路登陆日军的增援，政府大楼很快被攻占。美军的抵抗软弱无力，日军很快推进至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另一路日军部队自关岛西北登陆后也向南攻来。4时45分，双方在阿加尼亚市区的西班牙广场发生了战斗，互有伤亡，也只有这里尚可被称为战斗。

日军登陆部队越来越多。当得知将有5000名日军在该岛四周数不清的地方同时登陆时，麦克米林上校认为再进行抵抗无异于自杀。援兵没有任何指望，麦克米林决定投降，只是为了避免毫无意义的部队和平民伤亡。三次长长的汽车喇叭声宣告了停火，双方通过打手势进行了投降谈判，麦克米林幸运地成为第一位被俘的殖民地总督。

为了羞辱他，日军强迫麦克米林脱下衣服，仅穿一条短裤示众。他和他的士兵眼睁睁地看着星条旗被从总督府前的旗杆上扯下来，太阳旗在那里徐徐升起。包括麦克米林在内的美国战俘先是在1942年1月10日乘坐“阿根廷丸”被押往日本。押解途中，麦克米林总督试图向日军指挥官解释美军投降的原因，立即被打了几记响亮的耳光。那名日军军官向他吼道：“你和你的手下是因为懦弱无能才投降，我们会用相应的待遇招待你们，你们会得到人类身体能够承受的所有惩罚。”随后，他们被押往台湾，最后都到中国东北当了苦力。

所有的零星战斗在投降命令广播后陆续停止。经过11日、12日对岛内的扫荡作战，日军宣告关岛作战正式结束。战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5人阵亡、13人负伤，海军水兵8人阵亡，约30名平民死于日军的轰炸和扫射。日军海军陆战队10亡、6伤。

占领军随后就颁布了安民告示。

根据日本驻军最高指挥官命令，我们在此宣布：

一、大日本帝国陆军已经占领关岛，这是为了解放全亚洲人民和重建亚洲和平，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世界新秩序。

二、所有居民只要服从我们的管理就不用担心，可以照常生活，我们保证你们的财产不会受到侵犯。

三、万一我们的部队需要征用你们的住处，你们必须配合。如果那样，我们的军队会支付我们的货币作为报酬。

四、如果有人挑战我们的秩序，甚至充当间谍的话，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处以死刑。

日本神武纪元2601年（1941年）12月10日

奉日军总司令之命

不是所有人都执行了麦克米林上校的投降命令。海军一等无线电通信士官乔治·特威德就是其中的一员，他驾驶一辆1926型里奥轿车冲过了日军的封锁线，带领5名同伴逃入了茂密的丛林。大家坚信，最多到1942年2月，他们就会被反攻的美军解救。不幸的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对这里的反攻已是整整31个月之后。

其间，在9月12日和10月22日，特威德的5名同伴先后在日军“围剿”中被打死。孑然一身的特威德得到了当地土著居民安东尼奥夫妇的帮助，最终幸免于难，他也成为美军必将返回关岛的象征。日本人在丛林里四处寻找特威德，很多查莫罗人因此被斩首。但他们始终没有抓到这条“漏网之鱼”，特威德因此被日军称为“关岛之鬼”。

特威德的故事还没有结束。1944年7月10日，在第二次关岛战役中，他将被美军“迈高”号驱逐舰救走。美国人自然也不会放过如此好的话题，随后就有了根据特威德经历撰写的畅销书《美国海军的鲁滨孙》，好莱坞据此拍摄了由影星杰弗里·亨特主演的影片《英雄不孤单》，详情后叙。

日本人将关岛改名为尾宫岛，其含义为“大神宫之岛”，日海军舞鹤第二特别陆战队担负起岛上的治安工作。随后，关岛居民遭到了日军的严酷统治，期间只有日本小孩儿才能接受教育。日本人还建立了南海发展公司，取代了之前关岛的所有企业，岛上推行的粮食配给制度导致许多本地居民病饿而死。

日军铩羽威克岛

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盟军在各个战场上全线溃退。真正为盟军扳回第一分的，竟然是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威克岛。与马里亚纳、马绍尔、加罗林、所罗门等群岛每一个小岛都有众多兄弟不同，威克岛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屿。放眼四望，西边900公里是关岛，东边距夏威夷3700公里，东北距中途岛1900公里。在此之内，除了平静的洋面没有任何陆地。

威克岛的具体位置是北纬19°16′、东经166°37′，由三个小珊瑚礁组成，总面积不过10平方公里。三个小珊瑚礁呈“Y”字形，威克岛在东南面组成中间部分，皮尔岛是“Y”字西北方向的分叉，剩下西南方向的那个分叉叫威尔克斯岛。三岛之间形成了一片小小的内海，水深达数十米，可以进出停泊数千吨级的船舶。三面环礁挡住来自太平洋的狂风巨浪，使得“内海”成为风平浪静的理想锚地，天然形成一座易守难攻的海上要塞。

早在1796年，航行至此的英国人威廉·威克船长就发现并确定了威克岛的位置，同时以自己的名字为该岛命名。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美国海军准将查尔斯·威尔克斯和博物学家提香·皮尔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再次登上该岛，开展了为期几周的取样和测量考察工作。经过考察，他们发现，环礁实际上由三个独立小岛组成。两个人也没白来，他们分别以自己的名字为西南和西北方向的两个岛屿命名。此时的威克岛还像丑小鸭一样不引人注目，以至于威尔克斯准将连替美国宣布占有这一环礁的兴趣都没有。

威克岛就这样在茫茫大海中孤独地度过了半个世纪，再次发生故事时已经到了1898年。这一年7月4日，菲律宾远征军第二特遣队搭乘的运输船“托马斯·科温”号来到了这里，陆军中校弗朗西斯·格林下令放下2艘小艇登岛，在岛上升起了一面长36厘米的星条旗。第二年1月17日，美国海军军官爱德华·陶西格率领“本宁顿”号战舰再次登陆威克岛，正式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占领了这一环礁。陶西格比格林要认真得多，他不但竖起一根旗杆固定了一面旗帜，还在旗杆下边钉上了一块牌子，用文字将这些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1902年，在威克岛周围开始出现了日本渔民。当时日本驻美大使向美国递交了一份照会，声称日本并不需要威克岛的主权，只是要求能和平利用威克岛的资源。美国对此是不置可否。1906年12月，美国的约翰·潘兴船长在岛上升起了一面更大、更耐久的帆布制美国国旗。

1934年，刚刚上任的罗斯福总统颁布命令，由美国海军部接管威克岛的管辖权，这里开始真正进入美国人的视野。1935年，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获准在岛上建立一个中转基地，开通从美国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的航线。美国海军部敏感地意识到，泛美航空公司此举未来具有巨大的潜在军事价值，在基地建设上给予其极大的方便和支持。由于皮尔岛的地质条件最好，这里被选作水上飞机的基地。基地建设在1935年5月5日开始，3个月后，8月9日，泛美航空公司第一架水上飞机就开进了威克岛。

面积不大的威克岛除了拍打海岸的汹涌浪涛和一些海鸟，再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但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威克岛位于关岛和夏威夷之间，为两者海上交通的中间站，也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最理想的前哨阵地。为此，1938年5月，海军部建议给予威克岛优先的建设级别，并提出用3年时间花费750万美元将威克岛打造成一个航空基地，为远程巡逻和侦察提供服务。海军部在报告里语重心长地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从威克岛起飞的巡逻机能够及时而持续地作战，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日美矛盾的日益恶化，战争阴云渐渐笼罩了太平洋上空。美国海军也逐步加快了对威克岛的基地建设，希望将之建成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扼守美军通往西太平洋的咽喉。1940年5月，美太平洋舰队在结束例行的训练后没有回到西海岸而是进驻珍珠港，作为前哨阵地的威克岛由此备受关注。

1941年2月，金梅尔上将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之后，更是对威克岛青眼相待，他对这一小岛的战略价值有着充分而清醒的认识。金梅尔于1941年4月18日写信给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在阐述威克岛重要性的同时建议加强对该岛的防御。上将冗长的信件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一、作为运转的巡逻机基地，威克岛无论在观察马绍尔群岛方面，还是在掩护我军沿塞班岛、本州防线前进方面，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

二、一旦威克岛落入日军之手，就将成为我们突袭北马绍尔群岛、马库斯岛、小笠原群岛、塞班岛的主要障碍，并且会对我军的其他秘密行动造成严重障碍。

三、如果日军在战争初期占领威克岛，我军要想重新夺回，就需要一定级别的军事行动。

四、如果我们能够守住该岛，之后日军想要削弱它，就需要他们的海军部队在我军可控的范围内扩大军事行动，就给双方的海军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梅尔最后指出，一旦条件允许，必须尽快在岛上部署海军防卫部队。根据威克岛现有的设施状况，建议在岛上配备一个海军陆战队守备营。从金梅尔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打了败仗的人不一定就没有水平。

对于金梅尔的建议，斯塔克上将很快做出回应。1941年6月23日，金梅尔获准“一旦那里的条件允许，可以在威岛克逐步建立适当的海军部队，越快越好”。这样，在1941年秋天，1200多名建筑工人进驻威克岛，这里马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

海军部最初的打算是，让海军陆战队第四防卫营充当威克岛的驻军。但由于第四营远在古巴的关塔那摩，任务就转给了第一防卫营。当时第一防卫营除了部分人员在约翰斯顿岛和巴尔米拉岛，大部分人员都在夏威夷。

1941年8月8日，海军陆战队第六防卫营刘易斯·霍恩海军少校带领第一防卫营的5名军官和170名士兵，首次踏上了威克岛的土地。由于第一营当时没有多余的校级军官，带头大哥只能由第六营的霍恩少校暂时担纲。霍恩对部下还算宽容，他命令士兵每周工作5天半，时间是6时到17时30分，中午最热时可以有一个半小时吃饭和休息。尽管海军陆战队员都是身体强壮的棒小伙儿，工作对他们来说依然异常艰苦，因为几乎所有工作都需要人工来完成。

与关岛战前基本不设防不同，经过短时间的建设，威克岛的防卫已初具规模。岛中央分别建起了2000米和1600米两条飞机跑道，海军营房也建立起来，在月牙岛所拥抱的礁湖内，他们将水下珊瑚礁击碎，凿成了潜艇基地。8月26日，金梅尔在写给斯塔克的报告中说，威克岛现有12门76毫米高射炮，6门127毫米岸防炮，18挺0.50毫米口径高射机枪。同时指出，一旦紧急情况出现，岛上的非军事人员（其中相当数量是退役军人）将会大大增强岛上的防卫力量。

9月30日，岛上又来了2名军官和9名士兵，他们是威克岛航空站的先头部队。

10月15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守备营参谋长詹姆斯·德弗罗少校登上了威克岛，接替霍恩少校出任岛上的指挥官，霍恩少校随后返回珍珠港归建。37岁的德弗罗生于古巴，从外形上看，他与我们通常想象中海军陆战队员的标准形象相差甚远。德弗罗身高只有1.57米，前额几乎成了秃瓢，长着一对硕大无比的招风耳。远比霍恩少校严厉的德弗罗，凡事照章办事，绝不徇私，登岛之日就宣布取消所有休息日，要求所有官兵每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甚至更多，他也由此成为第一防卫营“最令人讨厌的人”。德弗罗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让威克岛的防御在最短时间内进入最佳状态。他认为用于战争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所有人都必须加班加点地工作。后来事实证明，德弗罗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10月底，岛上守军得到波特少校率领的8名军官和194名士兵的增援。德弗罗下令，让陆战队士兵传授岛上的建筑工人如何使用武器。

11月28日，又一批援军来到威克岛。他们包括43名海军人员，以及沃尔特·拜勒少校率领的50名来自第二一一战斗机中队的地勤人员。他们与先前来到的11人会合，威克岛的海军航空站具备了接收飞机的基本条件。

这批人员中还包括温菲尔德·坎宁安中校，他将接替德弗罗成为威克岛的指挥官。41岁的坎宁安年轻时曾在中国服役两年半，并在那里获得了飞行员资格。之后他先后在美国第一艘航母“兰利”号以及“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航母上服役，是一名出色的海军飞行员。坎宁安在战前10天才到达威克岛，对岛上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加上作为飞行员出身的他在海防方面并无多少经验，因此他仍把防御工事的构筑等事务交给德弗罗负责。大部分时间里，坎宁安都是和随后来到的战斗机中队中队长普特南少校商量战斗机的使用。在士兵眼中，坎宁安是个“堪称完美的绅士”。他喜欢安静，很少提高嗓门，喜欢放手让部下去处理自己的工作。显然大家喜欢他的程度要大大高于“令人讨厌”的德弗罗少校。

12月4日，威克岛迎来了最后也是最具威力的一支防卫力量。他们是从哈尔西中将率领的“企业”号航母上起飞并降落在岛上的第二一一战斗机中队，共有12架F-4“野猫”战斗机，其指挥官就是英华内敛的保罗·普特南少校。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号在返航途中遇上了恶劣天气，因此耽误了返航的行程，结果未能按计划赶回珍珠港，侥幸躲过了日本人的袭击。此节前文已有叙述。

普特南少校登岛之后，立即对岛上现有的航空设施进行了检查。他发现机场只有一条跑道可以勉强使用。尽管跑道长度足够，但是宽度仅能容单架飞机起飞或降落。停机坪周围的土地凸凹不平，使用这些地方临时疏散将给飞机带来极大的损害。飞机掩体和防空壕更无从谈起，所有加油作业只能依靠两只手。最关键的是，岛上至今还没有装备雷达，岛屿四周海浪声巨大，根本无法有效预防日军战机的突然袭击。

除了刚刚到来的孱弱空军，威克岛还有一支不算雄厚的海军力量。这支部队由两艘潜艇组成，分别是“海神”号和“太平洋红石鱼”号。两艘潜艇同属“太平洋红石鱼”级，排水量1475吨。“海神”号于11月19日离开珍珠港向西进行战斗巡逻训练，并于26日抵达威克岛。同月底，“太平洋红石鱼”号也到达威克岛以北海域。

在炮火方面，尽管守岛部队的三个炮群拥有6门口径127毫米大炮，另外还有12门口径76毫米的高射炮以及机关枪若干，但不利的因素也显而易见。环礁分为三个独立的岛屿，妨碍了守军之间的相互支援，战时岛屿之间也很难保证信息的通畅。虽然陆地面积不大，但威克岛的海岸线长达34公里，即使是一个齐装满员的守备营，要守住这么长的海岸线也异常困难。岛上空地很少，植被茂密，尽管能为守军提供有效掩护，也同样可以为入侵者登陆后隐藏行踪。常年不息的海浪声惊天动地，可以遮盖敌人活动的声音，如轰炸机来临时发动机发出的噪声。环礁平均高度仅3.6米，最高海拔高度仅为6.3米，超过6米的所谓制高点只有三个，放眼望去，几乎是一马平川。这些都为驻军的防守带来了难度。

到12月7日开战之日，威克岛上共有38名军官和484名士兵，士兵中有一个是“海神”号潜艇的艇员，他因为生病被送到岛上医治。此外，还有从事工程建设的建筑工人约1400人。

防务不断增强的威克岛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不尽快加以攻占，小小的威克岛将真正成为珍珠港基地前出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日本联合舰队的作战计划是，在南云机动舰队开始发起对珍珠港的袭击后，立即派出由第四舰队及所属海军特别陆战队组成的威克岛攻略部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占领威克岛。

在国人印象中，“4”似乎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巧合的是，在日本陆海军中分别有两支经常被大家耻笑的部队都与“4”有关，那就是陆军的大阪第四师团和位于特鲁克的海军第四舰队。

第四师团的事这里不再赘述。只简单告诉大家，在中国战场，只要有第四师团出现的地方，中国军队都会争先恐后地去请战立功。日本陆军中就此产生了这样的说法：“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因为敌军士气大振而打输。”

日本海军中也有一句类似的戏言：“怎么又打败了？又是第四舰队吧？”带领这支舰队的井上成美同样得到如此的评价：“什么都行，就是打仗不行。”因为几乎逢战必败，井上因此被讥讽为日本的赵括。

作为旧日本海军最后一位大将，井上成美1889年出生于宫城县，比山本小5岁。前文多次提过，在日本海军中，井上是铁杆的“条约派”，曾经与米内光政和山本一起组成了“铁三角”，一起反对日本与德、意结盟和对英、美开战。

从小就立誓成为“海国男儿”的井上考入“海兵”第三十七期时，成绩在180人中列第八位，毕业时是179人的第二位，可谓成绩优异。井上和山本一样，也是从训练舰“宗谷”号上开始海上生涯的。因拥有一口流利无比的英语，井上曾以海军武官的身份长期派驻日本驻美、法、意等国使馆，长年的旅欧经历使井上拥有了开阔的视野。相比米内、山本的过早出头，井上可谓大器晚成，整整40岁才晋升海军大佐。

在1935年的“二二六事变”中，当时任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的井上果断与司令官米内光政一道，积极出兵平叛，得到了裕仁的赞许。之后米内先后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和海军大臣。米内不但邀请山本出任海军次官，更提拔刚晋升少将不久的井上掌控要害部门海军省军务局。“反战铁三角”在代表海军就日本加入轴心国的表决时投下了反对票。一贯认为陆军短视的井上曾如此讽刺他们：“陆军自诩为中流砥柱，却不知所谓的中流砥柱只不过是黄河中几块妄想阻拦潮水东流的顽石而已。”

尽管在战术上有点蹩脚，但在老酒眼中，井上称得上杰出的战略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就对航空战术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华盛顿会议之后20年中，井上一直认为，日本海军根本无法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取胜，建造战列舰纯属浪费，那些守旧派幻想中的舰队决战永远不可能发生，未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必将是空中力量。1937年他就明确提出，“战列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无疑将是飞机”。“谁控制了天空，谁就控制了海洋”是井上的名言。井上认为，只要日本握有制空权，美国就不敢在西太平洋向日本发动进攻。他嘲笑日本海军对于70%孜孜不倦的追求属于典型的“比例焦虑症”。

对于未来的战争，井上有诸多未卜先知。他甚至预料美国可能在与日本的争斗中采取“蛙跳战术”。还未雨绸缪地意识到护航的重要性，提出如果不建立严密的护航制度，即使能够占有南方资源地带，也无法将那些战略物资安全运回本土。后来，井上的预言一一得到验证。

随着三国同盟的签订和欧战的爆发，主战派的得势使得“反战铁三角”曲终人散。在米内和山本先后离开权力中枢之后，唯一留下的井上开始独自对抗自己的“鹰派”同事。和山本一样，随时面临暗杀危险的井上也预先写下了遗书。

势单力薄的井上很快被赶出东京，到中国担任了中国方面舰队参谋长。井上倡导并发起了“越洋爆击”，策划实施了轰炸重庆的“101号作战”等，他的手上同样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尽管和山本一样是航空制胜论的倡导者，但和山本倡导发展航空母舰不同，井上提倡重点发展陆基航空兵，提议将太平洋上的诸多小岛建成永不沉没的海上要塞。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郁郁寡欢的井上被发配到遥远的特鲁克，担任了第四舰队的司令官，开始了其逢战必败的海上生涯。

第四舰队战绩不佳也不能全怪井上。虽然排名上看挺靠前，可井上的第四舰队是联合舰队各分舰队中实力最弱的。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米勒后来将这支舰队形象地比喻为“破烂”船队。井上的旗舰是排水量仅6300吨的练习巡洋舰“鹿岛”号，其次还有2艘“一战”时期的老式巡洋舰“天龙”号和“龙田”号，之后就只剩下一些驱逐舰和辅助舰艇了。别说战列舰和航母，连重巡洋舰都没一艘。由于堀井的南海支队承担了攻占关岛和拉包尔的任务，井上手上能用的登陆部队就剩下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现在井上要凭着这些力量，去攻占比关岛防务强大得多的硬钉子威克岛。

1941年11月底，刚刚登上威克岛几天的坎宁安中校接到了来自珍珠港第十四海军军区一封预示不祥的电报，电报说：“国际局势表明，你们应该警惕。”

12月7日是周六。这天上午，已经卸下岛上最高指挥官重任的德弗罗少校组织检查了之前的训练情况，还特地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演习进行得非常顺利，官兵的出色表现连一向挑剔的德弗罗也表示满意。作为奖赏，他破天荒地下达了一项匪夷所思的命令：当天下午解散休息，第二天星期天也破例放假。大家都不相信这样的好消息会如此毫无征兆地来临。有人想借此机会睡个懒觉，也有人准备去潟湖里好好洗个澡，以解除多天来的疲乏。这正与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例类似，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背后，往往蕴藏着更大的危机。用一个词语来表述，就叫“泰极否来”。

此时，泛美航空公司的“菲律宾快帆”号水上飞机恰好也停泊在威克岛。周日这天晴空万里，当太阳照例从海平面上慢慢探出头来的时候，乘坐这架航班的乘客纷纷登机，准备完成下一段旅程。飞机起飞时间是6时55分，下一个目的地是关岛。此时谁也想不到，关岛和威克岛都将马上迎来战争的厄运，他们此次的远东之行注定无法完成。

清晨6时，尽管当天破例休息，陆战队兵营还是吹响了起床号。队员陆续到食堂就餐。德弗罗少校难得有这样的轻松时刻，正在房间里悠闲地刮着他浓密的络腮胡子。

在飞机跑道旁的航空无线电车里，无线电报务员雷克斯中士把频率调到了瓦胡岛希卡姆机场的位置。之前已经接到信息，有12架B-17战略轰炸机近期将从本土出发，途经珍珠港和这里飞往菲律宾。雷克斯像往常一样，准备接收从希凯姆机场发来的相关信息。6时55分，他忽然截获了一段狂乱且未加密的信息，异常清晰却令人难以置信：“紧急求救！紧急求救！日军袭击瓦胡岛。这是真的，没有错！”听到这一消息的雷克斯大惊失色，迅速把上述消息报告了上司威尔逊上尉。

大约7时，通信班班长威尔逊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德弗罗的房间，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少校报告，“夏威夷希卡姆机场遭到了空袭”。德弗罗立即拿起电话向坎宁安报告，电话没有打通。放下电话后，德弗罗毫不犹豫地叫来了号手，下令吹响“准备战斗”的警报。随后他把所有军官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人攻击了瓦胡岛，“威克岛很快也会遇见类似的事情，日本人很快就会来的”。

陆战队队员迅速丢下手中的事情，跑回帐篷戴好头盔，带上武器和弹药迅速跳上卡车，冲向各自的阵地——他们头戴的还是“一战”时使用的帽檐宽阔的M1917式头盔。7时45分，所有火炮阵地都致电德弗罗，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就在德弗罗收到威尔逊报告的同时，坎宁安中校带着几名海军军官正准备离开食堂。一名气喘吁吁的海军通信官拦住他们，说出了那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重复，这不是演习”。他马上驾车直奔前线防御阵地，正由于此，德弗罗少校的电话才没有打通，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随后赶到的坎宁安中校认可了德弗罗的命令。他立即联系泛美航空公司的机场经理威廉·库克，要他尽快召回起飞不久的“菲律宾快帆”号，那架飞机刚刚起飞10分钟。7时15分，这架水上飞机顺利返回。坎宁安与普特南商议后，要求这架航程较远的水上飞机做一次侦察飞行，并派出两架战斗机为之护航。侦察计划起飞时间定在了13时。普特南少校此前已经派出两架战斗机升空巡逻。

上午8时，星条旗在威克岛上徐徐升起，高高飘扬的旗帜宣告了全体驻岛官兵誓死捍卫威克岛的决心和信心。为了鼓舞士气，德弗罗命令号兵吹响《清晨的色彩》的旋律。协助威克岛防卫的两艘潜艇“海神”号和“太平洋红石鱼”号，此时并不知道珍珠港和威克岛发生的情况。由于天亮前就已潜入水下，他们没能接到任何电文。

9时，之前派出的两架战斗机返回基地。迅速完成加油之后，4名飞行员分别驾驶第九至第十二号4架战斗机起飞。亨利·埃尔罗德上尉带领两架飞机负责向北搜索，凯尼中尉的两架飞机负责监视敌人最可能来临的正南和东南方向。

整个上午，威克岛上的防御准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卡车来回穿梭，运送着一箱箱的机枪子弹、轻武器弹药和手榴弹。在海军陆战队一号营地库房，陆战队士兵给手无寸铁的海军水兵和无线电大队发放了少量多余的轻武器。11时40分左右，午饭被送到各个阵地，陆战队员趴在战壕里匆匆用完了餐。所有人都知道，对威克岛的考验马上就要来了。

他们的预料完全正确。早在12月8日早上7时10分，日军第四舰队所属第二十四航空战队千岁航空队的36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在松田秀夫海军中尉的带领下就从威克岛以南1100公里的罗伊岛起飞，分成三个波次向威克岛猛扑而来。

尽管威克岛已经获悉了珍珠港遭袭的消息，并紧急升空4架“野猫”战斗机进行警戒，但就在日机将要接近威克岛的瞬间，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给了入侵者最佳的掩护。日机在厚厚的暴风雨云层下巧妙地逼近了目标。由于岛上没有配备雷达，位于水塔上的守岛观察哨在发出警报时，离日机的攻击只剩下15秒钟，高射炮手和地面上剩下的8架战斗机在遭到轰炸和扫射之前根本无法做出及时的反应。日军第一梯队的12架飞机呈一个V字形分队在钻出雨云时，正好处在威克岛飞机跑道的上空。如此良机，松田自然不会放过，他立即率领机群开始俯冲，在2000米的高空开始投弹。

飞行员康德曼和格雷福斯已经穿好了飞行服，正在准备执行给“菲律宾快帆”号的护航任务。听到警戒哨发出的信号后，两人立即奔向自己的战机。格雷福斯刚刚爬进座舱，他的飞机就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瞬间变成了一团火球。康德曼在自己的飞机旁被日机的机枪子弹扫倒，接着一颗炸弹命中了属于他的那架“野猫”，飞机掀起来后，残骸重重地砸在康德曼身上。8架战斗机中的4架被当场炸毁，3架中弹燃烧，1架严重受损。

和珍珠港一样，日军的空袭来得太突然了。在最初几分钟内，守备部队甚至连高射炮都没来得及发射。紧接着，第二波和第三波日机对岛上的军事设施、高炮阵地和宿舍营房进行轰炸扫射。25000加仑的航空汽油被击中，引发的大火导致小岛上空浓烟滚滚。到12时10分，日军编队完成投弹转向集合，并爬升到巡航高度。一名叫辻宪男的投弹手回忆，“每架飞机的飞行员都满足得大笑起来，大家都摇晃着机翼表示万岁”。在第二波和第三波空袭时，美军的防空炮火做出及时反应，高射炮火导致日军几架飞机受伤并至少一人死亡。

凯尼中尉率领的两架“野猫”战斗机发现了岛上腾起的浓烟，马上飞回岛屿上空试图攻击日军的轰炸机群。但是，日军的攻击在极短时间里就完成了。两人试图追赶离去的敌机，最终未果。

日军突如其来的攻击堪称完美。受打击最大的是战斗机第二一一中队。除了4架升空巡逻的飞机，留在地面上的8架飞机在日军的攻击下无一幸免。让人稍感欣慰的是，第八号飞机只是备用油箱受到了损害，修复一下还能勉强使用。

新的损失很快到来。之前起飞的4架飞机中的第九号机在降落时撞上了一个大油桶，导致螺旋桨弯曲，发动机也受到损害，不进行修复无法继续执行飞行任务。

更严重的是人员的损失。两名中尉飞行员格雷福斯和霍尔顿当场阵亡——格雷福斯还担任着中队的随机工程师。挨了子弹又被飞机残骸砸了一下的康德曼中尉，在第二天凌晨伤重身亡。航空队的55名成员中，有23人被当场炸死或者因为伤重随后死亡，包括队长普特南少校在内的11人受伤。袭击还导致平民和建筑工人25人死亡。岛上的粮库被摧毁，淡水短缺。

泛美航空公司的那座豪华旅馆在轰炸和随后引发的大火中化成一片灰烬，66名雇员中9人被炸死，2名“菲律宾快帆”号的乘客受伤。让人颇感惊讶的是，这架已经加满了燃油的飞机尽管身上被打出了23个弹孔，却没有一个是在致命的油箱部位。爆炸最近的一颗炸弹距它还不到30米，却一点也没有伤害到它。

归根结底在于岛上没有雷达。不管瞭望人员多么警惕，由于巨大的海浪声掩盖了敌机来临时发动机发出的噪声，所有日机都是在进入投弹点时才被发现，这时候一切都太迟了。这种状况在得不到新增援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所改变。由于高射炮的反击可能已经暴露了阵位，守岛士兵忙了一个通宵，对炮兵阵地进行了转移，准备迎接很快就会再来的更多的敌人。

左肩中弹的普特南少校带伤检查了阵地，并指定凯尼中尉接替已经牺牲的战友格雷福斯担任随机工程师。他边说边跟凯尼比画：“算上受伤的，我们总共还有5架飞机。如果你能让它们维持运转，我将会看到你被授予一枚勋章，就像馅饼这么大。”

“是的，长官，”凯尼回答，“如果您能在圣弗朗西斯科给我颁发勋章，我会更加高兴的。”普特南指定技术军士汉密尔顿担任凯尼的助手。在几位平民的帮助下，他们开始在那些已经被炸毁的飞机残骸中寻找还能使用的零部件。

根据附近日军基地与威克岛之间的距离，坎宁安和德弗罗判断当天不可能再有日军的空袭，如果真来的话，他们必须在黑夜中返航和降落。坎宁安取消了“菲律宾快帆”号将在中午执行的搜索任务，命令这架飞机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此时距离日军更近的关岛很可能也已遭到了日军的攻击，珍珠港遭袭情况还不太清楚，但也很难保证绝对安全。大家思量再三，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点。随后，“菲律宾快帆”号拆除了多余的设备，经过几次试飞，在12时50分成功升空，带着5名乘客和26名白人员工飞往中途岛。坎宁安后来回忆，他觉得这是“一个划分种族界限的不幸时刻”。

乘客中一个名叫赫文诺的财务预算官员意外地被留下了，他因为在岛上四处闲逛观看风景，错过了登机时间。后来，他还有一次离开的机会，却因为没有足够的降落伞而放弃，最终成为日本人的俘虏。

“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守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德弗罗少校颇有感触地说。

大约中午时分，“海神”号潜艇艇长威利斯·兰特少校从潜望镜里看到了威克岛上升起的滚滚浓烟，他认为很可能是岛上施工在搞爆破工程。这天晚上，“海神”号和“太平洋红石鱼”号分别在威克岛南面和北面浮出水面开始充电，顺便呼吸两口新鲜空气。这时他们得到了珍珠港和威克岛遭到袭击的消息。很快，来自珍珠港的命令传来，要求他们在威克岛周围的海域继续巡逻，但必须退出岛上127毫米岸炮的射程之外，以免在未来的战斗中为自己人误伤。

傍晚时分，坎宁安中校向珍珠港第十四海军军区发去了一封急电，报告了当天的战况及损失。一片混乱的珍珠港知道，威克岛也已遭到了日军的攻击！

12月9日是威克岛遭到攻击后的第二天，战斗警报在凌晨5时就早早拉起，全岛人员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所有电话都有人值班，通信线路畅通，武器和火控设备全部满员，水塔上的瞭望哨目光炯炯，此时离天亮还有45分钟。天刚放亮，那3架尚且完好的战斗机就立即升空，沿着敌军最可能来袭的东南方向进行侦察。7时30分，战斗机传来没有发现敌情的消息，德弗罗少校下令将防御状态由一级降为二级。

上午9时，终于有好消息从凯尼中尉那里传来。尽管螺旋桨和发动机受损的9号机还趴在一个掩体里等待修复，但头一天在空袭中备用油箱部位受损的8号机已开始试飞并取得成功。

根据马绍尔群岛距离威克岛的距离，德弗罗测算，如果敌机从早晨起飞，到达威克岛上空的时间大约是11时。果然在11时45分，从罗伊岛起飞的27架轰炸机还是在松田的带领下准时来报到了。这次他们被水塔上的博思少尉及时发现，消息迅速传达到各个阵地，这些飞机于是受到了岛上防空炮火的热烈欢迎。战斗结束后，美军宣称击落了2架敌机，日军的记录却说没有损失1架飞机，只是14架飞机受伤，有1人死亡、1人轻伤。岛上的医院被日机摧毁，4名海军陆战队员和55名平民被炸死，其余还有一些基地设施被毁坏。

12月10日，日军继续对威克岛实施轰炸。10时45分，26架轰炸机准时飞临，这次的轰炸重点变成岛上各处炮台，日军企图破坏美军的防御炮火，为未来的登陆扫清障碍。另外有10架飞机轰炸威尔克斯岛，导致该岛的弹药库爆炸。美军的战斗机进行了拦截，埃尔罗德上尉声称击落了2架敌机，但日军的记录是只有1架轰炸机没有返航。

以特鲁克为基地的第四舰队从12月8日起就已经开始忙碌。下达给井上的目标不止威克岛，还包括关岛以及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岛和塔拉瓦岛。12月10日，关岛宣布投降的早些时候，马金岛已经被日军占领。塔拉瓦岛遭到了日军登陆部队的袭击，当地英国官员仓皇逃跑，日本人抓了几名俘虏后撤退。

一切都还顺利，现在只剩下威克岛了。井上判断，相对上述几个目标而言，这里恐怕最难对付。岛上估计至少有1000名驻军和600名劳工。从前几天空袭的结果看，岛上还有几架残存的战斗机，高射炮火在经过几轮打击后依然活跃。虽然第二十四航空战队已确定至少损失了5架飞机，但日军飞行员夸大地说，威克岛上所有飞机和主要守卫设施都被摧毁。他据此认为，实施登陆作战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不过到了12月11日晚上，他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

日军登陆作战行动由第六水雷战队司令官梶冈定道海军少将指挥。梶冈的旗舰是轻巡洋舰“夕张”号，其余还有驱逐舰“追风”号、“疾风”号、“睦月”号、“如月”号、“弥生”号、“望月”号，负责炮火支援的还有轻巡洋舰“天龙”号和“龙田”号。登陆编队的最大缺陷是缺乏空中掩护。梶冈和井上一样轻信了第二十四航空战队提供的消息，认为岛上的美机已被悉数摧毁。再说，梶冈计划的登陆时间是深夜，并不特别需要航空部队的掩护。梶冈的这一判断为他第一次登陆作战失败埋下了祸根。

放弃空中掩护不能全怨井上和梶冈，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攻克威克岛这样的弹丸之地是不可能有航母来提供支援的。负责该区域航空作战的第二十四航空战队也有战斗机，但它们的腿太短，无法从岸基基地往返威克岛，因此只能由轰炸机裸身出马实施单打独斗。这也正是普特南那残存的寥寥几架战斗机能坚持如此长时间的根本原因。

担负登陆任务的并不是堀井麾下的南海支队，而是海军舞鹤第二特别陆战队的450名官兵。战后在接受美军审讯时，第六水雷舰队首席参谋小山贞中佐说：“大体计划是由‘睦月’号驱逐舰和第三十三号巡逻艇上的150名陆战队士兵登陆威尔克斯岛，指挥官是板谷弥吉。由‘追风’号驱逐舰和第三十二号巡逻艇将300人送上威克岛，由内田均一指挥。由于在开战时我们还没能集结起足够的兵力，因此计划在危急关头，动用驱逐舰上的水兵实施登陆作战。”

早在开战之前的12月3日，这支登陆部队就已经离开特鲁克到达了罗伊岛。12月9日，登陆编队采取一条向西迂回的路线驶往威克岛。尽管预计途中不会遇上美军舰艇，但谨慎的梶冈还是派出了两艘潜艇，在登陆舰队前方120公里实施警戒。

12月10日晚，梶冈率领的登陆编队转向北航行，逐渐接近了威克岛。恶劣的天气有利有弊，既可以给日本人即将实施的登陆作战带来难度，也可以适当隐藏行踪。巧合的是，在登陆编队行驶航线的不远处，有一艘潜艇正好利用夜间在威克岛以南浮出水面换气充电，它就是美军的潜艇“海神”号。

由于已经得到威克岛遭到攻击的消息，“海神”号明显提高了警戒等级。23时15分，潜艇瞭望哨惊讶地发现，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两道奇异的亮光，远远识别，发现那是一艘轻巡洋舰或驱逐舰的大致轮廓。由于“海神”号此时正对着月光，它同时也被日军发现。前导驱逐舰“如月”号立即朝着“海神”号所在海域猛扑过来。

见状大惊的“海神”号紧急下潜，艇长兰特少校同时下令准备鱼雷攻击。当潜艇下降到36米深度时，“海神”号用尾部的发射管向敌舰射出了4条鱼雷。这是“二战”中美国潜艇发起的第一次鱼雷攻击，发出的第一条鱼雷的编号是14198——它的使用记录现存于纽波特美国海军鱼雷工厂博物馆。上边的标记写明，这条鱼雷命中了目标。老酒看到过这个影印件。

说鱼雷击中目标是因为“海神”号在发射58秒后听到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他们据此判断，至少有一条鱼雷命中了目标。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是其中一条鱼雷提前爆炸了而已。后来日军的报告也说明，潜艇攻击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损伤。由于深夜双方视线都不佳，尽管已在甲板上摆满了准备实施攻击的深水炸弹，但“如月”号在周围转了几圈后，还是悻悻离开，“海神”号也继续下潜到50米的深度迅速撤离现场。随后的战况表明，这几条鱼雷变相导致了“如月”号驱逐舰在白天的战斗中沉没，说是“海神”号击中了敌人，也勉强说得过去。

凌晨3时，日军登陆编队已经可以在黑暗中看到威克岛影影绰绰的轮廓，黑暗中的岛屿一片静谧。梶冈以旗舰“夕张”号轻巡洋舰为前导，逐渐接近到离威克岛南岸只有8至10公里的位置。天公不作美，狂风大作，巨浪滔天，导致日舰艇无法卸载，陆战队员无法换乘，一些小艇刚放入水中就被巨浪打翻。眼看天色渐渐放亮，无奈的梶冈只得放弃夜间登陆的打算，改为在白昼强行登陆。

早在3时之前，位于威克岛最南端“孔雀点”上的美军瞭望哨就已发现，远方漆黑的海平面上隐约闪烁出诡异的灯光。得到报告的德弗罗少校迅速走出指挥所登上了瞭望台。经过仔细观察，他们判断那是一支规模尚无法确定但肯定是数量可观的舰队。珍珠港刚刚遭受袭击，况且真要有美军舰艇来的话，事先也会通知，这些舰船无疑是日本人的。德弗罗立即打电话告知了坎宁安，之后下令所有人员立即准备战斗。

从舰队规模上德弗罗判断，敌人的武器无论在射程还是在投弹量上都远远优于自己。事实的确如此，日军3艘巡洋舰上就有140毫米炮14门，6艘驱逐舰上还有120毫米炮24门，而威克岛勉强可以与之匹敌的只有3个海岸炮连的6门127毫米炮，这些炮分布在环礁的3个角上，无法集中使用。美军只有一件致命武器，那就是佯装不知，在敌人进入自己射程后突然开火。德弗罗马上下达命令，无论敌军目标多么诱人，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严禁开火。

4时，普特南少校率领能够升空的4架战斗机，各挂上2颗45公斤炸弹进入起飞区，随时准备起飞迎战。

清晨5时，天色渐渐放亮。“夕张”号已经接近离威克岛南岸只有7000米的地方。在作战室里，梶冈和手下的参谋军官举行了最后一分钟的情况介绍会。事先他们已经知道，这座岛屿上美军有若干岸防炮，梶冈提醒“我们预料会吃点苦头”。此时梶冈没有想到，位于“孔雀点”的美军岸防炮A连已经卸下了伪装，炮口开始不断移动跟踪“夕张”号。5时15分，3架“野猫”战斗机升空。5分钟后，备用油箱曾经受损的8号机也起飞了。

5时22分，日军3艘轻巡洋舰在离海岸6500米的距离率先向美军开火。随着岸上腾起的阵阵硝烟，受惊的黑脚信天翁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叫声一哄而散，而守军仍然是静若冰封。日舰逐渐接近的消息不停地传给德弗罗。6时15分，德弗罗终于下达了射击的命令。首先开炮的是A连，目标是早已经瞄了半天的“夕张”号。

虽然之前日机的空袭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破坏，但美军士兵仍集中最大力量发挥了岸防炮的威力。经过一夜惊涛骇浪的颠簸，日军已略显疲态，更没有想到岛上的美军还有如此的攻击力。A连射出的两发炮弹准确命中了“夕张”号左舷，烟和蒸汽立即从受损处喷出。看到旗舰受伤，一艘护航驱逐舰迅速开过来，试图释放烟雾实施掩护，一发炮弹很快击中了这艘驱逐舰的前甲板。受伤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迅速掉头往远海撤离。边打边撤的“夕张”号给A连造成的损害是仅有一名陆战队员负伤。

A连连长克拉伦斯·巴尼格中尉满意地记下了重创这艘日本旗舰的情景，“两发炮弹刚好落在它的左舷吃水线以上的地方，浓烟和蒸汽立即从左舷喷了出来，舰艇的速度越来越慢。该舰在离岸6000米时又连中两发炮弹，差不多打在同一个地方。日舰左舷完全笼罩在喷出的蒸汽之中”。

日第三十驱逐舰队的3艘驱逐舰也已进入位于皮尔岛上美军岸防炮B连的射击范围，B连随即向领头的“弥生”号炮击，这艘驱逐舰舰尾很快中弹起火。日军的反击炮火也落在美军的炮兵阵地上，破坏了美军的通信联络，使得B连只剩下1门127毫米炮还能战斗。这几艘驱逐舰也迅速掉头，边射击边撤出美军的岸炮射程之外。

最晚射击的是位于威尔克斯岛“果鸠点”上的L连，他们选择了从南方接近的3艘驱逐舰。在敌舰距离岸边只有3600米时，美军岸炮突然打响。6时52分，在三轮两炮齐射之后，第三波齐射的炮弹准确地落在“疾风”号的舰桥和舰腹之处。在烟和水雾渐渐散去之后，威尔克斯岛上的美军炮手清楚地看到，这艘驱逐舰迅速断为两截，很快就消失在水面上。前后还不到两分钟，“疾风”号就带着舰长高塚实少佐以下共167名官兵沉入了海底。

由于几天前“淡路山”号大型运输舰已经在哥打巴鲁被英军击沉，幸运地夺去了日军太平洋战争中第一艘被击沉舰只的“光荣”称号，“疾风”号只好屈尊成为日本海军被击沉的第一艘水面作战舰艇。

几乎没费什么力就轻松击沉一艘敌舰，这美妙的情景让岛上的小伙子乐开了花。炮手们禁不住欢呼雀跃，甚至忘记继续射击。得意忘形的时候，传来了副排长亨利·比德尔少尉的吼叫：“别太高兴了，你们这帮蠢货！快回去放炮，你们当它是什么，开狂欢会吗？”醒过神来，大家抖起精神，重新投入战斗。在胜利的鼓舞下，他们连续击中“追风”号和一艘运兵船，迫使几艘日舰仓皇逃走。

威尔克斯岛的平民也加入了战斗队列，积极为岸防炮连搬运弹药。受伤的“追风”号跑在最后边，立即成为美军炮火集中打击的目标。该舰离海岸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连机枪手也纷纷要求向敌舰射击。德弗罗当然清楚，此举除了浪费子弹不会有什么效果，断然拒绝了机枪手的请求。连中数弹的“追风”号开足马力，像旋风一般退到美军的射程之外，“弥生”号在逃跑途中至少也被击中一次。美军的记录上显示，“追风”号和“疾风”号一样被击沉，日军则记录这艘舰只是船尾被击中，导致14名船员受伤。取得赫赫战果的L连付出的代价不过是120发炮弹和2名陆战队员轻伤。

梶冈本来以为，经过几天的狂轰滥炸，美军应该没多少反击力量了，威克岛可谓是唾手可得。他想不到，美军的反击不但使日军陆战队不能顺利登陆，还让日军遭受了如此大的损失。眼前的一切表示，岸上的美军火力很猛，梶冈白昼登陆的计划已宣告破产。

小山贞向梶冈建议：“敌军斗志高昂，炮台射击非常准确，我们受损不轻，若再继续强行登陆攻击，损失将更惨重。况且天气对我十分不利，依目前形势，我们应该先行撤退，做好准备之后再进行第二次攻击。”梶冈对此也非常清楚，若贸然实施强攻，不但没有成功的把握，还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权衡再三，梶冈采纳了参谋的意见，下令舰队返航驶回夸贾林岛。

敌军已经逃遁，没长腿的岸防炮已经够不着日本人。但是没关系，普特南少校还有4架战斗机没发威呢。本来攻击舰艇，轰炸机和鱼雷机才是主角儿，但是现在那些都没有，也只好由战斗机来友情客串了。在岸炮攻击的同时，美机已经爬升到6000米的空中进行了侦察，确信并没有舰载机的空中支援或来自岸基航空兵的打击部队。看到日舰队回头撤退，普特南少校亲自率领3名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埃尔罗德、撒林和弗洛伊勒驾驶幸存的4架“野猫”战斗机进行追击，每架飞机都携带有2颗45公斤炸弹。一个小时后，他们在威克岛西南方向追上了撤退中的日军舰队。

普特南少校立即驾机向“睦月”号驱逐舰俯冲过去，在450米高度上投下了2颗炸弹，并未命中。随后，普特南用机枪将“弥生”号舰桥上的玻璃打得粉碎。其余3架美机纷纷冲上前向日舰投弹。轻巡洋舰“天龙”号的水雷炮台和“龙田”号的无线电室被炸毁。运输舰“金刚”号也未逃脱厄运，不但舰舷被炸弹击中破损进水，搭载的一架水上侦察机也被美军飞机的机枪击伤，5号船舱里的汽油被引燃，导致舰上烈火冲天，3名水兵被打死，19人受伤。

在扔掉2颗炸弹，打光所有机枪子弹后，美军飞机迅速返航，以最快速度重新挂弹出击。埃尔罗德上尉盯准了驱逐舰“如月”号实施俯冲攻击。发现美军战机的“如月”号似乎并不在乎，轰炸机还值得怕怕，你区区战斗机能奈我何？按道理，战斗机悬挂的45公斤炸弹对战舰也真是隔靴搔痒。7时37分，埃尔罗德绕到“如月”号的舰尾方向俯冲扑向甲板，投下炸弹后迅速拉起机头，如穿云箭一般扬长而去。

不知应该说是“命运眷顾勇者”，还是“自作孽不可活”，仅仅45公斤重的航空炸弹竟然在舰上引起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连环爆炸，“如月”号瞬间化为一团火球！7时42分，这艘驱逐舰带着舰长小川阳一郎少佐以下167名官兵沉入大海。

如果真是那颗45公斤迷你炸弹就能炸沉一艘驱逐舰，那肯定被记入战争史册了。其实不然，“如月”号在之前遭遇美国潜艇“海神”号时，甲板上已经堆满了深水炸弹。由于匆忙，加上认为不可能遭到美军的攻击，这些炸弹没来得及放回弹药舱。埃尔罗德投下的那颗炸弹正好落在一堆深水炸弹中间，诱发了连环大爆炸。所以说，击沉“如月”号，“海神”号潜艇也有不小功劳。

4架飞机总共出击了10架次，一直到日舰完全逃出战斗机的航程之外。它们总共投下了20颗45公斤炸弹，打完了携带的20000发12.7毫米子弹。但日军也不是吃素的，舰上的高射炮火导致两架战斗机重伤。埃尔罗德的飞机燃料回路被打断，虽然勉强返回了陆地，但在迫降过程中又不幸撞上了石头。弗洛伊勒的飞机被打坏了冷却器和一个汽缸，他竭力在发动机完全停止工作之前使飞机安全返回地面。这两架飞机都已无法起飞继续战斗。

取得辉煌战绩的美军几乎没有时间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因为之前几天不间断的空袭很快就会到来，所有炮兵阵地都在补充弹药。9时15分，还能起飞的2架战斗机再次升空侦察，使用效率可真高。

果不其然，半个小时后，9时45分，18架日本轰炸机从东北方向飞来。2架美军战斗机实施了拦截，2名美军飞行员声称各击落敌机1架，地面高炮部队也宣称击落1架，很多人注意到数架日机在离开时冒着浓烟。但日本只承认有2架飞机被击落，另有11架受伤，飞行员和机组成员15人死亡、1人受伤。美军猛烈的高射炮火使日军不敢实施低空轰炸，导致准确性降低，对地面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

日军攻击刚刚开始之时，“太平洋红石鱼”号就从威克岛以北南下，试图接近并攻击敌舰。但水下速度太慢，那些驱逐舰正是潜艇的死敌，潜艇也不敢浮出水面实施进攻，并没有取得发射鱼雷的机会。日本人撤退后，“太平洋红石鱼”号迅速北返，避开了“海神”号的巡逻区域。

相对于日军的损失惨重，美军只有4名陆战队员负伤。对于闷头挨了几天炸的他们来说，这真是扬眉吐气。后来，美国史学家埃里奥特·莫里森少将这样写道：“1941年12月11日，应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史上永远值得骄傲的一天。”

当天下午，德弗罗少校指挥对可能已经暴露的炮兵阵地进行转移，岛上的平民也参与了此项工作。傍晚时分，美军举行了最后一项活动，坎宁安中校下令埋葬之前所有的死难者。夜幕降临时，岛上的建筑工程队用挖掘机在海军陆战队的救援站旁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战死的陆战队员、海军和平民安葬在同一个坟墓里。坎宁安中校、德弗罗少校和4名陆战队员组成的鸣枪队出席了葬礼。

因为没有专职牧师，工程建筑队的木匠——一位非神职的牧师约翰·奥尼尔临时客串，为已经逝去的亡灵做了祷告。随后推土机给坟墓填上土，上边做好了精心的伪装。大家随后商定，今后的战死者就地掩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日军通过墓前的十字架来判断美军的阵亡人数。

带着累累伤痕，日军登陆舰队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夸贾林岛，队列中已经没有了两艘驱逐舰的身影。气急败坏的梶冈随即向井上报告，“攻击未果”，由于岛上的美国人“发起了猛烈反攻，我们被迫暂时撤退”。

就在威克岛守军击退日军第一次攻击之前，南云忠一率领的航母舰队已经重创了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在已经得到提醒的情况下仍被来自台湾的日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打了个措手不及，那些宝贵的B-17重型战略轰炸机超过一半被击毁在地面上。就在威克岛守军击退日军的头一天，英国远东舰队主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关丹东南海面，被从西贡起飞的日海军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干脆利落地送入海底，盟军远东地区的三大打击力量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瞬间土崩瓦解。三次唱主角儿的都是日本联合舰队的海军航空兵。在香港、关岛、菲律宾和马来亚，各路进攻日军高歌猛进，打得盟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纵观远东战局，用一句话来形容盟军，就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在远东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阴霾之下，小小威克岛竟然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他们不但击退了强大敌人的进攻，还取得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辉煌胜利。捷报以最快速度传回国内，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事实。尽管手头事情很多，尽管那个整天要钱、要东西的丘吉尔很快要来，但罗斯福总统始终关注着太平洋上的前哨阵地威克岛。华盛顿时间12月12日11时（威克岛时间12月13日3时），罗斯福举行了一场例行新闻发布会。只有在提及威克岛战况时，总统才眉头稍展。当被记者问及“威克岛目前情况到底怎么样”时，总统自豪地回答说：“据我目前所知，威克岛的守军正在顽强抵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海军陆战队的一小部分官兵在支撑着威克岛，这一点我们非常引以为豪。今天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但是他们在顽强坚持，这一点我们在今天上午很早就知道了。”

在前方噩耗接踵而至、国内民众一片恐慌、失败主义情绪扶摇直上的不利局面下，美国人太需要一次哪怕微不足道的小小胜利给自己打一针兴奋剂了。威克岛的胜利恰好成了最好的话题。华盛顿负责新闻发布的官员认真查阅了坎宁安中校发来的所有电文，里边除了遭受重大损失和请求紧急增援的文字之外，实在找不到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或豪言壮语。其实别说他们，连离威克岛最近的珍珠港都不清楚那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美国人真是说多失望有多失望！

就在此时，寂静的暗夜中突然响起了一声怒吼，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撼了天地间。暂时代理第一守备营营长的德弗罗少校在被问及还需要什么援助时，竟然喊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语言：“请多送些日本鬼子来吧！”这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怒吼像旋风一般迅速传开，让所有国民和在前线抗击日军进攻的官兵精神为之一振。瘦小、秃顶、招风耳的德弗罗少校，形象瞬间伟岸挺拔起来，他的巨幅照片立即登上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多送些日本鬼子来吧！”这句话在盟军节节败退的阴霾下刺破夜空，照亮了天地，成为千千万万美军士兵抗击日军的精神武器。在1942年好莱坞拍摄的大片《威克岛》中，这句饱含个人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更成了影片的主旋律。一直到战争临近结束的1945年，尽管那时德弗罗少校尚在日军战俘营当苦力，但美国《时代周刊》仍然津津乐道，称这是一种连日本神风特攻队员都无法比拟的雄心壮志。这也为德弗罗少校战后高票当选参议员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战后，荣归故里的德弗罗少校亲口否认了这一说法。他悻悻地说：“我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因为那时候岛上的日本鬼子已经够多，不需要更多了。”

美国人最喜欢刨根问底，真有人查明了其中原因。在第一次战斗结束之后，岛上最高指挥官坎宁安中校曾经向后方发出过无数次求救电文，其中一段电文由于接收信号不好变得断断续续：“给我们多送些……现在到了所有健全的人都站出来为国效力的时候了……坎宁安……更多的日本鬼子……”如果断章取义，要头要尾，正好出现那样一句话，这正是德弗罗少校豪言壮语的最终来源。但不知为什么，电文中的坎宁安后来宣传时变成了德弗罗。

这个故事的美国版本后来又发生一些变异，说这话的人变成陆战队一个少尉排长。战后回国，这名排长还留下一句极具美国特色的脏话：“老子他妈的什么时候说过这鬼话！”

无论后方如何大肆宣传，都丝毫无法缓解威克岛越来越恶化的局势。很明显，日本人被打疼了，但绝不会就此放过这个志在必得的小岛，这是任何人都十分清楚的现实。唯一可以明确的是，他们下次来攻击，力量一定比上次更加强大。

12月12日早上5时刚过，两架来自南方马朱罗环礁的飞机轰炸了威克岛和皮尔岛。显然他们运气不太好，美军仅存的两架战斗机此时恰好在空中巡逻。仇敌相见，分外眼红。一架日机很快被打成一团火球，一头钻进了大海，另一架仓皇逃遁。

坎宁安和德弗罗必须感谢临时客串随机工程师的凯尼中尉。他带领汉密尔顿技术军士在几架破损的战斗机之间来回拼凑，居然又捣鼓出一架能够上天的飞机，这样，普特南少校的飞行队就有了3架飞机。可惜的是，这架飞机在下午对日军一艘潜艇的攻击中，由于飞行过低被溅起的弹片自伤，飞机尾部和机翼被撕开了几个洞。凯尼中尉马上又忙活上了。

日军组织第二次进攻需要准备时间，直到12月20日，威克岛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12月13日最让人意外，大度的日军竟然给威克岛的美军整整放了一天假。到了下午，日机还没来，德弗罗少校索性批准那些疲惫的士兵到潟湖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

从12月14日起，每天都有日机造访，就像钟点工一样一直持续到威克岛陷落。但它们每次到来都没有完整地回去过。14日11时，来自罗伊岛的30架日机的轰炸造成第二一一航空队员两死一伤，要命的是，一颗炸弹直接击中了一架“野猫”战斗机的后机身。就在机身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凯尼中尉带着两名助手冒着轰炸和飞机爆炸的危险冲了上去，把飞机发动机从烈火中抢了出来。让人颇感惊讶的是，经过检查，这台发动机竟完好无损。作为对凯尼勇敢行为的奖励，高炮连的弟兄同仇敌忾，一口气揍下来2架日机，也算为那架不幸罹难的“野猫”报了仇。

到17日清晨，凯尼中尉带着助手向坎宁安中校骄傲地宣布，他们可以使用的飞机又恢复到了4架。对此，普特南少校评价，“他们变魔术般完成了任务，要知道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飞机，也没有任何技术说明。他们的工作在整个战役中是最出色的”。一名陆战队士兵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引擎在飞机间拆来拆去，它们被从残骸里挑出来、拆下来再组装起来。可以说除了新造，该做的事他们全做了”。

可能大家也和老酒一样纳闷，这威克岛之外的美国人怎么光说不练，到现在还不派出援军呢？12月20日15时30分，威克岛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詹姆斯·墨菲少尉驾驶一架笨重的水上飞机意外地降落在威克岛——这是开战以来坚守威克岛的人们第一次与外界接触。墨菲少尉脚一沾地，就开始打听泛美航空公司那座豪华旅馆的位置，他希望能在那里洗个热水澡，更衣后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餐。遗憾的是，顺着人们的手指望去，那里只剩下一片断垣残壁。一名陆战队士兵指着那片废墟略带讥讽地告诉墨菲：“欢迎来到威克岛！”

不管怎么说，墨菲带来的消息让大家兴奋不已。少尉说：“增援威克岛的舰船、人员、物资、雷达和飞机都在全速驶向威克岛的路上，正在离这里越来越近。”墨菲当然不知道那些东西虽然在路上，但并非是全速。

威克岛的官兵度过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温馨夜晚。这天晚上，岛上所有人都在给母亲、妻子或亲人写家书，这些书信将通过墨菲带回美国。遗憾的是，这也是战争结束前国内最后一次得到这些人的消息。守备部队的各级指挥官都撰写了工作报告，委托墨菲带走。早已完成任务的拜勒少校受命乘坐这架飞机回去，他之前到岛上只是为了安装航空基地通信设施，他将和墨菲一起把这些书信带往后方。拜勒成为最后一个自由离开威克岛的人。

少校也必须先回去。4年后，1945年9月7日，已经晋升上校的拜勒还将第一个踏上威克岛，接受驻岛日军的投降。

大家不要忘记了12月8日错过“菲律宾快帆”号的赫文诺财务预算官。他本来可以乘坐这架飞机离开的，但飞机上没有多余的降落伞和救生衣，怕死的赫文诺还是选择继续留在岛上。也许他命中注定要去战俘营，度过那几年难忘的时光。

12月21日早上7时，这架带来无限希望的飞机在大家的注目下无情地飞走了，坎宁安和德弗罗以及第一守备营的完结篇就此开始。大家没有想到，这个没有吃上丰盛晚餐的墨菲少尉竟然成了葬送他们的罪魁祸首之一。

8时50分，29架日军轰炸机在18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再次飞临威克岛，轰炸和扫射了每个守备连的阵地。尽管没有造成严重损失，但它们的出现使得岛上的美军官兵几乎绝望。

最绝望的当属普特南少校的第二一一战斗机中队。他那几架拼凑起来的飞机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就是因为日军的陆上基地距威克岛较远，前来攻击的陆基轰炸机得不到战斗机的护航。现在日军的机群中竟然出现了可怕的零式战斗机，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舰载机，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敌人的航空母舰来了。

他们应该为自己之前的辛勤努力感到骄傲和自豪：由于威克岛陆战队员的顽强抗击以及普特南和弟兄们的英勇作战，小小的威克岛竟然引来了日军的航母！

就在敌机完成轰炸转身返航的当儿，普特南少校迅疾驾机前去追踪，试图找到日军航母的准确位置，但他的努力没有成功。

事实证明，岛上的美军确实是见过世面的。这些零式战斗机正是从山口多闻率领的第二航空战队“飞龙”号、“苍龙”号航母上起飞的。在那些刚刚在珍珠港取得赫赫战绩的零式战斗机眼里，普特南那几架幸存的战斗机都不够塞牙缝的。三个半小时后，12时20分，从罗伊岛飞来的33架陆基轰炸机再次轰炸了威克岛。

12月22日上午，岛上仅剩的两架战斗机照例起飞巡逻，两名飞行员是弗洛伊勒上尉和戴维森少尉。一小时后，戴维森看见一群敌机黑压压地向岛屿飞来，他立即呼叫弗洛伊勒一起飞回岛屿上空。

来者正是“苍龙”号和“飞龙”号上的33架舰载轰炸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弗洛伊勒立即意识到，明年的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忌日。但他毅然驾驶那架不知由多少架战机零部件组合起来的战机，冲入日军的轰炸机群，向一架迎面而来的九七式舰载攻击机射出了一长串子弹。手起刀落，那架日机立即拖着黑烟一头栽进大海。

幸运的弗洛伊勒并没有在当天的战斗中阵亡。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认为自己击落的是一架零式战斗机。战后研究者查阅日军记录后才发现，弗洛伊勒击落的是一架轰炸机。在珍珠港，那架战机的投弹手金井一级下士曾经对“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投出了致命一弹，引发的剧烈爆炸导致威武庞大的战列舰瞬间沉没。他也算为“亚利桑那”号和随舰阵亡的1117名美国官兵报了仇。

咱们在这里啰里巴唆，战场上的弗洛伊勒可想不了那么多。他随即开始攻击另一架零式战斗机，那架敌机很快就在离他仅20米的地方爆炸。敌机爆炸喷出的火焰和飞溅的碎片毫不客气地击伤了“野猫”，飞机操纵系统油压迅速下降，弗洛伊勒只好寻找场地降落。这时他看到戴维森少尉正在追击一架日军轰炸机，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架零式战斗机。这是他最后一眼看见戴维森——击落戴维森飞机的零式战斗机飞行员是田原功下士。

就在此时，另一架零式战斗机在他身后突然打出了一连串点射，弗洛伊勒感觉子弹打进了肩膀和后背。他本能地拉动操纵杆试图摆脱日机的瞄准线，但受伤的“野猫”已经无法转弯，他只好朝着海面垂直栽下去，敌机被甩掉了。

也算弗洛伊勒命不该绝。就在即将跌到海面的一刹那，飞机戏剧性地被重新拉了起来，身负重伤的弗洛伊勒连放下起落架的力气都没有了。岛上的人们看着这架飞机贴着海面冲到岸边，机腹贴着沙地冲出去几十米才停了下来。当弗洛伊勒挣扎着爬出座舱时，那架飞机已经变成了一堆废铁。

凯尼中尉伤心地说，“我们现在连一架飞机都没有了”。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些修修补补的“野猫”才与敌人整整周旋了15天之久。精疲力竭的凯尼之前一直忍受着严重的腹泻，现在暂时失业的他立即被送进了临时搭建的简易医院。

在12月8日到22日的15天里，日军持续不断的空袭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开战时，岛上的12门高炮只剩下4门，而那12架飞机已全部壮烈了。

第二一一战斗机中队连同队长普特南少校在内，所有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加起来只剩下20人。他们在少校的带领下整队集合，集体到德弗罗少校的步兵指挥所报到。他们接受了新的任务，与海军陆战队一起守卫沿着这座珊瑚岛海岸线挖掘的沙袋堑壕。病愈的凯尼中尉迅速归建。战役结束时，这个中队仅剩下10个人，只有撒林上尉一个人不带伤。

威克岛的地形并不适合防守，全岛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高点，也没有足够的机动空间。面对绝境，一名陆战队军官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奈，“能做的都做了，但也只是仅此而已”。的确如此，日本人肯定会回来的，得不到增援，威克岛注定会陷落。但是赫夏尔·米勒下士留下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语言：“他们若想要这个岛，就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那梶冈带着残兵败将垂头丧气地回去向井上复命，让他颇感意外的是，井上并未过多责备，仍然给予梶冈以充分的信任，指定他继续担任第二次攻击的指挥官。尽管前线打了败仗，但日军后方的宣传一点都不嘴软，“我海军炮轰了敌重兵把守之威克岛，给美军军事设施和人员造成重大损失，我方损失轻微”。

牛该吹要吹，事该办也要办。第一次攻击失败之后，井上迅速召集参谋人员对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大家一致认为，攻击未能得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美军强大的岸炮火力；二、美军竟然还拥有战斗机；三、当时的天气对登陆作战不利；四、自身力量不足和作战方式不够完善。

威克岛必须加以攻占，但是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针对第一次攻击中的不足做出大的改进。几艘轻巡洋舰的140毫米舰炮不足以完全压制美军的127毫米岸防炮。为了削弱守军岸防炮的火力，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将登陆时间选在黎明之前，在战术上变强攻为突袭。一旦日军优势兵力能够顺利登陆并站稳脚跟，弹丸之地威克岛指日可下。但是大家对如何应对美军那几架战斗机，一直束手无策。有人建议井上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求援。

四面八方捷报频传，单单从威克岛传来的是坏消息。得知首攻威克岛出师不利并惨遭溃败，同时接到老伙计井上请求增援的电报之后，山本怒不可遏，立即电令返航途中的南云，从珍珠港凯旋，正在回国途中的机动部队中调派“适当兵力”对第四舰队进行增援。

对于支援进攻威克岛这样的小型作战，见惯了大世面的南云并不热心。但是军令难违，之前已经没有按照山本的电令去攻击中途岛，这次再不听话实在说不过去，因此尽管心里不太情愿，援兵还是要派的。南云在和草鹿经过会商后认为，如果派出第一航空战队“赤城”号、“加贺”号航母当然最好，但是“赤城”号是自己的旗舰，这样的话，两人势必也要赶过去，耽误回家领功请赏喝酒的机会。如果派出刚组建不久的第五航空战队“翔鹤”和“瑞鹤”号，两人又有点不放心。之前第四舰队在威克岛吃了败仗的事实说明，那里肯定是一块没有多少肉的硬骨头。两人同时想起了山口多闻的第二航空战队。在珍珠港，山口就强烈要求发起第三波攻击。你不是很想打仗吗？那你就去打吧。两人决定以第二航空战队为核心组织威克岛增援舰队。

12月16日，第二航空战队航母“苍龙”和“飞龙”号，以及拥有重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的第八巡洋战队率领“谷风”号和“浦风”号驱逐舰驶出大队列，转赴支援威克岛。支援舰队指挥官是第八巡洋舰队司令官阿部弘毅海军少将，可怜的山口又成了打酱油的。虽然山口名气更大，毕业考试成绩也是第二名，而阿部弘毅毕业时仅仅是第二十六名，但人家阿部大哥是“海兵”第三十九期，你山口小弟不过才第四十期而已。在论资排辈至上的日本海军，作为师弟的山口也只好屈尊一下了。

其实这个阿部弘毅也绝非等闲之辈，回头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还要重点介绍阿部。就是他在夜战中损失了“比叡”和“雾岛”两艘战列舰。他的弟弟阿部俊雄更牛，作为舰长，率领世界上最大的航母“信浓”号第一次出航就被美军潜艇击沉。真乃一家都是扫把星也，后文详叙。

支援舰队的任务是彻底消灭威克岛上的美军航空力量，对日军第二次登陆作战提供海空支援，同时有可能的话，击溃前来增援的美军舰队。之前普特南少校看到的零式战斗机，正是从这两艘航母上起飞的。日军当然不愿意在威克岛这样的小地方消耗珍贵的航母力量，因此“苍龙”号和“飞龙”号并没有被安排作为进攻的主力，它们只是位于威克岛西北400公里之外负责远程打击。

派出增援舰队之后，南云和草鹿兴致勃勃地率领袭击珍珠港的主力部队前往西南的特鲁克基地，加油补给后继续驶往日本本土。

对于美军对威克岛的可能增援，山本也给予了充分考虑。一切迹象表明，珍珠港美军的战列舰暂时丧失了作战能力，但那些重巡洋舰在袭击中几乎完好无损。如果它们前来增援，仅靠井上手下那几艘破烂轻巡洋舰肯定不是对手。为了应对这一可能出现的威胁，山本再次颁布命令，五藤存知海率领的第六巡洋舰队的“青叶”“古鹰”“加古”“衣笠”4艘重巡洋舰，以及数艘驱逐舰由特鲁克基地出发前往增援威克岛。它们将在威克岛以东形成一道防线，掩护整个登陆作战的侧翼。一旦美军来援，预期的水面作战成为现实，全部日军水面舰艇将由第八巡洋舰队阿部弘毅统一指挥。

日军对美军增援的估计完全正确，于情于理美国都必须救援威克岛。但他们小看了美国的决心，遭受重创的太平洋舰队竟然不惜血本，派出之前侥幸躲开打击的主力航母，还一下子派出两艘，一艘主攻，一艘佯攻。随后我们将会看到，如果不是美国增援舰队的半途而废，五藤的这几艘重巡洋舰很可能成为美国航母特混舰队的美味佳肴，随后进行的可能是美日航母之间2:2的巅峰对决。真那样，珊瑚海海战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航母大战的称号将被提前夺走。

由于在第一次登陆作战时遭受了重大损失，第四舰队又给登陆编队补充了“朝风”“夕风”和“泷”这三艘驱逐舰，以及布雷舰“津清”、运兵船“天洋”等。另外，“夕张”“龙田”“天龙”等几艘巡洋舰经过修理，再次加入战斗行列。

与之相对应的是登陆兵力的增加，从第一次的450人一下子增加到1500人。该部队编有三个步兵中队，内田少尉和板谷中队负责在威克岛的突击登陆，高野中队组织了100人的敢死队将登陆威尔克斯岛。为了确保对岛上美军的绝对优势，梶冈还特地从水兵中组织了500人的登陆队。一旦前方攻击受阻，这些人将作为援军登岛作战。万一如此仍不能取胜，则由舰队中的几艘驱逐舰直接冲滩搁浅，舰上所有水兵全部冲到岸上，与美军血战到死——不成功则成仁！

获得井上充分信任的梶冈仍将担任指挥官。他将12月23日定为第二次进攻威克岛的日期，这天是皇太子明仁8周岁的生日。

12月21日上午9时，日军登陆及护航舰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罗伊岛，气势汹汹地朝着威克岛杀将过去！

虎头蛇尾的援军

1941年12月13日清晨，当太阳把第一束光芒洒向海面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第六巡洋舰分队旗舰“阿斯托利亚”号重巡缓缓驶入了珍珠港。珍珠港6天前遭到突然袭击之后，这支负责向中途岛运送飞机的“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提供护航的分舰队，被严令立即返回珍珠港。

旗舰的甲板上，一位中等个头，体态消瘦，长着一头黑色直发的海军将领惊讶地看着映入眼帘的一幕。虽然早已知道珍珠港遭袭的消息，但面前的一切还是让他触目惊心。奋勇冲出内港的“内华达”号静坐在沙滩上，舰艏半没入水中，甲板全被炸得拱了起来。远处“加利福尼亚”号和“西弗吉尼亚”号静卧在烂泥中，“俄克拉何马”号只有红色的船底和一只青铜螺旋桨还露在水面上，最惨的“亚利桑那”号早已是支离破碎。原来那些挺拔伟岸的战列舰，瞬间化成一堆堆废铁。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些承载国家命运的海战主力，却已折戟沉海！眼前的一切让将军感到了发自内心的震撼。这位其貌不扬的海军将领，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弗兰克·杰克·弗莱。

1885年4月29日，弗莱彻出生于美国的艾奥瓦州。其父是一位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北军老兵。在还算富裕的安乐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后，弗莱彻最后选择了加入海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了叔叔弗兰克·弗莱德·弗莱彻的影响。当时他的叔叔不过是个校级军官，但后来担任过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官，最后军衔为海军上将，这在和平时期几乎是不可企及的。

和日本海军高级将领基本上有着“海兵”和“海大”的履历类似，美国海军高级将领大多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弗莱彻也是1906年从该校毕业，在当届116名学员中排名第二十六位。30年之后，他和很多师兄弟成为太平洋战场上抗击日军的主力。弗莱彻的同届同学中，就有我们今后要常提到的菲奇、戈姆利、麦凯恩、诺伊斯和陶尔斯等。他们的师兄，毕业于1904年的有金梅尔和哈尔西，1905年的有尼米兹、牛顿，1907年的师弟有斯普鲁恩斯、西奥博尔德和贝林格等。至于金凯德和特纳，连师弟都称不上了，他们都毕业于1908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本划时代的巨著《海权论》的作者马汉，以及美国历史上4位海军五星上将——莱希、金、尼米兹和哈尔西，全部来自这所学校。

1910年，弗莱彻少尉在亚洲舰队服役时第一次担任“代尔”号驱逐舰舰长。1914年4月，时任上尉的弗莱彻，在叔叔弗莱德·弗莱彻少将指挥的与墨西哥战争的韦拉克鲁斯行动中表现突出，他冒着炮火指挥租用的邮船将350名平民安全输送到平安地带。凭借这次出色表现，弗莱彻开始在美国海军中崭露头角。统算起来，弗莱彻担任过舰长的驱逐舰足足有两位数之多。多年的海上生涯，使他练就了和南云忠一一样精湛的航海技术——除了最终的命运，从他们在太平洋战场的表现来看，弗莱彻和南云忠一确有诸多相似之处。1918年，弗莱彻中校在北大西洋执行护航任务。一直到1927年，他才在“科罗拉多”号战列舰上担任副舰长。此后，他来到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修完高级课程，随后进入陆军军事学院深造。这些学习经历，为他提供了战略谋划和制订作战计划的重要学术背景。之后，升任上校的弗莱彻担任美国亚洲舰队参谋长。1933年回国，他来到美国海军部工作，于同年11月担任海军部部长克劳德·史万生的助理。1936年，弗莱彻终于等来渴望已久的战列舰舰长的任命，出任“新墨西哥”号舰长。弗莱彻领导的这艘舰在随后几年里连获轮机、火炮射击、精湛加油技术等多项奖项。他的档案里也添加了这样的内容，“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海军军官”。

尽管获得过很多的奖项，但弗莱彻的每一次升迁都会带来诸多非议。第一当然是因为他有一个声名显赫、位高权重的叔叔，很多人认为他在侄子的升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由于多次在海军中央机关任职，大家认为他的高升与他和大多数上层人物脸熟有关。嫌疑的确有，1938年罗斯福任命理查德森为海军航海局局长的时候，弗莱彻就担任了他的副局长。他的前任副局长就是大家更加熟悉的尼米兹。

1939年11月，弗莱彻晋升少将，成为1906年那一届毕业生中第八个扛上将星的杰出人物，之后出任海军巡洋舰第三分队司令。他负责指挥的4艘老式轻巡洋舰同样在后来一系列军事演习中表现不俗。1940年6月，弗莱彻升任巡洋舰第六分队司令。虽然还是领导4艘巡洋舰，但是已经变成了“新奥尔良”号、“阿斯托利亚”号、“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旧金山”号这些1934年左右服役的万吨级重巡洋舰，可谓是鸟枪换炮，旧貌换新颜。

截至1941年12月，56岁的弗莱彻已经在美国海军服役39年，其中22年在海上度过。众人眼中，弗莱彻“言辞机敏，妙语连珠”，总是保持“开朗的性情和热诚的笑容”。他一方面自尊自信，喜欢结交朋友，另一方面为人谦逊，脚踏实地，毫无自高自大和装腔作势之态。尽管多次在海军部等首脑机关工作，但他和老酒一样，不喜欢文案工作。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人士这样描述，他是个“为人很好，惹人喜欢，但是有点稀里糊涂的家伙”。他的好朋友，曾经在珊瑚海和中途岛与之并肩作战的史密斯这样形容，“他是男子汉中的男子汉，在战斗中决策迅速，而且通常判断正确”。可弗莱彻一点都不给好友面子，他在战后坦率地对作家沃尔特·洛德说：“每当战斗结束之后，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指挥员如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地奠定胜局，实际上他们总是要在黑暗中摸索半天。”老酒相信，这绝对是肺腑之言。

不管在当时还是战后，美国海军中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像弗莱彻那样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并非航空兵出身的弗莱彻幸运地指挥了太平洋战争中五次航母大战的前三次。在美国海军中，有着黑鞋派和褐鞋派之分。舰艇军官就是所谓的黑鞋派，后来崛起的海军航空兵被称作褐鞋派。作为一名杰出的航母指挥官，弗莱彻却属于地地道道的黑鞋派。尽管在1928年担任“科罗拉多”号副舰长时，他曾经报名参加飞行员训练，但由于视力问题未获批准。他的很多师兄弟就比他幸运得多，以较大的年龄参加飞行员训练并获得了飞行员资格。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欧内斯特·金、哈尔西、菲奇、麦凯恩和谢尔曼等，哈尔西获得飞行员证书时已经52岁，他们被那群真正飞行员出身的年轻航空兵轻蔑地称为“迟到的老弟”——41岁获得飞行员资格的山本五十六如果来了，也是这样的“老弟”之一。

回到正题。“迟到的老弟”山本之奇思妙想，已经导致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列舰刹那间失去了作战能力。12月9日，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认为，遭受重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只能暂时采取守势，同时下令将舰队作战区域局限于防守180°经线以东地区。美军认为，日军一定会乘胜追击，下一步很可能在180°经线以东展开一系列攻势，夺取中途岛、约翰斯顿岛、巴尔米拉岛和萨摩亚等战略要点。作为重中之重，当前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守卫珍珠港。

威克岛部队让人难以置信的胜利消息传到华盛顿时，美国海军当局认为，相比刚才那几个要点来说，正在遭受日军攻击的威克岛已经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作战的首选目标。此时关岛已经陷落，不管出于军事或者人道考虑，他们都必须义无反顾地派出援军去救援威克岛，特别是威克岛的英勇抵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之后。

对战争前景颇感忧虑的斯塔克上将给金梅尔发去了一封悲观的电报，提醒他警惕敌人“为了使夏威夷难以防守而发动的更多进攻”，并且暗示，中途岛和威克岛能否守得住“很成问题”。华盛顿的悲观估计使金梅尔感到沮丧，他回答斯塔克，他想“补救我们最初遭到的惨重损失”，重新对太平洋舰队进行部署，同时利用现有的力量组建三支航母特遣舰队——金梅尔谢幕之前这一重大举措，戏剧性地成为美国最终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的基础。

瓦胡岛上的燃料和弹药库都完好无损，使得金梅尔有能力派遣第一支特遣舰队去袭击马绍尔群岛上的日军前沿基地，第二支特遣舰队负责守卫夏威夷群岛，第三支前往援救威克岛。金梅尔和太平洋舰队作战处长麦克莫里斯上校认为，威克岛完全能够在短期内坚守。如果能够得到有力增援，坎宁安至少能够再坚守1到3个月。此时的威克岛已经被定位为珍珠港的军事前哨，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军航空站。

虽然罗斯福总统已告诫美国民众，要他们对威克岛的未来做最坏的打算，但在他的心中，威克岛已成为美国誓死不屈的象征。早在日军第一次登陆作战之前的12月9日，金梅尔及其参谋人员已经拟订了救援威克岛的作战计划。由于大部分兵力已经优先分配给了更加靠近珍珠港的约翰斯顿、巴尔米拉和中途岛，此时瓦胡岛上只剩下陆战队第三和第四两个守备营和第一营的一部分。尽管兵力捉襟见肘，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还是从第四守备营中抽调了8名军官和197名士兵，外加1名海军军官和4名水兵去增援威克岛。事实上，由于缺乏足够的火炮，这支匆匆纠集起来的小部队所实施的增援，只具有象征意义。随着日军的不断增兵，威克岛的据守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持续增援。

救援队队长一开始选定的是海纳尔中尉，但当美军决定用海军陆战队军官担任威克岛的指挥时，哈罗德·法赛特中校取代了他，他将登岛取代坎宁安中校。12月10日，在法赛特中校的带领下，队员携带自己的装备登上了水上飞机母舰“丹吉尔”号。尽管此时还没有接到正式命令，但小道消息已漫天飞扬，“我们将要去威克岛”。夜幕降临时，这支小小的援军已准备就绪。

让人大失所望的命令很快传来，所有官兵被要求下船返回驻地。随后才知道，那些大领导认为，单独的“丹吉尔”号根本不可能安全抵达威克岛，他们要等待正匆匆从西海岸赶来的“萨拉托加”号航母。这艘航母上搭载的第二二一水牛战斗机中队，将去为威克岛只剩下4架飞机的第二一一“野猫”中队提供支援。虽然布鲁斯特水牛式战斗机性能比不上“野猫”，但对付日军的轰炸机还是绰绰有余，毕竟此时日军对威克岛的第一次进攻尚未开始，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也需要对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进行分析判断。

12月11日，第一次威克岛保卫战的捷报传来。尽管第一守备营的弟兄们击退并重创了来犯的日军，但谁都清楚日军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对于威克岛的增援已迫在眉睫。12日一早，救援部队再次登上了停泊在10号码头的“丹吉尔”号。

到13日，所有的装船工作都已完成。登船的有第四守备营的127毫米岸炮连、76毫米高炮连、暂编机枪连以及其他辅助人员。此外，还有威克岛急需的大批装备物资，包括200吨粮食，9000发127毫米炮弹、12000发76毫米炮弹和超过300万发的12.7毫米和7.62毫米机枪弹，以及足够的步枪弹、手枪弹和手榴弹等。最关键的是，“丹吉尔”号带上了威克岛急需的两套雷达！

就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当天，太平洋舰队“萨拉托加”号航母已经完成了在布雷默顿的改装抵达圣迭戈。在接回自己的飞行大队后，将按计划于次日起程驶往珍珠港。舰长菲奇上校本来计划在4天内完成全部航程，但由于途中遭遇了恶劣天气，到达珍珠港时已经是12月14日。由于港口方面害怕遭受日军潜艇的攻击，发出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命令”，结果导致“萨拉托加”号进港时间拖到了12月15日上午9时。坏消息总是会接踵而至，由于此前“萨拉托加”号的燃油遭到了海水污染，菲奇舰长接到的命令是，立即重新换油和装货。

就在这一天，为“丹吉尔”号增援威克岛提供护航的第十四特混舰队正式成立，它的核心就是刚刚抵港的“萨拉托加”号航母，舰上搭载81架战机，其中就包括支援威克岛的第二二一战斗机中队。为航母护航的包括“阿斯托利亚”号、“明尼阿波利斯”号、“旧金山”号3艘重型巡洋舰组成的第六巡洋舰分队，以及由9艘驱逐舰组成的第四驱逐舰中队。特混舰队司令官由弗莱彻海军少将担任，他将在“阿斯托利亚”号重巡洋舰上坐镇指挥。舰队的任务是把“丹吉尔”号顺利地送到威克岛，把增援部队和雷达、弹药、给养送上岸，保证守军至少再坚持一个月，同时接走伤员和建筑劳工。整个编队计划于12月23日抵达威克岛。

为了保证对威克岛增援能够取得成功，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组成了第十一特混舰队，由布朗海军少将指挥，负责对日军占领的贾卢伊特环礁实施佯攻，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第十一特混舰队将早于第十四特混舰队一天出发，并在弗莱彻到达威克的23日前一天，对贾卢伊特环礁进行攻击，为第十四特混舰队的卸载争取宝贵的时间。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向布朗少将保证，只需一次打击即可“在次日威克岛救援舰队到达时，将日本海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南方”。换句话说就是，不指望你取得什么战绩，你完全可以打一枪就跑。

弗莱彻舰队可以用一周时间走完前往威克岛的3600公里航程，而布朗的第十一特混舰队袭击贾卢伊特环礁的距离足足有4200公里之遥。也就是说，两支特混舰队必须在前进途中至少加一次油。

新问题随之出现。12月14日，金梅尔手中只有三艘油轮：最快速的有着“胖贵妇”之称的“尼奥肖”号，以及“内奇斯”号、“拉马波”号两艘老古董。三者的速度分别为18节、14节和10节，而且只有速度最快的“尼奥肖”号才配备有最新式的加油设备，接受过相应的加油训练。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加上第十一特混舰队的任务是与敌作战，“胖贵妇”只能交给布朗少将带走，弗莱彻只能选择速度只有14节的“内奇斯”号。这艘1921年服役的老旧油轮虽然理论上有14节的航速，但没人指望它能在实际航行中跑出13节以上。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虽然弗莱彻编队中所有战斗舰艇都能跑出30节以上的高速，“丹吉尔”号的航速也能达到16.5节，但在完成加油之前，它们都只能按照“内奇斯”号的航速行驶。如果按照15节的正常行驶速度计算，现在的13节就预示着这支舰队每天要少跑90公里，这在救人如救火的战场上是致命的。不仅如此，本来太平洋舰队预定由“列克星敦”号负责增援威克岛，临时变更计划导致增援部队又晚出发了一天。在珍珠港，没有人明白这宝贵的一天时间对于威克岛上的守军究竟意味着什么。

“内奇斯”号成了第十四特混舰队明显的一大短板。还有一大隐藏的不利因素是，担任增援舰队司令官的弗莱彻本就战意不足，担任佯攻任务的布朗更是谨小慎微。在派出这两人承担增援和佯攻任务的同时，金梅尔却任由哈尔西带领他的“企业”号航母编队在珍珠港以北海域无所事事地游弋。弗莱彻和哈尔西最大的区别在于，只要有30%理由可以撤退，弗莱彻一定会选择撤退。而只要有30%机会进攻，哈尔西就一定会选择进攻。美国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少将认为，金梅尔“在选择指挥官时的草率，已经注定了其救援计划的失败命运”。

12月15日下午4时，在岸上人员阵阵“狠狠去教训那些日本人”的叫喊声中，第四防卫营的海军陆战队以及第二二一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乘坐“丹吉尔”号，与“内奇斯”号油轮在4艘驱逐舰的护航下缓缓驶出了珍珠港，它们将在外海等待与“萨拉托加”号航母以及第六巡洋舰分队会合。16日11时15分，磨磨蹭蹭的“萨拉托加”号编队终于出港。下午，两支队伍在瓦胡岛西南海域会合，踏上了向西援救威克岛的征程。

如果这支舰队能够按计划到达，威克岛可能还有救，至少可以把那些勇敢的战士给救出来。如果凑巧，在威克岛附近海域甚至可能发生大规模海战，进而影响到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但此时“木桶效应”显示了威力，快速特混舰队中“内奇斯”号破旧的轮机拼出老命也不过跑出了12.75节，它跑不快，其余人能快也快不了，要不你就没油吃。加上附近海域有日本潜艇频繁出没，特混舰队还必须走“之”字形反潜路线。因此在墨菲少尉口中的“全速增援”，实际上跟爬行差不了多少。

相信介绍起来个个都有一大堆溢美之辞的那些美军高层，不会不懂得“救人如救火”的浅显道理。

增援威克岛的部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踏上了征途，后边的珍珠港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12月17日，之前力主对威克岛实施增援的金梅尔上将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华盛顿宣布，将解除他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职务，这一命令就在“12月17日15时生效”。接替他职务的是海军航海局局长威廉·尼米兹少将。尼米兹将和他2月份出任司令官时一样，直接晋升海军上将。

尽管之前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这一消息真正来临时，金梅尔还是一下子就崩溃了，他幻想保留职务带领舰队一雪前耻的梦想就此破灭。由于罗斯福、马歇尔、诺克斯、斯塔克这些大人物都拒绝承认自己在珍珠港被袭事件中存在过错或有不当的地方，那么黑锅就只能由现场的金梅尔和肖特来背，两人将要面临的是无限制的审问和调查。对于这样的结局，我们同样无话可说，毕竟那支雄伟壮观的庞大舰队是在他手里葬送的。他的不幸，只是相对同样打了败仗却最终成为英雄的麦克阿瑟而言，老麦还提前得到了预警。当天下午，金梅尔直截了当地向斯塔克提出，让自己即刻离职，以便给后任的到来扫清障碍。斯塔克慷慨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金梅尔之前一直力主救援威克岛，他的提前卸任，为威克岛的救援活动带来了致命的不利影响。

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移交海军航海局局长的工作，才能到珍珠港就任。军中不可一日无主，这样在尼米兹到来之前，太平洋舰队的二把手、战列舰舰队司令官威廉·派伊中将受命暂时代理司令官一职。

派伊中将此时已经61岁，是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1901年的毕业生。在美国海军中，身材矮小、眉毛浓密的派伊以“思维缜密，性情温和，能力出众”著称，被公认为杰出的谋士、战略家和太平洋战争专家，在战前的军事演习中享有“常胜将军”之美誉。要说彼此之间了解最深的还要属老同学，他的同班同学兼好友欧内斯特·金上将认为，派伊虽然知识丰富，但是惯于“按照象牙塔中的知识作战，总是无法把他的思想精简到合理程度”，这一论断很快就会得到证实。事实也表明，军事演习虽是战争所必需，但演习中的高手不一定最终就能成为名将。

弗莱彻和布朗的两个特混舰队均已出发。派伊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在瓦胡岛北面闲逛了很久的哈尔西舰队入港补给，之后对前述两个特混舰队提供支援。就在“萨拉托加”号航母离开珍珠港的16日当天，“企业”号航母回到了珍珠港。加油补给后的19日，哈尔西带着“企业”号和3艘重巡洋舰、9艘驱逐舰出发，任务是接应可能遭到追击的第十一特混或十四特混舰队。哈尔西也缺乏高速机动所必需的燃油，配备给他的“赛普尔加”号油船速度更慢，只有可怜的10节。但是一旦形势紧急，哈尔西可以甩掉油轮快速增援。按照性格分析，哈尔西也肯定会那么做——今后我们会很多次看到哈尔西的类似表演。

按下哈尔西和弗莱彻暂且不表，先去看看负责牵制攻击的布朗舰队。马上就59岁的布朗于1902年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毕业，先后担任过四任总统的海军助理，堪称美国海军界的元老。苍白瘦弱的布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他在美国海军中以谨小慎微著称。由于有轻度的摇头症，年轻军官背后戏称他为“阿抖”。他的耐力也很成问题，即将实施的袭击贾卢伊特作战并不适合他这样的神经衰弱者，布朗相信“那一区域敌军的力量非常强大”。

本来就战意不足的布朗手中还握有一把尚方宝剑。出发之前，金梅尔曾画蛇添足地授意布朗，允许他自主决定改换攻击目标，或者干脆取消攻击，这就更加预示着布朗的牵制攻击不可能取得满意的结果。老酒一直纳闷，为什么急于打仗的哈尔西被雪藏，派出去的两个都是战意不足的将领呢？

一想到要深入敌穴去袭击那神秘可怖的贾卢伊特，布朗顿觉脖颈子发凉，手心冒汗。还是那句老话，人不想干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很快为自己找到充足的理由。情报部门提醒说，敌军正在增兵马绍尔群岛，其中很可能会有航母。贾卢伊特本身就有一个大型潜艇基地，在那附近海域，潜艇的威胁无处不在。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使布朗的神经更加紧张：气候总是变化无常，在12月17日的一次试射中，“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打出去的炮弹竟然是哑弹。12月18日，“尼奥肖”号油轮开始给编队加油，加油进行得异常艰难，一直拖到第二天很晚才完成。布朗认为，自己很可能在进入有效攻击距离前被敌人发现。战争刚刚开始，那些年轻飞行员无法承受从过远的距离起飞发起攻击。

尽管在探察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意图上丢了大人，但是从联合舰队、南云机动舰队以及井上第四舰队之间频繁的电信联络中，夏威夷海军情报站的约瑟夫·罗切福特中校——敏感地捕捉到一些不太清楚的信息。他和太平洋舰队情报参谋埃德温·莱顿少校判断，日军很可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有大的行动。

12月20日，来自情报部门的消息进一步显示，日军在马绍尔群岛集结了大量陆基飞机，敌人的水面舰艇也可能随时前来拦截。更令人担心的是，一支实力不明的日本航母舰队正在向威克岛以北海域运动。派伊认为对贾卢伊特达成突袭的希望已十分渺茫，他的参谋长德雷梅尔也把这一袭击行动比喻成“摸黑开枪”。一旦“列克星敦”号出现意外，那他布朗将会成为继金梅尔之后另一位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斟酌再三，布朗决定放弃攻击贾卢伊特，选择一些更容易攻击的目标。他看上了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和塔拉瓦环礁，那里的防务肯定比贾卢伊特薄弱。由于舰队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加上之前有金梅尔的授权，布朗少将在改变攻击目标时并未告诉珍珠港。

派伊与布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派伊也担心“列克星敦”号出现意外，那样将会严重削弱夏威夷本来已经非常孱弱的防卫力量。于是派伊决定，布朗的舰队放弃佯攻贾卢伊特，转向西北方向前往支援弗莱彻的编队。他此时尚不知道，布朗已经将袭击目标改成了马金和塔拉瓦环礁。

就在派伊决心已下但尚未发布命令之时，他收到了威克岛遭到日军航母舰载机攻击的惊人消息。这一消息表明，之前情报部门提供的在威克岛海域出现敌军航母的情报绝对准确可靠。尽管没有找到日军航母的准确下落，但威克岛上空突然出现了舰载机，这使派伊非常担心，他的两支特遣舰队有可能进入日军精心设下的伏击圈。他再一次衡量了执行之前作战计划的危险性，冥思苦想是否要“冒着损失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风险，去尝试进攻威克岛附近的敌军”。

就当这几天临时领导也实在纠结，最后派伊还是决定求稳，理由是航空母舰的安全比援救威克岛更重要。在当天下午，在请示了华盛顿之后，派伊向布朗舰队下达了停止攻击转向北面的命令。一直在战与不战之间踌躇不定的布朗，很快就收到了这一让他喜出望外的“好”消息。

在接到派伊取消攻击的命令时，布朗舰队正位于马金东北约1400公里处，如果按照15节的速度正常行驶，再过36小时就可以发起攻击。舰队大部分官兵都急于为珍珠港的耻辱复仇，因此，派伊的电报对于第十一特混舰队那些急着去打日本人的官兵来说，“就像是一记撩阴腿”。一些先收到电报的参谋沮丧之余，甚至争论是否要把电报立即交给布朗少将和参谋长罗伯森上校，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有人向布朗提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先打了再说。布朗以油料消耗太快为由，很快就下达了舰队掉头转向的命令。

回头再看弗莱彻的增援舰队，他们在航行的前三天都平安无事，唯一遗憾的是只能以“内奇斯”号的速度缓慢爬行。舰队中最忙碌的人当属“丹吉尔”号上那些增援的海军陆战队士兵。雷达技师在起航前才匆匆赶到船上，他们利用航行中的宝贵时间，向同船的人们灌输雷达的使用知识。一些炮兵在研究如何将高射炮当作平射炮使用，甚至利用船上的设备制造了76毫米火炮的尺表，以使这种炮能够达到两用。陆战队带来的所有机枪都被架在了舰桥上，那些从未经过战阵的机枪手就在这里展开了战前的最后训练。这些都有助于几天后狠狠地打击日本人，他们也想拿出点真功夫，给威克岛上那帮正在受苦受难的兄弟看看。

航行途中，弗莱彻和布朗一样得到了日军第四舰队可能得到增援的消息，增援中甚至有可能出现航母。派伊提醒弗莱彻，“要针对你附近可能出现的敌情做好充分准备”。

由于威克岛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风险，18日，派伊下令，将“海神”号和“太平洋红石鱼”号潜艇从威克岛南北海域撤出。一看就是一群没出息的货色，风险往往与机遇同时存在，怎么就不把它看成是更多的机会呢？

12月19日，海上下起了暴风雨。之前从航母上起飞执行侦察任务的两架俯冲轰炸机因此迷失了方向。弗莱彻一向爱兵如子，他下令菲奇舰长打破无线电静默，一条短短的电信就将两架飞机领回了家。

从离开珍珠港开始，弗莱彻就计划在接近威克岛之前加油。21日20时，他的舰队离威克岛还有1000公里。按照目前的速度，次日8时就只有830公里了。如果舰队司令是哈尔西的话，威克岛很可能还有救，可惜现在的指挥官是弗莱彻。

截至目前，弗莱彻的驱逐舰在缓慢行驶6天后，平均油量还有63%。当然在航速提高的情况下耗油也会大大增加。根据战后的数据统计，如果将驱逐舰速度15节时的实际耗油定为1，那么航速20节时耗油是1.8，25节时耗油是3.9，30节时油耗就达到了惊人的8.4。一旦航母进行起降作业或者投入战斗，驱逐舰的高速行驶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行动。因此虽驱逐舰的燃油勉强够用，但弗莱彻却以“燃料余量不足以支撑舰队在威克岛附近可能出现的作战”为由，决定停下来进行加油作业。

22日拂晓，当威克岛还在西南约950公里的时候，弗莱彻的舰队停下来进行油料补给，这一举动后来为弗莱彻争得了数不清的骂名。加油作业困难重重，虽然风速只有14节并不影响加油，但是长长的横向海浪使得油轮和驱逐舰很难保持正确的并排位置。美军的加油技术并不老练，输油管老是脱落，有时候牵引绳也会断开，大大拖慢了加油速度。油轮上备用输油管零件的消耗也大大超出了之前的预计。到了下午很晚的时候，只有4艘驱逐舰加好了油，还有5艘驱逐舰等在那里。如果时间充足，“加油大师”弗莱彻还想给巡洋舰和航母也都加上一点油——再苦不能苦学生，再亏不能亏油舱。

12月22日下午4时01分，当第四艘驱逐舰从“内奇斯”号身边离开的时候，舰队与威克岛的距离增加了50公里，约为1000公里。弗莱彻命令舰队仍然以12.75节的速度驶向西北，这样第二天黎明可将两者之间的距离缩短180公里。弗莱彻准备23日拂晓，在威克岛东北大约440公里的地方继续加油。

本来就对威克岛以及派出的两支航母编队的安全忧心忡忡的派伊，又被从威克岛返回的墨菲少尉兜头泼上了一盆凉水。墨菲少尉将他在威克岛上看到的情况向司令部的参谋做了骇人听闻的描述，他正好赶在日军航母舰载机第一次袭击来临之前离开了威克岛。在岛上没有住上豪华旅馆的墨菲哭丧着脸说：“威克岛已经变成了一片瓦砾，战斗机已接近消耗完毕，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惨！惨！惨！”

珍珠港之前每天都能收到坎宁安发来的电报，一直对守住威克岛抱有幻想。墨菲从现场带回来的消息，让派伊彻底丧失了坚守威克岛的信心。他终于明确表示，形势“意味着为了增加威克岛增援行动成功的机会，甚至必须牺牲‘丹吉尔’号，而且第十四特混舰队的一些主力舰只也可能受到损失”。派伊认为，就是第十四特混舰队去了威克岛也不一定能守得住，而太平洋舰队已经经不起任何的航母损失了。尼米兹上将很快就会来到，派伊自然不愿意在代理的短短时间里捅出什么娄子。既然是短期代理，也就没必要太卖力气，更没必要拿宝贵的航母去涉险。他想起了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不久前视察珍珠港时说过的一句话，“威克岛对于我们来说，很可能是一笔债务，而不是资产”。

12月23日凌晨3时25分，弗莱彻惊讶地看到来自威克岛的急电：“南方发现船只，东北部遭到炮击。”半小时后又有电文称：“威克岛遭到炮击，敌军显然发动了登陆进攻。”

派伊当然也收到了上述消息，他马上召集参谋人员进行了研究。日军的攻击来得如此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前对于威克岛的增援，海军作战部一直持积极态度，此时也忽然出现了变故。6时15分，派伊收到了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发来的电报，斯塔克并不知道威克岛已经出现了危机，他只是对派伊之前的举动忧心忡忡。斯塔克在电报中说，“基于正常的考虑和最近事态的发展可以明显看出，威克岛已经而且将继续成为一个负担”，他赞成“经过适当爆破后撤出守军”，并督促“继续努力强化和坚守中途岛”。斯塔克还说，新上任的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也赞成这个意见。

12月23日早上6时55分，就在威克岛守军投降前两个半小时，弗莱彻接到了派伊同时发给他、布朗和哈尔西的电令：“救援或撤出威克岛守军已无可能，第十四特混舰队和第十一特混舰队应该立即撤回珍珠港。”派伊已决定放弃威克岛，并且不经一战，就撤回他的特混舰队，这个命令等于宣判了威克岛守军的死刑。

就这样，我们渴望的由美军“萨拉托加”号、“列克星敦”号外加6艘重巡洋舰和10数艘驱逐舰，与日军“飞龙”号、“苍龙”号外加6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以及近20艘驱逐舰之间的对决终成泡影。虽然美军的两艘航母载机较多，但作为得胜之师的日军士气更旺，飞行员的技术也高于美军，绝对算得上势均力敌。派伊的一纸命令，就让这样的好戏瞬间泡汤！

当派伊准备宣布他的决定时，一直力主救援威克岛的作战处长麦克莫里斯上校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就这么定了吗，将军？能让我说几句吗？”派伊说：“就这么定了。”在麦克莫里斯一脸的愤怒和不屑中，派伊向弗莱彻发出了撤退的命令。

由于丘吉尔带了一大群大腕远涉重洋来访问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和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正忙于接待准备，并不知道斯塔克和金已经做出了放弃威克岛的决定。至于派伊，他本来就是个看门的，根本没有资格与两位上司抗争。再说他的本意也是不愿意出现意外，以便在尼米兹来到之后能够顺利交接。7时30分，威克岛发出的又一份电报，让派伊认为自己之前的决定无比“英明”。在那份电报上，坎宁安称“敌军已经上岛，多艘军舰和运输船来袭，两艘驱逐舰抢滩，后果不明”，派伊知道威克岛大势已去。后来在珍珠港见到弗莱彻时，派伊曾经充满愧疚地解释说，“撤回第十四特混舰队这一令人心碎的决定曾让我犹豫再三，但那确实是最佳的判断”。

接到派伊发出的撤退电令，本来就战意不足的弗莱彻同样大喜过望，立即下令舰队掉头返航。此时，“萨拉托加”号航母位于东经173°15′、北纬22°30′，距离威克岛还有680公里——这是他们距离威克岛的最近位置。

撤退命令在第十四特混舰队中引起了一阵阵愤怒之声。有些参谋建议弗莱彻，抗命继续冲向威克岛，还有人建议将“萨拉托加”号高速驶向威克岛，放出搜索机打击发现的所有敌军目标。一艘重巡洋舰的舰长提醒弗莱彻，可以像威尔逊那样把望远镜放在瞎掉的那只眼睛上——在一次海战中，上司曾经用旗语命令撤退，独眼的英国名将威尔逊故意将望远镜放在那只瞎掉的眼睛上，谎称自己没有看见，拒绝撤退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可惜弗莱彻本身就对援助不很热情，如此撤退，正是遂其所愿。“萨拉托加”号上的议论难以控制，天生不具备纳尔逊姿态的弗莱彻在下达命令后就迅速离开舰桥，躲进了自己的舱室。这样他就可以装作没有听见属下那些“叛变的谈话”。

战后，1964年，弗莱彻对自己当时的行为做出如下解释：“我当时做出那样的反应是因为，不论我心里有多么反对，我知道的情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都知道，而他们可能掌握了一些我并不知道的情报，所以我没有理由去违抗命令。”

这支本来可能救下威克岛的特混舰队于是再次停了下来，给剩余的舰只加油。傍晚时分，派伊的新命令到了，新的目的地是中途岛。第十四特混舰队于是开往那里，卸下了威克岛急需的人员和物资，也算为未来的中途岛大战做了点准备。

就这样，威克岛上的守军成了没人要的可怜孩子。除了那些英勇战死的人，所有幸存者都成了日本人的俘虏。要知道，增援舰队只要发出一声“我们来了”的电文，他们就绝不会放下武器，而会和敌人血战到底！

威克岛的命运就这样在翻来覆去的犹豫不决中注定了！

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斗

12月23日，对于那些守卫威克岛的人们来说，注定将终生难忘。凌晨1时，皮尔岛北面的水天相接处，忽然闪起了一连串“鲜艳而不规则”的闪光。一切迹象表明，出现在那里的绝不可能只有一条船，而是一支庞大的舰队：鬼子来了！

12月22日22时，梶冈率领的登陆船队已经行驶到威克岛以南50公里的海面上。气候一如既往地恶劣，星光虽多，月影却无，猛烈的飓风以每秒13米的速度掠过海面，让梶冈意识到此次登陆仍将会凶险异常。由于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痛苦经历，这次日军明显老实了许多，整个舰队以8节的速度缓缓地向威克岛靠近。除了登陆船队的舰只，在威克岛以东100公里的海面上，五藤存知指挥的4艘重巡洋舰在负责警戒，准备随时截击来自珍珠港的美军增援部队。在西北方向400公里，山口多闻的“飞龙”号、“苍龙”号航母早已蓄势待发，舰载机已经做好了天亮之后直接进行攻击的所有准备。对于坎宁安和德弗罗来说，援军已注定不会到来，威克岛守军已濒临绝境。

黎明前的黑暗中，日军逐渐靠近了威克岛。梶冈小心地将主力舰停在岛上岸炮射程之外的海面上，用登陆艇和巡逻艇渡运舞鹤特别陆战队的1500名官兵上岸。此时海上不但巨浪滔天，还下起了瓢泼大雨。凌晨2时，登陆的日军官兵开始从距离岸边3000～4000米的运输舰向登陆驳船换乘。他们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摸向威克岛和威尔克斯岛南岸。2时40分，在威克岛机场南面，两艘哨戒艇突然右转直冲向岸边的礁石，登陆部队开始乘突击舟和巡逻艇迎着汹涌的波涛强行登陆。

日军新一轮的猛烈进攻开始了。坎宁安中校后来如此描写当时的情形，“在极为混乱的气氛中，只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入侵者在数量上处于压倒的优势地位”。

仅仅半小时之内，就有1000名日军海军陆战队员潮水般冲上海滩。突然，一颗红色信号弹从威尔克斯岛的海滩上升起，划破了黑暗的夜空。威克岛海军陆战队的炮兵连开始向日军的登陆点开炮了。日本战舰也随即开火，使得暗夜中的这场烟火表演更加眼花缭乱。“那景色太美了，简直不像是战场”，“夕张”号轻巡洋舰上一名日本战地记者感慨地写道。片刻之间，威尔克斯岛上的探照灯也亮了，光束一下子罩住了刚刚登上海岸的100名日军。所有机枪都喷出了火舌，打得登陆日军像被收割麦子一样倒下。此时是威克岛时间12月23日2时45分，威克岛第二次攻防战终于打响！

在暗夜中，在第一次攻防战中大显神威的127毫米岸防炮失去了应有的威力。虽然日军第三十二号、第三十三号哨戒艇在黑暗中躲开了岸炮火力强行冲滩成功，但美军76毫米炮的第一次射击就准确命中了第三十二号艇的舰桥。2名水兵被当场炸死，包括艇长在内的5人受伤，随后又有14发炮弹打在第三十三号艇的艇身和上层建筑上，引发的熊熊大火照亮了整个海滩。波音德克斯特少尉组织了3名战友结成两队，奋勇地冲上海滩将手榴弹投掷到敌人的船舱里。他的这一疯狂举动被同事形容成“要么是臭虫一样的疯子，要么就是最勇敢的活人”。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在威尔克斯岛上，韦斯利·普拉特上尉指挥7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成功地将一艘日舰击中起火，并用步枪和手榴弹频频对登陆的日军敢死队进行反击。经过4个小时的肉搏战，高野中队长带领的100名日军敢死队员全军覆没，除了2名士兵重伤被俘，无一生还。美军的代价仅仅是9名陆战队员和2名平民战死，4名陆战队员和1名平民负伤。普拉特上尉立即组织起新的防御，等待日军更猛烈的进攻。由于美军的通信网络已被彻底破坏，普拉特上尉无法将围歼敌军的信息告诉德弗罗少校。所以在坎宁安中校命令他们投降时，威尔克斯岛的防御依然是坚固的。日军小山海军大佐后来在提及威尔克斯岛的战斗时含蓄地说：“整体上，那一部分的战斗我们没有取胜。”

在威克岛上，中队长内田均一同样在进攻普特南少校把守的防线时被打死，其余日军也受阻于美军的机枪阵地之前。

在一号营地不远处的76毫米炮阵地上，普特南少校率领战斗机第二一一中队的幸存者仍然在浴血奋战，他们已经被不断登陆的日军从侧翼包抄。美军几次实施营救均告失败。黎明时分，之前在空战中击落多架敌机，后来在追击中击沉“如月”号驱逐舰的埃尔罗德上尉——他被大家亲昵地称为“锤击手汉克”——被一名在76毫米炮下装死的日本兵打死，年仅36岁。这一小块阵地很快也失守了。

凭其击沉日军驱逐舰的战功以及英勇的战斗精神，埃尔罗德在战后的1946年11月8日被美国海军陆战队追授海军上校军衔，同时成为“二战”中第一位死后被追认荣誉勋章的海军军官。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为他颁发象征最高荣誉的美国国会勋章时说：“12月9日到12日，面对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方轰炸机与舰艇，埃尔罗德上尉击落了22架敌机中的2架，从极低的高度不断向敌舰近距离扫射并投弹，成功地对一艘日本主力舰造成了致命损害，使其成为史上第一艘被战斗机投放的小磅数炸弹击沉的大型战舰。”今天，通往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学校的一条主干道被命名为“埃尔罗德路”，美国海军“佩里级”护卫舰中的一艘也被命名为“埃尔罗德”号。他的骨灰被安葬在相当于中国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之中。

随着黎明到来，威克岛的形势变得愈发严峻。3个岛上的美军加起来不超过500人，而此时登陆日军远远超过1000人。就威克岛而言，这里的美军只有201人，还有大约100人守在炮位上不能移动，另外有15人负责高射机枪和探照灯。也就是说，美军约85人要对付已经登陆的近1000名日军。这85人中，机枪手也超过了一半，能够拿起步枪进行反击的士兵只剩下40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已经登陆并站稳了脚跟的日军在已攻占的阵地上插起了太阳旗，以免遭到己方舰炮的误击。德弗罗少校放眼望去，插膏药旗的地方越来越多，并且都在不断靠近。

清晨5时，守军总部的旗杆被日军炮火打断。星条旗很快在一座被打坏了的水塔上再次升起。在威尔克斯岛上，星条旗也同样在迎风飘扬。天色渐亮之后，在四周的海面上，威克岛的保卫者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强大的日本海军已经把他们团团包围了。有人数出敌舰足足有16艘，但也有人数出了27艘。

此时，从400公里之外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黄蜂般呼啸着飞临了威克岛上空，对岛上美军的残存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此时，美军的高射炮阵地大多已经被日军占领，使得飞机的进攻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日机按照预先分配的目标分成了几群，不间断地对登陆和地面战斗提供空中支援。只要美军的阵地一暴露，就会立即招致日机一窝蜂攻击。岛上再没有“野猫”战斗机起飞迎战了，普特南少校此刻正率领着幸存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同陆战队官兵并肩战斗。

到7时30分，仍在拼死抵抗的海军陆战队员已渐渐不支，日本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德弗罗少校的指挥所。威尔克斯岛在几个小时前一阵密集的枪声之后陷入沉寂，坎宁安中校并不知道那里的敌军已被全歼，他认为该岛已经落入日军之手。作为岛上的最高指挥官，坎宁安知道威克岛面临着无可挽回的结局。守岛将士或许能够从白天坚持到夜晚，一旦夜幕降临，他们的防线肯定会被日军攻破。岛上还有许多手无寸铁的建筑工人和平民百姓，战斗持续下去，最后的结果无异于一场屠杀。此时德弗罗少校向他汇报了岛上的严峻形势，并问他是否会有援军到来，坎宁安的回答是“不”。在同德弗罗少校协商后，坎宁安痛苦地授权这位陆战队少校向日军投降。

德弗罗请示坎宁安，是否可以通过无线电试着和日军联系，坎宁安同意了。恰好此时陆战队炮手约翰·哈马斯进入了德弗罗的地堡，通报外面战斗的进展情况，并询问下一步的作战命令。德弗罗回答说：“太晚了约翰，坎宁安指挥官命令我们投降。准备一面白旗，传达停火的命令。”于是，哈马斯从指挥部里走出来大声喊道：“少校的命令，要我们投降，德弗罗少校的命令。”

听到喊声的德弗罗马上冲到门口，对着哈马斯大声喊道：“见鬼，这不是我的命令！”

早上8时，水塔顶部竖起了一面用白色床单做成的旗子。唐纳·马利克中士找到一根旧拖把棍，在上边拴上了一块白布。8时30分，德弗罗少校手举拖把棍走出了弹痕累累的指挥所，去向附近一名日本军官投降。这个还算和善的日本军官递给他一支烟，还用流利的英语告诉德弗罗，他曾经参加过1939年的旧金山博览会。

下达投降命令之后，坎宁安中校回到了自己的平房，洗把脸，刮净胡子，换上整洁的蓝制服，乘皮卡车重新回到现场。投降事宜就交给坎宁安来处理了。德弗罗和马利克两人则在一名手持指挥刀的日本军官监视下，前往那些依然被美军控制的阵地上传达投降的命令。他们第一个到达的是第二一一战斗机中队防守的那块阵地。普特南少校只剩下9名队员，除了撒林上尉，那些人不是吊着胳膊就是头缠纱布。

在炮兵阵地上，那些士兵开始动手把火炮的火控系统毁掉。二等兵鲁弗斯似乎不太相信这是事实，他诧异地追问：“真的要投降吗？海军陆战队是不会投降的！”在消息得到证实之后，他把自己编号为“1025827”的步枪枪栓拆下来，扔进了一侧的礁湖，还有人把枪栓扔进了灌木丛。他们中有些人哭了起来。巴宁奇中尉特别提醒大家，要把剩下的干粮全部吃掉，以免留给日本人。这一决策无疑十分英明，随后两天里，他们中很多人没有得到过一粒食物。

在海军陆战队的救援站——那里之前已经被日军攻占——德弗罗发现那里所有人，不管是伤员还是医护人员，都被日军从地堡里移出来，他们的双手被用电话线绑在背后，脖子上套着绳索。

10时15分，德弗罗来到了飞机跑道西端克里沃中尉负责的阵地。他们的任务是在必要时引爆炸药炸毁跑道。听到德弗罗放下武器的命令，一名陆战队员仍然不愿意承认失败，他大声地劝诫克里沃：“中尉，别投降，陆战队员是不会投降的，那是个圈套！”克里沃后来回忆：“那么做（指放下武器）真的很难，但我们还是毁掉枪支后走了出来。”

一切都静悄悄的威尔克斯岛似乎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已经再次调整好防守阵形的普拉特上尉看到远处走过来三个人，其中两个人穿着皱巴巴的卡其色军服，他们无疑是自己人，其中一人手中高举一面白旗。他们身后是一个穿着肮脏军服的日本军官，手里提着一把指挥刀。此时正好有一艘驱逐舰对威尔克斯岛开火，随着日本信号兵发出的信号，驱逐舰很快就停止了炮击。

普拉特听到了德弗罗少校的喊话。他看了看身边的戴维斯，忽然想起这一天是小伙子21岁的生日。“生日过得不错吧，水兵？”“是的，长官！我想感谢这些从日本赶来为我庆贺生日的人，还有那些焰火和爆竹，非常感谢他们！”小伙子边回答，边看了看表，此时是威克岛时间13时30分。随后，很多脏兮兮的人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武器全都上好了膛。

在威克岛一号营地，一个日军士兵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了水罐，砍断了那里飘扬着的星条旗。1941年12月23日13时30分，威克岛，这个中太平洋美国仅存的战略要点，终于落入日本人之手。

12月23日一整天，日军都在“围剿”漏网的美国官兵。放下武器的美军官兵，身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被洗劫一空，衣服被扒掉，脖子被绳索捆住，双手被绑在后边。战俘被排成一行跪下，他们的面前架起了3挺机枪。美军士兵最担心的事情即将变为现实。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被威克岛和威尔克斯岛上遍地的日军尸体激怒，他们想为死去的战友报仇，用机枪扫射所有的战俘。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穿雪白军服、佩戴勋章和军刀的高级军官及时出现，制止了将要发生的疯狂行为，这个人就是之前打了败仗的梶冈。梶冈还算“善良”，他告诉美国战俘：“天皇施恩，饶恕你们的性命。”建筑工人阿特金斯和杰弗里斯语带嘲讽地咒骂道：“谢谢你这个狗娘养的家伙。”

所有人包括平民在内，都被日军视为战俘，他们受命为日本人清理威克岛。为了尽快修复机场，日军命令陆战队一个军官带领300个士兵参加劳动，必须在一周内完成修复工作。这位军官搞清楚任务后回答：“用不了那么多人，3个士兵就足够了。”只见他们使用一种安装在大型汽车上的机器，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将机场修整完毕。这种安装有机器的大型汽车还有个名字，叫推土机或挖掘机，它们与铁锹、铁镐相比，效率提高了上百倍。前面提过，日军迅速将推土机和挖掘机送回日本拆卸仿造。推土机倒是仿造出来了，却无法批量生产。挖掘机更是连仿造都没成功。

在威克岛东岸，坎宁安中校的宿舍门前，很快就贴出一张告示：

大日本军司令部宣言

威克岛全部归大日本帝国所有。

爱好和平、尊重正义之大日本帝国，由于罗斯福总统之挑战，不得已遂起而应战。故我军本着大日本帝国固有之和平精神，对于无敌意的敌国人民的生命，则不加任何伤害，盼即安居乐业。

如违反指示，或不服从者，则按照军法严惩不贷。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941年12月24日上午11时，大本营海军部对外发布了攻克威克岛的正式公告。

一、大日本帝国海军乘风破浪，曾于23日凌晨攻击威克岛。我方陆战队员逐渐排除敌人的顽强抵抗，大胆地在敌前登陆。23日上午10时30分完全占领该岛。

二、此次作战，我军损失驱逐舰两艘。

岛田繁太郎在向裕仁汇报威克岛战况时说：“发生在那里的战斗之壮烈程度，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日本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在《日本海军血战史》一书中指出：“在威克岛日军所受到的损失竟然比珍珠港还大，不但失去了2艘驱逐舰和2艘巡逻艇共4艘舰只，而且战死和受伤者也不在少数。”

梶冈以裕仁的名义将威克岛更名为“鸟岛”，皮尔岛改为“羽岛”，威尔克斯岛改为“足岛”。后来在反攻过程中，美军实施蛙跳战术时，威克岛成为被跳过去的岛屿。因此，从这一天起，一直到日本投降，威克岛始终控制在日本人手中。除了偶尔有一些美军飞机前来轰炸驻岛日军，这里再没发生过大的战事。一直到1945年9月7日，威克岛日军指挥官重松西原少将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山德森准将投降。当时第一个返回威克岛的，就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拜勒少校，那时候他已经晋升上校了。

1942年1月，日本运输船“新田丸”来到了威克岛，把俘虏带往日本。388名平民继续留在威克岛，为日军修筑防御工事和飞机跑道。后来留下来的人中有45人死于营养不良。1942年9月，又有200多人被运往日本。剩下98名建筑工人，在1943年10月被日军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至死。其中一人逃跑并躲了起来。但是威克岛太小了，他随后被抓回去砍下了头颅。因为这一屠杀战俘的无耻罪行，日军岛上指挥官板井原在1947年被审判并处以绞刑。

最早一批被“新田丸”从威克岛运往中国的美军战俘，忍饥挨饿之余每天还要遭受殴打。1月20日航行结束之时，虐待变成了杀戮。5名战俘被日军带走，他们是弗兰克林、兰伯特、冈萨雷斯、汉纳姆、拜雷，几个人全是海军航空兵。其他人并不知道他们被带走去干什么，只知道他们再也没能回来。

5个人被戴上眼罩，五花大绑地押到甲板上跪下。日军指挥官斋藤敏雄中尉站在一个箱子上宣读了对他们的判决书：“你们在战斗中杀死了很多日本军人，现在以复仇的名义将你们杀死，你们也将代表所有美国士兵接受死亡的命运。你们现在可以祈祷在另一个世界，在天堂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随后5人被砍下头颅，尸体靠着大木桶挂起来，作为练习刺刀的靶子，最后肢解抛入大海。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1946年10月，那个高呼“少校下令投降”的炮手哈马斯指认出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的斋藤敏雄，正是他在“新田丸”上下令处决了那5名美国士兵。斋藤随后被美军处死。

在整个作战中，日军死亡800多人。美军171人战死，其中陆战队士兵和海军官兵89人。很多战史资料都把硫黄岛战役列为太平洋战场登陆部队伤亡大于守岛部队的唯一战例。其实不然，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威克岛创下的业绩，使战争后期所有的抗登陆作战都黯然失色。

尽管坎宁安中校在发给珍珠港的最后一封电报结尾处写上了“圣诞节快乐”的祝福语，派伊也确实把威克岛陷落的消息放在圣诞节之后才正式发布，但这丝毫无法抚慰美国人受伤的小小心灵。在他们心中，那个坚固堡垒上的勇士，之前打得是那么好，仅仅因为得不到增援才被日本人抓走。别说是罗斯福，就连普通的美国民众也无法接受这一悲惨的结局。失落的美国报纸只能盛赞美军的顽强战斗精神，可铺天盖地的赞扬也掩盖不了失败的结局。如果派伊和那些将军，如弗莱彻、布朗能够比较坚决地前往援救威克岛，这个失败本来是有可能避免的。对于珍珠港来说，威克岛的失守可谓是唇亡齿寒。日本控制下的威克岛成了日军今后向西进攻珍珠港的根据地和起跳板。

更重要的是，威克岛的陷落使得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那个在科雷希多岛防空洞里天天给罗斯福和马歇尔写信和发电报的麦克阿瑟，今后将只能依靠手中的兵力来抵御日军的入侵，菲律宾战役失败的命运从这一时刻起就已经注定。

1941年圣诞节上午，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尼米兹上将抵达珍珠港。他开口便问起了威克岛的救援行动。当得知救援部队已经撤退之后，尼米兹没有再说什么，但从表情上看他“似乎很失望”。尼米兹认为威克岛救援行动的失败已经是“覆水难收、无可挽回”，他“没有浪费时间去猜想原本可能做些什么”——这话鬼才相信！

相比起尼米兹来说，官儿更大的罗斯福可没有那么含蓄。之前华盛顿一直在关注着威克岛的消息，罗斯福甚至向自己的海军助理贝尔·道尔上校询问过“丹吉尔”号的技术性能。对于威克岛的失守，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诺克斯的副官弗兰克·贝蒂上校问斯塔克，他会不会把放弃对威克岛增援的命令告诉总统。斯塔克长叹了一口气，悻悻地说：“不，弗兰克，我没有这个胆子。”

看来大家也都知道，放弃对威克岛的增援并最终导致其陷落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情。这么大的事不说也不行，大家推来推去，最后还是诺克斯硬着头皮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总统。闻听威克岛竟然如此失守的罗斯福，勃然大怒。第十四特混舰队曾离威克岛如此之近，却没有打一仗去拯救该岛或者为其陷落报仇，罗斯福的愤怒理所当然。他甚至认为，威克岛的不战而弃比珍珠港“还要糟糕”，临阵退缩对士气的打击是巨大的。

当时丘吉尔正好在华盛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宽慰罗斯福，“插手将军们的事务是非常危险的”——尽管他插手类似的事务要比罗斯福要多不知多少倍。

罗斯福为威克岛的陷落向全国发表了讲话，他说：“那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只有约400名队员。他们在这场英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威克岛保卫战中，给敌人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其中一些官兵阵亡了，另一些现在在战俘营里。当这次伟大的战斗中的幸存者被解救出来，回到自己家园的时候，他们将知道，他们的13000万同胞将会因此受到激励和启发，去履行自己那一份牺牲自己、服务国家的义务。”

随后罗斯福下令，给负责调查珍珠港事件的罗伯茨委员会增添一项工作内容：在1942年1月，对半途而废的威克岛救援行动进行彻底调查！

罗斯福对派伊中将的怨恨至死未消。尼米兹就职之后，派伊马上就被调回西海岸担任了第一特混编队的指挥官。第一特混编队的驻地是旧金山，任务仅仅是负责从西海岸到珍珠港的海上巡逻。让一个曾经代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海军中将担负这样不疼不痒的工作，谁都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就这也干不长，1942年10月，派伊被解除职务，之后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作战部队的指挥任务，1944年7月战争结束前就退出现役。斯塔克和弗莱彻也不会得到什么好评价，一贯亲英的斯塔克还要为珍珠港事件埋单，不久就被调离现职，得偿所愿地到欧洲做了海军联络官。弗莱彻这时候还属于一个小人物。尽管酷爱加油的弗莱彻少将随后有了珊瑚海和中途岛的丰功伟绩，但还是在东所罗门海战之后遭到冷遇。谁也不敢肯定，他的赋闲与威克岛失败的救援行动无关。

1942年8月11日，美国上映了好莱坞拍摄的主旋律电影《威克岛》，据说是根据海军陆战队官方的记录制作的。但它明显带有宣传性质，因而出现了很多错误。电影中，威克岛的指挥官第一天就战死了，随后海军陆战队进行了全面防守，最终所有守军全部壮烈牺牲。这无疑是夸大其词——要是真都死了，德弗罗后来怎么当上参议员呢？虽然此举让公众对威克岛之战产生了完全错误的印象，但也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志愿去加入海军陆战队，为曾经战斗并“全部牺牲”在威克岛的战友报仇！

美国总统嘉奖令被授予第一海军陆战队守备营，嘉奖令说：“1941年12月8日到23日，威克岛的守军与在空中、海上和地面均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官兵的勇敢已经为他们的同胞和整个文明世界所景仰和铭记。只要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继续为人们所尊崇，他们就不会被遗忘。他们在逆境中忠于职守和坚守阵地的壮举为人们所称赞。”最后的签署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后来在美国，同样有一位将军如此评价在这场战斗中有着杰出表现的那一群美国战士：“他们不仅激励了美国公众，也鼓舞了他们的战友。在那段灾难的日子之后，陆战队员在威克岛精神和它的保卫者的鼓舞下坚持战斗直至胜利。虽然战斗的时间和规模都比不上后来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或其他大战役，但是威克岛永远不会被遗忘。尽管被敌人的数量最后压倒，但他们从来没有被打败。”他就是率领美国陆战一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打得日军尸横遍野，后来出任海军陆战队总司令的亚历山大·阿彻·范德格里夫特。

今天在威尔克斯岛，还留有一块“98石”。当时一名不明身份的战俘在这块珊瑚巨石上刻下了“98USPW5-10-43”的字样，以纪念被日军机关枪扫射致死的98名战俘。经历了炮火弹雨洗礼的威尔克斯岛今天已成为一个鸟类保护区，无人居住。据说到那里访问必须经过特别批准，且所有参观者只允许到“98石”处为止。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威克岛一直是军用和民用飞机紧急降落的备用基地，也是美军飞机从檀香山到东京和关岛的中途加油站。岛上机场的航站楼里，美国人建起了一个小型博物馆，里边摆放着一些后来陆续发现的能够反映那场战斗的器物，如飞机残骸、炮、机枪和一些个人物品。它们似乎在默默地告诉人们，70多年前，这里爆发过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斗！

拉包尔成为日军的前进基地

“二战”太平洋战场主要是美日争霸，但有很多国家同样对盟军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其中就包括人口仅仅700万的澳大利亚。老酒以为，澳大利亚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甚至超过，至少不低于它的宗主国——牛皮哄哄的大英帝国。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澳大利亚立即成为大英帝国抗击轴心国的重要成员。当年年底，第一批澳大利亚士兵奉命背井离乡，担负中东地区的防御任务。随着远东形势的不断恶化，英国迫切需要加强其在东南亚的防御力量。自己无兵可派，只能就近从澳大利亚调兵协防。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两年多里，澳大利亚向远东地区派出了几乎所有的兵力。以陆军为例，当时澳大利亚仅有的4个步兵师几乎都在海外。其中第六、七、九步兵师在中东，第八师（欠一个旅）部署在马来亚地区。这个第八师将在下面的马来亚战役中出场亮相。负责769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本土及周边广袤海域防御的，竟然只剩下第八师第二十三旅的三个营。就这还不够，这三个营中的两个营后来又被派往荷属东印度，另一个营被派往咱们要说的拉包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澳大利亚本土几乎是不设防的。在日军向南洋地区大举进攻时，澳空军的165架战机陆续被调到了马来亚和爪哇岛，留在本土的只剩下29架“赫德森”式中型轰炸机和本土生产的“韦拉韦”战斗机。这种早已淘汰的教练机连给日本战机塞牙缝的资格都不够。

精锐部队外出作战了，留在本土的只剩下民兵和志愿防卫部队。别说战斗力，连武器都配不齐，很多士兵背的都是家里的猎枪和鸟枪。拉包尔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澳大利亚当局相信，一旦开战，日军势必会在占领关岛和威克岛之后，迅速攻占他们管理下的俾斯麦群岛。

澳军总参谋部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在本土民兵普遍缺乏训练、装备不足、海空军几乎没有的情况下，要想守住拉包尔几无可能。即使再派人去，也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带来的后果是进一步弱化对本土的防御。相比拉包尔而言，对于澳洲本土更重要的战略要地是正北方向新几内亚岛上的莫尔兹比港。战争爆发一周后，12月15日，澳军总参谋部向内阁建议，维持拉包尔驻军不变，既不增兵也不减员，同时加强对莫尔兹比港的防御。相比拉包尔的毫无希望，莫尔兹比港更接近本土，相对容易防御，一旦遭到进攻，守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他们建议向莫尔兹比港增援“重兵”一个营，使该地的防御兵力达到一个旅。看起来似乎不多，但这已是澳大利亚能在本土之外派出的最大兵力。

内阁接受了总参谋部的建议。1942年1月，一个营的兵力被派往莫尔兹比港，那里的守军达到了3000人。这同时意味着，另一战略要地拉包尔自此陷入自生自灭的尴尬境地。能够逃脱陷落命运的唯一可能是“敌人不来”，而日军迟早是会到来的。

战略要地拉包尔位于俾斯麦群岛的最大岛屿新不列颠岛。呈月牙形的新不列颠岛长595公里，平均宽度80公里，岛上蜿蜒崎岖的山地基本全被热带丛林覆盖，终年高温炎热，潮湿多雨，盛产椰子和可可。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一地区肯定与德国有关。1884年，德国宣布占领这一群岛，将之作为德属新几内亚的一部分，并以当时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名字为其命名。“一战”德国战败之后，其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被众人瓜分。前文提到，日本占有了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俾斯麦群岛却意外地成为澳大利亚的委任统治地。

俾斯麦群岛首府拉包尔是一个天然良港。1910年，德国人首先在新不列颠岛红树林的沼泽上填土建镇，将之命名为“拉包尔”，用当地语言说，就是红树林。战争爆发之前，这里已拥有两个设施完善的机场。

1941年3月，霍华德·卡尔中校率领澳大利亚第八师第二十三旅的一个营进驻拉包尔，随他们一起到来协防的还有沃尔斯塔布中校麾下的80名新几内亚志愿军。开战之前，卡尔中校先后得到了几支小部队的增援，包括克拉克少校的一个岸炮连、塞尔比中尉的一个炮兵分队、马特森上尉的反坦克炮兵连等。后来帕默少校的一个医疗小分队和6名护士也来到了这里，使得卡尔营的兵力达到了1400人。

除新不列颠岛之外的众多岛屿，就由威尔逊少校的第一独立连约300人防守，真是连撒胡椒面都不算。值得一提的是，澳军在一些重要岛屿上配属了后来被称作“海岸观察哨”的小股侦察人员。起初他们的职能只是监视当地居民的活动，随着战争爆发，其主要任务变成了监视日军的活动，一旦发现敌情就立即向上级报告。后来由于人手不够，大量土著居民也加入了这支特殊队伍。他们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拉包尔多火山，1937年5月的一次火山爆发导致571人死亡。1941年7月到10月，好像预知了未来的不祥，岛上的马图皮火山频繁爆发，导致周围植物大量死亡，拉包尔镇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火山灰。9月9日，英属新几内亚总督麦克尼克尔以躲避自然灾害为由，带着几名政府工作人员跑到了新几内亚岛的莱城——这个莱城也是今后新几内亚战役的一个主要战场。

1941年10月8日，参加过“一战”的老兵约翰·斯坎兰上校来到拉包尔，就任当地守军司令官。和香港的杨慕琦、关岛的麦克米林、威克岛的坎宁安一样，斯坎兰也成为在战前来到必失之地的又一个悲情人物。

12月初，澳大利亚空军的4架“赫德森”式轰炸机和10架“韦拉韦”式战斗机在勒鲁中校的带领下来到了新不列颠岛，拉包尔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空中力量。

1942年1月4日，攻克关岛之后的南海支队就接到了大本营陆军部发布的作战命令：协同海军，大致于1942年1月中旬以后迅速占领俾斯麦群岛。

在接到命令之前的12月23日，南海支队参谋长田中丰成中佐已经先从关岛飞抵特鲁克，与海军就攻占俾斯麦群岛进行过初步协商。1942年1月5日，堀井富太郎亲赴特鲁克，在“香取”号轻巡洋舰上会见了第四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以及负责为南海支队护航的第十九战队司令官志摩清英少将，双方就相关战术细节进行了确认。堀井认为，岛上澳大利亚守军很可能兵力不足，再三权衡之后，他决定在拉包尔周边实施多点登陆，在三个方向上同时发起进攻，直取城镇、机场和两座炮台之间的海岸。在澳军来不及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体系之前，以最快速度抢占主要目标，迫使澳军屈服。

从大本营颁布命令的1月4日起，第四舰队所属陆基航空兵就开始对拉包尔实施空袭，为南海支队未来的登陆作战扫清障碍。这天10时30分，20架日机攻击了拉包尔东部的拉库乃机场，投弹50余颗，炸死土著居民15人，有3颗炸弹直接命中了机场跑道，澳军2架战斗机起飞拦截未果。澳军的高射炮也参与了防守，但由于射程太短，根本够不到空中的日机，只能起起吓唬人的作用。稍晚一些时候，又有日军11架飞机前来，对西部的乌纳卡瑙机场实施了轰炸，仅有1颗炸弹命中跑道，炸死土著1人。从那天开始，日军对拉包尔的小规模空袭一直未断。

1月8日，堀井在关岛旧政府大厅的南海支队司令部正式下达了攻占拉包尔的作战命令：支队主力负责攻占拉包尔镇及东拉库乃机场，另一部负责攻占西乌纳卡瑙机场，预定登陆日期为1月23日。

1月9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约沃特中尉驾驶的一架“赫德森”式轰炸机只身深入敌穴特鲁克，疏于戒备的日军根本没想到竟敢还有人前来侦察，约沃特中尉拍下了大量珍贵照片后顺利返回。驻军司令斯坎兰上校根据照片判断，敌军庞大的陆海军已开始集结。对国内的情况上校非常清楚，拉包尔守军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增援，战略要地拉包尔的陷落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斯坎兰的判断完全正确。1月14日13时30分，日军南海支队分乘9艘军舰从关岛起航。19日，越过赤道后全速驶向拉包尔。

可能是被威克岛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打怕了，联合舰队竟然派出了第一航空战队的“赤城”号、“加贺”号航空母舰到现场助兴。此时完成了休整的南云舰队正无所事事，恰好来这里凑凑热闹。航母的攻击目标并不限于拉包尔一地，俾斯麦群岛另一军事要点卡维恩，新几内亚岛上的莱城、萨拉莫阿等基地都遭到了舰载机的轰炸。老酒也不知道山本是怎么想的，此时遭受重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在默默地恢复元气，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南云舰队为什么不去找它们寻求决战，却跑到这些无关疼痒的地方来打酱油呢？

1月20日，日军对拉包尔连续进行了三轮空袭。第一波20架敌机来临时，明明知道升空也是送死，但8架澳军战斗机仍义无反顾地升空应战。1架战斗机刚起飞就坠落在草丛中，3架升空后的瞬间就被击落，2架在战斗中坠毁，1架在迫降时尾翼受损，只有1架安全返回了地面。6名飞行员和机组成员阵亡，5人负伤。

第一波飞机的空袭还没结束，第二波23架日机已拍马杀到。由于澳军战斗机已无力再战，第二波日机开始毫无干扰地对拉包尔港口停泊的船只、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发起肆无忌惮的攻击。那些百无聊赖的战斗机开始到处找人扫射，个别飞行员还在空中玩起了飞行特技。就在斯坎兰上校和卡尔中校气得顿足捶胸之时，海岸观察哨又发来一个让他们更加绝望的消息，有50架飞机已经越过了约克公爵岛的上空，马上就会飞抵拉包尔，快找个安全地儿躲躲吧。

日军的三轮轰炸持续了45分钟，拉包尔港内的挪威货船“荷斯坦恩”号中弹起火，另一艘废船“维斯特拉利亚”号沉没，机场上澳军只剩下1架轰炸机和2架战斗机。日军的代价仅仅是1架轰炸机在实施低空轰炸时被击落。

第二天早上，更坏的消息很快传来。日军4艘巡洋舰正全速向拉包尔挺进。由于澳军的马拉古纳军营距离海岸较近，斯坎兰和卡尔商议，将全部驻军转移到不易被日军舰炮轰击到的地方。

为了使剩下的3架飞机不再做无谓牺牲，21日下午，斯坎兰命令2架战斗机飞往莱城。22日天亮前，下令最后1架轰炸机装载伤员离开拉包尔。之后澳军开始破坏机场。他们在跑道和附近的建筑物中埋藏了100多颗航空炸弹。这些炸弹后来全部被成功引爆。

22日上午8时，日军45架战机再次空袭拉包尔。看到东西两个机场都空空如也，他们转而轰炸了陆上炮台和岸防炮。普拉埃德角炮台被炸毁，守军11人阵亡。有些人躲进防空洞躲避，结果防空洞也被日军炸塌，躲进去的人全部被活埋。明知孤镇不可守的斯坎兰上校下达了抓紧撤退的命令，并下令在离开之前尽量破坏设施，同时疏散拉包尔镇上的居民。

下午4时，澳军提前炸毁了军火库，毁掉了部分炮台的大炮。爆炸虽然对拉包尔造成了巨大损坏，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那就是驻军司令部的通信系统遭到破坏，失去了对部队的有效指挥。事实上，即使能够有效指挥，也不过是推迟一点失败的时间而已。

日军吸取了威克岛第一次昼间登陆失败的教训，将拉包尔的登陆时间选在了夜间。其实他们多虑了，这时候在拉包尔白天和晚上登陆已经无所谓了。20时15分，堀井下达了登陆命令。当晚的风速只有每秒一米，对日军登陆作业非常有利，各路登陆部队均顺利登岸。天空乌云密布，马图皮火山的山口的火光成了日军前进的最好定向标。

登陆部队在澳军的轻微抵抗下步步推进。虽然在局部发生了零星战斗，但到23日夜间，澳军的防线已全面崩溃。拉包尔镇、港口和东西两大机场均落入日军之手，新不列颠岛上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澳军化整为零撤入了丛林。

同日夜间，堀井下令“对现有占领区域周围展开全面扫荡”。新不列颠岛地盘太大，日军的扫荡一直持续了两周。最大的两股澳军分别在1月末和2月6日向日军投降，日军在投降澳军中找到了斯坎兰上校。

2月23日，日海军第十八战队组织海军陆战队在新爱尔兰岛的卡维恩登陆，经过4天战斗击溃了驻岛的澳大利亚守军，在当地建立了航空基地。另一支日军在2月5日占领了新不列颠岛中部南侧海岸要地斯鲁米，在此设立了前进航空基地。随后，俾斯麦群岛的其他大小岛屿相继落入日军之手。

除卡尔中校带领约400人逃回澳大利亚外，斯坎兰上校以下800人都成了日军的俘虏。日军集体枪杀了其中的160人。日军对外宣称歼敌300人，就包括这些被枪杀的战俘。日军自身伤亡16人，49人受伤。

随后，日本海军第七筑城队的1000名劳工和一个陆军工兵支队先后登岛。1月25日，已部分修复了岛上的机场。到2月20日，已有51架战机在拉包尔机场降落。海军第二十四航空战队司令部随即进驻拉包尔。

2月1日，日本海军在拉包尔设立了第八特别根据地，司令官金泽正夫少将全面接管了指挥权。海军舰船、航空兵和陆军航空队等部队以拉包尔为中心，开始对周边的盟军部队及交通线进行打击。日军还在拉包尔周围地区挖掘了近百公里纵横交错的隧道作为防空洞，以躲避盟军的空中轰炸。到1942年底，驻扎在拉包尔的日本陆海军已达11万人。与特鲁克互成掎角之势的拉包尔，已成为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的重要海空基地。1943年4月18日，山本的座机就是从这里起飞，在前往布干维尔岛前线视察时被美军击落机毁人亡的。

按照大本营的计划，南海支队在攻克拉包尔之后应将防务移交海军，然后前往帕劳群岛集结待命，随时参与南方地区的作战。由于马来亚、菲律宾、香港等地的作战太过顺利，远远出乎大本营的预料，南方军有足够的预备队可供调遣，因此南海支队被允许留在原地驻防，以适应该方面今后作战的要求。这对于登陆兵力不足的海军来说无疑是好事情，对于南海支队来说貌似也不错，获得了一个休整的大好机会。

谁也想不到，这一看似不错的命令竟然使南海支队的大部分人此生再也没能回到日本本土。他们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变成了新几内亚岛上的莱城和萨拉莫阿，之后奉命进攻莫尔兹比港。由于日军在瓜岛战败，已经与莫尔兹比港近在咫尺的南海支队得不到增援和补给，被迫撤退，堀井也在溃退中不慎跌入新几内亚岛科科达小道的山间湍流中淹死。还好死得早，即使堀井能侥幸活到战后，也会因多次枪杀战俘和平民而被判处绞刑。

拉包尔失守，使得日军获得了绝佳的前进基地。至此，澳大利亚东北方向门户洞开，澳洲大陆以及南太平洋诸岛已处于日军的兵锋之下。

第五章

风雨飘摇马来亚

“东方直布罗陀”

日军南方作战的终极目标是荷属东印度，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那里有他们迫切需要的战略资源石油。但是要想顺利攻占这一地区，必须克服两大障碍。一个是位于中国南海东侧美国人管理下的菲律宾，一个是位于西侧的英国人的殖民地新加坡和马来亚。只有占领上述地区，才算真正打开了通向荷属东印度的通道，也才能将掠夺来的资源安全地运回国内。对于日军来说，左右开弓攻下马来亚和菲律宾不但必要，而且时间也越快越好。若时间拖得过长，就会给荷兰人从容部署防御留下足够的准备时间。

素有“狮城”之称的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扼马六甲海峡之咽喉，是海上航船出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门户，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通和贸易的要地。自从1819年英国殖民主义开拓者斯坦福·莱佛士爵士以65万英镑的价格从柔佛苏丹那里得到新加坡的永久租借权之后，这块原来的蛮荒之地就成为大英帝国远东最重要的殖民地。当时，岛上仅有150多名土著居民。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新加坡港口停泊的船只急剧增加，贸易活动更加繁忙，其战略地位也越加突出。到了20世纪中叶，经过百余年建设的新加坡已经成为英国所有殖民地中最具经济和战略价值的地区，被丘吉尔誉为“东方直布罗陀”。

站在新加坡岛北岸隔海眺望，窄窄的柔佛海峡对岸，就是战略地位同样重要的马来半岛。马来半岛东临中国南海和太平洋，北邻泰国，西接孟加拉湾和印度洋，西南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苏门答腊岛隔海相望，是南下荷属东印度、北上缅甸和印度的跳板。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种植有大量的橡胶树，使该地区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橡胶产区。这里还有重要的战略物资锡，年产量超过全球一半以上，被称为英国在东南亚的“聚宝盆”。马来亚先后被葡萄牙和荷兰控制，19世纪初，这里和新加坡一样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称雄世界四百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日渐衰落，对保护那些广袤的海外殖民地渐渐力不从心。虽然欧洲已是战火纷飞，英伦三岛也时刻面临着强敌入侵的危险，但远东的属地新加坡仍然安睡在马六甲海峡的宁静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英帝国已无更多余力顾及这块重要的属地了。

早在“一战”之后的1919年，日德兰海战的英雄、皇家海军司令约翰·杰里科上将就高瞻远瞩地提出，未来的远东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来自野心勃勃的日本人，未来总有一天，他们会试图横扫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就是，将新加坡打造成坚不可摧的海上堡垒。对杰里科的提议，海军大臣戴维·贝蒂上将深表赞同。海军部迅速向政府提交了相关的建设计划。1921年，大英帝国防务委员会做出决定，将新加坡打造成皇家海军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

但政府对这一计划显然不感兴趣，其核心问题就是没钱。“一战”耗去了大英帝国过多的精气神，导致这一计划一再拖延，甚至搁置。英国高层对于未来是否会与日本发生战争表示怀疑。丘吉尔甚至认为，在他的有生之年，日本人根本不会和英国人作战。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国人才真切感受到来自日本人的威胁，开始着力将新加坡打造成真正的“东方直布罗陀”。

新问题马上出现。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得正在艰难复苏的大英帝国再次元气大伤，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导致新加坡的基地建设堪忧。要说真没钱也不准确，超过2000个的网球场、马球场、板球场和赛马场遍及小小新加坡岛的各个角落，没有钱那是绝对建不起来的。不过能到那里享受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白人殖民者。有着“花园城市”之称的新加坡已经成为西方殖民者的美丽天堂。

整个20世纪30年代，由于历届政府多次削减防务开支预算，新加坡的基地建设工程是建了又停，停了又建。一直到1938年2月，花费6000万英镑巨资打造的樟宜海军基地才勉强完工。新加坡遂与直布罗陀、珍珠港、马耳他并称为世界四大要塞。海军军港落成时，英、美均派出大型战列舰参加了隆重的庆祝仪式，以对日本不断显露的南进姿态进行威慑。但那些战列舰来亮亮相就走了。当樟宜海军基地巨大的船坞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第一艘战列舰时，已经到了战争即将爆发的1941年。

海军基地建成之后，延伸的兵营开始进驻一批批的海军官兵，大型储油库里也装满了燃油——这里是有油没舰，而日本人是有舰缺油。基地后面的高地上，筑起了拥有5门380毫米巨炮的大型炮台，竭力彰显帝国的强大力量。然而没有皇家海军的舰队，这里只不过是一座无人防守的堡垒而已。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因为片面认为入侵者只能来自海上，所以那些强大的岸防炮群只能指向大海。那些愚蠢的设计者认为，在浅浅的柔佛海峡对面根本不需要设防，马来半岛上千公里的茂密丛林所形成的天然屏障是任何人都“难以逾越的”。

后来在回忆录中，丘吉尔形象地记述当听到新加坡要塞岸防炮竟然无法掉转炮口朝向北方陆地时的诧异心情：“在我的头脑中，认为新加坡不可能没有对陆防御，就像一艘战舰在下水时不可能没有舰底一样。”说得真好，这句话足以说明，丘吉尔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绝非浪得虚名。

早在1937年，就有人提醒英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新加坡很容易遭受来自马来亚方向的陆上攻击。那年秋天，他们收到了马来亚陆军司令威廉·多比少将令人不安的报告。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多比和他已经在马来亚待了6年的参谋长阿瑟·帕西瓦尔上校得出结论：柔佛海峡对面的马来亚丛林“大部分地方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日本人像预料中那样占有泰国，他们将有足够时间从那里南下，从陆上进攻新加坡。这就意味着如果英国打算守住“东方直布罗陀”，必须守住丛林密布的马来半岛。

伦敦对来自东方的提醒一直置若罔闻。丘吉尔和他的同伴错误地认为，自己原来的徒弟，那些天生罗圈腿、近视眼的矮子一定不敢对新加坡和马来亚下手，这种观点来自那种莫名其妙的种族优越感。日本迅速崛起的过程值得商榷，在那个过程中，他们战胜的大清和沙俄都是已经没落的王朝，日本能够获得的每一场胜利都是因为对手太弱。就战役和战术之道而言，之前日本在中国的种种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麻烦，也同样影响了英美等国。面对毫无先进武器、战斗力低下的中国军队，日本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了4年多也没能彻底征服，就清楚地说明了一切问题。

因此，对于马来亚守军关于加强该地区防御的建议，伦敦高层的答复是：“鉴于日本抢滩登陆的能力，普遍认为，在他们是否具备与欧洲军队和轰炸机相抗衡的能力这一点上，仍然存在疑问。”伦敦认为，日本人一旦离开滩头就会困难重重，他们根本无法穿过马来半岛到达新加坡。不光是下边那些幕僚，丘吉尔也持同样的观点。老丘添油加醋地说：“当侵略者千里迢迢远离家乡来到沼泽和丛林地带，他们的境况将是绝望的。”

不管是丘吉尔和他的那些高级顾问，还是罗斯福与他的众多幕僚，在一点上大家观点惊人一致：那就是即使最好战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不会莽撞到竟敢与英国和美国同时开战的地步。大家普遍认为，只要喊喊增防马来亚、新加坡或者菲律宾的口号，那些“黄皮猴子”就会觉得侵略无望，彻底打消开战的念头。

卖嘴归卖嘴，必要的面子活还是要做做的。保卫一个海上要塞的最佳途径，是在那里驻扎一支强大的舰队，将所有试图入侵者消灭于海上。早在1937年5月，大英帝国就对那些东方的自治领，包括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做出承诺，向远东派遣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短短一年多，1938年11月，新任海军大臣斯坦尔普提出，“这一承诺应该予以修正”。1939年2月，英国外交部要求派遣舰队到远东为外交事务提供后盾，海军部当即予以回绝。此时法国也向英国施压，表示“如果英国舰队驶往远东，法国将撒手不管中欧和东欧的抵抗”。1939年3月，英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份备忘录中要求，“英国派往远东的舰队的规模，应视我们的资源和欧洲的形势而定”。英国防务委员会对此予以接受，并于6月做出决定：“鉴于许多易变因素，在当前不可能估计在反对日本的敌对行动爆发后，可能被派往远东舰队的规模，也不能明确它可能被派出的时间。”这实际上等于批准了新海军战略的优先次序：德国第一，地中海第二，远东第三。

形势很快就发生了新的变化。欧战之前，英国海军战略有两个基本点，那就是法国的支持和意大利的中立。现在法国败亡，意大利参战，使得这两个基本点完全丧失。到了1941年，欧洲大战已搞得英国焦头烂额。现在皇家海军必须为了帝国的生存而战，最新锐的战舰必须留下来守卫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航运，预防德国对英伦三岛的入侵以及通过潜艇战掐断英国人的脖子。稍差一点的战舰则要去地中海，与意大利争夺那里的制海权，确保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严峻的形势迫使英国海军只好放弃了尽快派遣大舰队去远东的最后一点希望，而只能寄希望于击败德、意之后再做安排。

怨也不能怨别人，只能怨大英帝国以前四处欺男霸女占的地盘太大了。在最强盛时期，英王统御下的领土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彼时大英帝国太牛×了，除了南极洲，各大洲都有其殖民地，印度洋几乎成为其内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管太阳照到哪里，都会照到其“领土”上，这就是“日不落帝国”的来历。地球上四大洋，甚至是地中海，都要管，还都想管好。随着国力不断衰弱，英国已经放弃之前一直标榜的两强标准（海军实力位居全球第一且大于第二和第三之和），要看住如此大的地盘，早已力不从心。既然自己派不出舰队，只好求助于盟友。丘吉尔从1940年就开始多次向好友罗斯福提出，希望美国向远东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越大越好。

丘吉尔多次提出，罗斯福也是多次婉拒——大雪天借棉裤，你冷，俺也屁股凉。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将美国太平洋舰队前出至珍珠港，仅此而已。罗斯福的高参认为，远东不是他们的战略重点，美国海军首先应该保卫的是大西洋。至于菲律宾，仅仅派出一定数量的空军就能满足那里的防卫要求，他们不愿意为英国人去火中取栗。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早在法国战败之后，认为德国远比日本可怕的美国就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准备在太平洋地区暂时采取守势。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是，越来越强大的美国已经不再甘愿在世界事务中受英国的指派充当一名配角儿，而是希望在大西洋战场一显身手。因此在大西洋上，美国毫无顾忌地设法与德国发生冲突，而在远东并不准备与日本撕破脸。况且即使美国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发生冲突，保卫过于遥远的新加坡也并无多少现实意义。美国对未来战争的设想是，逐步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同时向日本发动进攻，也就是后来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两路人马一起形成的钳形攻势。这自然与英国的战略难以合拍。既然在远东英国难以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而自身力量又非常有限，因此一旦日军南下，马、新的最后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精锐的海军派不出来，朋友又不帮忙，无奈之下，大英帝国开始强调陆军和空军的作用。为了加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防御，早在1940年初，英军远东司令部就请求本土派出336架飞机去新加坡。7月，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新加坡召开了联合防务会议，要求飞机的数量增加到582架。皇家空军刚刚经历了不列颠空战，现在必须留出最先进的战机在本土与德军抗衡。还要履行对斯大林的承诺，将新生产的600架飞机赠与苏联人。1941年间，大部分最新型的战斗机除了英国本土防空所需，都被派去支援地中海那几次失败的进攻作战了。另外还有好几百架远程轰炸机用来夜袭德国。在战争那个阶段，这摆明是去打酱油。那些新型战机，马来亚和新加坡一架都没有得到，可见伦敦对于加强远东的防务不过是嘴上吆喝吆喝。

在低估日军航空兵战斗力这一点上，英国人和美国同行见识差不多。在他们眼中，日本人最擅长的就是模仿，他们习惯仅仅从西方订购一架飞机回家拆卸，然后仿造出类似的机型。一家西方飞机制造厂的负责人曾经这样感慨地说，“如果日本人能够一次从我们这里订购两架飞机，那将是让我们十分惊讶和兴奋的事情”。甚至有人将日本人称为是猴子学人的模仿民族。1941年4月，英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就曾对外交大臣艾登讲，“我认为，日本空军的实力要弱于意大利空军”，波特尔中将的话代表了英国人的普遍观点。

既然日本空军连意大利都比不上，那相比德国，肯定差距更大。精锐的德国空军已是我英勇皇家空军之手下败将，差了好几个等级的日本人如果敢来，那简直就是找死。按照福特空军中将的说法，“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皇家空军的装备更新情况。的确，‘布鲁斯特水牛’式战斗机在欧洲是落伍了。但不要紧，在欧洲已经落后的飞机到远东去依然是最新的，对付那些日本鬼子还绰绰有余，我们对此充满信心”。不只是高级将领，那些连日本飞机都没见过的英军飞行员也嘲笑说，和日本人交手，“简直就是开着豪华的劳斯莱斯和简陋的达特桑赛跑”——达特桑是日本日产公司“二战”前生产的一种性能不佳的轿车。

皇家空军认为，用轰炸机和战斗机来保卫新加坡比用战舰更省钱、更可靠。到1941年，英国远东司令部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匆匆修建了大量机场，以保卫港口以及可能遭到入侵的海滩。但是谁都清楚，只有机场没有飞机，和只有枪支没有子弹是一样的道理。况且这些半岛上的机场离海岸太近，还好山本把航母都派到珍珠港去了。要是南云舰队真的来了，一轮攻击就能使它们彻底瘫痪。

驻新加坡的英国皇家空军指挥官估计，日本陆海军在马来亚战区可以调动的飞机约722架。由于皇家空军至少具有“以一敌二”的技术优势，在测算后认为，在马来亚地区部署336架飞机就足够了。事实上到了战前，这一地区的英军飞机只有可怜的158架，还大都是落后的机型。其中包括“布鲁斯特水牛”式战斗机60架，这种机型在美国早已被淘汰。其余还有“布林海姆”轻型轰炸机47架，“毕尔德毕斯特”鱼雷攻击机24架、“哈得逊”轰炸机24架、“卡塔琳娜”式水上飞机3架。这些飞机的飞行成绩很差，就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飞行员一样，他们只能靠勇敢来弥补战斗训练的不足。这些飞机与日军的“隼式”“零式”相比，在航程、机动性、速度等方面都存在至少20%的差距，能够强于日本人的唯一指标是油耗较低，这只有在长途奔袭时才能体现。他们对日军战机的主要性能指标一无所知。后来当那些英国飞行员在战斗中遭遇鬼魅一般的零式战斗机时，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些飞机要么是日本人从德国人那里买来的，要么是德国工程师为日本人设计的。尽管英国人也是咱们的盟军，但在这里，老酒还是忍不住要狠狠鄙视他们好几下。自古以来，轻视对手的人鲜有好下场，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盲目高傲付出血的代价。

“把‘超级喷火式’和‘飓风式’留在英国吧，马来亚有‘水牛式’就足够了。”刚刚就任远东司令官的空军上将布鲁克-波帕姆爵士在抵达新加坡时骄傲地宣称。这位参加过“一战”的老飞行员以为，他的4个印度步兵旅和从上海撤出的两营英军，足以守卫新加坡和马来亚漫长的海岸线。马来亚陆军司令官邦德少将和他差不多一样愚蠢，竟然在前驻东京使馆武官叙述日本陆军如何富有战斗力时，叫他不要“给大伙泼冷水”，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邦德赞同西方流行的观点，日本人是毫无希望、目光短浅的战斗者，他们还处于未开化状态，是一群毫无战斗力可言的乌合之众。邦德拍着胸脯告诉大家：“只管相信我的话好了，他们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其实英国也关注过日军的战斗机。1941年5月，一架日军零式战斗机在中国被击落。7月26日，英国远东司令部得到了关于其技术性能的详细报告。9月29日，驻扎在重庆的英国军官对此进行过详细的描述，传递了这种日军战机技术性能远远高于人们认知的信息。但是，没有人把这些善意的提醒当一回事。

1941年5月，由于意识到远东越来越大的威胁，伦敦撤掉了傲慢自信的邦德少将，以忠于职守但缺乏创见的帕西瓦尔中将取而代之。新司令官很快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他的部队力量太弱，守不住一条并非是象征性的防线——甚至连海军部估计的舰队抵达远东所需的6个月也守不住。

帕西瓦尔提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兵。但大英帝国的精锐部队正在陆续调往北非，抵抗那个天才将领隆美尔的疯狂进攻。帕西瓦尔被告知，不可能满足他提出的增派30个步兵营和2个坦克团的最低要求，因为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可能的范围”。

英军中勉强说得过去的只有陆军，但也仅仅体现在数字上。这些部队包括刘易斯·希斯中将的英印第三军，下辖英印第九师和第十一师，戈登·贝内特少将的澳大利亚军陆军第八师（欠一个旅），还有英印第二十八旅、第四十四旅、第四十五旅、第五十三旅、第五十四旅以及马来亚义勇军的两个旅，总计兵力约88600人。其中英军19600人、澳军15200人、印度军37000人、马来军16800人。

说伦敦真派不出兵也不完全对。后来眼看连新加坡守不住了，英军统帅部在战役进程中又开始陆续向远东增兵，总计派出陆军45000人和飞机141架。那些通过添油战术派去的部队大部分进了日军的战俘营。

看起来也真不少，但内部问题多多。在人数最多的英印军中，几乎所有营级以上军官都由英国人担任，印度士兵对他们的上级普遍缺乏信任，官兵矛盾非常突出。往往是日军炮火一响，那些印度士兵看没看见人就旋风般转身就跑，少数英国军官拉都拉不住。加上很多印度兵认为，这里是马来亚，跟自己的家乡印度没有半毛钱关系，打起仗来也不可能多用心。

按这道理，那些马来亚义勇军倒是在为保家卫国而战，理应更加卖力。事实上不，他们跟“义”和“勇”半点沾不上边，很多人早已厌倦白种人的殖民统治。对他们来说，说不定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看起来更顺眼。

不管是印度人还是马来人，这些士兵普遍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根本不是那些久经战阵的日军士兵的对手。部队装备也完全不行，所有100毫米以上的重炮都部署在新加坡，马来半岛上一门都没有。更加让人吃惊的是，全部英军竟然没有一辆坦克，时光似乎倒退到了“一战”以前。因为有英国专家称，坦克不适合在马来半岛这样的地形作战。

要说英军应该具有一项天然优势，那就是马来半岛上绵延千里的热带丛林。要知道日军侵华战争并不属于丛林作战，日本本土也从未进行过丛林战。然而在战役之前，日军就进行了大量有针对性的训练，这从后来的实战中能明显看出来。而坐镇主场的英军从未进行过类似训练。战后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自嘲：“丛林出卖了英国人，他们占领那里80多年了，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丛林还能够用于战争。”

根据英国陆军部的最新测算，如果一支2万～6万的日军在泰国登陆向南攻击前进，海军支援舰队可以在23天内从本土赶来，配合守军将日本人赶入大海。但如果日军登陆兵力为6万～10万时，那么来自本土的舰队就必须在19天内赶到远东配合陆军作战。为了给援军的到来争取宽裕的时间，马来英军最简单的办法是：一旦日军进驻泰国，显示出进攻马来亚的迹象，则位于泰马边界的英军迅速前出，占领泰国境内一些军事要点形成新的防线。换句话说，就是将英军防线前移，给未来作战留出更大的防御纵深。

就马来半岛的地形而言，泰国境内的最佳登陆地点是半岛，位于东岸泰马边境北部不远处的宋卡和北大年。英军最初计划向前推进的位置有三条。

A线：就是最南面的宋卡和北大年。这条防线约需陆军17个营，优点是交通补给便利，驻宋卡和北大年的泰国空军很难给英军制造麻烦。但缺点是离马来亚太近，一旦防线失守，日军很快就将突入马来亚境内。

B线：是从北大年和宋卡北移的万伦地区。守卫这条线约需陆军2个师，优点是可以为宋卡和北大年赢得更大的防御纵深。缺点是需要兵力较多，补给线较长。

C线：克拉地峡以北的春蓬地区。防守这条线难度最大，约需陆军4个师。但优点更加明显，一旦完成，就可以将马来亚和驻缅甸的英军连成一片。克拉地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本人要想通过绝非易事，这样就可以将敌军拖入对己方有利的山地攻坚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C线才应该是上上之选。但是没办法，英军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兵力。到哪里去给你找4个师？别说4个师，就连那17个营也没有。连战前仓促配属给香港的那两个营，都是死乞白赖问人家加拿大讨来的。所以说选来选去，只能选择效果最差的A线，所需兵力也只能从现有守军中临时抽调。

这个作战计划起初命名为“伊顿公学行动”，后来改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斗牛士计划”。

“斗牛士计划”甫一出台，立即招致多方强烈反对。因为不管是宋卡还是北大年，抑或是更北的万伦和春蓬地区，都不属于大英帝国治下的马来亚，当时属于中立国泰国的地盘。在国际事务中一般外交官最绅士，果不其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外交部。他们提出，在英国和泰国签有互不侵犯条约的前提下，即使是为了预防日军的入侵，贸然让军队主动进入一个主权国家境内，属于破坏和平的不法行为，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大英帝国是多年来的世界老大，必须带头讲规矩。如果那样做，不但会使大英帝国威信扫地，而且有可能失去盟友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听着这些冠冕堂皇的语言，好像当初去占那么多殖民也不太对呀！

丘吉尔支持外交部的观点。倒不是因为他和外交部一样迂腐，老丘认为在苏德战争局面明朗之前，日本人不会贸然在远东发起攻势。即使日本人对马、新动手，想要穿越长达1000公里的热带丛林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说，马来亚驻军完全可以得到驻印度和缅甸英军的侧翼增援。丘吉尔的正眼紧盯着欧洲，偶尔会侧光瞄一下地中海、北非和苏伊士运河。至于远东，现在连扫一眼的工夫都没有。他很快将为自己的偏心眼付出沉痛的代价。

看来在短时间内得到大规模增援是没啥指望了，但是波帕姆和帕西瓦尔也必须在现有条件下有所作为，不得不采取了下面的必要措施。

一、在马来亚北部建立一系列前进机场，将新近从印度调来的空军部队充实其中。后来的事实表明，英军将战斗力堪忧的地面部队向四下散开，来防守这些没有足够空军部队的机场，再通过这些机场来掩护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如此部署，可以说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这些机场和海军基地的受益者反而是日军。

二、战争到来前，1941年11月下旬，组织于马来亚北部的吉打省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三、派出侦察人员化装成平民深入泰国境内，对所有的军营、仓库、机场、港口、桥梁和道路进行侦察，绘制了精确的军事地图。

敌之所欲即我之所欲，英国的侦察人员在泰国境内屡屡与日军同行相遇。他们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在饭馆等类似地方曾屡次遇到军人模样的日本人。”就像影视剧情节中经常看到的，两个腰挎宝剑、头戴斗笠的人，眼光冷冷一对，就知道对方同样身负绝世武功。虽然没穿军装，但军人同样能一眼看出对方是同行。

四、英国驻泰国公使克罗斯比爵士秘密与泰国境内的反政府派别联系，积极筹备一旦英军进入泰国，就发动政变，推翻亲日的銮披汶·颂堪政权。

五、用舰艇和飞机对新加坡以东海面实施密集巡逻，对哥打巴鲁、关丹方面也开始了空中侦察。

六、将英印第三军所属第十一师前推至泰马边界。目的是战争一旦爆发，该部先机进入泰国境内，抢占宋卡和北大年两个港口，也就是所谓的“斗牛士计划”。

尽管做出了上述部署，但两位英军高级将领并不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爆发。作为职业军人，他们不可能不研究气候对作战的重大影响。马来半岛夹在中国南海和孟加拉湾之间，几乎不受这两个海域的台风影响。但这一地区有显著的季风，每年11月至次年3月一般属于东北信风期，东北风强且伴有强降雨。马来半岛以东海面经常是暴风雨天气，越是北部，这种天气来得越早。在此期间，暴风雨掀起的巨浪往往高达1.5～2米，通常认为在此情况下实施登陆作战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这仅仅是英军的看法。

说丘吉尔对远东不重视也属冤枉，老丘只是苦于手头拮据，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作为“二战”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丘吉尔认为新加坡倘若落入日本之手，其灾难之大仅次于大不列颠本岛的沦陷。“新加坡的陷落意味着英联邦的解体，并严重削弱我们的战斗力”，英国所承担的义务“不仅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还出于政治、经济和情感上的原因”。虽然借用了直布罗陀的名字，但新加坡比那个真直布罗陀还重要。直布罗陀面积只有新加坡的1%，充其量只是一座军港，很少有商业船只来往进出。新加坡除了军事意义，更重要的是经济意义。因此，在丘吉尔眼中，新加坡绝不能像香港那样轻言放弃。

海军出身的丘吉尔对于加强陆军和空军这样的说法都不以为然，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海军。只要为新加坡配备一支强大得足以控制中国南海的舰队，日本人就不太可能敢在马来半岛登陆，即使登陆成功，也会因为没有制海权无法维持正常的补给。至于从海路直接攻打新加坡，那更是想都别想。樟宜海军基地那些闲得无聊的360毫米大炮，定会使入侵者海面上来，海底里去。

向新加坡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不仅具有军事意义，也是为了给位于东方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吃下一颗定心丸。澳、新的主要兵力都被宗主国调走了，新加坡一旦有失，远东日军下一步就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本土。同时，派遣舰队也是向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做出积极的表示。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会议上，丘吉尔曾向罗斯福承诺：英国愿意在远东承担更多的义务，他将派遣一支令人生畏的、快速的，包括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内的特混舰队，前往新加坡，以“瓦解日本海军可能在那里的活动”。

其实早在1940年夏天，伦敦海军部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叫作“威慑行动”的计划。计划提出，派遣“纳尔逊”“罗德尼”“复仇”“反击”“决心”“拉米里”等6艘老式战列舰外加“皇家方舟”“不屈”“可畏”等3艘新型航空母舰奔赴远东，确保那一地区的制海权。与之相配套的还有皇家空军的236架陆基飞机，英印军、澳大利亚的4个师，外加2个坦克团，加上新加坡原有的兵力和巨大的陆上炮台，可确保远东无虞。如果这样一支强大的力量真能成行，日本人敢不敢送上门来，的确值得商榷。可惜随着欧洲和北非战局的恶化，这些计划都付诸案头，变成了一堆废纸。

大西洋会议结束之后，返航途中的丘吉尔于“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写下了这样的日记：“最好的办法是把‘约克公爵’号，还要加上‘反击’号、‘声望’号和一艘快速航空母舰派到远东。”但当他在8月25日将这一意见提交战时内阁时，遭到了几乎所有人员的强烈反对。反对声音最大的竟然是第一海军大臣庞德上将。庞德认为，皇家海军能够派往远东的战列舰是有限的，而日本人在那里的战列舰足有10艘之多，派去少数的战列舰无疑是以卵击石，这也违反了海军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的传统。另据可靠消息报道，日本人有一艘叫“大和”的超级战列舰即将加入现役。就其主要技术指标来看，目前还没有哪艘英国战列舰可与之匹敌。话虽如此，首相的面子也不能不给，庞德敷衍地提出派出4艘老旧的R级战列舰前往远东。

这可忽悠不了自诩为海军专家的丘吉尔，果真派出那样的力量，就不是威慑，而是送肉上门了。丘吉尔轻蔑地称那些老旧的R级战列舰为“浮动的棺材”，他提出至少也要派出“最少数量的最好舰艇”。8月29日，他向海军部建议，至少需要派遣1艘“英王乔治五世级”新型战列舰，外加1艘战列巡洋舰和1艘航空母舰。

为了取得海军部的同意，丘吉尔搬出了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出马游说。艾登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派出这样一支舰队去远东，不仅仅是为了威慑日本人，还能够消除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自治领的担心和忧虑，也是为了兑现给美国人的承诺。谁都知道说这话的不是艾登，而是他背后的丘吉尔。胳膊终究是拗不过大腿的，到了10月20日，似乎所有人都被成功“说服”了。

1941年10月25日，在4艘驱逐舰的护卫下，两个巨大的身影悄无声息地驶出了大英帝国的朴次茅斯军港，它们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这一刻，老酒忽然想起世纪之初由罗杰斯特文斯基带领的那支倒霉舰队。不不，老酒还想起不久前的另一支舰队。几个月前，5月18日，执行“莱茵演习行动”的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也是这样带着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驶出波兰格丁尼亚港口的，不同的是，它们没有驱逐舰的护航。两支舰队的结局有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最高司令官菲利普斯和吕特晏斯双双战死，不同的是，人家德国人好歹还跑回去一艘，而英国人是双双折戟沉海。

舰队刚刚出发一周，11月2日，英国海军部在伦敦高调向世界宣布：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正式成立，并已开赴远东。丘吉尔在第一时间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告诉了罗斯福，以显示自己的确是说到做到，不放空炮。他在电报中不无得意地说：“什么也比不上拥有捕杀能力的工具。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他们（日本人）就越不敢冒险。”

同样是大舰巨炮主义者的丘吉尔坚信，这两艘巨型战舰的远征将使日本人彻底收起入侵的念头，之前关于马来亚空军和陆军的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就在两艘主力舰到达新加坡的当天，丘吉尔得意地对外宣称：“它们被派遣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要把行踪不明的性能最高的主力军舰所能加于敌人的一切海军作战计算上的那种捉摸不定的威胁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念起来真费劲！老丘也实在是太忙了，如果他能抽点时间翻翻史书，看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人是如何铤而走险、不宣而战地发起对大清和沙俄的那两场战争，他就会明白，自己派遣区区两艘主力舰去对付日本人不过是送死而已。

让丘吉尔如此青睐的这两艘舰也的确不同凡响。“威尔士亲王”号属于“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是“二战”时期皇家海军最先进的主力战列舰。这艘舰1939年5月3日下水，1941年3月31日完工，满载排水量43780吨，舰长227米，从空中俯瞰仿佛是一座浮动的岛屿。舰体有23个主水密隔舱，使其更具抗击打能力，因此被誉为“永不沉没的战舰”。其惊人的29节航速在战列舰中实属罕见。舰上火力包括10门360毫米巨炮，还有133毫米炮16门、40毫米炮48门、20毫米炮30门。如果所有火炮同时开火，每分钟能够发射6万发炮弹，跟一只刺猬简直没啥区别。

不仅如此，初出茅庐不久的“威尔士亲王”号已经有了不凡的光辉历史。它服役还不到两个月，就在大西洋获得了露脸的机会。只可惜遇到的是德国另一艘号称“不沉战舰”的“俾斯麦”号。激战中，它的兄弟“胡德”号战列巡洋舰被人家击沉，身受重伤的“威尔士亲王”号只好落荒而逃，然后跑回家叫来一帮人，一通乱拳将“俾斯麦”号揍入海底，也算给兄弟“胡德”号报了仇。凭借此战，“威尔士亲王”号名声大震——能和吕布过了数十招还能全身而退，肯定不会是穆顺或者武安国之类的无名之辈。两个月前，8月9日，在纽芬兰普拉森夏港，罗斯福与丘吉尔就是在这艘舰上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还在后甲板上举行了礼拜仪式，更使这艘战舰凭空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据说当时这艘巨舰驶入普拉森夏港时，一名岸上的美国军官看到它，竟然惊讶得半天合不上嘴：多么漂亮的军舰！多亏不是来打我们的，要是的话，根本不用打，看见它，我们就会自动投降的。可见其何等光彩照人，风华绝代！

本来这艘“英王乔治五世级”的二号舰准备命名为“英王爱德华八世”号的，可能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国王，也就是未来的温莎公爵，预感到了自己将来的多舛命运，否决了海军部的建议，并将之命名为“威尔士亲王”号。似乎也预示这艘军舰未来的不祥命运。

相比“威尔士亲王”号，名气稍逊的“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同样不可小觑。虽然只是一艘1915年下水的老舰，但之后在1922年和1939年，进行过两次大型整容手术，现在已经是鸟枪换炮，旧貌换新颜。丑老太变成了俏小丫，六十高龄照样可以装嫩扮演小姑娘。能在危难之际被丘吉尔钦点出列，没有点过人本领肯定是不行的。它的6门主炮口径比“威尔士亲王”号还粗，达到了惊人的381毫米，满载排水量38300吨，航速也有不俗的28.5节。242米的舰长比“威尔士亲王”号还多15米，细长的舰体使“反击”号相对于前者来说，具有更好的机动性。

与两舰同行的本来还有1艘主力舰，那就是新型航空母舰“不屈”号。这艘正在西印度群岛训练的航母上有舰载机74架，将为新成立的远东舰队担负空中掩护的任务。遗憾的是，“不屈”号11月3日在牙买加附近海域意外触礁搁浅，必须就近进入美国弗吉尼亚诺福克船厂进行为期12天的大修，按行程肯定是赶不到新加坡了。事实上，当时在印度的锡兰还有1艘英军航母，但大家似乎觉得，这么厉害的战舰没有空中掩护，对付日本人也绰绰有余。意外事故和轻敌大意注定了远东舰队的不幸命运。这支苦命的舰队刚开始被叫作“G”舰队，后来不知何故，莫名其妙地变成了“Z舰队”，真预示着日子快到头了。

其实这2艘舰并不适合在远东作战。“威尔士亲王”号通风设备较差，不适合长期滞留在热带地区，事实上也确实没有长期滞留。“反击”号装甲较薄，防空武器早已过时，而它即将面对的敌人恰恰是训练有素的日海军航空兵。

好马配好鞍，实力不俗的舰队同样需要赫赫有名的司令长官。出任“Z舰队”司令的是皇家海军原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中将。身高1.65米的菲利普斯中将比拿破仑还低1英寸，因此，大家用了童话中的一个人物昵称其为“大拇指汤姆”，另一更加唬人的绰号就叫“小拿破仑”。为了掩饰身高的不足，虚荣心很强的菲利普斯在讲话时通常要站在一个箱子或者类似的物品上，以使自己显得伟岸挺拔。中将是英国海军第一大臣庞德爵士的高足，同样是传统巨舰大炮主义的忠实捍卫者。尽管他的同僚坎宁安上将已经有了奇袭塔兰托的成功经历，但曾经在舰上担任枪炮长的菲利普斯仍倔强地认为，“蚊子一样的轰炸机绝对不是战列舰的对手”。非但如此，他还鄙夷地斥责那些认为航空力量优于重炮的人是“不务正业，误入歧途”。菲利普斯很快将会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最典型的反面教材。

为了彰显“Z舰队”的神威，更好地威慑日本人，菲利普斯一路是吹吹打打，极尽炫耀之能事。11月15日，舰队到达南非开普敦，菲利普斯开展了一系列对外宣传活动，包括组织当地社会名流登舰参观，与当地水兵举行联谊活动，安排记者招待会等。他还邀请布尔时代的英军元老、南非总督斯玛茨元帅登舰检阅并给水兵讲话。根本用不上间谍，这些消息很快就通过英国BBC广播传遍全球。看了这些风光再看悲惨结局，老酒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人还是低调点好。

在同菲利普斯进行了简短会晤之后，斯马茨立即意识到，大英帝国和美国一样都在犯同样的战略错误。这位南非总督在“Z舰队”离开开普敦的当天就致电丘吉尔，指出在新加坡和夏威夷驻扎战列舰队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两个地方单独的海军力量都比不上日本海军”。他还告诫，“假如日本人确实行动迅速，这里就有发生一级灾难的危险。”——姜还是老的辣呀！不过自负的丘吉尔对早已过气的南非总督之善意提醒置若罔闻，结果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2月2日，“威尔士亲王”号率领一众小弟威风凛凛地驶入了樟宜海军军港。第二天，经过严格审查的头条新闻“欢迎强大的海军力量保卫马来亚”就出现在新加坡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同时配以“威尔士亲王”号的巨幅照片。谁也想不到，仅仅一周之后，那些报纸的同样位置还要留给它，区别是已经加上了黑框。新加坡电台的评论更绝：“现在的新加坡是铜墙铁壁般的要塞，任何国家的舰队都不可能在这里班门弄斧。”

菲利普斯中将并没有和舰队同行，他有很多事儿要提前去做，于是直接从锡兰飞抵狮城。在与波帕姆上将和帕西瓦尔中将进行短暂会晤之后，菲利普斯于5日飞赴马尼拉，拜会了驻菲律宾的美军远东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陆军中将以及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宾主双方将就远东的战局进行沟通，并协商采取共同行动。

麦克阿瑟和哈特热情接待了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马尼拉同样也不平静，连续三个晚上，在附近主要的轰炸机基地克拉克机场上空，都发现了国籍不明的飞机，毫无疑问那肯定是日本人。两位海军将领一致认为，因为地理位置过于偏僻，新加坡和马尼拉都不是“Z舰队”的理想锚地，应当立即寻找一个位置便捷又有坚强保护的港口充当停泊地。哈特还预言，敌对行动随时可能发生。此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暹罗湾附近的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海面上，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后来又很快消失在雨雾之中。这支舰队是直接进攻马来亚和新加坡，还是仅仅去往泰国呢？

菲利普斯向哈特提出一个请求，恳请哈特派出一些舰只，与他的舰队一起从新加坡出发，沿马来亚东岸北上与日本这支南下的舰队抗衡。哈特刚刚答应派出4艘已经陈旧的驱逐舰，就有一名信使再次送来情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英军侦察机，再次在泰国沿海附近发现了日本舰队。

“将军，”哈特对菲利普斯说，“你打算几时飞回新加坡？”

“明天起程。”

“如果您想在战争开始时就在新加坡的话，我建议您立刻动身。”哈特好心地劝说道。老酒敢肯定，哈特催着人家走是因为形势危急，而绝不是不想管饭。

早在12月1日，伦敦海军部就命令“反击”号不进驻樟宜海军基地，而是直接驶向澳大利亚北部港口达尔文，“挫败日本人同时加强安全保护”，以稳定那个自治领惊慌失措的不安情绪。鉴于此刻马来亚的危机已经出现，菲利普斯中将立即下令“反击”号迅速返回新加坡与主力舰队会合。

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

马来之虎

1941年11月6日凌晨1时，在位于中国长春的日满洲防卫军司令部，一名青年军官急匆匆地闯进了司令官的休息室，冒昧地打断了长官的美梦。一个身材壮硕的人睡眼蒙眬地从参谋手中接过了那份来自东京的急电：9日前来京。

这个身材高大的人，就是后来被称为“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陆军中将，日本陆军中为数不多的杰出将领。看着只有寥寥数字的简短电文，他瞬间睡意全无。拿着电文的山下奉文心潮澎湃，双手也禁不住瑟瑟发抖。他立即意识到，“恐怕要打仗了，那必定是乾坤一掷的战争”。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大机遇终于到来了。

1885年11月18日，日本高知县香美郡晓霞村的乡村医生山下佐吉喜得次子。之前山下佐吉为长子取名奉表，希望他将来能学医继承自己的衣钵。这次他为次子取名奉文，希望他能学文，将来谋个一官半职来光宗耀祖。后来长子奉表果然学医，最终却没有成为一个乡村医生，而是在日本海军做了一名军医，最后官至海军少将。日本军医的最高军衔为中将，连“七三一部队”的大魔头石井四郎都只能遗憾地升到中将，最后在布干维尔岛给山本陪葬的联合舰队军医长高田六郎也不过是个少将，由此看来奉表担任的职务也不会太低。

按下佐吉和奉表不提，单表主角儿山下奉文。幼年的山下奉文就长着一副大脚丫子，晓霞村的一位老人说，“这小子长大后肯定是个大个子”。果不其然，成年后的山下奉文身高有1.74米，这在身材普遍矮小的日本人中真可谓鸡立雀群。

明治时代的日本农村，普通民众的生活依然贫苦。虽然父亲是个医生，但山下奉文家里同样经济拮据。山下凭着兄长奉表的资助和叔父的支援，好不容易才从高知的名牌学校海南学校毕业。之后山下并未遵从父愿从文，而是进了广岛陆军幼年学校。“进陆军是家父的意思，”山下后来回忆说，“因为我身强力壮，家母也不怎么反对。因为她知道陆军入学考试竞争很厉害，我反正是考不取的。”没想到山下最后竟然被录取了。

和大多数陆军将领的经历类似，山下从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后顺利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从该校第十八期步兵科毕业。1916年从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毕业时，山下成绩优异，是军刀组的第六名。凭借这样的成绩，山下被优选到德国留学，其间兼任驻瑞士的军事研究员。这一时期，山下有幸结识了骑兵第二旅团旅团长永山元彦少将的大女儿久子，这个女人后来成为山下的夫人。从陆军幼年学校毕业一直到赴德国留学的这段时期，山下系统地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成为一个典型的日本军人。

1922年，回到日本的山下担任了参谋本部军事课编制班班长。1926年，回母校陆大任教官。1927年2月22日，山下再次奉命出任日本驻奥地利使馆武官，多年的旅欧经历开阔了山下的视野。回国后，他加入了由少壮派军官组成的团体“一夕会”，并在1929年8月1日晋升陆军大佐。

1930年8月1日，山下出任步兵第三联队联队长，首次来到了野战部队。他的前任联队长，就是“统制派”的总瓢把子永田铁山。做事认真的山下疑似有洁癖，到任第一天，他首先视察的地点竟是联队的厨房，还戴着白手套去擦拭锅台是否干净。遇见这样的长官，士兵高兴了，司务长可倒了血霉了。山下做事谨慎，严守秩序，对于来访者要求必须事先预约。因此，很多人把山下看成是充满野心的军人政治家之类的人物。

脖子粗、头大的山下喜怒不形于色，外表迟钝，却内心似火。他的体重90公斤，与日本1911年制造的37毫米口径平射步兵炮重量相同。参加军事演习的时候，一匹战马不能长久承受他的体重，因此一定要有替换的马匹。恰好当时37毫米炮也是安排两匹马驮运，加上山下的嗓门和炮声一样洪亮，因此“步兵炮”便成了山下的第一个绰号。虽然马快被累死了，但这一颇具威力的绰号反而成了山下今后晋升的理想资本。

山下终生的挚友泽田茂——他之对于山下，恰恰就像堀悌吉之对于山本五十六——曾经说：“在日本陆海军中，大个子是争取更高地位的一个有利条件。日俄战争以来很多大将都是大个子。大山岩元帅如此，山县有朋元帅和乃木希典大将个子也很高，海军中的米内光政和野村吉三郎也都是大个子。像东乡平八郎元帅和山本五十六这样身材矮小的人，要想晋升到高位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山下也由于高大的风貌得了便宜。”

除了具有魁梧的身材、出色的成绩，山下还有一个常人不具备的优势。他后来娶了永山元彦的长女久子为妻，而永山在日本陆军高层有着广泛的人脉。就这样，凭着学历、能力、裙带和风貌，山下很快受到当时“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高度关注。

由于当时“皇道派”掌握着陆军的大权，1932年4月11日，山下离开野战部队后调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山下凭此第一次进入了权力中枢。日本陆海军大致相同，军官的发迹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军政系统，即陆军省或海军省；另一条是军令系统，也就是参谋本部或军令部。在陆军省第一个基层重要岗位就是军事课课长，参谋本部则是作战课课长，在获得上述职位后，再向军务局局长或作战部部长晋升。重要位置同样孕育着重大风险，这个职位很容易陷于各个派系的权力斗争之中，特别是当时“统制派”和“皇道派”殊死搏斗的时期。位不高但权重的山下，利用其岳父的关系，逐渐成为“皇道派”除首脑人物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之后的实力派人物。

1934年8月1日，山下晋升陆军少将，跨入了高级将领的行列。次年3月15日，山下又调任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部长，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同时掌控和引导青年军官的思想动向。此时的山下已被“皇道派”青年军官称呼为“我们的领导者”，到他家里访问的年轻军官络绎不绝，其中就包括“二二六事件”的主要策划人安藤辉三大尉和矶部浅一大尉等人。在谈到对时局的忧虑时，山下确实对这些年轻人说过“像冈田启介这样的首相就应该杀掉”之类的话。

有充分证据表明，山下深度介入了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由于荒木、真崎两大将的言行常常有山下追随其后，他占据着叛乱军官和上峰之间上传下达的关键位置。事件爆发之前，叛乱军官首领人物、山下的得意门生第三联队第六中队中队长安藤辉三及其他首领频频出入山下的官邸和私宅，连他们起草的“崛起宗旨书”都是经山下亲自润色的。参加叛乱的1400多名官兵中，有850人来自山下曾经担任联队长的第三联队。事件爆发之后，叛乱军官还到山下家中请他出面主持大局。在年轻军官要求裕仁重用的人员名单上，山下也赫然在列。以荒木贞夫为代表的“皇道派”将领竭力为政变军官开脱并发表了《陆军大臣告示》，这个《告示》的起草人正是山下奉文。要说山下与“二二六事件”没有关系，鬼才会相信。

叛乱平息之后，“皇道派”完全失势，“统制派”迅速掌控了陆军大权并开始肃清“皇道派”。荒木、真崎等“皇道派”头面人物被打入冷宫，同样作为“皇道派”实力人物的山下亦未能幸免。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参与叛乱的几个联队都要被撤销编制，其中自然包括山下曾担任联队长的第三联队。如果那样，山下就准备在联队奉还军旗之日申请退职。但后来裕仁允许联队继续保留军旗，山下也就决定继续留在军内。

留是留住了，但必须受到惩罚。犯下大错的山下很快被贬出中央，到朝鲜龙山担任第二十师团第四十旅团旅团长，相比很多被打入预备役的人来说，尚属幸运。他的前任旅团长就是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陆军少将今村均——未来负责荷属东印度攻略的第十六军司令官。山下的这次调动，据说是前陆相川岛义之和新陆相寺内寿一给予了特殊照顾的。寺内寿一与山下的岳父永山是日俄战争时期的旧友。还有一点，寺内在野战部队的起步恰恰也是山下曾经服役的第三联队。

在日本陆军中，旅团长属于一个比较尴尬的角色，独立混成旅团除外。在日常管理中，大事一般由师团长做主，小事下面的联队长直接就办了。所以对山下来讲，在朝鲜的这段时间基本算是赋闲。虽然属于“虎落平阳”，但其周围同僚都知道他曾是权力中心的人物，只不过因特殊事件被“贬”至此，所以对他存有几分敬畏。连日本驻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大将都对山下青眼有加。广田弘毅内阁倒台时，宇垣接到了回国组阁的大命。当时宇垣越过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和师团长三宅光治等人直接找“年轻人”山下商讨，山下力劝宇垣不要回去蹚浑水，因为他之前主导的“宇垣军缩”让娘家人痛彻骨髓，不可能得到陆军的支持。但一时鬼迷心窍的宇垣还是想回去试试。后来宇垣果真因为陆军不派陆军大臣而组阁失败，事实证明山下的判断是正确的。

山下常因“二二六事件”致裕仁震怒而心存愧疚，他一直忌讳谈到这一问题。一旦必须说起，他往往会摇着头说：“做了对不起天皇陛下的事情，今后不努力赎罪可不行。”为了表示虔诚和悔过，每次更换办公场所，山下都会不顾办公室的实际情况，将办公桌朝向日本东京，因为那里有他对之谢罪的天皇陛下。此细节开篇介绍过。

作为一名军事素质非常出色的高级将领，山下的本性中却带有滥杀无辜和敛财的坏毛病。在朝鲜期间，他亲自带人残杀了龙山当地的望族金泽河一家，目的就是为了占有作为银行家的金泽河之家财。有人说山下将掠夺来的财富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老酒以为不太可能。当时日本军队中盛行“献身”精神，大部分军官还是以廉朴为荣的。军内的风气是厌恶财阀、政客之类的“不义行为”，像戈林那样腐化贪婪的人物在日本陆军中是无法立足的。纵观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陆海军将领，鲜有投降和贪腐者。

中国全面抗战给蛰伏朝鲜的山下奉文带来了东山再起的绝佳机会。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7月16日，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奉命开赴危机四伏的华北地区。7月28日晨，日军对平津地区展开全面进攻。山下率所部第四十旅团下南苑，克长辛店，占廊坊，一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这是山下平生第一次参加实战，作战中，他总是无任何防护地亲临一线督战，甚至亲自挥马鞭，为士兵一个一个校正射击。在一次战斗中，作为旅团长的山下只带着30多人的一个小队打阻击，国军的捷克式轻机枪打得山下脚下烟尘直冒，而他照样岿然不动。此一表现也为山下赢得了英勇无畏的“美名”。

占领华北之后，日军编成了华北方面军，山下奉文调任中国驻屯混成旅团旅团长之职。独立混成旅团有了很大的自主性，直接隶属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所以他的这次调动名为平调实为升职。1938年7月，山下调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当时的官邸就在今天北京的北海公园附近。同年11月山下晋升陆军中将。

当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寺内寿一。其间大部分时间待在北平的山下，与寺内有了较多的接触，至少也混了个脸熟。加之前面提到的寺内和山下岳父的私人关系，以及同样出身第三联队的类似经历，寺内对山下也给予诸多关照。这也为今后山下能够横刀立马，扬威马来亚，打下了坚实基础。

山下的军旅生涯可谓与西方国家特别有缘。在华北期间，留学德国的山下一贯奉行对英、美、法强硬，主张将西方势力从中国驱除出去。在日记中，他曾经这样写道：“中国问题的解决，除以中国的独立为根本并进行中日提携之外，别无他途。”他对英法等国在华势力的存在极为不满。1939年6月14日，山下在副参谋长武藤章协助下——将来山下1944年出任菲律宾日军司令官时，武藤还要来给他当参谋长——不顾来自陆军省的劝阻，强行下令封锁了天津英法租界。由于当时英法的注意力在欧洲，并未对日本的这一无礼举动采取过激反应，英日双方于7月24日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日军对租界的封锁长达一年之久，一直到1940年6月20日方告解除。

在此期间，山下先后多次组织“围剿”华北的共产党八路军部，与聂荣臻、宋时轮所部均有交锋。作为日本侵略华北的主要策划者，山下还主持制定了《1939年度治安肃正纲要》。

1939年9月，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惨败于苏联。9月23日，山下第一次来到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第四师团师团长。在10个月的任期当中，山下多次组织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疯狂“讨伐”。在中国长达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山下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原陆军航空总监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山下奉调回京，接任了东条的航空总监兼本部长职务，再次进入了权力中枢。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山下职务变动，其前任大都身手不凡，战前出马接任的饭田祥二郎也不是等闲之辈。

此时东条已经成为“统制派”的核心人物，当然不愿意看到原来“皇道派”的山下重掌实权。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东条就借组织赴德视察团的名义再次让山下离开东京。坊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东条非常害怕山下威胁到他陆军大臣的位置。由于苏联的签证迟迟没有签发，一直到年底，12月22日，山下才以视察团团长的身份率队赴德、意进行考察。在西伯利亚荒原上，山下迎来了1941年元旦，他在日记上写下了“只见林和雪”的诗句，并在奔驰的火车上率领一众团员“遥拜东方，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1941年1月8日，山下代表团到达柏林。由于当时三国同盟正处于蜜月期，山下一行受到了德国方面的热情接待。他们被破例安排视察了德国各兵种部队、工厂、学校、要塞地带等，山下会见希特勒并和元首一起检阅卫队的照片，也登上了东京媒体的头版头条。巧合的是，山下在视察过程中曾与戈林元帅以及德国军事技术学校的专家就远东战争进行过研讨。德国专家提出，如果远东发生战争，至少要用5个师团以及一年半时间才能跨越马来亚的丛林地带把新加坡拿下来。当时的山下肯定不会想到，后来他在东南亚的表现让德国专家全部傻了眼。之后山下代表团在考察意大利后回日本，途中于6月19日路过莫斯科，3天之后，苏德战争爆发。

后来山下回忆起他在莫斯科邂逅朱可夫的情形：“我对朱可夫说，是不是希特勒有进攻苏联的企图，朱可夫回答说没有这个道理。我告诉他，德国兵营的大炮都是指向东方的，人们在无意识中连放置大炮也会朝向敌人的。”朱可夫对此是不置可否，事实证明山下的直觉是正确的。

1941年7月7日，代表团回到东京，向大本营提出了根据德国军队特点实施国防机构一元化改革的方案，倡议空军独立、陆军机械化建设等。但此时美日关系已极度恶化，大家已经没有热情来关注内部改革了。

回到东京的山下很快被再次赶到满洲，据说此举又是东条在捣鬼。当时为了排除主张对美强硬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第二次近卫内阁进行了总辞。此时已经有了让山下出任陆军大臣的呼声，这可不是东条愿意看到的。7月21日，山下再次被发配去了满洲，官方原因是苏联和德国的战争有长期化的趋势，必须立即在满洲设立防卫军司令部。要知道，之前关东军这样的报告打了多次，东条一直压着不批，现在反而主动提出来，山下也只能郁郁寡欢地去参加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

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山下很可能就此碌碌无大为，终此一生。南方战役打响之前，机遇再次垂青了山下。就在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的11月5日，负责南方作战的南方军正式成立，山下的老领导寺内寿一就任南方军司令官。他想起能征惯战且一直郁郁不得志的骁将山下奉文，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山下当然也时刻关注着东京的动向，他预知日军下一步作战的方向应该是南方地区。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由自己出山担纲的，竟然是与珍珠港作战齐名的马来亚战役。

11月7日，准备履新的山下特意去了一趟皇宫——并不是东京裕仁的那个皇宫——向那个伪满洲国元首溥仪告别。山下也算与满洲有缘，仅仅几个月后，他还会第三次回到这里。

11月8日，搭载山下的飞机降落在立川机场。现场情况让山下略感不快，机场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他。后来才知道，关于他的任命是保密的，这一消息一直要到新加坡战役打响前才公布。11月9日，山下正式被任命为负责进攻马来亚、新加坡的第二十五军司令官。能在紧要关头受命指挥最为艰巨的马来亚作战，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接到任命的那一刻起，山下自“二二六事件”以来压在心上的抑郁，刹那间烟消云散。

根据大本营制定的陆海军协定，11月10日，在陆军大学由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和南方军寺内寿一共同会商，做出南方作战陆海军协定的最后备忘录。陆军中参加会议的除了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还有负责菲律宾作战的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负责荷属东印度作战的第十六军司令官今村均。由于此时尚未公开山下的职务，后来出任第十五军司令官、负责缅甸作战的饭田祥二郎中将此时公开职务仍是第二十五军司令官。饭田正在越南西贡等待山下前往交接，因此并未出席这一重要会议。

会议结束后，由杉山元和永野修身一起做东，与即将出征的高级将领共进午餐。坐在山下旁边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山本五十六，后来被称为“海军的山本，陆军的山下”就这样戏剧性地在此处碰头。在山本面前，山下还属于小字辈。山本对山下职务的频繁变动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样下去什么事也做不成。在谈到即将到来的战争时，山下对马来亚作战护航力量的薄弱表示了担忧。对此，山本直截了当地告诉山下，是他力主将联合舰队的主力用在了珍珠港方向，才导致南方作战海军兵力不足。山下被山本的坦诚打动，他向山本表达了对马来亚作战取得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两人共同举杯，互祝成功。

虽然南方作战的终极战略目标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但其中最重要的战术要点无疑是马来亚和新加坡。日军一旦能够快速占领这一区域，就可以在下一步进攻方向的选择上左右逢源。左边第一步可以进攻缅甸，不但可以占有当地富饶的资源，同时也会一举切断盟军援华的最后通道。接下来第二步就可以直捣被称为东方明珠的印度次大陆，与盟友希特勒在中东会合。右边第一步就是占领富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地区，以此为跳板第二步就可以前出占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彻底摧毁盟军的战斗意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来亚战役是南方作战的核心，足可与海军的袭击珍珠港并驾齐驱。纵观南方战区，部署于马来亚地区的英军也是最强的。就战役本身而言，成败足以决定整个战局的珍珠港和马来亚战役都是最困难的作战。

在挑选了能征惯战的山下作为军司令官之后，大本营对第二十五军的组成同样是煞费苦心。起初陆军部和德国专家的意见一致，计划在战役中使用5个师团。但由于从本土和中国战场实在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经过认真研究之后，决定这一数字缩减为4个。

出乎大本营的预料，山下慷慨地向陆军部表示，使用3个师团便已足够，将配属给该军的第五十六师团原封不动退还给大本营。一位前线将领主动提出减少所属兵力，这在日军历来战争中尚属首次。尽管对山下的勇气大为赞许，但大本营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整个战役期间，第五十六师团一直在本土待命，准备在前线战事吃紧时即刻装船出发增援。

山下敢如此托大，除了有报答寺内知遇之恩的潜在因素，主要因为编入他麾下的3个师团全部属于日本陆军精锐中的精锐，其中近卫师团和第五师团都属于机械化师团。当时日本陆军中机械化师团仅有3个，一下子就给了山下2个（另一个第四十八师团配属给本间雅晴参与菲律宾对美军的作战），可见大本营对此役的重视。

由西村琢磨中将担任师团长的近卫师团是陆军17个甲种师团之一。该师团刚开始是作为裕仁的卫队来组建的。日本陆军师团一般按地域来组建，一个师团的兵员大多来自同一地区，但有着“王子部队”或“御林军”之称的近卫师团是例外，其士兵都是从全国各地特别挑选的。从这一点来看，该师团应该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部队。唯一不足的是，近卫师团从日俄战争之后便未经战阵，他们长久以来接受的都是仪仗队式的训练，缺乏实战经验。况且这支部队在领导身边待惯了，见多了大人物，难免在指挥上不太顺畅。

有着“钢军”之称的第五师团也是甲种师团，相比较而言，我们可能更熟悉一点。这支部队兵员主要来自于广岛及周边地区，从甲午战争就开始与大清交手。抗战初期的太原会战前后，该师团曾经在华北地区与30多个中国师有过交战记录，一路所向披靡，横行霸道。当时的师团长是大名鼎鼎的板垣征四郎，因此中国人更习惯称之为“板垣师团”。在中国的南口、张家口、忻口、太原、上海、临沂、台儿庄、青岛、广东、南宁、昆仑关等诸多战场，都有过他们作恶肆虐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跟该师团有过交锋记录的中国部队多达70多个个师。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启太平洋战争之门的也是第五师团。现任师团长松井太久郎中将在中国时间很长，和板垣一样有着“中国通”之称。

相比那两个甲种师团来说，有着“菊师团”之称的第十八师团尽管名气不大，实力同样不可小觑。这是一支战胜过德国陆军的“光荣”部队，“一战”期间登陆中国山东半岛打败德国人的，就是这个师团。该师团所属士兵大部分是九州北部的煤矿工人出身的，喜欢粗重而艰苦的工作，最适合担负马来亚战役如此艰巨的任务。第十八师团在日军中有着“最精锐山地战师团”之称。后来由于在马来亚和缅甸丛林中长期作战且难对付，被盟军冠以“丛林魔鬼”之恶名，师团长牟田口廉也也是难对付的人物。巧合的是，第二十五军的3个师团长牟田口、西村、松井同为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的同学。

参加马来亚作战的第二十五军下属3个师团及附属部队总兵力125408人，车辆7320辆，战马11516匹。为了更好地适应丛林作战，大本营还为每个师团配备了5000辆自行车，这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大本营制订的作战计划，近卫师团要从陆路经泰国进入马来亚，因而该师团的集结地是靠近泰国领土的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国境线一带。第十八师团的主力尚在中国广东地区，以其第五十六联队为主力组成的佗美支队将担负起登陆并占领哥打巴鲁的艰巨任务，因此和第五师团主力一起来到战前集结地海南三亚。由于12月8日各个战场均要同时打响，缺乏足够的运输和护航船只，第二十五军首批登陆部队只有26640人，其中战斗兵员17230万人。相对于马来亚的英军来说，明显居于劣势。

11月14日早上7时07分，山下乘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在福冈加油后飞向那霸。在台北住了一夜后，于15日午后到达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所在地越南西贡。由于尚未公开身份，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山下身穿“协和服”，头戴礼帽，故而被称为“蒙面将军”。

在他之前，第二十五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已经提前抵达西贡，与海军协调船队前往马来亚途中的护航问题。在山下到位之前，铃木参谋长已就第二十五军的登陆作战进行了6次兵棋推演，每次均以失败告终。主要在于战斗机的航程不够，在登陆前一天天黑之前，存在一小时的护航空白。

铃木和山下一样，同样是陆军大学的军刀组成员。相比其他军参谋长一般由少将担任，特意让陆军中以“才华出众”著称的铃木出任军参谋长，可见大本营对战役的重视。

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最早到达西贡的人，大家可能更熟悉，那就是之前在台湾研究所从事南方作战研究时间最久的“豺狼参谋”辻政信中佐，辻现在的职务是第二十五军作战参谋。随着山下和铃木的到来，副参谋长马奈木敬信少将、池谷半二郎大佐，情报参谋杉田一次中佐等司令部成员陆续到齐。值得一提的是，在挑选军司令部参谋人员时，第二十五军相比负责比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作战的部队，具有第一优先权。

山下抵达西贡的第一件事，就是会见原第二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就有关工作进行交接。饭田随后被任命为第十五军司令官，负责缅甸作战。从1941年7月5日第二十五军组建担任军司令官，到率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开始，饭田已经研究马来亚作战长达5个月之久。现在马上开打了，不让玩了，而被转移到相对次要的缅甸方面。可以想象，饭田心中该有多么沮丧。

作为南方作战的核心战役，大本营海军部也给予了充分重视，专门组建了并不隶属于联合舰队的南遣舰队，司令官为之前多次提过的小泽治三郎。在出任新职之前，小泽是海军大学的校长。接到命令之后，小泽于10月30日到西贡就任新职。

小泽麾下的南遣舰队包括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3艘、练习巡洋舰1艘、水上飞机母舰3艘、驱逐舰15艘、潜艇16艘。此外，隶属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的第二十二、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也于战前进驻西贡朔庄机场——这是山本为对付“Z舰队”所准备的秘密武器。

负责南方作战所有海军部队的总指挥官，是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他率领的主力舰队有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12艘。这支舰队在战役进行期间将一直在中国南海一带游弋，随时准备为小泽舰队和实施菲律宾作战、由高桥伊望率领的第三舰队提供支援。

如果大名鼎鼎的“Z舰队”不来，用如此海军力量担任登陆部队的护航和海上作战已绰绰有余。但是英国大张旗鼓的宣传使得全世界都已知道，那两艘巨舰正张牙舞爪地急速驶往远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对“Z舰队”的即将到来置若罔闻。据说连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听到“Z舰队”很快就要到达远东的消息时，惊讶地缩起了脖子。

自1873年英国向日本派出第一个顾问团开始，日本海军就一直生活在自己老师的阴影之下。前文已介绍过，日本海军的建军一直以英国为榜样，连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红砖都是一块块远程从英国运来，可见其对老师的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今天授业师父来跟咱们过招了，一下子还派出那么厉害的看家玩意儿，的确让海军上上下下瞬间出了无数身的鸡皮疙瘩。

海军省和军令部的许多高层认为，尽管日本海军拥有的战列舰多达10艘，但只有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以及“陆奥”号两艘战列舰上的406毫米主炮，可以与“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匹敌。尽管在火力上不居下风，不过这两艘舰与英舰相比在航速上有约3节的差距，真打起来，也绝不敢轻言胜利。拥有457毫米巨炮的“大和”号当然可以稳占上风，但它要一个月后才能加入现役，远水解不了近渴也。

在近藤的主力舰队中，战列舰“金刚”号和“榛名”号装备有356毫米主炮，似乎与敌人差距不大。但这两艘舰都是由原来的战列巡洋舰改装而成，舰龄已近30年。虽然在速度上不输于对方，但是满载排水量只有3万吨的两舰从个头上就比对方小了许多，在与“Z舰队”的交锋中绝对处于下风。在最可能与“Z舰队”直接交锋的南遣舰队中，小泽最大的战舰是5艘万吨左右的重巡洋舰。如果真与“Z舰队”打起来，无疑是以卵击石。甚至有人骇人听闻地提出，如果对中国南海派不出有力的战列舰，就应该立即推迟南方作战。——果真那样，丘吉尔的威慑意图就圆满达到了。

如此这般，直接派出“长门”号和“陆奥”号接敌不就行了？还是行不通。上自海军省、军令部下到联合舰队，除了铁了心的山本、黑岛、源田等少数人，没有几个人相信南云舰队袭击珍珠港的行动能够取得成功，更想不到最后会取得那么大的战果。山本虽然脸上信心满满，心里也是直嘀咕。除去近藤和南云带走的4艘战列舰，作为联合舰队主力的第一舰队剩下的6艘战列舰必须留在本土，预防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随时来袭，天皇陛下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至于南方，也只有让近藤和小泽兄弟俩去硬撑了。

“Z舰队”的到来使得几乎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唯一保持淡定的仍然是山本，他早为埋葬“Z舰队”预备好了独门淬毒暗器。山本当然清楚，能否击溃长途奔袭而来的“Z舰队”，将直接影响到马来亚战役的结果，甚至关系整个南方作战的成败。即使南云舰队能够在珍珠港大获全胜，而在南方这一主要战略方向出现大问题，自己的军事生涯也将宣告结束。嗜赌如命的山本认为，战争如棋，以战列舰对战列舰的硬碰硬战法就是在车对车炮对炮。这种战法在己方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比如派出“大和”号去也算无可厚非，但在自己力量居于劣势的情况下，必须寻找新的途径。就在“Z舰队”宣布成立的同一天，11月2日，日本海军陆基航空队——第十一航空舰队所属第二十二、二十三航空战队从台湾移驻西贡朔庄机场，正式编入马来亚攻略部队，由小泽统一指挥。但是在正式作战命令上，松永贞市海军少将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任务仅仅是协同陆军航空兵打击英军的航空力量，今村修海军少将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主要任务不过是为第一登陆船队护航。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松永的第二十二航空战队，他们素有“海军中冠军”之称，山本对这支部队一直是信任有加。临行之前，山本特地对松永面授机宜。他特别强调，会议上确定的那些作战任务都是次要的，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大英帝国的不沉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干净利落地送入海底。

第二十二、二十三航空战队共有飞机144架，其中轰炸机90架，战斗机和侦察机各27架。加上小泽南遣舰队巡洋舰上的少许侦察机，参加马来亚作战的海军飞机总计158架，正好与马来亚英军的全部战机数相等。

相对于陆军飞机来说，这些海军陆基战机训练素质更高，腿也更长。后来正是它们在危急关头果断出手，“Z舰队”才最终被一剑封喉。

马来亚战役主要由陆军担纲，因此仅派出海军战机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担任空中支援的还有一支更加庞大的空中力量，那就是菅原道大陆军中将麾下的第三飞行集团。该集团由第三、第七、第十二飞行团和第十五独立飞行队、飞行第八十一战队以及航空地勤部队组成，另外还增配了第五飞行集团的第十飞行团。上述部队共有战斗机180架、轻型轰炸机100架、重型轰炸机130架、侦察机45架，总计455架。其中第十二飞行团属于陆军航空兵中最精锐的部队，他们曾在诺门坎与苏联远东空军进行过激烈的搏杀。

第三飞行集团原来负责中国方面的作战。接到命令之后，菅原迅速于11月16日将司令部由原来的古都金陵迁移至越南西贡，12月1日更推进至金边。截至战前最高联席会议确定之前，飞行集团的大部兵力已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为了迷惑英军的视线，从11月25日起，第三飞行集团出动部分战机对昆明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轰炸，做出一副进攻中国云南地区的架势。随着12月2日作战命令的下达，各部战机立即腾空而起，迅速前出至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各个机场。相比陆军和海军来说，还是空军来得快。至12月5日，各飞行队作战展开已全部完成。

在和饭田进行了简单的交接之后，山下随即召开了马来亚战役有关陆、海及航空指挥官参加的联席会议。南方军司令官寺内也派出了陆军中佐武田亲王，作为特别代表列席了会议。

实施登陆作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登陆之前击溃敌海、空军力量，获得登陆地区的制空和制海权。最为稳妥的办法，当然是在取得制空、制海权后再进行登陆，这是登陆作战的常规打法，与马来亚战役同时展开的菲律宾作战所用的就是这一种办法。大本营一开始为第二十五军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

甲方案的内容是，在海空军尚未取得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情况下，第二十五军先遣部队提前出动，争夺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战斗与登陆作战同时打响。这对山下的登陆部队来说风险极大，如果海空军不能在与英军的战斗中取得完胜，登陆船队势必遭到敌海空军的猛烈打击。不仅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甚至会遭受灭顶之灾。要知道陆军就是再凶悍，在航行船舶的甲板上，你一点劲儿都使不出来，面对敌人的飞机和舰炮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最好的例子就是后来1943年3月在俾斯麦海，日军第五十一师团在没有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贸然跨海增援，所有8艘运输船全部被美军击沉，7000名日军超过3000人被淹死在海水中。

乙方案相对较为稳妥。就是由空军和海军先行攻击，在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之后，运输船队再从泊地出发，前往登陆点实施登陆作战，这样安全系数更高。但稳妥自然就有稳妥的缺点，第二十五军就会彻底失去攻击的突然性，战役完成时间也将大大拖后。大本营将两个方案的选择权交给了负责前线作战的陆海军将领。

在与海军小泽、陆军菅原进行充分协商之后，山下断然决定，采用风险更大，同时收益也可能最大的甲方案。此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英军已经将大部分空军战机前出至马来亚北部的机场，那令人毛骨悚然的“Z舰队”也即将开进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下采取甲方案，可以说，山下、小泽和菅原都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来没与大英帝国有过交锋记录的日军，对多年来的世界老大依然是心存忌惮。在策划马来亚战役时，大本营悲观地估计，完全登陆成功的可能性只有50%。因此甚至有人为首批登陆的日军官兵拟订了一套一旦被英国舰队切断退路时就地自找生路的计划。计划者荒唐地提出，让登陆部队自带粮食种子，以便在长期被围困时能够开垦荒地种粮，自力更生地活下去。但是，这个蹩脚的计划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这会极大影响参战官兵的士气。相比于英军的过分轻敌，这日军还真有点妄自菲薄了。

铃木提出，在登陆头一天黄昏之前，运输船队上空存在一个小时的护航空白，将对登陆作战造成致命威胁。对此，菅原慷慨陈词，“不管损失有多大，即使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也将保证日落之前全过程为运输船队实施上空警戒”。事实证明，如果抱定了九死一生的决心，所有的问题都不难解决，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死——十死无生的神风特攻队除外。

鉴于英国“Z舰队”即将到达，山下再次对海军护航力量的薄弱表示了担忧。南遣舰队那些薄皮重巡要是遇到了“威尔士亲王”号，恐怕不到三个回合就会被斩落海底。对此，小泽张开了他那厚厚的嘴唇，以诚恳的态度向山下表述了自身的困难：“本人十分理解和尊重陆军迅速进行马来亚作战的意图。但南遣舰队兵力不足，只能把重点放在海上护卫和对登陆点南方的掩护上，在北方的兵力较为薄弱。”之后，小泽悲壮地表示：“海军将尽一切可能为陆军做他们所希望做的事情。南遣舰队自本职以下，当竭尽全力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即使全军覆没亦在所不惜！”

前面多次提到，日本陆海军素来矛盾重重，但小泽的诚恳和大义凛然使山下不但没有怪罪，反而非常感动，同时对海军的困难表示谅解。这在以往紧张的陆海军关系中实属罕见，战役中，陆海军的配合堪称完美。战役结束之后，陆军破例地用“伟大”一词来形容给予积极配合的小泽。小泽只是不在意地笑着说：“战争这东西，不是用简单的道理就可以讲得明白的，不打打看，谁知道胜负结果呢？山下有必死之心，我也准备以死相拼，谈不上什么伟大不伟大。”这样的好事，小泽在之后的荷属东印度作战中还要帮助今村均一把。为此，在陆军眼里，最可爱的人物不是山本、近藤、南云，而是一贯不显山露水的小泽，他们甚至将顾全大局的小泽尊为陆军的“大明神”。

这样，在山下到达西贡的第四天，11月18日，陆海军以及航空部队达成了关于马来亚战役的最终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作战开始时，陆军在海空部队的协同配合下，以主力在马来半岛地峡以南地区实施登陆，摧破敌人的抵抗向前攻击越过霹雳河一线。然后继续增强攻击力量，在航空部队的协力下，登陆部队应毫不停留地持续向前推进至吉隆坡，由此直抵新山与柔佛海峡之线。在作适当的攻击准备后发动对新加坡的突击。

二、主力部队以第五师团为核心于三亚港集结，在海军掩护下于12月4日（原表述为X-4日，最后X确定为8，故为4日，为便于描述，后直接列出具体日期）出发，12月8日凌晨分别在泰国境内的宋卡和北大年实施登陆。登陆部队要迅速攻夺机场，摧毁亚罗士打地区的英军阵地，突击霹雳河之线并力图攻夺霹雳河上的桥梁。

三、第十八师团佗美支队亦与主力部队一起12月4日在三亚港集结，并与主力同时间离开三亚，在海军掩护下于12月8日凌晨在马来西亚境内的哥打巴鲁登陆，夺取附近机场，然后向南推进至关丹并夺取沿途各机场，与西路主力运动相配合，稍后再与主力联合突击新加坡。

四、近卫师团在开战之初暂归第十五军指挥，依状况经陆上或海上运输进入泰国，然后向前挺进越过马来亚边界，于第五师团之后集中，然后依状况随第五师团之后跟进或与第五师团以交互跃进方式发起攻击。

五、第三飞行集团至12月5日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展开，以一部担任运输船团的掩护，并与海军协力行动。其余部队在开战时对马来亚北部之敌方机场展开攻击，夺取制空权，掩护陆军主力部队登陆。之后以主力与敌空军进行战斗，另以一部协同陆军地面作战。

六、第二批登陆部队于12月5日在金兰湾集结，于12月16日在宋卡、北大年与哥打巴鲁登陆，以增援第一批登陆部队，保持持续攻击力。

七、到达霹雳河之线并巩固之后，主力约在1942年1月2日左右渡河向吉隆坡攻击前进。攻占吉隆坡后继续追击压迫敌人向柔佛海峡挺进。在各次作战期间，以一部兵力使用小舟在西岸实施海上迂回运动，配合主力作战。

八、第十八师团其余部队稍后于关丹与丰盛港之间地区登陆向柔佛海峡挺进。

九、全军于柔佛海峡集中并完成准备后，由堤道以西地区以小舟渡过柔佛海峡，突击新加坡。

达成协议当天正好是山下57岁生日，恰好当天竹田宫亲王以“宫田少佐”的名义来西贡访问。当天晚上举行了盛大的晚餐宴会，席间山下向亲王表态说：“有此协定，前程已无任何顾虑，第二十五军将决然实施登陆作战。”小泽随即也表了决心：“海军一定尽最大努力予以协助。”

按说这种场合，宫田喝酒吃菜就行了，但作为皇族身份特殊，他随口问了句：“那么，新加坡什么时候能打下来？”

“大致3月10日，希望在陆军纪念日能够拿下。”回答的是辻政信。

山下马上接过了话头：“不，卑职打算在正月就拿下来。”

“正月？那不太早了吗？”宫田反问。

辻政信也说：“正月到达霹雳河一线比较妥当吧。”

山下没有再说话。他敢如此托大，在于前几天亲自前往视察过西贡郊外的密林，发现类似地形对于步兵挺进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当晚，山下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未来的战争，已成必胜之信念”。

按照前面的分析，英军认为在这一季节并不适合日军实施登陆作战。大本营在决定开战时机上也相当重视气候因素。除了海浪太大的因素，东北信风期间，由于受马来半岛中央山脉的影响，东岸一带降雨较多，西岸则一般是晴天，这对于航空作战有相当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对日军不利。有利之处就在于，日军实施的是偷袭登陆，恶劣的天气将使敌机的侦察陷于困难，便于隐藏自己的行踪。

从11月下旬开始，参谋本部就委托中央气象台台长藤原关平博士，特别观察马来亚东北地区的天气情况。藤原是日本气象界的第一权威，曾经以发现北半球热带大气双台效应的“藤原效应”而闻名。经过现场详细考察，藤原判断：12月6日为晴天；12月7日阴，风稍大；12月8日阴天有小雨，天气趋向恶化。山下认为，这样的天气尽管会给陆军登陆造成不利影响，但同样不利于强大的“Z舰队”出行。

11月25日，山下率铃木以下军司令部成员飞抵三亚，同时一并将司令部迁移至此。

在此之前，第五师团师团长松井太久郎、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也、佗美支队支队长佗美浩、铁道第九联队联队长今井周等已经陆续到达三亚听候调遣，各项战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从日本本土、中国大陆日占区、中国台湾和法属印度支那各地，接连不断地运来了大量作战物资。为了在开战之后保证进驻泰国的近卫师团能够以最快速度向马来亚挺近，大本营特地从本土调来了G51火车头——这种火车头是由铁道专家预先调查了当地铁路之后进行过轨距改造的。

11月30日，以第五师团主力和佗美支队为骨干的先遣部队已经在三亚港集结完毕。军主力第十八师团和其他直属部队也分别在广东和台湾集结待命，作为总后援的第五十六师团也在本土整装待发。同日，山下发布了“我军任务为神速攻下新加坡，消灭英国的远东根据地”之作战命令。

运输司令部已经安排由“香椎丸”运输船运送军司令部，“柳城丸”载运第五师团司令部。“香椎丸”是航行欧美航线的豪华邮船，“柳城丸”则是专为陆军登陆作战建造的运输船，都是万吨级的优良船舶。按照大本营和南方军的作战计划，要求第二十五军司令部在第五师团和佗美支队登陆成功之后，随第二批增援部队登陆。山下以其一贯的勇猛作风决定，司令部与先遣部队一起同行。11月30日下午，山下登上了“香椎丸”，并对随行军司令部人员和第五师团司令部人员做出了以下训示：“本司令官将乘坐‘香椎丸’与师团官兵一起出征。航行中万一‘香椎丸’出事，则由第五师团师团长代我指挥全军。如‘龙城丸’出事，则我将直接指挥师团各部队。”

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上做出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定。2日19时30分，铃木给山下送来南方军寺内寿一发来的绝密电令：一、“日出”定为“山形”；二、第二十五军与海军协同发起军事作战占领马来亚；三、第二十五军司令官依据前令发起军事作战，但如日美谈判在上述所定日期前达成协议，则军事攻击行动将予延缓。

“日出”的含义是“开战日”。大本营曾经做出规定，分别以广岛、福冈、宫崎、横滨、小仓、室兰、名古屋、山形、久留米、东京等10个城市的名字，分别代表1日至10日，“山形”即为“8日”，此即意味着开战日为12月8日。

就在寺内向山下发出电报的两小时之前，正在北太平洋上隐蔽航行的南云忠一也收到了山本发去的机密电文“攀登新高峰”！

12月3日晨，山下于军司令部宣读了南方军发来的作战命令。全场鸦雀无声，连一声咳嗽都听不到。众人明白，即将爆发的战争事关日本的命运，有人甚至为此激动得潸然泪下。山下强调，如果日美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将会有新的训令发来，这一特别训令不会迟于12月7日晚送达。如果接到训令，第二十五军将转向返航，否则将断然实施登陆攻击。

会议结束之后，山下立即亲自前往南遣舰队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与小泽就第二天的出发做出了最后决定。

这天中午，负责运送先遣部队的20艘运输船悉数抵达三亚港。之前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主动承认，马来亚作战的重要性更高，因此将先前分配给菲律宾作战的数艘优良船舶大度地让给了第二十五军。

12月4日清晨，风光旖旎的三亚港天高云淡，椰影婆娑。山下奉文向全军官兵再次发布了作战命令：“以最快速度攻占新加坡，消灭英国远东根据地。”6时30分，山下亲率先遣兵团从三亚港起航，浩浩荡荡的运输船队和护航舰队开始向着马来亚与泰国连接处的半岛颈部地区快速进发。

在遥远的北太平洋，此时的南云忠一正下令位于中途岛东北海面上的庞大舰队航向转往东南，目标直指珍珠港。当然，除了山下等少数人，第二十五军广大官兵对于那里将要采取的重大行动一无所知。

在樟宜海军基地，马来亚英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还在酒醉中沉睡未醒。前一天晚上中将参加了一个重要宴会，欢迎远东舰队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一行，参加宴会的还有舰队参谋长阿瑟·帕里泽少将、“威尔士亲王”号舰长威廉·利奇上校等一众海军军官。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加上苏格兰威士忌实在美味，中将不知不觉就多喝了几杯。多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帕西瓦尔一直认为日本人不敢轻易对马来亚动手，“Z舰队”的到来更加坚定了他的观点，中将忽然间觉得肩上的千斤重担一下子轻了许多。

帕西瓦尔绝对不会梦到，日军先遣部队正乘风破浪，朝着马来半岛的三大登陆地点猛扑而来！

水陆并进

12月4日，离开三亚港的第二十五军先遣部队分乘20艘大型运输船，在南遣舰队的护航下一路向南疾进。计划的航行路线是，从起航到5日傍晚一直朝正南行驶，在法属印度支那半岛南方海面转向西航，7日正午将航向急速改向西南，船队一分为三直奔登陆地点。第五师团及军司令部将在泰国境内的宋卡、北大年登陆，第十八师团佗美支队的登陆点是马来亚境内的军事重镇哥打巴鲁。登陆预定时间为12月8日凌晨。

第二十五军另一支主力部队近卫师团选择走陆路，他们将暂时划归饭田的第十五军指挥，集结地点为法泰边界南部。开战日，该师团将越过边界长驱而入直取曼谷，之后乘火车沿陆路南下，支援在前面攻击前进的第五师团。

天气异常炎热，先遣部队的官兵挤在让人汗流浃背的底舱里备受煎熬。有些士兵取出了起航时发给大家的一本小册子，它的颁发是经过参谋本部特别核准的，大约印发了4000本。小册子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辻政信，册子内容来源辻在台湾近一年的研究成果。这本名叫“作战必读”的小册子在扉页上写道：“只要读了这本小册子——战争就可以打赢。”册子里详细介绍了在热带丛林地带的作战技巧和注意事项，大多数官兵都是阅读这本小册子才知道在热带作战的最初概念。书中向这些基层官兵讲明，“我们将要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解放运动”，目的是要去解救“被30万白人残暴统治的一亿亚洲人”。

年末的中国南海雨多风大，登陆船队航行中几乎天天遇到坏天气，海浪常常高达两米以上，灰蒙蒙的天空和滔天巨浪导致海面上能见度极差。此情此景让“香椎丸”上的山下窃喜。本次马来亚登陆战以偷袭为手段，这样的天气虽然会给航行和登陆带来困难，但更易于隐蔽日军的行动。“这样的鬼天气，估计连英军的侦察机都懒得出来吧。”山下在心中暗暗思忖。

航程也非一帆风顺。刚刚出发才两天，为登陆船队担任前卫警戒的驱逐舰已经3次遇到外国商船。幸好发现得早，驱逐舰立即上前强令这些商船向西调整航线，没有让它们出现在运输船队的视野中。

山下显然没有南云忠一那样的好运气。大战在即，英军已加强了中国南海以及马来亚北部海域的空中巡逻。12月6日13时45分，在行进至金鸥角以南海域时，登陆船队被从哥打巴鲁机场起飞巡逻的一架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赫德森式”巡逻机发现，日军偷袭登陆的企图完全暴露。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他们过早被发现，吸引了美英的视线，间接为北太平洋上的南云舰队提供掩护。

小泽立即下令，击落空中出现的一切飞机。特设水上飞机母舰“神川丸”马上起飞了一架零式水上侦察机。这个日军飞行员还挺狡猾，他一边摇晃着机翼，一边朝相反方向飞行。英机见此情形，果真上当，在日机后边紧追不舍。当两机逐渐接近后，佯装逃跑的日机以后座的机枪突然开火，可惜在打出几串子弹后机枪卡壳。眼见中计的英机迅速向基地方向逃逸，但在途中还是被第三飞行集团的两架九七式战斗机击落，按常理这才是太平洋战争中第一个阵亡的盟军士兵。在飞机被击落之前，英军飞行员已经向基地发出了电报，“发现大型护航运输舰队正往东行驶，显然是开往泰国”。

尽管敌机已经被成功击落，但山下断定，这架飞机被击落之前肯定已经将发现日军船队的消息发回了基地，他之前的好心情瞬间踪影皆无。山下预料，肯定会有更多的侦察机出现在登陆船队上空。他一面与小泽紧急商量对策，一面命令迅速向南方军寺内寿一如实报告情况。

南方军发往东京“预定在马来亚登陆的我第二十五军船队可能已被敌人发现”的电报着实让大本营心惊肉跳。参谋本部杉山元、田边盛武等一众大腕个个如坐针毡、焦虑万分。让他们颇为不解的是，之后英军飞机没有发起攻击，陆地上的英军似乎也没有采取任何动作。

此时船队距登陆地点还有一天多的航程。如果按原定航线继续向登陆点前进，势必马上暴露日军的作战意图。首先英军可能派出航空兵对登陆船队率先实施攻击，其次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出积极反应，将兵力提前越过边界推进至登陆点附近严阵以待，日军在登陆时势必遭到英军的阻击。山下的担心正是英军预先设计的“斗牛士计划”——当然山下肯定不知道这个把他当成“牛”的计划名字。无奈之下，山下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他命令船队在驶到金鸥角西南时突然转向西北驶进暹罗湾，做出一副全力开往泰国的架势。这一声东击西的妙招，还真就骗过了英国人。

早在12月5日清晨，迪尔总参谋长已经向远东司令官波帕姆上将发去了一纸电令，授权在发生以下两种情况时，远东司令部可以不报经伦敦同意即可自主决定是否启动“斗牛士计划”：一、发现日本舰队和运输船队向克拉地峡或马来半岛方向航行时；二、日本军队以任何方式进入泰国时。

来自伦敦的电令让波帕姆进退两难，难就难在对时机的把握。如果火候掌握不好，英军抢在日本人之前进入泰国，不仅会给大英帝国的声誉带来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也势必引发英日战争，进一步诱发美日战争和全球战争，那样的话，他波帕姆可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当天晚上，英国驻泰国公使克罗斯比公爵——他已经在泰国生活了30年——发自曼谷的一封电报更使波帕姆举棋不定。电报里克罗斯比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不要让不列颠的军队侵占泰国的一英寸土地，以免给予日本发动进攻的借口。直到日本人发起第一次攻击为止。”其言行与其说是绅士，不如说是迂腐。

不久，前方侦察机发来了发现日军登陆船队的消息，波帕姆上将迅速将这一消息发往伦敦，大惊失色的丘吉尔立即召集参谋长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对于日军的意图，与会众人纷纷发表“高见”，最终大家一致认为：“现在还不能断定，它们是开往曼谷、克拉半岛，还是仅仅巡航一圈吓唬吓唬完事。”——这屁简直跟没放一样。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认为自己绝对不能开第一枪。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还是认为日本人可能不敢对英国人动手。开了不短时间的会议最后只决定了一件事：命令远东英军部队全体处于战斗戒备状态。

坐卧不安的波帕姆叫来了帕西瓦尔，两人又找来了刚刚从马尼拉回来不久的菲利普斯中将。此时恰好是晚饭时间，三人边悠闲地喝着白葡萄酒，边讨论“斗牛士计划”的执行问题。这时又有新情报传来，日军的登陆船队已经转向西北驶往泰国。

菲利普斯认为，日本人虽然暂时转向泰国，但他们在泰国登陆之后南下攻击马来亚的意图已非常明显，应该立即启动“斗牛士计划”。这时波帕姆再次接到了克罗斯比公使的电报，称他已经接到了准确的消息，日本人很可能是通过佯动诱惑英国人首先进入泰国，以此为借口，将本来就首鼠两端的銮披汶·颂堪政权拉入日本人的怀抱。克罗斯比强调说，入侵泰国不仅在法理上说不通，还将酿成严肃的政治事件。

正像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莫里逊描述的那样，英马来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是个遇到问题“首先考虑困难”的人。况且在他看来，他提到的那些困难都是绝对无法克服的。帕西瓦尔指出，目前驻马来亚北部的英军推进到宋卡和北大年两个港口，至少需要36个小时。而根据侦察机报告的日军位置，日军到达那里只需要33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后于日军赶到那里，那些缺乏重武器的英军恰好成为日军坦克的牺牲品，他建议避免这种百害而无一益的兵力消耗。换句话说，现在就是启动“斗牛士计划”也已经晚了。

难道就不会抓紧时间急行军抢回那3个小时吗？日军的海上航行和登陆就一定顺利吗？即使双方迎头碰上，在船上颠簸了数天的日军就一定能占得上风吗？没有人会回答老酒的这些疑问。

既然如此，那干脆死猪不怕开水烫，大家听天由命回去洗洗睡了吧。最后吸着雪茄烟的波帕姆上将一锤定音，放弃执行“斗牛士计划”。

接下来，波帕姆满怀深情地对帕西瓦尔说：“将军，回顾我大英帝国的光荣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即我大英帝国对于野蛮人且不必说，对于强大的敌人一定要和强大的盟国合作才能取得胜利，因为我们单独的力量是不够的。目前，我们最强大的同盟国美国还在举棋不定，如果搞错时机发动‘斗牛士计划’，就要成为不忠于我们祖国的错误战略行为。”帕西瓦尔对此颇以为然，连连称“高见”。

随后，波帕姆根据伦敦的指示签发了命令：英印第十一师立即前出至边界地区，所有部队进入临战状态，增加对暹罗湾上空的飞行侦察次数。

稍晚一些时候，一架皇家空军的巡逻机再次发来报告，日本庞大的船队距离宋卡已不到160公里。但是三大司令官依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取得战争主动权的先机就这样白白丧失掉了。

你们洗洗睡了，山下可没洗，也没睡。他抓住了英国人犹豫不决的绝佳机会，虚晃一招的日军登陆船队在12月7日正午12时进入富国岛西南，北纬9°25′、东经102°20′的“G”点时，山下突然下令所有船只一齐向西南偏南方向转向，整个船队一分为三，分别驶向宋卡、北大年和哥打巴鲁三大港口。运载军司令部和第五师团主力的14艘运输船登陆地是宋卡，安藤忠雄大佐步兵第四十二联队的3艘运输船大约在午夜时转向东南，预定在北大年登陆，驶向南方哥打巴鲁的就是佗美支队的另3艘运输船。

气候恶劣异常。暗夜里，甲板上来回踱步的辻政信听到了两名军官的对话：“要想在这样波涛汹涌的海上登陆，简直是大傻瓜。”甲板下面，当士兵想从辻政信的《作战必读》上寻找答案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切担心都没有了。书上写着：“即使浪大水深，有了救生衣就很安全。假若水没过了你的头顶，浪也会把你冲到岸上。”——原来登陆作战竟然如此简单啊！

准确地说，打响太平洋战争第一枪的地点不是珍珠港，而是第十八师团佗美支队的登陆点哥打巴鲁。这里距日军位于西贡的空军基地较远，短航程的战斗机不足以为船队提供护航，事实上突击登陆是在无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进行的。海军负责护航的是桥本信太郎少将的第一护卫舰队，有轻巡洋舰“川内”号和4艘驱逐舰。在大本营最初制订的作战计划中，哥打巴鲁并不在首批登陆地点之列。为此，辻政信多次亲自涉险，深入马来亚腹地实施侦察。在经过多次空中拍照后，辻政信认为，如果开战之初不对该地加以占领，则位于此处航空基地的英军飞机将对北方两大登陆地点的安全造成致命威胁。为了征得东京的首肯，辻政信还特意请出了他在诺门坎战役时的老搭档、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出马游说，参谋本部最终采纳了辻政信的建议。

12月7日23时30分，第十八师团第二十三旅团旅团长佗美浩已经可以从运输舰上看见哥打巴鲁市内的万家灯火。和珍珠港一样，英国人和当地民众沉浸在欢度周末的闲暇之中。谁也没料到，日军的登陆部队已经偷偷潜入他们眼皮底下，正窥视着他们。

位于马来亚境内的哥打巴鲁距海岸线约2公里，是吉兰丹省的省会。英国皇家空军在该地建有装备完善的机场。沿海岸丘陵地带构筑的炮兵射击阵地、工事和碉堡，共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碉堡内架有72挺机枪，重炮、野战炮、迫击炮和机枪都提前标定了射界，形成了严密的远近交叉火力网。前沿阵地布满了铁丝网，还配有一个40辆装甲车的反登陆机动预备队。负责当地防卫的是英印军第三师第八旅，有官兵近6000人。

天公依然不作美。入夜时分，海面上刮起了10级以上大风，惊涛骇浪拍击着海岸也冲击着船舷。如此风高浪急，登陆艇很难靠岸，稍不小心，就会船覆人亡。预定发起攻击的时间已到，随着佗美一声令下，日军士兵开始一个个手拉手艰难地从运输舰往登陆艇上换乘，不少人被风浪吹落到海中。12月8日1时30分，第一批日军登陆艇向岸上冲去。同一时刻，在位于8300公里之遥的珍珠港以北海域的那6艘航母上，南云舰队的第一波攻击机群正准备起飞。

飓风导致日军的登陆艇偏离标定登陆点2000米，正好直冲到英军防守主阵地面前。英军海岸观察哨很快发现了来自海面上的敌军，海岸阵地上立即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眼见行踪已经暴露，日军立即改偷袭为强攻。坐镇“川内”号的桥本立即下令，5艘战舰对英军海岸防御阵地进行炮击，英军的各型火炮马上进行反击。刹那间，双方炮弹划破夜空，急风骤雨般落在相对的目标上。日军登陆艇四周立即掀起更高的巨浪，当即有大批士兵被打落水中，有些炮弹直接落在登陆艇上，导致艇覆人亡。

第一先锋梯队是第五十六联队数井孝雄少佐率领的第一大队，眼见形势不妙的数井急令士兵弃艇泅水登陆，率先垂范游上了海岸。刚刚踏上海滩的日军士兵立即被碉堡里射来的机枪火力死死压住。眼见攻击受挫，数井疯狂跳起来冲向铁丝网，挥舞军刀在上边砍开了一个缺口，然后带领数名士兵，几乎冲到了英军的碉堡跟前。一排子弹扫射过来，数井身上弹洞如网，一命呜呼。在英军碉堡和防御阵地中投出的大批手榴弹攻击下，冲上滩头的日军突击队伤亡过半，第一波攻击宣告失败！

那些没来得及上岸的士兵只好退回海里去，半潜入水中，不敢让脑袋露出水面太多，以免成为英军狙击手的靶子。驻哥打巴鲁空军基地的“哈得逊式”轰炸机奉命对日军的登陆船队进行攻击。英军飞机投下了照明弹，将附近海面照得如同白昼。这些飞机在投弹扫射的同时还在日军运输船的上空盘旋，为海岸炮兵指示目标。很快，大型运输舰“淡路山”号中弹起火，火光同时又映照得四周一片通明，其燃烧的巨大舰体成为英军炮火集中打击的目标。在先后中弹16发后，船体中央发生了剧烈爆炸并最终沉入海底。这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沉没的第一艘大型舰船。船上残存的日军士兵纷纷纵身跳入大海，拼命向岸边或附近的舰船游去。

见到熊熊燃烧的“淡路山”号已没有什么攻击价值，英军飞机和岸炮便转而向另外两艘运输船开火，“绫户山”号和“佐仓”号先后被重创。眼看局面危急的佗美浩决定暂时停止后续卸载，命重伤但还能航行的两艘运输舰快速向北大年方向暂避。

战场上的消息让远在东京的那些高官个个揪心不已。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在《战藻录》中这样写道：“已经收到马来亚方面成功登陆的消息，但是最重要的哥打巴鲁方向很奇怪，似乎是因为遭遇到敌人的猛烈炮火而暂时退避。这是最让人担心的问题。”

尽管护航舰队的舰炮无法完全压制英军的海岸炮火，但其密集的高射炮还是很快击落了7架英军飞机。在岸上，陷入危机的日军第一、第二登陆突击队残部仍在殊死搏杀。先头部队在滩头快速挖出了一些散兵坑，那些已经下水的日军士兵则不顾死活拼命泅水上岸。佗美浩带着第二大队登陆，看到战况不利，亲自挥舞军刀带领突击队冲锋，第二大队大队长中村光次郎少佐也在冲锋中饮弹身亡。英军火力炽烈，日军用钢盔挖沙从下边爬过穿越铁丝网，逐渐接近英军碉堡。天色微明时分，一个日军工兵不要命地用身体堵住了一座地堡的射击孔。就在他被打成筛子的同时，他的同伴寻隙用手榴弹炸毁了地堡。日军士气大振，一些士兵甚至在船上就脱掉了鞋子，赤着脚翻越了铁丝网。日军不要命地殊死攻击，逐渐突破了英军的海岸防线。

随着登岸士兵不断增多，日军逐渐积聚起了更大的攻击力量，偏偏他们的对手又是一群战力不强的印度兵。战场形势逐渐向着对日军有利的方向发展，滩头阵地在日军的顽强攻击下不断扩大。经过4个小时激战，日军终于从海滩向纵深推进了1500米，获得一个坚固的桥头堡。

因为找不到能够挂上电线的树木，两个日军通信兵，一个叫山崎，一个叫檀，直接用手拉起电线站在那里，形成一道“人肉天线”。他们同时成了英军绝佳的射击目标，檀很快就被打倒，山崎的右手也被打中，但是他迅速把电线换到左手上。一名卫生兵欲上前给他包扎伤口，被他大声喝退。看到这令人恐怖的一幕，那些难以置信的印度士兵竟然忘记了射击——这他妈还是人吗？醒过神后，他们立即扔下武器，转身就跑！

海军紧盯珍珠港，陆军瞪着马来亚。12月8日黎明时分，焦急中的大本营首先收到山下奉文发自南方的报捷电文：“8日4时我军奇袭登陆成功！”接着又陆续收到夏威夷、菲律宾方面发来的告捷电报，众人大喜过望。

刚刚站稳脚跟的佗美浩立即命令日军以最快速度向哥打巴鲁的英军机场攻击前进。通往空军基地的道路上布满了地雷，日军士兵毫不犹豫地用身体在雷区里滚动，为后续部队的前进开辟通路。8日中午刚过，从法属印度支那半岛南部飞来的日军轰炸机开始轮番轰炸并扫射哥打巴鲁机场。那些日军飞行员刻意不去破坏机场跑道，他们清楚这一机场很快就将归自己使用。

16时左右，谣传日军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机场周围。前线溃兵带回的都是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那些日本人似乎刀枪不入，就算浑身是血，也会无所畏惧地继续冲锋。机场的印度守军顿时惊慌起来，准备撤退。日落时分，日军对机场发起进攻，试图利用夜战的优势夺取机场。到了20时，冒着滂沱大雨的日军攻入机场一角。英军基地人员开始放火烧毁办公大楼和大多数仓库，仓促之中竟忘记了销毁库存的炸弹和燃料，也没有破坏机场跑道。午夜时分，哥打巴鲁机场已落入日军之手。哥打巴鲁镇到了12月9日14时完全被日军攻占。此役日军共缴获野炮27门、轻重机枪73挺、飞机7架、汽车及卡车157辆、铁路车厢33节，其他弹药和粮秣无数。付出的代价是阵亡320人、伤538人——这是马来亚战役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

按照绝对时间计算，佗美支队对哥打巴鲁的进攻要早于渊田美津雄第一波攻击机群对珍珠港的攻击近2个小时，但通常我们仍然将日军袭击珍珠港作为太平洋战争的开端。主要原因在于，袭击珍珠港的作战不管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大于哥打巴鲁的登陆作战，它直接引发了美国的参战，而太平洋战争的主题是美日争霸。此外，珍珠港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马来亚与夏威夷有着6个小时的时差，哥打巴鲁登陆战即使从佗美支队到达附近海域的12月7日晚上11时45分算起，也比珍珠港落下第一颗炸弹的12月7日早上7时55分要晚。通常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都是按照当地时间来计算的，所以说将珍珠港事件排在前面也并非毫无道理。

尽管失去了第一的地位，但哥打巴鲁登陆作战同样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预示着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统治从此开始解体。英国史学家詹姆斯·李萨在所著的《新加坡》中写道：“在那个夜晚，古老殖民帝国的大动脉被切开了——长达数世纪的支配和法律，化作鲜血喷发了出来，那个伤口永远也不会再愈合。”

太平洋战争之前，远东地区没有沦为欧美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只有三个，就是中国、日本和泰国。这三个国家能够一直保持独立地位，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就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很巧”。这个“巧”字是说，泰国能够充分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利害关系，巧妙地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初国际联盟因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就《李顿调查报告》进行表决时，唯一投弃权票的就是泰国，分明是谁都不想也不敢得罪。1940年6月和1941年7月，日本先后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和南部之后，其称霸远东的野心昭然若揭。下一步日军的进攻方向不管是马来亚还是缅甸，都必须假道泰国，对此，夹在中间的泰国是左右为难。强大且蛮不讲理的日本肯定是得罪不起的，说不定人家还会假途灭虢，顺便把咱给收拾掉。但是英美同样不能得罪，泰国的銮披汶·颂堪政府就这样在纠结中始终摇摆不定。

法国败降之后，泰国也曾痛打落水狗，发动了与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战争，理由是收回朱拉隆功大帝时代多次被法国人非法占有的领土，小规模的战争结果是，陆军泰国胜，海军法国胜。1941年2月，日本趁机居间积极斡旋，暗地里却拉偏架，向着泰国。结果是1941年3月11日，泰法双方在东京签订了协定，把老挝和柬埔寨的一部分领土移交给了泰国，等于泰国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占了大便宜，日本也借此扩大了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自此，泰国开始慢慢倒向了日本。

一贯飞扬跋扈的日本可没有大英帝国那样文明。战前御前会议和内阁与大本营联络会议早已对泰国问题进行过多次研究。最后的决定非常简单：你若听话，那还则罢了；不听话，连你也一起干掉，大不了在泰国再找一个“汪精卫”。前线战机稍纵即逝，为了避免来回发电贻误战机，东京竟然将处理与泰国的相关事宜委托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全权处理。这下可够泰国人喝一壶的了。

12月7日下午，日本驻泰国大使坪上贞二突然向泰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为了方便日本陆军进攻英属马来亚和缅甸等地，请允许日本军队进驻泰国。同时要求泰国政府必须在12月8日零时之前做出明确答复。通牒最后声明：不管泰方同意与否，日方取道泰国攻打马来亚和缅甸的计划不会改变。其时，泰国总理大臣銮披汶·颂堪外巡未归，当时在曼谷的泰国外交大臣断然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相比起外交官的扭扭捏捏，寺内可没那么绅士。12月8日凌晨3时30分，眼看泰国迟迟不予答应，寺内断然下令：驻扎在法泰边境的各路日军强行进入泰国。接到命令之后，暂时划归饭田第十五军指挥的近卫师团立即快速越过边界，先锋部队第五联队于12月9日拂晓进抵曼谷近郊。这个第五联队的联队长大家可能还记得，他就是跟着野村吉三郎大使赴美谈判的“科学家特工”岩畔豪雄大佐，因为回国后反对日本对美开战，被东条贬谪至此。与此同时，近卫师团的另一支队伍——吉田支队于同日黎明在泰国邦波海岸登陆，先于师团主力进入曼谷。途中两路日军虽与泰国武装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但闻讯很快回到曼谷的总理大臣銮披汶，迅速与日方达成了停战妥协。上午9时，銮披汶下令泰国各地守军停止抵抗。

回头再来看看山下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12月8日0时左右，宋卡港口灯塔上的青白色灯光已经映入山下的眼帘，这证明敌人并没有警觉，依然留下了灯塔为日军的登陆导航。日军战前的情报准确无误，泰国军队在这一海岸并未派驻一兵一卒。3时左右，日军士兵开始涉水上岸。高达1.5～2米的大浪导致登陆活动极其困难，登陆作业远远超过了预定时间。可以想象，如果英军提前实施“斗牛士计划”，这里除了巨浪翻滚之外，还将有弹雨如注，山下就绝没有如此潇洒，胜似闲庭信步了。凌晨4时10分在宋卡、4时30分在北大年，第五师团两路部队未放一枪一弹顺利完成登陆。山下随同第二批登陆部队一起踏上了马来亚的土地。

率先登上宋卡海滩的当然是那个“婚礼要当新郎，葬礼要当尸体”的辻政信。刚刚踏上滩头的辻政信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寻找日本驻泰国宋卡领事馆的接应人员。之前辻政信早已安排陆军的中曾根少佐以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身份进入宋卡，负责登陆部队的接应。头天晚上，辻政信已经提前向领事馆发出电报，要求中曾根在8日凌晨到岸边接应。预定时间早已过了，怎么连根人毛都没看见？无奈之下，辻政信只好带着几个人沿海滩向前推进。他们抓到了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一个面色黝黑的泰国人。

怒气冲冲的辻政信在暗夜中驱车进城，很快便来到了日本领事馆。一阵猛烈的敲门连同犬吠声，总算把领事馆的人给叫醒了。肥头大耳的胜野领事睡眼蒙眬地从门内探出头来，他的嘴巴里充满了一种熟柿子的气味，可能头天晚上的酒喝得太尽兴了。领事惊讶地叫道：“啊！怎么是皇军？”跟在他身后的中曾根同样在揉着眼睛。原来他们之前接到了外务省的指示，要求提前销毁密码本和重要文件。密码本烧得早了一点，没能把辻政信最后通知登陆确切时间并要求接应的密电给译出来。

憋了一肚子火的辻政信命令领事带着他一起前往宋卡警察局。为了怕对方不听劝说，还特意让使馆人员带上了10万元泰国币。汽车在黑暗中来到了一处大铁门，领事说“这就是警察局的前门”。一颗子弹突然飞来，打灭了一盏车前灯。“别打！”日军翻译喊道，“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皇军，同我们一起去打英国人吧！”对方的回答是更多的子弹。

据辻政信后来回忆，三四十人在那里密密麻麻乱放枪。子弹好像都是冲着肥头大耳的领事而来，因为他穿的白色衣服在黑暗中特别显眼。一发子弹擦过了辻政信的右臂，另一发在他的腰部与领事之间的空隙穿过。辻政信无奈，只好打开车门，伏倒在路旁的排水沟内，隐蔽起来。

听到这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一个大队的日军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带队的大队长小林少佐恰好是辻政信陆军大学的同学。刚刚登上陆地不到一分钟的山下立刻下令，快速消灭泰军所有的宪兵部队。第五师团已登陆的部队立即发起了快速攻击，那些泰国警察当然不是精锐日军的对手，宋卡警察局很快被日军占领。在极短的时间内，宋卡全城被日军完全控制。不久之后，就传来了泰国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的消息，附近的泰国军队没怎么抵抗也全面停火了。

对于宋卡机场的占领也未遇抵抗。到天亮的时候，日军战斗机已经开始在到处都是积水的机场上降落了。

在稍南一点北大年登陆的，是第五师团安藤忠雄的步兵第四十二联队附炮兵一中队和工兵一部，他们只遭遇了泰国警备部队的轻微抵抗后便顺利地控制了北大年，并迅速抢占了北大年机场。

匆匆回到曼谷收拾残局的泰国总理大臣，面对的是日军大兵压境的残酷现实，銮披汶已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加上他本来就属于亲日派，遂马上决定彻底与日本人合作。12月21日，日本和泰国正式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泰国给予日本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全面支援，日本则支持泰国收复历史上被英法侵占的领土。

1942年1月25日，眼看日本步步紧逼、盟军节节败退的泰国政府，与时俱进地正式对美英宣战，銮披汶自任陆海空大元帅积极派兵参战。在随后的马来亚战役中，泰国也曾出动少许坦克部队和自行车先遣队配合日军作战。在后来的缅甸战役中，泰国也派出兵力配合日军进攻，最远还到过云南的腾冲，銮披汶甚至还向重庆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后来为了笼络泰国人，日本于1943年7月15日宣布将马来亚北部的4个邦和2个缅甸掸邦划入泰国版图，作为对泰国积极参战的奖赏。但是战后，泰国不得不把这些吃进去的肉原封不动地吐出来。

当时泰国驻美国大使社尼·巴莫坚决反对銮披汶的亲日政策，拒绝向美国政府递交战书，并立即在华盛顿宣布建立“自由泰人运动”。这在战争后期以及战后引发了一系列国际笑话。

随着12月8日黎明的到来，陆军第三飞行集团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倾巢而出，首要打击目标是哥打巴鲁和北马来亚吉打省的英军航空力量。数量和性能都大大占优的日军战机很快就占据了空中优势，一系列大规模的空中攻势使北马来亚的英方航空兵部队遭受重创。仅仅8日、9日两天，日军共击落击毁英军飞机50余架。这样，在头两天作战中，英军的空中力量就已损失三分之一以上。眼看局势危机，波帕姆上将立即下令马来亚北部的空军力量全部南撤，用于今后保卫新加坡的作战。此举等于拱手让出了马来亚北部的制空权。

不但如此，原来计划从爪哇岛前来支援的22架荷兰飞机也停止了行动，理由是他们的飞行员之前没有接受过夜间作战训练。

第十二飞行团青木武三少将在焦急地等待着登陆部队占领英军机场的消息。9日上午9时，在没有得到准确消息的情况下，青木命令第一飞行战队飞向宋卡上空，第十一飞行战队向北大年机场挺进。青木亲自驾机在宋卡上空巡行后并未发现敌踪，知道机场已被日军攻占，于是在上午11时10分率部毅然降落在宋卡机场。由于北大年机场浸水过多，所以第十一飞行战队随后也在宋卡机场着陆。

日军工程部队迅速对占领的机场进行整理。10日之后，陆续有更多的飞机进驻宋卡和北大年机场，日军陆基航空兵的作战半径顺利覆盖了北马来半岛。

8日凌晨4时刚过，沉睡中的帕西瓦尔中将被一阵急促的铃声吵醒。电话里说：“国籍不明的飞机、可能是日本飞机侵入了新加坡上空，并在市内投下了炸弹。”

“这时已经用不着说‘可能’了，那无疑是日本飞机。”中将自言自语地放下听筒，又急忙钻进被窝里去了。

随后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他迅速起身拨通了一个电话，铃声吵醒了同样正在酣睡的新加坡总督。“咳，咳！我想你们一定会把这些矮子赶走的。”得知日本人已经来了时，昏昏欲睡的申顿·托马斯爵士不耐烦地回敬了一句，然后打电话命令警察局长，兜捕当地的所有日本人。

轰炸新加坡的当然属于那些同样不甘寂寞的日海军航空兵，也就是松永麾下的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因为陆军航空兵腿短，暂时还够不到这里。8日凌晨4时落下来的炸弹打破了狮城的宁静，也让那些习惯了享受和娱乐的人们知晓无情的战争已经降临。半小时前，战斗机作战指挥室就接到报告说，离新加坡220公里发现了国籍不明的飞机。指挥室一再打电话给民防指挥部，那里却无人接听。结果市内的明亮灯火就成了17架日军远程轰炸机寻找目标的最佳标志。管电源总开关的人把钥匙带走了，四处都找不到他，在整个空袭过程中，市区的灯火一直在闪耀着。

有3架英军战斗机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是空军司令部迟迟不下达起飞命令。理由是陆军和空军配合夜间防空训练不够，高射炮部队很可能会误伤到自己人的。

日军的大多数炸弹投在了唐人街，炸死61人，炸伤133人，大部分是华裔商人和锡克族的守夜人。唯一做出反应的是樟宜海军基地，那里的高射炮进行了反击，“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也开炮射击。但是没有任何一架日军飞机被击落，全部安全返回了西贡基地。9日下午，日军再次出动，轰炸和扫射了位于马来半岛中部的关丹机场。

日军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取得制空权，除了自身的优势之外，还在于英军内部中出现了奸细。皇家空军第六十二中队中队长佰翠·汉南上校战前被日本人成功收买，成为颇为罕见的“英奸”。他不但向日军提供了马来亚北部英国空军的详细部署情况，还在日机攻击时积极为日军指示攻击目标。12月10日，汉南被英军拘捕带到新加坡。1942年2月13日，在新加坡沦陷之前两天，汉南被英国宪兵带入新加坡市中心示众，之后被带到海边处决，尸体抛入海中喂鱼。

8日上午9时45分，位于新加坡英军司令部的帕西瓦尔中将皱着眉头，好像头晚没睡好。他手中拿着一张刚刚发行的《海峡时报》。副官送来一封加急电报，报告日军已在泰国的宋卡、北大年登陆和马来亚的哥打巴鲁三地登陆。中将随即来到了波帕姆上将的办公室。波帕姆有点意兴索然地告诉帕西瓦尔：“‘斗牛士计划’好像不行了啊！”双方于是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帕西瓦尔说：“将军，我相信当务之急是要求我军官兵和市民沉着，并迅速提升我们的士气。”

波帕姆上将对此深表赞同。于是针对新加坡遭袭后可能出现的恐慌，两人联名发布了一份措辞华丽的安民通告：“我们已做好准备。我们早有警觉，有备无患，我们充满信心。我们防御巩固，武器精良。敌军何足惧？日本连年肆无忌惮地进攻中国，已筋疲力尽。信心与决心，胆识与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必将鼓舞我们军队中的每一个战士。至于市民们，无论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或缅甸人，我们期望你们发扬东方人固有的美德——耐心、坚韧与冷静。这个美德必将有助于将士们取得最后和彻底的胜利！”

因为同时要翻译成马来文和中文，所以这份通报早在8个月之前就已经拟好，现在改都不用改就可以发表，真是未雨绸缪啊！——这个通告后来被史家称为“史无前例的充满错误判断的文件”。

同日的《海峡时报》上还登载了歌曲《马来亚新进行曲》：

英国人哪，

马来人哪，

并肩一起保卫我们的国土吧！

自由的兄弟，

勇敢的战友，

我们的阵地，

已经准备好了。

起来吧，

马来亚的民众。

来吧，妇女们也排进战列，

含笑走向我们的岗位。

这道路是胜利的道路！

对面的山下和辻政信没唱歌也没喊口号——现在没到唱歌的时候，他们只知道埋头前进！到12月10日清晨，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已转入西海岸越过泰马边境，进入到吉打省境内，东路的佗美支队也从哥打巴鲁出发，向着关丹方向攻击前进！

多么美丽的船！

12月7日，之前奉命驶往达尔文港的“反击”号战列巡洋舰返回了樟宜海军基地。在白色圆顶的海滨俱乐部里，那些短暂分离再次重逢的水手高声齐唱起“英国的太阳永不落”。此时，他们的司令官并不在舰上，而是到岸上和波帕姆、帕西瓦尔一起开会去了。在建议实施“斗牛士计划”未果之后，菲利普斯中将迅速回到了“威尔士亲王”号。

当天下午，“Z舰队”收到了海军部发来的电文：“在中国南海行进的日本远征军已经表明即将入侵。根据这种估计，报告海军或将能采取什么行动。”在热得犹如蒸笼一般的司令舱室里，大汗淋漓的菲利普斯意识到，“Z舰队”的威慑使命已告结束。他可不愿把自己的舰船停在港口内成为敌机的轰炸目标，大约吃晚饭时，他致电海军部，讲明自己准备带领舰队立即出击的意图。既然威慑作用已经失去，就放开手脚英勇战斗吧！

第二天黎明时分，日军在宋卡、北大年、哥打巴鲁成功登陆的消息相继传来。另据可靠情报显示，敌军的护航舰队中至少有1艘“金刚级”战列舰，另有5艘巡洋舰和多达20艘的驱逐舰，在马来半岛东部海域还隐藏着为数众多的海底杀手——日军果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参谋长帕里泽少将隐约感觉到，从菲律宾归来之后，一向性格开朗的菲利普斯司令官忽然间变得沉默寡言，显得忧心忡忡。他故作轻松地宽慰司令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菲利普斯立即敏感地反问道：“担心？如果阁下有这种想法的话，就请您忘了它吧。”

12月8日中午时分，菲利普斯司令官和帕里泽参谋长一起来到了英军远东司令部。除了之前得到的消息，并没有什么新情报传来。菲利普斯问波纳姆：“您对日本人怎么看？”

“日本？大概是唯一还在信奉巫术的文明国家吧，一群看似文明的土著人。”

菲利普斯到此当然不是来探讨日本历史的。他告诉波纳姆上将，敌人的登陆已经开始，陆军的弟兄们正在浴血奋战，海军绝不能袖手旁观。他已致电伦敦的海军部，说明了舰队立即出击的意图。一贯看轻航空力量的菲利普斯，向波纳姆提出了空军配合攻击的请求：一、自12月9日凌晨开始，派出侦察机在“Z舰队”前方180公里处进行侦察，同时舰队沿马来半岛东海岸北上；二、从12月10日早上起，派出侦察机对宋卡和哥打巴鲁附近海面进行侦察，同时舰队将攻击日军登陆船队；三、12月10日全天，派出战斗机在“Z舰队”上空提供空中掩护。

对菲利普斯提出的上述要求，波帕姆上将是不置可否。

14时，在“威尔士亲王”号的作战室里，菲利普斯和帕里泽召集了所有舰长、参谋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反击”号舰长威廉·坦南特上校率先发言，秉承大英帝国皇家海军“逢敌必战”的一贯精神，舰队必须立即出动攻击敌登陆部队。与会人员均表示赞成，大家的这种意见更多是出自西方“文明人”对东方“土著”那种莫名的优越感。最后菲利普斯慷慨陈词：“面对危难局势，我们不应有任何惶恐。陆军正在流血苦战，皇家海军决不能袖手旁观。我期望明天或者晚一些时候能够攻击敌人的运输舰，并希望有机会能与日本的‘金刚’号一决雌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届时都能恪尽职责，奋勇杀敌。”中将随即下令：“舰队于12月8日晚间出发，预计12月10日对宋卡、北大年等地的敌登陆部队实施攻击。”

宣布完出击命令后，菲利普斯仍然对空中掩护问题没有得到落实感到担忧。利用出击之前的些许时间，他和帕里泽一起造访了英军远东空军司令部，再次请求空军派出飞机为“Z舰队”提供空中掩护。

当此时刻，英军在马来亚北部的机场大部分已遭到日军的轰炸，争夺制空权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中。现有的情况表明，那里的战况并不让人乐观。事实上“Z舰队”前脚刚走，英军就已经失去了马来亚北部的制空权，剩余的战机全部受命南撤新加坡。英远东空军司令普利福特少将也是海军出身，尽管内心很愿意帮忙，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此情此景也的确无能为力。为了不使菲利普斯过于失望，他答应在第二天派出飞机在舰队的前方进行侦察。至于之后能否派出战斗机实施掩护，要等进一步确认北方机场遭损坏的情况，以及到底还有多少战机可供使用再做决定。

一脸愁云的菲利普斯悻悻地回到了“威尔士亲王”号。他将帕里泽少将留在了岸上，继续协调联络空军的掩护问题——这一留也留住了帕里泽的命。从以上举动可以看出，菲利普斯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毫不顾忌来自空中的威胁。

12月8日19时05分，当一轮暗红色的夕阳慢慢没入海平面时，忙碌了一整天的樟宜海军基地才逐渐平静下来。薄暮之中，“威尔士亲王”号静静滑出泊位，驶出了柔佛海峡，跟在后边的是“反击”号。两艘主力舰的背后，是和它们一起远涉重洋，从本土来到远东的“伊莱克特拉”“快速”“特涅多斯”和“吸血鬼”4艘驱逐舰——最后这位老兄的名字倒是挺唬人的。

按道理说，作为皇家海军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新加坡也不至于寒酸至此，连艘破驱逐舰都派不出来。事实的确如此，原来停泊在这里的巡洋舰“肯特”号、“伯明翰”号和3艘驱逐舰正在维修，另外1艘轻巡洋舰“德班”号和驱逐舰“要塞”号虽完好无损，但都是年事已高的老舰，蜗牛般的航速根本无法跟随“Z舰队”一起机动。归根结底，能够一起上阵的还是原来带出来的那4艘驱逐舰。由此可见，英军口头上无比重视的新加坡基地，在“Z舰队”到来之前基本上与一个空壳子无异。

当舰队通过新加坡岛东端的樟宜海军通信站时，菲利普斯收到了普尔福特少将发来的电报：“非常抱歉，不可能提供战斗机进行掩护。”电报最后说，第二天唯一可能派出进行侦察的是1架“卡塔琳娜”式水上飞机。

看来空军是指望不上了。对于绰号“小拿破仑”的菲利普斯来说，退却绝不是皇家海军的传统。中将无奈地耸了耸肩：“好吧，看来也只能如此了，我们必须继续前进。”2艘巨舰到达新加坡的消息世人皆知，现在回头，势必为世人耻笑，中将只有一往无前了。此时他肩负的不仅仅是保卫马来亚和新加坡，更是皇家海军数百年的声誉。失望的菲利普斯下令，舰队航速提高到18节，在夜色中朝着日军登陆的方向快速驶去。

此时，一种莫名的不安情绪已经在中将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来。舰队驶入公海时，他对身边的“威尔士亲王”号舰长利奇上校说：“我拿不准，普尔福特是否理解我为什么如此重视10日那天要有战斗机在宋卡上空掩护。”但他的这种心情丝毫没有影响到情绪高昂的3000多名水兵，他们乐于离开那个闷得要死的港口，去狠狠揍那些可恶的日本人。在“反击”号的甲板上，当坦南特舰长大声宣布“我们要出去自找麻烦了”时，舰上的水兵兴奋得齐声欢呼起来。

对于普尔福特少将发出的电报，留在岸上的帕里泽参谋长是非常清楚的。他甚至已经想到菲利普斯在接到电报时的失望心情，并为自己不能随舰队出征感到愧疚。帕里泽竭力想为出征的舰队提供更多帮助。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岸上得到的所有信息迅速通知给司令官。9日凌晨3时，帕里泽向菲利普斯发出第一份电报：一、9日将派出飞机对舰队的前方海域实施侦察；二、预定在10日早上对哥打巴鲁、宋卡附近的海域实施侦察；三、10日不可能派遣战斗机对舰队上空实施掩护；四、马来亚北方的空军基地遭到日军的攻击，部队已无法有效控制；五、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多个空军基地驻扎有强有力的轰炸机部队。

在低估日军战机的战斗力方面，菲利普斯中将和他的美国同行观点一致。他认为，日军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不会超过320公里。水平轰炸机尽管航程稍远一些，但命中率太低，根本不足为惧。即使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部署空军，也不会对他的舰队造成致命威胁。

英军舰队没有直接沿马来半岛东海岸北上，而是先行驶向东方，绕过阿南巴斯群岛之后再转向北方行驶。菲利普斯认为，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开日军飞机的侦察。中将的这一举动还取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开战前，12月2日，日军布雷舰“辰宫丸”已经趁着夜色，偷偷摸进马来半岛和阿南巴斯群岛之间的水域，在这里敷设下了456枚水雷。中将的这一迂回正好躲开了日军的水雷阵。

一夜无话。到了9日上午，天气变得异常恶劣，不时有狂风骤雨扑面袭来，海面上能见度极低，这让菲利普斯司令官务感欣慰。如果这种状况能够持续到日落，“Z舰队”就可以隐秘地躲进9日的暗夜，并在10日清晨突然杀出，对日军的登陆部队进行攻击。既然不可能得到空中掩护，那一切就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想到这里，他恭恭敬敬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正午时分，普尔福特少将承诺的那架“卡塔琳娜”式水上飞机发来了经过侦察确认的情报：“日军在宋卡北面登陆。”菲利普斯满怀信心地认为，约18个小时之后，日军的登陆船队连同那些滩头物资、兵员一定会在他巨炮的攻击下变得一片狼藉！

看来一切都还顺风顺水，一直到18时，舰队貌似都没有被敌军发现。心情大为放松的中将向所有舰只发出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命令：“为了躲避敌军的空中侦察，我们已经实施了大迂回航行。我希望能在明天日出时分对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我们也许有运气能叫暹罗湾的那几艘日本巡洋舰或驱逐舰尝尝我们的炮弹。不管遇到什么船只，我要求你们必须速战速决，在日本人尚未组织起强大的空中力量向我们发起攻击之前消灭敌人向东撤走。所以见敌必击，击之必沉！”

作为盟军远东三大打击力量之一，日军上下都在关注“Z舰队”的一举一动。负责南方作战的海军总指挥近藤同样是“大舰巨炮主义”的强力支持者，因此对“Z舰队”的实力颇为忌惮。为了保证马来亚登陆作战的顺利进行，他事先做出了精心部署。除了在“Z舰队”可能途经的海域布雷，近藤还在新加坡和日军最南登陆点哥打巴鲁之间部署了一条由12艘潜艇组成的警戒线，以便随时发现“Z舰队”的行踪并配合水面舰艇发动进攻。近藤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第六舰队的第四、第五两个潜艇战队。

马来亚战役是整个南方战役的关键，战役的成败首先在于第二十五军能否顺利地踏上陆地，对登陆船队威胁最大的无疑是实力雄厚的“Z舰队”，参战所有日军将领都能深深领会到这一点。接到近藤的命令，第四、第五潜艇战队司令官吉富说三、醍醐忠重两人丝毫不敢怠慢，立即下令属下潜艇全副武装迅速开往指定海域进行巡逻。

为了更好贯彻落实醍醐忠重的命令，第五潜艇战队下属第三十潜艇队司令官寺冈正雄大佐决定亲自出马，坐镇“伊-65”号潜艇进入指定海域实施侦察。就在菲利普斯自认为得意的9日15时，正以潜望镜深度航行的“伊-65”号潜艇的观察哨，在艇首110度方向发现了两个黑乎乎的身影。由于当时大雨滂沱，视线模糊，观察哨判断其为两艘驱逐舰，并立即报告了艇长原田毫卫少佐和寺冈正雄。

听到消息后，寺冈和原田大惊失色，迅速来到潜望镜前亲自观察。那两艘影影绰绰的舰只此时远在18000米之外，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和识别。要说这司令官水平就是高，寺内仅凭模糊的舰影就做出判断，其中1艘舰与日本“金刚”号战列舰非常相似，因而判断其为“声望”级战列巡洋舰——英国的“声望”级战列巡洋舰只有“声望”号和“反击”号两艘。由于“威尔士亲王”号刚服役不久，且之前从未在远东出现，尚未被日本海军列入年鉴，寺冈只好模糊地判断其也为“声望”级。这下可是捞到了大鱼！在潜航状态下的“伊-65”号迅速发出了发现敌舰的电报：“发现敌‘声望’级战舰2艘，地点昆仑岛196度、360公里处，航向340度，航速14节。15:15。”

发出电报之后，“伊-65”号继续在潜航状态下对敌舰实施跟踪。根据“Z舰队”几次航向的变更，寺冈准确判断出，英军舰队的最终目标就是西北方向第二十五军的那几个登陆点。

时断时续的暴风雨为“Z舰队”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同时也隐去了“伊-65”号的行踪。菲利普斯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的身后竟然出现了这样一条小尾巴，所以并没有采取反潜的“之”字航行。模糊的视线使得寺冈也并未发现那几艘块头较小的驱逐舰，因此大胆地将潜艇浮出水面进行观察。他同时下令，立即做好对敌鱼雷攻击的准备——他可不甘心把嘴边的肥肉让与他人！

天气越来越差，17时20分，一阵暴风雨过后，敌舰竟然从潜艇的视野中消失了。经验丰富的寺冈并没有着急，而是耐心地前行，试图重新捕捉目标。果然在18时22分，潜望镜里再次出现了英舰的身影。正当寺冈下令加速前进准备实施鱼雷攻击时，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架飞机，且朝着潜艇直接俯冲过来。相比攻敌来说，还是保命要紧，寺冈下令立即下潜躲避攻击。待到20时，潜艇再次浮出水面时，海面上早已空空如也！让寺冈想不到的是，那架飞机竟然是第四潜艇战队旗舰“鬼怒”号轻巡洋舰上起飞的日军侦察机。

放下“伊-65”号回去搞清情况后大骂“鬼怒”号侦察机不提，单表其在15时15分发出的那封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电报。受恶劣天气影响，各部日军接到电报的时间有早有晚，从而导致了在整个南方水域，日军作战舰艇和海军航空兵出现了空前大混乱。

最早收到电报的是越南西贡的第二十二航空战队，时间为17时10分，此时距潜艇发现敌舰的时间已经过去近2个小时。随后，南遣舰队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上的小泽在17分10分到17时20分，第四潜艇战队旗舰“鬼怒”号轻巡洋舰上的吉富在17时15分，南方部队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上的近藤在17时25分，第七战队旗舰“熊野”号重巡洋舰上的栗田健男少将在17时40分，第三水雷战队旗舰“川内”号轻巡洋舰上的桥本在18时34分陆续接到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电报。所有人都打了一个冷战——那两艘令人钳口挢舌的敌舰果然来了。

作为马来亚作战的海军总指挥，小泽对潜艇发来电报的内容是将信将疑。就在3个小时之前，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1架高空侦察机借着云层的掩护，冒雨闯进了戒备森严的樟宜海军基地上空，模糊地看到港内停泊着两个庞然大物，随后就向西贡基地发回了“发现港内敌战列舰两艘”的电报。在西贡朔庄机场，接到飞行员电报的松永已命令所有飞机换装浅水鱼雷，准备雨停后马上起飞，前往新加坡对停泊在港内的敌舰实施轰炸。如果之前情报准确，怎么忽然从海面上又冒出来两艘战列舰？根据潜艇报告的位置，敌战列舰在3个小时之内根本不可能跑得那么远。后来经仔细核查侦察机拍摄的照片才发现，日军飞行员看到的不过是港内的两艘大型运输船。

参谋人员迅速在海图上标定了两支舰队的位置。如果寺冈发来的信息属实，小泽舰队和“Z舰队”之间的距离在180～200公里，且两支面对面高速航行的舰队正在不断靠近。如果按照正常速度继续行驶，4小时之后，双方就会迎头碰上。形势万分危急，小泽立即发布了一系列紧急作战命令。

一、“伊-65”号潜艇发回的信息真伪不明。所有重型、轻型巡洋舰包括“鸟海”“熊野”“最上”“三隈”“鬼怒”“川内”等舰上的侦察机立即起飞侦察，迅速确定敌舰队准确位置。

二、西贡基地的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立即起飞，开始侦察攻击。

三、所有正在行进中的水面部队，包括5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以及随行驱逐舰迅速集结，避免单独与“Z舰队”接触，在夜战中被敌人消灭。

四、正在宋卡和北大年港口实施卸载的运输船队立即停止作业，急速向北进入暹罗湾暂避。

五、所有舰艇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从第四条命令可以看出，小泽对于麾下的群狼能否拦住那两头狮子没有任何把握。“鸟海”号的通信室里迅速忙碌起来，周边海域的所有日军舰船刹那间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各部兵员迅速各就各位。所有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似乎已经看到了英军巨舰上那黑洞洞的炮口！

尽管尚不知道自己的行踪已被敌人发现，但行驶在暴风雨中的“威尔士亲王”号的确是不同凡响，颇有“一鸟入林，万鸟俱寂”之王者风范！

南进途中，第四潜艇战队旗舰“鬼怒”号最先于17时15分接到了潜艇发出的电报。还没等小泽下令，急不可耐的吉富已经在17时48分率先弹射了舰上的侦察机，令其按照潜艇指定的位置在西南方向搜索锁定目标。按道理，侦察机发现战列舰这样大块头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在水面上时隐时现的潜艇，但正是这架侦察机在18时22分贸然飞临“伊-65”号上空，把警惕的寺冈吓得“乌龟一缩头”。

随着小泽一声令下，除了“鬼怒”号提前起飞的侦察机之外，“鸟海”“最上”“铃谷”“熊野”“三隈”“川内”等舰纷纷放飞了自己的侦察机，直奔之前潜艇报告的附近海域。根据侦察机起飞的时间和航程测算，小泽认为，它们在返回时肯定夜色已深，回收很可能出现意外事故，因此命令所有侦察机在完成侦察任务后不必返回，自行飞往昆仑岛的陆上机场降落。

侦察机相继起飞之后，小泽下令将舰队航速迅速提高到临战的26节，变航向为245度，正好与“Z舰队”的航向交叉，所有舰只的全部主炮蜕下了炮衣，舰上官兵各就各位。同时，巡游在这一海域的所有日军潜艇也接到了小泽的紧急电令，“第一夜战通信配置就位”。——自对马海战36年来，远东第一场大海战一触即发！

18时40分左右，小泽再次收到了“伊-65”号潜艇发来的电报，“出于暴雨原因，我与敌舰队失去接触”。就在小泽怅然若失之时，19时30分立即有新消息传来：“发现敌战列舰两艘，地点昆仑岛方向340度，航速14节。18:35。”

发回消息的正是之前吓跑了“伊-65”号潜艇的“鬼怒”号上的侦察机。这架侦察机攻击潜艇未果之后继续前行，很快就发现了在暴风雨中航行的英国舰队，并迅速将敌舰队的位置报告给小泽。还是飞机站得高看得远，40分钟之后，这架侦察机又发出了第二封电报：“为之护航的驱逐舰有3艘。19:15。”

海图上迅速标出了侦察机发回的敌舰位置，与之前“伊-65”号潜艇发回的位置有近100公里，前后矛盾的情报使得小泽有点举棋不定。

就在“鬼怒”号侦察机发回第一次电报的差不多时间，“铃谷”号侦察机也到达了“Z舰队”上空，向小泽发出了第三封电报：“发现敌‘乔治五世级’战列舰两艘，方位185度，航向20度，距离护卫船队150公里。19:15。”

半小时后，“熊野”号侦察机也来到了“Z舰队”的上空，再次向小泽发回了“Z舰队”位置。

连续3架侦察机在自己视野中出现——那无疑是日军的飞机，严酷的现实使得菲利普斯中将清楚，他试图隐藏行踪在第二天早上对日登陆部队实施突袭的梦想已告破灭，目前他将面临的很可能是一场夜战。尽管暗夜会削弱自己在火力上的绝对优势，但也将使自己免遭敌军的空中打击，而缺乏空中掩护正是自己的软肋。菲利普斯手中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英军主力舰上配备有雷达，相比较日军而言，在夜战中更具优势。和小泽一样，菲利普斯也迅速发出了“各就各位”的作战命令。

面对近在咫尺的“Z舰队”，黑暗中的小泽同样是心中无数。他身边的5艘重巡洋舰只有140毫米的装甲，根本抵挡不了“威尔士亲王”号上360毫米巨炮的打击。现在的最佳策略无疑是暂时避开，等近藤的2艘战列舰赶来后，合兵一处再与敌展开决战。但是勇猛过人的小泽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北方登陆部队的安全，之前自己曾经向山下拍过胸脯的，现在敌人真的来了，自己扭头就跑，成何体统？他立即决定，即使牺牲自己也要保证登陆船队的安全。

小泽也清楚英军的舰艇上配备有雷达，但日本海军对于夜战已经有数十年的严酷训练，他自信在战斗中不一定就会居于劣势，英军的火力强大，夜战也恰恰给弱势的己方带来了浑水摸鱼的机会。小泽也有自己的王牌，那就是日舰上装备的“九三”式氧气鱼雷。这玩意要是能够摸黑命中敌舰，别说是“威尔士亲王”号，任何大型战舰都承受不了。小泽认为，即使在夜战中不足以消灭敌人，也可以通过战斗迟滞敌舰北上，为登陆船队向北避让争取宝贵的时间。

负责南方作战的海军总指挥近藤也从潜艇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Z舰队”已经出动的消息。近藤之前担任过多年的军令部次长，在联合舰队中的资历仅次于山本。他也知道，对面英军舰队的司令官菲利普斯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副参谋长，那两个职位名字虽然不同，但职能一样，干的都是差不多的活儿。这次两人又都是第一次挂帅出征海上，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之前，由于常年在岸上从事军政和军令工作，缺乏海上经历的近藤往往被众人诟病。此次作为南方作战的海军总指挥官，正是证明自己文武全才、绝非只会纸上谈兵的最佳良机，近藤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情可想而知。

开战以来，近藤率领的南方部队主力从离开台湾海峡以后，一直在昆仑岛以东的海域游弋。他的职责是为担负马来亚、菲律宾作战的小泽和高桥提供远程支持。一旦敌人的主力舰队有可能威胁到登陆部队，近藤就会亲自率主力火速增援。他的手下有战列舰“金刚”号和“榛名”号，还有重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19艘。作为巨舰大炮主义的忠实护卫者，近藤对战列舰的战力推崇有加，他认为以小泽手下的重巡洋舰去和对方的战列舰火并，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己手下的2艘战列舰尽管舰龄较长，水平防护较弱，但毕竟是和“威尔士亲王”号等量齐观的战列舰。况且“金刚”号在一个月前的战列舰演习中曾取得过优异成绩，舰上官兵斗志昂扬，和自己一样求战心切。此为南下作战的第一仗，对敌绝对不能示弱。近藤认为，虽然舰炮威力与英国人相比略有逊色，但如果主力舰队与小泽合兵一处，凭借高超的战术、数量的优势以及高昂的斗志，力求首战告捷并非完全不可能。

即使与小泽合兵之后拥有了2艘战列舰、7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23艘驱逐舰，但近藤认为，自己的2艘主力舰毕竟是战列巡洋舰做变性手术后变过来的，绝对没有人家“威尔士亲王”号那样“根正苗红”。如果英国两艘战舰能够充分发挥威力，炮战胜利的可能性有60%在英国人一边。有这样想法的绝非近藤一人，可见做惯了学生的日本人对自己曾经的老师是何等崇拜。

两强相遇勇者胜。近藤立即下令，舰队全力西进迎敌。18时，近藤于旗舰“爱宕”号上向小泽发出“南方部队作战电令第二十号”：“本队预定于10日凌晨1:00到达昆仑岛80度、50公里处。南遣舰队主力当将敌引诱至昆仑岛以南海域。”

命令的意思很明显：你且战且退把敌人引到指定地点，然后让我甩开膀子和它死掐！

电令刚刚发出不到半个小时，18时25分，近藤就收到了小泽从“鸟海”号上发来的电报：“我部正开往敌舰队前方，方位柬埔寨角15度，航向245度，航速26节。”

电报的意思也很明显，小泽仍准备以自己现有的力量与“Z舰队”展开夜战。近藤对小泽的举动大为不满，这分明是没把他这个司令官和身边的2艘战列舰放在眼里嘛！第二舰队参谋长白石万隆少将也提出，小泽舰队绝对不能在9日夜间与英国人展开夜战，因为英国的主力舰配有雷达，将在夜战中占据绝对优势。实力不济的小泽舰队应该向东撤退与主力舰队会合，然后在第二天以2艘战列舰为核心与敌展开决战。参谋长的提议正合近藤之意，他于是在20时15分再度发出电令：一、航空部队明晨拂晓全力出动攻击敌舰队；二、水上部队在航空部队攻击结束后，立即与敌进行决战。

“Z舰队”出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长门”号上。可以说自从“Z舰队”宣布开赴远东以来，山本一直就甚感忧虑。能否击败该舰队，直接关系到日本海军能否取得中国南海一带的制海权，也直接影响着日军在马来半岛作战乃至整个南方作战的成败。此时联合舰队的作战室里，幕僚早已炸开了锅。参谋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以作战参谋冈田义雄大佐为首，主张立即派遣战列舰出马迎敌；另一派则以航空参谋三和义勇中佐为代表，建议应该避实就虚，寻机对敌实施航空攻击。两派纷纷引经据典，互不相让，但从人数上看，无疑是冈田的“巨舰派”占了上风。

宇垣缠在《战藻录》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在接到敌舰队出击的消息时，作战室里气氛紧张异常，潜艇出动、南遣舰队集结兵力、第二舰队迅速西进，作战室里下达了各种命令。飞机能否派上用场？能否等到深夜？只出动潜艇能否消灭敌人？大家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在一片焦灼不安的气氛中，只有坐在一边的山本稳如磐石，并不时发出一两声冷笑。他的心里早已有了主张，让参谋充分争论并发表不同意见，不过是他做出重大决策之前的习惯而已。这种做法既有利于集思广益，又能显示自己的大将风度。山本为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建设付出近20年的心血，在他眼中，战列舰决定海战胜负的时代早该过去了。早在1921年7月，制空权理论的先驱者、美国陆军航空队副司令威廉·米切尔少将就已经成功进行了轰炸机炸沉战列舰的实验。从在纪录片中看到那一轰动新闻的那一刻起，山本就开始思索其中的深远意义。一年多以前，英军在地中海进行的塔兰托之战已经显示出空对舰的真正威胁，山本也从中得到启发，才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日军的航母优势，长途奔袭攻击珍珠港。大部分重型航母都派去那里了，怎么办？不要紧，山本已经为埋葬“Z舰队”准备了另一支打击力量。

在激烈的争论中，“冈田派”突然提出，尽管我们刚刚利用航母在袭击珍珠港作战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请注意两点：一是我军是突然袭击对方毫无戒备；二是我们打击的是军港内静止不动的目标，形同于打死靶子。试问，对付高度戒备并且在海上高速航行的“威尔士亲王”号，这种空中打击也能奏效吗？这一下可把三和的“航空派”给唬住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言以对。

眼见火候已到，之前一直沉默不语的山本缓缓地站了起来。他先是环视了一下众人，然后边踱步，边慢悠悠地说道：“诸君，你们都下过象棋吧？”

众皆愕然。在这火烧眉毛的紧要关头，山本怎么如此有雅兴，忽然说起下象棋了？不过大家都了解山本，他马上就要发表独特的高论。果然，山本在稍作停顿后继续说道：“高明的棋手在己方处于弱势时，绝对不会主动去与对方死拼。如果现在我们以战列舰迎敌，战列舰对战列舰，不就是死拼吗？以我们的国力，不能与敌人打这种消耗战！对付英美这样经济和军事潜力巨大的敌人，那种做法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须用卒子，用过了河的卒子去吃掉对方的车！”

山本口中的“过河卒子”，就是早已部署在西贡朔庄机场的海军第二十二航空战队。他早就告诉松永，让他们南下的任务看似掩护陆军登陆作战，其实真正的敌人是远道而来的那两艘英国巨舰——山本醉翁之意不但在酒，也在乎山水之间也！

急于求战的绝不仅仅是小泽和近藤，山本早已布下的“卒子”——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司令官松永早就坐不住了。他想起了出征前山本的谆谆教导，现在那两艘舰终于来了，这正是海军航空兵扬名立万的绝佳机会。尽管恶劣的天气条件并不利于实施航空作战，但当接到“伊-65”号潜艇发来的电报时，松永还是第一时间决定立即攻击。此时英军舰队约在500公里之外的位置，根据时间判断，如果飞机立即起飞，还能在薄暮之前实施攻击。刻不容缓，在接到电报仅仅15分钟后，17时30分，松永立即向属下的4个航空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各队全力出动攻击敌舰。”

接到松永的命令后，各攻击队那些早已在跑道上整装待发的战机迅速腾空而起。18时15分，宫内七三少佐率领鹿屋航空队的18架“一式”鱼雷机——其中9架挂鱼雷、9架挂炸弹——首先离开了朔庄机场。19时04分，中西一二少佐率领的元山航空队17架“九六”鱼雷机全部挂上鱼雷绝尘而去。倒霉的是美幌航空队，他们的18架鱼雷机因起飞较晚，出发不久就遇上了暴风雨，无奈只好中途返航。

由于战场能见度较差，在得到松永发来的航空部队已经出击攻敌的消息后，20时，小泽致电松永，“请攻击队于20时30分之后发起进攻，并在攻击之前选择适宜时间投放照明弹”。

电报发出去6分钟后，20时06分，又一封电报接踵而至。这封来自最后一架到达“Z舰队”上空的“熊野”号侦察机报告说：“发现敌‘声望级’战列舰两艘，位于护卫队方向185度、130公里，航向50度，速度16节，敌主力舰有5艘护卫舰。19:50。”

根据潜艇和3架侦察机先后发回的敌舰方位，小泽立即判断出，敌舰队的目的地就是第二十五军的主要登陆场宋卡。最后1架侦察机发回的电报表明，目前小泽舰队与英舰队之间的距离只有80公里左右。如果天气晴朗，双方很快就会进入对方的视线。

尽管实力远不及对手，但小泽还是下令舰队转向西南，试图与敌舰队正面遭遇。此时“铃谷”号的侦察机已经迫降在驱逐舰“羽风”号附近，飞行员被驱逐舰上的小艇救起。之前一直与英舰队保持接触的“熊野”号侦察机在20时16分发回最后一封电报，就永远失踪了。

夜幕降临，暴雨倾盆，越来越恶劣的天气导致近在咫尺的友舰若隐若现，只能靠无线电勉强维持联络。在如此条件下，保持高速航行风险极大，为了避免暗夜中可能出现的碰撞，小泽下令将舰队航速从26节逐渐降为16节。

天气越来越糟。现场情况表明，舰队连保持正常编队航行都很困难，更不要说与敌决战了，看来连夜战也打不成了。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向北撤退，在“Z舰队”和登陆部队之间排好阵势，严阵以待，在第二天与敌人打一场堂堂正正的遭遇战，尽管那样取胜的机会将更加渺茫。20时50分，小泽下令舰队航向转为90度，随后又变为50度，与“Z舰队”之间的距离渐渐拉开。

由于太过匆忙，小泽并未将舰队放弃夜战、北上布阵的消息及时告知松永，已经出发的航空部队依然顶着恶劣的天气在漆黑的海面上寻找着“Z舰队”的行踪。3架先导机很快在海面上发现了两条白色的痕迹，前方就是2艘战舰的模糊身影。虽然这个位置与之前通报的敌舰方位不太一致，但是他们已经预先知道，自己的舰队是南下的，下边这支北上的舰队铁定就是英国人。日机立即准备对之发起攻击。

21时30分，鱼雷机开始降低高度接近在海面上行驶的舰队，同时向西贡基地发报：“发现敌舰队，洛丽岛150度、166公里。21:32。”

就在鱼雷机发报的差不多时间，“鸟海”号上的瞭望哨也发现在不远的空中，出现了航空照明灯的亮光。在这一区域出现英军战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视线极度不良，小泽还是很快判断出那是自己的飞机。这一判断很快得到验证，随着闪烁亮点的不断接近，一发照明弹突然在空中炸开——这正是他和松永之前约定的攻击信号。显然，这些战机是把“鸟海”号当作英舰，“鸟海”号急忙通过探照灯向空中发出警报：“注意，是友军，我们是‘鸟海’号。”

几次重复的信号发出后，空中似乎无动于衷，鱼雷机依然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感觉大事不妙的“鸟海”号立即开始做出规避鱼雷攻击的动作，同时拼命向西贡的松永发报：“攻击机3架出现在‘鸟海’号上空，已经投下了照明弹。”

接到电报的松永大惊失色，他立刻明白，是那些求战心切的飞行员认错了人。如果没打到敌人，反而把自己的旗舰给击沉，那可成大笑话了，以后自己还怎么在江湖上混？气急败坏的松永立即反复给鱼雷机发出斥责的电报：“你部位于友舰上空，放弃攻击，速速返航。”那3架飞机这才恋恋不舍地转身飞走。海面上的小泽也终于松了一大口气。

日军其他航空队寻找“Z舰队”的行动同样未果。徒劳无功的往返使得疲惫不堪的飞行员个个垂头丧气。更让人头疼的是，他们还要在暴风雨肆虐的暗夜里携带着鱼雷和炸弹冒险在机场着陆。

更让人气愤的事还在后边，即使着陆后也不能休息。松永要求所有飞行员必须在机场待命，随时准备在第二天凌晨再次出动发起攻击！

心情不爽的绝对不仅是近藤、小泽和松永。在“威尔士亲王”号上，菲利普斯中将同样是眉头紧锁。他预料到，如果他的舰队按计划第二天出现在宋卡附近海面时，除去水面力量不算，一定有为数众多的敌军飞机在等着他。一方面他的舰队缺乏空中掩护，另一方面敌登陆船队得到消息之后肯定已采取了规避措施，绝不会坐等英军的攻击，此行的战术目标已无法实现。既然如此，中将断然决定立即返航。

菲利普斯迅速向各舰舰长下达了返航命令：“舰队已经被日本人发现，因而必须放弃使命。日落之后舰队转向返回新加坡。”得到这一消息的官兵尽管因无功而返大失所望，但还是保持了适当的克制。

9日20时05分，菲利普斯命令燃料已不足的“特涅多斯”号驱逐舰脱离舰队，先行返航，并约定在第二天上午9时30分互发电报联系，之后在商定位置会合。

20时25分，“Z舰队”掉头取280度航向以21节快速南下。小泽舰队与“Z舰队”由原来的相向而行变成了背道而驰，老酒所期盼的水面舰艇大对决就此夭折。到21时45分，英舰队已经到了哥打巴鲁以东370公里的海面上，舰队转向170度。如果按照这个方向高速航行，第二天早上7时左右，“Z舰队”就会安全驶进樟宜海军军港。

留在岸上的帕里泽参谋长，还在为未能随舰队出征而自责，他利用一切时间搜集情报发给司令官，试图对菲利普斯能有所帮助。12月10日凌晨零时30分，并不知道舰队已经南下的帕里泽再次向司令官发出一封令人丧气的电报。

一、由于登陆日本陆军的猛烈攻击和空军的持续轰炸，我马来亚北部的航空基地已经无法维持，只好放弃。

二、日军大批轰炸机已经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展开待命。

三、鉴于北方已经无法维持的实际状况，远东军司令部为了加强新加坡的防御，决定将所有的航空力量南调用于保卫新加坡。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北方战局渐趋不利，日军登陆后已成功站稳了脚跟，“Z舰队”的北上不仅失去了意义，反而有遭遇围攻的危险，此时南下新加坡不失为明智之举。菲利普斯为自己之前做出的决定感到了一丝欣慰。

仅仅一小时之后，菲利普斯再次收到了帕里泽少将发来的紧急电报——这实际是一封催命电报：“据来源不明的情报显示，在哥打巴鲁以南240公里的关丹地区，有一股日军正在实施登陆。”

这是一封内容虚假的电报！后来查明的事实是，一头吃夜草的水牛踩响了英军在海岸边布设的地雷，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爆炸。惊弓之鸟般的守军立即将此作为日军登陆的消息上报远东司令部。一场虚惊骗过了司令部，也骗过了菲利普斯，从而将“Z舰队”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头倒霉的水牛竟成了葬送“Z舰队”的直接诱因——人倒霉的时候，连头水牛都来欺负你呀！

左撇子的菲利普斯在电报上签下了自己名字。他相信，这是敌人在马来半岛的中部东海岸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登陆。要想在北部哥打巴鲁附近与日军激战的英国部队后路不被切断，由海军紧急采取措施，对关丹登陆的日军进行攻击责无旁贷。再说，尽管“Z舰队”北上已经失去了意义，但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舰已经驶出了军港，就这样灰溜溜转一圈，一无所获地返回新加坡，肯定会遭到世人耻笑，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颜面何在？！

中将马上对战场形势进行重新判断。之前在被敌侦察机发现时，自己的舰队一直在高速北上，此时如果出其不意忽然转向，去打掉在关丹登陆的敌军部队，不但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也可以有效躲开日机的攻击，同时也是对北方战事的有力支援——真乃一石三鸟之妙招也！想到此际，菲利普斯心中凭空又唤起万丈豪情。10日凌晨1时45分，中将下令：“舰队再次掉头全速驶往关丹。”得到终于又能够参加战斗的消息时，舰上的官兵情绪高涨，禁不住在暗夜里欢呼起来。

头脑忽然发热的菲利普斯此时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保持无线电静默，他没有将舰队转向关丹的消息电告新加坡。菲利普斯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敌人登陆关丹的情报是从新加坡发来的，其用意无疑就是要舰队去攻击关丹，新加坡一定会知道自己已经转向关丹，也肯定会在第二天早上派出战斗机为舰队提供空中掩护，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远东司令部不但没有派出战斗机，在第二天接到求救信号之前，他们甚至不知道“Z舰队”究竟到哪里去了。

10日上午9时30分，舰队已经远远看到了关丹海岸。水面上一片静谧，连个鬼子毛都没见到。为慎重起见，菲利普斯从旗舰上弹射了一架“海象”式侦察机，并派出“快速”号驱逐舰对附近海域的各条航道进行了详细侦察，仍然没有发现日本人的影子。“快速”号发回的报告说：“一切就像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早上那样平静。”

岸边连丝毫登陆的迹象都没有。菲利普斯认为，敌人的登陆部队很可能已经上岸，那样的话，运输船队肯定没有跑远，或者就躲在附近的某个地方。他马上下令舰队转头向北，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搜索。此举导致整个舰队在这里足足逗留了2个小时之久，最后铸成了“Z舰队”的悲剧。

大范围的搜索依然毫无结果，看来现在只好返航了。此时坏消息传来，之前因燃油不足提前返航的“特涅多斯”号从南方海域发来电报：“我舰遭敌机轰炸！”

收到呼救信号的菲利普斯马上意识到，致命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他放弃了继续向北追踪寻敌的打算，命令舰队立即改变航向快速返航。此时，他依然没有打破无线电静默请求提供空中掩护。

在甩掉那3架侦察机之后，菲利普斯一直认为，他的突然转向已经使日军失去了自己的行踪。其实不然，在他两天以来活动的这一带海域，近藤足足布下了12艘潜艇。凌晨时分，就在他率领舰队准备转向关丹的时候，第四潜艇战队的“伊-58”号潜艇再次发现了英舰队的行踪。

由于已是仲夜，此时的“伊-58”号放心大胆地浮出水面，大摇大摆地在海面上高速航行。白天波涛汹涌的海面此时变得异常宁静，月亮也从乌云后悄悄地探出头来。10日1时22分，“伊-58”号忽然发现，就在600米的不远处，右前方20度方向出现了2艘驱逐舰的身影。那可正是自己的大克星，大惊失色的北村艇长命令紧急下潜！

下潜之后的潜艇迅速升起了潜望镜，北村少佐很快辨认出，刚才那模糊的舰影正是之前忽然失踪的“Z舰队”。1时42分，英国舰队突然向右做了一个60度的大转弯，北村对敌舰的这一举动大惑不解，其实这正是接到错误报告的菲利普斯带领舰队向关丹方向实施的大转向。对于“伊-58”号来说，敌舰转向正是绝佳的攻击机会，北村一边发出“发现敌舰”的电报，一边下令潜艇前部的6具鱼雷发射管开始攻击。

越急越出事！千钧一发之际，1具鱼雷发射管的前盖死活打不开。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威尔士亲王”号已经顺利转身，潜艇丧失了最佳攻击机会。再不攻击，大鱼跑了，虾米也捞不着。气得直跺脚的北村只好对着后边的“反击”号发射了5条鱼雷，结果无一命中。

英舰根本没有发现不远处敌军潜艇的魅影，他们对“伊-58”号暗夜中的攻击一无所知，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2艘巨舰到鬼门关门口转悠了一圈又兜了回来，继续朝着关丹方向高速行进。

眼见敌舰绝尘而去，在北村的阵阵“八嘎”声中，“伊-58”号浮出水面，开始以最高航速追赶越来越远的“Z舰队”，同时不断电告英军舰队的准确位置：

“我舰对敌发射鱼雷，命中与否未知，敌舰航向180度，航速22节。3:41。”

“敌舰转向240度逃走，我舰保持接触中。4:25。”

“伊-58”号的水面最高航速只有17.7节，打死也跟不上以22节高速行驶的“Z舰队”，敌舰逐渐变得越来越小。清晨6时15分，它们完全消失在潜艇的视野之中。

根据潜艇发回的电报，第四潜艇战队司令官吉富很快做出了准确判断：英舰队目的地是关丹。让吉富疑惑的是，那地方只是刚刚在哥打巴鲁登陆的佗美支队下一步将要攻击的方向，目前日军在关丹方面并无军事行动，“Z舰队”慌慌张张跑那里干吗？——打死他他也想不到英军去那里只是因为一头水牛。

近藤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英军舰队再次出现的消息。根据潜艇发回的位置，他判断自己包含战列舰在内的主力舰队即使全速行驶，也已无法追上随后将驶回新加坡的敌人。向北行驶的小泽舰队与敌舰队的距离正在不断拉大，现在即使立即回头全力追赶也来不及了，再说以小泽的重巡洋舰去追击“威尔士亲王”号无异于送肉上门。现在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之前布下的12艘潜艇和在越南西贡的海军航空部队。为了在“Z舰队”赶回新加坡之前将之歼灭，近藤立即下令：“敌舰队正在向新加坡高速逃遁中，着航空与潜艇部队极力捕捉并歼灭该敌。”

同一个晚上的英国伦敦，丘吉尔在白厅的地下室里举行了战时内阁会议。参会的除了内阁成员之外，共有12人列席，他们大部分是海军部人员。战争已经爆发，大英帝国面临着来自东方的新挑战。由于之前对远东的重视远远不够，谁都明白那里的空军和陆军充其量只能自保。现在英军手中唯一的撒手锏，就是之前丘吉尔“高瞻远瞩”向新加坡派出的那2艘主力舰。

会议需要尽快做出的决定是，既然远东战事已开，已经到达新加坡的“我们手中的唯一关键武器”显然已失去了威慑作用，之后它们将何去何从？大家一致认为舰队必须出海，隐没在西南太平洋数不清的岛屿之间。丘吉尔从政治角度考虑，提议将其派去加强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以此作为一个高尚的姿态”，把“英语国家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第一海军大臣庞德爵士可没那么大方，他从军事角度出发，提出将这些军舰调回大西洋，用于那里依然紧张的护航行动。争论了半天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夜色已深，我们最后决定将问题留到第二天再解决。”可是当伦敦迎来第二天的黎明时，日本人已经替他们把问题解决掉了。

“Z舰队”再次暴露行踪的消息同样传到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在小笠原群岛和硫黄岛之间的海面上，坐镇“长门”号的山本也有点心神不宁。因为就在头天傍晚，被他寄予厚望的海军航空队发起的第一波攻击并未取得任何战果。山本对自己亲手培植出来的海军航空兵有着足够的自信，但“威尔士亲王”号名气太大了。况且正如之前“巨舰派”所说，之前不管在塔兰托还是珍珠港，飞机击沉的都是静止中的战舰，海战史上还没有高速移动中的战列舰被飞机击沉的先例。这不免使山本的心中有点惴惴。

思前想后山本还是认为，即使不能全部击沉两艘，至少也可以击沉一艘吧？退而求其次，即使一艘也击不沉，至少也能把它们击成个“植物舰”，或者“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他用半信半疑的语气问身边的航空参谋三和：“能把‘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都解决掉吗？我看不行吧，恐怕只能击沉‘反击’号一艘吧。”

得到三和“一定能全部击沉两艘”的回答后，山本发出一串爽朗的大笑。嗜赌如命的山本马上与三和押上10打啤酒的赌注——山本宁愿三和小伙儿能够赢了他老头子。

按下近藤和小泽的爱莫能助暂且不提，单表位于西贡的松永，他仍然在为头一天傍晚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在恼怒不已。近藤“航空攻击后再进行舰队决战”的电令，令他无比愤慨，这分明是在说，我航空部队在前边的攻击起不到什么作用嘛！这边气还没消，那边贸然出击的鱼雷机差点误击“鸟海”号的坏消息又传来了，可把松永给气得够呛。这些糗事儿如果传出去，老子以后还有脸见人吗？夜幕降临，沮丧的松永下令召回之前出击的所有飞机。

松永召集参谋人员连夜对当天的情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没有取得战果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派出的侦察力量不足，无法准确锁定敌舰的位置；二是攻击组织不力。尽管那些返航的飞行员已非常疲劳，但松永还是要求所有人不能休息，全部攻击机在清晨7时之前必须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并指令在第二天凌晨派出多达11架的侦察机。

随后潜艇发现“Z舰队”的消息再次传来。清晨6时25分，松永接到了近藤发来的攻击命令。从命令中松永看出，水面舰艇已经失去了与敌人交战的机会，终于轮到他的航空部队独领风骚了。天还没亮，他就命令所有飞行员登上飞机随时出发。疲惫不堪的飞行员坐在座舱里，大口嚼着包有小豆馅的黏米饼和瓶装加糖咖啡。跑道旁边，早已精疲力竭的地勤人员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来回奔跑着为飞机加油挂弹。

根据之前潜艇发回的报告，松永判断，如果侦察机以220公里的速度全力追击，应该在上午10时左右在距离西贡约800公里的位置发现敌舰队。这样松永在6时25分和7时分别派出了9架和2架侦察机。

第二波侦察机出发刚刚19分钟，坐卧不安的松永就迫不及待地命令各航空队所有攻击机起飞追敌。尽管此时“Z舰队”的位置尚未确定，但松永认为，敌舰队与西贡的距离实在太远，如果等到发现敌舰的确切位置后再出发，利用攻击机飞抵“Z舰队”上空的时间，英国人很可能已经回到重兵把守的新加坡了。松永宁愿冒险扑空和浪费宝贵的燃油，也不愿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随着他一声令下，元山、美幌、鹿屋3支航空队的85架鱼雷机腾空而起，向着敌舰可能出现的方向疾驰而去。

这的确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放飞了攻击机的松永依然焦躁不安，他索性换上飞行服来到了机场跑道旁，准备在第一批飞机攻击不能得手时亲自出马实施第二波攻击——老子亲自扔炸弹去！

第一个发现“Z舰队”的是元山航空队预备海军少尉帆足正音驾驶的一架“九六式”鱼雷侦察机（以下简称“帆足机”），机上侦察员是经验丰富的鹫田光雄飞曹长。10时45分，“帆足机”已经飞到距离西贡基地1000公里，离马来半岛只有55公里的地方，再飞就飞到新加坡了，敌舰队依然是踪影皆无。帆足随即决定折向西北飞行，一个小时后，他们在海面上发现了正在匆匆南下的“Z舰队”。从这一时刻起，幽灵一般的帆足机就一直位于“Z舰队”的附近，将英舰的位置实况转播给西贡的司令部。

“北纬4度、东经103度55分发现敌主力舰队，航向60度。11:45。”

“敌舰队变更航向为30度。11:50。”

“敌主力舰队由3艘驱逐舰护卫，主力舰为1艘‘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1艘‘声望级’战列巡洋舰。12:05。”

“敌舰队附近海域上空有云，上层云高3500米，视界良好，下层云高1500米。云量为2。12:15。”

“敌主力舰队改变航向，方向为60度，速度20节。12:30。”

由于在锁定敌舰准确位置之前松永已经放飞3支航空队的85架攻击机，因此在帆足发出发现“Z舰队”位置的电报时，各航空队正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下。元山航空队7时55分起飞不久就有1架飞机因发动机故障返航。二阶堂麓夫大尉率领装载炸弹的9架鱼雷机飞过了头，11时13分，在阿南巴斯群岛西北海域，他们发现了之前回去加油的驱逐舰“特涅多斯”号。逮不住大鱼，找个虾米解解馋也行。9架日机立即对小小的驱逐舰展开了长达半小时的轮番进攻。看来飞机攻击小而灵活的驱逐舰还真使不上劲儿，这艘已经服役很久的驱逐舰在炸弹掀起的水柱中来回穿梭，最后竟毫发无损，全身而退。在遭受攻击过程中的11时30分，“特涅多斯”号向菲利普斯中将发出了遭到日机攻击的求救电报。

8时20分起飞的美幌航空队相对较为顺利，但其第一中队意外选择了一条迂回的路线，戏剧性地与大队脱离。

故事最多的当属8时14分起飞的鹿屋航空队。由宫内七三率领的27架鱼雷机一直前行，已经能够看到马来半岛的海岸线了，还是没有发现敌舰的踪迹。宫内认为敌舰队的速度应该在27节以上，此时可能已经到了南方的海面，而自己的燃油有限，于是在12时10分失望地下达了返航的命令。

接到攻击机已经返航消息的鹿屋航空队司令官藤吉直四郎大佐大为不悦，他不甘心攻击队就这样空手返回，于是直接电告西贡请求协助，指示敌舰的准确位置。松永这才忽然想到，因为大意，竟然忘记通知“帆足机”将“Z舰队”的准确位置告诉藤吉。一直到13时，暴跳如雷的藤吉才将帆足再次发来的消息转发给宫内，此时宫内的27架鱼雷机已经往回飞行了足足50分钟。虽然燃油已略显不足，但他还是掉转机头，直飞藤吉告知的新地点。

此时，一个意外的电报再次导致了新的混乱。之前轰炸“特涅多斯”号驱逐舰的二阶堂大尉不但没有击沉敌舰，却发回了一条画蛇添足的电报，“我已开始攻击英舰队主力”。估计二阶堂也是昏了头，区区1艘驱逐舰就能叫主力？也太不把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当盘菜了吧？

收到二阶堂电报的松永再次晕菜！因为二阶堂发回的敌舰位置与之前“帆足机”发回的位置整整差了270公里，二阶堂和帆足到底谁说的对？

战机稍纵即逝，此时日军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司令部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到底是相信经验相对丰富的大尉二阶堂，还是相信相对稚嫩的帆足？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相信二阶堂。但一向老成持重的重村实参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帆足在头一天参加过对关丹机场的轰炸，对那一带的环境相对了解。况且，之前帆足已经多次发回过报告，二阶堂仅仅发回来一次。按这样推断，应该帆足发回的信息才更加真实可靠。”松永力排众议，认可了重村少佐的说法。

13时10分，司令部再次向各航空队发出了新电报，“三号线（‘帆足机’负责的搜索线）之前发回的位置正确”。25分钟后，西贡基地再次向各攻击队发出更加明确的电令，“11:50敌舰队位置为关丹93度、100公里，航向160度，速度20节”，同时要求各攻击队接到消息后迅速报告自己到达目标的预计时间。

这次是真说清楚了！收到信息的各攻击队立即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向着“Z舰队”所在的位置疾奔而去。

元山航空队第二中队中队长高井贞夫大尉迅速通知了所有手下，之后带队全部折向西北飞行，后边紧紧跟着的是第一中队。云层逐渐变得稠密，高井仍然能偶尔看见海面。马上就要攻击那艘号称不沉的战舰了，过度紧张使高井突然感到尿急，脸上肌肉因为激动而抽搐不已，双手也禁不住瑟瑟发抖。此时他想起了出发前松永告诫的话：“沉着，要运足丹田之气！”

当日军攻击机出现在英舰视野中时，“反击”号上《伦敦每日快报》随军记者塞西尔·布朗正在给一群玩扑克牌的水兵拍照。在军舰转身时，布朗随手朝着前方大约1000米处的“威尔士亲王”号拍摄了一张照片。谁也没有想到，这张照片竟然成了“威尔士亲王”号的遗像。

此时，28岁的雷金纳德·沃德少尉正在“威尔士亲王”号上翻译电码，从捕捉到的那些往来密集的信息中他预见到，不幸即将降临。的确，面对日军蝗虫般的机群，英军舰队就像浴缸里的纸船那样脆弱。

12时25分，“反击”号高射炮台上监视海平面的雷达发现了第一批敌机的信号脉冲。几分钟后，瞭望哨在左艏大约70度方向看见空中的一些黑点越变越大。司号员吹起了喇叭，号令全体水兵进入战斗岗位。随着“各就各位”命令的迅速传开，5艘英舰上的所有高射炮齐刷刷地昂起了头。布朗记者听到了一位炮手的骂声：“瞧，那些黄杂种终于来了！”

首先来到战场的是美幌航空队白井义视大尉的爆击队，他的8架鱼雷机各挂有2颗250公斤炸弹。12时30分，8架战机首先对“反击”号实施了俯冲攻击。随着日机的不断迫近，5艘英舰上的高射炮随即打响。高射炮发射的一组组炮弹在空中频频开花，如洗的碧空中瞬间绽开了一朵朵棕色的蘑菇云，形成一道密集的弹幕。由于日机飞行高度很低，舰上的水兵甚至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些不断坠落的炸弹，这是多么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刹那！

穿过弹幕的日机先后投弹。在白井拉起机头的一刹那，他发现“反击”号两个烟囱之间腾起了一股白烟——至少有1颗炸弹命中了目标。“打得好，日本佬！”日军迅捷准确的攻击赢得了对手的称赞，“攻击得如此漂亮，真是少见。”

这颗炸弹穿透了军舰的甲板，在下层的机库里爆炸，炸毁了“反击”号的一架水上飞机。烟囱也被飞起的弹片炸开了两个大洞，舰体下部燃起了熊熊大火。这样一颗小炸弹自然不会对巨舰造成致命伤害，那些老练的英国水兵一边灭火，一边在戏谑地开着玩笑。“反击”号的桅杆上迅速升起了一面信号旗：“战斗力无影响！”邻近“伊莱克特拉”号上的水兵禁不住鼓掌欢呼起来。

完成第一波攻击的白井中队迅速爬升到3000米高空。尽管攻击过程只有短短几分钟，但昭野利郎和佐野重作的2架鱼雷机还是被英军的炮火击成重伤，失去了再次攻击的能力。白井只好下令他们先行返航。

海面上突然平静下来，有些英军水兵悠闲地点燃了香烟，他们都清楚这段喘息时间不会太长。就在白井轰炸“反击”号的差不多时间，元山航空队的鱼雷机队已经在中西一二的带领下接近了战场，首先映入视野的是舰队最前方的“威尔士亲王”号。中西一二迅速给两个中队分派了任务：石原熏中队的9架鱼雷机攻击前边的“威尔士亲王”号，高井贞夫中队的8架鱼雷机攻击稍后的“反击”号。虽然日军的机组人员几乎都是老兵，但之前没有一个人进行过鱼雷实战攻击。战前一位年轻飞行员曾经向高井请教如何掌握鱼雷的攻击角度。他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沉不住气，那最好是“飞得低低的，把你的鱼雷直接瞄准要攻击的军舰舰艏”。13时07分，随着中西一二一声令下，17架鱼雷机分成左右两队迅速扑向各自的目标。

石原熏将9架飞机再次分成3组，第一组和第二组攻击左舷，第三组攻击右舷，以使“威尔士亲王”号无法实施有效规避。14时30分，第一组的长机冒着密集的高射炮火在左后方射出了鱼雷。海面出现了清晰的白色雷迹，“威尔士亲王”号迅速扭动庞大的身躯实施规避。这一动作尽管没有躲过第一条鱼雷，却使得2号机失去了最佳攻击方位，只好径直从舰上穿越过去攻击后边的“反击”号。第一组的3号机虽然勉强射出了鱼雷，但瞬间被舰上的高射炮打成了一团火球，一头扎进“威尔士亲王”号前方500米的海面。

后来高井如此形容当时的情形：“天空中充满了炮弹的白色硝烟、弹片和高射炮与机枪发射的一道道曳光弹弹迹。我的飞机像被敌人的密集弹幕击中似的，一个劲儿地往下冲，差不多都要沾到水面了。速度表的指数超过了200节，我压根儿记不得我是怎样飞行、怎样瞄准、在离敌舰多远处投放鱼雷的！”

第一组的攻击刚刚结束，植山利正率领的第二组已猱身而上，他们和第三组一起向“威尔士亲王”号的左右舷射出了6条鱼雷。加上第一组的攻击，时间才过去了2分钟。石原熏从观察窗里望过去，“威尔士亲王”号的左舷升起了两股冲天的水柱——两雷再次命中！

尽管已是“夕阳不太好”，但大英帝国皇家海军虎威仍在，“威尔士亲王”号又是这支队伍中最新、最负盛名的战列舰。按道理来讲，3条鱼雷不至于对其造成什么致命伤害。可事实并非如此，石原熏发射的第一条鱼雷击中了战舰左侧的内推进轴。日军的“九三”式氧气鱼雷的确威力惊人，剧烈的爆炸不仅将推进轴活活地反推进舰体，也将大部分舵叶炸成碎片，操纵失灵的巨舰立即出现了转向困难。破损处的大量进水灌进了机舱、锅炉舱以及134毫米副炮的供电室，给高炮的发射也带来了影响。后边的两条鱼雷击中了第206号肋骨附近的水密封舱，导致舰尾严重受损。短短几分钟内，这艘举世闻名的巨舰左倾10度，航速迅速下降到16节。战舰的桅杆上很快升起了3个黑色气球：“我舰失去控制！”

就在“威尔士亲王”号先后中雷的同时，高井的第二中队也对“反击”号展开了第二次攻击。第一小队的山崎八郎一马当先，7架鱼雷机紧随其后风驰电掣般从两艘巨舰的中间穿过，绕到“反击”号的右侧发起进攻。在这关键时刻，山崎鱼雷机的发射装置竟然卡壳，导致鱼雷无法发射。在他横穿“反击”号桅杆的瞬间，他看到海面上3条白线直奔“反击”号而去。

坦南特舰长的确是技艺非凡，他亲自操纵“反击”号躲开了3条鱼雷的攻击。幸存的二等水兵泰德·马休斯后来回忆说：“舰长努力躲开鱼雷，我们在高速航行不断扭动的军舰上东倒西歪，舰长把32000吨的庞然大物操纵得简直像艘灵活的驱逐舰一样。”但是攻击的日机实在太多，对于绕到左舷3架鱼雷机发出的雷击，坦南特上校已无能为力，巨舰的左舷瞬间升起了3条冲天大水柱。溅起的巨浪泼洒在滚烫的炮管上，腾起团团烟雾！

一阵剧烈的震动之后，“反击”号马上出现了倾斜。那些熟练的英国水兵立即紧急注水，使舰体很快恢复了平衡。到目前为止，这艘老舰已成功躲过了17条鱼雷。日军的攻击仍在持续，舰上的扩音器传来了坦南特镇定自若的声音：“全体舰员给救生衣吹气。”

就在雷击队实施攻击的间隙，之前扔下第一颗炸弹的白井中队的6架飞机，也上来趁火打劫。它们从4000米的高度开始俯冲，向“反击”号投下剩余的6颗炸弹，所幸无一命中。6架飞机反而有5架被英军的高射炮击伤。此时，除了幸运的高井中队毫发无损，空中的日机大部分都像芝麻饼一样全身弹痕累累。

可日军的攻击刚刚开始。13时20分，远处空中出现的8个黑点越来越大——美幌航空队高桥胜作大尉率领的8架鱼雷机从东南方向进入了攻击位置，他们依然选择了倒霉的“反击”号。在先头5架飞机实施左舷第一波攻击1分钟后，剩余3架飞机，有2架从左舷，1架从右舷进行了夹攻。日军鱼雷机的攻击效率惊人，8条鱼雷中有3条准确命中了目标，一阵揪心的爆炸使得“反击”号巨大的舰体左右猛烈摇晃，好像一个拳击手突然挨了一顿左右开弓的勾拳，身受重伤的“反击”号摇摇欲坠！

鱼雷机只有一次进攻机会，高桥中队在发射完鱼雷后迅速撤离。敌舰无疑还有顽强的生命力，但不要紧，此时他们看到了天边一个黑压压的机群正迎面飞来，那无疑是自己的友军。

这个由27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不是别个，正是前面跑过了头的鹿屋航空队的主力机群，也是这一天里最大的一个攻击机群。飞行员在奔波了一个上午后，终于迎头遇见了自己的友军。前方不远处，就是刚刚被高桥中队攻击过的敌舰，这一机群将给奄奄一息的“Z舰队”以致命的最后一击。

“反击”号的航速已经下降到20节，舰桥的左后方冒出了滚滚浓烟。远看“威尔士亲王”号似乎还能保持平衡，其实这只是两侧注水的结果，平衡不过是绝望前的回光返照而已。它的航速目前只有可怜的8节，失去了机动能力的巨舰，在日军眼里几乎与活靶子无异。由于舰上电力中断，“快速”号驱逐舰迅速靠了上来，一边提供电力，一边接走舰上的伤员。

战场形势已近绝望。尽管如此，“威尔士亲王”号至今仍没有发出任何求救电报。13时20分，猜测旗舰无线电装置可能出了故障的坦南特上校，打破了出海以来一直保持的无线电静默，向新加坡发出了“我舰遭受敌机攻击”的电报。

13时30分，接到求救信号的新加坡才判断出了“Z舰队”的准确位置。现在最紧急的是尽快派出战斗机进行救援。手中实在无机可派，能立即出发的只有澳大利亚空军第四五三中队的6架“布鲁斯特水牛”式战斗机，司令部也只能把这可怜巴巴的6架战斗机送上天空。接到紧急命令的飞行员争先恐后地爬上座舱，可是这些速度和名字差不多的飞机飞临240公里以外的战场，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

运气不会一直都差。之前一直背运的鹿屋航空队27架雷击机群到达战场时，舰队上空正好出现了厚厚的浮云，给英舰的高炮射击带来了极大难度，反而给日机创造了绝佳的攻击机会。13时50分，宫内坐镇的长机对准“反击”号右舷射出了第一条鱼雷。眼看巨舰行动迟缓，有5架日机竟然放肆地抵近到500米距离才一起发射鱼雷。舰上一名军官眼见水中的白线不断靠近，惊恐地大叫“鱼雷来了”，但军舰已无能为力，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鱼雷到达眼前。随着5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水面上迅速腾起了5条水柱，舰上的不少官兵都被爆炸激起的水浪淋成了落汤鸡，成了名副其实的水兵了。

谁都想在垂死的“反击”号上再扎上一刀子，连之前负责攻击“威尔士亲王”号的壹岐春记大尉的中队也转过来攻击“反击”号。壹岐钻出云层，把高度降至400米，高射炮弹在他的两边开花，他禁不住想要往上爬，可是他必须再大大下降才能靠近舰只。飞到离海面仅仅不到40米的高度时他遇到了火网。壹岐在离敌舰大约550米的距离上释放了鱼雷，中了！“反击”号舷侧再次中弹。

英军的高射炮火接二连三地打穿他的机翼，他急转弯暂时保持与舰身平行。距离太近了，壹岐可以清楚看见那些身穿雨衣的英国受伤水兵躺倒在甲板上。在壹岐爬高等待其余6架飞机时，他看见又有1条鱼雷中的。他不知道这条鱼雷是他身后桃井敏光、田植良和谁发出的，鱼雷击中的部位都在“反击”号舰艏。

到14时02分，“反击”号已经累计被14条鱼雷和1颗炸弹击中，军舰已完全失去控制，只能在原地不停地向右打转。坦南特舰长知道，军舰沉没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于是对着广播大声下达了弃舰命令：“全体人员准备弃舰，愿上帝保佑你们！”

乱成一团的甲板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底舱的士兵开始拼命地跑向甲板，军舰的倾斜使得在甲板上的所有人都无法站立。水兵在歪斜的甲板上奔跑，像青蛙一样纷纷跳入海中。一个人不慎一头栽进了大烟囱，放在平时，大家在哈哈大笑的同时，采取的第一动作肯定是救援。但是现在，所有人对此都视而不见，因为甲板上那些重伤号叫的水兵已经够多了。高射炮仍在怒吼，成千吨的海水从船体上被炸开的洞口灌了进来，救生圈从倾斜的顶部解了下来。随着庞大的舰体猛然一歪，甲板上所有人都踉踉跄跄地摔倒在舷侧。舷侧黏糊糊的，水兵滑来滑去怎么也扒不稳，船壳上密密麻麻的甲壳动物刮得他们皮开肉绽。一个年轻的水兵尽力想往前挤，一个中尉沉着地告诉他：“注意，不要挤，我们全是走向同一个方向。”

坦南特上校紧紧抓住驾驶舵不放，他要与自己心爱的战舰共存亡。舰在人在，舰沉人亡，这是皇家海军的优良传统！几名军官和水兵奋力冲进驾驶室，不由分说把舰长架了出来，有人马上把一个救生圈套在他的头上。就在那一瞬间，“反击”号巨大的身躯仿佛被撕裂了，海面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浮在附近水面上的人员全部被吸了进去。海水淹没了众人，大家奋力冲出旋涡，坦南特上校得救了。

爱兵如子的坦南特上校被称为英国海军中“最杰出的水手”。他曾经参加过日德兰大海战，那时他的战舰被德军潜艇击沉，他死里逃生。他也曾作为皇家海军的滩头指挥官参加了那次举世闻名的大撤退，并因杰出的表现被称为“敦刻尔克的乔”。他拿着话筒反复呼喊“岸上还有没有不列颠的战士”，这也成为“二战”欧洲战场的经典语言之一。这次他也必须得救，要不将来怎么去参与指挥诺曼底登陆呢？

高射炮在军舰没入水中之前，仍然在发出怒吼，最后几发炮弹击中了壹岐中队的桃井敏光、田植良和驾驶的鱼雷机。这两架飞机飞上前去想就近看看热闹，却倒霉地被“反击”号最后濒死的一击击中。坠落的鱼雷机马上被军舰沉没掀起的巨浪吸进旋涡，成了“反击”号最好的陪葬品。

随舰记者布朗的手表定格在了12时35分，这是“反击”号开始遭到攻击的准确时间。布朗和坦南特，还有幸存的无数水兵，在温热的、浮着一层又黑又臭的燃油的海水里，苦苦挣扎。驱逐舰在漂满残骸的海面上择路而进，营救那些还有最后一点力气游上舷侧攀网的水手。

在1500米的空中，壹岐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情惊讶地看着“反击”号在自己的视野中完全消失，这是真的吗？飞机哪能如此轻易就击沉一艘战列巡洋舰？但眼前的一切的确是事实。“万岁！万岁！”他举起双臂高呼，鱼雷机因失去操纵猛然往下一落，他马上醒悟过来，迅速抓起了操纵杆。

壹岐看见下面的海面上斑斑点点，那些都是落水的英国水兵，两艘驱逐舰正在打捞那些可怜的幸存者。壹岐根本没有想用机枪去扫射他们，那些英国人打得英勇极了，和自己一样很有“武士道”精神，他不忍心再对那些勇敢的人下手。壹岐认为，战争只是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像他这样的普通士兵仅仅是参与者而已。他和那些浮在水面上的人素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

海面上的攻击还在持续，美幌队爆击队武田八郎率领的8架鱼雷机也在此时赶到战场。“反击”号已经在海面上消失，所有日机只剩下一个攻击目标，那就是号称不沉战舰的“威尔士亲王”号，它马上就要名不副实了。

远远看到“反击”号在海面上消失，菲利普斯中将已经预料到了“威尔士亲王”号即将到来的悲惨结局，此刻他的脸上写满了惊异和沮丧。中将怎么都无法相信，几万吨的钢铁巨兽，竟然对付不了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不知道此时他是否想起了半年前，5月27日，在英国海军围追堵截之下“含恨而逝”的另一艘德国不沉战舰“俾斯麦”号。

剩余的所有日机一窝蜂扑向奄奄一息的“威尔士亲王”号。舰上的大部分火炮已经被毁，动力系统瘫痪，顽强的炮手只好集中在仅余的几门高射炮旁边，用铁索和绳子拉动炮管顽强地向呼啸而来的日机射击。天空散发出一片片黄色硝烟，炸裂的弹片像撒落的沙子一样，在周围的海面上激起片片浪花。

战斗打响之后，菲利普斯中将和利奇舰长一直站在舰桥上指挥作战。直到此时，中将还不愿意接受巨舰即将沉没的现实。他以旗语向附近的“快速”号驱逐舰发出命令：“致电新加坡基地，派拖船来把我舰拖走。”可是他很快发现这一目标已很难实现。14时15分，绝望中的菲利普斯发出最后一道命令：“全体舰员给救生衣吹气。”

面对一群苦苦恳求他离舰的参谋和水兵，中将平静地说了声，“不，谢谢诸位”。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已从主桅杆上降下来了，菲利普斯把它紧紧地裹在身上，好像在拥抱着遥远的英伦三岛，又似乎在为自己的战败向祖国人民致歉。战舰下沉的速度更快了。“再见了，”人们听见利奇舰长在高喊，“感谢你们，祝你们幸运，愿上帝保佑你们。”从舰尾的通气孔里，传出陷在底舱里的水兵绝望的呼救声。幸存的官兵眼含热泪，一边默默离舰，一边向舰队司令和舰长行最后的注目礼。

通信兵沃德冲进了紧急控制中心，他看到劳森中校仍在试图挽救这艘军舰。蒸汽弥漫在这个唯一没有进水的引擎室里，通气系统失灵使船舱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劳森中校仍然没有放弃与其他各部通话的企图，他不断地拿起话筒，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上层指挥塔？”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反应。中校命令所有还能移动的士兵尽快离开船舱前往上层甲板，他本人则留在最后断后。离开的时候，沃德回了回头——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劳森，中校和他心爱的战舰一起永远留在了中国南海。

沃德和战友钻进了通向上层甲板的一条金属通道，通道里谁都没有说话，恐惧的气氛越来越浓。沃德前面的一名年轻少尉终于崩溃，他拒绝继续往前移动。沃德拼命推着他向前挪，终于穿过舱门来到了甲板上。这条通道只有23米长，沃德却感觉自己似乎花了一个半小时才钻过去。事实上他们在里面只待了3分钟。

大家不要忘记了第一个发现并发出“Z舰队”准确位置电报的“帆足机”，他们自始至终目睹了2艘英舰遭受攻击并最终沉没的全过程。此时此刻，他们正悠闲地停在空中，向西贡的司令部直播现场实况：“英军‘乔治五世级’战列舰向左倾斜，取90度航向逃遁中，舰尾发生爆炸，于14时30分开始慢慢沉没。”

14时50分，不沉战舰“威尔士亲王”号终于顶不住了。截至目前，它已经中了7条鱼雷和2颗炸弹。巨舰的舰艏高高翘起，尾部突然下沉，附近水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旋涡，吸力之大，竟然将15米外一位军官的救生衣也撕掉了，这个旋涡里的无数英军官兵中也包括舰队司令菲利普斯和平时总是面带微笑的利奇舰长。巨舰的倾倒差点压翻了旁边挤满了幸存者的“快速”号驱逐舰。

半年前，5月21日，在与德舰“俾斯麦”号的殊死搏斗中，德军的一发380毫米炮弹曾经击中了“威尔士亲王”号的舰桥罗盘室，室内的人员非死即伤，仅舰长利奇上校毫发未损。这次也算是毫发无损，不过人彻底没了。

就在“威尔士亲王”号即将倾覆的一刹那，小心翼翼的沃德奋力跃向了“快速”号，不幸的是，他失败了，他掉进了浮着一层厚厚燃油的海水。沃德挣扎着浮出水面，他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个画面：在“威尔士亲王”号最后露在水面上的尖端上，1名战友绝望地站在那里，突然间，一个巨大旋涡袭来，他一眨眼就消失了。沃德活到了92岁，此后60多年的岁月里，这个刻骨铭心的画面时常不受欢迎地出现在他的梦魇里，提醒他永远不要忘了那场该死的战争！

沃德和另外10个人一起抓住了一块浮在水上的大木头，四周传来哀叹、哭泣以及重伤士兵的呻吟声。水面上漂满了家具、箱子、船的碎片，还有书、笔记本和曾经被人珍藏的照片，还有那些阵亡战友的尸体。沃德和同伴一声不吭，默默地看着曾经的“英国海军骄傲”在海面上缓缓消失。

“快速”号迅速放下了绳索，但是许多人由于全身油污抓不牢绳子，在接近获救的时候再度掉进了海里。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体力去挣扎，很多人就此沉入了大海。沃德是幸运的，他曾经学过一种单套水手结的打法，他抓住绳子在自己腰上打了一个结，他获救了！

被拉上“快速”号的甲板之后，沃德脱去了被燃油和海水浸透的衣服，换上了干净的衣物。一名失去右腿的信号兵躺在他的旁边呻吟，其他地方也躺满了被烧伤或是被炸伤的士兵，到处是痛苦的呻吟和哭泣。沃德被送进了医务室，他放松地闭上了眼睛，脑海里那些悲惨、壮烈的画面和声音还在盘旋，他感到自己暂时安全了。沃德的心模模糊糊地飘得很远，那一刻他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自己深爱的父母和妻子。眼泪模糊了他的双眼，沃德庆幸在如此惨烈的一场大战之后，他还有机会再见到他们。

海面上一下子平静下来，四处都是在油污中挣扎的水兵。“快速”号拉响了凄凉的汽笛，向已经在海面上消失的两艘巨舰致哀。最终，“反击”号1309名官兵被救起来796人，其中也包括坦南特舰长。“威尔士亲王”号1612人被救起1285人，菲利普斯和利奇舰长都不在其内。所幸的是，两舰在沉没时都没有诱发大爆炸——连万能的上帝都对那些英勇的水兵动了恻隐之心。

那些完成攻击的日机迅速撤离了战场，它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炸弹或鱼雷去攻击那3艘驱逐舰，甚至没有多余的机枪子弹去扫射那些在海水中挣扎的水兵。已经捞到了大鱼，就慷慨地放过那些小虾米吧。必须尽快返航，因为从早晨出发寻找“Z舰队”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几乎所有飞机都只剩下返程的燃油。

返航途中的高桥得到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已经被击沉的消息，他的心底突然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英国海军就好比世界的老大，他们曾经是我们无比崇拜的老师，而今却完全被我们打得体无完肤，这一切难道都是真的吗？他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但泪水还是很快模糊了他的双眼。

就在他的不远处，壹岐也在为已经战死的两位部下桃井和田植黯然神伤。他知道自己发射的那条鱼雷击中了“反击”号，这就说明身后那两位肯定是一中一不中的。但最后在向上级报告战果时，他说那两条最先命中敌舰的鱼雷是两个已死的战友发射的。也只能为他们尽这点心意了。

壹岐中队着陆时，欣喜若狂的机械师和地勤人员冲上前围住了每架飞机，把机组人员抬出来抛向空中。在摆脱了战友亲昵友好的折腾后，壹岐对身边的一个飞行员说：“在我们俯冲攻击的时候，我真舍不得放下鱼雷。那条船真美，多美的一艘船啊！”

还有一架日机在战场上空得意地盘旋，好像在向留下来执行艰巨营救任务的英军驱逐舰发出信号：“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该轮到你们了。”它就是那架可恶的“帆足机”，他们向西贡播发了最后一条现场消息：“‘反击’号于14:20左右，‘英王乔治五世级’于14:50左右爆炸沉没。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正在致力于落水士兵的营救。”发完这封电报后，“帆足机”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战场。在这场围剿“Z舰队”的战斗中，“帆足机”可谓厥功至伟。

不过他们也没有得意很久。1942年3月，“帆足机”在返回中国更新装备的航行中遭遇恶劣天气坠毁，帆足和鹫田双双毙命。

从三巴旺机场起飞的6架英军战斗机到达战场上空时，“反击”号已经不见了，5分钟后，“威尔士亲王”号也沉入海底，这些战机恰似来为“不沉战舰”送上最后一程。它们速度太慢，连日本最后边的鱼雷机也追不上。无奈之下，只好在那些死里逃生的水手头上盘旋，摇晃着翅膀给他们打气。

看到自己的飞机来了，浮在水面上的英国水兵纷纷向空中挥手，有人伸出了拇指以示不屈。这一情景给飞行员维戈斯上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我看到许多人虽然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却像在度假时一样向着低空飞行的飞机招手欢呼，甚至开着玩笑。我感动极了，我从这里看到了比人类本性还要高尚的东西。”

“Z舰队”折戟沉海的消息震惊了新加坡。当天晚上，当驱逐舰靠拢樟宜海军基地，把2800名死里逃生的水兵送上岸时，留在岸上的“Z舰队”参谋长帕里泽少将老泪纵横。皇家空军司令普尔福特少将也出现在码头上，他在迎接浑身又脏又湿、受了惊吓的坦南特舰长时抱歉地说：“我的天！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而责怪我，我们甚至不知道你们在哪里。”

参加南方作战的日本海军与对手美国亚洲舰队、英国远东舰队、荷兰远东舰队、澳大利亚舰队相比，在1941年11月之前其实力并不在盟军之下，更何况盟军舰队中没有一艘能够和“金刚”号、“榛名”号战列舰相抗衡的战舰。然而就在这种兵力对比有利于日军的形势下，“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突然出现，造成了战场上的相对均势。前面可以看出，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近藤面对这两艘巨舰，几乎丧失了克敌制胜的信心。而今完全可以说，在马来海面一举击沉英国巨舰的日海军航空兵所建立的功勋，一日之间挽救了南方战役的整个战局。在没有英国主力舰的南洋海面上，日本再也没有部署“金刚”级战列舰的必要，以重巡洋舰为主力的舰队就完全可以纵横驰骋，胜任所有的战斗任务了。

相对于英军的惨重损失，日军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参加战斗的75架攻击机中3架被击落，1架重伤迫降，2架重创，27架受伤，21名飞行员战死。两艘英国战舰对空炮火的平均命中率是41%强，这一高命中率也的确令人吃惊。

日军的攻击效率更加惊人。有15架鱼雷机对“威尔士亲王”号发动了攻击，命中7条鱼雷。多达35架鱼雷机攻击了“反击”号，1架飞机发射失误，发出的34条鱼雷命中目标的有14条。合计攻击效率43.8%。实战效果竟然超过了平时训练的成绩，日海军航空兵的高效率让整个世界都瞠目结舌。如果菲利普斯中将灵魂尚存，恐怕也会对如此高的攻击效率不吝赞美之词吧。正如丘吉尔所言：“日本人在空战方面的效率，被我们和美国人大大地低估了。”

鱼雷机有高命中率，除了日本人技艺高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在英国人一贯鄙夷为只会模仿的日本人取得的进步，已经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英国笨拙的“剑鱼式”鱼雷机是在时速170～185公里时发射鱼雷的，平时的训练已经使英舰上的炮手习惯了这一节奏。而日本的鱼雷机是在时速为270～350公里时发射鱼雷。就像NBA规则24秒进攻首次为外人所知时，很多人认为录像机快播了一样。这一惊人的速度导致英舰上的炮手在激战中校时不准，从而手忙脚乱，收效甚微。

“长门”号战列舰上，几乎逢赌必赢的山本终于输了，却输得无比畅快。三和用赢来的10打啤酒与旗舰上的官兵彻夜狂欢。在塔拉托和珍珠港，坎宁安和山本分别证明了用飞机可以击沉静止中的战列舰。现在，曾经的海上霸主大英帝国成了最好的反面教材。在关丹附近的那片水域，他们耻辱地让日本人证明，用飞机同样可以毁灭一支高速运动中的舰队。山本的欣喜还有一层因素，马来海战与珍珠港的不宣而战不同，在这里，他的部下以堂堂正正的正面交战取得了光明正大的辉煌胜利。让他更为高兴的是，他之前已经为“航空优先”的理论呼吁了20年，始终有人表示怀疑，这次海战为他的主张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绝佳证据。

尽管在围剿“俾斯麦”号时英国皇家海军已经使用了航空兵，但历史上仍然将马来海战看成是航空兵以航行中的战列舰为交战对手并最终将其击沉的首次战例，从而使规模不大的马来海战成为海战史上划时代的经典战例。“威尔士亲王”号和菲利普斯中将以生命为代价告诉大家，大型战列舰主宰海洋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以航母为核心的空中打击主导海战的时代终于到来了。自诩为海军老大的英国海军首脑之前对战列舰能被飞机击沉的说法全都嗤之以鼻，这种想法到1941年12月10日戛然而止。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威尔士亲王”号不幸战沉的前6天，另一艘号称不沉的超级战列舰加入现役。这艘山本的新旗舰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对于日本海军来说，不能不说是绝妙的讽刺。恰似老酒砸锅卖铁，历经千年打造了一把世间无敌的宝剑，所有可能与之拼杀的武器，无不败于其下，可是敌人来了，手里却端着冲锋枪——悲摧呀！

12月12日，裕仁为马来海战的辉煌胜利向山本五十六赐予如下敕语：“联合舰队航空部队歼灭敌英国远东舰队主力于南海，扬武威于中外，朕特嘉奖。”

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正在打开一只箱子的丘吉尔拿起了床边的电话，里边传来了第一海军大臣庞德爵士有点奇特、略带咳嗽的声音，似乎在扼制涌上心头的某种情绪，沙哑的声音最初甚至听不清楚：

“首相，我不得不向您报告，‘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都被日本人击沉了。我们认为是被飞机击沉的，汤姆·菲利普斯已经淹死。”

“您确信这是真的吗？”丘吉尔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

“毫无怀疑余地，阁下。”庞德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丘吉尔痛苦地放下了电话。“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沉重和痛苦的打击，”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幸亏只有我一个人。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比这更直接的打击。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那可怕的消息仍然在死死地纠缠着我。无论在印度洋还是太平洋，都没有英国的主力战舰了。至于珍珠港幸存的美国军舰，它们正在急急忙忙地驶回加利福尼亚。在广袤的海洋之上，目前日本人独霸，而我们是那么地虚弱和无处躲藏。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都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

刚刚接替迪尔爵士出任大英帝国总参谋长的艾伦·布鲁克爵士在日记中对这次巨大的损失做出了如下总结：“这意味着从非洲往东，经过印度洋和太平洋至美洲大陆，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制海权。”

英国军史学家富勒的话更是贴切：“这个损失对新加坡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预示着未来的灾难。事实上至少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本身存在的可能性也同‘威尔士亲王’号一起消失了，它现在成了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

中国“不著名军迷”青梅煮酒海军预备役中尉（自诩，没证）的话，可能也有一丁点道理且更加直接：随着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接连丧失，马来亚和新加坡陷落的命运已经注定。

此前，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菲律宾的美空军主力已经在日军的猛烈打击下损失殆尽，“Z舰队”的覆灭更是雪上加霜。这样在开战仅仅3天之内，远东盟军的三大打击力量全部支离破碎，至此日军南方作战大局已定。值得一提的是，完成上述艰巨任务的，无一例外是联合舰队麾下的海军航空兵。

12月11日，新加坡各大报纸再次刊登了“威尔士亲王”号的大幅照片。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照片加上了象征哀悼的黑框。

一周之后的12月18日拂晓，壹岐春记在执行任务途中再次驾机从“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沉没的水域经过。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壹岐撒下了几束美丽的鲜花。壹岐的这一举动博得了西方舆论的普遍赞誉，他也因此被称为极为罕见的“具有绅士风度的日本军人”。

壹岐幸运地活到了战后。许多年后，每当回忆起那场围剿“Z舰队”的殊死搏斗，他都会忍不住泪眼婆娑，如祥林嫂般喋喋不休：“在我们进行俯冲攻击的时候，我真不忍心放下那条鱼雷。”

“多么美丽的船！”壹岐喃喃地说。

长驱直入

战争已经打响！突如其来的变故完全出乎马来亚英军司令官阿瑟·帕西瓦尔中将的意料：日本人简直吃了豹子胆了。

虽然举止无奇，貌不惊人，但在大多数人眼中，珀西瓦尔被认为是英国陆军中最有前途的军官。总参谋长迪尔爵士认为，“他有着非凡的能力，广泛的知识，良好的判断力，是快速准确的工作者”。帕西瓦尔参加过“一战”，战争中的杰出表现为他赢得了2枚战斗勋章和1枚十字勋章，这在英国军官中实属罕见。在他的个人评语里有着如此的赞美语言，“他被认为具有坚强的性格和超人的胆略”。“一战”之后，出类拔萃的帕西瓦尔被选拔到皇家参谋学院受训并执教，可谓文武双全，内外兼修。由于多次得到上层的高度赞誉，人们普遍认为，他未来很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总参谋长。

更为难得的是，帕西瓦尔对马来亚和新加坡都非常熟悉。早在1936年，他就曾以上校军衔担任马来亚英军参谋长达4年之久，是英军中颇负盛名的“马来通”。如今远东战云密布，就在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4月，帕西瓦尔临危受命，再次来到马来亚出任英军司令官，很快晋升为陆军中将。

但有人不那么认为。在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莫里逊眼里，帕西瓦尔是一个在外交场合谈吐儒雅，非常富有魅力，但在战场上谨小慎微、优柔寡断、悲观消极的人，“遇见问题首先考虑困难，且眼中的困难远远大于希望，没有什么野心、特色和信念”。熟悉了解他的人认为，他缺乏足够的决断力，缺乏将手下那支五花八门的队伍凝聚起来的气魄。一个高明的领导最大的本事不在于他本人去干多少，而在于能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老帕缺少的恰恰正是这个。

身材高达2米的帕西瓦尔长着两颗爆出的门牙，被手下人私下起了个不雅的外号叫“兔牙”。从这也可以看出，至少属下对他不够尊敬，换个角度说，就是他缺乏足够的威慑力。兔子与老虎肯定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一只孱弱的兔子连给猛虎塞牙缝都不太够，所以帕西瓦尔这次遇上山下奉文也算是倒了血霉了。这次远赴马来亚任职，帕西瓦尔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上将一样没有带夫人来。不过人家金梅尔是怕带夫人去影响工作，而帕西瓦尔则是认为日本进攻在即，带夫人来这里确实不太安全，言外之意就是马来亚不一定能守得住。作为司令官本人就信心不足，还能指望这仗能打得精彩吗？

不过有一点帕西瓦尔的判断绝对正确，就是日军绝不会贸然从海上攻击新加坡，而是肯定会在马来半岛的北部登陆，或者在泰国南部接壤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设置据点，然后一路南下从背后对新加坡下手。中将认为，即使同日本发生了战争，只要能坚持从本国赶来增援舰队所需要的两三个月时间，以后就不成问题了。

日本人已经登陆并迅速前出到泰马边界。鉴于北方航空作战遭受重大损失的实际状况，帕西瓦尔司令官立即发出了第一道命令：“所有空军南撤至新加坡，今后禁止在白天出动轰炸。”这就预示着在马来亚北部作战的英军从此失去了空中支援。

12月10日，帕西瓦尔下令成立了“远东战争指导会议”，并在同一天对马来亚的英军发表了特别通告：“现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英帝国正注视着我们，战争可能是长期而残酷的。但我们要坚决应付任何事态，以证明我们是值得信赖的。”在日军刚刚登陆尚未站稳脚跟的头三天里，恰恰是英军应该做出快速反应的关键时刻，但帕西瓦尔所做的不过是发表通告和召集会议而已。

在新加坡郊外的高尔夫球场旁边，帕西瓦尔下令设立了陆、海、空军联合司令部，每天从早上9时到11时召开长达2个小时的“远东战争指导会议”。虽然名字是战争会议，但是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军事将领，驻马来亚的英国代表、澳大利亚代表、新加坡总督等行政官员悉数到场，会议完全开成了一个大杂烩。

第一天的会议就不顺利，不该来的闲人来了一大堆，本来该来的远东舰队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却没来，他带着“Z舰队”北上攻击日军的登陆船队去了。当天下午就有噩耗传来，被寄予厚望的远东舰队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连同菲利普斯本人统统被日本人送入了海底。空军已经龟缩到半岛南端，现在被寄予厚望的海军又没了，失望和不祥的情绪已经在守军中迅速蔓延开来。

前方激战正酣，后边的会议照开不误。12月11日的会议结束后，忧心忡忡的澳大利亚第八师师长贝内特少将向帕西瓦尔提出了建议：“对不起，阁下，战争是无法用文件和会议来打赢的，我们有必要立刻重新整顿战线和集中兵力。”少将认为这种毫无效率的会议不过是浪费时间，提出中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指导会议，最少也要改成纯粹的作战会议。

在贝内特少将眼里，日军士兵并非像英国人说的那样弱不禁风。他们之前已经接到来自东京的反映日本陆军战斗力超强的有关情报。1940年，澳第八师来到马来亚设防时，每个士兵都收到了一本小册子，书中详细描述了日本军人的残忍可怕：

日本军人经过了严格的训练，配备有精良的武器，身体忍耐力超乎常人，并且极其善于麻痹对手。他们在马来亚部署了强大的间谍网，拥有丰富的登陆作战经验。日军突击山林地带速度极快，即使几天断绝食物也能行动自如。类似马来亚这样的密林国家，对付如此敏捷的日本军人绝对不能靠防守，一旦遇敌必须主动出击。因此全军将士必须加紧进行丛林作战训练。

非但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着清醒的认识，贝内特还从战术角度出发，向司令官指出了马来半岛兵力配备上的弱点。

马来半岛的防御以英印第三军和澳大利亚第八师为核心，部署有英军总兵力的2/3，总人数约58000人。即使拿出一半的兵力集中起来，与山下的先遣登陆部队大约17000人——实际上佗美支队的5500人在东线——进行对掐，即使不能取得胜利，也绝对够山下喝一壶的了。

但半岛英军的具体部署却是：沿西岸的泰马国境附近有第六、第十五英印旅，统率他们的第十一师司令部在双溪大年，往南在怡保有第三军的预备队第二十八英印旅，在吉隆坡有第九英印师及第三军司令部，再往南在波德申有马来英军司令部直属的第十二英印旅。因为预计日军的主攻方向是西线，因此东线的防御力量比西线稍弱，部署也更加分散。英印第九师所属第八旅在哥打巴鲁，第二十二驻关丹。担当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防御的是澳大利亚第八师，其中师司令部和第二十二旅在东南岸的丰盛港，第二十七旅配置在柔佛州中部的居銮地区。

这样从兵力配置上看，半岛上的要害部位基本上都控制起来了。英军的设想是利用半岛上有利的地形进行固守，但事实结果却导致了兵力和物资的极度分散。虽然人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这种分兵据守造成了其在局部之任何一点，兵力最多也就5000人，便于日军集中力量各个击破。

贝内特少将指出，这种类似撒胡椒面似的防御，犯下了“处处皆分兵把守、则处处皆无守”的兵家大忌。要想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应该设定决战的战线，把兵力集中在那里进行决战或者实施反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以英军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真的打一场遭遇战的话胜负还真未可知，至少死也可以死得悲壮一点。

“No，No。”帕西瓦尔司令官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请再看一下马来亚的地图。在半岛能够大规模调动兵力的路线只有几条，特别是沿东岸的干线公路以外没有其他道路，而且道路很窄，集中大兵力是不可能的。即使‘斗牛士计划’未能实施，我们如此布置各部守军且战且退，敌人却不断削弱，在到达柔佛巴鲁之前会逐渐把兵力消耗掉的。这对于后面我军在柔佛州开阔地带构筑防线和后续的新加坡要塞防守战具有极大的好处。”这种理论似乎很科学，但是帕西瓦尔应该清楚，他的部队已经失去了制海和制空权。防御部队的后路一旦被切断，就难逃灭亡或被赶下海去的命运。

“这是有疑问的，阁下！”贝内特少将担忧地回答，“我们澳大利亚有句格言：狼所养育的一头羊，比羊所养育的一百头狼还要厉害。”

对此帕西瓦尔依然是不置可否，真可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贝内特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就在这一天，英军自认为能够坚守3个月的日得拉防线，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短短3天内即告失守！

对面的山下奉文可没有时间停下来开会。原来最担心的是能否顺利登陆，现在安全上岸了，山下又有了新的担忧。第一个问题是，尽管从地图上看马来半岛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河流，但经过事先详细侦察后发现，前进道路上实际需要跨越的河流有250条之多，相应需要攻占的桥梁也就有250座。山下最担心的是英军边打边撤，同时把这些桥梁全部破坏掉，那样势必大大影响日军的进军速度，果真那样，猴年马月才能打到新加坡？第五、近卫两个主力师团都是机械化师团，机械化部队最大的优势只能在有路有桥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况且在此期间，新加坡的英军肯定会源源不断地得到增援，时间和速度成为日军目前最大的敌人。

山下的第二个担心是兵力。目前能够投入进攻的，只有在宋卡和北大年登陆的第五师团的3个联队，以及在哥打巴鲁登陆的第十八师团的1个联队，加上军司令部以及辅助人员约26640人，其中战斗部队只有17230人。山下预计，马来半岛上的英军有80000人之众，按照“攻防双方兵力三比一”的惯例，现在反而是倒过来了，如果与英军正面相遇打阵地战，日军绝无胜算。而且进击的道路狭窄，只能容两辆车并行，如果英军封锁道路并在侧翼布置阵地，以纵列前进的己方就要受到英军的三面夹击，甚至有被切断包围的危险。按部就班逐步攻击前进，日军的确就会像帕西瓦尔预料的那样，在攻击中逐渐消耗掉所有的力量，再而衰三而竭四而没，消失在马来亚的茫茫丛林之中。

山下认为，克服上述困难的方法只有两个字：速度。就是永不停息地从中央突破，以最快速度向前挺近，不给对手丝毫的喘息之机。为此，他亲自来到了即将出发攻击的第五师团先遣队。堂堂中将军司令官直接对一个小小中佐挺近队长下令，这在日军以往的战例中实属罕见：

“德国的闪击战是从中央楔入敌阵，而以两翼迂回进行包围。我们这里则是从公路上一直硬钻到柔佛巴鲁去。不必包围敌人，将残敌交给后续部队去收拾。这不是闪击战，是电钻战！一辆车停下就扔掉一辆，两辆车停下就扔掉两辆，遇到的不论是友军还是敌人，都要义无反顾地超越过去，只管挺进！受到侧射和背射都不许停车应战！”

接受任务的是佐伯静夫中佐率领的搜索挺进队，共有581名官兵。佐伯和铃木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看起来仕途似乎并不顺利。人家铃木都干到中将参谋长了，自己还只是个小小的中佐。这次一定要拿出点战果，让大家看看我佐伯也绝不是吃素的。

哪里有战斗，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能出风头，哪里就有最勇猛的辻政信。他早先于山下来到了挺进队。山下发布命令之后，准备随挺近队出发的辻政信再次进行动员：“如果此次攻击失败，必然导致两军在国境线上长期对峙，那样则必须改变全军的作战计划。这一战关系到全军的信任和希望，诸位，即使全灭也要继续前进。”——这话说得，人都没了还怎么前进？

12月10日凌晨，佐伯和辻政信率领挺进队趁着夜色朝着南方的国境线进发了。挺进队配有10辆中型坦克，以及装甲车、卡车、小汽车等快速移动工具。10辆坦克冲在最前边，装甲车部队紧随其后。由于车上已坐满了人，很多步兵和工兵大半个身子都露在车外面，像铃铛一样半挂在车上晃来晃去。当天傍晚，挺进队已经推进到英军重兵把守的北部防线——日得拉防线前沿。

泰马边界以南大约30公里的日得拉防线是防卫马来亚的第一道屏障。帕西瓦尔司令官认为，这条坚固的防线必须至少阻挡日军3个月以上，于是在此部署了重兵把守。除了原来驻防的第十一英印师的第六、第十五旅之外，作为第三军预备队的第二十八旅主力也从怡保顶了上来，兵力合计有8个营。第十一师师长马莱雷恩少将向第十五旅旅长盖雷特准将发布的命令是：“在吉打北方5公里处的阿森镇坚守到12日。”

从表面上看，英军的日得拉防线似乎是固若金汤，实际上处处不尽如人意。由于承担工程的吉打州政府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导致工程建设拖拖拉拉，以至于在日本人来到面前的时候，工程完成量还没超过一半。未做好战争准备的防线绝非这一条，整个马来半岛上，被帕西瓦尔点头认可的防御工事竟然一个都没有！

从8日开始马来亚北部一直暴雨不断。守军的8个营中只有2营英国兵，那些印度兵根本没有接受过丛林战训练，很多人甚至连坦克都没见过。之前他们早就听说，那些日本人尽管个子矮小，打着粗粗的绑腿，但个个是不怕死的超人。还没有看见敌人，那些印度士兵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

由于西边不远处的亚罗士打机场已遭到日军轰炸，军中无端开始流传着日军空降部队即将来袭的谣言，每次一有谣传印度兵就四处乱跑。对此英国军官进行了调查，才知道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印度兵把高射炮炮弹爆炸的烟雾当成了降落伞。在英国军官做出合理的解释之后，这些印度兵仍然是半信半疑，稍有动静就会像鸵鸟钻沙子一样钻进帐篷，仿佛日本人的子弹打不透帐篷似的。

12月11日13时，佐伯挺进队开始攻击英印军第十四旁遮普团一营的阵地。雨下得很大，沿着道路英军部署有反坦克炮、机枪和装甲车，但却四处找不到人影。原来那些印度士兵都躲到了橡胶林中的帐篷里避雨去了。“打！拔掉挡路的钉子！”随着佐伯一声令下，冲在最前边的10辆坦克一齐开火。对于英军的工事统统用坦克炮予以摧毁，对那些惊慌失措跑出帐篷的印度兵，则用7.7毫米机枪予以扫射。那些第一次见到坦克的印度兵惊恐万分，有趴在泥土上跪拜求饶的，有转身就跑连鞋子都跑丢了的，能够坚持作战的只剩下少数的英国人，第一营在日军的攻击下迅速溃败。不但如此，溃兵还连累了后边防守阿森的第一廓尔喀团二营，他们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就跟随前面跑回来的溃兵钻进路旁的森林里向南溃逃。

佐伯挺进队11日夜暂停前进进行了整顿，并于12日早上5时50分在吉打镇北方约1500米的地方继续攻击前进。接到日军在防线中部打进一个楔子的报告之后，英军司令部连夜从防线两端调来部队试图围歼这股日军。英军的猛烈反击导致佐伯挺进队不得不暂时止步，后续第五师团冈部贯一大佐的第四十一联队和渡边纲彦大佐的第十一联队迅速赶来增援。由于道路狭窄，兵力无法充分展开，随后赶来的第九旅团旅团长河村三郎少将准备命令两个联队从两翼包抄发动进攻。进攻的命令还未下达，到了19时30分，日得拉防线上的英军戏剧性地开始了总退却。

日军突破日得拉防线付出的代价仅仅是死亡27人、受伤83人，合计110人。英军具体伤亡人数不详，但是弃械投降和逃入丛林逃跑的兵员在3000人以上。那些逃入丛林中的士兵在密林中躲避数日后饥饿难耐，又纷纷跑出来向日军的后续部队投降，这些人大多数是印度士兵。

让日军颇感意外的是，英军仓皇撤退留下了大量的装备和物资，总计有野炮50门，重机枪50挺，卡车装甲车约300辆，还有大量的汽油。遗弃的弹药给养可供一个师团3个月之用。在橡胶树林的那些英军仓库中，堆满了烟草、饼干、罐头等物。那些日军士兵所携带的干面包在暴风雨中早就被泡化了，很多人是忍着饥饿在进行战斗。这下可好办了，那些需要急速前进的日军士兵把枪斜挂在肩上，以双手尽量带走一些罐头与烟草等物，便急急地上路向南前进了，边走边称赞说：“丘吉尔的给养真是美味极了。”

随挺进队一同前进的辻政信原来估计，突破日得拉防线至少要付出1000人伤亡的代价，轻而易举获得的胜利让他对英军衰弱的抵抗感到惊讶。颇有心计的辻政信提审了一位被俘的英军工兵军官：

“你认为你们这条防线能够固守多久？”

“由第十一师全力防守，我相信至少能守3个月。”

“理由安在？”

“道路两侧的丛林与沼泽构成了天然的障碍，这些工事费了我们6个月的时间才构筑完成。据说中国军队很弱，也没有什么先进武器，可是日军在华作战4年还没有把他们征服，所以我们认为日军并不是很难对付的敌人。”

后来辻政信讥讽地报告说：“我们现在已经摸透了敌人的战斗力。”刚刚发生的战斗证实了他在《作战必读》中对那些印度、马来亚士兵的预言：“虽然军官是欧洲人，但军士和其他士兵几乎都是当地人，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团结意识几乎为零。”

英军的总退却也事出有因。两军刚刚交手，第十一师师长马莱雷恩少将就在上午8时向第三军司令官希斯中将要求后撤50公里。当时希斯中将正在开往新加坡的火车上，无法接收前线发回的电报，急于撤退的马莱雷恩就将电报直接发给了新加坡的帕西瓦尔司令官。帕西瓦尔认为“这样过早而且长距离的退却会给全军士气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断然拒绝撤退并严令第十一师据险坚守。马莱雷恩在19时30分再次发出要求撤退的电报，然后不等司令部回电，擅自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

兵败如山倒。在马莱雷恩身边，整个晚上道路和丛林中四处都是英印军的溃兵。因为跑得太快加上路又很熟，天亮时他们似乎已经听不到日本人追赶的声音了。惊魂未定的马莱雷恩清点了一下自己的属下：第十五旅只剩下600人，第六旅溃散了一半，情况最好的第二十八旅也整整损失了1个营。

刚刚结束的日得拉攻防战某种意义上成了今后在马来亚一系列作战的缩影：英军一路狂逃，边跑边破坏道路和桥梁，日军士兵涉水过河向前渗透追击，工兵们尽快能修复被炸毁的桥梁，然后坦克猛冲向前充当开路先锋，一直冲到下一条桥梁被炸的河流旁边。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一路玩命狂追的日军于12月13日占领了北部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并迅速抢占了位于附近的硬地机场，为第三飞行集团陆军航空兵的进驻创造了有利条件。出乎日军意料的是，这处极端重要的机场竟然损毁轻微，机场内英军遗留的弹药堆积如山，仓皇逃走的英军竟然连这些都来不及销毁，房间里的餐桌上还摆放着做好的饭菜——其饭尚温。更为难得的是，周围的橡胶树林中堆放着上千桶优质的航空汽油，这对于马上将要进驻的日军战机来说是最好不过的礼物。

当天中午，第三飞行集团的战机便成功降落在亚罗士打机场。第二天清晨，一个日军战斗机中队和一个轻型轰炸机中队加满英军留下的燃油，装上英军馈赠的炸弹从这里起飞，气势汹汹地去轰炸那些溃败中的英国人了。吉打省的4个机场很快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日军讥讽地将之命名为“丘吉尔机场”。日军飞行员表示，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建造的那些简易机场，无论是设备还是跑道真不能与这些豪华的“丘吉尔机场”相比。

随后第五师团冈部的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接替佐伯挺进队，担任先头部队继续追击溃败中的英军。一直随先头部队攻击前进的辻政信在13日晚间腿部中弹负伤，这是他在1931年淞沪抗战在上海首次负伤之后的第四次。辻政信的确命大，按他到哪里都是冲锋在前的风格，换别人早死八回了，这家伙愣是活到了战后。

14日早晨，辻政信在一个岔路口看到了一群被俘的印度兵，他们围成一个圆圈坐在地上，谈笑自若。这时一个被俘英军军官被押了过来，40多个印度兵看到他便非常虔诚地一起起立，恭敬地向那个军官敬礼，充分表现出印度人在饱受战火之余，还处处以欧洲强人的奴隶自居。这种出自本能的举动让辻政信鄙夷不已，也深深感到日本“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亚洲人不但必要，而且具有深刻的意义。

前方攻击异常顺利，河村指挥步兵第四十一联队主力于12月17日占领了航空基地双溪大年，并对该基地进行了修整。19日第三飞行集团的一个战斗机战队、两个轻型轰炸机战队就挺进到这里。22日，菅原的飞行集团司令部也前出至此地。

同样在13日，占领哥打巴鲁之后的佗美支队一路攻击前进，占领了马来亚中部东海岸的瓜拉丁加奴机场，日军战机随之进驻。至此日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已经覆盖了整个马来半岛。日军两路攻击部队快速挺进，形成了东西呼应之势。

12月16日，山下率第二十五军司令部进驻吉打省首府亚罗士打，随之就召开了作战会议。鉴于目前战况进展顺利且远远超过预期，辻政信立即调整了下一步作战的日程表：12月28日进入霹雳河、占领槟榔屿（第五师团）；12月28日至1942年1月1日占领关丹（佗美支队）；1月7日渡过霹雳河；1月17日占领吉隆坡；1月27日占领柔佛州；2月11日（纪元节），近卫师团、第五师团及第十八师团集中兵力攻占新加坡。

尽管不少人对这一时间计划表示怀疑，但山下立即予以批准。会议决定军主力第五师团和近卫师团沿西海岸向吉隆坡方向攻击前进，佗美支队占领关丹后迅速向吉隆坡方向及金马士方向挺进，策应主力作战。第十八师主力在宋卡登陆后暂时待命，尔后伺机在马来半岛东南沿岸的丰盛港附近登陆，随后向柔佛巴鲁推进，切断半岛英军主力的退路，以便在柔佛以北、吉隆坡以南地区将英军主力同新加坡守军分割开来全部围歼。

从12月8日开始，战略要地槟榔屿每天都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12月15日清晨，第五师团第四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的两个中队配属炮兵一个中队与一部工程兵，使用当地的小舟对槟榔屿实施偷袭登陆，岛上守军在日军登陆之前已逃得无影无踪，日军未损一兵一卒顺利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岛上英军遗留下许多武器、弹药和船只，还有一个完好无损的电台。在岛上旅游胜地极乐古寺，日军士兵看到，由东乡平八郎和乃木希典当年游览该寺时题赠的匾额，仍然高高悬挂在那里。

建有大型航空基地的槟榔屿失守，彻底消除了英军从印度、缅甸方向对马来守军进行空中支援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自此日军可以充分发挥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优势，利用在槟榔屿缴获的英军约20多艘小艇，加上从宋卡陆运过来的汽艇约40艘，以大队规模的部队不断在西海岸英国守军的背后进行登陆迂回，策应日军的正面进攻。那些正在抵抗的英军发现后方突然出现了日军，往往不辨规模便惊慌失措，从而加速了溃败。

为此，丘吉尔对后来出任ABDA四国盟军司令官的韦维尔上将和帕西瓦尔大加斥责：“西海岸的控制转给日军之手，而日军在该方面连一艘军舰也没有，为什么我海军不用驱逐舰、潜艇或飞机阻止敌人的前进呢？”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

在日泰双方顺利达成谅解之后，进驻曼谷的近卫师团已经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的使命。寺内下令近卫师团迅速脱离第十五军建制，重新归建第二十五军麾下。自12月11日开始，近卫师团分别乘火车和汽车从陆上向马来半岛疾驰而来，并捎带了大量从泰国采购的自行车。师团万余名官兵5天之内长驱直入1100公里，师团长西村琢磨于23日进入亚罗士打。师团主力前进到太平附近，磨刀霍霍准备下一步的作战。

英军失去制空权和制海权后，日军运输船队在马来半岛以东海域已是畅通无阻，一船又一船的日军士兵被运抵宋卡和北大年港口安全卸载。唯一找过日军麻烦的竟然是一艘从荷属东印度来的荷兰潜艇。12月11日夜间，科泰纳海军上尉趁着夜色，在北大年附近海域朝着日军的4艘运输船发射了鱼雷，可惜无一命中，这艘倒霉的潜艇反而在第二天误入英军事先布下的雷区触雷沉没。这样，以坦克部队和第五师团车辆为主的第二批输送部队于16日在宋卡登陆后迅速跟进，得到持续增援的日军攻击力丝毫未减。

从12月10日起，英军几乎不断地沿着西海岸退却。一些路障或者被日军坦克大炮清除，或者为边界丛林中渗透进来的日本步兵从侧翼攻克。马来亚北部地区司令希斯中将希望死守霹雳河，但是沿北大年斜刺里杀入的日军包抄了这条防线。日军使用在槟榔屿缴获的小艇从海上展开翼侧战斗，把霹雳河后面的一个坚固阵地金宝包抄了。

进攻不轻松逃跑也累。英军旁遮普二营指挥官迪金中校在溃败中沮丧地说：“我们整个营的人马都快要累死了，指挥官现在的任务就是让士兵休息一会儿，无论如何也要休息。这3个星期我们已经连续撤退了280公里，仅仅休息过3天而已。军队士气低落，死伤达250人，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兵力。”相比而言，迪金的损失还算是少的。在整个金宝攻防战后，英印第十五旅的兵员减少到了421人，第二十八旅减少到750人。死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或溃散逃入丛林或成为日本人的俘虏。

马来亚北部的战局急剧恶化，发往新加坡的全是英军节节败退的坏消息。惊慌失措的帕西瓦尔在14日电告贝内特：“敌人也许从海上来进攻新加坡，能否把在柔佛州的澳大利亚部队调一部分来保卫这里。”

“敌人在陆地上，在海里出现的只有鲨鱼！”愤怒的贝内特再次提出整理北方战线的主张，但中将和以前一样说“No”，“变更半岛的部署，分担区域的编组很复杂，困难太多。丘吉尔首相指示说，要把确保新加坡岛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之前不久帕西瓦尔曾经收到丘吉尔发来的密电：“防守新加坡及各要塞的兵力，不能调遣或者部分调遣至马来半岛。就其重要性而言，目前没有比新加坡要塞更重要的了。不得有误！”

“那么，把全部兵力集结到岛上来如何？”贝内特少将调侃道。

“岛上？没有那么多兵营啊，人都来了怎么住？”帕西瓦尔首先想到的还是困难。

贝内特对司令官的话简直是哭笑不得。也可能前边说“No”太多了，最后见到山下奉文的时候，帕西瓦尔只会说“Yes”了。

12月25日，第二十五军司令部进驻太平。此时以第五师团安藤忠雄第四十二联队为基干的先锋部队，已经在瓜拉江沙附近渡过霹雳河，逼近南方军事重镇怡保。28日，已经与第五师团齐头并进的近卫师团先头部队冲入怡保，占领并修复了该地的机场。

占领瓜拉丁加奴的佗美支队下一步攻击目标是半岛东岸的战略要地关丹。尽管关丹港短狭水浅，并无多大利用价值，但其郊区有一处设备完善的机场，驻守这里的是英印第二十二旅。佗美支队于12月29日在关丹附近与敌接触，并于12月31日晨开始向关丹发起全面攻击，关丹很快落入日军之手。守军顽强退守飞机场及周边地区，正面攻击未果的佗美支队分兵迂回，切断了机场守军的退路，并通过丛林从西面向英军发起攻击。到1942年1月3日夜，日军全歼第二十二旅，连英军旅长都被俘虏。机场稍作修葺之后，驻哥打巴鲁机场的日机随即前移。

由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联队联队长木庭大大佐指挥的木庭支队原计划由海路在关丹登陆，由于佗美支队向关丹的推进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很多，木庭支队便改变原来计划，在哥打巴鲁登陆后从陆路南下，1月上旬进到关丹与佗美支队会合。随后佗美支队改向西方行进，于1月25日到达吉隆坡，木庭支队在得到佐伯支队的支援后向南挺近占领了丰盛港。

日军的穷追猛打使得英军一路溃逃疲于奔命。论人数英军超过日军一倍，但日军从未停顿下来巩固阵地，或者重新集结来等待补给，英军馈赠的补给已经足够他们使用了。日军的快速攻击导致马来亚英军彻底丧失了驻足整顿的机会，更不用说发起反击了。能给日军造成些许麻烦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小股游击队对日军后方的袭扰，但就连这个企图也被日军连成一串的自行车队快速进击所打破。

企图潜入霹雳河以北的斯潘沙·恰普曼上尉的游击队在怡保以北碰到了正在前进的第四十二联队，可他们只能屏息躲在路旁的树林里眼看着日军快速通过。日军的快速自行车队给第一次见到日本军队的恰普曼上尉留下了深刻印象：“四五十人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来了，大声互相说笑着，简直好像去参加足球比赛的样子。”更让上尉惊讶的是日军士兵那五花八门的服装，衬衣有绿的、白的、灰的，帽子有钢盔、防暑软边遮阳帽、棒球帽，简直是一个“二流军队”的样子，——估计和乔峰或者洪七公的队伍差不了多少。这些日军全是一身轻装。回过头反观英国军队，除了薄铁锅形的钢盔、华丽的洋服短裤、武器弹药之外，从粮食、水壶到毛毯，就连上尉也觉得自己简直像“圣诞树那样全身挂满了东西”。别说打仗了，连正常行军都困难。从这里可以看到山下和辻政信的远见，一身轻巧夏装的日军士兵大都受过严格的丛林战训练，那些密集的丛林现在反帮了他们的忙。

日军的快速推进得益于他们每个师团都配备了大约500辆汽车和6000辆自行车，以自行车取代战马是大本营战前根据马来亚的特殊地形做出的重大调整之一。全体官兵如不乘坐汽车者则配给自行车。在马来半岛，几乎全无例外所有在日军前进道路上的桥梁都被破坏，当那些运输汽车被迫等待修复桥梁时，另一些骑着自行车的日军士兵则可以照常行进，他们可以不借助桥梁扛着自行车涉水而过。

日制自行车因为价格便宜，所以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输出产品，东南亚居民购买日制自行车者甚多，这使日军在当地很容易获得自行车的补充零件。使用自行车遭遇的最大麻烦是当地的酷热气候，高速骑行的自行车因为过热常发生爆胎事件。日军为每一个中队都配属有至少两人的自行车修理班，每班每日平均要修理20辆车左右。但是修理工作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当时间紧迫来不及修理时，一些日军士兵干脆将车胎卸下来，然后骑着只有铁轮子的自行车继续行军。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无轮胎的自行车在柏油路面上走得非常顺当，众多咯嗒咯嗒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就像坦克在夜间行军。那些守军特别是见了不论什么装甲车都怕的印度兵一听到这种声音，就高喊着“坦克来了”往后逃窜。山下为这支部队起了一个颇具诗意的名字叫“银环部队”。

相反，主场作战的英军几乎完全配备汽车或卡车，每当日军抢在前头并在他们的当面攻夺桥梁时，英军士兵就必须遗弃汽车徒步撤退。而一旦退路被截断时，他们便不得不躲入丛林或者干脆缴枪投降。枪支弹药和汽车、补给一次又一次落入日军之手。山下现在可以很有把握地命令手下的指挥官，充分依靠敌人的物资快速推进，而不必停下来等待补给。

日军在怡保以南的金宝停下了。防守金宝的是从日得拉防线一路撤退至此的英印第六、第十五、第二十八旅的残兵和第二七三反坦克炮营等部队。公路东面有一座高120米的山冈，英军据此天险死守不退。第五师团自登陆以后一直在攻击前进，此时已渐显疲态，双方就此形成对峙。

面对难局，一直跟随前锋部队前进的辻政信急不可耐地准备正面进攻。他立即打电话请求军司令部增派援兵和加农炮。军部的回答是，不能硬拼，而应该从侧翼发起攻击。大丢面子的辻政信怒不可遏，他在半夜里冲进了军司令部，连喊带骂把所有人都吵醒了。

“前边在打仗，你怎么还在睡大觉！”他闯进了铃木的休息室大吼道。一贯以儒雅风度著称的铃木与平常一样客客气气地招呼他，这更使辻政信怒火上升。他像在诺门坎训斥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那样怒喝道：“我从前线跑回来向你报告，你却穿着睡衣，这是什么意思？！”铃木在这种义正词严的指责面前无言可答，只好慢吞吞地换上军装佩上军刀。

“我是作战主任参谋，要对全军的作战负责，”辻政信一贯是得理不饶人，“我根据前线实际情况提出了正面强攻的主张，你却不顾实际情况拒绝我的请求，这就是说你对我已不再信任！”辻政信喋喋不休地一直吵到天亮，最后干脆向山下递交了一份辞呈，然后把自己关进寝室里，不吃不喝闷头生气。

山下很快便知道了详情，辻政信的狂妄彻底激怒了山下。都知道他是东条的嫡传弟子，这时候换成谁都会慌神，去给辻政信认错或者采取些其他补救措施。但这次辻政信遇到的是牛人山下奉文，山下和东条谁也看不惯谁，你东条的弟子算个鸟？但明着和一个小小中佐生气也实在丢面子，山下的态度是不理他，随他“大小便”去。他在日记上写下了尖锐的批评：“辻中佐从第一线归来叙述已见，据云有种种言辞。此人固执己见，善施小聪明，是所谓讨人欢喜而不足以成国家大事的小人物。对其使用上应格外予以注意。”

山下不搭理辻政信，大家也都跟着效仿。在憋了一个星期后，辻政信自己打开门走了出来。山下和铃木对他的这种行为置之不理，于是他就默默地自己回到自己的岗位，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和以前一样桀骜不驯，一样目中无人，一样勇敢无畏。

辻政信自关禁闭的几天里，金宝已经被日军利用侧翼进攻的方式拿下。山下率军司令部于1942年1月5日进入怡保。

日军的进攻已经足够凌厉，但是山下依然不很满意。在此之前的1月2日，本间雅晴麾下的第十四军已经攻占了麦克阿瑟防守下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是日军自南京之后攻克的另一个首都。前面马来亚首府吉隆坡已近在咫尺，这怎能不让山下心急如焚？

就在5日这天，日军的坦克攻击优势再次在突破士林河防线时显现出来。那一天他们遇到英印第十二师，该师奉命守卫士林河前面的一个公路与铁路交叉口。日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但是随着日军后续部队的到达和坦克部队的投入强攻，到傍晚时分守卫的印度士兵溃如山倒。1月7日日军攻占士林河桥，完全切断了北部防区英印第十一师的退路，该师很快就土崩瓦解。

在整个马来亚，盟军没有一辆坦克进行堵击。英国的那些专家曾经预言，这种装备不适用于丛林作战。也不知道这些老爷们是不是一点都没长记性，他们完全忘记了在一年之前，希特勒的坦克装甲部队是如何穿越密集的阿登森林的。

在“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的航行地图室里，当行驶在大西洋上的丘吉尔惊愕地注视着显示日军在马来亚进展位置的地图钉时，他对大英帝国东方直布罗陀的安全越来越担心了。丘吉尔显然没有意识到，如果柔佛失守，新加坡堡垒肯定是守不住的。在12月15日出发去美国之前，他给参谋长委员会留下了备忘录：“务请注意，最后用来保卫新加坡的部队不可在马来半岛作战或被切断，没有什么比这座堡垒更重要的了。”

早在1941年12月27日，波帕姆上将已经被解除了远东司令官的职务，接替他的是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马来亚的局面已经失控，波纳尔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守军纪律性的普遍缺失。同时他指出，英国部队在物质享受的荼毒之下不愿从事艰难的工作，他们完全没有根据战场的条件做好准备，西方部队缺乏在艰苦环境中作战的刚毅精神，他们与日军的强兵悍将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认识无疑非常正确，可惜已经太晚太晚了。

12月底在华盛顿，盟军两大巨头丘吉尔和罗斯福联合主持了由两国军事首脑参加的“阿卡迪亚”会议——其详细内容我们在随后的菲律宾战役中再做详细介绍——重申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会议上的丘吉尔时刻关注着马来亚和香港的战局，他向马来亚守军发出了严正声明：马来亚和新加坡必须固守半年以上，才有可能赢得时间获得大量的增援部队。在这次会议上，英美同意组建一个美、英、荷、澳（ABDA）四国联军司令部，司令部设在爪哇岛的万隆。会议决定，由在“一战”中被打瞎左眼，绰号“独眼龙”的英国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担任司令官，负责指挥盟军整个远东战区的作战。

远东已是危如累卵。四国总司令听起来很牛，但无疑是个烫手的山芋。在华盛顿的那些英军高级将领甚至认为，美国人之所以如此慷慨地将这一职位让给英国人，顺便卖个便宜乖，是因为那里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接到出任司令官的任命，哭丧着脸的韦维尔说了一句经典的话：“要男人抱孩子的事我倒是听说过，可这是个四胞胎！”

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英军远东司令部仍然存在，就会造成指挥层次过多，导致效益低下，因此这一司令部同时被撤销。波纳尔刚刚担任了几天的司令官职务被解除，他的新岗位是韦维尔的参谋长。

鉴于马来亚战局已陷入绝望的境地，1942年1月7日，韦维尔上将离开万隆的四国联军司令部，前往新加坡作短时间的实地视察。在那里他得知，马来亚北部希斯中将的第三军已陷于一片混乱，第十一英印师近乎完全溃散。前一天晚上，15辆日军坦克突破了英军防线，占据了防线后面的士林大桥，马来亚首府吉隆坡门户洞开。1月11日，日军第五师团兵不血刃冲入吉隆坡。面对韦维尔的诘问，帕西瓦尔中将辩称，他的部队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是因为“过度疲劳”。

为了使溃兵能够获得喘息的机会，尽快从疲劳中恢复过来，韦维尔同意他们撤退240公里。这无异于说要加快后撤，而不是珀西瓦尔原来计划的边打边撤。柔佛州的双溪麻坡河防线是英军越过海峡、撤到新加坡之前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韦维尔决定将精锐部队和援军全部集结在那里，将柔佛州作为最后的防守基地。此举使得日军很快就进入柔佛州较为平坦的地区，开阔的地势使得原来交互前进的第五师团和近卫师团能彻底展开齐头并进，导致战局更加不可收拾。

1月13日，5艘美国运输船缓缓靠了新加坡码头，船上运载着丘吉尔从中东和近东地区勉强抽调出来的增援部队。援军以贝格维斯·史密斯少将指挥的英国第十八师第五十三旅为基干，包括第一百三十五团、第八十五坦克团、第六、第三十五高射炮连等英军部队。船上还装载有最新式的“飓风”战斗机51架。看到这一情景，帕西瓦尔中将激动万分，但他很快又泄气了。

之前英国陆军第十八师正乘船绕过好望角开往利比亚，准备参加那里的沙漠战争，现在临时接到命令改变方向开往远东。增援部队是从非洲大陆转道印度孟买然后到达新加坡的，在闷热的运输船上已经航行了近3个月，几乎所有人都筋疲力尽。这些人之前接受的都是沙漠作战训练，对马来亚的丛林作战一无所知。师长史密斯少将沮丧地告诉帕西瓦尔，如果没有两个星期的休整，他的部队根本形不成战斗力。那4个中队的“飓风”战斗机原来答应支援给苏联红军的，现在也从波斯临时转运到新加坡，飞机装备和涂抹的颜色只适于沙漠作战。那还次要，关键是随着51架战斗机一起来的只有24名飞行员，——让人在半个月内学会驾驶飞机还能升空作战似乎是不太现实的。1月24日，又有2000人的澳大利亚部队被送上新加坡岛，他们中很多是从未放过枪的新兵。1月29日，第十八师的剩余部队和一个英印旅的援军也登上了新加坡岛。

不仅如此，连驻爪哇的荷兰盟军也送来了4个战斗机中队的支援力量——毕竟自己的威廉明娜女王还在人家伦敦避难呢。再说了，谁都清楚日军占领马来亚之后的攻击方向是哪里，防卫马来亚也就相当于防卫自己的荷属东印度。

马来半岛前线，阻止日军继续南下的任务落在了贝内特少将的澳大利亚第八师身上。贝内特建议把从北方溃散过来的全部兵力都置于自己的统一指挥之下，他从帕西瓦尔司令官嘴里得到的仍然是“No”。

无奈贝内特少将只好把柔佛州分为东西两部，率领第八澳大利亚师（缺第二十二旅）、第九英印师、第四十五英印旅、英国第二皇家团及附属炮兵、工兵部队开往前线。为了鼓舞士气，贝内特煞有介事地于1月16日在《新加坡时报》上发表声明：“我军不仅要阻止日军进击，而且有信心把他们打得只剩下招架之功。”

日军对进攻兵力也做出了局部调整。一直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五师团已过度疲劳，很多士兵走着走着，就倒下了，不是因为受伤而是睡着了，有些军官在训话时讲着讲着，头一歪就打起了呼噜。近卫师团接替第五师团开始担任主攻。1月15日，“反战斗士”岩畔豪雄的第五联队冲在了最前面，同时国司宪太郎大佐的第四联队从海上机动，随后从陆路到达马六甲，再由海上到本加榄。两个联队对防守巴枯利的英军进行了前后夹击，守军是澳大利亚第二十九团二营、第十九团二营和第四十五英印旅。

在这里发生了最激烈的战斗，骁勇的澳大利亚守军导致日军在战术上遭遇首次挫败。战斗围绕金马士桥展开，试图抢占大桥的日军付出了死伤600人的代价，大桥却依然在战斗中被澳军炸毁，日军修复桥梁至少需要6个小时以上。

当日军在金马士西面攻击澳大利亚军的侧翼时，一场最血腥的战斗于1月15日在半岛西海岸的麻坡河一带爆发。贝内特派出已被削弱的第四十五旅去防卫麻坡河南岸，但被从海上登陆的日军攻击了侧翼。日本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准确命中了第四十五旅司令部，旅长坦坎准将及旅部参谋人员全部罹难，下属3个团的团长全部在战斗中阵亡。1月18日早上，澳第二十九团二营击毁日军10辆轻型坦克中的8辆，19日击退了从背后逼近的第四联队的一个大队。上午10时，贝内特少将司令部的通信线路被日军炸断，部队指挥出现混乱。

失去指挥的各部队依然独立奋战。到21日，第二十九团二营只剩下199人，所有高级军官非死即伤，只好暂由军衔最高的梅哈上尉负责指挥，他们的退路已经被近卫师团第四联队的先遣队切断。梅哈上尉率领残兵，一面大声唱歌一面前进，准备做最后的殊死一搏：

很早以前有一个自由的流浪汉，

他在小河的岸边搭起了帐篷，

正好在小桉树的树荫下……

这是一首名为“丛林流浪”的澳大利亚民歌。他们就这样唱着歌挥舞着步枪、刺刀甚至斧头，抱着再也看不到家乡天空的必死信念冲向日军的防线。幸运总是会光顾勇敢者，他们竟然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趁着黑夜摸索着走上了去往新加坡的道路。整支部队4000人中，最终冲出去的只有不到800人。不知何时开始，这些澳军官兵喊起了与日本人一样的口号：“去新加坡！去新加坡！”

英军的全线崩溃就在眼前，几乎所有部队都丧失了抵抗精神。溃兵队伍每经过一个阵地都会有所扩大，败逃的步子也越发加快了。贝内特少将使出了全部力量，也仅仅把日军在柔佛州拖住了10天，之后也不得不撤往新加坡。在随他的部下一起撤走的时候，贝内特忧郁地写道：“很难想象我们会在短短55天里后退900公里——被一群骑着偷来的自行车，没有大炮的小日本追赶。这是巡逻队之战，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他们在我方抵抗外围巡逻，而后就坐在我军后方的必经之路上守株待兔，我们自以为被拦腰切断，结果就撤退。从未如此悲伤和沮丧，言语无法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在马来半岛东面，牟田口廉也的第十八师团作为第三批输送部队12月20日从金兰湾起航，23日在宋卡登陆。该师团原计划是在马来亚东南海岸的丰盛港登陆，然后向东攻击前进，切断马来半岛英军的退路。由于东路的进攻太过顺利，便决定改原来的走水路为陆路。为了使第十八师团能够尽快南下，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派出了自己掌握的200辆汽车。第二十五军下属三个师团的师团长牟田口、西村和松井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西村和松井也克服困难，各派出150辆汽车支援第十八师团。近卫师团和第五师团之前从英军手中缴获的汽车，已经两倍于之前给他们的配额。

军部和其余两个兄弟师团增援的500辆汽车使得第十八师团能够快速行进，在1月31日到达居銮。牟田口来了，先期到达的佗美和木庭迅速归建。这样在马来亚战役临近结束时，第二十五军麾下的3个师团才算基本到齐，不过此时半岛上的战斗基本大局已定。

日军气势如虹的进攻使得山下奉文名声大振。在日本国内，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赞扬山下，他也成为民众议论的焦点。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东条的警觉，也让之前对山下给予不少照顾的寺内妒火中烧，——这小子简直要盖过老子的风头了。早在战役之初，南方军直接越过第二十五军和第十八师团，对战绩卓著的佗美支队进行了表彰，已经使两个司令部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另外关于第十八师团的运用问题，两个司令部的意见也不尽一致。官大一级压死人，很快南方军司令部就开始处处刁难第二十五军。

1月23日，南方军参谋长塚田攻带领一大群总部的高级参谋视察第二十五军司令部，带来了一口袋关于如何攻取新加坡岛的计划。这些人吃完午饭之后竟然不辞而别。愤怒的山下将那些计划撕得粉碎，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做某件事情的办法有两种，南方军肯定总是挑选其中那个错误的办法！”

回到西贡南方军总部的塚田参谋长再次对山下提出指责，这次的借口更加荒唐，那就是山下与小泽的海军过往太密。之前就第十八师团的后续登陆问题，山下和小泽很容易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首先考虑的是对方的难处而主动承担压力，陆海军的合作几乎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塚田参谋长为此专门致电铃木：“尔后关于与海军的联络，应仅仅限于提供情报资料，总部与第二十五军之间正商酌中的事，应小心不宜事先向海军透露。”

这一电令使山下和铃木左右为难。马来亚是典型的两栖登陆作战，陆军不和海军密切配合怎么打？对于南方军总部的无端指责，同样都是牛人的山下和辻政信采取的策略依然是不理不睬，随你“大小便”。

山下的做法让寺内和塚田恼羞成怒，他们立即采取了一招釜底抽薪的办法。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南方军下令将第三飞行集团超过三分之二的战机从马来亚战场调出，理由是要去支援对苏门答腊岛的作战。

这次怒不可遏的变成了山下，他怒喝道：“万一招致攻击新加坡的失败，谁负这个责任？”但是在第二十五军的作战会议上，山下还是无可奈何地说：“好吧，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靠航空队的协同就是。第二十五军从现在起将独力夺取新加坡。”

辻政信也被激怒了，他言语尖刻地指出，这是南方军的妒妇情结：“嫉妒通常被认为是女人的特权，但是在男人当中，有些人的嫉妒心比起女人来说毫不逊色。”辻政信认为，这可能是生长在狭隘岛国上的日本人的特殊性格。

在马来亚南部的各处道路上，早就泄了气的自行车咯拉咯拉地响着，晒得黝黑的第二十五军士兵有的穿着很脏的半截袖防暑服，有的穿着半路上弄到的漂亮衬衣，有的把毛巾绑在头上，有的自行车上还挂着活鸡，还有的挂着装载战利品和粮食的婴儿车。这是一群疲惫不堪、甚至愚钝的人，他们一个个胡子拉碴，只有牙齿是白色的。但是他们充满活力，已经完全适应了战争，所有的人都在朝着南方那个被称作“东方直布罗陀”的城市一路狂奔。

《每日电讯报》记者莫里逊形象地记录了当时英军溃败时的情形：数不尽的车辆排着队不分昼夜地向南方撤退，拥挤的道路上全是消防车、弹药车、急救车以及载着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英军士兵的军车和小汽车，而这些各式各样的车里挤满了人，塞满了东西。

沿途的村庄和城镇，不少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等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观望着汽车洪流的通过，从他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或是高兴或是同情。对这些平民百姓而言，战争是另外一码事。大家已经看惯了那些衣着整洁的英国老爷，现在看到那些作威作福的“白人长官”垂头丧气地仓皇逃跑，在背后追赶的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无不露出惊讶的表情。

各部日军战意甚切，纷纷以最快速度向南追击溃敌。近卫师团第三联队由于运输迟误，之前只有第三大队参加了战斗，联队部和其他大队在2月18日新加坡战斗结束3天后才赶到柔佛巴鲁。羞愧难当的联队长生沼吉郎大佐气得顿足捶胸，向随行的联队军旗频频鞠躬，为没能参加战斗给军旗增光添彩而深表歉意。

近卫师团和第五师团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两个同学师团长一直在暗中较劲。在与军司令部联系时，他们关心自己的伙伴似乎比关心敌人更甚。松井师团长经常问起：“近卫师团现在是什么位置？”而西村最爱说的话就是：“第五师团能够办到的事情，我近卫师团一定也能办到。”这正是山下和铃木最喜欢看到的现象，目前他们在争先恐后看谁能先到达半岛的最南端。

在距离柔佛巴鲁15公里的斯枯代附近，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杉浦英吉少将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近卫师团的先头部队很可能已经跑到了前面。杉浦立即抛下大部队，带领副官和几个卫兵骑上摩托车绝尘而去。

他们刚到斯枯代还没顾上喘口气，就看见近卫师团的十几个侦察兵骑着自行车满身是汗地赶来了。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杉浦明知故问。

“我们是近卫师团的先头部队。”一看对方佩戴着少将肩章，近卫师团带头的一个军官慌不迭地回答道。

杉浦故意露出一种若无其事的轻松表情，微笑着告诉近卫师团的带队军官，“辛苦了。我是第五师团杉浦旅团长，我们的部队已经在前面很远了，这里是旅团司令部！”

听到这话，近卫师团的先头侦察队沮丧地瘫坐在道路边，似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跑这么快还是被第五师团落在了后边。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对方虽然是少将旅团长带队，也不过只是几个尖兵而已。看来靠脚蹬的自行车还是跑不过喝油的摩托车呀！

心中暗自窃笑的杉浦立即下令，直接向军司令部发报：“我第五师团一部已进至斯枯代的一处三岔路口，附近没有发现近卫师团任何人员的踪影。”至于前面敌人的情况，杉浦连提都没提。

友军为了争功而如此不择手段，简直就像是孩童的行为。但是毋庸置疑，这种明争暗斗唯恐落后的心理，成为日军在马来亚快速突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1月31日14时，第五师团河村第九旅团的先头部队率先冲进新加坡对岸的柔佛巴鲁市。

在此之前的1月27日，帕西瓦尔接到了韦维尔上将发自万隆的电报，命令所有英军部队越过柔佛海峡撤退到新加坡。

新柔长堤是连接新加坡和柔佛州的唯一通道，英军自称对长堤的严防死守“就是一只蚂蚁也不可能轻易通过”。但是为了阻截日军，现在他们必须亲手炸毁这一长堤。马来英军的殿后部队是被打垮了的苏格兰阿盖尔斯团的90名幸存者。他们用风笛吹奏着《高原之子》和《浅棕色头发的珍妮》，于2月1日黎明通过长堤退入了新加坡，殿后的营长成为最后一个离开马来亚的人。

2月1日上午8时，随着一连串沉闷的爆炸声，那条21米宽的大石堤靠陆地的一端被炸得飞上了天。

爆炸的烟尘落定之后，从炸开的大缺口倾泻而过的混浊海水，将这座岛屿与马来半岛彻底割裂开来。新加坡与马来亚之间只剩下900米宽的水面，新加坡看起来又像是一座真正的岛屿了。蹩脚的英军连爆破用的炸药量都计算错了，缺口处的水深还不到120厘米，退潮时，那里浅得连最矮的日本兵也能蹚过去。少数落伍的英军士兵在之后数天仍然通过了这一长堤。

自登陆以来，日第二十五军一路高歌猛进，55天内向前跃进1100百公里，经大小96战，修复桥梁250座以上，作战进展之神速实属罕见。日军付出的代价是死亡1793人、受伤2772人。英军损失超过25000人，大部分是做了日军的俘虏。

英国人本来认为，日军如果真从马来亚南下进攻新加坡，至少也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海峡对岸，有这时间，他们早已经完成岛上的防卫工事了。可是仅仅不到2个月，他们已经能够模糊地看到海峡对岸日军的身影。

由于担心影响新加坡的士气，帕西瓦尔司令官和托马斯总督一直隐瞒了马来半岛英军节节败退的消息。如今敌军已经到了海峡对岸，想瞒也瞒不住了。中将和总督只好联名向新加坡市民发表了“保卫新加坡的战役即将打响”的公开声明。

这下子市民惊慌了。在那以前，大家对岸的战局几乎一无所知，日军怎么这么快就到眼前了？他们更加想不到的是，就在对岸不远处那座富丽堂皇的柔佛巴鲁宫殿里，山下已经下达了攻击新加坡的作战命令。

海峡对岸，正在日夜加紧备战的日军士兵铿锵有力地唱起由达原实作词、松井孝造谱曲的军歌：

永争第一，

到达时已经筋疲力尽；

抱着战友们的遗骨进入新加坡，

我们走在黎明的街道上！

狮城的哭泣

新加坡岛东西宽42公里，南北长22公里，总面积约360平方公里。公元14世纪，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子在这里看到了一头怪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因此后来在这里建成的新加坡市也被称为狮城。最南部的新加坡市里居住着岛上的大部分居民。除了那里之外，岛上还有一些人烟稀少的零星村镇，剩下的就是大片的橡胶林和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这里风光旖旎，景色迷人，成为西方殖民者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香港和马来亚已经沦陷，新加坡已成为大英帝国能否保卫其殖民帝国不受侵犯的象征和考验场所。

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之间隔着1000余米宽的柔佛海峡，连接两岸的长堤已经被英国人提前炸毁，为的是将前来进攻的日本人堵在海峡的那一面。但是谁都清楚，窄窄的水道根本挡不住对新加坡志在必得的日本人。这个美丽的小岛即将遭受炮火的洗礼，新加坡人已经大难临头。

1942年1月31日上午10时，山下在位于居銮的司令部召开了关于新加坡作战的专题会议。进攻新加坡的作战计划并不是按照以往惯例由大本营事先制订，而是参谋本部只提出一个大纲，具体作战方案由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根据战场情况自行制定。山下决定，2月8日24时向新加坡岛发起登陆作战，命令各部队以此为最后期限抓紧进行攻击前的各项准备。之后数天内，火车和3000辆卡车昼夜不停地往前线运送大炮、弹药和补给物资，这其中大部分汽车和物资都拜海峡对岸的英军所赐。

由于战况进展顺利，原来配属给第二十五军的第五十六师团继续在本土待命。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准备参加新加坡作战的第五、第十八、近卫等3个师团全部到位。此时集结在北岸的日军部队有：步兵27个大队，炮兵14个大队共有火炮168门，加上其余小型火炮总计440门，3个坦克联队，20个工兵中队，合计总兵力5万多人。

尽管新加坡岛面积不大，但是攻击方向也必须分清主次。深谙兵法的山下决定实施声东击西之策，以第五、第十八师团为主力在石堤西面即新加坡的西北岸悄悄实行登陆，同时以近卫师团在石堤东面大张旗鼓地制造登陆假象，迷惑对岸的英军。

为了隐藏真正的作战意图，山下特别强调各项准备工作要绝对保密。为了防止当地居民中可能暗藏有英军的奸细，日军下令将柔佛海峡北岸20公里内的居民全部驱走。除了在此集结部署440门大炮并备足了弹药之外，数百条可以折叠的小船和登陆艇也利用夜幕保护悄悄运来，藏匿在距离海岸不到两公里的密林里。

所有参战部队严禁在白天大规模移动。因预定渡海登陆时间是深夜，因此规定在攻击之前所有人晚上不能使用电筒。山下命令各联队长抽出一切时间去背记新加坡的地图。各师团的筹备工作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第五和第十八师团担负的是主攻任务，必须想方设法隐匿行踪。第十八师团木庭的第五十五联队每顿饭都在离前线8公里以外的隐秘地方做好，然后再由炊事班运到前方来。那须义雄大佐的第五十六联队集结地已经离河岸足足有10公里，但仍在后移4公里的一个山坳里烧饭，以防止做饭升起的炊烟被英军发现。再有，为了搬运弹药、资材的便利，道路严格实施单向通行，就连高级军官的汽车也禁止U字形转弯。一次那须联队长一不小心超过了应该转向的交叉点，也不得不迂回8公里才回到联队部。

与那两个师团尽可能隐匿行踪相反，近卫师团则在石堤东面大张旗鼓地进行战备活动。岩畔豪雄的第五联队动员了40辆空卡车，在夜间频繁地活动于海岸一带，在前往海岸边时故意打开车前大灯且吵嚷鸣笛，返回时则关灯悄声行驶，一夜之间这样的行动要反复很多次，伪装成大部队在新加坡东北岸对面不断集结的假象。早晚间还在橡胶林里升起几百条炊烟，好像有好多人吃饭的样子。山下还特地给近卫师团司令部调运了几部大功率电台，发报员的任务就是频繁地发送假电报，来往穿梭的密集电文使得英国人相信，日军的大官儿肯定就在这里。

眼下山下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因为马来亚之战进展太过顺利，加上与南方军司令部闹出了不少矛盾，寺内一纸电文就调走了之前担负空中支援的第三飞行集团超过三分之二的战机，还美其名曰要去支援刚刚开始的苏门答腊岛作战。官大一级压死人，寺内这一釜底抽薪的做法让山下怒不可遏却也无可奈何。他对西贡和东京上级的怀疑已经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东京甚至有传闻有人要暗杀他。山下认为，寺内调走航空兵主力是故意刁难，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在日本的高官显要中，一个可信赖的也没有，这真是罪过。寺内这小子在西贡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下围棋。”

现在用于支援进攻新加坡作战的飞机只剩下108架轰炸机、40架战斗机、14架侦察机，共计162架。好在英军的战机几乎消耗殆尽，倒不用担心制空权问题，但是在配合陆军地面进攻上仍稍显不足。

在新加坡，英军原来的防御完全是针对来自海上进攻的。海岸炮大部分只能对付来自海上的敌人，仅有极少数可做大角度的旋转射击。其背后的陆上防御设施是开战后才临时构筑的。本来以为日军穿越马来半岛的1100公里的丛林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没想到人家不到两个月就过来了。即将受到攻击的前线并没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那些短期内匆忙构筑的工事其坚固程度可想而知。况且守军多是从马来亚战场溃散下来的败军，大多萎靡不振、士气低落。

连日来的惊恐和焦虑使得珀西瓦尔司令官更加消瘦了，一个接一个的失利电报使他眼窝深陷，面容憔悴，在司令部里来回踱步的中将不停地提醒自己“镇静，镇静”。他手下的兵力并不弱，人员总计有85000人。除去15000人的非战斗人员，还有70000人可用于保卫新加坡的作战。用70000名兵力对付50000名来犯的日本人，加上自己是主场作战，日军还必须渡海实施登陆，可以说英军是居于绝对优势。英军的各型火炮超过了600门，对比日军的440门也占据上风。岛上粮食弹药储备充足，足够打一场大型的会战。但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悲观主义者，帕西瓦尔眼中全是敌军的优势和自己的短板，他缺乏守住新加坡的决心和信心。在他的眼中，他的那些士兵士气低落，训练不足，无制空、制海权。一想起这些，中将就会连连摇头，倍感沮丧。

说到底以多防少的英军缺乏的不是兵力而是斗志。帕西瓦尔也清楚，当务之急是让所有官兵都振作起来，才能看到胜利的希望。于是他再次发出了试图振奋人心的公告：“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新加坡这座堡垒，直至援军到来，而援军肯定是会来到的。”说到这里，连他本人都觉得有些苍白无力。但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连丘吉尔也对守住新加坡失去了信心，唯一的问题是能守多久。伦敦早在1月21日就电示珀西瓦尔：“万一情况极度恶化，你应该保证，任何可能对敌军有用之物，绝不可在全面焦土政策中有所遗漏。”丘吉尔还没有最后死心，1月31日，他再次向新加坡发出指示：“最好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撤出是绝不容许的。万不得已要撤退，这样做总要两三天。向敌人开火把弹药花光，这是在要塞即将陷落时早已规定的、当然的做法。如果要塞能保卫得好，到了最后我们只会感到军火的缺乏，不会有大堆弹药遗留下来。”——还没打起来呢，已经在考虑后事了。

虽然形势不妙，但是该吹的牛还是要吹。“比圣诞节布丁里的葡萄干还要多的大炮，一定能守住新加坡”，一家澳大利亚报纸如此生动地形容道，借此来打消殖民者的顾虑。由于深信帕西瓦尔有足够的军队和物资来抵抗日军的进攻，托马斯总督也发表声明，新加坡之战将要书写“大英帝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

托马斯和帕西瓦尔担心马来半岛的实情会引起市民恐慌，在隐瞒战况的同时，一直试图用丰富的生活物资和精神享受来掩盖前线溃败的事实。从表面看，新加坡依然平静如初。电影院、跳舞厅、餐厅到处客满，英国国内早已不容易见到的肉、奶油在这里仍然堆在食品店里敞开供应。一般情况下西餐厅每周要有两天的“禁荤日”，但新加坡人并没有把狩猎来的肉和鸡肉归于“肉”类，因此每天照样有很多人在胡吃海喝。日军到达海峡对岸的消息引起了抢购潮，不少人开始囤积食品和水。中国人的商店非常机警地关门了，欧洲人的商店依然灯火辉煌，想借机扩大销售额。店主一再向顾客强调，“本店有足够的货源”。事实上的确如此，几轮抢购风也没见商店里的货物减少。市民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看来离日本人的到来还早着呢！

平民依然在阻挠战备工作，他们坚决要求军队出具“主管当局”允许在高尔夫球场上挖掘战壕或砍伐棕榈树的书面许可方可动工，只是在樟宜海军基地里那些造价高昂的新建设施开始被炸毁的时候，百姓们才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日军不间断的空袭引起了无法控制的火灾，由于缺乏足够的防空设施，大量平民在空袭中伤亡。街道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醉醺醺的逃兵。“新加坡在燃烧，在破碎，”一位目击者说，“它好像是一座被丢弃的城市，数以千计的毫无斗志的士兵聚集在空旷的海滨和其他开阔地，他们在日本轰炸机机枪的扫射下成批成批地死去”。

珀西瓦尔决定把防御阵地建在长满热带植物的海滩上，并让所有驻岛的英军、澳军和印度兵全体动员起来加紧修筑工事。由于新加坡的防御体系本来是针对海上之敌构筑的，短时间内做出重大变更谈何容易？针对北面陆上之敌的正面防御工事虽然紧急修筑起来了，但并不怎么坚固。“但这也总比没有好。”帕西瓦尔不断在心里宽慰自己。

帕西瓦尔和托马斯一致认为，要坚定新加坡死守3个月的决心。日军开始炮击时，帕西瓦尔也下令英军隔着水道进行还击。但他随即下令要节约炮弹，限定每门炮每天只许打20发。对此炮兵指挥官提出，如此完全无法压制敌军的炮火。中将的回答是：“为了能支持3个月，必须节省炮弹，何况进行激烈的炮战民心一定会动摇。”节约炮弹的命令适用于所有火炮，连那些反击日机空袭的高射炮也只许零星发射。这样一来，新加坡岛上4个机场中的3个很快被日军的轰炸所破坏，那些匆忙从各地调运来的飞机大部分被击毁在地面上。剩下的寥寥几架全部逃到了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避难。到最后，那些省下来的炮弹全部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近卫师团在北岸的一系列佯动使得帕西瓦尔果真上当。贝内特少将一直坚持认为，日军的登陆地点将在大堤以西地区，帕西瓦尔再次对贝内特说“No”，他的判断与贝内特正好相反，“一切迹象都表明，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大堤东部”。之前韦维尔上将在视察新加坡时，对于岛上的防御重点与贝内特少将的观点相同。但帕西瓦尔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他将守军2/3以上的兵力部署在堤东地区的开阔地上，包括刚刚增援来的英军第十八师和之前遭受过严厉打击的第十一英印师。

你不是说西区重要吗？那防御薄弱的堤西地区就由你的澳大利亚第八师来防守。鉴于该师在柔佛州的战斗中已遭受重大损失，帕西瓦尔象征性地调来第四十四英印旅协助防守。这个旅也是几天前才刚刚赶到的，大部分是没有经过什么训练的新兵。新加坡岛的南岸则由要塞部队保卫，并由两个马来亚步兵旅和义勇队协助他们。这样英军虽然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防线拉得过长，兵力的配置也与日军的主攻方向正好相反。

和山下、辻政信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不同，即使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优柔寡断的帕西瓦尔还在强调一些本不存在的困难。迷茫的贝内特少将痛感构筑阵地任务紧急，提出对岛上重要的阵地进行整理。但帕西瓦尔再次说：“No，非常难办，前些日子为了在高尔夫球场构筑机枪阵地做了调查，但是那里的物业经理说，改造设施属于常务委员会的权限，而委员会要在3月1日才能开会研究此事。”

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贝内特提出能否征用一些平民，中将的回答依然是“No，非常困难”。新加坡110万人中超过75%是中国人，人倒是有，关键在于工钱。现在的行情是管吃管喝一天至少要给1元工钱，可是按英国陆军部的规定，劳工的工钱一天超过0.45元就不予批准。帕西瓦尔无奈地告诉贝内特，“出两个人的工钱才能雇上一个人，太不划算。并且近来还没有愿意干的，强制征用会动摇民心。一来大部分人对战争漠不关心，再者原来的日本渔夫没有了，都知道转业去当渔夫赚钱多。”这些渔民也真够勇敢的，难道就不怕日军的飞机和潜艇吗？

那么使用军队行不行？中将说那更困难。部队已经进入了战斗部署，不能再让他们分出心来从事土木作业。再说部队中英国兵、澳大利亚兵、印度兵、马来兵之间矛盾很深，一不小心就会闹出乱子。不说别的，仅仅在印度军队之间廓尔喀族和锡克族就互不搭讪，谁看谁都不顺眼。总之是啥都别干，大家就等着日本人来进攻好了。

日军的宣传和策反工作也极为出色。藤原岩市领导的特务机关在战前就开始在马来人和印度人中进行策反，散布有利于日军的言论。恰好此时印度国内以甘地、尼赫鲁为首的独立运动愈演愈烈，日本特务机关马上以“民族独立、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为口号蛊惑印度人和马来人的军心。设在槟榔屿的日军广播电台，每天都会提前预报第二天对新加坡的轰炸目标，提醒市民及时躲避。在这种强大的心理战攻势下，越来越多的马来兵、印度兵人心涣散。他们纷纷将日本人空投的“劝降票”偷偷捡起来，藏在贴身的口袋里，说不定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呢。

2月6日清晨，在柔佛海峡北岸的一片橡胶林里，山下召集各师团长和军部参谋人员共40人举行了作战会议，正式发布了进攻新加坡的作战命令。由于现场条件简陋缺乏水杯，参会的每个人都获得了以水壶盖盛装的“菊正宗”天皇御赐清酒。以山下为首的日军高级军官共同举杯宣誓：“在此处捐躯，死得其所，吾等必胜！”

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各路登陆部队，2月7日，山下将军司令部进驻到可以俯视柔佛水道的柔佛巴鲁王宫内。这里距离海峡只有1000米，位于英军火炮的射程之内，甚至连机枪子弹也会不时呼啸而过。这座豪华的宫殿是柔佛苏丹所建，位于俯瞰堤道的一座山丘上，宫殿的东端竖立着一座5层楼高的瞭望塔，有一铁旋梯可通塔顶。此处有四个半房间，四周都有玻璃墙围着，好几面的玻璃已经被英军的枪弹所击碎，这里便被确定为第二十五军的作战指挥室。通过望远镜从这里望出去，海峡对岸英军的所有行动一览无余。尽管不时有英军的炮弹在周围爆炸，但是山下认为那不过是英军的流弹——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再者他相信英国人很绅士，他们绝不会炮击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华丽建筑物，在这里，山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人的本性和弱点。

英军果真没有想到山下竟然敢把司令部设在这里。战后辻政信审讯过一名英军军官：“你们为什么不炮击皇城高地？”那个俘虏回答：“我们认为这里离前线距离太近，且这种过于明显的建筑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用作司令部的。”

就在总攻发起前的2月6日傍晚，近卫师团已经开始向长堤以东地区明火执仗地发起了佯攻。20艘登陆艇载着400多名士兵和两门山炮，快速驶向樟宜海军基地对面的一座小岛——乌敏岛。7日清晨，登陆并占领乌敏岛的日军在这里架起山炮，开始猛烈轰击樟宜海军基地。同时，日军炮兵和航空兵开始对岛东北岸一带的英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近卫师团也做出了一副马上就要登陆的模样。听到来自大堤东侧的密集枪炮声，不知中计的珀西瓦尔心中窃喜：日军的主攻方向果真就在这里。他立即下令再次向东部地区派出增援部队。

夜幕降临，大堤西侧的日军主力开始有条不紊地将炮口转向对面的英军阵地，那里遍布着英军的暗堡、战壕和铁丝网。同时，第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的先头登陆部队扛起折叠船来到了1000米开外的岸边。当这些士兵在暗夜中各就各位之后，日军前沿阵地的400门大炮同时开火齐射——野炮在当晚定量是每门炮200发，重炮100发，一排排炮弹的爆炸闪光把夜空映成了橘红色，整个新加坡岛地动山摇！

炮火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实里达航空兵基地的大油库。随着炮弹如雨点般地落下，油库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熊熊大火照亮了海峡两岸。日军摧毁油库的目的是害怕英军把燃油倾入海中点燃，来一个火烧战船。虽然之前已经进行过详细现场勘查，认为海峡水流湍急倒入的石油不可能形成均匀油层，因而点燃的可能性不大。但为了以防万一，山下还是将这里定为第一波炮火的打击目标。

眼见油库燃起了无可挽救的熊熊大火，日军立即将炮口转向长堤以西的防御工事，那些临时构筑的工事根本无法抵抗日军炮火的密集打击。尽管油料燃烧引发的黑烟影响了炮兵的视线，但由于事先已测定了方位，日军炮弹的命中率仍然很高。英军阵地前的铁丝网很快被完全切断，碉堡接二连三被炸毁，简易散兵坑也被轰塌，很多士兵被活埋在里边，岸边的机枪阵地几乎消失了踪影。

22时30分，由4000人组成的第一批官兵悄悄登上了300艘登陆艇。大炮的轰鸣淹没了马达声，登陆艇在黑暗中快速驶向对岸，岸上的守军是3500人的澳大利亚部队。

就在柔佛巴鲁宫殿那高高的瞭望塔上，山下和他的参谋人员正通过望远镜密切关注着大堤西侧主力部队的登陆情况。22时40分左右，在主力部队预定的登陆点升起了一发蓝色信号弹，这是第五师团成功登陆的信号。很快，不远处第十八师团的先头部队也升起了登陆成功的红色信号弹。

由于日军突如其来的炮火打击，几乎所有的守军都躲进了防御工事，所以当数千名日军已经靠近海岸时才被澳军发现，等守军奉命开始射击时一切都太晚了。本来在这片滩头阵地上部署有一支英军探照灯部队，以备日军实施夜袭时照明滩头水际，使守军可以精确瞄准射击。但现在日本人真的来了，却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探照灯部队的指挥官。那些澳军士兵只好摸黑开火，准确性自然就差了很多。澳军请求英军的炮兵部队开火阻止敌军挺近，但炮兵阵地上回答说，没有接到上级开炮的命令。等到命令下达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冲上了海滩，距离太近使得炮兵已派不上用场。一系列阴差阳错使得首批日军没有经受多少损失就成功登上了陆地。

按照登陆作战的惯例，登陆部队的首要任务是先建立桥头堡，站稳脚跟后再向纵深挺近。而这次登陆的日军一反常态，脚一踏上陆地就发疯一般地向内陆发起冲击，他们立即遭到了澳大利亚第二十四机枪营的猛烈射击。尽管冲在前面的日军被割麦子一样地扫倒，但那些不要命的日军士兵仍然前仆后继，端起刺刀踏着战友的尸体发起一轮接一轮的集团冲锋。他们很快就与澳大利亚士兵搅在了一起，双方展开了白刃格斗。拼刺刀是日本兵的强项，缺乏这方面训练的澳军士兵哪里是日军的对手？人数处于劣势的守军根本无法阻挡日军的疯狂攻势。不仅如此，后续登陆的日军还不断从侧后发起突击。到午夜时分，伤亡惨重的澳军滩头部队被迫向后撤退，后续防线上的澳军也开始四处奔逃。“他们惊慌失措，小步跑着逃了过来，”一位英国军官回忆说，“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多数士兵的脚被划出一道道口子。他们涉过河流，穿过长满热带植物的沼泽地，穿过灌木丛来到公路上。他们抛弃了一切累赘，扔掉了步枪和子弹。”

帕西瓦尔司令官再次发表声明：“日军已经在新加坡登陆，我军正在迎面打击敌人。”这一声明丝毫无法改变战场的局势。之前他曾经给前线秘密下令，若有不测则撤退到新加坡城郊外布阵。奇怪的是，这一命令在下达到指挥官那里时就变成了公开的命令，因此英军的撤退就变成了合理的行为。

天亮前数小时内，日军几十辆坦克登上了陆地。这些坦克立即带领步兵向纵深挺近。随后日军的炮兵部队登岛，开始向纵深炮击为坦克和步兵开路。天色见亮的时候，日军已经有超过15000人在岛上了。但要运完剩下的一半人，那些运输艇至少还要往返4趟。

从海岸线到岛内，不断有日军的太阳旗升起。日军每攻克一处阵地就会升起一面旗帜，给后方的炮兵指示目标进行延伸炮击。很多溃兵直接逃进了新加坡城。那些印度士兵更不用提，他们肩并肩瘫坐在密林中或道路旁，一看见日军到来就立刻掏出“劝降票”表示投降，个别人甚至反戈一击，跟着日军的坦克冲向英军的阵地！日军各路部队的攻击势如破竹，第十八师团的先头部队已经突进到距离新加坡城只有16公里的地方。到2月8日中午之前，登岛的日军已超过20000人。

在柔佛王宫的瞭望塔上，山下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登陆日军的进展情况，并频频发布紧急命令，指挥炮兵和飞机对陆军的攻击给予火力支援。

随着大堤西侧两个师团的登陆成功和不断推进，2月9日，担任佯攻的近卫师团也露出狰狞的面目，开始从长堤东侧实施登陆。对岸的英军顽强据守了一天，但是西侧的日军已经从侧翼冲了过来，他们时刻面临后路被抄的危险。这部分英军主力无奈，只好向后撤退。

近卫师团成功登岸，预示着日军的登陆作战完全取得成功。山下的3个主力师团——近卫师团从北面、第五师团从西面、第十八师团在第五师团右侧——从三个方向向岛南的新加坡城猛攻过来，太阳旗很快从海岸线延伸到岛中央一带。

日暮时分，山下带领军司令部成员离开“绿宫”来到岸边，登上由3条小船拼成的筏子渡过柔佛海峡。英军的反击炮火仍十分猛烈，炮弹不时在船的周围爆炸，激起一条条巨大的水柱。但是山下等人还是安全地上岸了。

“怎么样，大家都没事吧？”刚刚踏上陆地的辻政信叫道。

“怎么了？”

“啊，吓了我一跳！好像踩到活人身上了。”

周围忽然有人站了起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串被捆在一起的英军俘虏。由于正处在燃烧石油罐的下风口，空中散落的油烟把俘虏熏得漆黑，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

山下带领军司令部人员继续前行，新指挥部设在了天嘎机场北面刚刚被日军攻占的英军高射炮阵地上，山下将在这里亲自指挥对新加坡城的攻坚战。

狮城危在旦夕！前线的绝望形势使得ABDA四国联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寝食不安。担任这一职务还不到两个月，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已使他心神憔悴。再这样下去新加坡势必不保，他决定亲自到岛上视察并组织反击。

2月10日上午，韦维尔从爪哇岛飞临新加坡。制空权早已被日军掌握，但是韦维尔乘坐的飞机还是幸运地安全降落。上将在英军司令部坎宁堡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韦维尔首先拿出了丘吉尔首相发来的电文，高声念道：“战斗必须血拼到底。战地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应该和士兵死在一起，大英帝国的荣誉在此一举！”

岛上的局面是一塌糊涂，一贯不轻易激动的韦维尔面对如此危局，也禁不住怒火中烧，他对着珀西瓦尔大发雷霆：“看看吧，你的对面就是日军的桥头堡，敌人那么容易就把你打趴下了，你的胆子呢？你的士兵呢？你的武器呢？！”

珀西瓦尔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这样的训斥使他大伤自尊。中将忍不住反唇相讥，指责韦维尔指挥不当，协调不力。两人在会议上由互相指责升级为谩骂，声调也越来越高。争吵声传到会议室外边，连那些参谋军官都无法相信，那些污言秽语竟然出自他们平日尊敬的两位长官之口。

会后韦维尔视察了澳大利亚第八师的指挥部，那里的情况更加糟糕，澳军在各路日军的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韦维尔火气更大了，他看到的一切都糟不可言，上将开始不停地挥动着双手对着贝内特大吼大叫：“你应该赶快向日本人发动反击，人家在用皮鞭抽你的屁股，你却撅着一动不动，真是不知羞耻！”

一颗炮弹伴随着韦维尔的怒吼落在屋顶上，两位将军不得不钻到桌子下边暂时躲避。爆炸过后，他们又从桌子下钻出来。一切消息都显示贝内特正在实施的反攻毫无成效。韦维尔更加怒不可遏，他摔下一句“你这个笨蛋，带着你该死的澳洲佬滚你的蛋吧！”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尽管丘吉尔一再下令英军全线反攻，但韦维尔知道目前的境况反击已毫无意义。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韦维尔发布了一项冠冕堂皇的通令：

“毫无疑问，我们在新加坡岛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越过海峡的日军。我们必须击败敌人。整个英军的声誉濒于危机，大英帝国的声誉濒于危机。美军在人数占压倒优势的敌人面前守住了巴丹半岛，俄国军队正在击退德国的精锐部队，几乎毫无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抗击日军已达4年之久。如果我们把新加坡要塞丢失给人数处于劣势的敌人，那将是我们永远的耻辱！

“形势已不容吝惜兵力或顾虑居民，也不得对任何软弱表现出宽容，指挥官与高级将领必须身先士卒，必要时与士兵一起赴死。

“决不能投降，也决不能考虑投降。每一支部队都必须血战到底，与敌人短兵相接。我期望全体官兵战斗到底，证明我们帝国据以建立的战斗精神依然存在，我们仍在本着这种精神保卫着帝国。”

除了一纸空文，韦维尔不能给予新加坡守军以任何帮助，他极为沮丧地返回了爪哇。夜晚在码头下船时，心慌意乱的韦维尔跌了一跤。他感到疼痛难忍，经过医院检查，发现跌断了后背上的两根小骨头，不得不卧床休息。屡战屡败让他难过之极，但在医院病床上的韦维尔还是强打精神给丘吉尔发了一份电报：“新加坡战况不佳，有些部队士气不高。现在正尽一切努力鼓励进攻精神和乐观精神。但到今天为止，我不敢说这些努力完全成功。我已经发布了命令，决不考虑投降，全体部队必须继续战斗到底。”

虽然遭受了多日轰炸和炮击，但新加坡城内尚未出现惊慌失措的局面。国泰大楼的电影院前，仍有不少人在排队买票，等着欣赏由凯瑟琳·赫本和詹姆斯·斯图尔特联袂主演的好莱坞经典喜剧片《费城故事》。在拉弗尔斯饭店里，挤满了一边喝酒一边骂骂咧咧的军官。那些殖民地当局的文武官员一脸沮丧地坐在酒吧间里，刻意维护着他们的尊严。乐队在演奏优美的舞曲，大厅里很多人在跳舞。不知谁用粉笔在墙上写道：“英国归英国人，澳大利亚归澳大利亚人，马来亚只有狗娘养的才要它。”

“高傲自负的英国人走了，粗鄙卑劣的日本人来了。”这就是后来马来人和新加坡人对新征服者的印象。拉弗尔斯饭店很快将改名为昭南饭店，除了日本人谁也不许进去。

《海峡时报》上，那些经过严格检查的新闻报道充满了忧伤的调子，新加坡越来越频繁地遭到轰炸，使这个殖民地政府早些时候过分的自信心逐渐消失了。在酒吧间和俱乐部里，酒的销售量大增，往日神圣不可侵犯的板球场上忽然被挖出了一道道壕沟，也没有人再像以前那样提出抗议。

溃兵沿着大路往城里涌进来。有位叫戴维·詹姆斯的英军情报官拦住了一队印度兵，问带队的指挥官为什么往城里跑。那个指挥官说，有个澳大利亚军官对他们喊：“快跑，日本鬼子从山上来了！”詹姆斯说，你们本来就是去找日本人的，而且去是和他们作战，不是与他们比赛谁跑得快。“一点不错，不过，人家不要你待的地方你就别待，你说对吗？”那个军官说完，就领着他的人摇摇摆摆地走了。一些澳大利亚部队将阻拦他们进城的宪兵推到一边：“老兄，让马来亚和新加坡都见鬼去吧。”还有人说：“海军把我们卖了，空军也把我们卖了。这里的土佬儿都不为这个鬼地方打仗，我干吗要干？”

兵败如山倒，战事的发展完全超出韦维尔的预料。就在他离开新加坡的同一时间，日第五、第十八师团已经逼近了城外的战略要点武吉智马高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日军的进攻带来了诸多困难。空中遍布着燃烧后的粉尘，烟灰随着雨水淋下，将激战正酣的两军士兵的脸和全身都涂黑了。

帕西瓦尔立即从北边防线调来两个营，与第四十四英印旅和第一马来旅联合发起反攻。短兵相接使得双方均伤亡惨重。眼看前方战况胶着，辻政信立即来到了第十八师团司令部，他找到了牟田口。

牟田口：“军司令部有何高招？敌军的炮火太猛，而我军的炮弹和炮兵却跟不上。真让人着急！”

辻：“我很理解，这仗打得实在是艰苦。不过事不宜迟，军司令部希望贵军能够一鼓作气，在敌人缓过气来之前拿下武吉智马，否则局面就会陷入被动。如果大炮跟不上，最好在晚上用刺刀打开僵局。”

牟田口：“好，今晚我师团将发起夜袭！”

辻政信立即来到了第五师团，找到了师团长松井：“师团长阁下，牟田口将军已经决定在今晚发起夜袭。”

松井：“牟田口要是这样做，我也会一起干的。”

这是辻政信惯用的伎俩，他的目的达到了。

山下也亲自来到第五师团司令部督战。“阁下，我实在惭愧！”松井立即向山下鞠躬请罪。山下离开之后，松井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拿下武吉智马山。当天晚上，就在第五师团发起正面攻击的同时，第十八师团也从侧翼发起进攻，连牟田口也左肩负伤，随行的《朝日新闻》记者岩崎、《同盟通讯》联络员鲤江先后死在英军的炮火之下。

激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近卫师团好不容易才从东侧斜着逼近制高点，总算攻下了具有战略意义武吉智马。山下随即将军司令部推进至此。站在山顶上，整个新加坡城一览无余。至此日军已控制了北部的半个岛屿，其先头部队已经接近了市郊的跑马场。

2月11日是日本纪元节。在《读卖新闻》临时晚刊的第一版上，以整版篇幅用横标题醒目地刊登着“新加坡将在今明天攻陷”，文中说：“2月11日零时20分，帝国军队在猛攻新加坡要塞中迎来了纪元节，士气愈加高涨。经过激战，今晨夺取了新加坡的最高点武吉智马要塞。我军在呼之可闻的距离俯瞰陷入一片混乱的新加坡市区，攻势锐不可当！”

尽管战事进展神速，但日军的攻击力显著下降了。前线的士兵已经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连勇猛过人的辻政信都在为英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而感到惊讶。之前情报部门估计，岛上的守军不超过30000人，这一估计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现在辻政信认为，英军的人数起码要多出一倍以上。

后边再也没有退路，困兽犹斗的英军反击势头越来越顽强，从城内发射来的炮火同样是惊天动地。英军的炮弹似乎用之不竭，而日军的弹药却已经少到了危险的程度。各师团所属火炮的炮弹即将告罄，每门野战炮只剩下100多发炮弹，重炮的炮弹更少，部分甚至只剩下几发。士兵携带的粮食也所剩无几。以第五师团为例，每人原来只配备了“大米3天量，干面包3天量，罐头肉3个，酱油粉、豆酱粉5日量，食盐、砂糖各2次用量”，这些补给早已被疲惫不堪的士兵消耗殆尽，很多士兵现在只能靠吸吮残留在口袋里的一点豆酱粉来补充体力。

在武吉智马高地的山顶上，山下眺望着近在咫尺的新加坡城，心里禁不住泛起了一丝紧张。但是他强作镇定，没有将不安在脸上有丝毫流露，以免影响官兵的士气。如果英军发觉日军的窘境而拼死抵抗，甚至将日军引入城中开展巷战的话，那么日军就会被拖入无休止的纠缠之中，胜利也就会遥遥无期，最后甚至可能功败垂成。冷静的山下命令日军放慢进攻速度，调来轰炸机对新加坡市内实施无差别轰炸，给守军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企图以此唬住英国人并逼迫珀西瓦尔投降。

从11日到14日，日本航空兵共出动轰炸机4700架次，投弹770多吨。新加坡市内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爆炸的气浪与滚滚黑烟遮天蔽日。持续的轰炸导致城内的守军和居民惊慌失措，许多士兵和官员竟然靠酗酒来消除对战争的恐惧，市内到处散发着刺鼻的酒气和死尸的恶臭。

居民纷纷想方设法逃离这个死亡之岛。13日，将3000名指定人员从海路撤到爪哇岛的计划开始实施。奉命撤退的包括政府要人、技术人员、多余的参谋人员、护士以及其他对于未来战争有特殊价值的人员，其中也包括空军少将普利福特和海军少将斯普纳。海军和空军都没了，他们留在岛上也没啥大用处。海面早已被日军封锁，只有少数几条船幸运地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大部分船只被击沉而葬身海底。前后15天之间，日军于新加坡周围海域击沉英国各类船只约80艘。

两位少将的逃跑之旅堪称悲惨，他们在航行途中神秘失踪，其结局一直到战后才被知晓。他们乘坐的船遭到了日军驱逐舰的攻击，被迫逃上了一个小岛。船上的45人倒是顺利上了岸。一个身强体壮的新西兰军官自告奋勇，决定利用岛上的一艘小船去寻找救援者，历尽千辛万苦于2月27日到达了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雅加达。尽管那时候日军对爪哇岛的登陆已迫在眉睫，但是守军还是很够意思地派出一架飞机去寻找那些幸存的人，可惜他们的救援没有成功。小岛上那些人大部分染上了疟疾，3月底普利福特等14人病死，到了4月，斯普纳等4人也病死了。5月14日，幸存者中军衔最高的阿特金斯中校明白，如此下去所有人都不会幸免，就带着另外7个人驾了一只小船到苏门答腊向日军投降。日军随后派人登岛，把最后还活着的几个人带走。他们随后全部被押回新加坡的战俘营——早知如此，何必出去跑那一大圈儿。

和香港类似，新加坡城还有一个软肋，就是岛内的水源远不够用，还要通过对岸柔佛巴鲁的送水管道输送。为了进一步对城内守军施加压力，2月14日，池谷半二郎下令切断了供水管道，缺水导致城内更加混乱。

与此同时，山下命令前线日军向城市外围的英军弧形阵地再次发起猛烈攻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贝内特少将决定不让手下那些澳大利亚士兵白白送死，命令他们节省已经越来越少的子弹，只有在保卫他们自己的防线时才进行射击，这使得日军的攻势更加凌厉。一队日军冲进了亚历山大野战医院，英军的顽强抵抗使得遭受重大伤亡的日军怒不可遏，他们发疯似的用刺刀挑死了躺卧在走廊和地板上的所有320多名伤员，连正在进行手术的外科医生和伤员也遭到机枪扫射，无一幸免，其惨无人道的兽性令人发指。

山下极尽软硬兼施之能事。2月13日，他让杉田一次起草了一份措辞谨慎而严厉的“劝降书”。为了能够醒目一点容易被英军及时发现，杉田将山下亲笔签名的劝降书装在通信筒里，在筒上系上了红、蓝、白相间的飘带，派侦察机将29份同样内容的“劝降书”空投到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坎宁堡附近。劝降书云：“我基于武士道精神奉劝贵军投降。贵军以大不列颠传统精神为建军根本，并正据守业已孤立无援的新加坡，用艰苦卓绝的行动与英雄气概提高大不列颠之声威。然从此以后抵抗已属无益，徒使百万居民遭遇更大危险，置之于刀光火影之中。战局既定，新加坡陷落已近在眼前，继续抵抗不仅徒劳，且将为城内广大非战斗人员带来直接损伤，陷百姓于更大痛苦与战祸之中。何况按我军之见，你等继续顽抗已不能再为英军增添声威。故特敬告贵官，希即停止无意义之抵抗，并自现在起顺从我人之忠告，立即迅速停止英军全线之作战行动。如贵官仍继续抵抗，吾人自人道之观点万难再予忍耐，不得不继续对新加坡予以猛烈之攻击。最后特向贵官致意。”

但直到14日晚，仍然没有等来英军的答复，沉默是金的珀西瓦尔中将已奉命“战斗到底”。日军各级指挥官越来越为新加坡的战况发愁，“我希望新加坡不至于成为第二个巴丹。”铃木在日记里如此写道。开战之前多次深入敌境进行实地信息搜集的情报参谋朝枝繁春少佐预言，英军如果再坚持一个星期，“他们真的就会打败我们的”。

山下的神经也越来越紧张，他遥望着仍然高高飘扬在坎宁堡上的“米”字旗喃喃自语道：“如果新加坡守军拒不投降，后果不堪设想。单是攻下坎宁堡高地就得用一个星期，要完全攻占新加坡更不知要多少天。”激烈的战况使很多人发生了动摇，池谷半二郎建议暂停攻击，让前线部队休整补充粮草弹药。还有人干脆提出，暂时撤离新加坡返回马来半岛另作计议。

“敌人也很困难！”山下怒声呵斥道。他坚决反对停止攻击，撤离更是连提都不用提。久经沙场的山下清楚，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关键时刻能否咬牙坚持的一瞬间。那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完全是靠精神在作战，如果停止前进他们会更加疲劳，甚至意志崩溃。思虑良久的山下决定坚持下去，与英军进行意志的较量和神经的对峙。

为了彻底摧毁英军的抵抗意志，山下孤注一掷地下令集中剩余的炮弹轰击居民区。炮火所到之处，无不是一片片瓦砾与断肢残臂，其状惨不忍睹。山下顶住压力严令三大师团长立即加强攻击，不得有丝毫松懈，决定战争胜负的时机就在眼前。尽管已成强弩之末，但日军的最后一击收到了奇效。就在山下焦虑万分之际，来自前线的电话铃响了，一名指挥官报告说：对面的英国人终于打出了白旗。

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之下，对面的帕西瓦尔终于顶不住了，意志薄弱的中将精神已接近崩溃。2月13日，韦维尔在万隆接到了帕西瓦尔要求准予投降的请求。帕西瓦尔说，“新加坡全市已经在敌军炮火的射程之内，我们还有随时断水断粮的危险。据各指挥官的意见，交战的部队都已十分疲乏，既不能抵抗日军顽强的进攻也无力发起反攻。我的下级指挥官一致认为，因争取时间使新加坡城内遭受巨大损失和惨重死伤是得不偿失的，继续流血已经毫无意义”。韦维尔拒绝放下武器，他的答复是命令守军“继续尽可能长久地在最大程度上重创敌军，必要时进行巷战”。帕西瓦尔解释道，“日军已占领了水库，饮水所存无几”。韦维尔答道：“你们的英勇抵抗是有意义的，必须以最大限度的毅力继续抵抗。”话虽说得硬朗，但韦维尔也知道新加坡大势已去。在随后发给丘吉尔的电报中他说：“担心抵抗恐怕不会持久。”

惊慌失措的绝不仅仅是帕西瓦尔。早在13日以前，托马斯总督就下令破坏了广播电台设备，烧掉了多达500万元的纸币。市内主要酒类销售公司所有的150万瓶洋酒和6万加仑中国美酒统统被倒进了地沟——心疼啊！

2月14日上午，帕西瓦尔召集全体指挥官开会，告诉大家汽油和炮弹即将告罄，饮水再过24小时也将点滴皆无。很快他就得到了允许，去做他本来就准备做的事情。韦维尔发来了一封电报，给予帕西瓦尔在一旦战斗变得“毫无意义”时，“决定停止抵抗的权力”。但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仍对你和全体部队过去数日的英勇努力表示感谢”。

帕西瓦尔迅速召集来主要指挥官，宣读了韦维尔上将发来的电报。第三军司令官希斯曾经在“一战”中左臂受伤，从肘部到肩膀的骨头都被打断，现在只能靠肌肉支撑，“这时，无论谁都不想逃跑了！”希斯中将缩着肩说。贝内特少将也不断摇头：“没有水了。”大家一致同意向日本人投降。帕西瓦尔向韦维尔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由于敌军攻击所遭受的损失，水、汽油、粮食和弹药都已告罄，因此不能再继续作战。各级将士已尽了最大努力，对于您的支援表示感谢。”他下令销毁密码本和机密文件，之后派遣纽毕根准将等人为军使，前往日军阵地协商投降。

2月15日14时，攻入布基帖马街道的第五师团第十一联队正面出现了一辆破旧不堪的英军小轿车，这时候第五师团的前线士兵连步枪子弹都快没有了，再打下去只能端起刺刀进行“猪突冲锋”了。那辆小轿车车头的一边插着一面“米”字旗，另一边插着一面白旗。车子径直驶到日军阵地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三个扛着白旗的英国人，他们分别是英军参谋纽毕根准将，第三军的参谋怀尔德少校和司令部的一个秘书，“决不考虑投降”的英军终于投降了。

山下慎重地研究了纽毕根准将送来的帕西瓦尔的信件。信中说，希望在新加坡市政厅内和总督一起与日本人举行停战谈判。山下有些怀疑英军投降的真实性，便派曾经在美国留学的杉田去和纽毕根交涉，提出大致的投降条件。山下提出，不是日军去他们那里，而是英军要到日军的阵地上来协商投降事宜。同时强调纽毕根官太小，必须由帕西瓦尔本人前来，以示英军投降的诚意。

双方约定，18时在布基帖马街三岔道北边的福特汽车工厂办事处具体交涉投降事宜。对于山下提出的必须珀西瓦尔亲来的条件，英军代表是满口答应，——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啊！

负责接洽的杉田随纽毕根少将一起来到了英军司令部，之后和帕西瓦尔一行一起乘坐两辆汽车前往谈判地点。几天前因为骑摩托车出现事故受伤，杉田的脖子上还打着石膏。这家伙估计年轻时学习也不怎么样，留学美国几年连英语都没学好。坐在帕西瓦尔身边的杉田困难地扭着身子，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中将说：“我们打了两个多月，现在终于可以结束了。英军作战英勇，我向你们表示钦佩。”帕西瓦尔礼貌地轻声回答了几句，瘦削的面孔涨得红红的，双眼充满了血丝。

杉田要求乘车的英国人一行中途提前下车，打着白旗改由步行前往谈判地点。因为日本人在沿途安排了许多摄影师，将对这一历史时刻拍照留念。但是英军也不傻，在行进到离谈判地点不远时，他们机敏地发现路边有日军的摄像人员在拍照，很明显这些照片会迅速传遍世界。帕西瓦尔立即把白旗拿下肩头，让白旗低垂向地面，以此来抗拒日军的羞辱。

1942年2月15日下午18时，珀西瓦尔和他的参谋长特朗斯准将等人到达福特汽车工厂办事处门前，他们立即被日本记者和摄影师团团围住。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也是日本南方作战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摄影师开始争先恐后地抢镜头。英方一行人穿着短袖英国陆军制服，短裤、长筒袜，头上戴着像洗脸盆一样的扁平钢盔，帕西瓦尔的手里拿着白旗，那样子真是说多丢人有多丢人。

他们迅速冲破记者们的包围圈，快步走进屋内，在一张未铺桌布的桌子一边并排坐下，那样子实在显得可怜。这些打了败仗的人在静候山下奉文出场。不大的房间里，前前后后涌进来40多人，使房间显得更加拥挤。没有人愿意出去，谁都想亲身经历这一重大的历史性时刻。

英军投降对于山下奉文来说，既是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它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山下还没来得及考虑投降的具体条件，对谈判的细节更没有仔细琢磨。他甚至怀疑这是英国人玩弄的缓兵之计。在英国人等待了5分钟之后，山下阴沉着脸走进了会场，笔挺的土黄色陆军军服上挂满了勋章。那些日军参谋能够看出来，山下原来已经稍显花白的小胡子明显刚刚用黑发蜡染过。

山下举止刻板地在谈判桌另一边的中间坐下，其他诸如铃木等人才纷纷就位。担任现场翻译的是新闻记者菱切，他首先对双方进行了介绍。山下一开口就来了个下马威：“我军除了接受你们的投降外，其他一律不予考虑。”之前山下已经从英军俘虏的口中得知，英军一直高估了日军的实力，他们认为和英军作战的日军至少有5到7个师团，——连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说，他一直认为参加作战的日军绝对不会低于5个师团。山下在内心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让珀西瓦尔探得日军只有区区3个师团，且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从而拒绝投降而恢复抵抗。

帕西瓦尔的个子足足有两米高，按道理山下奉文1.74米的个子在日本人中已经够高了，但面对帕西瓦尔时，还是有点仰视。可惜现场的实际状况正好相反，涨红着脸的珀西瓦尔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话语也有点底气不足：“在22时30分以前，我们恐怕不能做出最后的答复。”

“不行，”山下蛮横地说，“你们必须立即投降，否则我们就马上恢复攻击。”

菱切的英语显然不太熟练，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英军的译员怀尔德少校也同样蹩脚，不时还要翻看手中那本砖头一样的《英日大辞典》。在美国留过学的杉田发现投降之事可能会因为产生误解而告吹，就亲自出马代替菱切记者。但他的英语也好不到哪里去，双方的争论还是驴头不对马嘴。加上帕西瓦尔不肯当场表示投降，场面变得更僵了，几个人甚至边说边打起了手势。

“你们若不现在决定投降，我们就按照原计划发起夜间攻击。”烦躁的山下有点急不可耐，他必须利用英军还没醒过神之前把投降条件定下来。山下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认为如果在城内进行巷战，我们非败不可”。他将自己在新加坡采取的策略称为“虚声恫吓，一次成功的虚声恫吓”。

“贵军能否留在原地不动，我们明天上午再谈？”珀西瓦尔涨红的脸变得煞白。

“不行！”山下以愤怒的语气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我要求你们今晚就停止敌对行动。我再提醒你一次，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

珀西瓦尔显然被镇住了，他原指望有一个体面的议和局面，现在看来难以实现了：“我们准备20时30分停火，但是还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为了防止混乱，我请求20时30分之前双方军队都不要向前推进。”

山下心里松了一口气，但仍装作一副很勉强的样子。“好吧，”停顿了一下，他又显得十分大度地补充道，“投降后，我允许你们保留1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用来维持新加坡市内的治安。”此举也算给帕西瓦尔留了点面子。

珀西瓦尔一时没有说话，现场好大一会儿寂静无声。山下忽然警觉起来：“我已经同意了你的请求，但是你还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投降。”

珀西瓦尔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是他一生中最感耻辱和痛苦的时刻。只见他先蠕动了一下喉头，又伸出舌尖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最后勉强点了点头。

这种含糊的表态把山下激怒了，他无法接受这种无声的承诺。他告诉日方杉田，他要英方一个明确而简单的答复。可是双方翻译打了半天手势还是没把事说清楚。坐立不安的山下不时看表，最后他对杉田摇摇手说：“没有必要说这么多话。问题很简单，我要的也是简单的答复。”然后他把脸转向帕西瓦尔，厉声喝道：“投降还是不投降？你只需要回答Yes还是No！”——德语很流利的山下能说出这俩单词已经很不错了。

“Yes，我们投降。”习惯对自己人说“No”的帕西瓦尔面对敌人终于改口说“Yes”了。这位昔日神气十足的殖民统治者和大英帝国的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日本人的虚张声势吓破了胆。稍作停顿后他又说，“我有一个请求，贵军是否可以保证英国平民以及妇孺的安全？”至于占新加坡人口主体的原住民，帕西瓦尔连提都没提。

“我们会加以注意，请在这份投降书上签字。”

这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判以英国人的彻底屈服而告结束。1942年2月15日19时50分，英军司令官珀西瓦尔中将在《关于投降的答复书》上屈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10周时间，大英帝国苦心经营数十年、花费巨资打造的“东方直布罗陀”，就这样落入了日本人之手。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陷落不仅让许多人失去了生命，也使通向荷属东印度的大门向日本人敞开了一半，另一半就是麦克阿瑟驻守的菲律宾群岛。

客观而言，帕西瓦尔的条件要优于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在投降前的最后一刻，他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此情此景让老酒想起了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的钱宇平，他在向小林光一投子认负的时候，棋盘上还蕴藏着一着一击制胜的妙手。所以在局后被指出来时，他才会懊悔地一把扯掉衬衣绷飞了所有的衣扣。

签字仪式结束后，帕西瓦尔一行在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和其他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了谈判现场，随后日本的谈判人员全部返回了军司令部。那里已经被布置一新，在铺有白色桌布的桌子上，摆放着鱿鱼干、栗子和裕仁赐的清酒。为了庆祝这场69天的激烈战斗，在场所有人都高高地举起了酒杯，面向裕仁所在的东北方向默默祈祷着干了一杯。

此时在菲律宾，麦克阿瑟率领的8万美菲军已经被本间雅晴的第十四军逼到了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最后的覆灭指日可待。马上就有人开始吹嘘说：之前我们已经打败了大清和俄国人，“一战”时战胜过德国，而今连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最后的结论是，日本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天下无敌！

各处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到了晚上20时30分，大英帝国属下的新加坡已经陷入了一片死寂，连零星的枪声都听不到了。新加坡，这个与直布罗陀、马耳他、珍珠港一起被称为世界四大要塞的战略要地从此属于日本人了。狮城的沦陷使得大英帝国丧失了高贵的尊严，“米”字旗胜利的光辉曾经照耀全球，然而昔日的威武雄风今天已荡然无存。

在69天的时间里，山下奉文率领第二十五军，以死亡3507人、伤6150人，总计伤亡9657人的代价，自北向南横扫马来半岛1100公里直至新加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在英军所有的138708人中，真正死伤人员不超过8000人，伤亡数字还略低于日军，但超过130000人成为日本人的俘虏。日军缴获同样颇丰，总计有各种火炮740门，乘用车及卡车10000辆，轻重机枪2500挺以上，步枪60000支，子弹336万发，装甲车200辆，机车火车1000辆，飞机10架。另外还有大量的军需物资和粮秣。后来在参观那些堆积如山的战利品时，一名日军军官诧异地感慨道：“仅凭这些也可以打一仗啊！”

可笑的是，就在守军即将放下武器之时，仍有大批援军在登上新加坡岛，他们登岛之后直接开往了战俘营，当然武器弹药还是要留下的。与此同时，那些本无战心的马来人已经在和新的征服者进行和谈，日本人承诺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下，允许马来人获得独立和自由。俘虏中的55000名印度人更绝，他们中的40000人迅速反戈一击，成为苏巴斯·博斯领导下的亲日武装“印度国民军”中的一员——看来这“伪军”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呀，不过人家反对的不是自己的同胞而是英国人。

日军在占领缅甸之后，为了将这些地盘更好地联系起来，决定修建一条横贯泰国进入缅甸的铁路。这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工程，因为铁路必须穿越雾气腾腾的热带丛林和高山激流，战俘们就成了最好的劳动力，他们大部分被强令去修建那条长415公里的死亡铁路。为了赶工期，那条最少6年才能完成的铁路被勒令在15个月内完工。有5万名盟军战俘和20万名强征的当地劳工参加了铁路建设，最后至少有16000名战俘和超过60000名劳工因累、病、虐待致死，这条铁路也因此获名“泰缅死亡铁路”。它与“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并称为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亚洲犯下的三大暴行。

那些投降的英军将领并没有去当修路工，等待他们的将是长达数年的战俘生涯。帕西瓦尔后来在回忆录《马来之战》中这样写道：“经过70天巨大的、不懈的努力，日夜兼程的行军和战斗，难有喘息甚至没有歇息，马来之军就这样被俘虏了。”他对那次谈判中受到的屈辱比在作战中的败北更加痛心。在回忆录中，他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关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作战，但对于那次与山下的会见却只字未提。

日本的战俘营里一下子出现了一大群高级将领，仅中将就有2位、少将5位、准将30多位。后来杉山元视察樟宜海军基地时，特地在山下奉文的陪同下召见了帕西瓦尔，还貌似亲切地和他握了手。帕西瓦尔的战俘登记卡现存英国国家档案馆，表格上明确地记录着他的姓名、出生日期、国籍、军衔、所属部队、被俘地点及时间、父母姓名等。在战俘营度过的长达3年半的时间里，帕西瓦尔只收到过一封妻子的来信。他寄回家的无数封信件中，他的儿子詹姆斯·帕西瓦尔只收到过一封，还根本没法看懂它，因为日本人剪去了很多内容，信纸上满是破洞。

最悲惨的当属后来匆匆赶到新加坡增援的英军第十八师师长史密斯少将。心胸开阔、性格开朗的少将曾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次却未能逃脱厄运。1942年11月11日，他因为营养不良和被殴死在战俘营里。帕西瓦尔和美军的温赖特中将把他火化后，骨灰埋葬在战俘营的院子里。

唯一幸运的是贝内特少将，他带领几个手下成功从日本人手下逃脱。

马来亚和新加坡之战震惊世界，其中也包括日本陆军的师父德国人。德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学课程上从此增加了一节新内容：马来亚战役。

多达13万的战俘排着整齐的队列昂步开进了日本人的战俘营，2月15日从此成为英国人最为屈辱的一天。丘吉尔在回忆录上沮丧地写道：“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和规模最大的投降，就在新加坡。”仅仅一个月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保证：日本人要想攻克大英帝国的远东堡垒——新加坡，简直比登天还难。

在对马来亚战役的总结中，英国陆军部如此写道：“部队军官轻敌，领导方式死气沉沉，部队训练不力，战斗中各自为战，增援过于分散，指挥机构混乱，战略把握不足，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投入过重，而且缺乏必要的空中掩护，上述最后一个原因导致皇家海军遭遇了历史上最惨重的海难。”韦维尔在随后的战役总结中也说：“我们主要的麻烦，一则在于增援的军队缺乏充分的训练，二则由于日本人有勇敢而熟练的战术和制空权，引起了我军的自卑感。”——一向骄傲自大的西方人，在面对矮小的日本人时终于感到自卑了！

但是战争还是要继续，老丘也必须“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2月19日，他接到了来自伟大盟国的一封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说：“我了解新加坡的陷落会怎样使您和英国人民蒙受影响。但是我们的挫折无论多么严重——我一刻也不会低估它们——我们还必须时时期待着打击敌人所必须采取下一步行动。在这几个难受的星期里，我希望您安心下来，因为我确知您深得英国人民大众的信任。我要您知道，我时常相信您。我也知道，如果有什么事情您认为我能干得了，您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切盼回音。”

这老罗也真是不够哥们儿！丘吉尔扯着嗓门吆喝快两年了，请求美国向远东派出一支舰队，越大越好，罗斯福一直都没有答应。现在大势已去你却来卖嘴了。罗斯福他老人家也不容易，他不是不想帮忙，主要是他手中可用的力量也不宽裕。美国虽然是有钱人，但那钱都存在银行里，一时半会儿还没法提现。

盟友英国人在远东的惨败使美国媒体首次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声音，开始猜测他们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现在毫无疑问”，《纽约时报》如此评论，“我们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约瑟夫·史迪威少将——他即将奔赴中国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新加坡沦陷的震惊，“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了？”

停战命令生效之后，第一个冲进新加坡的依然是爱出风头的辻政信。在一片狼藉的街道上，辻政信看到了许多无精打采的降兵，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背着步枪。当他拿出相机准备拍照时，突然从四方八面聚拢过来众多大喊大叫的士兵。翻译告诉辻，他们大声叫着的是“请为我们每一个人照相！”当辻诧异地询问其中原因时，这些人满不在乎地回答道：“你照的相是会送回日本吧？到日本便会立刻登载在全球的报刊上了。我们的妻子和家人就会看到这些照片，因此也就知道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还活在人世。”

和山下一样，辻政信无疑是马来亚战役的功臣。颇具戏剧性的是，日本战败之后的1951年12月，成功逃过了美、英、中、法、俄五国联合追捕的战犯辻政信还出版了《日军新加坡作战之回顾》一书，还聘请原澳大利亚第八师师长贝内特少将为之写序。贝内特欣然接受——就像后来斯普鲁恩斯欣然为渊田美津雄的《中途岛海战》一书作序一样——还在序言中对辻政信赞誉有加。更令人可笑的是，狂妄自大的辻政信在书中自诩为丘吉尔的铁杆粉丝，他将战败的最终原因归结为日本缺乏丘吉尔那样的杰出领袖。他认为丘吉尔在性格上带有“禅的神秘”味道，是领导全国脱出逆境走向胜利所必要的领袖。不知道看到辻政信如此评论的丘吉尔会是怎么样一副尴尬表情。

对城内所有地方都做了认真考察后，辻政信意外地发现，新加坡的机场、港口与城市设施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的毁损之外，英军并未加任何破坏。大惑不解的他再次提审了一名英军军官：“你们为什么不破坏新加坡？”

“因为我们还要回来的。”

“你不相信你们和美国人会在这次战争中失败吗？”

“不！从来不！我们也许会被打败99次，但在最后一次我们会屹立不倒的，我们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位年轻军官的话让辻不寒而栗。他隐隐觉得，拥有如此不屈精神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但日本国内远没有如此冷静。东京《朝日新闻》在2月16日评价这次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时，得意扬扬地炫耀道：“在短短三天之内攻下新加坡岛，只有我神武皇军才能立此殊勋！”《每日新闻》如此写道：“新加坡的垮台无疑改变了世界历史。”《日本时报》将这次胜利与汉尼拔传奇般穿越阿尔卑斯山和成吉思汗穿越兴都库什山脉相提并论，最后总结道，“日本的部队就是世上的军神”。马来亚战役使得日本的胜利感与日俱增，媒体开始将日本军队评价为“超人”。甚至还有人吹牛说，日军现在攻陷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大本营报道部部长大平秀雄大佐也开始频频摇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日本乃照亮世界和平之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三千年炽热的历史。我庄严宣布，新加坡一陷落，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最后的胜利非我莫属。”

2月16日清晨，内大臣木户幸一向裕仁报告了第二十五军攻克新加坡的消息。对此裕仁高兴地说：“虽然情形像内大臣说的那样，但深深感到，这完全是由于在最初进行了慎重、充分的研究。”当天，裕仁对参加马来亚作战的陆海军颁发如下《敕语》：

马来方面作战的陆海军部队，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下，断然实行困难的海上护航、输送及果敢的登陆作战，耐炎热，冒瘴疠，长驱直入，所向披靡，神速攻克新加坡，从而摧毁英国在东亚之根据地。朕深嘉奖之。

兴奋的裕仁特地出席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见面会。他身着大元帅军服，骑着心爱的战马“白雪”走出了皇宫，接受聚集在皇宫前二重桥广场上成千上万崇拜者“万岁”的呼喊声。

日本列岛继袭击珍珠港获得全胜之后，再一次掀起了欢庆胜利的狂潮。政府得意扬扬地宣布，每家每户发啤酒2瓶、赤豆1包、酒3合，13岁以下儿童每人发食品1盒，里面装的是奶糖、水果糖和点心。日本民众纷纷给山下寄来祝贺信件，他的家乡顷刻间访问者骤多，成了一个旅游胜地。

尽管对山下横竖看不上眼，但东条英机也意气风发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声明缅甸和菲律宾可以允许独立，但香港和马来亚必须保留，作为保卫“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据点。最后他说：“大东亚战争之目标，源于我帝国之基的远大理想，它将令大东亚各国家各民族各得其所，以日本为核心在道义的基础上确立共存共荣之新秩序。”

新加坡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日军入城之后，德国领事馆武官一行前来祝贺，一向高傲的德国人对山下在新加坡取得的“丰功伟绩”赞誉有加。之前他们认为，用5个最精锐的陆军师，仅仅穿越马来亚的茫茫丛林就需要至少3个月，而今，山下以更少的兵力在更短时间内完成了。在为德国人举行的招待晚宴上，一个名叫来乃的德国陆军上尉举杯对着山下喊道：“虎将军！”

“不，我不是虎。”

山下颇为不快地制止了来乃上尉，并解释说：“虎这东西归根到底不过是个胆小而危险的兽类，专从背后袭击比自己弱小的对手，等到年老体衰时就找动作迟钝的人，成了吃人的老虎，可以说是品质低劣的野兽！”

尽管如此，这次宴会上的对话还是很快传开，山下从此被称为“马来之虎”，并与山本五十六并称为“海军的山本，陆军的山下”。

日本将新加坡岛更名为“昭南岛”，行政上称作“昭南特别市”，意即“南方之光”，由大达茂雄出任第一任市长。随后，近卫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离开新加坡分别参加对荷属东印度和缅甸的作战，第五师团留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负责各地治安。

对于新加坡众多的华人来说，更大的苦难和死亡还在后面！新加坡沦陷之后，日军迅速展开了以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抵抗行动的大屠杀。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刚刚上任的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之后顾之忧。”铃木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以死刑。”

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18岁至50岁的华人男子自带干粮，前往4个集中地接受甄别并领取“良民证”。不到3天，4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等地就挤满了华人。等待他们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变节分子，他们将对所谓的“反日分子”进行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日军捆绑至海边遭机枪扫射致死。后来为了节约子弹，日军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10公里左右的地方推入海中。

以冷酷无情、杀戮无极限著称的辻政信自然也不会甘于寂寞，哪里有人杀，哪里就有他的身影。2月22日在巡视“肃清”工作时，他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了70名反日分子，大为光火，对大西呵斥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一句话让大西觉的分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屠场。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日本自己承认是5000人，后来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认可的数字也是5000人，而新加坡华人社给出的数字是100000人。三名主犯中，除了铃木宗作后来在菲律宾被美军击毙，另外两人都被判处绞刑。山下被绞死的地点在菲律宾，而河村三郎被执行绞刑的地点正是他行凶的樟宜海滩。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新加坡成为南洋华人出钱、出人支援国内抗战的主要场所。山下认为，南洋华人的支持是中国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虽然那些大头头都跑了，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些“欠账”必须由留下来的人埋单。日军强令当地新加坡华侨交出5000万元俸纳金。山下给出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他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

到6月25日，当地华侨终于将凑齐的5000万元交给了日军。《昭南时报》宣称，这笔金额同华人的全部财富比起来微不足道，华人中个别人的财产就远不止此数，他们之前捐献给重庆政府的资金不低于3亿元。该报还谴责华人曾经抵制日货，添油加醋地说，对这种行为的“真正赎罪”是无法用钱来表示的。

今天在新加坡市区的美芝路，有一座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地方——战争纪念公园，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就坐落在这座公园里。顾名思义，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新加坡那3年零6个月中被迫害致死的新加坡人，他们大部分是华侨。高70米的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纪念新加坡沦陷25周年那一天，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1942年19岁的李光耀也曾被日本人抓走并带到海边让他自掘坟墓，但他幸运地借机溜走，躲过了屠杀——的主持下揭幕。碑上有4种铭文，中文这样描述：

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马来亚战役中功成名就的山下没有因此得到东京的青睐。相反，他的表现立即引起老对头东条的警觉。如果坐视山下名声越来越大，势必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山下下一步回到东京，按他此时的人气，首先应给予的只能是陆军大臣或者与之同等的职位待遇。要知道，现在陆军大臣是由东条亲自兼任的。至于参谋总长，现在日军各路进攻势如破竹，把人家杉山元换下来也不太合适。况且就是自己把陆军大臣的位置让给山下，这势不两立的仇人在一起怎么合作？可能连自己首相的宝座都有危险。再说，现在已经成为“统制派”掌门人的东条，绝对不允许以山下为首的“皇道派”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老奸巨猾的东条灵机一动，计上心来。6月下旬，山下接到大本营一纸调令，他被调任满洲第一方面军司令官。

头一年11月离开东京之后，山下还没有回过本土。心情无比郁闷的山下提出，能否借职务调动的机会顺路回一趟东京。按照惯例，在外征战归国的司令官将获得裕仁召见的机会，何况是取得很大战绩的山下？因此，山下事先准备了向裕仁汇报的《马来亚新加坡进言草稿》。

按道理山下顺路回家一趟绝对不算过分。对于他的请求，东京的答复是“不允许”，直接去满洲。大本营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苏联人知道他的新职务。山下通过南方军总部再次提出申请，回答依然是“不行”。心灰意冷的山下从此再未提出过类似的请求。

多年来与东条不和的山下心如明镜，这不过是东条在借机压制他，避免他公开露面的借口而已。从珍珠港凯旋的南云、渊田、岛崎能入宫接受裕仁的嘘寒问暖，而同样取得辉煌胜利的自己，连回趟家都不行？世事之不公，莫过于此矣。

1942年7月12日清晨，山下奉文在与后任斋藤弥平太中将共进早餐后，离开新加坡直飞满洲。等他再次受命出山，已经到了战争后期的1944年，彼时东条已黯然下台，危如累卵的日本败局已定。

“可怜的山下，这下怕是要死在菲律宾了。”一个早已赋闲在家的日军将领在得知山下奔赴菲律宾拯救危局时，黯然说道。这人同样是东条的死对头，他就是有着“昭和第一兵家”“昭和三大参谋”之称，辻政信的“恩师”石原莞尔。

附录

1．钟庆安，柳茂坤．东亚霸主的野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侯鲁梁．偷袭珍珠港[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3．李春光，孟凡俊．肆虐的太阳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钟庆安，陈培军．缅甸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侯鲁梁．中途岛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6．陈培军．瓜岛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7．毛元佑．拉包尔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8．周小宁．马里亚纳大反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9．钟庆安，刘庆．重返菲律宾[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0．钟庆安，肖鸿恩．登陆日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1．侯鲁梁．帝国末日[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2．张越．偷袭珍珠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3．张越．烽火东南亚[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4．张越．决战中途岛[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5．张越．血雨腥风战瓜岛[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6．张越．拉包尔风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7．张越．马里亚纳海空战[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8．张越．重返菲律宾[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9．张越．莱特湾大海战[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20．张越．广岛上空的蘑菇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21．［美］利奥波德·罗森博格．偷袭珍珠港[M]．马俊杰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2．［美］约翰·克劳福德．席卷太平洋[M]．叶春雷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3．［美］汤森·华林．搏杀中途岛[M]．王永生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4．［美］格里夫·科恩．血拼瓜达尔卡纳尔[M]．王永梅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5．［苏］伊万·谢苗诺夫．决胜东北[M]．胡海波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6．［美］肯尼斯·加尔布雷．日落东瀛[M]．王宏林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7．王恩泽．偷袭珍珠港[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28．马晓奕．鏖战菲律宾[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

29．郭亮．中途岛战役[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

30．王海莹．喋血瓜岛[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31．［美］卡尔·史密斯．珍珠港1941：美国的耻辱日[M]．金铠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2．［美］吉姆·莫兰．威克岛1941：一场令众神哭泣的战役[M]．杨红梅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3．［美］克莱顿·春．菲律宾的沦陷1941—1942[M]．章放维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4．［美］马克·斯蒂尔．珊瑚海1942：首次航母大对决[M]．李瑾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5．［美］马克·希利．中途岛1942：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M]．彭莹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6．［美］约瑟夫·穆勒．瓜达尔卡纳尔岛1942：战略反攻[M]．程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7．［美］马克·斯蒂尔．圣克鲁斯岛1942：航母较量在南太平洋[M]．刘燕婷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8．［英］德里克·赖特．塔拉瓦1942：局势的逆转[M]．潘峰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9．［美］戈登·罗特曼．关岛1942：失而复得[M]．王小可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0．［英］吉姆·莫兰，［美］戈登·罗特曼．佩莱利乌岛1944：炼狱之战[M]．甘咏，许华菁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1．［美］戈登·罗特曼．塞班岛与提尼安岛1944：突破日军防线[M]．程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2．［美］戈登·罗特曼．马绍尔群岛1944：攻克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M]．任远喆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3．［美］伯纳德·爱尔兰．莱特湾1944：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M]．甘咏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4．［英］德里克·赖特．硫黄岛1945：星条旗在折钵山升起[M]．李瑾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5．［美］戈登·罗特曼．冲绳岛1945：最后的搏杀[M]．金铠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6．［美］堀田江理．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M]．马文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47．［美］戴维·雷格．太平洋大海战[M]．张国良，雷丹，马东敏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48．张晓林，马骏．血战太平洋[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

49．［英］约翰·戴维森．天下海战：铁血太平洋[M]．孟广林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0．赵云峰．全景二战：血战太平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51．［美］安德鲁·威斯特，格里高里·路易斯·莫特逊．血战太平洋[M]．穆占劳等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0.

52．西风．太平洋战争[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

53．张俊红．偷袭珍珠港[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

54．［美］王书君．太平洋海空战[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55．何国治．南太平洋海战记：美日圣克鲁斯群岛航母对决[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6．何国治．终极对决：美日马里亚纳航母大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57．［美］乔纳森·帕歇尔，安东尼·塔利．断剑：中途岛海战尚不为人所知的真相[M]．蒋民，于丰祥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

58．［美］泰德·威廉·罗森．东京上空30秒[M]．朱沉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59．张友筠．日军二战战场大解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0．朱旭．血战太平洋大解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1．［英］温斯顿·丘吉尔．日本的猛攻[M]．卢继祖，丁岳，冯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2．［美］本杰明·埃勒曼．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鏖战菲律宾[M]．杜秀娟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63．朱旭．豪赌：太平洋战场的落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4．张友筠．狂徒：二战杀戮战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5．姜子钒．鬼祟：藏在暗处的死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6．《百年海战大观》编委会．奇袭珍珠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67．刘小沙．瓜岛争夺战[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5.

68．［美］罗伯特·塞莱斯．血战太平洋[M]．胡海波编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69．吴焉．雄鹰猎日：菲律宾陆地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70．《全景二战系列》编写组．全景二战系列之太平洋大海战[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4.

71．刘怡．联合舰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2．刘怡，阎京生．菊花与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73．刘怡．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舰艇全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4．西风．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75．董旻杰，张凯伦，周明．太平洋战争：美日对决[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76．张宇翔，等．宿命的败退：太平洋战场几场关键性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77．冬初阳．阻击日轮：从拉包尔到巴布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78．冬初阳．喋血环礁：吉尔伯特和马绍尔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9．冬初阳．长弓射日：决胜塞班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80．苏虹．天昏地暗：太平洋战争[M]．北京：蓝天出版社，1994.

81．［美］爱德华·德瑞．日本陆军兴亡史：1853—1945[M]．顾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82．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

83．陈玉健．血声鹤唳太平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84．陈仲丹，周晓政．太平洋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5．潘兴明．东南亚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6．陈谦平，张连红，张生．中国正面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7．［英］道格拉斯·福特．太平洋战争[M]．刘建波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88．［美］杰夫·尚拉．最后的风暴[M]．李春江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89．《经典读库》编委会．二战风云录[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4.

90．光亭，天枢．二战中的美国[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91．光亭，天枢．二战中的日本[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92．鲁言．对决太平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93．胡烨．浴血绿色地狱：瓜岛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94．胡烨．太平洋战争：蒙达之战[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

95．胡烨．太平洋战争：布干维尔战役[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

96．余志和．回望二战烽烟：亚太厮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97．袁腾飞．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98．孟松林，石映照．诺门罕战争[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99．关河五十州．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

100．陆儒德．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01.［英］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M]．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102．周明，王逸之．血肉长城：徐州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03．戴峰．血肉磨坊：淞沪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04．龚晓虹．徐州大会战1938[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5．马正建．长沙大会战1939—1942[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6．陶纯．太原大会战1937[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7．明河在天．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3.

108．杨刚，冯杰．铁血远征：滇缅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109．曾凡华．最后一战：中日湘西雪峰山会战纪实[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110．倪乐雄．一个人的世界大战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111．白虹．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112．钮先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13.《一看就懂丛书》编写组．一看就懂的二战大事典[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10.

114．思不群．二战全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115.［英］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M]．钮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16.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二战纪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M]．成都：巴蜀书社，2014.

117．沧海满月．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118．郑军，程景等．大溃败：世界经典失败战役全纪实[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119.［英］安德鲁·罗伯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M]．李广才，崔喆，陈兰芳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120.［美］伊恩·霍格．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陆战[M]．董晓霞，满海霞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121.［美］克里斯多夫·舒勒斯．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空战[M]．周夏奏，张婕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122.《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海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3.《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战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4.《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潜艇[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5.《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空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6．查攸吟．日俄战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27．徐广宇．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128．许华．再见甲午：蓝色视角下的中日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29．刘声东，张铁柱．甲午殇思[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130．金满楼．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131．孙秀玲．一口气读完日本史[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132．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33．毛正公．航空母舰发展百问[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

134．蒋百里．国防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35．冯精志．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136．吕宁．铁血兵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137.［英］杰弗里·雷根．人类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M]．陈海宏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138.［美］马汉．海权论[M]．一兵译．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139.［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李哲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140.［美］E.B．波特．蛮牛哈尔西[M]．欧阳志元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141.［美］托马斯·B．比尔．沉默的勇士：海军上将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传记[M]．张尚悦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142.［美］约翰逊·柯贝尔．尼米兹[M]．高润浩编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

143.［美］雷蒙德·戴维斯，丹·温．进攻日本[M]．臧英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4．赵渊，寿长华．海岛登陆战[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145.［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抗战日记[M]．骆伯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46.［美］弗兰克·麦克林恩．缅甸战役[M]．章启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147.［日］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M]．朱任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148.［美］威廉·曼彻斯特．再见，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M]．陈杰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149.［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风暴[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0.［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激流[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1.［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落日[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2．冯精志．63个结点：第二次世界大战[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

153．殷占堂．图说太平洋战争[M]．漓江：漓江出版社，2014.

154．刘才干，李奎．美日激战太平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155.［英］伯纳德·爱尔兰．1914—1945年的海上战争[M]．李雯，刘慧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56.［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M]．郭伟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157.［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M]．张玉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58．王树增．抗日战争（全3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159．俞天任．浩瀚的大洋是赌场（全3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160．王晓华，戚厚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记录（全3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

161．房兵．大国航母（上、下）[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

162．郑维和．二战八政要巨头谋略秘档全公开（上、下）[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163．侯鲁梁．二战十六大战役战事秘档全公开（上、下）[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164.CCTV10《探索·发现》栏目组．世纪战争（上、下）[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165.［日］山冈庄八．太平洋战争（全3卷）[M]．兴远，金哲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166．张洪涛．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上、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167．陈冠任．国殇（第二部）：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上、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68．张召忠．百年航母（上、下）[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

169．关河五十州．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全4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70．宋宜昌．燃烧的岛群（上、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171.［日］加藤正秀．山本五十六（上、下）[M]．郭宏军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72.［美］约翰·伦德斯特罗姆．航母舰队司令：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上、下）[M]．胡毅秉译．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173．何国治．残阳如血：美日恩加诺角海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74．冬初阳，胡烨．浴血雨林：英帕尔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75．韩文宁，冯春龙．日本战犯审判[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

176．兵人．鹰击烈日：菲律宾战役[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

177．杨竞．日本盟军战俘营[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178.《兵器》杂志．兵器：二战航母的不同命运[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179．兵人．海战霸主：世界经典航空母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

180.［美］约翰·托兰．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M]．李殿昌，孟庆龙，郝名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81．秦忻怡．坚不可摧：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182．梅汝璈．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

183．金东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184．鸿儒文轩．轮椅总统罗斯福[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185．鸿儒文轩．海上骑士尼米兹[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186.［美］黄仁宇．缅北之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187．赵丽娟．驼峰航线：一条改变太平洋战区格局的悲壮航线[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

188．朱晓艳，班惠英．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189．杜川云．豪赌太平洋：山本五十六[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

190．杨少丹．二战巅峰战役[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191.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二战纪实：航母史话[M]．成都：巴蜀书社，2014.

192．陈书方．二战大海战：海魂之梦[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

193．朱军．海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94.［英］安迪·罗森．日本法西斯的末日[M]．刘国伟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195．严明贵．麦克阿瑟[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

196.［美］杰弗里·佩雷特．麦克阿瑟（上、下）[M]．王泳生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97.［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上、下）[M]．史雪峰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

198.［英］温斯顿·丘吉尔．战争临到美国[M]．韦凡、丁岳译，谢德风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99．兵人．战争的终结：轰炸日本[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

200.［美］詹姆斯·斯科特．轰炸东京：1942，美国人的珍珠港复仇之战[M]．银凡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

201.［英］戴维·乔丹，安德鲁·威斯特．地图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下）[M]．穆强，金存惠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

202.［日］儿岛襄．太平洋战争[M]．彤彫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203．高润浩．尼米兹[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5.

204．尹洪举．经典登陆战[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5.

205．潘越．日本航空母舰全史[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

206．徐焰．苏联出兵东北[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207.［英］马克斯·黑斯廷斯．日本帝国衰亡[M]．周仁华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208.［日］栀林秀，一木壮太郎．美日航母太平洋海战[M]．贾璞，李楠主编．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5.

209．金东吉编译，薛衔天审订．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210.［美］奥利弗·诺斯，乔·马瑟．制霸太平洋：从珍珠港到东京湾[M]．闻立欣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211．侯鲁梁，侯荷洁．日美岛屿争夺战[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212．唐茜，丛丕．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陆军联队全史[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213.［美］艾迪·鲍尔，从战略大轰炸到莱特湾海战[M]．郭玮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

214.［美］詹姆斯·D．霍恩费舍尔，莱特湾大海战[M]．余渭深，王旭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215．王国林．1942：轰炸东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16．唐茜．风花雪月：日本海军名舰全史（全3册）[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太平洋战争　Ⅳ

艰难时刻

青梅煮酒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洋战争．四，艰难时刻／青梅煮酒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143-6755-3

Ⅰ.①太… Ⅱ.①青… Ⅲ.①太平洋战争－史料 Ⅳ.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5783号

太平洋战争．四，艰难时刻

---

作　　者：青梅煮酒

责任编辑：姚冬霞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字　　数：470千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1

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6755-3

定　　价：68.0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章 鏖战菲律宾 阿喀琉斯之踵

攻击目标，马尼拉！

“珍珠港第二”

防不胜防

退守巴丹

“阿卡迪亚”会议

逃跑的“英雄”

第二章 魔爪伸向爪哇岛 徒有虚名的四国联军

抽丝剥茧

爪哇海战

绝望的奔逃

等时局好转时再见吧，女王万岁！

第三章 缅甸泥淖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英军败失下缅甸

铁血远征

腊戍一失，满盘皆输

魂断野人山

第四章 锡兰海战 东进？南下？西进！

日军空袭科伦坡

世界第三赶跑了世界第一

第五章 杜立特空袭 舰队来了新掌门

隔靴搔痒

牛人杜立特

东京上空三十秒

艰难营救

第六章 最后的堡垒 最大规模的投降

巴丹死亡行军

黎明前的黑暗

附录：参考书目

第一章　鏖战菲律宾

阿喀琉斯之踵

在西太平洋上，有一个美丽的群岛叫菲律宾。这个位于亚洲东南部的群岛，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遥遥相对，西南隔苏拉威西海、巴拉巴克海峡与荷属东印度、马来西亚相望，西濒中国南海，东临太平洋。群岛由7107个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组成，总面积29.97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18533公里，其中吕宋岛、棉兰老岛、萨马岛等11个主要岛屿占了总面积的96％。这里雨水丰沛，花草、果木繁盛，香蕉、凤梨、杧果等物产享誉海外，享有“太平洋果盘”“花园岛”之美誉。

菲律宾人的祖先是亚洲大陆的移民，大约在14世纪在这里建立了苏禄王国。1417年，苏禄群岛上的三位国王曾组成340人的友好使团前往中国访问，受到明永乐大帝朱棣的隆重接待。其后，群岛居民与中国的明、清两朝多有往来。

1521年3月17日，一群西方“文明人”登上了萨马岛，他们来自一支西班牙船队。4月27日，西班牙人在马克坦岛遭到当地人围攻，他们的头领在泰加罗土著的刀箭下一命呜呼。这位带头大哥就是著名的航海家，当时受雇于西班牙国王的葡萄牙人费迪南·麦哲伦。

麦哲伦之死为殖民者提供了绝好的借口，大批西班牙侵略者接踵而至。1565年，这里已完全沦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人用王储菲律普的名字命名这个群岛为“菲律宾”。此后300多年，菲律宾人追求民族独立的反抗斗争从未平息。

1898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在与新贵美国人的争斗中失败。在后来签署的《巴黎和约》中，西班牙被迫将古巴、波多黎各的统治权转让给美国。唯独菲律宾，美国人付出了2000万美元的代价，菲律宾从此成为美国远东唯一的殖民地，也是他们染指亚洲的绝好跳板。之前1895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侵占了中国的台湾。从美国人踏上菲律宾群岛那一刻起，在相距800公里的距离上，他们的星条旗就开始与日本的太阳旗隔海相望。

在攻占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战斗中，美国远征军中的一名准将旅长作战英勇，表现堪称出色。美国占领菲律宾后，这个叫阿瑟的美国准将被任命为美军马尼拉驻防司令。在随后的岁月里，阿瑟采取强硬手段镇压菲律宾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因功晋升少将军衔，并被任命为驻菲美军司令官和军事总督，进入其军事生涯的巅峰期。

阿瑟的先祖是苏格兰人，曾经参加过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到1825年，他的父亲老阿瑟随寡母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移民到美国的马萨诸塞。老阿瑟1871年曾被格兰特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显赫一时。阿瑟原本准备进入西点军校深造的，他的父亲曾写信给林肯总统请求推荐，但未获成功。1862年，阿瑟参加了著名的南北战争。由于在战斗中屡建奇功，19岁的阿瑟成为北军中最年轻的团长和陆军上校。战争结束后，他选择继续做一名职业军官，军阶从战时的上校降为上尉。阿瑟在上尉军衔上度过了整整23个春秋，直到1889年44岁时才晋升少校。1875年，阿瑟和富家女玛丽·平克尼·哈迪结婚，平克尼于1876年、1877年和1880年先后为阿瑟生下了三个儿子，其中老大后来成为一名海军军官，二儿子不幸夭折。她的小儿子，后来成为太平洋战争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全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美国一些传记作家常常如此描述这位著名的陆军五星上将：出身名门，风度翩翩，作战勇敢，指挥果断，爱慕虚荣，倔强顽固。他标志性的打扮是玉米芯烟斗、雷朋黑色墨镜、卡其布素色军装、卡里玛军用皮靴或拉菲尔皮鞋、珍珠把手枪。不管出现在哪里，他都是最受关注的核心人物。他获得的奖章和他受到的指责几乎一样多，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位将军都多。他是美国将军中唯一参加过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的人。他是军人的楷模，认为“军人嘛，迎接战争就像迎接每天升起的太阳一样”。他通晓意、法、德、西等四国语言。他的杰出表现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敬，连敌人都认为“他是一名真正的英雄”。2002年，在日本的一次评选中，他被评为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即使在今天，日本的麦克阿瑟纪念馆也总是游人如织。在韩国仁川，塑有他手持望远镜的雕像。在菲律宾，每次部队集合点名时都会有一名军官大声喊道：“麦克阿瑟！”然后全体军人齐声回答：“精神犹在！”

188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出生于美国南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座普通军营。从那一时刻开始，一直到1964年在沃特·里德医院去世，他没有一个小时是在美国军队以外度过的。当他还是个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就已经开始熟悉军营的生活。每天早上，父亲都会准时走进他的房间，朝他大声喊道：“起床了，中士！”他会立即睁开眼睛站起来举手敬礼。麦克阿瑟自幼视父亲为一生的偶像，晚年他曾说：“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军号声，而这一切都是父亲给我的。我的父亲不仅给予我生命，而且给予我一生的职业道路。”父子俩的戎马生涯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曾获得国会荣誉勋章，都在菲律宾达到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都念念不忘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未来的重要意义，都同文职官员闹得不可开交并因此影响了前程，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小学时期的麦克阿瑟成绩平平，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厌烦学习，注意力不集中，聪明却不刻苦”，学习成绩勉强算是中等。13岁那年，在进入一所军队中学后，他的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到1897年毕业时，各门功课平均成绩达到97.33分，名列全校第一。中学毕业后，麦克阿瑟的愿望是进入陆军最高学府——西点军校。当时要进入这所学校必须有国会议员、政府要员等社会名流的推荐，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推荐者，和父亲一样，他的第一次努力未能如愿。

经历过一次失败，麦克阿瑟在1899年成功以93.3分——第二名成绩还不到8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点军校。第一学年结束时，他的成绩在全班134名学员中名列第一。在其后三年中，他的成绩除了第三学年降到第四之外，其余均为第一，毕业时平均成绩为98.18分，这是西点建校以来的最高成绩。

此外，酷爱体育运动的麦克阿瑟还练就了健康的体魄。在校期间，他已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曾连续三年获得同级学员中的最高军阶：二年级时任学员下士，三年级时任第一上士，四年级时任全学员队的第一上尉和第一队长。在西点军校历史上，之前获得这一荣誉的只有三个人。

麦克阿瑟性格要强，处处要争第一。他被誉为“军校有史以来最英俊的学员”“典型的西部牛仔”。他成绩优异、风流倜傥，加上是名人之子，追他的女孩儿可能与他追的女孩儿一样多。流传最广的是他同时与8名女子订婚，打破原来有人保持的7人纪录。这似乎不太可能，他倒有可能同时与8个女孩儿约会。其实对麦克阿瑟来说，多少人不要紧，第一名才最重要。如果纪录是10个，他就会朝11个进军。和8个女孩儿订婚的传闻后来被他大笑着否认：“跟敌人打仗也没这么激烈呀！”

麦克阿瑟的一生都与菲律宾有缘。从西点毕业后，他作为美国工兵第三营的少尉军官，踏着父亲“闪光的足迹”到菲律宾执行勘测任务，首次勘测地就是当时一点儿都不著名的莱特岛。麦克阿瑟负责南部岛屿进行的建筑项目，监督莱特岛塔克罗班的码头建设等。此时他绝对想不到，1944年10月20日，当他率领美军庞大的反攻部队登陆莱特岛时，40年前他监督建设的码头仍然挺立在那儿，像老朋友一样欢迎他的到来。

彼时的菲律宾并不平安，到处是反美游击队。1903年11月，麦克阿瑟在吉马里斯岛执行任务，遭到两名游击队员的袭击，其中一颗子弹掀掉了他的军帽。他当即拔枪还击。有惊无险的战斗给青年麦克阿瑟留下这样的回忆：“像所有边民一样，我的手枪弹无虚发，当场将那两个人击毙。”这可能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动手杀人。这段经历，麦克阿瑟无数次主动传颂，几乎为他认识的所有人熟知。

1904年春，麦克阿瑟晋升中尉。在马尼拉的一次晚宴上，他结识了两位从圣托马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一个叫曼努埃尔·奎松，另一个叫塞吉奥·奥斯梅纳。三位年轻人从此成为挚友。这两个人后来分别成为菲律宾共和国的第一、第二任总统。1942年3月，当时的总统奎松与麦克阿瑟一样狼狈地逃离菲律宾。1944年10月，出生于中国的继任总统奥斯梅纳又将跟着他风光无限地打回来。

由于不适应菲律宾的气候和生活，麦克阿瑟经常因疟疾发烧出汗、颤抖，还染上了热带癣菌病。1904年10月，他回美国休养，也就在这年，日俄战争爆发。对远东有着浓厚兴趣的阿瑟希望能观摩日俄战争。1904年12月，他被任命为美国驻东京使馆临时武官。麦克阿瑟请求以战时观察员身份随父亲前往，但因军阶太低、资历过浅未能获准。翌年9月，由于阿瑟的助手奉调回国，麦克阿瑟幸运地接替了父亲副官的职务，并于10月第一次到了横滨，此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

根据国内的要求，阿瑟父子开始对战后日本的军事实力进行分析评估。他们考察了一些日本军营，之后到了新加坡、爪哇、缅甸、印度和越南等地，最后到了中国青岛，当时那里是德国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8个月的远东之行对麦克阿瑟的一生影响巨大，后来他回忆说，远东对他有着“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使我一生的全部岁月增辉生色，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从那时起，麦克阿瑟对日本人有了戒心。他后来在考察报告中写到，他与之打过交道的日本军官个个“残酷无情，沉默寡言，冷若冰霜，性格坚强”，日本普通士兵的“勇敢和无畏”也给年轻的麦克阿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阿瑟的仕途很快遇到问题。在争夺菲律宾实际控制权的斗争中，阿瑟败给了文官威廉·塔夫脱，最终被解职回国赋闲。后来塔夫脱出任陆军部长，再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这预示已被授予荣誉中将军衔的阿瑟彻底失去升迁希望。1909年，彻底心灰意冷的阿瑟退出服役47年的美国陆军告老还乡。三年之后，这位名噪一时的“菲战英雄”在一次老兵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因心肌梗死猝逝，年67岁。

现在麦克阿瑟一切只能靠自己了。起初他的职业生涯还算顺利，1906年被选派到华盛顿高级工兵学校进修一年，同学中就有后来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第六集团军司令官沃尔特·克鲁格等。同年12月，在父亲老部下、当时陆军参谋长富兰克林·贝尔将军的关照下，麦克阿瑟开始兼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陆军低级副官。

其间，麦克阿瑟遭遇了感情生活的第一次挫折。他向一个叫斯图尔特的美丽姑娘求婚，甚至写了一部长达27页的爱情诗歌剧，也未能打动姑娘的芳心，求婚最后仍遭拒绝。由于过分沉溺官场和社交活动，他的学习成绩很不理想，远远排在第一名的马歇尔之后，毕业后被委派到一个等级最低的连队当了连长。眼看前途无望，平克尼试图让儿子改行。她给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哈里曼写信，在铁路上为儿子找一份新工作。母亲的举动让麦克阿瑟无比震惊，他是不可能离开军营的。麦克阿瑟因此迅速振作起来，重新焕发活力的他，再次成为众人眼中的出类拔萃者。1911年2月，31岁的麦克阿瑟晋升上尉，在第二年进入美国陆军部。由于在之后的墨西哥战争中表现出色，麦克阿瑟于1915年晋升少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麦克阿瑟积极参与了美国陆军的扩建。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加对协约国作战。麦克阿瑟向陆军部长贝克提议，将26个州国民警卫队各师的编余部分正式编成一个师，并解释说这个师的兵员来自全国各地，就像一条横跨长空的彩虹一样。贝克接受了他的建议，并给这个第四十二师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彩虹师”，麦克阿瑟被破格提拔为该师上校参谋长。和尼米兹一样，麦克阿瑟也没有任过中校。

奔赴欧洲作战的麦克阿瑟迅速脱颖而出，在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不避艰险。一次战斗中，他组织并随同一个夜间侦察小分队行动，途中遇到德军炮火的猛烈打击，最后活着回来的只有他一个人。由于拒绝佩戴防毒面具，麦克阿瑟曾两次中毒，其中一次差点儿导致失明。还有一次，在乘车去前线的途中遭遇德军机枪的扫射，虽然汽车报销了，但麦克阿瑟和司机均安然无恙。另一次，他的指挥部遭到德军炮击，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只有麦克阿瑟稳如磐石。他镇定自若地告诉大家：“整个德国还未能造出一发打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对于他带头冲锋陷阵的做法，美国远征军司令官潘兴上将就不以为然：“将军身先士卒，挥舞着军帽，高呼‘弟兄们冲啊’的时代在实战中已经成为历史。”

还有一次，麦克阿瑟和巴顿在同一座高地上指挥战斗。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卷起的尘土扑面而来。以勇猛著称的巴顿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麦克阿瑟却纹丝未动，还不失时机地幽了巴顿一默：“别害怕，上校，你是听不到打中你的那发炮弹的。”后来巴顿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麦克阿瑟很喜欢到普通士兵中了解情况。一次，他到连队，问一名士兵是否见过自己的上校团长。士兵说没有。那见过营长吗？士兵回答也没有。旁边一名士兵高声喊道：“但是我们见过您！”麦克阿瑟高兴地咧开大嘴笑了。

其间，麦克阿瑟因“沉着冷静和高度勇敢”多次获得诸如十字军功章、服务优异十字勋章、紫心勋章等，他的照片频频出现在各大报纸显著位置。但相比军功，人们更容易记住的是麦克阿瑟与众不同的扮相：头戴软帽，身穿高领毛线衫，脖子上围着长围巾，腿上绑着闪光的裹腿，手里拎着马鞭。这身奇装异服很快为他赢得了“远征军中花花公子”的光荣称号。在一次男子单身舞会上，外边至少有200个姑娘在窗边看着他，因为“麦克阿瑟将军实在太英俊了”。还有一次，在被记者问及为什么要穿着怪异时，麦克阿瑟坦率地回答“为了一举成名”。

1917年6月26日，37岁的麦克阿瑟晋升准将，后接任第八十四步兵旅旅长。在他离开司令部前往就任旅长时，“彩虹师”的参谋送给他一个金质烟盒，上面刻着“给勇者中的最勇者”。

就在他到任旅长后不久，师长梅诺尔问他属下的一名新兵是否知道旅长的名字。“麦克阿瑟将军，长官。”士兵自豪地回答道。“他是什么样的将军呢？”梅诺尔继续问道。他本意是想让士兵回答“准将”，但那名士兵思索半天，满脸笑容地告诉师长：“好吧，我来告诉您，以上帝的名义，他是位使敌人屁滚尿流的将军！”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司令部一名军官到旅部来找麦克阿瑟，途中遇到一名淋得落汤鸡似的士兵：“如果见到麦克阿瑟将军，你能认出他来吗？”“天哪，长官，”那名士兵回答，仿佛不相信世上竟有如此无知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认识麦克阿瑟将军。”

由于“彩虹师”功勋卓著，身为主要指挥官的麦克阿瑟自然成了风云人物，他获得的勋章多达15枚，成为一战中美军受勋最多的军官。麦克阿瑟一生对荣誉的追求近乎病态——那众多荣誉中的某一项给予某一个人都足以使之终身受用。后来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他还特意改革了陆军授勋制度，以使自己能够得到所有的勋章。他一生获得的勋章如果都戴上，肯定能盖住肚脐眼，估计打造一副铠甲绰绰有余。战争结束前，他被任命为“彩虹师”师长。

1918年4月，麦克阿瑟载誉回国。翌年6月，年仅39岁的麦克阿瑟受命出任西点军校第三十二任校长，成为西点建校以来第二年轻的校长——南北战争的英雄托马斯·鲁格上校在1871年就任第十九任校长时只有38岁。

受一战影响，当时的西点可以说一塌糊涂，几乎沦为不伦不类的短期培训班。起初麦克阿瑟不太愿意去，认为自己“是个打仗的，不是教育家”，况且“那儿很多人都是我的老教授”，但后来他还是接受了任命。一战已经结束，美国在1920年实施了大幅度裁军。在战争中获得临时高级军衔的军官大多数要被降回原来的军阶。巴顿和马歇尔从上校降为少校，艾森豪威尔从中校降为上尉。按此推断，麦克阿瑟应该降为少校，正是西点军校校长的职务让他保留了准将军衔。

麦克阿瑟将“责任·荣誉·国家”作为治理西点的座右铭。学校体育馆上方，悬挂着麦克阿瑟亲笔题写的书匾：“今天在友好场地上播撒下的种子，明天一定会在战场上收获胜利的果实！”针对西点的诸多弊病，麦克阿瑟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出色地度过了三年任期，使原来死气沉沉的西点获得了新生。麦克阿瑟的许多作为至今仍为人诟病，唯有西点这段经历取得的成就毫无争议。

其间，麦克阿瑟校长还有一项重大收获。之前他那些数不清的风流韵事总是只开花不结果。在西点的第二年，老大不小的麦克阿瑟遇到了一生中的第一个伴侣。

1920年秋天的一次舞会上，年届不惑的麦克阿瑟结识了一位富有的小寡妇叫路易丝·布鲁克斯，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之前路易丝的名声似乎并不太好，据传她曾与英国的贝蒂上将有染，还和潘兴上将有着藕断丝连的暧昧关系。这一时间她正与潘兴的秘书——38岁的奎克梅尔上校谈对象，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麦克阿瑟素来与潘兴不睦，他的横刀夺爱更加剧了两人的矛盾。

报应来得很快。1921年8月，潘兴出任陆军参谋长，仅仅三个月后，麦克阿瑟就接到了调令。在第二学年结束之际，他将提前一年结束校长任期，再次到菲律宾执行海外勤务。在离开军校那一刻，麦克阿瑟安慰自己：“在旧军校的废墟上，我创建了一所新的西点——强盛不衰、充满活力。”

麦克阿瑟离职的消息，于1922年1月也就是他与路易丝宣布订婚之际公之于众。喜欢这类话题的当属那些新闻记者，他们纷纷把昔日有关潘兴和路易丝的绯闻抖了出来，猜测潘兴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并把他“流放”海外，与麦克阿瑟博得路易丝的芳心有关。到最后潘兴不得不出面澄清，公开否认陷入同一个下属军官争风吃醋的三角关系。他怒气冲冲地告诉记者：“都是他妈的胡说八道。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被派往菲律宾，是因为在可派往海外服务的军官中他是最出类拔萃的。我非常了解他，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杰出的军人。”

1922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麦克阿瑟和路易丝喜结连理。对前途无量的儿子娶了一个带着两个小孩儿的寡妇，平克尼一直表示反对，最后反对无效的老太太一气之下拒绝参加儿子的婚礼。同年冬天，麦克阿瑟偕娇妻及两个“小油瓶”前往菲律宾任马尼拉军分区司令。这是一个为他特别增设的职位，麦克阿瑟手下只有500人，他自嘲说管理那些工作只需一名中尉足矣。

后来美国菲律宾师成立，麦克阿瑟担任其中一个旅的旅长。在此期间，他已经开始为菲律宾的未来防务进行谋划。10多年前他曾经勘测过巴丹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他意识到关键的战略要点是马尼拉湾，菲律宾防御的重点在于巴丹半岛和马尼拉湾中的小岛科雷希多。在此期间，他重新与奎松建立起密切联系，此时的奎松已经成为菲律宾的政治明星，正致力于菲律宾的独立。

尽管因为婚事与麦克阿瑟几乎翻脸，但儿子毕竟是自己的，平克尼依然几十年如一日给她认识的所有大人物写信，推荐自己能干的儿子。在写给潘兴的信中，平克尼字里行间热情洋溢、奉承讨好，她恳求潘兴将自己的儿子晋升为少将，“只要您大笔一挥，就可以使他得到升迁”。不知道那些信的效果如何，但1925年1月，45岁的麦克阿瑟晋升为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随后他奉调回国，先是担任设在亚特兰大的第四军司令官，后被调往巴尔的摩负责第三军。

突如其来的爱情之花绽放得快，凋零得也迅速，路易丝与麦克阿瑟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路易丝属于新潮时髦人物，喜欢股票和爵士音乐，对枯燥无味的军旅生活毫无兴趣。她曾力劝丈夫退出军界，到经济圈做生意，而麦克阿瑟对那些全然不感兴趣。到1927年夏天，两人的关系最终破裂并开始分居。

1927年秋，美国奥委会主席突然去世，作为著名业余运动倡导者的麦克阿瑟意外被推选为参加荷兰奥运会的美国奥运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了阿姆斯特丹第九届夏季奥运会。在开幕式上，麦克阿瑟挺直腰板走在队列最前面，还荣幸地与荷兰威廉明娜女王共进晚餐。美国人在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创造了7项世界纪录和17项奥运会纪录，带回国的金牌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两倍还多。

回国之后，麦克阿瑟再次奉命前往马尼拉，担任他父亲曾经担任的职务——驻菲美军司令。此时的菲律宾总督就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和他父亲同文官的关系处得很糟一样，麦克阿瑟与史汀生的关系并不融洽。前者看见后者就烦，而史汀生同样厌恶说起话来唾沫星子乱飞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与路易丝的裂痕已完全无法修补。菲律宾太简陋了，路易丝要待在纽约，过那种她认为的奢华生活。1929年6月，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分道扬镳。路易丝后来又结过两次婚，均以离婚告终。最终路易丝去世时，在海外征战的麦克阿瑟甚至都不知道。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史汀生回国出任国务卿。胡佛当政对麦克阿瑟是个好消息，两人在一战时就有交往，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很快就有了让麦克阿瑟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消息。麦克阿瑟考虑到当时正值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和平主义思潮高涨，军费开支必将缩减，唯恐出力不讨好，遂有推辞之意。平克尼则力劝儿子接受新职，声称“如果你表现出怯懦，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为此感到羞耻”。1930年11月21日，麦克阿瑟宣誓就任陆军参谋长，领临时陆军上将军衔。他的任职得到了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的支持。这个赫尔利在中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50岁的麦克阿瑟就此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也是当时美国唯一的四星上将，军队里唯一一辆高级轿车归他专用，年薪高达10400美元。母以子贵，比麦克阿瑟更高兴的是平克尼，她抚摩着儿子肩膀上的四颗星，骄傲地说：“道格，要是你爸爸能亲眼看见那该多好！他未了的愿望你全都实现了。”

在遭受严重经济危机的20世纪30年代，作为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不可能大有作为。在倡导陆军机械化建设的同时，麦克阿瑟更多的精力是与那些要求削减军费的政府官员和议员做斗争。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连总统都无法应对，更别说一个小小的陆军参谋长了。除了在国会据理力争反对削减军费，麦克阿瑟还到处发表演说，严厉抨击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鼓动美国积极备战，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下一次战争。他甚至拒绝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因为“杜绝战争的办法是制止战争，而不是解除武装”。

麦克阿瑟的言行赢得了无数的反对者。批评者称他为“大众钱包无耻的掠夺者”“盗贼”“战争贩子”“虚张声势的好战分子”。内政部长伊克斯恨透了麦克阿瑟，一提到他就目露凶光。伊克斯夸张地说：“像麦克阿瑟那种人，就算他上天堂时，连上帝也会走下宽大的王座鞠躬迎他入座。”事实证明，麦克阿瑟是一名出色的军人而非政客，身为陆军参谋长的他曾于1932年披挂上阵，亲自镇压那些生活贫困的一战退伍军人。当时已经在他身边工作的艾森豪威尔对此颇有微词。

作为总统的远方亲戚，麦克阿瑟与罗斯福的关系一直不睦。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后开始在国内推行“新政”，陆军军费连年缩减。多年海军部长助理的经历使罗斯福对海军情有独钟，何况以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平时期的陆军建设并不十分急迫。上任不久的罗斯福就下令削减陆军军费预算51％，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军的预算也大幅度削减。为此，麦克阿瑟警告道：“陆军的兵力及战备水平已处在危险线之下。”1934年，麦克阿瑟与罗斯福就陆军军费削减展开了激烈争论，他愤怒地告诉总统：“当我们在下次战争中遭到失败，一个美国士兵被敌人的刺刀刺进肚皮，被敌人的双脚踩在喉咙上而发出最后的诅咒时，我希望他咒骂的不是我麦克阿瑟，而是你罗斯福！”

罗斯福气得脸色铁青，他对着麦克阿瑟怒喝道：“你不该对你的总统如此说话！”麦克阿瑟也意识到话有点儿过头了，他不服气地向总统道了歉，并声称要辞去参谋长职务。最终双方都做了让步，麦克阿瑟保留了参谋长职位，而1934年的陆军预算，不但没有缩减，还比上年略有增加。陆军部长德恩兴奋地告诉麦克阿瑟：“是你拯救了美国陆军！”当时不知出于愤懑还是故意奚落罗斯福，一出大门，麦克阿瑟就在白宫的台阶上呕吐起来。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麦克阿瑟身边始终缺乏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马歇尔的升迁一直受到麦克阿瑟的压制。1933年，他甚至让马歇尔中校到一支非正规部队任职，这对一名军人来说，往往预示着职业生涯的终结。马歇尔请出了潘兴帮自己说情照样被拒，他就此度过了一段很不愉快的时光，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愁容满面，从未笑过”。后来马歇尔晋升准将时，麦克阿瑟同样一直在前面拦路。直到麦克阿瑟卸任参谋长之后，马歇尔才最终得以晋升。

1934年，麦克阿瑟参谋长的任期届满。大家普遍认为，与总统有过不少过节的麦克阿瑟将很快卸任。但这一年的12月12日，罗斯福以没有合适人选接任为由，宣布麦克阿瑟留任原职。当时及后来无数事实表明，罗斯福内心对麦克阿瑟并不感冒。仅仅10个月后，1935年10月1日，任期未满的麦克阿瑟正式离任陆军参谋长。

新问题很快出现，那就是麦克阿瑟的去向。此时他才刚满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当打之年，继续充任军职理所当然。但在担任了陆军最高职务后，再屈就较低的官职，对麦克阿瑟及其继任者来说都很尴尬，罗斯福对此颇感为难。

新转机马上就到。1935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菲律宾成为美国的自治联邦，美国允诺10年之后给予菲律宾独立地位。但在独立之前，美国对这一群岛仍拥有主权，继续管理其外交事务并承担其防卫责任。

此时，麦克阿瑟的老朋友、国民党党魁奎松已成为菲律宾无可争辩的政治领袖，有绝对把握当选第一任联邦总统。奎松一生都在为菲律宾的独立而奋斗，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宁愿生活在菲律宾人统治的地狱里，也不愿生活在美国人统治的天堂中”。奎松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独立的联邦政府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军队，不能总是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别人的保护之下。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奎松专程拜访了刚刚赋闲在家的麦克阿瑟。

此时的奎松已经意识到了来自北方日本的威胁，于是诚邀麦克阿瑟到马尼拉出任自己的军事顾问，帮助菲律宾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规划群岛未来的防御。奎松直截了当地问：“你认为菲律宾独立10年后会有自我防御能力吗？”麦克阿瑟坦率地回答：“我想不行。我知道这些岛屿可以受到保护，当然你得有所需的财力。”菲律宾显然无力大规模组建正规军，麦克阿瑟建议他们效仿瑞士“建立以少量精英为核心的全民皆兵模式”。

麦克阿瑟本就对菲律宾有着特殊的情感，奎松的邀请像是他正瞌睡时有人递上了枕头，两人一拍即合。此前蒋介石也曾向麦克阿瑟发出过类似邀请，请他到中国帮助训练军队用于对付日本人，麦克阿瑟并未答应。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创建那样一支军队至少需要20年，另一方面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的防务仍归美国负责，罗斯福对此自然不会阻拦，迅速批准了麦克阿瑟的申请。当时谁也未曾料到，这一看似普通的任命将会改变岛国的未来命运。

即将赴菲就任之际，麦克阿瑟与总统之间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麦克阿瑟是个把脸看得比命都重要的人，他希望到达菲律宾之前罗斯福暂时不要宣布他的解职令，那样他必须由临时上将回到原来的少将军衔，他希望自己出现在马尼拉时仍然能肩扛四颗星。这一幼稚可笑的要求引起了罗斯福的反感。尽管他当时表示同意，但后来很快改变了主意。麦克阿瑟从旧金山登船出发之际，陆军部宣布了解职令，使麦克阿瑟肩扛四颗星进入马尼拉的梦想成为泡影。得知消息的麦克阿瑟怒不可遏，指责罗斯福是故意羞辱他。据艾森豪威尔回忆，麦克阿瑟当时咆哮如雷，大骂“政治家行为不检，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目中无人，蔑视宪法，愚蠢无知，世界将由此走向地狱”。罗斯福此举的用意或许是想借此杀一杀这位前任参谋长的傲气，这是他对付桀骜不驯之徒的惯用手法。

用“官场失意，情场得意”形容此时的麦克阿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航行途中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麦克阿瑟邂逅了一位37岁的未婚女子，她的名字叫琼·玛丽·费尔克洛思。小巧玲珑的琼性格开朗，说话风趣，有着一双淡褐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秀发，麦克阿瑟立即被她的绰约丰姿深深吸引住了。琼于1898年12月28日生于田纳西，祖父曾经是南军的一名上尉，家族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琼从小就喜欢听战争故事，仰慕军人，向往军旅生活。她父亲拥有一家面粉厂、几个面包房和一家当地银行的大量股票。父亲去世时给她留下了20万美元的丰厚遗产，从那时起，琼就开始周游列国，她此行的目的是到中国上海游玩。

两人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此时麦克阿瑟虽然已经55岁，但依然像40多岁的壮年人，褐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腰板挺得像旗杆一样直，英俊潇洒之中透露出一种成熟男人的独特魅力，加上一身剪裁合体的将军服和那始终不离手的玉米芯烟斗，更显得风度翩翩、英气逼人。琼当即决定不去上海了，直接跟麦克阿瑟去马尼拉。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边美人尚未入怀，那边老娘平克尼却在刚刚抵达马尼拉不久的12月3日病故。悲恸万分的麦克阿瑟精神颓丧，几个月都未能振作起来。他说：“母亲对我从小就开始培养，她经验十分丰富，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四星将军。”母亲去世后，麦克阿瑟一直带着她的胡桃木拐杖，他还把母亲用过的《圣经》放在床头每晚读几页。这是个虔诚的仪式，既是尊重他所祈祷的上帝，也是缅怀深爱的母亲。在那些悲痛欲绝的日子里，琼始终不离左右，给他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抚慰。

1937年4月30日，麦克阿瑟与琼在纽约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蜜月之后，他偕夫人一起返回马尼拉。谁也未料到麦克阿瑟的这次离开足足有14年之久，当他再次踏上美国土地时，已经是他在朝鲜战争被免职后的1951年。

1938年2月21日，58岁的麦克阿瑟老来得子，琼为他生下了他们一生中唯一的儿子。一位朋友在祝贺时调侃道：“没想到你竟然还宝刀不老。”“我也没想到。”麦克阿瑟大笑道，他对自己做了父亲显然非常高兴。

为了纪念父亲，他为儿子取名阿瑟，而不是像山本五十六他爹那样起个“道格五十八”。由于与麦克阿瑟关系亲密，奎松总统夫妇充当了小阿瑟的教父、教母。老年得子的麦克阿瑟可谓“意气风发奔向新时代”，他为琼和阿瑟请了一个保姆。让老酒略感纳闷的是，在以“菲佣”著称的马尼拉，麦克阿瑟竟然舍近求远，去雇了一位叫阿珠的广东妇女。看来，在老麦眼中，那些整天嚷嚷着说黄岩岛是他们的人竟然连个保姆都干不好。

从1898年由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起，这一群岛的防御就成为美国颇感头疼的问题。和香港类似，菲律宾的地理条件易攻难守，要守住那些星罗棋布的岛屿比登天都难。海岛众多导致海岸线过长，放眼一望，到处都是登陆场。从后来战争实际进程来看，日本主攻、佯攻的登陆部队有8支之多。实际上，如果兵力充足的话，日军再找8个登陆点也不是什么难题。

在美西战争中，当时的海军部长助理西奥多·罗斯福与麦克阿瑟的父亲老阿瑟一样是上蹿下跳，表现活跃，他后来成为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虽然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出任总统时只有42岁，这一纪录连肯尼迪都未能打破——但大家习惯称之为“老罗斯福”，这主要是相对于他的远房堂侄富兰克林·罗斯福而言。老罗斯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防御条件，在未来与日本人的角逐中，菲律宾将是我们的‘棋子’或‘人质’，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战以后，美国曾在巴黎和会上强烈反对将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交给日本管理，当时的纳尔逊总统说：“日本控制南洋群岛，实际上使美国在菲律宾的防御成为不可能。”随着日本在远东的迅速崛起，菲律宾的安全成为美国人近在眼前的现实问题。

与资源丰富的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相比，菲律宾是一片相对贫瘠的土地。除了水果和黄麻，这里并没有日本人迫切需要的战略资源，如石油、橡胶和锡等，甚至连粮食都无法自给。但它就像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朝鲜、欧战之初的波兰一样，作为“控制太平洋大门钥匙”的菲律宾正好处在日本抢夺资源的必经之路上。为了保护南进的侧翼安全并顺利把抢来的宝贝送回国内，日军必须占领菲律宾。

早在日俄战争之后，美日双方就已互将对方作为未来的假想敌。为保护在远东的利益以及菲律宾的安全，美国认为，必须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大型海军基地并进驻强大兵力。基地选址有两种：第一菲律宾，第二夏威夷。和日本陆海军素来唱反调类似，在基地选址问题上美国陆海军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陆军强烈主张菲律宾，海军赞成夏威夷。菲律宾陆地面积大，将这儿当基地，陆军无疑是主角。夏威夷弹丸之地，四周全是大海，肯定是海军领衔主演。到1908年1月，美国最终选中了夏威夷的珍珠港。从太平洋全局战略出发，珍珠港基地不仅能保卫夏威夷，还可以作为防卫美国西海岸的缓冲地带，毕竟菲律宾离美国太远了。真要把基地选在那里，一旦打起来，补给都成问题——后来果真就是那样，而位置适中的珍珠港，进可攻，退可守，因此老酒也赞成海军的想法。

基地建在了珍珠港，可菲律宾的防务并未解决。作为补充，美军决定在菲律宾再修建一个乙级海军基地。于是陆海军再度开吵，海军认为应该选在苏比克湾，陆军以那里无法防御来自陆地的进攻坚决反对，提出建在马尼拉湾的甲米地，那里便于将防御力量集中于马尼拉湾及周围地区。上次是海军占了便宜，这次陆军终于得偿所愿。这一计划使马尼拉湾口的科雷希多岛变得异常重要，必须建成坚不可摧的海上要塞。

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有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作战计划，分别针对不同的假想敌，综合起来，有个颇具诗意的名字叫“彩虹”计划，其中“黑色”代表德国，“红色”代表英国，“绿色”代表墨西哥，“橙色”代表日本。一战以后，“黑色”的德国战败了。“红色”的英国在战争中耗尽了体力，在经济上已无力与美国竞争，况且两国关系越来越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绿色”的墨西哥太弱，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增强，美国不去欺负它已经算不错了。算来算去，最具威胁的敌人只剩下了“橙色”的日本。日本通过一战，实力得到增强，在从德国人手中抢走了三大群岛之后，在太平洋上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推进了5000公里，使得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和关岛已成为孤立的据点。

一切预示着以日本为假想敌的“橙色”计划变得越来越重要。1922年，美国“橙色”计划关于对日作战、防卫菲律宾的要点是，一旦菲律宾遭到敌人的攻击，驻守该岛的美国守卫部队将在亚洲分舰队的支援下坚守6个月，迟滞敌军的行动，然后撤退到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阻止敌人进入马尼拉湾。因为当时珍珠港基地尚未竣工，因此计划由美国舰队从西海岸赶来增援，与敌海军力量进行决战，将敌登陆部队赶下大海取得完胜。

对这一计划，美国海军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经常按照计划进行演练。陆军对此缺乏兴趣并提出质疑，认为该计划实施起来难点颇多。日本人夺取的三大群岛是美国舰队驶往菲律宾的必经之地，也就是说美国舰队必须在敌方岛屿陆基飞机的眼皮底下通过太平洋，这就使该计划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是不现实的。尽管陆海军都意识到了计划的缺点，但也并未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新方案来取代“橙色”计划。所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一计划一直是美国在菲律宾奉行的军事战略。1935年4月，美军对“橙色”计划进行了修订，依然是原来的老调子，也没有人真正去关心这事儿。

麦克阿瑟的到来真正改变了菲律宾的命运，他着手组建菲律宾军队。他的想法是模仿瑞士模式，只保留少数常备职业军人，其余按国土面积分为10个军区，每区每年抽训4000名民兵。他还仿效西点军校在避暑胜地碧瑶建立了一所培训军官的军事学校。此外，麦克阿瑟还计划建立一支拥有50艘小型高速鱼雷快艇、250架飞机的海空武装力量。

对此，奎松总统给予大力支持，除聘请麦克阿瑟担任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顾问，还授予他“陆军元帅”称号。从奎松手中接过那根镶有11盎司黄金的元帅权杖时，麦克阿瑟说了句很经典的话：“只有那些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奎松给他开出的年薪是18000美元，外加15000美元补贴，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麦克阿瑟还向奎松提出，如果他的防御计划被接受的话，到1942年，菲律宾每为防务开支100美元，他提成46美分。这些加上年薪和补贴，麦克阿瑟可谓是“不差钱”。后来，奎松因此付给麦克阿瑟50万美元，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

从此，“麦帅”经常身穿自己设计的“菲律宾陆军元帅”军服，手提金色“元帅杖”，在豪华的马尼拉酒店顶楼平台上悠闲地散步。一眼望去，风光旖旎的马尼拉湾尽收眼底。一些批评者因此送给他一些不无讽刺意味的雅号——“吕宋岛的拿破仑”“拉美香蕉园的独裁者”等。

对麦克阿瑟那套华丽的元帅服，美国国内也颇有微词。潘兴就认为那是“虚无的、毫无意义的、有点儿滑稽的东西”。1937年，麦克阿瑟参加华盛顿的一次宴会，“我发现我们有位元帅做伴，”同席的参议员乔治·摩西阴阳怪气地说，“哈，这让我想起了一位美国海军的陆战队上尉。他被派去训练一支小国的军队，那个小国封他为准将。在回国应邀出席宴会时，他问自己的上司、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自己应该穿什么样的制服出席宴会——是穿海军上尉服，还是那支小军队的准将服。上校说：‘在华盛顿，你那种军队的准将只配在厨房里吃饭。’”一席话把麦克阿瑟的脸气成了猪肝色。

对于美国制订的“橙色”计划，麦克阿瑟丝毫不感兴趣，认为它极端没出息，是“全然无用的一纸空文”。永不服输的秉性和对菲律宾的特殊感情使他觉得，必须找出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的有效方法。他反对把部队撤退到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主张坚守菲律宾的“每一寸土地”。他的战略是“滩头防御”——在入侵者刚刚登陆时发起主动进攻，长江后浪推前浪，把敌人拍死在沙滩上。在高手眼里，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麦克阿瑟计划每年为菲律宾训练4个陆军师，这样到了菲律宾独立时的1946年，他们就有了40个师，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抵御一切外来入侵，麦克阿瑟说这是“最低限度”。如果上述目标能实现的话，他认为侵略者至少要3年时间，付出50万人伤亡和50亿美元的代价方能征服菲律宾。

理想很丰满，现实无比骨感。完成这一庞大的扩军计划首先需要的是钱。麦克阿瑟的预算是每年800万美元，这笔钱都需要菲律宾政府负担，由美国以贷款或按价出售军事装备的方式解决。800万美元对于穷酸的菲律宾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许多菲律宾人对此严重不满，因为这势必增加赋税。菲律宾太穷了，他们可以不收钱让麦克阿瑟住最高级的饭店，但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枪炮。

不只是菲律宾，就连华盛顿也对麦克阿瑟的计划表示怀疑。有人担心菲律宾的军事化将引起日本人的严重不安。还有人说训练和武装菲律宾人是危险之举，很可能诱发像1899年那样大规模反抗美国人的流血行动。谨小慎微的陆军参谋长马林·克雷格以该计划不切实际为由极少给予配合，所提供的武器装备既少得可怜又陈旧过时，就这，还是看在麦克阿瑟老领导的面子上特意照顾的。

菲律宾的态度也在摇摆不定。在他们眼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中国竟然在日本人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德国一个月不到就吞并了欧洲军事强国波兰，菲律宾比人家都差远了。奎松的信心开始动摇，在军队建设上也犹豫起来。他尝试寻求与日本妥协，但是委曲求全又是美国绝对不允许的。不管是华盛顿还是麦克阿瑟，都希望即使给予其独立地位，新的菲律宾也必须是一个亲美政权，绝不能让他们倒向日本。奎松试图放弃建军计划通过保持中立来躲避灾难，在多次压缩军事预算的同时，奎松公开声称：“即使每一个菲律宾人都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菲律宾也无法保卫自己。”

奎松的这种态度使麦克阿瑟大为震惊，激烈的争执使两人关系越来越僵。奎松甚至私下请求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弗朗西斯·塞耶，想办法把麦克阿瑟调回美国去。很快麦克阿瑟就接到通知，以后想见奎松必须事先和他的秘书预约，奎松那些奢华的高级宴会也将麦克阿瑟列为不受欢迎的客人。皇帝不急太监急的麦克阿瑟此时不过是一个美国退役军官而已，他现在是给奎松打工，自然拿他毫无办法，他的勃勃雄心很难得以实现。

当时艾森豪威尔还在担任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麦克阿瑟认为他是一名天才，他的杰出才能及写出的报告、信件和备忘录言简意赅，深得麦克阿瑟器重。麦克阿瑟多次派他回国争取支持。由于麦克阿瑟不再具有官方性质，因此军援计划几乎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麦克阿瑟对此焦灼不安。有人告诉他：“如果菲律宾落入日本人之手，你担心什么呢？你个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此，麦克阿瑟郁闷地说：“就我个人而论，我一定不会失败。世界的明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里的成功。也许这些岛屿不是控制太平洋的门户，甚至不是这个门户的锁。但对美国来说，它确实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我绝不会让这把钥匙在我的手中丢失。”

1937年底，麦克阿瑟陪同奎松出访日本、美国和墨西哥三国，日本给麦克阿瑟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那里到处弥漫着战争气氛。彼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奎松认为日本去进攻中国，完全是贪图那里丰富的资源。而菲律宾除了战略地位重要以外，没有值得日本人垂涎的地方。奎松天真地认为菲律宾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在国际上属于主权国家，日本和美国打仗不等于就是和菲律宾打仗。对奎松的来访，日本人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他享受了日本海军的21响礼炮，天皇裕仁亲切接见。但老道的麦克阿瑟还是在东京感受到了无法遮掩的敌意，并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认识，太平洋地区已经处于战争边缘，日本与美国终有一战，战役最先开始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他负责防守的菲律宾。

随后他们一起到了华盛顿，罗斯福根本未把美国扶持上台的奎松放在眼里。由于对奎松一再要求提前独立越来越反感，罗斯福甚至拒绝接见他。要不是麦克阿瑟去大吵一通，这位来自太平洋另一端亚洲小国的首脑，恐怕连白宫的门都进不去。可能正是羞于受到了如此冷遇，奎松后来在与罗斯福举行的会晤中再次提出，要求美国同意菲律宾在1938年12月31日，比原计划提前7年独立，罗斯福当然不会答应。自那以后，华盛顿对马尼拉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从热情的顶点跌到了冰冷的谷底。

1939年9月，欧战爆发。12月，在麦克阿瑟身边竭诚辅佐7年之久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上校辞职回国。麦克阿瑟极力挽留他，认为他回国的决定是错误的，在菲律宾要比在美国做一个无名上校重要很多。奎松同样舍不得艾森豪威尔，他甚至拿出一张签了自己名字的空白聘书，让艾森豪威尔自己填聘金。但艾森豪威尔去意已决，他需要的是事业，不是金钱。睿智的艾森豪威尔兼具政治家的独到眼光，他看出不久的将来，美国必将卷入一场战争，在麦克阿瑟身边，自己不可能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他向两位挽留者表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我的决定”，自己已失去参加上次大战的机会，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山难容二虎”。志向远大的艾森豪威尔与麦克阿瑟的矛盾越来越深。来到菲律宾之后，他感觉与麦克阿瑟越来越难共事，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和关爱。艾森豪威尔和参谋们经常提出一些好的建议，麦克阿瑟不但不接受，反而常常大声呵斥，有时极其严厉，令所有人都无法接受。一次，艾森豪威尔写了一篇关于菲律宾军队建设的文章，准备送报纸发表。麦克阿瑟看后，觉得笔调不错，表示要自己署名发表，并增加一些不相干的内容，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反对。但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文章最后还是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单独发表了。

1936年夏，麦克阿瑟认为罗斯福将在当年的大选中失利，艾森豪威尔认为罗斯福仍将赢得大选，并劝他不要四处散播罗斯福将会败选的言论。对此，麦克阿瑟大发雷霆，说他“愚蠢、胆小、思想狭隘”，结果证明他说的正是自己。

早在1937年，艾森豪威尔就决定离开，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理由。欧战爆发给了他一个最好的借口。艾森豪威尔认为请调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对麦克阿瑟说：“将军，我看美国站在战争以外的局面不会太久了，我要尽快赶回国去。”麦克阿瑟看实在难以挽留，只好签字放人。一名司令部参谋对此讥讽道：“两个人都是主角，但一个舞台是容不下两个哈姆雷特的。”

纵观二战太平洋战场，尼米兹身边可谓群星璀璨，哈尔西、斯普鲁恩斯、弗莱彻、范德格里夫特、米切尔、特纳等将星云集。反之，很难在麦克阿瑟身边找到异常杰出的人物，除了肯尼偶露峥嵘，其他如萨瑟兰、威洛比、克鲁格、艾克尔伯格等鲜有惊人之举，连第七舰队司令官金凯德也无大的建树。这纵然与太平洋战争以海战为主有关，麦克阿瑟本人也难辞其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从未见过尼米兹发脾气，也几乎未见他训过人。即使在莱特湾海战万分危急的紧急关头，他也不过在参谋长建议下向哈尔西发出了那句“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在哪里”的著名电文。反观麦克阿瑟身边，鲜有不挨训斥者，陆军航空兵司令官肯尼曾被他训得当众大哭。他还数次阻止对温赖特的嘉奖和晋升。即使对最信任的萨瑟兰，他还说“这狗杂种不只是不讨人喜欢，还是个糟糕透顶的参谋长”之类的话。艾森豪威尔能力出众，又不愿无端受屈，只能选择默默离开。

接替参谋长职务的是理查德·萨瑟兰上校。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萨瑟兰，1916年从军，曾经参加过一战，进过美国几乎所有的陆军学校，在部队表现很好。萨瑟兰反应敏捷，精力旺盛，一天工作16个小时也不知疲倦，是个典型的工作狂，他一年前才来到菲律宾任职。自认为聪明过人的萨瑟兰为人冷漠、性情孤傲，虽然有着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和精明强干的办事能力，但在工作中往往过于独立，自以为是，一手遮天，经常越俎代庖做出诸多超越职权范围之事。由于他从中作梗，其他军官很难见到麦克阿瑟，结果老麦几乎成了一个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即的孤家寡人。不仅如此，他的私生活也颇不检点。有传闻萨瑟兰是同性恋，但在美军重返菲律宾，战事正酣之际，他却在战地附近金屋藏娇，包养了一个澳大利亚女军官，惹得麦克阿瑟暴跳如雷。

面对远东日益紧张的局势，1941年4月，美军联合计划委员会再次为菲律宾的防御制订了“橙色三”计划。根据美、英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先达成的协议，“橙色三”计划依然沿袭了以前以防御为主的格调，坚持一旦日军来攻就退守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到了10月，这一方案再度被一个叫“彩虹五”的计划替代，假定美国将来参与对轴心国的战争，德国将被当成第一敌对国，菲律宾的军队依然必须采取与“橙色三”相似的防卫作战。

由于得不到有力支持，麦克阿瑟就这样无甚作为地在菲律宾待了几年。机遇很快再次垂青了他。1941年7月26日，日本悍然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作为报复，英、美等国迅速冻结了日本在本国的资产，美国同时宣布对日实施石油禁运，这一举措导致远东局势骤然紧张。同一天，罗斯福宣布成立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部，之前已退役的麦克阿瑟被召回现役出任司令官，统辖美国远东的全部陆军和陆军航空队，同时授陆军中将军衔。对此，麦克阿瑟无比兴奋，回到家里，他告诉琼：“我觉得自己像匹老马又装上了新鞍。”

为了表示对麦克阿瑟的支持，罗斯福还从应急资金中拨出1000万美元，供他紧急动员、充实菲律宾的武装力量。对于远东陆军司令官的任命，麦克阿瑟既感到兴奋，又有点儿意犹未尽，他在退役之前早已是四星上将了。但大敌当前，也不能为了这些小事计较，麦克阿瑟一边唠叨着“官僚政治时常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一边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新军队的建设中去。

无数事实证明，一把手重视比什么都管用。罗斯福的积极措施使美国国内也迅速行动起来，加紧组织向菲律宾运送武器装备。曾经是麦克阿瑟下属的参谋长马歇尔向老上司保证，将优先为菲律宾提供340架最新式的B-17轰炸机以及130架新型P-40战斗机。

得到马歇尔优先保证的麦克阿瑟被即将到来的“空中堡垒”冲昏了头脑，彻底将之前“橙色”“彩虹”之类花里胡哨的计划抛之脑后。他声称，这些空中力量的到来将彻底改变远东的防御态势，在菲律宾部署相当数量的B-17可以保护该地免遭日军渡海进攻，还可以遏制日军进攻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使用这种飞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袭击。麦克阿瑟竭力吹嘘B-17为“世界上最好的飞机”，是他手中的“王牌部队”，是“在需要时可用来作战的完美产品”。

1941年10月1日，麦克阿瑟向马歇尔提出变更菲律宾的作战计划。如果按照“彩虹”和“橙色”计划，将使日军在吕宋岛的登陆更为便利，丧失菲律宾南部岛屿的控制权，也会使马尼拉湾和苏比克湾的防御面临更大困难。他指出保卫菲律宾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加强菲律宾的航空兵力。麦克阿瑟声称，轰炸机的到来及亚洲舰队装备新式自导鱼雷的潜艇，“改变了亚洲地区防务的整个面貌”，在美国强大的海空力量支持下，其守卫部队完全可以实施“近海防御”，在滩头击退任何入侵者，没有必要撤退到巴丹半岛据守。他断言日本最早要到1942年4月之后才能发动攻势，因为秋、冬两季的天气条件不适于进行任何形式的两栖登陆作战。到那时他的地面部队就能超过20万人，完全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

麦克阿瑟的观点得到了菲律宾师师长乔纳森·温赖特准将的大力支持，温赖特对那些“橙色”和“彩虹”也不感兴趣。瘦削、高大、单薄的温赖特骑兵出身，是美国陆军中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天性好战。他是麦克阿瑟西点的师弟，麦克阿瑟大四那年温赖特入学。他批评“橙色”计划是一份纯粹的失败主义计划，陆军坐等海军救援的方案令人沮丧：“防御要积极，他妈的，不能消极，必须反击！”

现在麦克阿瑟可以自豪地说：“我有三大防线，第一条在海边，第二条在海边，第三条还在海边！我们定将在海边战斗到最后。”他相信自己那108辆坦克定能将把日本侵略军推下海去。他是“丝毫不必畏惧的”，因为日本那些将军使用装甲部队“在他们留在中国的那4年里想取得任何显著的胜利”，都已“彻底失败了”。

对于麦克阿瑟重新焕发的万丈豪情，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就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所谓的滩头防御计划根本行不通。哈特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我认为，道格拉斯的神志已经不太清醒，他也许长时期以来就神志不清。”虽然1.62米的哈特比麦克阿瑟矮了半头，但他在海军服役已超过44年，比麦克阿瑟多6年，在他眼里，麦克阿瑟就是个新兵蛋子。瘦削而性急的哈特认为，即使有一支比麦克阿瑟所想象的还要大10倍的空军力量，凭他亚洲舰队那些孱弱的虾兵蟹将，要守住比美国海岸线还长的菲律宾群岛也绝无可能。哈特于9月17日就向海军部提出，将亚洲舰队大部分主力舰只部署到菲律宾南部地区，与英国皇家海军形成呼应，才能与日本强大的联合舰队抗衡。

但对于陆军的秣马厉兵，海军也必须有所表示。10月27日，哈特欲根据陆军兵力的调整采取一些积极动作，提出让水面部队在马尼拉湾外游弋，配合、支持陆军的行动。对此，海军作战部长并不认同，铁杆的亲英派斯塔克上将是“先欧后亚”战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对于加强盟军在太平洋上的任何力量都表示怀疑。上行下效，华盛顿许多海军军官认为，对菲律宾的防御注定会失败，任何增援不过是增加损失而已。

哈特亚洲舰队的旗舰是重巡洋舰“休斯敦”号，此外还有轻巡洋舰“马波亥德”号和“博伊斯”号，剩下的就是13艘一战时期的老式驱逐舰，一看那四个大烟囱就知道至少是爷爷辈了。哈特曾自嘲“我的所有舰艇都够投票年龄了”。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只有29艘潜艇，其中12艘可以发射磁雷管引爆鱼雷。这种鱼雷威力极大，如果两条命中就可以摧毁一艘大型战舰。哈特认为潜艇是“近海防御”的最好打击力量，这一观点与麦克阿瑟可谓不谋而合。此外，哈特手里还有塞缪尔·霍华德上校指挥的750名海军陆战队员，一支小规模的海军航空兵，包括28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4架战斗机和1架侦察机。一旦日军大兵压境，这些微弱的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两年前从上海来到菲律宾的哈特与麦克阿瑟面和心不和。虽然同样下榻马尼拉酒店，但两人很少串门。他们在工作上仅是平行关系，各自对自己的上司负责。两人私交连一般都算不上，彼此成见颇深。菲律宾的陆海军和珍珠港类似，基本属于各自为政。珍珠港的金梅尔和肖特还知道一起打个高尔夫球，装作亲密无间，而哈特和麦克阿瑟连表面文章都不做。哈特认为麦克阿瑟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兼具歇斯底里倾向。麦克阿瑟对哈特军衔比自己还高颇为不满，讥笑哈特是“大上将、小舰队”，是悲观和失败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时常抱怨海军缺乏活力和主动进攻精神。毕竟两人都60多岁了，双方的看法基本正确。战前英国“Z舰队”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到访马尼拉，麦克阿瑟告诉英国人：“哈特上将和我通力合作，我们是最亲密的好朋友。”一旁哈特的副官使出洪荒之力才憋住笑。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哈特几个月前就预感到日本人必将从台湾渡海前来攻击菲律宾，他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将海军官兵的家属送回国内，这明显是信心不足的表现，更加引起了麦克阿瑟的不满。

随着新型战机的不断到来，华盛顿同时也向菲律宾派来了新的陆军航空兵司令。11月3日，当刘易斯·布里尔顿少将前来报到时，麦克阿瑟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刘易斯，你像五月的鲜花一样受欢迎。”他一面说着，一面激动地从办公桌后面跑过来，同布里尔顿紧紧拥抱，同时对萨瑟兰大声喊道：“迪克，他们要给我们所要的一切东西！”

菲律宾离美国太远了，为了避开从马绍尔群岛出动的日本巡逻机，即使那些“长腿”的B-17轰炸机也要辗转经夏威夷、威克岛、关岛好几个机场才能来到这里。这是美国目前最便捷的办法，既能使美军在菲律宾迅速集结起军事力量，又不至于从大西洋抽调紧缺的船只。远东的战争尚未打响，和平希望依然存在，美国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向大英帝国和苏联提供援助，避免它们在德国人的攻势面前很快倒下去。马歇尔承诺给麦克阿瑟的东西不可能说到就到，麦克阿瑟还必须在现有条件下加紧战备工作。

11月21日，麦克阿瑟的滩头防御计划得到了华盛顿的批准。马歇尔在随附信件中再次强调将继续加派航空兵力增援菲律宾，并告诉麦克阿瑟“就按你自己的理解继续推行这项作战计划”。

踌躇满志的麦克阿瑟立即调整了作战部署，以执行扩大了的防御任务。早在11月4日，他已将所有陆军编组为南吕宋、北吕宋、中部比萨扬群岛和南部棉兰老岛四支部队。尽管与华盛顿格格不入，但有一点双方意见一致，就是兵力不足以保护所有岛屿时吕宋岛乃重中之重。这点，别说那么多大腕，就连老酒这个自封的预备役中尉也看得出来。麦克阿瑟将主力部署在了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吕宋岛上，他认为该岛西岸中部的林加延湾一带地势开阔，非常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登陆部队一旦在那里站稳脚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马尼拉，因此在调整部署时将最精锐的部队全部向这里倾斜。

北吕宋集团由温赖特准将指挥，辖美军菲律宾师第二十六骑兵团，第四十五步兵团一个营，菲律宾步兵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三十一、第七十一师共四个师，两个155毫米口径重炮团和一个75毫米口径山炮团，负责防守阿帕里和维甘的滩头阵地以及马尼拉以北约180公里的林加延湾海岸。

南吕宋集团由乔治·帕克准将指挥，辖菲律宾步兵第四十一、第五十一师和炮兵一部，负责八打雁到黎牙实比的防务。

散布在吕宋岛和棉兰老岛之间的比萨扬群岛由菲律宾第六十一、第八十一师两个师防守，指挥官是布莱福德·迪诺伊斯准将。

面积95000平方公里的棉兰老岛守卫部队有菲律宾步兵第一〇一师和一个炮兵团，由威廉·夏普准将指挥。

驻守马尼拉的美军菲律宾师其他各部以及菲律宾步兵第九十一师作为总预备队，归麦克阿瑟直接指挥。

之前，麦克阿瑟已经下令工兵部队修建了多处简易机场，准备供即将到来的数百架新型战机使用。国内增援也源源不断地来到。10月中旬，拥有12门127毫米口径炮、25门75毫米口径炮的第二〇〇空岸炮团，拥有108辆“斯图亚特”轻型坦克的两个新编坦克营陆续登岛。11月21日，美军远东陆军司令部编成临时坦克团，由詹姆斯·韦弗上校指挥，辖第一九二营和第一九四营两个坦克营。11月中旬，陆军部发来通知，计划于1942年1月再向菲律宾增派1312名军官和18000名士兵，其中包括用于加强菲律宾师的第三十四步兵团，编制3168人。可惜由于战争提前打响，这些兵员最终未能成行。

到1941年12月初战争爆发时，菲律宾共有美菲军134000人，其中美军12000人，菲律宾部队12000人，民兵110000人。

人看起来似乎不少，但质量堪忧，能打仗的基本还是美国人。那些所谓的“民兵”，将“兵”字去掉似乎才更符合身份。他们中的三分之一接受过三个月的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两个月，剩下的三分之一不到一个月。他们装备极差，几乎没有大炮，使用一战初期的老式恩菲尔德步枪，没枪的人背着弓箭和大刀。大多数士兵是文盲，只能讲乡土方言，不同地区的人说话都听不懂，美国军官与他们的交流基本靠手势。他们的军服为短裤和短袖衬衫，很多人一生中第一次穿皮鞋，脚磨破了，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有些人弄到了网球鞋，但几次长距离行军后，鞋就烂了。麻制的军鞋两三个星期就会磨破，不少人索性打赤脚。钢盔极度缺乏。无论从哪点看，他们都不像去打仗的军队。派往菲律宾各师的美国军官面对巨大的困难只能目瞪口呆，令人沮丧的还有“根本不能指望菲律宾军官”，因为他们的任命不是凭借能力，而是靠政治和亲戚关系。

麦克阿瑟麾下有老式战斗机68架、轰炸机39架，这些性能不佳的飞机大都交给菲军使用。真正的核心战斗力是那108辆轻型坦克、35架B-17轰炸机和107架P-40战斗机。虽然只有区区35架，但这些“空中堡垒”足以让日本人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它们与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新加坡的英国皇家海军“Z舰队”共同构成了远东地区盟军最可依赖的三支战略打击力量。

援兵的不断到来使本来惴惴不安的菲律宾人逐渐挺直了腰杆。他们本就认为日本袭击这个岛国是不可能成功的，之前听到的更多是有关日本军队在中国作战无能的宣传。除了奎松等少数高层人士，大多数菲律宾人坚信日军根本不是美国人的对手，就像小孩子和大人打架一样。那些庞大的B-17更让他们吃下了定心丸，这下彻底安全了，日本人肯定早就吓跑了。

在轻视日军航空兵打击能力这一点上，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英国人可谓异曲同工。1941年9月出刊的美国《航空》杂志这样描述，日军飞行员的飞行事故发生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甚至打不赢中国。日本每年培养飞行员的人数，陆海军加起来不到1000人，建设“大空军”对他们只是一个梦想。在航空技术上，日本人只是一味模仿，水平远不及美、英、德、意和苏。即使购买了国外的专利技术，也不能完全发挥其性能。美国的航空专家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日本军队配备的军用飞机只能是老掉牙的货色，甚至连旧式都谈不上。

在1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马歇尔自信满满地宣称，菲律宾的防卫态势相当完整。他重点提到了那些B-17：“这是世界上最大重型轰炸机兵力的集结，不仅能够抵御进攻，亦能主动展开攻击。这么一来，我们不但能够把菲律宾建成一个不必依赖海军的独立要塞，同时能够把它当成攻击基地使用，以便烧毁那些用纸糊成的日本城市。”

就在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发出《赫尔备忘录》的11月27日，马歇尔向麦克阿瑟及其他地区的陆军指挥官发出了战争警报：“看来与日本的谈判即将结束。日本今后如何行动尚难预料，但随时可能出现敌对行动。如果敌对行动不可避免，美国希望日本先动手。你有权在日方敌对行动之前，采取你认为必要的侦察和其他措施。”

不管是华盛顿的大腕儿还是麦克阿瑟本人，大家一致认为，一旦开战，菲律宾很可能是日军首选的攻击目标。麦克阿瑟立即命令部队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同时派飞机进行巡逻。他回复马歇尔“已经做好了应付任何不测事件的充分准备”。

布里尔顿抵达菲律宾后，立即动员部队完善机场及辅助设施，准备接纳国内增派来的大批飞机。当时菲律宾能够起降B-17“空中堡垒”的机场只有两个，一个是位于马尼拉西北80公里处的克拉克机场，另一个是远在棉兰老岛的德尔蒙特机场。后者为一个刚刚建成的临时机场，只能供B-17紧急起降使用。鉴于克拉克机场位于驻台湾日军轰炸机的攻击半径之内，且用以保卫机场的雷达和防空武器很少，麦克阿瑟下令将停在那里的35架B-17转移到南方的德尔蒙特机场，那里只有日军航母的舰载机才够得着。

命令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考虑到马上将有48架B-17分四个批次来到菲律宾——在珍珠港遭遇劫难的12架正是第一批，德尔蒙特简易机场无法安置更多的B-17，布里尔顿就在克拉克机场为即将到来的新飞机留下了一些位置，只将17架转移到了棉兰老岛。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原因，德尔蒙特机场配套设施及生活条件较差，没有任何娱乐设施，那些习惯了舒适生活条件的飞行员大都不愿到那个偏僻的鬼地方去。

飞机未能全部转移还有一大原因。既然克拉克机场日军在台湾的战机可以够得着，那从这里起飞的“空中堡垒”也一定能够打击到日军在台湾的机场。布里尔顿少将认为，一旦战争打响，他的空军势必成为率先发起进攻的先锋力量，那些战机放在北部的克拉克机场更为有利。如果都放到棉兰老岛，使用时挪来挪去，纯属耽误工夫，还要浪费不少燃油。

11月30日，哈特上将接到了来自海军部的命令：鉴于战争已迫在眉睫，请将亚洲舰队主力转移到日军战机难以到达的菲律宾群岛南部海域。

哈特本就战意不足，有了“尚方宝剑”，他立即下令舰队主力向南规避。3艘巡洋舰和大多数驱逐舰转移到了西里伯斯和婆罗洲。在甲米地只留下了潜艇和担负侦察任务的几架“卡塔琳娜”飞机，以及4艘驱逐舰、6艘炮舰和5艘扫雷艇。

对哈特此举，麦克阿瑟大为不满，却无可奈何。海军并不归他管辖，老麦认为老哈此举纯属临阵脱逃，也加深了他对海军的不满。

12月7日傍晚的马尼拉晴空万里，与华盛顿和夏威夷相比，这里的气氛略显紧张，菲律宾随时可能成为战场。此前几天一直有报告说，一些未明国籍的飞机在吕宋岛上空不时闪现。这天傍晚，又有报告说克拉克机场上空再次出现了不明国籍的飞行物，那无疑是日本人的。

战争前夜，美军第二十七轰炸机队在马尼拉饭店举行盛大宴会，为布里尔顿少将接风洗尘，之后还有大型舞会——布里尔顿是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出名的舞狂。宴会无疑是超豪华的，过了很久还有人回忆起“那次最愉快的宴会”。布里尔顿少将提早离开了从账单上看来是“最丰盛的招待会”，他预定在第二天早上飞往爪哇岛，同荷兰人一起研究远东的防务。作为预防措施，布里尔顿给参谋长布雷迪上校打了电话，让他通知所有机场的飞机做好战斗准备。

哈特上将并未参加陆军的宴会，他在附近火星人大厦的司令部里度过了最后一个和平之夜，参谋长告诉他“枪炮声响起只不过是几天，不，也许只是几个小时内的事了”，哈特对此深表赞同。

同一天晚上萨瑟兰告诉麦克阿瑟，陆军部刚刚发来电报，认为“敌对行动随时可能发生”。电报里还说，一支由7艘运输船组成的大型船队，上边载有52架轰炸机、18架战斗机、2个炮兵团以及大量武器弹药，将在重巡洋舰“彭萨科拉”号的护航下于近期离开西海岸，预定于1942年1月4日前后抵达菲律宾。48架“空中堡垒”将在近期陆续出发，其中第一批的12架马上起飞，将于第二天到达珍珠港的希卡姆机场。谁也想不到，它们在那里就挨了日本人的炸弹，再也无法到菲律宾了。

早在11月接到战争警报之后，麦克阿瑟就让副官锡德尼·赫夫中校找来了几发子弹，装进父亲留给他的那把老式双发大口径手枪里。每天早上他都会把上了膛的手枪放进口袋，晚上再拿出来塞在枕头下面。12月7日晚上，老麦全副武装地上了床，好像战争已经开始。

对守住菲律宾，麦克阿瑟是踌躇满志！

攻击目标，马尼拉！

早在1591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就曾打过菲律宾的主意，所幸他几年后就死了。在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中，日本已经将美国列为假想敌。美国本土实在太远，进入日本人视野的首先是与台湾一海之隔的菲律宾。20世纪20年代，参谋本部已经着手制订针对菲律宾群岛的侵略计划。为了获取群岛的第一手资料，日本派出大批间谍化装成商人、旅游者，到菲律宾诸岛开展秘密活动，当地日裔居民给予了大量帮助。到1923年，侵略计划已初具雏形。

1927年至1928年，参谋本部作战参谋前田正实大尉以游客身份再次来到菲律宾，根据制订的计划针对性地搜集更为详细的军事情报。一年多里，前田的足迹遍及群岛各个角落，他本人因此成为日军中颇负盛名的“菲律宾通”。

前田根据搜集的资料，结合1898年美西战争实例，向参谋本部提出自己的见解。前田认为，日军发起对菲律宾的进攻之后，美军很可能像当年西班牙军队那样退守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利用有利地形固守待援，等待本土援军到来后与日军展开决战。此看法与美军的“橙色”“彩虹”计划，可谓“所见略同”。

1929年，参谋本部对菲律宾侵略计划进行修订。根据前田的建议，新计划对巴丹和科雷希多给予了充分重视，提出不给守军撤向巴丹和科雷希多的机会，务必在马尼拉城外一举歼灭之。至此，日军对菲律宾的侵略计划基本成型，之后虽然进行过几次修订，但主要思路始终未变。

东京大本营对是否攻占菲律宾一直存在异议，那里并没有日本急需的战略资源。1940年7月在制订《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时，日本陆海军一致同意对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使用武力。但对菲律宾短视的陆军不赞成动武，以尽可能使美国保持中立。对陆军的观点，海军是嗤之以鼻。海军认为，首先，英、美密不可分，既然进攻了香港和马来亚，美国人势必加入战争。那样“南方作战”（日军侵占东南亚各地的作战行动的总称）的日军势必遭到菲律宾美军的侧击。其次，如果不攻占菲律宾，就无法保持运输畅通，南方地区抢来的资源也无法运回国内。最后，“南方作战”的终极目标——攻占荷属东印度必须以菲律宾作为中间基地。

日美关系不断恶化，不断加大对英、苏、中援助的美国介入战争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日本陆海军的意见渐渐趋向统一，即实施“南方作战”不能漏掉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

还有一个迫使日本必须拿下菲律宾的理由，那就是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大张旗鼓进行十年战备计划。如果任由那里的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还不如趁其羽翼未丰一举拿下。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的话就代表了这种观点：“日本决定入侵菲律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参谋本部对菲律宾防御的十年计划颇为忌惮。该计划目前正处于第六年，这对日本的战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日本人必须在危险到来之前进行干预。”

负责菲律宾作战的是南方军所属第十四军，军司令官是陆军中将本间雅晴。本间于1887年11月27日出生于新潟县，与大部分日本陆军高级将领经历类似，本间于1907年毕业于“陆士”第十九期，1910年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七期，与同期的今村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曾多年出任日本驻英国、驻印度使馆的陆军武官，获得过英国颁发的十字勋章，作为陆军代表参加过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是日本陆军中有名的“英国通”。从这点来说，本间本应去负责马来亚作战。多年的旅欧经历使本间具备了一定的国际视野，这在日本陆军将领中并不多见。

本间在日本陆军中属于另类。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陆军派系林立，大部分将领卷入了“皇道派”“统制派”等不同派别。作为自由派的本间跟谁都不沾边。尽管如此，本间的仕途仍称得上一帆风顺，他在1933年出任第一步兵联队的大佐联队长，1935年8月任步兵第三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就在发生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7月，本间出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1938年7月15日，山下奉文担任旅团长的中国驻屯混成旅团扩编成第二十七师团，本间出任该师团第一任中将师团长。随后该师团从华北转向华中，划入冈村宁次第十一军，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会战。不管是本间还是他的第二十七师团，在南路作战中的表现都中规中矩，与薛岳部的战斗无突出战绩，也未遭重大打击。1940年6月，本间调任台湾军司令官，直至本次受命攻打菲律宾。

1918年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本间，号称“陆军英语第一”。受西方文化影响，本间喜欢看西方电影，平时热衷于吟诗作画甚至编写剧本，有“诗人将军”之称。1928年还是中佐军衔时，本间就应陆军教育总监部所请创作了军歌《旭日中飘扬的樱花》。在任台湾军司令官期间，本间亲自撰写了《台湾派遣军之歌》，可谓多才多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战争的残酷与诗人的浪漫是格格不入的。

本间曾担任大本营陆军部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中颇有人缘。身高1.77米的本间长相英俊，颇受女记者欢迎。和海军的井上成美类似，本间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本间曾颇有见识地说，“对华战争应该就此停住，否则会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他公开宣称，“若不马上实现和平，灾祸很快就会降临”。由于在英国生活过8年，本间对西方颇怀敬意，他反对日本对英、美开战，并告诉持同样观点的武藤章，“让东条那样的强硬派充任陆军大臣极不合适”。和井上在海军中被称作“赵括”类似，本间被很多人认为不是一个合格的陆军将领，虽然他是击败过麦克阿瑟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中国的彭德怀。

对菲律宾的军事实力和兵力部署，东京可谓了如指掌，那里居住着超过4万的日本人，他们向本土源源不断发回最新的情报。大本营陆军部认为，马尼拉西南方的甲米地和北部的克拉克机场是美国远东最大的海、空基地，作为菲律宾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马尼拉的地位至关重要，占领它就相当于占领菲律宾，攻占马尼拉是第十四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参谋本部片面认为，美国人绝对不会放弃马尼拉，双方势必在马尼拉附近平原地带展开决战，日军可以通过围歼美菲军主力一举奠定胜局。

与珍珠港和马来亚的突然袭击不同，大本营为菲律宾战役设计的是正面进攻。第一步通过航空作战取得制空权，第二步实施多点登陆，第三步围歼美菲军主力于马尼拉附近平原地带。经认真分析，大本营为第十四军选择了林加延湾和拉蒙湾两个主要登陆地点。

本间第十四军的主要目标为吕宋岛，攻占南方棉兰老岛的任务将由今村均中将的第十六军承担，那里将是他们下一步进攻荷属东印度的重要出发基地。

相比山下的第二十五军和今村的第十六军，本间的第十四军实力稍弱。主力为第十六师、第四十八师两个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六十五旅团。日本陆军共有三个机械化师团，其中近卫师团和第五师团给了山下奉文，第四十八师团给了本间的第十四军。

第四十八师团前身是大名鼎鼎的波田支队，就是这支部队当年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1939年，波田支队扩编为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由饭田祥二郎少将担任。在参加了侵占海南、广西的战役之后，这支部队进驻海南岛。1940年11月30日，大本营决定以该部为基干组建第四十八师团，代号“海”，师团长为土桥勇逸。由于该师团长年驻扎台湾、海南，还有多年在中国南方地区征战的经历，官兵非常适宜在菲律宾这样的热带地区作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师团还有数百名骁勇彪悍的台湾高山族士兵。

相比之下，对于国人印象更深的是代号为“垣”的第十六师团，这支臭名昭著的部队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当时被日本报纸大肆宣扬的“百人斩”比赛选手野田毅、向井敏明就来自第十六师团。作为17个甲种师团之一，多年在中国战场浸淫的第十六师团实力自然不可小觑，战时师团长为森冈皋陆军中将。

相比以上两支虎狼之师，代号为“夏”的独立混成第六十五旅团似乎就有点儿拿不出手。这原本是日本国内的一支治安部队，本来准备菲律宾战役结束后负责该地区治安的。后来由于第四十八师团被提前调往第十六军参加更为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才临时变成了一线作战部队。该部兵员年龄普遍较大，没有多少作战经验，后来在巴丹半岛吃尽了苦头。日军旅团级指挥官一般为少将，但第六十五旅团的旅团长奈良晃却为中将，也算唯一值得吹嘘的地方。

除了上述主力部队，第十四军还配属2个战车联队、2个炮兵联队又1个大队、3个工兵联队和3个高射炮大队。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总兵力达65000人。

菲律宾与台湾有800公里之遥，相比有陆地相连的马来亚，菲律宾战役属于典型的两栖登陆作战，当然离不开海军的护航和空军的支援。为第十四军提供空中支援的战机分为两部分。小畑英良麾下的陆军第五飞行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307架，其中194架专用于菲律宾作战。作战期间，第五飞行集团被暂时置于本间的指挥之下。

陆军战机航程较短，从台湾起飞只能覆盖北吕宋地区，战役展开必须有海军航空兵参与。第一航空舰队的主力航母全部去了珍珠港，参加菲律宾作战的海军航空兵依然是塚原二四三属下的第十一航空舰队一部，包括多田武雄的第二十一航空战队和竹中龙三的第二十三航空战队，共有各型战机444架，其中279架专用于菲律宾作战。如果加上第三舰队所属80架飞机，海军在菲律宾战场将投入359架作战飞机。陆海军战机总数553架，还可以随时投入更多兵力。

第十四军作战参谋佐藤德太郎根据详细情报分析，美军可用于作战的飞机约200架，这样上述战机就可对美军形成2.7：1的绝对优势。另有情报表明，美军战斗机主要驻扎在马尼拉北部的伊巴和克拉克机场，那些令人闻之色变的“空中堡垒”全部集中在克拉克机场。日军作战的第一步就是要出其不意地袭击上述两个机场，摧毁美军航空力量以取得制空权。

为第十四军提供海上护航的是第三舰队，司令部设在帕劳，司令官为高桥伊望。高桥和南云忠一是“海兵”第三十六期的同学，毕业成绩在191人中排名第十，南云第七。他曾在多艘驱逐舰、巡洋舰上服役，担任过“雾岛”号战列舰舰长，是联合舰队一位资深的高级将领。作为南进论的大力倡导者，高桥亲率第三舰队参与菲律宾作战，可谓志得意满。由于哈特过早将亚洲舰队主力南撤，高桥在菲律宾战役中几乎未捞到仗打，自然就无法赚得更大的名气。

由于预定登陆地点太多，就需要编组多支护航舰队，单凭第三舰队，不堪重负。联合舰队司令部决定，抽调部分舰只到高桥麾下，确保菲律宾登陆作战万无一失。合计用于菲律宾作战的海军包括轻型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5艘、驱逐舰29艘、水上飞机母舰3艘，另外还有数目众多的鱼雷艇和扫雷艇。

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距台湾太远，即使是“腿长”的海军航空兵也无法进行有效攻击和支援，因此高桥麾下出现了久违的航空母舰“龙骧”号，虽然只有区区30架舰载机，但相比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作战来说已经是不错的了。

除了高桥扩大了的第三舰队，由近藤信竹率领的海军南方部队主力大致在中国南海一带游弋。近藤拥有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12艘，随时可以对第三舰队提供支援。相对于美军孱弱的亚洲舰队，日本海军力量可以说稳占上风。

本间、小畑、塚原、高桥一众高级将领经过会商之后，对陆海军战机的使用进行了详细分工。作战半径较大的海军战机负责攻击克拉克机场、甲米地海军基地及港湾防御设施，作战半径较小的陆军飞机负责掩护吕宋岛登陆部队。原则上北纬16度以北的作战任务由陆军航空兵承担，以南由海军航空兵负责。“龙骧”号航母的舰载机将担负起菲律宾群岛南部作战的空中支援任务。

临战之前，第四十八师团主力和陆海军航空兵均在台湾集结，第四十八师团一部位于澎湖列岛，第十六师团主力在日本本土和台湾之间的奄美大岛集结。另外，负责登陆吕宋岛南部的第十六师团一部集结于帕劳群岛。

第十四军的作战目标是：一、在登陆之前实施航空作战，摧毁美军空中力量，夺取制空权；二、登陆部队主力分别从林加延湾和拉蒙湾实施登陆，对马尼拉实施南北夹击；三、开战50天后占领马尼拉；四、在马尼拉附近平原地带围歼美菲军主力。

作为日本陆军中著名的“菲律宾通”，刚刚晋升中将的前田正实临危受命，出任第十四军参谋长。前文提到，十几年前，前田曾多次深入虎穴，对菲律宾群岛实施过多次实地考察，此举对未来的作战大有裨益。另外，原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中山源夫，本间在台湾的老部下牧达夫、中岛义雄，参谋本部作战课佐藤德太郎等人也先后来到台湾，加入第十四军的参谋队伍。

前田对大本营制订的作战计划深感忧虑，他认为攻占马尼拉和在其附近平原地区围歼美菲军主力的目标自相矛盾，无法同时实现，美军主力不会滞留在马尼拉附近坐以待毙，而会前往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因此巴丹半岛才是未来作战的主战场。第十四军参谋部经慎重研究，向东京提出三个疑问：一、作战目标是占领马尼拉还是歼灭敌军主力，需进一步给予明确；二、如果目标是歼灭敌军主力，则决战地点很可能不在马尼拉附近，而在巴丹半岛，既占领马尼拉又在其附近歼灭敌军主力的目标恐难同时实现；三、如果在巴丹半岛歼灭敌军主力，第十四军现有兵力远远不够，至少也要和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方向的兵力相仿。

对第十四军参谋部提出的疑问，陆军参谋本部很快答复“重点是占领马尼拉”，大本营从大局出发，认为占领马尼拉即为菲律宾作战的结束。若敌军余部逃至巴丹或科雷希多，反而对己方有利，下一步采取“扫荡”战或“封锁”战进行“围剿”就可全部平定。

11月10日，刚刚从台湾飞赴东京的本间，接参谋本部通知来到了杉山元总长办公室。当时，另外两个军的司令官山下奉文和今村均也在，只有负责缅甸作战的饭田祥二郎远在西贡未能及时赶回。

关于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作战，之前杉山已经和山下、今村达成了一致意见。看到本间走进来，杉山打开了一张用铅笔勾绘的菲律宾作战地图，比画着对他说：“50天之内，第十四军必须攻占马尼拉。”

本间立即打断了杉山：“请等一下，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在摸清敌人的实力之前，是不是应该让我来估算一下占领马尼拉的时间呢？不清楚敌人的实力，根本无法准确预测最后取胜需要30天还是50天。”

“这个你无须担心。前田中将将出任你的参谋长，最近参谋本部田村大佐对此也做了很多调查。”

“话虽如此，但前田中将对菲律宾的认识，恐怕还停留在他担任大尉的时代吧。那时候与现在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杉山并未做声，面露不悦之色。

“第十四军兵力严重不足。在之前多次方案的制订中，用于菲律宾作战的至少有3个师团以上的兵力。”

杉山终于动了火：“这是参谋本部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困难的何止你一人？帝国现在是国难当头！”

“那么除了上述兵力，还能拨给我一些预备兵力吗？”

“不能！怎么？难道你拒绝接受大本营的命令？”杉山气不打一处来。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大部分兵力，参加“南方作战”的11个师团是从各个战场挤出来的。饭田的第十五军和今村的第十六军名义上虽有3个师团，但大部分还是空头支票，要等第一期作战结束之后从其他战场抽调。此刻若非开战在即，杉山真想将胆小鬼本间就地免职。此时他一定想到了坐在一旁的山下奉文，给4个师团人家还主动退回来1个。同样是军司令官，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不，我不是不接受任务，只是觉得50天的期限没有充分依据。”虽然并不赞成日本对英、美开战，但作为职业军人，不参加“南方作战”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简直不可想象。这也正是本间和山下的不同。山下属于鲁莽型武官，遇到问题会誓死力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作为文人型军人，本间一旦认为不可能，就会自动放弃。

看到局面尴尬，山下和今村也连忙劝解：“总之，全力以赴吧，本间君。”

“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呀。”本间唯唯诺诺地应了下来，杉山依然是一脸怒色。

本间悻悻回到第十四军司令部，与前田一起商定了第十四军作战计划。

一、开战伊始，以台湾、帕劳为基地，以陆海军基地航空兵力对吕宋岛美国空军实行航空歼灭战。在此期间，以一部航空母舰兵力攻击棉兰老岛方面，策应上述航空歼灭战。

二、从12月10日至12日，以陆海军先遣部队占领并确保巴坦岛、阿帕里、维甘、拉奥、黎牙实比等各处机场，延长战斗机航程，并以上述机场为前进基地加强航空作战。之后尽快占领霍洛岛，切断菲律宾与荷属东印度之间的联系。估计击败美空军主力大致在开战后3日之内，歼灭其残余势力大致在开战后9至12日内。

三、12月23日前后，进攻部队第十四军主力第四十八师团在林加延湾登陆，第十六师团一部在拉蒙湾登陆，南北两路夹攻马尼拉。为了能使第四十八师团尽快投入荷属东印度作战，第二梯队第六十五旅团应尽早登上吕宋岛。与吕宋岛美菲军主力的决战预定在马尼拉周围地区展开，通过马尼拉市攻防战击溃敌野战部队，占领马尼拉预计在开战之后50天左右。

四、12月14日左右，以第十四军一部协助进攻荷属东印度的第十六军一部登陆棉兰老岛，占领菲律宾南部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达沃。在推进航空基地的同时，彻底切断美军从珍珠港、澳大利亚等方向向菲律宾的增援。

开战临近，日军各项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1月底，预定占领吕宋岛北部岛屿的先遣部队已在马公和帕劳群岛集结完毕。12月1日，第十四军司令部从台北推进至高雄。同日，预定在拉蒙湾登陆的第十六师团主力抵达出发地奄美大岛。12月6日，预定在林加延湾登陆的第十四军主力已分三部集结于高雄、马公、基隆三地。仅用于运输上述兵员和装备的运输船就达120艘。

陆军第五飞行集团之前在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接受训练，该部陆续于11月下旬出发，12月6日进驻台南的屏东、潮洲、佳冬等机场。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下属第二十一、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也已在台湾南部的航空基地准备就绪。

战斗机的航程较短，要为轰炸机的攻击护航，必须增加续航能力。第十一航空舰队想尽一切办法，竭力从飞机182加仑的总油量中挖掘潜力，将油耗从每小时35加仑降低到17加仑。最保险的办法是加装副油箱，待油料用完或者在投入战斗前丢弃，保持飞机在战斗中的机动性。然而直到战争临近，战机缺乏的20毫米口径机枪弹和副油箱仍未送达。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少将为此寝食不安。

12月6日，所需的东西依然没有送达。急不可耐的大西紧急派出大型运输机返回日本，所需枪弹和副油箱终于在12月7日深夜运抵台湾。此时距离发动攻击只剩下几个小时。整整一个晚上，日本各攻击部队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此前，已经有3支小型登陆部队离开了台湾岛。其中2支约2000人的部队朝向北吕宋，负责攻占维甘和阿帕里。最小那支部队只有490人，他们的目标是吕宋岛北面的巴坦岛。

那三个地方都有美国人修建的机场。

“珍珠港第二”

1941年12月8日凌晨3时40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美国远东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中将从梦中惊醒，电话里传来了参谋长萨瑟兰略显不安的声音：“珍珠港遭遇袭击，损失不详。”麦克阿瑟顿时睡意全无，战争果真提前来了。放下电话，他顺手拿起母亲留下的那本《圣经》读了一两分钟，开始默默祈祷。

铃声再次响了起来，这次打来电话的是华盛顿陆军作战计划局局长伦纳德·杰罗准将。杰罗在电话里说：“珍珠港遭遇空袭！具体情况尚不知道，但日本人已经打响了第一枪，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珍珠港？那可是我们最强大的堡垒！”麦克阿瑟禁不住喊道。

“如果您那里不久的将来遭到进攻，将是不会出人意料的。”

麦克阿瑟自信满满：“请告诉乔治，不用担心，我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麦克阿瑟错误地认为，珍珠港可谓是森严壁垒，日本人肯定在那里吃了苦头。他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接电话的差不多时间，日军袭击珍珠港的行动已接近尾声，无数美国水兵正在海面上苦苦挣扎。此时此刻，遭受重创的太平洋舰队已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而他守住菲律宾的全部希望正是以太平洋舰队能够及时前来增援为前提的。他更加不会想到，此时日军突袭菲律宾的机群已经在台湾南部机场蓄势待发，他守卫下的菲律宾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多多。

麦克阿瑟匆匆穿上军服，叫来了那辆豪华的凯迪拉克。轿车在黑夜中风驰电掣，很快就到了位于维多利亚大街一号的远东陆军司令部。路途中，麦克阿瑟的大脑在高速运转。他认为正因为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他的菲律宾反而变得更加安全。这里与珍珠港相距甚远，日本人不具备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同时动手的魄力和能力。在美军高级将领中，尽管麦克阿瑟与日本人接触最早，也了解较多，但从内心里他还是不太看得起那些军衣肥大、裤管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的“日本鬼子”。正是基于这种错误判断，麦克阿瑟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对日本人可能发动的攻击缺乏足够的警惕，并做出一系列错误的决定。

凌晨4时，当麦克阿瑟走进司令部时，司令部人员早已等在那里了。对于珍珠港传来的惊人消息，大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也并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只是干等着麦克阿瑟来主持大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表情肃穆的人员进进出出，平添了一种紧张严肃的气氛。日本人的进攻并不令人惊讶，但所有人都不明白他们打击的首要目标为什么是珍珠港而不是近在咫尺的自己？

麦克阿瑟到达司令部的同时，哈特上将接到了值班军官克莱明顿中校打来的电话：“司令官，请您马上用一盆冷水洗洗脸吧，我将带给您一份重要的电报。”

哈特居住的马尼拉饭店距海军司令部只有300米，克莱明顿很快来到上将的房间，向哈特递上那封简洁却无比重要的电文：“珍珠港遭袭击，这不是演习。”哈特一言未发，沉思片刻之后，他拿起了一张便笺，用铅笔写下了传达战争已经爆发的命令，里边居然出现了一个错字。随后两人一起来到了海军司令部。

5时30分，麦克阿瑟收到了陆军部的电报，命令他立即执行“彩虹五”计划，马上做好撤退到巴丹的各项准备。电报中既未说明这样做的理由，也未介绍珍珠港的损失情况。麦克阿瑟认为华盛顿此举纯属过度反应，战争才刚刚开始，现在就撤退到巴丹为时尚早，他不愿因此放弃自己精心策划的滩头防御计划。

12月8日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笼罩了台湾南部，天地之间一片混沌，10米之外人影模糊。黎明时分，在棉兰老岛海域游弋的“龙骧”号航母放飞了一架侦察机，飞行员发来电报说“马尼拉地区能见度极低”，轰炸机难以找到攻击目标。这样的天气条件，以台南南方机场为基地的海军战机根本无法起飞，而以屏东、佳冬、潮州机场为基地的第五飞行集团却在浓雾来临之前，仓促起飞了43架战机，朝着吕宋岛方向疾驰而去。

6时30分，在9架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13架俯冲轰炸机率先攻击了停泊在南吕宋岛达沃港的美军水上飞机供应舰“威廉·普利斯顿”号。两架美军“卡塔琳娜”飞机遭到破坏，一名飞行员阵亡，但“威廉·普利斯顿”号却安然驶回港内。这些攻击机来自日军轻型航母“龙骧”号。

机场跑道上，第十一航空舰队的近400名飞行员早已各就各位，正等待着起飞攻击的命令。大雾毫无消散的迹象，如果强行起飞，势必酿成严重事故。由于所有飞机都已加油挂弹，一旦出现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是日本海军的航空战专家。山本五十六卸任“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之后，接任的就是当时的塚原大佐。之后，塚原长期在航空本部及各个航空队任职。1939年10月3日在组织对重庆的轰炸时，塚原位于武汉的司令部遭到苏联援华航空队的突然袭击，当时任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的塚原被炸成重伤。为保住性命，塚原无奈截掉了左臂，因此被认定不再适合舰队勤务，只好转任基地航空队指挥官。他的同班同学，对航空战一窍不通的南云忠一才戏剧性地担任了第一航空舰队也就是航母舰队的司令官，精通航空战术的塚原只能屈尊到第十一航空舰队出任司令官。现在，南云在珍珠港马上就要开炸了，自己的飞机却待在地面上无法起飞，怎能不让塚原心急如焚？

“只有推迟攻击时间了。”仰望漫天大雾，塚原无奈地对身边的参谋长说。

“只有如此了。”大西边摇头边回答。

一脸沮丧的大西同样焦灼不安。根据之前的战术安排，此刻位于珍珠港北部海域的南云舰队即将展开突击，按道理，第十一航空舰队的攻击应该同时发起，但由于珍珠港和菲律宾存在5个小时时差，这里的攻击只能推迟，这已经是让人无比头疼的事情了。南云舰队的攻击一旦发起，消息第一时间就会传到菲律宾，经验丰富的麦克阿瑟和哈特绝不会坐以待毙。美国人一旦从睡梦中惊醒，就再也不会给任何人出其不意暗算的机会。

美军可能采取的措施有两种。比如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迎头痛击那些贸然来犯的日军战机。这还不算可怕，塚原和大西都知道有为数不少的B-17“空中堡垒”到了菲律宾，台湾南部的机场均处于其打击范围之内。美国人更可能采取的办法是早于或者和日本人同时发起进攻，那样决定胜负的关键就看谁能够抢先亮剑——高手巅峰对决，胜负往往取决于谁先出手的那一瞬间！日本人现在面临的窘境是，只能静静地停在那里等待对方亮剑。一旦一架美机出现在机场上空，扔下哪怕仅仅是一颗炸弹，所诱发的连环爆炸将使眼前这上百架战机难以逃脱全部被毁的悲惨命运。

此刻虽然还没有珍珠港方面的消息，但从时间推算，南云舰队的攻击应该开始了。此时传来了部分陆军战机已经仓促出动的消息，更使得大西如坐针毡。他心中暗想：“如果我是美军指挥官，就会立即派出B-17轰炸机率先发动攻击，相信美军中一定有和我同样想法的人。在这一大片携带炸弹的机群中只要投下一颗炸弹，整个基地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那些干坐在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此刻与指挥官一样沮丧，个个提心吊胆地仰望着天空，唯恐美军的“空中堡垒”突然从云层中钻出来，将他们连人带机炸成碎片。预感到危机的大西满头大汗。但日本人的运气很好，灾难始终没有降临。

同样坐立不安的还有本间，他在机场跑道旁焦急地来回踱步，望着漫天大雾连连摇头。此时已经有了马来亚的消息，哥打巴鲁有激烈战斗发生，山下奉文的主力部队在北大年、宋卡的登陆非常顺利，偏偏自己遇到了这样的鬼天气。如果不能出其不意率先摧毁美军的空中力量，随后一系列登陆作战都无法按计划进行。本间清楚，如果美军此时前来空袭台湾的机场，日军将遭受重创。

本间无法抑制烦躁的心情，严令作战参谋打电话问气象台大雾什么时候才能消散。鬼才能准确回答他的问题。那些参谋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有默默祷告皇天保佑，赶快驱开云雾见青天。

不出大西所料，美军中真有一位和他想法暗合之人。离凌晨4时还差几分钟的时候，布里尔顿少将接到萨瑟兰打来的电话。得知战争已经爆发，他立即下令所有飞行员进入战备状态——很多人都是参加头天的舞会刚回来不久。5时整，布里尔顿离开了位于尼尔森机场的指挥所，急匆匆赶到了远东陆军司令部。

此时，布里尔顿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先发制人，立即出动仍滞留在克拉克机场的18架B-17攻击台湾——这可能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二战最没出息指挥官”的布里尔顿一生中最具建设性的建议。到达维多利亚大街一号后，他迅速将想法告诉了参谋长。但萨瑟兰并未征询麦克阿瑟的意见，擅自拒绝了布里尔顿的建议。萨瑟兰指出，陆军部在11月27日的战争警报中有明确指示，“不要先对日本人动手，千方百计诱使日本人先打第一枪”。很明显，这一指示到12月8日清晨早已失去实际意义，日本人在珍珠港倒真没有打第一枪，而是投下了无数的鱼雷和炸弹。

美军的飞机就这样静静地窝在机场上，等待着日军炸弹从头上掉下来。今天看来，假如布里尔顿袭击台湾的建议能够获准，很可能就此打乱日本人的进攻节奏，因为停在台湾南部的日机一直到9时15分才起飞。退一万步讲，至少那些飞机不至于停在跑道上白白挨炸。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攻守很可能移势。

布里尔顿的建议被否决，成了战后最具争议的一大话题。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他对那天早上布里尔顿的建议一无所知。“我是在几个月后的一则新闻电讯中，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向参谋长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肯定是很不明确和不成熟的。在司令部里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录。这个建议假如认真对待的话，当然应该向我本人提出，而布里尔顿没有在任何时候向我谈起过这件事。”此言是否可信，存疑。按麦克阿瑟的性格，他向来认为自己是永远正确的，错误只可能属于别人。但随后的一段话就能表明，即使能够及时得到布里尔顿的建议，他也会做出与萨瑟兰同样的决定。因为在麦克阿瑟看来，“战斗机的航程无法达到台湾，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小型轰炸机编队去袭击敌人戒备森严的机场，与自杀无异。日本人在那里已经营了40多年，军事上早已壁垒森严，固若金汤”。

7时15分，回到尼尔森机场的布里尔顿接到了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少将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阿诺德说，鉴于珍珠港的美军飞机大部分来不及升空就遭到打击，损失惨重，因此建议他尽可能让飞机升空，绝不能停在机场上重蹈珍珠港的覆辙。布里尔顿似乎传染上了萨瑟兰的麻痹症，在袭击台湾的建议遭拒后，他并未立即考虑将克拉克机场上的B-17转移到德尔蒙特机场去。他心里还指望麦克阿瑟能尽快批准他的计划，假如那样，把飞机转移过去再调回来岂不太费事啦？这些飞机或许马上就派上用场了呢！

9时，马尼拉北面140公里处伊巴机场的一部雷达发现了一批不明国籍的飞机，正朝着吕宋岛快速飞来。这一机群并非塚原的大机群，而是大雾来临之前强行起飞的陆军第五飞行集团的战机。这些飞机续航距离较短，没有能力攻击更靠南的克拉克机场。

接到报告的布里尔顿立即下令，出动36架P-40战斗机实施拦截，同时命令克拉克机场所有轰炸机立即升空，以免遭到突然打击。但日军轰炸机只对吕宋岛北部的碧瑶机场和图盖拉机场等少数目标进行了轰炸。风景秀丽的碧瑶是菲律宾著名的“夏都”，类似于咱们的北戴河或承德，奎松总统当时正在那里度假，空袭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伤害。由于吕宋岛北部同样有雾，日机轰炸效果并不理想，胡乱扔下炸弹后便匆匆离去。美军战斗机并未与日机遭遇，随后也就返回基地，而那些轰炸机仍在空中盲目地盘旋着。

初看上去，这批并未取得显赫战果的日机貌似给美国人提了个醒。但正是它们的贸然攻击，完全打乱了美军的节奏，最后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运气来了啥都挡不住！

9时，“龙骧”号航母的侦察机终于发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马尼拉上空出现断云，地面目标清晰可见”。恰在此时，气喘吁吁的气象长也跑过来向大西报告：“天气好转，雾散了！”他仰望天空，只见弥漫的大雾正缓缓移动，被遮住的太阳也穿过雾障发出刺眼的光芒，天助我也！

“太好了！出发吧！”

“连老天都在帮助我们！”

9时15分，随着塚原一声令下，起飞号吹响了。首先是零式战斗机以三机编队的方式起飞，迅速在机场上空形成警戒网。紧接着一架架轰炸机陆续升空。近200架战机迅速形成了两个编队。尾崎武夫、野中太郎指挥的陆上攻击机45架负责攻击克拉克机场，新乡秀城中尉的43架战斗机负责护航。须田佳三、入佐俊家的陆上攻击机54架负责攻击伊巴机场，横山保的42架战斗机负责掩护。庞大的机群飞越波涛滚滚的大海，朝着吕宋岛北部呼啸而去。

碧瑶和图盖拉机场遭遇空袭的消息迅速传到了陆军司令部。早上6时12分，哈特上将也接到了达沃传来的消息，“威廉·普利斯顿”号遭到日军航母舰载机的攻击。得知上述消息，布里尔顿再次给萨瑟兰打去电话，既然日本人已采取了“公开行动”，现在有充分理由立即出动战机对台湾的日军机场进行空袭。布里尔顿还请示参谋长，准许他撤回仍在空中盘旋的B-17轰炸机，它们已耗费了不少燃油，必须重新加油挂弹。最后布里尔顿警告说：“如果克拉克机场遭到袭击的话，我们就再也不能使用它了。”

布里尔顿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萨瑟兰只允许他派出3架轰炸机，对台湾南部机场执行侦察和照相任务。布里尔顿认为侦察行动十分必要，但如果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回不来，他打算下午就采取攻击行动。他还强调准备在晚上把德尔蒙特机场的17架轰炸机也调过来，在9日清晨对台湾南部机场发动攻击。不久，麦克阿瑟亲自给布里尔顿打来电话，同意在侦察机确认了目标的前提下，在下午晚些时候发起攻击。可惜这一决定做出得太晚了，此时日军的庞大机群已经朝着他们猛扑过来。

11时，在空中盘旋的B-17轰炸机陆续返回了克拉克机场。3架准备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装上了照相设备，其余15架飞机也装上了45～136公斤的炸弹。一阵忙碌之后，饥肠辘辘的飞行员大都吃午饭去了，那些已加油挂弹的飞机则静静地排放在跑道上。这是这一天一系列错误中最大的一个，吕宋岛出现了一个类似珍珠港那样的警戒间隙。只不过一个在清晨，另一个在中午而已。唯一不同的是，珍珠港遭到的打击是突如其来的，而菲律宾已经事先得到了预警。

11时45分，伊巴机场的雷达屏上再次出现了大批目标，正排成前三角队形不断向吕宋岛靠近，那无疑是日本人的飞机。大惊失色的雷达兵立即给远东航空兵司令部空防警报处打去了电话。

空防警报处处长亚历山大·坎贝尔上校急忙向克拉克机场打电话，偏巧此时通信线路故障，电话怎么都打不通。坎贝尔又改用电台呼叫，但报务员吃午饭去了。火冒三丈的坎贝尔命令所有电台一刻不停地呼叫克拉克机场。谢天谢地，一名值班上尉总算吃完了午饭，回到值班室拿起了听筒。这名军官在电话里答应立刻把上述情况报告基地司令或作战处军官，但为时已晚。

当日军机群逐渐临近机场时，本已做好冒死强攻准备的日军飞行员惊喜地发现，克拉克机场上空平静得出奇，连一架飞机的影子都没有。再向下俯瞰，机场跑道上整齐摆满了美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

此情此景让日军飞行员感到不可思议。驾驶零式战斗机的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后来回忆道：“眼前的一切让我们难以置信，我们没有遇到预想中向我们攻击的大批美军战斗机。相反当我们俯视机翼下方时，看到的却是一组组活靶子——整整齐齐排列在机场跑道上的60架敌轰炸机和战斗机。”由于战斗机速度快，坂井在克拉克基地附近巡航了大约10分钟，静候轰炸机群的到来。

此时美军毫无戒备，机场餐厅喇叭里传出了KMZH电台著名播音员唐·贝尔的声音：“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日军飞机此时正在轰炸菲律宾克拉克机场。”

贝尔的播报瞬间引起哄堂大笑，有人吹起口哨，有人大笑着说：“贝尔简直是神经错乱，他把今天当愚人节了吧。”之前已经有了珍珠港遭袭的消息，但没几个人真正相信，很多人认为那是长官编造的谎言，以使大家保持足够的警惕。

一名飞行员顺手捡起一个空啤酒瓶抛向空中，瓶子落地时发出一声脆响。“哈哈，轰炸开始了！”简直乌鸦嘴！

12时45分，克拉克机场上空日军战机的轰鸣声和防空警报几乎同时响起。机场不远处，第二〇〇海岸炮兵团的新墨西哥州国民警卫队队员，也正围着37毫米和76毫米高射炮在吃午饭。忽听有人高喊了一声：“海军来了！”中士德韦恩·戴维斯连忙拿起连队的公用相机准备拍照。

在机场附近宿营的美军第一九二坦克营的官兵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在执行任务。机群不断接近，坦克手一点儿都不慌乱，不少人朝空中的飞机频频招手。

一名美军士兵感到奇怪，大声问道：“他们为什么投锡箔？”

“那不是锡箔，是该死的日本佬！”终于有人醒过神了。

刹那间，日军54架轰炸机在35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钻出云层，开始对机场上摆放得整整齐齐的美机进行投弹，一串串黑灰色的炸弹呼啸而下。

凄厉的警报划破长空，机场所有人都清醒过来，机组人员慌忙奔向自己的飞机，防空炮手匆忙奔向自己的阵地，有些人抱着头蹲在地上。头顶上敌机呼啸而过，机关炮嗒嗒嗒地喷出火舌，炸弹在地面炸起一团团火球。

美军大部分飞机根本来不及起飞。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那些停放的飞机瞬间爆炸起火，跑道上被炸出一个个巨大的弹坑。由于之前已加油挂弹，诱发的连环爆炸惊天动地，几乎所有美机都被炸得七零八落。由于极少有美军战斗机升空，大部分无所事事的日军战斗机开始到处追逐四散奔逃的人，用机枪向他们疯狂扫射。克拉克机场一片狼藉。

危急之中，乔·穆尔中尉快步向他的P-40战斗机奔去，有6名飞行员紧随其后。他把飞机滑行到起飞位置后立刻起飞，旋即猛抬机首爬上高空，另外2架飞机也起飞了，但后面4架飞机被炸毁在跑道上。

3架准备执行侦察任务的B-17也试图起飞，但最终未能如愿。包括穆尔中尉在内，只有4架美军战斗机升到空中。他们迅速遭到日军战斗机的围攻，根本无力阻挡蝗虫一般的日军轰炸机从容不迫地对机场进行轰炸。

刚刚扫射了邻近一个战斗机机场的44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意犹未尽，赶来助兴。曳光弹点燃了油箱，巨大的“空中堡垒”一架接一架爆炸。坂井三郎用机关炮击中了跑道上的两架B-17，接着捕获返航前最后一个猎物。一架升空的美军P-40战斗机进入他的视线，坂井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射向美军飞行员的座舱罩，轰的一声爆炸。坂井回忆，这架美机先是摇摆了一下，接着一头栽向地面。

美军地面防空火炮进行了反击。那些国民警卫队员还是第一次进行实弹射击，此前训练，他们射击的不是扫把木箱，就是木制模型机。令人郁闷的是，由于未能装备新型高射炮弹，高射炮射程压根儿够不着日军飞机，炮弹在日机下方600～1200米的距离纷纷爆炸，仿佛在为日机的攻击助兴。见此情形，日机彻底没了压力，轰炸得更加肆无忌惮。那些国民警卫队员尽管根本打不着目标，但能朝着真正的飞机开火，噼里啪啦，也怪热闹，他们甚至莫名地感到兴奋。

第三战斗机中队的12架美军战斗机之前在中国南海上空巡逻，因燃油即将耗尽，准备返航到伊巴机场降落，迎面遇上了日军的54架轰炸机和50架战斗机，随后发生的缠斗使双方各损失2架飞机。趁此机会，日军轰炸机成功轰炸了伊巴机场，炸毁了雷达站、机场跑道、营房、仓库和通信站等设施。

美军那两个坦克营都刚刚组建，士兵大都是从国民警卫队中抽调的新人。匆忙到达战场的他们还未进行过新式坦克的作战训练，以至有些人登上坦克也找不到放炮弹的地方。日军空袭时，他们只能用坦克上的重机枪进行还击。第一九二坦克营B连的巴道斯基成功打下了一架战斗机。

攻击一直持续到13时17分，丢完了炸弹的日本人才意犹未尽地飞走。这里堪称“珍珠港第二”，只要数一数烧焦的和正在燃烧的飞机残骸就可以知道，麦克阿瑟的空军力量遭遇了致命打击。日军在几乎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在克拉克机场和伊巴机场摧毁美军B-17轰炸机18架、P-40战斗机55架及其他飞机26架。由于飞行员大多不在飞机上，空袭只造成80人丧生、150人受伤。只有撤退到德尔蒙特机场的17架“飞行堡垒”得以幸存。

日军仅仅付出7架战斗机的微弱代价，就成功摧毁麦克阿瑟空中力量的三分之二，初步赢得了菲律宾上空的制空权。克拉克机场遭袭距珍珠港被炸足足有10个小时——这就是被称为二战名将的麦克阿瑟干出的糗事儿！

就在日军炸弹在克拉克机场爆响的同时，麦克阿瑟收到了霍华德·布朗中尉送来的一份截获并破译的日军电报，上边说“日本现在实际上已与美国和英国开战”。对此，萨瑟兰不无讽刺地说：“很有意思，真是及时！”尽管他的话与肖特的话有几分类似，之前菲律宾无疑是得到过预警的。

盟军在远东有三支战略打击力量，分别是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菲律宾的航空力量和新加坡的“Z舰队”。开战尚不到24个小时，前两支力量已香消玉殒、灰飞烟灭。三去其二，剩下的“Z舰队”也变得独力难支，仅仅两天后就在日军的攻击下沉入了海底。

高射炮手停止了无谓的射击，天空突然间没有什么可射击的了，突如其来的宁静使人愕然。高射炮班班长德伍德·布鲁克斯茫然地走向停机坪，面前的情景真真切切地说明战争真的来了，看来长官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到处都是战友的尸体和断肢残臂，他看见他的好友——一个19岁的波兰小伙子，倒在壕沟里，一颗炸弹把他炸得像破了的气球，看上去简直跟透明一样。一些人惊恐地从战壕里爬出来，许多伤员发出痛苦的呻吟。

下午，布里尔顿再次接到阿诺德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得知两大机场遭遇突袭、战机大部被毁的噩耗，平时被大家戏称为“快乐的阿诺德”的他，一点儿也快乐不起来了。一贯儒雅的他严厉地斥责布里尔顿：“活见鬼！你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空军指挥官，怎么会在接到那么多警报之后，还被炸得措手不及？”

对此，华盛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将领说：“如果在遭到袭击时我的飞机还在地面上，我就再也没脸正眼看我的那些同伴。”在马尼拉，空军领航员埃德加·惠特科姆中尉说得更加坦率：“我们的将军犯了军人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让自己在未曾料到的情况下挨了打。”

挨了臭骂的布里尔顿异常沮丧，因为面前这一悲惨场景并不完全由他造成。他立即驱车来到了远东陆军司令部，强烈要求面见麦克阿瑟本人。他将阿诺德的话向麦克阿瑟做了详细汇报，希望他能帮自己说明事实。“别着急，刘易斯，”麦克阿瑟似乎比阿诺德还要愤怒，“继续回去打你的仗吧。”

麦克阿瑟立即给阿诺德拍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为属下的行为辩护：“在有限的工具和时间内，远东航空队采取了各种可能的预防措施。他们的损失纯属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所致，没有一项损失能归咎于他们本身的疏忽大意。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他们的勇敢精神十分突出，做事效率也很高。与他们相比，敌人在各方面都有充分的准备。你应该为他们的行动感到骄傲。”这番话说得阿诺德哭笑不得，难道真要全军覆没才不值得骄傲？

1943年，美国国内对布里尔顿的质疑之声再次响起。为此，麦克阿瑟依然站出来为他辩护：“布里尔顿在菲律宾仅有一支象征性的部队，除教练机和破旧不堪的飞机外，只有35架轰炸机和107架战斗机。机场的缺乏给他们造成了极大困难。我们有许多飞机是在着陆加油或进行必要的保养时被摧毁在地面上的，但都不是疏忽大意所致。”

虽然口头上赞誉有加，但麦克阿瑟本人就说过很多中伤布里尔顿的话。他曾告诉身边的人员，布里尔顿和他的参谋长布雷迪上校都是“妄自尊大、装模作样的傻瓜”，要尽快将他们踢出菲律宾。要知道，当初阿诺德给了三个候选人，是麦克阿瑟亲自挑中的布里尔顿。

麦克阿瑟的言行或许有作为上司庇护部属的一面，但更可能是为自己开脱，他担心对布里尔顿的指责最终会牵连他。很显然，如果真正深究的话，不仅萨瑟兰，连他本人也难脱干系。战争爆发第一天，空军是唯一能够使用的力量，但他竟然未能及时与布里尔顿取得联系，而是授权萨瑟兰去处理空军的事情，这是严重失职的行为。如果麦克阿瑟像金梅尔和肖特那样很快被免职并陷入没完没了的调查，这些很可能成为他渎职的罪状。但麦克阿瑟无疑是幸运的，他在随后的战斗中出色地领导了美菲军的抵抗，使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国会并未像对待珍珠港事件那样去调查菲律宾的惨败。因祸得福的老麦最后竟然成了英雄。

抛开上述因素，日本人的运气的确很好。那天，日军陆海军飞机本应同时发起攻击的，只是海军飞机因为浓雾未能飞起来，而陆军飞机的攻击导致美机起飞升空，恰恰又在海军飞机抵达时返回陆地，麦克阿瑟等于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如果按照日军原来的计划，美国远东空军绝不会败得那么惨。

参加攻击的日机胜利返航，飞行员既兴奋又大惑不解。着陆之后，他们一爬出机舱就互相发问：“敌人到底怎么啦？看上去好像根本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

最兴奋的当属一向板着脸的参谋长大西，他迅疾下令向“长门”号上的山本司令官报告：“我部对菲律宾的空袭取得巨大成功！”

美军残余战机不得不举家南迁。由于日军摧毁了伊巴机场的防空预警雷达，接下来只有飞机和地面观察才能提供有效的防空预警。战机南迁限制了用于海上搜索的B-17的数量，现在只有巡逻机和潜艇才能及时发现敌军的登陆船队了。

12月9日黎明，马尼拉遭遇了第一次空袭，出现了一些平民伤亡。从这天开始，日军对菲律宾首都的空袭从未间断，即使在麦克阿瑟已经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后，空袭也一直持续到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该城。

从1571年开始，马尼拉一直是菲律宾首都，当时人口约200万，是亚洲颇负盛名的国际性都市。长时间的轰炸使得城市完全失去了先前的节奏，能够离开的人溜之大吉，无法离开工作岗位的人也纷纷安排家人到乡下避难。马尼拉人口密度很高，部分街区每平方公里达到数万人，一些贫民区甚至更多。日军事先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大规模空袭引发的巨大恐慌和混乱均在他们预料之中。

马尼拉也有些许防空火力，因为高射炮射程不够，面对日军轰炸，守军只能徒劳地反击，吓唬敌人给自己壮胆。少数鲁莽的日军飞行员冒险进行超低空轰炸时才可能被击落。每到此时，那些马尼拉居民，不论菲律宾人、华人，还是欧洲人，都会朝坠落的日机鼓掌欢呼。虽然轰炸带来了恐慌，但马尼拉并未停止运转，政府机关仍在办公，商店照常营业，影剧院依然开放，近郊农民照样把农产品送到市场上交易。音乐大厅里，马尼拉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如期进行。广播电台也未停播，居民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各种音乐和稍显夸大的战争新闻。

12月9日，天空出现了难得的宁静，让美国人得到喘息机会的仍是大雾。只有零星日机飞抵菲律宾上空，除马尼拉遭到零星轰炸，当天夜里还有7架飞机对吕宋岛北部的尼克鲁斯机场投下了一些炸弹。美国人可以借机整理一下被炸得一塌糊涂的机场，收殓那些在战争第一天就失去生命的死难者。

开战之前，哈特上将已经下令将亚洲舰队主力撤退到吕宋岛南部海域，马尼拉湾只留下了少许水面舰只和大部分潜艇，支援陆军抗击日军登陆的任务。按事先拟订的作战计划，战争一旦爆发，三分之一的潜艇将去攻击台湾、法属印度支那、海南岛等地的日军基地，三分之一在吕宋岛周围海域巡逻，剩下三分之一留作预备队，执行机动作战任务。

亚洲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官约翰·威克斯少将是个缺乏组织能力、指挥艺术和工作热情的人，和哈特一样战意不足。他要求艇长们务必小心谨慎，在战斗中尽可能节约使用鱼雷，那些对战争感到恐惧的艇长接到命令后更是疑虑重重，干起活来更加缩手缩脚。

9日晚些时候，远东空军的详细损失传到了海军司令部。悲观的哈特上将意识到，利用潜艇支援陆军保卫菲律宾的计划已经破产，布里尔顿的空军不再可能为海军提供有效保护。当天夜晚，他下令两艘新式潜艇支援舰驶离甲米地向南逃逸，只留下旧式的“卡诺帕斯”号去敷衍陆军。

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12月10日正午，就在日海军航空兵狂虐大英帝国“Z舰队”的差不多时间，同属第十一航空舰队的第二十一、第二十三航空战队大举出动，他们的目标是美国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甲米地。

听到副官赫夫中校大声叫喊“日本飞机正向马尼拉湾飞来”的麦克阿瑟走出了办公室，他双手叉腰，目送大队日机越过头顶绝尘而去。

布里尔顿立即下令20架P-40战斗机和15架P-35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可面对日军81架轰炸机和52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集群，美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技战术上均处绝对劣势。高射炮像两天前一样，除了增加点儿声响，毫无作用。日军战斗机冲上去与美军缠斗，轰炸机在几乎毫无妨碍的情况下对甲米地实施了一轮接一轮的狂轰滥炸。炸弹雨点般落下，军港内掀起一股股冲天巨浪，基地到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轰炸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大火蔓延到弹药库，引爆了潜艇部队的233条超级磁性雷管鱼雷，进而诱发了连环大爆炸，那可怕的场景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动山摇。抗击日本入侵船队的最大希望寄托在潜艇身上，现在没了鱼雷，那些潜艇就成了没有子弹的枪支，几乎毫无用处。这预示麦克阿瑟的近海防御计划已彻底泡汤。

偏偏此时海上刮起了大风，风助火势，火助风威，美军所有消防作业均无济于事，只能眼巴巴看着加维特造船所、修理工厂、仓库、广播电台、医院、海军陆战队营舍等设施悉数化为灰烬。大火一直持续到翌日早晨，第十六海军军区司令官洛克威尔少将满脸油污，穿着沾满血迹的衣服——他之前参加了救助伤者——查看了海军造船所。随后他向哈特报告，基地已完全无法使用。值得庆幸的是，日军战机忙于攻击军事目标，停泊于马尼拉湾内的40艘商船得以幸免。

琼和3岁的小阿瑟此时正站在马尼拉饭店顶楼的平台上，目睹了不远处那可怕的一幕，惊恐万状的琼抱起小阿瑟躲进了卧室。

在距离基地仅仅600米的火星人大厦楼顶上，哈特上将亲自观摩了这场惊天浩劫。爆炸气浪冲得瘦小的上将甚至站不稳身子，巨大的损失让他悲痛欲绝，他竭力控制才未哭出声来。上将喃喃自语：“我们的潜艇，我们的秘密武器……”之后在发给海军部的报告中，哈特说：“烈火从一边烧向另一边，整个海军造船厂和甲米地港口的三分之一区域被熊熊大火吞没。”

日军飞机还轰炸了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另有18架战斗机袭击了尼科尔斯。在德尔卡门，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摧毁了12架P-35，导致6架受损。远东航空队的战斗机已所剩无几，大约只剩下30架P-40和一些老式的P-35、P-26。为了不使它们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布里尔顿下令空军不再主动起飞战斗，只作为一般侦察使用，等于拱手让出了制空权。

超过500人在空袭中丧生，当晚，那些幸存者被集合到附近的学校避难。哈特上将痛心疾首，他的基地被彻底摧毁，还有2艘潜艇被炸毁，其中包括新式潜艇“海狮”号，其他5艘潜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当晚，哈特下令撤走剩下的2艘驱逐舰和几艘扫雷艇，把岛屿海防任务交给剩下的2艘潜艇和5艘巡逻艇，潜艇作战计划被完全放弃。哈特带着残余舰只仓皇南逃到荷属东印度。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其中大部分将在后来的爪哇海战中战沉。

随着战机的不断消耗，麦克阿瑟只好命令布里尔顿将残余轰炸机全部转移到澳大利亚。到12月25日，布里尔顿也带着最后4架轰炸机离开了菲律宾。

本间的第一板斧砍掉了布里尔顿的空军，第二板斧又将哈特的海军斩落马下，麦克阿瑟瞬间痛失左膀右臂。开战仅仅三天，美军已基本丧失了菲律宾群岛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现在本间的第三板斧——多点登陆——马上就砍下来了，麦克阿瑟能撑得住吗？

此时太平洋舰队遭遇重创的消息已经传到马尼拉，麦克阿瑟知晓短时间里无法指望来自夏威夷的增援。菲律宾距本土太远，即使国内能够派出增援力量，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菲律宾。那些增援更可能被派往珍珠港，对华盛顿来说，那里比菲律宾更重要。

12月10日，突发奇想的麦克阿瑟给马歇尔发去一封告急电报：“紧急——机密：敌人在从新加坡到菲律宾及以东战场投入了空军和海军主力，从而使它在日本本土的防御呈现虚弱状态。此间得到的情报表明，苏联参战是日本人最害怕的。现在存在最有利的机会，从北方直接攻击日本将不仅给其以重大的惩罚，还将立即解除日本人向南方推进的压力，也将破坏他们大量无遮掩的石油供应。在敌人从事过分扩大的最初空军行动的同时，目前存在着一举成功的绝妙机会。”

麦克阿瑟能想到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肯定也能想到。丘吉尔从伦敦动身出访华盛顿之前，已派出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出访莫斯科，力争苏联人的支持。可惜斯大林对从北方进攻日本不感兴趣，他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德军虽然铩羽在莫斯科城下，但欧洲战局依然危急，他目前必须集中精力去对付德国人。

虽然仗打得无比窝囊，但该吹的牛还是要吹，毕竟地面战还未打响。11日，从林加延湾前线传回了好消息。据说，头天晚上，美菲军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菲律宾陆军第二十一师击溃了日军一次大规模的登陆行动，敌人大部分舰艇被击沉，海滩上到处都是被击毙日军的尸体。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卡尔·迈登斯迅速赶到了林加延湾，他连一具日军尸体都未发现，只看到许多菲律宾士兵懒洋洋地躺在武器旁边悠闲地晒着太阳。一位美国少校告诉他，在阿格诺河口的确曾出现一条身份不明的船，那无疑是日本人。于是这一带的所有枪炮，从小口径手枪到155毫米炮全都开了火。在他们的猛烈攻击下，敌人很快就狼狈逃窜了。

还真别说，那艘船——实际上仅仅是一艘汽艇——确实是日本人的，它的任务是前来侦察美菲军在这里的布防情况。美国人浪费了不少炮弹，但日本人的汽艇毫发无损。艇上的日军跑回去向本间报告说，预定11天后举行的大规模登陆行动，登陆地点最好选在林加延湾北端，那里敌人的海防部队很少。

尽管前线取得的大捷纯属子虚乌有，但为了鼓舞士气，麦克阿瑟的首席新闻官雷格兰德·迪勒少校还是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像煞有介事地发表了一份公报。迪勒如身临其境般向记者描述了前线将士粉碎敌军登陆的精彩经过。

就在其他记者忙着向报纸或杂志发回胜利消息的同时，迈登斯一把抓住了迪勒：“少校，林加延湾我刚刚去过，那儿根本就没有打仗。”

迪勒指指公报，无可奈何地说：“这里的确是那样说的。”

“林加延湾之战”的报道使美国人感到了宽慰和自豪。《纽约时报》在周日的通栏标题里写着：“日军在吕宋西部被歼：林加延湾失而复得，战斗惊心动魄！”合众社说得更加悬乎：“林加延湾激战三天，击沉敌舰154艘，敌军没有一个能活着上岸的，真乃奇迹中的奇迹。”这吹牛水平几乎要赶上日本人了，日军参加菲律宾战役的所有舰艇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

林加延湾胜利公报发布的第二天上午，报纸再次发表了取得第二次胜利的捷报：科林·凯利上尉袭击敌战列舰“榛名”号成功，使该舰丧失了作战能力。凯利驾驶的一架B-17轰炸机在吕宋岛北海岸附近海面发现了一艘大型军舰，迈耶·莱文下士投下了3颗270公斤炸弹，有2颗偏了，1颗准确击中了烟囱。待浓烟消散后，B-17的机组人员肯定“该舰已受了致命伤”。

在返回克拉克机场途中，凯利的飞机遭到了坂井三郎战斗机的攻击。“空中堡垒”中弹起火，子弹打穿了装满燃油的机翼。危难关头，凯利果断下令机组人员跳伞。当他还在飞机上时，它就爆炸了。凯利为战友牺牲了自己，成为美国太平洋战争中第一位超级英雄，他随后被追授了十字勋章。

麦克阿瑟亲自出席了凯利机组的授勋仪式。“我非常荣幸地将这些勋章戴在你们胸前，”他对这些年轻人说，“在人们眼中，它们永远是奉献、刚毅和勇气的象征。你们就是这样为祖国而战。科林·凯利上尉不在这里，我深表悲痛。我不知道凯利上尉生之伟大，但我了解他死得光荣。他死得无怨无悔，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心。上帝把他迎进了天国，他是一名不辱使命的勇敢士兵。”

不管凯利击中的是什么船，但可以肯定绝不是“榛名”号。这艘日军战列舰此刻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暹罗湾内，近藤信竹还在为它未能手刃“威尔士亲王”号而耿耿于怀呢。

当时菲律宾海域没有日军任何战列舰，据后来资料显示，那个地区也没有任何日军舰只被炸沉或遭到损坏。但消息越传越离谱，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凯利驾机冲向敌舰烟囱，与之同归于尽，后来他被赞比日本神风特攻队员还要勇敢。

即使已经丧失了制空权、制海权，但美国人依然看不起日本人。美联社驻马尼拉记者克拉克·李发回的报道使美国民众对菲律宾战局产生了盲目自信。李在报道中大肆嘲笑日本人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质量：“日本陆军是一支由15～18岁少年组成的队伍，军容不整，缺乏训练，装备的只有小口径步枪，他们完全是被死亡逼上前线的。他们的步枪和机枪子弹简直连人都打不死，在陆上他们根本不行。”他援引美军一位骑兵上校的话说：“有三次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直到他们来了坦克和飞机我们才打输。等到我们的坦克和飞机投入战斗，我们就要把他们赶到海里去。他们几乎不会打枪，有人打5000发才中1发。”

老百姓还好忽悠，但作为老资格军人的麦克阿瑟非常清楚，那些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只是宣传的需要而已。很多年前，潘兴上将就曾告诉他：“智慧、爱国，能吃粗食，对正统权威的顺从与天生的尊敬，这些对取得胜利都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如果再加上强壮的体力、对自然和体育运动的爱好、现代的组织、武器装备和精心的军事训练，那么这样一支军队的质量之优是不言而喻的。所有这些因素，在日本军队身上都可以找到。”有位美国观察家指出，日本伤兵“尽管身上受伤，仍有出奇的活力，有人看到被子弹打穿了头部、颈部、身躯、手臂或腿部的人照样能走，而且在该高兴的时候照样能高兴地跳，对自己的伤势毫不在乎。他们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受伤后的紧张程度要小得多”。

这些话麦克阿瑟都非常相信，之前他曾多次访问日本，这些描述和他的看法基本一致。现在那些不要命的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

菲律宾即将迎来日军的多点登陆！

防不胜防

早在12月7日黄昏，日军第一支登陆部队——由490名官兵组成的先遣队已在吕宋岛以北193公里的巴坦岛悄然登陆，迅速抢占了岛上的简易机场。随后分兵占领建有水上飞机基地的甘米银岛。这里距吕宋岛北岸仅仅56公里。

12月7日16时30分，日军第二支登陆部队从澎湖列岛的马公港登船，开始向吕宋岛北岸进发。这支约2000人的部队隶属于第四十八师团，因指挥官是台湾步兵第二联队联队长田中透，因此被称为田中支队。为田中护航的是原显三郎指挥的海军第一急袭队。就在日军袭击甲米地的12月10日，田中支队顺利抵达吕宋岛北端卡拉扬河入海口的阿帕里港。

海上航程平安无事的田中支队登陆时遇到了麻烦。两个中队顺利登陆之后，天气突然趋向恶劣，惊天巨浪导致登陆艇无法靠岸。田中只好将主力的登陆点转向了32公里外的堪萨加。登陆行动很快被美军发现，几架B-17轰炸机和P-40战斗机迅速赶来，对田中支队和护航的舰船发起了攻击。原显三郎的旗舰“名取”号轻巡洋舰左舷被炸成重伤，舰上7人死亡，6人受伤。原显三郎登上“长月”号驱逐舰继续指挥作战。另一艘驱逐舰“春风”号和一艘扫雷艇也被炸伤。尽管如此，田中支队还是冒死登上了陆地。11日中午，田中支队主力顺利占领了阿帕里机场。由于机场设施较差，在后来的战斗中并未发挥重要作用。完成护航的海军舰队于13日17时带着累累的伤痕返航。

10日当天，驻守阿帕里的阿尔文·哈德利中尉接到命令，带领菲律宾连前去驱逐先前登陆的两个日军中队。哈德利非常清楚，手下这些不堪一击的菲律宾士兵对上两个精锐的日军中队无异于送死。他一枪未发，带着队伍迅速溜号。

12月7日18时，日军第三支登陆部队——由台湾步兵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菅野善吉率领的官兵约2000人，在西村祥治指挥的海军第二急袭队护航下从马公出发。10日凌晨1时45分，船队抵达吕宋岛西北海岸维甘港外海。菅野遇到了和田中类似的麻烦，巨大的风浪使他们将登陆点南移了6公里。5时30分，日军登陆开始。10时30分，登陆第一梯队向维甘进发，迅速占领机场。

菅野支队的登陆行动同样很快被美军发现。5架B-17和1个P-40战斗机中队立即前往攻击。“大井川丸”号、“高雄”号两艘运输船被击沉，西村的旗舰轻巡洋舰“那珂”号、驱逐舰“村雨”号和1艘扫雷艇被击伤。美军飞机显然来晚了，之前陆军部队已经登陆，美机炸沉的几乎是空船。菅野支队成功登陆后，西村舰队迅速掉头返航。

11日清晨，日军第五飞行集团第二十四飞行战队的18架战斗机已经进驻菅野支队刚刚占领的维甘机场，成功实现了陆军航空基地的前移。第十四军情报参谋中岛义雄中佐随同菅野支队一起登陆，立即在维甘设立了先遣情报所。

14日，第十四军参谋长前田正实亲自飞抵阿帕里，命令田中、菅野两支队合二为一，由田中统一指挥，向林加延湾方向攻击前进，策应第十四军主力的登陆行动。21日，扩大后的田中支队抵达吕宋岛北部军事重镇圣费尔南多以北12公里的巴克达诺，准备在军主力登陆时向圣费尔南多发起进攻，其间美菲军的零星阻击并未给日军带来多少麻烦。

对于北部小股日军的登陆行动，麦克阿瑟采取的对策是暂时按兵不动。如果派出北吕宋主力前去驱赶北岸登陆的日军，一旦日军主力在南边登陆，增援部队的退路将被完全切断。麦克阿瑟判断日军主力的登陆点在林加延湾一带，那里漫长而平坦的海滩非常适宜登陆。为了迟滞北路日军的快速推进，温赖特征集了吕宋北部山区矿业公司的炸药，炸毁了通往南部道路上的所有桥梁和水上码头。

菲律宾可供登陆的地点实在太多，美军防不胜防。就在北吕宋遭到侵袭的同时，日军第四支登陆部队——第十六师团的2500人在步兵指挥官木村直树率领下，将在南吕宋黎牙实比进行登陆。除了久保九次的海军第四急袭队，高木武雄麾下的海军南菲律宾支援舰队也前来护航。这里距离台湾太远，第十一航空舰队的陆基飞机无法提供有效支援，高木舰队中出现了久违的轻型航母“龙骧”号。高木舰队中还有重巡洋舰“那智”号、“羽黑”号、“妙高”号，轻巡洋舰“神通”号以及7艘驱逐舰和2艘布雷舰。强大的高木舰队醉翁之意不在登陆支援，而在封锁吕宋岛南部海域，阻止美军向岛上运送增援兵力和物资。

12日凌晨2时45分，木村支队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成功登陆黎牙实比，当时距离他们最近的美菲军也在240公里之外。

日军先锋部队迅速控制了火车站，他们逼迫站长打电话给陆军司令部，紧急调来一趟开往马尼拉的列车。站长在枪口威胁下打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一名司令部人员说：“下一班火车要到下周日才有。”

旁边一名参谋机敏地听出了问题。火车站站长应该比谁都清楚下次列车的发车时间。明知故问有两种可能：一是喝多了头晕；二是可能受到了胁迫，那些话是被迫说的。司令部马上派出侦察机飞临黎牙实比。事实果真如此。

15时30分，美军派出10架飞机对登陆南吕宋的日军实施攻击。这回他们遇见了硬茬儿，“龙骧”号航母立即起飞舰载机前往迎击，美军的攻击无果而终。

12月14日，5架B-17再次来袭。这次更惨，其中4架被“龙骧”号的零式战斗机打成重伤迫降，只有1架平安回到了德尔蒙特。情急之下，南吕宋集团只好派出阿尔伯特·琼斯准将的菲律宾第五十一师快速南下，通过破坏道路和桥梁的蹩脚战术迟滞日军的快速挺进。从登陆后第五天开始，木村支队的推进速度明显放缓。在毕考尔半岛北部只有11公里的最狭窄处，两军开始了正面交火。22日，美菲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甚至逼得日军先头部队后撤了十几公里，但只能让日军放缓进军步伐，对整个战局没有影响。

对于南部突然出现的日军，麦克阿瑟仍未采取大的动作。他向迷惑不解的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带兵打仗的基本原则就是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前面这些不过是小喽啰，他在等待日军主力的出现。情报官威洛比上校预测，敌军主力的登陆行动将在12月28日左右展开。

吕宋岛危机四伏，南面的棉兰老岛也未能幸免，那里一下子来了两支登陆部队。第一支部队由第五十六师团步兵指挥官坂口静夫指挥的坂口支队以第一四六步兵联队、一个野炮大队、工兵和海军特别陆战队各一部组成，他们不属于本间的第十四军，而是第十六军今村均的部队。第二支部队由第三十三步兵联队副联队长三浦俊雄中佐指挥，以该联队第一大队和两个工兵小队组成。两支队伍共计5000余人从帕劳出发，在田中赖三第五急袭队护航下，于12月20日凌晨4时在棉兰老岛的达沃港登陆。当地3500名守军迅速被日军击溃。当天15时，达沃市和机场均落入日军之手。

达沃是菲律宾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日侨在菲律宾最大的居住地，共有23000人之多。这些侨民为登陆部队提供了大量帮助。攻击前，日军空投了大量传单，提醒当地居民不准伤害日本人，一张传单上这样写着：

致达沃市的菲律宾人：日本部队已经登陆，他们是来解放你们和你们在菲律宾的同胞的。日本不是对菲律宾而是对美国开战，所以不要和美国人合作，他们才是你们真正的敌人。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但是你们如果用任何方式伤害了本地的日本人，将会面临严厉的惩罚。

日军占领达沃可谓一石六鸟。第一，美军在此有一个简易的海军基地，此举可以彻底解除他们对达沃以东500公里帕劳基地的威胁。第二，掩护黎牙实比日军登陆部队的侧翼。第三，牵制位于棉兰老岛的美菲军对吕宋岛的可能增援。第四，切断菲律宾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是第五点，这里将成为第十六军攻打荷属东印度群岛最佳的前进基地。后文将提到，日军进攻荷属东印度三路部队中的东、中两路都是以达沃为集结地的。

除留下三浦支队固守达沃，坂口支队连同海军陆战队一部于22日再次出发，于1941年平安夜登陆霍洛岛，击溃了守军的零星抵抗后完全占领该岛。第十六军获得了进攻荷属东印度的垫脚石。

占领达沃日军打下的最后一只鸟是，整个吕宋岛连同棉兰老岛的德尔蒙特全部进入日军战机的打击范围。19日，日军4架轰炸机袭击了德尔蒙特机场，导致3架美机受损。美军大部分轰炸机被迫撤往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只留部分战斗机与敌周旋。从此，从达尔文起飞的B-17必须经过长途跋涉，才能支援美军在棉兰老岛和吕宋岛上的作战。

刹那间，菲律宾群岛风声鹤唳，四面楚歌，各个方向都出现了敌人的身影。司令部里，参谋们迅速在地图上标出多支日军的登陆位置和前进方向。除坂口支队，标示其余几支部队进攻方向的红色箭头统统指向同一个地点——马尼拉。

到底哪一路才是日军的主力部队？参谋们开始七嘴八舌地争论，唯有经验老道的麦克阿瑟静若冰封。在他眼里，上述几路小股日军不过是投石问路，为即将到来的主力采取牵制性行动。因此，除了同样派出小股部队与敌周旋，麦克阿瑟下令美菲军主力按兵不动，以静制动。

虽然已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但麦克阿瑟依然不愿放弃他那海市蜃楼般的滩头防御计划。此刻他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固执地认为华盛顿很快将对菲律宾派出大规模增援。麦克阿瑟不知道太平洋舰队已今非昔比，别说来增援更远的菲律宾，连珍珠港的前哨阵地威克岛都保不住。关岛、威克岛的相继失守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美军一旦对菲律宾实施增援，就必须向南绕更远的路。

战争突然打响让华盛顿始料未及，不过那支由“彭萨科拉”号重巡洋舰护航的船队还是按计划出发了。12月13日，在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的坚持下，船队继续向菲律宾挺进。但22日到达布里斯班后，船队接到了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他原本就对援助菲律宾不感兴趣——的命令：就地卸载，所有人员物资用于保卫澳大利亚北部重镇达尔文。这就意味着海军已经不能完成“彩虹五”计划赋予他们维持海上补给线的任务，当然更谈不上与日军舰队决战了。海军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守住珍珠港。

马歇尔也承认，海空权尽失使得增援部队无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只好认可海军的做法。对此，麦克阿瑟提出了严正抗议。但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敌人空军力量占有压倒性优势”，并允许布里尔顿把残存的战机撤往澳大利亚。

在菲律宾唱主角的主要是陆军。虽然局势异常险恶，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还不愿轻易承认美军在菲律宾的失败，他们一起向曾经在菲律宾待过多年，刚刚就任战争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艾森豪威尔提出了这一问题。老史和老马都希望小艾说“是的，菲律宾不能被轻易放弃”，但艾森豪威尔在冷静分析后回答：“如果敌人大举进攻，那么在少量援助下，菲律宾可能守不了几个月。”

“尽你最大的努力去挽救他们！”马歇尔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知道海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珍珠港事件造成的损失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深的在于精神层面。海军中包括海军部长诺克斯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或惶恐不安，或萎靡不振。他们既要援救威克岛，又要守卫夏威夷和西海岸，根本无力打破日军对菲律宾的封锁，守住那里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竭尽全力向菲律宾提供援助，他们动用了1000万美元组织船队和人员偷越日军封锁线，将有限的物资从澳大利亚运往菲律宾。马歇尔还命令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官阿诺德设法把战斗机派往菲律宾。遗憾的是，当人们把运到布里斯班的飞机零件进行组装时，发现飞机翼部火炮装置的主要部件磁性线圈不见了，这些费好大劲儿才运去的飞机成了一堆堆无用的废铁，可见仓促投入战争的美国在战争初期的表现有多么糟糕。

12月21日傍晚，在林加延湾海域巡逻的“红鱼”号潜艇从潜望镜里发现，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缕缕黑烟，铺天盖地，竟有30多公里长，正向林加延湾不断逼近。这是第六支，也是本间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76艘运兵船装载着第十四军军部，第四十八师团主力台湾第一步兵联队、第四十七步兵联队，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以及炮兵、工兵、侦察、运输、第五飞行集团地勤部队等，总人数43110人。为主力部队提供海空掩护的，除了高桥亲自率领的第三舰队的40多艘舰艇，还有塚原和小畑派出的大批陆海军战机。连近藤都从海军南方主力部队中调派部分舰只前来参与护航。

惊慌失措的“红鱼”号艇长迅速向基地发报，“发现敌人大队入侵舰队”，同时下令潜艇紧急下潜，眼睁睁看着日军庞大舰队从头顶上大摇大摆地过去，这位胆小避战的艇长随后被免职。

林加延湾位于吕宋岛西海岸，这里有平缓宽阔的海滩，内陆是一片辽阔的平原，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登陆场所。敌之急所即我之急所，麦克阿瑟一直坚信日军主力的登陆点必在此处，因此在滩头部署了两个师的兵力。

海军主力已经南撤，接到“红鱼”号的报告，威克斯才派出6艘潜艇前往迎敌。美军潜艇赶到林加延湾时已是午夜，日军运输船已安然驶入海湾，并用驱逐舰在海湾周围设置了严密的警戒线。美军潜艇趁着暗夜向日军驱逐舰发起了鱼雷攻击，可惜无一中的。日军驱逐舰纷纷施放出深水炸弹，美军潜艇落荒而逃。唯有“海狼”号潜艇单枪匹马潜入港口，击沉日军一艘大型运兵船，算是给日军制造了一点儿小麻烦。而后几天，那几艘潜艇在日军舰队面前毫无作为。有鉴于此，哈特很快下令潜艇部队撤离菲律宾。麦克阿瑟企图使用潜艇保卫菲律宾的计划完全破产。

“汤米，你的潜艇到底怎么啦？”麦克阿瑟质问哈特道。他沮丧地告诉萨瑟兰：“那些运输船对潜艇简直就是一盘丰盛的菜肴！”随后他发了一封电报给陆军部，请求派一艘航空母舰将战斗机送过来。很快马歇尔就做了回复：“海军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亚洲舰队旗舰“休斯敦”号重巡洋舰已经撤到了婆罗洲东海岸的重要油港巴厘巴板。随后哈特在致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之所以撤走大部分舰艇，是因为“日本空军在吕宋岛上空取得了胜利”。

哈特这种类似逃跑的行为令麦克阿瑟勃然大怒。在随后发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中，他强烈地指责海军“根本没有打仗的愿望”，海军将领普遍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勇气。老麦与海军的关系本来就差，这样尖锐的批评只能使他与海军的矛盾越来越深。太平洋战争期间，海军中鲜有人说麦克阿瑟的好话，有人甚至讥讽地把运输机上两个头等座位叫作“麦克阿瑟座席”。但就哈特在菲律宾的表现而言，麦克阿瑟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海军在吕宋岛保卫战中的确未发挥多少作用。

让麦克阿瑟生气的不仅是哈特。12月21日，他派人叫来了布里尔顿，让他将司令部转移到澳大利亚去。布里尔顿要求留下来，承诺愿意按他的吩咐做一切事情。麦克阿瑟烦透了布里尔顿，正想趁机赶走这朵以前的“鲜花”。“不，刘易斯，”麦克阿瑟说，“你到南边去，在那儿用你剩下的轰炸机和不久将得到的轰炸机，对我的帮助要比你待在这儿更大。”——“鲜花”彻底变“牛粪”了。

临别之时，麦克阿瑟向布里尔顿恳求：“我希望你能告诉外边的人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努力，以维护我作为一名战士的声誉。”“将军，您的声誉无须任何人维护。”说完这番话，意兴索然的布里尔顿乘一架B-17逃往澳大利亚。

12月22日凌晨2时，一片漆黑之中，在大群战舰舰炮火力掩护下，日第十四军主力开始在林加延湾从南到北24公里的三个滩头强行登陆。对日军来说，最大的麻烦不是美军，而是汹涌澎湃的海浪。第一批登陆船几乎被巨浪掀翻，两个大队步兵和一个大队山炮兵换乘就花去两个半小时。47分钟后，第一条船终于靠岸，后随船只多艘被巨浪掀翻。他们在海滩上并未遇到像样的抵抗，登陆的日军浑身湿透，通信设备因浸水无法使用，各运输船之间无法联系，自本间以下所有人都无法掌握登陆的进展，个个忧心忡忡。登陆艇在浅滩上一字排开，若遭遇美军炮击，势必损失惨重。想到此节，本间觉得脊背发凉。他后来作为战犯接受审判时回忆：“在菲律宾战场上我经历过三次危机，这是其中第一次。”

4时17分，日军第四十八师团主力在阿峨南方地区和阿林盖附近成功登陆。9时许，第一批官兵已全部登陆。虽然遇到了一营菲律宾士兵的抵抗，但日军还是巩固了滩头，并很快向纵深推进占领军事要冲罗萨里奥。6时30分，上岛良雄大佐的支队在圣法维安西边登陆，以期尽快同之前南下到圣费尔南多的田中支队取得联系。傍晚时分，日军大部分步兵和半数坦克已经上岸，开始顺着三号公路向马尼拉方向挺进。本间于23日晨在圣法维安登上陆地，在滩头迅速建立起战斗指挥部，他下令各部上岸后不必集结，立即向岛内纵深快速挺进。

温赖特手下的北吕宋部队有28000人，数量上已经不占优势，质量上则差得更远。麦克阿瑟将精锐部队大都放在马尼拉附近，守卫漫长海岸线的都是缺乏训练、装备低劣的菲律宾“民兵”，他们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面对张牙舞爪、疯狂冲锋的日军士兵，他们一触即溃，纷纷丢下步枪向山中逃窜，任凭美军军官挥舞着手枪大声恫吓也无济于事。只有罗萨里奥的第二十六骑兵团在皮尔斯上校的带领下进行了顽强阻击，将日军的进攻迟滞了几个小时。

救急电报一封封发往马尼拉。12月23日，麦克阿瑟起了个大早，乘坐帕卡德吉普车亲自巡视了林加延前线，他想亲眼看看温赖特电报里说的危机局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没等他进入前线指挥所，老远就听到温赖特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当亲眼看到那些菲律宾士兵面对日军凌厉攻势的狼狈模样，麦克阿瑟终于理解了温赖特电报中所言“一群乌合之众”的深刻含义。他看到温赖特到处奔走，企图撑住濒临崩溃的防线，但他的所有努力均付之东流。温赖特向他诉苦：“几乎没有一支部队是完全机动的，所有部队都缺乏训练和装备。”他的参谋部编制不全，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多数菲津宾士兵没有钢盔、挖壕工具和毛毯这样的基本步兵装备。正如第二十一野炮团团长理查德·马龙上校所言：“看见那些溃兵的模样，这些乌合之众的存在简直意味着一场灾难。”

当晚，温赖特恳求将唯一的美军师调上战场，以阻止日军的快速挺进，使他能够有喘息之机来整理战线，麦克阿瑟对此不予同意。由于之前曾经向华盛顿夸过海口，已经大祸临头的麦克阿瑟仍不愿转而执行退守巴丹的“彩虹五”计划。

麦克阿瑟命令布里尔顿派出战机攻击日军登陆部队，空军仅剩的4架B-17只好硬着头皮前往登陆场上空，他们立即遭到日军战机和高射炮火的双重打击，飞行员匆匆扔下炸弹迅速撤离，没有一颗炸弹命中目标。一些P-40战斗机也加入了攻击行列，但只不过是让日本人慌乱了一阵而已。

从前线回来之后，麦克阿瑟立即致电陆军部，要求紧急增派战斗机和轰炸机阻止日军向马尼拉挺进，并希望海军能够运来更多的部队和物资。“我能在这方面有所期待吗？”他向华盛顿发出警告，除非援军能及时到达，否则整个西太平洋都将陷落日军之手，“胆怯苟安是不能战胜像日本这样气焰嚣张的敌人的”。

更让麦克阿瑟想不到的是，此时丘吉尔已经带领一大群幕僚远渡重洋到了美国。在随后一个叫作“阿卡迪亚”的会议上，两国首脑进一步明确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会议商定盟军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先在欧洲打败德国，太平洋只能暂取守势，万不得已时不惜放弃菲律宾等战略要地。直到晚年，麦克阿瑟对此仍耿耿于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很可惜，谁也没有告诉过我这些重要会议的决策，我还以为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给我们增援呢。”

在随后几天的战斗中，尽管麦克阿瑟拿出了看家的坦克部队，温赖特也命令最精锐的第二十六骑兵团前往阻击，但战场形势仍然一边倒。几天激战使这个原有842人的团只剩下450人。温赖特命令皮尔斯上校尽可能迟滞日军的攻势，孤立无援的骑兵团又坚持了4个小时才开始后撤。骑兵出身的温赖特对这支部队赞誉有加：“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场真正的骑兵阻击战，皮尔斯上校和他的骑兵兄弟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可惜美菲军中像第二十六骑兵团这样的部队纯属凤毛麟角，美菲军防线很快被日军撕得支离破碎，上岛支队已顺利与先期登陆的田中支队会合。24日，日军攻占碧瑶，前锋部队已经直指中央平原。

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但灾难远不止于此。就在碧瑶失守的那天拂晓，日军第八支登陆部队——第十六师团主力7000余人在师团长森冈皋中将指挥下，在南吕宋东海岸的拉蒙湾强行登陆，那里距马尼拉只有110公里。负责南吕宋防务的帕克准将将防御重点放在了西海岸的八打雁一带，原来负责这一地区的菲律宾第五十一师已抽调南下，阻截在黎牙实比登陆的木村支队，因此拉蒙湾防务极度空虚。到当天傍晚，森冈主力部队在付出死亡84人、负伤184人的微弱代价后成功登陆。圣诞节这天，日军已在南吕宋站稳了脚跟。

尽管帕克准将的16000人比起日军人数占优，但他们根本不是久经战阵的日军的对手，菲律宾军队在稍作抵抗后迅即崩溃。与此同时，北吕宋日军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第十四军军部和第四十八师团登陆之后，奈良晃指挥的第六十五旅团近7000人也在林加延湾登上陆地。由于日军牢牢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后续日军的登陆行动一路畅通无阻。本间据此确信，他的第十四军能够按照大本营的原订计划，在主力登陆50～60天内，也就是1942年2月9日，最迟19日之前占领全部菲律宾。

日军在拉蒙湾突然登陆等于在前面已自顾不暇的美军屁股上迅猛地插上一刀子。直到此时，麦克阿瑟才意识到，他的部队已危在旦夕。海军跑了，空军没了，只剩下装备极差的陆军在抵抗日军的全面入侵。战争真正打响仅仅44个小时，守军已处于全线崩溃的危险状态，马尼拉失陷已成定局。本间的企图十分明显，就是实施南北夹击，将美菲军主力合围在以马尼拉为中心的中部开阔地带，一举歼灭。避免这种局面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立即主动撤退，把主力部队撤退到筑有坚固堡垒的巴丹半岛。重新回到“彩虹五”的老路，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麦克阿瑟能成为二战名将，并不在于他永远不打败仗，而在于在面对危局时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虽然最后败给了本间，但事实表明麦克阿瑟更善于从战略高度谋划整个战局，他迅速向马歇尔提交了紧急报告，提出将主力撤退到巴丹半岛，然后固守待援。

在报告中，麦克阿瑟有意夸大日军兵力，对自己实力进行隐瞒，以使撤退尽可能显得“冠冕堂皇”一些。他说日军登陆船队有70～80艘运输船，登陆的步兵有80000～100000人，而自己在吕宋岛只有40000人。实际上日军主力只有43000人，加上前期登陆的几支小部队最多就50000多人，而美菲军在吕宋岛的部队绝对不少于75000人。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滩头防御计划，马歇尔本来就半信半疑，况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仅仅凭借菲律宾幸存的33架飞机不可能阻止一场大规模的入侵”，因此马歇尔迅速批准了撤退计划。

12月24日傍晚，痛下决心的麦克阿瑟终于向南、北吕宋部队下达了撤守巴丹半岛的命令。后来他回忆说：“敌人从南北两面夹击，如果让日军将我的主力逼近中部平原以防御马尼拉，那简直无异于自寻毁灭。退入巴丹半岛，我还可以尽量灵活地调动全军，争取生存的机会。”他的决定无疑非常正确，只可惜决心下得晚了一些。麦克阿瑟非常清楚，要想完成为时已晚的撤退计划困难多多，撤退同样需要完美无缺的指挥艺术。当前他面临着诸多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马尼拉守军已处在敌人南北夹击之中，前线各部已与日军搅在一起，迅速脱离强敌安全撤退困难极大，搞不好将加速失败甚至全军覆没。

第二个难题更为棘手，就是如何把散布各地的弹药、补给等尽快转移到巴丹半岛，这是长期固守必不可少的东西。由于担心影响菲律宾人的士气，麦克阿瑟事先并未在巴丹贮存大量粮食、弹药。

转运物资需要大量的时间，前线部队必须尽可能迟滞敌人的进攻。如果麦克阿瑟事先做好坚守滩头和适时撤退两手准备，或者早些时间决定撤退，本不应该如此被动。但轻敌导致他满脑子都是“近海防御”，没有料到日军进攻如此神速，结果使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反而成了最大的问题。

四面楚歌的菲律宾意外地收到一条好消息。12月22日，华盛顿一纸电令将62岁的麦克阿瑟晋升为四星上将。哈特为此打来了祝贺电话，麦克阿瑟道谢之后说：“我很高兴，我应得的军衔终于回来了。”随后不久，萨瑟兰、温赖特等人也晋升少将。可惜这些空头支票对吕宋岛的危局丝毫无补。圣诞之夜的马尼拉饭店，麦克阿瑟叫来了副官锡赫夫中校：“带上琼和阿瑟，我们准备去科雷希多。”

科雷希多是一个面积不到7平方公里的蝌蚪形小岛，坐落在马尼拉湾入口处，与巴丹半岛只隔着3公里宽的海峡，天气晴朗时可以从那里清晰地看到巴丹半岛中央高耸的死火山。当地人管这个小岛叫“岩石堡”，岛上山峦起伏，隧道纵横，著名的马林塔隧道是麦克阿瑟任陆军参谋长时特别授意修建的。早在1936年，美军就开始建设这一要塞，在小岛上修筑了大量永久性防御工事，部署作战部队4000人和远程大炮42门，此外还有非作战军事人员4000人，居民2000人。小岛恰似一个瓶塞，像一夫当关的勇士一样扼守着马尼拉湾，只要美军能够守住这个小岛，日军就无法通过和利用马尼拉湾。

赫夫很快带着一辆卡车来到了饭店大门前。顶楼的豪华套房里，琼和保姆阿珠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需要带走的东西太多了，银具、瓷器、衣物等。琼收拾了一个箱子，装的大部分是食物、阿瑟的衣服及家庭照片。最后，她从一个玻璃盒中取出麦克阿瑟的一大堆勋章，卷进一条毛巾塞进了箱子。房间里8000册麦克阿瑟多年的藏书只好放弃——实在可惜！赫夫帮琼提上箱子，顺手抄起了阿瑟的三轮童车。走到一半，赫夫好像想起什么，放下车子又跑回顶楼。不一会儿，他拿着麦克阿瑟的柯尔特手枪、一顶旧式软战斗帽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跑了下来。一行人匆匆赶往码头，登上“唐埃斯塔班”号客轮渡海前往科雷希多。

撤退行动自然不能落下奎松总统，如果他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糟了。早在木村支队登陆黎牙实比的12月12日，麦克阿瑟就曾向奎松提过撤到巴丹的问题，那位机敏的菲律宾总统一时难以接受。作为菲律宾自由与民主的象征，奎松认为开战仅仅几天，自己就放弃首都躲到岛上去打游击显然有失光辉形象。他很难想象那样的结局，成为落荒而逃、寻求庇护的政治家，把人民抛弃给残暴贪婪的敌人。“我要和我的人民在一起，”奎松固执地怒吼，“与他们同存亡，共命运！”

“总统先生，我知道像您这样勇敢的人肯定会这么回答的，”麦克阿瑟边拍奎松的马屁边劝解道，“这不是您个人的安危，而是菲律宾政府的存亡。我的最大责任，就是不能让您落到日本人手里。”

奎松罹患严重的肺病，医生判断他最多还能再活上一两年。对于轮椅上的奎松来说，如果狼狈地逃往那个小岛，就意味着付出了巨大艰辛才获得的菲律宾人民的自由很快又将失去。因此，无论麦克阿瑟如何安慰他，说“这是最恶劣状况之下的打算”，奎松还是浑身战栗，激动不已。但情感必须服从现实，急转直下的形势使得撤退必须尽快实施，这一点奎松非常清楚。

几个核心人物应召来到了独立宫，一起商议做出最后的决定。奎松提出，自己将和副总统奥斯梅纳随麦克阿瑟一起去科雷希多，他告诉豪尔格·巴尔加斯和何塞·劳雷尔：“你们两个留下来应付日本人，干下去，尽你们所能和那些人讨价还价。努力使菲律宾保持统一和完整，为了菲律宾的未来，你们必须这样做。”

“人们会骂我们是卖国贼的。”劳雷尔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不愿做菲律宾的汪精卫，强烈要求和总统一起去科雷希多。

奎松从轮椅里挣扎着坐直身体，解释道：“总得有人在日本人面前保护我们的人民啊！”奎松话音未落，身边三人均已泣不成声。奎松坚持说，留下来是劳雷尔的责任，他要求四人在取得胜利之前保证不把这一秘密泄露出去。

马尼拉到处弥漫着凝重而不祥的气氛。为了逃难，几乎所有的船舶连小舢板都被征用了。在惨淡的月光下，装载大批撤退人员的船只蹒跚来往于巴丹与科雷希多之间。12月24日傍晚，奎松总统和塞耶高级专员带着一众政府要员乘“唐埃斯塔班”号前往科雷希多。人们的沮丧心情与马尼拉湾旖旎的月下美景形成了鲜明对比。轮船底舱里堆放着菲律宾政府大量的金条、银锭，一位美国军官独自唱起了《安静的夜》，没有一个人随声附和。

远处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那是守军在炸毁供油站和仓库，以防它们落入日军之手。在马尼拉以南的“卡维特”海军船坞，100万桶燃油被付之一炬，冲天大火将夜空映照得像血一般通红，引发的滚滚浓烟覆盖了整个马尼拉市。

圣诞节之夜郁闷无比的不仅有放下武器的香港守军，这天晚上，由于失去了藏身之所，吕宋岛仅剩的4架战斗机只好悻悻飞往巴丹半岛。

华盛顿电令哈特将留在尼拉湾的两艘老式驱逐舰开往爪哇，并命令他到那里重组美国远东舰队。两天之后，哈特乘“鲨鱼”号潜艇抵达爪哇，马尼拉湾只剩下一艘补给舰、几艘炮舰和少数鱼雷艇，由第十六海军军区司令官洛克威尔少将指挥。这些舰艇将用于支援麦克阿瑟的巴丹保卫战，最后麦克阿瑟正是乘坐那几艘鱼雷艇逃出生天的。

重要人员均已撤走。12月26日，在与华盛顿和奎松充分协商之后，麦克阿瑟通过报纸和广播发表了“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的正式声明：

为使首都地区免遭空中或地面攻击的毁坏，特此宣告马尼拉为一个无军事目标特征的不设防城市。为了不给可能产生的错误以任何借口，美国高级官员、共和国政府和所有作战军事装备都必须尽快撤出它的城郊。市政府连同它的保安部队、警察将继续履行职责，使生命和财产的正常保护得以维持。市民必须服从合法当局，并继续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

国际法规定，不允许轰炸没有军事防御措施的“不设防城市”。对麦克阿瑟发表的声明，日本人根本不予理睬，国际公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他们继续出动战机对菲律宾首都实施轰炸。由于妨碍日机低空飞行的高射炮已不复存在，日军轰炸变得更加毫无忌惮。马尼拉行政厅、姗芬德拉多兰大学、圣多明科教会、姗达罗沙大学等古老建筑陆续遭到破坏，数百名市民在轰炸中丧生。

马尼拉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同一天，日第十四军情报参谋中岛义雄向本间和前田提出报告，称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很可能在向科雷希多转移，而美菲军主力亦积极向巴丹方向移动。本间和前田立刻意识到麦克阿瑟欲金蝉脱壳，试图撤退到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这一消息被迅速电告南方军和大本营。

然而东京大本营坚持认为，第十四军的首要目标为占领马尼拉。在此情况下，日军首要选择无疑是追击歼灭美菲军主力。如果人消灭了，地盘不就都是你的了吗？日军仍然死盯马尼拉，显露出战术的短视和死板。

东京的指示让第十四军进退两难。有人提出按大本营的命令行事，切勿节外生枝。也有人提出，美菲军即使逃入巴丹半岛也难逃最终覆灭的命运。待占领马尼拉之后，日军主力回过头来很容易就能收拾敌军残部，一名参谋形容“麦克阿瑟已成为飞进火焰的蛾虫”。

在日军高级将领中，文人本间属于比较听话的温顺型，他只好下令主力部队按照大本营的指示继续向马尼拉快速挺进，这就给了美菲军撤往巴丹的机会。老酒窃以为，如果是鲁莽型的山下奉文遇到类似情况，不一定会那样做。

但美菲军的形势仍然是一塌糊涂。撤退命令已经下达，但明显错过了最佳时机。南、北两路日军在步步紧逼，留给美军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为了能够更直接地观察战场，同时表示自己的无所畏惧，麦克阿瑟将司令部设在了科雷希多岛最高的山顶上。没过几天，日军轰炸机就把山顶的营房夷为平地，他不得不将司令部转移到马林塔隧道之中。心急如焚的麦克阿瑟就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雄狮一样来回踱步，向前线发出一道道紧急命令。作为一个终生都不服输的硬汉，濒临绝境的麦克阿瑟开始焕发新的激情，逐渐展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

24日，美军菲律宾师主力和航空兵临时指挥部率先撤入巴丹半岛，第十四工兵团开始昼夜不停加紧修筑防御工事，迎接更多撤退部队的到来。傍晚时分，南吕宋部队指挥官帕克准将抵达巴丹，全面主持撤退部队的相关事宜。26日，布雷梅尔准将的菲律宾第三十一师撤入半岛。28日，第四十一师也随后赶到。加上原有守军，巴丹已有兵力近20000人，防御体系也初步形成。撤退完成之后，帕克也晋升为陆军少将。

在马尼拉战略预备队和南吕宋部队撤往巴丹的同时，麦克阿瑟下令温赖特少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对南下日军主力进行阻击，为撤退及抢运物资争取宝贵的时间。他特意下令本就寥寥的坦克部队实施积极机动，随时为北吕宋部队迟滞日军前进的作战提供支援和火力掩护。

后勤部队也被紧急动员起来，向巴丹运送尽可能多的粮草弹药。大量民用车辆被征用，刹那间，无数车辆从四面八方涌向巴丹。在马尼拉出城的三号公路上挤满了满载弹药的卡车，拖着155毫米炮的牵引车，装载着海军枪炮的卡车以及大小轿车，不少马车、牛车也夹杂其中——怎一个“乱”字了得。

抢运给养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简直可以说是一团糟。越乱越出错！由于时间紧迫，在下令抢运物资时，麦克阿瑟竟然忘了与奎松及时通气——这也与他一贯颐指气使的性格相符。奎松水平不咋地，脾气挺大，他对美军擅自向巴丹运送物资大为不满，还立即颁布了一项指令，严禁美军从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征集食品和运走粮食，更不许他们擅自占用铁路。等双方再次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奎松重新下达命令时，大量宝贵的时间已经被白白浪费掉了。

同时，由于司令部的参谋们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对付日军的进攻，向巴丹抢运物资的命令只是简单通知下去就算完事，没有人实施跟进督促与检查。执行命令的部队根本未能理解此举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各地抢运物资的工作也就拖拖拉拉，进展缓慢。个别部队在撤退之际甚至顾不上炸毁后勤仓库就落荒而逃，很多弹药、物资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现在所有目光都盯住了北吕宋指挥官温赖特少将。撤退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温赖特和弟兄们能坚持多久。骑兵出身的温赖特是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师弟，老麦大四那年，小温入学。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现在是温赖特拿出真功夫的时候了。温赖特的确不负众望，奇迹般将溃散的部队集合起来，使他们重新焕发起战斗的勇气。仓促之间，温赖特指挥美菲军在日军前进道路上构筑了5条临时防线，每条防线之间相隔约一天路程。温赖特指挥北吕宋部队依托防线且战且退，同时命令工兵部队炸毁桥梁、设置路障、破坏道路，有效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撤退途中，他们总共炸毁的桥梁达184座。在香港和马来亚，英国人类似的事情也干了不少，很快就会轮到爪哇岛的荷兰守军这么干了。将来如果日本人在战俘营里举办一个桥梁爆破劳动竞赛，水平估计低不了。

最让日军头疼的是两个美军坦克营。“斯图亚特”轻型坦克如果放在欧洲战场估计打不上主力，面对日本人却成了克敌制胜的利器。日军的89式中型坦克和95式轻型坦克都难以抗衡。作为战略预备队，这两个坦克营东挡西杀，左冲右突，在战场上疲于奔命、四处救火。日军步兵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这些坦克的出击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

在关键的阿格诺河防御战中，温赖特率领几乎弹尽粮绝的部队，硬是将已经过河的上岛支队顶了回去，在椰林中擦拭汗水的上岛良雄也被美军流弹击毙。尽管如此，温赖特的每条防线也只能守一天左右。到28日清晨，美菲军已经退守距离马尼拉只有97公里的第四道防线。1941年最后一天，他们只能死守最后的第五条防线了。

从登上陆地那一刻起，日第十四军前田参谋长就一直强调，绝不能让美菲军撤退到巴丹半岛，他的意见得到了第四十八师团师团长土桥勇逸的赞同，可是两人的意见并未得到大本营和南方军的认同。爱好文学的本间肯定看过咱们的《三国演义》，对美军主动放弃马尼拉的行为，本间误以为这是麦克阿瑟摆下的“空城计”，试图引诱日军上钩。“谨慎为妙”使得本间不但下令放慢了日军的推进速度，更未能及时打破美军退守巴丹的战略企图。

如果日军不朝向马尼拉，而是继续向温赖特部施压，全力攻下美军撤退必经之路——卡隆比特河上的两座桥梁，那么北吕宋第七十一师、第九十一师及南吕宋部队主力撤向巴丹的咽喉要道将被彻底切断，围歼美菲军主力于马尼拉平原地带的战略意图就有可能变成现实。就在本间举棋不定的几天里，溃退的美菲军和成群结队的难民夺路而逃，无数行人和车辆拥堵在桥头，一些车辆不得不掉头返回马尼拉，正好与从那里驶出的车辆迎头顶上，进一步加剧局面的混乱。

拥挤不堪的道路简直乱成了一锅粥。美第十七军械连马茨·奥斯维尔中士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我们一路向南撤退，撤退很快变成了溃退。可笑的是，我们只有溃退的精神状态却没有溃退的速度。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整个公路上一片嘈杂，英语的叫骂声、菲律宾语的叫喊声、女人和小孩儿的哭叫声此起彼伏，连维持秩序的宪兵也束手无策。我们很担心遭到日军空袭，当时我们的战斗机早已不见了踪影。日军战斗机或轰炸机俯冲下来，就能把挤在公路上的车辆炸成碎片。幸运的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来。”

中岛参谋根据进一步的情报确认，美菲军主力正一窝蜂地退向巴丹半岛。此时本间才意识到自己出现了致命失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切断那两座至关重要的桥梁。麦克阿瑟投入了最后一支坦克预备队，以高昂的代价阻止了日军的企图。被胜利冲昏了头的本间满脑子都是马尼拉，那可是日军“南方作战”攻下的第一个敌国首都，这对一个军事将领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他全然忘记了日军掌握着制空权，炸断那两座桥易如反掌，只需派出少许轰炸机扔下几颗炸弹就OK了。

现在，炸毁那两座桥梁的主动权到了美军手中。1942年元旦凌晨，温赖特少将已经遥遥望见日军先头部队的模糊身影了，当最后一批断后部队连滚带爬通过桥梁时，温赖特怒吼一声：“炸掉它！”6时15分，随着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那两座大桥轰隆隆栽倒在湍急的水流之中，几乎要冲上桥面的日军止步了！

温赖特以空间换时间的顽强战斗取得了显著成效，本间的重大失误帮助美军成功实现了“远东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中，美军损失甚微，共有9个师约80000人撤到巴丹，进入半岛的还有难民26000人。日军后来也承认，美军的成功撤退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行动”。但胜利并不能通过撤退获得，所谓“伟大”行动并未最终挽救美菲军覆灭的命运，不过将失败向后推迟了几个月而已。

如果将马尼拉湾比喻成瓶子，那么科雷希多无疑就是瓶塞。刚刚指挥完大规模撤退的麦克阿瑟立即就吹上了：“日本人也许找到了瓶子，但是我掌握着瓶塞。”他对外宣称，向巴丹撤退的决定是他在菲律宾防御战中做出的最英明、最关键的决策，全然忘记当初做出这一决定时他是多么不情愿。

相比更加糟糕的其他战场，麦克阿瑟据守的巴丹堪称亮点。并非由于他做得很好，而是因为别人做得更差。之后美菲军坚持对抗近半年之久，巴丹和科雷希多因此成为盟军远东“最后的堡垒”。麦克阿瑟晚年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巴丹和科雷希多成了全球的抗日象征，也是一种精神鼓舞。”对此，日本人深表赞同，他们同样认为“巴丹抗战产生了一种影响力，一种精神上巨大的影响力”。

1942年的新年注定将深深为后人铭记。几乎整个世界都硝烟弥漫，到处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全球超过80％的人口卷进了那场可怕的战争，只有日本四岛是另外一番景象。战争仅仅开始一个月，陆海军取得的辉煌战绩足以使日本国民相信，“大日本帝国”很快会在这场对西方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1941年最后一天晚上，兴奋的人流似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拥向明治神宫，人们要在深夜12点钟声敲响之际向化缘箱里投下钱币，祈祷“大日本帝国武运长久”。老酒幼年时期看连环画，经常把那四个字念成“武连长久”，还时常思考这个连长是个什么玩意儿，如此有名。战争并未影响节日的欢乐，反而给人带来一种期望。最近好消息接踵而至，日本人都相信很快就会从前线传来下一次大捷的喜讯。

此时日本人尚不知晓，自己忠实的盟友德国人已经在莫斯科城下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挫折。他们仍相信德国人将很快战胜苏联，并迫使大英帝国迅速退出战争，美国也不得不牺牲太平洋而致力保护它在大西洋的利益。日本所有战略都是以此为出发点，不单普通民众，在内阁和大本营的高层人士中，普遍弥漫着一种狂躁的“胜利病”。

清醒者可谓凤毛麟角。因为备受争议的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一个人已成为新时代的国民英雄，人们已经开始将他与当年的东乡平八郎元帅相提并论。四面八方的信件和电报发往了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山本每天收到的信件多达20厘米厚，寄信者中甚至出现了小学儿童。一些士兵家属在信中说，为自己的儿子或丈夫能够在长官的带领下取得如此辉煌胜利感到骄傲和自豪。一位卧病在床、病入膏肓的乡间中学校长来信说，想请山本为他题一幅字，作为奖励成绩优秀学生的奖品。由于前线战事进展异常顺利，闲来无事的山本也会饶有兴致地一一拆阅信件，并认真回复每一封来信，用的竟然还是毛笔！想想那边马林塔隧道中急得跟狼一样到处求援的麦克阿瑟，再看看这边用毛笔优雅回信的山本五十六，世事之不公莫过于此矣！

面对四面八方的狂热赞誉，山本并未因此而得意忘形。他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由于官兵的努力奋战，居然使我一夜之间成了英雄，实在惭愧之至。”山本清醒地意识到，事情的最终结果可能与人们的预期恰恰相反。在写给原田熊雄的信中，山本说：“开战之初确是顺利，究其原因，应归结为天助神佑。在这种时刻，尤其应自慎自戒，克己奉公。”

山本不满意某些人的“盲目高兴”，“讲起话来好像战争结局已经决定了似的”。他为东京那些顶头上司的“能力和见识”感到担忧。在写给驻上海中国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中将的信中，山本说：“英国和美国可能低估了日本，但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就好像被自己喂养的狗咬了手一样。”有关方面决定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为战功赫赫的海军修建一座刻有《军舰进行曲》的纪念碑，按常理，山本是题写碑文的不二人选，但他还是谨慎拒绝了此事。山本提醒手下的高级将领，“看来美国尤其下定了决心，要在不久的将来全面投入战争”。

1942年2月12日，意气风发的山本乔迁新居。联合舰队司令部从“长门”号迁移到了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上，就是后来被陆军讥讽的“大和宾馆”。办公条件尚未就绪，南方传来了大英帝国远东最大堡垒新加坡被攻克的重大喜讯。东京又在举行提灯游行，但冷静的山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与美国人进行的毫无胜望的战争。

陆军中有着如此清醒头脑的人更是寥若晨星。新年第一天早上，陆军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当年就是这货竭力反对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方针”，力主全面扩大对华战争的——来到了外务省，拜会了此时比较清闲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几杯屠苏酒下肚之后，武藤忧心忡忡地告诉东乡：“国民对胜利高兴得过头了，这样下去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今后的路途还很难走，所以外相的政策应该是想办法尽快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东乡对此无言以对，他哪有能力去左右军部呢？开战之前他曾竭尽全力都未能如愿，如今日军攻势如潮，谁还会把他放在眼里？武藤最后说，第一步首先要把首相东条换掉。说完这些话，武藤告辞，又去向长期反对对美战争的前首相冈田启介说了差不多的一番话。

在菲律宾，日军用两路进逼马尼拉的方式庆祝了新年。本间的北路部队距离马尼拉只有30公里。由于麦克阿瑟之前撤走了所有主力，前面已是一片坦途。南路日军离马尼拉还有超过60公里的路程，公路和桥梁被炸坏导致进军缓慢了许多，但同样未遇到像样的抵抗。有着长时间西方经历的本间并非想象中那样穷凶极恶，他命令部队停下来整顿军容，因为军容不整的军队行军时不可能威严自重，只可能奸淫掳掠。

本间曾拟完整保存马尼拉市，提前限令所有军队不准进入市区。但在1日傍晚，第四十八师团土桥师团长发来电报：“军司令部欲完整保留马尼拉市的殷切希望，已因为市内大面积火灾而落空。本师团长认为，必须把马尼拉从火灾中解救出来，我部拟以主力开进马尼拉，请予指示。”本间于20时回电，命令第四十八师团以所需兵力占领并确保马尼拉市。

菲律宾首都早已做好了迎接日军的准备。市长巴尔加斯准备尽力消除一切能够成为报复措施的理由，使占领军士兵能够尽快在新环境中平静下来。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部最后一批人员已经撤走，补给厂的仓库被爆破了，菲律宾人争先恐后搬走了里面的所有东西，尤其是美军来不及带走的大量冷冻食品。各主要路口竖起了“无设防城市禁止发炮”的牌子，街上到处都是散乱和腐烂的垃圾，不时发出一阵阵恶臭。有关地方行政官员奉命坚守岗位，但仍有很多人逃往巴丹或科雷希多。枪声停了，奇妙的寂静随即来临，不过那仅是暂时现象而已。

市内所有的商店全关上了门。在码头区附近，《生活》杂志记者迈登斯亲眼看到一处处仓库遭到洗劫，从汽车到电影胶片什么都抢。在他回到居住的海景饭店时，妻子交给他一封杂志社刚刚拍来的电报，要求他再用第一人称的笔法写一篇目击者见闻，最好是关于美军处于攻势的报道。妻子告诉他，她已擅作主张代他做了回复：“抱歉之至，你们的要求在此处无法满足。”

马尼拉到处都是浓烟。1942年1月2日17时45分，第四十八师团步兵指挥官安部孝一率领的台湾第一步兵联队的一个大队和第四十七联队的两个大队从北面进入马尼拉。15分钟之后，第十六师团的一个步兵大队及搜索联队从南面入城。第十六师团一部迅速占领了甲米地和八打雁。

透过房间窗户，迈登斯夫妇看见，在马路对面美国高级专员塞耶官邸门前的草地上，一队日军护旗兵集合在枝繁叶茂的洋槐树下。随着三声炮响，星条旗从旗杆上掉落下来，一个日军士兵用脚使劲踩了踩它，把一面旭日旗系上了旗杆。当这面旗子徐徐上升时，乐队精神抖擞地奏起了《君之代》：“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直到鹅石变岩石，直到岩石长鲜苔。”

在原来麦克阿瑟居住的马尼拉饭店顶楼上，很快升起了一面巨大的太阳旗。麦克阿瑟在科雷希多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面旗帜，这正是本间想要的效果。麦克阿瑟忽然想起，他套间门厅处有一个巨大的花瓶，那是老阿瑟1905年访问日本时，明治天皇赠送给他的礼物，上面撰写着日文。麦克阿瑟想到本间看见花瓶时的样子就禁不住发笑：“我怀疑他会朝着瓶子鞠躬。”

菲律宾人愁容满面地站在路旁，看着那些趾高气扬的新统治者，目光呆滞。刚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向着自己的同胞欢呼。行进途中，日军官兵混入看热闹的市民中，散发一些写着“粉碎英美帝国主义”的传单。视察马尼拉的大本营高级军官对市民的冷淡反应颇感失望。他们认为把菲律宾人解救出美国人的压迫之后，他们一定会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没想到绝大多数市民并不阅读传单，有人接传单也只是想留作纪念，或留给后世子孙观看而已。

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的日本人多数担任起翻译工作。那些集中营依然有用，仅仅数日之内，里边就住满了居留在马尼拉的美、英居民。3000多名美国人被关押在马尼拉郊区圣托马斯大学校园里，周围布置了铁丝网和岗哨，他们将在那里挨过三年的痛苦时光，缺乏食物和医疗。能够自由居留于马尼拉的欧洲人只剩下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翌日，所有酒楼及酒吧闭门歇业进行整顿，几家仍旧营业的商店里，四处充斥着拿着军票购物的日军官兵。

本间错误地认为，占领马尼拉就会迫使麦克阿瑟和菲律宾政府屈服。但他很快将会明白，要想迫使麦克阿瑟和他的部队屈服，仅仅奏奏《君之代》或者在塞耶的旧宅升起太阳旗是远远不够的。麦克阿瑟顺利率美菲军主力逃入了巴丹，使得本间试图在马尼拉周围围歼美菲军主力的战略意图完全落空，他只占领了一座无人把守的空城。后来他历尽千辛万苦，用了比原计划多4倍的时间才制服了那些“顽固的巴丹杂种”。

两天后，日本军政府宣布成立。第十四军行政官林义秀少将出任军政部长，下达了一连串禁令：太阳袖章必须佩戴，见了日本兵必须鞠躬，夜间走路不提灯者格杀勿论，西方电影和文学作品统统取缔，学校课程日本化，日历也换成与东京一致。戒严令一经发布，所有火器、弹药、军需品必须交出，对军政府及其职员采取敌对行为者将被处以死刑。如果1个日本人被杀，将处死10名菲律宾人作为惩罚。禁止使用无线电，收音机改造成只能收听日本的广播。工厂、银行、学校、教会、印刷厂悉数归日本人支配。不准升菲律宾国旗，禁唱菲律宾国歌。

进城不久，本间约见了马尼拉市长巴尔加斯并对之进行谆谆教导。本间说，天皇及所有日本人都很尊敬并同情菲律宾人民的解放事业，以求从美国人的统治下把他们解救出来，如今这一目标初步得到实现。为了建设亚洲人自己的亚洲，菲律宾人更应该与日本人同心协力。最后本间强调，因为由美国扶持的奎松傀儡政府已经放弃了对人民的责任，巴尔加斯必须尽快组织成立一个新政府。

一切预示着菲律宾人必须服从。1月23日，巴尔加斯宣布新菲律宾行政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包括主席1人和6个部，每部有1名菲律宾委员任部长，同时配1名日本人作为“顾问”，还有几名助理“顾问”。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伪满洲国一样，菲律宾的部长们不过是橡皮图章而已，说了算的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所谓“顾问”——那些人绝不是顾上了才问，而是任何事情都问。

本间强调，现在有机会建设一个崭新的菲律宾了，其基础是根除一切西方影响，恢复原来的民族特性和纯粹的菲律宾传统。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重物质、重享受，不但腐朽，而且颓废。要获得菲律宾人的新生，只有“通过摆脱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美国文化的颓废影响，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东方民族”。本间告诫说：“渴望独立而又不去努力使自己有资格获得独立的荣誉，那是无用和徒劳的。”接着他无疑是带着不自觉的幽默说：“正像一只豹子无法改变它的斑纹一样，你们也无法改变自己是东方人这一事实。”

傀儡政权成立之前的元旦当天，战前在大选中获胜的奎松和奥斯梅纳在马林塔隧道内宣誓就职总统、副总统，对外宣称菲律宾合法政府依然存在。麦克阿瑟应邀参加了就职仪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为了取得独立，菲律宾人民已经奋斗了400年。当前就要结束过渡时期，又遭受如此严峻的考验。但是你们没有踌躇，没有迷茫，甚至连一点儿迷惑都没有。菲律宾人民和他们伟大的总统选择了自由。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事，历史赋予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胜利！”

同一天，美国西海岸的电台开动最大功率，播出了罗斯福总统对菲律宾人民的讲话：“我以美国总统的名义，代表全美国人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人民都在贡献着他们的能力和资源。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菲律宾人民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身为总统的我，对你们的战斗表示由衷钦佩。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美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做出的贡献。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吕宋的战斗暂时告一段落。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温赖特的北吕宋部队由28000人剩下16000人，损失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散后逃跑掉的，真正战死的并不多。由于有北吕宋部队的掩护加上并未进行像样的战斗，南吕宋集团原有16000人中，有15000人撤入了巴丹。日军死亡627人，受伤1282人，失踪7人。担任主攻的第四十八师团伤亡最大，死亡358人，受伤675人。

至此，新的战局在巴丹形成。1942年第一周，为给半岛部署防御争取更多的时间，温赖特少将在距巴丹半岛入口处25公里布置了一条长约16公里的“瓜瓜—波拉克”防线，由菲律宾第十一、第二十一师据守，仅存的坦克部队担任后援。美军一直认为在他们身后穷追不舍的肯定是日军主力部队，殊不知尾随而至的仅是两个联队而已。本间的主力现在在马尼拉参加隆重的庆祝活动。

之前寂寥的巴丹呈现出一片蓬勃之气。由于预备展开长期的防御战，森林中建起了补给厂、制粉厂和屠宰场。为了便于兵力快速机动，美军改善了半岛道路网。为制造食盐开辟了盐田，渔场也被重新整备。

日军在1月5日迅速突破了美菲军临时构筑的“瓜瓜—波拉克”防线。此时若马尼拉的日军主力迅速南下，一鼓作气向巴丹发起猛烈攻击，美军就很难获得喘息之机。重大变故立即发生了，来自东京的一纸命令彻底改变了菲律宾的战场局势。

“南方作战”已打响的各个战场进展之顺利完全出乎大本营的预料。东京据此做出决定，战役的终极目标——荷属东印度作战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进行，必须尽快将那里宝贵的石油抢到手方才心安。时间拖得过长，不仅当地守军会加强防御，更可怕的是荷兰人会毁掉那里的油井和炼油设施。

大本营和南方军均认为，占领马尼拉标志着菲律宾战役已近尾声，下一步扫荡残敌不必花费多大力气。即使麦克阿瑟还能再顽抗几个星期，菲律宾战役也就结束了。1月3日，大本营致电第十四军司令部：海军高桥伊望第三舰队主力调往荷属东印度海域，战役绝对主力土桥的第四十八师团及第四战车联队划入今村均的第十六军，参加对荷属东印度的作战。小畑英良第五飞行集团主力重新划归南方军指挥，随后被调往泰国方向，参加饭田祥二郎第十五军对缅甸的作战，留下支援菲律宾地面作战的飞机仅仅剩下70架。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本间和前田目瞪口呆。胜利固然来得容易，但未来之路依然漫长。本间对此感到不安，“扫荡”工作困难重重，再把最精锐的第四十八师团调走，剩下部队的负担就更重了。本间授意参谋长前田立即致电东京，要求第四十八师团迟一个月调走。他们的要求当即遭到拒绝。

现在不是举起了的拳头无处可打，而是突然被人砍掉了一只拳头。以日第十四军剩余近3万兵员，在负责吕宋岛防务之余再去进攻巴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美菲军部队，预示着巴丹战役注定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作战。

前田最大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退守巴丹

巴丹半岛东西宽24公里，南北长48公里，面积1373平方公里。岛中央有一南一北两座年代久远的死火山，茂密的丛林覆盖全境，这些都是麦克阿瑟最可依赖的地形。当年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阿吉纳尔多曾指挥菲律宾游击队，在这里抵抗麦克阿瑟他爹带领的美军达3年之久。现在，反而轮到麦克阿瑟带领美菲军去对抗新的敌人了。

美军吆喝了很多年的“橙色”计划和“彩虹”计划，也不能不动一点儿真格。麦克阿瑟到菲律宾之前，美军就已利用巴丹多山的密林地形构建了两道防线。第一道是跨越沼泽地和纳蒂布山的阿布凯防线，位于巴丹北部，从西海岸的毛潘一直延伸到东海岸的阿布凯，中间依托是海拔1288米的纳蒂布山。美军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一支军队能够越过这座挺拔的山峰，因为它处处都是遍布密林的悬崖峭壁。在防线后边30公里，是以半岛最高点——海拔1432米巴丹山为依托构筑的第二道防线。

依据山脉自然走势，麦克阿瑟将巴丹部队进行了重编整合。第一军以北吕宋部队为主，经补充后总兵力22500人，由温赖特少将指挥，负责防守西海岸从毛潘到巴卡克一带。如此部署的原因在于，很明显下一步日军将会沿东部沿海公路南下，战斗将首先在那里打响，之前经历了激战的北吕宋部队急需休整。东海岸的第二军由帕克少将指挥，他们从南吕宋撤退时较为从容，适合马上投入作战。这部分兵力约25000人，负责防守阿布凯到奥利安东侧。在一线两个军背后13公里，总预备队美军菲律宾师将随时对前线提供增援。

由于自认为纳蒂布山无法逾越，温赖特第一军的右翼和帕克第二军的左翼，都是延伸到这座山峰的山麓戛然而止，实际上中间出现了约11公里的缝隙，这给日军后来的突破留下了漏洞。

哈特率海军主力南逃荷属东印度之后，亚洲舰队还遗留少许鱼雷艇及炮艇。如今这些舰艇连同少数海军陆战队、韦弗的坦克部队、4架P-40战斗机等皆置于麦克阿瑟直接指挥之下。工兵不分昼夜连续作业，为寥寥几架飞机建起了简易机场。大家清楚身后就是大海，今后的战斗完全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因此官兵斗志格外高昂。麦克阿瑟据此认为，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增援，他完全可以在巴丹坚守6个月以上。

与此同时，在阿布凯防线对面不远处的圣费尔南多——日第十四军司令官部就设在这里——本间和前田虽为未能成功合围美菲军主力而让其撤至巴丹感到惋惜，但仍然感到十分乐观。在他们眼中，对面那些被打散了的溃兵成不了大气候，两人对巴丹美军修筑的大量防御工事几乎一无所知。

这种乐观基于情报部门的错误报告。中岛情报参谋认为，撤入巴丹的美菲军不会超过25000人，而且士气低落，健康不佳，多数士兵伺机逃走。据此本间简单认为，只要日军集中兵力发起进攻，巴丹守军很快就会举手投降。

第四十八师团提前调走后，进攻巴丹的重任落在了第六十五旅团头上。该旅团的任务本来是等两个主力师团占领菲律宾后接管占领区治安的，现在忽然变成了主攻部队，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旅团长奈良晃有些措手不及。矮矮胖胖的奈良曾旅美多年，在阿默斯特学院读书时与柯立芝总统的儿子是同班同学，后来于1927年毕业于本宁堡步兵学校。颇具戏剧性的是，奈良和对面的温赖特曾经是美国炮术学校的同学和好友，现在马上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在日本1945年投降前，在冲绳岛，斯普鲁恩斯同样要和好友伊藤整一展开殊死搏杀——这就是残酷的战争！

与彪悍威猛的第四十八师团相比，第六十五旅团唯一与之相同之处就是指挥官都是中将，其余均相差甚远。抛开前者16000人，而后者只有6300人不论，第四十八师团是日军三大机械化师团之一，属于绝对的精锐部队，而第六十五旅团原来只是台湾的守备队，被人戏称为“步枪部队”，根本算不上一支野战部队。他们战前在台湾只接受了一个多月作战训练，士兵大多是中年人，下属第一二二、第一四一、第一四二联队都只有两个大队，第一四二联队的两个大队还各欠两个中队，两支部队战斗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除却兵员数量、质量，两者装备也相差很多。奈良旅团只有少许炮兵中队，配备的大炮都是发射一发炮弹就要倒退2米，然后要依靠人力推回原地的老式大炮，根本无法在巴丹复杂的地形中使用。每个大队有6挺机枪，也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开发出的老式机枪，本来就是为了吓唬老百姓用的。士兵中很少有人参加过实战，也没想到要参加战斗。旅团几乎没有机动车辆，那些老迈的士兵登陆之后是徒步跋涉200公里来到巴丹的，还没打仗就累得快散了架。现在精锐走了，这些缺乏作战经验的疲惫老兵必须在进攻巴丹数量占优的美菲军时打头阵。

本间也清楚仅凭第六十五旅团很难打开局面，因此从第四十八师团调拨了一批新式装备给他们，同时将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划归奈良指挥，还命令第七战车联队、第四十八山炮联队的第二、第三大队，第二十二野炮联队的两个大队，以及第十四军第十独立飞行队的36架轰炸机和11架战斗机配合奈良的第一次进攻。

以前奈良在担任陆军大学教官时曾教育学生说：“没有精确作战地图是不能发动进攻的。”现在他手里只有一张道路交通图和几张比例二十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地图，说不定还是从地理课本上撕下来的。他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本间的命令很简单，要他们“成纵队沿公路追击敌人”。司令部叫他们尽管放心，巴丹最多只有25000名组织涣散的敌军。炮声一响，那些人肯定会拔腿就跑，逃向半岛南端的小城马里韦莱斯，在那里稍作喘息后再逃往科雷希多。

实际上巴丹美菲军绝不是25000人，而足足有80000人之众。随同逃入半岛的难民有26000人，小小巴丹一下子涌进来十万之众。本间非常精明，他知道增加巴丹的人口只会相应增加美菲军的补给负担，所以对难民进入半岛不加约束。尽管已被日军围困，但几乎每天仍有难民逃入巴丹。人都是要吃饭的，这样就给麦克阿瑟带来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补给不足！

造成补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涌入半岛的人数太多，原计划这里最多部署40000人。其次麦克阿瑟撤退命令下得太晚，导致运入的补给严重不足，他必须为自己不切实际的滩头防御计划付出代价。当然老麦未能及时与奎松沟通，导致命令反复变更也是原因之一。

军需官报告说，虽然半岛弹药充足，但粮食极度匮乏。如果所有人都足量供应，大米可以吃20天，面粉够30天，鱼肉罐头够50天。各种医疗用品严重不足，从治疗疟疾的奎宁到外科手术用的纱布都很紧缺。空中和海上运输线几乎完全被日军封锁，巴丹已处于孤立无援的艰难境地，短时间内得到大批增援似乎不太现实。无奈之下，麦克阿瑟只好在1月5日颁布命令，非战斗人员食品供应减半。如此，那些人员每天吃下的食物还不够产生2000大卡热量，跟挨饿没有任何差别，而在热带丛林需要耗费比平时更多的体力。疟疾和热带疾病造成的人员损失比战斗导致的损失还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日军对巴丹施行长期围困，困守孤地的美菲军必将不攻自破或自生自灭。

节流还须开源。麦克阿瑟向华盛顿频频求援，希望得到武器、军队和补给物资。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以及新任美国舰队司令官欧内斯特·金上将告诉总统，没有足够的战舰保护运输船队冲开日本的海上封锁前往菲律宾。罗斯福知道那是实情，但他还是在奎松就任总统的新年第一天向他发去了贺电：“我可以向您保证，每一艘可以利用的船只都具有最终打垮敌人、解放您的祖国的力量。”

1月5日，参谋长马歇尔亲自来电：“运抵布里斯班的一批轰炸机正在开箱组装，另外55架战斗机也在运送途中。”他特别强调，总统“看了您的全部来电，正指示海军尽可能向您提供各种支援”。得到承诺的麦克阿瑟信心大增。为稳定军心，第二天他从科雷希多跨海前往巴丹，视察了阿布凯防线上的美菲军部队。

麦克阿瑟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数不清的大批援助正在途中，我们必须坚持到援军到来。”他从一条战壕走到另一条战壕，不断挥着手势给官兵打气：“士兵们，辛苦了！坚持住，伙计们！”当温赖特建议他去参观155毫米重炮阵地时，老麦不屑一顾地说：“我不想去看它们，我只想听到它们怒吼的声音！”

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巴丹前线。回到科雷希多后，麦克阿瑟非常乐观地告诉奎松，他“完全可以将巴丹和科雷希多守住几个月之久”。

坐在马林塔隧道里的麦克阿瑟想得很远很远。他再次向国内发出电报，建议华盛顿说服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派轰炸机摧毁日本的石油储备。他甚至主张协调中国发起大规模反击，牵制日军的南方攻势。华盛顿对此保持沉默。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已经向莫斯科提出过类似请求，被德国人折磨得狼狈不堪的斯大林婉言拒绝了这一战略动议。

华盛顿虽然开出了不少支票，但很可惜都是空头的。时间一天天过去，巴丹守军什么援助也未看到。倒是日军飞机频频光顾，扔下许多直接爆炸的炸弹。此外，他们偶尔还会投下劝降传单。传单肯定未经文采斐然、英语一级棒的本间过目，因为上边的语句用词粗野、文理不通。好在阿布凯防线上的士兵文化程度也不高，正好能领会上边的内容，如果太文雅了说不定看不懂呢。传单上说：“你们的后路已被切断，成了瓮中之鳖，尽快投降方为上策。”有些传单是针对菲律宾人的，上边写着：“为了菲律宾的幸福，应该让菲律宾人建设自己的菲律宾。”可能已经知道了美菲军补给不足，日本人就在传单上印上色彩鲜艳、丰富多样的美味佳肴，有些传单干脆就是马尼拉大饭店的丰盛菜谱，上边写着：“您要点些什么？”勾得那些腹中空空的士兵直流哈喇子。

天天让人在头顶上扔炸弹似乎并非什么好事，虽然并未造成大的伤亡，但对守军士气影响极大。麦克阿瑟为此致电华盛顿苦苦哀求，是否能够派一批飞机过来，哪怕仅仅飞越半岛上空也行，压一压“敌人宣传的嚣张气焰”。他告诉马歇尔，散兵坑里那些饥肠辘辘的官兵普遍存在一种担心，“华盛顿已经抛弃了他们”。

马歇尔回电说：“我们满怀希望，在马来屏障迅速部署占优势的空中力量，将会切断婆罗洲以南日军的交通线，并使盟军能够从菲律宾南部发动进攻。你所赢得的每一天时间，对于为达到我们的目标而集中必要的势不可当的力量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不过是马歇尔安抚军心的大话而已，就在他做出上述保证不久，暂时负责远东战场的艾森豪威尔——他现在已晋升为陆军少将——终于打消了向远东派遣增援运输舰队的各种设想。在写给史汀生和马歇尔的报告中，他说，那样做是“完全不合理的”。一直对麦克阿瑟不甚感冒的史汀生说了句经典的话：“人总有死的时候。”这等于宣判了麦克阿瑟及巴丹守军的死刑。“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被再次重申。就在麦克阿瑟不断求援的同时，大批大批军事力量和物资被运往远离巴丹的另一个半球。菲律宾已经成为盟军牵制日军的一枚弃子。

对面的本间也不轻松。尽管占领马尼拉的时间比第二十五军占领吉隆坡早了5天，抢去了首先占领敌国首都的风头，但山下奉文在马来半岛摧枯拉朽的攻势还是给了本间巨大的心理压力，促使他必须尽快重新发起业已停顿的攻势。

奈良要求再给他一些时间进行侦察，可是本间命令攻击必须立即发起。奈良匆忙制订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作战计划。他命令第一四一联队沿海岸公路南下。这个联队的联队长今井武夫大佐可谓与中国“有缘”，他曾是日本成功策反汪精卫的“大功臣”，1945年投降前曾作为日中国派遣军的副参谋长负责联络在华日军的投降事宜。另一路是他老同学武智渐指挥的第九联队。上岛良雄战亡之后，武智接替了联队长位置。武智联队的任务是朝纳蒂布山麓挺进，跨越这座被认为不可逾越的山岭直奔海岸公路，从后边包抄阿布凯防线上的美军。

1月9日15时，巴丹右翼第二军正面，日第六十五旅团的炮兵开始向美军阵地实施密集的炮火准备。憋了一肚子火的帕克少将立即下令还击，双方炮火迅速将周围的丛林打成一片火海。居高临下的美军占有地理优势，沿海岸公路南下的日军遭到了美军炮火的密集打击，伤亡惨重。菲律宾人并未如日军预料中的那样仓皇败逃，他们反而化悲痛为力量，向已被大炮轰散的日军猛扑过去。战况异常惨烈，双方来往冲锋使得战局陷入僵持。日军虽然在局部取得突破，但美军很快出动预备队堵上缺口。麦克阿瑟也派出了主力菲律宾师前出一线增援。仅两天时间，今井投入的进攻部队伤亡超过了三分之二，奈良无奈派出一支预备队，将几乎打残的今井联队替换下来。

复杂的地形使旅团司令部与前线的联络异常困难，奈良为此慨叹道：“现在连一小时顺利的通信都成了奢望。”但这些麻烦还只是开始，向着莽莽丛林进发的武智联队一去就杳无音信。按时间推算，他们早应越过纳蒂布山迂回到了敌人背后，武智联队的踪影全无预示着奈良的作战计划已完全失败。现在他只能把力量集中在重新建立战线上。他令筋疲力尽的今井联队火速开往西线，填补武智部队留下的空缺，并下令寻找阿布凯防线的薄弱点。

武智联队在茂密丛林中迷了路，对那里的情况，之前他们一无所知。补给很快断绝，即使用飞机空投也无济于事，因为粮食只会落在茂密的树冠上成为鸟类的美餐。武智派出了几批通信兵，还真有一名士兵钻出丛林找到了旅团长。在向奈良汇报完联队的窘境之后，这位士兵小心翼翼地问旅团长：“长官，我们联队已经6天没有吃东西了。您能不能给点儿吃的？一点点儿就行。”

这点要求奈良也满足不了，他颇为尴尬地告诉那名士兵：“我今天早上也是只啃了半个干面包。对了，目前我只能给你这个了。”奈良说完，从皱巴巴的军衣口袋里摸出来一包烟，里边只有6支。奈良哆哆嗦嗦地抽出3支递给对方，士兵恭恭敬敬接过后，敬礼转身，再次走进了丛林。

啃树皮，吃草根，转悠了一个星期之后，武智联队戏剧性地重新回到了原地，队伍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当疲惫不堪、满脸菜色、衣衫褴褛的武智出现在奈良面前，向他报告自己是如何在纳蒂布丛林里迷路的情况后，奈良对自己的老同学未加责备，而是温言安慰了一番，命令他们暂时归入预备队。

武智笔挺地向奈良行了军礼。他没有等到领给养，也没有休息，便带着自己的部队重新出发——不是往北面充当预备队，而是重新回到南面的前线。武智认为奈良让他退入预备队是因他走失而不信任他，下定决心用实际行动去洗刷耻辱，带着部队重登纳蒂布山，不成功就死在那里。

对巴丹的进攻以失败告终，这是日军第一轮进攻威克岛以来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也是日本陆军开战以来首次被挫败。奈良从前线发回的战况报告让本间意识到，原来的估计大大错误，那里的美菲军力量很强，以日军现有军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攻克巴丹。

美军炮弹似乎永远用之不竭，哪怕只发现一条人影或者一缕炊烟，他们就会发射出暴风雨般的炮弹。一个躲在丛林中的日军士兵仔细数了数，美军一天内发射的炮弹竟然超过了2000发。尽管如此，奈良还是下令士兵不许后退，依然一寸一寸向前攻击前进。

第一次巴丹防卫战胜利的消息再次给华盛顿那段黑暗的日子带来了一丝亮光，一直被珍珠港阴云笼罩的国民精神为之一振。麦克阿瑟和巴丹守军胜利的新闻充斥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广播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尽管香港、关岛、威克岛失守，但巴丹和科雷希多固若金汤，美军在那里大获全胜！”连罗斯福都给麦克阿瑟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对于你组织的顽强抵抗，我从公、私两方面都表示庆贺。关于各位的光辉业绩我将念念不忘。谨向你表示由衷的敬意，并预祝你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功。”

巴丹前线陷入僵持让日第十四军司令部感到了不安。按照目前每天仅仅推进数十米的速度，猴年马月才能打到科雷希多？有人提出，奈良是个不中用的老家伙，是不是第六十五旅团的参谋水平不行？于是，前田参谋长派出了军部一名作战参谋到巴丹前线，准备协助奈良指挥作战。

辗转近半个月，这名参谋终于找到了奈良的司令部——设在密林中的一个简陋窝棚。新参谋到来明显意味着原参谋水平不行。旅团参谋鹫见一男和都渡正义对此义愤填膺，哭喊着要到前线加入作战部队，“化成厉鬼”也要去教训那些可恶的“巴丹杂种”。如果军部参谋继续留下，这两位参谋很可能切腹，军部的参谋无奈离开。他也看出，以目前奈良的兵力，别说自己，就是本间司令官和前田参谋长亲自来了也照样没戏。

本间与山下奉文一样使出了劝降计，麦克阿瑟很快收到日军空投的劝降信：“你很清楚地意识到你的命运已定，末日将临，问题是你还能抵抗多长时间。你已经只有一半给养了。我钦佩你本人和你军队的斗志，你们一直在英勇战斗。你的声望和荣誉已经保住了。可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挽救你的部队，我们奉劝你投降。同时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攻势，因为我们不愿意给你抵御的时间。”

麦克阿瑟自然不会理睬。但他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给养在一天天减少。在北面，来自接壤地区的平民——他们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儿——成群结队被日军驱赶进入巴丹半岛，美军不得不分出人力去安置这些难民。来的人要吃饭，这导致半岛的补给更加困难。最后军需官将配给减少到正常量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仍难以为继。军马没有饲料可喂，骑兵出身的温赖特少将含泪下令宰杀了所有战马，包括他自己那匹叫“约瑟夫·康拉德”的良驹。此举不但节省了饲料，马肉还可以给饥饿的人们充饥。

麦克阿瑟再次向华盛顿求援，希望海空军能够来一次突然袭击，在日军尚未完全占领的棉兰老岛登陆。然后空军从那里出发攻击吕宋岛的日军，海军则护送增援部队登上巴丹。建议自然得不到任何回应。

劝降未果，地面艰难推进的日军同时也加强了宣传攻势。“东京玫瑰”日复一日地广播说，美国的援助正大量被运往欧洲的英国和苏联，你们已经被完全抛弃：“亲爱的士兵们，你们的国家已经把注意力放到遥远的欧洲去了，你们这样老是等着，最后只有死亡而已。”马尼拉广播电台不停播放歌曲“任凭你如何去等，船儿也不会来”，女播音员用充满魅力的声音唱出美国民谣，使得美国大兵无端地害起思乡病来。麦克阿瑟对华盛顿的做法无比愤慨，连奎松听到那些消息也目瞪口呆。

为鼓舞士气，麦克阿瑟在1月15日再次发布声明：“来自美国的援助正在途中，数以万计的兵员和数以百计的飞机正在调运。不可能再后撤了，我们巴丹的部队比进攻我们的日军要多得多。我们给养充足，只要坚决防守，必能挫败敌人的进攻。我号召巴丹的每一名将士各就各位，奋勇抵抗每一次袭击，这是自救的唯一道路。我们战斗就会胜利，我们撤退就会毁灭。”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用谎言去稳定军心，就像华盛顿以此来安慰他那样。他为这种明显的谎言感到了不安，甚至不敢再见手下的那些官兵，以免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时间久了，那些饥肠辘辘的士兵似乎也看破了，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已被彻底抛弃，于是纷纷用粉笔在钢盔上画上V字，不是代表“胜利”（victory），而是代表“炮灰”（victim）。食物和药品短缺造成的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绝望的情绪在战壕里迅速滋生蔓延。阵地上不时传出记者弗兰克·休利特写的一首诗：

我们是巴丹的弃儿郎，

没有爹，没有娘，

山姆大叔也不知去向。

无亲朋，无依靠，

没有枪来没有炮，

无人过问无人要！

郁闷的不仅仅是麦克阿瑟，对面的本间也处在无穷的烦恼之中。当初大本营给他的任务是50天内结束菲律宾作战。马尼拉倒是如期拿下来了，但美菲军主力成功逃到了巴丹和科雷希多，那里的战斗陷入了僵局。处处都在向东京报捷，只有这里例外。参谋本部发来电报说：“收到巴丹战况汇报之后，天皇陛下非常担忧。”让天皇他“小人家”——本间比裕仁大14岁——担忧，是一个帝国军人最大的耻辱。闻此，他潸然泪下，脸上露出痛苦万分的表情，突然一头栽倒在桌子上。一群参谋慌不迭地冲上前，把不省人事的司令官抬到了隔壁的房间。

巴丹那边很快传出一条新闻，对面的日军司令官本间因承受不了败北的耻辱，羞愤切腹自尽了。传来传去的新闻又加上了不少噱头。有人说本间在自杀前对美军的英勇大加赞赏，然后在马尼拉饭店麦克阿瑟住过的房间内悲愤自尽。对此，麦克阿瑟笑着说：“我猜他肯定把我的浴室弄得一团糟。”

掐人中，擦凉水，好不容易把司令官弄醒过来。司令部的作战会议马上召开。本间立即给第十六师团师团长森冈皋下令，抽调精锐兵力，配合第六十五旅团对巴丹发起第二次进攻！

随后木村直树率领的木村支队5000余人来到了巴丹前线，兵锋直指西海岸温赖特少将的第一军。

1月18日，木村支队对第一军防线发起猛烈进攻。第二十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中西宽带领的部队突入到了纳蒂布山山麓。经过详细勘查之后，中西发现了阿布凯防线的致命缺陷，就是在第一军和第二军防线中间有一道狭窄的缝隙，中西决心打破人所不能，带领两个中队700余名士兵从缝隙钻了进去。经过三天四夜丛林跋涉，700名日军突然出现在美军背后，彻底打乱了美军的防御阵线。

从22日到24日，温赖特少将先后抽调5个步兵营、1个榴弹炮连和1个骑兵连，对突入背后的中西部队实施围攻，愣是在区区两个中队的日军身上讨不到半分便宜，作为甲种师团的第十六师团，战斗力果真不同凡响。不仅如此，中西还通过扩音器对美军进行谩骂，派出小股部队大放鞭炮吓唬美国人。同时正面日军也利用夜色的掩护，端起刺刀向美军阵地发起了敢死冲锋。前后夹击导致美军防线摇摇欲坠，阿布凯防线的左翼很快被冲垮了。

半岛东部第二军防线同时出现险情。破釜沉舟的今井联队成功穿插到了第二军后方，东线美军的退路随时可能被掐断。作为先锋的一个中队已经越过了纳蒂布山主峰，逼近了美军第二道防线。麦克阿瑟紧急调派预备队增援，但显然来不及了，阿布凯防线的全线崩溃已近在眼前。

1月22日，麦克阿瑟派参谋长萨瑟兰前往巴丹视察战场情况。面对第一道防线已出现多处缺口且背后已出现敌军的不利局面，在征求了帕克少将的意见之后，萨瑟兰向麦克阿瑟说明了前线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并建议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麦克阿瑟无奈同意了萨瑟兰的建议。

1月24日19时命令下达，无数卡车和兵员开始从阿布凯防线向后撤退。午夜时分，通往后方的道路上挤满了卡车、小汽车以及徒步的士兵，没有宪兵指挥交通，一支支部队在混乱中挤得七零八落。军官们束手无策，只是吆喝着让士兵和车辆加快南撤，同时祷告老天保佑日本人不要来扔炸弹。那些士兵已经多天未洗脸刮胡子，黄瘦的脸上毫无表情，看上去简直与行尸走肉无异。

所幸精疲力竭的日军并未组织起有效的追击。由于日机毫无顾忌地轰炸和扫射各条道路，美军的撤退速度倒是加快了。此时，之前再次走入丛林的武智联队突然杀出，他们的出现使美军的撤退很快变成了大溃退。那些无法带走的重装备全被销毁，其中包括25门大炮。炮兵指挥官福勒上校痛心疾首地说：“当时，我和我的士兵们含泪炸毁了我们的大炮。”

到1月26日，溃退的美菲军依托第二道防线总算站稳了脚跟。防线仍然分成两段，温赖特指挥西段，帕克把守东段。士兵躲在掩体和壕沟里休息，感谢上帝保佑他们从阿布凯防线逃出来了。躺在壕沟里的亨利·李中尉吟出一首诗描绘当时的悲惨场景：

巴丹又守住了一天，

这一天守来的是饥饿、创伤与酷热，

守来的是筋疲力尽和黯然撤退，

守来的是缥缈的希望和难逃的失败……

但是麦克阿瑟并不这样认为，“我亲自选择和准备了这个阵地，它是固若金汤的”。他发电报向马歇尔保证，“我打算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同时提议如果自己不幸阵亡的话，由萨瑟兰接替自己的职务。

尽管突破了美军的阿布凯防线，但伤亡惨重的日军各部早已成了强弩之末。截至1月24日，奈良的第六十五旅团总计6651名兵员中，伤亡已达1472人，根本无力再战，双方再次形成对峙。

为打破僵局，本间命令木村利用巴丹半岛凹陷的西部海岸，在美第一军后方实施登陆，试图从海上实施大范围迂回包抄。

1月22日深夜，由第二十联队第二大队恒广成良中佐率领的600名日军在巴丹半岛西海岸的基纳湾角登陆。1月27日，由木村三雄少佐率领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的日军也在基纳湾角以北2.5公里处登陆，配合恒广支队的作战。两支突然出现在身后的日军，给美菲军带来极大恐慌。美军已经在第二道防线站稳脚跟，能够集中精力对付从海岸登陆的两股日军小部队。仅剩的4架P-40战斗机也参加了对登陆日军的围剿。日军战斗力的确惊人，美军几乎动用了所有预备队才将局面稳定下来。其间已晋升准将的韦弗也派出了坦克部队。补给完全断绝的日军啃着树皮作战，2月9日，第一批登陆的恒广支队全军覆没，第二批木村支队除34名伤兵被潜艇接走，其余全部死亡。两股部队的近乎全军覆没标志着日军在巴丹西海岸登陆迂回作战的企图完全落空。巨大伤亡使日军此后再也不能组织类似的登陆作战。

美军同样付出了500人阵亡的巨大代价。麦克阿瑟参加了阵亡将士的葬礼，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很脏，爬满虱子的身体散发着臭味，但是我爱你们！”

在位于圣费尔南多糖业中心的第十四军司令部，本间再次召开了作战会议。天气闷热，气温高达36℃。前线传来的坏消息让本间心急如焚，他的部队在巴丹伤亡近7000人，其中2700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和美国人一样，很多日军士兵患上了疟疾、脚气和痢疾等疾病。第一四一联队今井联队长回忆，疾病“宛如败兵们的复仇，重症患者接连不断”。面对窘境，本间先后两次向大本营和南方军请求增援，求援信中，前田甚至用上了“噙泪咽血，重整旗鼓，以图再战”的悲壮语言，但两次请求均遭到拒绝。

此时日军分散在巴丹的兵力已非常虚弱。前田提醒，如果麦克阿瑟发现了这一缺陷，发起反攻，美军有可能成功突围。前田主张暂时停止进攻，只是对巴丹进行长期封锁，“到那时，麦克阿瑟的人马就会饿得受不了，只好投降”。

从战场形势而言，前田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本间看来，除了努力求得速胜，不可能作其他想法。东京绝不会同意采取那样丢面子的战略，容许在“大东亚共荣圈”里存在一支依然顽强抵抗的美国军队，这将影响到帝国的声誉。作战参谋中山源夫仍然坚持全力进攻，“主要力量应该放在东岸而不是西岸”。谁都清楚那样根本行不通，死命猛攻的结果很可能让日本人遭遇更惨重的失败。

本间也清楚前田的意见正确，但他必须站出来支持中山。本间提出，必须再发动一次更加猛烈的攻势以迫使美军屈服。可大家都知道强弩之末的日军无力再战，仅靠目前兵力发起大规模攻势是不现实的。归根结底，本间必须忍气吞声再次向大本营和南方军求援。看到司令官左右为难，前田提出在得到有力增援之前，不宜再采取大规模攻势，本间无奈接受了前田的建议。2月8日，巴丹前线的奈良和木村接到了“暂停进攻，就地休整”的命令。

消息传到东京，首相东条对巴丹战局大为不满。杉山参谋总长本就对本间颇有微词，第十四军裹足不前更令他怒不可遏。杉山立即添油加醋上奏天皇，请求对本间进行谴责，撤去他军司令官职务。裕仁考虑，战时撤去像本间那样的高级将领不太恰当，临阵换将对战事不利，杉山才勉强保留了本间的职务。再说，那样做参谋本部也难逃干系。

参谋次长田中新一和陆军省人事局长富永恭次很快就到了巴丹前线，督战的同时宣布一系列人事变动。前田被解除参谋长职务以示惩戒，回到东京的前田很快被打入预备役——就这一个明白人还被赶走了。此举也属“杀鸡骇猴”，故意做给本间看的。接替参谋长职务的是和知鹰二。

不过，对本间多次提出的增兵请求，大本营也不得不加以考虑。此时荷属东印度和缅甸战役已经打响，大本营实在抽不出多余的兵力增援菲律宾。这样，在巴丹前线戏剧性地出现了长达两个月休战，双方的行动仅限于巡逻和警戒，偶尔发生的冲突和炮击也是浅尝辄止。

如果美军抓住时机实施反攻，战局很可能有所改观。但那些可怜的巴丹大兵蹲守在散兵坑里，连举起步枪都感吃力，哪里还有力气去反攻呢？忍饥挨饿的士兵连走路都摇摇晃晃，他们的食物配给已降到正常量的四分之一，获得的食物只能延缓死亡而已。不少人因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患上了夜盲症。巴丹是世界上疟疾最猖獗的地区之一，治疗该病的特效药奎宁几乎断了来源。2月中旬，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急剧上升，只有一半人被认为还有战斗力。3月，每周有1000名军人因病离开前线。3月底，设在巴丹南部的野战医院收容了12500名病员。

巴丹的危机不断恶化。在半岛南部的临时屠宰场，所有能找到的动物一只接一只被杀掉，绝大多数是菲律宾农民的水牛。有限的水牛杀光后，饥饿的士兵开始打猎及钓鱼。美国人原本不屑一顾的食物现在都成了香饽饽，他们甚至吃起了狗肉和猴子肉。正如一个士兵所言：“只要不是人，什么动物都可以吃。”菲律宾人充分发挥善于利用自然的天性，在丛林里面捉到了野鸡、野猪，还采竹笋、杧果、香蕉等果腹，连蜥蜴、蜗牛、蟒蛇和蛇蛋都成了人们口中的美食。

两军接壤处只剩下断断续续的炮战。日军每发射一发炮弹，就会招致美军至少20发炮弹的还击。那些美国大兵非常清楚，一旦阵地出现破绽，日本人就会不要命地冲上来，与自己展开他们擅长的近身肉搏，那是最最可怕的事情！

说华盛顿未做任何增援努力也委实冤枉。日本人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所有增援行动都凶险异常。美国国内要求增援菲律宾的呼声很高，在2月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追问终于惹怒了罗斯福。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质问“为什么不给麦克阿瑟提供更多的物资、兵员和飞机”时，罗斯福冲着记者大叫：“如果你们告诉我，如何才能把轰炸机弄到那儿去，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轰炸机。”

尽管战略上已放弃菲律宾，但陆军部从未放弃援助菲律宾的各种尝试。麦克阿瑟的好友、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被任命为准将并派往澳大利亚，任务是找愿意冲破日军封锁线的船和船员，尽可能为麦克阿瑟运送武器、食物和药品。艾森豪威尔一下子给了赫尔利1000万美元现钞。l月25日，他还向老领导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祝贺他62岁生日，“以最热烈的方式祝贺您的生日，我们骄傲地向您和您创下的鼓舞人心的纪录敬礼，我衷心祝福琼、小阿瑟和您永远安全健康”。

尽管开价不菲，赫尔利只找到6组船员愿意冒险，其中3组最终获得成功。3艘小船把2500吨物资和2000发81毫米炮弹送上了棉兰老岛，700吨食品送到科雷希多。第二次再也没人愿意去了，比发财更重要的是性命。赫尔利发现日本人的“船只、飞机和大炮比自己多很多”，增援行动困难重重且险象环生。

美军试图利用潜艇增援，但潜艇的狭小空间只能带去少量物资。即使如此，也使科雷希多的补给情况要比巴丹好很多。此前麦克阿瑟也曾下令将巴丹贮备的部分物资运往岛上，这样在巴丹的食物配给减到四分之一时，科雷希多的司令部人员以及菲律宾政府高级官员等“上等人”，仍旧能得到全额的食物定量。

在巴丹半岛，不知道谁弄到了一张科雷希多一个高射炮中队的食品配给单，上边写着：“香肠和熏肉各一箱，大豆、西红柿、玉米、桃罐头24个，番茄酱24瓶，香烟50箱，大米600磅。”这对于饥肠辘辘的巴丹守军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巴丹和科雷希多的对立情绪慢慢滋生。

1月6日视察巴丹之后，麦克阿瑟再未露面，这更激起官兵不满。巴丹前线谣传麦克阿瑟在科雷希多过着皇帝般的生活，并为此创作了一首泄愤的歌谣：

麦克阿瑟狗，躲在地下面；不怕遭空袭，不怕挨炸弹。

麦克阿瑟狗，吃喝在巴丹；且看他部下，饿死无人管。

士兵为麦克阿瑟起了一个好听的绰号叫“防空洞里的道格”。不免冤枉了麦克阿瑟，他和家人及司令部成员虽不像巴丹的士兵那样忍饥挨饿，但也仅仅是吃饱饭而已。麦克阿瑟起初把家安在地面上，时常有遭遇空袭的危险。每次警报一响，琼便带着阿瑟奔向一公里外的隧道，麦克阿瑟则会跑到外面看个究竟。有一次，他正在办公，日军飞机又来空袭，子弹穿过窗户打在麦克阿瑟身边的墙壁上。副官赫夫急忙冲进来，发现他仍镇定自若地工作。看到赫夫惊慌失措的样子，麦克阿瑟抬头问：“什么事？”赫夫惊魂未定地说：“谢天谢地，将军，我以为您已被打死了。”麦克阿瑟若无其事地回答道：“还没有，谢谢你进来，中校。”

在另一次空袭中，麦克阿瑟从隧道里走出来，毫不畏惧地在露天观察日军飞机的空中编队，数着敌机的数量。见此情景的值班中士艾德沃萨略飞奔过来，摘下头上的钢盔迅速给他戴上。此时一块弹片打中了中士的右手，后来他因此获得了紫心勋章和银星勋章。

同样躲在隧道里的奎松得知此事后，严肃地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提醒他要对两国政府、人民和军队负责，不要冒不必要的危险，以免遭遇不测。但麦克阿瑟把这种举动看作自己的职责，认为在危难关头让士兵看到自己同他们一样面临生死威胁，就一定能振奋精神。有人责备他很久未到部队看望手下士兵主要是因为心理障碍，之前他曾夸口许下的“华盛顿大批援助”一直没有影子，他拿什么去面对部下呢？

听说前线的麦克阿瑟和家人时刻面临生命危险，马歇尔不止一次发电报，催促麦克阿瑟尽快转移到澳大利亚去。麦克阿瑟回电表示要“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马歇尔退而求其次，提出先把琼和小阿瑟撤出来，但是琼说“我们同饮一杯水，三人永不分”，毅然决定带儿子陪伴在丈夫身边，与麦克阿瑟同生共死。

士气一天天低落，这种情绪严重影响了正遭受肺病折磨的奎松，他在写给麦克阿瑟的信中流露出一种绝望情绪，更多是对华盛顿的不满。1月13日，奎松通过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了一封电报，埋怨罗斯福未履行向菲律宾派出援兵的诺言。他还附了一封信给麦克阿瑟，愤懑之情跃然纸上：“我们已经尽我们的可能去做了，我们仍然尽量在做目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但是，我们继续被置之不理还要多久呢？华盛顿是不是已经决定，菲律宾战场对于战争的最后结果无关紧要？作为总统，我把同胞带到一次完全的战争行动中去是负有责任的。难道我的政府成员和整个家庭正在这里做出的牺牲就毫无价值吗？”

奎松之言正合麦克阿瑟之意，不过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他迅速将这封措辞严厉的信发往华盛顿，罗斯福赶紧回信给奎松打气：“我以完全同情之感，读了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就您对自己的人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言，我理解您深厚和真挚的思想感情。我向您保证，我绝不会要求您和他们做出任何我认为在促进我们为之全力奋斗的事业中毫无希望的牺牲。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巴丹保卫者气壮山河的抵抗对于保证我们在远东获得完全的最后胜利肯定是有贡献的。尽管我现在不能指明救援能够到达的时间，但我确实知道，我们所能调拨的每一艘船都在向西南太平洋运送部队，这些部队将最终粉碎侵略者并使您的国家恢复自由。为集结兵力赢得的每一天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空头许诺和华而不实的赞美之词丝毫无法抹平奎松的心灵创伤，当从广播中听到成百上千架美国飞机运往欧洲时，轮椅上的奎松显得异常激动，他义愤填膺地对身边的情报官贝洛上校说：“我为人民工作了30年，也希望了30年，现在他们正在为一面不能保护他们的旗帜而家破人亡。对着上帝和一切神灵起誓，我不能忍受美国张口欧洲闭口欧洲。我和我的人民挣扎在占领者的铁蹄之下，他们吹嘘的飞机上哪里去啦？美国在为远亲欧洲表兄的命运操劳和苦恼，而无视自己的女儿菲律宾在后院里被人强奸！”

奎松当晚就派人叫来了麦克阿瑟，并告诉他：“也许我在科雷希多毫无用处，我到马尼拉去当战俘有何不可呢？”麦克阿瑟认为这种行为会被其他国家误解，可是奎松激动地反驳道：“局外人怎么想，我根本不在乎！”

日本恰如其分地利用了奎松的情绪，开始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1月21日，东条首相在一次演说中对大东亚战争的目标做了概括性的论述，他向菲律宾保证：“如果这个岛国的人民今后能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愿意作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伙伴与我们合作，那么日本将会乐意让他们享受独立的荣誉。”

东条描绘的美好前景果然让奎松动了心。恰在此时，一名年轻菲律宾少尉身上捆满了用乒乓球做成的救生圈，趁黑夜从巴丹泅海到了科雷希多。爬上岩石成堆的海岸后，他很快被带到了奎松那里。这名少尉是菲律宾“甘蔗大王”、议长阿基诺的长子安东尼奥·阿基诺。年轻人告诉总统，前线的菲律宾军人与美国军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正在上升。“我们认为，我们的食物配给应该跟美国人一样”，阿基诺说美国人“给我们吃的只有蛙鱼和沙丁鱼，每天一罐30个人吃，还得分两餐”。奎松除了气得拼命咳嗽，说不出一句话。

2月8日，在阴暗潮湿的马林塔隧道里，怒气冲冲的奎松召开了新政府的内阁会议。已对援助不抱任何希望的奎松政府通过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文件，要求美国立即承认菲律宾独立，美、日两国军队都从菲律宾撤走，实现菲律宾完全中立化。副总统奥斯梅纳指出，这种行动会在华盛顿造成不良后果，但奎松依然怒不可遏，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动弹不得，奥斯梅纳勉强同意给罗斯福写信。

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奎松说：“据我们看来，似乎我们的目标只是尽可能长地进行没有希望的战斗，去帮助保卫其他地区。然而我们没有必要以牺牲菲律宾人去获得最后的胜利。”实际上，奎松此举是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美国人允许其独立和中立化固然最好，若达不到这一目标，也可借此给华盛顿施加压力，唤起罗斯福对菲律宾的重视。

麦克阿瑟就奎松的提议同美国高级专员塞耶进行了磋商。塞耶认为，如果美国的援助不能及时到达，奎松的建议不失为“正确的解决途径”。2月9日，麦克阿瑟向罗斯福电告了奎松的信件、塞耶的意见以及他本人的报告。他对奎松的信件没有表态，只要求总统“必须确定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阻滞敌人的任务，是迎合奎松的权宜计划，还是让我继续战斗”。

老麦一直怀疑马歇尔故意拆他的台，因此附上了自己对局势的悲观估计，“不可否认，我们已经临近失败，奎松的计划也许为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性大溃退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两人的联合呼吁“像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案头。突如其来的电报让华盛顿大吃一惊。轮椅上的罗斯福立即对那边同样在轮椅上的奎松和麦克阿瑟做出答复，重申了在1946年给予菲律宾独立的保证。罗斯福说，日本的保证毫无价值，日本人提出的所谓“独立”，已由伪满洲国和其他被占领国的命运做了说明，“美国政府完全没有可能同意奎松总统建议中的政治内容”。他授权麦克阿瑟在必要时可以安排菲律宾部队向日本人投降。

罗斯福的果断、干练给坐在一边的马歇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之前他一直认为，总统只是因为坐在那个位置上才变得显赫，从这一时刻起，他真正意识到罗斯福确实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

罗斯福告诉奎松，不论他做什么，美国绝不会抛弃菲律宾：“只要美国的星条旗仍在菲律宾土地上飘扬，我们的将士必将誓死保卫它。不论目前美国驻军遇到何种变故，我们将继续努力，决不懈怠，直到把入侵者最后的一兵一卒从你的国土上驱赶出去。”

奎松信件中的话不过是恫吓而已，他时常听部属说，看到许多遭日军拷打至死的美国和菲律宾人的尸体，很多断手断足、惨不忍睹。相比远隔万里的罗斯福，他更明白日军对被占领国国民的态度。罗斯福的话也确实打动了他，他向自己和上帝发誓，在有生之年，“不管对他的人民和他自己会带来什么后果，都要义无反顾地站在美国一边”。他通过广播发出呼吁，要求“菲律宾全体人民振作起来，相信战场上我们士兵勇敢的爱国精神，相信美国，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对麦克阿瑟来说，只有拼死到底一条路了。其实麦克阿瑟从未有过投降的念头，他立即向华盛顿复电表示：“我丝毫没有要我指挥下的美国和菲律宾部队投降的念头，我打算在巴丹和科雷希多战斗到底，直至最终毁灭！”

不过华盛顿采取的一些措施也的确让那些依然坚守在阵地上的人寒心。2月4日夜晚，美国海军“海龙”号潜艇徐徐靠上了科雷希多码头。根据金上将的命令，在队长鲁道克·费比恩上尉的带领下，一直部署在科雷希多的“卡斯特”密码破译分队奉命撤走。在将已拆卸装好的一箱箱机器装入潜艇后，费比恩小分队前往澳大利亚。这些特殊人员的撤出究竟意味着什么，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所有人心里都明明白白。

这是最早也是唯一整建制撤出的美军部队。

“阿卡迪亚”会议

让我们暂时离开远东，将目光投向同样战火纷飞的西半球。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末——1941年12月14日，一艘43000吨的崭新战列舰离开英伦三岛，驶入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朝着彼岸的美洲大陆快速奔去。

舰上运载着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一行。远东战事骤然爆发，大英帝国在那一地区广袤的殖民地纷纷告急。丘吉尔只好留下新任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看家，亲率参谋长委员会一众大腕儿，乘坐皇家海军最新战列舰“约克公爵”号横渡大西洋，前往那个刚刚被拖入战争的盟国做正式访问。当前大英帝国的首脑也只能乘坐这艘刚刚服役月余的新舰了。仅仅几天之前，它的同级舰“威尔士亲王”号被日本人击沉在中国南海，另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必须留在本土海域，时刻监视着德国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的一举一动，选择“约克公爵”号出行实属无奈之举。

首相的舱房设在舰长室里，隔壁是一间特制的航行地图室，以便丘吉尔能够随时掌握全球的战况。美国人突然卷入战争使丘吉尔“龙心大悦”，苦撑危局两年有余的大英帝国终于有了最强势的盟友。尽管德国贸然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已使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对苏联人的天生厌恶，让丘吉尔总觉得无法与斯大林畅所欲言。在亚洲大陆，那个已经与日本人奋战了4年多的蒋介石，丘吉尔压根儿就没看上。

欧洲和北非的战况令他欣慰。英国第八集团军发起的攻势迫使隆美尔暂时撤出了托布鲁克。在欧洲，斯大林和他的战友成功将德国人遏制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城下。只要苏联人能够坚持下去，成功地拖住德国人，英伦三岛暂时就不会有被入侵的危险。如果不是该死的日本人在远东贸然发起了战争，看似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尽管目前从远东和太平洋上传来的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但丘吉尔还是想谢谢日本人，他们用最简洁、最痛快的方式将美国人拖下了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结果。之前自己费了老鼻子劲儿也不过弄个《租借法案》，日本人简直太“伟大”了。丘吉尔清楚，尽管远东短时间内将面临非常糟糕的局面，但战争结局已经注定。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就是，“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烦恼无处不在，日本人凭空弄这一出给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新的担忧。挨了揍的美国人会不会怒不可遏，迅速将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国和苏联连同那个贫瘠的中国都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由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已经通知英、苏等盟国，对外军事援助暂停，所有根据《租借法案》制订的交货计划有待做出新的调整。丘吉尔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即美国有可能在太平洋上大张旗鼓进行对日本人的战争，而让英国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

念及此，丘吉尔顿觉此行任务紧迫。他必须尽快赶到华盛顿，劝说美国人继续执行8月份大西洋会议上确立的首先打垮希特勒的“先欧后亚”战略，不要把人力、物力过多向太平洋倾斜。他将在华盛顿与罗斯福和他的幕僚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来研讨这一问题。虽然与后来的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名气不大，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盟军首脑之间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史称“阿卡迪亚”会议。此次会议将为盟军统一思想，最后战胜轴心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丘吉尔动身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已经前往摩尔曼斯克，他将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争取苏联对日宣战——作为一介武夫的麦克阿瑟能想到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丘吉尔更能想到。航行途中的丘吉尔给艾登爵士发去了一封电报，提出一些鼓励性建议，“苏联如果对日本宣战，对我们将是极其有利的”。

军舰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焦急的心情使舰上的人感到了航行的无比漫长。在航行地图室里，丘吉尔惊愕地发现，山下奉文的第二十五军正朝着马来半岛南端快速挺进。香港传来的也是坏消息，那条被称为东方马其诺的“醉酒湾防线”很快就被日本人突破，香港守军已经全部龟缩到了香港岛上固守待援，而援军注定是没有的，香港的陷落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艾登发自莫斯科的电报让丘吉尔更加郁闷，外交大臣在电报中说，在与苏联谈到他们应该同盟国一起参加远东战争时，斯大林表示坚决不参与。“大不列颠并不是独自同日本作战，”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它有中国、荷属东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等诸多盟友。”在即将抵达美国时，丘吉尔再次收到艾登的电报，说他与斯大林“在友好的气氛中告别”。话说得异常优美动听，但双方只是就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达成了理论上的共识，实实在在的事儿一件没办成。

随丘吉尔一起前往华盛顿的，有战时内阁成员比弗布鲁克勋爵，第一海务大臣庞德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中将，以及刚刚卸任陆军参谋长的迪尔元帅等。“约克公爵”号以20节的高速在大西洋上行驶，就这样，他们到达美国也需要整整7天时间，途中还需时刻提防德国潜艇的攻击。

在这一周中，丘吉尔一行同外界几乎处于半隔绝状态，这使他们有充裕时间为即将同美国人的会晤做精心准备。丘吉尔清楚这次会议对自己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美国人。毕竟英国是去求人的，如果会议不能取得成功，美国人的努力和物资就会由欧洲转向太平洋，英国就将回到1940年所处的那种绝境中去。相反，美国人尽管目前境况不妙，却无这种焦虑的心情。

随行的都是重要人物，一路上大家自然不会寂寞。丘吉尔向随行人员介绍了即将举行的双边会谈，他手头摆着“关于我所设想的未来战争进程的三份文件”，即《大西洋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一九四三年战役》。每一个文件都费去丘吉尔四五个小时，三份文件的撰写历时两三天之久。他想起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把事物集中起来思索，久而不倦”。行驶到距离布雷斯特大约600公里海域时，丘吉尔突然黯然神伤，想起了一周前壮烈殉国的菲利普斯和“威尔士亲王”号。

12月22日，“约克公爵”号平安驶入弗吉尼亚诺福克军港。6小时后，丘吉尔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华盛顿机场。尽管心急如焚，但大英帝国首相嘴上叼着一根雪茄，以轻松自如的姿态走下舷梯，大步流星走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罗斯福的黑色轿车。轿车立即向白宫急驰，车里，两位老朋友已经开始在探讨全球战局了。如果大西洋会议上两人作为元首的初次会晤是一见钟情的话，现在应该是进入热恋阶段了。

从二战整个进程来看，罗斯福所做的若干重要决定都深受其一战经验的影响。他和丘吉尔早在一战时期就已认识，当时罗斯福在威尔逊总统的政府中任海军部长助理，巧合的是，丘吉尔当时是英国的海军大臣。两人不仅有着类似的经历，且早已建立起同行间的革命友谊。此项事实为两人在二战中亲密无间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面对二战无数的风风雨雨时，罗、丘二人总能通力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化争论为合作，化腐朽为神奇。尤其是丘吉尔比罗斯福大8岁，辈分较高的他经验相对丰富，罗斯福对之几乎言听计从，这无疑是我盟军之福也。

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大国元首为了共同的目标经常相聚的例子，但很少有像罗斯福和丘吉尔那样，能将个人友谊和国家事业完美无缺地结合起来，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罗斯福亲手为丘吉尔和他的伙伴配好餐前饮用的鸡尾酒，而丘吉尔则会将罗斯福的轮椅从客厅推到电梯上以示尊敬。这一类似亲兄弟般的举动让人感到无比温馨，也曾使老酒一度相信，在尔虞我诈的政治家之间也存在真正的友谊。

两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出生于富裕家庭，都热衷于政治，都对历史、自然和大海充满热爱。二战期间，他们因真诚和相互欣赏走到一起，共同为打败轴心国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在前后5年半约2000天时间里，两人的通信达到了1700多封，这不能不让我们惊讶。如此友谊恐怕在普通民众中也难以寻觅，即使是热恋中的情侣也不过如此吧——的确让人羡慕、让人仰望。

顺便提一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几乎每次会面都是“领袖”向“元首”求援——特别是战争后期，而他与东条英机终其一生未曾谋面。

二战盟国军事首脑的第一次会议于1941年12月23日下午召开，两国军事大腕第一次正式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这样的专题会议共举行了12次。白宫的这次会议由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主持。丘吉尔借用“阿卡迪亚”为本次会议命名，这一词是指古希腊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生活，用中国话解释相当于“世外桃源”，后来杜立特空袭东京，罗斯福说出的“香格里拉”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可惜事与愿违，会议主题却是讨论如何联合起来打赢对轴心国的战争，驴唇不对马嘴。

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想法总会有所不同，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他们手下的高级将领可不都那样认为。在8月份召开的大西洋会议上，美国军事战略的制定主要由马歇尔和斯塔克主导。作为美军唯一从未参与过战场指挥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具有独到的战略眼光，他始终坚持盟国必须首先打败德国，这点和罗斯福观点一致。两人均认为即使美军在太平洋上遭到了日本的突然袭击，国内民众也一致要求对日本实施报复性打击，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能改变。理由是如果打败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随之就会失败，战争的结束就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相反，打败日本则不然，强大的德国所拥有的科技水平和资源能力仍然会使战争充满变数。在美国，斯塔克是不折不扣的亲英分子，他恨不能把手脚都举起来赞成这种观点，并曾为这种战略的确立而奔走呼号。

反对派当然会有，美国舰队新任总司令金上将对这一观点就颇有微词。金不是一个亲英派，反而一直对英国傲慢而过分聪明的外交手腕持有成见，这一成见早在一战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当时金担任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官亨利·梅奥的参谋长，有机会亲自观摩英国如何施展外交手腕，与法国狼狈为奸跟美国人为难，梅奥本人也是极其不信任甚至讨厌英国人的。今后我们还将无数次看到金跟英国人为难，为太平洋战场争取更多的人员和物资。

美国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后来接替史迪威出任蒋介石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少将也认为：“假使美国在珍珠港悲剧之后，放弃与英国人所协议的首先击败德国的战略，而集中全力首先击败日本，就心理而言，此种战略比较易于理解，而且也一定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热烈拥护。”

参加会议的金上将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根据多年的传统，美国海军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当海军军官奉命首先集中力量去攻击一个只能在陆地上才能击败的敌人，而对珍珠港的耻辱，却几个月也许几年迟迟不能报仇时，他们大多会感到不快。珍珠港事件之后，以金上将为首的大部分海军人士对“先欧后亚”战略始终不能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美国海军将领总是乐于倾听推迟把部队大规模投入欧洲的说法，因为一旦那样，对欧洲的物资供应就自然而然拥有了绝对优先权，并推迟在太平洋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力量展开对日本人的战争。

金上将决心不让英国人发号施令，以免降低太平洋战区的地位。美国陆海军的矛盾也在此时明显地表现出来。金上将认为打赢日本主要靠海军，而马歇尔认为打败希特勒最终需要的是地面战役，自然赞成重视欧洲和大西洋战区。虽然陆海军双方都明显感觉到，丘吉尔竭力希望美国能够扶持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但海军对部署力量支持英帝国受到威胁的海外殖民地却比陆军反感得多。后来马歇尔坦承，“我们中一些人的反英情绪太强烈了，实在有些过分。我们的人民总是在提防着英国佬会背信弃义”。尽管事情已过去了很久，但是很多美国人依然记得，一战之后他们曾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无耻地合伙欺骗了。

对于本次会议，英国人显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丘吉尔有亲笔撰写的文件来支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要求美国恢复中断了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援助。丘吉尔需要和罗斯福先把调子定下来，然后让那些军事家去讨论具体问题。此外，他还决心说服罗斯福同意盟军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将德国军队赶出北非，从侧面答复斯大林提出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请求。这无疑是力主在太平洋展开大规模攻势的金所不赞成的，和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的蒋介石，以及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和菲律宾总统奎松。

政治眼光远大的罗斯福赞同丘吉尔的观点，很快就对“打败德国比对日作战更重要”的意见表示接受。美国的大城市和主要工业基地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相对更靠近欧洲。纽约离伦敦只有6000多公里，而美国西海岸离亚洲的日本则远得多，旧金山经夏威夷到横滨超过10000公里。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37年，美国同欧洲的贸易额是22亿美元，同亚洲国家只有10亿美元。还有一个无可挑剔的假设：没有日本，德国依然强大；但没有德国，日本独力难支。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罗斯福已经根据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建议批准了一份重要文件，启动了一个名叫“曼哈顿计划”的绝密行动。据称，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加紧研究一种目前人类未知的超级武器。罗斯福认为日本尚不具备那种能力，但他不敢肯定美国的研究一定能走在德国前面。相对而言，罗斯福个人对海军更加关心，担任海军部长助理的经历使他对海军有着特殊的情感。但在这次陆军和海军的战略争端中，罗斯福赞同陆军的观点。他和马歇尔都认为，同日本相比，德国对美国威胁更大。

第一次会议仅仅是试探，不可能形成实质性决议。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彼此慕名却并未见过，先混个脸熟再说。会后，当丘吉尔在白宫二楼挂上地图，开辟一间通信室建立起大英帝国的临时指挥部时，美国陆海军高层最初的那种敌对情绪仍然未能缓和下来。

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女士为客人的到来进行了精心准备，以使英国人能够尽量住得舒适一些。丘吉尔住在东北角的一个套间，隔壁就是罗斯福，对面是“影子总统”霍普金斯的房间。当遇到重大问题时，首相可以随时与总统进行讨论。

会议期间，马来亚的战斗仍在进行。丘吉尔抛出了首先在北非向隆美尔发动进攻的“体育家计划”，希望美国军队能在北爱尔兰驻防，以腾出那里的英国部队，美国轰炸机参与对德国腹地的轰炸等。在完成上述事项后，用剩余的人力、物力在远东保持守势，仅仅保住夏威夷、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几个战略要点。他告诉罗斯福，新加坡能够坚守6个月以上，以便有效地控制“马来屏障”，不让日本抢占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尽可能长地争取时间，使增援部队能够及时到达缅甸和新加坡。

可以看出，丘吉尔提议的行动都离不开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他知道罗斯福很重视中国，因此特别指出防卫缅甸的目的是保护中国人的陆上供应线。其实他心中另有想法，就是如果马来亚和新加坡失守，缅甸同样可以随时放弃。但是印度必须保住，那里对大英帝国实在太重要了。

一切迹象表明美国总统准备接受丘吉尔提出的方案，这使他的那些军事顾问特别是金上将备感沮丧。美国正在匆忙应付日本人突然发起的战争，显然未对会议做出精心准备。包括罗斯福、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每方都带着或多或少的不同观点来出席会议，不像英国人那样早有预谋，步调一致。尽管如此，他们对英国人的意见显然不会仅仅是洗耳恭听或举手赞成。对英国人提出有关欧洲和北非的计划，美国人就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正面进攻德国才能取得胜利，英国那些行动无非是小打小闹而已。

英、美之间产生如此分歧很容易理解。前者本身资源有限，经过两年多战争已筋疲力尽，后者则刚刚走上战场，拥有几乎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二战之前，美国人很少参与国际事务，在他们眼中，战争好比是运动场上的比赛，主要看结果，至于和平到来之后如何处理，他们目前想得还很少。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则认为，战争本来就是一件十分灵活的事情，随时可以变更方向，他们的最大目的是在战后保住自己遍及全球的殖民统治。

尽管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存在着诚挚的友谊，而且大致也合作无间，不过美国的那些军事首长对丘吉尔的态度明显不太友善，这也许是源于罗斯福经常采纳丘吉尔的意见而不听信他们的忠告引起的自然反应。和金一样，对英国人指手画脚很不感冒的史汀生认为，领导这场战争的应该是“强健有力、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和善于创造的美国”，而不是“夕阳不太好”的英国。马歇尔尽管赞同“先欧后亚”，但对英国人提出的系列方案同样颇有微词，他要求约瑟夫·史迪威少将做好准备，“说明我们不应该执行‘体育家计划’的65条理由”。马歇尔也认为丘吉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罗斯福的思想，总统对那个英国人简直言听计从。对英国人来说，最悲摧的事情在于他们几乎看不起任何人，而唯一能看得起的那个人又看不起自己。

事实证明，很多事情最终是官大的说了算，英国人对美国军事领导人屈服于舆论界要求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担心，在圣诞节的头一天一扫而空。在当天会议上，英国人欣慰地听到，斯塔克上将再次重申了美国对未来战争的立场：“我们的观点始终不变：德国仍然是主要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打败，意大利就会跟着垮台，日本也势必被打败。”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擒贼先擒王”或“牵牛牵牛鼻子”。尽管斯塔克已代表总统表了态，但显然不是人人都会欣然接受，之后的辩论还要持续3个星期之久。

圣诞即将来临。虽然整个地球都不太宁静，可白宫花园里依然摆上了五颜六色的圣诞树。平安夜，在白宫南阳台上，站在罗斯福身边的丘吉尔向聚集在南草坪参加传统白宫圣诞树点灯仪式的30000多名听众发表了即席演说。丘吉尔不愧为天才的演说家，他富有感染力的简短演说感染了包括今天老酒在内的所有人：

这是一个奇异的圣诞节前夜。差不多全世界都陷入生死搏斗之中，国与国之间在用科学所能发明出来的最可怕武器互相进攻。这里，在席卷了所有陆地和海洋并越来越逼近我们家园的战争的狂风暴雨中，这里，在一切纷乱当中，我们今天晚上在每一座茅屋小舍之内，在每一个豁达的心中得到精神上的安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围困我们的那些忧虑和危险丢开，为儿童们在一个暴风雨的世界里求得快乐的一晚。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晚上，整个英语世界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光明灿烂、快乐和平的岛屿。

让孩子们享受他们嬉游笑乐的一晚吧，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游玩得更加高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在再次回到我们的严肃任务和我们前面的那些非同等闲的年代以前，尽情地和他们一起享受无限的快乐吧。我们决心凭我们的牺牲和勇敢使这些孩子不致被别人夺去了遗产，或者被否认有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美好世界上的权利。托上帝的慈意，愿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矛盾无处不在。在圣诞节下午的军事会议上，马歇尔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提出盟军建立起统一的作战指挥系统。这一突如其来的提议几乎把英国人打蒙了。马歇尔强烈要求，“由一个人指挥整个战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单凭简单的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战争的”。他提议任命盟军最高司令官，这些司令官不仅可以克服国家之间的障碍，而且可以任命高级将领，指挥舰队。英国的参谋长们对此建议没有表态，他们试图故意拖延，声称这样重大的决定只能由首相来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远东战局越发不可收拾，日军在那一地区的横行霸道让罗斯福在面对国会、媒体以及民众的质疑时疲于应付。那些原来持孤立主义的媒体，如《纽约每日新闻》《华盛顿先驱时报》《芝加哥论坛》等，过去往往连篇累牍批评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现在则针对美国对战争的处理方式猛烈开火。他们认为“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美国应该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地区而不是遥远的欧洲。他们批评罗斯福对苏联和英国的援助将削弱自身的军事力量。白宫的一份分析表明：“这可能不仅仅是向日本复仇，更是一种共识，认为只有对日本采取进攻策略才能为战争画上圆满的句号。”

对这种情绪最担心的是英国人，因香港陷落而心情沮丧的丘吉尔有很多事要做。他将向美国国会特别联席会议发表一次绝对称得上“重要”的讲话，以说服那些不赞成“先欧后亚”的美国人。如果听到他鼓吹对德作战比在太平洋上报复日本更加重要，那些之前奉行孤立主义的议员将毫不客气地反对他，这可不是在自己说了算的伦敦。

圣诞节早晨，罗斯福带着尊贵的客人去了教堂。他说：“让温斯顿去和教徒一起唱唱赞美诗吧，这对他有好处。”罗斯福唱了一首丘吉尔以前从未听过的赞美诗——《啊！小城伯利恒》。做完礼拜之后，丘吉尔还要去准备他的演说。那些听众的情绪又将如何呢？有些人对英国实在算不上友好。

杰出的政治家往往同时是一流的演说家。罗斯福和奎松可以没有健康的腿，但绝对不能没有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历史上杰出的哑巴政治家，老酒似乎还未见过。丘吉尔更是此类高手中的绝顶高手，类似于少林寺“扫地老僧”那样一出手就要拿人的角色。尽管你可以不喜欢他的口若悬河，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在轴心国阵营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样是此道中的高手，东条的口才无疑最差，日本国民曾形容他像一个二流的舞台剧演员。

虽然演说对丘吉尔而言就像吃饭或如厕那样普通，但这次演说太重要了，久经阵仗的丘吉尔感到了不安。1941年12月26日中午，他在众议院的前厅来回踱步，等着进去发表演讲。他告诉私人医生查尔斯·威尔逊爵士：“你知道，查尔斯，我们正在书写历史。”医生从首相脸上明显看到了以前很少出现的紧张和不安。

可是丘吉尔毕竟是丘吉尔，他不但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了讲台，并且很快用精彩的演讲吸引了几乎所有美国人：“你们竟然请我到参议院会议厅来向国会两院代表发表演说，使我感到莫大荣幸。我不禁想到，假如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正好相反的话，我此刻可能是自己就走到这里来了。”——丘吉尔母亲上五辈的姥爷是美国人，曾经在华盛顿手下当过一名尉级军官。这句话瞬间拉近了他和美国人的距离，会场爆发出一阵畅快的发自内心的笑声和口哨声。哈，原来这家伙是自己人，他是咱们美国人的后代呢！从这句话开始，听众的情绪就被紧紧地抓住了。

丘吉尔开始竭力争取国会的支持。他当然清楚，现在取悦美国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大骂他们痛恨的日本人，骂得越难听效果越好。在纵论全球战局之后，丘吉尔猛烈谴责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他挥舞着双手咆哮道：“对于日本人，以谨慎和稳重是难以调和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了！”掌声响了起来。

他继续用压倒了喧嚷声的声音富有感情地谈到了未来的任务：“我们并无窥测未来奥秘的天赋。但我仍要声明，我的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念，就是在未来的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大厅里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丘吉尔听出那些毫无保留的掌声是发自肺腑的。在他走下讲台之前，全场起立，最后一次经久不息地热烈鼓掌。他热泪盈眶，伸出两个手指做出了一个“V”手势。这个手势可谓一语双关，表面上是预祝盟军必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其实他心里想的是自己成功地征服了美国人。回到白宫，罗斯福对他说“您讲得很好”，这简单的几个字对他无异于天籁。

然而军人是铁石心肠的，他们眼中没有政治，只有战争，美国的高级将领绝对没有议员好糊弄。他们刚刚听说，头天晚上，他们易于冲动的总统自己推着轮椅到丘吉尔的房间去了，两人进行了一次临时会谈。据说罗斯福答应丘吉尔，如果菲律宾的供应线被切断，可以考虑把本来答应给麦克阿瑟的援兵拨给英国人去保卫新加坡。美国各军种的参谋长纷纷拍案而起，盛怒之下，集体去找了史汀生。闻听此言，史汀生也“气极了”，他当着大家的面立即打电话给霍普金斯——跟他说就等于跟罗斯福说，甚至效果更好——“总统如果继续这样自己凭侠义去做决定的话，那就只能请他另外去找一位高明的陆军部长”。老子不干了！

影子总统和罗斯福一样身体欠佳，慢性病令霍普金斯形如枯槁，有人把他描述为类似于一种“奇怪、土地精灵般的生物”，甚至是“一具尸体”。但在罗斯福眼里，霍普金斯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刻他被罗斯福派去平息将军们的怒气。霍普金斯圆滑地否认丘吉尔有过那样的想法，罗斯福也亲口否认“曾经答应过任何这类建议”，并且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从未考虑挪用给麦克阿瑟的补给品。

总统的话都敢不听，还敢群起而攻之，罗斯福竟然还坦然接受，这种美国式的民主受到了英国人的耻笑。他们认为，“美国的指挥系统简直是一盘散沙”，“整个体制还是华盛顿时代的那一套，华盛顿被推选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所以他就当了，仅此而已”。迪尔在致布鲁克爵士的电报中说：“总统的战争委员会一片混乱，连个做会议纪要的人都没有，整个组织机构还处在古老的华盛顿时代。这个国家连战争是怎么回事的起码概念都没有，他们武装部队的战备状况糟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我们必须教会他们如何打仗。”

当天下午，“阿卡迪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举行，会前的压抑气氛几乎令人窒息。罗斯福亲自向英国人提问：参谋长们是否讨论过，在远东建立联合司令部的可能性？他这话无疑是呼应马歇尔上次提出的建议。

上次还能说官太小要回去汇报无法表态，现在丘吉尔就在这儿坐着，不表态明显是说不过去了。对罗斯福的提议，丘吉尔强烈表示不同意。他解释说，如果战线连在一起，像一战那样，统一指挥当然不错。可现在远东的情况不同，盟军部队彼此相距千里之遥。“那里的局势是，某些特殊战略地点是必须固守的，每个地区的司令完全明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继续说，“困难在于应运到那个地区的资源，这是只能由政府协调解决的问题。”丘吉尔的意思很明显，东西统一分，打仗各管各，而那些东西几乎都是美国人的。会议一时无法达成一致，只好另议。

“阿卡迪亚”并非一次纯粹的军事会议，同时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就军事而言，除了“先欧后亚”这一大战略，丘吉尔提出的北非作战以及1943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几乎均未实现。倒是会议上决定的政治内容对未来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真可谓无心插柳。

就在军事将领为未来战争的战略战术争论不休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另辟蹊径在谋划另一件大事了，国务卿赫尔——他后来被称为“联合国之父”，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积极参与其中。随着美国、中国的正式参战，世界上已经有26个国家参加了对轴心国的战争，同盟国和轴心国两大阵营已初步形成。两人都觉得，有必要依据8月份《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起草一项合适声明，笼统地规定出同盟国作战的共同目标。丘吉尔让罗斯福起草这个“协约国”声明，罗斯福把这事交给了赫尔去办。到12月25日，双方初步拟定了一个共同宣言。当时两人都未料到，这一文件将成为未来著名国际组织“联合国”的纲领。

美国有个块头挺大却并不强壮的邻居叫加拿大。德国进攻波兰之后，作为英联邦成员的加拿大于1939年10月10日向德国宣战。当时加拿大的现役军人只有4500人，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武器。前文提到参加香港保卫战的就有加拿大的两个营。一定程度上，加拿大是在为英国而战。你丘吉尔以前忙没时间来，现在大老远从欧洲跑到美国来了，不去近在咫尺的亲戚家串串门实在说不过去。会议期间，丘吉尔计划到渥太华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在加拿大议会发表演讲，号召他们与英、美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这对于丘吉尔来说几乎算是度假，顺便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12月27日，与轴心国交战的各国大使一批批应召会见首相和总统。他们之前获悉，有一个大家一起联合起来的重要文件正在起草，并被告知他们不日即可得到第一稿的文本。这一程序使好几个国家的驻美大使大为不满，其中也包括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大使胡适。因为在此之前，只有苏联人享受了特殊待遇，他们被提前挑选出来阅读文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其余的人只能表示同意并签字。

最初的文本约在12月27日传到莫斯科，苏联的答复12月29日到了。苏联人显然不知自己享受了特殊待遇，别人还在吃醋，斯大林表示对这一文件不能签字，他们准备另行拟就一份单独声明同这一宣言同时发表。斯大林提出苏联和日本还未宣战，应竭力避免在一个意味着承担同日本作战义务的文件上明确表态。

如果苏联人不能同时加入进来，那简直是大煞风景，就像吃苹果忽然咬出来一条虫一样。罗斯福和赫尔需要的是一个把所有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一起联合起来的宣言，而不是各国单独发表。他们也清楚斯大林是牛人，可不是像丘吉尔那样容易说服的。于是赫尔修改了宣言文本，为斯大林提供了几条足以避开日本人的条款，苏联人才勉强同意签署一个共同的文件。

要办成一件事实在不易，随后就出现了签字国先后次序问题。这次没有按字母排序进行，排在前面的是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四大国”首次被正式并列在一起。美国是有钱人，他们对自己应该领导所有其余的国家始终不曾有任何怀疑，丘吉尔也“欣然乐于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强大的盟国”。宣言的全部创始精神与推动力都来自罗斯福，加上大家都有求于美国，也就毫无异议同意了美国人这样镇定自若地把第一把交椅留给自己。将苏联置于四强是作为承认苏联军队所起巨大作用的一种姿态，毕竟人家正实实在在地同德国人作战。中国加入前列源于罗斯福的支持，理由是“中国属于在自己国土上积极从事作战的国家”，应该同其他国家有所区别。这一原则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美国国土上就没有发生战争，凭什么就排在最前边？不过咱们既然落了个便宜乖，也就不再去追究美国的排名了。那些已经被占领了国土的小国正在等待别人去解救自己，个人实力也在那儿摆着，因此对谁当第一谁当第二不感兴趣。

“阿卡迪亚”会议对我大中华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尽管存在礼节性的因素，但中国毕竟首次作为世界大国被响亮地提了出来。不管罗斯福本人还是美国民众，都认为在战争胜利后的新世界里，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是会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美国陆军的战略家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把中国军队建设起来，利用中国充足的人力去打击日本人。除去上述因素，许多美国人同罗斯福一样对遥远的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认为在追随美国这一点上，中国是值得信赖的。苏联和英国由于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已经使中国人同他们疏远了，一个心存感激、友好依附的中国在大国会商中占据一个重要席位，对美国人一时引起的豪侠之情和自身经济政治利益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文件内容基本搞定，现在还需要一个叫起来尽可能响亮的名字。珍珠港事件以来，与轴心国对抗的联盟应使用何种名称引起了罗斯福的关注。赫尔在起草宣言最初阶段曾使用过“协约国”一词，这一平淡无奇的名称罗斯福一直不太满意。12月29日，罗斯福突然灵机一动，想起用“联合国”一词来取代它。

丘吉尔从加拿大返回白宫的新年第一天上午，有了奇思妙想的罗斯福便急匆匆地来到了他的房间。由于两人经常串门且人人皆知，警卫人员未加阻拦也未通报，罗斯福就闯进去了，他急于征得丘吉尔的同意把事情搞定，也想把自己的得意想法向丘吉尔做一展示。

不料丘吉尔刚刚洗过澡，赤条条就从浴室里出来了。虽然都是男人，但如此面对面光着腚，还是有些难为情。慌忙道歉的罗斯福做出要告退的样子。大人物毕竟与众不同，他们不但能随机应变，化尴尬为幽默，还能顺势表达自己的心迹，丘吉尔大笑说：“在美国总统面前，大不列颠首相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有丘吉尔能想得出来。后来丘吉尔回忆说：“我见总统时无论哪次，总还是在身上至少围条浴巾的。”

罗斯福的思想从全球的军事转向了政治。他向丘吉尔说明，自己已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主意”，就是用“联合国”来代替原来的“协约国”。丘吉尔对此深表赞同，他还拿英国19世纪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的几行给罗斯福看：“在此，联合国拔剑出鞘，我们的同胞在战争中浴血战斗，这些永远都不会消逝！”

罗斯福拿出一份二十六国联合宣言草案让丘吉尔看。宣言宣布，“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维护他们本国土地上和其他地方的人权与正义”，二十六国决心共同作战，“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丘吉尔慨然允诺。

这就是著名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又称《阿卡迪亚会议宣言》或《二十六国宣言》），这一重要文件成为未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宣言内容再次体现老酒“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之伟大原则，核心内容只有区区两句：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和南斯拉夫联合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中所包括的关于目的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已经表示同意。

深信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维护他们本国土地上和其他地方的人权与正义，取得对敌国的完全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深信他们现在正从事于一场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的共同的斗争，特宣告：

一、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附从国家。

二、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凡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正在或可能做出物质上的协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都可以参加以上宣言。

1942年1月1日签字于华盛顿

罗斯福本想用发表宣言来庆祝1942年的新年，但显然时间太仓促了。除了他和丘吉尔，在华盛顿现场的都是一些大使，如此重要的文件他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征得国内同意。虽然实际上只需要大家同意，但表面上每个人提出的意见都还要加以考虑，所有修改也必须再次征得大家的同意，一来二去耽误的都是工夫。实际上对于宣言文本的细节进行磋商的仅限于美、英、苏三国。当三大国达成协议之后，宣言文本才被递交给其他各盟国的大使。

联合宣言文本迅速电传重庆。虽然对美、英在一起商量并只征求苏联人意见的做法表示愤慨，但蒋介石对宣言内容还是当即首肯，同时授权常驻美国负责外援事务的宋子文代表中国签字。稍感郁闷的蒋介石还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文：“针对我们的共同战争，我们誓言竭尽全力，与贵国并肩作战，直到太平洋及全世界脱离残暴力量及无尽的不义之诅咒。”

百年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居然成为和美、英、苏并列的世界四强，这不能不让蒋介石惊喜万分。他很清楚凭借中国当时的力量，是无法真正同那三个国家相提并论的。当得知宋子文在华盛顿已经签字的消息后，蒋介石在日记里感慨地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世界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

代表苏联签字的是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宣言中有“宗教自由”字样，但共产党人是不信教的。李维诺夫经过多次往来电文才说服斯大林最终同意，因为“宗教自由”也意味着有不信教的自由。碍于莫斯科的情面，声明中始终没有提到日本。

1942年元旦，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在白宫总统的书房里签署了这一庄严的历史文件。汇集其余22个国家签字的任务交给赫尔去办了。1月2日下午，宣言放到国务院里，由其他各国的大使依次签字。到1945年5月1日，陆续在宣言上签字的还有法国、墨西哥、菲律宾等21个国家。

宣言签署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因此大为改观。在这之前，德、意、日等国掌握着发动侵略的主动权，可以自由选择进攻时间和地点，在军事和心理上占有优势。《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则将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汇集起来，从而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言可以看作自威尔逊总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推行积极外交再一次取得的伟大成果，也是今天美国成为世界警察的开端。国务卿赫尔热烈欢呼《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发表，他说：“联合国家宣言在历史上最大的共同作战中，把代表六大洲绝大多数居民的26个自由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联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遵守法律、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了必要的时候能够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去维护自由、正义和人类的基本准则。”

“声明本身并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丘吉尔对此缺乏足够的热情，他的发言稍有保留，“但它阐明了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而战斗。”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1942年1月2日最后签字完毕后发给新闻界。英国和美国的评论普遍表示赞成，但苏联报纸始终保持沉默。总体上说，美国记者比英国的同行更倾向于接受宣言的表面价值。1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的社论称：“这项协议可能表明是和人类历史中所签订的任何政治文件同样重要的一个文件。”英国《星期日快报》的评论就显得审慎：“大联盟是一个事实——已经签字、盖章并发表了。在纸上，大联盟是胜利的铁一般的保证。但是数字也好，文件也好，演说也好，都不会带来胜利。”正好与他们的领导观点一致，英国人因为第一次有人排在自己前边而隐隐感到了不快。

通过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大家总算联合起来了。话虽说得无比动听，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在宣言之外，盟军高级将领关于战争的争吵仍在持续。英国人像“踢人的小公牛一样猛烈攻击”马歇尔任命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计划。他们清楚现在美国无疑最牛，马歇尔的提议无疑是想将一贯的世界老大——大英帝国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你让我们这老脸往哪里搁？简直阴险可恨、无理至极也！

霍普金斯为协议的达成铺平了道路。他私下把丘吉尔叫到一边，向他保证“将由一位英国将领统一指挥远东战区”。1941年12月28日，他再次来到了丘吉尔卧室，在一番唇枪舌剑之后，丘吉尔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赞成由英国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领导设在爪哇岛的美、英、荷、澳（ABDA）四国联军司令部。

当丘吉尔满面春风地将好消息告诉大家时，那些军事将领频频摇头，认为首相中了美国人的计。他们提出罗斯福分明在耍滑头，美国人是因为那里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才大度地让英国人去担任这一棘手角色的，目的是借此出英国人的丑。保卫那么大一个防区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美国人故意要英国人去当替罪羊。迪尔争辩说，让一位英军将领承担“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责任是非常危险的。英国人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后生小辈彬彬有礼而又有力的控制之下，正逐渐沦落为听话的小伙伴。

韦维尔对新职务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他沮丧地致电迪尔：“我知道人是要抱孩子的，但这次是四胞胎！”

丘吉尔并不同意众人的说法，他之前已经答应了美国人。他劝告大家要相信盟友的善心，罗斯福肯定不是想“嫁祸于我们”，他也不愿把马来亚失败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作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心中还有另一层考虑。

对“先欧后亚”战略的确立，丘吉尔无疑十分满意，这是他华盛顿之行的首要目的，那个正在和希特勒进行殊死搏斗的斯大林肯定也会举双手赞成。之前斯大林已向美、英提出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显然与盟军“先欧后亚”战略高度吻合。资源有限，如果把重点放在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势必受到削弱。除了在菲律宾苦苦支撑的麦克阿瑟和奎松坚决反对厚此薄彼外，还有两个人也非常生气，第一个是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

前文提到，日军开战之初占领了俾斯麦群岛，那里距澳洲只有一步之遥。柯廷担心北部城市很快将遭到日军轰炸。如果不能尽快遏制日军的进攻势头，澳洲大陆随时有被入侵的危险。柯廷致电丘吉尔“担心新加坡将会陷落”。对此，丘吉尔迅速回电说，“我们决心奋力保卫的不仅是这座海上堡垒”，而且是“从仰光到达尔文港的整条战线”。他告诉柯廷，前往埃及的护航运兵船队已改变航向驶往远东，新加坡肯定能守住，就是说，澳洲的安全是无须担心的。

作为太平洋战争中又一个悲情人物——他和罗斯福、奎松一样未能看到战争的胜利，他去世时离日本最终投降只剩下仅仅40天——柯廷对丘吉尔的话一点儿都不信。澳大利亚陆军只有4个精锐师，其中3个正在北非和德国人作战，另外一个在马来亚协助英军与日本人争斗。他的内阁理所当然地担心，如果菲律宾和新加坡失守之后，澳大利亚就会时刻面临被日本人入侵的威胁。澳大利亚没有接到参加会议的邀请，对“阿卡迪亚”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柯廷为此感到不快和不安，担心关键时刻英国人不履行应尽的义务。

香港和马来亚的节节败退严重影响了英国人的威望。许多澳大利亚人因此相信，相比美国人而言，很多英军指挥官是“笨拙无能”的。后来新加坡失守和美军在巴丹的顽强抵抗形成的鲜明对比也印证了这一点。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已经损失了一个师，他们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1941年12月27日，柯廷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日本拿去向全世界大肆宣传——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在文章中，柯廷不仅大力驳斥了“太平洋战争只能看作全球战争一个从属部分的说法”，而且提出了令丘吉尔大为恼火的观点：“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太平洋上的战斗首先应该是这样一场战斗，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民主国家作战计划的方针必须有最充分的发言权。澳大利亚将不得不寻求美国的援助，并同他们一起制订自己的太平洋防务计划。”

在文章结尾，柯廷露骨地表示：“我要毫无顾虑地说明，澳大利亚对美国充满期待，并不因我们同联合王国有传统的血缘关系而感到内疚。”——这就好比一个女人在遭到流氓骚扰时，不去求助老公而去寻找其他男人的庇护。如此做法让一向自视世界老大的大英帝国情何以堪？

丘吉尔必须尽力安抚澳大利亚人的情绪，他同意韦维尔出任司令官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为了让澳大利亚人不再担心——当隆美尔通过昔兰尼加向开罗发动新攻势时，柯廷甚至公开扬言要撤回澳军在埃及的三个精锐师——丘吉尔说服罗斯福，同意向澳洲派遣20000名美军士兵，并且答应如果日本人继续进攻，另外50000名美军士兵随时可以从西海岸奔赴澳洲战场。

另一位坚决反对盟军“先欧后亚”战略的人，就是虽已看到希望却依然在黑暗和煎熬中苦苦挣扎的蒋介石，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英、美先解决德国而后对倭之方略错误，应使之彻底改正”。蒋介石认为采取这一战略肯定是英国人的主意，美国人上了英国佬的当。“英国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于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之决战。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谓危极矣。”此后蒋介石把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战略作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工作，“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

在随后几年里，重庆政府在该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宋美龄也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多次发表演讲。她在演讲中指出，美、英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击败日本是次要的事情，首先应该对付希特勒，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应该看到日本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它在各占领区掌握的战略资源比德国更为丰富。如果听任日本占有这种优势，时间越久，盟军最后击溃日本的代价越大。在旧金山举行的招待会上，宋美龄艺术又自然地提到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国的侵略，“美国已经受到了日本的直接攻击，而没有受到德国攻击。德国对于美国的攻击迄今尚限于言论而已”。她强调日本偷袭珍珠港是19世纪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领土遭到的第一次攻击，借此煽动美国人的反日情绪。宋的言行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引起了高层的警觉。罗斯福担心因此影响到业已确定的战略，曾劝诫政府要员疏远蒋夫人并安排她尽快离开美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国抗战从美国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一种手段，上升为其亚太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消耗、牵制日本陆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进攻的重要力量。对中国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十年的对日抗战以及对“先欧后亚”战略的抵触情绪，对中国一直抱有同情的罗斯福必须做出一些表示。马歇尔最担心中国人因此退出战争。现在，迁就并稳住蒋介石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重点，中国一旦失败，将导致日本抽调大队人马去征服印度，随后他们与德国在中东某个地点会师的可怕情景就有可能成为现实。那样苏联人将在欧亚大陆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形势更加不可收拾。

罗斯福提出在中国成立一个新战区。1941年12月9日，在重庆政府对德、意、日宣战的同一天，蒋介石就向美国提出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得到了罗斯福的积极响应。12月23日，应罗斯福请求，蒋介石在重庆与美、英、荷三国军事代表共同商讨建立联合军事机关事宜。马歇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三分之二的陆军主力，不但使苏联人可以放心在欧洲与德国人作战，而且使日本无法在太平洋上投入更多的力量。中国坚持抗战对盟军的共同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其实这本就是他的意思，只是借马歇尔的嘴说出来而已。

经过同重庆磋商以后，盟军远东新战区——中国战区宣告成立。这一战区的范围包括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地。罗斯福知道蒋介石喜欢冠冕堂皇的头衔，提出由他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中国终于作为盟军的主力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之前日本曾多次向重庆政府试探媾和，这条路现在已经被完全堵死。

事实上当时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均在日军控制之下，除了中国军人，这一战区根本没有可供蒋介石指挥的其他盟军部队，说白了就是原来的中国战场，那一头衔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国际含义，听起来更加好听而已。

英国人一贯看不起中国。丘吉尔认为，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将打破亚洲的平衡，使战后的中国不能再回到战前的那种半殖民地状态。诸多迹象表明，在整个二战过程中，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希望在盟军最后取得胜利时，中国仍然是虚弱的，好像一个“等待被营救的少女”。这样中国就会对营救他们的大国充满感激，英国除了能继续占有香港，还能保持在远东的强大影响力。

与英国人对蒋介石不热不冷的态度不同，在美国战后计划中，罗斯福是将中国当成避免亚洲共产主义化的重要一员来对待的。在成立ABDA四国联军司令部问题上，罗斯福甚至专门致电蒋介石做了说明，“为确保同心协力和团结一致地打击敌人，需任命一位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统一指挥英、荷、美、澳部队的最高司令官”。按说该一区域目前并没有中国军队参战，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罗斯福对中国的尊重。

罗斯福重视中国并向蒋介石主动示好激怒了丘吉尔，他抗议罗斯福“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对全面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这牵涉微妙的政治关系和个人感受。丘吉尔发现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罗斯福、马歇尔这样的重要人物的眼里，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丘吉尔认为美国人有一种错误的评价标准，就是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来对待。甚至有人专门谱写了针对中国人的歌曲，如《日本人，请不要打中国人的主意》《我们正在寻找一名好伙伴》等。

丘吉尔向罗斯福表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所能做出的贡献估计得过高了。罗斯福对此不以为然，他告诉丘吉尔，中国有五万万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能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获得现代化武器，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支力量！“我只是说眼前的战争，他们目前能打下去已经十分吃力了，”丘吉尔假惺惺地告诉罗斯福，“我对中国人当然总是乐意帮助的，而且也会以礼相待，因为我对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是钦佩的、喜爱的。但对他们那种极端的政治腐败感到遗憾。”

对此，罗斯福依然不予理睬。丘吉尔现在是有求于人，英国必须依赖美国的援助。吃人嘴短，欠钱腿软。最终丘吉尔不得不迁就罗斯福的历史原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人的思想有着特殊的影响”。心里很不乐意的丘吉尔还不得不去做下属的工作，他违心地致电更加看不起中国人的韦维尔，“我必须把美国人的看法告诉你。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重要。他们认为同中国保持联系和使滇缅公路畅通，是全世界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可以用一个单词来概括我在美国所获得的教训，那就是‘CHINA’”。

华盛顿的一次民意测验证实了罗斯福的想法。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他们未来天然的民主盟友，而把英国人看作长期伙伴的还不到40％。很多美国人对一战之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沆瀣一气，在巴黎和会上调戏美国人的情形记忆犹新。另一项民意测验表明，65％的美国人赞成尽早向日本人发起进攻，支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人还不到25％。罗斯福是在违背民意帮助丘吉尔和斯大林。

在巴丹浴血奋战的麦克阿瑟尚不知晓，“阿卡迪亚”会议已经决定了菲律宾最终陷落的命运，他们现在不可挽救了。但报刊和电台仍然抱有这样的信念，公众预料盟军将向日本发动大规模反攻，“麦克阿瑟将军和巴丹的勇士们将会很快得到源源不断的增援”，美国的吃瓜群众同样被蒙蔽了。

丘吉尔此行实现了另一个伟大目标，就是使罗斯福同意让美国的生产部门生产更多的武器，支援同盟国打赢与轴心国的战争。就会议实际成果而言，整个英国代表团中功劳最大的当属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在促使美国扩大生产与供应问题上厥功至伟。

由于美国没有同英国供应部相仿的机构，也就意味着此类问题的商讨往往是通过一种不正规的方式进行。在五月花饭店里，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同伴一起同罗斯福的“生产大王”、优先分配供应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进行了无数次讨论，竭力争取美国将它的工业和军火产量在原已提高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其实最大的功劳并不属于唐纳德，也不属于比弗布鲁克，而应归功于一直病恹恹的霍普金斯——“影子总统”的称呼可谓名不虚传，几乎所有关键场合都会出现他的影子，所有棘手问题都需要他出面协调解决。他与罗斯福良好的私人关系以及共同观点，连同他的非官方身份使他干起这些事儿游刃有余。在美国民众眼里，“罗斯福的双腿就标志着他不畏艰难挫折和肉体痛苦的勇敢精神”，而“霍普金斯的脖子瘦棱棱的像穷人一样，行动同样是光明磊落的”。在他的主导下，1942年1月13日，美国根据战争及会议要求成立了战时生产管理局，比弗布鲁克成功说服新局长唐纳德扩大了原定的生产计划。

比弗布鲁克提出，美国1942年的生产计划存在着巨额不足。坦克不足额为10500辆，飞机缺26730架，大炮缺26000门，步枪少1600000支。他认为所有生产指标必须增加，扩大后的目标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因为“美国工业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最终，在霍普金斯斡旋下，丘吉尔和比弗布鲁克如愿以偿。鉴于在修改指标时霍普金斯所起的关键作用，欣喜万分的丘吉尔在写给掌玺大臣艾德礼的信中称他“简直就是一位可爱的天使”。

在随后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自信满满地公布了他为“胜利规划”所制订的庞大生产计划：1942年飞机、弹药、坦克产量在原有基础上翻一番。总统列举了一大堆数字，并且很有把握地对身边疑虑重重的助手们说：“哦，只要搞生产的人真正卖劲儿，这些产量完全是可以达到的。”

1月6日，罗斯福向国会发表讲话，决定让美国的工业部门进行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军火生产，具体产量是：作战飞机45000架，坦克45000辆，高射炮20000门，防坦克炮14900门，地面和坦克用机关枪500000挺，新增船舶800万吨。

罗斯福指出“这仅仅是开始”，他接着强调，“民用生产将不得不进一步削减，再削减，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完全取消”。到1943年，美国军事工业将生产作战飞机100000架、坦克75000辆、高射炮35000门、新建船舶1000万吨。

同盟国拥有世界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现在又有了这么多的武器，可谓是如虎添翼。一大堆惊人的数字足以让盟军信心倍增，而让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哥儿几个胆战心寒！

如果将霍普金斯、马歇尔简单比喻成张良和陈平，将尼米兹、麦克阿瑟、斯普鲁恩斯比喻成韩信、彭越、英布，那么唐纳德无疑就是罗斯福的萧何。在接到罗斯福的任命时，身材魁梧的唐纳德，除了礼貌性地咳嗽和扬起眉毛，还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组织和监督庞大的军工生产。在他的手下，大到航空母舰、战列舰和重型轰炸机，小到线圈和轴承等零配件，涉及产品种类超过了10万种。

这唐纳德果真没有白姓唐，他和自己的本家唐雎一样不辱使命。在他的努力下，战时生产局很快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机构。就职后仅仅几个星期，他颁布的一道道命令就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命令严厉指出，300种不属于军工生产所需的物资马上缩减，甚至就地勒令停产。比如冰箱、自行车（这在日本也算作战设备，比如山下奉文颇为得意的银轮部队）、鸡蛋烤饼铁模、易拉罐、牙膏、衣服架子，还有贵重的金属骨灰盒——连死人都管到了。

金属品的供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国民经济迅速纳入战时生产轨道，无数民用企业被改装为生产军需物资的工厂。从巨大的工业集团到乡村的简易车间，一切可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都转向军工生产。美国民众可能要面对一个没有汽车的世界，底特律汽车工厂里开出的不再是民用小轿车，而是一辆接一辆军用卡车和两栖登陆车，有些干脆就是装甲车和坦克。儿童玩具制造厂和烘面包器工厂则被转产枪支和子弹，化工企业被安排生产炸药和梯恩梯（TNT）。唐纳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厂组织起来，使各厂的个别生产变为集体有计划的生产。所有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大小事情统统一路绿灯，有时几乎是拿令箭当鸡毛。

以飞机生产为例：西雅图的波音公司迅速扩大了生产场地；道格拉斯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添置了生产设备，其中花费1200万美元建起了新厂房；贝尔飞机制造公司在纽约建起新的飞机制造厂，同时在佐治亚建起了专门生产重型轰炸机的生产基地。短短一年时间，美国飞机制造公司从战前的41家增加到81家，生产厂房从130万平方米扩大到1580万平方米，雇佣劳动力从1940年的10万人一下子膨胀到200万人以上，产量也从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不到30000架达到了1943年的85898架和1944年的96318架。

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飞机质量和性能也在不断提高。格鲁曼公司针对开战伊始美国战斗机打不过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实际状况，与著名的通用公司合作——前者有技术，后者有规模——开发并大量生产高性能的舰载F4F“野猫”战斗机和TBF“复仇者”鱼雷机，到战争结束时一共生产了18000架，去和那些下速冻饺子一样开出船厂的航空母舰配套。

日夜运转的生产线吸纳了更多就业者，自大萧条以来的顽症之一——失业现象几乎绝迹。失业者从1940年的900万下降到1944年的67万，剩下的大多是因为极特殊的条件限制不能工作的。青壮年都上前线打仗去了，“兵工厂”吸纳了大量中学生和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原来根本无法从事这类工作的妇女有超过600万人加入了军工企业的生产队伍，现在她们面对的不再是锅碗瓢盆，而是打击敌人的武器。连以前很难找到工作的黑人也找到了生产武器的工作。要知道制造航母、飞机、坦克可不像炕烧饼，弄袋面、砌个炉子就能随便干的。这些彰显了美国强大的资源优势和生产、研发能力。

最受生产厂家欢迎的金属废料也进行了回收，这在以前是不被重视的。媒体向公众展示了金属废料回收的作用和详细过程，告诉大家“一把废铁锹就可以生产出4颗手榴弹”，少年儿童也加入了回收、上交废料的行列。回收多少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举动，让后方的民众用实际行动参与到战争中去，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烘托全民参战的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唐纳德后来忙里偷闲两次出访中国，同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翁文灏（经济部长）、曾养甫（交通部长）等要员多有接触，就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如何建立自身的军工生产，给予重庆政府极大的指导和帮助。

书归正传，再次回到会议主题。说马歇尔为二战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于他的很多提议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他的另一项提议为盟军最终打赢战争奠定了基础，就是成立著名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调战争中的军事指挥。这一建议迅速得到批准，新机构后来被史学家称为“阿卡迪亚”会议最宝贵、最持久的成果。这一成就的创始者是马歇尔，培育者是罗斯福，而它之所以最终得以实现，是由于丘吉尔善于接受意见。战争期间，这一机构召开过超过200次正式会议，议定的事项不计其数。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由3名美国代表和3名英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各军种联合组成，再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各1人以顾问的身份参与进去。成立机构就必须有办公场所，很明显美国人在供应和人力方面都占第一位，委员会的最初任务就是负责供应和兵力分配，这就为委员会设在华盛顿提供了第一个理由。美国首都恰恰介于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之间，这就成了第二个理由。因此英国人也同意新成立的委员会正常工作地点设在华盛顿。

代替陆军参谋长陪同丘吉尔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迪尔爵士留了下来，成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英国方面的高级成员。他代表丘吉尔本人，而不代表英国武装部队的任何一个军种。迪尔的任命最初在美国人中引起了争议，因为他们对于军事问题竟然和政治混在一起很不习惯——在日本军事就是政治——迪尔因为具有政治身份而遭到非议。后来美国在1942年7月任命威廉·莱希海军上将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参加委员会，才算把这个问题摆平。结果表明，丘吉尔对迪尔的任命是值得幸运的。迪尔和马歇尔有着类似于罗斯福和丘吉尔般的个人友谊，他成功赢得了马歇尔及其全体美国同事的信任。后来代表皇家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其他英国代表经常更换，没有一个人像迪尔那样产生过那么大的影响。

从1942年1月起，在整个战争年代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直坚持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在战事紧张时还不止一次。在正常情况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预先分别考虑尚未解决的问题，然后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上把两国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调整，大问题由丘吉尔和罗斯福出面决定。对此莱希曾说：“我们只是工匠，只是根据各自总司令交给我们的总计划制定出具体而明确的战略方针而已。”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使苏联人也来参加这个委员会，苏联人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他们有着一个辽阔、单一、独立的战场，参谋部的合并既没必要也无法执行。苏联的制度也不适宜于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斯大林不愿意把做出战略决策的权力委托给任何人，也不准备把红军的作战行动置于任何一种联合指挥之下。还有一点，苏联同日本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

当工业部门按照“胜利规划”轰轰烈烈进行生产时，美国人明显增强了信心。他们知道，尽管日本人在最初的进攻中赢得了那么多胜利，但他们终将被打败，美国将比日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2月23日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请让我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美国人虽然被迫做出了让步，但我们会收复失地，我们的力量每天都在增强。很快，我们，而不是我们的敌人，将发动进攻；我们，而不是他们，将赢得最后的胜利；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将实现最终的和平。”

罗斯福在谈话中再次高度评价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看看你们的地图，看看中国的幅员辽阔，那里有千百万正在进行战斗的人。中国人民在近五年里顶住了日本的疯狂进攻，歼灭了几十万日本军队，消耗了大量的日本军需。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带来的反攻，因为这是最后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在4月28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

会议结束，英、美两国出席会议的代表都为取得的成绩感到庆幸。英国人获得了可靠保证，美国的部队和资源将主要用于对德作战，军需品的供应也不会中断。至于仓促参会的美国人，几乎在发生争执的各点都算是获得了辉煌胜利，美国已无可争议地坐上了盟军的第一把交椅，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国退居次席，成为美国人不折不扣的小弟。美国的老大地位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1月14日晚上，丘吉尔参加了白宫的最后一次晚宴，准备与他亲爱的罗斯福老弟告别。在丘吉尔眼中，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催人奋进的大会，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但是除了丘吉尔和留在美国的迪尔元帅，大部分英国人都是带着满腹牢骚离开美国的。“美国人已经遂愿，以后战争都归华盛顿指挥了，”莫兰勋爵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但是他们将来如果这样不客气地拨弄我们，那就不聪明了。我国人民对于这个决定很不高兴，他们会同意的充其量不过是试上一个月再说。”丘吉尔对罗斯福公布的武器生产数量非常满意，对此，莫兰说：“首相被那些数字彻底灌醉了。”

罗斯福对丘吉尔返程的安全表示了担忧，因为英国首脑会聚华盛顿的消息已经为全天下所知。根据庞德海军大臣的可靠情报，他们返航的路线附近游弋着不低于20艘德国潜艇。停泊在百慕大的“约克公爵”号正在等待丘吉尔一行。在他们乘坐一架巨型波音飞机飞往百慕大的途中，灵机一动的丘吉尔临时决定改乘飞机回国。他在美国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家里一摊子烂事等着他去摆平呢。

空军参谋长波特尔和庞德都反对丘吉尔临时改变行程计划，但当丘吉尔说飞机上留有他们的座位时，两个人迅速改变了主意。乘机安全降落在普利茅斯的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我们从百慕大做长途飞行，借着一股时速30英里的顺风安全抵达此间。”

“阿卡迪亚”会议胜利闭幕。根据会议确定的战略，巴丹和科雷希多的美菲军已经被无情抛弃，这正是他们迟迟得不到有力增援的主要原因。

可是有一个人还不能轻易放弃，他就是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麦克阿瑟上将。

逃跑的“英雄”

“阿卡迪亚”会议议定的各项内容看似鼓舞人心，但对江河日下的盟军远东战局丝毫无补。到1942年2月底，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关岛、威克岛以及西南太平洋的新爱尔兰岛、新不列颠岛和所罗门群岛大部，除爪哇岛之外的荷属东印度、缅甸南部相继沦陷日军之手。用一句话形容盟军的远东战局，就是“怎一个‘惨’字了得”。东京报纸已公开宣称：“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日本四岛的庆祝活动此起彼伏，上自内阁、大本营，下到普通民众，普遍处于一种病态的癫狂之中。再用一句话来形容日本人此时的心情，那就是“风景这边独好”。

不过仍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菲军顽强据守的巴丹和科雷希多。尽管躲在马林塔隧道里的麦克阿瑟度日如年、处境尴尬，但“万绿丛中一点红”使他迅速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美国，麦克阿瑟的人气急剧上升，成为公众心目中的“硬汉”。美国许多州的议会向科雷希多发来电报，向他表示“州的谢意”，民众和社会团体的赞扬电文也纷至沓来。新闻界更是将他捧上了天，报纸上充斥着麦克阿瑟如何指挥部队打得小鬼子溃不成军的新闻。据不完全统计，华盛顿1941年12月8日至1942年3月11日所发布的142份官方战报中，有109份提到了麦克阿瑟。一些将之奉若神明的国会议员甚至向罗斯福提议，应迅速将他调回华盛顿担任美国陆军最高统帅。

罗斯福和史汀生当然清楚那些宣传不怎么靠谱，很多是为了鼓舞士气不得不为之。巴丹战局无疑是绝望的，尽管两人都不太喜欢麦克阿瑟，但也必须考虑这位“国民英雄”下一步的去向。

日军攻占俾斯麦群岛之后，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随时面临被入侵的威胁。前文说过，澳大利亚本就不太雄厚的陆军力量此时正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征战，空军大多部署在中东，海军大部在地中海地区，澳洲的防务几乎形同虚设。时刻面临的入侵威胁使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坚决反对盟军的“先欧后亚”战略，强烈要求盟军尽快加强西南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保证他的国家不至于受辱。

对盟军来说，保住澳大利亚这一未来反攻的基地已成当务之急。罗斯福、史汀生、马歇尔一致认为，有必要在该地区集结起新的军事力量，为遏制日军的攻势以及未来的反攻做准备。派出军事力量，随之将产生一位新司令官。照常理，在澳大利亚任命一位盟军指挥官以英国人最佳，但此时得到增援的日第十五军已开始对北部缅甸进攻，英国人失去缅甸只是时间问题。由于丘吉尔要求将澳大利亚军队调入缅甸的要求遭柯廷严词拒绝，伦敦和堪培拉的关系非常紧张。柯廷扬言要从埃及召回部队时，丘吉尔无奈接受了澳大利亚内阁做出的决定：澳军可以去防守苏伊士运河，但作为交换，美国必须派遣更多的军队到澳洲大陆来。除非新的盟军最高统帅是美国人，否则这一承诺不可能得到有效保证。

这样，由美国人担任澳大利亚地区的盟军指挥官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马歇尔立即想到了此刻蹲在马林塔隧道里郁郁寡欢的麦克阿瑟。

在美国军政两界，不管那些人对麦克阿瑟有多大成见甚至讨厌，但有一点大家都承认，就是不论战略战术水平或者统帅大军的能力，在美国陆军中还真找不出几位比这家伙强的。此前麦克阿瑟已晋升陆军上将，让一位陆军上将在自己任内阵亡在战场上，马歇尔同样将“名垂青史”。他最担心的是麦克阿瑟被日军俘虏，这让人难以想象的情形会给美军土气带来双倍的伤害。再说坊间一直传闻，麦克阿瑟一直压制马歇尔晋升导致两人关系不睦，此时牺牲麦克阿瑟也容易被误解为公报私仇。基于上述几方面原因，马歇尔积极向罗斯福建议，尽快将麦克阿瑟从菲律宾撤出，到澳大利亚担任那一地区的盟军司令。他同时提出将奎松、美国高级专员塞耶以及他们的家眷一并接出来。

罗斯福对傲慢自负的麦克阿瑟一贯不太感冒，他甚至准备用这位远亲的牺牲成就其“国家英雄”的美名，并借此振奋国人的士气。但罗斯福毕竟是一位能将个人喜好置之度外的杰出政治家，麦克阿瑟目前在美国人心中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最终认为“牺牲麦克阿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不成熟的”，也无法向公众交代。于是总统顺水推舟地告诉马歇尔，“美国不需要一个战死在菲律宾的陆军上将”。

对接出奎松和塞耶，罗斯福深表赞同，他认为让奎松留在菲律宾无异于一颗重磅定时炸弹，从政治上来说比麦克阿瑟还要危险。为防止菲律宾政府再度发生动摇，必须以最快速度将奎松撤出，让他到美国来，吃我的住我的，他就不会再整天叽叽歪歪了。

于是马歇尔再度向麦克阿瑟发去电报，要求他和家属搭载潜艇一起撤离。麦克阿瑟清楚这是最后的希望，他向琼提出，让她带小阿瑟先行撤离，但琼态度坚决地回绝了这一请求。随即麦克阿瑟向马歇尔复电，他和他的家人非常感激华盛顿的关心，但他们夫妇都拒绝离去，也不愿把小阿瑟送走。

不仅仅是麦克阿瑟一家，连奎松也不愿意离开菲律宾，麦克阿瑟好说歹说才把他的工作做通。奎松在与内阁商谈过后，决定支付1935年答应麦克阿瑟的酬金。2月13日，奎松拟定了菲律宾一号行政令。很快，大通银行菲律宾财政部账户上划出50万美元，转入了纽约美华银行托拉斯麦克阿瑟的私人账户。这些当然是在极度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蹲守在战壕里忍饥挨饿的士兵得知自己的司令官又发了这么一大笔横财，将写出什么样的歌谣就不得而知了。

2月20日拂晓，美军“旗鱼”号潜艇靠上了科雷希多码头，奎松和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塞耶及家人准备乘坐这艘潜艇离开菲律宾。麦克阿瑟象征性地托塞耶带回去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勋章、证件和一份遗嘱。

尽管之前曾有过不少矛盾，但分别的场面仍然伤感无限。奎松夫人杜拉·奥维拉引用了一段西班牙内战时期著名将领威洛贝的名言送给麦克阿瑟：“三十年来，我为我的同胞奋斗，为我的同胞怀着希望。现在这些同胞却为了并不能保护他们的旗子被烧死了。”麦克阿瑟告诉小阿瑟的教母，琼和阿瑟将陪伴他继续在岛上坚守，“我们是一对同命鸟”。奥维拉夫人两眼含泪，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

麦克阿瑟和奎松紧紧拥别，他告诉已经病入膏肓的奎松：“您将看完这场战争，您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愿上帝保佑您。”奎松从手上脱下刻有自己名字的图章戒指给麦克阿瑟戴上，哀婉地说：“如果您战死沙场，当他们找到您的尸体时，我要让所有菲律宾人都知道，您是为了我的国家光荣战死的。”

起航时间到了，奎松总统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以及副总统奥斯梅纳一行共10人依次进入潜艇。转瞬间，“旗鱼”号消失在茫茫碧波之中，在暗夜里驶向棉兰老岛。他们将从那里乘机转赴澳大利亚。

奎松的离开让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大大松了一口气。可怜的奎松再也未能活着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1944年8月1日客死异乡。同年10月，跟随麦克阿瑟重新登陆莱特岛的已经是他的继任者奥斯梅纳。

华盛顿已经决定让麦克阿瑟离开，要求他撤出的命令在2月22日再次做出。那天科雷希多收到了一封由总统、史汀生和马歇尔联合签署的电报，命令麦克阿瑟立即启程前往棉兰老岛，从那里转赴墨尔本。电报里说，“你将在墨尔本统率所有的美国军队”。美国并未将这一消息告诉澳大利亚人，因为麦克阿瑟的离开是带有极大风险的。

麦克阿瑟仍然不愿离开，他提出辞去现有所有职务，以一名普通老兵的身份加入巴丹的防守者队伍。他是个极端要面子的人，担心这样离开会由于没有履行和巴丹守军共存亡的诺言而有损自己的光辉形象。“我和我的家庭将与守岛部队共存亡。”副官赫夫已经找到了能供他父亲留下的那支手枪使用的子弹。“谢谢你，”麦克阿瑟告诉赫夫，“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我和琼活捉去了。”

但是参谋长萨瑟兰及其他参谋人员并不赞成麦克阿瑟的想法，他们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他能够离开菲律宾，那样才能为巴丹争取更多的援军。其实麦克阿瑟之前的言行含有不少的作秀成分，两天之后，他回电华盛顿同意撤离，但是要求推迟行程，由他自主选择“适当的时机”，以避免因他的突然离去引起守军的混乱。麦克阿瑟同时建议由温赖特接替他的职务，由爱德华·金少将接替温赖特任巴丹守军司令。罗斯福很快答应了麦克阿瑟的请求。

3月上旬，有迹象表明日本人已获悉麦克阿瑟准备溜走的消息。“东京玫瑰”扬言，一定要在月底之前活捉麦克阿瑟，将他拉到东京游街并在帝国广场斩首示众。可笑的是，3年之后，正是这个当初他们声称要斩首示众的人，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为安全起见，马歇尔多次敦促麦克阿瑟尽快动身。

麦克阿瑟决定在3月11日离开科雷希多。海军计划像接走奎松一样派潜艇接他出去，因为这是目前最安全的方式。出于对海军的不满，麦克阿瑟拒绝乘坐潜艇，而是选择了由他掌握的最后4艘鱼雷艇作为出逃工具。他此举同时也是想给海军难堪，你们不是说增援船队冲不破日军的海上封锁线吗？看看老子是如何利用小小鱼雷艇轻松冲出敌军包围圈的。

3月11日傍晚，麦克阿瑟一行，包括琼、小阿瑟和保姆阿珠、参谋长，海军第十六军区司令洛克威尔少将以及参谋人员等22人一起来到了码头，他们将分乘约翰·巴尔克利海军上尉的4艘鱼雷艇离开菲律宾。这种鱼雷艇长24米，速度比日军的驱逐舰还快，艇身前后各装有2条鱼雷，遇敌可随时发起攻击，“攻跑兼备”使之成为理想的突围工具。之前，大胡子巴尔克利没有同亚洲舰队其他舰艇撤离菲律宾，而是一直留在马尼拉湾坚持战斗，所以深得麦克阿瑟的信赖。

临行前，麦克阿瑟召来了西点军校的师弟温赖特少将，他将接替菲律宾美军指挥官的职务。麦克阿瑟向温赖特解释，“根据总统的一再命令”，他要走了，“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我要么服从，要么离开陆军。我想让你告诉所有部队，我是在不断抗议下被迫离开的”。

“我当然会，道格。”温赖特知道此时多说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

麦克阿瑟把一盒塔巴卡里拉雪茄和两瓶刮脸膏作为礼物送给温赖特——烟肯定很快就抽完了，那些刮脸膏在温莱特后来的战俘生涯中派上了用场。他嘱咐道：“如果我能到达澳大利亚，你知道，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尽量多带些东西回来。在此期间你一定要守住。”

“我会尽力而为。”温赖特语气中透出几分无奈和伤感。

麦克阿瑟继续说：“但是我要确定你们在尽全力进行防守。你是一个老兵，乔纳森，巴丹防御一定要有纵深，必须有纵深地进行任何拖延时间的防御。”

“我知道，我正在努力依据地形和部队人数展开纵深部署。只要我活着，我会一直坚守巴丹的。”在科雷希多最后与麦克阿瑟诀别之后的几年时间中，温莱特多次想起自己的承诺，一个没能坚守的承诺，这句简单却无法践行的承诺折磨了温赖特的残余人生。

“再见，乔纳森，”两人握手告别，“我回来时你如果还在巴丹，我晋升你为陆军中将。”

说完这些话后，麦克阿瑟脱下那顶大家熟悉的元帅帽，挥手向码头上的一小群人告别。他的面容略显苍白憔悴，褪了色的军服由于体重减轻了11公斤显得宽松肥大，但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远处炮声依稀可闻，不断划破夜空的闪光说明那边的战斗仍在持续。麦克阿瑟怀着无比惆怅的心情登上了巴尔克利的PT-41号艇。当经过两位站在暗处的士兵身边时，他无意中听到一个士兵对同伴说：“中士，他成功的机会有多少？”

“我不知道，他运气好，也许20％吧。”

事先制订的逃离计划是先经库约群岛的塔加瓦延岛，然后驶往群岛最南端棉兰老岛北岸的卡加延湾，在德尔蒙特机场改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航途预计35个小时，行程1100公里，其间要突破好几道日军海上封锁线。突围船队的应变计划是：一旦与日军舰船遭遇，其余3艘鱼雷艇立即甩掉汽油桶等负荷快速迎上去发射鱼雷，掩护麦克阿瑟的PT-41号艇高速逃逸。其余各艇自行脱离战斗，到下一个预定地点会合。遇有敌情时各艇须保持无线电静默，不得打开识别灯。

PT-41号艇上共搭载9人，麦克阿瑟夫妇、小阿瑟、保姆阿珠、副官赫夫、参谋长萨瑟兰及其他3名军官。巴尔克利驾驶鱼雷艇小心翼翼穿过海湾出口处的雷区，同其他3艘鱼雷艇会合后乘着夜色向南疾驰而去。

海上风浪很大，鱼雷艇颠簸得异常厉害。除琼和赫夫之外的其他人都晕了船，几乎把胆汁都吐了出来，脸上和身上被撞得到处是伤。浪头涌上甲板，灌进后舱，浑身湿透的所有人冷得发抖，冷得嘴唇青紫。麦克阿瑟此时已无法顾及光辉形象，他的衣服皱巴巴的，眼睛因缺乏睡眠充满了血丝。后来他称此为“一次在混凝土搅拌机中的糟糕旅行”。

最初4艘鱼雷艇呈一路纵队快速行进，由于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他们在夜暗浪大的航途中失去了联系，各自单独朝预定集合地点驶去。当PT-41号艇行驶到卡夫拉岛时，前面出现了日军的巡逻舰队。幸好暗夜中的日本人并未发现他们，巴尔克利机警地绕开敌舰溜了过去。

第二天拂晓，PT-32号艇的旗语兵突然发现，前方海面上一个模糊的黑影正逐渐靠近，于是立即向艇长舒马克上尉做了报告。本就十分紧张的舒马克断定那是一艘日军驱逐舰，正以30节的高度迎面驶来。舒马克立即下令将堆积在前甲板上的备用油桶抛下大海，鱼雷手打开发射盖做好了进攻准备。

刹那间，PT-32号艇上警钟声声，各作战岗位一片忙碌。就在舒马克准备下达“发射”口令的一刹那，正在接近的那个黑影发出了几道闪光，旗语兵声嘶力竭地喊道：“鱼雷艇，我们自己的艇！”那正是麦克阿瑟的PT-41号艇。

真是千钧一发！大家惊出了一身冷汗，幸亏刚才没有贸然开火。事后舒马克心有余悸地回忆，PT-41号艇“在黎明的微光里被奇异地放大了”。

会合后，两艇继续前进。16时，他们驶抵第一个预定会合点塔瓦加延岛，PT-34号艇已经等在那里。第十六海军军区的洛克威尔少将就在这艘艇上，果真不愧为海军出身，他那艘艇比其他艇快了许多。几艘突然到来的鱼雷艇打乱了小岛居民的平静生活。洛克威尔一行登上小岛时，岛上仅有的9户居民好奇地打量着这些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美国人。此时失散的PT-35号艇仍不见踪影。

本来海军的一艘潜艇预定于当天晚上到这里接走他们，这样万一鱼雷艇出现问题或者麦克阿瑟临时改变主意，还可以有另一种撤离办法。但麦克阿瑟决定继续乘鱼雷艇突围。由于PT-32号艇在清晨的忙乱中将大约600加仑燃油扔进了海里，剩余燃料已无法支持它高速跑完之后的行程，麦克阿瑟让它留下来等待潜艇，其余两艘艇起航前往卡加延。傍晚时分，他们再度起航，PT-34号一马当先，PT-41号紧随其后，两艘艇高速驶出隐蔽地点继续朝着南方飞奔。

险情很快再次出现。刚刚出发不久，一艘巨大的日军战舰在晴朗的夜空下隐隐向着他们逼近，就位于艇首左舷3度、距离8000米的位置上。这回可不是昨天的虚惊，那是一艘在这一带巡逻的日军巡洋舰。

那艘巡洋舰可能是开向马尼拉湾的，途中与麦克阿瑟的鱼雷艇不期而遇。双方距离太近了，躲避或逃跑已不可能。巴尔克利命令关闭发动机，打开鱼雷发射盖准备以死相拼。这里距日军封锁线已经很远，日军根本想不到小艇上竟然藏着东京重金悬赏缉拿的头号敌人麦克阿瑟。尽管看到了远处的小艇，日本人错误地将关闭了发动机的鱼雷艇当成了渔船，以原来的速度和航向大摇大摆地开走了。事后得知麦克阿瑟是乘鱼雷艇出逃的消息，日本人简直悔青了肠子。

对此，麦克阿瑟回忆：“当时我们几乎停止了呼吸，等待那即将让我们暴露身份的第一批炮弹打过来。几秒钟过去了，几分钟过去了，敌人的战舰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只是穿过我们的航道缓慢地向西行驶过去了。”

两艘鱼雷艇死里逃生。一旦脱离日军的视线，他们立即开足马力以最快速度继续向东南方向驶去。

夜里，艇上的人大部分都极不舒服地睡着了，只剩下麦克阿瑟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叫醒了海军出身的赫夫副官：“我睡不着。”

“对不起，长官。”

“我想找人说说话。”

“好吧，长官。说什么呢？”

“哦，什么都行，我只是想聊一聊。”

麦克阿瑟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起他的早年经历，他在菲律宾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落到这步田地的郁闷。最后他冲着赫夫的耳朵吼叫，声音压过了发动机的轰鸣：“我将来一定要重新杀回去，去解放那些岛屿。”

3月13日7时，经过45个小时艰难航行，麦克阿瑟带着两艘鱼雷艇安全抵达卡加延。不久，之前失去联系的PT-35号艇也抵达。行完庄严的军礼，驻守棉兰老岛的威廉·夏普准将紧紧握住了这位浑身湿透的上将伸过来的大手。

夏普对麦克阿瑟的死里逃生由衷感到庆幸。他报告说，自己的部队一切安好。他还派出1000名士兵列队欢迎狼狈不堪的客人一行，麦克阿瑟也就像煞有介事地检阅了夏普的仪仗队。日军此前已经在南部的达沃登陆，但棉兰老岛的北部连同德尔蒙特机场仍在美军的掌控之中。

夏普为客人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赫夫说：“那是自两个月前离开马尼拉以来从未品尝过的美食。”席间洋溢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悲壮气氛。麦克阿瑟走到洛克威尔少将和巴尔克利上尉的座位前，端起酒杯一脸庄重地对他们说：“这一次你们是以真正的海军作风干的，我将非常高兴而荣幸地授予全体船员银质奖章，以表彰你们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坚毅和勇敢。你们把我从虎口救了出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席间有人告诉麦克阿瑟，奎松总统并没有离开菲律宾前往澳大利亚，而是躲在附近的内格罗岛，准备在那儿建立一个临时办公地点。闻听此言，麦克阿瑟大吃一惊。这一信息如果被日本人知道了，追捕奎松简直是易如反掌。他马上和奎松取得了联系，催促他尽快到棉兰老岛会合，然后一起前往澳大利亚。

对麦克阿瑟的召唤，奎松丝毫不为所动，他不愿意就此离开菲律宾。无奈之下，麦克阿瑟只好再次派出了巴尔克利，要他无论如何把奎松弄过来。巴尔克利履行了命令，他连劝带唬，近乎绑架地把菲律宾总统给带回来了。随后奎松随麦克阿瑟一起离开了菲律宾，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故土。

麦克阿瑟本以为至少有4架B-17在德尔蒙特等他，但到机场才发现只有一架，而且外表破旧、油迹斑斑。布里尔顿倒真是派出了4架B-17从墨尔本出发，其中2架起飞不久因故障返航，另一架在即将到达德尔蒙特时坠入大海。

对此，麦克阿瑟怒不可遏，他立即给驻澳大利亚美军司令官乔治·布雷特中将发去了一封措辞激愤的电报，抱怨“派遣的4架飞机只有1架到达，还由一名缺乏经验的年轻飞行员驾驶”。他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如果你们没有可用的、能正常运转的B-17，那就必须从夏威夷或者美国派过来”。他同时将这一信息发给了华盛顿的马歇尔。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落难的凤凰不如鸡。麦克阿瑟的无理要求竟然很快有了结果，布雷特很快协调三架飞机前来恭迎他的大驾。这次有两架B-17着陆，第三架起飞不久再次因故障返航。17日凌晨，麦克阿瑟一行乘两架“空中堡垒”飞往澳大利亚。

两架飞机原定在达尔文机场降落。就在飞机即将抵达时，机场发来消息说，日军正在对达尔文港进行空袭。B-17只好掉头转向备用的巴切勒机场，于上午9时30分平安降落。麦克阿瑟一行马上登上停机坪另一头的C-47运输机，再次升上蓝天，迅速向中部的艾丽斯斯普林斯飞去。10分钟后，一群日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呼啸而至，对麦克阿瑟刚刚离开的巴切勒机场实施了狂轰滥炸。运气真不错，麦克阿瑟的运输机再次躲过了日军的劫杀，安全降落在艾丽斯斯普林斯机场。

当运输机徐徐降落时，头枕着椅子后背的麦克阿瑟一边解着安全带，一边对身边的萨瑟兰说：“真险哪！战争就是这样，你或是胜利或是失败，或是生或是死——只有睫毛之差。”

麦克阿瑟一行将从这里乘坐火车前往最终目的地墨尔本。火车上的麦克阿瑟睡着了，他的头靠在琼的肩上，4个小时一动未动。琼对丈夫的酣睡颇感欣慰，她心满意足地对坐在对面的赫夫悄声说：“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他这是第一次真正睡着了。”

到了此时已经没必要再保密了，他即将抵达的消息像飓风一般迅速传开，“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正在一列奔驰的列车上，马上就会抵达这里”。火车缓缓驶入阿德莱德车站，站台上早已人头攒动。列车尚未停稳，几个性急的记者已经心急火燎地冲上了火车。一大群宪兵排成两队，从车门口开始分开众人，那几个冲上车厢的记者也被轰了出来。

麦克阿瑟和琼出现在车门口，所有目光和镜头都对准了他们——这是麦克阿瑟梦寐以求的场面。他摆好了姿势，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记者一窝蜂围了上去，强烈要求麦克阿瑟发表重要讲话。麦克阿瑟在一个用过的信封背面草草地写了几行字，然后昂首挺胸，发表了恺撒式的声明：

“据我所知，美国总统命令我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从科雷希多来到澳大利亚，目的是组织对日本人的进攻，其中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援救菲律宾。我脱险了，但我还要回去！（I shall return！）”

“我还要回去！”这一铿锵有力的语言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激励盟军战士英勇作战的最强音，也成为麦克阿瑟二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句口号。这句话很快被刊登在报刊上，写在墙壁和海滩上，印在香烟盒、火柴盒和邮票上，甚至被加入了祈祷词中，它成为处在日军铁蹄之下苦难民众的希望，成为地下反抗者的火炬，成为前线士兵的战斗号角。据说后来在公开发表时，华盛顿建议麦克阿瑟将其中的“我”改成“我们”，遭到老麦的断然拒绝。

1942年3月21日，麦克阿瑟一行安全到达墨尔本。当火车驶入斯潘塞大街火车站时，那里聚集的5000人朝他欢呼，一队由360名工兵组成的仪仗队在站台上列队迎接。澳大利亚陆军部长弗朗西斯·福德快步迎上前，紧紧握住了麦克阿瑟的双手，仿佛握住了澳大利亚安全的希望。60多名记者飞快地涌了过去。

麦克阿瑟看上去镇定而自信，穿着褪了色的丛林夹克和熨得笔挺的长裤，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他已从乘坐鱼雷艇和飞机的颠沛历程中恢复。麦克阿瑟大声宣读了在火车上写好的简短声明。他对全球战局进行一番分析之后，高调宣布：“我对最后成功地完成我们共同的事业充满信心！”整个站台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麦克阿瑟的到来瞬间改变了笼罩着澳洲大陆的低迷气氛，美国驻澳大使纳尔逊·约翰逊为这种变化的快速和深刻感到震惊：“将麦克阿瑟派到这儿是一个天才的举措，他令低落的士气迅速振作起来！”

同样是败军之将，金梅尔和肖特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的命运是在公众的视野中永远消失，等待他们的是无休止的调查和诘问，而逃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却成了世人敬仰的大英雄、大豪杰。

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赞美和荣誉。对美国人民来说，麦克阿瑟已成为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没有之一。有参议员提议，将每年的6月13日命名为“麦克阿瑟日”，以纪念他在1899年的那一天考入了西点军校。为表彰他的英勇行为，国会以253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历届美国总统都没有获得过如此高的票数——授予麦克阿瑟国会荣誉勋章。那是他参加一战凯旋都未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为了这一荣誉，他整整等待了28年，没想到打了败仗却得到了。陆军部在写给麦克阿瑟的嘉奖令中说：“在反对日本侵略军方面表现出的勇敢无畏、坚韧不拔，远远超过职责对他的要求。在敌人的猛烈炮击和飞机轰炸下，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每一个危急关头，他镇定自若，沉着应战。他以行动鼓舞了部队的斗志，激励了菲律宾人民对其武装部队的信心。”

美国人民对珍珠港事件仍心有余悸的关键时刻，麦克阿瑟的名字仿佛具有魔力，发出无法比拟的强大号召力。这位“蒙难的君主”成了光彩夺目的英雄。在美国，一些街道、场馆、建筑，甚至一种舞步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些老兵联合签名致电罗斯福，要求将麦克阿瑟调回陆军部担任最高统帅，有人甚至敦请他参加1944年的总统竞选。后来罗斯福选择威廉·莱希上将作为自己的军事顾问，《时代》周刊愤愤不平，“要是由老百姓投票选举，那肯定是麦克阿瑟”。《纽约时报》也一改原来的严肃作风，称麦克阿瑟“混合了好莱坞塑造的忠实士兵理查德·戴维斯的理想主义色彩”。《民族》杂志在扉页上写道，“国民对领导人最钦佩的心理素质，就是麦克阿瑟将军那样的斗士性格”。《纽约太阳报》发自伦敦的消息说，“自从电影明星瓦伦丁诺之后，还没有哪个人像麦克阿瑟那样家喻户晓，伦敦的报纸动辄将他比喻成纳尔逊和德雷克”。民众对麦克阿瑟的脱险经历最感兴趣，对于他逃到澳大利亚的曲折历程，美国报纸的大幅标题是：“我们的老兵麦克阿瑟成功欺骗了狡诈的日本人。”遥远的俄国人也来凑热闹，《真理报》《消息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美国的麦克阿瑟和苏联红军战士一样地勇敢”。

在美国，“麦克阿瑟服”“麦克阿瑟蜡像”“麦克阿瑟牌豌豆”“麦克阿瑟牌铁锁”“麦克阿瑟大桥”“麦克阿瑟街道”“麦克阿瑟大坝”“麦克阿瑟舞会”等应运而生。连罗斯福总统也发表了演讲，祝贺他成功突破日本人的包围荣任新职，他的突围“将拉开美国反攻的序幕”。

轴心国的宣传恰恰相反。意大利报纸用“懦夫”来形容麦克阿瑟；日本人则称他为“逃兵”，嘲笑他是个把部下置于战火之下而不顾的胆小鬼；德国画报用一幅“脚底抹油的将军”的漫画来讽刺他。老酒认为，除了意大利的说法肯定不对，德国和日本的说法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

面对铺天盖地的狂热赞誉，麦克阿瑟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他的弟兄们还在巴丹和科雷希多忍饥挨饿，时刻承受着日军炮火的折磨。他满怀信心来到澳大利亚，本就希望能得到一支强大的军队，带领他们打回菲律宾，解救那些被围困的兄弟。但他发现，他预料中那些已经集结好了的，只等着他在打败日本的战役中予以指挥的同盟国陆军和空军，压根儿不存在，整个澳大利亚只有不足25000名民兵。《时代》杂志形象地称他是“一位坐冷板凳的将军”。

既然麦克阿瑟、奎松、塞耶等重要人物均已脱险，麦克阿瑟一时又没有前往救援的部队，巴丹和科雷希多陷落的命运已基本注定。令人略感欣慰的是，由于东京一时半会儿无法向菲律宾调去充足的援军，巴丹前线的战斗暂时陷入僵持，温赖特和他的弟兄们还可以在饥饿中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第二章　魔爪伸向爪哇岛

徒有虚名的四国联军

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赤道附近海域，有一片世界最大的群岛叫荷属东印度。它由大小17508个岛屿组成，其中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拉威西和新几内亚属于面积较大的岛屿。群岛总面积约192多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81000公里。这一群岛西北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西南与澳洲大陆鸡犬相闻，是控制两大陆和两大洋海上交通的战略要地。

因具有热带雨林的旖旎美景，这里被19世纪荷兰著名作家爱德华·德克尔称为“环形绿宝石”。群岛地区蕴藏着富饶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盛产日本急缺的石油。1940年，荷属东印度石油产量800万吨，是日本的20倍，因此获得了“石油宝库”的美誉。此外，这里富产的橡胶、锡、生铁、煤炭、镍等，都是日本维持其侵略战争机器高速运转必需的战略资源。

早在公元前2世纪，群岛就出现了最早的国家。3世纪至7世纪，群岛上分布着诸多部落和小的王国。7世纪至11世纪，大国室利佛逝与中国使者商旅的往来不绝于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多次到过这里。不过中国不事侵略，只是开展了一系列友好外交、商务活动而已。

15世纪初，这里先后遭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入侵。1596年，荷兰人霍特曼率领的一支船队到达爪哇岛的万丹。1619年，荷兰人攻占雅加达，并将之改名为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东方总部就设在这里。1641年，在夺取了葡萄牙统治下的咽喉要地马六甲之后，荷兰人彻底控制了东印度。

荷兰最初通过东印度公司对这一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799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后，殖民地被荷兰政府接管，这就是本书统称的荷属东印度，简称“荷印”。荷印俨然以东方大国自居，多次要求与中国平等通商。明清时期的中国官方文献记载，当时中国与荷兰的往来实际上是通过与荷印的交往来实现的。

荷兰是17世纪的海上霸主，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鼎盛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属1.5万个分支机构的贸易额占到了全球贸易额的一半以上，悬挂荷兰三色旗的万余艘商船游弋在广袤的海洋之上。据称，当时全世界共有约2万艘商船，其中1.5万艘属于荷兰，真可谓风光无限。

到17世纪后期，荷兰先后与英、法等欧洲强国交战，在海上败于英国、陆上败于法国之后逐渐衰落下来，昔日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欧战爆发之后，弱小的荷兰立即宣布中立，但因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并未能逃避战火。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短短5天时间，荷兰本土就全部沦陷于德军之手。荷兰威廉明娜女王和政府要员乘坐驱逐舰仓皇渡过英吉利海峡逃往英国，在伦敦成立了流亡政府。荷属东印度就此成为荷兰孤悬海外的唯一殖民地。

尽管早已人老色衰，但老牌殖民帝国荷兰并不怎么看得起后起之秀日本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为了通过和平手段获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日本曾多次派出高规格的使节团，与荷印殖民当局进行谈判，均无结果。这其中固然有日本要求过高的因素，但有英、美撑腰的荷印态度强硬也是谈判未果的重要因素，此节前文已有所述。在美国宣布对日本禁运石油之后，日本人要想获得这种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就只剩对荷印动武的一条路子。

本土沦陷的荷兰此时的处境颇为尴尬。作为英国的同盟国，流亡伦敦的荷兰一直想与英国及其背后的美国就荷属东印度地区的防御进行商讨。但彼时被德国人折腾得生不如死的英国，根本无暇与荷兰就遥远的荷印问题进行磋商。到1940年底，在荷兰政府的一再请求下，双方才开始讨论此事。当时英国的远东政策仍以绥靖为主，为了取悦日本，甚至不惜关闭中国抗战的大动脉滇缅公路长达3个月之久，双方的会谈并未达成实质性结果。

随着远东局势日益恶化，日本的南进势头越来越明显。英国在远东有着广阔的殖民地，同样面临来自北方的威胁，英、荷在远东的利益又逐渐一致起来。1940年11月25日至29日，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在新加坡举行了参谋级会谈，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上，双方仅就远东的防务达成了理论上的共识，并未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随着形势不断发展，1941年1月29日，英、美两国开始在华盛顿举行更高层次的会谈，“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正是从这时开始初步建立起来的。这一战略认为，一旦英、美将来在远东与日本交战，欧洲和大西洋将成为主战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盟军将暂时采取守势。会议商定，美国不再向远东大量增派部队，但允许美国太平洋舰队在该地区采取进攻战略。这次会谈并未邀请荷兰参加，对此荷兰人肯定高兴不起来。

对于英、美确定的“先欧后亚”战略，荷兰人应该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欧洲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上，预示着女王能够早日回家。担忧的是，荷属东印度的危险系数骤然变大。

在华盛顿会谈的基础上，1941年2月22日至25日，英、荷、澳三国在新加坡再次举行了由英国远东司令波帕姆上将主持的军事会议。当时美国正在试图与日本和谈，仍然扭扭捏捏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会议认为，在未夺得新加坡作为基地之前，日本对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展开大规模进攻是绝对不可能的。大家一致希望，能够和美国共同发出一个联合声明，警告日本人在远东不要轻举妄动。但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已经接上了头，美日和谈刚刚启动。美国对如此威胁日本人的提议保持了相当的矜持。

到4月份，四方再次召开了关于远东防务的专题会议，制订了应对日本人进攻，保护与会国家远东权益的战略计划。但主要议题还仅仅是如何保护海上交通线安全，以及如何把新加坡作为战略核心进行设防的问题。英国人认为“守住新加坡一切就好”，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荷属东印度离日本的进攻还远着呢。除了荷兰人干着急，大家对荷印的防务似乎提不起多大兴趣。

但是对于荷兰的多次催促，作为盟友的英国人也必须有所表示。1941年8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向荷兰驻英国大使说——此时荷兰女王和政府首脑都在伦敦，英国人纯属多此一举——如果日本侵犯荷兰，英国将全力给予援助。虽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

总算有人出面给撑腰了。基于英国的上述承诺，荷兰威廉明娜女王命令外交大臣照会东京，如果日本胆敢继续向南扩张，荷兰绝不会等闲视之。照会中对日军如果依然向南推进将导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只字未提。也就是说，你绝对不能打我，如果你打我的话——太监了。说句实话，连美、英都敢一起打的日本人根本就没把荷兰流亡政府放在眼里，他们眼中只有荷属东印度宝贵的石油。

1941年12月5日，英国政府终于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准备尽一切努力与荷兰进行全面合作，击退敌人在远东地区的一切进攻。仅仅三天之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作为美、英盟友的荷兰立即信守承诺向日本宣战。让人意外的是，一向飞扬跋扈的日本人对此竟然忍气吞声，并未做出任何积极反应。日本人并非一下子变文明了，他们心里想的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开战以来，远东战局对盟军来说只能用“糟糕透顶”来形容。由于日军同时对珍珠港、马来亚、菲律宾、香港、关岛、威克岛等地发起了大规模攻势，使得盟军根本无暇顾及暂时尚未遭到直接攻击的荷属东印度，对该地区的防御也迟迟没有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表面上看，荷印仿佛成了被战争遗忘的一片乐土。

谁都清楚这种平静是暂时的。连聋子都能听出来，日本南方战役的终极目标就是荷属东印度，只有那里才有他们急需的石油。当时在远东除了缅甸有年产100万吨石油的能力，别的地方还真是找不到那玩意儿。日军之所以暂时没有发起对荷属东印度的攻击，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而已。日军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为未来的荷印作战打开两厢，尽快完成马来亚和菲律宾作战。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就盟军的统一指挥问题进行过磋商。远东形势太过复杂，参战国众多。在罗斯福和马歇尔的积极努力下，丘吉尔勉强同意在那里成立一个由美、英、荷、澳四国共同参加的联合司令部，总部就设在日军炮火暂时还未打到的爪哇岛。经反复博弈，1942年1月3日，英国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上将被任命为联军司令官。1月4日，在印度新德里的韦维尔接到了任命。尽管心中一百个不情愿，可军令难违，他也只好背起行囊前往爪哇岛。

1月10日，韦维尔上将到达爪哇。当天下午，盟军一众高级将领在巴达维亚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在详细分析盟军面临严峻形势的基础上，将对下一步的联合作战做出统一部署。韦维尔忧心忡忡地告诉大家：“这是一场争夺时间的竞赛，对我们来说，日本人的行动简直太迅速了。”

联合司令部的成立显然为时已晚。除了已沦陷的香港、关岛和威克岛，正在战斗的马来亚和菲律宾均前程堪忧，马尼拉和吉隆坡均已陷落，就连大家脚下的荷属东印度也已不再平静。联军司令部成立之前，日军对这一地区的攻势业已发动，北面的打拉根和西里伯斯东北部均已落入日军之手。

经过一番简单筹备，美、英、荷、澳（ABDA）联合司令部于1月15日在巴达维亚正式挂牌开张营业，司令部成员构成如下：

司令官：英国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陆军上将；

副司令官：美国乔治·布雷特陆军中将；

参谋长：英国亨利·波纳尔陆军中将；

海军司令官：美国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

副司令官兼参谋长：英国帕里泽海军少将；

陆军司令官：荷兰塔尔帕顿陆军中将；

副司令官兼参谋长：英国兰·昔莱费尔陆军少将；

空军司令官：美国布里尔顿陆军少将（1月28日由英国空军中将理查德·皮尔斯接任）；

副司令官兼参谋长：英国达维尔空军上校。

爪哇岛上刹那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高级将领，可惜称得上“将星”的一个都没。大家可能觉着很多人面熟，不错，诸如哈特、布里尔顿、帕里泽、波纳尔以及韦维尔本人，都曾在前文登过场、亮过相的。除了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刚刚打了败仗，是被日本人赶到这里来的。也不全是，把韦维尔赶到这里来的是德国人隆美尔。四国联军的战略目标是：守住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澳大利亚一线，就是盟军所谓的“马来屏障”。

刚刚成立的联合司令部内部可谓矛盾重重。“阿卡迪亚”会议商定组建司令部时，美、英两国并未事先征求荷兰的意见，这让荷兰人颇感不快。后来经丘吉尔和罗斯福耐心解释，荷兰人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安排。成功本来可以消除这种负面情绪，然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失败导致这种反感日益加剧。司令部的组成也让荷兰人颇感失望，所有成员仅有一名荷兰军官参加。作为群岛地区，抗击日军进攻肯定首先要依赖海上力量，对于这一海区最熟悉的无疑是荷兰人，但海军司令部没有一名荷兰军官担任要职。

最失望的当属荷兰远东舰队司令官康拉德·赫尔弗里希海军中将。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对此感到很不痛快。”将要开始的战争是保卫自己的属地，可作为荷兰皇家海军司令官的赫尔弗里希不得不在巴达维亚的司令部里独自待着，无所事事，从来没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他了解盟军各项作战计划的唯一途径，来自联合海军司令部参谋处的一位荷兰军官。

除了赫尔弗里希，心情不爽的大有人在。澳大利亚对宗主国的不满情绪正不断加剧，他们担心澳洲大陆很快遭到日本人的入侵，而自己的主力部队被英国人安排到很远的地方替他们作战。一旦澳洲出现危机，那些部队想回都回不去。哈特上将在美国海军中资历甚老，连麦克阿瑟在他眼里都是“新兵蛋子”，他对接受一个比自己小7岁的英国人指挥甚感不满。韦维尔本人也不愿意接手这样一个烂摊子。在整个司令部中，似乎找不到一个真正高兴的人，这仗还怎么打？

1月18日，联合司令部从巴达维亚迁到了万隆附近伦邦的“大旅馆”里，理由是这里不易遭到来自空中或海上的打击。14天后，联合司令部的空军司令部又迁回万隆，原因是伦邦的房子不够住——都大难临头了还如此讲究生活条件，来来回回工夫都花在搬家上了。24日，在韦维尔的强烈要求下，司令部的管辖范围稍有扩大，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和西北沿岸地区也包含进去。此举既为了安抚澳大利亚人的不安情绪，也便于盟军战机从该地区的基地起飞，对各战区实施空中支援。

说老实话，联合司令部不过是一个临时撮合起来的松散机构，各国部队除接受联合司令部指挥，还要贯彻本国统帅部的战略意图，可能后者更具效力。实际上，各国部队对本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得失更加关心，难以形成一致的作战思想，也缺乏必不可少的共同作战原则。联合空军司令部设在爪哇西部的万隆，而海军司令部设在东部的泗水，两者相距600多公里，通信联络又不方便，海军和空军的联合作战根本无从谈起。四国海军的舰只分散在西起新加坡东至达尔文的广阔海域，难以集中指挥。司令部从成立到各奔东西，甚至连一个最基本的联合作战指挥室都未能建立起来。部队行政管理仍归各国负责，联合司令部只负责单纯的作战指挥。韦维尔也是破罐子破摔，索性让四国的部队独立作战。这样一支组织松散、指挥不一的部队，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猛烈进攻。

蹩脚的韦维尔大事不干，却采取了一个重要但也是最遗憾的措施。为了与英国的组织系统保持一致，他下令所有岸基飞机统一归空军司令部指挥，包括原来隶属于海军的飞机，只有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上的飞机仍归海军指挥。由于并没有航母参加荷印保卫战，因此归海军指挥的飞机就只剩下寥寥个位数。韦维尔这一昏招意味着承担重要作战任务的海军就此丧失了空中掩护，也失去了海上作战的“眼睛”，战前水面舰艇与飞机的协同作战训练全部白费。从最后结果看，这一变化带来的恶果是致命的。

统算起来，盟军在这一地区的陆军超过了90000人。其中当地荷兰守军75000人，英军10000人，澳大利亚军队5000人，美军1000人。人数看起来好像不少，但由于防御区域广大兵力配置分散，加之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思想不统一，综合战斗力大大低于对面的日军。美、英部队大多是从菲律宾、马来亚、香港等地撤下来的，最远甚至是从中国上海大老远跑过来的，已经遭受过打击的他们士气低落，难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作为陆战主力的荷兰军队中矛盾重重，大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是当地人，与担任中高级领导职务的荷兰人格格不入。当此之时，以苏加诺、哈达为首的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当地士兵对荷兰人三百年的殖民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战斗中“出工不出力”或“出工出反力”的现象比比皆是，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海军看起来貌似不弱。主力舰艇为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和2艘轻巡洋舰，以及13艘老式驱逐舰和25艘潜艇，基本上是原驻菲律宾美国亚洲舰队的老班底。荷属东印度是澳洲大陆的防卫屏障，因此澳大利亚海军也派出了2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前来支援。此外，荷兰人有4艘轻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16艘潜艇。马来亚和新加坡出现危机之后，英国皇家海军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和近10艘驱逐舰也来到这里。加上鱼雷艇、布雷艇等虾兵蟹将，盟军合计各类舰船146艘，其中作战舰艇88艘。这些舰只大部分是服役多年的老舰，新型舰艇寥寥无几。即便如此，这支貌似强大的舰队依然使64岁的哈特上将激动不已，说“这绝对是东方最有效率的舰队，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海上力量”。

可惜日本人绝对是“望而不畏”。由于马来亚和菲律宾的登陆行动均已结束，联合舰队可以抽调足够的舰艇支持最为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抛开最后匆匆赶来打酱油的南云舰队，就是近藤信竹中将的海军南方部队主力，“金刚”号、“榛名”号战列舰来了，也绝对属于“‘二’览众山小”，打遍南洋无敌手。此前能与它们抗衡的英军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早已被日本海军航空兵摧枯拉朽般击沉于中国南海。

开战之初，盟军在荷印地区有各型飞机300架，大部分属于老旧的机型，在日军攻占附属岛屿的作战中已消耗殆尽。日军登陆爪哇岛之前，英军的飞机已所剩无几，荷兰只剩几架陈旧的飞机，美国运到爪哇的111架飞机只剩下23架轰炸机和个位数的战斗机。比这里拥有更强兵力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未能守住马来亚和菲律宾，让荷兰人守面积更大、区域更广的荷属东印度，确实勉为其难。

盟军各有各的小算盘。荷兰是真希望能够守住自己最后的海外领地，美军的打算是反攻菲律宾，英军希望能守住新加坡，澳军则想通过对荷属东印度的防守阻止日军入侵澳洲大陆。海军中除了荷兰，其余三国舰只都可以根据战场情况随时溜号。加上语言障碍，司令部的工作效率极其低下。一位荷兰军官对此无奈而又形象地说：“司令部里看着大家都在忙碌，但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些什么。”

仗还未打，外强中干的四国联军败相已露。

抽丝剥茧

对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日本人可谓志在必得。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石油供应主要依靠美国。现在已变成现实敌人的美国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当时日本每年石油的实际需求量约470万吨，如果能够抢到荷属东印度的800万吨石油，他们就可以实现石油的自给自足。日本政府认为，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应验了一个古老的神谕。“我国是由上帝发现的”，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宣布，“我们的军队就是神的军队”，似乎不侵略荷印就是违背了上天的旨意似的。

战后有日本历史学家说，日本为了石油发动战争，又因为没有石油而输掉战争。其实即使有了石油日本也不可能打赢战争，但至少说明在他们心目中，石油是最终战败的关键因素，真可谓“成也石油，败也石油”。

日本战前的石油储备仅800万吨，如果不能尽快夺得荷印的石油，战争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如果荷印作战最终遭到失败，之前的珍珠港、马来亚、菲律宾等所有战役就变得毫无意义。

占领荷印不仅仅出于资源上的考虑。如果能够将这里据为己有，就可以与马来亚、菲律宾、小巽他群岛等地连成一线，建立起拱卫日本本土的“绝对防御圈”，进可攻，退可守，维持日军长期作战的能力。用大本营的原话就是“使大东亚战争永立于不败之地”。

前文提到，尽管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荷兰就紧随英、美之后对日宣战，但在裕仁的宣战诏书中却并未将荷兰包含在内，东京在等待最佳时机，以免打草惊蛇。对日军来说，第一阶段就实施荷印作战存在着诸多现实困难。

第一，距离太远。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距离日本东京有6000公里之遥，且有美军控制的菲律宾横亘其间。

第二，路途不顺。如果荷印作战与进攻菲律宾、马来亚同时展开，受后两个战场制约，侧翼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日军很可能进攻受挫。最好的办法是先占领上述两地，为进攻荷印打开通路，同时将那里作为进攻荷印的前进基地，缩短进兵距离。

第三，投鼠忌器，进攻时机难以确定。日军担心荷印当局利用日军进攻马来亚和菲律宾的时机，将当地的石油资源及生产设施悉数破坏，使日本夺取石油资源的战略目标完全落空。而且这段时间荷印守军一定会加强戒备，使未来的作战更加困难。

第四，兵力不足。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用于“南方作战”的陆军只有区区11个师团，还要分别用于多个战场，实在是捉襟见肘。

综合以上因素，东京大本营无奈将最重要的荷印作战放在了第二阶段。这样就可以在香港、马来亚、菲律宾等战役结束后，从占领区抽调兵力充实承担荷印作战的日军实力。

攻占荷印的任务交给了南方军下属的第十六军。开战之初的第十六军只有第二师团和第五十六旅团，总兵力30000人左右。如此兵力对面积是日本本土5倍，大多属于分散岛屿的荷属东印度来说，实在是连个下手的地儿都不好找。

第十六军司令官由前文多次提到的今村均出任。今村在日本陆军中属于特立独行的另类人物。有人甚至评价说，今村的儒雅和冷静给一贯飞扬跋扈、目光短浅的日本陆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氛。

1886年6月28日，今村均出生于宫城县仙台区。自幼体弱多病的今村一直到9岁还经常尿床。1905年，日本在对俄国的战争中取胜，原本准备学经济的今村在母亲的支持下改变志向，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九期。今村在校成绩堪称优异，1915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时他是第二十八期军刀组首席，获大正天皇御赐军刀。在他的同学中，负责菲律宾作战的本间雅晴是军刀组第三名，相比之下，同期的东条首相排名第十一的成绩就稍显一般了。

“陆大首席”自然迅速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今村的仕途从此一帆风顺。作为陆军未来希望的今村随后受命出国，先后担任日本驻英国、印度使馆的陆军武官。1930年8月，今村出任陆军省军务局征募课长并晋升大佐。1931年8月，今村开始出任要职，出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这一职位往往预示着未来有着美好的前途。1935年3月，今村晋升少将，出任第四十旅团旅团长。1936年3月，今村接替板垣征四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1938年，今村晋升中将，并于11月21日接替安藤吉利出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第五师团随后在桂南会战中侵占南宁。在国军抽调大部兵力、火力压倒日军的关键时刻，今村力排众议，反对撤兵并组织反扑。蒋介石一气之下将白崇禧、陈诚等人降薪留职，将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8个将官撤职查办，这些无疑都拜今村所赐。

1940年，回到东京的今村出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奉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之命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战阵训》，旨在告诫日本士兵死不投降的诸多理论皆出于此。1941年6月，今村调任驻广东的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同年11月，今村接到了出任第十六军司令官，担负攻占荷属东印度的艰巨重任。

荷印作战的前提是日本必须以最快速度占领马来亚和菲律宾。大本营陆军部在下达作战命令时，一再向第二十五军的山下奉文和第十四军的本间雅晴强调，这两个战役一定要竭尽全力，速战速决，至少也要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为今村均的第十六军实施荷印作战争取宝贵的时间。

后来的战事表明，山下奉文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作战进展顺利，超计划完成了预定任务。本间雅晴尽管在菲律宾遇到了一些麻烦，但龟缩在巴丹和科雷希多的麦克阿瑟对大局已不产生负面影响。现实来讲，实施荷印作战的条件已初步具备。原计划荷印作战在1942年2月启动，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根据战场形势情况，向大本营提出至关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可以提前进行。东京当即决定，提前一个月实施荷印作战。1942年1月20日，大本营和南方军正式向今村均下达了攻占荷属东印度、夺取石油资源的作战命令。

在此之前，日第十六军的兵力也在不断加强。由于香港和菲律宾第一阶段作战进展顺利，1942年1月4日，大本营下令将原隶属中国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刚刚完成侵占香港的第三十八师团划归第十六军。1月14日，在吕宋岛曾有惊艳表演的三大机械化师团之一——第四十八师团奉命归于今村均麾下。第十六军参与打架的人手基本凑齐，即丸山政男中将的第二师团、佐野忠义中将的第三十八师团、土桥勇逸中将的第四十八师团、坂口静夫少将的坂口支队，加上第十六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总兵力超过了10万人。

荷印作战区域甚广，有着广袤的大海和数不清的岛屿，战役展开当然离不开海军的支持。负责为第十六军提供海上护航的主力，依然是高桥伊望的第三舰队。美国亚洲舰队在菲律宾不战而退，高桥之前并未捞到像样的仗打，自然也无大的功绩。接到命令的高桥立即挥师南下，尾随美国亚洲舰队进入荷属东印度海域。

除了高桥的第三舰队，近藤信竹的海军南方主力部队、小泽治三郎中将的南遣舰队，偷袭珍珠港回国休整完毕的南云忠一第一航空舰队各部，随时可以对第三舰队提供支援。事实上，他们后来均参与了荷印作战。

在荷印作战中，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出现了战略性失误。由于之前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已经战沉于中国南海，盟军在南方海域已无大型水面舰只。此时再将南云机动舰队派到南方来打酱油，就使美国太平洋舰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他们的目标当然是在珍珠港幸存的那几艘美军航母。

除了海军，空中支援也必不可少。随着马来亚和菲律宾战役接近尾声，菅原道大中将的陆军第三飞行集团转而支持荷属东印度作战，共有各型战机354架，其中战斗机146架、侦察机36架和轰炸机172架。海军航空兵对最为关键的荷印作战绝不会袖手旁观，1941年12月23日和26日，塚原二四三第十一航空舰队麾下的第二十一、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主力分别进驻棉兰老岛的达沃和霍洛岛，随时准备为荷印作战的陆海军提供空中支援。

海军战机作战区域以东经122度为界。第二十一航空战队负责东经122度以东地区，并在1941年12月24日执行了对万雅老的首次轰炸任务。该战队在1942年1月24日日军占领肯达里后就以此为基地。第二十三航空战队负责东经122度以西地区，参加进攻打拉根、巴厘巴板和马辰的行动。此外，轻型航母“龙骧”号及4艘水上飞机母舰也配属给塚原的第十一航空舰队，随时提供机动支援。

合计以上各部，直接参加荷印作战的日本陆海军飞机总数达到了430架，且随时可以得到补充。日军参战飞机大都是新机型，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对盟军形成了绝对优势。这还不算后来前来支援的南云舰队。虽然“翔鹤”号、“瑞鹤”号未能南下，但其余4艘重型航母上有精锐舰载机近200架。以上南云、小泽、高桥、塚原所属各海军部队，统属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指挥。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荷印作战势在必行，这是日本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根本所在。东京大本营思前想后，难有万全之策，最终勉强为第十六军制订出一个大致的侵略计划：一、以坂口支队为先遣支队从棉兰老岛的达沃出发，先期占领加里曼丹岛，确保巴厘巴板的石油资源，抢占空军基地；二、以第三十八师团一部组成东方支队占领安汶和古邦岛，切断荷属东印度与澳大利亚的联系；三、以第三十八师团主力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登陆，控制最大油田巨港，抢占空军基地；四、第十六军主力，包括军部、第二师团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金兰湾出发，直接登陆东爪哇岛；五、从菲律宾战场抽调的第四十八师团先集结于霍洛岛，作为攻击西爪哇的主力部队；六、待外围扫清之后，第二师团、第四十八师团、东海林支队在同一时间分三路登陆并最终占领爪哇岛。

这是一个庞大的作战行动，其作战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行进在诸多岛屿之间的第十六军各部无异于走迷宫。相对于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单一目标，荷印简直像刺猬一样无从下手。从岛屿来说，由西到东依次是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西里伯斯、小巽他群岛的帝汶和安汶；就海域而言，有中国南海、印度洋、爪哇海和西里伯斯海四大水域。如果在所有岛上都驻军，百万大军也不宽裕。

面积只有12.6万平方公里，在所有岛屿中排第四位，但爪哇岛无疑是荷属东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岛东西长970公里，南北最宽处160公里，荷属东印度7000万人口中超过5000万人居住于此，这里集中了荷、英、美、澳在该地区85％以上的部队。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这里被日军列为最后攻克的目标。

日军荷印作战采取的是抽丝剥茧战术，战斗首先从众多外围岛屿打响，最后的“蛹”才是爪哇岛。首先开启战端的并非第十六军，而是南方军直属的川口支队。该支队由第十八师团第三十五旅团旅团长川口清健少将指挥，以步兵第一二四联队为基干，外加炮兵、工兵和海军特别陆战队各一部组成。早在1941年12月16日，从中国广东出发的川口支队经长途海上航行，从西面登陆加里曼丹岛。看到优势日军登陆，当地英国守军及时摧毁了油井设施，荷兰潜艇击沉了两艘日军运兵船、击伤一艘驱逐舰。登陆后的川口支队并未遇到多大抵抗，只有英军旁遮普步兵“可以拼掉的一个营”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游击作战，日军轻松攻占英属婆罗洲北部军事重镇米里和诗里亚，1月25日占领古晋，取得了下一步作战必需的航空基地。由于巴丹和科雷希多久攻不克，川口支队随后于1942年3月奉调前往菲律宾，支援本间雅晴第十四军的最后作战。

日第十六军最先加入战团的是坂口支队。该支队由第五十六师团步兵指挥官坂口静夫指挥，由第一四六步兵联队、一个野炮大队、工兵和海军特别陆战队各一部组成，主要负责中路的作战。早在东京还在为“战与和”争论不休的1941年11月，未雨绸缪的坂口支队已经在为未来的战争进行着积极准备。11月19日，他们长途跋涉登上了帕劳岛，这里与未来的主战场加里曼丹岛气候、地形极其类似，坂口支队将在此地展开异常残酷的热带丛林作战训练。

在前往帕劳的航途中，一只从西方飞来的鹰突然落在了坂口乘坐的运输船的桅杆上，士兵把它捉起来装进了笼子。这一情景让坂口支队的所有官兵笑逐颜开。据说在甲午战争前夕，同样有一只鹰落在了一艘日军巡洋舰的桅杆上，随后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战中战胜了强大的北洋水师。今天这一征兆也被看成胜利的象征。

日军士兵素以吃苦耐劳著称。训练第一天，他们在密林中的行进速度仅仅是每小时50米，训练10个小时合计前进500米。

一旦美日开战，坂口支队的进攻路线是首先登陆棉兰老岛的达沃，之后转战霍洛岛，以此为基地进攻爪哇岛北部屏障加里曼丹岛。74.3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三大岛几乎是日本面积的两倍，全境都被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以坂口支队目前的行进速度，等他们穿越丛林到达岛南岸的马辰港时，估计黄花菜都馊了。

坂口将部队分成若干小队，各小队之间展开了丛林跋涉竞赛。此举果然有效，第二天的行军时速就突破了70米，第三天达到100米，10天后竟然超过了500米，一小时的穿越距离和第一天整天相同。

前文已提及，战事刚刚开启，坂口支队就迅速从帕劳出发，于1941年12月20日凌晨在棉兰老岛的达沃登陆。轻松站稳脚跟后，坂口将达沃防务交由同期登陆的三浦支队负责，之后马不停蹄于22日从达沃出发，在25日占领了菲律宾与加里曼丹岛之间的战略要地霍洛岛，名不见经传的霍洛岛就此成为日军攻击荷属东印度的主要前进基地。

1942年1月9日，稍事休整的坂口支队兵分两路从霍洛岛出发，分别驶向加里曼丹和西里伯斯。两路部队的攻击目标分别是两岛的军事要地打拉根和万鸦老，配合他们作战的是吴第二特别海军陆战队的1000人。

直到攻击即将发起的1942年1月12日，日本才正式向荷兰政府宣战，比荷兰向日本宣战整整晚了34天，宣战理由是“为了保护日本在荷属东印度的侨民和他们的利益”。

打拉根是加里曼丹岛重要的石油产地。自1941年12月24日起，日海军航空兵就开始对打拉根多次进行轰炸。1942年1月10日，驻打拉根的荷兰侦察机发现了一支由16艘运输船及护航舰艇组成的入侵舰队，他们无疑就是坂口支队以及为之护航的第四水雷战队，司令官为西村祥治。

尽管盟军战机很快起飞对入侵船队发起攻击，但日军还是冒着密集的轰炸强行登陆。让人略感意外的是，新战场竟成了日本人的主场。当地居民早已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将日军视为前来解救他们的“恩人”。除了日本侨民，当地土著也纷纷为日军送上补给，主动提供盟军情报并为日军带路，当地警察积极用灯火为坂口支队指示登陆地点。11日清晨，日军在打拉根的三个登陆点同时登陆。守军的抵抗异常顽强，在正面强攻受挫之后，日军派出一支小分队从背后实施迂回包抄，导致守军腹背受敌，阵形大乱。经过一天半的激战，打拉根防御部队伤亡惨重，濒临崩溃。12日7时30分，英军指挥官决定投降。日军顺利占领了打拉根油井和附近的机场。

由于通信线路被炮火切断，投降命令未能及时通知到位于卡隆甘的岸炮连。在英军指挥官宣布投降之后，该炮连还击沉了两艘日军扫雷艇。当时这两艘艇正与其他四艘艇一起在海港南入口处进行扫雷。由于犯下了这一滔天“罪行”，该炮连所有兵员在放下武器后被日军集体处决。

日军的战术目标并未完全达到。接到侦察机发来日军来攻的消息，明知不敌的打拉根守军从10日就开始破坏油井、港口设施和机场，放火焚烧了10万吨储油。海港周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这一切使登陆日军顿足捶胸，心痛万分！

在海港南入口处布雷的荷兰“普林斯·范·奥伦杰”号布雷艇、K-10号潜艇及一艘巡逻艇在10日夜间和11日凌晨趁暗夜仓皇逃离。这艘布雷艇在逃跑途中被日军驱逐舰“山风”号和第三十八号巡逻艇发现并很快被击沉。

东路日军在9日午夜到10日黎明抵达西里伯斯岛东北部，兵分五路开始登陆，遭遇微弱抵抗后于11日占领万鸦老。日军在这里首次使用了海军空降部队——横须贺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一支334人的海军空降部队在附近一处机场着陆，第二天又有185人成功空降。在此期间，荷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飞机攻击了日军登陆船队，损失飞机一架，并未取得任何战果。

到1月13日，守军所有阵地均落入日军之手。24日，第二十一航空战队已经前出至万鸦老附近的米那哈沙机场。

占领打拉根后的坂口支队于21日出发，向着下一个目标巴厘巴板快速挺进。位于打拉根以南500公里处的巴厘巴板，既是加里曼丹岛东海岸的主要港口，也是该岛最大的商业中心，这里是荷属东印度最重要的石油产区之一，北部有一个很大的煤矿。如果日军能够成功侵占，就等于给油表已进入倒计时的日本油库开始注油。

打拉根失守之后，盟军已经加强了对加里曼丹岛附近海域的侦察。除派出为数众多的巡逻机，一些潜艇也奉命开往这一海域，兼具侦察和攻击两大任务。1月21日，联军海军司令部收到了在望加锡海峡巡逻的一艘荷兰潜艇发来的紧急电报，称有一支日军船队正浩浩荡荡通过望加锡海峡全速南下，船队有运输舰和货船20余艘，由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很明显，日本人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是重要油港巴厘巴板。

盟军立即派出战机前往攻击日军登陆船队。23日清晨，6764吨的“南阿丸”号油船被盟军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炸沉。虽然轰炸机队带回的消息是“战果甚大”，实际上日军庞大的舰队并未伤及元气，仍继续向目标快速逼近，当晚在巴厘巴板附近海域抛锚。上半夜，荷兰“K-18”号潜艇突破了西村舰队的警戒圈，对6988吨的运兵船“敦贺丸”实施了鱼雷攻击，立即遭到西村舰队的围追堵截。

危机迫在眉睫。23日，联军海军司令官哈特上将感到形势严峻，认为必须派出水面舰艇阻止日军的登陆行动。当时他手头仅有几艘美舰可供使用，哈特急令自己的副手威廉·格拉斯福德少将率6艘战舰从帝汶火速北上，前往阻击日军的南下舰队。

这支规模不大的舰队全部由美舰组成，包括2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夜色茫茫的望加锡海峡能见度极差，由于美军舰艇对这一海域并不熟悉，急速行驶中的新式轻巡洋舰“博伊西”号不幸撞在海图上并未标明的一处暗礁上，舰体底部被划开一条38米长的大裂口，连正常航行都异常困难，显然已无法带队前往攻击。格拉斯福德只好下令该舰径直驶往澳大利亚维修，“博伊西”号就此逃过了死亡的命运。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边“博伊西”号踉踉跄跄尚未走远，这边格拉斯福德少将的旗舰“马波亥德”号轻巡洋舰动力系统出现严重故障，导致航速大减，根本无法按期抵达作战海域。格拉斯福德只得下令塔尔博特上校率领剩下的4艘驱逐舰继续快速北上迎敌。仗还没打，2艘主力舰就失去了作战能力，似乎预示着舰队此行凶多吉少。后来的事实证明，战场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漆黑的夜幕笼罩着望加锡海峡，塔尔博特上校率领“福特”号、“波普”号、“帕罗特”号、“保罗·琼斯”号等4艘驱逐舰以27节的高速摸黑北上，悄无声息地绕过苏拉威西岛的曼达尔角，劈波斩浪向敌舰队的锚地前进。开战以来，四面八方传来的都是令人沮丧的坏消息，舰上的美军官兵早就渴望能打个胜仗来除除晦气，为珍珠港死难的弟兄们报仇。包括塔尔博特上校在内的全体官兵均杀敌心切，斗志昂扬。尽管这些四烟囱的老式驱逐舰舰炮火力很弱，但每舰都带有12条鱼雷。“福特”号的鱼雷官史洛特·加隆中尉感慨地说：“既然巡洋舰的大炮不能指望，此行便完全靠鱼雷发挥作用了。养兵千日，现在终于到了我们驱逐舰显现威力的时候了。”大家都希望能够在暗夜里突然杀出，让日本人饱餐一顿他们的“铁香肠”。

23时，接近战场的美军各舰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四周一片漆黑，午夜时分，旗舰左舷前方忽然出现了亮光。瞭望哨报告说，发光处是一艘敌舰在燃烧，熊熊火焰在漆黑暗夜里格外明亮。海风送来阵阵汽油焚烧的味道，那正是早上被荷兰轰炸机击毁的“南阿丸”油船还在水面上苦苦挣扎。塔尔博特看了看表，此时正是午夜时分。

那艘油船已无攻击价值，舰队远远绕过燃烧的油船继续前进。24日凌晨2时许，瞭望哨报告说“前方就是巴厘巴板”，全体舰员立即警觉起来。黑夜掩护了美军舰队，也蒙蔽了敌舰的视野，日军对于逐渐接近的美军舰队毫无察觉。

凌晨3时，一队日军驱逐舰在黑暗中破浪而来。由于速度太快且距离很近，美军驱逐舰无法及时发射鱼雷。日军根本料不到自己的眼皮底下会突然冒出一支盟军舰队，近在咫尺的双方相向而行，擦肩而过。

很快，行驶在最前面的“福特”号瞭望哨高声喊道：“周围全是敌人的舰船！”只见1艘巡逻艇在前边带队，12艘运输船紧随其后，正慢吞吞地驶出巴厘巴板海湾向南驶去。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喜出望外的塔尔博特当机下令“向敌舰展开攻击”！

4艘美军驱逐舰开足马力向日舰冲了过去。此时巴厘巴板的油井仍在燃烧，冲天火光把大半个天空映照得火红透亮，清晰衬托出众多日舰的轮廓，给美舰创造了绝好的攻击条件。在距离只剩几百米时，美舰纷纷发射鱼雷。一艘日舰当即中雷爆炸，这边爆炸引起的冲天巨浪尚未落下，那边另一艘运输船再遭厄运。美军鱼雷在海面上来回飞窜，航迹在火光映衬的波峰浪尖上隐约可见。双方距离是如此之近，一位参加战斗的美军军官后来回忆说：“日舰炸裂时所产生的剧烈震动，几乎能把人从舰桥上震落下来。”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突遭攻击的日舰顿时乱作一团。为登陆船队护航的是西村的第四水雷战队，包括“那珂”号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4艘扫雷艇、3艘巡逻艇。由于前半夜荷兰“K-18”号潜艇的攻击将西村的大部分舰只成功引走，此处门户洞开。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舰起初以为遭到了空袭，一些反应较快的日舰开始向空中开炮，探照灯强大的光柱在天空扫来扫去。

美军舰队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福特”号一马当先，其他三舰紧随其后，在塔尔博特指挥下往来反复冲杀了4次。“福特”号的马克中尉回忆道：“我曾一度看到5艘日舰炸裂开来，在熊熊火焰中逐渐下沉。闪光中可以看到日军士兵纷纷离舰跳入海中，海面上到处都是晃动的人头。”

美军驱逐舰的48条鱼雷很快放完，塔尔博特下令炮击。直到此时，日本人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之前突如其来的打击不是来自空中而是海上。此时西村舰队已闻讯赶回，迅速对美舰实施还击。“福特”号被日军一发炮弹命中，辅助无线电台被毁坏，但该舰仍带伤坚持战斗，打出的一发炮弹准确命中了日军运输船。

美军鱼雷和炮火的连环攻击导致日军损失惨重，3519吨的“须磨浦丸”、7064吨的“辰神丸”、5175吨的“吴竹丸”先后沉没，“P-37”号巡逻艇也被击伤。美军的攻击虽然痛快，但显然慢了半拍，那些运输船大多已完成卸载，船上的士兵和物资大都已经上岸，美军击沉的几乎是几艘空船。

东方欲晓。面对日军的优势兵力，塔尔博特下令迅速脱离战斗南返泗水港，此时是24日的凌晨4时。几艘一战时期的老舰能取得如此战绩，堪称辉煌。美中不足的是，返航途中的塔尔博特因兴奋过度心脏病突然发作。

自1898年杜威率领美国亚洲舰队与西班牙人火并以来，这是美国海军首次进行的水面作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辉煌战果。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上将后来在《大海战》一书中如此评价：“在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作战期间，这次夜战是盟军部队取胜的唯一海战。”

消息传回国内，美国民众的精神为之一振，各大媒体开始狂炒所谓的“巴厘巴板大捷”。但一场小规模袭击作战的成功对整个战局丝毫未补，也并未能阻止日军继续南下。荷印战局依然十分严峻。

就在登陆船队遭袭的差不多时间，1月24日凌晨3时至6时30分，日登陆部队在巴厘巴板的两个登陆点顽强登陆。一路日军向守军炮台和碉堡发起了猛烈进攻，另一路日军沿城西的河流溯流而上，切断了巴厘巴板的水源。两路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城区。面对优势日军的疯狂进攻，英军指挥官报经万隆总部批准，迅速撤离了守备部队。巴厘巴板失守之后，愤怒的日军杀死了当地所有白人，作为对他们破坏石油设施的惩罚。

一支200人的英军小部队经过艰难跋涉，到达了距离三马林达200公里处的一个机场。日军原来并不知道该处有机场。1月24日，一架盟军运输机从机场起飞，不久就被一架日军战斗机击落，彻底暴露了机场的准确位置。第二天，日军出动战机轰炸了这处机场。得知日军已从打拉根南下之后，1月20日，该地英军毁坏三马林达附近的油井后迅速撤离。2月3日，日军占领三马林达。

稍事休整的日军马上瞄准了下一个攻击目标，距离巴厘巴板400公里的马辰港。马辰东南25公里就是距离爪哇岛最近的乌林机场，以此为基地对爪哇岛实施空袭更为方便，对此日军必须加以攻占。

日军原计划是走海路。但运输船队在巴厘巴板遭到美军驱逐舰的攻击，造成的严重损失导致运输舰不足。日军确信距离爪哇岛的盟军机场越近，船队受到的威胁也将更大，纯粹走海路已不现实。坂口和西村经过商议，决定兵分两路从南、北方向夹击马辰港，其中陆路被作为主攻方向。

1月30日，准备从陆上发起攻势的日军主力离开巴厘巴板，此时在帕劳的艰苦训练派上了用场，该部开始星夜兼程穿越莽莽丛林。尽管此前已在类似环境条件下训练了不短时间，但艰苦行军仍使超过80％的日军士兵患上了痢疾等热带疾病。经过九昼夜急行军，日军主力从北面渐渐接近了马辰港。

另一部日军依然乘船沿加里曼丹岛东海岸南下。为避开盟军海空军打击，登陆船队昼伏夜航，终于在2月8日抵达马辰东南约80公里处，在未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成功登陆。10日，日军占领乌林机场。11日，南、北两路日军不费吹灰之力攻占马辰，至此，加里曼丹岛全部落入日军之手。站在马辰向南眺望，对面就是盟军重兵把守的爪哇岛。

与此同时，占领万鸦老的东路日军也并未停下前进的步伐。1月21日，他们分乘6艘运兵船，朝西里伯斯岛另一军事要地肯达里进发。肯达里镇西10公里处有一处设施完备的机场，1940年才建成。日军入侵部队于24日凌晨3时在肯达里附近海域抛锚，日出时开始登陆。守备部队只进行了微弱抵抗，当天机场就落入日军之手。这对于盟军又是一个沉重打击，从肯达里起飞的日军轰炸机可以直接攻击东爪哇岛。

2月1日，日军对爪哇岛北岸的猛烈空袭迫使哈特上将把联军海军司令部从泗水迁至爪哇南岸的芝拉扎军港。

在马来屏障外围，日军最后占领的战术要点是西里伯斯岛最南端的望加锡。2月6日，日海军特别陆战队一部在肯达里登船，直奔望加锡而去。8日午夜，运兵船在望加锡以南海面抛锚。9日清晨，日军开始登陆。到19时，荷兰守军残部在毁坏港口设施后逃入丛林，准备开展游击作战。当晚，日军占领望加锡。

其间在2月8日，美军“S-37”号潜艇悄悄潜入望加锡海域，对日军护航舰队实施了鱼雷攻击，成功击沉日军驱逐舰“夏潮”号。据后来考证，此前“海神”号潜艇在威克岛海域击沉日军驱逐舰“如月”号的战报不实，“夏潮”号才是美军潜艇在太平洋战争中击沉的第一艘日军战舰。

日军下一个目标是新几内亚岛和西里伯斯岛之间的战略要地安汶岛，那里由荷兰和澳大利亚部队联合防守，附近有荷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水上飞机基地。日军在登陆之前已多次对安汶实施空中打击。1月16日，由8架轰炸机和4架战斗机组成的编队彻底炸毁了安汶水上飞机基地，导致盟军在短期内根本无法修复使用。

在小小的安汶，出现了久违的南云舰队。1月24日，17架俯冲轰炸机和18架零式战斗机从“苍龙”号、“飞龙”号航母上起飞——这是山口多闻和他的第二航空战队在参加珍珠港、威克岛战斗后的首次亮相——对安汶的盟军机场实施了狂轰滥炸。25日，9架日军轰炸机炸毁了机场机库和油库。26日，4架日军战斗机击落澳大利亚“汉德逊”式飞机3架，击伤1架。鉴于双方实力差距太大，盟军所有反击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29日，附近区域所有可用的盟军战机均奉命撤回泗水。

日军东路作战主要由东方支队承担。该支队以刚刚结束侵占香港的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二八联队和一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指挥官为伊藤武夫。配合陆军作战的还有吴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的820名士兵。

1月31日，东方支队登陆安汶岛，当日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即侵占安汶镇。翌日一个澳大利亚岸炮连投降，拉哈机场于2月2日被日军侵占。3日，除安汶北部的两支步兵小分队外，其余约2600人的荷兰军队和一个澳大利亚步兵营向日军缴械。那两支步兵小分队进行了4天游击战后最终放下了武器。5日，日军战机进驻安汶机场，进一步扩大了空中优势。

只有荷兰布雷艇“普林斯·范·奥伦杰”号和“高登·莱乌”号在安汶湾布设的水雷给敌人带来了一些麻烦，导致日军扫雷艇一沉两伤。

东方支队的下一个目标是安汶东南、达尔文港西北的帝汶岛，这里属于葡萄牙的地盘。此前荷兰和澳大利亚已于1941年12月17日派兵进驻帝汶，这一做法是防止日军抢先占领这里——帝汶是澳大利亚与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空中航线的重要中转站。

两国在进驻之前曾通报中立的葡萄牙政府，他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所采取措施只是针对日本人。一旦葡萄牙对帝汶采取必要防御措施，两国将立即撤走军队。2月初，葡萄牙曾派出部队，但未能到达该岛即被日军在途中击溃。

从2月12日开始，日军开始加紧轰炸安汶的彭富伊机场和古邦一带的公路。15日，盟军增援部队从达尔文港出发开赴帝汶。第二天，他们在海上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增援部队受命返回达尔文，至此，帝汶变得孤立无援。17日，日军东方支队一部在安汶登船前往帝汶。

19日，从肯达里起飞的日军战机对澳大利亚北部港口达尔文进行了轰炸，以策应帝汶的登陆行动。担任支援任务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南云舰队，第一航空战队的“赤城”号、“加贺”号，第二航空战队的“苍龙”号、“飞龙”号，这4艘主力航空母舰悉数到场，停泊在达尔文港西北350公里的海域，舰上共有战斗机36架、轰炸机71架和鱼雷机81架。

20日，日军按计划在帝力和古邦以南登陆，同时在彭富伊机场附近投下了307名空降部队，这些伞兵隶属于海军横须贺第三特别陆战队，是清晨时分从肯达里机场出发的。次日，第二批323名伞兵被投放在同一地点。20日当天，古邦失守，两天后机场也被侵占。值得一提的是，帝汶守军化整为零进入丛林，随后的游击战时间持续一年多之久，直至最后一名游击队员被捕杀为止。安汶、帝汶相继失守，日军完全切断了从澳大利亚增援爪哇岛的东方通道。

在日军攻占爪哇岛外围岛屿的过程中，美、英、荷、澳四国海军各自为战，本就孱弱的海军力量分散使用，根本无法扭转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2月2日，四国联合司令部在泗水召开了作战会议，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将四国海军所有舰只集中起来，合编为一支海上突击编队，集中对付日军的进攻。关于组建联合编队的提议，早在1月中下旬就有人提出，意见始终无法统一。司令官韦维尔上将和参谋长波纳尔中将赞同这一主张，但海军负责人美国的哈特上将和英国的帕里泽少将均持反对意见，最后勉强达成了统一。

海上突击编队起初只编入了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轻巡洋舰“马波亥德”号和4艘驱逐舰，荷兰轻巡洋舰“德·鲁伊特”号、“特罗姆普”号和3艘驱逐舰。在随后几周内，英国重巡洋舰“埃塞克特”号、澳大利亚轻巡洋舰“帕斯”号以及英、澳一些驱逐舰也编入其中。突击编队由荷兰海军少将卡尔·多尔曼统一指挥。

突击编队刚刚成立第二天也就是2月3日，70余架日军轰炸机从肯达里机场起飞，对盟军最重要的海军基地泗水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这是日军航空部队在荷印作战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不单泗水军港遭到严重破坏，盟军薄弱的空中力量再遭致命打击，海军损失飞机12架，陆军损失18架。空军遭受的重大损失致使依靠岸基飞机支援海军舰队的梦想彻底化为泡影。

4日清晨，一架荷兰侦察机发回大量日军舰船在巴厘巴板集结的消息。多尔曼少将迅速率突击编队从泗水出航，准备北上迎击这支南下的日本船队。天气晴朗，海面风平浪静，但好天气并未给盟军舰队带来好运。刚刚出发不久，高速北上的突击编队就被日军一架侦察机发现，54架日机立即从婆罗洲和苏拉威西的临时机场起飞，直扑多尔曼突击编队。

日机以9架结成一队，首先向块头最大的“休斯敦”号重巡洋舰和“马波亥德”号轻巡洋舰发起攻击。缺乏空中掩护的盟军舰队处境险恶，被迫边分散边以高炮对空反击。“休斯敦”号的高射炮火击中了一架向它俯冲的日军轰炸机，却招致更多日机马蜂般的集中攻击。中午时分，一颗450公斤炸弹准确命中“休斯敦”号，将其后主炮塔炸成了一堆废铁，当场阵亡48人、受伤20人，后甲板燃起了熊熊大火。

身处险境的“马波亥德”号极力向西、向北转舵，以躲避一颗接一颗凌空落下的炸弹，但仍在13时被一颗炸弹命中，舰尾引发大火，当场阵亡15人、受伤34人。当时军需队的一名中国厨师虽身受重伤，却临危不惧，奋力抢救负伤的同伴。美国《美日海战纪要》如此描述：“这名厨师名叫梁福，其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称赞。”不久，该舰又连中数弹，大量海水涌入舱内，“马波亥德”号摇摇欲坠。

多尔曼少将的旗舰“德·鲁伊特”号的40毫米高炮在交战中充分发挥了威力，击落一架日军轰炸机。当这架坠落的日机试图对重伤的“马波亥德”号发起自杀性撞击时，“德·鲁伊特”号的高炮手及时在空中将它击成一团火球，但自身也在攻击中受轻伤。

眼见战况不利，多尔曼急令全军快速撤退，两艘受伤的巡洋舰在驱逐舰的护卫下撤往芝拉扎军港。之后“马波亥德”号经暂时修理后撤往锡兰，逃出生天。

东边的葫芦还未按下去，西边的瓢又浮了上来。巴厘巴板失守，盟军只剩下苏门答腊岛东岸巨港这一处油田。盟军采取一切措施加快石油生产，但日军的攻击已近在眼前。日军负责西路作战的是完成侵占香港的第三十八师团主力（缺东方支队）。

日军对巨港志在必得，这里有当时远东最大的油田，年产量470万吨，正好相当于日本的年需求量。换句话说，如果日军能够完好无损地将巨港拿下，东京大本营今后再也不必担心油料的问题了。

1月27日，日军西路部队和首批突击部队在婆罗洲的邦卡登陆。29日，占领坤甸和山口洋的二号机场。为了便于对邦加岛和巨港实施空袭，日军原本打算使用马来亚关丹和婆罗洲古晋两处机场。由于关丹机场未能按时准备就绪，日军只得将进攻邦加岛和巨港的日期从2月10日推迟至15日。东京原来认为，只有先占领新加坡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但大本营很快改变主意，提出先对巨港下手，一旦攻占巨港，就意味着新加坡被完全孤立。

进攻邦加岛和巨港的日军由先遣部队和主力部队两部分组成，由南遣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中将负责海上指挥。先遣部队的目标是占领邦加岛上的战略要点如文岛附近的机场，然后兵分三路经慕西河支流前往进攻巨港。主力部队则直接进攻巨港和南苏门答腊。

由于日军在马来半岛的进攻势如破竹，并完全取得了制空权，从2月中旬开始，日军就开始对巨港西北16公里的盟军一号机场实施轰炸，其间许多航行在新加坡和爪哇岛之间的盟军船只被击沉。此时位于巨港西南60公里的二号机场尚未被日军发现。

2月9日，日军先遣部队离开金兰湾。11日，主力部队也从那里出发。先遣部队于14日在邦加岛登陆，未遇任何抵抗轻松占领文岛机场。先遣部队一部天亮时分继续向前驶往慕西河口。

巨港位于苏门答腊岛慕西河下游，东距海岸110公里，属于内河港口城市。作为远东最大的石油产地，巨港有两座大型炼油厂和一处机场，由荷、英、澳军队共同把守。机场位于巴邻旁市西北120公里，炼油厂在市东郊穆西河支流两岸。守卫机场的盟军官兵有530人，守卫两座炼油厂有550人。在攻占打拉根和巴厘巴板时，那里的油井及炼油设施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确保巨港油田和炼油设施的绝对安全，日军拟使用空降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炼油厂，不给盟军实施破坏的时间。

之前出场的都是海军空降部队，在巨港，日本陆军首支空降兵部队——久米精一大佐的第一挺进团终于闪亮登场。日军拟在登陆前两天，以陆军伞兵第一挺进团第二大队在机场及炼油厂附近伞降，迅速夺取机场和炼油厂，同时切断盟军的交通线，阻止守军后撤和援军增援。伞兵第二大队的700人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攻占机场；第二梯队攻占两座炼油厂；第三梯队为预备队，随时对两个方向实施增援。大队长甲村随第一梯队行动，连久米也将亲自随伞兵空降，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战斗。

该部伞兵由陆军第八十一战队和第十二空运队的70架运输机负责空中输送，3个战斗机战队担任护航。预定出发地点为马来亚的居銮、卡杭机场，距离巨港约600公里。2月6日，伞兵第二大队已经在马来亚西北部的双溪大年机场随时待命。

2月8日，伞兵部队开始陆续转至居銮、卡杭机场。为运输机提供护航的陆军战斗机共140架，海军战斗机180架——这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个护航战斗机群，可见日军对夺取巨港油田的重视。

攻击发起之前，日军几乎每天都出动战机对巴邻旁实施航空火力准备。2月14日8时30分，伞兵第二大队乘70架飞机起飞，11时进入慕西河上空。之后机群分成两队，分别飞向机场和炼油厂。跟偷袭珍珠港类似，日本人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虽然整个苏门答腊岛上空乌云密布，但唯有巨港上空晴朗无云，好像特意为日本人的空降做好了准备似的。

为了迷惑盟军的视线，所有日军飞机都涂上了英军飞机的标志。11时26分，负责攻占机场的第一梯队开始伞降，高度为100～150米。如此庞大的机群自然躲不过守军的眼睛，盟军高射炮火很快喷出火舌，仅有的5架战斗机匆忙起飞迎战，击落日军运输物资的运输机1架，迫降运兵运输机1架，但它们很快就被更加凶悍的日军战斗机揍下来3架，其余2架慌忙逃走。

第一梯队主力在机场东南3公里外的一处沼泽地着陆。由于灌木丛生，观察困难，同时遭到机场高炮的平射，空降后的伞兵无法集中并收集空投的武器，只得以3人为一小组匍匐向公路前进，大部分人只能使用随身携带的轻武器和手雷进行战斗。一些日军士兵埋伏在路旁，等待从巨港兵营开出的守军装甲车和卡车，躲过机枪扫射后伺机反扑。由于人少和缺乏重武器，日军初期的战斗异常惨烈。

这支日军伞兵部队早在1939年就开始组建，士兵全是从各野战部队精心挑选出来的，绝对属于千里挑一，单兵作战素养极高，类似于《亮剑》中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战斗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日军士兵凭借手枪与数十名荷军对抗。一名日军伞兵陷入20余名盟军士兵的包围，在打倒了8名士兵之后重伤自杀。当行进到公路时，日军终于凑齐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开始向机场和高射炮阵地发起猛攻。第一梯队剩余人员在机场西南的沼泽地着陆，之后迅速以随身携带的武器向机场攻击前进，攻占了一座高炮阵地和兵营。至21时，即着陆之后10个小时，伞兵第一梯队成功占领机场。

攻占炼油厂的第二梯队于11时20分开始伞降，分两个小队攻打两座炼油厂。攻打第一炼油厂的小队在油厂附近的沼泽地着陆，当时炼油厂铁门紧闭，门外布满了铁丝网和地堡。日军伞兵利用手雷等轻武器消灭了地堡守军，12时30分攻入炼油厂办公大楼，开始搜捕技术人员和重要资料，并将太阳旗高高升起在瞭望台上。14时10分，炼油厂守军在迫击炮炮火的支援下向日军发起反击，毫无结果。15日凌晨3时，眼见反击无望的守军全部撤走。8时40分，日军完全占领了第一炼油厂。

攻打第二炼油厂的伞兵错误地降落在厂前的湖面上，湖水足有1.5～3米深，湖中有一条小路直通炼油厂。降落后的伞兵立即向小路游去，并成功俘获了盟军3条小船。集合后的日军遭到炼油厂附近地堡火力的封锁无法前进，一直到晚上才趁着夜色攻入厂内，占领了办公大楼。第二天，日军清除了厂内的残存盟军。

15日10时，久米在刚刚占领的机场着陆。13时，后续预备队在机场伞降。会合后的日军准备前往攻占巴邻旁市。侦察报告显示市内已无守军，久米随即率部向市区开进。此时第三十八师团主力10000人已顺利登陆，久米所部在慕西河大桥与海上登陆的先头部队会合，两部合力于当日全部占领巨港。此次空降作战，伞兵第二大队亡38人、伤50人、失踪10人。东京对这次空降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称那些空降部队为“天降神兵”。

尽管经过精心策划，但最后结果不甚理想。西面的BPM工厂完好无损落入日军之手，东侧的NKPM工厂在伞兵着陆时已燃起熊熊大火，80％的炼油设备遭到破坏，这也成为今后战俘营中的荷兰人饱受日军折磨的主要原因。不幸的消息传到南方军和大本营，一众日军大腕个个顿足捶胸。

之后，日军中意外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之前在攻打万鸦老和望加锡时，日本海军已经使用了空降部队并取得成功，得知消息后，陆军主动告知海军，自己也将派伞兵对巨港实施空降作战，提议等战斗结束后陆海军同时向东京汇报。但在巨港作战结束后，陆军并未告知海军，单独将战功报给了大本营。对陆军这样的行为，海军深表不满。

外围岛屿接连失守，到处一片风声鹤唳。就在日军即将对巨港发起攻击前的2月11日，联合司令部内部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海军司令哈特上将提出出于“健康原因”交出海军的指挥权，由荷兰赫尔弗里希中将接替他的职务。哈特同时将美国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副手格拉斯福德少将。华盛顿的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很快予以确认。2月14日，双方进行了正式交接仪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我失望了，情况就是如此。”说完上述一番话，哈特带着部分参谋人员乘“鲨鱼”号潜艇溜之大吉，取道澳大利亚返回美国，从此在太平洋战场上销声匿迹。

深究哈特辞职的原因，在于他与赫尔弗里希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合。作为一个纯粹的悲观主义者，之前曾高度赞扬那支舰队“威武雄壮”的哈特认为，荷属东印度终究是守不住的，失败早已命中注定。要说哈特的观点也属合理，但矮矮胖胖、已经谢顶的荷兰海军司令赫尔弗里希不这么认为。作为出生在荷印的荷兰人，赫尔弗里希对脚下的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仍然认为联军能够在海上打败日本。巴厘巴板海战的昙花一现有力证明了他的观点，赫尔弗里希就此提出“制止日本人应该在海上而不是海滩”，主张盟军舰队主动出击。哈特却认为盟军力量过于薄弱，缺乏必要的空中掩护，擅自出击凶多吉少，双方观点截然相反。这场争吵最终得到了解决，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宁可让荷兰人自己承担即将来临灾难的责任，于是命令哈特将指挥权交给赫尔弗里希。留在爪哇岛毫无希望，哈特于是干脆选择撂挑子走人。

赫尔弗里希决心誓死捍卫荷兰这块最后的殖民地，丘吉尔曾对他的勇气大加赞赏：“这位坚强的荷兰人从不丧失信心，总是不惜任何代价、不顾敌人压倒优势的兵力，有力地去反击敌人。”

对于日军进攻苏门答腊岛的行动，赫尔弗里希立即采取相应对策。2月13日，他下令多尔曼少将率“德·鲁伊特”号、“特罗姆普”号等5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向西远征支援巨港。当晚，盟军舰队驶抵邦加岛海域。根据此前侦察机发回的情报，这一海域有日军运输船14艘及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护航舰队。多尔曼下令搜索海面，并未发现日舰的影踪。屋漏偏逢连夜雨，翌日清晨，不慎触礁的荷兰驱逐舰“范·格恩特”号因伤势过重无法行驶，最终自沉。

14日9时20分，搜索日舰未果的多尔曼舰队反被小泽治三郎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上的一架侦察机发现。两个半小时后，多尔曼舰队就遭到一大群日机的袭击，盟国舰队被迫仓促应战。多尔曼向赫尔弗里希请求空中掩护，后者立即致电空军司令部求援，但自始至终未有一架盟军战斗机出现在多尔曼舰队上空。此时，皇家空军22架“飓风”战斗机正停留在巨港二号机场。可能由于日军正在进攻巨港，空军无法为舰队提供支援。更大可能是盟军联系不畅，不能协调一致。

海空激战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缺乏空中保护的盟军舰队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所幸数艘舰只受轻伤，并未造成重大损失。眼见空中掩护毫无指望的多尔曼不敢恋战，于13时下令舰队返航，途中又多次遭遇日机的追杀，一天之内遭到的空袭竟有5次之多。一直到17时45分，日军最后一架飞机才悻悻离去。傍晚时分，舰队驶抵巴达维亚，大部分舰船伤痕累累，盟军舰队元气大伤。对于连续遭受打击却毫无战果的这次增援行动，多尔曼少将痛心疾首地说：“历史必将谴责我的临阵退却。”

就在巨港陷落的同一天，西北方再次传来噩耗，大英帝国远东最坚固的堡垒、“拱卫南方资源宝库的两个看门人之一”——新加坡沦陷。此时，东北方向的另一看门人正龟缩在巴丹半岛自顾不暇，对于阻挡日军肆虐南洋已毫无意义。盟军的军事力量被分割在两个相距甚远的战场上——缅甸和爪哇岛，而后者的外围据点几乎全部被日军攻占，局面已到了无可挽回的绝望地步。

对于日军接二连三的胜利，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剩下的只有哀叹：“他们的部队从来不越过他们以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空军掩护的范围，也从来不越过他们海上航空母舰所能掩护的范围。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蓄谋已久的深远计划，在这次战略奇袭中全部实现了。”

2月17日，多尔曼抵达芝拉扎与赫尔弗里希进行了面商。多尔曼告诉同胞新上司，鉴于日军在新加坡、苏门答腊岛夺取了众多空军基地，在得不到空中掩护的情况下，盟军舰队已不可能在西爪哇海作战。他建议将舰队集中在东爪哇海，伺机打击来犯日军。无奈之下，赫尔弗里希只好同意了多尔曼的请求。

西路激战正酣，东路和中路日军并未停止前进的脚步。早在巨港失守之前的2月5日，第四十八师团金村支队已经离开菲律宾的林加延湾，穿过霍洛岛于15日到达万雅老。18日，他们分乘两艘运输船出发，攻击目标是与爪哇岛一水之隔的巴厘岛。

攻占巴厘岛是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提出的意见。由于盟军舰队近期表现活跃，大西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芝拉扎为基地的多尔曼舰队可以得到陆基航空兵的支持。如果日军出兵占领巴厘岛并抢占岛上的航空基地，全部爪哇岛就将处于日军航空兵的打击范围之内，对未来的海上、陆上作战极其有利。而且驻西里伯斯和加里曼丹的日军飞机经常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无法随时发动攻击，而巴厘岛的机场更方便日军从那里出发对盟军基地实施轰炸。

盟军侦察机很快发回了日军小股部队登上巴厘岛的消息。形如棒槌的巴厘岛东端较大，柄部有一个设施完善的机场。该岛与爪哇岛之间的巴厘海峡最窄处只有1600米，两岛几乎是粘在一起，日军登陆巴厘岛跟在爪哇岛直接登陆几乎没有差别。巴厘岛一旦失守，爪哇岛可谓朝不保夕。

赫尔弗里希决定倾尽全力阻止日军夺取巴厘岛的企图。此时，多尔曼率西征舰队刚刚返回，他也极力主张趁日军刚刚登陆、立足未稳之机，出重拳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重新夺回巴厘岛，粉碎日军东西夹击爪哇岛的战略企图。

可是时间太仓促了。盟军舰船虽然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因之前疲于奔命、四处出击，能够调动的舰艇分别驻泊于泗水和芝拉扎等地，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集中形成拳头。无奈，多尔曼只好下令所属舰艇分三个批次轮番实施攻击。

2月19日黄昏，多尔曼率队从芝拉扎出发，对日军登陆船队实施第一波攻击。随“德·鲁伊特”号一起出航的有另一艘荷兰轻巡洋舰“爪哇”号和四艘驱逐舰。荷兰人的运气实在太差，驱逐舰“科顿埃尔”号出港时因舵机失灵意外搁浅，直到黎明涨潮时才被拖走。两艘巡洋舰只好在三艘驱逐舰护航下继续前往战场。

多尔曼决定采用的战术是，由巡洋舰为先锋惊扰日舰，引敌舰开火，等日舰暴露位置后由驱逐舰“皮德·海英”号、“福特”号、“波普”号寻隙实施鱼雷攻击。

当多尔曼舰队开足马力驶入狭窄的龙目海峡时，不幸首先被日舰发现。日舰突然打开探照灯，炮弹随即像雨点一般向盟军舰船打来，日舰发射的鱼雷在黑黝黝的海面上四处飞窜。“爪哇”号首先被一发炮弹击中，甲板上顿时火焰冲腾。“皮德·海英”号被一道强烈的光柱罩住，随即遭到两艘日舰的集中炮击，像手风琴一样缩成一堆，很快就消失在海面上。

眼看友舰遭遇不测，“福特”号以30节高速向前猛冲并向日舰发射了鱼雷。对面传来一声巨响，一艘日军运输船刹那间燃起大火。此时日舰已完全警觉，所有护航舰只均赶到现场，铜墙铁壁似的挡在运输船前面，多尔曼无法冲过龙目海峡。深夜，23时，多尔曼下令撤离战场返航芝拉扎，盟军第一波攻击遂告失利。

第二突击群由荷兰轻巡洋舰“特罗姆普”号和美国驱逐舰“斯图尔特”号、“帕罗特”号、“爱德华兹”号和“皮尔斯伯里”号组成，4艘驱逐舰行驶在前，1艘巡洋舰紧随其后。当宾福德中校率舰队从泗水到达巴厘岛附近海域时，已到了20日凌晨1时。看到远处一艘大型运输船正在燃烧——那是之前“福特”号取得的唯一战果，宾福德断言之前多尔曼少将的第一攻击波已经重创敌舰，其实日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

1时30分，第二突击群在左舷方向发现第一批日舰，美军驱逐舰立即发起进攻，“斯图尔特”号率先发射鱼雷，“帕罗特”号也猛烈开火，日舰立即实施反击。混战中，“特罗姆普”号舰尾被击中，舵机受损，但仍顽强冲向前去与右舷方向的敌舰交火。这艘倒霉的轻巡洋舰随后被击中11次，舰桥和指挥塔接连受损。

尽管盟军舰只连连发射鱼雷，舰炮与机关枪也同时开火，致使日舰周围水柱四起、险象环生，但日舰的还击炮火丝毫不弱且更加准确。“斯图尔特”号先是被命中舷舱，接着一艘救生艇被炸掉、领航员受伤。“帕罗特”号舵机关键时刻出现故障，幸好此时美军驱逐舰发射的鱼雷已经奏效，有3艘日舰先后被击中发生爆炸。其中“满潮”号驱逐舰被“皮尔斯伯里”号发射的鱼雷击成重伤，不得不拖回望加锡修理。

第二波攻击同样无法突破巴厘海峡。眼见敌军占据优势且越战越勇，而己方主力“特罗姆普”号已遭重创，宾福德中校只好下令舰队全体向北撤退。

第三波攻击由盟军鱼雷艇突击群承担，8艘鱼雷艇分东、西两群驶往战场，每群各4艘。实际上离开泗水时有9艘鱼雷艇。出海刚刚10分钟，一艘鱼雷艇就撞在灯标上严重受伤，不得不提前返回港内。到达指定海域的鱼雷艇没有见到友军，也未能找到日军登陆船队，只好在黎明时分无功而返。

面对夜战技术更加精湛的日舰，盟军打击日军运输船队的攻击全部落空。虽然盟国击伤了日军驱逐舰“大潮”号、“满潮”号、“朝潮”号和运输船“相模丸”，但自己的损失更大。“斯图尔特”号返回基地后倾覆，“皮德·海英”号沉没，“特罗姆普”号遭受重创，后被送往澳大利亚维修，其余舰只大都带伤。对盟军来说，史称的“巴厘海战”实属一次得不偿失的夜袭行动。

巴厘海战，盟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但未能集中使用，却分成3个攻击波各自突击，犯下兵力分散的大忌，最终招致失败。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多尔曼不可能不懂，实在是形势紧急不得已而为之。

在海军掩护下，日登陆部队于19日0时15分顺利登岛，600名荷印守军一触即溃。19日下午，日军完全占领巴厘岛。24日晚，由6艘舰船组成的日军登陆突击群将更多的陆军部队遣送上岸。

从1941年底到1942年2月底，荷属东印度地区的盟军没能成功阻止任何一次日军的登陆行动。一旦凶悍且兵力占优的日本陆军站上陆地，那些团、营甚至是连级的盟军守卫部队只能选择投降或崩溃。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厘海战中尽管盟军并未取得像样的战果，也并未遭受重大损失，那些“主力”舰只根本来不及出战。但日军指挥官安倍敏夫大佐向上汇报的战果是，“击沉敌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重创驱逐舰2艘”。相对盟军的实际损失，这一战果无疑被放大了。按道理，别说山本，就是老酒对几艘驱逐舰就能击沉两艘巡洋舰也表示怀疑。但之前接到的好消息太多了，山本竟然相信了这一大大虚夸的战报。山本本来认为参与荷属东印度作战的海军力量略显不足，拟以南云舰队主力航母南下参战。得此战报，山本立即下令南云舰队转向东进，执行对澳洲大陆实施攻击的任务。

之前在2月15日，停泊在帝汶岛附近海面的南云舰队对600公里外的达尔文港进行了一次毁灭性打击。在偷袭珍珠港的“英雄”渊田美津雄的带领下，189架次舰载机从“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航母上起飞，一举击沉停泊在达尔文港的1艘英国驱逐舰、4艘美国运输船、1艘英国油轮和4艘澳大利亚货轮，击毁飞机23架，炸死238人，炸伤300多人，日军仅损失2架飞机和5名飞行员。可笑的是，对达尔文港，南云竟然准备发起多轮攻击，这“勇气”如果放在珍珠港就太“完美”了。在遭受这次毁灭性打击之后，达尔文港已基本失去作为基地的价值。

到2月中旬，日军第一阶段攻占爪哇岛外围岛屿的作战基本结束，其南下的战略态势恰似一只巨大的章鱼，从东、西、北三面向爪哇岛伸展了魔爪。站在爪哇岛四面望去，东、西、北三个方向的诸多岛屿都插上了日本的太阳旗，孤岛已处在日军的三面合围之下，剩下那个方向是遥远的南极洲。

丘吉尔赞成成立联合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守住新加坡。“东方直布罗陀”沦陷之后，英国人的目光迅速转向了硝烟四起的缅甸，那是大英帝国最重要殖民地印度的前沿阵地，不容有失。2月16日，韦维尔致电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没有大批增援部队，马来屏障很难坚守。”他同时向丘吉尔发去了一封电报：“按现有力量和可能得到的增援，没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建议将途中的澳大利亚部队全部调往缅甸。”——刚从新加坡跑到爪哇岛的韦维尔又准备跑路了。

2月21日，韦维尔接到了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驻各岛所有战斗部队必须竭尽全力坚守爪哇。正在途中的海军和空军增援部队可以直接前往指定目的地，但陆军增援部队必须改道前往。驻爪哇的联合司令部必须撤退。

韦维尔根本没有心思继续待在爪哇。2月22日，他再次电告丘吉尔：“我担心ABDA地区的防御已经崩溃，爪哇势难长期坚守，现在再向爪哇投入不论什么力量，对延长战斗已不能起到多大作用，我认为这里的司令部再存在下去已无甚用处。最后谈谈我本人。您认为派我到什么地方合适，我都将一如既往完全愿意竭力效劳。我在这里辜负了您和总统的期望，如果当时另选高才的话，也许能够成功。我极不愿意离开这些意志坚强的荷兰人，如果您认为这样做尚有好处的话，我将留在这里尽可能长久地与他们并肩打到底。谨向您表示良好的祝愿。恐怕您正面临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我相信您的勇气定能放出光彩渡过难关。”

罗斯福不能放弃麦克阿瑟，丘吉尔同样不会放弃韦维尔。这位英国上将随后被派往印度，我们很快就能在缅甸看到他的拙劣表演了。

在向丘吉尔发出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电报的同时，韦维尔与荷兰总督一起商讨对策，最后向华盛顿提出建议：ABDA联合司令部不是撤退而是解散，把荷属东印度海、陆、空部队的指挥权全部交给荷兰人。韦维尔此举等于说，大难临头，你们荷兰人自己玩吧，丘吉尔叫俺回家吃饭呢。

由英、美主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2月25日中午，盟军联合司令部宣布解散。一个新组织随即开始行使职权：司令部设在万隆，塔尔帕顿陆军中将任司令官同时兼陆军司令，赫尔弗里希任海军司令，范奥伊恩少将任空军司令。多尔曼少将仍然受命指挥海军突击编队。这回所有关键岗位上都换成了荷兰人。不过事到如今，换成谁都无关大局了。

丝残茧破，蚕蛹一般的爪哇岛已赤裸裸地暴露在东、北、西三路日军的兵锋之下。

爪哇海战

到1942年2月中旬，在相继占领加里曼丹、苏门答腊、西里伯斯、帝汶、安汶、巴厘等外围岛屿之后，日军最后攻击爪哇岛的条件已完全具备。早已厉兵秣马的今村均很快接到了东京大本营的命令：第十六军提前发起攻击，从东、北、西三个方向登陆爪哇岛，全歼岛上盟军部队，在两个月之内一举平定该岛。

东路军除了之前一路攻城拔寨的坂口支队，大本营还调来了土桥勇逸的第四十八师团，作为日本陆军三大机械化师团之一的土桥师团是刚刚完成菲律宾第一阶段的作战辗转至此。东路军的预定登陆地点为爪哇岛东部港口克拉甘。

西路军为今村亲自率领的第十六军军部和第二师团，预定登陆地点为爪哇岛西部的万丹湾，另有小部兵力在孔雀岛和埃雷坦韦坦同时登陆。

相比东、西两路来说，日军中路军兵力稍弱，是由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三〇联队联队长东海林俊成大佐指挥的东海林支队，以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预定登陆地点为坎丹奥。中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坎丹奥附近重要的卡里加齐机场，切断万隆和巴达维亚的联系。他们将和东路军一起出发，在登陆前兵分两路奔赴各自的登陆地点。

参加爪哇岛作战的各路日军中，只有第二师团是首次在太平洋战场上登场亮相。代号为“勇”的第二师团又名“仙台师团”，在日本陆军序列中仅排在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之后，如此靠前的排名预示着该师团一定有悠久的历史。的确如此，其前身仙台镇台作为日本陆军最早设立的6个镇台之一，早在1873年就已建立，1886年更名为“第二师团”。日本陆军许多著名将领如乃木希典、东久弥宫稔彦王、梅津美治郎、冈村宁次等都曾担任该师团师团长。第二师团参加过甲午战争的威海卫攻坚战，又在日俄战争中于九连城、辽阳、沙河和奉天等地与俄国人作战。九一八事变中，正是这个师团首先开启战端，攻占东北军奉天北大营，之后转战于长春、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是日本侵华的急先锋。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第二师团先后参加过察哈尔战役和徐州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是因为荷属东印度作战最为重要，大本营才将第二师团配属给第十六军作为第一主力。现任师团长丸山政男于1911年、1919年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和陆军大学第三十一期，随后多次赴英国担任使馆武官，还曾进入参谋本部主管对英情报工作，是日军中有名的“英国通”。第二师团在日本陆军中的特殊地位使丸山政男极其狂妄，担任中路进攻的东海林俊成就是被丸山轰出第二师团，最终辗转到了第三十八师团的。即使到了今天，第二师团的编制仍在，不过是日本在1962年重建的，现驻守地为北海道的旭川。

颇具戏剧性的是，参加荷印作战的几支日军部队诸如第二师团、川口支队、东海林支队都在后来陆续登上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在那里，他们一个个被更加牛的美海军陆战一师打成了半身不遂，后文详叙。

日军进攻爪哇岛属于典型的登陆作战，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三路日军安全地送上陆地。初看上去，为第十六军护航的第三舰队似乎实力不菲，但今村部队是兵分多路，仅运输船就超过了100艘。第三舰队刚刚从菲律宾转战而来，其实力瞒得了别人瞒不了和山本五十六交情匪浅的今村均——两人是赌台上的铁哥们儿。今村清楚，由于山本坐镇第一舰队驻守本土，南云忠一的航母主力开赴珍珠港，参加“南方作战”的只是海军的二流部队。和之前的山下奉文类似，今村对孱弱的海上护航力量一直忧心忡忡。

其间的一个小插曲更加剧了今村的不安。登陆之前，位于金兰湾的第十六军司令部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直接闯进了司令官的办公室。今村定睛一看，原来是为西路军护航的海军指挥官原显三郎少将，一脸刚死了老公的寡妇相。

西路运载第十六军军部、第二师团和东海林支队的运输船足足有57艘。原告诉今村，仅凭他手下的1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绝对无法保证登陆船队的安全。根据此前海军的情报，不说驱逐舰等小型舰只，在爪哇岛周边盟军有七八艘巡洋舰，至少有2艘是重巡洋舰。如果在海上遇到它们，别说保护运输船，连原自己活不活得下去都值得商榷。

原解释说，当初为本间第十四军护航的是高桥第三舰队的全部主力，大小舰艇有43艘，连“南方作战”的海军总指挥近藤都派出了部分舰艇参与护航。原在菲律宾仅仅护航2000人的田中支队在阿帕里登陆，就遭遇美军轰炸，损失重大，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原至今尚心有余悸。最后原说：“司令官，不是卑职没勇气，实在是兵力太弱，信心不足。希望您能和陆海军高层好好谈谈，增加护航舰队的力量。”海军如此坦白地向陆军示弱，显然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今村本来就觉得护航兵力不足，原的话更加重了他的担忧。由于爪哇岛独特的地理位置，西路军在登陆之前要完成5000公里的海上跋涉。对此东京大本营也有思想准备，最坏打算是在海上损失一半兵力。战前多次兵棋推演的最好结果，是在渡海过程中陆军损失不超过三分之一。现在如果仅仅派出这点护航兵力，别说一半，连他今村在内全军覆没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今村瞬间惊出一头冷汗。在和参谋长冈崎清三郎少将简单商议之后，今村决定立即派出作战参谋于田秋光到南方军司令部汇报，希望寺内司令官能够和海军协商，增加护航舰队的力量。

于田急匆匆赶往西贡，找到了今村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南方军参谋长塚田攻。他的请求遭到了塚田攻的断然拒绝：“现在都这时候了还说什么？海军也非常困难，陆军不应该向海军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

“道理虽然如此，但是连负责护航的原都没有信心呀。”对于塚田的训斥，于田梗着脖子还想再分辩几句，就这样回去也没法向今村均交代。

一个小小的作战参谋胆敢出言不逊顶撞自己，塚田忍不住勃然大怒：“绝对不行！这种方式，寺内大将和山本司令长官都很清楚。要说兵力不足，各方面都存在这个问题，大东亚战争本来就是铤而走险。如此胆小的要求，陆军绝对不会向海军提出，简直成何体统！”

谁都明白日本陆军和海军天生不和。据传在马来亚作战中，山下奉文由于和小泽治三郎的海军配合太过默契，甚至背上了“与海军过从甚密”的恶名。挨了训斥的于田只好悻悻而退。

回到金兰湾后，于田将塚田的话一五一十向今村和冈崎做了汇报。今村对自己这位老同学的不负责任颇为不满。57艘运输船，数万名士兵，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今村认为这绝对不是胆小和勇气的问题，而是决定着爪哇岛作战的成败。思忖再三，今村决定亲自前往西贡去和南方军司令部理论。

临出发前，今村忽然想到那个与山下奉文“过从甚密”的小泽治三郎刚刚率南遣舰队回到金兰湾，就停泊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之前山下与小泽的事今村也听说过，小泽是陆军颇为尊敬和亲近的海军将领。于是他灵机一动，决定临时抱佛脚先去拜访一下小泽，听听海军专家的意见。

两人见面寒暄后落座，今村将自己的烦恼一股脑儿倒给了小泽。对今村的遭遇，小泽深表同情：“护航力量不是不够，而是远远不够。我们只有一艘轻巡洋舰，而敌人加起来有七八艘，原的担心很有道理，这些护航力量根本保护不了那么多的运输船。”

今村就将于田在总军挨训的事学了一遍，同时告诉小泽：“原少将能如此直言不讳，我也必须以诚相待。我现在准备亲自去找寺内阁下谈谈。向您请教一下，海军这边有富裕的兵力吗？如果有的话，我该怎样和寺内司令官交涉呢？”

沉吟一会儿后，小泽回答道：“前期作战顺利，海军倒真有富裕的兵力。但您就是去找寺内大将，先别说他不同意，就是他能同意，再去和山本大将商量也来不及了呀。”

“那怎么办？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呀！”今村额头渗出了汗水。

“这样吧，我来帮您解决。保证不会将您的运输船卷入海战，也保证不让敌人接近您。这样可以了吧？”

今村根本未曾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愣了半晌才说：“您能帮忙真是太好了！不过原少将好像不归您指挥吧？”

“对，他归第三舰队的高桥将军指挥。虽然这都是寺内大将和山本司令长官事先商定好的，但战场远没有那么简单。这样吧，我给原少将再调拨9艘驱逐舰。不过敌人在爪哇海还有几艘巡洋舰，危险还是无处不在的。为保险起见，我让第八战队负责监视他们。总之，一定要将陆军平安送上爪哇岛，这是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

小泽所说的第八战队由海军少将栗田健男指挥，麾下有“最上”号、“三隈”号、“熊野”号、“铃谷”号这四艘万吨级的重巡洋舰。有了它们护航，的确可以确保登陆船队的安全。

短短15分钟，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小泽在陆军中“大明神”的称呼果然名不虚传。今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差跪地上给小泽磕三个响头了。

2月18日，攻占爪哇岛的日西路军从金兰湾拔锚起航。一天之后，准备入侵东爪哇的东路军主力也从霍洛岛出发。按原定计划，东、中、西三路部队将于2月28日同时对爪哇岛实施登陆。

那边日军在厉兵秣马，这边盟军也在调兵遣将。东、西两面巴厘岛和苏门答腊岛的相继失守，预示着日军对爪哇岛的攻击肯定是东西夹击。新任海军司令官赫尔弗里希中将具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抗击敌军的入侵。目前他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兵力不足。多尔曼的突击编队只有几艘巡洋舰和约10艘驱逐舰。如果将这支舰队分派到爪哇岛的东、西两端，力量势必更加薄弱。但如果集中起来，就会因距离太远而顾此失彼，一旦危机发生，很难在第一时间赶到出事地点。之前巴厘海战三波攻击未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外围诸岛全部沦陷日军之手，不论这些舰船部署到哪里，都会全天候遭遇日本空军的轰炸。思前想后难以两全，为了应对随时到来的危机，2月21日，赫尔弗里希还是决定将突击编队分成东、西两路分头拒敌。

西路舰队由澳大利亚柯林斯海军上校指挥，以丹戎不碌为基地，下辖英国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轻巡洋舰“龙”号、“达那厄”号以及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朱庇特”号、“遭遇”号、“斯考特”号、“特涅多斯”号，以及澳大利亚轻巡洋舰“霍巴特”号、荷兰驱逐舰“艾弗森”号。24日，澳大利亚轻巡洋舰“珀斯”号也加入了西路舰队的行列。

东路舰队仍由多尔曼少将指挥，驻扎地在泗水。由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荷兰轻巡洋舰“德·鲁伊特”号、“爪哇”号，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班克特”号、“科顿纳尔”号、“保罗·琼斯”号和“奥尔登”号组成。泗水港是日海军航空兵重点打击的目标，几乎每天都会有日机光顾并赏赐炸弹若干。

如果危机出现，东、西两支舰队可以重新会合成一支联合突击部队。赫尔弗里希想尽可能让舰艇在驻地多停留一些时间，除节约燃油，也让那些疲惫不堪的水兵趁机休息一下，顺便对伤痕累累的舰船进行必要的修复和维护。

但日本人绝不给荷兰人喘息之机。25日，一架荷兰“卡塔琳娜”侦察机及时发回情报：“发现东路敌军入侵舰队。”赫尔弗里希判断日军可能率先在东爪哇登陆，急令抽调西路舰队的部分舰艇充实东路舰队。接到命令，西路舰队的“埃克塞特”号、“珀斯”号和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因康特”号、“朱庇特”号立即从丹戎不碌驶往泗水，于26日与多尔曼的西部舰队会合。当天下午，多尔曼召集各舰舰长及参谋人员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少将信心十足地表示，合并后的舰队有能力在击退日军东路入侵部队之后挥戈西进，击退日军西路登陆部队。

在欣赏多尔曼和高木武雄悲情对决爪哇海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很快将在战场上消失的西路舰队。2月26日，被调走5艘军舰的西路舰队剩余舰艇在邦加海峡附近巡逻。根据此前一架英军侦察机发回的报告，在邦加海峡以北160公里海域出现敌军，后续侦察并未在该海域发现日军舰队。事实上，日军侦察机也同时发现了盟军西路舰队，小泽为此派出了4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可惜柯林斯上校战意不足，在与敌舰接触之前就已率部撤退。

此时新加坡已失守，总司令韦维尔都逃之夭夭，留在爪哇的英国人更无战心，他们准备放荷兰人鸽子。27日，英国皇家海军帕里泽少将强硬地向赫尔弗里希提出，让西路舰队撤往目前尚很安全的锡兰。理由是，丹戎不碌已不再是一个安全的港口，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而且那里缺乏燃油。无奈的赫尔弗里希只好同意西路舰队剩余舰只不战而撤往锡兰。除了倒霉的荷兰驱逐舰“艾弗森”号在一次风暴中与其他舰艇失去联系重新返回，其余盟军舰只赶在日军到来之前高速经巽他海峡向西逃出生天。爪哇岛盟军率先失去了西部海军力量。

之前在新加坡，蹩脚的帕里泽少将一纸画蛇添足的电报断送了菲利普斯中将和“威尔士亲王”号。后来事实证明，如果不是他强烈要求西路舰队避敌逃逸，爪哇海战中幸存的盟军舰只就能与之合兵，拼死杀开一条血路还是大有希望的。

在此前后，赫尔弗里希接连收到了两份电报。第一份是龟缩在科雷希多岛上的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报上说，一架美军侦察机在2月20日发现，日军在霍洛岛附近海域集结了大批舰船。第二份是2月24日由一架在望加锡海峡执行巡逻任务的荷兰侦察机发来的，报告说发现一支向南航行的大型运输船队。发回电报的这架荷兰侦察机就此失去联系，无疑已经被日军击落。

两封电报发现的是同一支部队，就是东路日军登陆船队及护航舰队。负责运载东路第四十八师团和坂口支队的运输船多达41艘，它们在海军第四水雷战队及第二、第九驱逐舰队护航下，于2月22日从巴厘巴板出发前往爪哇岛。船队摆成前后30公里的一字长蛇阵，沿薄雾缭绕的爪哇海一路南下。26日清晨，在婆罗洲东南端的劳特岛南部，船队与第五战队和第二水雷战队会合，队伍变得更加庞大。东路负责海上战术指挥的是高木武雄。26日17时30分，日军东路船队已经驶抵泗水港西北约110公里的海域，前方爪哇岛已遥遥在望。

“你必须立即发起攻击，直至敌人全部崩溃为止！”赫尔弗里希立即向多尔曼少将发出了前往攻击的命令。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在西路舰队逃往锡兰，制空权已完全丧失的情况下，凭借盟军剩余的海军力量，很难阻止日军的登陆行动。既然如此，那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在海上做最后的殊死一搏吧！

对于赫尔弗里希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命令，多尔曼决定尽最大努力去执行。毫无惧意的少将立即向麾下的多国舰队发布了作战命令：“我希望全体官兵时刻牢记，必须尽一切努力去抗击敌人，防止敌人在爪哇岛登陆。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最后一刻！”

之前几个夜晚，多尔曼一直率东路舰队——西路舰队已逃逸，没有了东西之分，下文姑且称为盟军舰队或多尔曼舰队——在爪哇岛马都拉北海岸附近巡航，以便随时发现日军登陆船队并实施攻击。26日18时30分，舰队离开泗水驶向爪哇海。舰上官兵已连续37个小时未能好好休息，体力和精神都严重透支。因为许多参谋及后勤人员包括炊事兵也被临时编排到炮位上，或去执行搬运弹药的任务，舰员几天都未能吃上一顿热饭。但对于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全体官兵依然斗志昂扬。这一点在舰队起航第一天就能看得出来，虽然大家清楚这很可能是生命里的最后几天，但无论欧洲人还是当地人都义无反顾地按时登舰出发。

这支貌似强大的舰队由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组成。舰队最大的软肋在于没有携带一架飞机——这在未来战斗中将带来致命的恶果。当时盟军舰艇可以载机的情况是：“德·鲁伊特”号、“爪哇”号、“埃克塞特”号、“珀斯”号均可携载一架，其中“爪哇”号未装备飞机弹射器，“休斯敦”号可携载3架并装备了2个弹射器。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和“科顿纳尔”号各可携载1架，它们与“爪哇”号一样未装备飞机弹射器，因此只能用起重机吊放飞机。它们未能携载飞机是担心影响两门后主炮的使用。

多尔曼少将是海军航空兵出身，对于飞机在海战中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在当时同样是“大舰巨炮”占主流的荷兰海军中实属罕见。可是盟军混乱的指挥系统使他根本没有指挥航空力量的权力。多尔曼和他的参谋们认为不携带飞机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带上飞机就必须携带燃油，而舰上储藏燃油的部位最易遭受攻击引发火灾；第二，预期要进行的战斗很可能是一场炮战，此时舰艇携载飞机被认为是不可取的；第三，战斗很可能在夜间打响，夜战中飞机的作用将会受到一定限制；第四，未来交战的海域位于泗水岸基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他们预计将能得到岸基飞机的支援，因此无须携载飞机。

然而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决定，此举将极大影响到多尔曼舰队对日军舰队的侦察能力。事实上在之后长达两天的作战时间内，他们几乎从未得到岸基飞机的有效支援。

得不到岸基航空兵支援同样事出有因。在经过第一阶段海空战后，爪哇岛盟军空中力量消耗殆尽，已无力向舰队提供支援。在爪哇海战爆发时，盟军约有各型作战飞机30架，其中大部分亟待修理。巴厘、帝汶、安汶、古邦等地相继失守，直接影响到盟军从澳大利亚向爪哇岛运送急需的飞机。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军从澳大利亚派往爪哇岛运载飞机的“兰利”号航母在途中遭遇意外。另一艘美舰“西威奇”号虽于2月23日携带27架P-40飞机进入芝拉扎军港，但它们在使用前还须重新装配。

就在多尔曼舰队四处寻敌的同时，在距离芝拉扎不远的海域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2月22日，美军航母“兰利”号搭载着33名飞行员和32架已组装的P-40战斗机，从达尔文港起航前往芝拉扎。“兰利”号原定计划是2月28日清晨入港，这样在最危险海域的航行将会在夜间，夜色可以保护他们有效避开日军飞机的攻击。但由于日军攻击部队已迫近爪哇岛，2月23日，赫尔弗里希要求“兰利”号必须以最快速度将飞机运抵芝拉扎。由于燃油问题，“兰利”号航速只有可怜的10节。再加上一系列联络错误，“兰利”号被迫在27日凌晨改变航向去和护航舰只会合，最后它进入芝拉扎的时间变成了27日白天。

27日上午，9时，仍在海上蹒跚航行的“兰利”号被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舰长罗伯特·麦克康奈尔中校立即呼叫爪哇岛请求空中支援，毫无回音。11时40分，在芝拉扎港以南120公里处，“兰利”号遭到从肯达里起飞的3个波次27架日军轰炸机的轮番攻击，先后被命中5弹和2颗近失弹，引发了无法扑灭的大火，舰员16人阵亡、多人受伤。无奈之下，麦克康奈尔中校只好在13时32分发出弃舰命令。在将剩余船员接走后，护航的两艘驱逐舰以火炮和鱼雷将“兰利”号击沉，那32架宝贵的战斗机也随舰一起沉入了大海。正是由于“兰利”号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27日一整天，泗水军港破天荒未遭到任何轰炸。

以美国物理天文学家、航空先驱——塞缪尔·皮尔庞特·兰利博士命名的“兰利”号是美国海军建造的第一艘航母，实际上由一艘运煤船改装而成，1922年加入现役，编号CV-1。到二战时期，该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爷爷舰”。由于已无法承担艰巨的作战任务，该舰在1936年被改造成水上飞机供应舰，只能执行一些运载飞机和兵员的辅助任务。这一意外事件使“兰利”号创下了太平洋战场第一艘被击沉航母的纪录，尽管它已不是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兰利”号的沉没使多尔曼迫切渴望的空中掩护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26日18时30分，多尔曼舰队离开泗水驶向爪哇海。由于锅炉故障，驱逐舰“科顿纳尔”号只能跑出27节的最大航速，整支编队也只能按照它的速度航行。这天夜间，他们沿马都拉北海岸到萨普迪海峡一带巡逻，并未遇到日军舰队。曾经有参谋向多尔曼提议，舰队还可以再向北部海域巡逻，以更加接近可能出现的日军舰队。对此，多尔曼并未采纳，他认为日军很可能在当天夜间实施登陆，如果向北航行过远，就不能及时赶回日军的登陆地点。

即将在爪哇海上演的，是自1916年日德兰大海战后最大的一场水面对决。可惜双方的指挥官均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作战。盟军指挥官多尔曼擅长航空作战，却没有一架飞机可供使用。日军指挥官高木武雄是联合舰队首屈一指的潜艇专家，麾下却连一艘潜艇都没有。两人一个擅长天上，一个擅长水下，却阴差阳错在水面上干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危急情况出现，高木总能得到及时而充分的空中支援。

26日到27日夜间，荷兰布雷舰“高登·莱乌”号在爪哇岛北岸布下了一个雷区。根据布雷艇当时的报告，这一雷区的详细位置是南纬6度47分50秒、东经112度04分50秒到南纬6度51分10秒、东经112度18分之间，具体深度20米。后来事实表明，这一位置并不准确。

27日中午，一直搜索未果的多尔曼决定回到港内加油。14时27分，一份紧急电报送达多尔曼手中。13时50分，一架荷兰“卡塔琳娜”侦察机发现了日军登陆船队，位于泗水以北约160公里处。尽管所有官兵都人困马乏，午后多尔曼发给赫尔弗里希的一份电报中曾说“舰队官兵的耐力很快就要超过限度”，但形势危急，多尔曼还是立即通过无线电、旗语和信号灯的方式用英语发出了作战命令：“所有舰只跟我来，敌人在160公里之外。”命令之所以下得如此简明扼要——之后的情况也是如此——是因为各舰之间没有统一的联络信号，一旦复杂就无法执行。

多尔曼率舰队以单纵队列快速向敌军所在海域前进。5艘巡洋舰居中，旗舰“德·鲁伊特”号一马当先，英国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紧随其后，之后是澳大利亚轻巡洋舰“珀斯”号，殿后的是荷兰轻巡洋舰“爪哇”号。3艘英国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遭遇”号、“朱庇特”号自左至右担任前方警戒，2艘荷兰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科顿纳尔”号担任左方警戒，4艘美国驱逐舰“爱德华”号、“奥尔登”号、“福特”号、“保罗·琼斯”号担任左后方警戒。远远看去，舰队颇为威武雄壮，在多尔曼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杀向战场。

盟军舰队大约在15时穿过了泗水以北提前布下的雷区，随后加速向西北航行。大约半小时后，一架日军飞机出现在舰队上空，并胡乱投下了几颗炸弹。多尔曼下令舰队暂时散开，15时50分又重新会合。当时风力四级，风向偏东，舰队航向为315度，航速24节。

16时整，多尔曼致电赫尔弗里希请求派战斗机提供掩护，未能如愿。当时岸上盟军的决策是，组织一支只有3架轰炸机的小编队，在傍晚时分对日军登陆船队实施攻击，原本就非常稀缺的10架战斗机要为这些轰炸机护航。这一计划空军并未通知海军，连赫尔弗里希都不清楚，更不要说是多尔曼了。此时再埋怨美、英、澳已无任何道理，所有事儿都是荷兰人说了算——盟军拙劣的作战联络由此可见一斑。

为日军登陆船队提供护航的，同样是一支强大的水上力量。战术总指挥为第五战队司令官高木武雄，麾下有“那智”号、“羽黑”号两艘重巡洋舰。第二水雷战队司令官田中赖三少将坐镇“神通”号轻巡洋舰，身后跟着8艘驱逐舰。它们分别是涩谷紫郎大佐第十六驱逐舰中队的“时津风”号、“天津风”号、“雪风”号和“初风”号，小西要人大佐第七驱逐舰中队的“涟”号、“潮”号，此外还有第二十四驱逐舰中队的“山风”号和“江风”号。日本海军“三大祥瑞”之一“雪风”号驱逐舰此时已经登场亮相。

与登陆船队同行的还有西村祥治的第四水雷战队，包括“那珂”号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分别是第九驱逐舰中队佐藤康夫的“朝云”号、“峰云”号，第二驱逐舰中队橘正雄的“村雨”号、“五月雨”号、“夕立”号、“春雨”号。

仅从数字上看，盟军有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日军则是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双方可谓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但实际上，日舰大多是服役不久的新舰，舰型统一，训练充足，相互之间协同良好。而盟军舰只大部分舰龄较长，长期缺乏必要的维护，很多舰只在之前遭遇过空袭，属于带伤上阵。盟军最大的缺陷是舰只分属不同国家，指挥上存在诸多障碍。如多尔曼发给美国军舰的命令，要首先发给“休斯敦”号，再由它转达给下属各驱逐舰。不同国别的舰只之间没有统一的信号手册和旗语通信规则。这一缺陷只有在多尔曼身边配备了英、美、澳信号兵才得到部分解决。后来由于探照灯在战斗中受损，手操信号灯竟成了唯一的联络工具！

盟军又一重大缺陷是配合生疏。参战舰艇战前才凑在一起。如“珀斯”号是2月24日才到达丹戎不碌的。突击编队一直到2月初才匆忙成立，当时战争已进行了近两个月。其间，日军不断对主要军港泗水进行轰炸，仓促应战，突击编队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联合演习，到后来竟然狼狈到连一片可供演习的安全水域都找不到了。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战场，缺乏密切配合将带来致命的恶果。

“休斯敦”号上一位年轻的美军上尉触景生情，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支舰队犹如十几位都挂头牌的音乐明星，没有经过一次练习就一起奏响了《圣母颂》。”——上尉先生少说了一点，这支“乐队”指挥的手势并不是每个乐手都看得懂的。

从火力上比较，盟军的两艘重巡洋舰有203毫米主炮12门。本来“休斯敦”号是三联装9门主炮，但在数日前遭遇空袭，后主炮被严重损坏，无法使用。对面的日军拥有同样口径的主炮20门。作为水面舰艇作战的另一利器鱼雷，日军更占据绝对优势。日军合计有146根609毫米鱼雷发射管，而盟军只有95根533毫米发射管。

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有两大武器对盟军具有绝对优势。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零式战斗机，另一个就是被称作“决胜武器”的长矛鱼雷，即直径609毫米的93型鱼雷。这种鱼雷最大的特点是航程远，49节航速时航程可达20000米，40节时32000米，36节时40000米。第二个特点是行迹诡异。这种鱼雷以液氧作为助燃剂，在水面上航行几乎不冒泡，很难发现它的航迹。早在1937年，德国魏尔海军手册就曾提到过这种鱼雷，却并未引起盟军的足够重视。爪哇海战是长矛鱼雷第一次在实战中亮相，使其攻击更具突然性。与之相比，英、美鱼雷速度在32节时航程只有8000米。

要强调的是，日军几艘巡洋舰上都携带了水上飞机，在随后的作战过程中异常活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盟军舰队除了主动解除舰上的航空武器，不可能指望得到任何岸基飞机的支持。这对航空专家多尔曼来说，确实是一种悲哀。

日军存在的唯一软肋，是高木舰队需要保护众多被称作“海上羔羊”的运输船，在战斗中无法恣意发挥。

身材矮胖、背稍佝偻的多尔曼，于1889年4月23日出生于荷兰的乌得勒支，17岁进入登赫尔德荷兰皇家海军学院学习，1910年8月毕业后成为一名海军军官，曾在远东及荷兰本土的多艘舰艇上服役。一战期间，他曾在海军航空大队服役，1921年又在海牙海军参谋学院参谋班深造，随后在荷兰海军部、海军参谋部等重要部门任职，担任过多艘驱逐舰、巡洋舰的舰长，海上阅历丰富。多尔曼曾深度参与了荷兰海军航空兵的建设，是荷兰海军中不可多得的航空战专家。1938年8月17日至1940年5月16日，他曾在荷属东印度担任荷兰皇家海军航空兵指挥官，后升任荷兰东印度群岛舰队司令，获海军少将军衔。到1942年，多尔曼已在荷兰皇家海军服役36年。

有着丰富空中飞行经历的多尔曼无疑具有“航空头脑”，也意识到空中侦察的重要性。在随后的战斗中，多尔曼曾多次要求赫尔弗里希派出空军支援，均无结果。在2月26日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多尔曼曾对泗水的海军指挥官说，衷心希望突击编队能够得到来自空中的情报和支援。然而事与愿违，那里根本就没几架可供使用的飞机。

高木武雄同样是日本海军一位赫赫有名的悍将。高木于1892年1月25日出生于福岛，1911年7月在“海兵”第三十九期148人中以第十七位毕业，同学中就有我们熟悉的伊藤整一、阿部弘毅、冈敬纯、角田觉治、原忠一等人。幼年时期高木就以头脑明晰著称，是同期生中最年轻的海军少尉。高木毕业后曾在多艘舰艇上服役，后进入海军水雷学校深造，并于1921年7月成为海军潜水学校的高级教官。1923年12月，高木再入海军大学学习。统算起来，高木在潜艇部队服役时间长达13年，是日本海军久负盛名的潜艇专家。1931年12月，高木出任海军大学教官，当时和近藤信竹、小泽治三郎、山口多闻、宇垣缠都是同事。随后高木再次来到海上，先后任轻巡洋舰“长良”号、重巡洋舰“高雄”号、战列舰“陆奥”号舰长。要知道，彼时“长门”号尚未服役，“陆奥”号当时是联合舰队的旗舰，可见高木在日本海军中的地位。1938年11月15日，高木晋升少将，接替同学伊藤整一出任第二舰队参谋长。战争前夕，1941年9月6日，高木受命出任第五战队司令官。

从最终结局来看，高木和他的对手多尔曼都属于战争中的悲剧人物。多尔曼马上就要在爪哇海战中战死，高木也仅仅多活了两年而已。两人都曾有逃生的机会，但都主动放弃。1944年7月8日，高木死于对美军的自杀式冲锋，届时详叙。

战斗打响之前，日军对盟军的战术判断出现了偏差。上午，10时20分，西村收到的情报显示，盟军5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位于登陆船队正前方，他随即弹飞了“那珂”号的一架水上飞机，同时下令运输船队折向西方，避开来势汹汹的盟军舰队。11时，高木也收到了上述情报，同样在11时37分弹飞了“那智”号的一架侦察机。12时35分，“那智”号侦察机发回信息，盟军舰队正在向东航行。仅仅一分钟后，该机又汇报盟军舰队转往南方。两封截然不同的电报让高木有点儿蒙圈儿。盟军舰队是前来阻击，还是试图逃跑？鉴于手中的舰船尚可应付可能出现的局面，高木认为登陆行动可以照常进行。13时40分，高木下令船队依然向预定登陆地点前进。

在这之前，担任护航的田中已经接到了侦察机发来的急电：“敌舰队位于泗水海面310度、63海里处，航向80度，航速12节。”由于当时盟军舰队正在向东航行，田中便错误地认为，“以巡洋舰为主力的敌海上部队受我舰队威压已成惊弓之鸟，正向泗水方面快速逃逸”，因此命令护航舰只继续向预定登陆地点开进。

爪哇岛已近在眼前，日本人甚至闻到了岛上的浓郁花香。大战当前，日军却掉以轻心，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日舰舰桥上，一众军官一边喝着甜茶，一边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看来这又是一次有惊无险的无趣航行。正当众人得意忘形之际，一盆冷水兜头泼下——日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敌舰回转，航向西北，速度18节，成单纵阵。”这预示着盟军舰队已经掉头朝着登陆船队杀将过来，此举完全出乎高木和田中的预料。稍显惊慌的高木立即命令运输船队迅速向北退避，同时下令作战舰艇快速驶向盟军舰队的前方，实施拦截。舰上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一众舰炮纷纷褪下了炮衣，气氛骤然间剑拔弩张！

两支不断接近的舰队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16时10分，田中旗舰“神通”号的瞭望哨惊呼，“前方海面发现敌军舰队”。仅仅两分钟后，英军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也发现了“神通”号，随即向多尔曼发出遇敌信号：“发现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数量不详，方位330度，速度18节，航向220度。”16时16分，西村舰队也发现了“伊莱克特拉”号。

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正是海上捕猎的绝佳机会。即将到来的战斗使所有人都目光炯炯。开战以来，尽管日本海军一路势如破竹，但那些“丰功伟绩”大多属于海军航空兵，无所事事的水面舰艇几乎要被遗忘了。可不是嘛，自对马海战以来，日本海军还没有真正打过一次大海战呢！

抛开训练质量，仅就训练强度而言，日本海军若自排第二，肯定没人敢自称第一。日本海军有一首反映训练的著名军歌《月月火水木金金》，日语里从星期日到下周星期六的叫法是“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月月火水木金金”的意思就是没了“日曜日”和“土曜日”，就是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间断训练——这是大正时期伊集院五郎海军元帅的发明。如此艰苦训练了数十年，终于到了投入实战的时候。

此时高木第五战队的主力——重巡洋舰“那智”号、“羽黑”号尚未抵达战场。田中和西村非常清楚，以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对阵盟军的重巡洋舰无异于以卵击石。人家用舰炮打你时，你踮着脚尖都够不到人家，只能以发射鱼雷去碰碰运气。明知不敌，但以勇猛著称的田中仍率所属日舰以“神通”号为首，成单纵阵列队于敌舰队和运输船队之间，誓死保卫登陆船队的安全。日舰上所有人都在翘首以盼，期待着“那智”号和“羽黑”号能尽快赶到战场。这一情景让老酒突然想起影视剧中的一个情节，“江洋大盗”呼啸而至，总镖头却恰恰不在，一众镖师只能拔出刀来绝望地围住镖车！

正在此时，瞭望台上一名士兵欣喜若狂地高声喊道：“看到桅杆了！”在遥远的水天相接之处，隐约看到数根越来越大的巡洋舰桅杆。待来舰逐渐驶近之后，日本人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不正是在照片上无数次见过的“德·鲁伊特”号的恰似史前怪物般高大而特异的桅杆吗？

“‘德·鲁伊特’号距我28000米，正迎面快速向我驶来！”海军上士岩田繁的嗓音中带着颤抖。

“啊！怎么办？如果没有‘那智’和‘羽黑’的支援，我大船队必将全军覆没！”尽管如此，16时16分，“逢敌必战”的田中还是命令“神通”号在16000米距离上向最近的英舰“伊莱克特拉”号率先开火，太平洋战场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水面舰艇对决拉开了帷幕。

日本人果然是名不虚传，“神通”号的炮火打得很准，第一轮超远距离炮击就形成了跨射。“伊莱克特拉”号和“朱庇特”号试图还击，但两艘驱逐舰的主炮只有120毫米，在如此远的距离上根本够不到敌人。两舰只好转向自己巡洋舰右侧躲避炮火，同时争取巡洋舰的炮火支援。

“那智”号上，高木和参谋长长泽浩对是否立即投入战斗还在踌躇，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运输船队。眼见田中不是敌人的对手，高木迅速下令高速逼近敌舰。在27000米距离上，长泽请求开炮，高木点头表示认可。“那智”和“羽黑”号的20门203毫米主炮立即发出了怒吼。虽然气势惊人，但两舰炮火准头欠佳，第一轮齐射只在盟军舰只前方2000米的水面上激起了一串串冲天水柱。

多尔曼当即下令还击。这种远距离的炮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鼓舞士气，用一个围棋术语就叫“气和”，双方舰船都未进入彼此的理想射程。别说驱逐舰，就连轻巡洋舰上的舰炮都打不到那么远。16时20分，盟军两艘重巡洋舰“休斯敦”号、“埃克塞特”号的12门203毫米炮开始还击，目标直指25000米处高木的旗舰“那智”号。1分钟后，“休斯敦”号用红色染料标记弹着点的一发炮弹几乎击中了“那智”号，炮弹溅起的水花染红了高木的白色军衣，吓得这位潜艇专家乌龟一缩头。

两支舰队均在高速机动，重巡洋舰保持25000米左右的距离。几艘轻巡洋舰和众多驱逐舰只能干着急，眼巴巴看着4艘重巡洋舰拼命互射。

随着双方距离不断接近，盟军轻巡洋舰很快就能开炮射击。日军驱逐舰利用航速优势，向前快速航行欲占据有利阵位发射鱼雷。日舰这一行动迫使多尔曼再次下令向左转向。此时盟军舰队速度约27节，此乃受“科顿纳尔”号最大速度拖累。

日舰行驶速度极快，显然过不了多久，就将越过盟军舰队的前方，完成所谓的“T字形迂回”。完成这一古典战术之后，高木就能利用舷侧所有火炮射击盟军舰只，而盟军只能以前主炮进行还击。经验丰富的多尔曼立即识破了高木的战术意图，他在16时21分下令舰队向西转20度改航向为295度。6分钟后，日舰纵队也向西转，双方仍然保持平行。由于日舰具有速度优势，2分钟后，多尔曼再次下令向西转取航向248度，以避免日军占领T字阵头。高木随即也跟着转弯，两支舰队几乎平行高速朝西行驶，同时不断向对方开炮。其间，在16时31分，日军一颗203毫米炮弹击中了“德·鲁伊特”号。所幸那不过是一颗哑弹，只是在多尔曼旗舰的船舱上打出了一个大洞而已。

就在几艘重巡洋舰拼命炮击的同时，田中和西村也带领轻巡洋舰以及众多的驱逐舰抢占有利阵位开始了鱼雷攻击。16时34分，不断逼近盟军舰队的西村旗舰“那珂”号率先在14000米距离发射了4条鱼雷。1分钟后，田中旗舰“神通”号也射出了4条鱼雷。此后5分钟内，西村背后的6艘驱逐舰一股脑儿射出了23条“长矛”，“羽黑”号也发射了8条鱼雷。由于西村舰队发射鱼雷时过于突前，已经进入对方有效打击范围，盟军所有巡洋舰、驱逐舰纷纷向着它们开火。识时务者为俊杰，识相的西村舰队在发射完鱼雷后立即释放烟幕，转向西北方向躲避。

多尔曼少将临危不惧，率领舰队突然向外做了一个90度大回转，同时释放浓浓烟幕。这一大胆而巧妙的规避动作挽救了盟军舰队，使得日军射出的鱼雷全部落空。日“天津风”号舰长无奈地惊叹道：“今天敌军所采用的鱼雷规避运动，和过去我联合舰队演习时名将大谷幸四郎所采用的方法完全相同。敌人在闪避鱼雷的运动中释放烟幕，巧妙阻挡了我方的炮击。且我第五战队始终以远距离炮战与敌周旋，枉费弹药，毫无战果。综合来说，这无疑是我方的失败。”

此情此景，连英舰“埃克塞特”号舰长戈登上校也禁不住击节赞叹：“多尔曼少将的指挥艺术是高明的！”

17时04分，激战中的高木接到运输船队遭遇空袭的报告。16时45分，在8架“水牛”式战斗机的护航下，盟军第二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九十一中队的3架A-24俯冲轰炸机，对日军运输船队实施了攻击。3架飞机投下了一颗300公斤和两颗250公斤炸弹，整个攻击过程仅仅持续两分钟，战果为零。参与攻击的战机很快被赶到战场的日机悉数击落。早知如此，还不如让它们去支援多尔曼舰队的作战呢。

主战场上，双方水面舰艇仍然在25000米的远距离上进行对射，命中率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双方的发炮频率都不低，“休斯敦”号主炮频率是每分钟5～6发，日舰频率也大致如此。由于有侦察机校射，日军命中率稍稍高于对方。其间日重巡洋舰发射的炮弹曾有多次命中记录，“德·鲁伊特”号在16时53分再次被命中一发203毫米炮弹，所幸仍是一颗哑弹，并未对盟军旗舰造成实质性损害。其间“爪哇”号也挨了一颗哑弹，损伤轻微。盟军瞭望哨观察到日舰也曾被击中，但日军随后的战报中并未提及被命中的情况。

盟军舰艇逐渐转向，再次接近日舰。17时05分，日军一颗近失弹使“埃克塞特”号受轻伤，紧接着“休斯敦”号也被一颗哑弹命中。至此，盟军的运气似乎很好，被命中的炮弹均未爆炸。

仅3分钟后，厄运降临，“那智”号在17时08分完成了战斗中最致命的一次发射，一颗203毫米炮弹准确命中了“埃克塞特”号，炮弹穿过锅炉舱的通风装置在舱内爆炸，14名水兵当场阵亡，8个锅炉有6个丧失功能。这艘失去大部分速度的主力重巡洋舰带着熊熊大火向左偏转驶出编队，盟军攻击力瞬间骤减。“埃克塞特”号受损退出战列，使盟军的战斗前景更加绝望，现在只剩下“休斯敦”号的6门主炮和敌人的20门炮进行对抗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由于紧跟在旗舰后边的“埃克塞特”号兼负传达命令的功能，它的突然转向导致跟在后边的“休斯敦”号、“珀斯”号、“爪哇”号相继转身，彻底打乱了盟军的作战阵形。只剩下“德·鲁伊特”号还保持原来的航向和速度。巡洋舰的突然转向，搅乱了正以单纵队朝巡洋舰编队左舷正横方向行驶的驱逐舰队形。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高木大喜过望，他立即下令借混乱再次发起鱼雷攻击。17时13分，“羽黑”号的一条鱼雷命中了盟军队列中速度最慢的“科顿纳尔”号驱逐舰右舷。“长矛”鱼雷绝非浪得虚名，右舷的剧烈爆炸将这艘驱逐舰活活炸成两截。仅仅90秒后，荷兰驱逐舰就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科顿纳尔”号突然爆炸沉没，使盟军终于发现了水中穿梭的无数条鱼雷，随即各舰独自采取的规避动作更加剧了队形的混乱。日军观察到盟军舰只周围出现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爆炸，有人认为是自己发射的鱼雷命中了敌舰，也有人认为是触发了水雷。真实情况是，日军尚未经过实战检验的“长矛”鱼雷有些提前发生了爆炸。

这些爆炸同样被盟军舰只察觉。由于之前对日军的“长矛”鱼雷一无所知，盟军猜测附近水域很可能有日军潜艇出没。“约翰·爱德华兹”号声称发现了敌军潜艇伸出水面的潜望镜，“威特·德·威思”号甚至因此扔下了数颗深水炸弹。一份美国官方记叙这次战斗的文章中关于日方鱼雷的说法是：“有些鱼雷无疑是敌方巡洋舰和驱逐舰发射的，很显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敌潜艇群。”事实上，这一海域当时并无日军的潜艇出没。

一系列莫名其妙的爆炸吓坏了盟军，同样也唬住了高木，对他下决心结束昼间作战向北撤退起到了关键作用。高木认为，那些爆炸很可能由水雷引发，他担心自己的舰队会贸然闯进盟军事先布下的水雷阵。

战斗似乎打得颇为热闹，可双方第一阶段炮战取得的战绩只能用“惨淡”来形容。日军共发射了1271发203毫米炮弹和141发140毫米炮弹，外加43条“长矛”鱼雷，取得的战绩是1条鱼雷命中，203毫米炮弹4发命中，140毫米炮弹全部落空。盟军几乎无任何命中记录。

到17时25分，多尔曼慢慢稳住了局势。除重伤的“埃克塞特”号外，其余巡洋舰逐渐重新排好了阵形。舰艇次序稍有改变，“德·鲁伊特”号依然位于先导位置，随后是“珀斯”号和“休斯敦”号，最后是“爪哇”号。紧跟巡洋舰身后的是4艘美国驱逐舰。多尔曼发出“所有舰只——跟我进攻”的信号，并下令英军驱逐舰进行反击。此时由于舰艇过于分散，执行这样的任务非常困难。为掩护失去速度的“埃克塞特”号，英军驱逐舰突前施放烟幕，使得本就凌乱不堪的战场更加混乱。

身受重伤的“埃克塞特”号在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护卫下，以5节的速度缓慢向泗水返航。看到敌舰踉踉跄跄欲脱离战场，高木立即命令西村和田中舰队前往追击，试图一举了结该舰。尽管实力悬殊，英舰“伊莱克特拉”号、“朱庇特”号仍勇敢冲向敌舰，试图掩护“埃克塞特”号全身而退。

日舰再次发起鱼雷攻击，首选目标为行动迟缓的“埃克塞特”号。17时48分，“羽黑”号在6分钟内连续发射了8条鱼雷。17时50分，“那珂”号在18000米距离上发射了4条鱼雷，“神通”号在19000米距离上又射出了4条。在17时57分后的5分钟内，田中的驱逐舰在14000米距离发射了剩余的全部鱼雷。这还不算结束，田中射完，西村登场。从18时4分开始，西村舰队各舰除“峰云”号外纷纷发射鱼雷。可笑的是，日军此轮射出的92条鱼雷依然全部落空。

此时，为掩护“埃克塞特”号撤退奋勇杀出的两艘英军驱逐舰与日军驱逐舰展开了近身肉搏。在马来海战中未能获得露脸机会的“伊莱克特拉”号表现神勇，几次齐射后，一发炮弹命中了“神通”号，导致日军1人死亡、4人受伤，之后的一发炮弹又击中了“朝云”号的轮机舱，造成日军5人死亡、19人受伤，受伤的“朝云”号很快失去动力。不过“朝云”号也绝不是吃素的，它发射的一发炮弹同样击中了“伊莱克特拉”号舰桥下方，另一发直接打进了左舷的2号锅炉，“伊莱克特拉”号同样丧失动力，只能在原地打转转，双方互相“KO”，都变成了半身不遂。其间，“伊莱克特拉”号还命中“时津风”号一发炮弹。

日舰“峰云”号也和突前的另一艘英舰“遭遇”号战在一处。眼见“伊莱克特拉”号失去动力，“峰云”号甩开“遭遇”号，径直抵前向“伊莱克特拉”号发射鱼雷。这次是近距离射击几乎静止的目标，终获命中。

18时16分，挨了数发炮弹和一条鱼雷的“伊莱克特拉”号终于支持不住了，心有不甘地缓缓沉入水中。别看只是一艘小小驱逐舰，可人家“伊莱克特拉”号的确是见过大世面的，它在英国海军中有着“扫把星”的雅称。1941年5月24日在丹麦海峡，“伊莱克特拉”号眼睁睁看着自己护卫的战列巡洋舰“胡德”号被德舰“俾斯麦”号击沉。两个月前在关丹海域，它又亲眼见证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悲剧，现在厄运终于降临到自己头上了。值得庆幸的是，第二天清晨，美军“SS-38”号潜艇经过这一水域，救起了该舰幸存的54名水兵。

在日本联合舰队同样有着类似的舰只，“三大祥瑞”之首的“雪风”号就参加了本次战斗。世界之奇妙在于很多现象无法用常理解释——很可能“伊莱克特拉”号在濒死之际将“扫把星”的魂魄附着在了“雪风”号身上，导致这艘驱逐舰在随后的岁月里克死了无数日军舰只。

18时整，多尔曼在发出“所有舰只——跟着我”的信号后开始转向。这一信号通常被理解为“我准备进攻，跟着我”，但这次含义完全不同。对战场形势做出冷静判断的多尔曼已经改变了之前以死相拼的想法。眼看无法冲破优势敌军的拦截，多尔曼打算采用迂回战术，在确定敌运输船队的位置后再发起攻击。

美军驱逐舰队指挥官宾福德中校认为，鱼雷攻击是掩护舰队撤退的最佳方式。18时10分，他指挥驱逐舰冲向敌舰，发起了鱼雷攻击。4艘美舰冒着日军的密集炮火在9000米距离上一口气发出了24条鱼雷，集中射向日舰中块头最大的“那智”号和“羽黑”号。美国军舰的勇气可嘉，但射术堪忧，所有鱼雷无一命中。18时30分，发射完鱼雷的4艘驱逐舰返回队列与主队会合。其间，澳舰“珀斯”号发射的一发炮弹命中了“羽黑”号的水上飞机弹射器，引发大火。有目击者称发现该舰徐徐下沉，其实“羽黑”号非但未沉，连战斗力也未受多大影响。

天色已晚。高木发现舰队的位置离泗水的灯塔越来越近，担心误入盟军的雷区或遭遇潜艇的水下攻击。他此行任务不是战斗而是护航，身后运输船队的安全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他决定一切等到天黑后再说。日本人对自己的夜战能力素来自信，高木认为夜战对己方更加有利，遂下令舰队向北航行。盟军就此失去了攻击目标。

第一阶段两个多小时的水面战斗暂时告一段落。其间，日军共发射203毫米炮弹1573发、140毫米炮弹191发、鱼雷135条，成绩差强人意。击沉盟军驱逐舰“科顿纳尔”号和“伊莱克特拉”号，重创重巡洋舰“埃塞克特”号，己方只有“朝云”号驱逐舰丧失了战斗力，其他舰艇虽有损伤，但均不影响继续作战。日军在战斗中逐渐占据上风。

相反，盟军不仅损失了2艘驱逐舰，也消耗了大量弹药。关键是作为绝对主力的“埃塞克特”号受伤退出战斗，还带走了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再次削弱了舰队的实力。还有一点，美军4艘驱逐舰的鱼雷均已用完，虽然它们装有声呐设施，可以承担反潜任务，但实际上已不能作为战斗舰艇使用，这几艘驱逐舰的燃油也开始告急。下一步战斗对盟军来说凶险异常。可以说，从“埃塞克特”号中炮那一刻起，这场看似势均力敌的水面对决大局已定。

就连多尔曼试图迂回攻击日军运输船队的战术意图也已无法实现。日军占有空中侦察优势，侦察机可以跟踪并随时报告盟军舰队的动向，高木可以据此及时做出调整。而多尔曼对日军的动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局势对己方极其不利，但这次战斗是为了保卫荷兰的最后领地，多尔曼必须义无反顾地发起决死攻击。18时30分，他再次发出“所有舰只——跟着我”的信号，带领剩余舰只返回战场。他依然试图迂回绕过高木护航舰队，寻隙对日军运输船队直接进行攻击。

现在最关键的是必须尽快找到日军运输船队的准确位置。18时57分，多尔曼给岸上的司令部发出了一份询问敌情的电报：“敌军向西撤退，我已失去攻击目标，不知敌运输舰现在在哪里。”

就在他发出这封电报的差不多时间，泗水的海军司令部正准备派出一架飞机前往侦察。19时左右，这架第十巡逻联队的“卡塔琳娜”式飞机从泗水起飞，55分钟后先飞临多尔曼舰队上空，之后继续向北飞行，前去搜索日军的运输船队。

令人惋惜的是，直到22时22分，这架侦察机终于在马威安岛西北海域发现了日军的运输船队，泗水的海军司令部一直到23时52分才收到侦察机发回的电报。这对多尔曼不啻为一个笑话。因为就在20分钟前，他的旗舰“德·鲁伊特”号连同“爪哇”号遭到日军鱼雷的致命打击，正在海面上苦苦挣扎。濒死之际的多尔曼终于知道了主要攻击目标的位置，可惜为时已晚。

相比多尔曼而言，高木的情况要好很多，起关键作用的是空中力量。盟军舰队的行踪一直被空中日军的侦察机获知并及时报告给高木。他们不时顺着盟军舰艇的航线投下照明弹，给高木指示盟军舰队的准确位置。日军战后的资料表明，当时空中的两架侦察机，一架来自“神通”号，另一架来自“那柯”号。

当时多尔曼舰队正在向北航行。18时46分，“神通”号侦察机向高木报告了盟军舰队的最新位置和航向。高木据此判断，多尔曼试图攻击的目标正是他重点保护的运输船队，他立即下令所有舰艇做好夜战准备。此时，刚刚经历了下午激战的三支舰队处于分散状态。田中舰队在偏北位置，大部分舰只正在重新装填鱼雷。高木的两艘重巡洋舰此刻停了下来，正在回收两架燃油耗尽的水上飞机。西村舰队情况稍好，各舰也在装填鱼雷。高木下令所有舰只迅速集中，拦在敌舰队和运输船队之间。等待他们的注定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19时32分，“那珂”号再次发现了12000米外的盟军舰队。此时，高木和西村舰队尚未完全做好准备，见势不妙的田中立即带领舰队冲到高木舰队和盟军舰队之间，为两艘重巡洋舰迅速启动、高速投入战斗争取时间。19时33分，“珀斯”号和“休斯敦”号先后开火，“神通”号借机释放了4条鱼雷，发射鱼雷的闪光使得“珀斯”号紧急规避。田中借机边释放烟幕边加速向西北方向撤退，双方再次失去了攻击目标。

面对日军强大的护航舰队，多尔曼意识到仅凭硬碰硬无法突破敌舰的重重拦截，也就无法靠近并打击敌军运输船队，相反自己倒有可能被敌优势兵力全歼。20时，多尔曼下令舰队向东行驶，然后向南驶向爪哇岛海岸，仍然试图从侧面迂回打击日军的运输船队。

21时，盟军舰队到达爪哇岛北岸。此时，4艘美军驱逐舰燃料告急。由于“休斯敦”号通信系统在之前的战斗中遭到破坏，宾福德中校只好向泗水基地发电告知这一情况，然后再由岸上发电告知多尔曼。无奈的多尔曼只好下令4艘美舰返航。宾福德没有执行多尔曼“到巴达维亚装载鱼雷”的命令，那里实在太远了，他现在急需到泗水港补充燃油。

4艘驱逐舰的离去再次大大削弱了盟军舰队的实力。人倒霉鬼吹灯，放屁砸伤脚后跟。21时23分，噩耗再次传来，荷兰布雷舰“高登·莱乌”号此前布下的雷区让自己人遭了殃。驱逐舰“朱庇特”号突然发生剧烈爆炸，随后发出“我舰遭到鱼雷攻击”的最后一次呼叫。在苦苦挣扎了4个小时之后，这艘倒霉的驱逐舰最终消失在海面上。

可以肯定，导致“朱庇特”号沉没的绝对不是鱼雷，因为附近海域并没有日军的舰只，战后日军对此也毫无记录。驱逐舰触发的只能是自己人事先布下的水雷。

现在再主动寻敌进攻几乎跟自杀没什么两样了——后来美国战史学家莫里森少将也形象地将盟军舰队此时的举动形容为“自杀性攻击”。22时，航行中的盟军舰队偶然发现了白天沉没的驱逐舰“科顿纳尔”号上的幸存者，多尔曼只好派出“遭遇”号前去救援。在救起“科顿纳尔”号150名船员中的113名幸存者之后，“遭遇”号独自返回了泗水军港。这艘英国驱逐舰燃油即将告罄，必须回到基地加油。

“科顿纳尔”号被救起的113人中并不包含舰长在内。两天之后，美军宾福特中校的办公室里突然闯进去一个仅穿着一条短裤的怪人。吓了一跳的宾福特以为大白天遇见鬼了，等那人开口说话时他才认出，原来他就是两天前沉没的“科顿纳尔”号舰长。

21时20分，一直盘旋在多尔曼头顶的那只“苍蝇”——它来自田中的“神通”号——终因燃油不足悻悻撤走。40分钟之后，接班的“那珂”号侦察机也油尽返航。22时，双方均失去了对方的准确位置。

此时，多尔曼仍在竭力寻找日军登陆船队的位置，之前飞临舰队上空的那架侦察机离去之后就没了消息。多尔曼身边只剩下“德·鲁伊特”号、“爪哇”号、“休斯敦”号和“珀斯”号这四艘巡洋舰，连一艘驱逐舰都没有了。那些舰只或战沉或离去，舰队完全失去了小型舰只的掩护。不仅如此，之前发生的激烈战斗消耗了各舰超过半数的弹药，盟舰的处境极其凶险。

但濒临绝境的多尔曼毫无退意，身边这支舰队是保卫爪哇岛最后可依赖的力量，他的职责就是尽一切可能找到日军登陆船队并予以歼灭。多尔曼已有了必死之念，他决心用一场以卵击石般的悲壮战斗去捍卫“海上马车夫”的最后荣誉。他在旗舰上再次打出了旗语“所有舰只——跟着我”！

23时02分，高木再次发现了多尔曼舰队。8分钟后，多尔曼也发现了15000米距离上的日军。已毫无退路的多尔曼立即下令开火，高木也在11分钟后开炮。双方的弹药消耗很大，船员的体力也到了极限，导致命中率依然不高。23时22分，“那智”号和“羽黑”号一口气射出了12条鱼雷。

盟军舰队的好运至此戛然而止。23时32分，“羽黑”号发射的一条鱼雷准确命中了“德·鲁伊特”号右舷，高炮室迅速燃起大火，肆虐的大火引爆了40毫米弹药库，连环爆炸导致甲板上血肉横飞。随后，军舰主机停止运行，电力丧失，熊熊燃烧的“德·鲁伊特”号成了暗夜中静止的一团火球。

“珀斯”号紧紧跟在“德·鲁伊特”号身后。舰上幸存的澳大利亚水兵曾回忆起当时的可怕情景，“旗舰在可怕的爆炸和灼热的热浪中变成了一个火球”，“珀斯”号不得不紧急左转，惊险万分地与“德·鲁伊特”号擦身而过。紧跟在后边的“休斯敦”号也赶紧转向，差点儿撞上了前边的“珀斯”号。

“德·鲁伊特”号的舰尾开始徐徐下沉。一直在指挥作战的多尔曼少将从舰桥上走了下来，甲板上到处都是阵亡官兵的尸体。幸存者开始集结，那些受伤的水兵也在同伴的搀扶下相继来到了甲板上。

多尔曼最后一次对自己的官兵讲话：“是弃舰的时候了，谢谢你们。你们做了你们应该做的一切，你们无愧于荷兰海军的光荣。”救生艇被放入水中，多尔曼挥手与那些已经登艇或即将登艇的官兵告别，自己和舰长拉康鲍尔上校却一直留在舰上。一名军官将救生衣递给他，多尔曼选择了拒绝：“谢谢，我不离舰。”远在欧洲的国土已经沦陷，不远处的这片土地也即将迎来新的征服者，和英国同行菲利普斯中将一样，多尔曼悲壮地选择了为自己的国家和军舰殉葬。

最后时刻，多尔曼向“休斯敦”号和“珀斯”号发出了信号，感谢他们的协力作战，并命令两舰尽快脱身向丹戎不碌撤退，不要去搭救那些落水的荷兰水兵。他清楚那样必然将导致全军覆没。在海面上挣扎了3个小时之后，2月28日凌晨2时30分，这艘装载着“海上马车夫”最后尊严的战舰带着多尔曼将军和344名船员沉入了海底。

1675年，荷兰海军名将德·鲁伊特奉命率领一支舰队前往地中海作战。当他向议会坦陈，自己的舰队过于弱小，恐难当此任时，有人语带讥讽地质问他是否因为年纪老迈才心生怯意。这位已经68岁的老将傲然回答道：“我毫不惧怕。即便你们只给我1艘船，我也照样会向敌人发起进攻，不惜以身犯险。”267年后，多尔曼和他的“德·鲁伊特”号以生命为代价践行了先辈许下的铮铮诺言。在之后的时日里，他那句“所有舰只——跟着我”的号令将激励无数盟军将士为取得最后胜利去浴血奋战。

为了纪念这位壮烈殉国的将军，二战之后，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为多尔曼塑造了雕像。荷兰海军也将从英国购入的一艘“巨人”级航母命名为“卡尔·多尔曼”号，作为荷兰海军的旗舰。1968年，该舰锅炉舱起火造成重大损伤，荷兰海军让它退役，转让给阿根廷。马岛战争中，那艘畏缩近海不敢出战的阿根廷航母——它以阿根廷国庆日重新命名为“五月二十五日”号——就是之前的荷兰航母“卡尔·多尔曼”号。要是勇猛的多尔曼少将泉下有知，估计能气得翻身坐起来。

60年后，一群英国探险者在爪哇海寻找“埃克塞特”号时，意外发现了“德·鲁伊特”号的残骸。这艘不屈的战舰静静地躺在69米深的水下，舰体上布满了岁月和大海留下的斑斑锈迹。此时在遥远的荷兰，又一艘同名战舰——“七省”级防空护卫舰“德·鲁伊特”号已经下水，正满怀信心地驶向大海，去继承先辈的骄傲与荣光。

书归正传。“德·鲁伊特”号中雷仅仅2分钟后，另一条鱼雷击中了“爪哇”号，这艘巡洋舰上刹那间火光冲天。23时50分至55分，“爪哇”号舰艏朝天向后倾斜沉入大海，512名船员随“爪哇”号一起长眠于“爪哇海”，也算实至名归。根据时间推算，击中“爪哇”号的鱼雷很可能是“那智”号发射的。

日本海军官兵云集在舰桥和甲板上，眺望远方海面上缓缓下沉的盟国军舰，就像观看节日的烟花表演一样。一个日军军官对此回忆道：“此时此刻的喜悦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爪哇海战中，盟军战沉舰船有着异乎寻常的人员死亡率，“德·鲁伊特”号为70％，“爪哇”号为96％，“休斯敦”号为65％，“伊莱克特拉”号为62％，“珀斯”号为55％，“科顿纳尔”号为37％。除了一些个性原因，如“爪哇”号下沉时发生了连环爆炸，“德·鲁伊特”号弹药库爆炸造成大批伤亡外，还有一个共性因素，盟军舰员体力早已消耗殆尽，落水者根本无力保护自己，只能任由生命被海水无情吞噬。

此外还有一个人为因素。2月28日清晨6时19分，荷兰医疗船“奥普·坦·诺特”号奉命前往“德·鲁伊特”号、“爪哇”号、“科顿纳尔”号等舰沉没的海域实施救援。14时40分，在马威安岛以南65公里处，医疗船被日军驱逐舰“天津风”号和“村雨”号拦住，随后被下令驶往马威安岛北岸进行检查。舰上无线电设备被捣毁，两天之后才准许在日军舰船带领下驶往马辰。

盟军舰队接连遭受致命打击。就在高木欲趁此良机将盟军仅存的两艘巡洋舰一网打尽之时，天空忽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珀斯”号、“休斯敦”号获得了绝佳的逃生机会。接替多尔曼担任舰队指挥的“珀斯”号舰长海古特·沃勒尔上校带领两舰以28节的高速迅速逃匿，撤向西南方向的丹戎不碌港。

高木立即下令对“帕斯”号和“休斯敦”号进行追击，但他将两舰逃跑的方向判断错了。日军向东南方向追击，肯定追不上逃向西南方向的两艘盟军巡洋舰。长达7个小时的爪哇海战至此落下了帷幕。

在距丹戎不碌尚有100公里时，两艘盟军巡洋舰再一次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沃勒尔上校立即致电海军司令部请求空中支援。这次还真不错，它们在3架“飓风”战斗机的护航下安全返回军港。

在爪哇海战中，盟军被击沉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巡洋舰1艘受重伤。日军巡洋舰、驱逐舰多艘受伤，但无一沉没。经此一战，盟军赖以保卫爪哇岛的最后海上力量趋于崩溃，再也无力扭转败局。多尔曼和无数盟军将士用生命换取的代价，仅仅使日军登陆行动比预定计划推迟了一天。加上盟军之前已完全丧失了制空权，未来的陆上作战因此变得毫无悬念。

对盟军来说，堪称悲壮的爪哇海战本就是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斗。除了直接参加战斗的高木、田中、西村舰队，近藤信竹率领的“金刚”号、“榛名”号战列舰已经来到了爪哇海。之后不久，南云忠一的4艘主力航母以及“比叡”号、“雾岛”号快速战列舰也将抵达战场。真到那个时候，高木等人不一定能捞到出手的机会。

爪哇海战惨败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舰队司令官金上将无奈地说：“这场雄伟的爪哇海战就这样结束了。这是盟军全体官兵尽最大努力，以自己所有的武器与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海战。”

与沮丧的金上将相反，日军一篇战地报道在描写这场海战的最后镜头时如此大肆渲染道：“在广阔的泗水海面上，已无敌踪。官兵们像演习结束时那样从容镇定，那因彻夜激战充满血丝的双眼闪烁着欣喜的光辉。如此巨大的辉煌战果完全是天佑神助！”

消息传到东京，资深海军大将山梨胜之进的话更加简洁：“这就是命运！”

开战以来，取得“辉煌”战绩的无一例外是联合舰队的海军航空兵。爪哇海战虽然打得不算出色，但毕竟最终取得全胜，也算为众多被国人寄予厚望的水面舰艇争回了一点儿面子。虽然在宣传上极尽溢美之词，但日军水面舰艇在战役中的表现远远不能让东京满意。

首先，命中率低下。第五战队“那智”号和“羽黑”号各带有2000发203毫米炮弹和24条鱼雷，战斗结束时“那智”号还剩70发炮弹和4条鱼雷，“羽黑”号剩90发炮弹和4条鱼雷，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尴尬地步。但多尔曼舰队被第五战队击中的只有3条鱼雷和4颗炮弹，其中还有3颗哑弹，只有击中“埃克塞特”号的那颗炮弹炸响了。整个作战过程中，日军共发射鱼雷188条，命中目标的仅仅4条，命中率是可怜的2.1％。相比海军航空兵的高效率来说，如此糟糕的成绩简直都不好意思拿出去显摆。

其次，一直被东京寄予厚望的“长矛”鱼雷在实战中的表现也让人大跌眼镜。研发93式氧气鱼雷时，舰艇发射鱼雷时的速度一般低于30节，而战斗现场的速度都在34节左右，当时这种鱼雷装备的导航陀螺仪无法忍受34节高速，导致一些鱼雷刚打出去导航仪就被震坏，接着就漫无目标地在海上乱窜。鱼雷引信也过于敏感，遭遇风浪或水压变化时就会提前爆炸。从理念上讲，日本海军过分强调鱼雷射程。鱼雷本身属于近战武器，过大的射程纯属多余。“长矛”鱼雷在36节时射程为40000米，跑完这段距离大约需要40分钟，对手会停在那里等半个多小时让你来炸吗？爪哇海战中，日军大部分鱼雷在10000米以上的距离发射，自然无法取得较高的命中率。实际在爪哇海战中命中对手的4条鱼雷都属于近距离发射。

获得全胜的高木、田中等人并未成为此役的大功臣。海战结束后，两人受到海军上下的一致指责，理由是缺乏战意。这种指责有一定道理，因为战斗中两位将领莫名其妙地始终和盟军舰队保持着20000米以上的距离，始终不敢和那支无法密切配合的杂牌舰队展开近身搏斗。高木甚至异想天开要在20000米距离上摆“T”字阵法，根本没有考虑这种阵法需要的合理距离。如果不是多尔曼打死都不走的顽强精神，盟军舰队可能早逃得无影无踪了。

对这种指责，老酒窃以为纯属吹毛求疵。高木和田中缺乏战意不假，但两人的终极目标是将东路日军陆战部队安全送上陆地，他们以保护运输船队为核心的作战应该说无可厚非。我们仍拿镖局护镖做比较，你即使把劫镖的强盗全都打死，但镖银如果被劫走，在战术和战略上都不能算作成功。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艘叫“德·鲁伊特”的荷兰军舰访问了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德·鲁伊特”号在几艘印尼军舰陪同下驶进了波光粼粼的爪哇海。

“到地方了。”舰上水兵在仔细勘察了方位之后说。

水兵们抬出一个巨大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在爪哇海战中壮烈殉国的荷兰官兵永垂不朽！下边落款是荷兰女王、政府和海军部。花圈随即被抛入大海，军舰拉响了长长的汽笛，围着花圈转了三周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缓缓离去。

在静谧的海底，那艘同样叫“德·鲁伊特”号的军舰连同多尔曼和无数长眠于此的水兵，你们听到了吗？

绝望的奔逃

盟军舰队在爪哇海上的顽强抵抗以惨败告终。此时在爪哇岛上，令人无比尴尬的一幕标志着联合海军司令部已经名存实亡。

英军舰队司令——那位曾经的“Z舰队”的参谋长帕里泽少将找到了赫尔弗里希，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告诉这位名义上的联军司令官：“我奉本国海军部指示，要我在认为继续抵抗已属徒劳的情况下撤走我国剩余的所有舰只。本人认为，这一时刻已经到来。”

“难道你不知道你现在仍然要执行我的命令？”赫尔弗里希提出了抗议。

“我当然明白。不过在这件关系重大的事情上，我只能按我认为是我应尽的职责去做。”帕里泽回答得毫不含糊。

哈特上将“称病”离开爪哇岛后，美军舰队指挥官由格拉斯福德少将接任。他对荷兰人的境况表示同情，也对英国同行的行为表示理解。不过他依然向赫尔弗里希保证，他本人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不管您给我什么命令，我们都会立即遵照执行。”

然而，赫尔弗里希再也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命令可以下达了，中将觉得自己瞬间变成了一个毫无经验的海军少尉——比老酒的预备役中尉还要低半级。在对美国人愿意提供帮助表示感谢之后，赫尔弗里希发出了一声长叹：“去命令你的舰只开往澳大利亚吧。”至于帕里泽，赫尔弗里希请他自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也算对两位司令官言辞的报应，美国人的舰艇最后幸运冲出了日军包围圈，而英国人的舰只只能折戟沉海。

战后，赫尔弗里希在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们必须自己保护自己，以对付一个十分强大的敌人，依赖同盟国的援助是靠不住的。”真乃肺腑之言！

爪哇海战惨败的消息传到海军司令部，现在残存舰只还不逃跑几乎与等死无异了。2月28日拂晓，赫尔弗里希无奈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所有舰只火速经巽他海峡、龙目海峡或巴厘海峡分别向锡兰和澳大利亚方向择路突围。留下来是死路一条，门口又堵着那么一群凶神，这一绝望情景，让老酒想起了《笑傲江湖》中被青城派层层包围的福威镖局。

3月1日，随着美、英海军指挥官的相继离去，盟军海军司令部彻底宣告解散。赫尔弗里希也将在随后乘飞机逃往科伦坡。

28日13时，在激战中侥幸脱身的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和澳大利亚轻巡洋舰“珀斯”号在3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安全返回了丹戎不碌基地。港内已经一片狼藉，“珀斯”号的一名澳大利亚水兵用“死气沉沉”来形容此时的军港。抵港后，沃勒尔上校立即向赫尔弗里希汇报了爪哇海战的详细过程。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仅仅半小时之后，又有一艘舰驶入港内，它是荷兰驱逐舰“艾弗森”号。这艘倒霉的军舰在随西路舰队逃往锡兰的途中遭遇暴风雨，和大队人马失去联系，只好原路返回。不过既然回来了，也就再没机会全身而退了。

在前一天的海战中，两艘盟军巡洋舰消耗了大量弹药。此时“珀斯”号每门主炮仅剩下20发152毫米炮弹，合计160发。“休斯敦”号每门主炮还剩50发203毫米炮弹，合计300发。比弹药更缺的是燃料。在丹戎不碌基地，他们只找到了1000吨燃油，这还是荷兰人为自己留的小金库——远东最大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竟然混到了这个份儿上，简直惨到姥姥家了。

不管怎么说，人家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都是大老远跑来给你打工，工钱不给，总要管个饭吧。经过交涉，“珀斯”号总算补充了300吨燃油，“休斯敦”号加的油只够单程跑到澳大利亚。至于主炮炮弹，实在不好意思，连一发都没。好在“珀斯”号总算弄到了一些100毫米炮弹。吃不饱饭，还没子弹，这仗还怎么打？

对于回到港内的这三艘军舰来说，留在这里只是等着挨炸，最终必将是死路一条，冒死突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赫尔弗里希下令几艘战舰前往南方的芝拉扎军港。往芝拉扎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东边的龙目海峡，另一条是西边的巽他海峡。28日15时，盟军空军侦察报告显示，目前巽他海峡畅通无阻。19时，“珀斯”号和“休斯敦”号驶出了丹戎不碌港。20时45分，“艾弗森”号也随后独自出发。

侦察机发回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此时，由原显三郎护航的运载第十六军主力的运输船队已经抵达巽他海峡入口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今村去找小泽求助的那一情节。此时如果只有原显三郎原来的那些护航舰只，面对盟军一重一轻两艘巡洋舰，原显三郎单薄的海军力量只能发起自杀冲锋了，那些低速的日军运输船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多亏了小泽治三郎慷慨相助，日军护航力量已足以对付两艘几乎弹尽粮绝的盟军巡洋舰。为西路运输船队护航的日军舰只包括：原显三郎的旗舰“名取”号轻巡洋舰；崎山释夫的第七战队第二分队，下辖重巡洋舰“最上”号、“三隈”号以及驱逐舰“敷波”号；庄司喜一郎的第十一驱逐舰中队，下辖驱逐舰“白雪”号、“初雪”号、“吹雪”号；野间口兼知的第五驱逐舰中队，下辖“春风”号、“旗风”号、“朝风”号；小川莚喜的第十二驱逐舰中队，下辖“白云”号、“丛云”号。

除上述舰只，由栗田健男率领的第七战队第一分队就在附近海面游弋，随时提供支援。栗田手里有重巡洋舰“铃谷”号和“熊野”号。说实在话，即使“休斯敦”号完好无损，与日军任何一艘重巡洋舰单挑都不一定能占得上风。

众多运输船中，“龙城丸”负责运送第十六军司令部。临行之前，今村像山下奉文一样对全军官兵做了堪称悲壮的战斗动员：“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本人会和将士们一起冲在第一线。如果本司令官不幸沉入水中淹死，将由第二师团丸山师团长代替本人指挥。如果师团长淹死在海里，下一级军官自动升任师团长，直至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反复提到掉在海里淹死，说明今村对海军的护航仍然一百个不放心。

话还真是不能乱说，今村竟然一语成谶，后来他果真掉进了海里。不过他运气不错，在海里漂浮了几小时后游水上岸。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送他下海游泳的竟然是日军舰艇发射的鱼雷。

当夜天气晴朗，已经在海上长途跋涉5000公里的运输船队即将到达目的地，想象中的危机并未出现，连盟军舰只的毛都没看见一根。那边依稀可见爪哇岛的轮廓，几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在“龙城丸”甲板上，今村的副官田中中尉不无得意地说：“全军上下都颇感失望，看起来这次登陆行动将兵不血刃取得成功。”开战以来，四面八方传来的好消息实在太多了，田中觉得盟军简直不堪一击，此行也必将是有惊无险。早知如此，让司令官觍着脸去找寺内和小泽又是何必？

对于缺油少弹的两艘盟军巡洋舰来说，能够全身而退的所有希望，只能寄托于逃跑途中不被日军发现。舰队一旦进入敌人的视野，就只剩下投降和死亡两条路可走。月白风清，徐徐微风吹在脸上，让人觉得暖洋洋的，海面上寂静无声。谁也未曾料到，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已经悄然临近。

28日22时39分，日驱逐舰“吹雪”号在远方10000米距离发现了两个黑乎乎的大家伙，正若无其事地缓缓驶来，速度22节。舰长立即将发现不明舰只的消息上报原显三郎，之后远远尾随进行跟踪。

23时，两艘盟军巡洋舰也发现正前方海面出现了一些不明国籍的船只。鉴于先前侦察机发回的报告，这一带并没有敌军的海上力量。两位舰长判断，那些船只很可能是荷兰的巡逻艇。“珀斯”号舰长沃勒尔上校主动向对方发出了验证信号。在发出一阵莫名其妙的信号后，那些不明身份的船只立即释放烟幕快速逃跑。上校不由得心中一凉，对面无疑是日军的舰队，吾命休矣！

狭路相逢，现在只有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了。23时15分，两艘盟军巡洋舰率先开火。所有日舰逐渐围拢过来，尾随在后的“吹雪”号一口气打出了9条鱼雷和16发炮弹，依然无一命中。随后混乱的20分钟炮战，看似热闹非凡，也偶有命中。23时26分，一发炮弹在“珀斯”号前烟囱处爆炸，炸飞了舰上一艘救生艇，但并未对其战斗力造成重大影响。

盟军并不知道前面那些运输船上运载的是第十六军主力。事后“珀斯”号的一名幸存者报告说：“无法估计我们遇到的是敌人的哪一部分。在整个过程中，只看到有无数驱逐舰朝着我们开火。”一位舰桥上的军官声称：“远处看见大量舰只拥挤在一起，很可能是敌人的运输船。”

23时38分，由于舰只逐渐接近了潘姜岛，为避免搁浅，沃勒尔上校下令转向东北。前方海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日军运输船。

日军包围圈正逐渐形成并不断收紧。“白雪”号和“吹雪”号在23时40分再次发起鱼雷攻击，盟军两舰冒着密集的炮火抵近到3500米，一口气打出了18条鱼雷。“珀斯”号的一发152毫米炮弹击中了“白雪”号舰桥，导致日军1人死亡、11人受伤，盟军炮火还击中了“春风”号。“珀斯”号也趁乱射出了4条鱼雷，不过战后幸存者已无法确定鱼雷发射的方向，反正四面八方除了离自己最近的“休斯敦”号外全是敌人。“休斯敦”号的记录如此写道：“战斗成了一场混战——我舰向各个方向开火，交战距离从未远于4500米。”

随后第五驱逐舰中队也加入了战团。“朝风”号抵近到3500米发射了6条鱼雷，但舰桥、引擎室和舵都被盟军炮火击伤，3人死亡、5人受伤。23时44分，“名取”号在发射了29发炮弹和4条鱼雷后，原显三郎命令所有驱逐舰集中装填鱼雷，准备发起下一轮攻势。此前日军发射的所有鱼雷无一中的。

敌舰突然出现在运输船队附近的消息迅速被传递出去。这里就发生了一个笑话，接到消息的第七战队司令官栗田健男想到的不是尽快赶往战场，而是顾及自身安全先想到了撤离，从而在战后被冠以“逃之栗田”的雅号。在判明盟军实力确实很弱之后，栗田率舰队再次返回。战争刚刚爆发，日军的攻势正酣畅淋漓，栗田的表现不能不令人侧目，后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莱特湾，栗田还将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小家伙统统闪开，现在轮到主角登场。重巡洋舰“三隈”号上，崎山释夫早已急不可耐。最先抵达战场的“三隈”号和“最上”号首先开始了鱼雷齐射。也许太心急了，“三隈”号的鱼雷发射器出现故障，原计划第三条发射的鱼雷滑到了第二条的位置上。3分钟后故障排除，两舰在11000米距离上各射出了6条鱼雷。

激烈的炮战随之展开。23时55分，“休斯敦”号的一发炮弹命中了“最上”号，导致日军6人死亡、13人受伤。此前4分钟，“珀斯”号的水兵舱被一发来源不明的炮弹命中，好在并未影响到之后的作战。

此时，盟军弹药即将告罄。“珀斯”号只剩下训练弹，“休斯敦”号也只有后炮还有少许弹药。濒临绝境的美国水兵想尽一切办法，用人力将重达118公斤的炸弹从后炮塔移到舰艏可以正常射击的两个炮塔内，来回折腾，导致攻击火力越来越弱。两艘盟军巡洋舰的灾难即将来临。

在登陆区域，“龙城丸”号上的田中——之前对有惊无险的海上旅途颇感遗憾的那位——被突如其来的“震耳欲聋的炮声”吓了一大跳，他向着今村高声喊道：“在我方锚地东北方位16公里处，敌两艘战列舰正在不停地发射巨炮！”

到底是沉不住气也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看人家今村，就稳坐钓鱼台，纹丝不动。其实此时是海军唱戏，陆军就有天大的劲儿也使不出来。后来今村回忆道：“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观看过海战，更不要说海上夜战了，只觉得像礼花大会那样非常好看。但不论怎样，怎么总有我方舰队在后撤、敌方舰队在进攻的感觉？为了打消我的顾虑，运输舰的大佐舰长开始和我闲聊，谈起大日本帝国海军的无数辉煌。恰在此时，突然一声巨响，我们全都摔倒在甲板上。舰长说，‘长官，看来我们被击中了’。对此我也无可奈何，开始认真回忆在小学时老师传授的关于游泳动作的要领。”

运输船上的人干着急插不上手，战斗舰艇的日军士兵却忙得满头大汗。盟军弹药告罄导致的火力骤减很快被日军察觉，这使他们的攻击更加肆无忌惮。一些驱逐舰干脆开到近前开始了第二轮鱼雷攻击。“春风”号在23时56分、“旗风”号在23时58分，分别抵近到3600米距离上发射了10条鱼雷。在盟军舰队东北方向9000米处，“最上”号再次打出了6条鱼雷。

之前“三隈”号出现电路故障，舰上一片漆黑。此时故障已经排除，两艘重巡洋舰再次在9000米距离上对盟舰进行炮击。弹药告罄的盟军巡洋舰就像没了毒牙的毒蛇一般，只能任人宰割。日军驱逐舰自然不会放过如此难得的攻击大型舰艇的机会，“白云”号和“丛云”号冲上前去，在4500米距离各自发出了9条鱼雷。混战中，盟军一发炮弹击中了“敷波”号，导致该舰速度下降到24节。

从23时56分到24时，短短4分钟内，日军一口气打出了35条鱼雷，这种高密度的近距离发射终于取得了战果。3月1日0时5分，一条鱼雷准确命中了“珀斯”号前引擎室——2月发射鱼雷，到3月才命中，也真够快的。除一名黑人船员外，室内所有水兵全部阵亡。新的灾难接踵而至，一发炮弹在右舷吃水线附近击中了水兵食堂，接着，一条鱼雷命中右舷前锅炉室附近，失去机动能力的“珀斯”号只能在原地滴溜溜打转。

发现“珀斯”号没了弹药的“白云”号、“丛云”号等驱逐舰大胆冲上前去，用舰炮肆无忌惮地扫射甲板上四处奔逃的澳大利亚水兵，战斗变成了血腥的屠杀。0时12分，“珀斯”号向左舷翻倒沉入大海，舰长沃勒尔上校以下351名船员阵亡。335名幸存者中，有103人后来死于日军战俘营。

现在只剩下美国人在孤军奋战了。“休斯敦”号是美国海军的一艘名舰，罗斯福总统曾四次登上该舰出访、观摩，现在它终于到了弥留之际。舰长埃尔伯特·洛克斯上校发现西去之路已被封死，四面全是日军舰只，突围已经是痴人说梦。临死也要抓个垫背的，上校下令孤舰朝日军运输船队猛冲过去，做濒死一击。

所有日舰都对这艘被称作“爪哇海上的跳跳鬼”——由于此前在爪哇海异常活跃，它获得了日军赠予的这一雅号——的重巡洋舰发起攻击，“休斯敦”号上一名军事观察员详细记录了这场战斗的经过，“3艘或4艘编队作战的驱逐舰，使用火炮和鱼雷向‘休斯敦’号的舰艏和舰尾轮番攻击，所有仍能操作的通信工具均应接不暇，有的报告遭受的损伤，有的报告鱼雷正在袭来，有的报告敌人开始了新的进攻，有的报告攻击目标发生了变化”。

0时10分，一发炮弹击中了“休斯敦”号的后引擎室，室内官兵当场集体殉国。蒸汽从甲板上东一个西一个窟窿里喷出来，舰速迅速减了下来。该舰接着遭受了一连串致命打击。一发炮弹在首楼爆炸，引燃了油漆储藏室。另一发炮弹打穿了军官室，一条鱼雷击中了主绘图室，绘图室人员逃离时又被横飞而来的弹片雨击中，全体阵亡。“休斯敦”号的乱拳攻击也击沉了一艘日军扫雷艇，造成日军35死亡、9人受伤，同时还击伤了3艘日驱逐舰。

正当舰上官兵奋力向二号主炮塔装填第二十八发炮弹时，一发日军炮弹击中了炮塔正面，立即引发了冲天大火。无奈的洛克斯舰长只好下令向弹药库注水，导致该舰所有主炮退出战斗。紧接着又有3条鱼雷——其中2条左舷、1条右舷——先后击中了“休斯敦”号。一群驱逐舰恶狼一般围上来，对着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一通狂轰。此时的“休斯敦”号已是虎落平阳，连日军小小布雷舰“白鹰”号也趁火打劫，肆无忌惮地冲上前去对着甲板上一通疯狂扫射，简直猖狂至极！“敷波”号集中火力射击后甲板和左舷机库，那里聚集着大量从船舱里逃出来的幸存者，舰上到处是横飞的血肉和残肢断臂。顽强的“休斯敦”号并未坐以待毙，它的单装127毫米副炮以及机枪手依然在顽强反击，直到所有炮弹全部打完，只剩下那些可怜的水兵满头大汗地顿足捶胸。

在“三隈”号舰桥上，日军记录官如此描述道：“我们在0时20分开火，大约有2发炮弹在6000米距离上命中了敌舰。我们继续开火，不过3分钟后由于离岸太近，我们被迫转向。转向完成后，我们继续射击，敌舰舰桥爆炸，火光冲天。所有人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欣赏着这一胜利的场面。”

战斗对日军来说变成了射击表演。0时30分，一发127毫米炮弹爆炸引起的横飞弹片夺去了正站在机枪旁指挥战斗的洛克斯舰长的生命。舰上有一名叫邰启祥的中国厨师，平时大家都戏称他为“佛爷”。有人劝他离舰逃生，这位厨师摇摇头说：“舰长已经牺牲了，船马上也要沉了，‘佛爷’绝不会活下去，我要与战舰同生共死！”

此后“敷波”号的一条鱼雷彻底终结了“休斯敦”号。副舰长罗伯茨中校下令弃舰，“爪哇海上的跳跳鬼”终于跳不起来了。舰上炮管乱七八糟地竖立着，船艉朝天高高翘起，随即缓缓没入海中，星条旗仍然在桅杆上高高飘扬——好像是在表示着不屈。该舰向右舷倾覆时，温斯洛中校被掀入海里，他眼睁睁看着军舰沉入海底。后来他回忆说：“‘休斯敦’号似乎像被一阵微风吹起的星条旗，以最后一次挑战的姿态飘没在水中。”全舰1061名官兵中，只有368人被打捞上来，这其中的76人后来又死于日军战俘营。

比两艘巡洋舰稍晚出发的“艾弗森”号驱逐舰运气也没好到哪里。出发后的“艾弗森”号试图与“珀斯”号和“休斯敦”号取得联系，未获成功。当它到达阿杰尼顿群岛附近时，远远看见了“珀斯”号和“休斯敦”号与日军战斗的火光。“艾弗森”号舰长德瓦利斯少校知道上去也是白搭，于是决定绕道向北，沿苏门答腊海岸前行绕过日军封锁线，然后快速偷越巽他海峡。

该死的终究活不下去。凌晨2时许，就在“艾弗森”号经过巽他海峡一个小岛时，被正在高速向南航行的日“白云”号、“丛云”号驱逐舰发现。由于在之前战斗中受损，“艾弗森”号的3个锅炉只有2个可以使用，无法达到最大航速，想跑肯定是跑不掉了。日舰立即朝着“艾弗森”号开火，一场迷你型炮战随即爆发。“艾弗森”号先后被命中7发炮弹，舰尾起火。为防止后弹药舱进水倾覆，德瓦利斯决定在塞布库·贝萨尔岛抢滩。

这位荷兰舰长极不愿意打夜战，因为该舰于1941年12月1日才刚刚服役，船员几乎没有进行过正规训练。舰上火控系统在此前的战斗中已遭损坏，舰员只能用单炮进行射击。在将所有鱼雷发射完后，水兵开始弃船登岸。除了在战斗中阵亡的32人，其余人员成功逃到了岛上。几天之后，他们被登陆日军发现，所有人统统被关进了战俘营。

试想，如果不是帕里泽在此之前让西部舰队率先逃往锡兰，那些舰只能够和“休斯敦”号、“珀斯”号、“艾弗森”号以及后来沉没的“埃塞克特”号合兵一处的话，杀开一条血路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但那也不过是突围而已，盟军根本无法取得该海域的制海权。除了栗田健男的“铃谷”号、“熊野”号就在附近之外，前文已经提到，近藤信竹的“金刚”号和“榛名”号战列舰很快将赶到这一海域，另一群凶神也正不断向战场接近，那就是南云忠一率领的机动舰队。除了4艘主力航母，之前一直捞不到仗打的“比叡”号、“雾岛”号快速战列舰和“利根”号、“筑摩”号重巡洋舰也绝非善男信女。

貌似日军在战斗中取得了完胜，但也不尽然。除被击沉一艘扫雷艇，日军还有4艘大型运输船也未能逃过劫难。它们分别是8370吨的“龙城丸”、9192吨的“蓬莱丸”、7170吨的“左仓丸”和6960吨的“龙野丸”。另外还有3艘驱逐舰受伤：“春风”号舰桥、船舱和舵被打坏；“敷波”号左螺旋桨被一发炮弹炸坏，速度降至24节；“白雪”号舰桥被一发152毫米炮弹击中，这无疑拜“珀斯”号所赐。

被击沉的4艘运输船中，就有今村乘坐的“龙城丸”。船上官兵纷纷跳入海中求生，其中自然也包括第十六军的中将司令官。今村侥幸抓到了一块破木头，就这样，他抱着那根木头在海水中浸泡了好几个小时。海面上全是油污和挣扎着的日军士兵，黑暗中也分不清谁是谁，反正所有人都是一脸黑。大家都忙着自己活命，一时也没人发现这位在水中挣扎的陆军中将。

后来，田中副官总算在岸边找到了长官。彼时的今村正垂头丧气地坐在一堆竹竿上，满脸油污。“恭喜，”田中告诉中将，“恭喜您登陆成功！”

战后，今村被盟军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被提前三年释放后，今村写了一套4卷本的《今村均大将回忆录》。从书名看，估计有人捉笔，以今村的性格，不可能起如此高调的名字。晚年今村只要一提起这次登陆，便会饶有兴致地谈到他在满是浮油的海水中漂浮挣扎的经历，这似乎成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趣事儿。

尽管遭到意外袭击，但上岸统计人数后发现，日军主力登陆部队并未遭受大的损失。消息传开，无论大本营还是南方军，都大肆宣扬这种幸运是“天佑神助”。

但麻烦还是不少，军司令部的通信设备随着“龙城丸”全部沉入了海底。在未来的3天里，第十六军登陆各部只能按照之前的作战计划独立自主地展开战斗，他们无法从司令部及时获得新的命令。

按常理判断，击沉几艘运输船的不是“珀斯”号就应是“休斯敦”号。但事后分析认定，击沉这几艘船的鱼雷恰恰是日军“三隈”号重巡洋舰发射的，当然他们瞄准的并不是自己的船，纯属误伤。

海军的鱼雷把陆军的司令官打到了海里，这还了得？登陆之后，第五驱逐舰中队的吉川周吉被指令去见今村，准备就鱼雷误炸运输船导致司令官下海游泳一事向他道歉。吉川来到第十六军司令部时，恰逢今村外出视察部队，他先遇见了军参谋长冈崎清三郎。明白事情原委之后，冈崎劝吉川不要吱声，因为今村也认为是“休斯敦”号发射的鱼雷使他遭遇了落水之灾。“就把这笔功劳记在‘休斯敦’的账上吧。”冈崎对吉川说。这种糗事如果传出去，实在有损“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军威。退一步讲，被自己人揍到水里游泳，今村面子也磨不开的。

这样就便宜了已经长眠于水下的“休斯敦”号。随后，这艘逃跑未遂、壮烈殉国的军舰被描绘成主动寻敌决战的“英雄”，美国各大媒体又开始连篇累牍大肆宣传“休斯敦”号威武不屈的光辉形象。休斯敦市民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以纪念他们心目中的战斗英雄，舰长洛克斯上校也被追授荣誉勋章。1943年，为纪念这艘英雄战舰，美国将一艘新下水的重巡洋舰重新命名为“休斯敦”号，继续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作战，为自己的先辈报仇雪恨。

新“休斯敦”号下水时，罗斯福向新舰官兵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高度赞扬了该舰此前在远东的战斗：“当舰艇下沉时，他们仍然在坚持战斗，他们决不向失败屈服！”

2014年8月20日，美国海军历史文物处证实，之前由美国和印尼潜水员在爪哇海底发现的那艘军舰残骸，正是二战时期被日军击沉的“休斯敦”号，当年有700多名官兵也一起长眠于此。发现残骸的水域在今天成为很受欢迎的一处潜水游乐地。军舰沉没后，人们开始以为舰上1068名官兵均已阵亡。不过到了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竟然还有291名舰上官兵被送回美国。幸存的这些人在战俘营中度过了3年。

书归正传，回头再去看看另一头的泗水军港。在“珀斯”号和“休斯敦”号出港两小时之前，2月28日17时，泗水军港驶出了宾福德中校率领的4艘美军驱逐舰，它们分别是“约翰·爱德华兹”号、“奥尔登”号、“福特”号和“保罗·琼斯”号。

驱逐舰块头小，可以安全通过最窄处仅1600米的巴厘海峡。3月1日凌晨2时，4艘美军驱逐舰以20节的速度偷偷摸进了巴厘海峡。为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露出侧影被日军发现，机敏的宾福德中校下令所有舰只贴着爪哇岛海岸航行，航速逐渐加大到25节。所有人都精神高度紧张，冲过那段狭窄的水道，前面就是生路，冲不过去，这里便是他们的葬身之所！

凌晨2时30分，“约翰·爱德华兹”号的瞭望哨报告在左舷7200米距离上发现了一艘不明身份的船只，与盟军舰只航向平行，随后有多艘舰只在视野中出现。战争打到这个时候，还有那么多船的无疑是日本人。

对面果然是日军的舰船，它们是由清水利夫指挥的第二十一驱逐舰中队，共有“初春”号、“子日”号、“若叶”号、“初霜”号这4艘驱逐舰。按数量，双方旗鼓相当，但美舰都是一战时期的四烟囱老舰，跟日舰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

日舰很快就发现不远处有不明身份的舰只出现，随即发出了识别信号。美舰当然答不出来，索性闷着头快速跑路。日舰随即在5500米的距离上开火，美舰立即开炮还击。不敢恋战的美舰边打边跑，志在必得的日舰边追边打。从2时28分至2时35分，巴厘海峡发生了一场持续7分钟的海战，双方都未取得像样的战果。“保罗·琼斯”号4门100毫米主炮竟然在5分钟内打出了惊人的60发炮弹，也真够玩命的了。

美舰于2时33分率先停火，失去目标的日舰两分钟后也停止了炮击。据日军巴厘岛上的陆军指挥官报告，在其南面发生了一场短暂的海战。美舰“福特”号舰长曾报告说：“日军显然使用了雷达，因为其初射和尔后的射击都非常接近目标。”这话并不准确，开战之初，日军是不可能在小小驱逐舰上配备雷达的。

失去攻击目标的清水并不想如此轻易放美国人溜走。在失去目标15分钟后，清水下令高速追击中的日舰对美舰可能存在的海域实施盲射，试图引诱美军还击暴露位置。宾福德中校一点儿都不傻，一眼看出了日舰的企图。你打你的，我跑我的，4艘灵活的驱逐舰不要命似的冲过了爪哇岛最南端，一口气冲入了浩瀚的印度洋。日军无奈停止继续浪费炮弹，随后放弃追击。

3月4日16时45分，4艘惊魂未定的美军驱逐舰安全驶入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这是盟军极少数成功突围的几艘大型舰只。

最后该去看看“埃克塞特”号的命运了。以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埃克塞特市之名命名的这艘重巡洋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名舰。1939年12月，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外海拉普拉塔河口海域，爆发了二战中的第一场海战。德国海军“施佩伯爵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与盟军3艘巡洋舰在那里激烈交火。盟军的带头大哥就是眼前这艘“埃克塞特”号，其余2艘是皇家海军的“阿贾克斯”号及新西兰海军的“阿基里斯”号。在自身遭受重创的情况下，3艘盟舰成功将德舰驱逐进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港，迫使德国人将军舰凿沉。德舰舰长汉斯·朗斯道夫上校躺在舰旗上饮弹自尽。“埃克塞特”号也从此威名远扬。现在它即将面临与“施佩伯爵海军上将”号同样的命运，应了那句俗语，“出来混，该还的总要还”。

就在“休斯敦”号和“珀斯”号返回泗水的差不多时间，“埃克塞特”号在荷兰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护卫下颠颠簸簸地驶入了泗水军港，同回去加油的4艘美军驱逐舰会合。皇家海军的机械师们吃力地修理着被打坏的锅炉，死难者被送到岸上安葬。很快他们就接到了尽快突围的命令。

经过紧急抢修，“埃克塞特”号的航速提高到16节。但由于舰体太大、吃水较深，该舰无法通过狭窄的巴厘海峡，只好取道西侧的巽他海峡撤往锡兰。28日19时，就在4艘美军驱逐舰出发两小时之后，“埃克塞特”号在驱逐舰“遭遇”号和“波普”号的护航下缓缓驶出了泗水军港。荷兰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原拟与“埃克塞特”号一同出航，但由于机械故障无奈留下，最后被日军舰载机击沉在泗水港内。

“埃克塞特”号运气实在太糟。甫一出航，这支小型舰队就被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高木武雄很快得知了消息，连位于北方海域的第三舰队高桥司令官也收到了这一信号。正闲着没事可干的高桥立即率领“足柄”号、“妙高”号重巡洋舰，在“曙”号、“雷”号驱逐舰的护航下全速向英舰可能经过的海域靠拢过来。不仅如此，先后得到这一消息的日本陆军航空部队、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龙骧”号轻型航母也派出众多战机赶往预定战场，一张大网迅速张开，“埃塞克特”号已在劫难逃！

2月28日到3月1日夜间，“埃克塞特”号带着2艘驱逐舰一路向北航行，竟一夜无事。3艘军舰上的英国水兵心中稍安，对冲过巽他海峡充满期望。戈登舰长并不知道舰队已经被日军侦察机发现。其间，他曾收到一封电报，说巽他海峡有夜战发生，那正是“休斯敦”号和“珀斯”号之前与日本人的最后缠斗。戈登上校并未考虑改变航向，因为去往锡兰只有面前这一条路可走。

厄运很快降临。7时50分，“埃克塞特”号的瞭望哨发现西南海面上出现了巡洋舰的高大桅杆，此时在这一海域出现的大型水面舰只肯定不是自己人。这还不是高桥，而是高木的重巡洋舰“那智”号和“羽黑”号，后边跟着“山风”和“江风”号驱逐舰。对方有2艘重巡洋舰且随时可能得到增援，硬拼只能是死路一条，“埃克塞特”号随即转向，希望利用清晨的日光隐藏行踪，寻隙夺路而逃。

由于之前刚刚与多尔曼舰队进行过搏斗，高木的几艘舰上普遍弹药不足，他并未急于发起进攻，只是猫戏老鼠似的不疾不徐地跟在3艘盟军舰只后边——这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

9时35分，西北方向高桥的舰队到了。日军“二高”——高桥和高木合兵一处，“埃克塞特”号上的英军水兵已经闻到了浓烈的死亡味道。

绝望的战斗随即打响。日军驱逐舰艏先靠了上来，10时10分，“曙”号、“雷”号开始与盟军2艘驱逐舰交叉开火，双方都未取得命中。“埃克塞特”号被迫折向东航行。经过轮机部门的努力，该舰可以使用的锅炉恢复到4个，速度也提高到23节。不过形势依然绝望，对方的所有舰只都能轻松跑出30节以上。

10时20分，高桥的2艘重巡洋舰在23000米距离上率先开炮，并放飞侦察机不断修正弹着点。英舰随即开炮还击，但由于火控系统出现故障，最初的齐射偏出很多。在之后的战斗中，“足柄”号和“妙高”号在“埃克塞特”号左舷16500米距离上肆意开炮，缺少弹药的“那智”号和“羽黑”号则在盟军舰队右舷保持威慑，“曙”号、“雷”号跟在盟军舰队后边，“山风”号和“江风”号位于“那智”号和“雷”号之间，日军三面夹击之势已逐渐形成。

盟军舰只也存在弹药不足的问题。“埃克塞特”号只剩下五分之一的弹药，“遭遇”号鱼雷已经耗尽，“波普”号还剩下12条鱼雷。打是打不过，跑又跑不赢，局面对于盟军无疑是绝望的。

发现日军的炮击逐渐靠近之后，“遭遇”号和“波普”号先后施放烟幕，希望以此掩护“埃克塞特”号。11时，血战到底的“埃克塞特”号向“足柄”号发射了鱼雷，“波普”号跟着在6300米的距离上也发射了2条鱼雷。“足柄”号原地转了一个圈，轻松地躲过了英舰的鱼雷攻击。

11时15分，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高木终于耐不住性子了，“那智”号和“羽黑”号终于在15500米的距离上向几艘盟舰开火。

在烟幕掩护下，“波普”号再次向“足柄”号发射了4条鱼雷，随后绕过“埃克塞特”号，将剩下的6条鱼雷全部射向了“那智”号，依然无一命中。

“曙”号、“雷”号随即冲了上来，与两艘盟军驱逐舰战成一处。趁此机会，日军又进行了一轮鱼雷攻击。11时19分，“江风”号发射2条；11时20分，“那智”号发射4条；11时21分，“山风”号发射4条；11时22分，“羽黑”号发射4条。盟军的形势万分危急！

11时20分，日军一发203毫米炮弹准确击中了“埃克塞特”号的锅炉舱，导致锅炉全部被毁，甲板上迅速燃起熊熊大火，速度下降到几乎静止的4节左右。

戈登上校心里清楚，“埃克塞特”号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下令两艘驱逐舰各自逃生。11时45分，眼看英舰已必死无疑的“那智”号和“羽黑”号索性停止了射击，坐看大火冲天的英舰慢慢沉没。

为了加速军舰的沉没，戈登下令向舱内注水。此时“电”号的一条鱼雷给了这艘军舰最致命的一击。12时，“埃克塞特”号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现在盟军只剩下两艘小小的驱逐舰了。“遭遇”号已经没有逃跑的条件。11时35分，该舰水管和润滑系统遭到破坏，引擎无法使用，舰长无奈下达了自沉的命令。“埃克塞特”号沉没仅仅5分钟后，“遭遇”号也沉入了海底。有651名“埃克塞特”号的水兵和149名“遭遇”号的水兵被日军俘虏。

“波普”号的故事就要曲折得多。运气尚好的该舰一路狂奔，于12时戏剧性冲进了一团积雨云，12时30分又躲进了另一团积雨云，借此逃出了日军的视线。舰长试图先驶向婆罗洲，然后转向南行，利用夜色掩护偷偷溜过龙目海峡，这无疑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

可惜好运不长在，侥幸脱离战场的“波普”号很快被日军一架侦察机发现。大约13时前后，闻讯赶来的10架零式水上侦察机用60公斤小炸弹轰炸了“波普”号。这些战机原本是去攻击“埃塞克特”号的，没找到司马懿却偶遇了张郃。“波普”号用76毫米高射炮顽强反击。日军投下的炸弹尽管未能直接命中，但两颗近失弹还是导致受伤的英舰航速大减。

13时35分，“龙骧”号航母的6架舰载轰炸机赶到了现场，向这艘苦命的驱逐舰一口气扔下6颗250公斤炸弹和24颗60公斤炸弹。尽管“波普”号躲过了密集的弹雨，但水线之下还是被炸穿了一个大洞，喘着粗气的“波普”号终于支持不住了，舰长无奈下令自沉。此时，“足柄”号和“妙高”号也赶到了，显然已完全没有出手的必要。两艘重巡洋舰只是静静地看着“波普”号于14时20分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3月3日，一艘日军驱逐舰经过这一海域，戏剧性地发现了“波普”号的幸存者。除1人死亡外，舰上其余151名舰员全被救起。这艘日军驱逐舰的舰长恰好是“波普”号的枪炮长以前在东京的同班同学。老同学见面好办事，俘虏因此受到了不错的优待。但同学也不能老罩着你，在被送入战俘营后，这些人中有27人没能活到战后。

一连串海战胜利为日军的陆上作战扫清了障碍，现在，爪哇岛已赤裸裸暴露在三路日军的兵锋之下。

等时局好转时再见吧，女王万岁！

海战取得的胜利使东、中、西三路日军的登陆畅通无阻。大喜过望的今村均就此决定，三路日军登陆后迅速攻击前进，将岛上盟军分割包围，予以歼灭或迫敌投降，在两周时间内平定全岛。

此时，盟军大部分主力舰只已长眠海底，空军在此前的战斗中也消耗殆尽，保卫爪哇岛只能依赖貌似强大的陆上力量了。尽管在外围诸岛的防御作战中遭遇了一些损失，但此时爪哇岛上的盟军陆上部队尚有81000人之多，其中荷兰军队25000人，英军10000人，澳军5000人，美军1000人，当地部队40000人左右。尽管人数对日军占优，但双方的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当地部队与白人指挥官之间貌合神离，战斗中不逃跑或者不帮倒忙已属难能可贵。美、英部队大多之前遭受过打击，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守住岛上无数滩头或者把登岛日军赶回海里去，对这群乌合之众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岛上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当属中央偏西的万隆。日军计划首先实施中央突破，切断万隆和巴达维亚之间的联系，这样首先发起攻击的便是中路的东海林支队。

论兵力，在三路日军中东海林支队最弱，其作战却事关整个战役的成败。该支队以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三〇联队为基干，辅以部分炮兵、装甲兵、工兵组成，总兵力4000人，指挥官是第二三〇联队联队长东海林俊成。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占领岛上最重要的空军基地卡里加齐机场。

3月1日凌晨3时，成功踏上陆地之后，东海林迅速将部队分成三队：第一挺进队由第二大队大队长若松满则指挥，带领第二大队、一个坦克中队、两个独立速射炮中队负责攻占卡里加齐机场；第二挺进队由第一大队大队长江头多少佐指挥，带领第一大队、一个速射炮中队、一个山炮中队、一个坦克小队，负责推进到卡里加齐机场以南70公里处，切断巴达维亚和万隆的交通，阻敌增援；大野次郎中佐指挥的速射炮大队负责守卫登陆场，随时增援上述两路攻击部队。

从登陆点到卡里加齐机场之间驻守有荷兰守军近万人，若松第一挺进队只有区区700个士兵。凭两条腿走路快速抢占机场绝无可能。一年前，东海林曾作为陆军武官随小林一三特使和芳泽谦吉前外相多次赴巴达维亚，参加日本与荷印当局关于石油问题的谈判，最终未果。那边外交官在开会谈判，这边东海林早就对爪哇岛的地形和防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详细勘察，对卡里加齐机场周围的情况相当熟悉。考虑到机场到万隆有完善的混凝土道路，在香港战役结束后，接到进攻爪哇岛任务的东海林便未雨绸缪地从战利品中精心挑选了30辆卡车以备使用。第十六军参谋长冈崎也认为，承担中心开花任务的东海林支队必须利用机场附近的便利交通实施快速机动，出发前又调给东海林50辆卡车。随兵员一起登岛的80辆卡车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上午，8时，由700名队员组成的若松第一挺进队乘卡车向近万名盟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凭借出色的机动能力，日军接连突破了守军四道防线。到11时，若松已经成功突击到机场外围。

作为岛上最重要的空军基地，荷兰在此部署有重兵把守，并筑有大量防御工事。11时30分，若松挺进队向机场发起的攻击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荷军的交叉火力使日军举步维艰，战况异常惨烈。日军从正面发起了多次敢死冲锋，始终无法突破守军的防线，战斗陷入僵持。久拖不决对兵力薄弱的若松挺进队无疑极为不利。

战斗打响一小时后，一支仅仅由6人组成的日军小分队寻隙潜入了附近的丛林，用惯常的迂回战术从背后突入机场。几个人发挥传统的白刃战威力杀死了守卫，在守军营房最高处竖起了太阳旗。守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正面，当他们不经意回头看时，指挥所的楼顶上已经插上了敌人的旗帜，以为后路已经被日军大队人马切断，刹那间斗志全无，四散奔逃。到下午，15时，若松用区区数百人顺利占领了机场。

第二天天刚放亮，由远藤三郎少将率领的陆军第三飞行集团150架各型战机迅速进驻卡里加齐机场。

3月3日上午，荷兰空军对卡里加齐机场实施了空袭。11时，荷军出动60辆坦克向机场发起了第一轮进攻。日军死战不退，还派遣小分队绕到进攻部队身后实施袭扰，交战一小时后，盟军败退。

15时，荷军发起了第二轮进攻，投入战场的坦克和装甲车达到了120辆。处于劣势的日军殊死搏斗，一个炮兵小分队挡在荷兰坦克的进军道路上，最后全部被碾成肉泥。日军士兵用上了惯用的“肉弹”战术，全身捆满炸药和手榴弹滚向荷军坦克，一名后来被俘的荷兰军官心有余悸地形容道：“日本人简直太可怕了，他们的战斗力超过了人类的极限。这样一来，我们以战车为中心的得意战术也变得毫无作用。”

缺乏坦克和装甲车的日军用大卡车向荷军装甲部队发起了反冲锋，但卡车毕竟顶不过坦克，它们瞬间被荷军的坦克炮火打成一堆堆废铁。危急时刻，进驻卡里加齐机场的日军战机紧急升空，近距离对进攻部队实施低空打击，击退了荷军一波又一波攻势。傍晚时分，攻击未果的荷军开始向万隆方向总退却。

前一天午夜，最后一架美军飞机载着35名乘客飞往锡兰，其中就有盟军海军司令官赫尔弗里希中将。等他再回来，已是作为荷兰全权代表，参加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了。战后，赫尔弗里希出任了荷兰海军司令。

按道理，日军三路登陆部队合计只有4万多人，仅是守军的一半左右。但盟军的潜在对手还包括5000万爪哇人。当地居民对荷兰300年的殖民统治早已深恶痛绝，爪哇岛成了日本人的绝对主场。当地百姓中一直有这样的传说：“不久，就会有人从北方来拯救我们。”现在，恰好来自北方的日本人被他们视为救星，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积极帮助前来“解放”他们的日军。有人给日军送上补给，有人在大门上挂上了匆匆赶制的简易太阳旗。一些年轻人主动给日军带路，向日军提供盟军的情报。在日军发动攻击时，他们甚至会冒着危险悄悄移走盟军设置的路障。这些人还到处散播恐怖信息，向守军蓄意夸大日军登陆部队数量，使得守军在最后放下武器前一直认为日军登陆部队有20万之众，从而斗志涣散，丧失继续抵抗的勇气。估计守军也被吓傻了，冷静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日本根本不具备供20万人同时实施登陆的运输能力。

除上述因素，盟军之间还存在着联军与生俱来的弊病，“各自为战，缺乏配合”。日军已兵临城下，四国联军还在为如何部署防御争吵——最后到了战俘营，连饭都吃不上就不吵了。作为主力的荷兰人对守住爪哇毫无信心，连战场情报都懒得搜集。其间，澳军情报官萨蒙斯中尉曾给联军司令部打去电话，询问日军进攻动向，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早报还未送来，无可奉告”。在古都茂物，3月3日——此时日军已经登陆两天了——11时50分，守军还在说“日军似乎没有登陆的迹象”，话说完，抬起头，视野中已经出现了众多看似面生的轻型坦克。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瞧，坦克上都插着猩红的太阳旗。哇，那竟然是日本人！

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到3月5日18时，陆军司令官塔尔帕顿中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认真考虑及早投降的可能性。在万隆召开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塔尔帕顿宣布，“因为当地居民对我们抱有强烈的敌意”，开展游击作战绝无可能，万隆也不可能坚持多久。随后，中将下达了最后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各部队请注意，若收到司令部发来的可以停战的命令，可以无视之。”意思就是说，即使荷兰军队投降了，其他盟军还可以继续战斗。

这话说得实在让人丧气。这儿是你的地盘，你都投降了还指望别人去替你卖命？但英、澳部队指挥官希特维尔少将还是做出了积极表态：“只要有一名荷兰士兵还在战斗，我们就绝不会率先放下武器。”

东路坂口支队的攻击目标是爪哇岛南岸的重要军港芝拉扎。从克拉甘登陆之后，该部连续突破数道盟军防线，纵贯南北急行军400公里，相继攻占苏拉卡尔塔、日惹、马吉冷、普禾加多等重要城镇，于3月8日占领芝拉扎军港。9日中午，该地区守军指挥官科库斯少将派人到日军阵地乞降。10日中午，坂口静夫在普禾加多约见了科库斯，荷兰守军随后放下了武器。总体上看，陆军的抵抗比起多尔曼麾下的海军来说，相去甚远。

东路主力第四十八师团的攻击目标是泗水军港。日军主力成功上岸后，当天急行军50公里，于3月4日渡过梭罗河。之后日军连战连胜，6日攻占泗水西南45公里的战术要点格雷西，并分兵一部攻占三宝垄。为阻止日军快速挺进，除了在溃败途中一路破坏道路和桥梁，守军还在日军进军的道路上灌水，试图水淹七军，日军迅速掘开堤坝降低水位，保持了极快的进军速度。

泗水城已在40公里开外。8日11时，日军先锋遇到了盟军派来的乞降使者。15时，第四十八师团师团长土桥勇逸在临时指挥所接见了爪哇州州长。土桥以荷方统帅责任不明为由拒绝停火。18时，日军攻入泗水。第二天，荷兰东爪哇守军司令伊尔亨少将按照土桥的指示，下令所属部队无条件放下武器。东爪哇战事至此结束。

西路主力日第二师团在万丹湾和孔雀港登陆后，遭到了2000名澳大利亚士兵的顽强抵抗，由佐藤半七大佐率领的佐藤支队突破了守军防线，于5日21时侵占了荷印首府巴达维亚。无数当地民众居然箪食壶浆欢迎日军入城。那须弓雄少将所部于6日凌晨4时30分占领古都茂物，尔后向军事要塞万隆进军。守军一路炸毁桥梁、设置路障，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

今村乘坐的“龙城丸”运输船意外被自己人击沉，导致联络电台全部落水、无法使用，军部也就无法对占领卡里加齐机场的东海林支队下达新的作战命令。虽然无法与军部及时取得联系，但彪悍的东海林认为，战机稍纵即逝，继续留守机场将贻误战机，必须趁机追击，以支队区区4000个士兵向万隆约50000名联军发起进攻。

担任先锋的依然是若松第一挺进队。3月6日傍晚，若松敢死队凭借浓雾的掩护冲入了联邦城，占领了南侧高地3000名守军把守的第一道防线。就在盟军惊诧万分之际，可以俯瞰万隆要塞的另一处村寨也插上了日军的太阳旗。

23时，手握重兵的万隆要塞防卫司令派斯曼少将派出代表向日军提出停战。这让抱着必死信念前来攻击的若松满则唏嘘不已。

之前荷兰总督斯塔夏迈尔明确表示，不希望在万隆附近发生战斗，那里居住着大量难民。7日，东海林通知派斯曼少将，希望与荷军司令和总督于次日进行会谈。这一要求附带一个威胁条件，拒绝会谈，将立即对万隆实施无差别轰炸。

此时第二师团主力也杀至万隆城下。7日早上，柳川宗成中尉化装成当地人和翻译一起闯入了荷兰陆军司令部，劝诫塔尔帕顿中将放下武器向日军投降。在面对一群荷兰高级将领发表了一通演讲之后，柳川毫发无损地返回了日军驻地。途中虽有荷兰士兵拦截检查，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手伤害他。

爪哇岛上，日军的几路进攻势如破竹，海上一场场无情的杀戮也同时在上演。3月1日上午的印度洋上，搭载“兰利”号航母幸存者的油船“派克斯”号在南云忠一机动舰队舰载机的攻击下迅速沉没。沉没之前，油船发出了求救信号，正驶往芝拉扎军港的美国驱逐舰“埃德沙尔”号闻讯赶来，救起了233名幸存者。更大的不幸随之降临，15时58分，南云机动舰队“比叡”号快速战列舰发现了这艘小小驱逐舰。16时02分，重巡洋舰“筑摩”号率先开火。16时45分，“利根”号重巡洋舰加入了攻击行列。这还不够，16时47分，在一边闲得无聊的战列舰“比叡”号、“雾岛”号也加入了这场名副其实的“射击训练”。仍嫌不过瘾的南云从航母上起飞了17架轰炸机，对可怜的驱逐舰实施空中打击。水面和空中的密集打击使“埃德沙尔”号周围变得跟喷泉一样。

美军舰长凭借出色的操舰技术在弹雨中来回穿梭，但敌人实在太过强大，他们还是在16时54分和17时05分先后被“比叡”号和“利根”号的炮弹命中。17时31分，这艘勇敢的驱逐舰缓缓地沉入海底。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舰上有40名船员被日军俘虏。他们被押往肯达里集体斩首。

海上战斗接近尾声，一直没能打上大仗的“南方作战”海上总指挥近藤信竹也意犹未尽地赶来凑热闹。他们先后击沉了一艘荷兰船和一艘英国辅助扫雷艇，还俘虏了一艘荷兰蒸汽船。3月2日，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了新猎物，“摩耶”号重巡洋舰立即带着“野分”号、“岚”号驱逐舰赶往现场海域，用了整整75分钟，在17时43分击沉了英军驱逐舰“要塞”号。

侦察机发出的信号同样被“爱宕”号、“高雄”号两艘重巡洋舰捕捉，它们在赶往现场途中，在20时36分意外地遇到了另一艘美军驱逐舰“皮尔斯伯里”号。战斗在20时55分打响。这次日军效率颇高，仅仅7分钟，这艘驱逐舰就葬身在芝拉扎以南900公里处的海底。

击沉英舰“要塞”号后，日驱逐舰“岚”号、“野分”号继续前行，于3日清晨发现了美军炮艇“阿什维尔”号，美军迅速发出求救信号，收到信号的美军扫雷舰“威普威尔”号和武装快艇“伊莎贝尔”号根本无力前往救援。绝望的老炮艇毫无悬念地被日舰击沉，只有1名水兵被救起，随后也死于战俘营。多行不义必自毙，两年后，在莱特湾，“野分”号的最终结局比“阿什维尔”号更惨。

4日清晨，近藤的“爱宕”号、“高雄”号、“摩耶”号重巡洋舰联手“岚”号和“野分”号驱逐舰，消灭了一支由澳大利亚单桅帆船“雅拉”号护卫的船队，的确是威风八面！随后这支舰队在炮击圣诞岛后于9日返回肯达里，此时陆上战斗已经结束。

5日，南云舰队的4艘重型航母也干起了杀鸡用牛刀的活儿，出动280架次舰载机对人去楼空的芝拉扎军港实施了狂轰滥炸，摧毁了港内剩余的17艘盟军船只。不知当初高木武雄与多尔曼搏杀爪哇海时，这些现在才来打酱油的巨无霸都干啥去了。那时候如果遇上这群瘟神，多尔曼至少也能牺牲得更加悲壮一些。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大家伙，但仍有13艘盟军舰船成功躲过了日军的围追堵截。它们包括美军驱逐舰“威普尔”号、“帕罗特”号，炮艇“图尔萨”号，武装快艇“伊莎贝尔”号，澳大利亚单桅帆船“瓦里勾”号，以及6艘澳大利亚潜艇，1艘荷兰商船和美国货船“海妖”号，也算命不该绝。

其中荷兰扫雷艇“亚伯拉罕·克里贾恩森”号逃跑的经历堪称传奇。出港十几个小时后，与该舰一起逃往澳大利亚的3艘荷兰舰先后被日军击沉，只剩下它利用夜暗躲到了一个荒岛附近。这艘扫雷艇只有一门75毫米主炮和两门20毫米高平两用机关炮，平时主要用来防空和巡逻，如果再遇到日舰，必死无疑。

这艘1937年服役的扫雷艇最大航速只有15节。舰长带着44名水兵开了个会，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到岛上砍树。舰长下令把树枝和树干捆扎成“丛林模型”，尽可能遮盖住全部舰体。实在盖不住的地方就用油漆喷涂成岩石或峭壁的样子。他们选择在夜间慢速行进，日出之前往海岸附近靠拢下锚，伪装成一个“临时小岛”的样子。这一海域小岛众多，这样还真瞒过了狡猾的日本人。其间，曾有日舰与之擦肩而过，还有数架日军侦察机从头顶飞过，但他们都未发现这座“小岛”的秘密。在小心翼翼地航行了8天之后，这艘扫雷艇安全驶进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港。死里逃生的“亚伯拉罕·克里贾恩森”号之后一直坚持作战到战争结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55年，退役后的扫雷艇被荷兰海军建成了军舰博物馆。

随着今村的到来，谈判事宜都由军部来直接负责。3月8日16时，在卡里加齐机场航空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今村与荷兰守军司令塔尔帕顿中将开始了关于盟军投降的详细谈判。第一天参加会议的除塔尔帕顿，还有荷属东印度总督斯塔夏迈尔，战争动员局局长巴克少将，西爪哇万隆防区司令派斯曼少将等。今村身材不高，在高大的荷兰中将面前更加显得矮小，但现场的情况恰恰相反。

塔尔帕顿首先发话：“万隆的守备部队，准备扔掉武器向贵军投降。”

今村并未开口，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塔尔帕顿试图保存局部有生力量，不等今村开口，接着声明：“在爪哇岛上还有美、英和澳军，他们并不归我指挥，我只能代表万隆的荷兰军队投降。”

参会的日本人都哑然了，众人将目光投向了司令官。今村依然一言不发，冈崎参谋长发话了：“本次会议是处理整个爪哇的军政，而不是仅接受万隆荷兰军队的投降。”

坐在一边的荷印总督斯塔夏迈尔突然发话：“荷属东印度不投降！”

一向内敛的今村终于忍不住发话：“为什么？”

荷兰总督高声回答道：“荷兰政府流亡英国时，已经剥夺了荷印总督的兵权。现在我手中只有民政权，没有权力决定军队的去留，没有权力的人在这里多说话就是越权。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跟你们商谈如何合力运用爪哇的民政权，丝毫没有向日本投降的意思。”

今村的脾气显然比山下奉文要好很多，对此竟然没有发火：“好，我清楚了。带总督先生到别的房间去吧。我跟中将谈谈，先让所有荷兰军队停止抵抗。”

斯塔夏迈尔被“礼貌”地驱逐出场，留下塔尔帕顿继续谈判。今村告诉荷兰人：“你们都是军人，非常清楚战争是什么。如果日军目标只是万隆之类的弹丸之地，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攻击到这里。”随后他明确表示，要么接受全军无条件投降，要么继续开战直至荷兰守军被全部消灭。

18时20分，塔尔帕顿同意所有守军无条件放下武器。投降书签订之后，双方与会代表16人一起合影“留念”。此时距日军登陆只有短短的8天。第二天清晨，7时30分，塔尔帕顿通过广播宣布了投降命令。

就在塔尔帕顿签署投降书前几个小时，在爪哇西北方向的缅甸战场，日第十五军不战而陷仰光，后文详叙。

最先进入万隆接受投降的并不是出力最大的东海林支队。东海林之前曾服役于第二师团，是受排挤被丸山赶出来才到学校任教的。后来新组建的第三十八师团缺少军官，东海林才有了重新参战的机会。第二师团丸山政男一向飞扬跋扈，决不允许如此荣誉落在自己的弃将身上。丸山对东海林支队擅自攻击万隆的“鲁莽”行为大加训斥，并致电今村“禁止东海林支队入城”，同时让自己的第二师团进入万隆接受盟军的投降。

3月10日，在当地民众的阵阵欢呼声中，今村率第十六军司令部进驻万隆。这一天恰好是日本陆军节。

守军最后一封电报是3月9日通过万隆民用电信局发出的，“我们结束了，”电报说，“等时局好转时再见吧，女王万岁！”

日军以最短时间、最小代价获得了最大的胜利。荷印作战共俘获盟军8万余人，缴获飞机177架。日军自身伤亡比预计要小得多，伤亡最大的第二师团，死亡840人，受伤1784人。原来预计两周攻占爪哇岛，实际仅8天就完成任务。从全局而言，日军原定开战之后150天占领荷属东印度的作战计划提前完成。

尽管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毫无招架之力，但盟军依然对控制下主要的油田及炼油设施进行了极大的破坏，这也成为日军后来大肆虐待荷兰战俘的主要原因。宝贝抢回来了却意外出现了瑕疵，直到1943年，日本人才将荷印地区的石油生产恢复到战前75％的水平。不管怎么说，总算够用了。

开战伊始，通信设备掉入大海的今村根本无法向下属发号施令。等到第四天他恢复指挥时，日军三路攻击部队均顺利或超额完成了任务。盟军战意不足，反面证明日军战前计划的周密、细致。今村将主要功劳归功于部下，并吹嘘说：“荷属东印度作战是根本不需要司令官的战役。”

今村不仅率部迅速平定爪哇岛，而且以较快速度恢复了荷印的正常秩序。今村并未像山下奉文那样以杀戮立威。当地有人告诉他，除了苏加诺和哈达，没有人能领导7000万当地人。两人是印尼著名的民族领袖，对荷兰人来说就是罪大恶极的叛逆者。早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两人已被荷兰殖民当局投入了监狱。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今村下令要尽快找到这两个人。刚开始打听到哈达关押在班达奈拉岛，经过认真寻找未能找到，后来还是在爪哇的苏卡步米将哈达翻了出来。为掩人耳目，今村特意在巴达维亚找了一座小房子将哈达藏匿起来。在苏门答腊被找到的苏加诺也被送到爪哇。今村对两人礼遇有加，苏、哈于是都答应和日本人合作，依靠日本实现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苏加诺提出，他们并不是向日军投降。今后他们只负责行政工作，不协助日本人进行战争。今村对此竟然给予了默许。在之前荷兰总督的豪华别墅里，今村开始给苏加诺戴高帽子：“我知道，你不是对我唯命是从的那种人，所以我不准备对你发号施令，甚至不会告诉你该干什么。我能保证的是，如果印度尼西亚人学习我们的语言，那么在我们的占领下，我能使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但是我不能答应独立。”

对苏加诺提出的经费要求，今村慷慨给予了10倍资金，还调拨给他们20辆汽车，将行政权完全交给了印尼人，这可能是日占区中唯一的“仁政”。

深受感动的苏、哈二人答应与日本人全力合作，一起去对付荷兰人。除积极推广日语外，苏加诺还建立了一个由15名印尼人和5名日本人组成的委员会，处理一切政务。所有地区禁止使用荷兰语，以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为官方语言。各大城市一切照旧，并未实行灯火管制。今村认为明亮的灯火能够影响人心——当初本地人迎接日军登陆时的第一声呼喊就是：“万岁，请点上煤油灯吧！”

批评之声随之出现。“今村在占领区实施的军政优柔寡断，缺乏威严，荷属东印度的日本部队完全不像是皇军。在非常时期，让当地人自由自在实在是太冒失了。”还有人说：“当地人跟今村简直就跟朋友一样。”对今村的批评很快传到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那里，对此颇感棘手的寺内未加评论，只是把批评原封不动发往东京。爪哇岛的情况立即引起了东条首相的警觉。

日军占领爪哇70天后，东京的特使到了巴达维亚，他们是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和人事局长富永恭次。见到今村之前，两人先微服私访了一些城市，感觉那里的气氛和已经改名为昭南特别市的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马尼拉截然不同，晚上的街道依然灯火通明，甚至有白人未被投进监狱而在街上悠闲地散步。那些占领军一点儿皇军的“威严”都没有，好像这里不是战败国似的。

随后两人会见了今村。对东京的质问，今村并不认可，还咄咄逼人地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我不过是执行了天皇的旨意而已，陛下决定的统治要领中，主要有确保战略物资、严守军法、稳定当地人心三条，这三条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如果两位发现本人治理不当，请解除我的职务。”

经过几轮唇枪舌剑，毫不让步的今村最后竟然说服了两位特使。返回东京之后，两人冒着被训斥的风险提交了调查报告，建议东条和杉山让今村自由行事。对此，东条竟然表示默许，不再强迫今村改变之前的政策。

这样的“仁政”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战局不断恶化，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岛双线告急。为挽回败局，1942年11月，东京调今村出任第八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在瓜岛和新几内亚岛的作战。接任今村职务的是他的妻妹夫（连襟）参谋次长田边盛武，荷属东印度的政策随之完全改变。

战后，今村被澳大利亚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而当年被他武装入侵的荷属东印度的宗主国——荷兰的法庭却判他无罪。他的继任者田边盛武被判处绞刑。

对于乘坐运输船被击沉一事，今村一直认为是美军“休斯敦”号所为。战后，那些侥幸活命的日本军政要人写出了不少亲历文章。今村也是从海军人员互揭老底的回忆录中才得知，当年送他下海游泳的恰恰是自己人。

第三章　缅甸泥淖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短短一年多，中国丢掉了华北、沪宁杭、武汉、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加上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地区，泱泱中华半壁河山已沦陷倭寇之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实力与工业基础均十分薄弱，特别是军工产业，别说与欧美强国，即使与日本这样的“后起之秀”相比也差距甚远。重庆国民政府在向西南大后方撤退的过程中，原本异常孱弱的工业特别是军工业又遭受巨大损失，中国的持久抗战举步维艰。武汉会战之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尽管拥有坚强的决心和充足的人力，但物力特别是武器装备匮乏，根本无法满足进行一场全民战争的需要。持续抗战必须借助外力，通过开辟和保持国际运输线从国外获取必要的物资支援。

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是天津、上海和香港。天津、上海相继沦陷，仅剩香港一地。以广九、粤汉铁路为骨干的华南国际运输线成为中国获取国际外援的主要通道。1938年10月，日本攻占武汉、广州，使由香港至内陆的华南国际运输线就此中断。中国为争取外援，必须开辟新的渠道。

比华南线稍后启用的是西北国际运输线。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联为了将日本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减轻自己在远东的压力，决定向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是国际上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与之相配套的就是西北国际交通线。这条从西安经兰州、霍尔果斯，最后到苏联萨雷奥捷克的交通线，全长3520公里，主要用于接受来自苏联的援助及偿还对方的矿产和农产品。1941年4月，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两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自顾不暇的苏联逐渐中断对中国的援助，这条交通线也逐渐陷入沉寂。

另外一条国际交通线，取道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主要通过海防港与海上航线相连，按其终点分为滇越交通和桂越交通。广州陷落之后，该线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国际交通线之一。1939年11月，日军攻占南宁，桂越交通就此中断。1940年6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中越交通线也被彻底切断。1937年9月至1940年6月，通过这条交通线运抵国内的物资超过40万吨，其中被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扣留的物资不少于10万吨。

一条条供血管道被日寇切断，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通道仅仅剩下滇缅公路。老酒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有这样一条公路，在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她是维系中国持久抗战的生命脐带。

1937年8月8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会议时承诺，云南将派两个军出滇抗日，同时提出，“上海一失，我既无国际港口”，以及“日本南进政策必付诸实施，南方战区可能扩大，香港和越南的铁路终成问题”等见解。龙云提议：“国际交通线应早做准备，需立即着手同时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连通印度洋。公路由地方负责、中央补充，铁路由中央负责、地方协助。”当此之时，西南大后方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蒋介石对龙云的提议慨然应诺。鉴于铁路建设非一日之功，会议决定先行建设施工较易的滇缅公路。

1937年10月底，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王九生率大批专家抵达昆明，与龙云详细研讨筑路相关事宜。11月初，根据实际勘测确定了由下关经保山、龙陵、芒市、畹町进入缅甸的路线。公路出境后直抵缅北重镇腊戍，向南与仰光至曼德勒、腊戍的铁路连成一线。从昆明到腊戍全线1146.1公里，缅甸境内畹町至腊戍段186.7公里，中国境内959.4公里。两段公路分别由英缅方和中方组织施工。

对于修建这样一条公路，英缅当局态度也非常积极，他们无疑将通过对过境物资收取关税和过路费获取大利，甚至可以像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在越南那样，浑水摸鱼，连吃带拿，再弄走一点儿。援华物资先经海路运到仰光，然后走水路或陆路运至腊戍，再从腊戍经滇缅公路运到昆明。

滇缅公路中国境内东段昆明至大理的411.6公里路段中，昆明至广通段于1935年12月已基本通车，其余约300公里也筑有路基，稍加改造即可使用。西段下关至畹町段547.8公里此前尚未动工。在当时条件下，修筑滇缅公路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一项艰巨的伟大工程。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拨款交云南地方当局督修滇缅公路，限一年内完工。1937年12月，龙云下令分6段抢修滇缅公路。随着命令下达，滇西各县立即紧急动员。当时，云南已组建第六十军，在军长卢汉的带领下出滇抗战，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也开始组建，另外有许多年轻壮丁加入了地方团队，导致劳动力奇缺。参加公路建设的队伍里出现了很多老人、妇女和小孩儿。龙云命令所有单位必须在1937年12月将筑路人员送到施工现场，这样滇西28个县约20万民工陆续投入了修路建设。

滇缅公路工程量之大，仅从以下数据就可以看出。公路修建共计完成土方1998万立方米，石方187万立方米，大小桥梁544座，孔径总长2700多米，石涵洞2196个，水涵洞1114个，铺碎石100多万立方米。公路横跨滇西险峻的横断山、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路线落差1300多米，地形、气候异常复杂。在低温的峡谷，瘴疫流行，多种急性传染病肆虐。最重要的是，当时贫穷的中国没有任何现代化筑路设备，缺乏炸药，筑路大军所能依靠的只有铁镐、簸箕、绳索和扁担。来自各地的民工自带干粮衣物，住在树枝搭成的简易窝棚里，栉风沐雨，胼手胝足，用勤劳的双手在崇山峻岭间挖通了那条通向胜利的光明大道。其间，安全事故和疾病夺去了3000多条生命，甚至出现了全家死在工程现场的悲剧，因公致残者逾万人。

原来西方专家认为，修筑这条公路至少需要5年，但那些勤劳勇敢的先辈仅仅用了9个月，就于1938年12月1日实现了公路全线贯通。1938年10月，从黑海港口敖德萨装运的6000吨援华军火由几艘货船运达香港。当时广州告急，越南各港迫于日本人的压力不允许中国卸载军事用品，国民政府只好通知苏联船只转往仰光卸货，然后用火车运至腊戍。宋子文亲自出马，从仰光押运第一批军用物资从腊戍经滇缅公路回到昆明。直到1941年底，每天在滇缅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达数千辆，最多时超过全国车辆总数的一半，每月输入物资超过10000吨。

对中国修筑滇缅公路这一壮举，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只有中国人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到。”在听到滇缅公路通车的消息后，罗斯福总统颇感惊讶，特别指示当时卸任的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取道公路回国，以实地考察核实有关情况。詹森大使乘吉普车沿路考察，回国后向罗斯福做了详细报告。“滇缅公路工程浩大，”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詹森说，“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时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其果敢毅力与顽强精神着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公路缺乏机械，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能及的。”部分美国评论甚至将公路的修筑与挖通巴拿马运河相提并论。

1939年初，重庆政府西南运输处从国外购买了大批车辆，故而滇缅公路汽车驾驶人员和技工奇缺。得知这一消息，陈嘉庚等爱国华侨随即于1939年2月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效力，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通告很快传遍东南亚各地，随后志愿回国服务的东南亚华侨司机和修理工共3192人，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从1939年2月至8月，南侨技工分9批陆续回到祖国。战争结束时，还剩下不到1000人。

1940年9月，中越交通线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运输线。盟国援华的大批物资必须先经海路运到仰光。一时间，仰光港内，无数悬挂着星条旗、米字旗、镰刀斧头旗的大小船只进进出出，中国抗战急需的大量物资在码头上堆积如山。除重庆政府的西南运输处，从1940年起国外及华侨的运输公司也加入了滇缅路的运输。1939年的11个月中通过公路共运入物资27980吨，1940年运入61394吨，1941年运入132193吨。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切断为止，共输入战时各种急需物资40.2万吨，其中油类15万吨、枪械弹药7万吨，其余为五金、交通器材、医药、机床、发动机等维持国计民生和战时经济的重要物资。在此期间，通过滇缅公路输出物资约10万吨。

随着日本与美、英在远东地区矛盾的不断加剧，西方开始逐步加大援华力度。1941年3月，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同样适用于中国。其间，美、英多次向重庆政府提供贷款，规定以钨砂、锡、桐油等物偿还。据记载，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所需各种物资中，汽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100％，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90％都需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国内各种战略物资的储备最多能维持三个月之用。无怪乎宋子文慨叹：“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于困守孤城，坐以待毙。”

滇缅公路就这样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经营好这条维系中国抗战的大动脉，重庆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一直到1941年，云南还在使用自己发行的“滇币”。滇军自成体系，蒋介石的“中央军”未经许可，不得随意进入。蒋介石也欲借此机会，以抗日名义“统一”云南。对此，龙云深有戒备。蒋介石一边派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向龙云多方拉拢疏通，一边以保护滇缅路及远征缅甸为由将“中央军”嫡系部队先后向滇黔、滇川、滇康边境调动。

除后来入缅作战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中央军”第七十一军、第五十四军、第二军等也陆续来到云南周边，但长期未能入滇。1941年，中英军事同盟开始酝酿，双方欲协力保全滇缅路及仰光国际交通线。这年10月，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特别转告龙云，“凡归昆明行营序列之部队，无论驻在何地，皆由志舟（龙云字）主任全权指挥与负责部署，中央绝不干预。唯对国际局势及抗战成败攸关者，中央不能不作适应之决定，务望志舟兄深谅体悉”。这样，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以及负责昆明防务的第七十一军等部队才陆续开入云南。

日军想方设法要切断滇缅公路。1940年6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专门成立了所谓“滇缅路封锁委员会”，以越南北部机场为基地轰炸滇缅路全线。仅6月至10月，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滇缅路，目标是对公路贯通有着决定意义的桥梁，其中最主要的是怒江上的惠通桥和澜沧江上的功果桥。

对此，我方公路管理人员竭尽全力保持公路畅通。每次遭遇轰炸之后，驻守在桥边的工程抢修队会立即对大桥进行抢修。他们很多都是当年建桥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时空袭尚未结束，地面的抢修工作已经开始。1941年1月23日，日军飞机第十四次轰炸了澜沧江上的昌淦桥，这次大桥被彻底炸断。东京电台得意扬扬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三月内无通车希望。”大后方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国民政府交通部急电滇缅公路工程技术人员昼夜抢修，务必尽快通车。戏剧性的一幕随之出现，交通部急电发出不久，前方就传来了好消息：运输物资的车队顺利通过了波涛汹涌的澜沧江，公路全线畅通无阻。

原来早在两个月前，当地工程技术人员就预计到大桥可能会被日军日益频繁的空袭炸断。他们找到一些空汽油桶，每70个连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就成了一只简易的渡船，汽车开上去之后，再用钢缆将渡船在两岸间拉来拉去，保证了运输车辆的输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大桥彻底修复。

从一些简单事例就可以看出滇缅公路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1942年1月，日军进攻长沙。驻守岳麓山阵地的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试图压制日军炮火，在战斗最激烈时，炮弹告罄。薛岳司令官紧急致电重庆求援，军令部回答是“炮弹尚在仰光待运”。同月，从汉阳搬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重庆政府仅有的10余架运输机亦因缺乏油料停飞。作战物资匮乏同样影响敌后战场，其间，延安曾电告重庆，沂蒙山根据地遭日军“铁壁合围”，急需军火、粮食及被服支援。重庆方面答复：“因外援受阻，正面战场亦无法保障供给，今后各后方根据地须设法就地筹措物资。”

滇缅公路，这一头的“滇”是云南，另一头的“缅”就是缅甸。对于摊子铺得太大的日军来说，攻占这一头的云南暂时力不能及。既然如此，就干脆占领那一头的缅甸吧。

缅甸全境狭长多山，南北长2090公里，东西最宽处925公里，面积67.7万平方公里，是中南半岛最大的国家。东北与中国云南省相邻，西北同英国远东最大殖民地印度搭界，东南与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接壤，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扼太平洋经马六甲海峡通向印度洋的要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1824年、1852年、1885年，英国通过三次侵缅战争武力占领缅甸全境。起初，英国采取了“以印治缅”的统治方式，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到1937年，英国殖民当局才将缅甸从印度划出，由自己派出总督直接统治。

除了战略位置重要，缅甸的自然资源也极其丰富。从1914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对缅甸的投资比之前增长了3倍，主要在石油、木材、矿产和橡胶等领域。这里是世界上重要的大米生产国和出口国，有着“稻米之国”之美誉。20世纪30年代，缅甸年均出口大米350万吨。当时日本每年约进口大米170万吨，尚不能满足国内所需。别的复杂资源老酒不会算，但人一天吃多少粮食大致还懂，按照每人每天吃1斤大米——日本人个子小，估计吃不了这么多——这350万吨就是900万人一年的口粮。在太平洋战争最激烈时期，日本陆海军总数也未达到900万。换句话说，如果日本能够抢到这里的稻米，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众多侵略军的吃饭问题。

前文提到，荷属东印度是远东最重要的石油产区。与之类似，缅甸也蕴藏着较为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开采业是缅甸战前最主要的工业产业，年产石油超过100万吨，是日本产量的5倍。如果顺便抢到这里的石油，就可以为日本短缺的石油供应再加上一道保险。缅甸还蕴藏着丰富的钨矿，当时钨产量居世界第一，仅茂奇一个矿山的矿石就占世界总量的35％以上。此外，铅产量也占世界第五位。其他诸如宝石、玉石、金、银、铜、锡、锌、镍、锰等有色金属以及棉花、花生、芝麻、大豆，还有琳琅满目的热带水果等，贪得无厌的日本人肯定都想要。

就纬度而言，缅甸北部已进入亚热带，中部和南部属于热带，全年雨季和旱季分明。每年自5月下旬至10月为雨季，其间阴雨连绵，天气凉爽，空气极度潮湿，蚊虫蚂蝗肆虐，瘴气尤甚。10月至次年5月中旬为旱季，天气多风，干旱少雨。缅甸的地形北高南低，主要分为东部的掸邦高原、中部的伊洛瓦底江盆地和西部的阿拉干山区。境内三条主要河流从东到西依次为伊洛瓦底江、锡当河、萨尔温江。缅甸是“一江春水向南流”，根据河流和山脉走势，缅甸境内的铁路和公路也是南北贯通，并在北部与我国的滇缅公路相连。

从行政、地理上划分，缅甸全境可分为两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中心城市是曼德勒；以南为下缅甸，核心城市为仰光。曼德勒为上缅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扼水陆交通之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下缅甸的仰光是当时缅甸首都，为新兴商业港口，建有现代化的港口设施，这里是为中国提供抗战物资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港，对中国的意义甚至大于缅甸。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缅甸北部的胡康河地区是一片莽莽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中国历来称之为“野人山”。其间河流交错，雨季水势汹涌，舟船难通——那里即将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伤心之地。

就军事角度而言，缅甸这种易南北进出、难东西机动的地形，使一旦战争爆发，大的战事往往发生在南北走向的幽深山谷和山间盆地中，仰光和曼德勒一南一北两大军事重镇的得失就至关重要。一旦仰光有失，则门户洞开，入侵敌军可以从南向北一路突进。仰光以北曼德勒、勃固、同古、彬文那等军事要地均处于这条走廊上。从曼德勒向东北至腊戍、向北至密支那，既是缅北铁路的终点，也是滇缅公路的起点。缅北一旦有失，日军就可以沿滇缅公路一路冲进云南西部。

像荷属东印度饱受荷兰人的压迫一样，缅甸各族人民饱受英国殖民者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可谓是苦难深重。不单如此，英国起初“以印治缅”的高压政策使得缅甸民众遭受了英、印的双重压迫。英国人和印度人对缅甸的压榨可谓是到了骨头缝里，从以下几个方面可略见端倪。

第一，英印当局根本无视当地百姓的死活，强行将缅甸出产大米的逾60％运向国外，国内民众饱受饥饿之苦，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第二，禁止缅甸人手工编织他们日常使用的“隆基”（一种缠在腰上的布），所有布料必须使用英国或印度生产的产品。那些暗中织造布料的妇女很多遭逮捕关押，一些人甚至被剁掉手指导致终身残疾。第三，强行封锁泰缅国境，缅甸人要想去邻近的泰国不能走便捷的陆上通道，只能绕道仰光，然后再乘船前往泰国。那些海上运输船无疑都是英国船舶公司的，且独家经营收取高额船费，赚取的巨额利润并未用于缅甸当地建设，而被拿去建设那个叫“东方直布罗陀”的玩意儿。第四，一直遭受英国人欺压的印度人也助纣为虐，反过身来欺负缅甸人。几乎所有工商业都掌握在少数印度人手里，街上商店大都为印度人所开。广大农村的土地同样被印度新移民占据，那些所谓的村长和地主大部分是印度人，缅甸人、克伦族人、掸族人等缅甸土著处在英、印的双重统治之下，成为“外来者”的雇工或佃户。第五，禁止缅甸人私自采集岩盐，必须购买由英国制盐公司经营的高价盐。比起封锁泰缅边界来说，这招更黑，你可以不坐英国人的船去泰国，但你绝不能永远不吃盐。

物质上的压榨还远远不够。缅甸崇尚佛教，大部分民众是虔诚的佛教徒。英国和印度官员公开亵渎缅甸佛塔和佛像，对之或棒打或脚踢甚至淋尿。当局还禁止缅甸人买卖纸张，需要的全部纸张必须从少数英国传教士手里购买。此举不但可以赚取高额利润，还等于变相剥夺了缅甸人的言论自由。那时候可不像今天有电视、手机、互联网，纸张还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作为佛教徒的缅甸人只能从其眼中的异教徒手中购买纸张，这对他们是莫大的侮辱。

有压迫就有反抗。这种情况下，“把印度人从城市、农村赶出去，挣脱英国统治，建立缅甸人的缅甸”就成为所有缅甸人的战斗口号。面对英、印的双重压迫，缅甸人为争取民族独立曾进行过各种积极的尝试。起初他们试图通过暴力手段争取独立。1930年，缅甸革命组织“咖咙会”酝酿发起暴动，可惜因策划不周惨遭镇压。1939年，德国在欧洲挑起战争，英国对远东殖民地的监管放松，缅甸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暴动。这次暴动同样未能逃脱失败的厄运，数以万计的暴动者为此身首异处。暴力革命行不通，缅甸人就想采取妥协的方式与英国人商谈。

二战爆发之后，英国在欧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远东的统治力相对减弱。为了争取自由与独立，1940年5月10日，缅甸最大的党派德钦党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愿意与英国人合作，做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炮灰”去打击德国人，条件是英国在取得胜利之后给予缅甸独立地位。这项提议遭到断然拒绝，殖民当局根本不愿做出任何让步。软硬都行不通，走投无路的缅甸人和印度圣雄甘地一样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40年6月，缅甸“自由联盟”在仰光召开大会，要求英国同意缅甸独立，号召缅甸人不参战，开展公民不服从运动。此举换来了殖民当局的大肆逮捕，德钦党主要领导人及其他民族主义党派的负责人大多被捕入狱。

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发布了《大西洋宪章》，提出所有民族均有自由选择治理方式的权利。这可是你英国人自己说的，时任缅甸总理的吴素立即单方面发表声明，称宪章原则同样适用于缅甸。吴素表示，只要英国同意战后给予缅甸自治领的地位，缅甸将在战争中完全与英国合作。但他随后前往伦敦祈求时，丘吉尔连这个最低的要求也不给。

丢尽脸面的吴素准备经美国和太平洋返回缅甸。路经美国时，他试图争取罗斯福的支持，同样未果。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吴素恰好就在夏威夷现场，目睹了日军飞机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狂轰滥炸，更加深了他对日本强大军事力量的印象。

战争突然爆发使吴素不得不重返欧洲，取道葡萄牙回国。在途经里斯本时，对英国完全失望的吴素秘密拜访了日本驻里斯本使馆。第二天，日本驻葡萄牙大使在拍给东京的电报中称：“缅甸总理保证，一旦日军入侵缅甸，缅甸人将举行暴动帮助日军把英国人赶出去。”

日本人的外交电报很快被英国情报机关截获并通过“魔术”系统成功破译，吴素很快在海法被英国人拘留，理由是策划向日本人出卖“祖国”。吴素随后被押往非洲乌干达软禁至战争结束。

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绝望的缅甸人开始逐渐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试图寻求一切外界力量的帮助，他们喊出了“英国的困难就是缅甸的机会”。“谁反对我们的敌人，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弥漫在缅甸人中的民族情绪给奉行“大东亚共荣圈”、试图占领缅甸的日本人带来了绝佳机会。日本人反对英国人，自然被缅甸人视为朋友。日本人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利用缅甸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达到将英国人驱逐出缅甸的目的，还可为印度从英国分离出来树立一个样板。

为了摆脱在中国的困境，日本逐步确立了南进战略，试图掠夺东南亚丰富的资源以维持长期战争的需要。1935年，日本在缅甸成立了“日缅友好协会”，名义上是为了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实际是开展间谍活动，在缅甸反英人士中寻找代理人。1940年8月，日本前外相松冈洋右公开将缅甸划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之内。对日本人来说，侵缅的首要目标是切断滇缅公路。早在1940年7月，东京大本营就提出，“靠军事行动直接切断援华路线”。在外交上迫使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未能完全得逞——其间英国曾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滇缅公路达3个月之久——军事上依靠空中力量切断滇缅公路未果之后，日本人把目光逐渐转向了缅甸。

早在1940年之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缅甸事务的铃木敬司就已经注意到缅甸人的反英情绪，对民族运动核心领导团队德钦党给予了重点关注。铃木在写给参谋本部的报告中说：“如果缅甸的独立运动能够发展成武装暴动，切断缅甸的援蒋路线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1940年3月，铃木化名南世益，以《读卖新闻》特派记者的身份进入仰光，于翌年1月组建了特务组织——“南机关”，对外称“南方企业研究”。南机关成员以从事林业、矿业、商业调查为名，专门从事缅甸的策反及武装暴动事宜。在泰缅边境清迈、达府等地，“南机关”均设立了联络点，从事刺探情报、绘制军事地图等活动，为未来日军入侵缅甸积极进行准备。

在日本僧人永井行慈的帮助下，铃木与德钦党领袖德钦弥亚取得了直接联系。铃木向缅甸人保证：“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缅甸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愿意提供必要的武器、弹药，并组织训练缅甸进步青年。”

日本人在缅甸人眼里成了“解放者”，成了反抗英国残暴统治的“正义之师”。日本人的“正义行为”很快传遍了整个缅甸。由于民众认知水平较低，加上对英国人的刻骨仇恨，病急乱投医的缅甸人真就把日本人当成了“救世主”。

起初日本只是想策动缅甸独立，以控制滇缅公路，从而切断中国的补给线。但随着形势发展，东京为进一步打击英美军事力量并抢夺缅甸丰富的战略资源，决定发起缅甸战役。

无孔不入的宣传使缅甸完全变成了日军的主场。起初当地人对日军的欢迎确实出于真心。缅甸的“独立义勇军”由于缺乏训练，打起仗来，义则义矣，却一点儿都不勇。但他们会积极为日军带路，收集英军、中国远征军的情报，进入乡村为日军筹集粮食，一些人甚至潜入英军阵地偷来枪支参加义勇军，“举凡有关侦察、情报、宣传、架桥、行军、补给与扰乱后方等军务，他们起到的作用远胜于日军”。当日第三十三师团进攻仰光为锡当河所阻，山炮和速射炮运不过去，日军工兵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架桥材料时，当地人就代为架起当地特有的筏桥。用日本人的话就是，“简单实用，完全符合日军进军的需要”。

除了“独立义勇军”的宣传和缅甸人对英国人、印度人的痛恨，日军还巧妙利用了当地的民间传说。在缅甸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正当缅甸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从东方出现了骑着白马的‘博莫乔’将军前来拯救缅甸”，根据这一传说，指挥“独立义勇军”的铃木敬司就故意骑着白马四处招摇撞骗，并自称为“博莫乔”。骑白马的“博莫乔”每经过一个村落，村民常常虔诚地合掌致意，满怀喜悦地流下激动的眼泪。日军攻克仰光后，铃木仍骑着白马以“博莫乔”的名义现身。

日军还佯装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作为佛教国家，僧侣是缅甸社会的领导阶层，安抚僧侣对赢得民心来说至关重要。日军各部队情报官每攻下一座城镇，都必先拜访僧院，将日本的战争目的向那些在民众中享有较高声望的僧侣详细解释，请求他们的理解和协助。在战斗中，日军避免毁坏被缅甸人视为灵魂庇护地的宝塔。这些都为他们赢得了不少的印象分。

缅甸人痛恨英国人的情绪自然而然会带到后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身上。缅甸人认为，大老远跑来的中国人是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帮凶，他们入缅作战是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不义之举。因此，远征军所到之处，很难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也为远征军第一次远征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英军败失下缅甸

前文提到，缅甸对中国持久抗战至关重要。对英国人来说，远东的防御重点是新加坡和印度，缅甸和香港一样属于相对次要的地区，可守可弃。不过那儿终究是自己的地盘，放任不管说不过去，大英帝国这老脸也没处搁，对缅甸的防务英国至少也需要装装样子。况且缅甸作为印度的东方屏障以及马来亚的西北侧翼，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那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丢了也实在可惜。基于以上原因，英国在1940年10月重开滇缅公路之后，就开始与重庆国民政府就军事合作进行尝试。1941年1月，伦敦委派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兰斯洛特·丹尼斯少将出任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与中国酝酿建立中英军事同盟，核心是保卫对中国至关重要的缅甸地区。

丹尼斯少将抵达重庆当月，“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正式成立。考察团主要职责是对中、缅、印、马相关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与英国共同协商保卫缅甸的军事计划。考察团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为团长，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为副团长，其余还有杜聿明、侯腾等高级将领。考察团众人于2月出发，对缅甸、印度、马来亚等地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实地考察，提交了洋洋洒洒30万言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报告书分“敌情判断”和“共同防御意见”两大部分，核心内容为根据当地地形、交通及估计日军将采取的战略战术，拟定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

计划提出：日本对中国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总体政略、战略实施总体策划。一旦日寇与英国交火，势必会首先进攻英属马来亚和缅甸地区。这样日寇既可以夺取英国的远东殖民地，又可切断中国的国际援助线路，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报告书得到了丹尼斯少将的高度认可。可惜翌年2月，将军为尽快达成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飞赴腊戍与英缅当局协商返回重庆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

对中国提出的结论，伦敦并不认可。丘吉尔和他的大腕们认为，凭借大英帝国的赫赫威名，日军肯定不敢对缅甸轻易下手。英方认为，即使日军要截断滇缅公路，也肯定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入手，绝对不会取道缅甸。基于这一观点，他们拒绝中国军队及早入缅布防。后来任印缅战区司令官的韦维尔上将在1941年10月曾实地考察过缅甸，对那一地区的情况持极端乐观的态度。韦维尔认为，日本人不会侵略缅甸，因为马来亚和菲律宾对他们来说更加重要，如果他们胆敢入侵缅甸，“势必受到严厉的惩罚”。

英国人心中还有一个无法明说的理由，他们始终在防范中国势力进入缅甸。一旦中国人进入这一地区，请神容易送神难，对战争胜利之后英国人恢复在缅甸的殖民统治大大不利——这和他们对香港的防卫态度惊人相似。伦敦认为，一旦中国人进入这一地区，大量中国移民将接踵而至。在他们眼中，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国家”，从而千方百计对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加以限制。英国人提出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一带布防。

但是英国人心里非常清楚，日军一旦入侵，他们根本不具备防御缅甸的能力，所以也不敢直截了当一口回绝中国，只是一味强调时机未到，要求中国军队暂缓入缅。英国仍想凭借中英军事合作的声势来唬住日本。长时间的扯淡纠缠，致使中英军事同盟的建立和联合作战问题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重庆政府仍在积极做着入缅作战的准备。1941年3月，军事委员会从军令部、军政部和军训部抽调了部分高级专家组成了驻滇参谋团，这一机构入缅后改称驻缅参谋团，以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为团长，军训部第一次长阮肇昌为副团长，总参谋部高参萧毅肃为参谋长。参谋团级别之高前所未有，基本相当于军令部的前进指挥部，必要时可以直接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命令。当时国军内能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两个部门，就是真正的军令部和委员长侍从室。

参谋团除了积极与英缅方进行沟通，还以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为首批入缅部队开展各项筹备工作，如充实装备、加强训练、筹措物资等。同时对集结在滇川、滇黔、滇康边境的部队实施动员，对炮兵、工兵、通信、后勤等特种部队进行了必要动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实力强大的美国终于走上了战争前台。为了确立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在远东安全问题上采取了与英国截然相反的策略，中美关系也从之前单一的经济援助转为正式同盟。罗斯福最担心中国一旦崩溃，日本势必集中兵力于太平洋地区，美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虽然远东地区暂时无兵可派，美国还是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力度，仅1942年就给予重庆政府5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中国急需的军事设备和物资。

华盛顿认为：“如果远东战场的西翼缅甸失守，盟军整个局势包括东翼的澳大利亚在内，都将面临严重危险。”日军一旦占领缅甸，控制滇缅公路，大批援华物资就难以运往中国，中国抗战无法维持，对盟军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基于这种考虑，美国积极支持中国入缅作战。英国并不赞同，认为此举完全是“牺牲英国而增强美国影响力的努力”。

珍珠港事件之后，兴奋异常的蒋介石立即在重庆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除了对日、德、意宣战，同时向美国提议，以美国为核心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参加的军事同盟。他很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一方面告知中国政府将向轴心国宣战，另一方面将中国希望结成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几位大使。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立即将蒋介石的建议传回华盛顿，罗斯福迅速回电表示赞同，并提议由蒋介石召集，在重庆召开五国联合军事会议。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苏联和荷兰并未加入这一同盟。

12月10日，丹尼斯少将代表英国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第二天，重庆政府开始了第一次入缅作战总动员。先以第六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七团为骨干组建了先锋支队，这支队伍由第四十九师副师长刘观隆带队，因此也称作“刘观隆支队”，率先从滇南入缅接替英军在景栋地区的防务——这是中国第一支入缅作战部队。重庆政府同时下令第九十三师进驻车里，第四十九师一个团前出畹町，准备随时开赴景栋。上述部队入缅后统一归英缅军司令官指挥。

12月1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代表英国政府再次明确表示：“一旦形势吃紧，愿与中国政府共同加强缅甸的防务。”

12月16日，以林蔚为团长的中国参谋团进入缅甸。同日，美国陆军部通过驻华军事代表团向重庆表示，希望中国军队尽快入缅布防。蒋当即下令第五军、第六军向保山、芒市集结，做好随时入缅的准备。随后侯腾在腊戍见到了韦维尔的参谋长哈丁·赫顿中将，提出第五军、第六军与英军一起在缅东南勃固、毛淡棉地区共同与敌作战的建议，遭到拒绝。

12月26日，当先头部队到达保山时，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接到了“停止前进”的电令，因为“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暂勿入缅”。29日，新命令到达，“毋庸入缅，该两军停止前进，并分段在昆明及滇缅线上集结待命”。此前在重庆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中、英发生了明显分歧。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了联合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为勃兰特少将和马格鲁德准将，英国代表是驻印军司令官韦维尔上将。蒋介石、何应钦和宋美龄（担任现场翻译）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主要议题有三：一是同盟国利用中国之人力问题，二是同盟国对华军事物资供应，三是如何保卫缅甸及滇缅公路。

缅甸不仅是中国接受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还直接关系到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因此蒋介石对出兵缅甸态度积极。英国人并不热心，甚至心存抵触，宁愿将缅甸丢给日本人。在丘吉尔和韦维尔眼中，缅甸丢给日本人，战后可以顺理成章地收回，中国的势力一旦进入缅甸，未来的麻烦可就大了。

会议刚刚开始，中英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韦维尔表示，英国在东南亚作战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殖民利益，对中国抗战之成败不感兴趣，除了缅甸，不愿涉及其他任何问题。蒋介石极其克制地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如中国失败，则英国之印度必危而不保。如英国需要，我国可派出8万人入缅作战。”

蒋介石的诚意换来的是韦维尔的鄙视，这位和丘吉尔一样瞧不起中国人的英国上将傲慢地说：“如果由贵国军队来保卫缅甸，那简直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同时明确表示，中国人只需要将原来分配给他们的美援物资交给英国人就行，其余的事就别多管了。

远东两大盟国的分歧引起白宫极度不安。罗斯福对英国人的短视和自私颇为不满，他和马歇尔均认为，“韦维尔是个心胸狭窄的老顽固”，中国人的持续抗战不仅对远东和太平洋战场至关重要，对欧洲战局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只要他们能成功拖住日本人，美、英就可以集中力量去对付德国人，也就是所谓的“先欧后亚”。罗斯福认为，人是最宝贵的战争资源，中国最不缺的恰恰是人。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出，“在美英总体战略中，中缅印战区位于第三位。但就其战略和政治地位可言，这一地区是极其重要的。从战略上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不断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他也认为韦维尔“比较武断，不讲方法，对待盟友中国人还是以往英国人的那种态度”。

迫于美国的压力，经反复讨价还价，英方还是勉强与重庆国民政府缔结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军事协定》，宣告中英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并初步拟定中国派遣三个军入缅作战。

仅仅三天之后，12月26日，韦维尔就再次食言，提出中国军队暂缓入缅，理由竟然是补给不足，“难以供应那么多的军队”，具体入缅时间另行通知。这也正是杜聿明接到暂缓前进命令的原因。此后第五军甚至被解除了入缅任务，准备向东投入国内战场。

根据“阿卡迪亚”会议形成的决议，1942年1月2日，中国战区宣告成立，蒋介石出任该战区盟军总司令，指挥在中国、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盟军部队。同时盟军还成立了西南太平洋战区，由英国的韦维尔出任司令官。对中国性命攸关的缅甸被划入了韦维尔管辖的作战区域。

就是盟国宣布成立中国战区的第二天，1月3日，蒋介石电告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让他转告罗斯福，遴选一名美军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罗斯福对此慨然允诺，并将此任务交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

史、马最初选中的是第一军军长休·德鲁姆中将。此人在美国陆军中资格甚老，晋升少将比马歇尔早了整整8年，派他去无疑更能显示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德鲁姆对此项任命进行了认真考虑。有人骇人听闻地告诉他，那里“中国人不相信英国人，英国人也不相信中国人，而缅甸人对前两者都不相信”。在进一步被告知不可能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前往中国作战时，德鲁姆告诉马歇尔，那是个“含混不清的工作”，拒绝履行这趟出力不讨好的差事。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都没有向中国派遣地面部队的强烈欲望，他们的目标是帮助中国人自主进行防御，仅此而已。陆军部的观点是，每向中国派遣一个人，就意味着每月要向中国运送0.62吨的补给物资。没有充足弹药和补给，美国人是不会打仗的，而中国人早就习惯了用最少的物资去打最多的仗。

第二个进入马歇尔视野的是他的好朋友约瑟夫·史迪威少将。两人在一战时期共事过，后来还一起在中国的天津服役，在本宁堡时史迪威就是马歇尔手下的得力干将。1月14日，马歇尔就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一事征求当时任第三军军长的史迪威的意见：“乔，你有24小时想出一位更好的候选人，否则就是你了。”刚开始史迪威不太情愿，在马歇尔的压力下，他最终表示服从命令。在他的设想中，中国距离日本很近，如果最终战争导向日本本土，美国就必然会在中国集聚起强大的攻击力量。这样建设中国基地的历史重任就会责无旁贷地落到他史迪威肩上，未来前途无量。罗斯福迅速认可了参谋长的提议，因为马歇尔热诚地告诉他，史迪威“才华出众、足智多谋”。

约瑟夫·史迪威就此进入国人的视线。1883年出生的史迪威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三次在华履职的经历使他成为美国陆军著名的“中国通”——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他这个“通”与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等人相比还是有不小差距的，属于表面通，骨子里不通。他曾偕新婚妻子一道游览中国，这里古老神秘的文化和贫穷落后的面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20年至1923年，他被美国陆军部任命为语言教官到北平学习华语，1926年至1933年任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一个营的营长，1935年至1939年任美国使馆驻华武官，与中国可谓有不解之缘。史迪威能像说法语、西班牙语一样说流利的汉语，能唱京戏，对中国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史迪威有两个子女出生在中国，女儿名叫“李娜娜”，儿子名叫“杨京京”。

1940年7月1日，回到美国的史迪威被任命为第七步兵师师长，同年9月晋升少将。由于该师在1941年夏天的全军演习中表现突出，史迪威因此晋升第三军军长，被誉为美国陆军47名少将中最出色的一位。

史迪威的能力无疑是出色的。在二战中，罗斯福对手下军事将领的使用堪称知人善任。但老酒窃以为，他这次对史迪威的任命明显不妥。在参加缅甸战役之前，史迪威大部分时间担任文职工作，从未有过实战经历。1942年之前，他指挥过的最大部队是美国一个二线军。虽然训练上颇有独到之处——后来他在兰姆伽训练中国军队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他明显缺乏大兵团作战的指挥经验。此外，早在佐治亚州本宁堡陆军步兵学校任教时，他就被学生授予“醋性子乔”的绰号，意思说他不够内敛，言语刻薄，喜怒形之于色，往往屈从于个人的冲动情绪而欠缺缜密考虑。在他的经历中，有着多次与同事或上司关系紧张而被调离的案例。据说他长期止步于准将军衔，是因为习惯对自己的长官出言不逊。

身材瘦削的史迪威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眼镜，头发灰白，远看上去不像军人，更像是一位教授。“阴险、好斗、饱经风霜”，这是刘易斯·布里尔顿少将对他的评价。在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不讲理、没耐心、臭脾气、阴沉、疯狂、严厉、不敬、粗俗”，看来也有点儿自知之明。他把黑人称为“黑鬼”或“粗汉”，把中国人叫作“中国佬”或“布衫佬”，叫德国人“野蛮人”或“德国佬”。他对日本人尤其看不起，他曾写道：“当我想起那些罗圈腿的蟑螂是如何毁掉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时，我就想把日本人的肠子绕到亚洲每一个街灯的柱上。”

虽然曾有担任使馆武官的经历，但史迪威对外交并不精通，而他将奔赴的战区几乎时时都要与中国人和英国人沟通，这恰恰是他的软肋。一个要妥善处理中、英、美三国关系的联合指挥官职务，却让一个连普通人际关系都难维持的人来担任，这在一开始或许就是一个错误。莫说是外国人，史迪威对同胞也同样苛刻。1944年调离中国时，史迪威是一声不吭，转身就走。继任的魏德迈少将向他索要远征军的作战计划时，史迪威冷冰冰地答曰：“没有计划！”

史迪威打心眼里看不起罗斯福，诋毁他“在一切军事事务上都是业余级的”。在他出发前的一次会议上，他认为罗斯福的讲话“无聊至极，废话连篇”。史迪威有一项特殊技能，就是给别人起各种好听的外号。他曾给罗斯福起了个外号叫“橡胶腿”，说影子总统霍普金斯是“一个侏儒般的怪物，8个星期都不会理发”，认为“英国佬是一群无所作为的家伙”。他厌恶中国领导人的胆怯和腐败，尤其不喜欢蒋介石，嘲笑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油滑的政客，背信弃义、虎头蛇尾的东西，自私自利、不知廉耻、肆无忌惮的恶棍”。他曾公开告诉《时代周刊》记者：“我们正在与一个无知、未受过教育、迷信的乡下佬结盟。”后来当罗斯福问及他对蒋介石的看法时，史迪威的回答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狡猾的、不可靠的老无赖，从不信守承诺”。初次见面，他就给蒋介石起了个好听的外号叫“花生米”，之后一直如此称呼，有一次甚至是在公开场合。中国军事将领在他眼里的印象是，对“进攻型战斗内在反感，传统是依靠与敌人比谁活得更久来赢得战役”。

老酒窃以为，史迪威给谁起外号都可原谅，而对罗斯福残疾的讽刺实在不能容忍。陈纳德对他“性如烈火、尖酸刻薄、十分傲慢”的评价堪称一针见血。他的弱点在美国陆军中人人皆知。他写给陆军部的公文常常因文笔和逻辑混乱遭到训斥，以至于老酒今天看史迪威日记，怀疑那流利的文笔不是出自他本人。

在华多年的史迪威积聚的对国民政府的反感不可谓不多。卢沟桥事变时，史迪威恰好在中国担任使馆武官，亲眼见证了中日战争的爆发。他发回国内的无数次报告都不厌其烦地表示，他对中国军队喜欢撤退而非保卫国土感到不解和愤怒。一次，在被问及中国何时会发起反攻时，史迪威略带讥讽地说：“这要等到他们不再对反攻有天生的厌恶再说。”由于军衔太低，史迪威受到了国民政府要员的过多冷遇。淞沪会战爆发后，美国陆军部指派他前往战场实地考察，遭到国民政府拒绝。虽然后来经协调终于成行，但等他赶到上海时，那里已经没有国军的身影了，为此他受到了华盛顿的训斥。史迪威在日记说：“在那些中国人的记忆中，我只不过是一个被他们踢来踢去的卑微上校而已。他们眼中的我，不过是一个在泥泞中行军，与苦力混在一起，还搭乘士兵汽车的人。”由此可见，史迪威到中国是带有“衣锦还乡”意味的。

史迪威认为，中国将领不具备现代化战争必需的技能，但普通士兵有着克敌制胜的坚韧意志，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名优秀指挥官。现在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那位高明的指挥官终于来了，就是他约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认为久不得志的自己终于等到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机遇，竭力想从蒋介石手里争取军队的指挥权，在远东地区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而这恰恰是蒋介石最忌讳的——他肯定不会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军队放心地交给一个外国人指挥。在蒋介石眼中，史迪威不过是争取更多美国外援的工具。

1942年1月14日至23日的几天里，史汀生、马歇尔与史迪威充分讨论了远东形势以及盟军面临的艰巨任务。马歇尔给了史迪威两条忠告：一是团结不同的派系，抓住兵权，让中国人努力干事；二是金钱不是问题。鉴于远东的形势在不断恶化，马歇尔决定由美国政府做出必要的外交安排后，以最快速度将史迪威派往中国。随后阿诺德也召见了史迪威，隐晦地告诉他要极力配合美军将在远东进行的一项秘密军事行动，后来史迪威才知道那次行动叫“杜立特空袭”。

1月19日，史汀生约见了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同意将部分中国军队，特别是即将入缅作战的军队交给新任命的参谋长指挥。宋子文了解了被提名者的身份，详细调查了史迪威的履历，对这位未来的参谋长十分满意。在宋子文眼中，史迪威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对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熟悉。他立即将美方的意见电告重庆，蒋介石迅速回电，“非常欢迎史迪威将军前来中国担任参谋长”。

美国陆军部很快下达了史迪威到华的任职命令，同时晋升他为陆军中将，以便他在十分看重军衔的中国能更好地行使职权，要知道，蒋介石可是大元帅级别的。陆军部给史迪威的命令是：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帮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

动身之前，史迪威要求马歇尔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提供30个师的装备，如果仰光一旦不保，供应品不应中断，而应转移到印度的适当基地，最好是加尔各答，还要派运输机运送等。史迪威提出，西南太平洋是盟军暂时处于守势的战区，为了把战争导向日本本土，必须最大限度动员中国的“进攻力量”，至少在中国投入一个美国军。他的这一设想未能获准，刚刚加入战争的美国力量不足，也还没想那么远。

启程之前，罗斯福亲自接见了史迪威。总统让他转告蒋介石：“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也一定会坚持到底，直至中国收回它丧失的全部领土。”史迪威从之前领导过的第三军以及曾在中国任职的人中抽调了35人，组成了精干的参谋班子。2月13日，他们从迈阿密乘飞机离开美国奔赴远东。在史迪威抵达中国之前，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已经开始。

1941年初，英军对缅甸的防守基本形同虚设，偌大的防区仅有英缅第一师约15000人。该师原由缅甸警备队改编而成，装备和训练均严重不足，兵员中从军超过两年的人很少，许多人穿上军装才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只有两个营的英军和一个旅的印度军还勉强有些战斗力。空军只有老掉牙的旧式飞机37架，聊胜于无。不过英国人在最重要的新加坡都只能使用过时的机型，能在次要的缅甸地区部署空军已属难能可贵。丘吉尔和韦维尔都认为，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战事结束以前，日本人不会对缅甸发动大规模攻势。

但是缅甸的防务必须加强。大部分能调动的部队被派往了马来亚和新加坡，直到1942年1月底，同样训练欠佳且名额不满的英印第十七师才开到缅甸。该师有兵员18000人，战斗力明显强于英缅第一师。但这支部队原拟开往中东作战，是按照沙漠作战进行训练和装备的，没有任何热带丛林作战的经验。和英军在马来亚以及荷军在爪哇岛一样，部队中由西方人担任的中高级军官与当地士兵貌合神离，无法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英国人非常清楚，仅凭上述兵力根本无法与强悍的日本陆军抗衡。后来在战事紧张时，丘吉尔陆续调来了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和英国第七装甲旅，这才算能打硬仗的部队。以上统算，英国在缅甸的守军约40000人。

英军对防守不太在意，日军对进攻缅甸却给予了充分重视。东京大本营认为：首先，作为南方地区的西翼屏障，占有缅甸可以防止盟军从西侧发起反击，同时可以以此为跳板西攻印度，直下中东与盟友德国会师；其次，占领缅甸可以取得印度洋的制海权，有效支持太平洋上的作战，杜绝英国海军的袭扰。最重要的是，可以一举切断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路线，迫使蒋介石在战与降之间重新抉择。

由于“南方作战”范围太广，中国大陆和东北地区又牵制了日陆军大部分兵力，日参谋本部在兵力调动上未免有捉襟见肘之感。与荷属东印度一样，缅甸也被列为第二批侵占的目标。日大本营为缅甸作战制定的战略目标是：一、确保山下奉文第二十五军马来亚作战的侧翼安全；二、切断滇缅公路，逼迫重庆政府屈服；三、加大对中国和印度的压力；四、夺取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

大本营对入侵缅甸的具体部署是：以开战之后进驻泰国的第十五军做好进攻缅甸的各项准备，作战初期相机占领缅甸南部之航空基地，嗣后进攻至仰光附近，破坏中英合作之据点；俟作战告一段落后增加兵力，击破中英联军，加强对中国、印度之压迫。

日第十五军司令官就是前文多次亮相的饭田祥二郎。饭田于1888年8月8日——出生日期看似颇为吉利，实际上饭田活到了92岁的1980年——出生于山口县的一个军人世家，父亲饭田俊助同样是陆军中将。幼年时期，饭田先后在熊本地方幼年学校和中央幼年学校学习，1908年5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和后文将要出场的下村定、木村兵太郎和牛岛满都是同学，1915年12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二十七期。此后饭田曾在陆军省、陆军步兵学校任职，并先后出任第四十四联队、第四联队联队长。

1937年3月，饭田晋升少将，接替阿南惟几出任陆军省兵务局局长，主管“军容风纪”。第二年任第一军参谋长，参与了日军在山西南部和兰封的侵略战争。武汉会战之后，饭田于1938年11月接替波田重一出任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以前的波田支队从此更名为饭田支队。1939年8月，饭田晋升中将，10月调任近卫师团师团长。1941年7月，饭田出任第二十五军首任司令官，并于同月26日率军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导致日美关系急剧恶化，也使日本与美、英的战争成为必然。从那时起，饭田就开始厉兵秣马，积极筹备入侵马来亚。

开战前夕，饭田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的职务却意外地被寺内寿一的爱将山下奉文取代，失去了攻占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机会。饭田转而担任次要方向的第十五军司令官，指挥第十八、第三十三、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等4个师团入侵缅甸。这不能不让踌躇满志的饭田无比郁闷。

即便如此，那4个师团也不是一次性批发给饭田。开战之初，他手下只有两个不完整的师团，即樱井省三中将的第三十三师团和竹内宽中将的第五十五师团。其中以第五十五师团第一四四联队为骨干组成的南海支队，由堀井富太郎少将率领担负攻克关岛和俾斯麦群岛的作战任务。

12月8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时，饭田的身边只有第五十五师团宇野节大佐的第一四三联队。其余第三十三师团尚在南京地区，直至1942年1月10日，该师团主力才经海路到达泰国，其中第二一三联队一直到2月8日才到达曼谷。第五十五师团于12月初由日本本土走海路到达越南海防，12月11日乘火车经柬埔寨于12月27日到达曼谷。在上述两个师团到达之前，南方军将归属第二十五军的近卫师团暂时划归饭田指挥，战前集结于泰柬边境，开战之后迅速越境占领泰国。

开战之初的第十五军只有20000人左右，这正是大本营将缅甸战役列为第二批展开的主要原因。一直到3月4日日军攻至仰光外围时，由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战事提前结束，大本营才将山下奉文所属第十八、第五十六师团调入第十五军，他们分别于3月26日和4月8日在仰光登陆。这样饭田手下前去打架的人手才最后凑齐。

开战之后第二天，1941年12月9日，饭田和参谋长谏山春树抵达曼谷，对陆续到达的部队做出如下部署：暂归第十五军指挥的近卫师团迅速归建，乘火车或汽车迅速南下马来亚战场；第五十五师团主力前出至达府、麦索一带，以其一部在北碧西部集结；随后到达的第三十三师团前出至达府一带集结。

下一步进攻部队的行军让饭田和谏山颇感苦恼。泰缅边境地势险峻，到处是崇山峻岭和茂密丛林，极难穿越，将这一带的小路改成汽车公路难度极大。为此，已经与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的泰国给予了很大帮助，积极派出大量人力协助日军施工。为了适应特殊地形的作战需要，饭田下令将一线师团和军直属部队改编为马（牛）驮部队。

为配合日军行动，缅甸的独立运动领导人也相继由西贡到达曼谷，在泰国北部募集了约300名逃到该地的缅甸人。他们从中选出200人组成了“缅甸独立义勇军”，准备随日军一齐攻入缅甸。这支队伍到毛淡棉时已膨胀到5000人。

缅甸作战首先从空中打响。从1941年12月20日起，以曼谷为基地的日军第五飞行集团就开始出动战机对缅甸南部的仰光、毛淡棉、土瓦等地的英军空军基地实施空袭。

各处都已炮火纷飞，但对仰光这个60万人口的都市来说，战争似乎还很遥远。12月23日，缅甸首都的平静被突如其来的空袭打破。上午，10时，大批日机飞临仰光上空，好奇的市民纷纷涌上大街抬头张望。由于政府尚未发布战争命令，很多人甚至不懂得“空袭”的实际含义。10时07分，第一批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剧烈的爆炸使大地都在颤抖，仰光城内刹那间乱作一团，人们争相逃命，互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在历时50分钟的空袭中，日机投掷了近千枚炸弹。城内到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1250人被当场炸死，之后又有600人因重伤丧命。从这天起，缅甸各大城市开始实行宵禁和灯火管制。

盟军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先期抵达同古永克冈机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以及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随即升空实施拦截，激烈的空战随之打响，日军遭受重大损失。日军参与空袭的54架轰炸机和20架战斗机合计被击落32架，指挥官白臼茂树也机毁人亡。英、美各损失战机11架、3架，另有10架被摧毁在地面上。

25日，日军出动轰炸机60架，在32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再次光临仰光。空袭造成60人死亡、40人受伤。伤亡大幅度减少是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政府采取了规避措施，大量平民逃离了城市。美、英战机再次出动应战，在持续一小时的空战中，日机被击落19架。接下来28日的空战中，日军损失50架，美、英各损失2架和10架。

尽管在空战中不落下风，但日军的飞机越来越多。开战数日，日军就掌握了菲律宾群岛的制空权，1942年1月底到2月初，南方军下令将支援菲律宾作战的第五飞行集团下属第四、第十飞行团的6个战队全部调往曼谷地区，使得日军参加缅甸作战的飞机达到了300架。在随后一系列空战中，尽管双方互有伤亡，但得不到任何补充的美、英战机越打越少，不得不逐渐退出战场。日军取得了缅甸的制空权。

1942年的头几天里，来自泰国的情报显示，日本军队正大批向西转移，曼谷港和湄南河的军用船只来往频繁，数以万计的泰国民工正夜以继日赶修从达府到麦索、北碧的边境公路。一切迹象表明，日军将在近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此时此刻，韦维尔开始有点儿后悔之前妄自菲薄地拒绝了中国军队入缅。现在他面临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以手头的两个师组织对一个比法国和比利时加起来面积还要大的地区进行防御。

1月6日，韦维尔任命的英缅军司令官约翰·史密斯少将飞抵毛淡棉。韦维尔在新加坡告诉这位即将赴任的司令官：“你必须为我努力看守好缅甸。”仅仅一天后，韦维尔就改变了主意，派遣赫顿中将飞往缅甸，取代了史密斯尚未坐热的位置。能力出众的赫顿是一位出色的参谋长，但并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连他的下属都认为：“赫顿并不是缅甸即将发生的战事所真正需要的那种精悍的战斗指挥官。”

由于多次拒绝中国军队入缅，英军对缅甸的防御呈现一种极度虚弱的状态，英国人对守住缅甸毫无信心。赫顿到达仰光后，首先下令将下缅甸的战略物资紧急向上缅甸抢运，并着手修建一条通往印度的临时公路，以便将来逃跑时不但有充足的补给，还可以跑得更利索一点儿。

随后赫顿乘坐一架小型飞机视察了漫长的泰缅边境。从空中俯瞰，绵延千里的国境线上耸立着不可逾越的重重山峰和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赫顿认为，携带重型装备和大量辎重的日本人根本无法逾越这道荒无人烟的绿色屏障。伦敦方面的专家和赫顿的意见一致：“缅泰国边境山区重峦叠嶂，热带瘴疠、疟疾和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构成一道道障碍，任何徒步通过这些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的企图，在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赫顿将两个主力师部署在丹那沙林沿海和东掸邦的景栋公路上，却把漫长的国境线交给两个边防团守卫。做好上述安排后，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赫顿志得意满地飞回新加坡，向上司韦维尔汇报去了。

日军的地面攻击行动于1942年1月4日正式展开。先锋部队是以第三十三师团第一一二联队第三大队为基干的“冲支队”——因为支队长是冲作藏。他们越过边境进入了绵延数百里的崇山峻岭和莽莽丛林。在缺乏地图的情况下，先遣队沿着野象走过的痕迹艰难行军，恶劣的环境使他们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兵员。经过11天艰苦行军，1月15日，这股日军像一群狡猾而顽强的泥鳅一样从沼泽地里钻了出来，突然出现在英缅军士兵面前。面对突如其来的敌人，当地守军张皇失措，稍一接战便一溃而散。在“缅甸独立义勇军”的配合下，“冲支队”于19日占领缅南军事重镇土瓦，迅速抢占了附近三个机场。残余英军匆忙乘船从海上逃逸。

“冲支队”的佯动彻底打乱了英军的节奏。与此同时，日第五十五师团主力在麦索一带越过边境，攻击目标为重要港口毛淡棉。因道路险恶，樱井省三师团长只允许第五十五山炮联队每中队带一门山炮行军，大量征用的耕牛和马匹跌入山涧，惨叫声不绝于耳。在“缅甸独立义勇军”的带领下，从樱井以下全体成员均只携带轻武器和干粮徒步行军。到19日，英军忽然发现，日军大部队距离毛淡棉已不到100公里，惊慌失措的英缅守备部队纷纷败退。到22日，日军先锋部队距毛淡棉只剩下75公里的路程。随后跟进的第三十三师团迅速北上占领巴安，切断了英军南下支援毛淡棉的道路。

孟邦省省府毛淡棉是缅南的重要门户和战略要冲。1月30日，日军对毛淡棉发动攻击。郊区203高地成为主战场，驻守此地的一个英军营誓死抵抗，给日军造成了不少麻烦。两翼进攻的第一四三联队、第一一二联队多次进攻受阻，伤亡惨重。关键时候，熟悉地形的“缅甸独立义勇军”出现了，他们带领第五十五骑兵联队绕道迂回，从背后对守军实施包抄，遭到前后夹击的守军渐渐不支，双方甚至展开了白刃格斗。英军225人阵亡，800人被俘，主要阵地相继落入日军之手。史密斯命令残余英军从海路撤往仰光。31日，日军攻占毛淡棉。

只带着少许补给的日军在毛淡棉斩获颇丰，计有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256辆、火车头及车厢205节，以及火车站和码头堆积如山的航空汽油、牛肉、黄油、香肠等补给品。这让刚刚钻出丛林、饥肠辘辘的日军士兵狂喜。

毛淡棉失守使得缅南丹那沙林地区很快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此去仰光一路坦途，同时也确保了负责马来亚作战的日第二十五军的侧翼安全。日军缅甸作战的第一个战术目标已初步实现。“日本人在高速行驶，而英国人却只是挂一挡，没有人来调整或控制这部机器。”这是史密斯少将对他在边界丘陵地带指挥的“一场糟糕透顶的战役”所做的自我评价。

毛淡棉失守，仰光危急！蒋介石对于缅甸战局的关注程度甚至高于国内战场，2月1日，他下令中国军队开始第二次总动员，第六军前出至芒市、遮放、龙陵等地，一旦英方同意，即可迅速入缅作战。

早在1月22日，赫顿即向韦维尔建议，请中国第九十三师入缅同时再增派一个中国师，接过泰缅边境北段的防务，将那里的英国守军替换出来增援仰光。就在韦维尔勉强接受此建议的同时，毛淡棉已告失守。2月3日，英军请求远征军第四十九师全部开往景栋地区，越快越好，并承诺英军将派车负责输送，保证每天至少运送半个团以上。

根据英军的请求，2月6日，蒋介石下令第六军军部及第九十三师、第四十九师立即开赴景栋，入缅后归赫顿中将统一指挥。另派暂编第五十五师前出畹町，随时待命入缅，主力第五军做好准备随时出发。同时总预备队第六十六军也向中缅边境积极移动，随时入缅支援第五军和第六军的作战。可大军刚刚启动，前方英军再次发来电报，10万中国大军暂缓入缅作战。

现在不仅仅是蒋介石，连丘吉尔都有点儿迷茫了。战局已到了如此不堪之地步，到底要脸还是要命？既挡不住日军进攻又拒绝中国增援的韦维尔到底在想什么？丘吉尔亲自致电韦维尔：“当我们想起，中国人在孤立无援且装备低劣的情况下，坚持抗战了那么长时间，再看看我们在日本人手下过着什么样艰苦的日子，我就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欢迎中国人的援助？”韦维尔回电辩解说：“只要能从印度和澳大利亚调来援军，我们就一定能够挡住日本人的进攻。”

毛淡棉惨败导致英军的士气更加低落，日军兵锋直指仰光。人们纷纷逃离危在旦夕的首都，连那些印度警察也开始弃职逃亡。仰光街头一片混乱，先期潜入的“独立义勇军”和德钦党人乘机作乱，大肆制造恐怖气氛，以策应日军的到来。

2月5日，韦维尔从爪哇飞抵仰光。为拯救危局，他紧急下令从中东开往新加坡的英军第七装甲旅改道增援缅甸战场。

根据英军在马来半岛的惨痛教训，韦维尔决定把主力部署在萨尔温江和锡当河之间的比林河一带阻滞日军，以等待更多援军的到来。史密斯少将通过实地考察后发现，比林河在旱季不过是密林里的一道湿沟，根本无法阻挡凶狠的日本人，他建议将部队后撤到锡当河一线，控制河上的大铁桥，坚守仰光的最后门户。他的正确意见并未被采纳。

如前所述，东京大本营最初只打算先占领缅南的空军基地，下一步动作要视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局的进展情况而定。鉴于马来亚战场进展顺利，大本营认为有必要迅速扩大缅甸作战。1月22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南方军下达了“与海军协同攻占缅甸重要地区”的命令，同时对作战要领做出如下指示：缅甸作战之目的在于击溃驻缅英军，占领和确保缅甸重要地区，加强对华封锁。为此应以第十五军迅速进至毛淡棉附近及萨尔温江一线，做好准备后以主力从毛淡棉至勃固的公路沿线地区出发，迅速占领缅甸中部重要地区。2月13日，大本营再次下达命令：夺取仰光，并继续向缅甸中部曼德勒和仁安羌地区攻击前进。

2月11日，日第三十三师团借夜色掩护强渡萨尔温江，很快攻至比林河一线。正如史密斯之前预料，英缅守军在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一触即溃。赫顿下令史密斯死守比林河，但这一任务注定无法完成。等史密斯获准撤退时，他的部队已溃不成军。在通往锡当河大桥的公路上，挤满了满载溃兵的车队以及徒步的士兵。

2月16日，东南方向传来噩耗，大英帝国坚不可摧的东方堡垒新加坡陷落，13万英国军队向日军投降，这其中，印度兵超过4万人。消息传来，英军士气已经低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大量缅甸籍士兵开始逃亡，印度士兵个个惶惶不可终日，急于向自己的老家溃退。

2月22日黎明，跑得最快的英印第十七师第四十八旅冲过铁桥，回到锡当河西岸。此时日军一支先遣部队已从密林中穿插渗透过来，在桥头附近的一处山头架起机枪，猛烈扫射公路上溃散的英军。日军以炮火封锁桥面，但并未尝试炸桥，后续主力部队还需通过这座桥梁，以最快速度冲向仰光。

现在只有炸断大桥才能有效迟滞日军的迅猛攻势。英缅第一师第一旅的工兵冒着日军的炮火和狙击手的子弹，将炸药成功安放在大梁上。山头日军发现了英军的企图，组织一次次突击，试图攻占英军据守的桥头堡，均被坚守桥头的英军顽强击退。

夜幕降临，从锡当河东岸公路上不时走来一群群疲惫不堪的英军官兵。守卫桥头的第四十八旅第三缅甸步枪营因大批士兵开小差，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凌晨，4时30分，史密斯少将和第四十八旅旅长琼斯准将开了一个碰头会。琼斯直截了当地告诉师长，一旦天亮，他的工兵无法保证能在日军枪口下点燃导火线。尽管还有两个旅尚未过河，但考虑到赫顿司令官一再提出，要将日军阻挡在离仰光尽可能远的地方，斟酌再三的史密斯忍痛下令在天亮前炸桥。清晨，5时30分，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锡当河大桥被拦腰炸成两段。

尚未过桥的英军逃至桥头时，已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境地。对此，史密斯下令：“能涉水过河者重赏100英镑。”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不奖赏，也会玩命了。英军士兵纷纷扔掉武器，利用黑夜掩护穿过日军的包围间隙，像下饺子一样纵身跳入大河，奋力向对岸游去。由于之前在中东和印度曾接受过专业游泳训练，最后竟有3389人安全游到对岸，但手中只剩下1400支步枪和几挺机关枪，所有重武器全部丧失。未能渡河的3000人被日军俘虏。

值得一提的是，随英军一起撤退的一个中国五人联络参谋组，不仅全部泅水过河，携带的所有枪支、弹药、电台还丝毫无损，此举令英国人大为惊讶。五人中的王楚英后来还担任了史迪威的联络参谋。

锡当河大桥被英军炸毁，日军被迫在距离大桥18公里的上游重新修建起一座临时桥梁，英国人因此获得了10天宝贵的喘息时间。

面对这一悲惨场景，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禁不住慨叹道：“这是一次极大的灾难。”伦敦军政两界弥漫着一种“心酸的感情”，认为“锡当河之败似乎已决定了缅甸的命运”。

英国记者斯耐潘在《泰晤士报》上撰文介绍了这场惨败：“到处都有黄种人的洪水追赶着白种人和棕色皮肤的人群。日军士兵穿着质地粗劣的黄色军服，他们的国旗上画着一个燃烧的太阳，很像印第安部落的图腾崇拜。日本人长得非常矮小，只有5英尺高，但他们的毛瑟枪和刺刀却比欧洲人的足足长了1英尺。这种形象尤其可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北欧童话里那些扛着扫帚的小妖怪。公路上日本人的部队在行军，我想他们一定是去攻打仰光，后来事实证明我猜对了。前面有几辆坦克开路，坦克上坐满了突击队员。接着是炮车，还有骡马和驮牛，我看见一个日本军官骑在牛背上，不像去打仗，倒像是去放牧。我耐心地看着表，估计他们每天至少能前进30英里。这是一个陌生的敌人，来自中世纪，英勇善战，斗志顽强，文明的白种人要遏止这些野蛮的游牧民族的扩张意志，就必须用钢铁筑起牢固的堤坝来。”

为挽救缅甸危局，必须尽快派去援军。此前，由于澳洲大陆随时面临被入侵的危险，柯廷总理强烈要求将中东的第六、第九两个澳大利亚师调回澳大利亚。此时，那两个师正在乘船回国途中，盟军可供机动的兵力只有他们离缅甸最近。2月20日，忍受着丧失新加坡之痛的丘吉尔致电柯廷：“您的先遣师是唯一能够及时开赴仰光的部队，它足以防守仰光并保证与中国交通线的畅通。”

如果及时改变航向，这支精锐的澳大利亚部队在26日或27日便能在仰光登岸。“全世界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填补上这个缺口了，”丘吉尔告诉柯廷，他将敦促罗斯福总统履行对澳洲安全的承诺，同时拿美国来吓唬柯廷，“我敢肯定地说，假如您拒绝让您的部队在经过时去堵塞这个漏洞，如果上述影响整个战局的恶化情况因而发生，那么在罗斯福总统和华盛顿方面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他们正是你所大大依靠的。请特别注意，美国准备将海军主力从夏威夷调往澳新地区的倾向。”

任由丘吉尔说得天花乱坠，但柯廷还是认为，英国人的缅甸和自己的澳大利亚没有半毛钱关系，他断然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虽然美国人已答应帮澳大利亚人守卫澳洲，但毕竟还是自己人放在身边最放心。在柯廷眼里，别说缅甸，连伦敦都没自己的澳洲重要。

连自己人都指挥不动，丘吉尔实在大丢颜面。但现在已到了要命不要脸的关键时刻，丘吉尔只好屈尊请罗斯福出面去做柯廷的工作。2月20日，罗斯福亲自致电柯廷，说美国正调兵遣将前往澳洲，“我们决定，除了正在途中的部队，另外再向澳大利亚增派一支27000人的队伍。为了我们的两翼，我们必须战斗到底——一翼以澳大利亚为基地，另一翼以缅甸、印度和中国为基地。如果缅甸失守，依我看来，我方整个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危险。你的澳大利亚师是唯一能用以立即增援的部队。他们能够立刻参加战斗，我并且相信，他们有力量挽救目前看来十分危险的局面”。遗憾的是，已经在新加坡损失了第八师的柯廷连罗斯福的面子也没给。

2月16日，眼看援军彻底无望，韦维尔终于想起了自己一贯看不上的中国人，他向重庆发出了“仰光危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的紧急电报。随后韦维尔飞往印度，这位后来大英帝国的陆军元帅再次跑路了。从北非被隆美尔赶到印度，之后到新加坡，随后到爪哇岛，然后辗转缅甸再次跑回印度。如果日本人不是在印缅边界的英帕尔打住，他老人家估计还要继续跑路的征程，也真够辛苦的。

回到新德里的韦维尔沮丧万分。很明显他在丢掉马来亚、新加坡和爪哇岛后，马上又要放弃缅甸了。直到现在，他终于对敌人有了符合实际的看法。英国人显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韦维尔认为，无论是即将到来的中国军队，还是新到的英国第七装甲旅和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等精锐部队，都无法最终守住缅甸。对此，丘吉尔并不赞同，他告诉韦维尔：“我们虽然无法派出一支军队，但至少可以派一个人来。”

实际上丘吉尔并不信任韦维尔，他认为这位陆军上将已无法掌控缅甸的局面。2月底，丘吉尔和陆军总参谋长布鲁克勋爵一起找来了哈罗德·亚历山大中将——他曾经指挥过著名的敦刻尔克撤退。丘吉尔决定由他去取代指挥不力的赫顿。在丘吉尔眼中，亚历山大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领，现在必须依靠他的威望，“在枪林弹雨中，士兵乐于一步不离地踏着他的足迹前进”。

亚历山大被赋予了两项任务。首先，是阻止日军快速推进，守住缅甸首都仰光（2005年迁都内比都）；其次，如果上述目标无法完成，至少也要在缅甸腹地挡住日军，避免英军主力被歼。两人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既然丘吉尔无法向缅甸派出援军，亚历山大也只是临时被调去救急，因此一旦缅甸战事失败，责任也不在亚历山大头上。

对伦敦派出亚历山大，韦维尔自然是高兴不起来。出于对这种含蓄责难的反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韦维尔一反常态地大发脾气，大骂所有人都是“窝囊废”，他没有意识到最大的窝囊废恰恰是骂别人窝囊的那个人。

3月2日夜晚，仰光城到处都在着火，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呛人的焦煳味道。伯马石油公司价值1100万英镑的设施被炸毁，这次破坏行动在战后引发了长达20年的诉讼。英缅当局颁布命令，将来不及撤走的大批援华物资包括972辆汽车组装件和5000副轮胎付之一炬。之前为了截留美国援华物资900辆卡车和吉普车以及1000挺机关枪，韦维尔曾经和蒋介石发生过激烈冲突，现在再也不用为之争吵了。为了不使它们落入日本人之手，这些珍贵的物资设备必须立即毁掉。

缅甸政府已经撤到数百公里之外的曼德勒，随后再次撤往印度。仰光市民纷纷扶老携幼躲往乡下。当地华侨的处境最惨，他们无处躲藏，只好将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业忍痛丢弃，向遥远的老家做长途迁徙。市区漆黑一团，昔日繁华的大街上只剩下来去匆匆的些许行人。军队宣布宵禁，不时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全副武装的士兵严阵以待，等候执行炸毁车站、港口和发电站的命令。缅甸首都笼罩在一种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悲壮气氛之中。

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他曾因面对日军进犯时表现出的镇定和勇敢精神备受丘吉尔称赞——在一片狼藉的总督府里迎来了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一行。这座高大的府邸原来有120名身穿红马甲的印度男仆，现在早已人去楼空。宾主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共进晚餐。饭吃到一半时，突然停电，接着厨子报告说煤气没了。总督向美国人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苦笑着说：“先生，我们注定要被粉碎了。”可怜的总督之前错误地认为，一旦日本人入侵他的领地，缅甸人民一定会万众一心，在他的带领下奋勇抵抗侵略者，而现在的事实恰恰相反。“缅甸独立义勇军”正在和日本人并肩战斗，连那些身穿袈裟的和尚也纷纷走出庙门向日军递送情报。

3月3日，韦维尔在加尔各答会见了匆匆赶来的亚历山大。他首先强调守住仰光对英国在远东地位的重要性，要求亚历山大尽最大努力坚守仰光。同时提出在仰光的确不保时所应采取的措施，“决不允许出现英军被包围消灭的情况”，必要时英军可以撤出仰光去保卫仁安羌的石油。

3月5日，新任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中将到达满目疮痍的仰光，从赫顿手中接过了残局。他很快发现自己名副其实地“压力山大”了，拥有40万人口的缅甸首都仅剩下不到15万人。亚历山大马不停蹄地赶往北面的莱古镇，积极组织仰光保卫战。他命令英印第十七师在新抵达的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和英军第七装甲旅——这个旅有坦克159辆——配合下，北上进攻勃固东面的日军。同时位于勃固以北的英缅第一师挥师南下，对日军实施南北夹击，试图一举扭转战局。

事与愿违，勃固已被快速挺进的日第三十三、第五十五师团合围，日军突击部队已从海路袭击了与仰光一河之隔的炼油中心沙廉。撤退名将果真不同凡响，仅仅才过了24个小时，亚历山大已清醒意识到仰光完全无法据守。日军已经向仰光北面迂回，试图切断仰光通向卑谬的公路。他迅速下令所有爆破行动立即展开，仰光码头高大的起重机被掀入海中，火车站和仓库里囤积的大批物资被付之一炬，电报局、警察局、发电厂和沙廉炼油设备也被炸毁。高达数千米的滚滚浓烟笼罩了城市上空。同时亚历山大率守军沿仰光至卑谬的公路快速北撤。这将是英军的又一场撤退，一场“同日本人和即将到来的雨季所进行的你死我活的跑步竞赛”。

3月6日，在勃固附近的丛林小道上，匆匆赶到战场的英军第七装甲旅——新加坡陷落之后这个旅本来是准备派往爪哇岛的，被韦维尔临时抽来救急——与日第五十五师团的先头部队狭路相逢，双方随即展开激战。英军根本未料到日军来得如此之快，作战阵形尚未展开就遭到日军一个中队九七式和九五式坦克、大量平射炮的联合攻击。由于缺乏足够的反坦克武器，不要命的日军士兵用上了惯常的“肉弹”战术，纷纷在身上捆上炸药包或手榴弹，高呼“天皇万岁”，滚向英军的坦克履带。恶战持续到翌日，英第七装甲旅损失过半，丢下几十辆燃烧的坦克仓皇撤退。

一年前，这个装备和兵员素质均属一流的装甲旅曾在北非与隆美尔的坦克部队多次交手，并未让德军占到多大便宜，却在缅甸被日军用如此原始的手段轻易击败。最精锐的英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击溃的消息迅速传遍战场，连一向骁勇善战的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也顿觉胆寒，更不要说那些早已如惊弓之鸟的缅甸和印度部队了。击溃英第七装甲旅之后，日第五十五师团突破勃固河，迅速攻占缅甸著名佛教圣地勃固。那里距仰光只有80公里。

英国人的撤退计划被日军的快速进攻彻底打乱。3月6日，日第十五军饭田向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下达命令：快速向仰光进军，搜索并歼灭敌军。于是樱井将手下的第二一四联队、二一五联队分成左右两路，绕开大路专找干涸的稻田和密林行走，终于在桃克扬西北9公里处截断了英军通往伊洛瓦底江谷地的道路。

3月7日上午，日第二一四联队的一个大队与快速撤退中的英军迎头相遇，英军为夺取生路发起的多次殊死进攻，在日军的阻击下无功而返。傍晚时分，在桃克扬附近一座橡胶种植园里，心急如焚的亚历山大下令以坦克和步兵组成一道临时防线，防止日军实施惯用的夜袭。

出乎英军意料，这提心吊胆的一夜竟然平安无事。亚历山大遂决定天亮之后以廓尔喀团和锡克团从左、右两侧实施迂回，中路以坦克开路拼死杀出一条生路。不料廓尔喀人在密林中迷了路，整个队伍都走散了；锡克团在开阔的田野上遭到日军战机的猛烈轰炸，伤亡惨重。就在亚历山大认为连他本人都可能成为日军的俘虏时，中路攻击的坦克部队意外发现对面日军阵地上已空无一人。亚历山大禁不住额手称庆，匆忙率部逃往伊洛瓦底江谷地。

日军的判断出现了明显失误，他们认为被包围的只是从勃固撤下来的溃军，并不知道他们竟然是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仰光卫戍部队。樱井完全未料到英军竟会如此轻易地放弃仰光，他认为最激烈的战斗将在仰光及周边地区展开。在听取了第二一四联队联队长作间乔宜的汇报后，樱井认为不应在此处浪费时间和兵力，此地的交锋只会使仰光的守军提高警惕，遂下令作间尽快摆脱纠缠，全速冲向仰光。

相对于包围圈中的英军，仰光无疑更具有诱惑力。接到命令的作间迅速主动脱离接触，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率军南下，等于让亚历山大凭空捡了一个大漏。

1942年3月8日是盟军遭受双重失败的一天。就在爪哇岛盟军放下武器前几个小时，最后一列满载英军的火车借着夜色的掩护驶离仰光。上午10时，日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五联队冲进仰光空城。中午时分，樱井在城内的维多利亚湖畔设立了师团指挥部，宣告缅甸首都已被日军侵占。

当日军冲进总督官邸时，发现桌子上竟然还摆着当天的早餐，其饭尚温。码头和仓库来不及带走和销毁的大批物资堆积如山，仅英国威士忌就堆满了好几间屋子。樱井也属性情中人，颁下命令停战一天，开怀畅饮。此举导致大量日军酒醉不醒，成了真正的醉汉师团，后续行动也因此向后推了一天。宝贵的一天时间使英军的逃跑变得更加从容——关键时刻美酒真是能救命的呀！

日第十五军缴获大批洋酒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南方军司令部，寺内司令官闻讯，勃然大怒。有好东西竟敢不先孝敬老子却独自享用，成何体统？南方军参谋部迅速致电第三十三师团司令部：“火速派人送一车洋酒过来！”

3月9日，抵达仰光的饭田军在市区举行了胜利游行。仰光陷落，宣告日军在缅甸的第一阶段作战顺利结束，实现了战前预定的战略目标。占领仰光使日军完全打通了海上通道，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随后的登陆行动一路畅通无阻，各路补给也纷纷到来，为第二阶段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英军来说，仰光失守不仅意味着海上增援的断绝，而且严重动摇了军心，屡战屡败的英军已完全丧失了守卫缅甸的信心和勇气。对中国来说，仰光陷落等于失去了取得国际外援水陆转运的枢纽，即使能够守住上缅甸，也已毫无意义。中国远征军尚未到达战场，就已经失去了保卫的目标。

饭田判断，英军主动北撤很可能是与中国入缅的部队会合，因此决定迅速占领仰光以西勃生地区，取得坚固立足点后再向北进攻。日第三十三师团随即向仰光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因英军一路向北溃逃，日军并未遭到像样的抵抗就于3月23日占领勃生，控制了毛淡棉以西、仰光及勃生以南地区的宽阔海岸。

由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役提前结束，爪哇岛作战已接近尾声，就在攻陷仰光前一天的3月7日，南方军司令部向第十五军下达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

一、进一步抓住战机，以大胆果敢之作战，迫使曼德勒方面之敌特别是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务于短期内将其歼灭。本项作战力争于5月底之前完成。

二、为进行上项作战而在仰光地区所作进攻准备取得进展后，可不待增援兵团集结即开始行动，将曼德勒方面之敌捕捉歼灭在该地附近或其以南地区。

三、追击时要坚决将败逃之敌远远赶向缅中边境，迅速肃清缅甸境内之敌。

四、在上述作战期间，要占领仁安羌油田地带和勃生，如情况允许，可以一部迅速占领若开机场。

遵照东京大本营的指示，南方军下令完成新加坡作战的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经简单休整后立即加入第十五军。

进入仰光的日军受到了缅甸民众的热烈欢迎。缅甸人发自内心地希望，日本人将给他们带来独立和解放，大家纷纷上街劳军，将日军士兵拉到家里热情款待。幼稚的缅甸人认为独立已近在眼前，甚至开始酝酿新政府的架构及组成人员。拟定的总理为德钦党党魁德钦弥亚。

缅甸人的愿望迅速落空。东京很快就发来指示：“大本营已决定对缅甸实行军事管制的方针。”随后南方军司令部发来命令：“新政权虽表面具备独立形态，但应忠实秉承帝国之意图施政。新政权之指导由占领军司令官担任，承认新政权一事决定延至战争结束之后。注意确保石油、棉花和铅等重要资源。”

答应缅甸独立是铃木敬司之前亲口承诺的，对此无比恼火的铃木提出：“‘缅甸独立义勇军’以及广大民众之所以竭尽全力协助日军，是因为我方曾许诺他们独立。事到如今废除独立实行军事管制，如何解释？缅甸的民众会怎么样？如此任何物资的筹措都将十分困难。”作为一个小小的陆军大佐，铃木的反对绝对无效。

随后日军对缅甸开始实施“军事管制”，政府所有要职均由日本人担任，只给予缅甸人一定程度的行政权。非但如此，“缅甸独立义勇军”还必须跟着日军北上继续战斗。以前的英国人已经完全得罪，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跟日本人走了。4月8日，在举行过貌似热闹的出征仪式后，“缅甸独立义勇军”开始随日军进行“北伐”。

缅甸人被无情地出卖了。

铁血远征

对英军在下缅甸的一路溃败，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倒不是他多么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缅甸战局与中国抗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仰光失守已使中国接受外援的海上通道被完全切断，下一步日军如果占据缅北，就可沿滇缅公路径直冲进云南。一旦昆明有失，则重庆危急，国民政府也只有像后来有人提议的那样迁都兰州了。

早在《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订之后，重庆国民政府就开始积极组织赴境外作战的远征军。原计划远征军分为两路，第一路军负责缅甸地区，第二路军负责越南方面。后来出于种种原因，第二路军未能成行，我们通常所说的远征军，即为赴缅参战的第一路军，以下统称远征军。部队规模为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共3个军，兵员10.4万人。其组成如下：

总司令：卫立煌（未到任，先由杜聿明代职，1942年4月由罗卓英接任）。

副总司令：杜聿明。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

下辖三个师：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

第六军：军长甘丽初。

下辖三个师：第四十九师，师长彭壁生；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

下辖三个师：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

另司令部直辖第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

准备得早，出发得晚。一直到2月16日，韦维尔才向重庆发出了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的紧急电报。开战以来，重庆共接到类似请求多达14次，先后进行过3次大规模动员，每次都被出尔反尔的英国人百般阻扰和迟延，白白浪费了两个月宝贵的时间，这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战场无疑是致命的。远征军最终成行，但无疑已错过了最佳的出兵时机。

接到韦维尔电报同日，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印度电令重庆军事委员会：“据英方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大约使用于同古及仰光地区。”军委会遂命令早已蓄势待发的第五军、第六军立即入缅，预定第五军用于中路，第六军用于东路，第六十六军作为总预备队。

接到出征命令的远征军于是再次紧急出动，沿滇缅公路出保山，渡怒江，过龙陵、越芒市，直奔国境线上的畹町而来。广大官兵个个血脉贲张、斗志昂扬，队伍中到处飘荡着铿锵激昂的军歌：

中国不会灭亡，中国不会灭亡，远征军健儿浴血拼杀上战场。

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庄严的军旗在炮火中飘扬。

宁死不后退，宁死不投降，日寇强敌不敢挡！不敢挡！

歌声一停歇，队列中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还我河山！收复缅甸！”

这是自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第一次远征异域，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蒋介石向新闻界发表了特别讲话：“我军此次入缅，定能一举扭转缅国战局。”重庆军委会也配发公告：“为国军入缅告后方民众书。”《中央日报》特别刊出号外：“国军远征缅甸，定能扬威异域。”《云南日报》刊发通讯：“我省民众踊跃劳军，滇缅路各县场面感人。”延安《新华日报》也以“慰勉国军入缅”为题发表社论，赞誉远征军出国抗日的伟大壮举。一支随军摄影队风尘仆仆从广西、四川、贵州转进云南，到处拍下八方父老“箪食壶浆以送王师”的动人场景。可惜影片后来并未与观众见面，原因是飞机失事，拍摄的成果全毁于大火。

组成远征军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均属国军精锐部队，其中第五军更是精锐中之精锐。先锋部队第二〇〇师堪称国军的王牌，从师长戴安澜以下到团长、营长，甚至部分连长皆为出身黄埔的青年才俊。1939年11月，第二〇〇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精锐第五师团鏖战一月，击毙日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昆仑关大捷震惊中外。该师因此受重庆政府集体嘉奖，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可谓风光无限。

第二〇〇师师长也属国军少壮派军官中的翘楚。戴安澜，原名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毕业，早年参加北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戴先后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血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保卫战等，屡建战功，35岁即出任第二〇〇师少将师长。昆仑关大战中，戴安澜因指挥有方且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被蒋介石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中国派出精锐第五军及王牌第二〇〇师，就是欲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入缅作战绝不仅是做做样子，而是真心实意欲与英军联合作战，一举把日军赶出缅甸。

对即将到来的联合作战，远征军首先面临一个问题：部队到底由谁指挥？

2月25日，蒋介石亲赴昆明部署远征军入缅事宜。在听取了参谋团驻腊戍军事代表侯腾的汇报之后，蒋介石当即做出指示：入缅作战的远征军由杜聿明统一指挥，杜聿明接受英缅司令官赫顿中将的指挥。

仅仅一周之后，3月1日，蒋介石从昆明抵达腊戍视察。3月2日，韦维尔和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来访，与蒋介石一起协商缅甸作战的指挥问题。3月3日，蒋介石召开远征军高级将领会议，再次明确：中国远征军由驻缅参谋团团长林蔚负责战术指挥，后勤服务由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负责，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卫立煌到任之前，由杜聿明统一指挥入缅部队。这话听起来好像就不太明确。

乱上加乱。就在命令刚刚下达的3月4日，美国派出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抵达腊戍。迫于美国的特殊地位，蒋介石再次更改命令并特别叮嘱杜聿明：中国军队归美国的史迪威中将指挥，对他的命令要绝对服从。

这下杜聿明彻底晕菜了，说来说去，一大群领导，到底该听谁的？私下里杜聿明请示校长：“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该如何办？”蒋介石思索片刻后回答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后再说。”

话到这里总算是清楚了。蒋介石的意思很明显，你杜聿明是我的部下而不是史迪威的部下，即使你远征到了缅甸，一切还必须听我的指挥。第五军、第六军均属国军精锐，蒋介石如何放心交给一个外国人指挥？

就是仰光失守的3月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负责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3月11日，他再次接见史迪威，告知已命令前线的林蔚和杜聿明要绝对服从他的指挥。史迪威对此颇为满意，殊不知，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缅甸并不属中国战区，盟军在该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是英国人赫顿，后来又换成了“撤退名将”亚历山大，而赫顿和亚历山大都要受印度的韦维尔节制，加上后来因卫立煌未到任而接替他出任远征军司令官的罗卓英以及参谋团团长林蔚，实际负责战术指挥的杜聿明一下子有了一大群领导。如此复杂的指挥系统在世界战争史上实属罕见。不过杜聿明心知肚明，自己的真正指挥者是远在重庆的蒋校长。而蒋介石与史迪威、韦维尔三者之间又两两互不信任，这些为远征军首次赴缅作战最终失利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杜聿明才是这支军队真正的决策人物，他身边有一部电台直接联系重庆，可以将韦维尔、史迪威的命令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并做出决断。

从杜聿明亲口所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史迪威在他眼中的分量。史迪威抵缅后曾礼节性地拜访过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不久之前杜聿明也去过。当史密斯听到美国人介绍，他是这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时，颇感惊讶。因为几天前他刚听杜聿明说过，他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出于礼节，史密斯并未对此多说什么。后来史密斯再次遇见杜聿明，问他一个职务怎么能由两个人同时担任。这位远征军的实权人物毫不隐晦地告诉英国人：“这位美国将军以为是他在指挥，事实上根本没那回事儿。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人参战的唯一方法，是在书面上让他们有几个指挥官。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事可做，负责做事的是我们自己。”

除了指挥系统混乱，远征军还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本来出兵时机已晚，由于运力不足，远征军各部必须分期分批，添油似的投放战场。当先头部队第二〇〇师接防同古时，最后的部队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昆明尚未出发。

联军作战最需要的是勠力同心，显然这点在缅甸战场很难做到。中、英双方的战略目标截然相反。英国的防御重点是印度，根本无意坚守缅甸，他们屈尊请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是想借他们的力量来守卫缅甸，或者在战局不利时利用中国军队为自己顺利撤退实施掩护。中国人的目的是重夺仰光，打通从海上接受国际援助的通道，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以及西南大后方的安全。本来已经够热闹了，中间又加进来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初到远东的史迪威对战场情况并不熟悉，一下子能名义上指挥如此多的部队，的确让未经战阵的他豪情万丈，他很想通过摧枯拉朽的进攻显示自己的水平。实际上，种种掣肘使史迪威无力可使。一个陌生的战场，两支缺乏民众支持且互不信任的军队，在一个从第三国匆匆赶来且不了解情况的将军的“劝说”下就能精诚团结、协调作战，似乎不太可能。

史迪威对此次中国之行雄心勃勃，并未将自己摆在蒋介石参谋长的位置上。当时他对中日两军的战斗力没有全面了解，仍试图通过进攻或大规模会战来扭转战局。3月6日，史迪威抵达重庆，在9日举行的会晤中，向蒋介石提出应在同古附近集结主力，迅速南下夺回仰光，在最短时间内取得缅甸战役的完全胜利。

对史迪威的说法，蒋介石并不认同，他提出远征军需采取“纵深防御”，先建立起稳固的基地，在日军没有得到大规模增援，同时西线英军又能守住阵地的前提下，才能考虑收复仰光一事。他叮嘱史迪威要正确看待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战力差距——防御时需以3个中国师对日军1个师团，进攻时比例则为5：1以上。对蒋介石的说法，一贯认为中国军队缺乏进攻精神的史迪威根本没当回事。

史迪威表示：“缅甸对中国之重要甚于英国，英国可失缅甸而中国则否，盖英国欲守缅甸只为保全印度，而中国如失缅甸则与世界之交通路线将因而中断。”蒋介石对此深表赞同。

在另一点上，蒋、史观点也基本一致，就是两人都极度讨厌英国人。蒋介石试图借助美国人的到来将无能且傲慢的韦维尔抛到一边去。按照惯例，多国联合作战出兵最多的国家理应担任战场最高指挥官，远征军入缅兵力无疑大大多于英国人，理应由中国人统一指挥。但蒋介石知道自己争不过英国人，就欲利用史迪威美国人的身份争夺缅甸的指挥权，史迪威对此强烈表示赞同。

为此，蒋介石特意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电报，试图请他出面说服丘吉尔交出缅甸的指挥权。罗斯福当然没那么傻，一眼看出蒋介石此举是想借美国遏制英国。在他眼里，中国尽管很重要，但是英国更重要，他不愿因此得罪丘吉尔，便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从2月24日起，根据英缅司令官赫顿的统一安排，入缅远征军各部开始分赴各自的防卫区域：第六军驻扎缅甸东部，其中暂编第五十五师驻垒固，第四十九师驻孟畔，第九十三师位于景栋，负责泰缅边境的防御；第五军负责最重要的中路，其先锋部队第二〇〇师前出至同古；第六十六军位于缅北曼德勒和腊戍地区，作为远征军的总预备队。

丢弃了仰光的英军包括英缅第一师、英印第十七师、澳第六十三旅、英第七装甲旅均集结于同古以西的卑谬一带，担负西路的防御。

可以看出，赫顿如此部署的意图在于，战局不利时英军能及时撤往印度，并由中路的中国军队提供掩护。当时英军往远征军各部派驻了军事联络员，可以随时掌握中国军队的动向。但他们拒绝中国人向英军中派出同样的联络员，以免在逃跑时被中国人及时发现。

3月12日，中国远征军名义总指挥史迪威中将在眉谬建立了指挥部。眉谬是缅甸北部一处著名的避暑胜地——类似于中国的承德或菲律宾的碧瑶，习惯享受的英国人将这座殖民地小城装点得如欧洲花园般美丽。之前英缅军司令部及总督府均已从仰光迁徙至此。在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弗拉格斯塔夫大厦，史迪威礼节性地拜访了盟友英国人。他在那里感受到了与战场完全不同的气氛。到处都能看到端着威士忌美酒的英国军官在轻松愉快地交谈，小小的临时司令部里，史迪威数出了1个上将、1个中将、5个少将和18个准将，还有超过250人的参谋。许多英国军官体态臃肿、大腹便便，属于史迪威最讨厌的体形。这里没有计划，没有侦察，也没有急需的战场情报，之前英军答应用来运送中国军队的汽车更无从谈起。

双方彼此印象都不咋样。亚历山大对史迪威居然能够指挥中国军队感到纳闷，他上下打量史迪威，就像突然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东西。英国人只听说美国派来了一位联络官，可不欢迎有这样一位中将来插手缅甸的事务。要不是看美国人有钱还用得着，亚历山大都不愿搭理这位远道而来的美国将军。他半开玩笑地揶揄史迪威：“你从我们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

在史迪威眼中，那个刚刚从爪哇跑回来的韦维尔“是个疲惫不堪、萎靡不振的人，几乎完全被打垮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打量着我，似乎我是刚刚从一块石头底下爬出来似的。”对刚来到缅甸的亚历山大，史迪威挑剔地认为他“谨小慎微，有着又尖又长的鼻子，极其鲁莽、冷漠，充其量是个能干的撤退专家而已”。

只有同样刚刚抵达缅甸的威廉·斯利姆给史迪威留下的印象不错。和大多数英军将领家世显赫不同，出身卑微的斯利姆一直到47岁才晋升到中校营长，他为人谦虚，从不装腔作势，以前曾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对于缅甸战场——战后许多史学家称为被遗忘的战场，在回顾历史时甚至不愿提到它——美国人和英国人存在根本性分歧。缅甸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千方百计想要维持的是战后他们的殖民地位，强力压制缅甸的民族运动，并把美国和中国看成是维护其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人不但对英国人的这种想法毫无兴趣，甚至对缅甸、印度等国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行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当然会引起英国人的强烈不满。史迪威和韦维尔等人互相看不上眼也就不足为奇了。

史迪威怀疑英国人保卫缅甸的决心和信心。当他听说，英国人暂时阻止日军进攻是为了加紧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他的这种怀疑变得越发强烈。大约90万印度人潮水一般向北方逃走，当地人憎恨他们，把他们看作是比英国人更坏的剥削者。英军指挥官几乎甘愿撤退，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士兵留下来去守卫印度。史迪威却不同，他认为中国军队参战，仍然可能守住缅北，以继续控制滇缅公路，再从腊戍向西修筑一条通往印度的新公路。英国人认为史迪威的想法纯属异想天开，一点儿都不切合实际。

让英国人最不高兴的是，史迪威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亚历山大为此在3月24日专程飞到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几天前明确表示远征军由史迪威指挥的蒋委员长再次表示，中国入缅军队由亚历山大统一指挥。随后蒋介石让人给史迪威带去了一张便条，让他把最高指挥权交给英国人。

拿鸡毛当令箭的亚历山大还要故意到中国人面前显摆显摆。在路经腊戍时，这位英国人当众向林蔚宣布：他亚历山大才是缅甸战场的最高指挥官，那个叫史迪威的美国人也是他的部下。史迪威对此异常愤怒，连中国人都觉得英国人做得太过分。不过远征军将领对这些不感兴趣，更不去理会蒋介石的便条。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说了不算，我们只听蒋委员长的。

丘吉尔专门致电罗斯福：“中国蒋介石大元帅已接受我方要求，亚历山大对实际上在缅甸的所有军队有最高指挥权。”罗斯福复电：“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我建议关于指挥权的问题在此暂时告一段落。我感到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一定会合作无间。”现场情况恰恰相反，大家连面和都做不到。史迪威很快接到美国陆军部的电报：“经过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研究决定，在缅甸所有盟军部队统一归英国驻印军司令官韦维尔指挥。”史迪威肯定不高兴。

就在领导挖空心思争夺指挥权的同时，3月7日，远征军先锋第二〇〇师抵达同古，第二天，仰光陷落。刚刚抵达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失去了保卫目标，殊可悲也。

同古——也译作东吁或冬瓜——位于仰光以北250公里、曼德勒以南320公里处，是缅南平原上的一座小城，人口约11万，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城北有永克冈军用机场，战略地位至关重要。这里将成为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域外作战的第一个战场。

杜聿明深知出国第一战的重要，索性将第五军骑兵团、工兵团和战防炮营都配属给了第二〇〇师，使戴安澜手下的官兵达到了11000人。

原来驻守于同古的是英缅第一师，盼星星盼月亮可算盼来了救星。一看中国军队到了，他们连敌情、阵地、补给等情况都来不及交代，迫不及待撒丫子溜号，戴安澜在日记里写道：“询以敌情则不明了，询以敌战法亦曰不知，看来今后非由我国军队独立负起全责不可。”

连日来，从仰光撤退的英缅败军如潮水一般涌来，他们连同古也不敢停留就慌慌张张绕城而过，往北方的曼德勒地区遁去。公路上到处可见英国人丢弃的武器和装备，时常有汽车翻倒在沟里，无人过问。

戴安澜立即指挥构筑防御工事。作为缅甸重要的铁路枢纽，这里存放的大量枕木恰好派上了用场。王牌师的确不同凡响，连随后亲临战场视察的史迪威看了第二〇〇师构筑的防御工事都赞不绝口。“中国军队是很好的部队，”他用中文告诉大家，“我要带领你们去收复仰光，还要带领你们一起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我要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军人不但不亚于任何盟军部队，还会胜过他们，到那时我就死而无憾了。”

日军占领仰光之后，海上补给得到了有效保障。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及后续援军即将开到的现实状况，第十五军饭田司令官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

第五十五师团由中路向同古、曼德勒快速挺进。此乃日军的主攻方向，饭田将率军部在第五十五师团之后跟进。

第三十三师团攻击西路英军，快速推进到仁安羌以北，占领勃固机场。

即将登陆的第十八师团紧随第五十五师团之后，向中路的曼德勒攻击前进。

随后到达的第五十六师团先配合中路进攻，之后剑走偏锋择路向东，经茂奇、垒固、东枝直取腊戍。这最阴的一招一旦成功，中国远征军的后路将被一举切断。

3月11日，中国第二〇〇师骑兵团附工兵一部、步兵一个连在副团长黄行宪带领下推进至同古以南56公里的皮尤河大桥一带实施警戒。骑兵团团长林承熙根据侦察获悉，日军正肆无忌惮地对败退的英军进行追击，气焰极其嚣张，遂决定在皮尤河南岸构筑隐秘阵地，北岸构筑主警戒阵地，同时在皮尤河大桥埋好炸药伺机炸桥。

18日14时，一小队日军在皮尤河南岸踏入了骑兵团事先预设的埋伏阵地，被一阵机枪扫射撂倒30多人，残兵钻入密林逃逸。

19日6时，日第五十五师团第一一二联队的车队在公路上出现了。当数辆汽车驶上桥面时，随着黄行宪一声令下，伴随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皮尤河大桥连同桥上的汽车一起坠入河中，后续车辆霎时拥塞于南岸公路上。枪声四起，数百名日军纷纷跳车隐蔽，试图集结以发起进攻。此时骑兵团的装甲车冲出丛林向敌人猛烈扫射，日军瞬间倒下一大片，余者纷纷向公路两侧逃窜。此战歼灭日军一个多小队，缴获装甲车1辆、汽车和摩托车19辆，还抓到3名俘虏。

在搜索敌军尸体时，国军排长王若坤中尉从被自己打死的日军联络官畿部一经大尉身上俘获地图、文件、日记、望远镜等物，文件中有一本《泰滇缅作战手册》。这些重要文件迅速被送往师部，戴安澜从中得知当面之敌除第五十五师团以外，第十八师团、五十六师团也将随后赶到。如果得不到有力增援，同古势必很难坚守。

戴安澜立即将上述情报上报远征军司令部。史迪威和杜聿明初步商定，以戴安澜所部据守同古拖住敌人，待后续部队到达之后于4月上旬发起同古会战，集中力量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军一举收复仰光。随后杜聿明亲赴前线，要求戴安澜固守同古，为后续部队的集结争取时间。

9时，日第一四三联队千余人赶到皮尤河，在装甲车配合下对未能及时转移的中国军队实施猛攻。由于步兵数量不足，骑兵团在当天晚上趁夜色撤出皮尤河一线。战斗中，黄行宪副团长壮烈殉国。

随后，日第五十五师团主力部队陆续赶到。日军从一匹被遗弃战马的马鞍里搜出了一份重要文件，方知早已传闻入缅的中国军队果然来了，而且肯定就在前面不远处。

3月20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向同古发起了猛烈进攻，国军第二〇〇师外围阵地相继失守，骑兵团副团长曹成以下540人壮烈殉国，日军损失约600人。日军战机一批接一批前来助战，同古守军压力骤增。

第二〇〇师南下之前，蒋介石曾在腊戍单独召见了戴安澜，询问该师能否在同古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戴安澜面对校长，慷慨陈词：“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古。”面对孤军深入、敌军大兵压境的危急局面，曾向委员长夸下海口的戴安澜当即向全体官兵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本师长战死，则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以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一路穷追猛打的日军万万未曾料到，竟然在同古小城遇到了硬茬儿。一连三天，第五十五师团第一四三、第一四四联队伤亡惨重，攻击已呈现疲软势态，不得不另调两个联队投入攻城之战。

随着马来亚、菲律宾、爪哇岛战事或结束或大局已定，日军得以从容抽调战机增援缅甸。到3月初，缅甸战场的日军战机超过了400架。3月21日，英国皇家空军对空袭同古的日机实施了成功阻击，一举击落日机27架。此举马上招来了日军的疯狂报复。3月22日一整天，250架日机对缅甸中部的马圭机场连续发动了6次空袭，许多战机被摧毁于地面，盟军共损失战机57架。经此一战，陈纳德“飞虎队”的幸存飞机撤退至喜马拉雅山另一边，英国空军所剩飞机全部撤往印度，日军完全掌握了缅甸的制空权。

面对日军愈来愈频繁的空袭，斯利姆不禁慨叹道：“我们看到空中的每一架飞机都是敌人的——而且我们还将看到更多，银色轰炸机排成楔形飞过天空，缅甸城市一座接一座冒起火焰，在咆哮的火海中化为焦土。”

从3月23日开始，日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战机对同古进行狂轰滥炸。但第二〇〇师的防线依然稳固，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

3月24日14时，“缅甸独立义勇军”赶到同古协助日军作战。这群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但对地形相当熟悉。在这些人的带领下，一支600人的日军部队绕小路迂回至同古城北的永克冈机场，与正在破坏铁路的第五军直属工兵团猝然相遇。日军一个冲锋打垮了工兵团，机场守军第五九八团第一营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退入城中。20时，日军占领机场，第二〇〇师与后方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丢失机场的工兵团团长李树正随后被军法处执行就地枪决。

在当天的战斗中，第五九八团副团长黄景生牺牲。这是第二〇〇师几天来殉国的第三位副团长，可见战斗之惨烈。当晚，戴安澜调整部署，放弃外围阵地，集中兵力保卫同古城。25日拂晓，日军从三面发起进攻，守军虽危不乱，沉着应战，并以火烧森林阻敌前进。敌机30余架实施低空轰炸，守军巧妙利用事先构筑好的工事进行隐蔽，伤亡不大。当天夜晚，虽有零星战斗发生，但同古依然屹立不动。在被击毙的日第一四三联队横山的日记中有着这样的描述：“自南进以来，我军所向无敌，敌军无不望风披靡。不料在同古遭遇劲敌，劲敌者乃支那军队是也。”

同古久攻不下，气急败坏的饭田怒斥第五十五师团“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脸”。竹内宽师团长无奈将师团指挥部前移，亲赴现场一线督战。

3月26日，日军与“缅甸独立义勇军”百余人化装成当地土著，在牛车中暗藏枪械、炸药，企图混入城内，被第五九八团发现后全歼。恼羞成怒的日军于是向城内发射糜烂性芥子毒气弹。所幸适逢旱季，毒气多被季风吹散，守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同日，日军集中力量突击同古西北角，以坑道作业炸塌城墙，一拥而上的日军终于攻入城内。戴安澜下令部队退守铁路以东，日军占领铁路以西，敌我各据半城展开巷战。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伤亡惨重。

中路激战正酣，由英军把守的西路突然出现了问题。在日第三十三师团的猛烈攻击下，西路英军在未通知友军的情况下仓皇撤退，将同古侧翼完全暴露给了敌军。此时日第五十六师团已星夜兼程赶到同古。

3月28日，日第五十六师团渡过锡当河迂回至同古以东，向第二〇〇师发起猛烈进攻。日军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强力突入，将守军分割开来，另一部日军占领锡当河以东阵地，切断了戴安澜部向东突围的最后通道。

守军在城内各交通要道修筑坚固堡垒，以轻重武器形成交叉火力网，死守不退。双方短兵相接，以至于日军飞机也无法实施轰炸。兵力吃紧的第二〇〇师连师部参谋和后勤人员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因弹药即将告罄，部分阵地已听不到枪声，只剩下白刃格斗的喊杀声。下午，日军逼近师指挥部，通信联络一度中断。戴安澜拔出手枪亲率特务连与敌激战，在得到第五九八团两个连的增援后，激战至傍晚方将敌击退。

后来戴安澜在日记中如此写道：“28日一仗，是我所经历恶战中最激烈、最难打、最险恶的一仗。敌人意图吃掉我们之后再去吃掉廖耀湘的部队。我们还是采取了百米决斗、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的打法，结果敌人飞机、大炮、坦克都没了用武之地，最终将敌击退。”

孤军困守孤城，敌援军源源不断、接踵而至，战局对第二〇〇师极端不利。危急中，戴安澜迅急致电远征军司令部求援。

杜军长副司令长官台鉴：

敌与我接触战自19日激战至28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以24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

3月27日，杜聿明已下令廖耀湘率新二十二师前往驰援同古，在永克冈机场以北遭遇日军的顽强阻击。新二十二师先头部队虽于29日攻入南洋车站，但日军誓死不退，站内有五栋坚固建筑，我据其二，敌据其三。激战数日，双方均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战局胶着。后续援军第九十六师因火车意外出轨，迟迟不能到达战场。

应史迪威请求，3月29日，英军由卑谬向南发动了一次牵制性攻击，策应中路第二〇〇师的作战。攻击遭日军侧击而告失败，在损失了10辆无法补充的坦克之后，此部英军仓皇撤回普罗美。

同古危急，援军受阻久不能至。关于同古的弃守，史迪威和杜聿明发生了激烈争执。史迪威主张以第二〇〇师坚守同古拖住敌军，之后投入新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进行反攻，击破当面之地，借此一举扭转颓势，此即史迪威声称的“同古会战”。杜聿明则认为，后续部队至少7天以后才能到达战场，当前形势下，进行同古会战根本不可行。在主力暂时无法集中的情况下，让已经苦斗12天且补给即将断绝的第二〇〇师继续孤军奋战，如果遭到后续日军的合围，戴安澜所部很可能全军覆没。作为第二〇〇师的老师长，杜聿明提议让第二〇〇师于29日夜间突围，另择地点与日军决战。

杜聿明的提议立刻遭到史迪威的坚决反对，双方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争吵。同古大战前方打了12天，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后方吵了12天，为此几乎撕破了脸皮。史迪威竟以服从命令来威胁杜聿明，并派出助手弗兰克·多恩准将监督他执行攻击命令。杜聿明坚持认为进攻是不切实际的冒险行动，怀疑头脑发热的美国人想拿中国部队去出风头。他一面用种种借口搪塞史迪威，一面将前线情况直接电告重庆。蒋介石当然不愿国军最精锐的第二〇〇师就此断送在同古，因此赞成杜聿明的意见。拿到尚方宝剑的杜聿明更不把史迪威放在眼里，断然向戴安澜下达了突围命令。

“这些贪生怕死的家伙，”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因为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拒绝把指挥权真正交给他，使杜聿明只服从重庆的命令。“我不能枪毙他们，也不能撤他们的职，只同他们谈，毫无用处，最终结果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史迪威气愤地将杜聿明和廖耀湘形容为“卑怯的杂种”。

29日傍晚，廖耀湘新二十二师的两个团在三个战车连的配合下向南洋车站实施佯攻，吸引日军注意力以策应同古守军突围。在廖耀湘部策应下，3月30日凌晨，4时，戴安澜率部按照伤兵、后勤人员、战斗人员的次序，或走桥或涉渡趁夜色突围。这天晚上，同古城内枪炮声彻夜不息，双方在黑暗中展开混战。战到次日拂晓，同古守军成功渡过锡当河，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对守军的撤退，日军丝毫未能察觉。30日上午，日军依然利用重炮猛轰城内，接着使用多日挖好的坑道进行爆破，炸毁了之前城南国军构筑的工事，随后步兵蜂拥而至，猛攻同古。担负掩护任务的国军断后部队利用日军炮火准备的时机，巧妙撤出城垣，安全转移，连伤兵都未丢失一个。当时炊事兵一部因迷失方向失去联络，随后也全部归队。8时50分，日军在同古废墟上升起了太阳旗。

至此，同古保卫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宣告结束。此役第二〇〇师孤军奋战12个昼夜，挡住了日军两个师团的猛烈攻势，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美国军方认为，同古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中坚持时间最长的防卫行动，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荣誉”。英国《泰晤士报》也称：“同古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敌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跑到新德里的韦维尔对此也慨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人不能做什么，现在看来，他们确实还能做点儿什么。”

国内舆论也对戴安澜及第二〇〇师赞誉有加。蒋介石称此役为“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报纸称，同古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上，均有其不朽之价值”。

仗虽打得差强人意，但老酒并不赞同国军大肆宣传“同古大捷”的说法。同古之战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成功的阻击战外加一次巧妙的撤退而已。同古失守，不但使远征军收复仰光的希望彻底落空，同时使缅东门户洞开，日第五十六师团因此得以长驱直入，奔袭腊戍，最终导致了远征军的全面溃败。

同古保卫战刚刚结束，4月1日，和杜聿明吵了十几天架的史迪威气冲冲地飞往重庆，准备找蒋介石告状。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我难道是愚人节的傻瓜吗？从3月18日到4月1日一直在缅甸苦斗，同中国人、英国人斗，偶尔也和日本人斗斗。”飞机降落后，史迪威径直去找了蒋介石，指责中国军队不听指挥，威胁“我不能用美国空军去支援我所不信任的指挥官所指挥的部队”，扬言要辞去参谋长职务。在随后写给夫人的信中，史迪威说：“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同古打败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就在于蒋介石的插手。”

屁股还没坐热就辞职要走，蒋介石自然不能轻易答应。在他眼里，史迪威是一个鲁莽的决策者，急于证明自己的才能，甚至不惜将中国最好的部队投入火坑。虽然他并不欣赏甚至讨厌史迪威，但他得罪不起那人背后的马歇尔和罗斯福。中国花了4年多才让美国成为真正的盟友，如果这么快就与中国战区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这个人还是自己邀请来的——闹翻，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政治上也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蒋介石必须委曲求全。他向史迪威保证说，将正式授予他提升和罢免远征军任何军官的权力。蒋介石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两人中间再加一个所谓的远征军司令官。这一职务原定由卫立煌出任，因卫短期内无法履职，蒋介石在4月2日选择了罗卓英。蒋介石告诉这位新司令官，他的位置在史迪威之下、杜聿明之上。

史迪威以为有了蒋介石的承诺，只要能得到罗卓英的配合，对远征军的指挥就不会再出现任何障碍，这无疑是幼稚的想法。不管如何，史迪威总算心满意足地返回缅甸，积极筹划彬文那会战去了。

罗卓英的到来等于又增加了一个层次，进一步降低了指挥效能，导致远征军的指挥系统更加混乱。蒋介石还答应给史迪威一枚象征权力的印章，美国人很清楚这种小玩意儿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周之后，史迪威如愿拿到了那枚标志着他指挥权的精美印章，不过上边刻的是“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他期待的“远征军总司令”。那些远征军高级将领看到这么个玩意儿，一个个憋得差点儿没笑出来，之后更不把史迪威当回事儿。

4月5日，亲临缅甸视察的蒋介石电告戴安澜前往卑谬相见。仓促前往的戴安澜当晚走错了路，就用英语向两辆迎面而来的轿车问路。这时车中的人发话了：“老戴，你发什么疯，这是委座的车。”戴安澜定睛一看，问话的是侍从室的秘书，车后排坐着笑吟吟的蒋委员长和宋美龄。原来蒋介石为了表示对戴安澜的嘉许，特意出来迎接。当晚，戴安澜被安排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并在委员长的隔壁房间休息，真可谓无限风光。

早在3月28日，蒋介石就曾电令远征军司令部：“若同古陷落，则拟于彬文那地区与日军决战。”同时指出，若日军持续增兵，“则我军不要勉强作战，将会战地点移至稍后的曼德勒一带”。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史迪威和杜聿明联合制订了彬文那会战计划，并于3月31日下达新的作战命令：以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为阻击部队扼守斯瓦河谷，逐次阻击日军，消耗其有生力量，将敌军诱至彬文那一带。以余韶第九十六师固守彬文那，以戴安澜第二〇〇师配属特种兵为机动兵团，待机夹击、围歼中路日军于彬文那城下，一举扭转战局。

蒋介石同时委托史迪威转告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希望英军一定要守住西路军事要地阿兰谬，确保远征军的右翼安全。

由于缅甸完全成为日本人的主场，中国军队集结重兵于中路的战略态势自然瞒不过遍布各地的“缅甸独立义勇军”的眼睛。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结合攻占同古之后缅东门户大开的实际情况，4月3日，第十五军饭田司令官做出如下决定：以第三十三师团为西路，继续猛攻对面的英缅部队；以第五十五师团及后续赶到的第十八师团为中路，展开佯攻吸引远征军主力；以第五十六师团侧击东路，在缅东的崇山峻岭中杀出一条血路，穿行800公里直插远征军后方战略枢纽腊戍，一举截断中国军队的后路。

从最终结果来看，饭田能出任第十五军司令官绝非浪得虚名，他这招险棋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4月5日，中路日第五十五师团沿斯瓦河谷发起新的攻势。双方都开始假戏真唱，廖耀湘率新二十二师按预定计划边打边撤，将日军逐步引向预定的会战区域。即使仅为佯攻，日军进攻依然打得异常猛烈。为了让戏唱得更真，饭田特地给第五十五师团调去了150毫米重炮，炮声将国军新三十八师、第九十六师、第二〇〇师、第二十八师等主力部队全部吸引到中路上来。

廖耀湘的阻击战打得非常出色。从斯瓦到彬文那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两侧全是茂密的丛林。新二十二师采取梯次配备、交替掩护、侧面伏击和埋设地雷等办法，将斯瓦河谷阻击战坚持了整整21天，自身伤亡超过3300人，也使日军付出了伤亡逾2000人的代价。第五十五师团已逐渐进入远征军预先设置的伏击圈，彬文那会战态势初步形成。

3月19日，英军对所属部队实施了整编，英缅第一师、英印十七师、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英第七装甲旅被合编为第一军，由斯利姆中将任司令官。由于并未有新援军开到，英军此举和国军类似，只是增加了一个指挥层次而已，对战场形势丝毫无补。

尽管仍有上百辆坦克和3万名士兵，但由于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相继失守，加上之前遭到日军的穷追猛打，英军的士气已低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斯利姆不去想方设法提升官兵的士气，却对中国军队横加指责。“要想让他们去守住一个阵地，就像引诱一只胆小的麻雀到你窗前栖息一样困难。”——这种语言用在他们自己身上才恰如其分。

果不其然。就在中路彬文那会战态势逐渐形成之时，英军驻防的西路和由第六军驻守的东路同时出现了重大变故。在日第三十三师团的猛烈攻击下，西路英军纷纷溃败，西线战略要地卑谬、马奎、阿兰谬接连失守，英军各部纷纷向仁安羌地区撤退。中路远征军的右翼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史迪威精心策划的彬文那会战已无法进行。4月18日，史迪威和罗卓英无奈下令放弃彬文那会战计划，主力退守敏铁拉、敏建一线。20日，东路军事重镇垒固也落入日第五十六师团之手。

由于远征军主动后撤，4月20日，日军攻占彬文那。第五十五师团竹内宽与第十八师团牟田口廉也两位师团长在彬文那握手相庆，全体官兵向着东京方向高呼“天皇万岁”。

彬文那会战破产之后，远征军司令部又开始志得意满地谋划所谓的曼德勒会战。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游的缅北重镇曼德勒旧称“瓦城”，为原东吁古国首府，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这里地势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是举行会战的理想战场。

曼德勒会战计划不但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也得到了英军的认可。英国人认为缅甸迟早要丢给日本人。只要中国人愿意打仗，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引过去，所有的作战计划都统统赞成。英国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部队尽可能安全地撤往印度。

为此亚历山大曾试图将西线防御也交给远征军，以使英军能更加从容地撤退。史迪威在4月15日写给马歇尔的一封报告中沮丧地说：“我相信，英军在此之前已经将缅甸一笔勾销了。我肯定亚历山大已经接到了伦敦的命令，在做象征性抵抗后迅速撤出缅甸。”

不仅史迪威有如此看法，罗斯福派往印度的特使约翰逊在考察完战场后向总统汇报说：“阁下，英国人宁愿放弃缅甸，也不愿意为守住缅甸去欠中国人的情，或者向缅甸民族主义分子做丝毫让步。”

攻占阿兰谬的日第三十三师团迅速调整了作战计划。樱井师团长将部队分成三个独立作战的支队，分别是以第二一三联队为主力、由步兵指挥官荒木正二指挥的荒木支队，以第二一四联队为主力、作间乔宜指挥的作间支队，以第二一五联队为主力、原田栋指挥的原田支队，兵分三路向英军展开追击。三支部队的分工是：荒木支队沿伊洛瓦底江攻击前进，作间支队隐秘行动，长途奔袭仁安羌，原田支队负责侧翼掩护。师团部及直属部队在荒木支队之后跟进，行动时间定于4月9日黄昏。

仁安羌缅语之意为“油河”，是中南半岛最大的油田。日军一旦占据此地，就可大大改善紧张的石油供应，夺取仁安羌是大本营为第十五军下达的主要战术目标之一。

4月16日，一路隐蔽行军的作间支队抵达仁安羌以东5公里处。作间以一路兵力占领仁安羌东北的公路路口，另一路突然占领宾河北岸渡口，一举切断了英军的退路。此时荒木支队已占领马格威，原田支队的有效机动有力牵制了当面的英军，这样就有约7000名英军被作间支队围堵在了仁安羌地区。

16日黎明，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部队已陷入日军包围之中，他误以为日军使用了空降战术。第一军司令官斯利姆一面急令仁安羌守军炸毁油田，一面匆忙组织突围。城内100万加仑原油被点燃，腾起的火苗高达150米，油田上空浓烟遮天蔽日，爆炸声此起彼伏，无数高耸的井架和钻机在火光和浓烟中坍塌，变成一堆堆乌黑的废铁。当日军冲进仁安羌时，英军工兵炸毁了发电站。

按说作间支队只有3000多人，但面对兵力不到自己一半的敌人，毫无战意的英军一触即溃，瞬间陷入惊恐万状的状态。至17日傍晚，英军的突围除了在日军阵地前丢下上千具尸体外，始终没能向前挪动一步。

入夜，擅长夜战的日军派出小股队伍进行袭扰，仁安羌到处都是枪炮声和喊杀声。英缅士兵在黑暗中自相残杀，乱作一团。第一师师长斯科特少将在与斯利姆的通话中绝望地喊道：“我们快完蛋了，将军。没有人能够挽救我们，除非上帝能够显示奇迹。”

斯利姆立即赶往距离仁安羌最近的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驻地，亲自签下手令，要求该团团长刘放吾上校立即率军驰援。刘团长告诉斯利姆，没有师长孙立人的命令，他什么都不能做。斯利姆威胁说他是孙立人的上司，他的命令就是孙立人的命令。刘放吾固执地反驳道：“在得到孙将军命令之前，我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无奈之下，斯利姆只好紧急致电远征军司令部求援。

虽然仁安羌并不属于远征军的作战范围，但从联合作战的角度出发，史迪威和罗卓英还是命令驻守曼德勒的新三十八师速往增援，以解仁安羌之围。

在国军序列中，新三十八师绝对属于另类——这是唯一招收新兵不要文盲的队伍。该师前身为财政部长宋子文亲手创建的税务警察总团。由于是财政部直接拨款，其装备之精良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央军嫡系部队。此前在参加军政部校阅时，该师综合战斗力排名榜首。

新三十八师师长也同样卓尔不群。孙立人，字抚民，1900年出生于安徽舒城一个官宦之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1919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公费赴美留学，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转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7年毕业后应邀考察英、法、德、日诸国军事，1928年回国，为当时国军中罕见的海归派军人。中国抗战爆发以后，孙立人在淞沪会战中身负重伤，全身中弹片13处。伤愈归队后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因屡立战功，1941年12月被任命为新三十八师少将师长。

接到命令，孙立人立即派副师长齐学启——此人毕业于美国诺维奇军事学校——率第一一三团火速前往解围。得知中国人只派出了一个团，亚历山大大为不满，认为如此兵力在强大的日军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强烈要求史迪威增派更多的援军。接到电令的孙立人只好再次派出第一一二团前往增援。

救兵如救火。4月17日黄昏时分，两个团先后到达预定攻击位置，激烈的战斗很快打响。孙立人于当晚从曼德勒赶往前线亲自坐镇指挥。由于日军习惯根据机枪枪声的密集度去判断国军兵力，刘放吾便将轻重机枪全部集中在第一梯队。数十挺机枪同时打响，使日军认为对面兵力至少有一个师以上，在气势上先落了下风。按照日军的作战经验，他们认为没有数倍于己的兵力，中国军队绝不敢贸然发起进攻的，加上国军的猛冲猛打，日军阵势逐渐散乱。到18日正午时分，宾河北岸的日军已被全部肃清。

斯利姆催促中国军队立即渡河发起攻击，解救被围英军于水火之中。在详细勘察了战场地形后，孙立人认为，我方兵力太少且南岸地形暴露，敌军居高临下，我军处于仰攻的不利地位。如果攻击受挫，很可能被日军窥破实力，不但不能完成解救英军的任务，连第一一三团也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孙立人断然下令暂停攻击，命令第一一三团在黄昏之前详细侦察敌情与附近地形，当天夜间做好攻击准备，第二天拂晓发起攻击。

虽然内心认可孙立人的救援方案，但在被围英军的一再催促下，斯利姆早已乱了方寸。由于日军牢牢控制了仁安羌的唯一水源，包围圈中的斯科特报告说，被围官兵已断水断粮达两天之久，随时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在斯利姆眼中，被围的那些人才是手心，身边的中国人连手背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算随时可弃的手套。他要求孙立人必须立即渡河援救，不能再等到第二天黎明。孙立人并未因斯科特的告急电报打乱方寸，在陈述利害关系的同时，他请斯利姆致电英缅第一师务须再坚持最后一晚。

恰在此时，斯科特再次打来了告急电话，说被围部队已到了最后关头，一时一刻也无法坚持下去。斯利姆闻言脸色大变，孙立人冷静地请他转告斯科特：“贵师既已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要坚持最后一晚。中国军队一定在第二天下午18时之前将贵军完全解救出围。”

面对电话中焦急而质疑的“有无把握”的询问，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告诉斯利姆：“中国军队，包括本人在内，纵使战至最后一人，也一定要将贵军解救脱险！”斯利姆大为感动，他郑重地握住孙立人的双手，以此确认双方的“君子协定”。

4月19日，东方刚现鱼肚白，第一一三团的攻击开始了。左翼部队迅速突破敌军一线阵地，日军立即实施反攻，国军已得阵地三失三得。为不暴露国军实力，孙立人设置疑兵虚张声势，以小股部队进行袭扰，主攻部队则利用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发起冲锋。由于油田多处起火，双方在大火和浓烟中反复冲杀，涉水而来的第一一三团反而占了便宜。战至14时，国军成功占领制高点501高地。到17时，第一一三团已成功克复仁安羌油田，渐行渐远的枪炮声显示日军正在撤退。该团共有官兵1121人，此战阵亡204人、负伤318人，几乎达到了全团的一半。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第一一三团发起攻击之时，包围圈中的英国人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丝毫没有里应外合、趁机突围之势，纯粹成了不怕开水烫的死猪一群。战斗结束仍不见友军有所举动，孙立人派出一个连前往联络，斯科特还不敢相信凶悍的日军已经遁去。除了7000名英军，被解救的还有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孙立人慷慨地将夺回的100多辆汽车交还英军。在中国军队掩护下，被解救英军向宾河北岸快速撤退。

3天的煎熬使这些英国老爷狼狈不堪。远远看见中国官兵，他们个个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更有一些官兵压抑不住心中的感激之情，冲上前去把中国士兵抱了起来。后来新三十八师撤到印度时，再次与英缅第一师相遇，尽管言语不通，但那些英军官兵眼眶里依然饱含着感恩的泪水。

中国远征军成功解围仁安羌的消息惊动了英伦三岛，并迅速传遍世界。孙立人一时成为远征军的英雄。英国人的宣传极尽溢美之词，恰好4月18日美军杜立特中校率队空袭了日本，英国报刊就将两件事相提并论：“克复油田仁安羌一役，恰似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道清流，与美机之空袭东京、大阪、名古屋一样广受欢迎。”甚至有人将英军的脱险赞誉为“亚洲的敦刻尔克撤退”。

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之后英王乔治六世授予孙立人“大英帝国司令勋章”，重庆政府也颁发“四等云麾勋章”。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及各营营长分别获得中、英政府的嘉奖。

由于孙立人曾经在美国接受教育，连美国人也觉得脸上有光，忙不迭地前来凑热闹。美国后来宣布授予孙立人“荣誉军团勋章”，罗斯福总统在颁奖词中如此写道：“中国孙立人将军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苦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指挥歼灭强敌，解英缅第一师之围使其免遭歼灭，后复掩护盟军转移，于千辛万苦之中转战经月，从容殿后，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

1992年4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期间，特地拜访了已定居美国的93岁的刘放吾，对他50年前拯救英军的卓越功绩表示感谢。

仁安羌失而复得，日第三十三师团受到饭田的严厉训斥。作间因此受到降级和严重警告处分。据日军《缅甸作战》记载：“该大佐亲自掩埋战亡士兵尸体，以示对失败之反省。”为发泄愤怒，作间下令将371名英国、缅甸、印度战俘就地处决。师团司令部要求送一名英军俘虏前去审讯，威斯特·豪森上尉因此得以幸免。豪森在战俘营度过了3年苦难时光，1945年获释回国，后因神经错乱病逝于1948年冬天。

令人惋惜的是，新三十八师克复仁安羌的机会并未被充分利用。孙立人认为，当面之敌尚未肃清，中、英两军应一道全力出击，击溃第三十三师团以稳定西线，确保中路远征军主力侧翼安全。

孙立人的想法虽好，但纯属一厢情愿。就在仁安羌解围战正在进行中的4月18日，亚历山大接到了韦维尔发来的一封诡异的电报，强调从缅甸撤退的相关事宜，指出“优先考虑”与中国军队的联系，“千万不能让中国军队抓住把柄，指责英国军队不顾友军逃往印度”。接到撤退命令的英军犹如惊弓之鸟，撒丫子一路向北狂奔。

为了更好发挥中国军队的掩护作用，亚历山大向史迪威和罗卓英谎称，在皎勃东一带发现日军主力，要求将新三十八师、第二〇〇师和第二十二师全部调往这一地区。雄心勃勃的孙立人被迫放弃南下作战企图，由仁安羌向皎勃东转移，随后转向伊洛瓦底江东岸布防，掩护英军一路撤退。

说公道话，新三十八师解围仁安羌的影响肯定比不上“杜立特空袭”。美军空袭东京令大本营异常惊慌，这种情绪迅速波及缅甸战场。4月22日，南方军司令部向第十五军转发了东京的急电，命令该军“尽快在缅甸扩大战果，同时确立向重庆积极进攻之态势，以有力兵团越过国境并攻击一切可能到达之地区”。

由于轰炸东京的非航母舰载机，而是陆军轰炸机，日军一时尚未查清这些飞机到底来自何处。有人猜测来袭者很可能来自中国内地的某一机场。大本营担心今后美国人仍然利用这种方式来轰炸日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击重庆政府，迫使蒋介石放弃抵抗。缅甸战役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十五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是中国的云南而不是印度。远征军已成为日军的主要打击目标，这也正是之后英军能顺利逃之夭夭的主要原因。

西路英军一路溃败，东路的危机也已悄然出现。

腊戍一失，满盘皆输

就在中路远征军主力正踌躇满志地筹划所谓曼德勒会战之际，防御薄弱的东路危机突然出现。

根据此前得到的情报，日第十五军应该有四个师团。其中第三十三师团在西路，第五十五、第十八两个师团在曼德勒正面，另外一个第五十六师团却在参加完同古战斗之后神秘消失，去向不明。由于盟军已完全丧失了制空权，缺乏必要的空中侦察手段，加上得不到当地民众的任何支持，远征军无法及时得到准确的敌情报告。在地域辽阔的缅甸战场，中国军队恰似一艘浓雾中航行的轮船，随时有因航道不明触礁沉没的危险。

4月11日，日第十八师团在仰光登陆后快速跟进，悄悄换下了之前一直在中路进攻的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下一步的任务是从防御薄弱的缅东杀开一条血路，直插远征军的大后方腊戍，一举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远征军司令部对日军的这一兵力调动竟然一无所知。

负责东路防守的是第六军的三个师。其中战斗力最弱的暂五十五师部署在最南方的垒固，第四十九师在孟畔，战斗力最强的第九十三师在泰缅边境的景栋地区。三个师之间的直线距离均超过160公里，就是说第六军的总体防线绵延长达500公里。由于地形条件极差且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三个师在热带丛林快速机动和相互支援根本无从谈起。这就给日军实施穿插迂回、各个击破提供了绝佳机会。

饭田敢出险招的原因正在于此。根据空中侦察发回的情报，饭田认为，第六军防区尽管地形复杂，逾越困难，但三个师防区之间仍可找到一些勉强能通过的缝隙。由于开战之前意外被山下奉文抢去了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的位置，饭田失去了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扬名立万的机会——那才是东京最关注的方向。如果能在相对次要的缅甸战场，通过切断后路一举围歼中国军队的精锐远征军，这一功勋足以与其他战场相映争辉。想到此处，抑制不住激动心情的饭田断然下达了袭击东路的作战命令。

饭田下令停止所有补给运输，各部队给养就地解决。除军部直属第六十一汽车大队的250辆汽车，能收集到的汽车全部交给第五十六师团，使该师团可用汽车达到了400辆，确保了强大的机动能力。饭田命令第五十六师团要以最快速度击破当面之敌，直插腊戍，将远征军主力合围在缅北地区。饭田特别强调“速度第一”，对拦路的中国军队不做过多纠缠，等关上门后再回头打不迟。

根据第十五军的指示，渡边正夫迅速制订了作战计划：先在垒固歼灭远征军暂五十五师，之后击溃第四十九师和第六军军部，杀开一条血路直取腊戍。同时在东枝及雷列姆留下少许兵力，保证师团主力的侧后安全。

饭田此招绝对是一步险棋。第五十六师团将在毫无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孤军深入，进行纵深1500公里的长途奔袭，沿途还要闯过十几座远征军把守的城镇隘口。为保证第五十六师团穿插成功，南方军司令部特令仅有的两支空降部队进驻同古，随时实施空降支援。

4月1日，日第五十六师团从同古出发，向远征军第六军的东部防区攻击前进。6日，日军一支800人的先锋部队击溃全是新兵的暂五十五师第一团三营八连，当晚攻占毛奇。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下令暂五十五师、第四十九师各一部立即布防垒固。19日，暂五十五师在垒固之南被日军击败，伤亡惨重，幸存者仓皇逃往克伦山中。20日，东路战略要地垒固失守。脆弱的东线被日军扯得七零八落。但日军对那些溃兵似乎毫无兴趣，只是一路快速向北猛突。

“我从未见过如此糟糕的事情，”大吃一惊的史迪威对一位随军记者说出了这样的话。在19日晚上写给陆军部的一份紧急报告中，史迪威沮丧地指出：“其实英国人早就将缅甸一笔勾销了，中国人同样不会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同日本人死拼，缅甸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东线突然出现的危机并未引起远征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史迪威和罗卓英仍然紧盯曼德勒，试图通过这一地区的会战一举扭转战局。对于史、罗力主的曼德勒会战，驻缅参谋团团长林蔚并不赞同。林蔚指出，由于西路英军已撤至仁安羌以北，东路危机已经显现，垒固失守导致东枝朝不保夕，我中路主力随时有被东、西两路日军切断后路分割包围的危险。此时的最佳策略是迅速脱离日军可能的合围，退守曼德勒东北地区，重整旗鼓，再做计议。

史、罗依然坚持在曼德勒与日军决战的计划，对林蔚的提议置若罔闻。实际上，远征军的兵力配置并未体现出会战意图，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各部被分散部署在长达300公里的彬文那—曼德勒一线，这种一字长蛇阵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会战从何谈起？杜聿明也不赞成所谓的曼德勒会战，提出集中兵力退守东枝，确保腊戍门户，史、罗照样不予接受。

此时英军的假情报到了：4月20日在皎勃东一带发现日军主力3000人。史迪威和罗卓英立即下令第二〇〇师、新二十二师紧急开赴皎勃东。对此大为不满的杜聿明提出，新三十八师刚刚取得仁安羌大捷，皎勃东方向不可能出现日军大队人马，此前侦察报告并未发现皎勃东一带有重大敌情，英军情报很可能不实。即使那里出现了新情况，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就在仁安羌地区，足以掩护英军撤退。杜聿明强调，绝不能顾头不顾腚，置东路险情于不顾，酿成更大事端，他极力坚持集中兵力保卫东枝。

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吵。杜聿明威胁罗卓英：“如果出此决策的话，我不能负责。”史迪威立即反唇相讥：“难道中国军队只吃饭，不打仗吗？”杜聿明马上回敬道：“我吃的是中国饭，不是英国饭。”随后杜聿明暗中吩咐戴安澜：“除先开过去一个团外，其余等我从眉谬回来再做决定。”

戴安澜的先锋部队第五九九团到达皎勃东之后，发现那里除了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在掩护英军潮水般撤退，并未发现所谓的日军大队人马。发现上当的史、罗只好下令新二十二师暂时按兵不动，第二〇〇师继续滞留皎勃东一带搜索敌情，协助新三十八师掩护英军撤退。自己屁股尚擦不干净，仅为掩护英军撤退就派出最能打的两个主力师，史、罗在这里把国际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东线垒固失守的噩耗很快传来。罗卓英无奈再次调整部署，命令新二十二师火速东调增援第六军，廖耀湘又没有快速机动所需的汽车，罗卓英只好下令第二〇〇师东返，用戴安澜的汽车去运送新二十二师。各路兵马东奔西顾，疲于奔命，还没打仗就累得半死。

杜聿明觉察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直接到司令部找到了罗卓英，提出以第二〇〇师和新二十二师全力保卫东枝，理由是东枝一旦失守，则腊戍危急，远征军的退路将被切断。但罗卓英依然坚持在中路进行曼德勒会战，拒绝将大队人马东调。在杜聿明的强烈要求下，罗卓英勉强同意第二〇〇师前往东枝，其余部队继续专注于曼德勒会战。

4月21日，日第五十六师团兵分三路，一路沿公路快速北上，一路向东直逼雷纳姆，最后一路直奔东枝。此时第六军已成一盘散沙，连军长甘丽初身边也只剩下600人，甘将这些人交给参谋长林森木去阻击敌人，自己则到后方收容溃兵。林森木还算不辱使命，率部将日军的攻击迟滞了24个小时，随后带余部潜入丛林，向北寻找回国的道路，用了一个多月才回到云南。

23日，日军逼近腊戍最后的门户东枝。此时甘丽初身边只剩下百余人，根本无力阻止日军北进。他只好下令炸毁东枝的物资后撤退。日军在“缅甸独立义勇军”的配合下轻松占领东枝，之后留下少许部队把守，大队人马继续快速北上，直取腊戍。

东线战局急转直下。23日晚，重庆电令入缅参谋团转告远征军司令部，从速破坏雷纳姆至腊戍的公路以迟滞日军进军速度。林蔚立即命令驻腊戍新二十八师第八十二团抽调第一营、第三营前往执行破路任务，并通知驻腊戍各机关立即向国内撤退，销毁物资的命令也同时下达。作为滇缅公路起点的腊戍各种物资堆积如山，日军尚未到来，腊戍城内外已是浓烟滚滚，一片狼藉。

此时被英军假情报误导辗转奔波500公里的第二〇〇师终于赶到东枝，来回折腾，浪费了宝贵的3天时间。马不停蹄的戴安澜随即下令攻城。虽然已是疲惫不堪，但第二〇〇师依然不辱使命，毅然投入战斗。戴安澜亲临一线指挥战斗，副官孔德宏负伤、卫兵樊国祥阵亡，可见其位置之靠前。由于日军主力已北上腊戍，驻守东枝的只是小股留守部队。25日18时，第二〇〇师克复东枝。戴安澜在东枝竟未抓到一名俘虏，当地人均以沉默来对待中国人，拒绝提供任何消息。

此时的杜聿明接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命令。林蔚要求他立即向北追击直取腊戍的日军，确保腊戍不失。罗卓英则命令杜聿明立即西返，参加策划已久的曼德勒会战。两个方向可谓驴唇不对马嘴。就在杜聿明彷徨踌躇之际，林蔚的命令又到了：“应遵照远征军司令官命令行动。”杜聿明只好下令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以及军直属部队一起向曼德勒机动，参加会战。

东枝得而复失让北上的日第五十六师团完全没了后路。但渡边完全置后方于不顾，集中全部汽车以每天110公里的速度直扑腊戍，前锋第一四八联队距腊戍已不到200公里。4月29日是裕仁41岁生日，渡边拟以攻克腊戍作为孝敬天皇的生日礼物。眼前速度胜过一切，渡边下令停止运输补给，将车辆全部用以运输兵员，所需补给必须从远征军那里夺取。

在渡边前面，远征军第六军早已溃不成军，第五军主力几乎全被调去参加所谓的曼德勒会战，战略要地腊戍竟然只有新二十八师的第八十二团防守，其中第一营、第三营还被派去执行破坏公路的任务。城内只剩下第二营及第六十六军直属特务营、搜索营等少许部队，实际上与空城无异。

4月25日，得知日第五十六师团北上去向不明的消息后，蒋介石立即意识到了潜在的风险。28日，他紧急致电林蔚：必要时可以放弃曼德勒作战，集中新二十八师全力防卫腊戍，确保远征军后方安全。此时入缅参谋团已开始踏上撤退的征程，一众军政大员以每天200公里的速度连续奔跑了5天，一直到保山才惊魂未定地停下脚步，奔逃之中，他们根本没有接发任何信息，蒋介石这一至关重要的电文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第六十六军下属三个师中，新二十八师本来就是一支临时改编的部队，战斗力自然无从谈起。除了驻守腊戍的第八十二团，该师其余两个团都被调去参加曼德勒会战，对腊戍已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最能打的是新三十八师，目前正在西线干一些掩护英军撤退的无聊事。剩下的新二十九师刚刚组建，目前远在云南大理等待补充兵员物资。可以说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现在基本是光杆司令一个。

鉴于日军迅速逼近腊戍空城，25日，远征军司令部紧急电令尚在云南大理的新二十九师，务必于28日之前赶到腊戍。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地之间相距千余公里，似乎只有空运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可是别说飞机，新二十九师连汽车都没有几辆。但是事关重大，师长马维骥明知不可为也不得不为之，仓促之间制订了紧急入缅计划。

马维骥认为，哪怕只有一个连能够在28日到达腊戍，就算是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至于能不能守住腊戍只能听天由命了。通过与地方部门紧急交涉，马维骥得到了70辆卡车。26日，大理西城门外，70辆汽车排成一队，新二十九师直属部队及第八十六团的两个营紧急上车驰援腊戍。其余部队站在路边就地拦车，拦住一辆就走一车人——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随时可见堵一长溜车就好了。当前锋部队越过边境时，后卫部队还没拦到车。谁也不知道这支部队何时才能全部到达战场。

后院大火冲天，前方依旧浑然不觉。4月27日，远征军司令部按计划下达了曼德勒会战的命令。此时缅甸的总体战局是：西线英军正快速撤退，新三十八师在大度地执行着掩护英军的任务，第九十六师在曼德勒阻击日军，第二〇〇师从东枝出发北上追击日军，第六军已被基本打散，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在腊戍和滇缅公路一线布防，不知道司令部赖以会战的兵力到底在哪里。

4月28日，新二十九师终于有一营人马到了腊戍。炮兵营营长赵振全在巡视途中钻进路边的密林出恭，突然听到远处有大量车辆行进的声音，伴以钢铁履带沉重的碾轧声。大吃一惊的赵营长急忙探头张望，只见远处的公路上尘土飞扬，一队坦克摆出战斗队形正急速向腊戍驶来。赵营长感觉不大对劲，这里是中方防区，如果盟军车队通过，没理由不通知友军。他拿出望远镜远远眺望，发现那些坦克和车辆上都飘着日军的太阳旗。老赵惊叫一声，提起裤子顺着山沟逃走了。

这天是周日，腊戍守军的命运可比赵营长悲惨多了。刚刚抵达的新二十九师先头部队尚未来得及展开部署，日军快速部队已经发起了进攻。猛烈的炮火将不知所措的中国官兵纷纷抛进血泊中。更多人听见枪响不是拿起武器战斗，而是争相钻出阵地营房，逃入山谷丛林，向中国方向溃逃。

29日，新二十九师后续两个团陆续赶到，紧急沿腊戍河构筑临时防御工事。但他们的机枪和迫击炮根本挡不住日军飞机、坦克的立体打击。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将5门战防炮全给了马维骥，同时令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率余部构筑第二条防线。这些并未受过多少训练的新兵在日军潮水般的攻击下一触即溃，伤亡惨重，添油般的后续部队来一车被消灭一车。10时，日军已全面突破第一条防线，随后以坦克快速突击扩大突破口。17时30分，日军坦克冲进第六军和新二十八师司令部，腊戍失守！

当天，第六军军长甘丽初逃至畹町，同随后逃到这里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一起钻进装甲车，一口气跑到了300公里之外的保山。

29日当晚，渡边正夫向第十五军司令部发去了“穿插成功，一举攻陷腊戍”的捷报。饭田一直揪着的心方才落地。

鉴于前方三路攻击进展顺利，4月30日，饭田收到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转来的大本营陆军部的急电：“第十五军果敢作战值得共庆。希不失时机进一步扩大战果，确立积极向重庆进攻之态势。为更有利于以后的措施，力争在缅甸境内歼灭敌军，同时以有力兵团越过国境，向龙陵、腾冲及怒江一线追击扫荡。”

攻击命令迅速下达至第五十六师团司令部。渡边认为，沿滇缅公路溃退的中国军队已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根本不需要师团主力前往追击，仅以第一四八联队和坦克第十四联队配合向怒江一线突击就足以制胜。最肥的肉在中路，渡边向军司令部建议，师团主力沿腊戍至八莫的道路向密支那方向快速突进，堵住中路远征军主力退往云南的所有通道，将之一举围歼在缅北一带。

对渡边的决心，饭田极为赞赏，并迅速回电给予认可：“对自曼德勒方面向北退却之敌，军司令部决定以第五十五师团、第三十三师团向密支那和塔曼提一线追击，以期与贵师团之切断退路相配合，捕歼敌人。”

腊戍失守，全局震动！直到此时，史迪威和罗卓英总算醒过神来了，迅速下达了放弃曼德勒会战、全军撤退的命令。至此，史迪威抵缅之后极力倡导的同古、彬文那、曼德勒三大会战全部化为泡影。撤退计划为中路主力经密支那撤往国内，第六军向东越过边境退往滇南。第六十六军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继续沿滇缅公路布防迟滞敌军进攻，为撤退争取宝贵的时间。

5月1日18时20分，日第十八师团先头部队攻占曼德勒。

此时，以第一四八联队为基干的坂口支队正沿滇缅公路向云南快速攻击前进。尽管部队只有3000余人，但面对缺乏有效组织且军心涣散的各路溃军，日军的攻势依然锐不可当。之前由于重庆严格的新闻审查，对前线的危机国内民众并不知晓。后方报纸连篇累牍报道的都是胜利的喜讯。如3月29日的《中央日报》宣称，“同古大战战果辉煌，歼敌一个师团”。4月，各报又争相刊登“仁安羌歼敌5000人”的捷报。“彬文那重创日寇一个师团”的热劲儿还没过去，舆论又开始展望“曼德勒会战胜利在望”。仅就舆论宣传而言，前方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只有5月初在《云南日报》一个极不显眼的位置上，刊登了一则发自畹町的豆腐块：“我军与敌在腊戍激战。”

对国内多数既无军事常识又不熟悉缅甸地理的人来说，这则快讯很容易被忽略。只有少数头脑冷静之士才会蓦然觉察形势不妙：既然前线连连告捷，为什么敌人会突然出现在距离国门不远处的腊戍了呢？

腊戍失守导致远征军上下一片恐慌，滇缅公路沿线陷入空前混乱之中。成营成团的败兵从前线溃退下来，他们和紧急疏散的政府机关人员、扶老携幼的难民组成了一支规模空前的逃难大军。无数汽车、牛车、马车和手推车充塞道路，人流与车流混杂，一齐浩浩荡荡向云南转移。新命令很快就到了，要求销毁所有来不及运走的物资。一时间，道路沿线火光冲天，爆炸声不绝于耳。

5月2日，坂口支队先头部队以10辆坦克开路越过边境，当日攻陷畹町。3个小时之前，由林蔚率领的入缅参谋团刚刚经这里逃回国内，一众大腕差点儿成为日军的俘虏。之前军委会后勤部部长俞飞鹏亲赴畹町，下令将囤积于此的大量物资抢运保山。但时间紧迫，逃命都来不及，谁还有心思抢运物资？准备出口换取武器的8万桶桐油只好就地销毁，还要高价雇人用斧头把油桶劈开，让桐油自行流光。剩余的大批棉花、面纱、轮胎和兵工器材就地销毁。尽管如此，仍有大量物资成为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在畹町抢得的物资有汽油1570桶、机油1000桶、大米500袋、食盐896公斤，这对于缺少补给的日军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礼物”。

日军马不停蹄向云南挺进。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眼看追敌将至，下令炸毁5辆坦克堵塞公路以迟滞敌军行动，结果日军只花了两个小时就清除路障，继续快速前进。

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奉命率一部前往守卫芒市，但日军已抢先在5月4日占领此地，并于当晚攻占龙陵。当日军装甲车开进芒市时，站在街心的交通警察还在起劲地打着手势。后发现势头不对，立即撒丫子逃得无影无踪。在这两地，日军又抢夺汽油550桶、柴油1000桶、轮胎900条、大米700袋、榴弹炮弹900箱、速射炮弹600箱以及大量其他物资。

5月4日10时，省立保山中学与县立师范学校师生千余人在保山公园举行大型集会，隆重庆祝五四运动发生二十三周年。集会吸引了大量民众围观。同日，保山逢集，四乡群众云集县城。11时，国军一处防空监视哨发现西南天际出现了大批飞机，急忙向县政府汇报。电话铃响了许久，无人理睬，唯一的防空警报员早已下班赶集去了。

11时15分，日军27架轰炸机排着整齐的三角队形飞临保山。由于事先无人报警，加上最近传闻有美国飞机将进驻保山机场，民众大都以为这是美机光临，不少人向空中欢呼雀跃。日机在保山上空盘旋一周，开始不慌不忙低飞投弹。第一批炸弹准确落在中心大街，炸坍了百货商号和南洋大旅社，由于街上聚集了大量行人，炸弹无一例外地在人群里爆炸。第二批炸弹炸塌民房无数，黑烟冲天的保山城一片狼藉，民众死伤逾万。之后由于天气炎热，大量尸体腐烂无人掩埋，诱发瘟疫，死者更众。

保山遭袭当晚，之前驻扎在城外的滇军第六旅“息烽旅”趁乱开入城中。他们将全城20余家商号、钱庄洗劫一空，乱兵还扮作蒙面盗匪杀人纵火、奸淫妇女，再经浩劫的保山彻底沦为一座死城。公然纵兵洗劫的罪魁祸首是“息烽旅”旅长、龙云的外甥龙奎垣。保山官员、乡绅联名将龙公子告到重庆，为平息民愤，龙云将恶棍外甥撤职了事。

5月4日下午，蒋介石接到了“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上校的紧急报告：前方飞行员侦察发现，滇缅公路沿线国军溃不成军，日军进攻完全未遇抵抗。按目前推进速度，10天之后，日军就将兵临昆明城下。蒋介石立即致电此前已退到保山的林蔚：“新维至畹町之间应一面破路、一面装埋地雷，如无地雷则埋手榴弹于路中，亦可阻止敌战车前进。所有桥梁应尽量破坏，马崇六处长现在何处？应令其全力破路与构筑工事为要。”

战局急剧恶化，能阻挡日军前进的只有怒江之上的天险惠通桥了。5月4日深夜，位于昆明的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兼昆明警备司令宋希濂接到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腊戍、畹町失守，日军正沿滇缅公路东进，林蔚参谋团已一天多没有消息。”要求宋希濂尽快设法与林蔚取得联系，同时迅速征集车辆，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将距怒江最近的第三十六师抢运至惠通桥，拼死阻止日军渡江。

放下电话的宋希濂不敢怠慢，连夜赶到滇缅公路运输总局征集所有可用车辆。总局答应在5日至7日，提供550辆卡车给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估算了一下，这些车辆可以在3天内运去两个师的兵力，于是连夜给驻扎祥云的李志鹏打电话，命令第三十六师立即整装待运，且严令李本人立即出发去追赶已出发的第一〇六团。很快，蒋介石又来电，命令宋希濂立即将昆明防务交给第九集团军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负责，第十一集团军集体快速开赴怒江前线。宋希濂在下达命令的同时立即动身前往保山。

5月2日，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少将从畹町撤往昆明，途经惠通桥，给这里留下了一队宪兵和工兵。马少将授权独立工兵第二十四营营长张祖武中校接管大桥，一旦情况紧急，立即炸桥。到5月4日，形势更趋紧张，怒江西岸的盘山公路上等待过桥的车辆和人流一望无际。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日军已占领芒市，距惠通桥已不到100公里。张祖武命令工兵提前在桥上装好炸药，并派宪兵把守桥头，严防日军便衣混过桥来。

中午时分，日军轰炸保山的消息传来，众皆哗然。14时，一架日机反复从惠通桥上空掠过，既未投弹，亦未扫射。16时，又有三架敌机从空中掠过，急于过桥的人群更加拥挤，吊桥被压得剧烈摇晃，竟然有数人因此坠入江中。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傍晚，18时，一辆破卡车从保山开到桥头，欲逆行过桥，被宪兵阻止。车主龙陵商人何树鹏自恃与“息烽旅”关系密切，出言不逊，被宪兵当众重赏两记嘴巴。何商人只好掉头，又因操作过猛与另一车迎头相撞，致使大桥交通堵塞。

见此情景，张祖武大怒，命令宪兵将卡车推下江去。何商人呼天喊地，以身护车。气急败坏的宪兵欲以“妨碍执行军务罪”将何拖到江边枪毙，骤起的枪声在暮色苍茫的峡谷中引起巨大回响。

受惊的人群涌来涌去，粗大的钢索吊桥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为平息骚动，宪兵再次对空鸣枪示警。此时，数百名扮作难民的日军距离桥头已不足200米远。骤然响起的枪声不仅震惊了西岸难民，也惊动了不断逼近桥头的日军先头部队。他们误以为行踪已被发现，开始一窝蜂向桥头发起了殊死冲锋。

张祖武因突如其来的密集枪声惊呆了。他瞬间反应过来，对面来了日本人，于是断然下令炸桥。随着一声巨响，那座日本人之前无数次轰炸过的大桥，连同桥上的难民、车辆、已冲上桥面的日军一起坠入怒江的滚滚湍流之中。

桥梁既断，日军装甲部队完全被阻隔在怒江西岸。急于抢功的坂口简直要急疯了，命令所有坦克立即以最快速度向桥头进发，将一切拦路车辆碾碎或推开，为搭载步兵的汽车开辟道路。随行的日军重炮部队立即在怒江西岸架炮轰击，停滞在江东开阔地带的上百辆卡车瞬间被炸成一片火海。

完全失去理智的坂口随即派出一个大队的800个步兵，乘坐橡皮艇实施强渡或直接泅渡。不少人被江水吞没，但仍有500多人爬上了东岸，与参谋团之前收容的溃兵展开激战。守桥部队渐渐不支，日军迅速向东岸的黑崖山高地冲去。

万分危急之时，第三十六师第一〇六团的两个连拍马杀到，他们几乎与日军同时到达东岸。师长李志鹏和团长熊正诗各率一个连居高临下狙击日军。傍晚时分，第一〇六团主力赶到投入战斗，牢牢控制了怒江东岸的制高点。5月6日，第一〇七团和第一〇八团赶到惠通桥。经过8个小时激战，过江日军大部被歼，残余日军依旧死守不退。

得知日军强渡怒江的消息后，陈纳德的“飞虎队”紧急出动4架新型P-49战斗机，各携带炸弹300公斤，另加装有6挺机枪的4架旧式战斗机飞抵战场。战机在狭窄的怒江峡谷来回穿梭扫射、轰炸，摧毁了日军大部分坦克、汽车以及准备架设浮桥的设备，大量步兵也被杀伤。日军重炮阵地被炸得一片狼藉，大队长田村被炸死，坂口也身负重伤。等他醒来时，已经在被送往仰光医院的路上了。

日军攻入滇西，举国震动。在满目疮痍的山城重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已经持续了20多个小时。前线战况不明，有人甚至建议迁都兰州。

日军的迅猛攻势同样引起了在华美国人的恐慌。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德准将紧急同高斯大使商议：一旦形势持续恶化，是否有可能把美国使团撤离到苏联境内？他同时也意识到，“无论如何，决不能做出丝毫让中国人疑心，察觉到美国人和其他外交界人士对中国已经丧失信心的举动”。

高斯说，他甘愿冒被日本人俘虏的危险，也不会让中国人觉得美国即将撤离重庆。他建议马格鲁德可以减少使馆人数，将他们分批向印度转移。高斯同时电告华盛顿，向赫尔国务卿汇报了马格鲁德的担忧。赫尔当即向马歇尔做出指示，让他严禁马格鲁德继续散播美国使团可能撤出中国的言论，因为这一行动必将“极大地伤害中国的利益和作用，以及我们希望这个远东国家将来在联合国里发挥的作用”。

林蔚在逃难途中丢失了密码本，无法及时向重庆报告前线的情况。幸好随行参谋沈定邦还带着与重庆军训部联系的专用密电本。林蔚于是拟电发往军训部，再由军训部发电给蒋介石。收到滇西发来怒江防线已经稳住的消息，蒋介石长长出了一口大气，迅疾回复林蔚：“微戍电刻始接悉，无任欣慰之至。”

蒋介石随即颁布了一系列紧急命令。滇西第九集团军及川滇边境各部星夜增援惠通桥，相关各部由林蔚统一指挥，“参谋团团长林蔚在滇、黔、川前线代行本委员长职权，三省部队任其调遣，如有不服从命令者就地枪决。”同时下令第五十四军前往昆明接防，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所部第七十一军由昆明移驻滇西边境布防。

5月6日，宋希濂从下关给保山打电话询问前线战况。接线员告知“线路正忙，请勿打扰，一位老板正同保山谈生意”。宋希濂闻讯，勃然大怒，厉声喝道：“我是总司令宋希濂，限你3分钟接通电话，贻误战机，老子毙了你！”不到1分钟，电话就接通了。

7日下午，匆忙赶到惠通桥的宋希濂立即部署反击。8日上午，全部抵达怒江的第三十六师对过江日军残部实施围剿。除几十人泅水逃回西岸，江东日军被全部肃清。

除坂口支队主力冲向怒江，另一路日军同时也向腾冲进发。听说日军将至，当地官员随后撤离。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带着20余名残兵路过此处，百姓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地方乡绅极力挽留刘师长留下来主持防务，但刘伯龙高调宣布：“本部只接到命令收容溃兵，没有接到抵抗日军的命令。”随即带着虾兵蟹将穿城而过，扬长而去。

10日下午，日军300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腾冲。城内所有财物均归日军所有，包括腾冲仓库3000多驮大米以及大量盐巴、棉纱、布匹等物品。

在缅甸东部，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命令各部陆续向萨尔温江东岸转移，撤往景栋与最早入缅的第九十三师会合。日第十八师团紧追不舍，第六军边打边撤，以重大伤亡代价顶住了日军的进攻。由于远征军主力在中路，日第十八师团逐渐放弃追击，加入围歼远征军主力的战斗。

从5月23日至6月3日，第六军各部交替掩护，历尽艰辛，返回国内。第九十三师出征时9000人，返回云南时只剩4900人。第四十九师剩下4600人。最惨的暂五十五师只剩2300人，第六军军部剩余不到600人。全军出征时30000人，回到国内的仅12400人，损失17000人以上。

4月25日，日第三十三师团重占仁安羌之后，中、英、美三方指挥官在皎克西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不时在会场的周围爆炸。亚历山大提出，英军必须迅速撤过伊洛瓦底江前往印度，不然就会陷入正向曼德勒挺进的一支日军部队的包围。就在亚历山大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英军已渡过伊洛瓦底江大踏步西撤。26日，亚历山大下达了以印缅边境葛里瓦为目标的总退却令。

4月30日，罗卓英致电杜聿明，“腊戍失守，曼德勒会战计划取消”，要求他率中路主力向北撤退。发完电报的罗卓英随即与史迪威一起北撤，两人先是坐火车，后来改乘汽车。到了下午，罗卓英离开指挥部，不辞而别。他带着一排卫兵强行征用了一列火车，押着司机开往密支那，准备从那里登机飞回重庆。不料这列未按计划运行的火车只开出40公里就与一列货车迎面相撞，导致铁路运输因此中断两天。“我的天，这头脏猪怎么没被撞死！”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难道委员长竟然相信这样的人能够打胜仗？”后来罗卓英率部分司令部成员向西撤退，辗转于5月23日到达英帕尔。比起杜聿明的主力部队来说，他们尚算是幸运之人。

在讲述中路远征军主力的悲惨命运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西路英军的最后结局。按照亚历山大下达的退却令，斯利姆率英第一军余部继续向西北方向快速撤退。曼德勒南方的阿瓦大桥是英军渡江撤往印度的必经之路。由于得到新三十八师的掩护，26日至30日23时05分，英军后卫部队英印第十七师和澳第六十三旅，连同最后一批散落的难民顺利通过大桥。午夜之前，斯利姆下令引爆了两个月前早已埋好的炸药。“一声巨响，这座桥在4月30日23时50分被炸掉，”斯利姆说，“桥的中段完完整整地落入河中——这既是一幅可悲的情景，同时也是一个信号：我们彻底丢掉了缅甸。”

过江之后的英军继续一路狂奔。一队队衣衫褴褛的难民，一辆辆燃料耗尽的卡车抛锚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空中不时有日军飞机投下炸弹，这些无疑都阻碍了英军的撤退速度。英国人在沿途丢掉了包括坦克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由于到处都能得到缅甸人的帮助，日军很容易就知晓英军的撤退路线。从4月26日起，日第三十三师团原田支队以每天不低于50公里的速度向伊洛瓦底江快速追击。30日晚，他们抢在英军之前占领蒙育瓦，切断了英军西撤的道路。

亚历山大深知蒙育瓦之重要，下令斯利姆不惜一切代价杀开一条血路。此时英军离中国军队已远，再也无法依赖友军的掩护，想活命只能靠自己了。5月2日，斯利姆下令英缅第一师在10辆坦克的支援下强攻蒙育瓦，不出意料地以惨败告终。英军在战斗中丢弃大炮6门、坦克2辆、汽车158辆和重机枪3挺，超过400人成为日军的俘虏。不仅如此，原田支队还分出兵力占领了蒙育瓦以北25公里处的另一战略要地布达林。5月6日深夜，荒木支队占领耶乌，次日凌晨与从瑞波北上的第五十五师团会合，双方开始全面围歼英军。饭田电令第三十三师团分兵向钦敦江挺进，迅速抢占沿岸主要渡口，试图将英军一举围歼于钦敦江以东地区。

日军显然低估了英国人的逃跑速度，撤退名将亚历山大此前早已安排对撤退路线进行了修葺，使得英军的逃跑更加迅速。5月5日，英军已退至钦敦江东岸的瑞琴。斯利姆一面派出后卫部队阻击日军，一面组织主力渡江。到9日，万余名残兵利用5天时间全部撤至钦敦江西岸。

英军继续绕道向葛里瓦撤退，日第三十三师团穷追不舍。5月10日，荒木支队突破英军后卫部队的阻击，突入葛里瓦峡谷。斯利姆命令骁勇善战的廓尔喀营断后阻截，其余人员继续一路向前狂奔。英军仅在葛里瓦就遗尸1200具，大量汽车、坦克、装甲车、火炮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溃不成军的撤退队伍稀稀拉拉，足足有145公里之长。5月16日，英军终于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达武。在长达1450公里的大撤退中，只有12000人幸运保住了性命，损失的英国、印度、缅甸和廓尔喀士兵多达13000人，超过75万难民在撤退途中死去。

但相比新加坡13万人的集体投降，亚历山大依然可以自豪地向丘吉尔报告说，经过长途行军，他的官兵虽然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仍有半数以上人员拥有武器，他们的战斗精神仍在。在5月20日交出指挥权时，这位英国名将向新闻界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当然要重新夺回缅甸，它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在他眼中，那段狼狈不堪的撤退经历毕竟不算光彩。战后，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缅甸那段痛苦经历时，只用了3页纸。

虽然军衔只是陆军中将，但史迪威和麦克阿瑟一样不能被轻易放弃。5月2日傍晚，一架美军C-47运输机在缅甸中部瑞昌的一片甘蔗园里颠簸着降落了。飞机上跳下来两个美军飞行员，他们是凯莱布·海恩斯上校和罗伯特·斯科特上校。此次飞行危险极大，两名飞行员都是美国空军的绝顶高手——前者是印度阿萨姆邦至缅甸、中国的空运队队长，后者是空运队的执行军官。他们奉美国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官阿诺德中将之命，专程从印度飞到此地接应史迪威脱险。海恩斯告诉史迪威：“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把您接走。”

史迪威拒绝乘飞机离开。他告诉海恩斯：“如果我现在用这种方式逃跑，就会造成又一次失败，今后我再也无法指挥中国军队了。”海恩斯解释说，距离最近的日军离瑞昌只有30公里。史迪威让一些参谋上飞机前往印度，并告诉他们，“到那里找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地方”，自己依然拒绝登机。海恩斯这才悻悻驾机飞走。

夜幕降临，史迪威下令“准备转移”。随后他们在半夜登车向北追赶杜聿明的部队，试图赶在日军之前到达密支那。但北进道路被难民的牛车阻塞，他的车辆在崎岖的道路上不断抛锚。史迪威身边只剩下40人，包括18名美国军官、6名士兵、1个中国警卫班、1名传教士和1名记者。远征军司令部已经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完全脱离。

尽管史迪威拼命追赶，但他仍然未能赶上杜聿明的主力部队，电台也无法取得联系。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八莫失守，日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已渡过伊洛瓦底江上游，密支那危在旦夕，再往前去已无路可走。

5月6日，史迪威一行到达英多，此时杜聿明的主力离开此地已整整一天。此处距密支那尚有3天路程，与印度英帕尔隔着两座大山，中间有条赶马人小道相通。史迪威在此做出决定，放弃追赶主力部队，转向西撤入印度。

史迪威清点了人数，意外发现队伍中增加了许多陌生的面孔。其中有英军士兵、1名美国医生和19名缅甸护士，还有一些难民，甚至出现了1个挺着大肚子的缅甸孕妇。他的队伍——包括那名未出生的婴儿——共有115人。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了离开缅甸之前的最后一封电报，之后让报务员烧掉密码本，砸毁电台。5月7日，这支小部队动身前往钦敦江。

食品被统一集中起来，除武器弹药之外的个人用品统统扔掉。史迪威规定每天至少走23公里。所有人必须严守纪律，否则请他立即离开队伍。史迪威本人以每分钟105步的频率走在队伍最前边。

在丛林中沿着大象的足迹行走了5天之后，史迪威一行到达霍马林。之后乘筏顺溪而下，于13日跨过钦敦江——只比日军早到了36个小时。随后小部队得到了当地印度当局的接待，补充了饮水和食物。5月20日，在艰苦行军中度过了60岁生日的史迪威，带领这支小部队到达印度的英帕尔。

艰苦行军使史迪威的体重足足减少了9公斤。他顽强的意志力和厉害的舌头，使那一群逃难者在长途跋涉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掉队。有人回忆说，行军途中的史迪威“看上去好像上帝在发怒，像个恶魔似的嘴里骂个不停”。

逃出缅甸的史迪威对英国人和中国人都充满了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三分之二的英国佬骑着马，而我们的人没有一个骑马。”整个5月，他发给华盛顿的电报有6封之多，一封也没发给蒋介石。

在飞回重庆会见蒋介石之前，5月23日下午，史迪威在新德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我们挨了一顿揍，”史迪威说，“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不得不撤出缅甸，丢尽了脸。这是盟军也是我个人的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才能重新返回缅甸。请大家记住我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地返回缅甸。”

有过类似语言的至少有三个人。除了眼前这位，还有麦克阿瑟和刚刚提到的亚历山大。两个美国人最终都兑现了诺言，而那位英国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过缅甸。

对于惊魂未定的英国人来说，只要日本人不进攻印度，缅甸让给他们倒也无妨。战后英国史学界称，缅甸战役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场战争，是一支“被遗忘的部队”打的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魂断野人山

简单叙述西路英军和东路第六军的结局之后，最后来关注中路远征军主力的命运。我们将会看到，为了保住那条生死攸关的生命线，中国人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彬文那会战取消之后，4月26日，远征军主力第五军军部及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陆续乘火车和汽车向曼德勒方向撤退，准备执行史迪威筹划的曼德勒会战。29日，腊戍陷落的噩耗传来，杜聿明之前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4月30日，杜聿明接到了罗卓英发来的命令，取消曼德勒会战计划，第五军主力迅速向北撤退。同日，蒋介石的电报同时发给了罗卓英和杜聿明：“希即将车辆和重武器由杰沙直运畹町，务用最急办法赶施为要。伤兵亦由该路提前运回。”根据上述指示，杜聿明立即开始部署中路军的撤退。

杜聿明所部于当日撤过伊洛瓦底江，沿曼德勒至密支那的窄轨铁路向北退却。当晚，23时50分，阿瓦大桥被英军炸断。此举固然迟滞了日军的追击，同时也把远征军主力关在了崇山叠嶂、森林茂密的缅北三角地带。

杜聿明20年戎马生涯，再也没有比此刻的心境更复杂、更凄惶了。蒋介石很快发来了垂询电：“撤回国门有无把握？”杜立即回答：“已令第五军主力抢占密支那，可望取得成功。”

5月2日，这支部队的两翼均出现了日军的身影。杜聿明下令向瑞波撤退。5月6日，杜聿明接连收到史迪威、罗卓英的两封电报：畹町以北已遭日军威胁，敌人很可能抢先占领八莫，原定撤向密支那的计划改为向西经温托、英多向印度转移。接到电令的杜聿明迅速复电罗卓英，战败进入印度必为英人不齿，拟继续北上密支那与日军决一死战。胜则可保缅北一隅，败亦可向东退入腾冲。杜聿明同时将上述意见发给了蒋介石。

就在远征军高层争论撤退路线的同时，日第五十六师团松井秀治的第一一三联队已于5月5日占领八莫，随后马不停蹄北上抢占密支那。根据侦察机发回“远征军主力位于曼德勒以北地区”的情报，饭田立即调整部署，命令第五十六师团、第五十五师团、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全部投入曼德勒至密支那一线，试图一举围歼远征军主力。

八莫失守的消息让杜聿明心急如焚。目前只剩下退往国内唯一通道密支那的情况尚不清楚，杜聿明再次接到了蒋介石“抢占密支那，然后率部经怒江片马回国”的电令。

此时，这支部队已经与远征军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史迪威和罗卓英均不知去向。在得到史迪威要求远征军主力西去印度的消息后，蒋介石大为震惊，他怀疑史迪威因进攻受挫丧失了信心，随后他得到了史迪威正在前往印度的消息。蒋介石并不知道史迪威是未追赶上大部队才被迫改道，他无法相信这位美国中将竟然如此抛弃了名义上归他指挥的部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种军人，殊非预料所及，岂彼或为战事失败，神经不安之故乎？！”

在温佐小镇的一座教堂内，杜聿明向身边的高级将领宣读了重庆发来的电报：“杜军长，转史参谋长、罗长官：我军应立即向密支那、片马、沪水、云龙转进，切勿犹豫停顿。中正手启。”

对蒋介石的电令，大部分将领表示遵从，只有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提出了异议。为稳定军心，杜聿明隐瞒了八莫失守的消息，但孙立人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八莫是进入密支那的门户，八莫失守意味着密支那很可能已经不保。如果密支那陷落，则意味着远征军的回国之路已被完全堵死。如果执行重庆的命令，远征军势必将陷入日军东西夹击的死胡同。孙立人建议向西撤往印度，保存实力，伺机再战。

杜聿明对战场形势同样是心知肚明。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行动，未来肯定是凶多吉少。当前条件下，孙立人提出的方案无疑是最便捷、最可行的。但如此一来，他就严重违背了委员长的意愿。因为电报中蒋介石特别强调：“没有我的命令，严禁向西撤入印度。”

作为校长倚重的得意门生，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当然不愿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同时他还抱有一丝幻想，就是抢在日军之前占据密支那，尚能搏得一线生机。此外还有一重情感上的因素，归国还乡的急切心情已经在远征军将士中迅速蔓延开来，大家都渴望尽快回到熟悉的故土，谁也不愿到那个遥远的陌生国度去。杜聿明最终艰难地做出决定，率部继续向密支那方向撤退。

5月7日，杜聿明再次收到了撤往印度途中的罗卓英发来的电报：“判断敌先占领密支那，但为数不多。只要人心坚定，集结兵力，必可冲破险难打通道路。”

但中国军队的行动显然慢了。日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已经于5月8日7时攻占密支那火车站，9时占领机场。到12时，日军的太阳旗已经高高升起在密支那市政府的大楼上。此时杜聿明得到的情报是“只有小股日军袭扰密支那”。

很快，距密支那50公里的孟拱一带也出现了日军的身影。5月9日，余韶率第九十六师星夜赶往孟拱，遭到了日军的阻击，前方看来已非坦途。在双方抢占密支那的过程中，日军是沿着公路进攻，走山路的远征军比日军整整晚了一天。杜聿明还发现，日军兵力和火力配备都远远超过了预期。

由于分兵，坂口支队越境攻入滇西，此时占领密支那和孟拱的仅仅是第五十六师团的两个联队，总兵力约7000人，经过两场大战，其兵力已有消耗，补给不足。惴惴不安的渡边正夫下令迅速展开防御部署，他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挡住急于回国的中国军队之殊死冲击。

此时杜聿明身边兵力尚足。第五军直属部队尚有15000人，新二十二师6000余人，第九十六师5000余人，新三十八师7000余人，同时第二〇〇师7000余人正从东枝星夜北上。这些部队都是远征军的精锐，如果放开手脚殊死一搏，即使不能完全消灭敌人，但杀出一条回家的生路还是很有可能的。

事实上为了策应杜聿明部回国，已经抵达怒江前线的宋希濂指挥第十一集团军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试图从日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腾冲北部山区杀开一条血路，接应远征军主力回国。当时两支国军部队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0公里。可惜，就在第十一集团军发起攻势的头一天，杜聿明已经率部走入了野人山。5天之后，宋希濂下令停止攻击。

杜聿明自有他的苦衷。入缅以来，远征军几乎得不到任何准确情报，到处被动挨打。前面占领密支那的，很显然已不是此前情报中所说的“小股日军侵扰部队”。至于那里有多少敌人，杜聿明心中并不清楚。敌情不明，贸然进攻，风险极大。这还仅仅是军事上的风险。恰在此时，蒋介石的电报又到了，命令他尽量避战，向密支那以北从野人山绕道向东回国。

这封电报为杜聿明凭空又加上了一重政治风险。蒋介石命令你从密支那以北绕过去，你却非要从正面进攻突围，若真打赢了尚可，打输了怎么办？一旦损失惨重，责任谁负？战败再加上战场抗命，杜聿明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双重风险使得他犹豫再三，决心难下。

此时杜聿明再次接到了史迪威和罗卓英发来的电报，命他尽快率兵突围向西撤到印度去。这可能是整个战役过程中史、罗发布的唯一正确的命令，遗憾的是，之前那些不太正确的命令杜聿明都违心接受或部分接受了，恰恰这道正确的命令他没有执行。

两道完全相左的命令让杜聿明再次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按照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无疑最明智，向西沿途日军还没有更多兵力设防，阻力较小，不仅可以减少损失，也可以避开先前令人闻风丧胆的野人山。但如此一来，重庆那边就无法交代了。作为蒋介石心腹的杜聿明，孰轻孰重他非常清楚。

杜聿明也曾试图向东进攻。5月10日，他下令第九十六师攻打孟拱，在日军的阻击下未获进展。随后日第五十六师团增援部队赶到，日军飞机也开始对他的部队实施狂轰滥炸。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5月11日晚，杜聿明下令以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为先锋，各部队随后跟进快速通过第九十六师侧翼，绕过孟拱，“弃车上山，进入山地与敌展开游击战，伺机返回国内”。

这里所说的“山”指“野人山”。通常情况下，对于以征战为职业的军人来说，大山大河并不算什么障碍。但这一次例外，蒋介石和杜聿明都大大低估了面前这座山的威力。密支那以北的野人山渺无人迹，之前尚未有人走过，准确说，是没人能活着走出来过。胡康河谷，缅语意思就是“魔鬼居住的地方”。山上乔木遮天，终年不见天日，猛兽成群，瘴疠疟疾蔓延。特别是每年5月下旬到10月的雨季，森林中蚊虫和蚂蟥铺天盖地，各种热带疾病肆虐。传说中，经常有吃人的野人出没，因此当地人把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称作“野人山”。

就在中国军队主动撤离，遁入荒凉的野人山时，对面严阵以待的日军很是疑惑了一阵子。渡边并无十分把握挡住中国军队的进攻，但不远处那支大军的身影却不可思议地突然消失了，消失在他认为最不可能的那条路上。为此渡边深感庆幸，16日，第九十六师余部脱离战斗退入胡康河谷，渡边立即下令以重兵封锁出口。

就在大军即将进入山谷时，一场让人不忍目睹的惨剧拉开了这条死亡之路的序幕。远征军第五军女兵刘桂英，湖南长沙人，时为新二十二师卫生队护士，据她回忆，当接到随军一起向野人山撤退的命令时，野战医院的众多伤兵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大难题。

刘回忆，伤兵差不多有1000人，身受重伤，无法走动。用担架抬似乎不太现实，因为每人都只能带一点儿干粮轻装爬山，就这样还不一定能走出去。如果把伤兵用担架抬走，不但会影响行军速度，连那些健康的士兵也会被拖累死。把他们留下来任由他们落入日本人之手，谁都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杜聿明左右为难之际，伤兵们主动提出了一个请求：“把我们留下来，你们放心走，请留点儿汽油帮帮我们吧。”伤兵们准备在临时搭建的茅草棚子里集体自焚。

我们不敢揣测，这群英勇负伤的士兵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亲手点燃那些茅草棚子的，更不敢想象他们被烈火吞噬的悲惨场景。刘桂英回忆说：“当撤退部队从那里经过时，那个烟味，那种人肉烧焦的味道……每个人走到那里都会跪下磕头。杜聿明也在磕头，一边哭一边磕头。”

走入丛林的远征军在茫茫崇山峻岭中摸索着前进，野人山开始像一座不见天日的恐怖迷宫张开了血盆大口，吞噬着这群走进陷阱的军人。

5月14日，部队到达洞洞山中的莫的村，车辆至此已无法通行。下一步跋山涉水，这些车辆和重型装备必须舍弃，高耸的山脉和无际的丛林阻挡了它们的随行。当晚，山中爆炸声此起彼伏，那是部队在执行破坏车辆和重武器的命令。在国军序列中，第五军被誉为“铁马雄师”，全军装备有苏制坦克、德制装甲车和美制福特卡车、摩托车共600多辆，150毫米榴弹炮24门，各师均配有大量山炮、野炮。这些苦心积攒下来的“宝贝”是中国陆军的精华，现在却必须由自己亲手毁掉。杜聿明禁不住再次失声痛哭，他有所保留地命令将装备的重要部件以及通信器材拆卸下来，携带行军。

新的不幸很快降临。粮食告罄，药品用光，饥饿和疾病开始威胁这支3万多人的队伍。第五军无疑是蒋介石的心头肉。5月15日，他两次致电杜聿明，告知已与英方协商进行空投，行动不必太急，应从容设计，分路绕道而行，同时再次强调“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印度”。

蒋介石还电令杜聿明派人到霍马林去接罗卓英归队，但此时罗已在前往英帕尔的路上。16日，罗卓英致电入缅参谋团，请林蔚转告委员长准许“假道入印，乘机飞滇，再转往前方指挥”。18日，蒋介石回电同意罗卓英自行入印。

20日，部队到达斯委定，杜聿明下令稍作休整。缅北的可怕雨季已悄然来临。由于电池用尽，这支部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一个偶然的晴天，幸运之神垂青了这支可怜的部队。一架美军侦察机在丛林上空发现了袅袅烟火，那是一群中国士兵正在熏马蜂。天黑之前，几架美军运输机匆匆飞到布帕布姆山投下了急救物资，其中不仅有食物、药品，还有雨衣、帐篷和急需的电池。受尽磨难的人们绝处逢生，这支孤旅再次同外界取得了联系。

29日凌晨，杜聿明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再次表明了奋勇向前的决心：“缅北雨季提前来临，官兵饥寒交迫，死亡日增，职当遵奉指示奋勇直前。”

31日，部队到达清加林卡姆特。杜聿明接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应西向印度或者北向雷多前进。”杜聿明当即下令改道前往印度雷多。在辗转20多天之后，这支队伍最终还是走上了西去印度的道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那支灰色大军再次缓慢移动起来，这次不是朝北而是向西。随着一阵阵凄厉的军号声，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幸存者从四面八方的山洞和树林里钻出来，重新会聚成一支前进的队伍。他们个个骨瘦如柴，走路踉踉跄跄，顶风冒雨踏上了通向印度的苦难历程。

雨季来临，凶猛的暴风雨像呼啸的长鞭一样不停抽打着大地。道路冲断，桥梁坍塌，低洼处变成一片汪洋。在胡康河谷，洪水一夜间吞没了所有山谷和平地，来不及逃跑的人畜瞬间被浊浪席卷而去。雷声如战鼓轰鸣，闪电一次又一次轰击古老的原始森林，千年古木都被拦腰斩为两段，大自然露出了本来的狰狞面目。

女兵刘桂英回忆：“在密林中行走一片阴暗，阳光根本照不进来，高高低低的山连绵不绝，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山头，却发现更高的山峰挡在眼前。在山里行走特别容易迷路，部队配的地图根本用不上。有时走了几天，才发现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雨季使身上的衣服从未干过，道路泥泞不堪，士兵下山时干脆就顺着泥水往下滑。一旦碰上山洪则危险异常，刘桂英亲眼见过一个班的战士眨眼间被山洪冲得不知所终。

山间蚊虫肆虐，毒蛇猛兽出没，疲惫至极的官兵很多人染病了，体力透支和热带疾病导致沿途人马倒毙不绝。军部某卫士班散宿于密林中，次日晨起不见归队。觉得不妙的连长急忙派人寻找，只在林中找到白骨若干，他们已成为过路巨蚁的口中之食。机枪兵许某腹痛遁入草丛出恭，半日不出，同伴呼之不应，急往草丛视之，只在附近林中找到白骨一堆，仅从皮带可以辨认出是许某。由于疲惫至极，他解完手靠着树干睡着了，先是被遍地的蚂蟥吸完血液，之后被大批山蚁刹那间啃光了肉体。某工兵排奉命搭桥，后皆无踪影。闻讯大惊的营长亲往查看，原来他们误入沼泽，刹那间蚂蟥翻涌成千上万，驱之不尽，所有人瞬间血尽人亡。

肆虐的蚂蟥会悄无声息钻进人的衣领、裤脚，初咬时人往往并无感觉，待发现时吸血多时的蚂蟥已变得如拇指般粗细。越是捏住它往外拽，它越是死命往里钻，有时把露在体外的半截都拽断了，剩下的半截还留在体内，必须用烟火熏才会慢慢退出来。

大军经过之处，到处可见仰卧、俯卧、侧卧的尸体。他们经大雨浸泡，又经太阳暴晒膨胀，皮肤溃烂，流淌出黑色的液体，尸体上蛆虫遍布、苍蝇云集。刘桂英回忆说：“每走不远，就会看到战友的尸体。有时我们就睡在战友的尸体旁，早已没有害怕的感觉。到后面我们已经不怕走错路，只要沿着累累白骨向前走就行了。”野人山已成了吞噬远征军官兵的人间地狱。

和众多将士一样，杜聿明也患上了回归热，高烧40℃持续不退，连续两天昏迷不醒。军医处长曾济仁认为杜聿明病情严重，建议休息两天。军参谋长罗友伦和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均表示赞同，部队因此耽误了两天行程。从昏迷中醒来之后，杜聿明坚决命令队伍继续行军。军特务营营长李公瑜和第二连连长常恩国带领官兵用担架抬着杜聿明行军。由于常连长日夜贴身看护杜聿明，最后杜聿明痊愈时，体壮如牛的常连长反而染病身亡。

就在盟军庆祝中途岛海战辉煌胜利的6月8日，军直属部队副官处驮载食物和药品的骡马掉队，杜聿明等高级将领因此断粮两天。先头第六十五团邓军林团长得知消息后，立即令特务排泅水给司令部送粮。司令官尚且如此，普通士兵只有啃树皮、咬皮带了。

14日，部队到达大洛以南，全体官兵几乎粮尽。连日大雨导致河水暴涨，道路完全被淹没，官兵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饿得发昏的人们开始漫山遍野觅食。白天，饥肠辘辘的士兵在山沟和森林里乱窜，寻找野果、菌类、植物块茎、野芭蕉，捕杀飞鸟、青蛙、老鼠、蛇，掏蜂窝、蚂蚁窝，饿极的人吞食动物粪便。

得知上述消息，蒋介石立即命令后勤部长俞飞鹏与驻印英军交涉，急派飞机空投补给，却又因暴雨无法正常空投。翘首以盼3天之后，野人山中的远征军终于在17日盼来了英军飞机空投的补给。空投时发生了悲剧，几名士兵被高空落下的面粉袋击中身亡。因为实在饿极了，有人在分得食物后暴食而亡。无奈只好再次将粮食集中，全军集体喝稀粥。此后在得到7000人的3天口粮后，大部队继续向雷多行军。负责开路的依然是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

7月3日正午，第六十五团二营六连及团卫生队率先抵达新平洋。英国方面在6月中旬接到重庆的通报之后，已在此地为大军储备了一些粮食。第二天傍晚，躺在担架上的杜聿明率军直属部队抵达此处。6日，新二十二师等部队陆续到达。

7日，先后有三批各3架美军运输机投下350包大米和7包药品，避免了疾病和饥饿导致的更大伤亡。每逢天空短暂放晴或云层稀薄，这些美军运输机就会循电台指引前来空投。据估算，自6月21日至8月12日，大约有132吨粮食和药品空投在远征军的行军路线上，也包括向东回国的第九十六师。一次，还从飞机上跳下来几名美国军医，他们也加入了徒步行军的队列，有效地帮助中国官兵打退疾病的猖狂进攻。还有一次，飞机投下了3名美军联络官，他们带来了新电台和通信密码，使这支部队始终和重庆、印度保持联系。

形势并不乐观，杜聿明部离雷多还有210公里。7月19日，美军3架运输机再次投放补给，英方也在沿途安排了一些粮食。由于事先做了安排，沿途土著居民也不再袭扰苦难深重的远征军，部分土著酋长还主动送上食物，远征军也回赠以罐头等物，使得最后这段行程没有出现大的人员损失。

关于这段经历，杜聿明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描述：“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自6月1日以后至7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被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噬，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惨绝人寰。”

7月25日，辗转跋涉480公里的远征军终于走出了野人山，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雷多。此后，几乎每天都有掉队的兵员走出丛林。直到8月，最后一名中国士兵走出野人山时，这次堪称悲壮的行军才告结束。

野人山吞噬了无数中国将士的生命。第五军直属部队原有15000人，在战斗中损失1300人，在撤退中损失3700人，最后到达雷多的约10000人，战斗损失约9％，撤退途中损失高达25％。新二十二师出征时9000人，历次战斗损失2000人，撤退途中损失4000人，最后到达印度的只有3000人，战斗损失约22％，撤退损失达到了惊人的45％，45名女兵仅4人生还。

悲剧还不止于此。全军开始撤退时，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和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是和军部在一起的。杜聿明强令他们回到自己的部队。胡义宾倒真找到了下属一支小部队，之后在追赶师主力的过程中遭到日军伏击，这位黄埔三期高才生不幸壮烈牺牲，年35岁。

和孙立人同样留学美国的齐学启结局更惨，这位副师长在遭日军骑兵袭击后重伤被俘，随后被押解到仰光。日军对齐学启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投诚，均被齐严词拒绝。胜利前夕的1945年3月7日，齐学启被前来劝降的汪伪汉奸许以伪军长职务，再次严词拒绝后被杀害于新加坡监狱。抗战胜利后，其遗体被隆重运回国内厚葬于长沙岳麓山。感其忠义，蒋介石追授齐学启为陆军中将。

至此，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败告终。从1942年2月出兵至8月撤出，在半年时间里，10万远征军将士阵亡达6万人，其中近5万人是在撤退途中死亡或失踪的。

除史迪威、罗卓英分头撤往印度，还有3支部队并未随杜聿明一起撤退。

4月28日，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接到了在曼德勒以东集结的命令。部队尚未到达指定地点，新命令到了，曼德勒会战计划取消，部队奉命北上。在随后受命攻打孟拱未果之后，5月10日，余韶再次接到了杜聿明的电令：“密支那失守，退路已断，立即自孟拱向孟关方向转进。”14日，第九十六师及第五军直属炮兵团、工兵团等部相继到达孟关。

人烟稀少的孟关自然不能久留，因为无法取得数千人所需的补给。幸运的是，几名士兵外出挖野菜时巧遇3名掉队的英军士兵，被告知附近有英军一个大型仓库，储存有为筑路工人准备的大量补给。大喜过望的余韶派第二八八团集体出动。那里大米、麦片、奶粉应有尽有，暂时解决了兵员的口粮问题。

随后余韶再次接到杜聿明的电令：第九十六师折回密支那，渡过伊洛瓦底江择路回国。余韶认为，杜聿明指出的路线附近日军频繁出没，偷渡回国实属不易。即使能够侥幸渡江，前面密支那、腾冲、龙陵也有大量日军驻守，杀开一条血路希望渺茫。斟酌再三，余韶回电提出自寻线路回国，杜聿明复电表示同意，附带条件是必须毁掉汽车，并将重炮等装备带回国内。

5月17日，第九十六师带上15天的干粮后烧毁了所有汽车。眼望着宝贵的汽车，驾驶员个个号啕大哭，最终不得不亲手点燃。余韶率部从孟关出发进入库芒山，踏上了艰辛的回国行程。第二八八团第一营官兵手持大砍刀，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已经到来的雨季导致山洪频发，官兵砍下大树倒向对岸，形成奇特的独木桥通过山涧。23日，这支部队终于走出深山，余韶下令在孙布拉蚌休整3天。部队开始四处寻找给养。

在当地一个美国修女处，余韶得知北方约150公里的葡萄道路平坦，是有名的产米区，并且有道路通往国内。5月29日，余韶率部再次启程，于6月4日到达葡萄。这里驻有少许英军，周围一块平坦的空地适宜飞机降落。经过通信人员的不懈努力，他们与重庆取得了联系。蒋介石电令第九十六师原地待命。14日，4架运输机在葡萄降落，带来了大米、食盐等补给，里边竟然出现了香烟等奢侈品。此后几乎每天都有飞机运来各种物品。

7月2日，余韶接到罗卓英转来的重庆电令，要求第九十六师由葡萄向西转进回国。全师官兵带上24天的补给重新上路。恶劣的天气使得空中补给时断时续。在电池消耗完毕后，这支队伍再次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眼看天天有抬炮的官兵累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余韶忍痛下令将火炮等重装备拆卸，就地掩埋。

14日，第九十六师到达党曲江南岸。原有的铁索桥已被砍断，只得沿南岸向阿雇进发。一路全是悬崖绝壁，随行牛马不时坠入江中。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官兵用大竹缆横系在两岸大树上，将人绑在木制溜筒上，两脚倒悬盘索过江。在得到空投补给后，他们攀上了高黎贡山。前边是熟悉的怒江，渡过江去是家乡！

借鉴阿雇过江的经验，工兵营编制了许多大竹筐置于竹缆之上，竹缆一头系在高点，一头系在对岸的低点，几十秒钟就可以倾斜着划向对岸。就这样，全师用两天盘索过江到达维西。在得到兵站粮食补给及藏族向导的引导下，8月17日，他们从维西经云南福贡、碧江、兰坪等县，于23日抵达剑川。官兵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与丐帮无异。

胡义宾副师长壮烈殉国后，第九十六师余部在参谋长胡心愉带领下，沿主力走过的道路于8月底到达剑川。稍晚一点儿，高黎贡山将被大雪封闭。

第九十六师出征时有9000人，在与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师团、第五十六师团激战8天的过程中伤亡不过2200人，占总人数的24％，而撤退途中损失竟达3800人，占42％，只有3000人回到国内。

远征军主力北撤时，第二〇〇师攻克东枝后，正在向腊戍追击敌军，因此被远远抛在了后边，成为活动在敌后的一支孤军。与留学美国的孙立人不同，黄埔三期的戴安澜一直为蒋介石倚重。戴安澜决意遵照蒋介石指示返回国内。全师官兵上下齐心，欲跟随师长杀开一条血路返回家乡。

5月2日，杜聿明电令第二〇〇师，“由东枝、雷纳姆间穿隙向景栋方向移动”。两天之后，杜聿明再次命令这支部队向北重归第五军建制，戴安澜决定遵照命令率部北撤。

在戴安澜身后，日第十八师团穷追不舍。之前在昆仑关和同古大出风头的第二〇〇师被第十五军盯上了。饭田在仰光公开宣称：“此役须全歼中国远征军，首先就是第二〇〇师。”在日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上，画着一头代表第二〇〇师的老虎，前有罗网，后有持枪猎人，旁边写着几个醒目的汉字：“第二〇〇师跑不了。”

远征军主力遁入野人山后，第二〇〇师与杜聿明彻底失去联系。戴安澜毅然决定另辟蹊径，转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伺机回国。事实很快证明，缺乏民众支持的中国军队采取游击战法根本行不通。

中国军队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缅甸人仇恨英国人，自然也就恨屋及乌地仇恨他们的盟友中国人。戴安澜所部不仅得不到任何帮助，每一步行踪还被无孔不入的“缅甸独立义勇军”及时得知并通报给日本人，第二〇〇师处境险恶。

5月8日，第二〇〇师抵达眉谬，戴安澜准备由此渡过南渡河，从八莫、南坎之间寻隙回国。部队采用昼伏夜出的隐蔽战术，顺利通过了南渡河和腊戍至曼德勒的公路。鉴于八莫、南坎均已失陷，戴安澜试图隐秘穿过日军各部间的缝隙向北直接进入腾冲。

这本应是一条可以取得成功的路线，可惜无处不在的缅甸人向日军报告了中国军队的动向。得到准确情报的日军事先在第二〇〇师试图通过的路线上设下伏兵。5月18日，第二〇〇师先头部队突遭日军伏击。意欲逃跑的缅甸向导——一个面色黝黑的克钦人——被抓了回来，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拒绝继续为中国军队带路。

气愤至极的戴安澜不停以马鞭猛击马靴，随后命部队分散突围。师步兵指挥官兼第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建议：“师座，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否改为夜间行动？”悲怆不已的戴安澜愤然说道：“当年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我堂堂第二〇〇师竟然落到这步田地，真乃天亡我也。缅甸绝非久留之地，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冲锋号吹响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端起刺刀冲向公路、山头。日军机枪、步枪和火炮编织成一道道浓密的火网，灼热的弹雨好像巨大的镰刀呼呼作响，把成群的中国士兵拦腰割倒。激战一天，第二〇〇师伤亡惨重，第五九九团和第六〇〇团剩余兵力不足一个营，情况稍好的第五九八团还剩一个半营。师参谋主任董干，第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副团长刘杰，第六〇〇团团长刘吉汉先后战死，最终连尸体都未找到。所幸仓促集结的日军只有两个大队，第二〇〇师余部冒死从东山坡撕开了一处缺口。

激战中，日军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腹部。戴安澜深恐自己的伤势拖累部队行动，命令部队切勿停留，速速回国，同时宣布一旦自己殉国，由副师长高吉人接替指挥。师长身受重伤，官兵便轮流用担架来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奔波于缅北高山峡谷和原始丛林之中。

3天之后，东京电台高调宣布，战无不胜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在缅北全歼中国王牌部队第二〇〇师，击毙师长戴安澜，消灭该师官兵5000人，俘虏枪械骡马弹药无数云云。

5月23日，幸存官兵终于穿过南坎和八莫之间的空隙，朝云南腾冲方向前进。26日，部队到达缅北茅邦村，国境线已经遥遥在望，身负重伤的戴安澜生命到了最后一刻。如果及时救治，戴安澜可能还有救。但经过长途行军和多次激战的部队，药品告罄，连块干净的纱布都找不到。伤口溃烂导致戴安澜伤势急剧恶化，于17时40分壮烈殉国。抗日名将戴安澜凋谢于缅北的荒山野林之中，年38岁。

工兵营随即砍树制棺椁，将师长入殓，由第五九八团官兵抬棺前行。部队渡过瑞丽江后，天气炎热致尸体开始腐烂，官兵只好在5月29日将其遗体火化，骨灰用红绸包裹放入木匣。部队到达中缅边境时，当地一位老华侨出于对戴安澜的敬仰，将自己备用的一口上好楠木棺材捐献出来，官兵才将小木匣放进棺中成殓。

6月17日，第二〇〇师余部到达腾冲，随后于6月下旬渡过怒江到达漕涧，29日转至云龙整训。据副师长高吉人报告，该师回国时有4650人。杜聿明的记录是入缅时9000人，战斗伤亡1800人，占20％，撤退回国4000人，撤退过程中损失3200人，占总兵员的36％。

戴安澜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哀恸。自云南保山起，沿途各区、乡、县直至省城昆明，数以万计的人群迎送英雄灵柩，政府官员一律佩戴黑纱亲往路边恭候。安顺、贵阳、柳州、桂林等地甚至万人空巷。戴安澜的骨灰最终至广西全州厝葬。

10月6日，重庆国民政府追晋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同月29日，华盛顿授予其“懋绩勋章”，戴安澜因此成为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罗斯福总统在颁奖词中说：“中华民国陆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翌年，重庆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追悼大会，各界均派代表参加。蒋介石为其亲笔赋诗：“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中共毛泽东特地赋诗《海鸥将军千古》：“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题写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史迪威的评价是：“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第一人。”

抗战胜利后，1948年，戴安澜遗骨终回家乡，安葬在与无为县一江之隔的芜湖小赭山。戴安澜属于少数国共双方均予认可的抗战将领，今天其墓碑上“戴安澜烈士墓”六个大字，为民革中央前主席王昆仑题写。1996年8月，这里被列为“芜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远征军中最幸运的当属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5月8日，该师按计划到达温佐，作为后卫顽强阻击日第三十三、第五十五两个师团的疯狂追击。此时孙立人接到了两封截然相反的电令：罗卓英令他率部向西撤入印度，杜聿明则命他迅速向北与主力合兵一处。

5月12日，当远征军各部纷纷丢弃战车辎重走入野人山时，杜聿明接到了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的报告：新三十八师并没有按命令跟上来。

杜聿明闻讯，大吃一惊，急忙派人察看新三十八师的动向。不久传回的消息说，孙立人的队伍非但未按命令弃车上山，反而在公路上重新集结，掉头朝相反方向绝尘而去。

孙立人此举让杜聿明大为恼火。他立即电令孙立人迅速率部跟进。但孙立人已打定了西撤的决心，杜聿明对此无可奈何，只能任由新三十八师背道而驰，快速撤往印度方向。

作为国军中为数不多的“洋务派”，孙立人自认与杜聿明、廖耀湘等黄埔系不属一路人，加上新三十八师隶属第六十六军，并非第五军下属部队，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孙立人深受西方思维的影响，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能把队伍安全带出险地才是最重要的。孙立人对战局的判断与杜聿明大致相仿。密支那被日军占领导致回国之路被彻底切断，向北野人山林深路险、猛兽成群，前途不可预测，唯有趁日军设防未稳，向西撤往印度方为上策。孙立人当即下令脱离大队，新三十八师独自向西突围。事实证明，孙立人的做法才是最明智的。

这种做法使孙立人同时面临两种风险。一旦突围失败，他将以抗命罪受到军法审判。即使突围成功，他仍可能受到上峰的非难而被撤职，因为抗拒杜聿明的命令就意味着对蒋介石不忠——谁也说不清孙立人在台湾郁郁后半生是否与这次抗命有关。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当时新三十八师的处境异常凶险。只剩下900人的第一一三团正在杰沙与日军激战。此时又传来了坏消息，担任后卫的第一一二团被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的一个联队包围在温佐地区。孙立人迅疾亲率第一一四团的两个营前往救援。日军根本未曾想到，中国军队竟然还能发起反击。两个团里应外合迅速撕开了日军防线，经一昼夜激战，被围的第一一二团成功突围，还顺带歼敌400余人。

11日傍晚，师先头营在南马附近与日军一个搜索大队迎面相遇。日军利用车辆阻塞道路，借助房屋等有利据点强行阻击。孙立人一面指挥战车向日军猛轰，一面亲自带领士兵清除路障，并端起冲锋枪率数千名官兵发起集团冲锋。仅仅40分钟，新三十八师就杀开一条血路，随后马不停蹄向西南疾进。

13日，眼见日军增援部队陆续赶到的孙立人，果断率部向西北方向转进。在他们周围有日军两个师团，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万幸的是，他们在丛林中偶遇了英军联络官马丁上校和他带着的几个缅甸人。在他们带领下，新三十八师在山林中寻隙前进。为避免官兵在夜间掉队，孙立人命令用绑腿和背包带前后牵拉，终于抢在5月18日到达钦敦江畔。

孙立人下令部队不能休息，就地取材扎制竹排木筏。夜幕降临，数千官兵趁夜色分多路强渡钦敦江。师主力刚刚到达西岸半个小时，日军追兵就到了江边。

此时师工兵营、辎重营尚未渡江。担任殿后阻击的第一一二团第一营沉着应战，不但掩护上述部队安全渡江，还向日军发起了反冲锋，救回被俘者30多人。一直到20日下午，第一营才利用恶劣天气的掩护安全渡过江去。

渡江之后的新三十八师一路急行军，抢在雨季来临之前甩掉追兵。5月27日，师主力安全抵达印度边境小镇普拉，这里距英帕尔只有29公里。第一一三团本来是先头部队，在杰沙阻击西进日军后撤退到山地，在与日军捉迷藏似的周旋了20多天之后，巧妙利用地形摆脱了日军，渡过了钦敦江，于6月8日赶到英帕尔归建。全师尚余7000人，部队总伤亡不到2000人，是远征军中损失最少的一支队伍。

新三十八师进入印度之后，英军驻印度东区司令官艾尔文中将认为，这是一支走投无路、无奈逃来的溃军，勒令他们只能在英帕尔城外指定地点驻扎，不许擅自行动，还拟以非法入境为由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收容所有官兵。孙立人立即派出联络官与英军联系，并严正表明立场：“倘如此无理对待我军，余将率部武力反抗。”同时下令部队开始构筑工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事情惊动了英第一军军长斯利姆。当得知来到印度的那支中国部队是老相识新三十八师时，斯利姆立即向艾尔文介绍了该师在仁安羌解救英军的全过程，强调这支部队不但有恩于英国人且战斗力极强，艾尔文那些边防军很可能不是他们的对手，建议艾尔文谨慎从事。

艾尔文立即向韦维尔请示。恰好亚历山大当时也在场，他也同意斯利姆的判断，建议善待这支中国军队。几天之后，大腹便便的艾尔文以拜访孙立人为名来到了新三十八师驻地。让他颇感惊讶的是，尽管这支中国军队军装破旧，但200名仪仗队队员个个精神抖擞，军容齐整，队列之前赫然摆着2门迫击炮和4挺重机枪。这些武器不可能从印度获得，难道是中国人从缅甸背过来的？眼前这支部队与先前从缅甸败退下来，重武器全失甚至只穿着裤衩的英缅军有着天壤之别。

艾尔文将信将疑地询问中国士兵这些武器从何而来。一名士兵指了指肩膀，意思说从缅甸扛过来的。艾尔文进一步查看了营房，发现各项内务井井有条，操场上士兵正整齐地练习步伐，毫无败军的迹象。大为折服的艾尔文随即派人送去了大米、白面、罐头、香烟等物。随后新三十八师开进印度时，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示欢迎。翌年7月，新三十八师与随后入印的新二十二师从英帕尔开赴兰姆伽，开始接受史迪威的美式装备并开始严格的军事训练，并最终成为国军最精锐部队——中国驻印军的核心力量。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日军后续部队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之所以能顺利登陆投入作战，而盟军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海上的增援，是因为战役期间，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与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在印度洋上展开了一场海空大战，取得完胜的日军完全取得了印度洋的制海权。

这场海战，盟军称为“印度洋空袭”，日本人则称为“锡兰海战”。

第四章　锡兰海战

东进？南下？西进！

开战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各路日军收获颇丰，条条战线捷报频传。每一次从前线传回胜利的消息，东京市民就会排起长队，挥舞着旗子到皇宫前的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在神田公共讲堂召开的“第二次祝贺大会”上，大本营海军部报道课课长平出一夫趾高气扬地宣称：“如此这般的庆祝大会今后还会有很多很多，一直到我们在西边的伦敦举行入城式，在东边的纽约举行观舰式时，才算是最后的一次。”

“大东亚共荣圈”异常迅速地确立，似乎彰显着日本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飓风式的武力征服为日本赢得了一个广袤的帝国，那里有着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世界上很大部分的稻米生产、超过半数的天然橡胶、四分之三的锡矿和远东所有的石油，都成为日军对外侵略的战利品。前途似乎无限美好。

尽管尚有零星据点尚未攻克，但“第一阶段作战”——征服东南亚的战略目标即将实现。胜利的速度和规模使日本上自领导人，下到普通国民，普遍滋长了自满和过分自信的情绪，这种情绪后来被称作“胜利病”，这一症状很快将在确定未来战略目标时显现出来。说实在话，这个国家的军事、工业和行政能力远远未能达到管理占领地的需要。之前，他们花了4年时间还未将那个古老而贫穷的中国征服。

之前日本人关心的只是如何抢占地盘，对于占领之后如何管理，他们显然准备不足，缺乏管理经验的日本人只有用武力逼迫当地人无条件服从。在各占领区，打着赶走殖民者旗号的日本军人逐渐露出了本来的狰狞面目。各地普遍推行的是严酷的军事统治。日本人宣称，自己为亚洲人解放了亚洲，那些期望借此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人们很快发现，他们心中的目标依然遥不可及。

在仰光，日本军人的骄横使那些留下来欢迎“解放者”的市民备感沮丧。日本兵到处追逐妇女，“到处打骂缅甸人，强迫他们做拖木头、修路、担水的苦活儿”。远东正常的贸易遭到破坏。仰光码头上的稻米在发霉腐烂，而同时马来亚人却在挨饿。“高傲自负的英国人走了，粗鄙卑劣的日本人来了。”由于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度，食品供应减少了，各种疾病流行，对新统治者的憎恨迅速传播开来。在被日本占领后的几个月中，东南亚经济普遍衰败，在东京“新秩序”严厉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愤怒地咒骂“共荣圈”实际上不过是“共穷圈”而已。

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但对于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似乎没有人去认真考虑。随着“大东亚战争”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即将实现，未来何去何从已成为摆在日本军方面前的迫切问题。1942年3月7日，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共同会商提出了《世界形势判断》。这一文件的主要观点是：美、英等盟国在遭受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之后，恢复军事能力尚需一定时日，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喘过气来。会议十分乐观地对盟国特别是美、英的实力进行了综合评估。

一、虽然物质基础依然雄厚，但国民已经人心不稳。尤其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尚未确立国家总体战所需要的临战体制，这种体制的确立势必会产生更多摩擦和纠纷。

二、尽管在军备方面仍然具有优势，但已经失去了大部分重要军事据点，势必大大削弱其在军事方面的优势。

三、英国的战争能力严重依赖海上运输，而美国的海上运输能力差，根本没有能力对英国实施有效的援助。

四、美、英与其附属国的关系断裂给其战争能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英国和其自治领、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断裂，最终必然导致英国殖民地全盘分崩离析。

五、美、英两国国民生活水平很高，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将使他们难以忍受以至痛苦万分。如果长期看不到战争的前景，必将酿成社会不安，士气低落。尤其是英国战败将给美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六、美、英之间的合作虽属必然，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他们与苏联不可能结成同盟。同时罗斯福、丘吉尔的政策开始陷入冒险主义危机，国民对其领导未必心悦诚服。

以上就是所谓日本政治精英和军界大腕对时局的看法，属于典型的日本式思维。今天看来，除了第四条后半段正确，其余全部与事实不符。在之前华盛顿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美、中、英、苏等26个国家已公开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真不知日本人得出美、英和苏联无法联合的依据何在。有如此“高水平”的领导人带领，国力本就不足的日本最终要是打赢了战争，那才奇了怪了。

本次会议之前，日本陆海军已就下一步的战略问题展开过无数次争论，双方意见依然是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小富即安的陆军认为，第一阶段的战争任务是攫取东南亚的资源，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后，有必要停下脚步消化胜利果实，努力使占领区成为要塞，建立有利于长期作战的战略基地群。正如《世界形势判断》中所言，美、英尤其是英国败势明显。日本显然没有进攻美、英本土的实力，可以期望美国因英国的失败而丧失斗志，从而取得“间接的胜利”，并且预计“这一目标很快就能实现”。陆军最后提出，目前应保持冷静心态，韬光养晦，等待有利形势的出现。

海军的观点恰恰相反。与开战之前的冷静、犹豫截然不同，第一阶段作战中出尽了风头的海军此时反倒趾高气扬起来，再也不愿充当一个有限的、防守性的角色。海军提出，必须进一步扩大攻势，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可以是澳大利亚，也可以是珍珠港，甚至是印度。进攻这些地区势必诱发大规模海战，届时联合舰队一定会像在爪哇海那样歼灭一切顽抗之敌。要知道，在征服整个东南亚的过程中，海军仅仅损失了25000吨舰船，仅有2艘巡洋舰受伤且已修复，损失的最大作战舰艇不过是区区4艘驱逐舰而已。不仅军令部，连一贯含蓄低调的海军省也持这样的观点。

海上作战主力联合舰队当然也不例外。2月初，在写给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一封信中，山本五十六如此说道：“一些精心算计的家伙不断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南进战略半途而废，仅仅停留在防守上。我认为至少要彻底歼灭英、美的主力舰队，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能够无忧无虑地自由活动，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作战一步也不能松弛。”

军令部的首选方案是攻占澳大利亚，如此需要动用陆军5个师团的兵力。提出这一方案的是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富冈认为，占领所罗门群岛之后再向南推进，占领澳大利亚或者把澳洲大陆和美国隔离起来才是重中之重。因为澳洲幅员辽阔，未来势必成为盟军反攻的基地和跳板，如果不加以占领，未来后果不堪设想。

陆军对此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没兵”。从2月9日到3月4日，激烈的争吵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其间在一次大本营联席作战会议上，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对富冈的提议嗤之以鼻。服部指出，澳大利亚陆上交通极为不便，虽然自身防卫能力有限，但为保家卫国势必誓死血战。最关键的是美国正在不断加强那里的军事力量，海军提出的5个师团绝对不够，陆军估计至少需要12个师团。而陆军的主力大部分被牵制在中国战场，用于“南方作战”的才不过11个师团而已。即使能够挤出来这么多师团，光是运送他们的船只就需要150万吨，这显然超过了国力承受的极限，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服部最后说，遽然进攻6000公里之外的澳洲简直荒唐透顶，亏你们海军想得出来。

富冈立即接过了话茬儿，提出动用位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因为苏联人在欧洲的压力丝毫未减，不可能在远东采取大的动作。服部对此依然坚决反对，提出在与西方的持久战中，“一兵一卒都是需要的”。况且苏联在西线的战局已经有所改观，你敢保证苏联不会在远东有所动作？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看到富冈一脸不服气的样子，服部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个杯子。“杯中的茶水代表我方的所有力量，”说完，他把水泼在地上，“你看，水只能流这么远。如果你的计划得到批准，对不起，我立即辞职。”

要说这富冈课长也真不容易，到处都要跟别人吵架。一会儿跟人家陆军吵，一会儿跟海军自己人吵。之前为了偷袭珍珠港和黑岛龟人吵，现在为了进攻澳大利亚和服部卓四郎吵，很快就要为中途岛作战和渡边安次吵了。可惜富冈几乎每吵必输，要不老酒真想把周星星“吵架王”的牌匾借来给富冈挂脖子上。

退而求其次，富冈提出向西进攻印度，摧毁印度洋上的英国舰队，与德国人在中东会师。对此，服部照样反对不误，理由依然是攻打印度需要大量兵力，找不来人。后来他们在陆海军俱乐部又一再引发激烈争论，有时竟达到几乎动武的程度。舌战进行了两个星期，由于陆军拒不派兵，富冈进攻澳大利亚的计划被迫取消，与希特勒会师中东的计划也毫无结果。

尽管拒绝了海军进攻澳洲的方案，但陆军也不否认澳洲对盟军发起反攻的重要性。出于这种考虑，陆军做出了一些让步，同意了一些冒险性较小的行动，例如，对澳大利亚北面的莫尔兹比港进行两栖进击，进攻并占领澳大利亚东北方向的三个岛群——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这样便能以较小的代价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系。陆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作战只需陆军派出9个大队的兵力即可完成。

参谋次长田边盛武同意服部的意见，强调陆军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起“能经受长期战争的政治和军事结构”，以使敌人失去行动能力为目的在某些地区举行进攻是有实际意义的，但是进攻规模不能太大，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供使用。海军坚持说，使敌人始终处于守势是极端重要的——否则就会招来灾难。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主张，摧毁敌人的海上力量，并扫除敌人为了反攻而“积极使用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地区的部队时”可能使用的一切重要基地。

对于海军如此积极的战争心态，即使一贯好战的参谋本部也望尘莫及。最终陆军还是勉强同意了海军的意见，双方形成了未来一段时期的基本国策——《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一文件的指导思想是：“为了尽快让英国屈服，让美国丧失斗志，必须继续扩大战果，保持坚定的长期不败之态势，相继采取积极的方针。”

在3月7日的联络会议上，这份《大纲》被列为重要议程进行审议。对于陆海军提出的这一思路，东条英机首先表示“意思根本就不通”。“扩大战果”“积极方针”是进攻，保持“长期不败之态势”是防守，到底是攻还是守？大藏大臣贺屋兴宣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倘若海军提倡进攻，陆军主张防守，不就意味着陆海军各自行动吗？

如此主旨不明、模棱两可的《大纲》，竟然在会议上最终获得通过。其结论归结为：陆军否定了海军攻占澳洲的主张，但也赞成海军的攻势思想，同意进行局部的积极作战，实际相当于承认了海军的进攻战略。这也是海军首次在与陆军的争执中占据上风。

3月13日，东条携杉山参谋总长、永野军令部总长一起进宫觐见天皇，就那个模棱两可的《大纲》向裕仁做了专题汇报。东条提交的奏折云：

要在短期内击败英、美两国非常困难。必须利用目前的军事形势，建立一个能够经受长期战争的政治和战略结构，从而进一步扩大战争以来所取得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日本必须在国力许可的范围内，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步骤迫使英美两国继续处于守势。在这方面将要采取的一切重大具体措施有待彻底研究，每有结果均将上奏陛下御裁。

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糊涂，裕仁对东条所奏依然不置可否。三人也就认为天皇认可了他们的方案。

与陆军吵完架的富冈回到家里也不能消停，还要继续跟自己人吵下去。对下一步的攻击方向，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同样是观点迥异。按进攻方向区分，海军高层存在着以下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为南下派。代表人物为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和课长富冈。南下派的思路是在攻占澳大利亚的观点被陆军否决后建立起来的。既然攻占澳洲大陆已不可能，那就退而求其次，以较小代价切断美国和澳洲之间的交通线，占领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使美军彻底丧失澳大利亚这一反攻重要基地。这一方案得到了陆军的初步认可，并最终诱发了珊瑚海海战。

第二种为西进派。这一派人员较少，以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龟人为代表，主张向西进入印度洋，彻底击溃英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取得印度洋的制海权。之后向前推进到波斯湾，与盟友德国人在中东会合，实现柏林—东京两大轴心的战略策应。同时力促印度独立，大力打击英国的战争力量使之彻底退出战争。黑岛指出，此举可以为下一步东进或南下打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彻底解除后顾之忧。

第三种为东进派。代表人物为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宇垣认为：“时间对日本极其不利，原因在于美国在资源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因此除非日本迅速恢复进攻——越快越好——否则最终将一事无成，只有坐待美军发起反攻。”他主张联合舰队主力向东推进，攻击中途岛和夏威夷，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一死战。支持宇垣的大有人在，有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偷袭珍珠港的“英雄”渊田美津雄，第一航空舰队作战参谋源田实等人。抛开对战争性质的讨论，老酒也赞成这种观点，毕竟美国才是日本最现实、最强大的对手。

东进论者提出，因欧洲战事吃紧，英国人不可能在太平洋上投入过多的海军力量。日军一旦攻占珍珠港，意识到太平洋战事大势已去的英国势必主动撤出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地，西进论和南下论需要解决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可谓一石三鸟之妙招也。东进论的主张最后诱发了中途岛海战。

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因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而声名大振，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近乎“天神”，个人影响力直逼东条首相。山本一贯看不上军令部，对其提出的南下论一直颇有微词。山本认为，尽管阻隔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能够取得一定的战术效果，但对取得战争最终胜利无异于杯水车薪，极有可能因此陷入陆军之间的持久拉锯战——未来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果真如此。经受重大打击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可以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这是日军最忌讳的事情。

山本还有一层隐忧，就是美军舰队特别是那些漏网航母的存在，对日本首都及天皇的安全始终是一种潜在威胁。不出所料，后来果真有了“杜立特空袭”。

山本无疑是东进论的支持者。新年刚过，1月10日，他就责成宇垣缠制订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1月14日，宇垣在《战藻录》中写道：“经过4天持续努力，终于完成了作战指导纲要的起草。其基本框架是：6个月后占领中途岛、约翰斯顿岛、帕尔米拉环礁，大大扩展我军的空中势力范围，以大规模作战一举拿下夏威夷。进攻同时寻机与敌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并将其歼灭。”

东进论的支持者之一山口多闻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方案。2月20日，山口向宇垣提交了自己授意作战参谋铃木荣二郎起草的作战计划：第一步在5月中旬攻占锡兰、加尔各答和孟买，7月底攻占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澳大利亚；第二步在8月到9月攻占阿留申群岛，11月到12月攻占中途岛、约翰斯顿岛和帕尔米拉岛，12月到1943年1月攻占夏威夷；第三步与攻占印度相呼应，视情况攻占巴拿马运河，切断南北美洲的联系，之后攻击美国西海岸地区，切断美国的资源输送线，然后视情况占领加利福尼亚油田地区，跨越北美大陆大规模轰炸美国东海岸城市及重要军事设施。山口的构想可谓无比宏大。别说提交陆军，因为根本不具可操作性，在海军内部即被否决。

东进论的另一位支持者是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草鹿提出了一项特殊的方案：将“龙骧”号、“凤翔”号轻型航母组成第四航空战队，与第一、第二、第五航空战队的6艘重型航母合兵一处，组成一支更大规模的突击力量，实施东进。但草鹿远比其他人圆滑，他不愿因此得罪军令部，提出先按军令部的意见向南攻击，然后再挥师北上攻占珍珠港。

军令部对宇垣的东进主张毫无兴趣。从珍珠港归来之后，东进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渊田美津雄就一直喋喋不休地要求南云舰队再次掉头东进。12月27日，他遭到了福留繁的一通训斥：“珍珠港作战已经结束，4艘重型航母必须立即南下，参加更加重要的‘南方作战’。”当天晚上，羞愧交加的渊田在日记中愤然写道：“日本的灭亡自今日开始！”

不管实施何种作战，唱主角儿的无疑都是南云忠一麾下的第一航空舰队。1942年1月，经过短暂休整的南云舰队从广岛湾南下，支援近藤信竹的南方海上作战。在袭击了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新几内亚岛的莱城和萨拉莫阿之后挥师西进，参加了至关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先后攻击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和爪哇岛的芝拉扎。在3月2日对芝拉扎军港的空袭中，偷袭珍珠港的“英雄”渊田美津雄第一次栽了跟头，他的座机被荷军高射炮火击落。不过渊田侥幸不死，在丛林中藏匿5天后被救出。

毫无疑问，南云舰队在上述一系列作战中表现出色。但那些目标都无关紧要，南云不去，日本人照样能赢，不过多花点工夫而已。当南云实施这些无聊的攻击时，宝贵的时间正一点一滴逝去。他们的主要敌人——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在借机恢复元气。恰如山本和宇垣的分析，美军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以重整组织，建造新舰，修理受损舰只和训练。

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的第一航空舰队所取得的战果，使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南云忠一成为显赫人物，其风头直逼山本。盟军可谓是谈南云色变。连一贯看不起南云的源田实都觉得，“这老家伙似乎一下子开窍了”。

在东京，大领导正在就下一步进攻的方向争论不休，可作为联合舰队核心力量的南云舰队，在结束荷印作战之后也不能就这样闲着。南云和草鹿倒是愿意，但军令部、联合舰队乃至日本的民众绝不会同意。在微妙的形势下，之前黑岛龟人提出的西进印度洋计划戏剧性地浮出了水面，成为大家普遍认可的一种方案，甚至连陆军参谋本部也表示赞成——条件是不能对锡兰实施两栖作战。此前2月20日到23日，联合舰队在新居“大和”号上进行了印度洋作战的图上军演，参谋本部也派出一些参谋军官列席参加。军演的结果令大家十分满意。大家转而支持西进的原因有五。

一、英国皇家海军“Z”舰队覆灭之后，一向自视甚高的大英帝国并不甘心失败，已经抽调部分大型舰只，充实印度洋的东方舰队，对日本已占领区形成了巨大威胁。不管是山本正在酝酿的中途岛战斗，还是军令部主张的南下切断美澳交通线，有这么一群家伙在背后戳你屁股，总是不那么令人开心的事情。

二、日军已经占据了爪哇岛西面的加里曼丹岛，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石油产区巨港就位于此地，离英军东方舰队的基地锡兰实在太近，危险可以说无时不在。

三、日军陆军已经开始了缅甸作战，英国东方舰队对日军造成了重大威胁，英国海军不断利用海路对缅甸守军进行增援和补给。如果南云舰队前出锡兰赶跑英国海军，不但可以解除日军缅甸作战的侧翼威胁，还可使陆军的增援和补给一路畅通无阻。参谋本部对这一作战无疑举双手赞成。

海军曾提出陆海军协力趁机攻占锡兰，参谋本部对此深表遗憾，理由同样是无兵可派。他们只是一再催促海军尽快进入印度洋，策应缅甸的陆上攻势。

四、此一作战有助于日本通过政治策略和破坏对外贸易等手段，切断印度、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联系，促成印度和缅甸像汪精卫那样成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傀儡政府。

五、日本海军到达印度洋西部，有望与盟友德国在中东会合。

海军内部赞成印度洋作战的大有人在，毕竟战胜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荣誉太大了。联合舰队因此决定，在争论东进和南下两种方略的同时，第一航空舰队剑指印度洋，歼灭英国东方舰队，夺取印度洋的制海权，迫使英国退出战争，之后再回过头来全力收拾美国人。

历史是如此充满玄机。当两个截然矛盾而又优势明显的方案摆在优柔寡断的决策者面前时，他们竟然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却转而去采取一个暂时搁置且存在显著矛盾、对全局毫无实际帮助的方案。就三个进攻方向而言，只有西进是最不值得选择的。拿下围棋打个比方，日本选择西进的做法相当于，在双方大龙激烈对杀且占尽优势之际，却无故脱先到无关紧要的地方下了一着。谁都清楚印度洋非常遥远，光是来回跑一趟就要花费大量时间，这正是遭受重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休养生息最需要的。

就在爪哇岛盟军放下武器的第二天，1942年3月9日，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向海军南方部队总指挥近藤信竹颁布了作战命令：正在肯达里待命的南云机动舰队立即西进，偷袭并摧毁英军位于锡兰的海军基地，歼灭英军东方舰队，为圆满完成缅甸战役海上护卫任务实施机动作战。

3月14日，近藤向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南云忠一下达了西进印度洋的作战命令：一、南云忠一率第一航空舰队西进攻击锡兰，搜索并歼灭英国东方舰队；二、小泽治三郎的南遣舰队北上深入孟加拉湾腹地，切断英国对缅甸英军的补给和增援路线。

原计划对锡兰发起攻击时间为4月1日。后来因一系列意外变故耽误了舰队集结时间，攻击时间被推迟到4月4日。3月26日上午，8时，南云舰队浩浩荡荡驶出了苏拉威西岛东南的斯塔林湾，经帝汶岛北侧水域一路向西疾进。

将要发生战斗的地方叫锡兰，今天叫斯里兰卡。1942年春天，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将在这里与日本海军航母舰队展开一场“世界第一”对“世界第三”的海上肉搏。

在战史上，日本人称这场战役为“锡兰海战”，盟军则叫它“印度洋空袭”。

日军空袭科伦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曾经的“世界老大”英国皇家海军在远东可谓屡战屡败，丢尽了老脸。1941年12月10日，“Z舰队”主力——最新锐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反击”号战沉于中国南海，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阵亡。1942年2月15日，大英帝国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东方直布罗陀”新加坡陷落，残存舰只后撤到爪哇岛继续顽抗。3月1日，皇家海军“埃克塞特”号再次折戟于爪哇海，余部被迫再次西撤锡兰。由于日军已占领了缅甸南部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大英帝国远东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已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英国在远东有广阔的殖民地。出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考虑，丘吉尔和英国海军部一致认为，在远东维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十分必要，于是开始陆续向远东增兵。仅仅1942年新年前后的几个星期内，就有3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奉调前往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海军基地锡兰。锡兰拥有科伦坡和亭可马里两大良港，是皇家海军东方舰队的理想锚地。英国试图通过不断增加海上力量，控制印度洋的制海权，保证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海上畅通。

到3月初，锡兰的英国东方舰队已初具规模。主力舰包括R级战列舰“决心”号、“复仇”号，光辉级航空母舰“不屈”号、“可畏”号，轻型航母“竞技神”号。其余还有重巡洋舰“康沃尔”号、“多塞特郡”号，以及5艘轻巡洋舰、16艘驱逐舰和5艘潜艇。此外，伊丽莎白女王级快速战列舰“厌战”号也已抵达澳大利亚，稍事休整即前来与主力会合。

3月8日，丘吉尔接到海军部送来的紧急情报，“日本海军将于4月1日进攻锡兰”。海军大臣庞德上将据此向首相提出警告，一旦日本人来了，英国很可能丢掉锡兰。如果锡兰继新加坡之后再度失守，皇家海军就只能退回非洲海岸了，整个印度洋都将被日本人控制，对下一步印度的防卫带来致命的不利影响。

丘吉尔对此也无可奈何。大西洋形势依然紧张，他无力向锡兰派出更多的海上舰只。但不表示表示也说不过去，与向缅甸派出亚历山大类似，丘吉尔决定向锡兰派去一个人，选拔一位骁勇善战的海军将领前往科伦坡。

丘吉尔授意海军部迅速颁布了一系列作战命令：一、皇家海军地中海H舰队司令官詹姆斯·萨默威尔海军上将立即奔赴远东，接替贺维·莱顿上将担任东方舰队司令官；二、紧急增派R级战列舰“拉米里”号、“君权”号驰援远东；三、尽最大可能加强锡兰的陆上防御。

危难之际被丘吉尔钦点出列的萨默威尔，是一名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他是英国一流的无线电专家，曾任海军信号学校校长，对雷达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战之前，他曾指挥英国地中海驱逐舰分舰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二战爆发之后，萨默维尔被召回伦敦负责雷达研发，之后参与指挥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在随后执掌地中海H舰队期间，他指挥了对维希法国海军武力解决的“弩炮”行动，也参与了围剿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战斗，是一位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海军将领。

即便得到了部分增援，但萨默威尔对未来的战事依然充满忧虑。在随后致海军部的一封信中，他说：“如果日本海军倾巢出动，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将丢失锡兰。如果日本海军偏师而来，我们则应以保存舰队实力为第一要务。”昔日的海上王者已完全丧失了“逢敌必战”的威风和霸气。

3月26日，萨默威尔乘“可畏”号航空母舰抵达科伦坡，从莱顿手中接过了东方舰队的指挥权。出发之前，海军大臣庞德对他进行了谆谆教导，再三强调印度洋的重要性，“一旦锡兰丢失，大英帝国在远东和中东的全盘战略都将被颠覆”。这话说不说都一样，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萨默维尔肯定不会因为庞德不说就故意打败仗。虽然手中的牌要明显好于之前冤死的菲利普斯，可萨默威尔非常清楚对手的实力。航行途中，越想越怕的萨默威尔未雨绸缪地给庞德发去了一封电报：“我不得不提出，阁下的决定过于草率。舰队有重蹈‘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覆辙的危险。”

匆匆赶到锡兰的萨默威尔没有时间对那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舰队进行训练，以使它们成为一支协调一致的舰队。和比他稍早抵达缅甸的亚历山大一样，萨默威尔很快意识到，他手下那支看似庞大的舰队，无论停留在科伦坡还是亭可马里都非常危险。两大军港都太过显眼，基本无密可保、无险可守。如果停在那里和即将到来的日本人进行正面对决，他的下场可能比菲利普斯还惨。和亚历山大抵达缅甸就立即修通撤往印度的公路类似，到达锡兰的萨默威尔也着手为舰队寻找一个隐蔽的锚地，以便敌军到来时能够更好地隐藏行踪。

如果稍微留意一下世界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太平洋上有着星罗棋布的岛屿，而印度洋则碧波万里，干净得想找块像样的暗礁都难。但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费尽心机的萨默威尔还是找到了一处理想的锚地。

在印度洋北部，有个美丽的群岛国家叫马尔代夫，群岛最南部的阿杜环礁大致位于赤道线上，距科伦坡970公里。这处偏僻的环礁距离印度洋的主航线很远。早在1941年8月，英国海军就未雨绸缪地在此秘密建造了一个临时基地，这时终于派上了用场。由于基地非常隐秘，以至于到二战结束，日本人仍然不知道它的存在。现在这个秘密基地就成了萨默威尔手中的救命稻草。但这个匆忙建起来的简易基地存在许多弱点，它对于空中飞机或水下潜艇的攻击完全没有防护能力，只能在日军尚未发现的情况下应急使用。

3月28日，萨默威尔在“厌战”号战列舰上升起了将旗——这是他手下唯一一艘快速战列舰。这艘英国皇家海军的名舰还保有一项世界纪录。1940年7月9日，在卡拉布里亚海战中，“厌战”号发射的一颗381毫米炮弹在24100米距离上命中了意大利战列舰“朱里奥·恺撒”号，这是经确认战列舰炮击命中对手的最远距离。

凳子还没坐热，萨默威尔就接到了情报机关的一份紧急报告：一支强大的日军航母舰队已经通过了马六甲海峡，正快速向西进入印度洋。萨默威尔意识到，必须尽快将舰船疏散到海上，才能保证舰队不会像美国人在珍珠港那样被瓮中捉鳖般击沉在港内。他决定尽快离开锡兰，前往那一处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此时的萨默威尔心中真是说多沮丧有多沮丧。

仅从数字上看，以3艘航母和5艘战列舰为主力的东方舰队貌似十分强大，事实上远非如此。萨默威尔并不对表面上的数字存有幻想。3艘航母中，“不屈”号和“可畏”号属于新型装甲航空母舰，却只装载了36架战斗机和45架鱼雷机，与日军航母携带的350架舰载机存在巨大差距。另一艘航母“竞技神”号年事已高，吨位小、航速低，几乎无法与大部队一起机动，舰上只搭载了老旧“剑鱼式”鱼雷机12架，别说进攻，连自保都困难。

建造于1918年的“竞技神”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一艘航母。由于工期拖得太长，到1923年才下水服役，第一艘航母的光荣称号因此被1922年服役的日本“凤翔”号夺去。到二战时期，这艘爷爷舰充其量只能作护航航母使用，如果放在大西洋执行针对德国潜艇的护航行动倒还适得其所，现在拉来与日军最新锐的航母决斗，纯属勉为其难，双方都不在一个时代。英军3艘航母的舰载机加上锡兰基地的陆基飞机总计约180架，仅为南云舰队的一半左右。这还仅仅是数量上，战机质量及飞行员素质的差距更大。

再看那几艘唬人的战列舰。英军R级战列舰官名为复仇级，前后建造了5艘，因所有名字全以R打头，又称为“R级战列舰”。这些战列舰建造于一战期间，于1916年到1917年陆续下水服役，之后基本未进行过现代化改装。到二战时期，它们已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纸老虎。虽然满载排水量有33000吨，8门主炮的口径也有381毫米，但它们最大航速只有可怜的16节，根本无法与快速航母、重巡洋舰、驱逐舰一起机动，甚至会拖累整支舰队。舰上的防空武器是2门八联装“砰砰”炮和4座双联装7.7毫米机枪，敌机来了，开炮都够不着人家，除了造造声势、给自己壮胆，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海军出身的丘吉尔给它们起了一个形象的外号叫“浮动的棺材”。

这种早该退役的老舰英国只建造了5艘，这次一下就来了4艘。剩下那艘“皇家橡树”号不是不想来，而是来不了。1939年10月17日，德国普里恩海军少校率“U-47”号潜艇潜入英国重兵把守的斯卡帕军港，以鱼雷将“皇家橡树”号击沉后全身而退，造就了一段潜艇击沉战列舰的海战传奇。

萨默威尔知道，他的东方舰队如果真的和日本人打起来，很可能将遭遇全军覆没的命运。得出如此结论看似很窝囊，但技不如人，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幸好一向自视甚高的英国海军部也赞同萨默威尔的观点。

英国人唯一的优势是雷达。1941年11月在美国弗吉尼亚诺福克船厂维护时，“不屈”号和“可畏”号已经将原来的279型预警雷达更换为最新的281型，这种雷达低空侦测性能十分优越。作为雷达专家的萨默威尔一定会充分利用这唯一的优势。借助雷达的力量，萨默威尔决定白天与日军保持一定距离，避免一下子被对方击垮。只有在夜幕降临之后，再慢慢摸回来靠近敌人，出动舰载机进行偷袭。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是说到了晚上就一定能赢，而是说在白天肯定打不赢，如果运气好了晚上可能还有一些机会。此外还有一个原因，4月1日是月圆之夜，估计能有一定的能见度，只要己方雷达能够准确锁定日军舰队的位置，出动舰载机实施夜袭还是有机会成功的。萨默威尔的如意算盘是，用舰载机瘫痪日军的航母，之后将战列舰开上去和日军对轰。这个计划十分冒险，成功完全依靠精密的时刻表与一定的运气。

在不久前的马来海战中，日本人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飞机击沉高速移动中的大型水面舰只，不但可能，而且很容易做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就是活生生的例证。一旦让日军舰载机捕捉到自己的战列舰群，那4位跑不动的“老爷爷”能溜掉1艘都属奇迹。出于这样的考虑，萨默威尔将舰船分成了A、B两队。A分队为快速分队，全部由高速战舰组成，包括旗舰“厌战”号，航母“可畏”号、“不屈”号——正是这个“不屈”号当初意外触礁才导致“Z舰队”失去空中保护最终战沉的。其余还有重巡洋舰“康沃尔”号、“多塞特郡”号以及2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萨默威尔坐镇“厌战”号亲自指挥A分队。

即便如此，A分队最高也只能有24节的航速，若将旗舰撇下，能飙到30节，关键是“厌战”号最大航速只有24节，其余舰只都能跑出30节以上的速度。由此可以看出，老派海军将领萨默威尔依然推崇战列舰的巨大攻击力量，不愿意因此落下“厌战”号。幸好后来没有发生遭遇战，否则萨默威尔可能将为这一失误付出惨重的代价。

B分队为慢速分队。除了4艘R级战列舰，还有同样跑不快的轻型航母“竞技神”号，由3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护航。由于战列舰速度最多只有16节，本来速度很快的护航舰只也只能以这样的低速航行。这支分队由萨默威尔的副手阿尔杰农·威利斯海军中将指挥。

如果遭遇日军的白昼打击，萨默威尔只能丢车保帅，让老迈的B分队去吸引日本人，自己带着A分队快速逃跑。估计古董B分队真的沉入大海，连鱼都会嫌它们肉老。

危机一旦出现，萨默威尔可以带着舰队远远避开，但科伦坡和亭可马里没有长腿，势必成为南云舰队固定的打击对象。在将舰队指挥权交给萨默威尔后，接任基地指挥官的莱顿上将也在积极筹备陆上的防务。在交出舰队之前，莱顿扣留了“不屈”号航母上准备运往爪哇岛的战斗机，此举引起了空军的强烈不满。

为加强防务，果敢且精力充沛的莱顿强行征用了科伦坡的高尔夫球场和赛马场，部分陆海军军官的私人住宅也在征用之列。莱顿缺乏强有力的空中力量，伦敦连新加坡都派不出足够的空中力量，派往锡兰的只能更旧、更少。科伦坡有两个中队的“飓风式”战斗机，亭可马里也有一个中队，总共约50架战机可以作战。此外，莱顿手里还有一个中队的14架“布伦海姆式”轻型轰炸机，一个中队的“大青花鱼”“剑鱼式”双翼攻击机。这些飞机缺乏必要的训练，不足以应付将要到来的激战。它们的部署过于暴露，很容易招致对方的突然袭击。

3月28日，萨默威尔再次接到了伦敦的电报，“日军攻击很可能在4月1日发起”，但对将要到来的那支舰队的具体情况只字未提。萨默威尔判断，日军舰队应该自东南方向入侵，前来攻击的肯定是袭击珍珠港的那支航母舰队。己方在舰载机上处于绝对劣势，这点毫无疑问。

3月31日，萨默威尔提前一天将舰队带到了锡兰以南的海面。A分队在东，B分队在西，白天舰队向西移动，退到日军舰队可能的侦察范围之外。夜间则返回东方进入伏击位置，寻机实施突然袭击。此前在科伦坡维修和更新装备的“多塞特郡”号重巡洋舰也于4月1日出港，前来与大部队会合。

在陆地上，莱顿下令驻扎在科伦坡的空军第二〇五飞行队，派出仅有的6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在东南方向680公里范围内实施巡逻，搜索日军舰队的行踪。由于飞机太少，最多只能保持3架同时滞空，这已是他们侦察所能覆盖的最大范围。倘若南云从其他方向迫近，萨默威尔和莱顿都将处于日军舰队的突然打击之下。后来实战证明，这个侦察机分队是英军这次作战中的唯一亮点，他们总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南云舰队的行踪并及时发出警报。这支侦察分队的出色表现，是否在冥冥中提醒南云，未来战斗中一定要重视侦察？可惜南云愚鲁，对如此提醒置若罔闻，才会酿成两个月后的中途岛大败。

从3月31日至4月2日，锡兰和东方舰队到处充斥着焦躁不安的情绪。日本人肯定要来，但什么时间来、来自何方均是未知数。有家不敢回的萨默威尔就这样白天向西、晚上向东，像出租车司机那样来回溜达了3天，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一个，白白浪费了不少燃油。如此庞大的一支舰队在固定海域长时间滞留，很容易被对方潜艇发现并遭到攻击。来回奔波导致舰队燃油即将告罄，和日本人相比，缺乏快速海上加油能力的英国人急需回港补给，那几艘老舰的淡水也快没了。

到4月2日傍晚，萨默威尔认为要么之前伦敦的情报有误，要么日本人临时改变了计划。虽然目前锡兰看上去还很安全，但他依然不敢冒险，南云很可能就躲在那里的某个地方等他上钩，他决定多跑点儿路，把舰队带到阿杜环礁去加油。有家不能回，这在以前往往是皇家海军恩赐对手的优厚待遇，没想到今天自己也沦落到这般地步。称雄海洋数百年的皇家海军以前都是追着别人屁股打，现在敌人来了却躲在外边不敢回家，连偷空回家喝口水吃顿饭都不敢，萨默威尔感觉真是窝囊到姥姥家了。

4月3日12时，A分队抵达阿杜环礁，速度较慢的B分队也在15时到达。此时萨默威尔又觉得日军的攻击可能并不那么紧迫，决定恢复已暂停6天的正常航运。他将重巡洋舰“康沃尔”号和“多塞特郡”号打发回科伦坡。之前“多塞特郡”号的维修尚未完成，被日军即将到来的消息吓得带病跑出医院，现在回去继续原来的维修计划。“康沃尔”号回港是将为4月8日抵达科伦坡的一支澳大利亚船队护航。此外，他还下令老迈的轻型航母“竞技神”号在澳大利亚驱逐舰“吸血鬼”号的陪同下返回亭可马里，它们马上要前往非洲东海岸，执行英军入侵法属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的作战计划。此举等于把4艘战舰送进了鬼门关，却达成了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阴差阳错地成了萨默威尔丢车保帅的妙棋。

世事竟是如此无常，你翘首以盼等了几天他都没来，你刚悻悻离开他就到了。伦敦的情报是准确的，但是有点儿过时。南云舰队原定攻击时间的确是4月1日，但出于一系列原因被迫推迟。

3月初的南云舰队同样面临着诸多困难。在参加完爪哇岛战斗返航苏拉威西岛途中，第一航空战队“加贺”号航母意外触礁，舰艏和舰尾严重受损。虽然已在南方抢占了诸多基地，但大都只具备停泊、补给或简单维护的条件。像“加贺”号这样的大家伙必须回本土才能大修，南云舰队的航母就这样只剩下了3艘。

为了确保印度洋作战万无一失，大本营海军部做出决定，派出在本土负责警戒任务的第五航空战队前往增援。3月4日，哈尔西的“企业”号航母编队空袭了南鸟岛，“翔鹤”号和“瑞鹤”号奉命追击。3月10日，准确情报显示美军舰队已经走远，第五航空战队这才放弃追击，掉头南下。

3月24日，第五航空战队与南云主力舰队顺利会合。除“加贺”号在本土大修，参加偷袭珍珠港的原班人马基本上都到了。非但如此，由于南方作战接近尾声，近藤信竹将“金刚”号、“榛名”号这两艘高速战列舰也一股脑儿批发给了南云。加上原来的“比叡”号和“雾岛”号，联合舰队的4艘“金刚”级战列舰悉数到齐。为几艘主力舰护航的依然是阿部弘毅的重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轻巡洋舰“阿武隈”号和9艘驱逐舰。此外，小泽治三郎的南遣舰队还有轻型航母“龙骧”号，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14艘。6艘航母舰载机合计350架，比起偷袭珍珠港的那支舰队毫不逊色。

由于集结耽误了行程，南云舰队原定攻击时间从4月1日推迟到4月4日，这也正是萨默威尔左等右等，南云迟迟不到的原因。

之前威名远扬的南云此时也有他的郁闷。他实施印度洋作战必须接受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的指挥。喜爱给士兵讲地理课的近藤是日本海军中有名的“秀才提督”，大多数时间在学校和机关待着，缺乏海上实战经验，在“南方作战”中也没有取得什么了不起的战绩，他能力压南云，非凭战功，而凭资历。让多年征战海上且战功赫赫的南云去听从近藤的指挥，南云心中肯定不是那么爽的。

麻烦还不止于此。在近藤颁布的作战命令中，首要目标是空袭亭可马里、科伦坡两大军港，其次才是寻机摧毁英国的东方舰队。近藤认为敌舰肯定会龟缩港内，在攻击基地的同时就能顺手牵羊搞掉英军舰队。即使英舰提前退避，南云也绝对有能力在随后的海上战斗中予以歼灭。

就两大战术目标的次序问题，南云与近藤发生了激烈争执。南云提出，用3艘航母发起进攻，保留2艘航母的攻击力量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局面。对此近藤表示反对。南云是有所保留地带队出征的。

南云丝毫没有察觉到作战计划已经泄露，所以还想把珍珠港的经验再复制一次。4月4日傍晚，南云舰队行驶到锡兰岛南方600公里的海域。18时55分，“比叡”号战列舰的瞭望哨突然发现北方天际出现了一架飞机——那是由伦纳德·伯查尔上尉驾驶的一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

在电告南云的同时，“比叡”号的127毫米高炮已轰然打响。18架——其中“飞龙”号6架、其余4舰各3架——担负警戒任务的零式战斗机迅速拉升迎战。19时22分，那架形只影单的英军飞机被击落，跳伞的伯查尔被日军俘虏。

但在被击落前的19时20分，上尉已经向锡兰发回了发现敌军舰队的消息：“锡兰岛东南580公里，发现优势日军舰队，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1艘，航向305度。”科伦坡、亭可马里、孟买和亚丁的无线电台，连同正在阿杜环礁加油的萨默威尔都第一时间收到这条消息——南云偷袭科伦坡的计划瞬间化为泡影。

得到警报，莱顿上将立即下令实施紧急疏散。4日傍晚，超过50艘各型船只被疏散到其他港口或较小的泊地。更晚一些时候，另外25艘船只受令驶离港口，不管到哪儿都行，最早也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回来。刚回港内不久的“康沃尔”号、“多塞特郡”号立即拔锚出港，前往阿杜环礁与主力会合。上述船只疏散之后，港内还有30艘小型船只。

4月5日是星期天，西方传统的复活节。虽然头天傍晚意外被英军侦察机发现，导致攻击完全丧失了突然性，但开战以来屡战屡胜的南云并未把英军放在眼里。9时，南云下令护航舰只弹射了3架侦察机，对舰队西面海域实施警戒。同时，36架零式战斗机、38架轰炸机和54架悬挂炸弹的鱼雷机从5艘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迅速完成编队朝着科伦坡方向疾驰而去。编队总指挥依然是渊田美津雄。

9时45分，一架英军“卡塔琳娜”侦察机再次发现了南云舰队，在发回“发现敌舰”信号的同时，这架飞机巧妙利用云层掩护始终与南云舰队保持接触，直到10时46分才被“飞龙”号的一架战斗机击落。接到警报的科伦坡迅速行动起来，随着莱顿一声令下，所有陆基飞机立即升空迎战。

10时45分，科伦坡已出现在日军攻击机群的视野之中。渊田下令“全军突击”，然后率领少数水平轰炸机和战斗机直扑机场，俯冲轰炸机与大部分水平轰炸机则负责攻击港内的舰船。英军战斗机迅速实施拦截，很快被板谷茂指挥的战斗机压制。42架英机击落了7架日机，自己却有19架被揍落在地面上。

清晨，莱顿曾从亭可马里调来了6架“剑鱼”式攻击机，试图尾随日军第一波空袭机群袭击日军航母，这6架飞机恰恰在日军战机开始攻击时到达，几分钟内就被日军战斗机悉数击落。幸运的是，科伦坡基地只遭到了轻微损坏，这都归功于之前及时的疏散作业。一部分日机轰炸了机场，同样损失轻微。

就在板谷茂的战斗机和英军缠斗的同时，日军轰炸机群开始蜂拥进入港口上空，他们的攻击目标是东方舰队的舰船。当这些日军战机兴冲冲钻出云层后，眼前的情形让他们大失所望。港内除了马来海战的幸存者——老式驱逐舰“忒涅多斯”号以及由商船临时改装的辅助巡洋舰“赫克托尔”号，并未发现其他有价值的作战舰艇。这样，那些尚未来得及撤离的小型商船、货轮也沦为日军的攻击目标。那些飞行员干起了高射炮打蚊子的活儿！

就在日军轰炸机扔下炸弹准备返航之际，十几架英军“飓风式”战斗机从云层中突然杀出，朝着日军机群猛烈开火。这些英机属于跑马场基地的第二五八飞行中队。猝不及防的日军轰炸机群顿时乱成一团，“瑞鹤”号5架、“翔鹤”号1架轰炸机当场被击落。担任护卫任务的零式战斗机立即冲上前去应战，渐落下风的英机很快退出了战斗。曾参加偷袭珍珠港的藤田久良大尉、氏木平槌飞曹长以下10名日军老飞行员毙命。

紧随轰炸机进入战场的是鱼雷机群。港内已无有价值的攻击目标，这些失望的日机就转而对地面军营、防空阵地、港口设施、铁路等实施轰炸。因气候恶劣，科伦坡港被厚重的云层覆盖，日军的轰炸精度大打折扣，英军损失不算很大。

11时28分，南云收到了渊田发自前线的报告：第一轮空袭结束，港内尚存各种船只20余艘，地面少数防空火力尚未摧毁，仍有零星敌机升空抵抗。渊田建议实施第二轮打击。鉴于港内并未发现英军主力作战舰艇，渊田提出尽快派出侦察机，寻找不知所终的英军东方舰队主力。

南云立即采纳了渊田的建议，下令“利根”号重巡洋舰的侦察机立即出发，寻找敌军舰队的下落。南云并未按近藤的指示将攻击力量悉数派出。为防止英军舰队的突然袭击，在派出“赤城”号、“飞龙”号、“苍龙”号三艘航母的鱼雷机、轰炸机的同时，他有意将“翔鹤”号、“瑞鹤”号的鱼雷机留下来，其预想打击目标就是萨默威尔的东方舰队。

对渊田提出实施第二波攻击的建议，南云也表示赞同，他紧急下令后勤人员为返航的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飞机加油挂弹，同时命令第五航空战队部分已挂装鱼雷预备对舰攻击的鱼雷机换装250公斤炸弹，一起参与对科伦坡的第二波空袭。“瑞鹤”号、“翔鹤”号甲板上瞬间忙碌起来，后勤人员手忙脚乱地为鱼雷机卸下鱼雷换装炸弹。

渊田搜索敌主力舰队的建议果然有效。13时整，“利根”号1号侦察机发回了第一封紧急电报：“北纬3度1分，东经77度58分，发现敌重巡洋舰2艘。出发点锡兰方位268度、150海里处，航向160度，航速20节。”

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南云吓了一跳，他立即下令“利根”号和“筑摩”号再弹射两架侦察机，前往第一架侦察机发现敌舰的海域，与那架侦察机保持联系并随时发回新的消息。

攻击战舰效能最高的是鱼雷。可南云事先预备的鱼雷机已有一部分卸下鱼雷换装了炸弹。南云当机立断，下令将第五战队已改挂炸弹的飞机再次换装鱼雷！

此时渊田第一攻击波中的鱼雷机群也已安全返航。南云命令这些鱼雷机也立即挂装鱼雷。13时23分，南云下令第二攻击波做好出击准备，13时30分发起攻击。可第五战队原忠一发来信息，鱼雷换装至少要到16时才能完成。

南云面临痛苦的抉择。如果等第五战队完成鱼雷换装，敌舰可能已经驶出有效的攻击范围。但仅用炸弹去攻击敌军重巡洋舰，将很难收到理想效果。“赤城”号甲板上乱作一团，半小时后，只有渊田率领的18架鱼雷机勉强做好了准备。

一直倡导东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一死战的渊田对此次印度洋作战毫无兴趣，此时只有他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渊田适时提醒南云，与其等待鱼雷机换装浪费时间，不如先派出俯冲轰炸机前往攻击，总比这样干等着强。

13时50分，“阿武隈”号轻巡洋舰的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发现敌驱逐舰2艘，锡兰方位250度、200海里处。附近没有发现其他敌人舰只。”

“赤城”号的舰桥上乱上加乱。到底是巡洋舰还是驱逐舰？两架侦察机发现的是不是同一个目标？南云下令“阿武隈”号舰长联系侦察机进一步核实情报，同时在14时27分断然下达了攻击命令：“攻击机队15时出发，攻击目标敌重巡洋舰，进击航向225度，敌航向200度，航速24节。”

14时49分，“赤城”号17架俯冲轰炸机率先离舰。

14时59分，“飞龙”号18架俯冲轰炸机随后离舰。

15时03分，“苍龙”号18架俯冲轰炸机最后离舰。

由于刚空袭科伦坡归来不久，渊田并未参加此次攻击。担任53架轰炸机编队空中指挥的是“苍龙”号飞行队长江草隆繁。江草在日本海军航空兵中有着“舰上爆击机之神”的美誉。

14时47分，“利根”号2号侦察机再次发回报告：“发现敌巡洋舰2艘，出发点锡兰方位235度、158海里处，航向200度，速度26节。14时45分。”这一位置与此前1号侦察机发回的位置基本一致。

“利根”号上，舰长冈田为次清楚地看到攻击队群已经出发，为保证2号机发回的信息准确无误，冈田严令侦察机再次确认舰型。2号机迅速回电：“敌巡洋舰为‘肯特’型，我于敌巡洋舰附近视认，视界20海里。15时45分。”——连型号都报出来了，这回肯定不会错了。

两份电报迅速传给“赤城”号。由于第一、第二航空战队3艘航母的轰炸机已经出发，南云就给第五航空战队补发了命令：“敌巡洋舰为‘肯特’型，第五航空战队出动鱼雷机和轰炸机各半数以攻击之。”可惜等“翔鹤”号、“瑞鹤”号17时出发的攻击机群到达战场时，那里一切都结束了。

被日军侦察机发现的两艘英战舰，正是之前匆匆出港，欲与萨默威尔主力舰队会合的“多塞特郡”号和“康沃尔”号。按照莱顿的指示，他们正高速驶往阿杜环礁，不幸在途中被日军发现。

两艘英军重巡洋舰同样发现了来自空中的敌人。情知不妙的“多塞特郡”号舰长艾加准将立即下令“航速提至最高”，试图尽快脱离日军的追击。1941年5月27日，在围剿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战斗中，正是“多塞特郡”号最后抵近射出的3条鱼雷导致那艘巨舰最终沉入海底，因此它多少也算是一艘立有战功的“名舰”。

15时54分，江草发回电报：“攻击机群发现敌舰。”和科伦坡阴云密布相反，两艘英舰上方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狡猾的江草并未盲目发起攻击，而是带领机群向着太阳的方向飞去，准备飞出一段距离后转身背阳发起进攻，将敌舰防空火力的威胁降低到最低限度。

16时38分，伴随着英舰密集的高射炮火，江草率“苍龙”号和“赤城”号的轰炸机开始对“多塞特郡”号发起了俯冲攻击，“飞龙”号的轰炸机则负责对付“康沃尔”号。日军轰炸机以3架编队依次攻击。南云、草鹿听到了江草和飞行员之间的对话：

“发现敌舰！”

“准备攻击！”

“一航战，目标一号舰；二航战，目标二号舰！”

有片刻时间里无线电没有通话，很快对话声再度传出：

“一号舰停车，漂在水上，大倾斜。”

“二号舰起火。”

“一号舰沉没。”

“二号舰沉没。”

“舰上爆击机之神”果真名不虚传！江草投下的第一颗炸弹准确命中了“多塞特郡”号的舰桥后方，接下来该舰舰体中部连续中弹。仅仅13分钟，这艘满载排水量13420吨的重巡洋舰就在海面上完全消失。“康沃尔”号境况稍好一点儿，也不过多坚持了5分钟而已。日军攻击机群毫发无损。

53架轰炸机中，有1架未能完成投弹动作，其余52架投弹成功。“多塞特郡”号被31颗炸弹命中，“康沃尔”号被命中15颗。日军俯冲轰炸的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88％。

海上到处漂满了幸存的英国水兵。当晚18时52分，一架英军侦察机发现了海面上的幸存者，这两艘重巡洋舰的悲惨遭遇才为萨默威尔所知。整整30个小时之后，在舰载机的引导下，英军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来到这一海域，救起了包括艾加准将在内的1112名水兵。包括“康沃尔”号舰长奥古斯·琼斯上校在内的29名军官和395名士兵阵亡。自始至终，两舰上的雷达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对两艘万吨级的重巡洋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干脆利落地击沉，丘吉尔除了惊讶，只有沮丧：“日本海军航空战术的成功与力量极其可怕。在暹罗湾内，我方两艘第一流的战舰只在数分钟内就被鱼雷机击沉了。现在两艘重要的巡洋舰又为完全不同的空中攻击方式——俯冲轰炸所击沉。在地中海，我们在与德国和意大利空军的全部交战中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东方舰队而言，留在锡兰附近纯粹是自取灭亡。”

当天战斗并未随着两艘英军巡洋舰的沉没而结束。19时09分，日舰瞭望哨突然发现2架英军“剑鱼式”飞机快速袭来，“飞龙”号6架零式战斗机立即前往截击，迅速将其中一架击落，另一架不敢恋战，转身逃逸。

虽然主力航母并未遭到攻击，但敌机突然出现在舰队上空，担任护卫的零式战斗机竟丝毫未能察觉，这似乎不是什么好兆头。所幸来袭的英机只有2架，万一敌机蜂拥而至呢？开战以来，这是南云舰队第一次遭遇这样的险情。由于并未造成损失，这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攻击也就被完全忽视。

南云的失误不仅仅在此，他至少有两次机会去发现英军的主力舰队。第一次是发现两艘巡洋舰时。茫茫大海上突然冒出来两艘孤零零的巡洋舰，往往预示着它的附近应该还存在着敌军的大型舰队。倘若南云下令侦察机朝着它们航行的方向进行搜索，就会很快发现英军的主力舰队，一场白昼间的航母对决将隆重上演，锡兰海战将夺走珊瑚海海战史上第一次航母对决的光荣称号。况且双方真的干起来，只会给南云舰队增添新的光环。

第二次机会出现在16时。“翔鹤”号和“瑞鹤”号航母的观察哨都发现了英军的舰载双翼侦察机，并且在作战日志里写下了“附近可能有敌人航母”的记录。但南云并未派出侦察机进一步核实。

南云对击沉两艘英军重巡洋舰的战绩颇感满意。出于安全考虑，他无意在此继续逗留，决定将舰队撤至英军陆基攻击机的攻击范围之外。他命令舰队转向东南，退到距锡兰700公里以外的海域，然后再转向东，最后转向东北，准备攻击锡兰另一个军港亭可马里。

世界第三赶跑了世界第一

4月4日傍晚，正在阿杜环礁进行补给的萨默威尔接到了侦察机上发出的“发现日军舰队”的消息。此时他的A分队正在加油，B分队还在排队等候。要等两支舰队完成补给至少要到第二天清晨7时。

当天晚上连夜出击偷袭日军舰队肯定来不及了，这时的萨默威尔可以说是进退两难。犹豫再三，他还是决定先加完油再说，总不能不吃饭就上阵打仗吧。如果赶得快的话，他仍有机会在日军舰队撤离时发起袭击。于是萨默威尔决定，A分队补给完之后在午夜起锚，B分队加完油后立即跟上。如果运气好的话，他的舰队在5日夜晚还是有机会去敲打一下远道而来的日本人。

两艘巡洋舰接受日军弹雨洗礼的时候，萨默威尔的A分队就在战场西方280公里处。“厌战”号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大量光点，那正是江草率领的攻击机群。

根据幸存者后来的回忆，就在“厌战”号的雷达发现日军机群时，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的“多塞特郡”号打破了无线电静默，拼命向主力舰队发出了呼救信号。后来萨默威尔回忆说，他从未收到过“多塞特郡”号发出的求救信号。事实上如果他收到求救信号并派出舰载机前往救援的话，南云很快就会发现他的行踪以及跟在他后边的B分队，一场航母对决将提前上演，东方舰队很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但如果他收到了信号不去救援，对官兵士气将会造成重大打击，也势必背上道义上的罪责，进而影响皇家海军的声誉。

在两艘巡洋舰沉没两个小时之后，A分队的一架侦察机发现了巡洋舰上的幸存者。萨默威尔立即意识到，敌人就在附近，很可能彼此都在对方的攻击半径之内。他再也不敢往前走了，上将判断日军舰队肯定会尾随两艘英舰追杀过来，那样他就不得不在大白天与敌决斗。A分队打不过还可以撒丫子逃跑，可身后的那支“棺材舰队”连跑都跑不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萨默威尔立即下达了南撤的命令。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难听一点儿就是人也不救了，先逃跑保命要紧。

夜幕降临，萨默威尔的胆子也逐渐变大。他下令“不屈”号和“可畏”号派出侦察机，认真搜索东面300公里的海域，所有航母舰载机都做好了出击攻敌的准备。同时他命令B分队速速前来会合。

对萨默威尔的做法，B分队指挥官威利斯中将并不赞同，他认为上司的做法太过冒险。即使能够在暗夜里袭击成功，也很难将日军航母一网打尽。一旦黎明来临，发起反攻的日军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把英军的全部舰船送入海底。但在那个夜晚，出现在“厌战”号雷达屏幕上的一直是跟在他们后边的“棺材部队”，侦察机也未发回任何发现敌舰的消息。事后威利斯对此感到非常庆幸。

可怕的白昼再次来临。萨默威尔判断南云很可能已经发现了阿杜环礁的秘密基地，并悄悄前往那里埋伏等他上钩。锡兰不能回，阿杜环礁也不敢去，他索性下令舰队向东行驶，去拯救那两艘巡洋舰上的幸存者，然后重新等待黑夜来临。只有到了晚上，他才有些许成功的可能。

驻守科伦坡的莱顿上将也在密切关注着东方舰队的动向。和威利斯一样，他对萨默威尔的冒险做法感到担忧。但他了解萨默威尔的性格以及皇家海军的传统，就算实力远远不如对手，若要他不去尝试攻击就悄无声息地溜走，对萨默威尔本人以及皇家海军来说简直就是耻辱，以后哪里还有脸在江湖上混？两人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无法直接向对方下令。思忖再三，莱顿向伦敦海军部致电，表达了对强大的日军舰队可能毁灭整个东方舰队的担忧。莱顿知道，萨默威尔肯定也能收到他的电报。他希望自己的建议能够帮助萨默威尔在关键时刻做出慎重决定。

萨默威尔果真收到了莱顿的电报。手中的牌本来就不行，现在连莱顿都认为打不过人家，他自己也觉得死扛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就这样跑掉又心有不甘，萨默威尔的确有点儿进退两难。

不只莱顿，伦敦的丘吉尔也在时刻为东方舰队的命运担忧。此时他对日本人的攻击力已经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在讨论“Z舰队”的去向时，大家因为夜深，决定随后再说，但就在第二天早上，那支舰队就不存在了。现在他可不愿拿宝贵的战列舰和航母与占绝对优势的日本人死拼，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在他的授意下，4月6日下午，萨默威尔接到了海军大臣庞德发来的电令：“在敌军大规模空袭或海面攻击之下，锡兰各个基地都不安全，在阿杜环礁更不安全。R级战列舰尤其应当尽快撤离危险地区。”这一电报由号称海军第一强国的英国海军大臣亲自发出，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

接到电令的萨默威尔正好顺坡下驴。黄昏时分，他下令舰队向西北方向撤退，从阿杜环礁以北240公里处通过了马尔代夫群岛。4月8日11时，当东方舰队再次冒险返回阿杜环礁加油时，海军部的第二封电报到了。庞德告诉萨默威尔，尽快将几艘R级战列舰撤离，并明确指示将它们撤到3600公里之外的非洲东海岸。萨默威尔复电表示同意，随后B分队就以为运输船队护航为名一口气撤到了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的蒙巴萨。

因为感觉到阿杜环礁已不安全，萨默威尔决定带A分队前往孟买。伦敦对这支舰队的安全始终揪心。两星期之后，海军部的新电令又到了。萨默威尔按指示带着A分队去了蒙巴萨的基林迪尼，英国海军彻底放弃了印度洋。

师父被自己曾经的徒弟彻底击败。在世界第三面前，昔日的世界第一选择了“安静地走开”，而不是“勇敢地留下来”。值得欣慰的是，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萨默威尔没有选择蛮干，而是以避战来保存实力，才没有重蹈菲利普斯在马来海战中的覆辙。

对不远处海面上发生的一切，南云显然一无所知，他对击沉两艘巡洋舰的战绩相当满意。出于对不知所终的英军航母的恐惧及完全不知晓阿杜环礁的存在，他的舰队从未继续向西移动。南云下令向东南方向撤退，正好与萨默威尔的撤退方向相反，两支舰队渐行渐远，因此英军侦察机未能发现敌人。小心翼翼的南云舰队围着锡兰兜了个830公里的大圈子，悄悄向下一个目标亭可马里逼近。

4月8日18时20分，“阿武隈”号的水上侦察机在舰队260度方向、35公里之外再次遭遇一架英军“卡塔琳娜”侦察机。此时恰好暴雨来临，这架英机成功从日军零式战斗机的视野中消失。英机迅速发回急电：“发现敌战列舰3艘，航空母舰1艘，锡兰90度260海里处，航向350度，19时。”和之前在科伦坡的情况类似，南云试图偷袭亭可马里的意图再次落空。

接到敌情报告的莱顿判断，日军袭击的目标可能是亭可马里，或者是印度东海岸的马德拉斯。自身难保的萨默威尔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莱顿只好下令港内船只连夜疏散。之前仓促回港的“竞技神”号航母也在“吸血鬼”号驱逐舰的护卫下紧急出港，躲向南方海域。

南云的攻击目标是亭可马里。4月9日6时45分，“利根”号冈田舰长下令弹飞了一架侦察机，对亭可马里基地进行侦察。7时25分，侦察机发回报告：“港内大部分舰只已经疏散。”可南云不想这样空手就走，依然下达了攻击命令。

由于舰队行踪头一天已经暴露，南云并不奢望能在港内捕捉到英军的水面舰艇，因此参加第一波攻击的战机全部挂装炸弹，攻击目标为军工厂、兵营、高射炮阵地、机场等地面设施。由于俯冲轰炸机在打击两艘巡洋舰的战斗中的表现优异，南云决定保留全部俯冲轰炸机用于第二波进攻。9时，91架挂装炸弹的鱼雷机在41架战斗机的护航下起飞编队，带头大哥依然是渊田美津雄。

英军的疏散相当成功，当夜众多船只便火速驶离了港口。9时30分，位于亭可马里的英军雷达侦测到东方145公里外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机群——基地包括东方舰队的所有飞机加起来也没那么多，那无疑是日本人。凄厉的警报立即拉响，基地能飞起来的23架战机迅速升空，前往迎击渊田美津雄的攻击机群。

质量、数量都与对手存在巨大差距，冒死迎战的英军战机瞬间就被击落9架。借此机会，日军鱼雷机开始对英军的地面目标实施狂轰滥炸，13架正在修理和组装的英军轰炸机被击毁在地面上。实力差距导致整个攻击过程显得寡然无味。“就好像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烟火表演。”后来一名日军飞行员回忆。

返航途中，渊田意外收到了“榛名”号3号侦察机发出的电报：“发现敌航母1艘，驱逐舰2艘，锡兰方位250度、155海里处。10时55分。”

前一天晚上，接到命令的“竞技神”号航母迅速离港南下躲避。由于出发仓促，没来得及带上那可怜的12架飞机，“竞技神”号等于未战先自我解除了武装。行驶到亭可马里以南160公里的海域时，接到了日军空袭结束的消息，这艘航母于是开始返航，不料在离港还有120公里的海域被日军侦察机成功捕捉到。

发现敌军航母的消息让南云既紧张又兴奋——这是开战以来机动部队第一次发现敌人的航母。“赤城”号的甲板上顿时忙碌起来，11时，南云下令：“轰炸机队及战斗机做好出发准备，攻击敌军航空母舰。”

11时20分，“榛名”号的2号侦察机再次发回消息：“发现敌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其实2号侦察机发现的并不是巡洋舰，而是“竞技神”号不远处的一艘哨戒艇和两艘货轮，它们也是紧急出港进行躲避的。就在此时，“赤城”号的瞭望哨突然惊呼道：“敌机！敌机！注意防空！”

这是英国人在本次战役中的唯一机会。先前科伦坡遭到攻击时，英军轰炸机并没有找到出手的机会，这次他们终于寻隙找到了南云舰队。没有雷达的南云舰队并未发现不断接近的英军轰炸机。9架“布伦海姆”轻型轰炸机从云层中突然杀出，在3000米高空对“赤城”号和邻近的“利根”号实施了水平轰炸。英机来得太过突然，以至于在低空巡逻的20架零式战斗机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这是开战以来日军航母第一次遭遇来自空中的轰炸。

可惜英军飞行员技术实在太差，扔下的炸弹无一命中。日军防空炮火随即打响，担任空中掩护的零式战斗机立即拉起迎战，4架英机瞬间被击落，剩余5架带伤落荒而逃。

之前在科伦坡，零式战斗机没能防住那两架“剑鱼”，这次又漏掉了9架“布伦海姆”。由此看来，日军航母上空的漏洞不是一般的大！“赤城”号甲板上停满了已加油挂弹的战机，一旦有一颗炸弹命中目标，势必引起一连串连环爆炸。

南云侥幸逃过一劫。他迅速下达了作战命令：轰炸机立即出击，攻击敌军航母！11时43分，85架俯冲轰炸机——“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各18架，“赤城”号17架，“瑞鹤”号14架——迅速升空，在“赤城”号、“苍龙”号、“飞龙”号各3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快速飞向发现英军航母的海域。随后由板谷茂率领的战斗机群也加入了护航的行列。日本人显然多虑了，“竞技神”号甲板上空空如也，连一架舰载机都没有，所谓的空中掩护根本就用不上。

空中指挥是江草隆繁。刚刚返回母舰的渊田并未参加这次攻击。他特意叮嘱珍珠港之战的冒失鬼高桥赫一要密切配合江草的进攻。

9时30分，英军基地的海军无线监听站截获了日军的通信信号，知晓“竞技神”号航母已被敌人发现，莱顿立即派出仅存的8架战斗机前往护卫。由于通信线路在刚刚结束的空袭中遭到损毁，命令无法及时下达，拖了一个小时战机才得以升空。这段时间足够日军收拾掉“竞技神”号了，况且区区8架战斗机就是到了战场也无济于事。

相比“赤城”号刚才的惊悚一刻，“竞技神”号的运气就差多了。13时35分，江草的机群追上了这艘孤立无援的英军航母。毫无悬念的攻击随之展开。英军幸存军官唐纳德·罗伯茨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攻击进行得很完美、很残酷、很果敢，看起来就像在进行分列式练习一样。攻击机以3架为一组进行俯冲，借着太阳的掩护直接轰炸船只右舷。敌机看起来肆无忌惮，他们朝着我方军舰直接俯冲下来，几乎贴着舰桥的桅杆飞过去，我甚至看到一颗炸弹就从我的头顶飞了过去，在我前方不远的地方落下，而后直接穿透甲板进入舱内。我从左舷跳入海中，然后在水中奋力游动”。

形势对英军无疑是绝望的。日军共向“竞技神”号投弹45颗，其中37颗命中目标，这艘年事已高的航母很快就消失在海面上，舰长昂斯洛上校以下307人阵亡。“吸血鬼”号也被命中13颗炸弹，弹药舱被引爆。13时55分，海面上已经没有了这两艘英舰的身影。

那些没有机会扔下炸弹的日军轰炸机只好将气撒在别人身上。附近海域的英军护卫舰“蜀葵”号、海军勤务船“亚瑟斯通”号、油船“不列颠中士”号、挪威商船“挪威人”号就此遭殃，他们被日机像投弹训练一样一一击沉。日机撤走之后，澳大利亚医疗船“维特”号来到了这一海域，救起了590名幸存者。

14时47分，返航的日军机群遇到了袭击“赤城”号未果而幸存的5架“布伦海姆”轰炸机，“飞龙”号和“瑞鹤”号的战斗机又合力干下来2架。15时15分到15时40分，8架来护卫“竞技神”号的英军战斗机试图攻击掉队的日军轰炸机。日军在小规模空战中损失4架，英机损失2架。

前文提到，美军第一艘航母“兰利”号已经战沉于爪哇海，此时英军第一艘航母“竞技神”号也步了“兰利”号的后尘，而日军的第一艘航母“凤翔”号竟然活到了战后，一直到1947年才被解体。打赢战争的舰沉了，打输的最后反倒保留下来，似乎颇具戏剧性。

就在南云舰队在印度洋上大打出手之际，由小泽治三郎率领的南遣舰队兵分三路冲进了孟加拉湾。短短5天之内，小泽舰队击沉盟军各类船只23艘，日军第二潜艇战队的6艘潜艇也趁火打劫，在印度西海岸击沉击伤盟军货船9艘。加上南云舰队的战绩，日本海军在印度洋作战中共击沉盟军舰船11.6万吨。英军在孟加拉湾的航运完全停止，从而加速了缅甸的陷落。

空袭亭可马里并击沉“竞技神”号之后，南云舰队掉头向东扬长而去。这又是一次半途而废的战斗，南云再次错失歼灭英军东方舰队的机会。机动舰队就这样在印度洋上打了一次酱油，浪费的是宝贵的时间。随着南云舰队返航，小泽舰队也于4月11日返回新加坡。

南云回撤太平洋的原因并不复杂。由于兵力不足，日本陆军并无攻占锡兰和印度的计划，英国东方舰队已远撤非洲，南云舰队留在印度洋也无事可干。此时在东京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山本的中途岛作战已经得到了军令部的初步认可。执行这一作战的主力无疑仍是南云舰队。他们必须尽快赶回太平洋，执行他们早该执行的任务。

从驶出单冠湾开始，南云舰队已整整行驶了8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转了两圈，取得了一系列貌似辉煌的战绩。现在受损的舰只需要修理，损失的战机和飞行员也需要补充，南云认为是该回家歇歇的时候了。4月16日，这支舰队穿过了马六甲海峡。

此时东京大本营已经启动了侵占莫尔兹比港的“MO作战”，仅靠井上成美的第四舰队是远远不够的。返航途中的南云接到电令，第五航空战队“瑞鹤”号、“翔鹤”号暂不回家，转向特鲁克军港支援第四舰队的“MO作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南云舰队在锡兰海战中曾两次遭遇突发的危险，却并未引起南云、草鹿、渊田、源田等人的重视，轻易取得的胜利掩盖了所有缺陷，如机动部队防御空中打击的能力不足，担负空中掩护的战斗机调配不合理等。对此发生警觉的反倒是一个局外人，他就是南遣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小泽针对战役中出现的突发事件，详细计算了鱼雷更换炸弹所需的时间，并就其他潜在危险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提交了特别报告。

可惜“胜利病”的蔓延使几乎所有人都未将此看在眼里，只有黑岛首席参谋给予了一些关注，也并未提出具体改进意见。其他再也没人认为这次作战存在什么问题。开战以来，上帝一直眷顾着日本人，但他永远不会只对一个人微笑，况且日本人属于邪恶的那部分。现在连他老人家都对南云舰队的胜利感到腻味了。可善良的上帝在准备抛弃他们时，还利用并不起眼的锡兰海战给他们两次明显的暗示。高傲的日本人对这些善意的提醒视而不见，最终酿成中途岛的大败。

尽管被人家打得头都不敢露，但英国人还是宣称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因为锡兰并未被日军占领，东方舰队也基本保存了实力。他们解释日本人之所以撤退，是因为在锡兰海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丘吉尔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卷土重来，随后向锡兰调去了3个师。但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日本人同样宣称取得了“辉煌胜利”，因为他们击沉了敌人大量舰只，还迫使英国人放弃了印度洋——似乎他们的理由更充分一点儿。这样，英国人至少不会在海上给缅甸和苏门答腊带来任何麻烦了。

东方舰队撤出印度洋之后，沮丧的丘吉尔多次致电罗斯福，缅甸和印度正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他建议美国太平洋舰队能够派出主力舰只和萨默威尔合兵一处，“威胁一下猖狂的日本人”，或者在西太平洋发动攻势将日本人从印度洋引开。美国新任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对此毫无兴趣。罗斯福告诉丘吉尔，美国目前在太平洋也只是干些打了就跑的活儿，只能增派一些轰炸机去加强印度的防御。

罗斯福未向丘吉尔做出任何暗示，由他亲自授意组织的一项秘密反击行动已箭在弦上——历史上称这次行动叫“杜立特空袭”。

第五章　杜立特空袭

舰队来了新掌门

19世纪中期，在得克萨斯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一位名叫查尔斯·亨利的德国移民在宽阔的大街上盖起了一个土坯房小旅店。由于一些农牧场主、军人和西部拓荒者经常光顾，小旅店生意颇为兴隆，亨利不久就扩大了营业门面。老人自幼热爱大海，就给旅馆增添了船篷一样的门框，还增设了一个高高的船桅。远看上去，旅馆就像行驶在大海上的一艘船，人们形象地叫它“轮船旅店”。

由于早年有过海上经历，健谈、豪爽且爱好吹牛的亨利爷爷经常会喋喋不休地向住宿客人、邻居和孩子们讲述他小时候海上经历的有趣事儿，听起来好像他当过船长似的。在回忆起大海的恐怖时，他多次摇头向大家表示，再也不愿出海去航行了。“我讨厌海，”亨利露出严肃的表情，“一旦你厌恶了海，你就不能去海上旅行。大海要惩罚你，会把你一口吞下去的。”

但亨利爷爷似乎马上忘掉了刚刚讲过的故事，当他再次表示对海的热爱和向往时，往往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每当此时，健忘的爷爷就会不好意思地自嘲：“我乞求上帝饶恕，答应将我的一个孙子献给海洋，去当一名海军上将。”

亨利爷爷有4个儿子。其中沉默寡言的伯纳德身体最差，患有严重的肺病和风湿性心脏病，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无疑是致命的。医生劝告伯纳德不要结婚，但他还是执着地爱上了屠夫亨利·亨克美丽的女儿安娜。安娜在她12个兄弟姐妹中居长，大姐的责任心使她宽容而富有爱心。追求她的年轻人很多，但她最终还是同害羞的伯纳德订了婚。1884年3月，两人喜结连理，当时伯纳德29岁，安娜20岁。仅仅5个月后，可怜的安娜就成了小寡妇，当时她已经有了身孕。

1885年2月24日，安娜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和他父亲一样有着浅黄色的头发。她给儿子取名切斯特·威廉。这个男婴长大后加入了美国海军，他就是二战时期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亨利爷爷的一句戏言最终变成了现实。

由于是遗腹子，切斯特从小就缺乏父爱。幼年时期，和他感情最深的人无疑是母亲和那位热爱大海的爷爷。后来尼米兹在回忆起祖父时，感慨地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但我有一个白胡子好爷爷，我常常瞪大眼睛，听他讲述青年时代在德国商船上的传奇故事。爷爷常说，大海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严厉的考官，对付它的最好办法是刻苦学习，努力工作，遇事不必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时他的叔叔威利在马萨诸塞州获得大学学位后回到了家。他可能是整个弗雷德里克斯堡最有学问的人了。威利向寡居的嫂嫂求婚，1890年圣诞节，他们结婚了，切斯特不用改姓就有了一个新父亲。

相比麦克阿瑟或山本五十六，尼米兹的少年时代可谓平淡无奇。家境贫寒的他很小就学会了帮助母亲揉面做面包。从8岁起，他就开始在舅舅经营的肉店担负起一份送肉的工作，估计和今天的外卖差不多。每周1美元的工资对家庭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大一点儿之后，他开始放学后到姑母经营的旅馆帮忙，帮助修理草坪、耙草、劈柴，为10多个炉子和壁炉生火，人手不够的时候他也会站柜台，往往熬到旅店打烊。姑母除了提供食宿，还付给他每月15美元。

贫困的山区生活培养了切斯特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而得克萨斯人淳朴、豪爽的民风又造就了他乐观开朗的性格。少年尼米兹心中始终有一种要冲破命运樊篱，去成就一番事业的渴望。他不愿就此困于封闭狭小的山乡，而希望离开家乡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纵横驰骋。

是金子终究会发光。15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陆军中尉克鲁克香克、韦斯特维尔特投宿于他工作的旅馆，他们的翩翩风度深深吸引了少年尼米兹。他因此满怀希望地写信给国会议员詹姆斯·卢瑟·斯雷登，请他推荐自己去西点军校就读。但斯雷登说，他为陆军学校推荐学员的名额已满，同时告诉少年，今后他也不可能获得类似机会。理由是他的选区有好几个军营，许多军人子弟都排队等着呢，他们将获得优先推荐的机会。看着这个腼腆害羞的孩子，好心的议员还是为少年打开了另一扇窗：“如果我推荐你去海军军官学院，你愿意吗？”

切斯特过去全然没有听说过海军军官军院。失望之余，少年还是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回答说“我愿意”。正是由于议员的善心和灵机一动，改变了半个世纪之后的历史。

1901年4月，16岁的尼米兹在当地海军军官学院的招生考试中名列第一。7月，他跟随议员到了安纳波利斯，为参加8月举行的全国考试做最后准备。两个月后，小伙子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1901年9月7日，尼米兹正式宣誓成为海军军官学院学员。此时正是美国海军的复兴时期，他的班上有131名学员，是1845年建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班。

和日本海军将领大多有着“海兵”和“海大”的经历类似，二战期间美国大多数海军将领都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较著名的有欧内斯特·金、派伊、哈尔西、斯塔克、金梅尔、英格索尔、戈姆利、弗莱彻、斯普鲁恩斯、金凯德、特纳等，他们都是尼米兹的师兄或师弟。

1905年1月30日，尼米兹顺利从海军学院毕业，在114名毕业生中名列第七。排名第四的罗亚尔·英格索尔在尼米兹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第二天被任命为大西洋舰队司令官。他们这期学员中，最终晋升海军少将以上军衔的多达16人。

回得克萨斯老家短期休假后，尼米兹前往旧金山的“俄亥俄”号战列舰上服役。这艘战列舰排水量12000吨，最大航速17节，舰长莱维特·洛根上校是海军学院1867年的毕业生。上舰不久，尼米兹就随这艘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向远东进发。

恰好当时日本在与俄国人的战争中获胜。在明治天皇举办的庆功晚宴上，初出茅庐的尼米兹邂逅了当时如日中天的东乡平八郎。22岁的小伙儿竟破例拦截东乡向他敬酒，东乡也愉快接受了邀请。这段经历给青年尼米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们后来一直未再见面，但很多年后尼米兹对这一场景依然记忆犹新。此节在老酒《太平洋战争》第一部“日俄战争”一章中已有描述。

1907年1月31日，尼米兹晋升海军少尉，不久就出任小型炮艇“帕奈”号艇长，同时负责棉兰老岛波洛克的一个海军站，那里驻有22名海军陆战队员。不久，基地司令哈里斯少将突然调他到驱逐舰“德凯特”号上主持工作。22岁的海军少尉担任驱逐舰舰长，创下了美国海军的历史纪录。他的同学中，斯普鲁恩斯首次担任这一职务是26岁，哈尔西30岁，金36岁。

意外很快出现。1908年7月7日，由于疏忽大意，“德凯特”号在进入马尼拉湾南面的八打雁时不慎搁浅。直到第二天清晨，一艘小汽艇才把驱逐舰从沙滩拉入深海。少尉尼米兹如实上报了此事，并以“在执行任务中犯有失职罪”被传讯到“丹佛”号巡洋舰上受审。鉴于当时八打雁地区海图不明，尼米兹是主动交代且是初犯，法庭减轻了他的罪行。法官认为，尼米兹虽有过错，但仅仅是“疏于职守”，决定由“美国驻菲律宾海军司令给予当众警告处分”。

虽然因此丢掉了舰长职务，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少尉的前程。一年半后，尼米兹由少尉直接晋升海军上尉。30年后，他还将从海军少将直接晋升为海军上将，有关“中”的军衔他只干过中校。这点似乎还不如老酒，咱自封海军预备役中尉而且终身，可这一军衔尼米兹一天都没任过。

1909年1月，他被调到潜艇第一支队任职，对此尼米兹颇感失望。当时潜艇还属于新生事物，在大家眼中是一种非驴非马的怪玩意儿，在潜艇上服役往往预示着前途的暗淡无光。不过尼米兹还是尽力摆脱失望情绪，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中去。他相信无论多么乏味的工作，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在此期间，他试图对潜艇的动力系统进行改造，主张用柴油发动机代替汽油发动机。由于刻苦钻研技术，他成为公认的柴油发动机技术方面的权威，还因此获得了到德国学习发动机技术的机会。

1913年4月9日，尼米兹与凯瑟琳·弗里曼结为夫妇，两人共育有4个子女。和凯瑟琳的结合颇具戏剧性，他本来是去和凯瑟琳25岁的姐姐伊丽莎白约会的，那时候是1911年。没想到当时姐姐恰好不在，在桥牌桌上，他邂逅了19岁的妹妹。当时牌桌上“三缺一”，这个19岁且不喜欢桥牌的姑娘被临时拉去凑数。两人就此一见钟情，他从姑娘身上看到了母亲的特征。不动声色的凯瑟琳也在悄悄留意着尼米兹，后来她回忆说：“我仔细端详了这位年轻先生，心想他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男子。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眉清目秀，笑容和蔼可亲。”

当时美国柴油发动机需求量很大。那些制造商很快发现，年轻的尼米兹上尉很可能成为美国海军中最负盛名的柴油机专家。美国最大的柴油机制造商派人诱劝尼米兹离开海军，到他们公司任职。当时尼米兹在海军的月薪是240美元加48美元房租补贴，这家公司给他开出了25000美元的年薪，一次签5年合同。公司同时指出，钱不是问题，尼米兹可以随意开价，签10年合同就给年薪40000美元。对此尼米兹回答道：“不，谢谢您，我不想离开海军。”

1916年8月，已届而立之年的尼米兹晋升海军少校。翌年8月，他被任命为大西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塞缪尔·罗比森上校的工程副官。其间，他还在海军作战部短期履职，成为潜艇设计委员会的高级成员，随后出任“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副舰长。在华盛顿短短6个月的工作时间里，尼米兹已经崭露头角。

1920年6月，尼米兹奉命去珍珠港，利用一战时期的报废物资修建一座潜艇基地。他的工作受到了当地指挥官的不少刁难。尼米兹用半拉半偷的手段搞到了足够的物资，成功完成了基地建设。很多年以后，他曾戏谑地告诉大家，珍珠港潜艇基地是他用偷来的物资建成的。当年年底基地落成时，尼米兹已晋升海军中校并成为基地指挥官。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20年后他会再次回到这里，担负整个太平洋舰队的指挥任务。

1922年春，尼米兹奉命前往海军军事学院进修，这是他迈向更高职务的重要一步。进修结束时，他接到了前往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上报到的命令，出任罗比森少将的副官、助理参谋长和战术官。同年10月，罗比森被任命为美国舰队司令，尼米兹继续留任原职。1927年9月，尼米兹晋升临时上校，翌年1月2日正式晋升上校军衔。

1931年6月17日，尼米兹被任命为圣迭戈驱逐舰基地司令官，那里有大约35艘退役的老驱逐舰。1933年夏天，他调任“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舰长。这是一艘传奇战舰，它的几任舰长都有着光明的前途。除了第三任舰长尼米兹外，第一任舰长詹姆斯·理查德森后来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和美国舰队总司令，未来大西洋舰队的司令官英格索尔曾是该舰的第二任舰长。

1935年4月，尼米兹出任美国海军航行局局长助理，局长是他的得克萨斯州老乡安德鲁斯少将。两人关系并不融洽，但由于安德鲁斯时常脱岗，尼米兹经常干的是局长的活儿。当时海军部长克劳德·斯旺森经常生病，尼米兹也曾多次代行他的职权。这些经历使尼米兹熟悉了海军部的很多工作细节，对他未来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尼米兹对未来的事物具有惊人的预见力，1938年在和儿子的一次谈话中，尼米兹说：“我确信，未来终有一天我们将同日本和德国打一场战争，战争将从残酷的突然袭击开始，美国军队将首先失利。到那时华盛顿方面将会对所有的海上指挥官反感。虽然那并非他们的错，但他们仍将被免去职务。我希望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并被委派到海上任职，那才是一条真正的晋升之路。”这次谈话距他成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只有3年时间。

1938年5月，尼米兹接到了新的任命。7月9日，他在圣迭戈出任第二巡洋舰分队的司令官，并在23日晋升临时海军少将。

正当事业一帆风顺之时，尼米兹患上疝气，不得不住院手术，并因此丢掉了巡洋舰分队司令官的职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病愈后的尼米兹意外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第一战列舰分队司令官的职务。1938年8月17日，他在长滩的新旗舰“亚利桑那”号上升起了将旗。1939年6月15日，尼米兹再次回到海军航行局，职务不是助理而是局长。虽然他一直希望当一名舰队指挥官，但当又一次被安排到机关工作时，尼米兹仍然能欣然接受且毫无怨言。

此时美国海军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着积极准备，海军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海军航行局的主要职责是征招和培训水兵，并将他们分配到各个部队服役，海军航海局长基本相当于人事局长。

1941年1月，因为对罗斯福将太平洋舰队前出至珍珠港的做法颇有微词，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被解除了司令官职务。当时罗斯福就有意让尼米兹接任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但他以资历太浅予以婉拒。尼米兹考虑在和平时期，越过50多位比他资深的军官出任这一要职将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况且在和儿子的谈话中，尼米兹明确提出，那支舰队在战争之初将受到意外打击，这个时候出任这一要职是不明智的。当儿子问他为什么选择待在岸上时，尼米兹说：“我相信一旦战争来临，我们可能毫无准备，海上指挥官会被免职，我希望成为接班的而不是被免职的。”

特别在得知好友赫斯本德·金梅尔少将也是候选人之一后，尼米兹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项任命——这可能是他一生最幸运的一次抉择。金梅尔越过了排在自己前面的31位军官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同时晋临时海军上将，并因珍珠港事件蒙受了一生的耻辱。

由于工作职责与实际作战并无必然联系，加上同样无法阅读“魔术”系统破译的情报，对远东战局，尼米兹和金梅尔一样判断有误。战争的到来毋庸置疑，尼米兹判断日军首先进攻的目标是新加坡。因为不在其位，判断错了也无关大局，这对他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1941年12月7日，尼米兹在家中正等着欣赏音乐会，突然传来了珍珠港遭袭的爆炸性消息。走出家门，他告诉夫人：“只有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2月16日，总统和海军部长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罗斯福告诉诺克斯：“让尼米兹去珍珠港，坚守岗位，战争不打赢就一直待在那儿。”

之前罗斯福对金梅尔并不熟悉，他认为这位将军只适合在和平年代掌军。历史很快将会证明罗斯福的慧眼识珠，他是根据自己对尼米兹的品质和才华的深刻了解做出这一选择的。在总统眼里，尼米兹具有政治家的预见力，他的知人善任、善于把握全局、包容和勇气将在这场战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总统的这一任命，海军内不服气的大有人在。早在1941年秋天，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就曾明确表示，一旦战争爆发，金将继续执掌大西洋舰队，尼米兹将指挥亚洲舰队，他心目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第一人选是自己的助手英格索尔。事实证明，在重大人事问题上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其他人还是少操心为妙，否则只会换来没面子。

即使在尼米兹已经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1942年2月，海军部长诺克斯还曾秘密组织了一个由9名现役或退役海军名宿组成的非官方遴选委员会，斯塔克和金也在其中且免选，委员会负责为总统选出40位“能力最强”的海军将领，条件是至少得到5票。3月9日，诺克斯向总统提交了人员名单：全票的一个都没有，哈尔西和罗伯特·戈姆利得到了8票，英格索尔、弗莱彻、菲奇、特纳、米切尔得了7票，得6票的有麦凯恩、利里、史密斯，德雷梅尔和西奥博尔德得5票。罗斯福的意中人尼米兹并未入选，就是说没能得够5票。同样落选的还有派伊、斯普鲁恩斯和金凯德。由此可见，罗斯福对尼米兹的任命是力排众议的。

匆匆赶回海军部后，诺克斯立即叫来了尼米兹。突如其来的战争使这位海军航行局局长忙得脚不沾地。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部长办公室时，根本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诺克斯并未像以往那样客气地请尼米兹落座，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够出发？”

疲惫不堪的尼米兹心不在焉：“那要看让我去什么地方，在那里待多久。”

“去珍珠港，指挥太平洋舰队。我想时间会很长，你将直接晋升海军上将。”

尼米兹闻言，大吃一惊。此时在他前边还有28位资历更深的将领，年初他就曾以这一原因婉拒过这一职务，没想到这么快就又来了，况且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想到自己将去接替一位倒霉的老朋友，尼米兹觉得有些难为情。但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不能含糊的，他立即意识到了肩上的重任。

回到家中，尼米兹发现凯瑟琳仍然躺在床上，她的感冒还没有好。他走进卧室，静静地坐在夫人身旁，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问道：“你还在发烧吗？”

似乎发现了丈夫满怀心事，尼米兹夫人回答：“不，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

“我，我就要成为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了。”

“你总是想去指挥太平洋舰队，认为那是最高的荣誉。”看着丈夫一脸烦恼的样子，凯瑟琳提醒道，“你不是一直在盼着这一天吗？”

“亲爱的，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不得不告诉你，那支舰队已经沉入海底了。”

消息迅速在家中传开。尼米兹的两个女儿小凯瑟琳、南希，还有儿媳琼一起围拢过来，大家兴奋地叫道：“爸爸要去珍珠港了！”

尼米兹拿出铅笔在一本便笺上写道：“这是一个重大的使命，我将全力以赴。”然后将便签上的字念给大家听。当本子传到小凯瑟琳手中时，她把这一页撕了下来：“我相信这就是历史，请另写一份吧。”

尼米兹重新写了一张，南希把它撕下来据为己有，接着儿媳琼也得到了一张同样内容的便笺。

1941年12月25日，一个让人无比压抑的圣诞节，美国太平洋舰队新任掌门尼米兹海军上将飞抵珍珠港，陪同他的只有副官哈尔·拉马尔海军中尉一人——老酒再次觉得自封海军中尉确实高了，尽管只是预备役。

当飞机在空中盘旋准备降落时，尼米兹透过暴雨向下俯瞰那一幅令人心碎的悲惨场景。作为主锚地的东海湾水面上覆盖着一层乌黑的燃油，“俄克拉何马”号和“犹他”号舰底朝天，旁边躺着一艘布雷舰。不远处的“内华达”号搁浅在沙滩上，“加利福尼亚”号、“西弗吉尼亚”号和“亚利桑那”号——那是他3年前的旗舰——已没入水中，只有舰身上部隐约可见，舰桅倾斜且熏得乌黑。

清晨7时，当飞机冲破黎明的晨雾在靠近福特岛的港口平稳着陆时，尼米兹开始低声吟唱道：“啊！回来吧，所有的信念！”

机门刚刚打开，一股由柴油、烧焦木头、变质油漆和腐臭尸体发出的混合气味一下子冲进了他的鼻孔。一艘满身油污的救生艇开了过来，着便服的尼米兹带着几分不悦跨进了污秽的船舱，他向前来迎接他的夏威夷海军航空兵司令帕特里克·贝林格少将、金梅尔的参谋长威廉·史密斯上校等人伸出了手臂：“我的名字叫尼米兹，得克萨斯人。”他试图通过此举来缓解刚见面时的紧张气氛，但显然未能成功。

简短寒暄之后，尼米兹立即转入了正题：“威克岛方面有什么消息？”当被告知援军已被召回且日本人已经登岛时，上将沉默良久，未说一句话。

大雨下个不停，几个人默默地站在那里，竭力不让雨水将衣服打湿。史密斯上校解释说，游弋在港口附近的船只打捞出许多泡胀后漂出海面的奇形怪状的尸体，这又引起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尼米兹告诉史密斯：“你回到办公室向华盛顿报告，我已经到了珍珠港。”然后回头凝视着东海湾喃喃地说，“看到这些舰艇如此景象，简直太可怕了。”

救生艇停靠在潜艇码头上，特赖恩上校带着尼米兹走向了一辆轿车，太平洋舰队代理司令官派伊中将早已等候在那里。看到新司令官来了，派伊顿觉肩上的压力轻了许多。之前关于他放弃对威克岛增援所引起的争议也该告一段落了。汽车载着两人在一幢美丽的房子前停下来。尼米兹问派伊“有没吃过早餐”，拜伊说已经吃过了。

“那么就请您陪我再吃一点儿吧，”尼米兹说，“看了那些景象之后，我真不愿意一个人单独吃饭。”

两人匆匆用过早餐，前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将军就到了，此时他只佩戴了两颗星，而不是以前的四颗。金梅尔脸上多少有些沮丧的样子，尼米兹为老朋友的情绪感到震惊，主动上前握住了金梅尔的手。“我很同情您，”尼米兹诚恳地说，“这样的事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的，我想请您留下来，我比过去任何时间都更需要您。”

利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的间隙，尼米兹对珍珠港基地进行了全面巡查。年轻时他曾在这里工作过，这里的一切他都非常熟悉。尼米兹很快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从目前招致失败的情况看，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已不适合到海上亲自坐镇指挥，这一职责过于庞杂，他是不能远离指挥中枢随舰队出海的，这儿就是他今后需要长期驻扎的地方，如果日本人愿意的话。对尼米兹来说，他并未亲自参加过一战中的某一次战役，现在似乎预示着在未来的战争中也是如此。这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恰恰符合现代战争的规律，并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

尼米兹的第二个结论同样令人宽慰。他认为“珍珠港的灾难”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严重。用他的话来说，损失本来可能“更大一些”。因为整个基地几乎完好无损，那些注定要成为未来海战主力的航空母舰、重巡洋舰和潜艇都在，“要是上次日本人摧毁了我们的油料供应，整个战争就会至少再拖上两年”。这些当然都拜半途而废的南云所赐。

虽然目前尚无法预估今后的海战主力，但毋庸置疑，那些搁浅或者受伤的战列舰大部分是可以修复的，目前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或者即将前往西海岸维修。如果之前太平洋舰队出港作战的话，现在这些舰只肯定找不到了。尼米兹坦承，当时金梅尔的舰队不是在海上而在停在港内实在是“上帝发了慈悲”。目前对他来说最需要的是时间。据情报分析，那些袭击了珍珠港的日军航母目前都已撤得很远了。

尼米兹发现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士气低落”，那些经受了沉重打击的官兵暂时失去了信心和勇气，其中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守备部队和舰艇部队怀着满腔怒火准备报仇，但由于迟迟不见行动和坏消息不断传来，尤其是威克岛增援失败而松懈下来。尼米兹认为自己必须尽快就位，行使起舰队司令官的职权。

1941年12月31日上午，8时，在“茴鱼”号潜艇的甲板上，57岁的尼米兹上将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后来他曾开玩笑地说，日本人在珍珠港只给他留下了潜艇。崭新的将旗飘扬在潜艇的桅杆上未免显得有点儿寒酸，选择一艘潜艇迎来这一神圣的时刻对尼米兹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些高大威猛的战列舰都已沉没或在维修之中，三艘航母以及巡洋舰、驱逐舰正在执行迫在眉睫的防御任务，只好如此将就了。在那一刻，尼米兹想起自己作为潜艇专家，在潜艇上就职也许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尼米兹向包括金梅尔、派伊在内的众多官兵发表了讲话。演讲虽然简短却富有战斗性，最后他说：“我们已经承受了一次重大打击，但战争的最终结局毋庸置疑。”其实尼米兹什么都不想说，他的讲话更多是为了满足那些特地赶来寻找噱头的新闻记者。从外表看，尼米兹不是那种供人拍照、画像的材料，他从不好出风头，说话嗓门也不高。

一名记者提出了问题：“您现在有什么打算？”

尼米兹稍微沉思后回答说：“枕戈待旦，做好准备，把握时机，去争取胜利。”

如此不煽情的说法显然无法让大家满意。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罗伯特·凯西对此抱怨道：“他虽然很坦率，但似乎什么都没说。”

当天下午，尼米兹召集金梅尔、派伊以及驱逐舰队司令官米洛·德雷梅尔——他是尼米兹选定的参谋长——召集众多参谋人员开会。他清楚地看到，因为珍珠港事件的打击，几位高级将领的白头发增添了许多。原来的参谋班子中，有人还在遵照医嘱服用镇静剂。

现场气氛令人压抑，所有人都做了最坏的打算。中国有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言，“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些曾经跟随金梅尔、派伊的参谋人员因珍珠港事件和援救威克岛的失利仍在自责。很多人认为，尼米兹将根据个人的喜好重组参谋队伍，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一纸调令，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华盛顿委派的罗伯茨委员会已到了夏威夷，追查所有人在失败中是否渎职。如果金梅尔和肖特被追究责任的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脱不了干系的。负责希卡姆机场供应和工程事务的威廉·法纳姆陆军上校说：“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海军人员尤其担心。他们就像输了球的足球队——确实被打垮了。”

“不会有任何调动，”尼米兹说，“我对在座各位完全信任。我们挨了一顿狠揍，但我对最后的结果毫不怀疑。”尼米兹坦诚的话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不认为面前的这些人应该对珍珠港事件负责。作为海军航行局的前局长其实也就是人事局长，这些人很多是他亲自选拔到太平洋舰队的，他们都是能力很强、训练有素、富于献身精神的职业军人，武断地撤换这些参谋人员不但不公正，而且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后来尼米兹在回顾这段时期时说：“所有参谋人员都患了炮弹休克症，当时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士气，这些军官必须得到解救。”不过他清楚精神上完全恢复尚需时日，太平洋舰队在几个月内不可能大举反击。

尼米兹要求大家和自己一起坚守岗位，继续发挥自己的业务特长。如果有人想要调离，他愿意听取他们的个人意见，尽可能使大家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但是，”尼米兹最后说，“对某些关键位置上的工作人员必须坚决留任。”这个简明扼要的声明解除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束缚大家的精神枷锁。斯普鲁恩斯感慨地说：“就像在封闭的房间里，有人突然打开了一扇窗，吹进来一股新鲜空气一般。”

尼米兹的确深孚众望。在之后的岁月里，太平洋舰队所遇到的巨大挑战将证明他是一个继承了罗伯特·李将军传统的伟人。当年李虽然战败，受到的爱戴却远远超过了打败他的格兰特。很多人认为，尼米兹的气质、性格和能力与李将军极度相似。英雄总是惺惺相惜，斯普鲁恩斯——这位后来被称为“海军上将中的海军上将”曾如此评价自己的新上司：“尼米兹身上有着许多优秀品质，谁也不能只举出一项就说‘这就是尼米兹将军’。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时刻准备打仗，他喜欢愿意打日本人的军官。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会被调离。”

战后，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艾德温·帕尔玛·霍利曾做过一段精彩的评论：“哈尔西能在一场海战中取胜，斯普鲁恩斯能在一场战役中取胜，而尼米兹能在一场战争中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胜利。”

必要的调整还是要有的。金梅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上校已具备晋升少将的资格，一旦新的晋升令到达，尼米兹将委任他为一个重巡洋舰分队的指挥官。德雷梅尔少将被尼米兹选为自己的参谋长，金梅尔的作战参谋麦克莫里斯上校将继续留任。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太平洋舰队情报官埃德温·莱顿少校也意外留下了。对于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莱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莱顿本人也为未对金梅尔及时提出预警而感到内疚和自责。不单是别人，连他也认为自己肯定会被解职。尼米兹出人意料地将他留在了司令部，依然从事以前的工作。

事实上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除了尼米兹本人，莱顿是极少数自始至终在司令部工作的人，最后甚至成了尼米兹一天都不能离开的关键人物，就像黑岛龟人对于山本五十六那样。莱顿果真不辱使命，知耻而后勇的他在未来战争中表现堪称出色。美军能够在中途岛取得大胜以及成功猎杀山本，莱顿可以说厥功至伟。

新官上任三把火，尼米兹和他的太平洋舰队必须尽快有所动作！

隔靴搔痒

开战以来，日本陆海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美、英、荷、澳各路盟军纷纷败退。战事之顺利连日本人自己都未曾料到。对此，得意忘形的东京电台英语广播反复播送着这样一句话：“美国太平洋舰队到底在哪里？”——类似文章也经常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了重创，但它们肯定还在，并且时刻都不会闲着。就在尼米兹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头一天，1941年12月30日，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官欧内斯特·约瑟夫·金上将升任美国舰队总司令，成为尼米兹的顶头上司。

金于1901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成绩是骄人的第四名。那一年9月，尼米兹入学，金于6月毕业，等于两人在学校没有碰上面。毕业之后，金曾在多艘驱逐舰和战列舰上服役，还担任过潜艇部队的司令官。1927年以48岁高龄获得海军飞行员资格后，金曾担任“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舰长，出任过海军航空兵的最高行政职务和航母舰队指挥官。在1939年与斯塔克竞争海军作战部长失败后，金被贬到海军委员会任职，这是一个很受尊敬但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地方，通常是退休的先兆。突如其来的战争给了金东山再起的绝佳机会。随着太平洋和大西洋全线告急，金于1940年底再次出山，执掌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1941年12月18日，罗斯福总统决定大幅削减海军作战部长的权力，将其职责仅仅限制在行政和后勤方面，相应加大了美国舰队总司令的职权。虽然已经63岁，但这位新总司令从外表到举止都显得年轻，他时刻佩戴着军帽以遮盖自己没有几根毛发的头顶。众人眼中的金聪明过人，专横跋扈，语气尖刻，御下极严。他暴躁的脾气远近闻名，以至于在同学录中有着这样的记录，“说起脾气来，可千万别跟那个炸弹开玩笑”。罗斯福曾评价金是一个“用喷灯刮脸的人”——他的每根胡须都浸满了强硬，必须用火才能烧掉。知父莫如女，他的女儿也说：“我父亲是美国海军中性情最平稳的人，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发怒。”美军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曾说：“这位高级将领毫无幽默感，对人严酷无情，在海军中受到的尊敬多于爱戴，那些尊敬往往来自他显赫的职位。”

金嗜酒，喜爱历史，崇拜拿破仑。对历史的欣赏使他在12月20日接受美国舰队总司令任命后，还试图拖到1942年1月1日正式就职，这样发生在1941年的那些倒霉事儿就跟他毫无关系。金崇尚进攻，打算不放过任何打击日本人的机会。“没有哪个打架的人可以通过防守——仅靠躲避对手的攻击而获胜，”金说，“赢家会进攻并持续攻击，尽管为了能不断进攻他不得不吃到对手几记硬拳。”

与前任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相反，金对与英国有关的所有事务都持有偏见或者是一种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对自己的同行皇家海军更是如此。金对盟军“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一直颇有微词。即使在表面上勉强表示赞同，但作为“太平洋优先战略”的积极倡导者，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太平洋战场争取更多的兵员和物资。

曾有这样一个广为流行的传说。说金去了天国，一位海军军官随后也去了那儿。圣彼得告诉这名军官：“自从金来到之后，天国进行了改组，并且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对此这名军官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因为金经常认为他自己就是全能的上帝。”战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军高级将领说：“伟人都有自己的弱点，金的弱点在人事方面。”他用错人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与尼米兹形成了鲜明对比，知人善任的尼米兹总能将人放在最能发挥其特长的位置上。两人共同点也有很多，都对祖国和海军事业忠心耿耿，他们禀性聪慧、为人正直、处事果断精明、讨厌繁文缛节和拖拉作风，都是天生的战略家和组织者。战后，1945年12月15日，正是由于金的大力举荐，尼米兹才有幸出任了他梦寐以求的海军作战部长。

两人在战争中的关系并不融洽，在初期尤其如此。金对金梅尔的前任理查德森、尼米兹、弗莱彻等曾经在海军航行局等机关工作过的将领不太感冒，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华盛顿复读机”。他认为这些人的晋升很多不是凭能力而是因为近水楼台，和领导脸熟。金称他们为“和事佬”，因为他们总是竭力去和稀泥，不愿处分失职的部下。

金的办事风格与斯塔克截然相反。斯塔克往往只提出方向性意见供下属参考，属于温言劝导型。权力欲极强的金是高调命令，他不仅对尼米兹严加约束，而且没过多久就打起了大幅削减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实权的主意。金的指示往往很具体，要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都说得清清楚楚。

有了金这样的上司，尼米兹肯定闲不下来。果不其然，就在任职当天的12月30日，屁股刚刚挨着凳子的金立即向还没坐上凳子的尼米兹发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明确指出太平洋舰队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一、除控制并固守夏威夷至中途岛一线外，必须保护上述地区与美国西海岸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二、保障西海岸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联络，“意义仅仅比上稍逊一筹”；三、制止日本人在太平洋的进一步扩张并展开反攻，迅速恢复因珍珠港事件和放弃威克岛所丢掉的士气。

美国的战略大致是，从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经中途岛到萨摩亚群岛，再到新喀里多尼亚和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建立一道防线，抵御日军的下一步攻势。为赢得建立防线必需的时间，哈特上将的亚洲舰队将尽可能迟滞日军的进攻，不惜为此消耗掉所有兵力。金指出，海军部已动员海军陆战二旅的4800名队员，他们中的第一批将很快从圣迭戈出发，由刚刚从大西洋紧急调来的“约克城”号航母护航，进驻萨摩亚等战略要地。

金特别强调，以上纯粹防守绝对不行，太平洋舰队必须在近期内发起进攻，回应日本人的叫嚣，同时也对国内民众有所交代。美国海军的方针应该是“该守则守、能攻就攻”，也就是他一直倡导的“攻势防御”。战列舰已失去了战斗力，执行上述任务的无疑是那几支刚刚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组建的快速特混舰队。

在电报最后，金要求尼米兹迅速制订攻击日军的作战计划，牵制日本人对马来亚、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的进攻。对此尼米兹冷静地回答“早有预想，正在筹划”。

麻烦不仅仅在此。由于低调的尼米兹不愿主持任何形式的记者招待会，牢骚满腹的记者直接将此事捅到了海军部。记者出身的诺克斯对以前的同行深表同情，他特意给尼米兹发去一封电报，要求他必须接受记者的采访。

对此尼米兹极为不快，但他还是按照部长的指示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希望了解海军下一步动作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珍珠港遭遇败绩之后公众关心的焦点。尼米兹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海军除了坏消息，别无其他消息。他坦率地告诉大家，如果让日本人从报纸上知晓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无异是在帮敌人的忙，这等于说“真事是不可能告诉你们的”。面对记者的一脸气愤，尼米兹勉强答应如果有适于刊登的消息时将会很快向他们提供，最后他告诉大家“要忍耐”。

无法向报社交差的记者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忍耐”与“逃避”没有任何区别。尼米兹以新闻检查有误为名，免除了海军第十四军区新闻检查官的职务，同时答应了部分记者随舰采访的要求，总算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1942年1月8日，尼米兹主持召开了首次作战会议，参会的除了新任参谋长德雷梅尔少将，未来一段时期将在太平洋上叱咤风云的大腕也悉数到场。他们包括航母舰队司令官哈尔西中将，他的巡洋舰分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少将，酷爱加油的弗莱彻少将，等等。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派伊中将和麦克莫里斯上校提出的作战计划：一、增派一支航母舰队策应在圣迭戈的“约克城”号，护送一个海军陆战队旅到萨摩亚；二、两支航母编队随后分头对日军占领的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实施突袭；三、第三支航母编队负责突袭威克岛，阻止那里的敌机增援马绍尔群岛；四、第四支航母编队继续留在夏威夷附近实施警戒。

派伊强调，上述作战在间接防卫萨摩亚群岛的同时，也可以牵制日军的南方攻势，并从侧面回答“美国太平洋舰队到底在哪里”的问题。

珍珠港到处弥漫着浓厚的失败情绪，立即有人对上述计划提出质疑。反对者的理由是：既然日本人能够利用航母来偷袭珍珠港，那他们一定也清楚美国会用同样的手段去回敬他们，肯定会在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布置重兵把守。目前，遭受重大打击的太平洋舰队首要任务是防守不是进攻。有人私下说，那些战列舰已经被金梅尔葬送了，如果尼米兹再把仅存的几艘航母也搭进去，大家干脆卷铺盖回西海岸算了。

幸运的是，进攻计划得到了航母舰队司令官哈尔西中将的大力支持。这位海军中将习惯含着胸，摆出好斗公鸡的姿态，他吹胡子瞪眼的样子很凶，再强悍的人也会在他的谩骂、讥讽中退缩下来。哈尔西嘲讽反对进攻是纯粹的失败主义言论，“如果一点儿风险都不敢冒的话，我们永远无法制止这场战争”。不但如此，他主动请缨要求亲自带队实施攻击。

尼米兹对哈尔西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为感动。之后哈尔西遭到他人攻击，尼米兹都会回忆起这一刻的场景：“我不会加入任何中伤他个人荣誉的阵营。”

会议第二天，尼米兹单独约见了哈尔西。早在海军学院学习时期，他就结识了当时的橄榄球明星哈尔西。论年龄，哈尔西比尼米兹大3岁；论资历，哈尔西是高一届的师兄；论军衔，战前哈尔西是中将，而尼米兹仅仅是少将；论经历，哈尔西海上征战的阅历远远超过了尼米兹；论出身，尼米兹来自山区的平民之家，哈尔西的父亲是美国海军的上校军官。可是现在，各方面似乎都好一些的哈尔西反而成了尼米兹的下属。

两人性格也截然不同。尼米兹是有涵养的绅士，而哈尔西则是大大咧咧。前者以遇事镇定、有良好自制力著称，后者则习惯于冲动和凭直觉办事。尼米兹近乎执着地遵循三思而后行的原则，哈尔西则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干到哪儿，过后才仔细掂量。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43年1月，哈尔西就高调宣称对日战争将在当年年底结束，事实远非如此。两人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忠于职守，勇于决断，敢于直面困难和挑战，对人忠诚、坦荡，这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优点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尊敬和喜爱。

在许多资料中，这位战功卓著的海军五星上将常常被称为小哈尔西，原因在于他出生于一个海军家庭，他爹才是大家俗称的老哈尔西。哈尔西的战斗精神以及对大海的热爱有深厚的家庭背景。在自传《哈尔西上将的故事》中他写道：“我的好多祖先都是航海家与冒险家，崇尚暴力，不愿受法律约束，喜欢烈酒，言辞蛮横。”其家族18世纪的一位先祖约翰·哈尔西甚至是一艘海盗船的船长，他父亲老哈尔西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1873年的毕业生。

1882年10月30日，小哈尔西出生时，老哈尔西还仅仅是个海军上尉。幼年时代的哈尔西调皮捣蛋，到处打架斗殴、惹是生非，时常满身是伤回家。一次，他拿着弹弓，把几条街上的路灯全打不亮了——这枪法也真不错，换来了老哈尔西的一通暴揍。在宾格利学校就读时，哈尔西曾患过严重的肾炎，医生的处方是每顿饭喝两杯牛奶。半年多的患病经历使得痊愈后的哈尔西终生不愿再碰牛奶。

1897年，15岁的哈尔西试图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就读，但老哈尔西只是一个普通军官，与海军高层和议员没有什么交往。那年1月，少年哈尔西给当时的总统麦金利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自荐信，信中他说：“或许我写的信对您来说没有其他信写得好，但是我衷心想做到那样。我想要您帮个忙，如果您还有海军学院推荐名额的话，请您把那个名额留给我。我一个议员都不认识，而且我所在的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分区名额已满，我的父亲在1895年就开始担任高级上尉，而且马上就要晋升。最后谨祝您带领美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取得伟大胜利。这样的赞美之言您已经听无数人说过了，根本不用我这样的孩子再来赞美您。”

写出的信毫无回音。没有办法，哈尔西只好到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就读。和之前我们介绍的那些杰出人物相反，哈尔西的学习成绩简直一团糟，只有个别功课拿到了及格分数。老酒也认为，以他那火暴脾气当医生实在也不太合适。换句话说，将来如果真有了哈尔西大夫，那也最好去儿科，他那“图腾”似的吓人模样保证孩子见了都不敢哭。

他的母亲安妮·布鲁斯特女士仍在为实现儿子的愿望奔波努力。她在新泽西州大律师格瑞戈的介绍下径直来到了白宫，在向总统介绍了儿子的梦想后，她喃喃地说：“我一直在祈祷，我一直在非常虔诚地祈祷。”

“夫人，”麦金利总统亲切地说，“您的祈祷已经得到回应了。”

就这样，1900年7月7日，小威廉·弗雷德瑞克·哈尔西在美国海军学院庄严宣誓入伍，未来的一代名将自此步入正途。

在海军学院，哈尔西的成绩依然平平，在62个人中排名第四十三位。但他体育很好，是学校著名的橄榄球明星，尼米兹正是在球场上认识了这位未来的战友。哈尔西讨厌枯燥的队列操练，但他还是愉快地参加了麦金利就任第二任总统的列队表演，因为是他介绍自己加入了海军学院。海军方阵的旗手是欧内斯特·金，他身后方阵中的许多人成为未来太平洋战争中的风云人物。对面是西点军校的陆军方阵，一个三年级学员格外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42年后，他们将在同一场战争中并肩作战。可惜总统讲话时暴雨如注，大家被淋成了落汤鸡。

不只学习不好，哈尔西还是学院有名的刺儿头。三年级时，他因为违规抽烟、上课迟到、列队时讲话、夜晚私自外出受到过多次警告。幸好在他升入四年级时，已晋升中校的老哈尔西回海军学院任职。他最后一个学年因成绩太差几乎被退学，老哈尔西要他放弃橄榄球专心学习，他的回答是宁愿退学也不放弃比赛。还好在随后的补考中哈尔西勉强通过了。

1904年2月1日，小伙子总算勉强完成了学业。兴奋的年轻人得到了学院首席监事的美好祝愿：“我用世界上所有的好运祝福你，哈尔西先生，但很可能你永远无法成为像你父亲那样优秀的海军军官。”——老哈尔西的最高军衔是海军上校。

为了在战列舰上争取到岗位，刚刚毕业的哈尔西放弃了休假，登上了“密苏里”号战列舰。这艘美国当时最先进的战列舰排水量12500吨，最大航速18节。颇具戏剧性的是，1945年9月，已晋升海军五星上将的哈尔西在另一艘“密苏里”号上结束了自己的战斗生涯。这似乎又是一个轮回。

1907年12月，在战列舰“堪萨斯”号服役的哈尔西参加了著名的“大白舰队环球旅行”。在日本联合舰队旗舰“三笠”号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哈尔西邂逅了大名鼎鼎的东乡平八郎，接受了日本人赠予的彰显两国世代友好的荣誉勋章。35年之后，指挥航母舰队空袭东京的哈尔西将委托杜立特中校将这些勋章从空中还给了日本人。

1909年，哈尔西中尉出任165吨的“杜邦”号鱼雷艇艇长。这年12月1日，他与范恩·格兰迪小姐结为伉俪。当时送他回家结婚的是海军中尉，后来的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伴郎中有未来亚洲舰队司令官托马斯·哈特以及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赫斯本德·金梅尔，这些都是前文多次出现的人物。

从1910年2月担任“兰姆逊”号驱逐舰舰长开始，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哈尔西担任过多达两位数的驱逐舰舰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水上本领。1912年8月，在担任“弗鲁塞尔”号驱逐舰舰长期间，他结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海军部长助理富兰克林·罗斯福，未来的总统对这位年轻舰长的娴熟技艺肃然起敬，他们的友谊从那时开始持续一生。1921年6月，哈尔西晋升中校，随后短期出任驻德国使馆海军武官。1926年夏天，在担任战列舰“怀俄明”号副舰长期间，哈尔西晋升上校军衔。

1927年是哈尔西职业生涯的转折之年，他受命出任海军学院“雷纳·梅赛德斯”号练习舰舰长。可别小看这艘练习舰，美国海军组建的第一支常备航空队就驻扎在这艘舰上。这使哈尔西意外获得了学习航空知识的机会。他对飞行简直着了迷，尽管因视力不佳未能获准参加飞行，但他确信飞机将成为未来海上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研究航空部队如何与水面舰只联合作战的问题。

1935年，在彭萨科拉飞行学校受训的哈尔西成功获得了海军飞行员证书，成为一名“迟到的老弟”，随后出任“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舰长。1936年6月，他调任彭萨科拉海军航空基地司令官。1938年3月，56岁的哈尔西晋升少将，跨入海军高级将领的行列。仅仅两个月后，他就出任由两艘崭新的姊妹舰“约克城”号、“企业”号编成的航空母舰第二分舰队司令官，次年改任第一分舰队司令官，管辖“萨拉托加”号、“列克星敦”号。这些都是太平洋战争初期赫赫有名的功勋战舰。

1940年6月13日，哈尔西升任航母舰队司令官并晋升海军中将，开始指挥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航母。随着日美关系不断恶化，太平洋舰队离开西海岸前出至珍珠港，哈尔西就在这里迎来了战争。

相比金梅尔和肖特而言，哈尔西无疑非常幸运。因为战前受命向威克岛运送战斗机，他和“企业”号有幸躲过了日本人的夺命袭击。现在，由于原本被看作主力的战列舰遭受重创，终于轮到他的航母大显身手了。

两人简单讨论了将要袭击目标的情况，尼米兹给师兄的命令很简单：先到萨摩亚群岛和“约克城”号会合，之后袭击马绍尔和吉尔伯特群岛中的任何一个，到底袭击哪儿由哈尔西临机处置。尼米兹将此次攻击命名为“橙色作战计划”。

前文说过，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一战时被日本从德国人手中夺走，之后巴黎和会将上述地域委托日本管理。从那以后，日本严密封锁上述地域，严禁所有外国人进入。对岛上日军实力、防御工事和装备情况，美国人可以说一无所知。吉尔伯特群岛不久前才被日军攻占，防御力量可能稍弱一点。这些岛屿距离珍珠港很近，日本人无疑会层层设防，进攻风险无疑是存在的。但哈尔西清楚，谁领导了对日本人的首次袭击，谁就将成为美国的英雄。

领衔主演的除哈尔西以“企业”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八特混舰队，还有弗莱彻海军少将率领的以“约克城”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七特混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本属太平洋舰队的“约克城”号被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临时调往大西洋。目前太平洋形势危急，这艘航母奉调火速通过巴拿马运河到达西海岸。在匆匆参加完好朋友尼米兹上将的就职典礼之后，弗莱彻少将已带领几名参谋星夜兼程飞往圣迭戈出掌第十七特混舰队，为前往萨摩亚的亨利·拉尔森准将的海军陆战二旅护航。根据拟订的作战计划，两支特混舰队将在1942年1月20日于萨摩亚以北指定海域会合。

安排两艘航母协同作战，是因为尼米兹担心，“要避免出现一艘航母在无其他航母支援时作战，且在离基地3600公里之外受损的严重局面”。一个月前，日本人在中国南海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沉了英军的两艘主力舰。这种谨慎是可以理解的。

1月10日，在最后一次作战会议结束时，尼米兹告诉哈尔西：“希望你能够创造历史！”然后陪他一直走到码头。当哈尔西迈步登上交通艇缓缓驶离时，尼米兹再次挥手向他喊道：“愿所有的幸运之神都陪伴着你，比尔！”

1月11日中午，哈尔西率第八特混舰队驶出珍珠港远征太平洋。这支舰队以“企业”号航母为核心，护航力量包括“切斯特”号、“北安普顿”号、“盐湖城”号3艘重巡洋舰，外加8艘驱逐舰和1艘油船。在珍珠港附近，留下了利里少将以“萨拉托加”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四特混舰队，以及布朗少将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一特混舰队，后者随后将前往执行轰炸威克岛的任务。

就在“企业”号出发当天，背后就有坏消息传来。这天傍晚，在瓦胡岛西南900公里处，以15节速度巡航的“萨拉托加”号航母被日军“伊-6”号潜艇发射的1条鱼雷击中左舷中部，3个锅炉舱被海水淹没，遭受重创的航母踉踉跄跄回到了珍珠港。随后的检查显示，这艘航母必须回到西海岸布雷默顿船厂进行大修，至少在6月之前无法参战，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要是放在1944年，别说1艘航母受伤，就是2艘被击沉都不算啥大事。

“萨拉托加”号意外受伤，导致尼米兹在赤道南北各部署两艘航母的均衡策略完全落空，现在只剩下“列克星敦”号来保卫中太平洋了。沮丧的尼米兹命令布朗在1月19日出港，前往夏威夷以南2000公里的圣诞岛海域严阵以待。一旦哈尔西和弗莱彻完成攻击后遭遇追杀，则立即快速前往接应。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哈尔西舰队的坏消息也一个接着一个。先是驱逐舰上1名水兵神秘失踪，“盐湖城”号出现炮塔事故导致1人死亡，随后“企业”号1架侦察机坠毁，1名机械师死亡，另有1架飞机坠海。两艘驱逐舰航行中发生了意外相撞，不得不提前返回珍珠港基地。更晦气的事还在后边，1架鱼雷机连同3名机组成员在海上失踪，哈尔西派出几波飞机出去寻找，皆无结果。

这架飞机在返航途中迷了路，燃料耗尽后在海上迫降。3名机组成员仅靠一点儿淡水和食物，乘坐救生筏在烈日下苦熬了34天，在漂出足足1200公里后，爬上了普卡普卡岛最终获救，真是命大呀！

1月20日，到达预定会合地点的哈尔西并未等来弗莱彻的舰队。3天之后，“约克城”号才姗姗来迟，原来弗莱彻航行途中安排了一次计划外加油。加上不久前因加油耽误了救援威克岛，说弗莱彻为“加油大师”似乎并不为过，类似情况今后还会多次出现。

合并后的舰队由哈尔西统一指挥。中将把舰队按原来的编成分为两个大队，他亲自指挥第一大队，包括“企业”号航母、3艘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攻击目标是马绍尔群岛的沃特杰岛、夸贾林环礁和罗伊—纳木尔岛。弗莱彻的第二大队以“约克城”号为核心，攻击目标是马绍尔群岛的贾鲁伊特岛、米利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岛。两人约定，舰队在2月1日日出前15分钟进入攻击阵位，同时实施海空打击。

1月30日，“企业”号编队越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翌日傍晚，18时30分，哈尔西再次将第一大队一分为三：斯普鲁恩斯少将指挥第一炮击分队，率领“北安普顿”号、“盐湖城”号重巡洋舰和“邓拉普”号驱逐舰负责炮击沃特杰岛；“切斯特”号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组成第二炮击分队，由托马斯·肖克上校指挥对塔罗阿岛实施炮击；他自己亲率“企业”号航母和3艘驱逐舰，攻击日军重兵把守的夸贾林基地，同时将派出战斗机支援两支炮击分队的作战。

2月1日凌晨，3时15分，丰盛的牛排、火腿、鸡蛋和炸土豆被端上了餐桌，飞行员开始狼吞虎咽地用餐。开战以来，这是美军首次对敌人未知的基地发起攻击，从哈尔西到舰队官兵，大家感到兴奋的同时也隐隐有一丝不安情绪。

“各就各位，准备启动引擎。”随着舰上扬声器发出的号令，“企业”号航母速度逐渐提高到30节。4时43分，随着“启动引擎”的命令，飞机发动机开始隆隆轰鸣，螺旋桨也快速转动起来，飞机在滑行中逐渐加速，如离弦之箭射入夜空。

首先起飞的是攻击夸贾林、罗伊-纳木尔岛的37架“无畏”俯冲轰炸机和9架“蹂躏者”鱼雷攻击机，鱼雷机并未携带鱼雷，而是各装载了3颗227公斤炸弹。机群由霍华德·杨海军中校指挥。受晨雾影响，机群飞行两个小时，直到7时05分才找到目标。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惊醒了守岛日军，轰炸机中队队长哈尔斯蒂德·侯普宁中校率先发起攻击，在日占领区投下了美军的第一颗炸弹，他的飞机很快被升空迎战的日军战斗机击落。美军战机蜂拥而上，对日军地面建筑实施轰炸，缠斗中，双方各损失飞机3架。

杨中校很快从战场发回消息：“在夸贾林环礁，仍有大量适合进攻的目标。”留在“企业”号的9架鱼雷机也迅速挂上炸弹快速赶往夸贾林。

美军炸弹炸沉了日军1艘猎舰艇和6500吨的“波尔多丸”号运输船，重创其他8艘舰船，包括1艘轻巡洋舰。突袭导致马绍尔群岛第六根据地司令官八代祐吉——他是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海兵”的同学——死亡，八代有幸成为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场死亡的315名海军将领中的第一位。第六舰队司令官清水光美中将此时恰好也在夸贾林，他被飞起的弹片击伤了颈部，其职务随后被皇亲国戚小松辉久接替。

第一波攻击机群离舰之后，哈尔西立即下令升空6架野猫战斗机在舰队上空巡逻，随时应对日军可能的反击。6时10分，他派出12架携带90公斤炸弹的战斗机分别前往沃特杰和塔罗阿岛，支援两个炮击分队的行动。

前往支援肖克上校的6架战斗机中，1架因视野不良一头栽进了大海，1艘驱逐舰立即全速驶来，但飞机已经沉入海底，飞行员阵亡。剩余5架战斗机轰炸了塔罗阿岛的海军修船厂，用机枪扫射了四处奔逃的人员，之后顺利返回母舰。日军的反击异常凶猛，带队长机被地面防空炮火打出了30多个弹孔，油箱被打出一个大洞，返航途中一路洒，飞机降落时正好将油漏光。舰上补给军官笑道：“它的肚子好像被蚊虫咬了一个夏天似的。”

随后肖克的第二分队炮击了塔罗阿岛。尽管舰炮火力猛烈，但仍有8架日军轰炸机强行起飞反击。“切斯特”号的防空炮火击落了其中7架，但剩余那架日机依然突破了防空火网，将炸弹扔在巡洋舰的前甲板上，造成8人阵亡、11人受伤。还好轻伤的重巡洋舰仍然能够跑出30节以上的高速。

第一炮击分队到达沃特杰之前，6架野猫战斗机已率先攻击了岛上的军事设施。重巡洋舰的炮击刚刚开始，“北安普顿”号的瞭望哨就声称发现了日军潜艇的潜望镜。虽然心中狐疑，斯普鲁恩斯还是下令停止炮击。突然下达的停火命令导致舰上信号出现混乱，日军舰艇趁机快速疏散。一艘日军小炮艇竟然冲上前来挑衅，斯普鲁恩斯下令“邓普拉”号驱逐舰“拿下它”。驱逐舰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将那艘炮艇击沉。当斯普鲁恩斯变换阵位准备重新炮击时，日军岸防炮已开始反击。

美军203毫米炮弹使岛上建筑燃起了熊熊大火。瞭望哨再次发出发现更多敌军潜艇的信号，舰长马上下令撤出阵位。虚构的潜艇威胁打乱了进攻，散开的舰船一时无法聚拢。斯普鲁恩斯一直在舰桥指挥战斗，一发炮弹在驾驶台正前方的水面爆炸，参谋长维克多·隆下意识地蹲下了，斯普鲁恩斯却稳如磐石，纹丝不动，他拒绝了参谋人员让他进入指挥塔暂避的建议。攻击持续了1小时47分钟，只有2艘日军小艇被击沉，还有几艘受伤，岛上3栋建筑起火。美军耗费了690发203毫米和1300发153毫米炮弹，就换来如此可怜的战果。

对自己糟糕的首秀，斯普鲁恩斯极为不满，为这一时刻，他已整整等待了39年。返航途中，这位被称作“冷血动物”的海军少将一言不发，对自己拙劣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

“企业”号上，哈尔西接受了参谋长勃朗宁中校的建议，下令返航轰炸机加油挂弹继续实施攻击。

日军并未束手待毙，他们的反击同样犀利无比。13时，5架日军轰炸机突然钻出云层，对“企业”号航母进行了轰炸。虽然担任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实施了拦截，但日机仍飞抵航母上空投下了15颗炸弹。舰长默里上校亲自操舰实施规避，在航母舷边爆炸的炸弹激起的水柱足有60米高。一架中弹日机摆出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向航母猛扑过来，眼看就要撞上舰尾，默里立即转舵规避，再次被防空炮火击中的日机一头栽入了大海。14时，又有一架日机钻出云层突然向美舰扑来，还好美军战斗机及时将其击落，并未造成任何损害。黄昏时分，两架日机利用暮色掩护实施的突袭同样是有惊无险。

相对哈尔西而言，弗莱彻的运气就差多了。“约克城”号编队遭遇了风暴，弗莱彻勉强下达了进攻命令。“约克城”号放飞的舰载机中，多达6架在电闪雷鸣中坠毁，余者仍顽强飞抵贾卢特岛上空发起了攻击。威廉·盖斯特上尉投下的炸弹给8600吨的“关东丸”号造成了轻微伤害，其余飞机轰炸了岸上设施，岛上的无线电设施和几座水塔被炸塌，战斗机寻隙扫射了港内的一些小艇。由于能见度太差，攻击效果极不理想。

米利岛上根本就未发现值得袭击的军事目标，那里只有一个日军瞭望哨和一支施工小分队。肖特上尉认为攻击一次都属多余。在对马金岛的攻击中，美军一颗炸弹击中了2900吨的“长田丸”号运输舰尾部，使它受到中度创伤，另有2架日军水上飞机被摧毁。

汇总飞行员提供的报告，两支特混编队海空袭击的最终战果为：击毁日军舰船16艘、飞机41架，摧毁地面设施若干。美军损失飞机11架，1艘重巡洋舰轻伤。看上去战果似乎还算辉煌，但真实情况远非如此。初次出战的美军飞行员勇则勇矣，水平却实在不敢恭维。他们缺乏识别舰艇、判断破坏程度的经验，过高估计了战果。实际上日军只有1艘运输舰和2艘小型舰艇被击沉，另外8艘舰只受伤，岸上部分设施起火。攻击对日军无异于隔靴搔痒，其真实意义在于让日本人和美国国内民众清楚，美国太平洋舰队依然健在，并随时可能发起反击行动。

为鼓舞士气，2月2日傍晚，哈尔西向舰队全体官兵发出了祝贺电：“干得不错！你们在马绍尔群岛创造了历史。能有幸作为你们的指挥官我深感自豪，愿上帝保佑你们！”尼米兹也向哈尔西和弗莱彻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整个舰队打得都很漂亮！”

前方“大捷”的消息迅速经夏威夷传至华盛顿，美国国内为之欢腾。2月4日，各大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高调宣布：美国太平洋舰队成功袭击了日军重兵把守的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

当时位于特鲁克军港的南云舰队正准备挥师南下，进驻苏拉威西支援近藤舰队的南方作战。山本立即下令南云舰队取消苏拉威西之行，以最快速度向东追击。这显然是出于义愤的冲动之举，特鲁克与马绍尔群岛相距2200公里，南云舰队以最快速度也要两天以上才能到达，有这工夫，美军早跑得无影无踪了。2月1日，联合舰队还可以不断收到马绍尔群岛海域频繁发出的往来电文，到夜间一切都悄无声息，美军舰队显然已从那一海域溜走。2月2日，当听到美国广播播出“美军成功袭击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消息后，南云知道肯定追不上敌人了，下令舰队掉头返航。

相比日本人之前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美军的袭击就像蚊子在大象身上咬了几口，无关痛痒。但这些动作无疑给日军敲响了警钟，联合舰队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安全。为确保本土万无一失，山本下令“翔鹤”号、“瑞鹤”号航母暂时脱离南云舰队，返回本土担负东部海域的防御。3月中旬，山本将第二十一航空战队调回东京地区。4月1日，新组建的第二十六航空战队接过了东京的防务。

听到同学八代死亡的消息，宇垣缠在《战藻录》中如此写道：“他们终究还是来了，他们够有胆量。美军这次空袭和我们袭击珍珠港完全不同，它发生在战争期间。幸运的是，敌人这次只抓伤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他们没有直接去袭击东京。”除了宇垣，联合舰队还有一位日记写得很好的人，就是航空参谋三和义勇。三和在日记中说：“这次攻击是上天对我们缺点的警告。我们的参谋只能个个咬牙切齿，失望地上下直跳。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必须绝对防止任何试图对东京的空袭。对付敌人的航空母舰，防守是最糟糕的策略和战术。”

虽然美军的行动对军界高层震动很大，但日本媒体却是另外一种腔调，宣称这种行动“主要是为了在美国国内对付政敌、争取民意和鼓舞士气而发动的”。

2月5日，哈尔西率第八特混舰队回到了珍珠港。舰队经过希凯姆机场时，基地所有人员都涌向了岸边，向凯旋的勇士欢呼呐喊。路经基地医院时，连医生、护士甚至住院的伤兵——他们很多人还打着绷带、拄着拐杖——都簇拥到岸边向军舰挥手。港内所有舰船纷纷拉响汽笛，以示敬意。哈尔西舰队的官兵也纷纷拥到舷边，挥舞军帽与岸上或其他舰船上的同伴遥相呼应。

“企业”号缓缓靠上码头。舷梯刚刚放下，尼米兹上将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舰，上前紧紧握住了哈尔西的手：“完美的战斗！”之前强烈反对航母主动出击的驱逐舰队司令官罗伯特·西奥博尔德少将紧跟在尼米兹后面，用手指着哈尔西的脸戏谑道：“该死的比尔，这里没什么事，你回来干什么！”

2月6日清晨，“约克城”号编队回到珍珠港。由于并未取得突出战绩，加上头天欢迎哈尔西舰队耗费了过多热情，弗莱彻的归来略显冷清，只有尼米兹上将热情依旧。弗莱彻感到了一个月来珍珠港发生的微妙变化，“仿佛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看来尼米兹稳住了局面，恢复了士气”。

当天下午，尼米兹为哈尔西和弗莱彻举行了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借此回答美国国内民众以及日本人的疑问。

在美国军界，如果陆军中最具表演才能的是麦克阿瑟，那海军中无疑就是哈尔西。招待会上，哈尔西无可争议成为记者和摄影师关注的焦点。他的表演堪称完美。当谈到本次出击取得的战绩时，他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当提到对手日本人时，他深恶痛绝，咬牙切齿，表情变换极度频繁。新闻记者最喜欢这样的表演了，可以为他们的文字增加绝好的噱头。在盟军战况江河日下的不利局面下，连威克岛守军甚至打了败仗的麦克阿瑟都能成为民众关注的英雄人物，更何况打了胜仗的哈尔西？对那些明显夸大的战绩，新闻媒体选择了全盘接受。实际上美军的行动并未对南方战事产生大的影响，日军在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的攻势丝毫未减。

发布会简直成了哈尔西的独角戏，旁边的弗莱彻只能闷头抽烟。还有一位未来的大腕儿压根儿就没来，那就是更加低调的斯普鲁恩斯。此刻他把自己关在“北安普顿”号的住舱里，认真反思之前攻击中的行为，并为自己在袭击战中的拙劣表现深深自责。

虽然和哈尔西非常要好，但斯普鲁恩斯并不喜欢好友这种同新闻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并热衷于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性格。“我讨厌媒体，”在随后写给夫人玛格丽特的一封信中，他说，“他们总是不断强调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情，结果公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只是一厢情愿地沉迷于胜利。我欣赏丘吉尔，即使事情变得非常糟糕，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它告诉民众。”打心底里讨厌抛头露面的斯普鲁恩斯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一直拒绝采访，他甚至以没有多余地方为由禁止记者住在舰上。无可奈何的记者采取的报复只能是文字，他们在各类文章上说，这位将军“尽管办事干练，但冷酷无情”，斯普鲁恩斯对此听而不闻，依然我行我素。从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他的低调。当他后来仓促接过中途岛海战的指挥权时，日本人竟然不知道美国海军中还有这一号人物，开始到处寻找他的资料。

由于成功领导了美军的第一次反击，哈尔西获得了“海军优质服务奖章”。他还亲自过问，为斯普鲁恩斯争取了一枚“海军荣誉奖章”。他的参谋长迈尔斯·勃朗宁也由中校晋升为上校。

美国国内的宣传更甚，编辑和记者不遗余力地吹捧这本不算辉煌的胜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出现了“伟大的空袭”“为珍珠港报仇雪恨”等大幅标题。这是战争的需要，对重振士气和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之前不断遭受失败的心理状态终于被“我们到底干起来了”的亢奋情绪取代。哈尔西因此被神化为“日本人的克星”“一个传奇式人物”，大家亲昵地赠送他一个响亮的绰号——“蛮牛哈尔西”。

夸大的战绩让金上将颇感满意，他错误认为“突袭行动已基本摧毁了日军在中太平洋的作战力量”。金提出，日军主力正在忙于“南方作战”，根本无力在中太平洋发起反击，催促尼米兹必须尽快发动新的更大的攻势，甚至要求将那些蜗牛般的老式战列舰投入到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中去。此时战列舰队司令官沃尔特·安德森少将手中已有了7艘战列舰，它们是“宾夕法尼亚”号、“田纳西”号、“爱达荷”号、“密西西比”号、“新墨西哥”号、“科罗拉多”号和“马里兰”号，只比1941年12月7日少1艘。

对此尼米兹左右为难。他深知太平洋舰队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况且那些油耗很高的战列舰根本无法快速机动，还要占去大量护航舰只。随后在发给金的一封电报中，尼米兹说：“太平洋舰队在各方面明显逊于敌人，不能采取进一步的激进行动，只能采取打一枪就跑的袭击方式。”他马上受到了金的斥责：“在夏威夷活动半径之内，太平洋舰队并没有在各方面逊于敌人。再重复一遍，没有明显劣势。必须现在就不断地全力破坏敌人的舰船和基地。”尼米兹提出保卫夏威夷和中途岛的重要性，对此金的答复是：“你在南洋诸岛实施的行动，本身就能起到掩护珍珠港和中途岛的作用。”

尽管内心不太情愿，可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尼米兹还是必须有所表示。敌人实在太过强大，美国人不敢到人家大门口直接叫板，只能绕到院后隔墙扔两块砖头转身就跑。斟酌再三，尼米兹仍然决定将“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联合派出，对日军刚刚占领的威克岛以及更远的埃尼威托克岛、马尔库斯岛实施突袭。对于这些行动，他并不指望能够取得显赫战果，但至少能使官兵得到实战锻炼，进一步提高士气。至于那些低速战列舰尼米兹根本不愿使用，他委托金的同学派伊中将专程赶往华盛顿，向总司令当面做出解释。

得知舰队被编为第十三特混舰队，而且正好在2月13日出发时，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哈尔西大为光火——“13”在西方往往预示着不祥。哈尔西派性格暴躁的参谋长布朗宁上校前去司令部交涉，要求更改舰队编号和出击时间。

哈尔西的要求马上得到了满足，这样的零星出击本就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舰队番号被改为第十六特混舰队，出击时间推迟到2月14日。这次吉利了，正好是西方的情人节。灰皮书的记录者因此写下了“为了照顾有迷信思想的人而推迟”。

2月14日，哈尔西率“企业”号编队再次踏上了征途。弗莱彻还要等两天，“约克城”号编队必须等待“瓜达卢佩”号油轮的到来。15日，华盛顿发来了一份言辞和缓的电报，显然这是派伊斡旋的结果。金同意不让战列舰参加这些“打了就跑”的游击战。他在电报中谈到，为了应付敌人随时可能的反击，珍珠港地区应保留适当防卫力量，最好能够留下一艘航母。

此举正中尼米兹下怀，他立即下令取消弗莱彻的出航计划。“约克城”号编队随即被改为第十七特混舰队，新命令是“前往坎顿岛和埃利斯群岛之间海域，在该处等待视事态发展而定的后续命令”。

哈尔西舰队只好单独出击。2月24日，第十六特混舰队抵达威克岛附近海域。两个月前，由于救援不力，岛上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除了阵亡者其余都被日军俘虏。哈尔西此举正好可以为那些英勇的陆战队员复仇。

和上次袭击类似，哈尔西安排斯普鲁恩斯率领巡洋舰队先行出发，待战机攻击之后对威克岛实施炮击。黎明之前，舰载机的攻击开始发动，恶劣的天气使飞机起飞异常困难。即使如此，起飞也必须按计划进行，之前出发的巡洋舰队要等待战机的预先攻击。舰载机起飞了，一架轰炸机在跑道上摇摆着突然坠入海中，护航驱逐舰立即前往营救，除飞行员外，其余人全部溺水身亡，哈尔西无奈推迟了轰炸威克岛的命令。由于必须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他无法将航母上的情况及时通报给航行途中的斯普鲁恩斯。

等不来舰载机的巡洋舰队仍按计划执行攻击任务。舰炮攻击使弹丸之地威克岛不断燃起大火。仅半个小时，巡洋舰就打出了2300发203毫米和127毫米炮弹。由于炮弹灰形成了巨大尘雾，加上舰船高速航行导致射击精度大大降低，斯普鲁恩斯认为攻击简直在浪费弹药。天亮后，天气稍有好转，哈尔西立即下令轰炸机前往支援。在轰炸机和舰炮的双重打击下，威克岛的几栋建筑被摧毁，潟湖里的3艘快艇被击沉。2艘驱逐舰击沉了2艘日军巡逻艇，艇上4个日军士兵被美军俘虏。美军共损失飞机3架，2架因恶劣天气坠毁，1架被日军防空炮火击落。

返航途中的哈尔西再次接到了尼米兹的电令：“如果你认为可行的话，希望能够空袭马尔库斯岛。”

现在困扰哈尔西的难题是燃油不足。换作弗莱彻，这就是天大的理由，但战意甚足的哈尔西肯定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3月1日，在对“企业”号和2艘重巡洋舰加油之后，哈尔西将驱逐舰和油船留在原地待命，只带着3艘军舰高速奔袭马尔库斯岛。3月4日凌晨，舰队到达马尔库斯岛以北200公里的海域。哈尔西派出了由32架轰炸机和6架战斗机组成的攻击机群。

马尔库斯岛在日本被称作“南鸟岛”，具体位置是北纬24度18分，东经153度58分。它西距小笠原群岛1267公里，西北距东京1848公里，东南距威克岛1415公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据美军情报显示，岛上有机场、电台和一个重要的气象站。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美国人竟敢前出至此来摸“老虎屁股”，岛上的防御基本形同虚设。当美军炸弹从天而降时，高枕而卧的日军才从睡梦中惊醒，手忙脚乱地开始对空射击。岛上的油库被炸弹击中起火，当那座电台以最大功率向东京报警时，一颗炸弹将这幢建筑炸成了一片废墟。7时05分，攻击结束，美军损失舰载机一架。

随后美舰快速撤离，与等待的驱逐舰和油船会合后顺利返航。3月10日，第十六特混舰队顺利驶入珍珠港。

对威克岛和马尔库斯岛的袭击，连喜欢吹牛的哈尔西都自认成效不大。一位参加战斗的美军军官认为：“日本人对袭击毫不在乎，就像一条狗根本不会在乎一只跳蚤的挑战一样。”

就在联合舰队为捕捉美军舰队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些不知情的吃瓜民众仍在举行着各种庆祝活动。参谋长宇垣缠在3月12日的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如果敌机真的来了，向庆祝的人群发起攻击，一想到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就会让人不寒而栗。”三和参谋也在日记里说：“如何保护我们的首都免遭敌人的空袭，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攻占关岛、威克岛和拉包尔之后，井上成美的第四舰队以及陆军南海支队并未就此停下前进的步伐。在美军四处出击的同时，日第二十四航空战队的陆基飞机从拉包尔出发，多次对新几内亚岛上的军事重镇莫尔兹比港以及所罗门群岛的首府图拉吉实施轰炸。盟军据此判断，日军战略重点很可能就此向南或东南方向转移。为打破日军的战略企图，威尔森·布朗少将受命率领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一特混舰队展开反击，袭击目标是日军刚刚占领的拉包尔。

布朗的运气比弗莱彻还差。2月20日，在距离拉包尔720公里的海面上，第十一特混舰队意外被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鉴于行程已经暴露，布朗少将不顾“列克星敦”号舰长谢尔曼上校的苦苦哀求，断然取消了攻击计划。

对侦察机发回“发现敌军航母”的消息，日军迅速做出了反应，17架陆基中型轰炸机立即前往攻击布朗的特混舰队。当天美军战斗机的表现完全可以用“非常出色”来形容，他们仅以损失2架的代价击落日机15架。当天的空战英雄非爱德华·奥黑尔上尉莫属，他一人就干下来5架日机，成为美国海军第一个王牌飞行员，随后被授予荣誉勋章。尽管并未遭受多大损失，但布朗依然下令高速撤退。

布朗坚持认为，单独由一艘航母执行这样的任务风险太大，必须增加一艘航母后攻击行动才能发起。尼米兹想到了距离布朗最近的“约克城”号，于是电令弗莱彻舰队前往增援。3月6日中午时分，两支特混舰队在埃法特岛以西180公里处会合。金的指示依然是袭击拉包尔。因为据可靠情报显示，那里的港湾中挤满了整装待发的舰船，仅3月2日当天就有24艘之多。

美国人的判断非常准确，日本人正在为发动新的攻势集结力量。早在1月29日和2月1日，大本营海、陆军部分别颁布了“大海令第47号”和“大陆令第596号”，要求第四舰队和南海支队协同攻占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一系列战术要点。井上计划在3月初组织实施“SR作战”：夺取新几内亚岛东部、拉包尔以西650公里的萨拉莫阿和莱城（“SR”意思是“Saramoa-Rae”）。从莱城机场出发，就可以对东南方向340公里，位于巴布亚半岛南岸的莫尔兹比港实施空袭，进而在4月初加以攻占，打开通向澳洲的大门。布朗2月20日对拉包尔的袭击虽未成行，但2月20日的空战使日军飞机损失惨重。井上不得不将进攻日期从3月3日推迟至8日。就在这几天，弗莱彻赶到了。由于资历比弗莱彻深，合并后的舰队由布朗少将统一指挥。

负责攻占萨拉莫阿的是陆军南海支队。由于占领拉包尔后很多士兵染上了疫情，尤以第一四四联队第一大队为甚，堀井富太郎就将任务交给了堀江正少佐的第二大队，并配属山炮和工兵各一个中队。占领莱城的任务由第四舰队吴镇守府海军特别陆战队承担。

虽然麾下只有“翔凤”号1艘轻型航母，但井上仍然孤注一掷发起了“SR”作战。3月5日，攻占威克岛的功臣梶冈定道率登陆舰队离开拉包尔——舰队由1艘轻巡洋舰、6艘驱逐舰、1艘快速布雷舰、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5艘运输船组成，负责海上护航的是五藤存知的5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3月8日凌晨，0时15分，堀江大队的2000名士兵顺利在目标海岸登陆，没有遭遇任何抵抗，3时，堀井已占领萨拉莫阿机场。当地少许新几内亚民兵在头天夜间就发现有大股日军登陆的迹象，明知不敌的他们迅速撤入了步罗罗山谷。同一天2时30分，800名海军特别陆战队员占领了无人防御的莱城。

8日当天上午，布朗就收到了萨拉莫阿和莱城沦陷的消息。鉴于敌情发生重大变化，布朗将袭击目标由拉包尔改为上述两地。这是美军首次对正在作战的日军发起的攻击。

3月10日清晨，7时49分至8时50分，在新几内亚岛尾部，布朗下令从两艘航母上起飞了18架战斗机、61架俯冲轰炸机和25架鱼雷机，总计104架。庞大的攻击机群飞越巍峨挺拔的欧文斯坦利山，成功对莱城和萨拉莫阿以及日军的登陆船队实施了轰炸。10时41分，从澳洲大陆起飞的8架B-17重型轰炸机和8架澳大利亚空军哈德逊式中型轰炸机也赶来凑热闹。除1架飞机在莱城被击落外，其余盟军战机均顺利返航。

美国人声称击沉敌5艘运输船、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2艘驱逐舰和1艘炮艇遭重创“可能沉没”。实际日军的损失是“金刚丸”号等3艘运输船和1艘扫雷艇被击沉，1艘运输船、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受重伤，1艘布雷舰和2艘驱逐舰中度受创。陆军死6人、伤17人，海军死136人、伤240人。井上的南洋部队损失惨重。

面对大好局面，布朗没敢发起第二波攻击就匆匆撤退，在这里扮演了“南云第二”。随后布朗将“约克城”号留在了珊瑚海，自己带“列克星敦”号于3月26日返回珍珠港。布朗的舰队在海上游弋了整整54天，仅仅就打了这么一仗。

遭受重大损失的井上痛感没有大型航母的局限，他立即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请山本派出重型航母支援下一步更为重要的“MO作战”。井上显然不知道南云舰队此刻正准备远赴印度洋到锡兰去打酱油。他至少要到5月才可能等来支援的航母。

尽管战果远不能算作辉煌，罗斯福还是在3月17日得意扬扬地告诉丘吉尔，这“绝对是我们干得最漂亮的一天”。受到鼓舞的金上将也致电布朗，夸赞他们“干得好”，赞扬参战官兵在这次“鼓舞和激励”了全体海军将士的漫长航途中表现出的“航海技艺、吃苦耐劳和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

在随后提交的作战报告中布朗指出，航母编队跨越海图并不清晰的海洋向敌人坚固的据点发起攻击纯属冒险行为。尽管这一说法部分得到了尼米兹的认可，但倡导积极进攻的金并不赞同，他认为布朗战意不足。布朗随后被调离航母舰队，出任总部设在圣迭戈的两栖作战部队司令官。他的职位由奥布里·菲奇少将接替。菲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航母指挥官，将在随后的珊瑚海海战中粉墨登场。

那些对进攻心存怯意的高级将领均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威胁。除了以前的派伊和现在的布朗，随后戈姆利、弗莱彻都将因此离开作战舰队。连尼米兹都感到了无形中的压力，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金的直接干涉，任何妨碍进攻的行为都会遭到金的质疑和斥责。历史学家弗兰克·乌利希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洋战争初期，“在尼米兹费尽心机为太平洋舰队争取主动权的过程中，金对他的威胁甚至比他的敌人山本五十六更大”。

珍珠港事件中美军潜艇部队丝毫未损。作为潜艇专家，尼米兹肯定不会忘记利用潜艇实施袭扰作战。由于仓促迎战，训练不足，加之战争初期美军鱼雷质量低劣，潜艇部队的战绩只能用惨淡来形容。截至4月底，美潜艇司令官斯坦利·英格利希少将先后派出了约50艘潜艇，击沉日军舰船仅20艘左右，超过6000吨的只有4艘。同一时间，德国人在大西洋上的战绩是271艘、总吨位160万吨。美军潜艇部队要想发挥重要作用尚需时日。

这样小打小闹应付一般吃瓜民众尚可，显然无法让华盛顿的大腕儿满意。海军部长诺克斯是尼米兹多年的好友，在上次来电要求尼米兹必须接受记者采访之后，他再也未和尼米兹有过联系，这在战争年代绝非正常，诺克斯的沉默实际是一种变相的不认可。凯瑟琳的来信中曾谈到诺克斯夫人请她吃饭，尼米兹对此颇感惊讶。他在回信中说：“我很高兴诺克斯夫人能请你吃饭。我近来没有收到海军部长的任何来电，或许是不愿谈出他的想法。现在他对我恐怕已不像原来那样有兴趣了，这是自然的。过去曾有许多人开始对我很热情，后来看到事情进展不够快就对我失望了。如果我还能在珍珠港工作上6个月就属幸运。公众要求我尽快行动，早点儿做出成绩，但是我做不到。”

就在东京为第二阶段进攻方向感到纠结的同时，在大西洋两岸，美、英两大盟国的首脑也在为下一步战争进行着积极的谋划。3月9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全球战场划分达成了一致意见。从欧洲到亚洲的广袤战场被分成三个区域：美国人负责太平洋，英国人负责新加坡以西到地中海的中间地域，包括大西洋在内的欧洲战场则由英、美共同负责。

日本人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盟军必须做出适当调整，以维护全球战略的平衡。丘吉尔提出，原来“阿卡迪亚”会议上制订的那些计划现在“大体上已经过时了”，要求视轻重缓急调整资源分配计划，因为“不幸频频降临在我们头上”。英国迫切需要更多的坦克、飞机和船舶，以便把更多的部队运送到中东。他恳求罗斯福“对澳洲大陆提供额外援助”，以便阻止那个不太听话的柯廷在隆美尔重新向苏伊士运河发动猛攻时，要求把他的部队撤出非洲回援澳大利亚。

“美国在太平洋的形势非常严峻”，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开了整整3天会议，研究如何才能帮助英国人。虽然对英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承担大量义务表示同情，可罗斯福没有足够的船舶满足丘吉尔的要求。美国还背着另外一个包袱，它要保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免遭日军的进攻。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并且不使堪培拉从中东撤出更多部队，美国答应在即将出发的第四十一步兵师到达澳洲之后，尽快再向那里增派第三十二步兵师，那个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很快也将赶往那里。

现在，美国的参谋长不断从欧洲战区抽调军队、飞机和船舶，以应对太平洋上日益严重的危机，这与先前制定的“先欧后亚”战略是背道而驰的。一直对英国人缺乏好感的金上将竭力主张，只有立即向日本人发动进攻，才能阻止敌人南下进攻澳大利亚的企图。金认为大西洋和欧洲得到了过分重视，太平洋战区被摆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上。在与亲英派斯塔克的博弈中，金逐渐占得上风。加上斯塔克本身要为珍珠港的失败埋单，他很快就被派去伦敦做了联络官。

1942年3月12日，罗斯福颁布了一项任命，美国舰队总司令同时兼任海军作战部长。脾气暴躁的金到处都是敌人。就在他兼任部长的头两天也就是3月10日，一位美国陆军将领曾说：“最好找人把金干掉，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赢得战争。他总是和大家作对，就好像故意一样，但这只能说明他欺软怕硬。他不久前刚刚担任了海军舰队总司令，今天又接替斯塔克成了作战部长。最好不要让这个家伙同时把持海军的两个高位。斯塔克这个老好人绝对不会惹出什么麻烦，但我打赌金迟早会闹出乱子。”3月14日，这位将领添油加醋地说：“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厌恶某个人，而又找不到什么原因的话，这人十有八九是金。这个星期阿诺德将军给了他一个便条，他的速记员由于疏忽写成了‘致金海军少将’。24个小时后，这张便条就被退了回来，上面画了一个又粗又长的箭头指向那个‘海军少将’，旁边还做了特别批示，‘这就是海军统帅的级别，他应该对赢得这场战争帮助很大。’”说这话的人并非无名之辈，他的名字叫艾森豪威尔。

新任命颁布之前，金已经在大刀阔斧地修改之前斯塔克和马歇尔制定的优先对付希特勒的战略。金的意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意愿。国会和民众不喜欢海军在太平洋处于守势。一项民意测验表明，65％的美国人赞成尽快向日本人发起进攻，而支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人还不到25％。金的言论和举动很快引起了伦敦的不安。

在美国人中，金的反对者主要来自陆军，代表人物是参谋长马歇尔和战争计划委员会主任艾森豪威尔，两人认为这意味着“基本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陆军部长史汀生对此也表示了担忧。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要想最终打败轴心国，从战略和后勤考虑，在1942年把力量集中在欧洲是绝对必要的。这些措施包括：一、继续扶持联合王国；二、竭力使苏联人在战争中坚持下来；三、保持盟军在印度和中东的地位，阻止两个主要敌人在地理上结合。

这就意味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区仍然要保持守势，至于保持美国与澳大利亚交通线的畅通，“虽然值得向往，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艾森豪威尔甚至认为阻止日本入侵澳大利亚“对战争全局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对此金坚决反对。他认为澳洲必须守住，而美国对欧洲的贡献仅限于提供军火。不仅要保证供应线的畅通，还要建立一系列防守据点，并利用这些据点展开反攻。对此艾森豪威尔的话贬中有褒：“金是一个专断、固执的人，很聪明，喜欢威吓下级。但他渴望战斗，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3月7日，丘吉尔从伦敦发来了电报：“种种迹象表明，德国人很快将对俄国人发起新的大规模攻势，对于这个同德军正面作战的唯一国家，我们几乎帮不了忙。”丘吉尔和罗斯福担心，除非做出一些努力减轻德国对俄国人的压力，否则斯大林很可能被迫单独与轴心国媾和。这对盟军的事业将是沉重的打击。这一危险使马歇尔再次倡导将重点依然放在欧洲方面。

3月16日，三种方案摆在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案头。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中将提出：全力以赴在欧洲打败希特勒。因为德国垮台必导致日本的毁灭，不要再向太平洋派遣更多的部队，即使因此不得已丢掉澳大利亚。金的方案截然相反：呼吁陆海军发动联合攻势，把日本人赶出拉包尔，解除澳大利亚的现实威胁，即使这意味着牺牲用于派往欧洲的增援部队。

马歇尔提出了由艾森豪威尔制订的妥协战略计划，实质上依然是欧洲优先：将仅够保障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安全的有限兵力派往太平洋，海军不能过早地在太平洋发动大规模攻势，首先要保证英国和苏联的需要。

综合以上方案，说白了就是“海军主张太平洋，陆军紧盯欧洲”。这也与陆海军在不同战区担任的角色相符合：在欧洲大陆作战，陆军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在太平洋，海军是无可争议的主角儿。

马歇尔的支持者占大多数，金成了少数派。因此“没有经过多少讨论”，陆军就赢得了胜利。太平洋战区只限于承担“目前的有限任务”。4月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下一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草案，这一回合陆军胜！

随后马歇尔和霍普金斯一起去了伦敦。对于美国陆军竭尽全力争取到的结果，丘吉尔还不愿接受，他的目光盯在地中海和北非，对登陆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缺乏足够的积极性。马歇尔威胁说，一旦这一计划得不到英国的同意，那么美国海军就有可能转而奉行太平洋第一战略。通俗点儿说，就是你要再不同意，我们不管欧洲了，回太平洋打日本去。在此之前，留在华盛顿的迪尔已经向丘吉尔汇报了华盛顿的辩论情况，建议伦敦全盘接受这一计划。出于对美国人改变“先欧后亚”战略的恐惧，丘吉尔违心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陆军中还真有一个人支持金，他就是刚刚从科雷希多逃到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但他和柯廷一样无法影响到华盛顿的决策。麦克阿瑟还在为另一件事大发雷霆。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罗斯福必须时刻协调陆海军的矛盾，偌大的太平洋战场到底由谁指挥始终是他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起初他试图让麦克阿瑟担负这项任务，金坚决反对，他拒绝接受一位陆军将领向他的海军发号施令。金的理由很充分，既然海军作战将决定太平洋战争的成败，那么尼米兹当然是第一人选——虽然金对尼米兹不满意，但那毕竟是“自己人”。可尼米兹与麦克阿瑟相比，资历太浅。

罗斯福不愧为和稀泥高手，他最后决定“对日作战的指挥权由陆、海军平分”。3月30日，总统授意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太平洋分为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太平洋战区，前者包括东经159度以西和赤道以南，由麦克阿瑟担任司令官，其余部分划归后者，由尼米兹上将担任总司令官。

对此麦克阿瑟大为恼火：“在有关这场战争的所有错误决定中，最莫名其妙的是没有建立太平洋的统一指挥。”这肯定是海军在捣鬼，他认为在华盛顿存在一个“海军阴谋集团”，不但剥夺了之前派往菲律宾的增援部队，现在又使他不能担任太平洋战区的最高统帅，他认为自己到澳大利亚就是准备接受这一职务的。把脸看得比命都重要的老麦实在气愤，自作主张把自己的职务也改成了“总司令官”。

抛下领导的争论暂且不提，尼米兹和他的舰队必须在太平洋上有更大的动作。3月19日，珍珠港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金上将的钦差大臣伦纳德·邓肯海军上校。邓肯专程到珍珠港，就是要和尼米兹共同策划一项更大胆、更富创意的计划，这项行动后来被称作“杜立特空袭”。

如果将之前那些小打小闹比喻成隔靴搔痒的话，这下等于一锥子把靴扎透、扎到肉里去了，疼得日本人一下跳起三尺高。

牛人杜立特

1941年12月21日，珍珠港事件刚刚过去半个月，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就对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中将做出特别指示，“必须尽快组织针对日本本土的报复性打击活动”。

1942年1月28日，在白宫的又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再次强调了发起这种进攻的重要性。此时关岛已经沦陷，吕宋岛大部被日军占领，美国丢失了距离日本最近的空军基地。苏联港口海参崴倒是个不错的选择，那里距东京只有1100公里。但苏联与日本签有《中立条约》，斯大林如果允许美国使用苏联基地轰炸日本，很可能招致日本的疯狂报复，这对正在西线与德军作战的苏联人来说是不能承受的巨大风险。逼急的总统甚至问阿诺德是否可以在外蒙古建立轰炸机基地轰炸日本。

阿诺德在笔记里写道：“总统说，从日本和美国双方的心理来看，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轰炸日本。他要我们尽快找出办法，以空袭的方式给日本本土带去真正意义上的战争。”随后阿诺德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现在外蒙古已不受蒋介石控制，那里基地的安全性是得不到保障的”。

即使美军航程最远的陆军轰炸机，也不足以从当时美国控制的陆地上起飞抵达日本上空，使用航空母舰舰载机发起攻击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对此，刚上任不久的尼米兹并不热心。他担心空袭东京会导致日军的疯狂报复，此时太平洋舰队尚不具备与日本联合舰队正面抗衡的实力。从技术角度来说，航母舰载机航程有限，作战半径的制约要求实施攻击必须将航母开到日本近海，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攻击条件具备，美军舰队早已进入航程更远的日军陆基攻击机的打击范围之内。这种纯粹为了出口恶气而采取的自杀性攻击缺乏战术意义，少数舰载机的攻击不可能取得显赫战果，况且用当时太平洋舰队仅存的几艘航母去冒如此大的险，对于身处战场的军事将领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不仅是罗斯福，美国民众也对袭击日本本土有着出乎意料的热情。加利福尼亚州一位汽车轮胎商甚至悬赏1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字——奖励第一位袭击日本本土的美国飞行员。有人建议向日本的多座火山投掷炸弹，触发火山喷发，“说服日本民众，让他们认为是神明在对他们发怒”。《沃思堡明星电讯报》总裁阿蒙·卡特提出了一个更新奇的主意：利用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驾驶四引擎轰炸机从阿拉斯加飞到东京，“用500架飞机携带2000磅到4000磅炸弹让东京从地球上完全消失”。这些人的好心可以理解，但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当时的条件下，到哪儿找那么多四引擎的轰炸机？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大领导重视比什么都管用，总统多次亲自过问的事情自然有人操心。之前，金上将的潜艇参谋弗朗西斯·洛上校——他1915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曾几番视察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机场，发现那里的跑道被涂上了类似航母甲板的图案，用作飞行员起飞和着舰训练。看到这一情景的洛，灵机一动，他忽然意识到用海军航母运载陆军远程轰炸机对东京进行空袭，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1942年1月10日，参加“阿卡迪亚”会议与英国人吵了一天的金刚刚回到“泼妇”号钢壳游艇上，洛就来到了他的舱室，向金汇报了自己的思路。洛认为只要加以严格训练，双引擎陆基轰炸机就能够从航母甲板上顺利起飞。疲惫的金对洛的提议当即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当即授意洛去找航空参谋唐纳德·邓肯上校，就详细技术细节进行沟通。

洛立即打通了邓肯的电话。1917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邓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飞行员，曾拿过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此时正担任金的首席航空顾问。邓肯曾在“萨拉托加”号航母上服役，担任过美国第一艘护航航母“长岛”号舰长，精通海军航空兵业务。邓肯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那个“影子总统”霍普金斯的大舅哥——战后邓肯曾官至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听了洛的奇思妙想后，邓肯立即开始了可行性研究。他在绝密状态下用了整整5天时间起草了长达30页的行动方案。为确保不泄密，所有资料都是他亲自手写而不是委托打字员打印的。

从航母起飞轰炸日本后飞往中国，要求执行任务的轰炸机至少能携弹910公斤，续航力超过4400公里。进入邓肯视野的陆军轰炸机有四种，分别是B-18、B-26、B-23和B-25。B-26最短起飞滑行距离超过了航母甲板。B-23机翼过宽，如果使用，不仅会大幅降低使用飞机的数量，且撞上航母岛式塔楼的可能性很大。B-18也存在机翼过宽的问题。

权衡再三，北美航空公司的B-25在航程、翼展、载弹量等各方面均能符合作战技术要求，且只需要5名机组成员。这是B-25首次投入实战中。这种轰炸机长16.48米，翼展20.6米，总重12992公斤。二战期间，这种飞机共制造了9816架，单架造价180031美元。

但这种中型轰炸机体型庞大，在短短的航母甲板上起飞难度极大。虽然经过减重、改装并对飞行员进行特训后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但回到航母上降落绝无可能。洛原本的想法是，让执行完轰炸任务后的轰炸机在海上迫降，用潜艇或驱逐舰将飞行员接走。邓肯修正了洛的想法，他觉得相对而言，航母的安全更加重要，航母在放飞轰炸机后立即返航。经过精密计算并合理使用燃料的飞机，可以从航母上起飞直抵日本上空，扔下炸弹后飞往中国或苏联，后者最好。

这一方案还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执行任务的航母甲板因需要停放只能起飞不能降落的陆基轰炸机，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舰载机起降，航母自身战机只能暂时存放在机库里。在陆基轰炸机起飞之前，除了可怜的防空炮火，航母几乎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能力。洛之前建议只使用1艘航母，但邓肯认为至少需要2艘：1艘用于运载陆基轰炸机，1艘担任舰队的护航任务，当然护航巡洋舰、驱逐舰也必不可少，还有为长途奔袭提供补给的油船。

邓肯仔细查阅了北太平洋及日本近海的气象资料，提出4月具有实施空袭最佳的气象条件。拟定航母舰队从美国西海岸出发，到达最东地点为距离日本海岸700公里处。为了尽可能为飞行员创造生还的机会，邓肯拟定空袭时间为午夜时分，以保证飞行员飞抵中国时是白昼。按照当时中国日占区及轰炸机的航程，首选降落地为浙江衢州附近的几处机场。飞机将在那里加油补给后转飞重庆，之后辗转回国。

邓肯最初选择的降落地点是苏联的海参崴，这样飞机可以少飞行1000公里以上，飞行员生还的机会更大。邓肯甚至提出，依据《租赁法案》，这些飞机着陆后可移交苏联使用，机组人员返回美国。为此，美国特意派专员赴苏联协商，最终无果。理由刚才已有叙述。

1月16日，邓肯和洛一起向金递交了研究报告。在认真翻阅之后，金指示两人去向阿诺德中将详细汇报。17日，邓肯和洛向阿诺德汇报了这一行动计划。

阿诺德对袭击日本早有想法，不仅仅是出于总统的授命。早在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一次讨论中，英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就告诉他：“攻击日本是海军的任务，美国海军的航母可以溜到日本近海，像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发动一次突然攻击。”波特尔认为这样做的风险不会超过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还将使日本海军从南方撤回力量去加强本土防御，间接缓解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压力。斟酌再三，阿诺德最终否决了这一想法。作为陆军，他不愿拿海军仅存的几艘航母去冒险，再者他怀疑波特尔将这一任务指派给美国海军别有所图，是为了不影响美国对英国的轰炸机供应。同一天，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提醒阿诺德，是否可以考虑从中国起飞轰炸机空袭日本，阿诺德回答说美国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轰炸机，一旦采取行动，需要的飞机不能少于50架。

1942年1月4日，在讨论北非防务的白宫会议上，金曾提议用海军的航母向那一地区运送一定数量的战机，其中就包括陆军轰炸机。当时阿诺德就怦然心动，若有所思，他潦草地在本子上写道：“要用航母运输陆军轰炸机，我们将不得不尝试从航母上起飞它们才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做法，但我们必须做出尝试。”会后，他曾指示陆军航空兵作战计划处进行从航母起飞陆军轰炸机的可行性研究。

正因为有了之前这些想法，阿诺德对邓肯和洛的建议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积极响应。和金一样，阿诺德同样崇尚“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立即授意邓肯继续筹划海军承担的任务，由他亲自来物色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1月13日，一位45岁的陆军飞行员应召来到了司令官的办公室。阿诺德问他：“我们有什么飞机可以在500英尺的短距离内起飞，负载2000磅炸弹，载着全体机组人员飞行2000英里以上？”

这个小个子军官迅速将美国兵工厂所有的战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推断只有4种飞机可供使用。但慎重起见，他还是有所保留地说：“将军，请给我一点儿时间，我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第二天，中年人再次来到了阿诺德办公室：“如果加装油箱的话，B-23和B-25都可以使用。”

“如果必须在75英尺的宽度内起飞呢？”

“那就只有一种，您问的正是B-25。”阿诺德心中暗暗点头，这与之前邓肯和洛的判断不谋而合。

这位中年人就是我们本章的主角儿，刚刚返回陆军现役的詹姆斯·杜立特中校。当听完司令官简单介绍作战计划之后，杜立特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项即使成功也未必能够生还的特殊任务”。

阿诺德之所以从空军众多高手中选择了杜立特，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着别人不具备的特点。1896年12月14日，杜立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他的身高仅仅1.63米，放在日本人中并不算低，但在美国人中绝对属于鸡立鹤群，坐在飞机座舱往外看都非常困难。但就是这位小个子，却保持着美国飞行界的多项纪录——很多同时也是世界纪录。

杜立特有强壮的体魄，酷爱拳击的他曾获得1912年美国太平洋海岸业余48公斤轻量级拳击赛的拳王称号。和哈尔西一样，年轻时期的杜立特喜欢打架斗殴，因此被以扰乱秩序罪关过班房。他在飞行方面有惊人的天赋。只用了7小时4分钟，杜立特已经能独自驾机飞行，半年后就成为飞行教官。他曾以5美元和朋友打赌自己可以坐在飞机的轮轴上着陆，这一惊人举动被当天正好在现场的电影导演塞西尔·德米尔拍进电影，被告发的杜立特因此被当时的顶头上司阿诺德上校勒令禁飞一个月。

今天看来，驾机穿越美国本土似乎非常简单，但在当时绝对是第一个吃螃蟹。1922年9月4日，杜立特驾驶一架DH-4B型飞机，从东海岸佛罗里达不间断地飞行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全程3482公里，耗时22小时30分钟。在那以后，杜立特先后赢得施奈德锦标赛、本狄克斯航空竞赛和汤普森杯等航空大赛冠军。据说他第一个完成了当时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动作——外圈筋斗和盲降。

不单在飞行上有惊人的表现，杜立特还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自然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是中国航天之父钱伟长大师的班长，可谓文武双全、内外兼修。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杜立特在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石油公司——壳牌公司任航空部主任。1939年，他意识到战争已不可避免，主动向阿诺德提出返回现役。他向阿诺德表明，自己有7730小时飞行时间，而且基本上是战斗机。当时他只是预备役少校，根据现行法律是无法被征召加入现役的。直到194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征召预备役修正法案后，杜立特才得以重回部队。战争结束后，已晋升中将的杜立特再次回到壳牌公司出任副总裁。

当时尼米兹的手下只有四艘航母，除“萨拉托加”号被日军潜艇击伤需要回到西海岸维修外，可供选择的航母还有“约克城”号、“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这三艘。让正在海上征战的航母大老远跑回来实在费事，正在墨西哥湾试航的“大黄蜂”号航母就此进入了邓肯的视线。这艘航母完成试航之后，将很快通过巴拿马运河，在西海岸做短暂停留，之后前往珍珠港加入太平洋舰队。

2月1日，一个寒冷周日的下午，邓肯登上了停泊在弗吉尼亚诺福克军港7号码头的“大黄蜂”号，随后两架B-25被吊上了甲板。2月2日9时32分，航母启航，舰长马克·米切尔上校亲自操舰，护航的是两艘驱逐舰。航母于12时55分到达试飞地点，13时27分和47分，约翰·菲茨杰拉德和詹姆斯·麦卡锡两位中尉飞行员成功驾机从航母起飞，然后飞往陆地机场平安降落，邓肯观摩了试飞全过程。一切表明，只要经过艰苦训练，空袭东京的计划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在邓肯随后呈递的备忘录上，金用铅笔龙飞凤舞地签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非常好”。

唯一感到愤懑的是“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上校。尽管知道自己的航母很快就将投入战斗，但是老朋友邓肯一点儿都不肯向他透露将要执行的任务。面对同样恼火的部下，米切尔还要按捺住火气，耐心劝告弟兄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生气归生气，该干的活儿还是要干。大度的米切尔甚至将条件最好的舰长室让给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使用。

被选作执行任务的是美国陆军第十七轰炸机大队，首批B-25就是在该大队服役的。截至1941年9月，该大队全部4个中队均已配备了一定数量的B-25。飞行员对驾驶这种飞机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杜立特没有时间去训练新飞行员。

之前，第十七大队正在俄勒冈州执行反潜巡逻任务。接令之后，他们于2月9日转移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陆军航空基地，对外宣称是担负东海岸的巡逻，实际是为空袭东京做准备。飞行员被告知，他们将有机会参加一项极为危险的活动，愿意参加者自愿报名。出于保密考虑，对所有官兵都隐瞒了任务的具体内容。

初期预计使用的轰炸机为20架，因此从第十七大队挑选的B-25是24架。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并使每名机组成员能够获得最大的生还机会，空军技术人员对备选飞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装。具体包括：

一、由于将要执行的是低空轰炸任务，飞机尾部的12.7毫米机枪就显得作用不大。这种性能不稳定的机枪时常卡壳，拆除后不但可以减重，还可以为额外加装的60加仑油箱腾出空间。飞行员格林宁上尉想出了一条妙计，在轰炸机的尾巴打洞，安装两个看起来像扫帚的黑色木杆模仿机枪。夸大的枪筒使可能对其追击的战斗机清晰可见。不过一旦遭遇到真正的攻击，这种“稻草人”机枪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二、考虑在北太平洋航行将要遭遇到寒冷天气，机翼前端和机尾安装了除冰器，防止燃油冻结。

三、为防止发报被日军截听，暴露战术意图和舰队具体位置，行动全程将严格实施无线电静默，只收不发。这样机上104公斤重的无线电设备就没了用场，全部予以拆除，以减轻飞机重量，节约每一滴燃油。

四、在投弹舱部位加装副油箱。最初使用65加仑钢制油箱，由于多次出现漏油事故，改用225加仑的橡皮油箱。在投弹舱上方加装160加仑的折叠式橡皮油箱，油料用完后可压瘪折叠。在机腹炮塔中安装110加仑的金属副油箱。以上综合措施，使飞机可携带的燃油从设计的646加仑提高到1141加仑。考虑到抵达中国尚需一段时间寻找可供降落的机场，所以在飞机尾部无线电员座舱加装了一个60加仑和10个5加仑的小油箱，要求机枪手在飞行途中不断地将小油箱的燃料加注到炮塔的副油箱里，然后在小油箱上钻洞扔出飞机，使之很快沉入海底，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追踪舰队的蛛丝马迹。

五、改进炸弹舱的炸弹挂钩，使之能够在加装了副油箱的狭小空间里放置2颗227公斤爆破弹和1颗454公斤燃烧弹。使用的特制燃烧弹为子母弹，内置128颗3公斤重的子燃烧弹，可以最大限度地引燃攻击范围内的建筑物。

六、这次行动更重视对敌人心理上的打击，因此轰炸精度和实际效果就变得不太重要。B-25原来配备的诺顿瞄准器被卸了下来。这种重34公斤的瞄准器由2000个以上零部件组成，类似一个模拟计算机，以著名荷兰设计师卡尔·诺顿的名字命名，在1200米以上的高空能够取得良好的轰炸效果。本次轰炸要求在460米以下高度投弹，高精度的瞄准器实在是大材小用。属于高尖端科技的诺顿瞄准器造价高达1000美元，一旦飞机被击落或迫降在敌占区，这种珍贵的瞄准器很可能落入日军之手。但轰炸没有瞄准器也不行，最后代之以飞行员格林宁上尉发明的简易瞄准器。这种用报废的硬铝材料制成的简易替代品重量不到1公斤，价格仅仅20美分。大家亲昵地给它起了个响亮的绰号“马克·吐温”——那位大作家患有色盲症，因此被拿来嘲讽这种成像色彩度不高的瞄准器。

七、为了减少重量和避免意外中弹起火，严格限制飞机携带照明弹的数量，只在有装甲保护的飞行员座位后留了2颗，以供夜间着陆时使用。以上综合措施共计减少重量181公斤。改装后的24架轰炸机中有2架安装了摄影机，以便抓拍轰炸效果。

1月31日，根据阿诺德的要求，美国陆军航空兵参谋长卡尔·斯帕茨准将向杜立特提交了要轰炸的10个日本城市备选名单，并详细标明这些城市中需要重点打击的军事目标。为了造成更大的影响，使日本无法掩盖本土被炸的事实，阿诺德决定对多个城市实施轰炸，哪怕派去的仅仅是一架飞机——不要实际战果，只求轰动效应。

“阿卡迪亚”会议之后，约瑟夫·史迪威中将被选作蒋介石的参谋长派往中国。临行之前，阿诺德特地召见了史迪威，暗示“美国将会派轰炸机到中国去”。他要求史迪威在中国准备多处备降机场，同时在这些机场存放轰炸机所需的汽油和航空润滑油。

华盛顿同时向重庆政府提出了相关具体要求。对于此事，蒋介石在1942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声称将有轰炸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降落，要中国准备临时跑道。”出于保密考虑，美国并未将真正作战意图和详细计划告诉重庆。随后蒋介石下令给驻扎在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他务必在4月前完成相关机场跑道的修缮与扩建工作。

当时中国沿海地区大半已沦陷日寇之手。距日本较近的省份中，只有浙江、福建、江西的部分机场可供使用，如浙江的衢州和丽水机场，江西的玉山和吉安机场，福建的建瓯机场。这些机场大多设施落后，难以承担降落大型轰炸机的艰巨任务。

接到委员长的特别指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不敢怠慢，立即专程赶往衢州召集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机场的扩建和修缮事宜。会议强调，不仅机场必须能够容纳50架轰炸机的起降条件，还要“以机场为中心四周缜密设防，内外布置，建筑壕堑，征工征木”。

如此浩大的工程绝非小小衢州所能承担，周边十里八乡都被紧急动员起来。当时正值严冬，各县青壮劳力甚至老人幼童都加入了开山伐木的人流之中。那些船载肩扛、翻山越岭的中国百姓并不知道美军飞机从哪里飞来，到底要去做些什么，但他们只要知道是去打日本人就足够了。仅仅几十天，机场扩建和修缮工程顺利完工。重修后的衢州机场几乎能容纳当时各种型号的飞机起降。同时，玉山、吉安、建瓯等机场也在数月内修毕待命。

为了彻底扼杀中国的空中力量，日军一直在对衢州等机场进行不定期的狂轰滥炸。直到4月3日，衢州机场还遭遇过一次空袭。日军每次空袭过后，衢州机场都会被中国民众快速修好。蒋介石在4月1日的日记里描述了他接到的最后通知：“美军拟在4月19日、20日使用衢州、丽水机场的两条跑道。”

落实降落机场的同时，空袭行动的各项准备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为了保证中国方面的准备万无一失，阿诺德专程派克莱顿·比塞尔上校到重庆担任史迪威的航空参谋，负责接收飞机降落和加油设备等专项事务。

对飞机的改造和机组人员的征集也在同步进行。2月28日，杜立特到了南卡罗来纳埃格林基地，从驻扎在那里的第十七轰炸机大队招募志愿者，报名者中共有24个机组的120名空勤人员和20名地勤人员被最后选中。“我的名字叫杜立特，”中校告诉大家，“我们大约有3周时间——也许更少，通过训练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记住，如果有人想退出，随时可以，不会过问任何问题。”被选中者无一人愿意退出。

“长官，您能给我们关于此次行动的更多信息吗？”一名飞行员提问。

“不能，至少现在还不能。整个事件必须保密，你们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很多人的生死将取决于你们能否为这次行动保密，不仅仅是你们的生命，还关系到其他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大名鼎鼎的杜立特是众多年轻飞行员的偶像，他的出现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昭示此次任务的重要性。飞行员查尔斯·麦克卢尔回忆说：“当时一听到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一定要采取实际行动了，可以预期将大干一场。”

3月1日，飞行员驾驶改装后的24架B-25飞往佛罗里达，他们将在那里接受为期3周的特殊训练。第八空军基地的滑行跑道已被涂成航母甲板的模样，供飞行员模拟起降，训练还包括低空飞行、投弹、夜航、水上导航等专项技能。其间遇到恶劣天气无法训练时，就由兼任十五号机组机枪手的托马斯·怀特军医向大家传授急救课程。行动中没有军医位置，急于参战的怀特经过努力训练，竟然破天荒地取得了机枪射击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而以正式队员的身份登上了飞机。怀特为队员进行了天花、鼠疫的疫苗注射，还为每个人验明血型，登记在身份卡上，每个机组还配备了一个医药箱和两个急救箱。

飞行教官由埃格林基地29岁的亨利·米勒海军中尉担任，他是海军中最杰出的飞行员之一，训练重点是在最短的距离内起飞。飞机载重量由轻到重，起飞距离从远到近循序渐进。到训练结束时，参训飞行员几乎全能达到负重14000公斤在150米的距离内起飞，个别高手的成绩达到了惊人的87米。除了起飞，他们还进行了昼夜低空编队飞行训练，投弹手进行了目视轰炸训练，机枪手则进行了射击专项训练。

3月下旬，所有参训飞机进行了一次3200公里的长途飞行，以检验远程飞行中各项改造的合理性以及燃料的消耗情况，也作为短训的结业考试。杜立特从24个机组中选出了15个正式参战机组，后增加1个备用机组。在写给阿诺德的总结中，杜立特说：“尽管3周时间很短，但飞行员还是克服困难，达到了预期目标。”

3月31日，16架参加任务的轰炸机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海军航空站，“大黄蜂”号航母已经等在那里了。舰上的海军人员用起重机将15架飞机吊上甲板，转移到飞行跑道上加以固定。在第十六架飞机登舰问题上，海军担心甲板无法容纳，不太同意。经高层多次斡旋，一直到航母出发前，海军才同意将第十六架飞机挤上甲板。4月1日，16架轰炸机每架5名机组成员，加上地勤及维护人员总计71名文职和130名作战人员登上了航母。

海军飞行员对体型庞大的B-25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劳森中尉和几个陆军飞行员便带着他们参观了飞机，像小孩子一样吹嘘这些飞机到底有多牛。作为报答，海军飞行员也带他们参观了海军的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鱼雷机，这些飞机都折叠了机翼，彼此拥挤地停放在机库里，因为陆军飞机把甲板都占满了。劳森不由得暗自担心，“大黄蜂”号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傍晚时，他的担心得到了部分缓解，因为周围来了许多巡洋舰和驱逐舰。

之前的3月19日，邓肯受金上将委托专程飞往珍珠港，向尼米兹上将介绍了这一别出心裁的空袭方案。尼米兹对这种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准军事行动”不感兴趣，对袭击成功的前景也半信半疑。在他眼中，如此兴师动众的计划没有任何战略目的，只是一次夸张的示威而已。他本来指望“大黄蜂”号能够缓解太平洋舰队兵力严重不足的状况，这下倒好，不但它暂时派不上用场，还要再派出一艘航母去为其护航。也就是说，这次行动竟然要动用太平洋舰队一半的航母力量，它们将在目前毫无战事的北太平洋停留超过6周时间，这将导致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孱弱力量更加分散。一旦将“企业”号航母派出，由于“列克星敦”号需要留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危机四伏的南太平洋就只剩下了“约克城”号孤独地在那里游弋。

参谋长德雷梅尔少将同样反对这一计划。危险无处不在，由2艘航母组成的特混舰队要深入距离日本本土很近的海域，随行的还有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2艘油船，舰队官兵合计逾万人。这支庞大的打击力量将在全程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穿越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天空中随时可能出现日本人的飞机，所经水域有敌军潜艇和水面舰艇频繁出现，任何一丁点儿差错都将导致整个行动功亏一篑。最关键的是，空袭一旦成功，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会采取怎么样的报复措施？是进攻珍珠港还是中途岛，抑或是西海岸的西雅图、旧金山和洛杉矶？太平洋舰队目前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入侵的能力。

但是邓肯告诉尼米兹，他此行目的并非来商议此事是否可行，而是来传达金上将的命令，太平洋舰队必须积极配合完成这一行动。邓肯只是一个小小的上校，但他背后站着金、诺克斯、马歇尔和阿诺德一众大腕儿，甚至还有罗斯福，尼米兹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这事儿要换成麦克阿瑟，早一尥蹶子蹦八米多高了，即使执行也要发一通牢骚不可。但尼米兹不同，他是个“讲政治”的内敛之人。为了确保太平洋舰队的新成员——“大黄蜂”号能平安回来，尼米兹还是决定派出“企业”号航母。他吩咐邓肯给华盛顿回电：“让洛告诉吉米（杜立特的昵称），放手去干，就按我们商定的日期。”

邓肯离开之后，尼米兹第一时间找来了哈尔西：“比尔，你觉得这样的计划行得通吗？”

“这需要很好的运气。”

“那你愿意带他们去吗？”

“是的，我愿意。”

“那好，接下来全看你的了。”

3月31日，哈尔西带参谋长勃朗宁上校专程飞回美国，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见到了早已等在那里的邓肯和杜立特，众人就空袭的战术细节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详细沟通。如此机密的重要行动，仅靠电文联络显然是不恰当的。

哈尔西和杜立特商定，以“大黄蜂”号为核心的第十六特混舰队先从美国西海岸出发，随后航程较近的以“企业”号为核心的第十八特混舰队从珍珠港启航，两支队伍在指定海域会合。航母将尽可能地把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运送到距离日本海岸640公里的地方。如果航行途中被日军发现，假若东京或中途岛在轰炸机的航程范围之内，不管任何情况都将立即放飞杜立特的飞机，或轰炸东京后迫降被潜艇救走，或直接飞回中途岛降落。如果两者均不在航程之内，只能立即将所有飞机推入大海，确保“大黄蜂”号可以及时将机库中的舰载机提升到甲板上，与“企业”号一起参加随后发生的战斗。杜立特表示理解：“毕竟如果两艘航母以及众多巡洋舰、驱逐舰都损失了的话，将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力量在相当长时间里终结。”

哈尔西和勃朗宁本拟于4月2日返回珍珠港，恶劣天气使所有飞往珍珠港的航班都无法起飞。哈尔西只好待在宾馆焦急地等待，还由此患上了流感，后来逐渐发展为过敏性皮疹。6日早上，哈尔西已无法起床。恰好勃朗宁在酒店大厅碰到了一个海军医生，给哈尔西开了硫化片剂。医生劝哈尔西卧床休息，但他必须尽快启程。“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身上装了那么多药片，以至于动一下就哗哗作响，我一路都在睡觉。”6日晚上，到达珍珠港时，哈尔西写道：“飞机降低高度准备着陆时，我被自己流出的鼻血弄醒了，我就这样舔着鼻血踏上了火奴鲁鲁岛。”

太平洋舰队效率颇高，尼米兹在第二天下午就签署了作战命令。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哈尔西要求派两艘潜艇到日本附近海域侦察巡逻，负责监视可能危及此次行动的日军。此外，尼米兹下令所有潜艇都移到赤道以南，会合地点以西的任何船只都被哈尔西认为是怀有敌意的。带病出征的哈尔西因此错过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航母对决。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他还无奈缺席了两个月后的中途岛海战。对美军来说这很可能是另一种幸运，届时详叙。

4月2日清晨，3时40分，海军4号油驳缓缓靠近了停泊在9号码头的“大黄蜂”号，为这艘即将远征的航母加了153329加仑燃油，使它的油量超过了140万加仑。航母的锅炉开始点火，舰上共有170名军官和2000名水兵。

舰长室里，米切尔上校——他此时已被告知具体行动计划——正和杜立特一起观看陆海军最高首长马歇尔和金刚刚发来的指示。马歇尔在电报中告诉杜立特：“我一直会想着你，愿上帝保佑你。”一向以严酷著称的金也在一张手写的便笺上祝他好运：“当我得知是你将在‘大黄蜂’号的远征中带领陆军航空队时，我知道成功的概率已大大增加。对你，对你的官兵和手下，我要衷心祝愿你们胜利完成任务——一路顺风和狩猎成功。”

一名水兵匆匆走了进来，要求杜立特上岸接一个紧急电话。杜立特怀疑是阿诺德临时变卦不让他参加本次活动。得知电话那头是马歇尔时，他放心了。

“杜立特？”参谋长问。

“是的，长官。”

“我打电话来是要亲口祝你好运，我们的关心和祷告将与你们同在。再见，祝你好运，平安回来。”

陆军参谋长亲自打来电话，让杜立特有点儿不知所措，这一姿态至少表明了对于正在遭遇困境的国家来说，他们本次行动有多么重要。“谢谢您，长官，”杜立特说，“谢谢您。”

大雾笼罩着海湾。早上，7时42分，轻巡洋舰“纳什维尔”号率先启动，随后是驱逐舰“奎因”号、“美瑞迪斯”号和“格雷森”号。10时18分，造价3200万美元的“大黄蜂”号庞大的身躯开始缓缓移动。这艘刚刚服役的航母排水量19800吨，最高航速33节。米切尔上校特意为航母加上了一个特殊标志，用印刷体在巨大的烟囱上书写了“铭记珍珠港”一行大字。1分钟后，“文森斯”号重巡洋舰和油轮“西马伦”号起程了。11时13分，所有舰只顺利地通过了巍峨的金门大桥，空袭东京的行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于“大黄蜂”号来说，这次出征尤其不祥，这艘航母此生再也未回过美国。它因为参加轰炸东京的行动而成为日本人重点复仇的对象。仅仅半年之后的圣克鲁斯大海战中，“大黄蜂”号在日本人不顾一切的殊死攻击中折戟沉海。

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路线类似，第十六特混舰队空袭东京同样选择了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具体航线为北纬40度线，与南云4个月前的航线平行，全程8400公里。双方的理由相同，就是利用北太平洋人迹罕至的有利条件最大限度隐藏自己的行踪。

16架体型庞大的陆军轰炸机簇拥在甲板上，密集的排列方式使机尾只能悬在航母的尾扇外边。陆军飞行员胡佛瞬间出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的东西能被叫作跑道”。航母舰载机已经提前存入机库，此刻的航母就像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在和“企业”号会合之前，它只能依靠护航舰只的保护。“西马伦”号油船装载着600万加仑燃油，舰长罗素·伊利格上校告诉水兵们：“我在东方服役6年，包括在中国的2年，与日本鬼子有过密切接触，亲眼见识过他们的残酷和暴行——还有勇敢，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只有167厘米高，体重61公斤，这在美国人中略显“迷你”。米切尔于1910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和哈尔西一样属于学校典型的“差生”，总共有280次被记过处分，二年级时曾被开除。后来在副市长父亲的努力下再次回到学校，最终以2.5分的极差成绩毕业。这次哈尔西、杜立特和米切尔这三个曾有劣迹的人终于凑在一起了。

痴迷航空的米切尔在1916年6月拿到了飞行执照，成为海军第三十三号飞行员。1919年，他参与了首次跨越大西洋的飞行并获得海军十字勋章，后来先后在“兰利”号和“萨拉托加”号航母上担任副舰长。开战之前的1941年10月，已经54岁的米切尔被任命为“大黄蜂”号舰长，他即将晋升海军少将。

杜立特将所有队员召集到一个大餐厅里，他清了清嗓子：“你们如果有人还不知道，或者依然在猜测，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正直接前往日本，轰炸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和名古屋。海军会带我们到尽可能近的海域，当然，我们还是将从甲板上起飞。”杜立特接着说，“这是一次艰难的任务，但一切都已经做了最好的计划。中国政府将和我们合作，实施轰炸后，我们将在离中国沿海不远的小机场降落，然后前往重庆。”

投弹手霍勒斯·克劳奇的话最具有代表性：“我们都欢呼起来，同时觉得难以相信。”泰德·劳森说：“它移除了我数周来的百思不得其解。”布里特·霍斯特姆之前则认为“我们很可能是去救援被围困在巴丹的麦克阿瑟将军”——他还不知道此时老麦已经逃到了澳大利亚，“没想到我们的目的地竟然是东京”。杜立特再次询问有没人退出，一个也没有。

大家均表示出视死如归的勇气。五号机飞行员戴维·琼斯感慨地说：“在战争中早已有过成千上万次的突袭行动，而这次任务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起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回不来的。”

会议也请了几名海军军官参加，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当天晚上，当飞行员回到休息舱室时，很多水兵主动上前和他们握手，将最好的床铺让给他们。

航行途中，史蒂芬·朱立卡上尉——他曾在1939年任美国驻日使馆海军武官助理——向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简单介绍了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说明了两国的政治架构，以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心理差异、着装、身体外貌特征等。东京无疑是介绍的重点。根据1940年人口普查数据，东京人口达到了6778804人，平均每10个日本人就有1个居住在那里，使之成为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第三大城市。市内分35个行政区，总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部分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4万人，几乎是华盛顿的10倍以上。这里是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众多工厂、房屋和商店拥挤在一起。由于之前经历过关东大地震以及20世纪20年代末那场遍及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因此日本政府放宽了建筑标准。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政府在1938年颁布命令，禁止在私人建筑中使用钢铁。“98％的建筑是用木材和纸张建成的，”朱里卡信誓旦旦地向大家保证，“如果你们能给它好好放上7把大火，他们永远都无法扑灭。”

此外，朱里卡还教了大家一句中国话“我是美国人”，还有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最简单办法。“主要是看脚趾，日本人穿着日式厚短袜，大拇指和其他4个脚趾是分开的，而中国人往往是并在一起的。”

4月8日，哈尔西率领第十八特混舰队驶出了珍珠港。除“企业”号，还有“北安普顿”号、“盐湖城”号两艘重巡洋舰以及“鲍尔奇”号、“贝纳姆”号、“艾勒特”号、“范宁”号这四艘驱逐舰和油船“萨宾”号。《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罗伯特·凯西幸运地登上了“盐湖城”号。一切看似都很平常，他在日记里写道：“也许事情会有不同进展，但表面上看起来就像又一次对威克岛外围的攻击。”

神通广大的凯西到处打探此行的目的，他找到了约翰·福特，一位刚刚重新服役的海军预备役军官，他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相当于今天中国的张艺谋或冯小刚。约翰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他神秘兮兮地告诉凯西：“据我所知，这次任务是一种变相的自杀。”

4月12日16时30分，“大黄蜂”号的雷达监测到西南方向210公里处的信号，两支特遣舰队开始逐渐靠近。13日5时28分，“大黄蜂”号的瞭望哨发现了一架来自“企业”号的侦察机。37分钟之后，32公里外的“企业”号已经出现在米切尔的视野中。

合并后的舰队由哈尔西统一指挥，舰队核心是2艘航母，其余有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8艘。由于航程遥远，2艘航母各带了1艘油轮。舰队会合后开始向西航行，全程实行无线电静默，“企业”号的舰载机将为整支舰队提供空中保护。

哈尔西尚未公布此行的目的，此时最纳闷的变成了“企业”号以及为其护航舰只上的水兵。“大黄蜂”号载着一群陆军的大家伙，那些轰炸机即使能勉强飞起来，也肯定无法降落。这到底是去干什么呢？

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水兵开始猜测，这些飞机可能是去加强陆军的某个基地。有人猜是阿留申群岛，有人认为是运往西伯利亚的某个秘密基地去支援苏联人的。

4月13日，哈尔西终于揭开了谜底。“企业”号的扬声器发出了声音：“这支舰队的目的地是日本东京。”哈尔西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企业’号的船员发出如此巨大的呐喊！他们的渴望一部分来自4天前失守的巴丹半岛。”

看着由航母、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气势恢宏地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目标直指日本的老巢东京，凯西记者之前的沮丧一扫而空：“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小日本如果没有两倍于我们的船只和至少同样多的飞机，绝对不敢和我们交锋。”

航行途中，舰队收听到东京电台的一则广播：“英国路透社报道，美军3架轰炸机轰炸了东京，这种消息可笑至极。日本国民对这种愚蠢的宣传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之下，在樱花的芬芳中享受着春光。”杜立特真想为之更正一下，即将到来的飞机远不止3架。新闻也透露出一个信息，日本人可能对即将到来的空袭毫无防备，从而增强了大家完成任务的信心。

此前应哈尔西请求，尼米兹已派出“鲑鱼”号和“长尾鲨”号潜艇前往日本近海，前者靠南，后者偏北，警戒可能出现的日军舰只。4月9日，“鲑鱼”号曾向两艘路过的日本货船发射鱼雷，均未命中。“长尾鲨”号在犬吠崎东端每天发回天气情况，其间还忙里偷闲击沉了日军3000吨的货船“佐渡丸”号，随后被日军深水炸弹击伤，所幸伤势不重，仍可继续执行任务。潜艇发回的信息显示，目前日本近海并未出现日军大型主力舰只。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也表明，日军航母主力近期意外地出现在印度洋，短期之内不太可能回到本土。这就意味哈尔西舰队的安全系数提高了很多，尼米兹对此备感欣慰。

4月17日，特混舰队距日本本土还有1600公里，离预定起飞时间只剩1天的航程。“西马伦”号用200634加仑燃料填满了“大黄蜂”号的油舱，之后给“北安普顿”号和“盐湖城”号加油。“萨宾”号也给“企业”号以及“纳什维尔”号、“文森尼斯”号加了油。哈尔西仍将采取空袭南鸟岛的做法，他将驱逐舰和油轮留在原处，只带领航母和巡洋舰直闯虎穴。

“大黄蜂”号甲板上，飞行员和机械师对16架飞机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地勤人员拼命摇晃拍打飞机油箱，以使燃油中的气体尽可能溢出，哪怕多加一丁点儿油都能给机组成员带来更多的生还机会。

甲板上还在进行着一项别开生面的特殊仪式。美国海军曾在1908年10月访问过横滨，天皇的代表给一些美国军官颁发过纪念奖章。朱立卡作为使馆人员也收到过以天皇名义赠予的奖章。在米切尔上校发表简短演说之后，杜立特带领飞行员把奖章一一绑在炸弹上。大家纷纷在炸弹上写下一些讽刺语言，“我不想让整个世界都着火——除了东京”，“你会得到一个爆炸”，“炸弹美国制造，日本享受”。勤务兵拉里·博加特下士在炸弹上写上了父母和女朋友的名字：“这枚来自佩吉，这枚来自妈妈和博加特爸爸。”

4月17日晚，杜立特召集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飞机将于次日起飞。他要求所有人员必须认真检查带上飞机的物品，绝对不能将与“大黄蜂”号有关的任何物品带上飞机。会后，飞行员纷纷将借来的烟灰缸等物还给海军，那上边篆刻有“大黄蜂”字样，一旦落入日军手中，就会暴露真正的起飞地点。

杜立特将第一个起飞，预定在傍晚时飞抵东京。“你们在我以后两小时或三小时起飞，把我投掷燃烧弹引发的火焰当作指示灯，这样可以让轰炸机在黑暗的掩护下发动攻击，并在第二天天亮时到达中国。”

一些飞行员准备用抽扑克牌的方式决定由谁去轰炸皇宫。蔡斯·尼尔森说：“我们都想炸掉它，我们认为天皇是这个事情的始作俑者，我们想来个釜底抽薪。”杜立特立即制止了这种行为：“没有什么比轰炸皇宫更能让日本人团结起来，皇宫不是军事目标。”杜立特给大家讲述了1940年他访问英国时的见闻。因为德国人轰炸了白金汉宫，英国人民更加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日本，轰炸皇宫只会引起日军更加凶残的报复。后来杜立特回忆说：“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对轰炸人员做出的最严厉的警告。”此外，医院和学校等民用设施也不在轰炸之列。最后杜立特强调说，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能飞往苏联。

开完会，劳森回到了舱室，一位海军士兵说：“听着，伙计们，今天晚上这里不许打牌。劳森就要出任务了，他需要好好休息。”上船时，劳森身上有70美元，由于遇见了海军中的赌坛高手，现在只剩下14美元。看来在轰炸日本人返回之前是捞不回来了。

除了自己的一号机外，杜立特将其余15架飞机分成了5组，每组3架。特拉维斯·胡佛的第一组负责轰炸东京北部，戴维·琼斯的第二组目标是东京市中心，斯基·约克的第三组攻击东京南部和东京湾中北部，罗斯·格林宁的第四组将打击神奈川南部郊区、横滨和横须贺的海军船坞。最后一组由杰克·希尔格率领，负责轰炸工业城市名古屋、神户和大阪。轰炸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炼油厂、储油罐区、钢铁厂、弹药库和造船厂等，每个机组都分配了一个基本目标和备选目标，以备在敌军高射炮火太过猛烈或者战斗机使他们无法靠近基本目标时使用第二方案。

随着起飞时刻临近，杜立特向所有机组成员发放了一些必需的工具，如防毒面具、手枪、子弹夹、猎刀、手电筒、救生衣、急救包以及消过毒的绷带等。据说重庆烟草很缺，一条烟要花7.5美元，还经常买不到货。那些宁可不吃饭也要抽烟的人就特别多备了一些香烟。劳森兜里输得只剩14美元，但“大黄蜂”号的烟实在便宜，一包只要5美分，他在自己的机尾塞了8条烟和2盒巧克力。他还准备用剩下的钱在重庆给母亲买点儿中国礼物带回去。

最后只剩下一个问题，之前从未有人提到过。万一在日本迫降怎么办？答案是由飞行员自主决定。杜立特不想当日本人的俘虏，“我会选择让机组其他人员跳伞，然后全速俯冲，哪个目标最划算就撞向哪个目标。我活了45年，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们都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人像我打算的那么做。”最后他告诉大家，“当我们到达重庆时，我要给你们开一个永生难忘的聚会！”

所有准备工作中，唯一不确定的因素依然是中国的机场。由于担心中国内部可能存在日本人的奸细，阿诺德一直未将详细计划通报给蒋介石，只是命令驻华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向备降机场派出携带照明和无线电设备的地勤人员以及懂英语的翻译，同时从印度加尔各答紧急调运可供B-25使用的3万加仑100号航空汽油和500加仑润滑油。

因为同样未被告知详细行动计划，史迪威并未真正领会阿诺德安排任务的紧迫性。缅甸战事吃紧，在3月到4月间，史迪威的主要精力都在筹划缅甸的几次会战，糟糕的通信条件使他与华盛顿的联系时断时续。史迪威多次要求“告知使用目的”最终未果。计划对陈纳德也同样封锁，阿诺德一直对这个人心存厌恶，认为他不过是个“雇佣兵”和“狂想家”，换句话说，就是“办事不靠谱”。这一切导致驻华美军中无人知晓行动细节。尽管4月初上述特殊汽油被送达衢州、丽水等机场，重庆也特意派出一些懂英语的空军军官进驻机场以随时接应，但由于特混舰队被日军意外发现，杜立特等人提前起飞，最后当他们到达中国时，并未得到计划中的地面指引，飞往中国的15架飞机因油料耗尽全部在迫降中坠毁。

阿诺德拒绝透露行动计划虽然让蒋委员长颇感不快，但到3月下旬，他还是同意美国人使用中国的5个机场。到4月2日，他再次被告知约有25架美国轰炸机将被部署到中国。中国战场形势的持续恶化使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4月11日，他要求比塞尔上校致电马歇尔，希望美国能够将行动推迟到5月底执行，以便调动更多兵力去保卫衢州。第二天，马歇尔就给史迪威回了封急电，“任务已箭在弦上，无法召回”，随后阿诺德也发来了类似的电报。马歇尔指示史迪威向蒋介石做出解释，“请通知蒋委员长，我和他在这一点上缺乏一个完整的共识让我深感遗憾，我真诚希望这件事不会让他感到尴尬”。16日，阿诺德再次重申计划不能改变。4月18日，马歇尔拍发了最后一封电报，指出“神秘的天气将会影响特殊行动”。

4月18日凌晨，3时10分，在离东京尚有1300公里时，这次任务的秘密性——这是行动成功的关键——受到了直接威胁。在“企业”号雷达屏幕上，操作员罗伯特·波伊彻少尉发现了距左舷舰艏20公里有2艘水面船舶，在这一海域出现的船无疑属于日本人。2分钟后，在大约相同方向上出现了闪光。战斗警报随即拉响，广播里传出了“发现敌舰2艘”的消息。舰员们从铺位上一跃而起，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几艘巡洋舰上，各就各位的炮手纷纷褪下了炮衣。

按照常理，2艘航母加上4艘巡洋舰还能怕他区区2条小舢板？可惜哈尔西此行目的不是水面作战，而是要把杜立特的轰炸机送到离日本尽可能近的位置上。现在每1小时、每1公里都至关重要。哈尔西通过高频短程无线电下达了命令，舰队向右转90度绕开敌船。3时41分，那2艘船在雷达上消失了。警报很快解除，舰队重新朝西行驶，好像一切都未发生过似的。

天气异常恶劣，军舰颠簸得非常厉害。凯西记者在日记中写道：“外面风极大，天色阴暗，海涛汹涌，海浪从甲板上滚落，有时涌上甲板的水有几英尺深，很难站立。”清晨，4时15分，3架侦察轰炸机和8架战斗机从“企业”号起飞，向西侦察320公里范围内的海域。随后又有3架侦察机和8架战斗机升空，担负起舰队的空中警戒。

5时58分，透过灰沉沉的晨雾，奥斯本·怀斯曼中尉发现水面上有1艘小型巡逻艇。中尉迅速飞回航母上空，将前方67公里处发现敌船的消息报告给哈尔西，“相信敌人的监视哨已经发现了我”。

哈尔西再次选择避让，他下令舰队转向西南。但危机随后出现，7时38分，“大黄蜂”号的观察哨发现了近在13公里外的日军巡逻艇——排水量94吨的“日东丸23”号。

双方都在可视范围之内，再避让已来不及。“企业”号已截听到这艘小船匆忙中对外发出的明码电报：“发现敌军航空母舰3艘，位置犬吠崎以东600海里。”

距离日本船只最近的“纳什维尔”号立即拉响了战斗警报，并通过信号旗请求开炮。7时52分，哈尔西回电舰长克莱文中校“开火”。1分钟后，轻巡洋舰152毫米炮开始发出怒吼，炮弹激起的水柱使得“日东丸23”号只剩下桅杆隐约可见。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渔船这样的目标对巡洋舰而言，并非轻易就能解决掉的对象。加上美军射术实在不敢恭维，一直到8时21分，这艘巡洋舰花费了915发152毫米炮弹，才让小小的日军巡逻艇爆炸起火，2分钟后沉没。船长中村盛作兵曹长以下8名士兵及5名船员共计14人全部毙命。有2名幸存者在水中上下浮动，最终未能被美军救起。克莱文中校将糟糕的表现归结为“缺乏经验，海况不好”。

就在“纳什维尔”号炮击的同时，空中8架战斗机发现了88吨的日军巡逻船“南欣丸21”号，飞行员开始向日舰扫射，其中1架飞机至少射出了1200发子弹，拖船开始逐渐下沉。飞行员转去支援巡洋舰的炮击。

沉没之前，“日东丸23”号一直不停向东京发报，“企业”号的吉尔文·斯罗尼姆上尉已经截获了他们发出的电报。毫无疑问，美军舰队在尚未抵达预定起飞地点前就被日军发现。此时他们的位置是东经153度27分、北纬35度26分，距东京1326公里。

哈尔西明白，接到警报的日本人一定会倾尽全力前来迎击，舰队继续前行凶险异常，随时可能遭遇日军水面舰艇、舰载机以及陆基飞机的联合进攻。尽管提前起飞预示着飞行员生还的希望更小，但哈尔西别无选择，他的身边是太平洋舰队几乎一半的力量——除6艘主力舰，还有舰上的数千名水兵。

权衡利弊，哈尔西断然决定提前发起攻击，他向米切尔舰长下达了作战命令：“起飞轰炸机，祝杜立特中校和他勇敢的飞行员好运，愿上帝保佑你们。”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了，看来你不得不提前启程，”米切尔一脸凝重地告诉杜立特，“中校，你明白这样做的原因。”

杜立特点点头：“我们马上起飞。”说完，他迅速走下了舰桥。扬声器响了起来：“现在注意！陆军飞行员请登上飞机。”

全体队员迅速在甲板上集合。杜立特解释了必须提前起飞的原因：“弟兄们，前面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死神。我们目前起飞距离是预定计划的2倍，每1加仑汽油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我们没有战斗机护航，也不得不在白天轰炸东京。”

稍作停顿之后，杜立特用戏谑的口气告诉大家：“有谁愿意退出？我们的替补队员愿意拿100美元来替换他。”

甲板上一时间鸦雀无声，忽然爆出了一阵喧哗：“队长，快带我们去东京揍那帮无赖。”“给1000美元我也不换，留着钱到夏威夷的夜总会泡妞去吧。”

这正是杜立特想要的效果，他随即下令：“伙计们，准备起飞。”

航母上所有官兵——火炮手、机械师甚至厨师都冒雨来到了甲板上，大家都想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时刻。“企业”号的飞机检验员阿尔文·柯南与同伴下了10美元的赌注，押一半的飞机不能成功起飞。

8时03分，“大黄蜂”号逐渐提速，16架战机的引擎发出隆隆轰鸣。飞机前面的机轮挡板被移开了，杜立特的一号机开始滑动加速。由于排在最前边，他面前的跑道只有142米。杜立特开足气阀发动了引擎，轰鸣声之大使大家都担心引擎被烧坏。飞机左轮沿着飞行甲板左舷侧的白线滑行，左翼伸在舷外，摇摇摆摆，迎着强风向前奔去。其余飞行员都紧张地张望着，不知道这股强风的力量能否帮助杜立特顺利升空。如果连队长都不行的话，他们肯定也不行。在大家眼里，那架飞机速度慢得令人窒息，就在舰艏被浪头抬高的一瞬间，杜立特的飞机冲出了甲板，机头猛地一个拉升，成功升空，轮前只剩下几米跑道。此时是清晨，8时20分。

“盐湖城”号上的凯西记者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历史性的一幕，“第一架飞机从航母上起飞，这简直是奇迹。航母正在向下扎入水中，甲板被白色的海浪淹没。随着航母的舰艏从海中抬起，巨大的飞机刚好从上面弹起”。

杜立特的飞机掉头低空掠过“大黄蜂”号，然后朝东京的方向飞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机翼下，复仇正以每分钟4英里的速度朝着日本这个邪恶的轴心帝国飞去。”

舰上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阵欢呼。现在剩下的飞机以3分钟间隔顺次起飞，每架飞机的起飞不仅可以为下一位同伴增加可用的甲板，也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格林宁后来写道：“我看到许多面孔正从船桥和岛式塔桥的栏杆上向下张望，那些替补机组人员也在其中，我在想，现在他们中还有多少人愿意和我们交换位置。”

一切顺利。当最后一架飞机被拖到起飞线时，一个甲板人员——水兵罗伯特·沃尔——突然失足，飞机前冲时的气浪把他吹得像败草似的乱转，他的左手被螺旋桨绞断，幸好人被摔到了旁边。飞行员法罗明显感觉到了震动，回头一瞧，只见沃尔躺在甲板上。机身出现了摇晃，他急忙扳动操纵杆收缩襟翼。飞机挣扎着滑出了跑道，只见它往水面跌了下去。舰上的人都以为飞机坠入了大海，可接着又看到它贴着海浪在飞，随后隆隆升高，转过弯来向其他飞机追去。此时是9时20分。由于必须节约每一滴燃油，升空后的轰炸机并不等候编队，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疾驰而去。

检验员柯南输掉了打赌的钱，“我认为我的10美元输得很值，就像是为了战争胜利捐了这笔钱”。

海军摄影师约翰·福特中校和他的摄影组对整个起飞过程进行了拍摄，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在法罗的十六号机起飞仅仅3分钟后，还没等他们在视线中消失，哈尔西已经下达了返航的命令，舰队速度很快加大到25节。“大黄蜂”号的船员以最快速度利用三台升降机将鱼雷机、轰炸机和战斗机送上甲板——瞬间“大黄蜂”号由一辆“板车”恢复了航母的原本模样。日本人肯定会对“日东丸23”号的报告采取一系列对策，不过舰队此时处于敌人战斗机的航程之外，很快就能驶出多引擎轰炸机的飞行半径。现在最需要提防的是日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

11时15分，“企业”号起飞了4架侦察轰炸机向南侦察。12分钟后，又有12架轰炸机升空，负责搜索后方320公里范围内的海域，2艘航母各起飞了8架战斗机在舰队上空巡逻。在随后几个小时，他们大约发现了15艘日军巡逻船，甚至发现了1艘潜艇。美军战机和“纳什维尔”号击沉了几艘日军巡逻船，巡洋舰还救上来5个日军水兵。

俘虏中一个二等兵讲的有趣故事把大家都逗乐了。早上，他值班时发现了几架飞机，于是迅速报告了船长，让他赶快向东京发报。船长认为那肯定是自己人，翻身蒙头继续大睡。过了一会儿，这名水兵再次叫醒了船长：“长官，正前方发现2艘非常漂亮的航空母舰。”

这下船长完全清醒，他冲上甲板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随后沮丧地说：“他们的确很漂亮，但很可惜，那不是我们的船。”之后他回到房间，从水手袋里掏出手枪对准太阳穴开了一枪。

舰上的人都在担心飞行员的安全，所有收音机都调到了日本的频道，收听东京、神户和横滨的广播。下午，14时45分，终于有好消息传来：“今天中午过后，敌人的轰炸机出现在东京上空，对非军事目标实施了轰炸。大阪也遭到袭击，东京有几场大火仍在燃烧。”

“他们成功了。”米切尔上校兴奋地说。“企业”号的一名水手为此专门给东条英机写了封信：“我很高兴地通知您，如果您还没有注意到，按照我们1941年12月7日接收到你方合同上的条款，第一批废金属已送到你市。当然，您知道，鉴于目前的航运条件，我方有必要采取空运的交货方式。我希望提醒您，在未来几年我们会继续交货。”

“大黄蜂”号的飞行大队长斯坦诺普·林中校即席赋打油诗一首：“时值四月十八，我们翘首以盼。山本始料未及，东京火焰滔天。吉米虎口拔牙，战机直捣目标。”

4月25日11时许，哈尔西率舰队顺利回到珍珠港。这次返航并未引起什么轰动，因为杜立特空袭东京的新闻已经让珍珠港的人们激动好几天了，谁也未将空袭东京和两艘航母的归来联系到一起。

东京上空三十秒

开战以来，纵然各条战线捷报频传，但有一个人时时处在焦虑与不安之中，他就是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因为深知日本国力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山本根本不敢对当前取得的胜利表现出应有的自信。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将这种暂时成功归结于“天助神佑”。在写给驻中国上海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的信中，山本说：“12月15日尊函收悉，对于你的祝贺不胜感激。英、美过于低估了日本，在他们看来，这事就像精心豢养的家犬狠狠咬了自己的手。美国不会甘心，不久就会进兵日本。国内民众吵吵嚷嚷，盲目乐观，实为轻佻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东京遭到轰炸，国民士气就会立即低落下来，如此局面不能不令人担心。当初在夏威夷，如果能干掉美军那几艘航空母舰就好了，现今想来，实属遗憾。”最后他说，“现在上层（指海军省和军令部）那些人非常得意，每提起珍珠港就沾沾自喜，似乎胜败已定，大功告成了似的。老实说，上层首脑的水平和见识远比社会民众的喧嚣更使我担心。”

山本时刻无法忘怀的仍然是美军漏网的那几艘航空母舰。既然自己能利用航母去偷袭珍珠港，美国人自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利用航母来实施反击。山本曾有两次为时不短的旅美经历，对美国人好勇斗狠的性格非常清楚。只要那些航母存在，美国就可以利用它们对日军太平洋上的基地进行袭击，甚至直接威胁到日本本土和天皇陛下的安全，这是万万不能忍受的。山本断定，美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

3月11日，在写给过从甚密的艺伎丹羽美智的信中，山本说：“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这也正是我深感不安之所在。开战已经三个月了，并没有遭到敌人的空袭。为此人们感到满足，更增加了安全感，甚至有人要感谢我，认为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是完全错误的。敌人没有前来空袭，与其说是我的功劳，不如说是敌人本身的错误，应该去感谢美国人。可以想象，如果敌人前来轰炸的话，我们根本无法保护像东京这样的都市。到敌人前来轰炸的那一天，国民不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海军，我就心满意足了。总之以我看，还是多加小心为好，最好把家人和至少一半财产疏散到郊区去。”

但日本上层、媒体和民众的观点并非如此。日本媒体夸下海口，凭借“大日本帝国”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攻陷加利福尼亚海滩简直轻而易举。《日本时报》的一篇社论说：“（日军）一旦登陆，一支训练有素、果敢的部队横扫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美国对日本任何可能进行的反击行动都是可笑和荒谬的。一家报纸说：“美国袭击日本根本不值一提。”还有媒体说：“日本根本不怕美国的攻击。”多数媒体的分析认为，在占据了太平洋上诸多盟军基地之后，日本已支配了广阔的海洋和天空。《每日新闻》评论员撰文指出，“至于航母发起的空袭，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自杀性的。因为与夏威夷不同，日本海岸有着严密的警戒措施，美国的突袭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根据大本营陆海军防卫协议，日本四岛的空中防御由陆军负责。但显而易见，对日本的袭击无疑将来自海上。联合舰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率先发现来犯之敌拦截并歼灭之。1942年2月以来，美军对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威克岛等日军基地的袭击活动异常活跃，甚至跑到了近在咫尺的南鸟岛。虽然美军打了就跑的袭击方式并未造成太大损失，但无疑日本本土已感受到了愈来愈大的现实威胁。

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非常清楚目前用于保护日本四岛的军事力量远远不够。大部分战机部署在前线，本土只留下了300架，其中200架属于海军，其余100架属于陆军，大多属于老旧机型。其中有50架专门用来防御东京和横滨的工业区，防守大阪和神户的只有可怜的20架，名古屋仅有10架。全国共配属了700门高炮，大多数低于75毫米口径，东京150门，大阪和神户有70门，名古屋20门。精兵强将全上前线去了，操作这些设备的几乎都是些缺乏训练的老弱病残。

1942年1月中旬，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为预防随后可能到来的空袭，需要分散工厂，保护公共设施、通信和运输系统，乃至疏散主要城市中心区的人口至少是妇女儿童。这一建议遭到首相的严厉训斥，东条声称“这只会破坏日本重要的家庭结构”，“只有懦夫才需要疏散”。

东京居住着山本誓死捍卫的神——天皇。山本的焦虑主要来自对天皇那种近乎宗教般的忠诚，这同时也是日本民众的普遍共识。这是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殊心理，尤其军队被灌输以保证天皇安全为最高职责的精神。如果天皇的安全因东京遭袭受到威胁，对他们来说绝对属于不可饶恕的严重失职。

山本亲历过日俄战争，对当时耶森海参崴分舰队对日本本土的多次袭击记忆犹新。当时那支小型俄国舰队的袭扰使东京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逃进山里避难。负责对付耶森舰队的第二舰队司令官上村彦之丞的私宅因此遭到愤怒民众的攻击，玻璃也被砸得粉碎，连老婆孩子都因此住到姥姥家去了。想到此处，山本就觉得后脖根发凉。他思忖，如果现在东京遭到空袭，那种具有特殊不稳定性格的日本民众会不会如法炮制，从而导致一场大混乱呢？

保证本土特别是天皇的安全已成为山本的一大心病。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论平时工作多么繁忙，也不管是在陆地还是海上，山本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毫不例外地向参谋人员询问东京的天气情况。他的脸色与东京的天气恰恰相反。如果东京天气晴朗，山本脸上则多云转阴，因为晴朗的天气会给美军创造良好的空袭条件。相反，如果东京阴云密布，山本脸色就多云转晴——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天皇的安全是无须担忧的。

海军中有如此看法的绝非山本一人。早在1941年12月26日，宇垣缠就在《战藻录》中写道：“几乎可以肯定，美国重整部队后会来报复的。必须保护东京使其不受空袭，这是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事情。”

1942年2月8日，联合舰队航空参谋三和义勇就预料到“敌人空袭东京”的可能性，但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不过，“东京毕竟是我们的首都，是我们神圣国土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如何不能让此类事情发生”。三和是个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在过去20年里曾在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各个部门任职，深谙空中战略战术。正因为此，开战前一个月，山本特地将他调来担任航空参谋。

为防患于未然，山本在日本近海精心组织了一条舰艇警戒线。参加的船只共有171艘，他们统属负责北方水域安全的第五舰队指挥，司令官为细萱戊子郎。这些船只大多是征用私人的渔船，从50吨到250吨大小不等。一般船长和通信兵由海军士兵担任，其他船员大都是这些海军士兵的家属或普通渔民，旗舰是7889吨的邮船“赤城”号——并非南云的那个“赤城”号。这些舰船在距日本海岸线130公里到1600公里的海域部署，南北延伸1600公里。船上都安装有无线电通信设备，一旦发现敌踪就立即上报。

此外，山本还派出海军陆基侦察机实施远程巡逻，以期阻敌于国门之外。事实证明，山本的顾虑是现实存在的。但他的未雨绸缪并未奏效，令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很快发生了。

早在4月10日，位于东京郊外的海军监听站已经截获到哈尔西和米切尔之间频繁的往来电讯，日军随即测算出“大黄蜂”号航母的大致位置，并判断美军极有可能以航母编队前来袭击日本本土。大本营对此并未给予充分重视，他们认为美国人绝对没这个胆儿。日军并未跳出通常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美国人即使来了，也由于航母舰载机航程较小，航母必须驶到日本近海才能放飞飞机，在他们到达放飞点之前早已被精心布置的警戒线给发现了。这样不等美军进入有效打击距离，日军水面舰艇和陆基轰炸机就会蜂拥而至，让他们水面上来水底里去。

4月18日清晨，发现哈尔西舰队并迅速发出警报的“日东丸23”号正是众多警戒舰艇中的一艘。就在这艘巡逻船遭受美军炮击的差不多时间，他们发出的电报已经摆在了山本的案头。开战以来被可能到来的空袭折磨得有点儿神经质的山本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敌人果然来了。

“告诉‘日东丸’，进一步查明敌舰的准确数字。”

“无线电联系中断，估计‘日东丸’已经……”

尽管随后与“日东丸23”号取得联系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但没有人怀疑这份电报的真实性。结合之前截听到美国人陡然增加的通信量，那就只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结论：一直以来山本所担心的国家首都遭袭的威胁已近在眼前。根据此前的情报，日本潜艇在夏威夷附近击沉了1艘美军航母——事实上“萨拉托加”号只是受伤回去维修了，这样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只剩下3艘航母。“日东丸23”号的错误报告使山本相信，敌军的全部航母正朝着东京疾驰而来。

想到此处，山本丝毫不敢怠慢，立即按“对美舰队作战第三号战术方法”发出了作战命令：“以3艘航母为主力的敌方舰队今晨出现在0630位置，东京以东1200公里处，各部全力以赴迎战美国舰队。”潜艇部队、机动部队、南方部队、北方部队立即投入对美军舰队的作战。战列舰主力部队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支援。第十一航空舰队派出一部兵力到本土东部。

4月17日，结束了“南方作战”的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刚刚回到横须贺基地，屁股还没坐稳就接到了立即出击的命令。近藤迅速坐镇“爱宕号”重巡洋舰率领横须贺地区所有水面舰艇以最高速度奔向美军舰队出现的海域。与此同时，第一舰队司令官高须四郎率领4艘战列舰从广岛湾火速起航，前往支援近藤舰队的作战。距离本州岛800公里处的6艘潜艇接到电令后全速出击。第六舰队另外5艘潜艇受命从特鲁克基地火速出发，搜索小笠原群岛以北海域。

海军航空兵也紧急出动。短短几小时内，日军已集结了不少于90架战斗机、80架中型轰炸机、36架舰载轰炸机以及2架水上飞机。连此前因意外触礁正在佐世保军港进行大修的“加贺”号航母——它因此未能参加锡兰海战——所属舰载机也被紧急动员起来。山县正乡少将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的32架中型轰炸机、12架零式战斗机迅速从木更津空军基地拔地而起，向东直扑哈尔西舰队。但这些战机一直飞到航程尽头也未发现美军，似乎敌人知道自己被发现后已放弃攻击径自转身逃逸了。

此时，从印度洋得胜回师的第一航空舰队正经巴士海峡驶往本土。当接到紧急通知的渊田美津雄快步走入“赤城”号作战室时，南云司令官、草鹿参谋长正在研读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好哇，他们到底来啦！”源田随手把“日东丸23”号的敌情报告抄件递给渊田，告诉他联合舰队已采取“第三号战术方法”，要求南云舰队快速返航参加“围剿”美军舰队的战斗。

众人一起摊开了海图。根据舰队的目前位置以及发现美军舰队的大致方位，大家一致判断，舰队即使以最快速度返航也无法赶上即将发生的战斗，除非美国人傻了在那里等着一直不走。尽管如此，必要的姿态还是要做的。南云随即颁布命令，舰队以最快速度驶向发现敌军航母的海域，舰载机被从机库迅速提升至甲板并加油挂弹，准备随时起飞发起攻击。

但哈尔西的快速返航使南云舰队的追击变得毫无意义。眼见追击无望的南云随后率部于4月22日回到本土，准备休整之后参加更为重要的中途岛海战。不过渊田及日军航母的飞行员还是认为，“美军此次空袭实在高明”。起初他们猜测美军会让飞机执行完轰炸任务后迫降海上，随后派潜艇把飞行员接走。还有一种猜测是，怀疑四国以南360公里处被发现的1艘苏联轮船可能负有对美国飞行员的救援任务。很快在中国的日本部队用无线电报告说，有美国飞机在南昌附近强行着陆。在了解到空袭的飞机是单程飞行前往中国降落时，渊田等人对敌人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三和在4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倘若果真如此（指陆军飞机从航母上起飞），即便是敌人，他们的行动也该被看成是很棒的！”

发出一系列战斗命令的山本再次陷入了沉思：“要不要立即向东京发出预防空袭的警报？”斟酌再三，山本还是决定暂时不报，他存有一丝侥幸心理。迎击舰队及航空兵已经出动，知道行踪被发现的美军舰队很可能已经掉头逃逸。再说，按照“日东丸23”号发回的信息，美军舰队所处位置距本土尚有1300公里之遥。按照航母舰载机的攻击半径，美军舰队必须继续向前行驶，就是说即使有空袭事件最早也要到后半夜或第二天凌晨。在此之前，他的舰队还可以大有作为，至少在18日白昼，东京是安全的。山本最后决定等等看再说。他万万未能想到，美军采取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办法，他们派出的是长腿的陆军轰炸机。

4月18日的东京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说来凑巧，就在最后几架B-25从“大黄蜂”号起飞的差不多时间，东京正开始举行一次防空演习。开战以来，日本各地经常举行类似的防空演练。17日的《日本时报》上，一篇社论尚在嘲笑有关未来几周美军可能发动袭击的传闻，“没有任何基地可以让他们的舰队出发，他们如何实施计划？敌人所有对夏季攻势的大肆宣传都是绝望的盟军领导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希望阻止他们的人民老是想着他们陆海两军在日本手中遭到的无数次失败”。

没人相信空袭会真正到来，演习也就进行得松松垮垮，甚至连警报都未拉响。市民觉得这样的演习纯属杞人忧天，他们对警防队员要求躲进防空洞的命令毫不理睬，反而好奇地上前围观消防队员如何摆弄他们的装备。上午，9时30分，英国驻日使馆的防空瞭望哨已经离岗。11时，美国使馆的瞭望哨也脱岗去打高尔夫了。演习已经结束，大部分防空气球放了下来，少许几架战斗机在高空懒洋洋地盘旋着。演习刚刚结束，大街上立即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民众。大家一致认为，东京是绝对安全的，敌人已经被战无不胜的帝国陆海军赶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人能够对这里发起袭击，这点毫无疑问，东京居民对此感到无比自豪，他们正为4月29日裕仁天皇的41岁生日做着积极的准备。

演习刚刚结束，东条英机的专机就起飞了，他要前往水户航空学校进行视察。当天早些时候有报告说，敌人的一支特遣舰队可能已到了日本近海，但东条不愿因此改变行程。飞机起飞不久，就有一架双引擎飞机从右侧不远处飞过。大家认为那应该是一架执行巡逻任务的日军飞机，并未对此多加注意。两架飞机越来越近，东条的秘书西浦进——他与服部卓四郎、堀场一雄被称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四期的“三羽乌”——透过机窗仔细去看那架似乎不太面熟的飞机，感觉“样子很怪”。就在双方距离接近到互相能看清驾驶舱时，吓得魂飞魄散的西浦惊呼道：“那是美国人的飞机！”

西浦看到的正是杜立特的一号机，他们在犬吠崎以北约80公里处进入了日本领空。领航员汉克·波特开始观察有无迎击的日军战斗机，他发现前方只有几架教练机在上下翻腾。飞机掠过乡村田野时，地上的人们对这架飞机毫不在意，照样干着手头的活儿。飞机低空掠过了一个陆军兵营，一群日本军官进入了怀尔德的视线，他们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特拉维斯·胡佛的二号机并排飞在杜立特的左边。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两架飞机尽可能选择低空飞行，他们向东南掠过了东京郊区。几天来，东京的天空骤然放晴，仿佛在特意迎接美国人似的。杜立特发现约16公里外有9架日军战斗机，每3架一组在2500米的高度巡航，懒洋洋的，显然并未发现他们。飞过海岸线20分钟后，两架B-25到达了东京北部的隅田川地区。胡佛开始向西寻找自己的一号目标，杜立特则继续向前直扑东京。中午时分的日本民众大多在吃午饭。

杜立特的目标是皇宫北面的一个兵工厂。由于事先准备在夜间突入以爆炸引起的火光为后续轰炸机导航，一号机的弹舱内全是燃烧弹。13时15分，从400米的低空，24岁的投弹手弗雷德·布雷默中士用廉价的“马克·吐温”瞄准器投下了全部4颗燃烧弹——每颗炸弹包含有128颗3公斤的小炸弹。

约30颗小炸弹落进了鹤卷国立中学。院子里15名教师和150名学生正在练习剑道，虽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那些人还是很快一哄而散。另有一些小炸弹落在了大街上，造成1名行人当场死亡。几家商店和房屋相继起火，居民本庄征吉吓得裤子都来不及穿就跑到了大街上。一些炸弹落进了附近的冈崎医院，医生和护士开始紧急向外转移病人。另有一些炸弹落入了距离医院180米的早稻田中学，1颗炸弹直接击中了四年级学生茂小岛的肩膀，他在几秒钟内倒地身亡。

合计一号机的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虽然150名消防队员奋力扑救，却仍有多达36座建筑和44家住宅被完全烧毁，其他6栋建筑和20家住宅遭到部分损坏。

日军的反应异常迅速，地面防空炮火随即打响。杜立特立即驾机俯冲下去，以略高于屋顶的高度飞过东京西郊，之后转南飞向大海。

途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型飞机制造厂，外面露天排列着十几架已经造好的飞机。“我们不能烧掉那几架日本飞机吗，中校？”机枪手布雷默问。杜立特告诉他，这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给后面的机组带来更大困难。接着又有1辆坦克或是装甲车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布雷默再次请求开火。“放轻松点儿，弗雷德，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一架友好的飞机，就让他们那么认为吧。况且打掉一辆坦克也不会帮助我们赢得全部战争。”杜立特清楚现在需要尽快离开，他们的飞机燃油不足，任何一分钟都关乎生命。

几乎在一号机投弹的同时，胡佛的二号机也找到了袭击目标——隅田川转弯处的一个发电厂和弹药库。他的飞机上装着3颗227公斤炸弹和1颗燃烧弹。通常情况下这种炸弹装药量不超过35％，但这次使用的特制弹炸药量达到了50％。理查德·米勒少尉在半秒钟内释放了所有炸弹。爆炸溅起的弹片冲上天空，甚至高于他们的飞机30米之多。二号机从烟雾和碎片中呼啸而出，绝尘而去。领航员韦尔德纳提醒胡佛要节约燃油，因为此去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里”。

爆炸引燃了38栋建筑，其中30栋被全部摧毁，有52所住宅被烧毁。爆炸激起的巨大气浪将一个女人从一栋建筑的二楼掀了出来，她恰好落在大街的一个榻榻米上，毫发无损。有10个人被烧死在房子里，另有48人受伤，其中34人伤势严重。

13时35分，在杜立特和胡佛之后大约20分钟，格雷中尉的三号机在犬吠崎以南24公里处、横滨的正东方向进入日本上空。此时东京到处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日军战斗机紧急升空，防空炮火也开始吼叫起来，发动突袭的条件无疑已不具备。

格雷驾机冒着日军并不密集的炮火前进，他的目标是皇宫西北方向的钢铁厂、化工厂和天然气公司。投弹手亚丁·琼斯中士将4颗炸弹分成了4次投放。格雷并未看见第一颗炸弹落下，他明显感到了飞机的震动，但他相信第二、第三颗炸弹直接击中了天然气公司和化工厂，整个化工厂都冒出了黑烟。最后一颗燃烧弹落入了一片小工厂密集区，领航员查尔斯·奥扎克中尉看到浓烟从目标区域内腾空而起。

1颗炸弹击中了柴油机制造厂，剧烈的爆炸导致正在吃午饭的12名工人丧生，88人受伤，其中47人伤势严重。一号仓库被夷为平地，二号仓库起火。燃烧弹烧毁了27户人家的4栋建筑。琼斯操作一挺7.6毫米机枪向300米下方的建筑和街道扫射，“我看到有15到20人倒下，其余人四散奔逃”。遗憾的是，他们大部分是水元学校的学生，其中一人在1小时15分钟后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四号机明显偏离了航线，原定轰炸目标是东京北部的一个服装仓库和火药库，却飞到了东京以南120公里的地方，只好再次折往北方，这样要凭空增加240公里航程。飞行员埃弗雷特·霍尔斯特姆中尉决定轰炸二号备选目标，一个油罐储备场和部队营房。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两架日军战斗机，霍尔斯特姆只好驾机向下俯冲错过。日军战斗机紧追不舍，这架B-25完全丧失了攻击的机会，只好转身高速逃逸。逃跑途中，罗伯特·斯蒂芬中士将4颗炸弹全部扔进了大海。几个人感到非常沮丧，导航员哈利·麦克尔说：“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戴维·琼斯上尉第二小组的3架飞机负责轰炸东京市中心。他的飞机明显也跑偏了，原来轰炸皇宫东面军械库的任务无奈放弃，琼斯只好随便选择几个地方扔下了炸弹。他们的1颗炸弹穿过了一家工厂屋顶，在一根距离地面3米的支撑梁上爆炸，造成正在午休的12名工人死亡，11人受伤。另一颗炸弹击中了横山工业仓库，造成15人死亡、11人受伤。27人死亡是所有机组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很多轰炸机在寻找目标时迷失了方向，使袭击的范围延伸到了杜立特最初的计划之外，更为广阔的作战区域同时也增加了日本人拦截来袭者的难度。

霍尔马克的六号机组一路畅通无阻。他们的第一颗炸弹在富士钢铁厂前面的道路上爆炸，摧毁了附近的7所住宅，损坏了11所，导致1人重伤。第二颗炸弹击中了日本冶金厂，由于人员已提前疏散，飞起的弹片只割伤了一些工人。1名学龄前儿童中村喜郎背部中弹死亡，这成为后来日军指控他们扫射平民的证据。

当飞机冲向海面时，霍尔马克和领航员蔡斯·尼尔森一起欢快地唱起了歌，“我们不想让整个世界都着火”。尼尔森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他错了，他们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泰德·劳森中尉的轰炸机第七个进入日本领空。当他们经过一所学校时，孩子们纷纷涌向校园，朝天上的飞机挥手。这一情形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但劳森忽然看到了校园内日本国旗上那个血红的太阳，他感觉好像被人当胸打了一拳。

之后他们顺利躲过了6架日军战斗机。飞临东京时，劳森看到了同伴前几次攻击留下的大火和烟雾。他们的任务是轰炸日本机械工厂，投弹手克莱夫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工厂，就接连投下了4颗炸弹。整个过程用时仅仅半分钟，劳森后来据此写下了《东京上空三十秒》一书，十分畅销。随后他们从皇宫上空掠过快速逃逸。在到达安全地带后，劳森、麦克卢尔和撒切尔在座舱里以喝酒来庆祝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缓解之前的紧张情绪。那瓶威士忌是怀特医生以治疗蛇毒为由替大家特意申请的，现在被提前喝掉了。

七号机投下的第一颗炸弹落入了日本钢管工厂的一条水渠，第二颗炸弹在一个焦炭堆上爆炸，第三颗炸弹落在了炭堆旁边，造成的损坏微乎其微。最后一颗燃烧弹分散开来，引发的大火很快被消防队员用防火沙桶扑灭。整个袭击只造成4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当天上午，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正在皇宫御花园为前线的日军官兵采药以示恩泽。当隆隆爆炸声传来时，起初裕仁也以为那是演习。但当明白是真正的空袭之后，裕仁显然没了往日的矜持，大声喊叫着躲进了樱花林，全身如筛糠般颤抖不已。直到空袭过后，卫兵四处寻找，裕仁才惊魂未定地从树丛中钻出来。

区区13架飞机对偌大东京的袭击，注定了700万东京市民能够目睹炸弹爆炸的只是少数。在大多数人眼中，这很可能又是一次逼真的演习。东京索菲亚大学的天主教神父布鲁诺·比特回忆道：“当他们知道这是一次真正的空袭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走到外边，甚至爬上房顶或烟囱以看得更加清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刺激而不是令人害怕的事件。”

在陆海军俱乐部里，两位少壮派军官正一起吃着午餐，他们是海军军令部作战课长富冈定俊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两人正商议如何联合反对山本五十六提出的中途岛作战计划。外边爆炸声此起彼伏。“妙极了！”富冈大声叫喊道。不愧是海军出身，富冈猜测那些空袭的飞机一定来自美军的航母。既然美国舰队能够开到离东京如此近的地方，联合舰队就能在本土水域与之展开决战了，就可一举剿灭那群讨厌的家伙。果真如此，山本力主的中途岛作战也就不需要了。

开战之前为美日和谈殚精竭虑的约瑟夫·格鲁大使此时已完全无事可干。美国暂时还回不去，他只能待在东京的使馆里，等着与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进行外交人员互换。18日上午，格鲁会见了瑞士驻日公使，随后走向山上的住宅准备去吃午饭。这时他听到了爆炸声，远远看去，有几个地方起火。起初格鲁以为那不过是普通的火灾，但很快就觉得不太对劲儿，更远处很快有了新起火点，防空炮火也响起来了。这时他看见一架双引擎轰炸机在前方不到2公里的空中快速飞过，然后突然向下俯冲。“我的天，我希望那不是一架美国飞机，我看它可能是掉下去了。”很快第二架飞机在他视野中出现。“所有这一切都令人非常兴奋，”他在日记里写道，“但当时很难相信这不是日本飞机的模拟作战。”

使馆人员全跑到了室外，一架轰炸机从海军武官亨利·史密斯赫顿少校的头顶掠过。大家分成了两派，一半人认为这是自己人真正的空袭，包括格鲁大使在内的另一半人认为那不过是日本人的演习而已。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决定以100美元为赌注来决定胜负。随后一名使馆人员主动上前搭讪一名日本警卫：“看起来，你们今天的演习非常成功啊！”

“那不是演习，”卫兵一脸沮丧地回答，“那是真正的袭击。”格鲁大使这一半人只好输掉了100美元。

被关押在拘留营中的美联社记者约瑟夫·戴南也听到了爆炸声。很快，几名警察冲了进来，要求他们灭掉炉子、关上窗户，因为东京遭到了袭击。戴南随后在文章中写道：“一架美国飞机直接从我们营地上空飞过，引擎的轰鸣声甚至比留声机里播放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还要美妙动听。”

在英国使馆，87名被软禁的外交官开始也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相信那是真正的空袭。“我们最热切的愿望已经成真，”密码专家弗兰克·默塞如此说，“整个下午，我和我的同伴都在为美国飞行员的伟大壮举而举杯庆贺。”大使馆雇用的一位日本员工对此抱怨道：“你们竟然来轰炸我们，这太不公平了。我们的房屋都是木质的，而你们的房屋用的是石头材料。”

斯基·约克中尉的八号机袭击目标是飞机引擎制造厂。他的飞机出现了故障，油表显示每小时油耗高达98加仑，远远超出了72～75加仑的合理范围，辅助油箱内的油已提前用完。约克怎么都找不到东京，只好轰炸了无意中看到的一家工厂。工厂看起来很大，主建筑有4层楼高，似乎是一个发电厂。赫恩登打开了炸弹舱门，边念叨《圣经》第二十三诗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边把4颗炸弹一股脑儿地丢了下去。糟糕的轰炸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只损坏了一栋建筑。

燃油过量消耗使约克认为，他们飞往中国毫无希望。他违反了杜立特的命令，驾机径直穿越日本，飞往了苏联的海参崴。为缓解紧张情绪，埃斯曼笑着说：“我敢打赌，在星期六的中午轰炸东京，然后又飞过日本上空，我们这个5人机组肯定是第一个。”

理查德·乔伊斯驾驶的是最后一架轰炸东京的飞机，目标是日本特殊钢铁公司。他的第一颗炸弹击中了一个码头，第二颗炸弹命中了工人教室和宿舍，杀死了5名工人和2名女档案员，还有7名工人之后重伤死亡。第三颗炸弹将几所木质房屋炸平，6名平民其中包括2名儿童死亡。这架飞机的攻击共杀死25人，在所有机组中排名第二，此外还造成23人重伤、50人轻伤。他们遭到了日军9架战斗机的攻击，但最后还是成功逃脱。

在罗斯·格林宁十一号机身后，是埃德加·麦克尔罗伊的十二号机与比尔·鲍尔的十三号机，他们的攻击目标是神奈川、横滨和横须贺。三架飞机在到达日本海岸时分道扬镳，奔向各自的袭击目标。

第十一号机在掠过霞浦湖时遭到了4架日军战斗机的拦截，轰炸机的左翼被机枪弹击穿，右翼后缘到螺旋桨被打出了一排弹孔。机枪手加德纳用12.7毫米机枪还击。格林宁原计划是轰炸横滨炼油厂、码头和仓库，如此情形使他只好将4颗燃烧弹全部扔在了香取海军航空站，只摧毁了6栋建筑，没有人员伤亡。之后他驾机冲向大海。

鲍尔的袭击目标是横滨造船厂，那里布满了航空气球。他只好转而轰炸日本石油公司及其他目标，轰炸毁坏了建筑2栋，也未造成人员伤亡。

麦克尔罗伊轰炸的目标是横须贺海军基地，他们发现那里停泊着几艘巡洋舰，不过附近还有一个块头更大的家伙。在干船坞里，工人正把16700吨的潜艇支援舰“大鲸”号改造成一艘航母，这就是后来的“龙凤”号。要炸肯定找个头大的，随后扔下的炸弹贯通了这艘舰的左舷，损伤使其转为航空母舰的时间推迟了4个月。“我们炸沉了一艘航空母舰，”机枪手亚当·威廉姆斯兴奋地大叫，“似乎整个码头都在燃烧。”燃烧弹引发的火灾烧死了5名工人，横须贺海军工厂负责人都筑伊七一脸无奈地悲叹道：“敌人真是不简单哪！”

空袭行动副队长杰克·希尔格少校——他的弟弟在不久前的爪哇海战中失踪——所在的十四号机负责攻击130万人口的日本第三大城市名古屋，目标包括兵工厂、兵营、储油厂和三菱飞机制造厂。他的飞机和杜立特一样只带着燃烧弹，以取得最大的攻击效果。袭击破坏了23栋建筑并使另外6栋严重受损，引发的大火直到第二天才扑灭，名古屋发动机厂的5栋建筑被烧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唐纳德·史密斯中尉的十五号机轰炸了日本第六大城市神户。这里似乎毫不设防，第一颗炸弹投在了钢铁厂西部，第二颗赐给了川崎造船厂，第三颗投在了电力机械厂的西部，最后一颗扔给了川崎飞机制造厂和川崎造船厂的飞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摧毁了21座房屋并使另外14座受到损害。

最后一架也就是十六号机，有个唬人的绰号叫“地狱蝙蝠”。比利·法罗中尉的目标是大阪或名古屋，最终他选择了后者。他们的一颗炸弹击中了东邦天然气公司的三号罐并引发了大火，最后一颗炸弹击中了三菱重工名古屋航空制造厂，这里以生产著名的零式战斗机而闻名。轰炸导致5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与六号机一样，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穷的灾难。此次空袭行动，“6”似乎成为一个带有凶兆的数字。

扔完炸弹的美国人已绝尘而去，东京遭到的突然袭击使军方高层恼羞成怒。让他们备感耻辱的是，空袭几乎与防空演习同时进行，这不啻为一个绝妙的讽刺。军令部作战室里，满头大汗的总长永野修身围着会议桌不停地转圈儿，口中反复念叨着：“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三和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语言：“当敌军的位置仍在东京以东700英里时，我们估算敌人会在第二天清晨发动攻击，所以当获悉东京和横滨已遭到轰炸的消息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为此而痛恨自己，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所幸空袭并未造成多大损失，至少皇宫没有遭到破坏。”

“大和”号战列舰上，又惊又愧的山本瞬间病倒了，他将自己关进了房间不肯出来。山本感到羞愧难当，他觉得自己不但辜负了天皇和广大民众的期望，甚至连自己的情人都无法保护。轰炸期间，他的情人和合千代子因胸膜炎正在住院。后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呼吸困难，挣扎着想爬起来。医生已经丢下我出去躲避了。我只能听天由命，着实悲哀。”

由于山本避门不出，宇垣缠毅然接过了指挥权。他派出大批轰炸机和战斗机前往追击，这些飞机最远飞出1200公里，也未能发现任何敌踪，这让宇垣怒火中烧又无可奈何。敌人到底来自何处，又逃向何方？至今仍然是谜。当晚他在《战藻录》中沮丧地写道：“我们必须查明敌机的数量和型号，从而改善未来对付敌人攻击的措施。总之，今天的胜利无疑属于美国人。”宇垣不能确定早上发现的那支美国舰队是已经掉头逃走，还是正在准备发起第二次袭击。第二天就有新消息传来，日中国派遣军在江西南昌附近俘虏了5名美军机组成员。宇垣知道突破口将从这里打开，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撬开他们的嘴！

文采斐然的宇垣在4月20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敌人已经逃之夭夭，远远地看着我们如此骚动喧嚷，对于我们的愚蠢投来蔑视的目光。我国本土既已遭敌军的轰炸，我们却失去报一箭之仇的良机，真是遗憾至极。春天已逝，长蛇在东、飞机在西，纷纷飘落的棠棣是炮弹的痕迹。”

艰难营救

将炸弹全部扔下去后，16架B-25中的15架开始沿着日本南部海岸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飞去。只有八号机选择了海参崴，这在之前是明令禁止的。按预定计划，中国境内几座未被日军占领的机场会亮起灯塔指引他们降落，其中最容易被发现的是衢州机场。

由于提前起飞意外增加了航程，所有飞机的燃油已无法按计划到达指定的中国机场，飞往中国的航程显得异常险恶。或浓雾或大雨的糟糕天气，使各个机组几乎无法判断准确的方位，即使像杜立特这样的牛人也毫无把握。领航员汉克·波特告诉他，飞机预计在距离中国海岸210公里处耗尽燃油。庆幸的是，似乎上帝也为这群无畏的勇士动了恻隐之心，原来一直刮着的逆风突然间转成了顺风，航速因此提高了每小时46公里——这可是救命的46公里！杜立特感慨地说：“幸运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杰克·希尔格在日记中写道：“这是自早晨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自己有机会可以活过这一晚上，大家高兴得像一群孩子似的。我们知道终于有机会绝处逢生，活着出去向人们讲述这段英勇的事迹。”

飞机飞临中国已是傍晚，狂风暴雨导致能见度急剧下降。油耗警示灯早已亮了起来，“能够到达陆地的概率几乎为零，感觉就像走到了穷途末路”。杜立特下令准备好救生筏，要求大家“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能轻易放弃”。

前方模糊出现了海岸线的轮廓，保罗·伦纳德大叫道：“在那儿，我感觉自己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杜立特试图把无线电频率调至4495千周以寻找衢州机场，一直未果。“我们只能选择跳伞了，只希望我们降落的地方是中方控制的土地。”杜立特安排了跳伞的次序，他是最后一个。

21点10分，伦纳德和布雷默间隔几秒钟从飞机上跳了下去，随后是波特。杜立特帮科尔松开了副驾驶座位上的降落伞，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一会儿再见，迪克。”

到21时20分，飞机上只剩下杜立特一个人了。至此，他已经连续飞行了13个小时，行程3600公里，其间还轰炸了日本首都。在关掉燃气用阀后，杜立特纵身跳出前舱门——这是他第三次不得不从飞机上跳下去，黑夜立即吞没了他。

杜立特担心落在坚硬的土地上会使脚踝骨折，之前那里曾两次受伤。他曲起膝盖以减缓落地造成的冲击，幸运的是他落进了一片稻田，里边到处是中国人当肥料的粪便。他从稻田里爬出来，然后解下降落伞。尽管全身散发着难闻的臭气，但至少他还活着，这是最让人庆幸的事情。四处游荡的杜立特发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小磨坊，他就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夜。天气寒冷加上浑身湿透，杜立特不得不连续做体操以保持体温。

19日黎明，杜立特顺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向一个村庄走去，他遇到了一个肯定不懂英语的农民。农民将孤立无援的杜立特带到了附近一个军事驻地——还好它属于中国人。一个国军少校竟然能说几句英语，这让杜立特兴奋无比。少校要求这个满身结着一层干粪便的外国人交出手枪。杜立特解释自己是美国人，刚刚轰炸了日本东京，昨晚空降在附近的一块稻田里。他建议少校一起去看他的降落伞，以证实自己说的都是实话。少校同意了，在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押解下，大家一起来到了杜立特降落的那块稻田，可惜降落伞已经不知去向。

少校军官据此认为杜立特说谎，下令士兵缴下杜立特的抢。恰在此时，另外两个去搜查农户的士兵拿着降落伞跑了过来，少校脸上露出了微笑，友善地向杜立特伸出了手。“我就这样被他们正式接纳了！”杜立特后来回忆道。

严格的保密措施使美国并未将详细计划告知中方，连蒋介石和史迪威都不清楚。尽管事先约定，这些飞机降落在中国后将归“飞虎队”使用，但陈纳德本人并未接到军方的任何指示，他将联系失败最终导致所有飞机坠毁和部分飞行员阵亡、被捕，归咎于华盛顿事前过于谨慎。这位“飞虎队”队长认为，如果决策者能够对中方开诚布公地讲清情况，即使杜立特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起飞，作为中国空军的指导者和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只需将一个志愿队的地面无线电指挥站与中国东部的预警网连接起来，就可指挥大部分飞行员顺利降落在友军机场”。

根据此前模棱两可的指令，驻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为预计19日的接应做好了全方位准备。不但为即将来到的飞机开放了跑道，还备好了特供他们使用的燃料和润滑油。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挂起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大型条幅，为客人准备的西式餐点、宿舍早已就绪。但因为空袭行动提前了一天，这些工作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

18日当天晚上，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忽然一阵低沉的引擎声从暴风雨中传来。老贺立即下令通知附近部队、机关“提高警觉，实施灯火管制”。他的第一反应是“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但这次情况似乎不同，20分钟后，不远的山外传来了一声巨响，除了雷电风雨，就再没其他声音了。

怪事一件接一件。第二天一大早，辖区临安县政府突然报告，“附近有敌人的伞降部队，乡民正在实施围捕”。紧接着行署卫戍部队青年营电话通知，“要将两个外国人送上山来”。青年营李营长打来电话说，将要送上山来的是两个美国人，他们声称在头一天驾机袭击了日本的重要城市。贺扬灵后来回忆说：“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我，也震惊了山上的所有人。”

李营长带着客人很快到了，一个短小精悍的美国人主动上前握住了老贺的手。贺扬灵被告知，他的名字叫杜立特，美国陆军中校，轰炸东京行动的领导者。他身边那个人叫迪克·科尔，副驾驶。

科尔的降落伞挂在了一棵松树上，他顺势把降落伞接下来改成一张吊床过夜。黎明时分，科尔卷起降落伞，拿着指南针向西走。几小时后，他在一条小路上幸运遇上了一个国军士兵。士兵将他带进了一个小小的院子，里边飘扬着中国国旗。中国人拿出一张画给科尔看，画上画着1架飞机和5个飘下来的降落伞，科尔指指第四个，示意那是自己。士兵随后将他护送到天目山驻军基地，他看到了那幅画的作者——他的队长杜立特中校，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19日上午，汉克·波特走进了一个小村庄，村民对出现这样一个外国人颇为好奇。一位老人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汉字，波特一个都看不懂，村民在一张地图上指出了他所在的位置。几分钟后，他发现投弹手弗雷德·布雷默从同一条小路上跑了下来。“看到他，我心情好极了，”波特回忆说，“至少有了我认识的人。”

短时间内村里出现两个外国人让村民感到不安。一名村民从背后突然抱住了布雷默，随后他们身上的枪、刀具和现金被抢走，波特的飞机导航手表和他自己的汉密尔顿手表也被拿走了。村民将他们五花大绑，准备送到浙西行署听候发落。

队伍走到附近的由口村时，迎面碰上了小学教员朱学三。朱学三懂得一点儿“洋文”——水平不一定比老酒高，借助笔谈和手势比画，老朱艰难搞清了两人的真实身份，他们显然是友非敌。两人被松绑并马上成为老朱家的尊贵宾客。村民用茶水和鸡蛋招待他们。虽然很饿，但出于戒心，两人都不愿意吃，只是喝了一些热茶。随后当地的一名游击队长赶到了，勒令大家交还美国人手枪、刀、现金和手表，但波特的汉密尔顿手表还是未能找到。大家一起前往浙西行署。队伍走到相邻的射干村时，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围捕”活动，抓捕对象是机枪手保罗·伦纳德。

天快亮时，伦纳德走出山谷去寻找自己的战友。他遇到了4名武装人员，其中一个人要他举起双手。伦纳德掏出了手枪，对面的人开枪了，伦纳德也开了两枪，之后转身跑回山上。他看到山下聚集了很多人，于是准备坚持到天黑再想办法逃跑。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看到一大群人从远处经过，最前面似乎是两名美国人。伦纳德重新装好子弹冲下了山，他瞬间由“歹徒”变成了上宾。步行途中，一个村民突然蹿到波特身边，将那块汉密尔顿手表飞快地塞到他手里，转身跑开。当天下午，三人在驻军总部见到了杜立特和科尔。五人抱作一团，大喊：“伙伴们我们成功了，我们都还活着！”

经过杜立特介绍，贺扬灵知晓了空袭行动的来龙去脉。听说日本人的老窝遭到轰炸，压抑已久的贺扬灵兴奋极了。他6岁的小女儿看到几个长相与自己不同的陌生人，奇怪地问父亲：“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心情大好的贺扬灵半开玩笑地告诉孩子：“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坠落的飞机很快被找到，大约在衢州以北110公里处。杜立特和伦纳德当天下午就去查看了飞机残骸，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设备和物资，“飞机碎片在山顶散落了足足几英亩。对一个飞行员来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自己的飞机摔得粉碎”。

杜立特相信其余15架飞机——他尚不知有1架去了苏联——肯定和自己的命运相似，“在我看来，行动无疑失败了，我一生中从未如此低落过。”

伦纳德感觉到了队长的闷闷不乐：“中校，您觉得回国后会怎么样？”

“他们会在军事法庭上审判我，然后将我送进监狱。”

“不，长官，让我告诉您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提拔您当将军，还会授予您国会荣誉勋章。他们会再给您一架飞机，到那时我还要和您一起飞行。”——这话对一个飞行员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褒奖！

4月20日，杜立特得知已有4个机组的成员被找到了，他请求贺扬灵在杭州湾和温州一带海域设置瞭望哨，以搭救更多的机组成员。淳安县县长沈松林接到命令后立刻组织人手实施搜救，连高山密林也不放过。众多搜救人员拿着高音喇叭，到处呼喊“这里是安全地带不是日占区，请放心出来”。在这样大张旗鼓宣传之下，附近老百姓都知道这里来了美国人。十号机机组成员正好跳伞在淳安和遂县地区，他们很快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

飞机坠毁导致机上的通信设施无法使用。在确定有几个机组人员安全获救之后，杜利特急切想与外界取得联系。他很快拟定了一份电报，由浙西行署发给重庆，再由重庆转发给华盛顿。“成功轰炸东京，”杜立特在电报中写道，“由于中国海岸天气恶劣，飞机可能已全部坠毁，目前已查明5个机组平安。”这份电报由宋子文递交美方的时间是4月21日，一直在焦急中等待的阿诺德第一次有了那群人的确切消息。

4月22日，杜立特就收到了重庆转来的阿诺德的贺电：“对你们这次真正了不起的飞行，我要以整个陆军航空部队和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及你们团体的全体成员表示祝贺。”更好的消息还在后边，参谋长马歇尔的电报里说：“你以极高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指挥你的团队完成了这次危险的任务，你对国家和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总统向你表示感谢和祝贺，你的准将提名今天已送交参议院。”杜立特的兄弟们也为他的晋升而激动。“我们个个欢天喜地，就像自己也都被提拔成了将军一样。”希尔格说。

很快就有坏消息传来。十六号机的比利·法罗机组很可能在鄱阳湖一带落入日军之手。杜立特问贺扬灵，能否用钱从汪精卫那里把他们赎回来，或者组织武装解救。后一方案马上被否决，因为南昌附近驻有大量日军。不单如此，连杜立特等人也要尽快转移到衢州，再从那里乘机前往重庆。

贺专员特意为杜立特等人举办了隆重的招待宴会，特色菜是中国人舍不得吃的老鸭煲。看着飞行员难以下咽的样子，杜立特暗自提醒大家：“不许评头论足，有什么就吃什么，不要引起任何麻烦，现在你们在这里是客人。”

步行途中，年事已高的杜立特提出“实在走不动了”。半小时后，中国人竟然给他牵来了一头驴。中校好奇地围着这头怪物看，冷不防被它一蹶子尥翻在地上。看着杜立特一脸诧异的样子，一名中国军官微笑着警告他：“它还会咬人。”不过5个人还是很快坐上了中国特有的轿子。

泰德·劳森的七号机在迫降时遇到了麻烦，一头栽下的飞机在海上翻了过来，巨大的惯性导致投弹手鲍勃·克莱弗直接从机首飞了出去。劳森和副驾驶迪恩·达文波特连同驾驶座一起猛地从驾驶舱甩了出去。麦克卢尔的肩膀重重撞在了装甲板上，然后落入水中。

等劳森醒来时，他已经沉到水下四五米的地方，仍然被安全带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意识到身受重伤之后，劳森解开安全带奋力游向水面，之后开始费力向岸边移动。海浪一次又一次将他拖回水中，终于一个浪头把他推上了岸。他的双腿已毫无知觉，左膝被划出一道大口子，碎裂的膝盖骨露在外边。作为驾驶员，他觉得飞机坠毁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开始大声咒骂自己。忽然他觉得那声音有些陌生，伸手去摸嘴巴，发现下嘴唇被豁开了，伤口一直延伸到下巴底下，上排牙齿都弯到嘴里去了。他将手指放进嘴里试图将牙齿扳直，不想它们完全脱落下来了。劳森气愤地将满手的牙齿扔掉，这时他看到了达文波特。

麦克卢尔在水中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两条胳膊全断了，随后他看见了不远处同样无法移动的克莱弗。两人费力地从水里走出来，然后瘫倒在海滩上。

戴夫·撒切尔在机尾被撞晕，还好他戴着飞行头盔。当他从机腹爬出来时，听到了麦克卢尔叫他的声音。5个人一个不少，但个个重伤。劳森和达文波特颈部严重受伤，其他3人面部、背部、腿部都血流不止。不时有日军巡逻艇从附近海面经过，丧失行动能力的几个重伤员只好就这样躺着听天由命。

海堤上出现了两个人影，机枪手立即挣扎着开始瞄准。麦克卢尔叫道：“别，他们是中国渔民，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过。”

麦克卢尔判断完全正确！他们幸运碰上了中国的游击队。随后更多游击队员赶到，将几位伤者背到附近的一间小屋。让麦克卢尔惊讶的是，背他的那个中国人又瘦又小，体重最多45公斤，而他自己足足超过90公斤，他不知道这个中国人身体里怎么能够迸发出那么惊人的力量。劳森想对背他的那个人微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他无奈地闭上了眼睛，知道自己不论身在何处，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好人，大家都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浴血奋战，这就足够了。他嘴里喃喃地说：“如果我们能留在这里，如果我能恢复过来，那就太好了，我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游击队队长郑财富曾在英国人的轮船上打过工，他很快弄清了飞行员的身份。海边村落缺医少药，郑队长决定将伤员送到相邻的一个县城救治。19日18时，一支十几人的担架队行进在海边的堤坝上，一艘平底帆船朝岸边静悄悄地驶过来。游击队员抬着担架走下了堤坝。忽然帆船上传来一声尖哨，劳森等人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连人带担架扔到了旁边的沟洼之中。

还没等伤员叫出声，伏倒在沟边的游击队员将手指放在嘴边做出了噤声的姿势。抑制不住好奇心的劳森稍稍抬起了头，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忘记了疼痛。一艘日军巡逻艇正向帆船快速靠近，日本人很快登上了船。汗如雨下的劳森后来回忆说：“躺在土沟里的等待近乎煎熬，这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拷问。”

帆船上的中国人神色自若。虽然附近已发现了飞机残骸，但那几个日军士兵没有察觉出这几个渔民与美国人有什么牵连。日军的小艇最终驶向深海，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好险哪！

担架被重新抬入船舱。紧扣扳机的游击队员目光炯炯，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一路平静无波，几位伤员很快被送到了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临海县。临海并不安全，这里距日军最近的据点不到20公里。如果让日本人知道美国飞行员到了这里，他们很可能派出重兵攻打县城。伤势最重的劳森伤口感染，急需手术。

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劳森后来感慨地说：“整个中国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每一张沉滞的面孔背后，都在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激动着，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劳森想起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在街上或电影院门口看到有人在为中国人的抗战募捐，他很多次从那里经过，偶尔也会捐上一两美元，当时还觉得自己非常慷慨。现在他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心里光想哭。

很快，另一座城市的一个知名医生陈慎言到了临海，他毕业于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陈医生为美国人检查了病情，提出要将他们转移到自己的医院——由于曾帮助过受伤的飞行员，1945年赴美就读的陈慎言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亲自接见。4月21日上午，8时，一行人准备再次启程。当地政府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乐队什么的都有，”撒切尔后来如此回忆，“一队中国士兵沿路边列队立正，向每位经过的飞行员敬礼，我们中那些还能动弹的队员也回敬了军礼，我想，应该不会有比我们这队更吓人的队伍了。”

劳森被抬在担架上，65公里的路程花费了整整12个小时。珍贵的手术器材和药品也通过秘密途径送到这里，随后赶到的怀特医生为劳森实施了截肢手术。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村民为劳森送来了鸡蛋、牛奶等营养品，这一切都令他终生难忘。

5月18日，度过了危险期的劳森等人被安排转移。由于身体尚未复原，当地政府特意为他们安排了轿夫。接下来的一路被劳森称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人送上精美的食物。在战争状态下，劳森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变出”那些美味的。他们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辆1941年款的福特轿车，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属奢侈品，不知道哪位富商为勇士贡献了自己的座驾。

不幸截肢的劳森是个文化人，后来他依据亲身经历写出了《东京上空三十秒》一书，书中内容在1944年被搬上银幕，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电影。劳森在书中写道：“我不断想起那些勇敢、坚忍的中国男女。他们将我们救起，用自己的身子背负我们，给我们吃，照顾我们，并帮助我们逃走。我不知道在他们被日本人拖去杀戮时是否会想到，在被他们救起的那些人中，有人会一遍又一遍地轰炸日本。希望这能给他们带去一丝慰藉。”

命运最惨的当属迪恩·霍尔马克的六号机，他们中只有领航员蔡斯·尼尔森看到了最后的胜利。在距离中国约160公里的海域，飞机遇到极端恶劣的天气。尼尔森告诉霍尔马克，大约再有3分钟就可能到达中国海岸。透过暗夜，霍尔马克依稀看到了陆地。就在轰炸机逼近海岸的时候，飞机左引擎停止了工作，几秒钟后右引擎也熄火了。轰炸机一头扎了下去，霍尔马克想：“我们应该不需要降落伞了。”

飞机坠落在离浙江象山县海岸不远的地方。19日8时左右，在海滩上昏迷了整整一夜的尼尔森慢慢清醒过来。天气变得异常晴朗。沿着海滩，尼尔森远远看到了两具被海浪冲上来的尸体，他们都穿着美国军队特有的橙色救生衣，那无疑是自己的战友。他从地上爬起来，向那边走去，当他扒开一丛灌木时，前面出现了一双帆布步胶鞋，再往上脚上打着绑腿，再往上，一支来复枪正对着他的头。尼尔森站了起来，他看清那两具尸体是投弹手比尔·迪特尔和机枪手唐·菲茨莫里斯。

这个人竟然会说英语，问他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尼尔森回答是美国人。对于尼尔森的反问，对方回答是中国人。不远处传来日本人巡逻艇的马达声，中国人告诉尼尔森，“要是被日本人抓住，我们俩都得死。”两人穿过灌木丛中的一条小路躲进了竹林，那里可以远远看见日军的巡逻艇基地。尼尔森问对方怎么会英语。这个姓陈的中国人告诉他，自己是在上海当出租车司机时学的。

两人一起来到游击队驻地，那里有20多个游击队员，个个衣衫褴褛。让他稍感欣慰的是，他见到了一条腿严重受伤的迪恩·霍尔马克和副驾驶鲍勃·米德尔。大家用简单的木质棺材埋葬了两位战友，三人为牺牲的同伴念了一段祈祷文。

日本人的搜捕使他们无法离开。到第三天中午，大门外突然出现了嘈杂声，一个中国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告诉他们“日本人来了”。三个美国人看到门外有数百个日本兵，他们带着枪、刺刀和手榴弹。三人很快被发现，一名留小胡子的日本队长让翻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俘虏。你们无须担心，我们会对你们很好的。”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事实与日本人说的恰恰相反。

三人被戴上手铐，然后用绳子加固，晚上还被加上了脚镣。32个日本兵用一艘船运送他们，昼夜不停。4月24日，他们被送到了当时日本人占领的上海。

另一架不幸的飞机同样与“6”有关，就是比尔·法罗的十六号机，他们最后一个从航母上起飞。在临近中国海岸时，恶劣的天气甚至让副驾驶鲍比·海特想起了老家得克萨斯的龙卷风。领航员乔治·巴尔建议向西飞行15分钟后再折向南，这样可以确保飞机降落在中国人控制的区域。但法罗不想让飞机坠毁，他一直向西，试图找到适宜降落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他们越来越接近日战区——南昌。最后油料耗尽，他们选择了跳伞。

掉在一座坟头上的投弹手萨泽摔断了几根肋骨。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几枪，试图以此来吸引同伴，四周没有任何回应。天亮之后，他选择了向西走，路上遇到了几位村民。后来他发现了前面的一处营地，一个士兵正在外面的水沟里清洗军服。他递给那个人一根烟，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很快就来了十几个人，人人拿着步枪和刺刀。他们缴了萨泽的枪，然后带他进入营地。一名士兵问他：“你是怎么到这里的？”萨泽拒绝回答。一名翻译很快来到。“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萨泽问。翻译向他宣布：“你现在在大日本帝国陆军的手上。”

领航员巴尔落入了一片水田，爬出来后，他走了很久，上了一座小竹桥。忽然，他的后背被一支枪顶住了，巴尔只好跟着走到路边的一个防空壕。里面走出几个士兵，巴尔被五花大绑。他随后被押到一个叫南昌的中国城市。在一个房间里，他见到了十几个军官，巴尔认出那些是日本人。十六号机组5个人无一幸免，最后被抓到的是法罗。这样加上六号机，总共有8个人成为日军的俘虏。

4月20日，十六号机组的5个人被押解到南京。几个人被单独关押，以防串供。美国人提出，作为战俘他们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几个人只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军衔和编号。“我立下过誓言，不会透露任何军事秘密。”法罗说。美国人太天真了，他们随后遭到了严刑逼供。斯帕茨编造说，他们从中途岛以西的一个小岛上起飞。鲍比·海特坚持起飞地是阿留申群岛。几个人的说法都不相同。

消息很快发回东京。在详细查看过地图之后，宇垣缠认为这些人说的地点都不靠谱，当时所有飞机都飞不了那么远。他在《战藻录》中写道：“他们说的没有一句真话，第一次审讯毫无帮助。我们必须做进一步调查，为将来的作战做更充分的准备。”不过日军还是从谎言中得知了一些细节，他们推测至少有13架飞机坠毁在中国。

听了宇垣的汇报，山本同样是怒不可遏：“当你自信满满地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被敌人抓住漏洞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虽然我方损失不大，但大日本帝国的领空被侵犯了，却没有击落一架敌机，这已经足够羞辱了。这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再怎么糟糕的进攻也胜过完美的防御。”此时山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小岛，它的名字叫中途岛。

到21日，判断哈尔西舰队早已走远的飞行员终于开口了。巴尔供出所有飞机都是从航母上起飞的。宇垣对美军空袭计划的精妙设计感到好奇，甚至是赞赏，自尊心也得到了一丝安慰：“这16架飞机是如何被放在航母上的，一定要努力破解这一谜团。”

4月22日，六号机组成员被蒙上眼睛送上了一架飞机。几个小时之后，萨泽偷偷向窗外窥探，他看到了一个以前似乎见过的地方，后来知道那里叫富士山。27日，六号机组幸存的3名成员也被押到了东京。

唐纳德·史密斯的十五号机组同样遭遇了险情。他们在燃油尚未用尽的时候因引擎动力不足在海上迫降。5个人逃上救生筏，但救生筏很快被巨浪掀翻。在与海水搏斗了两个小时后，几个人总算都上岸了。

史密斯发现不远处有昏黄的灯光，几个人就此来到了一家渔民的小屋前。史密斯用力敲门，并喊着朱立卡教给他们的简单的中国话。一个渔夫提着灯笼把他们领进了屋，在地上用稻草生起一堆火。渔夫叫醒了母亲和妻子为美国人烧茶做饭，他们甚至吃上了米饭和虾干。怀特成为其他机组成员嫉妒的对象，“因为我会使用筷子，而他们只会用手抓”。

天亮时，屋里挤进来许多好奇的村民。后来怀特回忆说：“我们不太确定他们的政治派别，但他们的友好是毫无疑问的。”大家开始比画着交流，一个村民拿出一本年历，每页上方都有英语单词。通过翻看一本词典，怀特告诉村民他们是美国人，刚刚轰炸了东京。听到这一消息的中国人显得非常高兴。美国人的湿衣服还在一边晾着，有些人就直接脱下身上的衣服给他们穿。

他们无疑是幸运的。这里叫檀头山，这一区域是唯一未被日本人控制的地方。渔民把家里唯一的一张床让给美国人睡，那不过是一个简易的土炕另加一条被子。条件很差，但精疲力竭的美国人还是睡得很香。睡前，格里芬迷迷糊糊地告诉怀特，等战争结束后他肯定会回到这里，靠卖给中国人弹簧床垫去发大财。

因为这里离日占区很近，一行人第二天晚上乘坐一艘小舢板出发。船在半夜时分到了南田岛，这里是劳森机组坠毁的地方。在一家农舍，他们邂逅了救走劳森机组的那位游击队长。游击队长拿出了劳森等人留下的纪念品，还有一张写有达文波特名字的卡片。当天，他们吃到了中国人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鸡肉。

在步行到一个道观时，前面出现了日本人。中国人将他们藏进了地洞，他们身边的游击队员个个攥紧了枪——美国人甚至怀疑那些破旧的枪到底能不能打响。他们听到日本人在外边四处敲打，还听到老道士和村民的惨叫声，显然他们挨了打。两个小时后，日本人走了。怀特对此非常感动，“这些人都极端贫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通过出卖我们为自己换取巨大的好处，但显然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们对我们的责任感以及他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就足以保证他们不会那么做”。

历经磨难的九号机组终于到达了安全之地，劳森机组两天前刚刚经过这里。美国人奢侈地得到了香皂和干净的衬衣、短裤。晚餐非常丰盛，一群中国小女孩儿来向他们“献花，跳舞，歌颂飞行的奇迹”。第二天上午，地方政府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特别招待会，参加的有当地官员、学生和士兵，他们接受了中国人的欢呼。在政府官员讲完话后，他们每个人也做了简短发言——估计也没几个人能听懂。午饭，他们吃了鸡蛋、猪肉和香肠。

“不管我们到了哪里，人们都争着来看我们，”怀特在日记里写道，“一个小孩儿钻到我的椅子下边，被他的母亲拽出去扇了耳光。他大哭起来，我给了他1美分，他立刻就不哭了。”

成功脱险的各个机组陆续到达衢州。当杜立特于4月26日赶到那儿时，机场已聚集了56名机组成员。能够活着重聚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激动，希尔格在日记里写道：“就像回到了家，我们快乐得像小孩子似的。身在国外，没有什么比得上一张熟悉的面孔。”领航员韦尔德回忆说：“在这里我们既是怪人，也是名人。”琼斯和怀尔德回想起在玉山火车站下车时，看到一名身着西装的绅士站在数千人的欢迎队伍的最前面，用流利的英语告诉他们：“我是玉山市市长王丹尼，我们专程前来迎接来自美国的英雄！”

27日，杜立特赶往上饶，专程拜访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如何营救被俘的机组成员。顾祝同再次下令各区县进一步开展搜救活动，沿海所有船主都被告知，特别留意可能落在海中的机组人员。

作为对美军空袭东京的报复，日本人的飞机几乎天天光顾衢州机场，美国人必须尽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他们随后被分批送往重庆。

日本人的老巢也挨了炸弹，这一消息给满目疮痍的山城带来了短暂的欢乐时光。不管认识与否，在重庆的所有美国人都会被迎面拦住以示祝贺。有人提议将美国人轰炸东京那一天定为一个特定的节日。军政部长何应钦高调宣布：“日本军国主义的梦魇只有用炸弹才能粉碎，对日本的这次袭击仅仅是个开始。”4月29日，刚刚到达重庆的杜立特就应邀与美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共进晚餐。他被告知，参加行动的每个人都将被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4月30日中午的盛大宴会由蒋介石亲自做东。先行来到的蒋夫人——她在中国被誉为不带军衔的空军司令——对美国飞行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她瞬间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对此，雷迪后来写道：“夫人是我有幸遇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聪明、机智而美丽。”

蒋介石在午餐将要开始时抵达。委员长向飞行员们敬酒，与大家一起为罗斯福和未来的胜利干杯。在美国人眼中，相比漂亮的夫人，蒋介石显得平淡无奇。饭后，雷迪请蒋夫人在自己日记首页的地图上以及一张带有机组成员署名的钞票上签名，驻中国的比塞尔上校立即制止了大家争相索要签名的行为。比塞尔拿出一枚美国飞行员佩戴的翼形徽章赠送给夫人，蒋夫人坦言还想要一顶飞行帽，几名飞行队员不约而同摘下了帽子。雷迪说：“她开始试戴那些帽子，先是格林宁的，然后是我的，我的帽子她戴上刚刚好！”他对此感到无比自豪。格林宁送给蒋夫人一套美军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的徽章，后来他说：“我尴尬了好一阵子，笨手笨脚地围着她转，试图找地方能帮她戴上。”

当天21时30分，所有人再次到客厅集中，雷迪注意到蒋夫人佩戴着比塞尔白天赠送她的翼形徽章，“在她心脏一侧显眼的位置”。蒋夫人授予所有人“杰出服务勋章”，并与大家合影留念。雷迪正好站在蒋夫人身后。“这会让我女朋友嫉妒的！”雷迪向同伴嘟囔道。“她是一位金发女郎，还是黑美人儿？”显然听到了的蒋夫人微笑着回头问他。

蒋夫人为飞行员送上了自己的亲笔信，感谢他们袭击东京的伟大壮举：“全中国人民都感谢你们，愿你们继续维护自由和正义，凭借你们的努力，当我们取得胜利时，将会逐步建成一个更加快乐、无私的国际社会。”

不是所有飞机都遭遇到坠毁的不幸命运，唯一例外的是斯基·约克的八号机——名字带斯基，看来也就该飞往苏联，那里的男人很多都叫斯基或夫斯基。由于频繁改装造成的疏漏，八号机的两个汽化器装错了位置，导致油量指示表提前报警，飞往中国已绝无可能。约克只好就近飞往海参崴以北40公里处的一个大型机场。人员和设备均毫发无损，这是整个行动中唯一幸存的飞机。

飞机立即被苏联人没收，机组人员也被扣留。苏联人似乎对他们颇为友好——毕竟他们与美国是潜在的盟友，斯大林目前急需美国的援助。约克询问一位看似面善的苏联军官：“可否提供油料？”并说明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第二天早上就飞走，不给主人增添更多麻烦。显然他想得太简单了，八号机意外降落苏联已升级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和外交事件。

八号机降落海参崴的消息，3天后由苏联政府正式通报给美国使馆。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斯坦利——他刚到莫斯科还不到半个月——必须硬着头皮去破解难局。斯大林告诉他：“按照国际法，我们不得不将他们扣押。”让大使稍感欣慰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说：“飞行员在苏联绝对有人身安全，他们将得到很好的照顾。”斯坦利解释说，美国本意并非如此，其余飞机都按命令飞到了中国，这架飞机一定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麻烦才被迫转向苏联的。4月2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向斯坦利抱怨说，此举将导致苏日关系更加复杂。斯坦利再次表示，马歇尔将军对苏联为美国机组成员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感谢，并再次声明“这完全不是故意的”。

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立即向苏联人提出了严正抗议，认为仅仅扣押是绝对不够的。那架飞机刚刚袭击了日本，苏联事实上等于为美国人提供了军事基地，这完全违反了两国之间《中立条约》的规定，并将危及下一步的两国关系。佐藤威胁，“由此所引发的一切后果都由俄国人承担”。

斯大林非常清楚日本人摊子铺得太大，目前暂无能力向西伯利亚发起进攻，因此根本不吃日本人那一套。莫洛托夫宣称：“扣留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一系列外交博弈随之展开，但往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原因，在于双方都有顾忌。苏联人正在西线与德国激战，不愿在远东惹出新的麻烦。日本人更不愿意在离本土如此近的地方树立新敌。一旦苏日爆发战事，东京、大阪、名古屋每天都会面临之前那样的轰炸，日本势必要从前线抽调部队来保卫本土。正因如此，5月7日，佐藤向东京提出了让步建议：“这架轰炸机的机组成员抵得上另一场战争吗？”此事之后就不了了之。日本人继续不停抗议，苏联人也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地一味搪塞。但苏联人始终拒绝将飞行员交给日本人，双方就这样光打雷不下雨地在那里干耗。

对于约克等人来说，他们的遭遇与其说是扣押，倒不如说是按“克里姆林宫的客人”来对待的。几个人喝了苏联人不少伏特加，也吃了不少鱼子酱，这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苏联实属不易。他们先是被“押解”到哈巴罗夫斯克，之后到了古比雪夫。辗转好几个地方之后，美国人来到了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这里距伊朗已经很近。

几个人商量着试图逃走，他们用身上仅有的钱贿赂了一名从事走私活动的阿富汗蛇头，他经常给苏联军官带来国外的食品和黑市货物。5个人口袋里共有300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大黄蜂”号上赢海军的。蛇头开价800美元，最后双方以250美元成交，蛇头答应带美国人偷越边境进入伊朗。

行动看似凶险却异常顺利，1943年5月11日，他们成功逃过边境，进入伊朗马什哈德的英国领事馆。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这些人经印度前往北非再到南美，最后辗转回到美国。战后，副驾驶罗伯特·埃门斯中尉根据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写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客人》一书，顺便又赚了不少稿费。

初看这苏联人水平实在太差劲，5个大活人就这样轻易跑掉啦？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的默许，美国人想要逃脱绝无可能。1944年10月，美国驻苏联大使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一起策划，准备将28名被扣押者从西伯利亚转移到伊朗塔什干。一封绝密电报中的话彻底露了馅儿，“为这些人安排一次类似去年那样的逃跑行动”。战后解密的档案表明，那名蛇头的幕后是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前身。一切表明，美国人的逃跑是苏联人暗中授意并组织的，这样的方法使美国人属于“意外越狱逃脱”，苏联人最多属于看管不严，日本方面也无话可说。

在东京，政府对空袭造成的损失进行了统计：总计112座建筑被摧毁，53座建筑遭到破坏，87名居民死亡，151人重伤，311人轻伤。由杜立特一号机组造成的儿童死亡成为日本大肆宣扬的热门话题。那名四年级学生茂小岛的父亲发表声明，要从军为孩子报仇，不惜因此“以身殉国”。

虽然损失并不很大，却在精神上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冲击，这一爆炸性事件对开战以来一直沉醉于胜利之中的日本人无异于当头棒喝。此后一连几天，日本国民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4月20日，东京再度发布了空袭警报。在21日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上，负责本土防空的有关人员被撤职，陆军省人员也有变动。

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解空袭带来的舆论压力。18日14时，东区指挥部就发表声明：“9架敌机被我方击落，我方损失不大，皇宫并未波及。”为掩盖自己的无能，日本报纸开始大肆宣传损失的轻微，声称美军的空袭是“彻底的失败”，并把杜立特等人描绘成魔鬼的模样，说他们“鬼鬼祟祟进行非人道、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随后日军从被俘飞行员口中得知，空袭行动指挥官杜立特的英文名字是“Doolittle”，与英文“do little”发音相同，因此新闻发言人故作幽默地将这次轰炸讽刺为“成效甚微”，并进一步演化为“一事无成”。

政府在随后发布的公告中故意夸大了伤亡数字，并通过无线电向全世界宣告：“胆怯的袭击者故意避开了重要的军事机构和工业中心，盲目地在郊区投掷燃烧弹，尤其是学校和医院。这些无耻的偷袭者几乎全被我们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落，在场的东京居民高呼万岁！”

4月22日，英文报纸《日本时报》出现了最富戏剧性的评论：“这本是一件不引人注意的小事，大多数东京市民都未意识到这次空袭警报与平时防空演习警报有什么不同。日本空防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事实中表现出来：只有约10架敌机在中午时分突破了我们的警戒线。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通常可以起飞近百架飞机，但仅有10架突入我几乎密不透风的空防，这真是少有的纪录。他们不能靠近任何重要的军事设施，因为我们的防御措施太完美了，因此敌机迫不得已，只能毫无目的地在郊区徘徊，在医院和学校投掷燃烧弹，扫射手无寸铁的平民。”社论最后说：“这次空袭确凿证明，美国现在处于多么绝望的地步，这次空袭纯粹是当政者为了讨好美国的民众，堵住他们的嘴巴，平息他们的批评而已。”《每日新闻》写道：“敌军的袭击一无所获。”宫古当地的报纸宣称：“敌军最终选择了撤退，证明我们的防卫是无懈可击的。”麻薯新闻也嘲笑说：“美军软弱无力的攻击简直就是一出闹剧。”

政府官员开始在媒体上频频放话，表示袭击对日本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曾任驻英大使的重光葵信誓旦旦地宣称：“空袭一点儿都不可怕。跟德国人对伦敦的空袭相比，这次空袭根本不能称为空袭。”新闻发言人堀智友评论说：“事实上，美军轰炸机很轻易就被我们铜墙铁壁般的防御工事吓跑了。”防御指挥部的小林宣布：“单就空袭而言，无论多么猛烈的袭击都不能摧毁一个民族。”不知道3年之后，面对李梅B-29的火烧连营和随后的核弹攻击，这个小林又会说些什么。

日本人也不是光说不练。4月26日——空袭后第八天，在靖国神社的临时大祭上，大本营特地展出了B-25轰炸机的一片机翼和一根起落架管子，这些当然是从中国紧急空运回去的，它们属于法罗的第十六号机。在一株盛开的银杏树上，引人注目地挂着一具美军的降落伞。媒体重点提醒民众注意油箱上“北美航空公司”和降落伞上“加利福尼亚斯威特里克公司”等字样。东京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一首诗：

我们怕什么空袭，

广袤的天空坚如钢铁。

老少挺身的时候已经到来，

我们负有卫国的光荣。

来吧敌机，

哪怕是无数次！

在“大和”号战列舰上，几名少壮派军官反而为美国人的空袭暗自庆幸。“整个东京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首席参谋黑岛龟人说，“这让我们打了个冷战，杜立特空袭对中途岛作战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赞成这一观点的还有渡边安次中佐——之前他曾数次到军令部游说山本的中途岛作战计划，现在再也没人敢站出来反对了。一直积极倡导东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展开决战的渊田美津雄甚至高兴地说：“感谢杜立特中校和他的飞行部队无意中对我们的帮助！”

山本仍然在为天皇的安全忧心忡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持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建立警戒线。4月20日，三和归纳了山本的意图：“美机似乎是从航母上起飞的，要压制敌方这类企图就必须在夏威夷登陆，舍此别无他法。这样登上中途岛就成了先决条件。这正是联合舰队极力主张中途岛作战的根本原因。”

原来对中途岛作战军令部一直颇有微词，在山本以辞职相威胁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现在他们反而主动接受了山本的观点。在4月21日召开的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提出，延期执行攻打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的作战，以便尽快执行中途岛作战计划。原来拒绝派出陆军的参谋本部也一改初衷，愿意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登陆部队，支持海军毫不迟延地将防御圈向东推进至中途岛—阿留申一线。反对声刹那间烟消云散，原来叫得最响的反对者一个个噤若寒蝉。

东京遭遇空袭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大洋彼岸，美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此之前，前线传回的都是些令人沮丧的消息，美国人太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来振奋精神了。这次自己人干脆把炸弹直接扔到了敌人的心脏东京，美国人真是说多解气有多解气。一夜之间，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珍珠港事件以来的全部烦恼。空袭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不约而同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惊人的消息：“美国飞机轰炸了东京，杜立特中校干得漂亮！”

军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阿诺德中将仍在焦急等待着来自远东的消息。他不知道日本人的报道是真是假，果真被击落了9架飞机吗？杜立特他们真的袭击了学校和医院？在得到确切消息之前，军方的做法只能是沉默是金。

对此媒体绝对不会答应。“每个人都想知道，华盛顿方面为什么对轰炸东京始终保持沉默？”《波士顿环球报》出现了这样的大幅标题。《华盛顿邮报》经验略显老到，使出激将法：“美国陆海军都默契地保持着沉默，没有发布任何公告，也没有承诺何时会发出公告。事实说明，华盛顿方面也完全没有确切的消息。”

对此东京也感到纳闷，他们本以为美国人会大肆宣传，并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可是大洋那边到处嚷嚷的只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军方一直悄无声息。得不到确切消息的《旧金山联合报》引用了日本人的一段报道：“我们很期待听到美国对他们行动伤亡的报道，现在看来，损失一定是巨大的。”

国会议员也活跃起来。虽然得不到准确的消息，但他们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纷纷表示“这象征着美军拉开了正式反攻的序幕”。事实上美军现在自顾不暇，离反攻还远着呢。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斯奈德说：“这无疑给美军打了一针强心剂。”“没有什么比得上我们刚刚进行的空袭行动。”亚拉巴马州众议员约瑟夫·希尔说。“这是我们赢得战争的唯一方法，”爱达荷州众议员沃斯·克拉克如此描述道：“所有一切就从在他们头上扔炸弹开始。”

保密工作是空袭行动取得成功的关键。直到空袭前24小时，知道全部行动细节的只有6个人——美国的保密措施由此可见一斑，他们是洛、邓肯、金、阿诺德、杜立特和哈尔西。别说蒋介石和史迪威，就连马歇尔、诺克斯、尼米兹也只知道有这么一项行动。直到飞机从“大黄蜂”号起飞，海军部长诺克斯才被告知有一项针对东京的空袭行动即将开始，总统也只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就在杜立特一行飞抵东京的差不多时间，金才将完整的行动计划详细汇报给罗斯福。

得知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罗斯福表示了不安。当天晚上，他带着埃莉诺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夫妇共进晚餐，当天是后者的结婚纪念日。空袭成功的消息传来时，罗斯福正在和摩根索等人研究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以及下一次炉边谈话的内容。总统显然非常兴奋，之后一整天他都在打电话。和阿诺德担心杜立特一行的安全不同，罗斯福只关心空袭对美国士气的影响。罗斯福清楚现在他必须回答民众一个问题：“那些飞机到底是从哪儿起飞的？”他叫来了撰稿人山姆·罗森曼。

“阁下，您还记得《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吗？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绝妙的永恒之地——香格里拉，它坐落在中国西藏的某个荒凉之处，为何不告诉大家飞机是从那儿起飞的呢？这就是委婉地告诉大家，您并不打算告诉他们飞机真正是从哪儿起飞的。”罗斯福马上喜欢上了这个主意。

4月21日16时10分，白宫的专题新闻发布会显得比以前热闹了许多。开战以来，罗斯福第一次显得无比风光，意气风发的总统对记者的所有提问来者不拒。《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黛维斯小姐是总统多年的老朋友，这位漂亮的金发女郎站起来发问：“请问总统先生，袭击东京的飞机是从哪儿起飞的呢？”

全场静默！这正是大家关心的焦点问题。政治家一般具有出色的表演天赋，只见罗斯福沉吟片刻，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以恍然大悟的神情幽默地回答道：“香格里拉，是那儿！不错，我想肯定是那儿！如果不是这样，漂亮的小姐，您说还能从哪儿呢？”

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同名电影曾获多项奥斯卡大奖。希尔顿在书中为人们描述了这样一种人间仙境，那里景色优美，没有战争和杀戮，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这恰似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谁都清楚那是理想中的天国。大家立即明白了总统的意思，美军轰炸机的起飞地目前仍是机密，不能公示。但他们依然对总统的机智回答报以同声应和：“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原来是那儿！”

“您会去调查日本报道东京袭击的真实性吗？”一位记者继续提问。

“一点儿也不会，”总统大笑道，“我大部分消息还是从日本的报道中听来的。”

“您有香格里拉的邮票吗？”

“当然，”酷爱集邮的罗斯福做出像煞有介事的模样，“那里的喇嘛曾送给我一本特殊的邮册。”

罗斯福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他立即向老哥们儿丘吉尔发去了电报：“正如您从新闻中所了解到的，我们对日本发起了空袭行动。并且我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牵制他们，使他们无法在印度洋派驻太多的大型船只。说实话，今天是我两年战争来最开心的一天。”

后来，罗斯福将新落成的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的总统疗养所命名为“香格里拉”。1953年，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那里起了一个新名字，就是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戴维营”——戴维是艾森豪威尔最疼爱的一个孙子的名字。

陆军部长史汀生起初对“总统青睐的这个计划有些怀疑”，担心这次空袭“不会对日本造成多大损伤，反而会导致他们疯狂的报复”。现在他也承认这次行动在心理上产生的效果“很好”。出于对日本报复行动的担心，史汀生在4月27日召见了马歇尔和阿诺德，认真商谈了日本攻打西海岸的可能性。让人纠结的是，目前那里的防御还存在诸多缺陷，他们暂时很难派出足够的轰炸机前去支援。

战后，虽然空袭东京的飞机从“大黄蜂”号起飞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罗斯福口中的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但寻找“香格里拉”的探险者依然络绎不绝。1971年，马来西亚华人巨富郭鹤年将自己的酒店命名为“香格里拉”，同时买下《消失的地平线》一书的版权，将书免费赠送给所有下榻酒店的客人。

由于希尔顿文中指出这一地点在青藏高原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大家对“香格里拉”一词的争夺。印度、尼泊尔等国纷纷宣称，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就在他们国内的某个地方，以此来招揽更多的游客。中国自然不甘落后，经过长达59年的论证，最终确认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就在中国云南省境内。2001年12月17日，云南滇西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县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记者招待会第二天，阿诺德收到了从重庆转来的杜立特的电报，知道至少有11架飞机有了下落，这证明日本最多击落了5架飞机。阿诺德对此备感欣慰：“所有事实证明，杜立特完成了这次伟大的飞行。”很快驻苏大使斯坦利的电报也来了，有1架飞机意外降落在海参崴，这更说明日本人在吹牛。斯坦利说：“苏联方面暂时还不愿对外公布。”随后马歇尔告诉总统：“显然飞行员（在苏联）不但没有受伤，还被照顾得很好。”

之前逮不到好新闻的美国媒体终于得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东京被轰炸了！横滨被轰炸了！神户被轰炸了！”《华盛顿邮报》热烈庆祝道：“在太平洋战争接连失败之时，这次好消息让美国人民士气大振，欢呼雀跃。”《纽约时报》称：“如果我们成功了一次，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次一次地进行行动，这是在日本帝国心脏重重的一击。”美联社甚至将之称为“珍珠港和巴丹半岛的治愈药”。《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是：“这是我们对日本分期偿付的报复。”

5月5日，杜立特受命离开重庆提前回国。在辗转印度、北非、南美洲两周之后，杜立特于5月18日回到了华盛顿，此时空袭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一辆专车将他直接送往陆军部，在详细听取了杜立特的汇报后，阿诺德中将带他去见了马歇尔上将。杜立特发现“参谋长的心情好得令人惊讶”。

5月19日，杜立特随马歇尔和阿诺德一起访问了白宫，他惊讶地发现夫人乔早已等在那儿了。13时，在一大群叽叽喳喳的记者和摄影师的簇拥下，几个人一起到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就在罗斯福亲手给杜立特佩戴荣誉勋章时，马歇尔大声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嘉奖令：“美国詹姆斯·杜立特陆军准将，卓著的领导能力远超使命的要求，在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表现出个人的英勇和无畏，尽管飞机显然会在敌占区迫降或者在海上坠毁，杜立特将军仍亲自率领由志愿者组成的陆军轰炸机中队，对日本本土进行了突袭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第二天，总统为杜立特佩戴勋章的照片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报纸上甚至出现了这位超级飞行员的长篇传记——这记者真够拼命。《华盛顿邮报》的大幅标题是：“他的人生故事读起来就像惊险小说，可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巴尔的摩太阳报》称：“吉米·杜立特的伟大功绩完全辜负了他的名字（成就甚微）。”“吉米功成身就！”《时代》杂志如此宣告。《纽约时报》说：“只有杰出的飞行员杜立特——他坚决、勇敢而又足智多谋——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新泽西州的一位诗人帕奇·勃朗宁专门为杜立特谱写了诗歌：

世上有一位男子汉，

他无比骄傲，

因为他只为一件事奋斗，

那就是“胜利”。

他的权利和力量，

不仅仅是个传说，

因为他就是伟大的——

吉米·杜立特！

全国无数来信中的一封得到了杜立特的珍藏，这封信写于4月24日。信中说：“我痛恨自己在那么远的距离就把你们赶下航母的行为。但由于被日本人提前发现，我们已经别无选择。我和我的船员都说，应该在你的肩膀上钉上两颗军星，并把荣誉勋章挂在你的脖子上。你把尖刀直接插入了敌人的心脏，你无疑已经创造了历史。”信中最后说：“继续收拾那些可恶的浑蛋吧！”听口气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伙就是哈尔西。

幸运者风光无限的同时，被俘的8名机组成员已被押解到东京，他们被关进了宪兵总部。据战后报告称，在日本的所有武装力量中，宪兵属于最邪恶的部分。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日本人让美国人画出诺顿瞄准器的样子，萨泽故意画得很差劲，但日本人画出了这种瞄准器的准确图形。到这时候，所有人都承认是从航母上起飞的，因为哈尔西此时肯定已经到家喝咖啡了。日本人明白美军舰队只有两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日东丸23”号报告的三艘，那些飞机全部是从“大黄蜂”号起飞的。直到战后，日本人才从美国方面了解到空袭的全部细节。

日本人起草了这些人故意轰炸学校或医院甚至向小学生射击的口供。5月22日，挨不过酷刑的美国人在口供上签了字，随后他们被投进了房桥监狱。

口供被呈送给杉山元，陆军参谋总长对未能击落一架敌机感到羞耻。民众的愤怒无法平息，在4月30日的选举中，一张选票上的情况让人啼笑皆非，杜立特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东条前面。杉山元的处理方法很简单：将8名飞行员集体处决，连日本防空指挥官也要接受审判——后来真有一位负责防空的官员以自杀来谢罪。

杉山元将处决美国人的报告直接提交给天皇，裕仁对此并不认同。报告也同时递交了首相，东条认为空袭行动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不是针对军队，而是针对非战斗人员甚至是小学生，这种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罪行。”但东条不愿将飞行员处死，与他意见一致的还有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木村担心那样做会危及日本在美国的侨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也建议将飞行员以战俘来对待。

8月13日，日本法律专家起草的《关于惩治敌人空军的军事法律》中特意指出，向非军事目标轰炸或射击的飞行员都要被判处死刑。8月28日，在未告知控罪的情况下，日军对8名机组成员进行审判并判处死刑。

随后杉山找到了东条，要求按判决书立即对飞行员执行死刑，东条仍不愿那么做。由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意见相左，10月3日，东条觐见了天皇。商议结果是5个人被减刑，霍尔马克、法罗、斯帕茨将被执行死刑，海特、尼尔森、巴尔、米尔德和萨泽改判终身监禁。他们同时被宣布为战犯，不享受战俘待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交换回国。1942年10月15日16时30分，3名被判死刑的飞行员被卡车拉到上海第一公墓，蒙住双眼后跪成一排执行枪决。

日军处决战俘的卑劣行径使罗斯福义愤填膺，他用“野蛮”“邪恶”“残忍”“杀人不眨眼”等词语来形容这一行为。连一向沉稳内敛的赫尔国务卿也拍案而起，声明“绝不会和一个如此杀掉战俘的国家谈判或媾和”。

被判处终身监禁的5名机组成员随后被送到南京关押。1942年12月2日，受尽虐待的米尔德病死狱中。日本投降之后，其余4人在1945年8月19日重获自由。走出监狱时，他们发现，在威克岛被俘的温菲尔德·坎宁安中校和他们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巴尔的体重从85公斤下降到44公斤，几乎小了整整一圈。同年9月14日，他们返回故土，几个人领到了数千美元的补发工资。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大本营仍在为东京可能再次遭到空袭而忧心忡忡。很显然，中国沿海地区的几处机场对日本存在极大威胁。美军航母的飞机不但可以像上次那样从海上发起攻击并在那里降落，假以时日，他们甚至可以以它们为基地直接起飞陆军轰炸机来轰炸日本。当前第一要务，就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位于浙江和江西的几处机场。

4月30日，大本营陆军部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发布命令：“须尽快开始作战，主要击溃浙江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空军基地，封锁敌人利用该方面基地空袭帝国本土的任何企图。”杉山参谋总长同时做出详细指示：“须以地面兵力攻占的敌空军基地主要为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机场群以及各种附属设施，对其他机场群则尽力由航空部队加以压制或破坏，机场各种军事设施以及主要交通线等要加以彻底破坏。”

这就是日军发起的“浙赣战役”。担任主攻任务的是驻上海日第十三军下属4个师团和1个旅团，助攻的是驻武汉日第十一军的2个师团，合计步兵53个大队、炮兵16个大队。连石井四郎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也参与了此次作战。

5月底，日军分三路发起进攻，6月7日攻占衢州，之后驱使当地民众数万人从事破坏活动。机场及附属建筑、营房全被烧毁，5公里以内高1.7米以上，可以遮蔽人身的树木全被砍伐，跑道被挖出了122条壕沟。浙赣地区的丽水、玉山等机场也被破坏殆尽。这场由于东京遭袭而发起的战役充满了血腥的报复，日军把恶气全部撒在了中国军民身上，浙赣一带许多村庄因曾救护美军飞行员遭遇灭顶之灾，多达25万民众惨遭屠杀。据1943年逃回美国的传教士路易斯·贝雷斯威尔记载，“杜立特和他的同伴们为感激营救者的一片热心，送了一点儿小小的礼物，几个星期后都成为被迫害的证据，导致他们的朋友受刑和被砍头。除非亲眼所见，不然你很难想象日军的残暴”。

在随后发给罗斯福的一封电文中，蒋介石说：“在美国炸弹出其不意地落在东京之后，日本军队袭击了中国沿海地区，那正是大多数美国飞行员降落的地方。这些日军屠杀了该地区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飞虎队”陈纳德上校指出：“（美国）突击队员经过的每一个村庄整个遭到了屠杀，连一个孩子都不剩。中国人为杜立特空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从未因此而抱怨。”《洛杉矶时报》呼吁复仇，“这些杀戮显而易见是出于怯懦和野蛮，这些日本军阀显示了他们的铁石心肠，并提供了重要证据，证明日本民族是非人类的。称其为野兽是对低等动物不公，称其为魔鬼则是对地狱的诽谤”。

飞行员被处决，轰炸机几乎全部坠毁，以及中国人遭到惨无人道的无情杀戮，让一些美国人开始质疑这次空袭的实际价值。联合专栏作家大卫·劳伦斯对此写道：“空袭东京可以被归类为噱头，一个为了心理效果而不是军事价值而设计的，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特技飞行有一定作用，但通常不值得去冒险，除非特技飞行有后续跟进的动作，是可持续军事计划的一部分。”

不单是文人劳伦斯，对空袭颇有微词的大有人在，他们大多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军事将领。除了前面提到的尼米兹和德雷梅尔，连亲自参与行动的斯普鲁恩斯对此也表示了异议，在他眼里这纯属一次精神安慰战而已。对此颇感满意且高声呼号的恰恰是华盛顿的那些政治家，看来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想法还是存在一些明显差异的。

此时日军已经准备在南太平洋发动新的攻势，尼米兹只好以“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两艘航母参加随后的珊瑚海海战。在此期间，夏威夷附近竟然没有美军的一艘航母。如果“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能够参加或至少1艘参加珊瑚海海战，战役结局将大大不同。再者尼米兹认为，现在美军最需要的是时间，等待那无数航母和舰船像下饺子一样从船厂里开出来，目前还仅仅处在擀饺子皮阶段。在实力明显弱于敌人的情况下，过于直接地刺激对手的痛处，势必引起日军的疯狂报复。还好太平洋舰队随后打赢了中途岛海战，如果结果相反的话，空袭东京就将可能被认为是一次冒失的行动。

还有一个似乎与此关系不大的人物对此也深恶痛绝，他就是刚刚逃到澳大利亚、惊魂未定的麦克阿瑟。早在两个月前，麦克阿瑟就强烈要求海军派出航空母舰到菲律宾海域，输送飞机以加强他的空军，当时他被告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空袭东京行动证明了华盛顿的那些大人物都在说谎。在老麦眼中，既然能利用航母运载B-25去轰炸东京，自然也可以用这些力量去增援菲律宾，那里还有数万美菲军部队在绝境中挣扎。堂堂两艘航空母舰不去救援，而去干这种哗众取宠的荒唐事儿，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麦克阿瑟本就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物，他恨屋及乌地连杜立特也恨上了。后来当阿诺德向他推荐西南太平洋战区陆军航空兵司令官人选时，第一个就是杜立特。麦克阿瑟当即严词拒绝而选择了约翰·肯尼少将，其实这与杜立特何干？

回过头来，说空袭东京不具有军事意义同样不妥。空袭过后，大本营从前线抽调4个战斗机大队去加强本土的防御，等于间接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说杜立特空袭诱发了随后的中途岛海战并不准确，选择中途岛作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也好，调整攻击莫尔兹比港“MO作战”的时间表也好，都是大本营早已做过的决定。重要的是，在东京突然遭袭时，日本陆海军惊慌失措，火速调动各部前往拦截追击，慌乱之中产生了大量往来电文，这些电文无疑是针对这一突发事件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人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他们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新截获电文的梳理，已经能够基本破译出日本人的军事密码。这给美军未来在珊瑚海、中途岛乃至今后更远的作战带来了决定性的积极影响。

成功空袭东京使杜立特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军旅生涯从此一帆风顺。1942年9月，杜立特奉命指挥驻北非的美军第十二航空队，1943年被任命为驻地中海第十五航空队司令官，1944年任驻伦敦第八航空队司令官并晋升中将。杜立特由此成为盟军中成功指挥轰炸过三大轴心国首都——东京、柏林、罗马的第一人。1946年5月，杜立特以中将军衔退役，重回壳牌公司担任副总裁。1985年，美国国会和罗纳德·里根总统为表彰他的卓越功绩，特授予他上将军衔。1988年，乔治·布什总统再次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1991年，杜立特出版了关于空袭东京的回忆录《我绝不可能再那么幸运》一书。

参加空袭行动的80人中，有61人在战争中幸存。未能看到战争胜利的19人中，有3人在迫降时牺牲（包括跳伞时坠落悬崖的三号机机枪手法克特），3人被日军杀害，1人病死狱中，另有12人在之后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大黄蜂”号上，杜立特曾对79位同伴许下过一个诺言：“到了重庆，我要给你们举办一场终生难忘的派对。”由于他受命提前回国，这个诺言一直没法兑现，只好暂时停息挂账。到了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15日，这一愿望终于在迈阿密得以实现。从那时开始，每年一次的聚会持续了近70年。

1959年在图森的第十七次聚会中，民间组织向他们捐赠了80只银制高脚酒杯，上边刻着每一位勇士的名字。之后在每次聚会仪式上，健在的成员将齐声念起每一位同伴的名字，举杯缅怀过去一年里辞世的战友。去世战友的酒杯将被倒置过来，显示杯子的主人再也不能用它来喝酒了。健在之时于杯子上方刻名，逝世后则反向在杯子底部刻上名字，这样即使倒置也能一眼看到杯子主人的名字。杜立特贡献了一瓶他出生那年——1896年的轩尼诗白兰地，约定这瓶酒由最后两名存世的飞行员一起开启。

1993年9月27日，96岁的杜立特病逝于加利福尼亚，下葬于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葬礼举行时，美国所有尚能飞行的B-25全部升空以示悼念。

美国人并未忘记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军民。1984年，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郑重提起当年中国人民冒死营救美国飞行员一事，表示衷心感谢。1992年4月18日是杜立特空袭东京五十周年，当年曾营救过美军飞行员的陈慎言、朱学山、曾健培、刘芳桥、赵小宝5位老人应邀前往美国参加庆祝活动。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白宫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当年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空袭以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做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安全返回。杜立特行动虽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这些英雄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做出的伟大功勋，也永远不会忘记为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贡献的中国人。”199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与浙江衢州结为友好城市。

到2013年，80人中仅仅剩下4名队员。他们在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举行了最后一次纪念仪式。历史学家卡罗尔·格兰斯高声念出80人的名字，98岁的迪克·科尔老人——杜立特一号机的副驾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先生们，我郑重提议，向那次行动中牺牲和在那之后辞世的战友敬上一杯酒！”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愿他们安息！”

就在老酒开始书写本章的一个月前，2017年6月26日，空袭行动最后一个亲历者——102岁的科尔离开人世。

谨将本章献给尚未走远的科尔中校。

第六章　最后的堡垒

最大规模的投降

时间到了1942年4月，日军第一阶段作战取得了“辉煌战果”，盟军美、英、荷、澳等部在他们的猛烈攻击下丢城失地，狼狈不堪，日本占领南方资源地带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宝贵石油的战略目标已初步实现。虽然因发起较晚缅甸战事尚未结束，但中英联军节节败退的现实预示着日军攻占缅甸全境指日可待。四面八方飞向东京的都是捷报，接二连三的庆祝活动让日本国民都感觉腻烦了。让人遗憾的是，“万花丛中一点绿”，只有一个地方的战事陷入僵局，那就是美菲军据守的最后堡垒——巴丹和科雷希多。

前期战事不顺的第十四军本已背负着巨大压力，麦克阿瑟的成功出逃使备受东京指责的军司令官本间雅晴颜面尽失。东条再次大发雷霆。从战略全局看，虽然巴丹守军对日军第二阶段作战并不构成任何危险，但由此引发盟军宣传上的策略和精神上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得不引起东京的重视。内阁和大本营一致认为，必须尽快调整菲律宾的作战策略，增派精兵强将重新发起大规模攻势，务必尽早结束菲律宾战事，实现“大东亚共荣”。

东条不愿就此屈尊去找杉山元面谈，他派秘书西浦进去转达自己的想法。西浦专程找到了同学兼好友、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当年两人一起被称为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四期的“三羽乌”，老同学见面好说话。

经过审慎研究后服部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巴丹防御体系最强的一环同时也是最薄弱的一环，就是美军防线中段后边海拔1432米的巴丹山。这座最高峰一旦被日军攻占，美军防线势必全面崩溃。服部认为，首先应该对巴丹山正前方一段三公里长的阵地集中进行炮击和轰炸，然后用步兵发动总攻才能真正打开僵局。作战部作战课是参谋本部最核心的部门，课长自然是总长的心腹。深得总长器重的服部没费多少唇舌，就说动杉山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

计划被迅速电传至马尼拉。“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本间在认真研究后认为，这才是解决巴丹问题的最好办法，唯一的难点在于他现在手头兵力不足。

但这一计划如果由参谋本部直接提出而由第十四军执行，于本间的面子实在挂不住。最好是双方通过会商，由第十四军的参谋部门反向提出比较合理。这样，一个由参谋本部派出的军官代表团很快飞抵菲律宾，代表团团长就是新方案的提出者服部卓四郎。2月8日，代表团与本间的参谋班子举行了战局研讨会议。会后，接替前田正实出任第十四军参谋长的和知鹰二向大本营做了专题汇报：

在一线阵地密林地带，敌军花费很多时间和劳力构筑了纵深堡垒群，各种设施完备，而且将菲律宾国防军六七个师配置在第一线，而美军部署在后方（推测总兵力约4万到5万人），其炮兵约有大炮逾百门（其中包括相当数量150毫米加农炮），利用其储备充足的弹药不分昼夜对我要害阵地进行射击，严重妨碍了我一线和后方部队的行动。敌人还依托马里韦莱斯山脉修筑了环形、放射状的临时公路，轻型火炮、坦克和汽车可以快速自由移动，并利用熟悉地形之有利条件，在兵力本来占优的基础上，在战斗力量的快速机动方面充分发挥着优势。另一方面，关于敌人的持久力问题，目前敌军补给似已陷入相当困难之境地，通过我军强行海上封锁等措施，预期会取得相当效果。鉴于此我军兹决定，忍痛调整目前战斗态势，暂图增强战斗力，为今后再次发起攻击做好准备，同时适应形势演变采取适当措施。

以上报告表明，目前第十四军基本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本间只能采取长期封锁的办法削弱美菲军的力量，同时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东京大本营无奈认可了这份报告，同时决定增兵对巴丹和科雷希多的美菲军实施最后的致命一击。

其他战场进展顺利也为增兵菲律宾创造了有利条件。从2月底开始，随着参谋本部的一道道电令，日军各路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开往菲律宾。由于联合舰队完全取得了菲律宾群岛海域的制海权，所有海上增援行动一路畅通无阻。小小巴丹半岛一时间人声鼎沸，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喧闹。大本营增调的援兵包括：北野宪造中将的第四师团，从2月27日到4月3日陆续到达；第二十一师团步兵指挥官永野龟一郎带领的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2月26日到达；第十八师团第三十五旅团旅团长川口清健的一个联队，4月1日到达；第五师团第九旅团旅团长河村三郎率领的一个联队，4月5日到达。

除了一向被人看不起的第四师团，永野支队是从中国青岛调过来的，河村和川口支队都是刚刚参加过新加坡和加里曼丹岛的作战临时来友情客串的，这些皆为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以上增援兵力合计22000人，人数远远超过了被临时调走的第四十八师团。此外，参谋本部还给第十六师团、第六十五旅团各补充了3500名兵员，这样参加菲律宾扫尾作战的日军超过了50000人。

大量用于攻坚的重炮也陆续从香港、上海等地运往林加延湾，其中包括150毫米榴弹炮25门、150毫米加农炮8门、100毫米加农炮15门、240毫米榴弹炮9门。随着这些重炮来到的还有曾在香港战役中“大显神威”的北岛骥子雄，号称“射击指挥名将”的炮术专家桥本博光。

原来大大削弱的空中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第六十、第六十二两个飞行战队的60架双引擎重型轰炸机受命归属第十四军麾下，使得本间支配的各型战机达到了96架。尽管数字不算很大，但对付巴丹和科雷希多那些毫无空中力量的美菲军还是绰绰有余的。

本间认真总结了第一次攻击受挫的教训，认为主要原因是部队针对特殊地形的作战训练不够充分。攻坚战打响之前，原部队和新到达各部进行了针对坚固野战阵地进行攻击，特别是与炮兵火力配合的突击、密林地带的近战等训练项目。

为了便于大批军用物资和补给的运输，日军集中工兵部队、野战道路队、台湾劳务奉公团、高砂义勇队等力量，全力修好了两条可供汽车行驶的临时道路，并按日本人的习惯将之命名为“地狱坂”和“弁庆坂”——武藏坊弁庆是12世纪日本一个著名人物，往往象征着勇猛和忠诚，大概和中国古代的关公差不多。

为了表示对战役的重视，总攻发起之前，服部再次亲临巴丹现场实施指挥。随服部一起到达菲律宾的，还有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役中声名远扬的第二十五军作战参谋辻政信。这对在诺门坎战役中有过“精彩配合”的黄金搭档再次同时来到了巴丹。

到3月底，日军已基本做好了发起最后总攻的准备。陆续到来的援军使本间再次挺直了腰杆。志在必得的本间在4月2日的日记里如此写道：“我军四个师团已布开阵势，首尾25公里长的阵地上十面旌旗遥遥相望。火炮充足，此次进攻断无不胜之理。”本间清楚，如果这次进攻再告失败，自己也就没脸再回日本了。他估计全部占领巴丹费时不会超过一个月。

相对于日军的厉兵秣马，在巴丹半岛困守的美菲军已濒临绝境。麦克阿瑟成功逃离之后，陆军部任命温赖特为驻菲律宾美军最高指挥官，可职务的晋升丝毫无补半岛日益严峻的不利局势。虽然对守住巴丹并无多少信心，温赖特依然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不利局面下，温赖特只好带领那些已被饥饿、疾病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士兵，蹲守在防线上等待对手致命的最后一击。虽然巴丹和科雷希多总兵员超过90000人，远超日军进攻兵力，但只有27000人被认为还有战斗力，这个战斗力也是大打折扣的。既然连麦克阿瑟已受命逃走，那么援兵注定毫无希望，他们已成为华盛顿拖住敌人的弃子。

温赖特在科雷希多建立了指挥部，陆军部于3月20日晋升他为陆军中将。对于温赖特的新职务及军衔晋升，陆军部事先并未与麦克阿瑟商量，华盛顿觉得麦克阿瑟对此可能不会同意，他仍想在澳大利亚遥控指挥菲律宾战局。

华盛顿的猜测一点儿也没错。麦克阿瑟为此专门致电陆军部，温赖特当司令官还不够格，提出仍由他亲自负责菲律宾的作战指挥。罗斯福向马歇尔明确指出，利用无线电从澳大利亚指挥吕宋岛的作战是不可能的。温赖特可以继续接受麦克阿瑟的指挥，但必须拥有独立的司令部，而且从现在起对他接手的战役，他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决定该怎么打。

对此麦克阿瑟是耿耿于怀。当新上任的温赖特电告华盛顿必须在4月15日前把粮食运到，否则他的部队就会“饿得投降”时，麦克阿瑟反应强烈。他发给马歇尔一封简短的电报：“自我离开那里后，节减粮食的毅力当然就会有所松懈。”他认为那里的粮食至少可以坚持到5月1日。老麦还告诉萨瑟兰等人，“将菲律宾地区的美国军队全部交给温赖特指挥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温赖特去了科雷希多，巴丹守军由爱德华·金少将统一指挥。颇得士兵尊重的金是个谦谦君子，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出身炮兵的他极有才干，发布命令时总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

原来温赖特的第一军由琼斯少将指挥，这个尚有32000人的军负责防守左翼，帕克第二军28000人负责右翼。减员严重的美军菲律宾师作为总预备队部署在他们后边。虽然尚有75毫米野炮150门、76毫米迫击炮3门，但榴弹炮已所剩无几，几乎无任何空中力量，对空监视和通信器材等重要设备极度匮乏。

温赖特继续恳求提供必要援助，现在由麦克阿瑟来接受这一要求了。老麦此时才终于明白，当初华盛顿不向他派出增援的原因。日本海军封锁了通往巴丹的海上通道，即使有物资和兵员也运不过去，只能在夜间用潜艇偶尔送过去一点儿补给，这对于那支庞大的队伍无异于杯水车薪。现在麦克阿瑟只能像当初马歇尔忽悠他那样，去欺骗温赖特和他那些可怜的老部下了。

在科雷希多，守军议论的“一英里长的”救援船队始终未见来到。人们感到原本信赖的麦克阿瑟将军已经抛弃了他们，战壕里无论美国军人还是菲律宾人，到处传诵着战地记者弗兰克·休利特用《共和国战歌》改写的讽刺歌谣：

老麦老麦不窝囊，

做事谨慎不能算胆小，

富兰克林造的金星他得保护好。

四星上将和巴丹的美味一样少，

可知他手下的士兵饿得心发慌。

在马里韦莱斯山前线的散兵坑里，士兵几星期前就吃光了最后一批骡子和驮马。气候环境以及不间断的战斗使他们身上的军服磨损严重，大多数人衣衫褴褛，许多人甚至打着赤脚。除了手中尚有武器，看上去他们和乞丐毫无区别。营养不良带来了疾病蔓延，疟疾成为巴丹的流行病。粮食和药品消耗殆尽，之前为防止疟疾为每位士兵配发了5克奎宁（金鸡纳霜），到3月初已全部用完，患上疟疾的官兵超过35％。到3月底情况进一步恶化，每天都增加1000名新病员，疟疾感染者竟达到75％～80％。吗啡和血浆早已告罄，医护兵和军医想尽办法避免伤兵伤口感染。大部分士兵骨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甚至连枪都举不起来。

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很多人认为他们已经被国家和麦克阿瑟无情地抛弃了，菲律宾士兵与美军士兵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奎松出逃大大打击了菲律宾人的士气，他们原本以为即使前途凶险，总统也会永远和他们在一起，这是他们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念和动力。现在连奎松都跑了，他们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少人拿麦克阿瑟那句名言调侃，一名士兵大声向长官报告：“报告长官，我要上厕所，但是，I shall return。”

于是长官也会回答道：“好的，我也一起去。”然后告诉其他士兵，“你们不能偷懒，因为I shall return，too。”

正像第十四军前参谋长前田正实所言，如果日军照此持续围困下去，用不着战斗，巴丹和科雷希多的美菲军除了投降，只能是自生自灭。

但日军还是希望通过主动进攻拔掉远东盟军最后的堡垒。在攻击正式发起之前，本间曾最后一次规劝温赖特投降。他把劝降书放置于啤酒罐之内，再系以精致的丝带，用飞机投放到科雷希多，劝告温赖特承认“有名誉的败北”。温赖特对劝降自然不会理睬。

1942年4月3日是“耶稣受难日”，在美军阵地上，一大早牧师就开始走访官兵祈祷。这天同样是日本“神武天皇祭”，就是传说中第一代神武天皇驾崩的日子，本间选择这一天采取行动作为对天皇的献礼。这天上午，日军向盘踞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发动了最后攻势。北野宪造的第四师团负责主攻半岛东侧第二军防守的马里韦莱斯山主峰——海拔1432米的巴丹山，奈良晃的第六十五旅团和第二十一师团永野支队负责两翼保护，森冈皋的第十六师团则对西侧的第一军展开策应攻势。

9时，日军150门各式火炮对美菲军阵地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炮火准备。处在第一线的菲律宾部队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的炮火，炮弹就好像一个摞一个在爆炸似的。日军轰炸机也准时赶来助兴，在美菲军阵地上扔下无数炸弹。密集的爆炸使得盟军阵地好像刚被犁过的庄稼地。一些参加过一战的美国老兵甚至回忆起当年德军的炮火。大部分人躲在战壕里捂着耳朵不敢探头，有些实在忍受不住的士兵跳出散兵坑，钻进了附近的茂密丛林。日军随即在那里投下了燃烧弹。一名美军士兵对同伴开玩笑说：“喂，伙计，来根烟！”但他马上不得不去扑灭烧到头上的火苗：“哦，上帝！小鬼子要把我们烧成火鸡！”顷刻之间，数百名逃入丛林的士兵被活活烧死。

15时，日军的地面进攻拉开了序幕，一队队端着刺刀的日军步兵紧跟在隆隆开进的坦克后边，高呼着口号向美军阵地发起了猛攻。

巴丹守军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触即溃，纷纷弃阵而逃。巴丹东部防线瞬间被撕开一个5公里长的大口子。到傍晚才得知消息的帕克少将派出了一支600人的预备队试图封堵缺口，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日第六十五旅团已经开始往美军阵地侧后迂回，第四师团很快控制了毕拉尔-巴卡克公路，菲律宾第二十一、第四十一师只能放弃阵地仓皇败退。

4日10时，日第四师团兵分两路继续攻击前进。傍晚时分，菲律宾第二十一师师长卡宾准将在撤退途中被一路穷追的日军俘虏，被迫放弃阵地的美军炮兵开始炸毁自己的火炮。黄昏时分，日军太阳旗已经插上了巴丹山山顶。

服部登上山顶向下俯瞰，只见各路日军势如破竹，到处追逐败退的美菲军部队。西面是奈良的第六十五旅团，东面日军也已突破美军匆忙中建起的脆弱防线，他在东京制订的作战计划正一步步得到实现，这不能不使服部意气风发，豪情满怀。

美军投入3个团的预备队展开反攻，但兵败如山倒，如此兵力根本无力挽回颓势。永野支队沿东海岸推进到美军防线之后6公里，之前彪悍的菲律宾第二十六骑兵团——由于马匹全当粮食吃了，他们已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步兵——奉命向永野支队侧翼发起进攻，但在日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无功而返，至此美军第二道防线右翼全线崩溃。通往半岛南部的小径和土路上，到处都是溃败的美国和菲律宾士兵。日军坦克和步兵在后面紧紧追赶，战斗机毫无顾忌地向下俯冲，用机枪扫射逃散的人群。总指挥帕克少将只好被溃兵簇拥着一路后撤。

金少将下令左翼的美军士兵发起反攻，以解右翼燃眉之急。然而能够跳出战壕发起冲锋的士兵寥寥无几，他们大多数又病又饿，走起路来都踉踉跄跄，左翼的反击注定毫无结果。

远在墨尔本的麦克阿瑟时刻关注着巴丹战局，并一直与温赖特保持着密切联系。现在，他手里拿着温赖特发来的电报，对金少将在战场报告中所称“形势危在旦夕，饥饿的部队已无法再坚守”等字眼非常气愤。他立即给温赖特发去电报，命令巴丹守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投降。如果食物不够，可以发起一次反攻从敌人手中夺取——当初他在时怎么不那么干呢？“当补给情况变得不堪设想的时候，你们不能考虑投降，必须进攻！”老麦还在电报中附上了一份他亲自拟订的进攻计划，最后他强调，如果不得已放弃防线的话，也要争取给日军以最大的杀伤，之后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

在参谋长萨瑟兰去发这份电报时，麦克阿瑟又给马歇尔撰写了一封电文，请求允许他立刻返回巴丹，亲自指挥部队向本间发起反击——老酒估计作秀的成分大于勇敢，他现在就是想回也回不去，华盛顿自然不会答应他的请求。

4月7日23时30分，按照麦克阿瑟的旨意，心慌意乱的温赖特在马林塔隧道中打电话给金，令他派琼斯的第一军向北进攻。金把命令转达给琼斯，后者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任何进攻的命令都是荒谬的，不可能的。”

身居前线的金冷静判断反攻的确不可能，只好无奈地告诉琼斯：“那就把进攻的事忘了吧。”他知道琼斯是对的，再打下去只能增添无谓的伤亡。目前巴丹防线在日军攻击下已支离破碎，到处都是溃散的败兵。东侧第二军已经崩溃，西侧第一军也岌岌可危。他的战线已被日军分割，两翼都没有赖以发起反攻的兵力。无法保持完整建制的士兵成了散兵游勇，纷纷涌向半岛最南端——小小的马里韦莱斯港，试图挤上开往科雷希多那为数不多的几艘破船。

正如金在报告中所说：“短短两天之内，一支军队消失得无影无踪。”8日黄昏时分，金设在马里韦莱斯山上的司令部被日军炮火摧毁，他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即将来临。守军奉命炸毁弹药库，剧烈的爆炸像地震一样地动山摇。“空中烟尘遮天，碎片横飞，爆炸声使人胆战心惊，”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医绝望地写道，“爆炸愈演愈烈，大石巨砾和人的肢体被掀到空中，抛进海里，击沉港口的小船，打伤周围的居民。”

金向温赖特发出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我们再也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了。”午夜时分，他召集了司令部所有人员，告诉大家“继续抵抗下去已无任何希望”，没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金决定率巴丹守军向日本人投降。他并未将这一决定电告温赖特，不想让他因此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将来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话，他宁愿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他金，而不是温赖特。

温文尔雅的金少将认为，只要放下武器，就能保住他手下7万多名将士的生命，后来事实证明他太天真了。他的投降是美军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让手无寸铁的盟军士兵受尽了非人的侮辱和折磨，有将近1万人在前往战俘营的途中被日本人像踩蚂蚁一样残忍地杀死或折磨至死。

9日凌晨2时许，金的电话铃响了，是琼斯从第一军打过来的。两人还未通话，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金临时指挥所的门被炸塌了，沙石飞落而下。四周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把仲夜的天空映照得血一般通红。

“大声点，奈德，出了什么事？”琼斯喊道。

“弹药库被炸掉了。”金镇静地回答。

“该死，我在这里都能感到地在动，一定是地震了。”

“我很不愿意告诉你，霍纳斯，我将在早晨6点钟宣布投降。”金身边的几个参谋已泣不成声，金让琼斯全线打出白旗，把大炮和机枪统统毁掉。

“我看你也没有别的法子了。”琼斯沮丧地回答道。

4个小时后，马林塔隧道里的值班军官向温赖特报告，金已投降。“告诉他不要那么做！”温赖特喊道，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不能这样干！不能这样干！”震惊万分的温赖特要求金重新考虑他的决定，然而一切都太迟了。镇定下来的温赖特向麦克阿瑟发出了一份电报：“今晨6时，在未通知我也未得到我同意的情况下，金将军向日军司令官打出了白旗。闻此消息时，我本人不能同意，下指示不得投降。但为时已晚，行动业已采取。”

9日清晨6时，整个巴丹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美菲军的阵地上到处飘起白色的降旗。9时，金穿上他最后一身干净的制服，带着副官艾基尔·蒂斯德尔少校和韦德·科思伦少校——他后来死于日军战俘营——前去洽谈投降。

一辆插着白旗的吉普车载着金少将越过满目疮痍的防线，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在一名日军军官带他们去拉茅实验农场的路上，金忽然想起，1865年，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投降也是这一天——4月9日。他想起了李在投降仪式将要举行时说的一句话：“现在除了去见格兰特将军，已没有什么事可做了。虽然就我本人而论，我宁死千次也不愿投降。”他理解李将军因放下武器而蒙受的奇耻大辱，但李投降的对象是同胞，他却是向美国人一贯看不起的小鬼子投降。

几个人很快到了位于实验农场的第二十一师团永野支队司令部。对于美军的投降请求，永野少将称没有权限，必须向本间军司令官报告。十几分钟之后，第十四军作战参谋中山源夫坐着一辆闪闪发亮的凯迪拉克黑色轿车到了现场。中山通过译员问金：“请问你是不是温赖特将军？”

“不，我是爱德华·金少将，美军巴丹部队司令官。”

中山对此感到不解，让金去把温赖特找来，如果他不出面，日军就不能接受投降。金说目前自己无法与温赖特取得联系：“我手下的部队已经不再是作战单位，我希望能够停止无谓的流血。”

“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如果不是全军投降的话，则不必谈其他条件。”

“我们的部队能否得到良好的待遇？”

“我们不是野蛮人。你是否愿意无条件投降？”

金点了点头。日本人让金交出佩刀，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具重要含义的举动。金解释说军刀遗忘在马尼拉了。作为替代品，他把随身佩戴的“柯尔特”手枪掏出来，放在面前的桌子上。金非常清楚，放下手枪的一刻，他已经被耻辱地写进了美国的历史。他的手下有75000人。这是美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投降。

在协商投降的过程中，金一再请求日方停止无谓的流血，优待放下武器的将士，按国际法对待战俘。对此，中山不无讽刺地说：“我们的文明程度一点儿不比你们西方人低。”天真的金表示，如果日军需要运送战俘，美军有足够的汽车、司机和燃油。在决定投降之后，金下令销毁了大部分武器和装备，却有意把200辆汽车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还特意留下了两座油库。他这样做就是打算一旦投降，日本人有足够的车辆来运送战俘。

日军根本不会听从一个投降美军将领的意见，一名日军参谋鄙夷地告诉金：“请注意你现在的身份，不要对帝国皇军指手画脚。关于如何运送战俘，本间将军自有他喜欢的方式。”后来在通往战俘营的路上，不但普通士兵没有车坐，连金本人也必须徒步走向那里。

4月9日，温赖特在科雷希多听到，“可怕的寂静”笼罩了整个巴丹。“战场上如果有什么比爆炸带来的震颤和战士的嘶吼更糟糕的……那就是沉默和死寂。”在随后发给总统的电报中，温赖特试图表现出乐观，“我们的旗帜仍然在科雷希多的堡垒上高高飘扬”。但肯定不会持续多久，这点温赖特清楚，日本人清楚，罗斯福肯定也清楚。只有麦克阿瑟不清楚，但他是心里清楚，嘴上装糊涂。

巴丹失守加重了罗斯福的压力，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撤退和失败。《旧金山纪事报》对此评论道：“巴丹半岛的失利是一声号角，告诉我们只有进攻才会赢。”《纽约时报》立即随声附和：“进攻不仅更符合我们的风格，也是伤亡最小的通向胜利与和平的道路。”可惜，温赖特和他的弟兄们已经没有力量去发动进攻了。

巴丹失守让温赖特压力骤增，但随后总统的一封回电使他稍感宽慰，罗斯福指示温赖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最好的结果。“我对你的英勇行为和你在这个最艰难的任务中的表现表示钦佩，”总统说，“鉴于你军无法左右的情况，我修改之前给你的命令，保证你具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我对你在危机形势下做出正确决定的智慧充满信心。”

对巴丹守军的最终投降，麦克阿瑟早有预料。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他还是无比沮丧和震惊。在墨尔本，麦克阿瑟取消了当天所有预约，独自在办公室来回踱了几个小时。最后他表情严肃、热泪盈眶地坐在桌前，为巴丹守军写下了悼词。第二天，他强打精神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对巴丹守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巴丹部队湮灭了，一如它必然怀有的意愿，它抱着明灭不定、微乎其微的希望一直战斗到最后。从无一支军队以如此贫乏的条件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也没有任何磨难能与最后时刻的煎熬与痛苦相比。对为阵亡者哭泣的母亲，我只能说，拿撒勒人耶稣的牺牲和荣光已经降临于她们的儿子，上帝将收他们于自己的怀抱。”

巴丹死亡行军

巴丹的美菲军放下了武器。金少将和他的弟兄们天真地认为，他们的苦难到此为止，实际上更加残酷的遭遇正等待着他们。从巴丹南端的马里韦莱斯到克拉克机场北部的奥唐奈战俘营有长达121.6公里的路程。俘虏中的许多人倒毙在那段苦难的行军之中，这段历程后来被称作“巴丹死亡行军”，与南京大屠杀、泰缅死亡公路并称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的三大暴行。

本间曾旅居西方多年，虽然打仗不怎么样，但还算略微有点儿人性。他起初估计可以抓到25000名俘虏。根据这一预计数字，本间责成第十四军兵站负责人河根良贤少将制订了一个战俘运送计划。河根把全部行动分成两个阶段，并在日军发动进攻10天之前把计划提交给本间审批。

行动第一阶段的责任人是高津利光，负责把俘虏带到巴丹半岛中部的巴兰加。在半岛南端马里韦莱斯的俘虏只要走不到30公里就能到那里，这点路程对于军人来说不算难事，一天就可以轻松走完，所以既不需要车辆也不必发放当天的口粮，俘虏自带的干粮就够吃了。

第二阶段从巴兰加到奥唐奈战俘营由河根亲自负责。这一阶段又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从巴兰加到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约57.6公里，能使用的最多不到200辆卡车，河根考虑这些卡车来回多跑几趟大概就可以了。从圣费尔南多到卡帕斯的21公里可以坐火车，俘虏从卡帕斯步行到他们的新家——奥唐奈战俘营只有不到13公里的路程，对于军人来说，这实在不算多大的困难。

河根向本间解释说，俘虏的口粮将与日军士兵一样。在巴兰加和圣费尔南多途中将建立几所野战医院，沿途每隔几公里都会设一些医疗站、急救站或休息站，以备不时之需。

本间认为河根的准备非常充分，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计划。可悲的是，这个计划是在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制订的，金少将的部队早已被饥饿和疟疾折磨得虚弱不堪，他们根本没有一点儿干粮，最重要的是俘虏人数多达75000人，其中有12000名美国人，是本间原来估计人数的整整3倍。

灾难很快就降临在战俘头上。幸存者拉塞尔·格罗科特在传记《一千二百天》中如此写道：“投降命令下达之后，所有人都挤成一团，等待着厄运的降临，有些人竟然当着日本人的面哭了起来，其中有美国人，也有菲律宾人。”日本人开始搜刮战俘身上的财物，手表、水壶、钱夹、戒指等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被洗劫一空。

一个日军士兵走到二等兵列斯特·坦尼面前，伸出两个手指表示要抽烟，坦尼摇头表示没烟。这个日本兵举起枪托砸向了坦尼脸部，他的鼻子被打破，颧骨部位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满脸是血。日本兵得意地大笑起来，接着走向另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军士兵给了他一支烟，他抬手将整包烟都抢了过去，然后和其他日本兵拿枪托和竹竿殴打这名美国兵，直到他倒地不动为止。

虽然巴丹已经攻克，但科雷希多仍然在美国人手中。日本人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俘虏赶出巴丹，为下一步作战腾开场地。在马里韦莱斯，俘虏每300人一组开始上路。日军还要留下充足的兵力去进攻科雷希多，并没有多少人看管这些俘虏，有的组根本没有卫兵押送，有卫兵也不过三四人。日本兵的头刚到美军俘虏的肩膀，身上的军衣也破破烂烂，但他们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

战俘队伍的转移由于缺乏看管变得杂乱无序，通向北方弯弯曲曲的道路上混乱不堪，汽车、马匹充斥着道路，烧坏了的卡车、炮架和步枪等装备散乱地抛弃在路旁的壕沟里。俘虏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了金少将原来的司令部，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第二医院。当时医院的露天病房里传播着日本人将释放所有菲律宾俘虏的谣言。医生到病房去，告诉菲律宾人，那些传言都是胡说八道，可看守医院的日军士兵却怂恿伤员逃跑。很显然，如果这些人跑了，他们就会省很多事。得到默许的5000名伤兵一瘸一拐，挣扎着逃入了尘土飞扬的小路，路边的壕沟到处可见死难者的尸体和濒临死亡的人。

不单是部队，难民队伍也大得惊人，足足超过26000人。之前很多人因惧怕炮火逃入了丛林。美菲军放下武器之后，难民开始哆哆嗦嗦地走出深山，庞大的俘虏和难民队伍一望无际。

不少难民倒毙在路旁，他们中很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个个瘦骨嶙峋，“看起来好像说句话就会骨折似的”，这还不带已经因疾病和饥饿死在山里的。难民队伍中的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可怜的婴儿，婴儿的皮肤是绿色的，他的母亲早已挤不出一滴乳汁了。不知道孩子是否还活着，他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了。

俘虏沿巴丹半岛的东海岸向北走着。左边是挺拔的巴丹山，高高的山峰跟往常一样云雾缭绕。右边是蔚蓝色的马尼拉湾，静谧的海面美丽如昔。几个月来，美、日两军繁忙的运输给所有树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此时，往北走的俘虏正和向南前往攻击科雷希多的日军相向而行，日军的榴弹炮、坦克、载运军火和给养的车辆绵延不断，沿途扬起呛人的尘土。车上的日本兵嘲笑那些擦肩而过的俘虏，不断有人用长竹竿捅掉俘虏的帽子或头盔。偶尔也会有个别日本兵阻止这种玩笑，对俘虏表示歉意。一次，一个日本军官急步走过去拥抱了一位美军坦克指挥官，原来他们是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日本人的态度好坏不定。这一卡车的日军会把食品扔给俘虏，下一卡车的日军则会用棍子向他们劈头盖脸地打去。一个日本兵突然向一个走在队列外边的战俘扔出了套索，被套住脖子的战俘仆倒在地，锋利的石块划得他鲜血淋漓，在被拖出100多米后他才终于挣开了套索，用手和膝盖支撑着慢慢爬起来。

俘虏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越往北走，情况越糟。第一天的暴虐行为是自发性的，后来逐渐演变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前文提到，杀戮成性的辻政信已经从新加坡到了菲律宾，这对俘虏来说无疑是最可怕的消息。在新加坡，辻政信曾亲自参与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数以万计的华人被他以支持重庆政府的名义残忍杀害。

有“战神”之称的辻政信在日本陆军中有着众多粉丝，新加坡战役的辉煌胜利为他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环。本间正忙着攻打科雷希多，辻政信背着他召集了第十四军参谋部里几个对他无比钦佩的军官，辻说：“大东亚战争是种族之间的战争，为了天皇的胜利和腾出我们得胜的士兵转用于其他战场，在菲律宾抓到的俘虏一律处决。处决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是白人殖民者，必须统统毙掉。那些为虎作伥的菲律宾人更应该杀掉，他们背叛了亚洲民族，是美国人忠实的走狗。”

第六十五旅团的一名参谋按照辻政信的指示给第一四一联队联队长今井武夫打去了电话：“把俘虏全部杀了，凡是投降的统统杀掉。”

“这种命令怎么能服从？”今井要求出具一份书面命令。

那个参谋告诉今井，这是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今井说，除非有书面命令，否则不能从命，说完就挂掉了电话。今井拒绝执行命令的理由是那样做“违背武士道精神”。不仅如此，他竟然下令联队参谋释放管辖下的所有俘虏，并在释放时指点他们逃出巴丹的道路。1000多名俘虏被放走了，今井想如果将来有人追究他放掉俘虏的责任，就抵赖说是他们自己逃跑的。

今井甚至有点儿羡慕那些战俘，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巴丹战役中投降的数万名美菲军俘虏就在我们的前后，朝着北方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他们只穿着一身衣服，挎着饭盒、水壶等必需品。而我们背负着行囊，肩抗步枪，全身装备近20公斤。看到他们的轻装和自由行动，不能不说其实心里挺羡慕的。”

一支新到的守备部队司令官生田寅雄少将也接到了处决俘虏的命令，是由邻近一个师团的参谋口头传达给他的，强调这是大本营的命令。与今井一样，生田和参谋长神保信彦中佐都不相信这道命令来自东京。那位师团参谋说，他们已经开始杀掉俘虏了，劝生田还是执行命令为好，少生事端。生田和今井一样讨要处决俘虏的书面命令，那名参谋自然无法出具。

为了防止俘虏寻隙逃跑，夜间睡觉时，他们被日军看守强令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异常困难。尽管耳边蚊虫嗡声不绝，但疲惫不堪的马克·沃尔弗尔德上尉还是睡着了。睡梦中，他突然被身后士兵的一阵蹬腿给踢醒了，上尉嘟囔着叫他别动，但臭味越来越浓。他睁眼一看，自己的脸正贴着一堆肮脏的破布。他跳了起来，借着明亮的月光一看，原来那破布竟是那人的裤子，上面沾满了血和粪便。“该死的浑蛋！”他骂了起来，“起来！”那人一动不动，沃尔弗尔德把他拖到过道上，原来那是一具尸体。几个日本兵用拳头猛击上尉，沃尔弗尔德倒在地上。他几次爬起来，很快再次被打翻，跌跌撞撞地倒在其他俘虏身上。沃尔弗尔德举起双手示意投降，并指了指那个已死的美国兵。他打着手势，要求允许他把那个美国兵拖出去。就连这具骨瘦如柴的尸体，他也拖不动，也没人帮忙，最后他连拖带拉，总算把尸体弄了出去。

上尉获准到附近的小河里洗掉身上的脏物。在爬回自己的位置后，他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身旁的人。他为自己骂了那位死去的同伴感到内疚。他让大家躺着尽量别出声，免得日本人再来找麻烦。

河根原来打算让俘虏用一天时间走到巴兰加，但有些俘虏走了3天还没到达目的地。每走一公里，日军卫兵的怒气就增加一分，行为也就越发残暴。骄阳似火，城镇之间的距离又长，沿途没有树荫可以遮挡烈日。俘虏汗流浃背，尘土厚厚地沾在身上、脸上，连胡子都变成了灰白色。一名日军战地记者如此描述他见到的美军战俘——“一群来自傲慢民族、却不得不接受大日本帝国军人蔑视的人。当我看到他们时，能感到他们只是一群混血杂种的后代，其尊严早已荡然无存，而我们的军人看起来是那么英俊潇洒，我为自己身为日本人而骄傲自豪。”

到4月12日早晨，巴兰加到处都是彷徨的俘虏和厉声吆喝的日本看守。俘虏不断从两个方向流向巴兰加，一股是从马里韦莱斯来的，一股来自西面琼斯少将第一军的部队。俘虏人数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本来打算给他们开第一顿饭，但人太多了，食物无法平均分配。很少人分到了米饭、盐和水，更多的人连一粒米也没见到。

河根原定用卡车将俘虏从巴兰加运往圣费尔南多，但现在汽车明显不够，大多数人必须步行。超过两位数的美国将军必须破天荒地步行走向战俘营。

琼斯少将也不例外，他带着一队俘虏，走到巴兰加北面13公里的奥拉尼已是后半夜。他们被驱赶进一片四周围上了铁丝网的稻田。几百名染上痢疾的战俘随地便溺，臭气熏天，满地都是爬着蛆虫的大粪。最多只能容纳500人的地方，日本人硬逼着2000多人挤在那里。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一群群蚊虫缠着人不放。日本人让战俘挖出一个大坑作为临时厕所，上千人轮流大小便，粪坑很快就溢满了。几个体弱的战俘在解手时不幸掉入粪坑。翌日黎明，同伴在粪坑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早上的饭食是米粥，俘虏吃得干干净净。下一站到卢巴奥有26公里路程。放在平时根本不算什么，但烈日下的路程好像增加了一倍还多。待遇的好坏要看运气，这一批押送兵可能允许俘虏隔段时间在树荫下休息片刻，从路旁的井里喝点水，那一拨押送兵则可能把百姓送到路边的水罐一脚踢翻，罚俘虏在烈日下站立一小时。饥饿难耐的俘虏不时看见，路旁堆放着一些牌子熟悉的美国食品，但那不属于他们，只会让他们的饥饿感更加强烈。

比饥饿更难忍耐的是口渴。巴丹半岛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但日本人故意不让他们喝。一次经过一个水塘，两头水牛正在里边打滚，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苍蝇在上面飞舞，扑面而来的恶臭让人作呕。一个胆大的菲律宾士兵跑到日军士兵面前，用手语请示是否可以到那里喝一点儿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表示同意。立即有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污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人能听懂。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队伍。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日本军官在战俘队列周边转来转去，随后命令日本兵检查所有俘虏的制服，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被拉出来在路边站成一排，之后他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

路边的沟渠和河塘里，到处可见因曝晒肿胀膨大的尸体，乌鸦把尸体啄得皮开肉绽，引来成群的绿头苍蝇。有几十具尸体被砍去了头，阿兰·斯托维尔中校一路数着，当数到第二十七具时他对自己说：“不能再数了！”再往前走时，他把眼睛直盯着前面，再也不敢回头或往两边看。

威廉·迪易斯中校看到，一位走不动的菲律宾士兵被日军士兵拿刺刀戳穿了胃，在滚烫的尘土里翻滚抽搐。倒下去就意味着死亡，一些人想上前把他扶起来，但被日军制止了。大家只能互相鼓励着，艰难地走下去，因体力不支倒在路旁的人，很快被跟在后边的“清洁队”清洁掉了，噼噼啪啪的枪声不时响起。

列斯特·坦尼远远看见一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他举着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热身练习做完之后，这名日本军官将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美军战俘刹那间身首异处。这个军官把战俘的躯干踢倒，所有日军士兵都开心大笑着走了。坦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日本人竟然将砍头当作他们的娱乐方式。

托尼·阿基诺中尉——就是腰里绑着乒乓球游泳到科雷希多，去向奎松告美国人状的那个青年人，他在路上既不能休息也喝不到水。到巴丹以来，他的体重减轻了20公斤，可双腿肿得很粗。他前面的一个美军俘虏摇摇晃晃跌倒在地上，一个日本兵上前不停地踢他的胸部。那个俘虏挣扎着想爬起来，向日本兵伸手哀求，后者从容地把刺刀对准了他的脖子，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这还不够，那名日本兵又在尸身上狠狠地补了几刀，旁边的阿基诺等人惊呆了。在他没看见的一片开阔地上，日军像训练刺杀一样一口气挑死了300多名菲律宾俘虏。一位历史学家后来说：“使用战俘和平民练刺刀和其他种种残忍行为，让东南亚人民深刻领教了武士道精神的最新含义。”

一个叫汉克的美军俘虏滑倒在路边的灌木丛中，他试图挣扎着站起来，可虚弱的身体已使他力不从心。几个日本兵朝汉克跑过去，一人用刺刀恶狠狠地朝他身体上连扎了四五刀。鲜血不断从汉克的上衣里流出来，他挣扎着重新回到队伍，可没过多久就因失血过多再次倒下。这一次他被日本兵直接开枪射杀。汉克的死给了战俘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为了能够坚持活下去，在行军中千万不能停下脚步，那是死亡的先兆，除非你想“永远休息”。解决大小便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拉在裤子里。

在一支战俘队伍里，40多名美军战俘勇敢地选择了逃跑，他们跳下路边的悬崖准备从海上逃生。日军立即举枪射击，他们中绝大多数被打死在水里。几个跳上沙滩的战俘被日军残忍地用沙子活埋。一个挣扎着向海里跑的战俘引起了日军的兴趣，他们用刺刀在他身上乱刺，强迫他加速爬行，还将汽油泼在他的脚上点火取乐。看到火中挣扎嘶叫的战俘，旁边的一大群日本兵狂笑不止。更多的汽油被浇上去，直到那名战俘被活活烧死在沙滩上，那些日军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在北面的一个休息点，罗伊·卡斯尔贝里下士看见两个平民挖了一个坑，把一个昏迷不醒的美军上尉放进坑里。不料这个上尉突然拼命挣扎起来，企图逃离为他挖下的坟墓。一名日本兵命令两个菲律宾人用铁锹打，并举枪示意违反命令就打死他们，两人才带着痛苦的神情把那名上尉打倒在坑里活埋了。卡斯尔贝里看见上尉的一只手还伸在外边，软弱、绝望地向空中乱抓，最后慢慢停了下来。

终于离开了巴丹，战俘开始朝东面的卢巴奥方向走。有些人实在渴得无法忍受，便冒着生命危险溜进路旁的地里用甘蔗解渴，胆小的只能在后面争着捡起同伴扔下的嚼过的甘蔗渣。大部分人已不能小便，能小便的人撒尿时也痛苦异常，尿道像被烙铁烧着似的。即便如此，能把尿排泄出来还是让他们感到说不出的痛快。

卢巴奥只有3万人口，街道两旁站满了淌着眼泪的百姓。他们想把手中的食物扔给俘虏，立即被暴戾的日军用枪托赶开。

在城的尽头，日军把俘虏赶入一座铁皮盖顶的房子，那里原先是一座碾米厂。厂房里挤了足足几千人，只有一个水龙头。其余的人被圈在厂外，也只有一个水龙头。在这里，虐杀行为已变成家常便饭，俘虏被日本兵随意活活打死。日军将战俘作为靶子让新兵刺杀以练胆，一名新兵在长官逼迫下一口气刺杀了15名战俘。

到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只剩下15公里路程，却是其中最艰难的一段。被坦克、卡车轧裂了的柏油路面被烈日烤得软软的，俘虏早已磨起了泡的光脚板犹如在火炭上行走。到了市郊，他们从左右两行卡车中间经过，车上的日本兵拿着棍子挨个儿敲打步履蹒跚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进入城内，从吕宋岛各处赶来的百姓忙着从行列里寻找自己的亲人，看到瘦骨嶙峋的战俘队伍走过来时，人群中瞬间哭声四起。

河根的计划在这里得到了部分实现。俘虏分到了一些食物和水，日本人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他们吃，那些参加攻击科雷希多的日军士兵都吃不饱，他们一贯的做法是“从敌军手中抢夺补给”，他们还觊觎着能在马里韦莱斯抢到美国人的罐头呢。

战俘随后被关进一些临时集中营。阿基诺中尉被关在一家破旧的醋厂里。筋疲力尽的他倒在一张破席上就睡着了。后来他被叫醒，带进了一座日军兵营，他看到父亲和一个日军大佐站在那里，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阿基诺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个日军大佐用英语说，这个人是宪兵队长。他对小阿基诺说，“你可以回家了，对你们这一路的遭遇我表示歉意，请原谅。”

那个日军大佐离开后，老阿基诺告诉儿子，自己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菲奸”，是奎松总统命令他和劳雷尔假装与日本人合作的。现在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与日本人周旋，让更多的菲律宾战俘活着回家。“爸爸，要快一点儿，我们的人正在像苍蝇一样死去。”

战俘被装进了一些破旧的有盖货车，每一节车厢都塞进去100多人。患痢疾的人控制不住，只能在车厢里大便，有些人呕吐，但也只能吐在别人身上。火车跑得很慢，车内的臭味令人无法忍受。拥挤使得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仍然笔直地站立着。沿途经停了几个小站，这时他们才能稍稍松口气。一些稍显善良的看守会将车门打开，倾泻而入的新鲜空气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仙露。车门一开，往往会有一些菲律宾人向车上递水和食物，原来不太瞧得起菲律宾人的美国人也开始懂得他们的善良了。

火车终于到了卡帕斯，俘虏陆续开始下车，那些早已死去的人终于倒了下来。有些人能跳下火车，有些人只能挪到门边，然后慢慢滑下去。在走完最后13公里没有树荫的土路之后，俘虏终于来到了奥唐奈战俘营，看守把他们赶进大门，大门两边的塔楼上架着机枪。俘虏在烈日下坐了一个小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他用恶毒的口吻通过译员向大家宣布，美国是他最痛恨的敌人，即使再花上100年，日本人也要狠狠地去揍美国人。

在被转移了几座战俘营后，列斯特·坦尼最后在三井财阀的三池煤矿充当了3年多的奴隶劳工，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战后，他成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荣誉终身教授，是美国财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是美国巴丹—科雷希多老兵协会会长。他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向世人介绍了日军在巴丹犯下的罪行并多次向日本要求赔偿。

在第一批俘虏被关进奥唐奈战俘营两天之后，《马尼拉论坛报》第一次刊登了行军的照片和日本人授意撰写的一篇报道：“4月9日，在巴丹前线投降的战俘已途经圣费尔南多、邦班牙等地到了长期收容他们的集中营。要描写他们进入集中营前一路上的可悲情景是不愉快的，因此本文不打算详谈。”

那些愤怒的幸存者认为，这次充满杀戮的死亡行军是日本人特意设下的毒计，不过这场残暴行动似乎并不是事先策划的。也有极少数运气不错的人，他们坐着卡车从巴兰加到圣费尔南多，路上没吃多少苦头。步行者有一些人也吃上了饭，没有遭到虐待。然而大部分人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在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人眼中，1929年制定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他们认为投降是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因受伤或在不省人事时被对手俘虏，那将成为终身的耻辱，也就是所谓的“生不如死”。他们愿为天皇战死，那样会为家人带来荣誉，灵魂也会得到拯救。东条在任陆军大臣时颁布的《战阵训》中这样描述：“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日本军人手册上这样写着：“必须牢记，被俘一则有辱于皇军，二则连累父母家族，因此永远无颜见人。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因此，他们视战俘像奴隶一样下贱，他们像奴隶主一样任意处置这些俘虏，随意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

此外，豺狼参谋辻政信拿着本不存在的鸡毛当令箭的做法，也是造成俘虏大面积死亡的一大原因。在日本军人眼中，大本营的命令至高无上，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尽管那只是口头的命令。像生田和今井那样要求出示正式命令的人寥寥无几。

号召对白人和他们在有色人种中的“帮凶”复仇的绝不只辻政信一人。《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在4月2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公开附和辻政信对战俘绝不心慈手软的命令：“他们（盟军）在为一项他们深知是徒劳无益的事业中丧失了性命，未死者投降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在所有战役中，他们始终表现出极端的自私，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他们当作普通战俘来对待。他们违反了神的训诫，他们的失败罪有应得，对他们发慈悲就是延长战争。在战场上他们向来不择手段，我们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迟疑是没有必要的，犯罪者必须予以扫除。”辻政信处决俘虏的假命令，不过是往干柴堆里扔下了一个点燃的火把而已。

即使到了战后，仍有很多日本人对此矢口否认。日本战史专家伊藤正德公开叫嚣，如果任由战俘留在巴丹半岛，从科雷希多飞来的炸弹或者疟疾可能让他们全部丧命。伊藤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巴丹死亡行军”，而应更名为“巴丹生存行军之旅”。

除安排参谋人员向下假传命令，辻政信还亲自教唆第十六师团参谋长渡边三郎大佐，任意射击那些行进中的战俘。本间并不知道辻政信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参谋长和知鹰二也是战后才知晓此事。此时本间正一心一意盘算着如何进攻科雷希多，两个月后，他才知道死于行军途中的美菲军士兵比死在战场上的还多。最后活着抵达奥唐奈战俘营的只有54000人，不过有许多人在途中跑掉了，尤其是那些菲律宾士兵，一旦混入平民中就很难发现，谁也无法统计最后确切的死亡数字。据估计，在行军途中死亡人数在7000名到10000名之间，其中约2330名是美国人。那些活着的人又有许多在战俘营里因虐待和饥饿致死。

最初外界对发生在巴丹的这场暴行一无所知。几个月后，三名美军战俘在菲律宾游击队的帮助下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几经辗转来到了澳大利亚。麦克阿瑟亲自接见了这三个从死亡线上侥幸逃生的士兵，才了解到那次悲惨至极的“死亡行军”，以及监禁幸存者的战俘营里随后发生的种种暴行。

麦克阿瑟立即向新闻界散发了三名士兵的报告和他本人的声明：“对于这种野蛮残酷对待战俘的行为，令我感到无法形容的痛恨。这种行为违反了最神圣的军人荣誉，并且将永久玷污日本军人的信条，任何其他交战国都不会贬低这种荣誉。我的神圣职责，是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残暴的行为加以严惩。使我深感荣幸的是，我曾率领过这些以寡敌众、为光荣事业而勇敢作战的士兵。”

麦克阿瑟为此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并发誓报仇雪恨，巴丹从此成为他寝食不忘的心灵圣地，重返巴丹成为他一切行动的终极目标。他把自己的“吉恩”号专机改称“巴丹”号，司令部代号也更名为“巴丹”，同时下令所有参谋人员必须用“这是巴丹”来回答所有电讯。后来当他在布纳取得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时，麦克阿瑟只说了一句话：“今晚，那些在巴丹阵亡的官兵可以安息了！”

对于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美国并未大肆渲染。华盛顿考虑一旦那些悲惨的故事被民众得知，势必群情激愤，他们会要求政府立即派出重兵向日本人复仇，这势必影响盟军“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一直到了战争后期的1944年1月27日，美国政府才发表公开声明，告知民众日军在菲律宾犯下了“巴丹死亡行军”的残酷暴行。

参谋长马歇尔在声明中指出：“对无助的受害者施以残暴的报复行为，表明日本自蛮荒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是浅薄的。我们正式告知日本军界、政界乃至日本人民，日本的民族未来，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具有摒弃其原始野蛮本能的能力。”

黎明前的黑暗

唇亡齿寒，用这一成语形容巴丹陷落之后的科雷希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两者之间仅仅隔着3公里的狭窄海峡，巴丹失守让完全丧失了防御屏障的科雷希多直接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此时缅甸战事已接近尾声，英军撤退到印缅边界的英帕尔，而中国远征军也已撤回云南，盟军在远东只剩下科雷希多这座最后的堡垒。连同毗邻的三个小岛，温赖特手中尚有15000名士兵。

本间当然不会给美菲军残部以喘息之机，进攻科雷希多的作战计划早于4月17日已经制订。指导方针是：“综合发挥炮兵、飞行部队威力，各部队紧密配合，首先在科雷希多岛尾部急袭登陆，站稳脚步后再在岛头部登陆，两面夹击一举攻占该岛。”

此时日军下一步攻占孤岛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书呆子本间还试图采取欺骗战术去蒙蔽对手。日第十四军司令部对外高调宣布，对科雷希多“只限于封锁炮击，不打算在短期内予以攻占”。别说中将温赖特，这样蹩脚的谎言连预备役中尉老酒都不信。

与金少将在巴丹的境况不同，罗斯福之前曾严令温赖特必须死守到底，但就在巴丹守军放下武器的4月9日，总统再次发来电报，授权温赖特“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自主做出任何决定”。

从巴丹失守那一天起，仅仅6.9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科雷希多就成为日军飞机和大炮集中攻击的唯一目标。参与空中打击的有陆军60架重型轰炸机和海军24架陆基轰炸机，它们每天都会光顾三四次，赏赐给美菲军无数炸弹，总攻发起之前甚至增加了夜间轰炸。从14日开始，日军地面炮火开始猛轰科雷希多岛。

对蹲守在海滩防御工事散兵坑中的13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来说，他们就“好像住在靶子的中心”。倾盆大雨昼夜不停，刚刚修好的海滩工事迅疾被冲毁。空中的飞机打不着，温赖特下令地面炮火实施反击，双方隔着狭窄的海峡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日军在马里韦莱斯集结了一个观测中队和气球侦察中队，加上有飞机的空中支援，可以随时校正射击诸元，因此炮击更加准确。美军只有依靠岛上最高观测点提供的数据结合地图进行校正，反击炮火的准确性大大低于日军，无法对敌人构成真正威胁，只能壮壮声势。

炮战进行到第五天也就是4月19日，日军的一发炮弹彻底改变了战局。在炮术权威桥本亲自指挥下，日军一发240毫米炮弹准确击中了美军加农炮炮台下的弹药库，引发的剧烈爆炸将炮台彻底摧毁，连附近的美军士兵都被震得耳鼻出血，许多人被埋在了土堆里。重达13吨的加农炮身被凌空炸起，远远落在距炮台136米的地方。浓烈的黑烟冲天而起，远处的人们都以为岛上的火山爆发了。专家不愧是专家，经桥本详细测算，击中美军弹药库的是240毫米炮发出的第二百六十三发炮弹，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美军在炮战中渐渐不支。24日，日军炮火摧毁了飘扬在美军兵营上方的一面星条旗。一名美军士兵顶着密集的炮火迅速爬上旗杆，挂上了一面崭新的旗帜。这被双方的宣传工具恰如其分地采用，日本后来据此拍摄了电影《射下那面旗帜》，美国则大肆吹捧那名英勇的美军士兵。战场之外的宣传战愈演愈烈，美国媒体丝毫不顾温赖特的窘境，仍在长篇累牍地吹嘘：“尽管新加坡和巴丹已经陷落，但温赖特将军坚守的科雷希多要塞依然固若金汤！”连英国人都笑了。

29日，炮战进入高潮。为了向裕仁41岁的生日献礼，日军150门重炮开始向美军滩头阵地实施密集轰炸，爆炸卷起的滚滚尘烟使得海中的小岛若隐若现。炮击整整持续了5个小时，日军一口气发射出3600发炮弹。天上日军的飞机也来凑热闹，美军高射炮进行了零星还击，但未能取得任何效果。

4月30日深夜，两架美国海军卡塔琳娜水上飞机悄悄靠岸，接走了50多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医院女护士。5月3日晚上，“星鱼”号潜艇再次接走了25人，其中13名女护士，他们是岛上最后撤走的一批人。温赖特中将安慰那位潜艇艇长：“他们只有打过来才能接近我们，不然他们是无法接近我们的。”他清楚这很可能是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最后告别。

随后温赖特致电麦克阿瑟，淡水已不足五天之用，形势变得危急，“敌人进攻之成功与失败，完全取决于海岸防卫部队是否坚毅。鉴于目前的士气，我估计我们击退敌人攻击的可能性不到50％。按照您的要求，我非常坦率和诚实地向您报告我对局势的悲观看法”。第二天，温赖特又给马歇尔拍发了一封电报：“依我看来，敌人随时可能向科雷希多发动最后的进攻。”

激烈的炮战仍在持续，但美军的抵抗越来越弱。到5月3日，美军阵地上只剩下两门大炮还能叫响了。

马林塔隧道中的温赖特尴尬地接到了总统的嘉奖令，罗斯福在电令中说：“你和你忠实的将士已成为我们作战目标的象征和我们胜利的保证。”对温赖特来说，这些语言还不如给他来片面包更加实惠一点儿。

绝望的时刻即将来临。从4日开始，日军连续向科雷希多倾泻了16000发炮弹。滩头防御工事全部被毁，官兵伤亡600多人，供水设施也被日军炮火破坏。

其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诺门坎战役光荣负伤下了火线的盛厚殿下——天皇裕仁的亲女婿——看到巴丹炮战打得煞是热闹，心里痒痒，便以皇族成员要争先报国为由几次申请到巴丹前线为国民做出表率。参谋本部左右为难，不同意则得罪天皇女婿，同意了又怕出现诺门坎那样的意外，杉山为此伤透了脑筋。

后来有人想出了一着妙棋，现在先不让去，等前线大局已定时再让驸马爷上阵。这样一来减少了风险，二来还可以让殿下到前线镀金，为将来的晋升捞足本钱。这样在科雷希多炮战接近尾声时，抵达前线的盛厚殿下被分进了炮兵司令部，最终果真平安无事。日本媒体当然不会忘记对此再大肆吹嘘一番。

5月5日傍晚，本间亲临巴丹南端的拉马奥港，为即将实施登陆作战的2000个官兵壮行。由于缺乏足够的登陆艇，第一次登陆只能派出这么多人。作为第二梯队的步兵第三十七联队和其他增援部队只能在次日晚上11时30分再次强渡。

午夜时分，以第六十一步兵联队、第七坦克联队和两个山炮中队为骨干的左翼登陆部队终于下水了。马尼拉湾入口处水流湍急，导致日军登陆艇偏离岛屿末端的预定登陆点数千米之多，他们遭到美军两门75毫米炮的准确打击，超过半数的船只尚未靠岸就被击沉，一些士兵趁势跳入水中泅渡，却被身上几十公斤重的作战装备拖入海底。上岸之前日军就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兵力。

冒着美军的枪炮，第六十一联队联队长佐藤源八带领800个士兵强行踏上了陆地，擅长夜战的日军迅速控制了岛屿东端，占领了美军炮兵阵地。随后增樱喜率领坦克第七联队一部和山炮中队顺利登岛，集中兵力攻击扼守马林塔隧道入口处那座高地的脊背。由于通信不畅，人数上占优的美军无法及时在必要之处集结起足够兵力。

滩头阵地一片狼藉，温赖特所在的马林塔隧道同样混乱不堪。每遇轰炸鼓风机就不得不暂时关闭，躲藏了近万人的隧道里空气污浊，到处都是蟑螂和苍蝇，饥饿、营养不良和疟疾在不断消磨人们生存的斗志，许多人因此患上了神经性错乱——一种被称作“坑道综合征”的怪病。要想到外边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当然可以，但必须冒随时被炮火击中的危险。

6日清晨，6时，一个由500名海员、陆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一个暂编营——他们一个个都衣衫褴褛——在威廉斯少校带领下，向日军占领的炮兵阵地发起了最后反击。他们像耗子一样从一个弹坑爬到另一个弹坑，凭着背水一战的决心，美军的决死冲锋竟然使日军措手不及，不得不暂时向两翼撤退。这些未经多少训练的美军士兵竟然夺回了之前丢失的阵地。

但那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10时，日军3辆坦克登岛，坦克以及巴丹炮火的定点轰击很快摧垮了这道防线，日军立即向垒着沙袋的马林塔隧道入口逼近，局面已经不可收拾。

温赖特很快得知，日军前锋距离隧道东门已经不到1600米。有消息显示很快将另有几批日军登陆，他们正在坦克的带领下向隧道步步逼近。担任阻击的美国陆战四团伤亡惨重，只能且战且退。

温赖特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情景——无数坦克开进隧道，对那些伤兵疯狂扫射，血肉横飞。日军一旦攻入隧道，数千赤手空拳的伤员将面临血腥的屠杀。6日10时30分，当日军推进到距离隧道东口只有最后几十米时，温赖特知道停战的时刻到了，只有投降才能保全大部分人的生命。为了把投降范围局限于马尼拉湾内的四个小岛，温赖特下令电告驻棉兰老岛的夏普，尚在美军手中的所有区域均由他负责指挥。

在捣毁无线电设备、烧毁密码本之前，绝望的温赖特向罗斯福发出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

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哀伤地，但是问心无愧地低首向阁下报告。今天我必须为马尼拉这几个要塞岛屿安排投降条件。人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而这个限度早已超过多时了。既然已无被解救的希望，我认为结束无谓的流血牺牲是我对祖国和我英勇将士的责任。

如果您同意的话，总统先生，请告诉国民，我的将士们和我本人已经做到了作为军人所可能做到的一切，我们坚持了美国和美国军人最优秀的传统。

愿上帝祝福您，保佑您，引导您和全国走向最后胜利！

我即将怀着十分哀伤但仍为我英勇部下感到骄傲的心情去会见日军指挥官。

再见了，总统先生。

“一切都完了，每个人都像婴儿一样在叫喊，”电报员欧文·斯特罗宾流着泪拍发这封电报，“我知道被捕鼠器逮住了的耗子正等着人来干掉它的时候是个什么滋味。”几分钟后，他拍发了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家庭地址，并请求华盛顿的电报员转告他的母亲：“将我的情况告诉我妈妈，告诉她，我无愧于祖国和母亲。”

温赖特命令路易斯·毕比准将广播一份预先准备好的投降书，随后向前线指挥官发布了最后命令：“告诉日本人，我们将在正午时分停火。”中午12时，悬挂在科雷希多最高处的星条旗降了下来，随之升起了一面白旗。

岛上美军的枪炮沉默了，日本人的炮击仍未完全停止。在隧道西口，士兵看到了悲伤的一幕，温赖特将军手中拿着一面用白色床单制作的白旗，步履蹒跚地走了出来。一些伤兵挣扎着站起来向司令官敬礼。一些人走上前去，或握握他的手或拍拍他的肩。“没什么，将军，”一名军官行完军礼后对中将说，“我们都知道，您已经尽了全力了。”

温赖特并未立即动身，他需要时间平复复杂的情绪。2个小时后，他带着5名军官坐上了一辆雪佛兰轿车，朝着东面的丹佛山驶去，一群日本人在半山腰等着他们。一名日军中尉傲慢地说：“投降必须包括菲律宾群岛的所有美菲军。”

“我不想与你讨论投降条件，”温赖特说，“带我去见你的上级军官。”

前来接洽的仍是第十四军作战参谋中山源夫。温赖特告诉他，自己愿意向日军交出马尼拉湾的4个小岛。中山怒气冲冲地回答，本间将军有明确指示，只有温赖特答应他指挥的所有部队都放下武器，才能把他带到巴丹去举行投降仪式。

本间未曾料到科雷希多的美菲军这么快就放下武器。之前他接到报告说，头天晚上有31艘登陆船被击沉，他预感对科雷希多的攻击可能归于失败，因为只剩下21艘船了，无法派出更多的援军，这回可能要再次丢脸。恰在此时，一名参谋旋风般冲进司令部，告诉本间科雷希多的美军已挂出了白旗。大喜过望的本间如释重负，立即电告中山不必再按之前的命令执行，立刻把温赖特等人带到巴丹来。

16时，佝偻着瘦削身躯的温赖特沉重地踏上了巴丹的土地。两辆汽车把美国人带到了一所蓝色的小房子内，温赖特像帕西瓦尔几个月前那样静候受降者的到来。在南面的马尼拉湾，爆炸声依然清晰可闻，证明那里的战斗尚未完全结束。日本人给温赖特等人喝了些冷水，并叫他们站成一排给记者拍照。

一个小时之后，一辆凯迪拉克轿车开了过来，最后说了算的本间终于出现了。美军投降让几个月来郁闷无比的本间兴致很高，他精神抖擞地走到美国人面前，对温赖特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本间说：“你们想必很疲乏了！”此时他感到有点儿美中不足，如果现在站在对面的是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那该多好！——司马懿跑了，这里现在只剩下张郃。

温赖特对本间的问候表示感谢，众人围着一张长桌坐了下来。温赖特把一份投降书递过去，上面写明他代表马尼拉湾的四个小岛——科雷希多、休斯堡、德拉姆和弗兰克——投降。有过多年驻英、驻印使馆武官经历的本间英语一级棒，但为了让幕僚了解过程，同时显示自己的身份，他还是叫翻译又读了一遍。本间面无表情，他说只有菲律宾群岛全部美军投降他才能接受。

“比萨扬群岛和棉兰老岛的部队并不归我指挥，”温赖特解释说，“他们归夏普将军指挥，夏普只听麦克阿瑟将军的。”

本间的脸逐渐变得通红，他认为温赖特耍滑头故意欺骗他。他让翻译告诉温赖特，之前日军已经截获了一份来自华盛顿的电报，确认温赖特为菲律宾群岛美军全体部队的指挥官。

温赖特仍然坚持无权指挥夏普。本间显然被激怒了，他用两只拳头一起猛敲桌子，转身征求参谋长和知的意见：“怎么办？”和知也认为温赖特在撒谎。本间似乎下定了决心：“既然如此，我们不能谈判，你回去咱们继续打下去好了。”他让翻译向美国人强调，他只能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谈判，那就是菲律宾群岛全体部队的指挥官。“既然你不是最高指挥官，我看我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说完，本间站起身，做出要离开的样子。

温赖特的随从慌忙喊了声“等一等”，6个美国人匆匆凑到一边商量。温赖特脸色苍白，转身向本间表态：“鉴于在菲律宾继续流血已无任何必要，我甘愿冒战后遭到我国政府严厉谴责的危险，承担菲律宾群岛全体美军指挥官的责任。”

盛怒未消的本间仍然怀疑温赖特的诚意，他冷冷地叫温赖特回科雷希多再做考虑。“如果你觉得投降妥当，那就去找我们在科雷希多的联队长投降，他会带你到马尼拉来见我。这次会见到此结束，再见。”本间转身朝他的凯迪拉克走去。

愤怒和屈辱使得温赖特几乎要将嘴里的香烟咬碎：“你们现在要我们怎么样？”他问参谋中山。

“我把你们送回科雷希多，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中山幸灾乐祸地答道。

这场紧张激烈的谈话全部通过翻译进行，现场的那名翻译显然水平不高，在场的人除了本间能完全领会双方意图并故意刁难，还有一个人对整个过程非常清楚，他就是在美国犹他州长大的新闻记者宇野一磨，精通两国语言的宇野对美国人充满了同情。他告诉中山：“美国人已经愿意代表整个菲律宾投降了。”

中山表示他可以陪温赖特一起回科雷希多：“明天上午第一件事是你再去找本间将军，带一份新的投降书，还要保证与菲律宾的其他美军保持联系。”

回到科雷希多的温赖特见到了第六十一联队联队长佐藤，日军已完全占领马林塔隧道，准备扫清岛上残余部队。为保证10000多人免遭日军屠杀，当晚，温赖特在一份接受日军全部要求的投降书上签了字。之后他全身发软，筋疲力尽。

温赖特的耻辱尚未结束。7日上午，他叫来作战参谋杰西·特莱威克上校，让他代表自己乘坐日本人的飞机到棉兰老岛向夏普面交一封书信，信上他告诉夏普：“你应该照办，应该——重复一遍——应该带领你指挥下的所有部队向日本人投降。你应该明白，出于我本人无法控制的原因，我不得不做出这一决定。”温赖特授权特莱威克，在夏普拒绝执行命令时逮捕他。

当天下午，温赖特和5名军官被送往巴丹。天黑时，他们坐上汽车，走上了去往马尼拉的艰难旅程。23时，他们到达KZRH电台大楼，日军宣传队的加纳久道曾在纽约和新泽西上过学，他接待了温赖特等人，还给他们端来了水果。

讲稿已经事先拟好。将近午夜，脸色蜡黄的温赖特强忍住眼泪，开始用沙哑的声音对着麦克风讲话。他下令夏普和他的部队投降：“你将这封信全文，连同将由特莱威克上校带给你的指示一并电告麦克阿瑟将军。但是我强调，你绝不可将这些指示置之不理。对这些指示若不全部地、诚实地加以贯彻，只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他似乎再也念不下去了，菲律宾籍广播员马赛拉·维克多·杨停止了广播，其时是5月8日凌晨0时20分。加纳将心力交瘁的温赖特和随从带到了另一个房间，为他们斟上了几杯威士忌酒。

听到广播的夏普一头雾水。头天他刚接到温赖特移交指挥权的电报，现在他又下令自己放下武器。夏普只好请示麦克阿瑟。老麦打电报给华盛顿，声称“对所谓温赖特广播讲话完全不相信”，并在4时50分给夏普回电：“温赖特将军发出的命令无效。如有可能，可将你的部队分成小股进行游击战。事态紧急，你当然有全权按情况需要做出任何决定。尽量与我保持联络。你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指挥官，我为你的功绩感到骄傲。”

这封含糊不清的电报等于将决定权交给了夏普，他决定等温赖特的使者来了再说。两天后，特莱威克到了。在读了温赖特的信件之后，夏普觉得已无可选择。如果自己不放下武器，日本人将处决所有的战俘。夏普下令“马上停止对日军的一切军事行动”，他将自己决定执行温赖特命令的决定打电报告诉给麦克阿瑟，说明那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5月10日、18日、24日，驻棉兰老岛、班乃岛、莱特岛的美菲军陆续投降。一些人害怕遭到虐待，带着武器走入丛林，变成了游击队员。菲律宾终于完全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今后，日军从荷属东印度掠夺的石油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其他资源，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运回日本了。

华盛顿的马歇尔接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顷接夏普将军报告，云温赖特将军在7日、8日夜间两次在广播中宣布自己重又掌握菲律宾全体部队的指挥权，并命令所有部队投降，甚至对投降办法做出了详细指示。我认为温赖特已暂时精神失常，以致授敌可乘之机。”马歇尔清楚，阻止菲律宾全境的投降已来不及。

因为未能为菲律宾守军提供必要的援助，马歇尔对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温赖特充满了同情。他向罗斯福提议授予温赖特国会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逆境之中防守巴丹和科雷希多的功绩。对此坚决反对的依然是麦克阿瑟，他称温赖特管理部队的能力极差，科雷希多没有做最后的努力，最不能原谅的是他下令全菲律宾的部队投降。麦克阿瑟提出当时日本人的势力主要在城市，乡村还保有相当自由，温赖特的投降令给各地的“游击运动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他的表现根本不配获此殊荣，对贡献比他大的人也不公平。这件事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战后，杜鲁门总统才为温赖特补发了勋章。

“科雷希多已不需我再发表过多评论，”麦克阿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自己精心准备的赞颂稿，“它自己已经在枪口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它在敌人的墓碑上题写了自己的墓志铭。但是，透过它那最后一枪散发的硝烟，我仿佛总能看到那些坚强不屈、面容憔悴、苍白的士兵的形象，他们仍然无所畏惧。”

幸运的是，最后投降的科雷希多部队并未步巴丹守军的后尘。他们乘船到马尼拉，然后坐卡车直接到达甲万那端战俘营，迎接他们的是皮鞭和无尽的苦役。

温赖特和英军的帕西瓦尔、希斯，荷兰的塔尔帕顿一样，成为日军战俘营中军衔最高的俘虏。他先后辗转过6座战俘营，最初在菲律宾，后来转到台湾。1944年，温赖特和其他一些盟军被俘高级将领被秘密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在那里，他们不仅吃不饱饭，还经常遭受殴打，直到1945年8月16日被苏联红军解救。温赖特一直对自己的投降行为心存愧疚，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战后回到美国时，民众却给了他英雄般的赞誉。

作为菲律宾的征服者，本间的麻烦并不少。胜利来之不易，原本计划50天完成的任务最后竟用了整整半年，本间完全没了为胜利庆功的心情。东京对他的不满一如既往，除了战役拖得太长，还在于本间对菲律宾人的管理过于宽松。受西方思想影响，本间下令禁止日军烧杀奸淫，要求大家视菲律宾人为朋友，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本间说“这是谨守天皇要求教化东南亚的圣谕”。

这些做法让那个纯粹的军人——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为不悦。尽管对山下也不满意，但寺内对山下在占领地采取的高压政策还是首肯的。更让寺内恼怒的是，本间竟然认为之前美国人对菲律宾的管理很民主，日本对菲律宾的管理应该更加完善，更加开明，这在寺内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

后来到马尼拉视察的杉山元对此也大为不满，他严厉斥责本间道：“菲律宾的军事统治太宽松了。”随后他去了新加坡，对山下执行的高压政策大加赞赏：“‘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各国首都都应向新加坡学习。”

麻烦不仅来自上层，本间的政策受到了下层军官的普遍抵制。菲律宾战役打得窝囊，间接降低了本间的威信。寺内向东京历数本间的罪状，嗜杀成性的辻政信也唆使他的手下暗地对菲律宾人采取疯狂的报复行动，以本间的名义下达的追杀令陆续发出。

5月10日，攻占比萨扬群岛的川口清健找到本间，指责他不应下令处死菲律宾首席大法官何塞·阿巴德·圣多斯。圣多斯和儿子在4月9日被川口的手下抓到，表示愿意配合日军的一切行动。鉴于他在菲律宾人中威望很高，川口向马尼拉建议让他在傀儡政府任职。司令部很快答复：此人罪大恶极，立即处决。

马尼拉一名叫犬塚的参谋随后赶到，监督川口对圣多斯父子执行死刑。川口告诉圣多斯：“我保证保护你的儿子，请不用担心。”随后圣多斯被带到了附近的椰林，他刚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枪声响了。

听川口说圣多斯已被处决，本间也蒙了，他非常敬重圣多斯，也知道他对日本人友好。他记得曾批准过川口那份要求宽大处理圣多斯的报告，并让军行政官林义秀关照此事。“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我深感遗憾。”川口第二天遇到了林，他们曾经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川口对同学表示了不满，但林反驳说，处决圣多斯是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川口追问下命令的人是谁，林支支吾吾地说：“是辻。”

川口私自放走圣多斯儿子的行为等于为自己留下了活路。战后接受审判时，川口仅仅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而林则被判终身监禁。

还有人遭遇了圣多斯类似的经历。参议员曼努埃尔·罗哈斯·阿库纳在棉兰老岛被俘，之前他曾担任麦克阿瑟和奎松的联络官。马尼拉很快来了电报，命令占领军司令生田寅雄少将立即秘密处决罗哈斯。这封电报是以本间名义发出的，由林和另外三名参谋盖章。

当初在巴丹，生田曾拒绝在没有书面命令的情况下处决战俘。虽然这次有书面命令，但生田还是下不去手，他把事情推给参谋长神保信彦中佐去办。天主教徒神保在将罗哈斯和一名省长押往刑场时内心非常苦恼。去刑场的路程足有一个小时，途中那个省长不断哀求饶命，说自己不是军人只是行政官员，历来对日本人非常友好，应该与罗哈斯区别对待。罗哈斯不但未生气，还轻松地拍了拍那个省长的肩膀，“你看这茉莉花，”他指着路边一簇簇雅致的白花——茉莉花是菲律宾国花——问道：“它们真美，是吗？”

罗哈斯视死亡如草芥的高雅风度再次打动了神保，他决定不顾一切留下他的性命。对此生田深表赞同，两人一起偷偷将罗哈斯藏了起来。很快马尼拉来人了，要按“越权”将神保交由军事法庭制裁。

神保到马尼拉去找本间，司令官不在，他只好找参谋长。和知不相信本间会签署这样的命令，他曾经对处决圣多斯一事发过脾气。神保将司令部的书面处决令拿了出来。

和知立即找到了林，林正和四名参谋开会，几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干了假传命令的事。和知叫来了神保，他把那份盖章的处决令放在了桌子上，几名参谋这才承认盖过章，当时只不过“没有多加考虑”。随后，本间对生田和神保的做法大加赞赏，他随即下令取消处决罗哈斯的命令。

此后不久，本间就被解除了职务。和山下奉文一样，回到东京后，他也未按驻外司令官归国的惯例去觐见天皇，还很快被打入预备役。日本毫无赢得战争的希望，本间之后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等死，因为他打败了麦克阿瑟，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麦克阿瑟说了算，而他是睚眦必报的。况且本间的罪行死三回都不够，即使不是他直接下的命令，作为第十四军司令官，他必须为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埋单。本间必须为此去死，这点毫无疑问。

说句题外话。那个被生田和神保释放的罗哈斯也非常人。他后来得以在劳雷尔的傀儡政府中担任要职，负责替日军征集大米等军需物资。1944年12月，美军收复菲律宾后，得到麦克阿瑟庇护的罗哈斯并未受到追究，还当选为参议员和参议院院长。1946年4月，他成为菲律宾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46年8月，当得知救命恩人神保仍被关押在中国华北某地等候审判时，罗哈斯特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求对神保进行赦免。怎么说也算是盟国的一把手，这点儿面子蒋介石还是要给的。1947年，神保获释回国，也算善恶有报。

1942年5月7日，菲律宾战场最后一支顽强抵抗的盟军部队放下了武器。在经历了151天饥饿、疾病的摧残和悲壮激烈的战斗之后，远东最后的堡垒科雷希多沦陷敌手，日军全部占领了菲律宾群岛，日本人朝思暮想的“大东亚共荣圈”初具雏形，其对外侵略扩张达到了顶峰。

但那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就在温赖特和弟兄们去往战俘营的同时，1942年5月8日，在澳州大陆东面那个世界最大的海——珊瑚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航母之间的生死对决已隆重上演，日军势如破竹的疯狂进攻第一次得到遏制！

天，就要亮了。